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區議會 1】
假議會是怎樣煉成的？
地行行政的前世，造成了區議會制度的今生。（圖片來源：《民政主任工作檢討報告書》）
過去一年，「我要真普選」的黃幡，時而繫於懸崖，時而掛在窗邊，隨風飄揚，隨處可見。香港人對「真普選」的訴求，響遍街頭，如雷貫耳。然而，就算喊得怎樣聲嘶力竭，大家依然心知肚明：在政府以至中央阻攔下，真普選之於香港，根本遙不可及。「袋住先」蝦碌否決，政改議題被束之高閣，「真普選」更似遠在天邊。
其實未必。2015 年年底，香港即將迎來一場名副其實的真普選。
只是我們並不留意。又或者說，就算有所留意，也僅僅流於「留意」的層面。香港大眾從不認為，一場接近真普選的區議會選舉，有什麼大不了。
專家學者會說，這場選舉是後傘運年代泛民的試金石，是明年立法會選舉的前哨戰 — 但也不過是試金石和前哨戰罷了。撇除它作為民意指標、選戰前哨的功能，身為民選議會，區議會對推動社會改革、促進香港民主，有沒有很直接的幫助？
眾所周知，功效甚微。
全因政府對區議會定位如此。翻查文件，區議會的職能如下[1]：
一、就以下項目向政府提供意見- 影響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的人的福利的事宜；及
- 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的公共設施及服務的提供和使用；及
- 政府為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制訂的計劃是否足夠及施行的先後次序；及
- 為進行地區公共工程和舉辦社區活動而撥給有關的地方行政區的公帑的運用；及二、在就有關目的獲得撥款的情況下，承擔- 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的環境改善事務；
- 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的康樂及文化活動促進事務；及
- 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的社區活動。
總括來說，區議會被賦予的任務，一是被諮詢、給意見（但政府不一定要聽），二是拿政府的撥款，在區內搞點小工程，辦些文娛康樂活動。
縱使政府曾稱區議會「於地區事務及議題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諮詢角色」，但事實擺在眼前，這個議會的角色之於整個香港，似乎可有可無。
於是，在許多人心目中，區議員是大時大節派發蛇齋餅糉的福利專員，更是永遠只能成功爭取綠燈延長兩秒的街坊保長；也於是，雖屬香港議會制度的一部份，但區議會往往被視為徒具其形卻名不副實的一個，假議會。
由真普選產生的一個，假議會。
如今區議會選舉將至，我們當然可以一如以往，指著區議會破口大罵，甚至因為它是假議會，而不屑一顧，任由蛇齋餅糭遍地開花，容讓十八個議會染成一片赤紅。但這終歸無補於事。
或許更實際的，是理解這個議會的前世今生 — 因為當我們解構它的前世，自會發現，這個假議會的出現，從來不是偶然。
它是幕後之手經年累月、細心策劃的得意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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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慕琦爵士（穿西裝者）在 1946 年 5 月 1 日復任港督，當日最高法院外舉行了大型的歡迎儀式。同日，楊慕琦提出其政改理念。（來源：維基百科）
香港的區議會成立於 1982 年。但是，若然我們真箇希望深入了解這個議會的性質，卻必須往時間軸線的前沿追溯 — 因為區議會於八十年代初的出現，並非出於突如其來的建議，背後其實有段長達三十多年的歷史。
因此，要明白區議會的今生，先要回溯它的前世。換言之，要追尋地區諮詢制度的起源。
地區諮詢制度的歷史尾巴，始於 1946 年。當時的港督楊慕琦為建立香港人的歸屬感，令香港最終擺脫被中國收回的命運，積極考慮下放地方行政權力，實行一個真正的民選制度。
"The inhabitants of the territory can be given a fuller and more responsible share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ir own affairs."- Sir Mark Young, 1 May 1946[2]
因此，楊慕琦政府建議香港成立市議會，並提出當中三分之二議員由市民直接選出。不過，尚未來得及推行，楊慕琦的港督任期便已屆滿。
接任的葛量洪既擔心計劃招惹中共反對，又認為政改無助培養港人歸屬感：
Grantham…. believed that the colony's proximity to China meant that the local Chinese could never be molded into loyal British subjects.[3]
加上立法局的利益集團反對建議，楊慕琦計劃就此無疾而終。縱然失敗，這卻是港英政府將權力由中央轉移到地方的初次嘗試。
一切由這裡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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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動以後的民政主任計劃
時代巨輪繼續轉動。到了 1964 年，戴麟趾來港出任港督，由於他希望搞好殖民政府與本地中國人群體的關係，故有意成立類似後來民政主任計劃的制度。但這個念頭，卻被華民政務司麥道軻 ( David MacDougall ) 強烈反對，暫時擱置。
直至六六暴動發生，港英政府意識到問題嚴重，改革於是迎來契機。暴動後三星期，戴麟趾成立了兩個委員會，一是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負責調查暴動成因；二是香港地方行政制度工作小組委員會，開始探討如何改革地方行政。兩個委員會同於當年年底發表報告，其中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指出，動亂的成因多元，有的來自青年人的「特殊問題」，有的則源於政府與民眾溝通不力的結果。
The emergence or existence of a ga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is a continual danger and anxiety for any form of administration.[4]
而香港地方行政制度工作小組委員會發表的狄堅信報告書 (The Dickinson Report)，則與楊慕琦方案相近，認為政府有必要發展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及社區精神。報告書因此建議在荃灣、九龍和港島都成立市議會，部分議員由民選產生，在公共衛生、教育、房屋、社會福利、發牌事務上擁有行政權力。[5]
經此一役，港英政府意識到發展地方行政的逼切性。1969 年，政府正式推行民政主任計劃 (City District Officer Scheme)，期望民政主任成為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主要溝通橋樑，不單避免政府如暴動前一樣對民怨爆發毫不知情，又能改善過往殖民政府之於民間社會，高高在上的形象。
話雖如此，正如鄺健銘在《港英時代》書中引述學者 Ian Scott 對計劃的質疑[6]，民政主任的制度本期望建立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橋樑，但到實際執行時，卻只為了動員基層盲撐政府，又或由上至下地解釋政策，郤對異見充耳不聞。就算開始建立地方行政系統的雛形，但港英政府的決策，依然是是個封閉的系統。
甚至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推行這個計劃最重要的目標，還是協助港府進行管治。事實上，由始至終，港英政府每一項推行地方行政的政策，無論是民政主任計劃，抑或之後連結街坊建立互助委員會，再到八十年代初成立區議會並將制度遺留至今，其主要目的都只有一個：方便由上而下的管治。
當然，這是後話。
民政主任的工作（圖片來源：《民政主任工作檢討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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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導的社區建設
與此同時，六七暴動也令港英政府意識到連結街坊、建立社區的重要性。金佩瑋今年完成其探討社區建設的博士論文，裡面提到六七暴動後那兩年，政府陸續在各區協助成立社區組織，以非官方的途徑建立政府與民間之間的橋樑[7]。例子包括 1968 年成立的香港中區市民聯絡服務會，以及 1969 年成立的灣仔民政區各社團聯會敬老會(Wanchai District Organizations' Respect for the Aged Association)。這些街坊組織的成立，都反映港英政府當時有意培養地區領袖，扮演溝通橋樑的角色。
你或許會問，地區街坊會不是一向存在嗎？為何又要成立新的街坊組織？金佩瑋認為原因很簡單：當時港英政府銳意發展的，是一套由上而下、方便動員的組織架構。這個架構要取代的，正是以往自然而生、由下至上的街坊網絡。
但金亦強調，這些工作不過是其時港英政府在社區所做的一些實驗，不算太成功。
真正的轉捩點，在七十年代初。當年，香港政府推行了兩場大型全民運動，分別是 1972 年的「清潔香港運動」和 1973 年的「撲滅暴力罪行運動」。
透過兩場全民運動的契機，港英政府大力推動社會參與：
「從規劃最早階段開始，便意識到全面的社區參與的需要。政府可以而且已經做了的是供應人手、器材、交通工具及所有財政上的支持，令運動發展起來。但假如沒有從草根由下而上的，社區內每一位人士很實在的支持，則一定不太不能達至此運動的組織者所爭取的成效。」[8]
大力推動的原因也簡單：假如沒有社會參與和動員，這場規模龐大的運動，根本實行不了。
然而，以上段落提到的「草根由下而上的支持」，某程度上，根本是政府由上而下組織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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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清潔香港運動海報
「清潔香港」帶來的三層地區架構
以「清潔香港運動」為例。運動的社區參與乃通過民政署的系統來發動。起初，政府將全港劃分為七十四個推行運動的地區，每區平均約有 45,000 人；這七十四個地區，各設立一個由二十至二十五名市民所組成的分區委員會，由上而下地協調運動進展。[9]
後來，在分區委員會之上，政府又成立了十個民政區委員會，由分區委員會的主席、地區領袖及政府部門代表所組成。
這兩場全港性運動，促成地區諮詢架構，輪廓漸現。
此後，政府更自覺地發展平民百姓的社區參與。在 1976 年的施政報告，港督麥理浩提出要深入基層，做社區建設，特別是在屋邨間成立互助委員會 (Mutual Aid Committee)：
「成立組織完善而工作積極的互助委員會，由居民選出委員，互委會可隨時與有關政府部門接觸，尋求意見及協助……我們的理想，是以各住宅樓宇及工業樓宇的互助委員會、街坊福利會及較大區域的分區委員會為基礎，由民政主任、社區及青年事務主任和康樂體育主任，執行日益擴大的服務計劃來加以支持和協助，共同達成這個目標。這些工作統由民政司及其屬下工作人員協助、調配和指導。」[10]
由民政區委員會，到分區委員會，再到每幢大廈的互助委員會……一個合共三層的網狀架構，就此形成。兩場大型全港運動會結束，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會過去，但這三層結構卻遺留至今，甚至依然在發揮影響力 — 當然是負面那種。
聽起來，這三層結構看似很民主，將政府的中央權力擴散到不同層次的地方委員會上面，又能促進各界溝通，鼓勵官民合作。但只要細心觀察，我們不難發現這個架構，以至麥理浩於 1976 年首次提出的「社區建設」概念，多少是政府方面的一廂情願。
就如以下意見：
「政府既無意在市民之中提高民主政治參與的精神……社區建設更似是一種從上而下、由政府高層所制定，而交到下層去執行的政策。官民之間的合作只是達成政府所制訂的目標的手段。」(Lam, 1993, p.35)[11]
它想做到的，只是市民通過社區參與來協助政府的行政管理。
還是那一句，由始至終，港英政府建立一套地區諮詢制度，最主要原因都是鞏固對香港的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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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行政白皮書 區議會誕生
讀到這裡，你或許好奇：不是要理解區議會的前世今生嗎？怎樣大半篇幅都在談港英政府的施政，以及什麼分區委員會、互助委員會等架床疊屋的組織結構？
請稍安無躁。港英政府的地方行政思維，和我們現在面對的區議會，兩者關係根本密不可分。
1979 年麥理浩訪華後，已估計到有可能要撤出香港，因此就跟撤出其他殖民地一樣，港英政府打算在離開前在香港推行有限度的民主化。[12]
為了不過分觸動北京神經，民主改革先由地方行政入手。1981年，政府發表《地方行政白皮書》，建議在全港十八區成立部分議席由選舉產生的區議會，作為推動民主的實驗。
從民主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也許是一大進步。正正因為港英政府當年引入民主成分，現在的區議會選舉才逐漸發展成為真普選。
然而，又正正因為港英政府當年對「社區建設」、「地方行政」的刻板理解，令如今的區議會，始終走不出假議會的格局。
由 1981 年發表《地方行政白皮書》開始，政府對區議會的定位，就一直是附屬政府的地區諮詢組織，而非具有關鍵實權的地方議會。為何要如此設定？因為港英政府當年提出的區議會制度，基本上是改良自政府於新界（理民府制度）以至七十年代在市區，所沿用的種種地方行政制度與試驗[13] — 亦即上述的民政主任計劃，以及「民政區委員會 — 分區委員會 — 互助委員會」三層架構。
地行行政的前世，造成了區議會制度的今生。
當年政府視「地方行政」為一套由上而下的管治手法，多少也奠定了如今區議會繼續被定性為「政府啦啦隊」的宿命。
期間就算政府進行區域組織政治改革，廢除原有的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及兩個市政總署，並曾承諾向區議會增撥資源、增加其職責，以鼓勵市民參與地區公共事務；甚至將區議會英文名稱改為「District Council」，以示其享有「立法議會」（Council）的同等地位……但政府最終卻未有實現承諾，讓區議會承繼兩個市政局及總署原有的權力。
區議會被賦予的任務，直至當下，繼續如前文所述，一是被諮詢、給意見（但政府不一定要聽），一是拿政府的撥款，為區內舉辦文娛康樂活動。
空具議會之名，卻無議會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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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由金佩瑋提供，特此鳴謝
舞台社區的出現
甚至乎，近年的區議會已經幾乎跟蛇齋餅糭、嘉年華會，劃上等號。
像大時大節準時上演的「沙田月滿樂安居」、「觀塘端午嘉年華」（名稱純屬虛構），活動種類繁多，但場面來來去去都相距不遠：台上有民政署官員、區議員和地區領袖，站在美侖美奐的佈景版前，笑容滿臉，剪綵合照；台下有街坊觀眾，捧著大包小包，給足面子，用力鼓掌。
總之在這社區舞台上，一片和諧，歌舞昇平。
金佩瑋把這個現象稱為「舞台社區」(staged community)[14]。簡而言之，就是由政府（民政署）編劇、區議會附和、街坊參與的，一場大騷。
諷刺的是，這個舞台社區的關鍵零件，正是港英政府於六、七十年代留下來的各種地方行政實驗品 — 如統領各區的民政主任、各個屋邨的互助委員會，以及政府培養多年、視之為「自己人」的地區領袖。[15]
金佩瑋指出，原本旨在建立社區歸屬感，甚至鼓勵平民投身政治的地方行政制度，結果被挪用，化身成一個和諧舞台、一場政治大騷。社區人士、尊貴議員，既接受了由上而下的小恩小惠，又或各式徽章，就當然靠攏權勢，為當權者賣命，鞏固政府管治。[16]
而區議會，雖是民主選舉產生，但性質上不過是整個舞台社區的其中一枚零件。名義上，各區民政事務處是要執行區議會的工作，但到實際層面，區議會卻反過來成為了民政事務處，以至政府部門的橡皮圖章。
過去一年，無論是備受爭議的一億元社區重點項目撥款，抑或是更受質疑的十八區議會一同支持通過政改，都顯示同一現象。區議會原本作為官民橋樑的角色經已消弭，取而代之的，是建制力量對它的操控，使之成為支持政府施政的假議會。
且是由真普選產生的一個，假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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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區議會的前世，以及今生。
讀到這裡，難免令人納悶：既然基於歷史遺留下來的因素，致使區議會天生難逃假議會的宿命，那我們又為何仍要關注四個月後上演的選舉遊戲？既然區議會的職能幾乎只剩下「給意見」和「搞活動」兩項，那泛民議席繼續被建制黨派蠶食，又何須可惜？
更重要的是，區議員的工作，除了臭名遠播的蛇齋餅糭，和「成功爭取綠燈延長兩秒」這些所謂的社區工作以外，還有沒有其他可能？假如泛民議員佔據區議會大多數，可否帶來生機，為區議會帶來不一樣的可能？
答案是「有可能」。
2003 年，乘著七一效應，泛民主派於當年的區議會選舉中大獲全勝，更在灣仔區贏得過半數議席，取得議會的控制權。在黃英琦擔任主席的四年間，灣仔區議會在民間規劃、文化保育、市區重建、人文歷史等範疇上，開展了一連串前無古人的實驗，並證明了在由上而下的的地方行政制度下，區議會不一定淪為既無人力又缺財源的的口水諮詢機構，也可以化身成為在地方「執政」的「市議會」。
下一篇，我們回到 2003 年的灣仔，看看一個真議會是怎樣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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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見民政事務總署網頁：http://www.had.gov.hk/tc/public_services/district_administration/dbmain.htm
[2] Gavin Ure, Governors, Politics and the Colonial Office: Public Policy in Hong Kong, 1918-58, p.81
[3]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p.131
[4]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Kowloon Disturbances 1966, p.127.
[5] Report of the Working Party on Local Administration (The Dickinson Report)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7). 引自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頁251。
[6] 見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頁253。
[7] King Mary Ann Pui Wai, Indiscernable Coloniality Versus Inarticulate Decolonization: The Dynamics of Community Building Processes in Wanchai, unpublished PhD thesis, 2015. p.121
[8] RSHK 337-4-5396： “The ‘Keep Hong Kong Clean’ Campaign: Its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11th January 1973”
[9] 見呂大樂、呂清湖《矮化的公民概念：生活秩序與民間公共文化》，收錄於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2012，頁127。
[10] 見呂大樂、呂清湖《矮化的公民概念：生活秩序與民間公共文化》，收錄於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2012，頁129。
[11] Lam Siu Ling,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Community Building”, unpublished MPA thesis (1993),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引自呂大樂、呂清湖《矮化的公民概念：生活秩序與民間公共文化》，收錄於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2012，頁131。
[12] 詳見馬嶽《香港政治：發展歷程與核心課題》，2010，頁22。
[13] 源於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的分析，頁254。
[14] King Mary Ann Pui Wai, Indiscernable Coloniality Versus Inarticulate Decolonization: The Dynamics of Community Building Processes in Wanchai (Chapter 2: The Staged Community – Political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unpublished PhD thesis, 2015.
[15] 詳情可參閱金佩瑋論文的第三章，她訪問了 1989 – 1994 年的灣仔政務專員 Peter Mann。
[16] King Mary Ann Pui Wai, Indiscernable Coloniality Versus Inarticulate Decolonization: The Dynamics of Community Building Processes in Wanchai (Chapter 3: Feeding with an Empty Spoon – Implications of the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Scheme), unpublished PhD thesis, 2015.
【真假區議會 2】
真議會是怎樣誕生的？ 2004年灣仔實驗
2004 - 2007 年灣仔區議會全體合照。（圖：甘甘網站 http://gumgum.hk）
【真假區議會】上集：假議會是怎樣煉成的？
試想香港不是由 18 區，而是由 18 市組成，有大埔市、荃灣市和觀塘市等，人口由 15 萬（灣仔市）到 65萬（沙田市）不等。18 個區議會就是 18 個市議會，贏得市議會過半數議席，就能決定該市發展的方向（房屋、醫療、教育、文化、經濟、環境），以及控制一些資源（目前是每年約 6 億 8000 萬﹞。在這種設想下，參選人理所當然要跟政見相近的盟友建立選舉陣線，提出共同的「市政藍圖」，以爭取議會過半數的控制權。— 朱凱迪《轉攻區議會在地方執政》， 《明報》，2015 年 5 月 25 日
今年五月底，朱凱迪撰寫文章，呼籲有心人運用「政治想像力」，將區議會當成有實權的市議會，繼而提出 18 區「市政藍圖」，藉此動員以往待立法會選舉才出來投票的民主運動支持者；並嘗試爭取區議會的控制權，此後四年在社區重新發展民主運動長期作戰的「根據地」。
文章刊出後，於坊間引來不少迴響。許多人驚訝，原來區議會在「蛇齋餅糭」和「成功爭取」以外，似乎還有別的可能 — 由民間走入區議會，參與一個類似 Sim City 的市政規劃遊戲，光是想像，已經很吸引。
難怪大家為此驚訝。區議會一直被視為「假議會」，徒具「地區諮詢組織」之名，卻無真正議會之實；區議員的工作，不是大時大節做大騷，跟「蛇齋餅糉」為伍；就是街頭懸掛長橫額，成功爭取綠燈延長。無論區議會，抑或區議員，香港大眾都很少寄予厚望。
綽號「甘甘」的金佩瑋對此並不同意，「今時今日的區議員，除了那種施恩式的社建之外，還可以有其他選擇……」她頓一頓，「只要你有腦的話。」
聽起來很大口氣，但確實沒有太多人比她（及其同僚）更有資格說出這一番話。
金佩瑋（甘甘）
甘甘是 2004 至 2007 年灣仔民選區議員。受 2003 年七一效應帶動，那屆灣仔區議會泛民議員取得過半數議席，讓黃英琦得以登上區議會主席之位。此後四年，灣仔區議會在黃英琦與金佩瑋等人的執行下，於民間規劃、文化保育、市區重建、人文歷史等範疇上，開展了一連串前無古人的實驗。
例如在利東街重建一役跟居民站在同一陣線，成為市建局及政府官員的攔路人。
又例如把本來用作舉辦蛇齋餅糉嘉年華的資源，用作出版區報、社區研究之上。
這也許教人失笑：跟居民站在同一陣線、為自己的地區出版報紙，有什麼了不起？
或是最荒謬之處：回溯歷史，真正能夠貼近朱凱迪文中所提及「市政藍圖」的，幾乎只有這一屆的灣仔區議會。時至今日，我們跟不少年輕的區議員傾談的時候，他們仍以當屆灣仔區議會作為「真議會」的模範。
悲哀的是，這個眾人稱道的「真議會」只持續了區區四年。2007 年區選後，灣仔區議會打回原形，如其他議會一樣染紅，成為建制派予取予攜的資源庫。
「運氣可一不可再，（零三年能勝選）最主要是因為共產黨未發功……」甘甘的歎息，夾雜一絲怒氣。
「……而家共產黨，簡直是發瘟添啦！」
縱使如此，如今重溫當年的灣仔區議會故事，仍然有重大意義 — 它告訴我們，區議會不單是你我今天所認為那般無能；假使泛民打勝選舉、佔據多數、於地方執政……
淪陷多年的區議會，仍有可能由假變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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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三七一，五十萬人上街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甘甘在台上領唱社運歌曲。（圖：甘甘網站http://gumgum.hk）
一、零三年出選，是另一個世界
有關灣仔區議會的故事，得由 2003 年說起。
眾所周知，那是香港風起雲湧的一年，社會經歷重大跌宕，由沙士到七一，香港人戴過口罩，練過洗手洗手洗手；也上過街頭，喊過政府還政於民。
五十萬人怒吼過後，政府宣布擱置二十三條立法。民主派中人振奮之餘，卻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七一以後，香港民主運動應該怎樣走下去？
答案正好擺在眼前：同年 11 月23 日，將舉行回歸後第二屆區議會選舉。很明顯，這是民主派進佔各級議會的好時機。
於是七月一日後，民主派開始積極物色新人，準備參與四個月後的選舉，金佩瑋正是其中一個。負責游說她的人是何秀蘭：「佢問我『是否想為這個社會帶來一些改變？』當年甘甘剛讀完 MPhil，正為前路而惆悵，一方面覺得社會氣氛很壞（「但同現在相比差好遠啦！」，她不忘補充），但另一方面，對於如何改變社會，又毫無概念。「她（何秀蘭）又話，區議會有好多資源，可以做到一啲嘢。」
終於，在模模糊糊之間，甘甘決定參選。
她說自己是「阿茂阿壽」。「現在的講法就是『素人』啦，以前就是公民社會的『阿茂阿壽』，全部都無從政的經驗。」
當年，有兩班「阿茂阿壽」聯合起來參選，一班是葉寶琳、陳景輝等的「七一人民批」，另一班是金佩瑋等人的「公民起動」，「我們就是嗰個『公民』囉！」
基於策略考慮，這班公民，最終決定到灣仔起動。「它是全港最細的區議會，當時民選只有十一席，我們五個人去選，如果五個都選到，就可以做一個多數黨，又或者關鍵少數黨。」決定選區後，五人就開始到灣仔插旗，開展選舉工程。
那時候已是九月。「係空降到無倫！」在修頓選區出戰的金佩瑋，直認不諱。跟前人相比，今年初才開始落區的雨傘族，其實已經不算是倉促。
而對於十年前的「雨傘族」甘甘來說，空降不是大問題，落區最困難的，在於她向來害怕接觸陌生人。「學者喎，雖然剛剛畢業，都算是知識分子啦。」向來雙腳離地的她，為了落區派傳單，只得催眠自己：「我而家係進念演員，我的職責就是同人鞠躬同講早晨，有人想要就遞一張單張比佢……」她苦笑，又猶有餘悸。「我完全唔適合做呢樣嘢。」
偏偏命運作弄。
2003 年區議會選舉灣仔修頓選區結果
選舉結果揭盅，甘甘誤打誤撞，以三百多票之差撃敗同樣空降該區的民建聯對手，成功當選。公民起動的五個候選人，三勝兩敗，以他們的經驗和選舉工程而言，成績已算相當不俗。
如今回首，金佩瑋認為他們之所以打勝仗，有三個原因。第一是人心思變。「成個社會係好想改變，如果有人畀到一個希望，話他們知道社會係會變，他們就會投這個人。」2003 上半年，是香港最絕望的時候，公民社會政治覺醒，思考改變，也是意料中事。
第二是出現兩個重大議題，當年十月利東街宣布展開重建程序，而合和實業亦在同一星期推出 Mega Tower 新方案。甘甘在著作《走過浮花》中，稱之為「上天所賜的禮物」：「當社區出現重大議題，就是比試候選人解難能力的時候。我抖出過去在運動和學院裡的一切所學，真誠的嘗試協助居民分析和處理我一生人也沒遇過的問題。」結果證明居民受落。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共產黨尚未發功。
「它對香港的控制算係好鬆，真是一國兩制，不會 high-handed 的干預。」作為中共選舉棋子的民建聯當年依然不濟，「無話好特別去組織社區，好鬆散」，加上該黨因七一效應而被大眾唾棄，以「踢走保皇黨」為口號的公民起動，自然佔優。
可是，甘甘不忘補充：「雖然咁講大家會好沮喪……但我覺得，依家啲好彩已經完咗喇。」
她倒抽一口氣，「零三年的香港，是另一個世界。」
語氣盡是欷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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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英琦與金佩瑋（圖：《改革戰記》）
二、區議會主席的寶座與大能
還是說回零三年那個，尚未變質的世界。
眾所周知，議會政治從來不像外人看起來那般簡單，中間牽涉的角力矛盾，近乎從不止息。
2004 – 2007 年灣仔區議會當然難免捲入漩渦 — 實際上，該屆議會任期未開始，議員之間便已暗湧處處 — 說的，是主席之爭。
別看輕主席一職的份量。雖然法例對區議會主席的職能並無明確指示（只有「主席須主持區議會的會議」一項），但在實際操作上，區議會主席的立場取態，往往會影響當區民政事務專員的工作。假如主席與政府站在同一陣線，那麼整個區議會的運作亦會靠攏建制一方。
金佩瑋記得，由 1985 年開始一連 18 年盤踞灣仔區議會主席一職的林貝聿嘉，正是這樣的人：「我問過以前啲 DO （民政事務專員 District Officer），個個都話阿 Peggy（林之洋名）好好，我做咩都支持。」很多區議會主席的角色就像政府的啦啦隊，這自然受到建制歡迎。「市建局錫哂你，大地產商又錫哂你。」甘甘當然不同意這種主席取態：「但你（作為主席）係咪會為社區帶來一些改變呢？我相信唔會囉！」
而 2003 年區議會選舉過後，正是改變的時候。該屆灣仔區議會，連委任議席在內的十四個議席，有八席由泛民主派佔據，換言之，由議員推選產生的區議會正副主席，將是民主派囊中物。
當年泛民陣營中，黃英琦與民主黨的謝永齡，都有意染指主席寶座。甘甘說，兩人的誠意大相逕庭：「謝永齡天馬行空，唔知佢噏乜，但黃英琦當時已經有改革藍圖咁，一疊 A4 紙，攤在你面前。」裡面全是灣仔未來四年會遇到的問題、黃自己建議的解決方法。
滿腹大計，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唔通我會揀謝永齡咩？無可能架嘛！」甘甘斬釘截鐵。
結果，泛民議員經過協調，終決定推選黃英琦任主席。以為塵埃落定，卻突然殺出一記來自建制派的電話，相約甘甘見面。她應約赴會，對方是建制派委託的一名中間人，「佢話想同你傾吓邊個做主席好，又話不如選鄭琴淵（民建聯灣仔區議員）吖！」甘甘當然沒好氣。
「選舉都無遇到呢啲嘢囉！選到之後，先面對到政治的可怕。」是沒好氣，也初嚐了「政治鱷魚潭」的滋味。
來自四面八方的連串暗流，也正正說明了區議會主席一席是如何重要，以致各大陣營覬覦其位，各出奇謀。
無論如何，2004 年 1 月 6 日，由黃英琦任主席的第二屆灣仔區議會，正式開始運作。
這是一段灣仔好日子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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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街紙》第三期
三、區議會怎樣由假變真？
金佩瑋在其著作中提過，黃英琦是她行走江湖的其中一位師傅：「Ada（黃之洋名）個人好 innovative的，又接觸好多新嘢，經常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方法。」
某程度上，該屆灣仔區議會之所以成為「真議會」，為後人所稱道，功勞最大的當屬這位未上任已有一大疊「市政藍圖」的黃英琦。
如今回想，那四年間，灣仔區議會在黃英琦的領導下，至少出現了三方面的改變 — 又或是，真議會的三項特質。
第一是強調公眾參與。2004 年之前的灣仔區議會（以至十八區大部分區議會）的運作，通常都講求「和諧」。無論政黨和區議員有什麼不同意見，也只會溫和地在會議上表達，紀錄在案，然後再向上反映 — 總之，就是「被諮詢」。
但諮詢歸諮詢，反映還反映，這些意見最終有否影響政策和地區事情的發展？大家心知肚明。
然而當屆灣仔區議會面對利東街重建、合和二期方案捲土重來等重大地區議題，卻罕有地扮演了「攔路人」、「壞孩子」的角色 — 還不止區區幾位泛民議員在攔路，而是由區議會主動深入社區，做調查，辦論壇，給居民充權，一同擋住市區重建的步伐。
「對於一個區議會來說，公眾參與是很重要的工作。因為你啲嘢唔可以獨斷獨行，一定要用的人自己有 say。」甘甘強調，在黃英琦主政的四年間，灣仔區議會大大小小的 project 都沿用了類似的邏輯，無論是規劃議題、重建問題，都嘗試引入居民參與。
「這是很重要的改變。」因為能夠反映居民意見，甚至建立橋樑讓政府聽見平民百姓聲音，理應是「真．區議會」的工作。
看似是理所當然，偏偏近年區議會卻成為政府由上而下的傳聲筒。
圖：甘甘網站 (http://gumgum.hk)
第二項變革，在於資源運用。「以前如果有三十萬，會點用呢？搞個交通安全嘉年華啦！」甘甘咧嘴一笑，「大家乜都拎唔到，就是拿了許多膠和紙回家。」嘉年華會上，總派發一大堆派完即棄的膠扇、單張等。「不用理成效的，總之三小時內燒咗那三十萬就得。」
現實就是如此荒謬 — 區議會每次辦類似的大型活動，花費的其實都是你和我的血汗錢。
進入議會後，黃英琦等人對此自然看不過眼，於是念頭一轉，打算把那筆錢用作其他地方。
就以灣仔區議會的「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為例，委員會每年有 100 萬撥款，用途不限。金佩瑋接任委員會主席一職後，決定保留四成留給社區辦嘉年華、蛇齋餅糭式大騷；剩下來的六十萬，則拿去和民間團體做公共藝術、歷史研究、社區調查、保育、印書等等可以留下較深遠影響的計劃上。
又例如，黃英琦任主席「灣仔市區小工程計劃小組」在該四年間充分運用區議會的資源，為灣仔的公共空間作出多個規劃和設計上的新嘗試 — 例如在灣仔北的海濱開設全港第一個寵物公園。
一個運作妥當的區議會，能夠為社區做的事，原來超乎你我想像。
第三項改變，是對知識承傳的重視。一直以來，區議會予人的印象都是貼近大眾的街坊保長組織，常識行先，知識殿後：「過去區議會雖然有好多研究，好多調查，點解都無改變？是因為那些知識不是你的，你都無學到，你都唔了解件事，只是諗住點處理，所以搣哂啲木棉花囉！」而該屆灣仔區議會，卻通過紀錄、研究、出版，開啟了區議會在社區發展論述和政策倡議的先例。
《灣仔街紙》的出版，便是一個好例子。這份公民教育的刊物，內容包括市區重建政策的分析、外地市區更新個案的探討，並結集了街坊、文化界、社工界、建築師、規劃師及不同學者對市區重建的意見，成為囍帖街事件的一個重要民間紀錄。
就算真議會只持續了區區四年，但過程中因研究和出版而生產出來的知識，卻流傳至今。
此後，民間愈來愈多自發出版的地區報紙。近年在社交媒體大行其道下，地區媒體更如雨後春筍，遍野生長。
這一切，某程度上都源自當年灣仔區議會的實驗。
由灣仔區議會出版的《街紙》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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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革終結時
回看那四年灣仔區議會的故事，看倌難免好奇：議會內不是還有好幾個建制派議員嗎？怎麼黃英琦等人的改革，能如此順利？
「建制派呢，都是跟紅頂白，處於劣勢的時候他們其實都是好人，會好 make sense，肯同你講道理，支持一些他覺得合理的事。」甘甘聳聳肩，「不過到他們佔上風喇，又是另一回事。」
這一點，過去八年香港人已見識過太多次。
真正的阻力，在於背後的力量。甘甘上任後一年半左右，開始察覺到同僚們的立場漸漸被動搖，「逐個逐個被收買」。後來，就連為了讓居民多了解市區重建議題而出版的《灣仔街紙》 ，撥款也幾乎被阻攔。
黃英琦在著作記下了這件事：
「在《街紙》之前，區議會出版的多是軟性的『地區方物志』，不會出版『有立場』的刊物。《街紙》應是例外。《街紙》的出發點是不接受『愚民政策』，希望公民社會和居民知道多一點，了解政策的始末和他們的選擇權……市建局當然明白出版《街紙》的目標，是為市民充權。可能是基於恐懼吧（居民有了知識，就不會逆來順受），市建局遂暗中游說某幾位區議員，要求他們不支持出版《街紙》的撥款申請。」— 黃英琦，《改革戰記》，頁 50
幸好黃也不是省油的燈。得悉市建局在幕後「使橫手」後，她努力進行「反游說」，終於令部分民建聯議員倒戈，一連三期的《街紙》才得以面世。
但阻力就是愈來愈大。金佩瑋慨嘆，到了 2006 年當區議員已經「不再好玩」，「做什麼事都有人阻住地球轉。」她甚至覺得在議會內眾叛親離，「好多人一個一個被買走，好多改革你都做唔到，好無癮，好 frustrated。」
在社區也如是。到任期尾聲，從街坊領袖的態度中，甘甘和黃英琦意識到「自己失緊勢」，明顯有幕後勢力在收買人心，黃更因此有預感「民建聯會返番嚟」，2007 年的區議會選舉泛民很可能會遭遇慘敗。
身為區議會主席的的黃英琦因此要面臨一個抉擇：假如下屆灣仔區議會泛民再非多數，不能選出自己任主席，那麼還是否應該留在議會？
甘甘倒記得時任英國文化協會總幹事 Ruth Gee 在一次午宴上對黃英琦說過的一番話：「如果你曾經做過首相，要坐返 back benches，睇住第二個人做首相，係咪好無癮呀？」
「所以佢（黃）唔出來選囉！」最終兩人都萌生退意。「我都覺得犯不著啦，一介書生，點解要在這池髒水裡打滾？連大佬都唔做咯。」
黃英琦的預感沒有錯，民建聯（及共產黨）於 2007 年的區議會選舉捲土重來，大獲全勝。在灣仔，泛民陣營由八席減至三席；繼承甘甘他們的旗幟、以公民起動名義出選的兩名候選人，均告敗陣。
灣仔區議會，終於打回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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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明報》剪報
五、做「理念派」還是「實幹派」？
上屆區選泛民出現了一批政治新貴，他們憑着七一效應輕易上位，但當中很多人卻低估了當一個區議員的難度，亦沒有足夠準備去揹上地區工作的重擔。他們當中有些人，譏諷傳統民主派只曉得搞些蛇齋宴、旅行、通渠等瑣碎地區工作，聲稱自己反過來卻要做一些高層次的民主播種工作，提升選民的水平和視野。其中的表表者，莫如是「公民起動」和何秀蘭。但4年後，這些「民主理念派」、「民主農夫派」，相對那些「民主實幹派」、「地區工作派」，究竟又做了些什麼出來呢﹖— 蔡子強《泛民 20 年來最大敗仗》，明報，2007 年 11 月 22 日
「我覺得蔡子強不食人間煙火囉。」金佩瑋笑著說。
2007 年區議會選舉泛民大敗後，蔡子強於報章撰文，高捧街坊民主「實幹派」，把公民起動揶揄為「高層次的理念派」，「低估當區議員的難度」，是「龜兔賽跑」中的大烏龜。
文章刊出後，當然引來公民起動的異議。黃英琦撰文，稱自己和同路人一直在運用「軟權力」，實行「地區創新」，又直言「地區工作不限於小恩小惠」；金佩瑋的文章索性將蔡子強稱為「遠在天邊冷氣辦公室裏的評論人」：
假如評論人認為要行福利主義，要令所有人高興，要天天宣傳自己成功爭取了什麼才算是「做咗嘢」，那實在非常可悲，這樣的「評核標準」只會把區議員永遠困在自己那六條街中，死守着每一張選票。這樣的社區是永遠也不可能培育出基層民主，街坊亦只會照舊被視作當權者和在位者愚民的對象。— 金佩瑋《高空二萬呎的迷思》，信報，2007 年 11 月 26 日
十年後的今天，她仍堅持蔡子強當日的批評，毫不公道。
公道與否，大眾心裡有數。然而不能否認的是，過去幾年，蔡子強的這套論點確實在坊間頗為流行。不少人認為，泛民主派要打贏選戰，就要做好「地區工作」。何謂「地區工作」？一方面要在社區裡搞福利主義，民建聯送蛇齋餅糭，那泛民也不能怠慢；另一方面要實事求是，做好「民主實幹派」的本分，由「延長綠燈秒數」到「增加巴士路線」，通通要做足，事成後最好站在旁邊拍個照，印製橫額，讓選民們都知道你的低調。
許多人認為，這兩項工作就是區議員職責的全部；至於黃英琦和金佩瑋的社區改革，雙腳離地，空講理念，成果不彰（例如利東街最終一樣變成「囍歡里」），就理應被摒棄。
灣仔利東街（圖：灣仔《街紙》第三期）
真箇如此嗎？在區議會選舉迫在眉睫的當下，這值得有心人深切反思。
金佩瑋不覺得蛇齋餅糭有任何意義。「你去派嘢比人？怎夠別人派呀？我個朋友是獨立建制派，最初的時候佢派一隻糭，結果被阿婆蔑佢，『車，民建聯派兩隻呀！』咁你點同人鬥呀？」
她認為，區議員是一個社區的領袖，但領袖要做的絕不是向百姓施予小恩小惠，而是用自己身為區議員的軟權力，為街坊爭取社區的改變：「譬如東區有好多天橋，只是放啲石之嘛，其實這些閒置空間是否可以開放，比人做種植呢？」
看似很難入手，但甘甘堅信區議員有能力可以做到。「單憑一個人是什麼也做不了，但區議員有地位，好似一塊磁石咁，吸引到其他人幫手做。」
當然，甘甘不同意蛇齋餅糭策略，除了因為現實上「唔夠派」，還因為它本質上對平民百姓無益。
「那種 patronizing……施恩式的社建呢，其實係唔得的，無用的，最後只會令大家都好 disempowered。」她認為一個區議會的責任，正正就是 empower 當區的市民。
正因如此，該屆灣仔區議會才會強調公眾參與，又主張用知識來令市民充權。
總的來說，一個字：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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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雨傘運動期間被佔領的干諾道中隧道，攝：朝雲
六、傘開以後，素人再現
提起十年前的灣仔故事，金佩瑋眉飛色舞，我們也聽得興高采烈。畢竟，這個故事能讓我們對區議會有不一樣的想像。
但談到現在的情況，大家頭頂又難免烏雲滿佈。就如甘甘所說，由 2007 年開始，地區的建制機器經已發動。事到如今，泛民別說要取得過半議席，就連保住區區少數，亦很艱難。
不過也有人相信，這是最壞的時光，也是最好的時光。
雨傘運動後，不少「政治素人」積極落區，矢志參選，許多評論人（如蔡子強）都指「雨傘族」選情嚴峻，機會渺茫。身為過來人的金佩瑋卻拒絕過分悲觀。在她眼中，傘後的香港社會呈現悶局，而素人們要吸引支持，最重要就是將傘運的自身經驗，轉化成一般人的社區想像。
「你們在雨傘運動的時候，其實經歷了香港最好的時間，最乾淨啦，最有秩序啦，香港人最守望相助啦，還無端端建設了一個社區，一條村出來，這經驗其實可以比到社區一個幻想。」令從來不知社區為何物的香港人，想像社區的可能性：「原來我們街坊可以守望相助喎，原來我們可以資源共享喎，原來我們這區有咁深厚的歷史喎。」
總之要告訴大眾，整個香港、整個社區，是仍然有希望的。
資料圖片：去年雨傘運動，市民佔領金鐘反對「袋住先」
「現在，個社區已經比對手穿透哂，我們還有什麼可以贏到另一班人的心返來呢？」甘甘說，「點解佢（選民）要比一票你呢？就是因為你畀到一個希望佢。」
有了希望，就可以令百姓產生對社區的歸屬感 (ownership)，相信自己也可參與社區裡面的管理、建設，就像雨傘運動時一樣：「成個雨傘運動點解做得咁好呢？他們有 ownership 嘛，突然間 own 咗條街呀，條街是他們的，公廁也是他們的，所以一定要將廁所執到乾乾淨淨。」
「你能不能夠令市民對自己的區，都有這樣的 ownership 呢？」
要找到希望，摸到想像，進而建立歸屬感，絕非不是一時三刻的事。如今距離選舉只有不足四個月，雨傘族要打贏選戰，機會或許不大。但選舉後，這班政治素人能否繼續留在地區，在沒有鎂光燈的照耀下，繼續為居民帶來希望、想像，以至能夠如文首朱凱迪所寫，將社區「重新發展民主運動長期作戰的根據地」？
這恐怕才是最關鍵的一點。
2011 年區議會選舉前夕，黃英琦出版《改革戰記》一書，回顧四年區會歲月，並在書末寫下這段對後來者的期許：
「競逐新一屆區議會的新人類，無論他們來自何方，有怎樣的政見，但願他們當選之後，不畫地為牢，對區議會的改革有承擔，鼓勵公民參與，堅持區政由下而上，相信民間智慧可為社區問題帶來新的解決方法。但願區議員除了聯誼活動外也會重視研究和政策的分析，提升自身的知識和議政能力。民主發展不能只看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如何產生，民主要植根社區，區議會應是香港未來政治人才的孕育基地。」— 黃英琦，《改革戰記》，頁 173
十年前的灣仔故事早已落幕，往後類似實驗會否重啟？香港會否再有由真普選產生的「真議會」？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金佩瑋（甘甘）
—【真假區議會】專題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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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今年是 2015 年。如金佩瑋開首說，共產黨對區議會選舉的操弄，已經相當成熟 — 是「發功」，更是「發瘟」。
因此，《立場新聞》的下一個區議會專題，將會訪問建制派裡的無間道，了解共產黨如何發功 — 近年愈見犀利的建制選舉機器是怎樣運作的？來自北方的幕後之手又是怎樣在維港上空游弋？
往後我們將嘗試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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