08月25日 後佔中第25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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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賡武：大學應由教師學者治校 校外人意見不同可商量 不可干涉
在1986至1995年間擔任香港大學校長的王賡武以電郵回覆本報查詢時指出，世界上最好的大學，均由教師、學者們治校，這也是辦現代大學的重要原則。（資料圖片）
【明報專訊】香港大學匿名捐款風波早前完成調查，審核報告已交由中央管理小組（Senior Management Team，SMT）跟進，據了解校委會今日將討論SMT對事件作出的跟進行動，但涉捐款風波人士現暫未收到通知。有指副校長任命受外界干預，港大前校長王賡武以電郵回覆本報查詢時稱，他認為現代辦大學最重要的原則是讓教師、學者們治校，全球最好的大學皆如此，負責行政的人及校外人則支援校內活動，若有不同意見，可商量，但不可干涉。
今議捐款審核報告跟進
校委會主席梁智鴻沒正面回應是否認同教師、學者治校，他指校委會的組成是根據2003年「與時並進」報告書的建議作出，發表報告的檢討小組由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前校長賴能（John Niland）領導，成員包括哈佛大學前校長胡德泰及時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
梁智鴻指每名校委均以信託人身分出任委員，以大學的最大利益為依歸，參與校委會會工作；港大致力捍衛其獨立自主。本報早前以電郵向John Niland查詢對校委會組成看法，至截稿前未獲回覆。
王賡武：校外人應盡力支援幫助
王賡武於1986至1995年期間擔任港大校長，現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東亞研究所主席，本報以電郵向王賡武了解他是否認同「等埋首副」、對現時校委會內校外人士佔多數及特首任校監的看法等，他沒正面回覆，只表示「世界最好的大學，都是因他們讓教師、學者治校，負責行政的人及校外人盡力支助（支援幫助）校內活動，有不同意見，可以商量，但不會干涉」，否則學問很難進步，更難有新的知識和發明。
莫家豪：增校外人士為全球趨勢
本報翻查泰晤士高等教育2014/15年排行榜世界前5位的院校，當中牛津和劍橋大學的管治機構，校內人士佔多數；美國的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哈佛及史丹福大學，管治機構則以校外人士居多（見表）。
增校外人無阻學者治校
嶺南大學副校長、比較教育政策學者莫家豪指出，私立大學靠捐款營運，故管治架構需有不同領域的人才幫助籌款，還可為學生提供更多實習機會，近年全球主流趨勢也是增加校外人士的比例，但管治機構多為校外人也無阻「學者治校」，因管治機構主要負責院校發展的大方向，具體營運及學術研究則由教職員組成的教務會（senate）等決定。
本報亦透過電郵聯絡曾任本港資助院校校監、現任牛津大學校監的前港督彭定康，查詢其對港大副校遴選風波及特首是否應兼任校監的看法。彭定康沒正面回應，只說在自由社會中學術獨立很重要，香港各大學面對全球競爭，能保持卓越的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大學可維持自主。
港大於2003年成立獨立小組檢討其管治架構，改組後校委會成員減少，但其校外成員比例增至三分之二。中文大學管治架構為校董會，其教職員代表及校外人士各有27人，另有3名校友代表。科技大學校委會則有10名教職員代表、2名校友及學生和15名校外人士。
梁反駁鍾國斌 翻自由黨舊帳
菁英會昨晚舉行執委會就職典禮，特首梁振英（前排右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前排左二）及多名特區政府官員，如民政事務局長劉江華、公務員事務局長張雲正等均有到場。梁振英致辭時表示，認同菁英會的青年工作，認為港人有需要、有責任認識國家，他指現時中學生在其6年的中學生涯平均只有兩次機會到內地訪問，數目遠低於認識國家的需要，需要加大力度。新任菁英會主席盧金榮表示，希望該會能做好工作，為社會發展建言獻策。（林俊源攝）
【明報專訊】特首梁振英以「適度有為」為題，向報章投稿，文章開首表明「對事不對人」，但文中六度點名反駁自由黨主席鍾國斌捍衛「積極不干預」的意見。梁振英並「翻舊帳」，指自由黨也曾向政府提出，政府協助在緬甸設「香港工業園」，指自由黨提出的建議，「比我主張的『適度有為』更加有為」。鍾國斌回應，政府只需創造良好營商環境，但不用政府「教導」。
新華社在8月初刊出梁振英專訪，梁說政府要放棄過時的「積極不干預」思維，應要適度有為，引來商界反駁。梁振英上周五在禮賓府宴請自由黨多名立法會議員，討論經濟民生，但當時未有談及積極不干預政策或何謂「適度有為」的議題。被問到梁振英今日才在報章撰文反駁，做法是否合適？鍾國斌說，特首撰文爭取市民支持他的理念是好正常，晚宴時大家亦有太多其他議題需要反映。
投稿六度點名 辯護「適度有為」
梁振英的文章共長3500字，開首特別提到「我和特區政府同事願意秉持『對事不對人』的原則，與各界人士切磋交流，並向社會交代」。
文章指鍾國斌近日多次提醒政府勿「越界」，認為過去的「積極不干預」政策行之有效。不過，梁指自由黨曾向港府提出在緬甸設工業園構思，指計劃涉及數以萬計的港商，而且遠涉重洋，政府出面，還涉及外交，「比我主張的『適度有為』更加有為」。
梁振英又以「所謂『積極不干預』年代」形容港英政府時期的英資企業擁有壟斷性特權，反問當時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是否行之有效，「英資企業代表在行政立法兩局有常設議席，港英政府有專買英國貨的政策，有對英國學歷的堅持，有對外國金融機構來港發展業務的限制，說明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嚴重局限性、傾斜性和選擇性，是否行之有效？」
鍾國斌：政府不用教導商界點做
鍾國斌昨日回應時，重申也是「對事不對人」，指一直都說任何政府都會干預市場或提出相關政策，包括1998年金融風暴時港府入市干預，但干預除了適度，亦要懂得放手。鍾國斌以自由黨提出的緬甸「香港工業園」區為例，指當時在財政司長曾俊華協助下，港緬兩地政府制訂港商投資保障協議，港商及後就自行發展，「特首所需要做的就是創造有利的營商環境、氣氛和政策，商界自然就會各師各法，政府不用教導或指導商界點做」。
梁振英本報撰文 闡釋「適度有為」
全面辯析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和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早前指出，香港過去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已經過時，發展經濟需要政府「適度有為」的引導和配合，有人就此提出質疑。梁振英在本報以《適度有為》為題撰文，強調香港周邊的經濟體政府，都大力支持甚至資助當地的產業發展，香港的業界不能單打獨鬥，以一敵二，需要政府適當扶持。
他在文中強調，「適度有為」是他在特首競選至今的施政理念，他任內推動滬港通、增建房屋、雙非孕婦來港產子零配額政策、扶持不同產業等，又積極推動香港與內地和外國商貿發展，促進經濟，亦在在說明「適度有為」的重要性，如果市場運行有違港人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政府便必須有為。香港能成為環球及區域的投資樞紐，重要性僅次於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都是全社會，包括特區政府和工商、金融和專業等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成果。
以下為梁振英《適度有為》全文：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是重要的理念問題。就特區政府的職責，我和特區政府同事願意秉持「對事不對人」的原則，與各界人士切磋交流，並向社會交代。
去年11月，自由黨在施政報告諮詢時，向我提交意見書，意見書第45段建議政府「更主動協助港商......拓展業務及商機......並協助在廣東面對成本急漲的數以萬計香港中小企業，轉移到成本較低的地區，如到緬甸開設『香港工業園』等。」
2012年11月7 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自由黨鍾國斌議員質詢政府「會否考慮向中小企提供更多資助，例如協助他們到緬甸等海外地區投資建立工業園......」
最近，鍾國斌議員多次提醒政府勿「越界」。他認為過去的「積極不干預」政策行之有效。
倡助中小企 須政府出面
什麼是積極不干預？1961年至1971年出任香港財政司的郭伯偉說：「一般而言，政府不該憑其商業判斷插手經濟運作。若然不能依靠以身犯險的生意人作決定，我們根本沒有前途可言。」
在緬甸建立工業園，「協助在廣東面對成本急漲的數以萬計香港中小企業，轉移到成本較低的地區」這個提議，在港英年代肯定不容於「積極不干預」政策。郭伯偉先生大概會堅持這是生意人應有的「以身犯險」。
（上世紀）80年代初期，香港工業面臨工資和土地成本急漲問題，情況和近年珠三角類似，當年香港廠商自己胼手胝足將生產綫轉移到深圳和東莞等地。在港英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下，協助港商在珠三角建香港工業園區沒有出現。
自由黨提出的緬甸工業園構思，涉及數以萬計的港商，而且遠涉重洋，特區政府出面，還涉及外交，比我主張的「適度有為」更加有為。
「積極不干預」 被英資壟斷
在所謂「積極不干預」年代，英資在香港多個行業有特權，甚至有壟斷性的特權，英資企業代表在行政立法兩局有常設議席，港英政府有專買英國貨的政策，有對英國學歷的堅持，有對外國金融機構來港發展業務的限制，在在說明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嚴重局限性、傾斜性和選擇性，是否行之有效？
在香港經濟騰飛年代，韓國、台灣和新加坡政府在經濟的介入上更深。韓國近年在創意文化產業飛躍發展，香港人十分欣羨。我去年官式訪問韓國，特意提出和有關政府部門面談，我的認識是，韓國的文化創意產業並非政府積極不干預的產物。
香港周邊的經濟體政府，都大力支持甚至資助當地的產業發展，香港的業界不能單打獨鬥，以一敵二。
我在競選時提出「適度有為」的主張，政綱上說明：「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政府應該適度有為，以尊重市場機制為前提，更積極發揮市場推動者和引導者的作用，促進經濟發展。」滬港通的開通，便是適度有為的一個例子。在滬港通的安排下，兩地證券市場當然按市場機制運作，兩地政府和監管機構也通力合作，促成在政策和監管上互聯互通。
我上任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為「適度有為」再做了些闡述：「在市場可以發揮優勢的時候，政府不應干預，只要提供公平競爭的平台。但當市場失效、未能發揮功能，政府一定要有所作為。」
市場倘失效 損市民利益
什麼是市場失效？市場失效就是市場的運行不能為社會帶來最大的效益，甚至損害市民利益。舉個例子，房地產是必需品，香港房地產對外地買家有吸引力。外來投資和投機需求增加，供應跟不上，價格飆升，造成社會民生問題，政府就必須實施需求管理。特區政府約三年前提出立法制定通稱的雙辣招，實行港人優先。
我知道在雙辣招問題上，自由黨和我有重大分歧。自由黨在去年底給我的建議書的第13段，提出要盡快撤銷樓市辣招-「當局應該盡快撤銷......買家印花稅、雙倍從價印花稅和加強版特別印花稅。」去年2 月，立法會表決《2012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三讀時，自由黨大部分議員（包括鍾國斌議員）投下反對票。
鍾議員也撰文提到上屆政府提出的醫療產業「不了了之」，他認為是「新任政府不會繼續推行過去政府的政策所致」。醫療可以是產業，但醫療服務的首要對象是香港人，首要目的是香港人的安康，因此前提是要優先照顧本港市民的需要。以三年前仍然困擾香港的孕婦床位嚴重短缺為例。當時大量內地雙非孕婦來港產子，醫院床位價高者得，香港孕婦除了要競價之外，還一床難求。香港發展醫療產業，應以全港利益為目標， 不應因為界別利益而犧牲香港人的利益。我在當選後，正式就任前，便宣佈雙非孕婦來港產子零配額的新政策。有人會說這是明顯干預醫療市場，但市場運行有違港人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時，政府必須有為。
限奶令是另一個例子。
同樣地，旅遊業和零售業僱用大量低技術市民。因此即使產值不及金融業，特區政府仍然應該大力支持，不應任由自生自滅，考慮的不僅是業界利益，更多的是市民就業需要，也就是社會需要。
拓新興產業 新措施助力
在產業政策方面，我們亦主動支持和配合一些新興產業，例如高增值航運服務、解決爭議服務、創新及科技、創意產業、知識產權中介服務和現代化農業等。
高增值航運服務包括船舶管理、經紀、租賃、融資到海事保險、法律及仲裁以至船舶支援服務。香港作為內地航運公司「走出去」的跳板和國際航運公司進入中國內地的平台，有條件大力發展高增值航運業務。香港航空融資業務亦極具發展潛力。
知名的仲裁機構如國際商會的國際仲裁院、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及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等，近年在香港設立了辦事處。海事仲裁服務有龐大的增長潛力，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在《紐約公約》超過150個締約方的司法管轄區，以及在中國內地和澳門均可執行。
創新和科技，據康乃爾大學編制的「全球創新指數」，在約140個受調查的經濟體中，香港位列頭10個最創新的地方之一。政府透過擴展科學園第三期以便容納更多企業夥伴，又透過推出「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鼓勵大學師生成立科技初創企業，將科研成果商品化。
由2005年至2012年，香港的文化創意產業的增加值以年均9.4%的速度增長，設計業的增加值更增加了兩倍。政府透過支援香港設計中心、擴大設計創業培育計劃等措施來支持產業發展。
知識產權中介服務涵蓋知識產權代理和管理、顧問、法律、解決爭議以至盡職調查等。政府已訂出支援該產業的策略，而貿易發展局的亞洲知識產權交易平台亦已展示逾25,000個知識產權項目，並與來自海外、內地和香港的28 個夥伴組成策略聯盟。
政府設立農業園和「農業持續發展基金」，推動本地農業採用高新科技和提升整體競爭力，協助市場推廣和建立品牌。政府亦設立5億元「漁業持續發展基金」，協助本地漁民在南海發掘新漁業資源及捕魚區、在本港發展可持續的捕魚作業及休閒漁業、推動本地水產養殖業現代化、推廣本地漁產品及產品認證等。
簽自貿協定 版圖擴海外
政策層面以外，我和政府團隊在過去三年，努力促進對中國內地和外國的經濟關係，擴大香港的經濟版圖。過去半年，我到過吉隆坡出席東盟領袖論壇，和東盟國家領導人及商界會面，推介香港，並與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緬甸、老撾、柬埔寨等國領導人進行雙邊會談，同時跟進與東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進度。我亦出訪波士頓、多倫多、芝加哥、上海及武漢，並到南沙、前海和橫琴等三個自由貿易試驗區探討香港在各地的發展機會。
鍾議員曾撰文說：「中港兩地政府在過去十多年來推行CEPA（即《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致力建立更緊密經濟合作和融合上做了很多工作，然而實質上能夠從中受惠、打入市場的香港商界、中小企只有少數。」香港的經濟由中小企主導，中小企不得益，香港不可能得益，因此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洽談CEPA和內地省市政府談經貿合作以及與外國政府談自由貿易協定，都沒有忽略中小企。可以說明對中小企重視的例子是香港的專業服務。專業服務業絕大多數是中小企。近年，香港的專業服務業發展迅速，已佔GDP 5 %，比旅遊業不遑多讓，其中一個發展動力是內地市場，十二年來CEPA每年的協議都有將內地巿場向香港專業逐步開放。今年2 月9 日，立法會秘書處發表「香港的四大支柱及六大產業：回顧與展望」的《研究簡報》，「與其他支柱行業相比，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的前景應可維持一片樂觀。這是由於內地服務業具有相當的發展潛力，能為香港提供商機。此外，香港亦可以為內地企業『走出去』和海外企業拓展內地市場提供平台，從中取得商機。」
過去三年，外圍經濟不景，但香港經濟有溫和增長，通脹受控、全民（包括剛離校青年）就業、政府財政錄得盈餘、利得稅和薪俸稅收益令人滿意，都從側面反映經濟成績及良好的營商環境。此外，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表的全球投資報告，香港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和輸出都排名第二，流入是1,030億美元，僅次於中國內地；輸出是1,430億美元，僅次於美國，香港雖然只是一個城市，但是作為環球及區域的投資樞紐，重要性僅次於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凡此種種，都是全社會，包括特區政府和工商、金融和專業等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成果。
最後，我感謝鍾議員的意見，並希望各界人士能就香港的經濟發展問題，繼續提點特區政府。
（標題及小標題均為編輯所加）
鍾指梁非向自由黨開戰：佢好客氣多謝我意見
重申積極不干預好成功 憂梁「有形之手」
特首梁振英以＜適度有為＞撰寫3500長文，6度點名反駁自由黨主席鍾國斌捍衛「積極不干預」意見，又說自由黨曾提出政府協助於緬甸設「香港工業園」，「比『適度有為』更有為」。鍾國斌則稱梁振英非向自由黨開戰，「大家都係為香港未來好」。
鍾國斌今早於商台節目稱，自由黨建議政府協助於緬甸設「香港工業園」，是要求政府與當地政府商討保障港商投資協議，「唔係叫政府拿錢投資，必然係靠商界力量自己做，一個仙都唔駛政府出。商界無能力與政府傾任何政策，必定是政府和政府間工作」。
鍾國斌又說，香港一直奉行自由經濟及自由市場，靠市場力量運作，惟失衡時就要「干預」，例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港府入市「打大鱷」，「呢啲危急情況當然政府要幫手」。
不過他強調，即使當時政府出手，但「好短時間已退場」，惟現在不知道梁振英所說「適度有為」的「有形之手」何時「出手」、深度多少等，引起憂慮，「過往幾十年（積極不干預）好成功，但現在適度有為去到幾深入？幾積極？幾有為？完全無以往紀錄」。
至於梁振英多次以「零雙非」、「樓市雙辣招」作例證明須「適度有為」，鍾國斌直言，他當時已反對有關措施干預市場運作，而「雙辣招」更是「反效果」，與梁振英壓抑樓價原意背道而馳。
被問到梁振英是否向自由黨開戰，鍾國斌稱不能說是開戰，「（梁振英文章）後尾都好客氣話多謝我意見。大家都係為香港未來經濟好啲、運作暢順啲、社會和諧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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