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之鋒訪牛津演講 獲牛津學生致敬的一種精神

黃之鋒訪牛津演講 
獲牛津學生致敬的一種精神

上周一，黃之鋒於牛津大學牛津辯論學會向聽眾發表演說。牛津辯論學會成立於1823年，曾接待美國前總統尼克遜、卡特、列根、英女王、達賴喇嘛，英國前首相麥美倫曾稱它為「世上自由言論的最後一個堡壘」。黃之鋒是首個在此演講的香港政治人物，同時也是牛津悠長歷史中最年輕的嘉賓之一。演說前我向他說，他或許不是去年獲牛津取錄的港生，卻是極少數可宣稱曾登上《時代》雜誌封面的大學生。

很多學生都有興趣聽同輩口中的故事，而「不成熟」和「缺乏經驗」常與年輕人扯上關係（尤在香港），這亦被視作不應降低立法會參選人年齡門檻的理由。然而，黃之鋒周一晚的表現，應該令許多喜歡避答問題的議員羞愧。他的信息很簡單，普選能促進香港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並提醒英國對香港的法律和道德責任，同時對特區政府無反抗中央干預人權及保安議題表示不滿。

英國現時的中國政策，源於旨在推動出口及促進投資的財政部，這是公開的秘密。這些目標都好，但不應損害英國的國家安全或對國際社會的法律承諾。近日抗議習近平訪英的中國民主人士被英國拘捕，「湊巧」遇上黃之鋒演說，而其演說行程其實比9月才公布的習近平訪英行程更早落實。英國首相府的前策略部門主管抨擊英國獻媚，歐洲外交官亦指她明顯屈膝。英國不願就香港兩大競爭優勢：法治及言論自由逐漸被侵蝕而發聲，難向世界確立英國長期嚴謹奉行的道義責任。我很敬重卡梅倫及其政府，但即使他最近要求習近平重拾香港自治，我仍認為他的對華政策正傷害英國。因此，我對於不少牛津學生對香港民主運動的關心增加感到暖心，亦喜見黃之鋒如何有力地向英國媒體展示他的議題。我對中國領導層或梁振英有一個小提議﹕日後他們訪問西方國家，建立友好關係和驅散西方憂慮的最佳方法是與記者交流，坦誠答問，而非安排早已預定的示範，或教育東道主什麼可以談或不可以談。

英國害怕就香港、西藏等開腔，會危及對華貿易關係。2010年大選後，英國首相會晤達賴喇嘛，北京在多項議題上暫停與英國交流，但實際上，對英國出口商而言，問題不在人權或保安議題惹怒中國，而是未能滿足中國所需，如英國不能確保司法獨立及法律權益，將難保證英國可在中國擴展法律、財經和銀行業務。正如黃之鋒指出，中國過往不論在遵守中英聯合聲明、人權條約或貿易投資協定，均紀錄不佳。在英國開放給中國投資的談判上，中國很少給予甜頭。英國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去安撫北京，反錯失其他新興市場。一段新的中英不平等、明顯傾向中國的關係正在冒起，時間會說明這段關係能否與英國其他同盟及合作關係共存。

並非每個來聽黃之鋒演說的香港及中國學生，都支持雨傘運動，不少人都覺得運動策略矛盾，更多人是政治冷感，他們早已不再期望香港有有意義的政改。然而不少年輕人漸漸了解，基本政治及公民自由正受威脅。幾個港生告訴我，他們怕影響前途而不敢與黃之鋒合照。可以肯定，他們被教導﹕政治運動不止無意義，亦很危險。不少港人習慣自我審查，慣於偽裝政治中立，忍受愛國宣傳，視上述為生活一部分。中共其實很成功，23條毋須強推立法，因它已很快地融入社會。我們學懂調節，不是恐懼被捕，而是怕拿獎學金、升職被阻，怕大學校長寫推薦信寫得不好，或政府獎學金負責人輕視你的申請，或被國企列入黑名單。大多曾籌辦罷課及去年佔領的學生，都因恐懼而沉默。

黃之鋒不止吸引香港目光，更受世界關注，全因他的影響力及道德勇氣。黃之鋒具自信而有勇氣，肯冒險行動，很多與香港無關的牛津生與他見面時也認同。在這城市，身為政治活躍者是悲劇，參與示威、被拍到與示威領袖一起，愈來愈被視為風險。中共既非全能，亦非全知，但人們寧願信它有這能力，繼而損害我們的自由。

人們錯覺中共全能全知

我不同意黃之鋒所做的所有事，假如他是一位英國政治家，我不會在上次大選中投票給他。他希望擴大政府在經濟方面擔當的角色，並加強管制。我相信香港以往因極少政治干預，才可以自由貿易港蓬勃發展。不少西方國家，包括英國，退休和各種福利都扼殺企業發展，並形成不可持續的預算赤字。作為少數仍受香港年輕人尊重的政治人物，我認為他要以更堅定的立場發聲：無論人們對共產黨政府意見如何，內地遊客和新移民仍應與普通人一樣，享有平等權利。他們不應被指摘，亦不應為沒分選出的政府而被批評。現今特區政府既缺乏認受性，亦無意跟進，相反，它指摘內地人造成空氣污染或房屋短缺等問題，而這些明明是屬於特區政府權力範圍所能解決的，只是當中涉及強大的利益關係罷了。普遍的中國人都是受害者，而非肇事者，不應怪罪他們。然而，聽過他的講座，我同意他大部分所說的香港普選議題。人們想聽他對雨傘運動的看法，是因為所有問題最終都可通過憲法框架討論。香港最大問題不在政府缺乏方案，而是它自行決定政府的形式，以及政治遊戲規則的權利被否定了。黃之鋒認為，中國沒有履行責任，最近通過的政改方案，只給香港形式上的民主，非實質內容。但民主議題會影響長遠利益，和中國利益。

每年年初，牛津辯論學會會舉辦一場辯題為「我們對政府再無信心」的辯論。國會議員和內閣會在學生面前捍衛或批評現任政府。雖然英國制度給予首相巨大的權力，他卻很少干擾公務員，更甚少干擾司法機關。下議院議長當選者往往是因為其獨立性和願意無視政府。事實上，在歡迎習近平到訪牛津時，他還刻意在習近平面前讚揚民主和人權。這些都需要不同政黨和背景的政治人物相互尊重，並接受定期失去權力的可能性。

尊重對民主政治很重要，但不幸地這在港很罕見。而對黃之鋒及其他學生領袖的持續諷刺正反映這情况。大部分香港建制派對他的言論及思想，只懂製造無盡的陰謀論，而沒有給予有意義回應。我親身見過黃之鋒後，認為有傳他曾受美軍訓練的言論非常荒謬。他根本無可能在軍營生存一日，但中共政治從來都不需要人認清現實。

目前，香港有兩個最差情况。它有個可拉布阻礙議案通過的立法會，但卻不能動議任何新政策；它有個被公眾戲弄的特首，而他看來無法應付香港的挑戰；它有看來決意要永遠被無視、以人而非政策分歧來決定分裂的反對派。以上都無助政局或經濟穩定。聽黃之鋒的講話，我震驚他能為國外觀眾簡化這些問題而沒有侮辱人們的智慧。正如他正確地指出，香港30年間已經是以漸進、憲政的道路走向民主。愛因斯坦將瘋狂定義為：

「一次又一之做同樣的事且期待不同的結果」。中國領導層能夠無視反對派，是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從未於國內外令中央政府感到尷尬。它不能忽視積極學運分子，因為雨傘運動的畫面已經通過電視傳達到全世界，同時也通過遊客的目光進入內地。然而，正如所有的政治運動，它並沒有章法可循。不要搞錯，深深的憤怒、怨恨和疏遠現正在香港不斷流竄。這種憤怒暫時被壓制，但其根源仍未解決。除非人們覺得政府能為民而治及理解他們的顧慮，他們不會滿足於表面的關注和假意的承諾。

在這問題上，香港不是孤獨的。南非學生過去一周一直抗議大學學費上漲，執政的非國民大會政府被普遍認為是腐敗、麻木不仁；在歐洲，政治家及外來移民的憤慨令民粹政黨於選舉中冒起。可是，由於沒有普選，非民選的香港政府難以控制這些情緒和發起有意義的改革。我於大學研究英國政治，對我們在憲法上比西方國家有多落後感到震驚。在英國，普選爭議於1918年選舉權伸延至女性時結束，政府須由人民委任的原則可追溯到19世紀；國家保險及養老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推出，主要原因是工黨的抗議。香港享有一個已發展社會的各種外在特徵──摩天大樓、米芝蓮餐廳、高爾夫球場，但缺乏英美德等國的政治及憲法框架；學校、醫院、公共交通及警隊的質素，取決於監察政府的能力。

「道德弧線漫長但指向正義」

這場戰役的重擔落在高中生和大學生肩膀上，是香港的悲劇；但這場戰役的勝利能夠由社會運動家堅持及國際社會支援而達成。牛津學生是相當憤世嫉俗一群，所以我很驚訝看到黃之鋒能獲得大家全場起立鼓掌。我覺得，公平地說，鼓掌不止是給他一人， 而是給他代表的精神及他花大量時間投入的事情，正如馬丁路德金說過：「道德宇宙的弧線是漫長的，但它指向正義」。

作者為牛津大學彭布羅克學院（Pembroke College）歷史與政治二年級本科生，是牛津辯論學會的少數族裔主任，負責協辦黃之鋒上周於英國進行的巡迴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