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泓基倡校委暫擱保密制公開解釋　葉建源稱一直追下去 

港大校委會否決任命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出任副校長（學術及人事資源）的理由引起多方揣測，以「個人身分」出席港台節目的「支持十大院長聲明校友組」發言人彭泓基，建議校委會暫時擱置「保密條例」，公開解釋原因，「應走出來大家講清楚，道理愈辯愈明」。

彭泓基引用《文明的衝突》理論，指「衝突」源於不同利益集團興起捲入政治、民眾參與及社會制度追不上訴求，認為應該檢討制度，「（校委）不是懵人，一定有本身原因（否決任命），但限於制度制約」。

同場的港大校友關注組召集人葉建源則表示，擱置保密制與否不重要，因為現在亦可以講否決任命背後理由，「有晒規定要講架喎，解釋責任，保密制度阻唔到」。他認同制度需要檢討，「今日校委會決定背離民意、孤立，制度是否仍要是這樣？對港大、其他院校、香港人是否有好處？」

葉建源重申仍在考慮是否就事件提出司法覆核，強調討回公道非常重要，「任何公義是要對整體，亦要對個別的人，陳文敏明顯被無理地攻擊了相當長時間。究竟校委會以什麼理由推翻物色委員會決定？今日唔講，會一直追下去」。

文明衝突論

文明衝突論是對日益加劇的全球化在國際政治間帶來衝突的悲觀看法。

文明衝突論由美國社會學家亨廷頓提出 (Huntington，1996)。他認為冷戰結束並未消除國際衝突，只是用另一種形式的國際衝突來取代。這種衝突的起因，並非意識形態分歧或經濟利益的紛爭，而是由文化差異所引起。國家仍然是國際事務的主要參與單位，而國際之間的衝突，將主要在不同文化陣營的國家當中發生，文明衝突將會成為全球政治的核心。

要理解亨廷頓的看法，先要了解他對「文明」這概念的界定。他將文明界定為「文化實體」，它包涵價值觀、道德規範、社會制度以至思考模式。根據他的理論，宗教是劃分文明陣營的最重要元素。就算種族相同，但宗教信仰不同，也足以構成各群體之間的衝突。總括來說，文明並不等同於種族；相反，價值觀、道德規範、社會制度與社會結構，才是構成人類的衝突和分歧的主因，而非如種族之間的生理分別。

亨廷頓將當今世界歸類為八大文明陣營：中華、日本、印度、伊斯蘭、東正教、西方、拉丁美洲和非洲。這八大文明陣營存在已久，但卻在全球化加劇以後才對世界構成重大威脅。亨廷頓認為這是因為全球化令各文明陣營之間的衝突加劇。

冷戰結束，意味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之爭淡出。全球化加速，既令各文明陣營的接觸增加，也令到磨擦增加。經濟增長和宗教復興，都會凝聚自身文明陣營之內的身份認同，並且突顯與其他文明陣營之間的差異，因此文明陣營之間的衝突，遂成為國際衝突的主因。由於各文明陣營之間的世界觀互相分歧，要尋求共識和共融的方案十分困難。換句話說，一般的利益衝突還可以透過談判解決，可是文明衝突所牽涉的價值分歧，卻是人類社會間的基本分歧，往往是不容妥協的。

亨廷頓的觀點，逐漸成為其中一項對世界政治發展的主要觀點。在這全球新秩序內，文化認同成為劃分國家之間互相合作或彼此抗爭的重要因素。當中伊斯蘭文化的復興，往往被視為對西方構成威脅，因為西方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分歧由來已久。

亨廷頓的理論，為分析冷戰後的國際關係提供了重要的視點，特別是在美國911事件後，他的理論更被廣泛討論。911事件常被指是由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衝突所引起。近期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將中國標籤為非民主政體，並指她會對周邊國家甚至世界和平構成威脅。然而將國際衝突簡化為文明衝突，亦不無可議之處。雖然文化差異可以用於解釋國際衝突，但其他因素往往更加重要。在相同的文明陣營，不同國家也未必能經常達成共識，例如2003年美國主張出兵伊拉克，即使在文明相同的西方陣營，也引來多個國家反對。

總括來說，雖然文明衝突可能引起國家衝突，卻並非必然，全球化也不一定導致文明衝突加劇。將西方當成是對其他文明的一種威脅和挑戰，未免是片面看法。事實上文明互補和民族融和也極有可能，例如外來移民就往往能同化於新的社會文化之中。人類根本有能力重新學習和適應新的文化習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可以互相補足，互相合作。換句話說，文明差異不一定導致衝突，民族之間和文明陣營之間的和平合作，亦是可以期待出現的美好結果。

參考資料
1. Hoffman, S.(2002). “Clash of globa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Jul/Aug.
2. Huntington, P. S.(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 Simon & Schuster
3. 王輯思主編（1995）《文明與國際政治：中國學者評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 哈拉爾德．米勒（Müller, H.）著，酈紅、那濱譯（2002）《文明的共存----對塞繆爾．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批判》，北京：新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