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 Spencer Lai (賴鶴明博士): 《中國共產黨簡史》(2)

《中國共產黨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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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1. 近代中華民族的歷史任務和辛亥革命

2. 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3.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

4. 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大革命的興起

5.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和大革命的失敗

第二章　在土地革命戰爭中開辟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1. 從南昌起義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2. 革命運動的復興和紅軍反「圍剿」的勝利

3. 王明「左」傾錯誤和革命運動的挫折

4. 遵義會議的偉大轉折和紅軍長征的勝利

5. 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

第三章　在抗日戰爭烽火中發展壯大

1.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和全面抗戰路線的制定

2. 敵后戰場的開辟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

3. 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系統闡述新民主主義理論

4. 加強根據地建設，開展整風運動

5. 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全黨指導思想，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

第四章　奪取民主革命的全國勝利

1. 重慶談判和爭取和平民主的努力

2. 以自衛戰爭粉碎國民黨的軍事進攻和開展第二條戰線的鬥爭

3. 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和土地制度的改革

4. 偉大的戰略決戰和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

5.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和人民政協的召開

第五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

1. 新中國的誕生，人民民主政權在全國範圍的建立和鞏固

2. 新民主主義改革和建設的全面展開，國民經濟的恢復

3. 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有計劃經濟建設的開始

4. 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初步建立

第六章　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1. 黨的八大和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

2. 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的提出和全黨整風

3. 「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糾「左」過程中的曲折

4.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的提出和政治上「左」的錯誤的發展

5. 國民經濟調整任務的完成和十年建設成就

第七章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內亂

1. 「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全面內亂

2. 林彪集團的覆滅和糾正極左思潮的努力

3. 同「四人幫」的斗爭和1975年的全面整頓

4. 粉碎江青集團的勝利

第八章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辟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新時期

1. 在徘徊中前進和真理標准問題討論

2. 建國後黨和國家歷史發展的偉大轉折

3. 經濟調整和改革開放的起步

4. 撥亂反正任務勝利完成

第九章　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1. 黨的十二大和全面改革綱領的制定

2. 對外開放格局的初步形成和對外關系的調整

3. 黨的十三大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與基本路線

4. 經濟上的治理整頓和經受國內外政治風波的考驗

第十章　進入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階段

1. 鄧小平視察南方和黨的十四大

2.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宏觀調控的成功實施

3. 「一國兩制」構想和香港、澳門回歸祖國

4. 黨的十五大和跨世紀發展戰略

5. 按照「三個代表」要求，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6. 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後記

另附中國共產黨大事記

《中國共產黨簡史》

　　八字方針貫徹之初，工業的調整力度不夠。9月，中央作出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強調必須當機立斷，該退的堅決退下來，把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的指標降到確實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同時，中央發布試行《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這個條例實行後，國營企業一系列規章制度恢復和建立起來，工業調整有了明顯的起色。

　　同經濟工作的調整相配合，科學、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也進行調整。中央先後批發試行《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簡稱“科學十四條”)、《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簡稱“文藝十條”，以後改為“文藝八條”)。這些條例的中心內容是調整黨和知識分子的關系以及貫徹落實科學和文藝工作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為了進一步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在1962年3月於廣州召開的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和文藝工作會議上，周恩來發表講話，重新肯定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而不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隨後周恩來在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再一次重申了這一科學論斷，使知識分子受到很大鼓舞。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央向大會提出的書面報告草稿，比較系統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經濟建設工作的基本經驗教訓，認為產生缺點錯誤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在建設工作中經驗不夠，另一方面是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違反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妨礙了黨及時地盡早地發現問題和糾正錯誤。這些看法，使黨朝著勇敢地正視現實，實事求是地認識“大躍進”以來實際工作和指導思想上的錯誤，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毛澤東1月30日在大會上發表講話，中心是講民主集中制，強調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並做了自我批評。毛澤東聯系三年“大躍進”的教訓，闡明人類認識客觀世界規律的重要性，承認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需要一百年時間。這些認識對進一步深入總結幾年來的經驗教訓、糾正工作中的錯誤具有極大作用。鄧小平、周恩來在大會上分別代表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做自我批評，並分別講了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和克服目前困難的主要辦法。

　　這次大會取得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能取得的積極成果。會議對缺點錯誤的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會議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評精神，給全黨以鼓舞，使廣大黨員心情比較舒暢，在動員全黨為戰勝困難而團結奮斗方面起了積極作用。會後，國民經濟和政治關系等方面的調整都有進一步的發展。國民經濟大刀闊斧地進行調整，採取的主要措施是:大力精簡職工，減少城市人口﹔壓縮基本建設規模，停建緩建大批基本建設項目﹔縮短工業戰線，實行必要的關、停、並、轉﹔進一步從人力物力財力各方面加強和支援農業戰線，加強農村基層的領導力量。由於採取這些果斷措施，經過全國人民的艱苦奮斗和各級干部的緊張努力，調整工作較快取得成效。到1962年底，國民經濟形勢開始好轉。農業生產開始回升。國家財政實現收支平衡。市場商品供應的緊張狀況有所緩和。城鄉人民生活水平也開始略有上升。政治關系方面的調整著重在恢復國家正常的政治生活，調整與民主黨派和非黨人士的關系，消除“大躍進”以來產生的消極影響，加快了對在“反右傾”運動中受到批判和處分的黨員、干部的甄別平反工作。隨著調整工作的逐步深入，許多地方實行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不僅有效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而且對農業集體化之後適合我國農村生產力水平的農業生產管理方式作了積極探索。

　　經過七千人大會前後將近兩年的調整，國內形勢逐步好轉。但是黨在政治思想上的“左”的錯誤並沒有從根本上糾正，而且還在發展。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前期，世界上各種力量發生新的分化和改組，局勢出現動蕩。隨著中蘇之間的分歧擴大以及中美之間的斗爭加劇，中國周邊的國際形勢日趨緊張。這使黨認為，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在包圍中國，也影響黨對國內形勢的估量。

　　蘇共二十二大以後，國際共運中的爭論愈演愈烈。蘇共領導人、蘇聯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公開信，攻擊中國黨和其他一些黨，在外交上推行霸權主義。中共中央從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志編輯部的名義，相繼發表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並由此論述了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和資本主義復辟的歷史教訓。黨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反對大黨大國對其他黨、其他國家的不平等做法和霸權主義，頂住來自蘇聯的巨大壓力，維護了國家主權、民族尊嚴和黨的尊嚴。但是，主要根據中國自己的經驗和實踐來評價蘇聯的變化和國際共運，也產生了一些不符合實際的認識。

　　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聯系對蘇聯赫魯曉夫觀點的批評和對國內形勢的觀察，提出階級、形勢、矛盾問題，強調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性，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這樣，就把社會主義社會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進一步擴大化和絕對化。它標志著黨在這個問題上“左”的錯誤再度發展起來。

　　八屆十中全會結束時，接受1959年廬山會議的教訓，提出不要因為強調階級斗爭而放鬆經濟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這樣，全會以後全黨全國的工作出現這樣一種復雜的情況:一方面，政治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左”的錯誤一步步發展﹔另一方面，經濟上調整和恢復的任務基本上還能夠按原定計劃繼續進行。

　　八屆十中全會後，針對農村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佔、賬目不清等現象，在部分農村和城市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次運動，雖然對於解決干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於把各種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斗爭或者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使不少干部受到不應有的沖擊。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部分地糾正了1964年下半年“四清”運動中的一些過左做法，但它強調這次運動的性質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甚至認為在省和中央部門存在反對社會主義的人。與此同時，在意識形態領域也開展了錯誤的批判和斗爭。“左”的錯誤的發展，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

　　五、國民經濟調整任務的完成和十年建設成就

　　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政治上“左”的錯誤雖有進一步發展，但總體上還沒有對經濟調整工作產生重大干擾。全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調整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生產方面。從1961年到1965年，經過五年調整取得明顯成效:農輕重的比例關系實現了在新的基礎上的協調發展﹔國民經濟中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基本恢復正常﹔財政收支平衡，市場穩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當國民經濟調整任務基本完成的時候，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宣布:我國國民經濟即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1966年將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全國人民要努力奮斗，把我國逐步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這是第一次鄭重地向全國人民宣布四個現代化的任務。這個宏偉的任務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而沒有能夠按計劃付諸實施。

　　從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前的十年，是黨領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發展的十年。其間，雖然遭受過嚴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

　　工業建設方面，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了三倍。棉紗、原煤、發電量、鋼和機械設備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都有很大增長。石油工業的發展尤其突出，到1965年已經實現原油的全部自給。電子工業、石油化工、原子能、航天等一批新興工業逐步建設起來，初步改善了工業布局，形成有相當規模和一定技術水平的工業體系。鐵路、公路、水運、航空、郵電等事業都有較大發展。十年新修鐵路8000公裡，全國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區都有了鐵路，寧夏、青海、新疆等第一次通了火車。農業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大規模展開，並逐步收到成效。全國農用拖拉機產量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長6倍以上，農村用電量增長70倍。十年的教育事業有很大發展。高等院校畢業生近140萬人，為前七年的4.9倍。經過整頓，教育質量得到顯著提高。科學技術工作取得比較突出的成果，國防科學技術的進展最為顯著。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有力地打破了超級大國的核壟斷和核訛詐，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導彈和人造衛星的研制也取得突破性進展。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這些成就集中代表了我國科學技術達到的新水平。

　　在這十年裡，無論是建設事業的專門人才，還是黨政干部隊伍，都有較大發展。這期間成長起來的成千上萬各類專門人才，大部分成為後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各方面的骨干力量。黨的組織部門選拔了一批優秀青年知識分子干部到基層挂職鍛煉，並提拔一些人到省、部級領導崗位工作，其中大部分人經受住了後來政治運動的考驗，成為領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中堅力量。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成就是在國內發生嚴重經濟困難，在國際上遭到戰爭威脅和巨大壓力(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長期封鎖禁運，蘇聯撕毀合同、撤銷援助)的情況下取得的。黨和人民團結一致，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頂住壓力，戰勝困難，表現出無比的英雄氣概和高昂的精神狀態，涌現出像河南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大慶石油工人王進喜，解放軍戰士雷鋒，科學家錢學森、李四光、錢三強等先進人物﹔還有響應黨的號召，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國防尖端科技事業和三線建設中默默無聞地作出奉獻的許許多多干部、職工、科技人員和解放軍指戰員。全黨和全國人民在他們的精神鼓舞下同甘共苦，昂首前進。社會主義建設在戰勝嚴重困難後逐步地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在這十年裡，黨以蘇聯的經驗教訓為借鑒，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形成了一系列正確的理論觀點。黨的八大前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提出的富於創造精神的方針政策，使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有了良好的開端。毛澤東在1957年春提出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並進一步闡述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和中國工業化道路。他還提出“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他提出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在領導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時，他提出不能剝奪農民，不能超越階段，反對平均主義，強調發展商品生產、遵守價值規律和做好綜合平衡，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等觀點。其他中央領導人也提出許多正確觀點和主張。這些都是八大路線的繼續發展，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黨中央在六十年代調整國民經濟過程中陸續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業、商業、教育、科學、文藝等方面的工作條例草案，比較系統地總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分別規定了適合當時情況的各項具體政策。所有這些，都是對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有益探索。當然，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後和地區發展很不平衡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是十分艱巨而復雜的任務。由於國際局勢的復雜多變，由於國內建設任務的艱巨繁重，由於缺乏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現成經驗，使黨在探索過程中難以避免曲折。這一時期的失誤及其深刻教訓，對黨以後的工作也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

　　總之，我國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是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十年工作中的主導方面。

第七章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內亂

　　一、“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全面內亂

　　1966年，正當國民經濟的調整基本完成，國家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逐漸發展成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層的政治運動。一場長達十年、給黨和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毛澤東發動這場“大革命”的出發點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維護黨的純潔性和尋求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但他對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錯誤估計這時已經發展到非常嚴重的程度，認為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危險﹔過去幾年的農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都不能解決問題，隻有採取斷然措施，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才能揭露黨和國家生活中的陰暗面，把所謂被“走資派篡奪了的權力”奪回來。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發動“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導作用的原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是引發“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這篇文章的寫作和發表是江青秘密策劃的。文章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實際上涉及中央領導層在許多重大政策問題上的不同意見。文章發表後，《人民日報》和北京各報在十多天內沒有轉載。北京市被批評為“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毛澤東說:《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這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為嚴重的政治色彩。此後，批判涉及的范圍迅速擴大。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開會，起草《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後被稱為“二月提綱”)，試圖對學術批判中已經出現的“左”的傾向加以適當約束。這個提綱經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通過並向在武漢的毛澤東匯報後，於2月12日轉發全黨。

　　就在“二月提綱”擬定的同時，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這次座談會的《紀要》，認定文藝界被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號召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這種嚴重的政治責難不僅是對著文藝界，而且對著一些中央領導人。

　　與批判《海瑞罷官》大體同時，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遭到誣陷，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被加以“篡軍反黨”等罪名，遭到軟禁。1966年3月底，中央宣傳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責為包庇壞人，壓制左派。於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被停止工作。

　　為了在全國發動“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於5月16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對“二月提綱”進行了全面批判，並指出:“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這些判斷，是把階級斗爭錯誤地擴大到黨的最高領導層甚至人為地制造階級斗爭的重要根據。會議以反黨集團的罪名對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進行批判，決定停止他們的領導職務。林彪在會上的講話中大肆散布黨中央內部有人要搞政變的謊言，竭力鼓吹個人崇拜。會議決定撤銷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小組，成立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使之實際上成為不受中央政治局約束的、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指揮機構。此後，“文化大革命”異常迅猛地發動起來。

　　大、中學校的學生率先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在很短的時間裡，由學生成立的“紅衛兵”組織蜂擁而起，到處揪斗學校領導和教師，一些黨政機關受到沖擊。這場運動很快從黨內推向社會，社會動亂開始出現。

　　黨中央在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主持下作出決定，派工作組到大、中學校協助領導運動，力圖使局勢穩定下來。各地工作組在領導運動的過程中，得到多數群眾的支持，卻加劇了同造反派的對立。在如何對待運動的問題上，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同中央文革小組之間的分歧日趨尖銳。工作組被指責為“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產階級革命”。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

　　8月1日至12日，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會議期間，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提出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全會通過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對於運動的對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問題作了有嚴重錯誤的規定。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夠發動，黨內之所以能夠接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觀點，是有社會歷史根源的。我們黨是經過長期殘酷的戰爭後迅速進入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對於如何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備和科學認識。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積累下來的豐富的階級斗爭經驗，使人們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新矛盾時容易去沿用和照搬，因而把在一定范圍存在的階級斗爭仍然看作佔主要地位的階級斗爭，並運用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的方法來解決。戰爭時期在革命隊伍裡行之有效的近乎軍事共產主義的生活經驗，也容易用來作為規劃理想社會的某種依據。對馬列著作中某些論點的誤解或教條化，使人們日益陷於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迷誤之中。堅持這種迷誤被認為是保衛馬克思主義的神聖事業，對這種迷誤持懷疑態度者則難以理直氣壯地起來反對。這時，毛澤東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中的威望達到高峰，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逐漸滋長。加上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進程沒有能夠順利發展，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這就使為人民尊重的領袖所犯的錯誤難以得到糾正，也使林彪、江青這些野心家能夠受到信用而得勢橫行。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紅衛兵運動迅猛發展。紅衛兵運動最初是破除“四舊”(即所謂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隨後發展為抄家、打人、砸物。無數優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國家文物遭受洗劫，許多知識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紅衛兵運動對社會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壞，引起各地黨組織和許多干部群眾的不滿和抵制。但是，這種不滿和抵制當時卻被認為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0月初，黨中央轉發中央軍委關於軍隊院校進行“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宣布取消由黨委領導運動的規定。在“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口號下，造反狂潮全面擴展到工農業領域。為進一步克服運動的“阻力”，從10月上旬至下旬，召開了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題的中央工作會議。林彪、陳伯達講話，將黨內不同意見升級為路線斗爭，極力煽動無政府主義思潮。會後，聲勢浩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風暴在全國掀起，中央文革小組策動造反派把攻擊的矛頭集中轉向各級黨政領導機關。社會上出現“打倒劉少奇”的標語和攻擊鄧小平的大字報。中央和地方的許多領導干部受到批斗，機關工作普遍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黨的基層組織的活動和黨員的組織生活陷於停頓。國家陷入空前的混亂之中。

　　1967年1月初，在張春橋、姚文元策劃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組織奪取了上海市的黨政領導大權。這場奪權斗爭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奪取黨和政府各級領導權的“一月革命”風暴。奪權狂潮一經引發便不可收拾，很快發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內亂。

　　“文化大革命”發動後，在黨的領導層內，在廣大干部群眾中，對“左”傾錯誤和極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爭始終存在，並不斷發展。這種抵制和抗爭，或表現為對批判、造反持消極態度，在各自的崗位上堅持工作和生產﹔或表現為對武斗、破壞持抗議立場，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嚴厲批評。1967年在老一輩革命家中爆發的二月抗爭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在這年1月19日、20日召開的中央軍委碰頭會上，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堅決反對江青、康生、陳伯達鼓吹軍隊應和地方一樣搞運動的主張。在激烈的爭執中，葉劍英、徐向前義憤填膺，奮起抨擊江青等人。2月中旬，在周恩來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上，再次爆發了老一輩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組一班人的激烈斗爭。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同志，圍繞要不要黨的領導、要不要廣大老干部、要不要穩定軍隊等“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一些根本性問題，拍案而起，接連怒斥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亂黨亂軍的做法。這些老同志的抗爭，被江青等人誣為“二月逆流”，受到嚴厲批判。

　　全面奪權使派性斗爭激化。各造反派組織為爭權奪利，拉幫結派，爭斗激烈，發生無數的糾紛和沖突，以至釀成殘酷的武斗。1967年夏秋，謝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機提出“徹底砸爛公、檢、法”、“文攻武衛”等口號煽動武斗，北京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嚴重涉外事件。這幾個月是“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國家動亂最劇烈、社會災難最嚴重的階段。

　　為了對混亂狀況加以約束，毛澤東號召群眾組織實現大聯合，正確對待干部，並派人民解放軍執行“三支兩軍”(即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任務，派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還批發了多項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維護社會秩序，保護國家財產。這些措施，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對制止局勢惡化還是起了一定作用。經過二十個月的社會大動亂和錯綜復雜的奪權斗爭，全國(除台灣省外)29個省、市、自治區先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革委會集黨、政大權於一身，實行黨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為黨的九大作准備召開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舉行。在黨內生活極不正常的狀況下，會議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謝富治把持下炮制的關於劉少奇問題的“審查報告”，給劉少奇加上“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宣布“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一年後，劉少奇含冤病逝。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512人。當時，全國有黨員2200萬人，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以至基層黨組織大都沒有恢復或建立，絕大多數黨員還沒有恢復組織生活。九大從始至終被強烈的個人崇拜氣氛所籠罩。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核心內容是闡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報告極力鼓吹這個理論的“偉大貢獻”和這場“革命”的豐功偉績，而對於黨應該怎樣領導和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卻根本不予提及。作為“文化大革命”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完全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這個理論對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大會通過的黨章沒有關於黨員權利的規定，卻把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總綱。這種完全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做法，在黨的歷史上從未有過。大會選出新的中央委員會，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林彪、江青幫派中的骨干和親信佔半數以上，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中許多功勛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因而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二、林彪集團的覆滅和糾正極左思潮的努力

　　黨的九大以後，“斗、批、改”運動在全國展開。按照毛澤東的設想，“斗、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等階段。在實際工作中還包含“教育革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內容。毛澤東試圖通過“斗、批、改”，達到“天下大治”的設想，也含有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實際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在各個領域具體化，結果是黨內矛盾和社會矛盾繼續緊張，引起動亂的因素更加深化。

　　九大結束後，林彪集團的權勢膨脹到頂點，同江青集團之間爭奪權力的矛盾急劇上升。他們擔心江青集團的勢力有可能超過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會發生變化，因而妄圖提前“接班”。1970年8月，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江青兩個集團長期以來不斷積累的矛盾集中地爆發出來。林彪集團的圖謀及其宗派活動被揭露並受到批判後，毛澤東採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團的權勢。林彪集團的骨干成員決心鋌而走險。林彪的兒子、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組織策劃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毛澤東、周恩來機智地粉碎了他們的陰謀。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飛機倉皇出逃，在蒙古溫都爾汗機毀人亡。

　　林彪叛逃事件的發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失敗。從這一驚心動魄的事件中，人們清楚地看到，鼓吹個人崇拜最力的林彪竟然陰謀殺害黨的主席﹔由黨章規定的接班人竟然出國叛逃。這一具有極大尖銳性的事件促使人們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嚴肅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給黨和國家帶來的是什麼結果?“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天下大亂究竟能不能導致天下大治?林彪事件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眾從個人崇拜的狂熱中覺醒，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及其實踐產生了懷疑。

　　林彪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在周恩來協助下，採取措施解決與這一事件有關的問題。黨中央決定撤銷由林彪集團控制的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中央軍委辦公會議。全國開展“批林整風”運動，揭發、批判林彪集團的罪行。毛澤東親自過問對一些領導干部落實政策的工作，為“二月逆流”平反。1973年3月，鄧小平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同年12月，毛澤東提出要給被打倒的賀龍、羅瑞卿和1968年因受林彪、江青誣陷而被撤銷領導職務的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恢復名譽，承認自己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辭，要做自我批評。這些行動為加快落實黨的干部政策、在各方面進行政策調整創造了條件。

　　“批林整風”開始後，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來正確地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加快了落實干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的進程，使一批被打倒的黨政軍領導干部重新走上領導崗位。針對無政府主義思潮對經濟工作的破壞，周恩來指示國務院提出整頓企業的措施，恢復被破壞的各種規章制度﹔通過大力壓縮基建規模、精簡職工人數等措施，解決職工人數、工資總額、糧食銷售量大大突破指標的問題，扭轉國民經濟下滑的趨勢。他頂著江青集團大批所謂“崇洋媚外”的壓力，努力開展對外貿易和經濟技術交流，從國外進口了一批技術先進的成套設備和單機。在農村，黨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重申必須堅持按勞分配原則，不能把政策允許的多種經營和家庭副業當成資本主義的東西加以否定。在科學教育工作中，周恩來要求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並提議召開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第一次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他還抓了落實黨的文化、民族、統戰等政策的工作。周恩來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是1967年2月前後許多中央領導同志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這一正確主張的繼續，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糾“左”整頓。經過近兩年的調整和整頓，各方面工作都有明顯起色。可是，在毛澤東看來，批判極左思潮是同否定“文化大革命”聯系著的。他認定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而不是批判極左。這樣，周恩來領導的糾“左”努力被迫中斷。

　　林彪事件後，黨的一些重大的組織問題需要解決。其中最迫切的是修改載有林彪為接班人等內容的黨章和產生新的中央領導機構。黨中央決定提前召開十大。黨的十大於1973年8月24日至28日舉行。當時全國有2800萬黨員，出席大會的代表1249人。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仍然號召全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左”傾指導方針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壞性後果日益明顯。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在十大竟當上黨中央副主席。但這時，也解放了一批自“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備受打擊迫害的老干部，有些老干部進入了中央委員會。周恩來、葉劍英、李德生被選舉為中央副主席，鄧小平、王稼祥等被選進中央委員會。

　　十大以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江青集團的勢力得到進一步加強。

　　三、同“四人幫”的斗爭和1975年的全面整頓

　　“文化大革命”的長期持續和幾經反復，使人們對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的厭倦情緒越來越強烈。希望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生活有所改善成為廣大干部群眾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後，黨內圍繞著動亂與反動亂、篡權與反篡權、整頓與反整頓展開了更加激烈的斗爭。

　　十大前後，毛澤東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國歷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聯系起來。1974年1月，全國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毛澤東批准開展“批林批孔”運動，不僅因為林彪私下推崇過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傳歷史上法家堅持變革、批判儒家反對變革來維護“文化大革命”。

　　“四人幫”利用“批林批孔”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他們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點名攻擊中央、地方和軍隊的一批干部，還指使他們控制的寫作班子發表大量所謂“批孔”文章，影射周恩來是“現在的儒”，對周恩來前一階段恢復“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確的政策措施和落實干部政策的工作進行攻擊。他們的幫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乘機大搞突擊入黨、突擊提干，社會秩序再度混亂，剛剛有所好轉的國民經濟再遭嚴重破壞。

　　毛澤東對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搞亂社會的圖謀有所察覺，對“批林批孔”運動作出限制性規定，並在中央領導層提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結成“四人幫”的問題。這年下半年，毛澤東先後提出“還是安定團結為好”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使“四人幫”再次搞亂全國的圖謀受到抑制。同年10月，中央發出召開四屆全國人大的通知。“四人幫”認為這是他們篡奪更多權力的機會，加緊陰謀活動，企圖由他們出面“組閣”。這時，毛澤東提議由已在1973年恢復副總理職務，並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的鄧小平，出任國務院排名第一的副總理。“四人幫”極為不滿，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借風慶輪事件對鄧小平發動突然襲擊，遭到鄧小平堅決抵制。事後，又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澤東作誣陷周恩來、鄧小平的匯報。毛澤東當即批評了王洪文。此後，毛澤東又多次批評“四人幫”，重申“總理還是總理”，並進一步提出鄧小平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這對江青的“組閣”企圖落空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把全國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發展經濟、振興國家的事業上來。這是飽受“文化大革命”內亂之苦的中華民族最強烈的願望。四屆全國人大確定了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人員，為鄧小平隨後主持國務院工作奠定了基礎。但這次大會通過的報告、決議和憲法，未能擺脫“左”傾錯誤的影響。

　　四屆人大閉幕後，已患重病的周恩來病情更加嚴重。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相繼主持國務院和黨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於危難之際的鄧小平，大刀闊斧地開始了整頓。他強調四個現代化建設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頓，部署以鐵路整頓為突破口，使堵塞嚴重的鐵路全部疏通，運輸狀況開始好轉。接著，開始整頓鋼鐵工業。鄧小平強調:把鋼鐵生產搞上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堅強的領導班子，堅決同派性作斗爭，認真落實政策，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中國科學院和國防科技工作也開始整頓。文藝進行了政策調整。教育戰線的整頓同時在積極著手。軍隊整頓是各方面整頓中重要的一環，軍隊各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這對抵制“四人幫”奪取軍隊領導權的企圖起了重要作用。鄧小平還提出:整頓的核心是黨的整頓，主要整頓各級領導班子，要在加快落實干部政策的同時，對強行搞突擊入黨、突擊提干的造反派區別不同情況分別作出處理。鄧小平還在六十年代初黨制定的工業等方面若干條例的基礎上，領導起草了《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等文件，提出加快工業、科技發展的一系列措施和“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動生產向前發展”等重要觀點。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是“文化大革命”中黨的正確領導與“四人幫”的一場重大斗爭，整頓雖然還不可能直接觸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問題，但力圖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顛倒了的思想理論、政策是非加以澄清，從而開始了有限度的撥亂反正。整頓中，大部分地區的社會秩序趨於穩定，國民經濟由停滯、下降轉向回升，工農業產品產量均有較大幅度增長，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國民經濟發展較好的一年。

　　毛澤東支持鄧小平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認為“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為了進一步闡明發動和堅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毛澤東曾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幾次談話中，提出若干有關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問題。他希望鄧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實現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然而，整頓工作的深入展開，勢必觸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逐漸發展成為對“文化大革命”的比較系統的糾正。這種發展趨勢，既遭到“四人幫”的猖狂反對，也為毛澤東所不能容忍。1975年11月下旬，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翌年初改稱“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這個運動既違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再度造成社會混亂。越來越多的干部群眾對長期持續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感到困惑，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滿，要求社會安定和發展經濟的願望愈加強烈。

　　四、粉碎江青集團的勝利

　　在“文化大革命”進入第十個年頭時，廣大干部群眾長期郁積的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和對“四人幫”的憤恨，終於在1976年清明節前後爆發出來。

　　這種不滿像火山熔岩一樣不可壓抑的迅速噴發，是由“四人幫”壓制人民群眾對周恩來的悼念而引起的。1976年1月8日，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逝世，在人民群眾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四人幫”不僅發出種種禁令壓制悼念活動，而且加緊展開了對鄧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使廣大群眾的悲痛心情迅速轉化成憤怒的情緒，並進而轉變為強烈的反抗行動。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鄭州、西安等城市的群眾沖破“四人幫”的阻力，自發舉行悼念活動。首都人民也匯集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4月4日清明節這一天，聚集了200多萬京內外群眾的天安門廣場，悼念活動達到高潮。人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在共和國歷史上罕見的“花山詩海”中慷慨陳詞，深切懷念周恩來，怒斥“四人幫”迫害周恩來、陰謀篡黨奪權的滔天罪行，出現了一人振臂，萬人應和，震天動地的感人場面。當時在廣場上爭相傳抄、凝聚著愛和恨的那些詩詞、傳單，庄嚴地表達了人民群眾要求把中國建成現代化強國的心聲。當晚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李先念未參加)，天安門廣場的事態被定為反革命事件。4月5日，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數萬群眾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隊戰士發生了嚴重沖突。一場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支持鄧小平所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的強大抗議運動，就這樣被壓了下去。盡管如此，這場全國性的運動，為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

　　天安門事件後，中央政治局通過兩個決議:一是決定在周恩來逝世後擔任國務院代總理同時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華國鋒，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是撤銷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隨著鄧小平的被撤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以更大的規模和聲勢在全國強行推開。

　　1976年7月6日，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及人民解放軍創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帶發生強烈地震，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巨大損失。9月9日，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逝世。全國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黨和國家的幾位主要領導人相繼去世後，黨和國家的前途成為人們憂慮的問題。

　　毛澤東逝世前後，“四人幫”加緊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他們暗地布置其在上海的親信突擊發放武器﹔撇開中央辦公廳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設值班室，企圖由他們指揮全國﹔還在報上公開誣蔑和威脅華國鋒等中央領導人。“四人幫”篡黨奪權的活動，使葉劍英、李先念等許多老一輩革命家深感憂慮。身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華國鋒，在“四人幫”咄咄逼人的進攻下，也認識到必須割除黨和國家肌體上的這個癰疽。10月6日晚，華國鋒、葉劍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幫派骨干實行隔離審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黨中央還採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勢，使江青集團骨干分子妄圖武裝叛亂的陰謀未能得逞。

　　粉碎“四人幫”的勝利，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從危難中挽救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為黨和國家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創造了前提。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在這場所謂的“大革命”中，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內的大批中央黨政軍領導干部、民主黨派負責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眾受到誣陷和迫害。黨和政府的各級機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組織，長期陷於癱瘓和不正常狀態。公安、檢察、司法等專政機關和維護社會秩序的機關都被搞亂了。

　　在長時間的社會動亂中，國民經濟發展緩慢，主要比例關系長期失調，經濟管理體制更加僵化。這十年間，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資的應增效益推算，國民收入損失達五千億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沒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國際局勢趨向緩和，許多國家經濟起飛或開始持續發展的時期。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中國不僅沒能縮小與發達國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間的差距，從而失去了一次發展機遇。

　　這場由文化領域發端的“大革命”，對教育、科學、文化的破壞尤其嚴重，影響極為深遠。很多知識分子受到迫害，學校停課，文化園地荒蕪，許多科研機構被撤銷，在一個時期內造成了“文化斷層”、“科技斷層”、“人才斷層”。據1982年的人口普查統計，全國文盲和半文盲達二億三千多萬，佔全國總人口數的近四分之一，嚴重影響到全民族文化素質的提高和現代化事業的發展。

　　“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亂，黨的建設和社會風氣受到嚴重破壞。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和打砸搶分子乘機混到黨內並竊取一部分權力，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個人崇拜以及各種愚昧落後的思想行為泛濫開來，致使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社會主義的信念受到嚴重削弱。

　　黨內外廣大干部群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左”傾錯誤的抵制和抗爭，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一直沒有停止過。這種抵制、抗爭和斗爭是十分艱難曲折的。“文化大革命”的嚴峻考驗表明:黨的八屆中央委員會和它所選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書記處的成員，絕大多數站在斗爭的正確方面。我們黨的干部，無論是曾被錯誤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堅持工作和先後恢復工作的，絕大多數是忠於黨和人民的，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的信念是堅定的。遭到過打擊的知識分子、勞動模范、愛國民主人士、愛國華僑，各民族各階層的干部和群眾，絕大多數沒有動搖過熱愛祖國和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立場。為了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同林彪、江青等人進行斗爭，共產黨員張志新等慘遭殺害。

　　正是由於各級干部、黨員和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的抵制、抗爭和斗爭，“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性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也由於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克服頻繁的政治運動的重重干擾而頑強努力，經濟建設仍取得一定進展。科學技術取得若干重要成就，包括成功地進行了導彈核武器發射試驗，爆炸了第一顆氫彈，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郭永懷、鄧稼先等許多科學家為此作出了重要貢獻。農業科學家袁隆平在1972年育成一代?型雜交水稻，為我國的糧食生產作出重大貢獻。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國家的安全。當然，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擾而取得的。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事業會取得比這大得多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理論指導下的錯誤實踐。它留下了永遠不應當重犯這類錯誤的深刻教訓，從反面為黨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提供了歷史借鑒。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應該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

　　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錯誤，毛澤東負有主要的責任。但是，這些錯誤終究是在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所犯的錯誤。毛澤東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著的缺點，但在晚年對許多問題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毛澤東在全局上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干部和黨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負責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他重用過林彪等人，也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他重用過江青等人，也對他們進行過重要的批評和揭露，不讓他們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這對後來黨順利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國家的安全，頂住國際上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壓力，堅決支持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特別是七十年代初，他適應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審時度勢，及時對外交工作作出富有遠見卓識的重大戰略調整，使我國的外交工作打開了新局面。我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得到恢復，開始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與日本建立外交關系，陸續同一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和亞非拉國家建交，為後來的對外開放打下了基礎。在“文化大革命”中，黨沒有被摧毀並且還能維持統一，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國家仍然保持統一，這些都是同毛澤東的作用分不開的。

　　就毛澤東的一生來看，他不愧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的後半生，領導黨和人民抵御來自國外的威脅和壓力，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在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進行了探索。這些重要的歷史功績和探索的首創精神，是應該充分肯定的﹔他在探索過程中發生的錯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這樣嚴重的錯誤，使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走了大的彎路，這是應該引為沉痛教訓的。全面評價毛澤東的一生，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磨滅的。

第八章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辟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新時期

　　一、在徘徊中前進和真理標准問題討論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舉國上下一片歡騰。人們早就對“四人幫”極其痛恨，希望盡早結束社會動亂，把我國建設成繁榮富強的現代化國家。這股猖獗十年、禍國殃民的政治勢力終於被掃除掉，真是大快人心!各地一連數日舉行集會、游行，人們載歌載舞，沉浸在多年未有的歡慶之中。

　　結束“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使中國獲得了有利的發展契機。但是，十年浩劫留下的後果十分嚴重，要在短期內消除這場內亂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是很不容易的。黨中央首先著手清查“四人幫”的幫派體系，部署開展揭發批判“四人幫”的運動，恢復黨和國家的正常秩序，取得一定成績。揭批“四人幫”，必然聯系到十年內亂造成的冤假錯案，對受迫害的干部、群眾進行平反，特別是澄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是非，讓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成為廣大干部群眾的強烈要求。

　　然而，讓人們感到失望的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同時發表的社論卻提出“兩個凡是”的指導方針，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種對毛澤東生前的決策和指示拒絕作任何分析的觀點的出現，說明長期以來“左”的指導思想還未從根本上改變。

　　“兩個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尚未恢復領導職務的鄧小平在給黨中央的信中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此後，他多次在不同場合批評“兩個凡是”。陳雲、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一批老同志也反復強調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抵制“兩個凡是”的推行。

　　在全國局勢逐步穩定的基礎上，在全黨的要求下，1977年7月召開的黨的十屆三中全會終於決定恢復鄧小平在1976年被撤銷的全部職務。鄧小平復出後，主動要求分管教育科學工作。他否定了曾得到毛澤東批准的“兩個估計”(即:建國後十七年教育戰線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肯定新中國成立後科教事業取得了很大成就，強調“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使知識和知識分子重新受到重視，開始了科教領域的撥亂反正。1977年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廢棄的高考制度得到恢復，全國高校重新通過統一考試招收新生。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1510人，代表全國3500多萬黨員。大會總結同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宣告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重申在二十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根本任務。但這次大會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因而沒有從根本上著手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大會新產生的中央委員會選舉華國鋒為主席，選舉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副主席。十一大雖然沒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制定新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任務，但鄧小平重新當選中央副主席，並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對中國後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1978年二三月間舉行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葉劍英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繼續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總理，任命鄧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為副總理。在此同時舉行的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選舉鄧小平為全國政協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幾乎停止活動的政協重新恢復工作，對於堅持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發展統一戰線，具有重要意義。

　　人們急切地期待著中國迅速擺脫困境，邁開大步前進。但是，由於五十年代後期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左”傾錯誤的長期影響，個人崇拜仍在束縛著一些人的頭腦，撥亂反正每前進一步，都十分艱難。揭批“四人幫”，受到“兩個凡是”方針的限制﹔平反冤假錯案，一遇到毛澤東批准的、定了的案子，便不准觸動﹔在科學、教育、文化領域進行撥亂反正，也有人拿出毛澤東批過的文件進行阻撓。在生產上，混亂狀況有所好轉，國民經濟得到比較快的恢復，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又發生急於求成的傾向，加劇了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

　　這樣，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兩年間，黨和國家的工作雖然有所前進，但並沒有從指導思想上徹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實現歷史的轉折，而是繼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傾理論，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框架內“抓綱治國”，結果導致在前進道路上出現徘徊局面。歷史和現實的要求是，黨必須從指導思想上徹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時期和多年來的“左”傾錯誤，在總結建國以來成功和失誤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探索出一條能使生產力得到更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快提高的新道路。

　　作為毛澤東臨終前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中是有功的，也試圖結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使社會、經濟發展得更快一點。但是，他沒有能從根本上認清“文化大革命”的危害，特別是沒有認識到毛澤東晚年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錯誤，未能解決既要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要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地位這個復雜的問題，因此也就無法承擔起撥亂反正、帶領全黨走向轉折的重任。

　　面對“兩個凡是”造成的思想阻礙，人們開始感到，要徹底澄清林彪、“四人幫”造成的思想混亂，不能不首先解決這樣的問題，即:究竟應當用怎樣的態度對待毛澤東的指示?判定歷史是非的標准到底是什麼?在廣大干部群眾對撥亂反正的強烈要求下，一批干部和理論工作者開始掙脫“兩個凡是”的束縛，在不同場合討論關於真理的標准問題並醞釀撰寫文章。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經中央黨校副校長胡耀邦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一文。文章鮮明地提出:社會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准，而且是唯一的標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不是一堆僵死不變的教條，對“四人幫”設置的禁錮人們思想的禁區，要敢於觸及，弄清是非。盡管文章隻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作正面闡述，實際上卻批判了“兩個凡是”，因而立即引起“兩個凡是”同實事求是兩種觀點的激烈爭論。由於“兩個凡是”的影響相當頑強，該文的觀點受到一些領導人的強烈指責。真理標准討論面臨著巨大壓力。

　　在此關鍵時刻，鄧小平對這場討論給予了及時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講話中著重闡述毛澤東關於實事求是的觀點，批評在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問題上“兩個凡是”的錯誤態度，號召“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此後，《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連續發表文章，一批老同志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或參與討論。在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中央各部門、地方和軍隊的負責人相繼發表講話或文章，表明支持的態度﹔理論界、學術界、新聞界站在討論前沿，踴躍參與。這場討論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表明真理標准問題已不僅是一個理論觀點問題，而是關系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在多種力量的推動下，“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聲越來越高，開始打破“兩個凡是”和多年來盛行的個人崇拜的禁錮。真理標准討論為黨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糾正長期以來的“左”傾錯誤，實現歷史性轉折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二、建國後黨和國家歷史發展的偉大轉折

　　真理標准討論推動了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人們開始擺脫“兩個凡是”的束縛，實事求是地處理撥亂反正中遇到的問題。組織部門放手地平反冤假錯案，提出不管是什麼情況下定的、不管是什麼人批的，該平反的都要平反﹔一些工業部門堅決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恢復了一些過去曾遭批判的行之有效的做法﹔農村工作中，一些地方領導人從實際情況出發，大膽地對農村政策進行調整，在一定范圍內糾正多年來農村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

　　撥亂反正伴隨著思想解放，人們的思想空前活躍。批判危害多年的極左思潮，恢復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反思過去的曲折，考慮未來的出路。黨內開始醞釀對社會主義的若干體制進行改革。

　　對國際形勢，特別是發達國家情況的了解，加深了中國對外開放的緊迫感。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正是許多發達國家再次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時候。中國的對外交往迅速擴大和增加，黨和國家領導人先後走出國門，在了解國際形勢的同時，無不強烈感受到中國同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管理等方面正在拉大的差距，不能不痛心疾首於這樣的現實:中國目前的狀況太落後了，這些年耽誤的時間太長了!在對國際形勢及其發展趨向進行總體分析的基礎上，1977年12月，鄧小平提出世界戰爭可以推遲，我國經濟建設可以爭取更多的和平時間的判斷。1978年3月，鄧小平又指出:“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於是，如何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科學技術，成為中國領導人日益關注的問題。改革開放，加快建設步伐的思路日益明確。

　　1978年7月至9月，在國務院召開的務虛會上，許多同志提出改革僵化的經濟管理體制、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資金的建議。李先念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後面貌的偉大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後的生產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我們應該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資金和組織經驗來加快建設。9月下旬，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又提出，經濟工作必須實行三個轉變:一是把注意力轉到生產斗爭和技術革命上來﹔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轉到按照經濟規律辦事的科學管理的軌道上來﹔三是從閉關自守或半閉關自守狀態轉到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大膽進入國際市場的開放政策上來。

　　當“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剛被沖破時，對我國發展的緊迫性和經濟、政治體制存在的弊端有著很深感受的鄧小平，先是在最高領導層內大聲疾呼:社會主義就是要加快發展生產力，要學習、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大膽改革經濟管理體制。隨後，又到部分省市，與地方領導談他思慮已久的想法，促成解放思想的浩大聲勢。1978年9月，鄧小平在東北三省視察，行程數千裡，走一路講一路，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到處點火。他反復強調，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關鍵還是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他說:“我們現在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有好多條件，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沒有，現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據現在的條件思考問題、下決心，很多問題就提不出來、解決不了”。他呼吁:世界天天發生變化，新的事物不斷出現，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我們關起門來不行，不動腦筋永遠陷於落後不行。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生活好一些。他還提出，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要適時地結束，轉入正常工作，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這一意見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贊同。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本來是要討論經濟工作的，會議的既定議程沒有提到已經展開的真理標准討論和黨內外普遍關心的端正黨的思想路線、平反冤假錯案等問題。對此，許多希望首先解決思想路線是非和重大歷史是非的同志很不滿意。陳雲率先提出系統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意見，引起大多數與會者的強烈反響，從而改變了會議議程。在與會者的強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終於作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等錯案平反的決定，解決了一批重大的歷史遺留問題。接著，會議對真理標准問題上出現的意見分歧進行討論。經過思想交鋒，會議要求確立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呼聲更為強烈。12月13日，鄧小平在閉幕會上作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隻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他還提出改革經濟體制的任務，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在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這篇講話是開辟新時期新道路的宣言書。它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擁護，實際上成為隨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認為，應當結束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及時地、果斷地把黨和國家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增選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選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等九人為中央委員﹔選舉出以陳雲為第一書記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這時，雖然華國鋒仍擔任黨中央主席，但就體現黨的正確指導思想和決定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方針政策來說，鄧小平實際上已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這次全會徹底否定“兩個凡是”的方針，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工作重點轉移的決策，實現了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取得了組織路線撥亂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復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務﹔審查和解決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開始了系統清理重大歷史是非的撥亂反正。會議還提出要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為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同時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指明了方向。這次全會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開始了中國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

　　由於一系列的根本性轉變，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粉碎“四人幫”後兩年來黨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黨在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的撥亂反正從這次全會開始全面展開。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從這次全會揭開序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以這次全會為起點正式開辟。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進入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新時期的光輝標志。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終於從嚴重的歷史挫折中重新奮起，帶領中國人民開始了改革開放和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的新長征。這是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中國人民進行的新的革命，是中國社會在二十世紀的第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黨內外努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同時，也出現若干值得注意的現象。這就是，一方面一些同志仍然受“左”傾思想的束縛，對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政策表現出某種不理解甚至抵觸情緒﹔另一方面社會上極少數人利用黨糾正“左”傾錯誤的機會，打著“民主自由”、“解放思想”的旗號，散布懷疑和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和毛澤東思想的言論，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黨內也有極少數人思想發生動搖，他們不但不承認這股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間接地加以某種程度的支持。如果聽任這兩方面的傾向發展下去，必將造成思想混亂，影響剛剛形成的安定團結局面。

　　1979年3月，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講話指出:在中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他強調，一方面要繼續肅清“四人幫”散布的極左思潮的流毒，另一方面也要同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作堅決斗爭。這篇講話表明，中國共產黨所實行的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具有明確的社會主義方向。這既是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有力抵制，又是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進一步闡述。從此，四項基本原則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一起，構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基本內容。

　　根據鄧小平的講話，各地開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同時，從部隊到地方，進行真理標准討論的補課，進一步推動解放思想，破除僵化，保証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正確貫徹。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的實踐中，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

　　三、經濟調整和改革開放的起步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鑒於國民經濟中一些重大比例關系嚴重失調的狀況和經濟工作中急於求成的現象的出現，黨中央於1979年4月召開工作會議，制定“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

　　調整國民經濟的過程，實際上是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過程，也是推動改革開放的過程。在走過不少彎路、吃了不少苦頭之後，黨對於搞建設必須適合中國國情有了較深切的體驗。鄧小平指出:“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他認為，要使中國現代化，至少有兩個主要特點是要注意的。一個是底子薄﹔一個是人口多，耕地少。陳雲說:我們搞四個現代化，要“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麼事情也搞不好”。他這樣分析我國國情:我國社會經濟的主要特點是農村人口佔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要認清我們是在這種情況下搞四個現代化的。黨在調整中堅決糾正前些年經濟工作中的失誤，認真清理長期“左”傾錯誤的影響，並初步總結了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指出:經濟建設必須從我國國情出發，符合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必須量力而行，循序前進，經過論証，講求實效，使生產的發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結合﹔必須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

　　經濟調整首先是加強農業，理順農業與工業的關系。根據黨中央建議，國務院頒布了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不許征購過頭糧、縮小工農業產品差價等一系列恢復和發展農業的政策。這些措施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的恢復和發展，也為進行農村體制改革敞開了大門。在其他方面的調整中，黨中央針對“左”的思想阻力和急於求成的習慣心理，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通過經濟調整，從1981年起，主要經濟比例關系逐漸趨於合理，長期存在的積累率過高和農業、輕工業嚴重滯後的情況有了根本改變。

　　這次調整，除理順嚴重失調的國民經濟比例關系外，更著重於糾正經濟建設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全黨對“左”的指導思想和經濟體制中的弊端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在此基礎上，國務院提出新的經濟發展方針，要求切實改變長期以來在“左”的思想指導下一套老的做法，從我國實際出發，走出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這是經濟領域撥亂反正的最重要成果。

　　在調整經濟的同時，農村和企業的改革也邁出步伐。

　　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成功。這看起來似乎是多少帶些偶然因素的事情，實際上卻是二十多年來農村生產力一直要求突破“左”的農村政策的結果。在“左”傾錯誤影響下，我國農村的落後面貌長期沒有大的改變。為了能夠解決吃糧的基本需要，農民群眾曾在1957年、1959年、1962年實行過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生產組織形式。由於當時認為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致使這種自發的形式在一次次政治運動中受到壓制，屢起屢落。1978年夏秋之際，安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災，以萬裡為第一書記的中共安徽省委作出把土地借給農民耕種，不向農民征統購糧的決策。這一決策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戰勝了特大旱災，還引發出一些農民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行動。幾乎與此同時，四川省不少地方的農民也實行包產到組。在安徽、四川的影響下，其他一些地方也開始實行農村聯產責任制。1980年，四川省廣漢縣的一個公社挂出鄉人民政府的牌子，成為全國第一個取消人民公社的地方。

　　農村出現的改革勢頭，雖引起一些人議論紛紛，卻得到鄧小平的支持。1980年4月和5月，鄧小平兩次就農村政策問題同中央負責人談話，提出農村政策要繼續放寬，土地承包給個人不會影響我們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同年9月，黨中央發出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文件，首次突破多年來把包產到戶等同於分田單干和資本主義的觀念，肯定在生產隊領導下實行的包產到戶，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沒有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在中央的肯定下，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雙包”責任制迅速推廣。1982年，我國農業獲得少有的大豐收。農村面貌出現了可喜變化。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也開始試點工作，如:逐步擴大企業自主權﹔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區直屬企業下放給城市管理﹔實行政企分開﹔進行城市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等。四川省較早地於1978年10月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不久，試點范圍進一步擴大，擴權改革的企業迅速增加。過去那種企業隻按計劃生產，不了解市場需要，不關心產品銷路和贏利虧損的狀況得到初步扭轉。在企業擴權試點和農村生產責任制的影響下，不少企業還圍繞國家與企業、企業與職工之間的責、權、利關系，實行經濟責任制，試行廠長負責制，克服企業吃國家“大鍋飯”和企業內部吃“大鍋飯”的現象。經濟責任制很快在工業企業中得到推廣。這一時期，就業制度的改革也成效顯著。在勞動就業問題上，改變計劃經濟體制下多年形成的對勞動力統包統配、動員城鎮待業青年上山下鄉的做法，制定了“解放思想，放寬政策，發展生產，廣開就業門路”的方針，調整所有制結構和產業結構，扶持集體經濟，允許個體經營，創辦勞動服務公司，拓寬就業渠道。從而初步解決了多年積累的知識青年就業問題，也為進一步改善所有制結構、形成新的就業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礎。

　　隨著改革的推進，對外開放開始有重大突破。創辦經濟特區為實行對外開放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聽了廣東省委負責人關於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和僑鄉汕頭開辦出口加工區的建議，當即表示:還是辦特區好，過去陝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中央工作會議討論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劃出一定的地區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和港澳商人的投資場所。兩個多月後，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給以更多的自主權，擴大對外貿易，同時決定在深圳、珠海劃出部分地區試辦出口特區。1980年，將“出口特區”改名為“經濟特區”，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設置經濟特區。在來自全國各地的建設大軍的艱苦努力下，深圳、珠海這樣往日落後的邊陲小鎮、荒灘漁村，不過四年工夫，就變成了高樓矗立、初具規模的現代化城市，成為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的前沿地區。

　　改革起步的幾年間，新事物接踵涌現。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前所未有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道路逐步展開。從1978年到1982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7.3%，這是在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趨於協調的情況下取得的較高的發展速度。人民生活得到明顯改善。

　　四、撥亂反正任務勝利完成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的撥亂反正全面展開。經過十年內亂，“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錯案和建國以來的歷史遺留問題堆積如山，所涉及的范圍之廣、難度之大前所未有。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有條不紊地進行工作，保証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健康發展。

　　撥亂反正，最重要的是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為了把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精力集中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黨一方面對經濟建設和階級斗爭問題上的“左”傾錯誤進行認真清理，一方面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作出科學評價，使黨和國家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後，能夠堅定地沿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道路前進。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後，如何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黨中央重新對這個問題作了闡述。1979年3月，鄧小平指出:“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當然，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縮小或夸大了，都要犯嚴重的錯誤。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黨進一步清理了作為“文化大革命”基本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出這個理論是錯誤的，應當停止使用。

　　為了從根本上糾正“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黨中央認為，必須正確地認識建國以來黨走過的歷史道路，科學地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這樣做，勢必涉及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這就必須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原則，徹底打破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束縛，既要如實地指出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又要正確地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毛澤東思想。1979年9月，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葉劍英代表黨中央在慶祝建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初步總結了黨在建國後三十年的歷史經驗。在鄧小平主持下，黨中央於11月開始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0年3月，鄧小平對《決議》的起草提出三條指導原則:第一，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是最核心的一條﹔第二，對建國三十年來歷史上的大事，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第三，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他還多次強調:對毛澤東的功過的評價要實事求是、恰如其分。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這些根本方針，使黨既能夠實事求是地指出和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又能夠客觀地對待自己的歷史，不至於迷失方向，喪失基本的立足點。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論述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指出: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決議》恢復了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與他的正確思想加以區別，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証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決議》庄嚴宣告: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決議》對建國以來的一系列重大歷史問題作出正確的結論，並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決議》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明確我們黨已經逐步確立了一條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道路。它的主要點是:黨和國家工作的著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上來，在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經濟建設必須從國情出發，量力而行，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現代化的目標﹔生產關系的變革必須適應生產力狀況，有利於生產的發展﹔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社會主義必須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等。這是第一次對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作出的初步概括。《決議》的通過標志著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勝利完成，它推進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偉大歷史轉折，對於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在討論《決議》稿的過程中，許多同志對華國鋒所犯的錯誤提出批評並要求調整他的職務。華國鋒本人也提出辭去領導職務的請求。十一屆六中全會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並對中央主要領導成員進行改選和增選:胡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全面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把“文化大革命”時期受到嚴重擾亂的社會關系調整過來，是撥亂反正的重要內容。在鄧小平、陳雲等人的推動下，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中央加快平反冤假錯案的步伐，先後為彭德懷、陶鑄、賀龍、彭真、譚震林、羅瑞卿、陸定一等受迫害的黨、政、軍領導干部平反昭雪。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為劉少奇平反，撤銷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強加給劉少奇的一切罪名和作出的錯誤決議，恢復劉少奇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誣陷的黨的早期領導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張聞天等陸續得到平反昭雪。到1982年底，約有300多萬名干部得到平反。黨在干部問題上的撥亂反正，為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准備了骨干力量。一批受迫害的民主人士、一大批長期受打擊的知識分子也恢復了名譽。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同林彪、“四人幫”進行斗爭而慘遭殺害的共產黨員和群眾得到平反昭雪。到1982年底，全國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基本結束。

　　黨中央還實事求是地處理了一些歷史遺留問題。1979年1月，黨中央宣布對多年來守法的地主、富農分子以及原定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子女，其本人的成分和家庭出身一律定為公社社員，不得歧視。這一決定使至少2000萬人獲得政治上的新生。同年11月，全國有70多萬名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及其他勞動者被從原工商業者中區別出來，恢復了勞動者成分。到1980年6月，全國共有54萬多名錯劃右派得到改正。黨中央還糾正民族、宗教等工作中“左”的錯誤，落實了黨的政策。

　　根據廣大人民的意志，1980年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十名主犯進行公開審判，恢復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尊嚴。

　　在清理和糾正“左”傾錯誤的同時，黨的自身建設也得到加強。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不久，各省、市、自治區和各部門的黨委成立了紀律檢查委員會。根據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要求，各級紀委把維護黨規黨法，切實搞好黨風作為根本任務。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這是黨取得全國政權後形成的指導和規范執政黨思想、政治、組織建設的重要文獻，對在新時期加強黨的建設具有深遠影響。全會還決定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選舉胡耀邦為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加強了黨的集體領導。同年11月召開的中紀委座談會傳達了陳雲的意見。他說:“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這進一步引起全黨對黨的建設的重視。

　　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黨中央認真汲取以往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經驗教訓，開始提出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問題。1980年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鄧小平關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鄧小平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方面的主要弊端是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等現象，其核心則是權力過分集中。隻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這篇講話為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經過幾年全面的撥亂反正，十年“文化大革命”和長期“左”傾錯誤造成的嚴重混亂局面得到根本改觀，國家重新呈現勃勃生機。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得到加強，優良的傳統作風逐步得到恢復。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邁出重要步伐，領導職務實際上存在的終身制開始改變。經濟工作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人民生活不斷得到改善，教育科學文化工作呈現初步的繁榮景象，黨同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關系得到很大改善，人民軍隊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得到加強。這一切表明，黨和國家終於從困境中擺脫出來，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的歷史大轉折正在平穩地實現。

第九章　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一、黨的十二大和全面改革綱領的制定

　　在勝利完成撥亂反正和啟動改革開放進程的基礎上，黨的十二大和十二屆三中全會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不失時機地提出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和進行全面改革的綱領，由此開創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補代表145人，代表全國3900多萬黨員。鄧小平在大會開幕詞中明確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此，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成為把全國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旗幟。

　　大會通過胡耀邦作的《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制定了全面開創新局面的奮斗綱領，確定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大會提出，從1981年到二十世紀末，我國經濟建設總的奮斗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使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為實現這個目標，在部署上，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礎，積蓄力量，創造條件﹔後十年要進入一個新的經濟振興時期。為實現這一部署，大會規定，把農業、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學作為戰略重點，並要抓緊制訂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和實施步驟。大會把二十世紀末的奮斗目標由原來的全面實現現代化改為達到小康水平，是符合我國經濟落後和社會發展很不平衡的實際情況的。這是黨中央全面分析我國的實際情況之後，作出的歷史性決策。它從戰略指導上解決了長期存在的急於求成問題。

　　這次大會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在提出經濟建設目標的同時，又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繼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來保証和支持。因此，在促進經濟建設全面高漲的同時，要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這些任務的提出體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面性要求，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也標志著黨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

　　針對黨的隊伍中實際存在的思想不純、作風不純和組織不純等問題，大會還決定從1983年下半年開始，對黨的作風和黨的組織進行一次全面整頓，適應新的歷史時期的特點和需要，提高黨組織的戰斗力，進一步把黨建設成為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堅強核心。

　　大會通過了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清除了十一大黨章中“左”的錯誤，選舉出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新黨章規定，黨中央不設主席，隻設總書記。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選舉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大會還根據新黨章，選舉出中央顧問委員會作為中央領導層新老交替的過渡性機構，以發揮許多從第一線退下來的富有經驗的老同志對黨的事業的參謀作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鄧小平為主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陳雲為第一書記。

　　為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1982年12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由彭真主持修改的憲法，對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作了較大修改，重新闡明了我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國家機構和內外基本政策。新憲法規定設立國家主席和副主席﹔國家設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國家領導人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1983年6月，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李先念為國家主席，彭真為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決定趙紫陽為國務院總理﹔選舉鄧小平為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十二大以後，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迅速推向全國，農業生產終於擺脫長期停滯的困境。農作物大面積增產，農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一些高檔消費品開始進入普通農民家庭。在家庭聯產承包制普遍實行的基礎上，1983年10月，黨中央作出決定，廢除人民公社，建立鄉(鎮)政府作為基層政權，同時成立村民委員會作為群眾性自治組織。到1985年春，各地農村這項工作全部結束。隨著農村經濟開始朝專業化、商品化、社會化方向發展，大批剩余勞動力逐漸從土地上轉移出來從事工業和加工業，使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一批新型中小城鎮隨之出現。到1987年，鄉鎮企業從業人數達到8805萬人，產值達到4764億元，第一次超過農業總產值。這是農村經濟的一個歷史性變化。廣大農民在黨的領導下，用自己的偉大創造和改革實踐，為農村致富和逐步實現現代化開辟了一條新路。

　　在農村改革的推動下，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試點逐步擴大，要求全面改革的呼聲日益強烈。對外開放的擴大，使人們進一步看到，正在世界范圍興起的新技術革命對我國經濟發展是一種新的機遇和挑戰。在這種形勢下，進行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充滿生機和活力，顯得更為迫切。

　　1984年10月20日，黨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討論並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闡明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規定了改革的性質、基本任務和各項基本方針政策，明確提出: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圍繞這一基本任務，《決定》要求:把增強企業活力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充分重視經濟杠杆的作用﹔實行政企職責分開，正確發揮政府機構管理經濟的職能﹔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認真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積極發展多種經濟形式，進一步擴大對外和國內的經濟技術交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干部的宏大隊伍﹔加強黨的領導，保証改革的順利進行。《決定》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點，確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充分發展商品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現代化的必要條件。這是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是進行經濟體制全面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此後，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由農村轉向城市。按照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要求，國家對經濟的計劃管理權限逐步下放，縮小了指令性計劃，擴大了指導性計劃，到1987年，在生產領域中，國家指令性計劃的工業產品從改革前的120種減少到60種﹔流通領域中國家計劃管理的商品從改革前的188種減少到23種。國家宏觀調控的范圍和方式得到調整與改進，小商品和計劃外商品都由市場調節。價格、稅收、金融等經濟杠杆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日益增強，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按照政企分開、所有權和經營權適當分離的原則，國營企業改變統收統支的經營方式，生產經營自主權進一步擴大。到1987年，全國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國營企業實行各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在企業內部，也進行以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為主要內容的改革，增強了企業的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

　　在堅持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進一步貫徹執行，比較單一的所有制結構有了很大改變。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繼續加強﹔集體經濟發展迅速﹔特別是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外商獨資企業和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在國家的扶持和引導下，取得引人注目的發展。到1987年，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幾乎為零上升到5.6%。全國城鎮個體工商業等各行業從業人員由15萬增加到569萬。所有制結構的這種變化，為發展經濟、方便人民生活和安置就業起了積極作用。

　　與此同時，農村改革繼續深入。從1985年起，國家決定對糧食、棉花等少數重要農產品實行國家計劃合同收購的新政策，合同收購以外的產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協議價格賣給國家﹔其余多數農副產品可以在市場上自由交易，國家不再下達指令性計劃。這就形成合同定購和市場收購並行的“雙軌制”，改變了實行三十多年的統購派購制度，把農村經濟逐步納入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軌道，促使傳統農業進一步向專業化、商品化、現代化方向發展。

　　隨著城鄉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科學技術體制和教育體制的改革也提上日程。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5月又作出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為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改革明確了任務和方向。全面改革的開展進一步激發了廣大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等科學家向黨中央提出跟蹤世界先進水平、發展高技術的建議(後稱“八六三計劃”)。鄧小平等領導人很快作出批示。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實施發展高技術的“八六三計劃”，我國的科技事業得到極大推動。八十年代中後期，每秒一億次的“銀河”計算機系統、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重離子加速器、同步輻射實驗室、運載火箭發射衛星等一批高科技成果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教育事業也在改革中得到全面發展。根據鄧小平1983年10月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指示，教育改革主要是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調整教育結構，改革教育的內容和方法，努力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為此，教育事業經費逐年提高，佔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6.79%上升到1986年的12.12%。全國開始有計劃地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在青壯年中基本掃除文盲，各種形式的成人教育也得到很大發展，適應現代化建設需要的各類人才不斷涌現出來。

　　根據黨的十二大的決定，從1983年10月到1987年5月，分期分批進行了全面整黨。經過這次整黨，初步改變了“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黨內思想、作風、組織不純的狀況，同時也積累了正確處理黨內矛盾的經驗，推動了新時期黨的建設。

　　面對改革開放和發展商品經濟的新形勢，鄧小平一再提醒全黨:一定要保持清醒頭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警惕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腐朽思想的侵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必須同時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在抓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決不能忽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越是改革開放，越要注意防止消極腐敗現象的滋長，加強黨的自身建設。1985年9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增選了一批新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鄧小平在會上指出，新老干部都要注意學習馬克思主義，努力針對新的實際，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防止在日益復雜的斗爭中迷失方向，並強調當前的精神文明建設，首先要著眼於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1986年9月，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專門作出決議，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布局的高度，規定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指導方針和根本任務，強調要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根據鄧小平一系列講話和黨中央的決議，全黨在努力推進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逐步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廣泛開展社會主義的思想道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促進各項文化事業蓬勃發展，提倡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

　　在執行“兩個文明一起抓”方針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不一貫的情況。胡耀邦積極推進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但未能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給予應有的重視。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批評了胡耀邦的上述失誤。會議批准胡耀邦辭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的請求，推選趙紫陽為代理總書記。同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七中全會確認了這項決定。

　　全面改革和黨的領導的加強，推動了經濟建設。1985年底，“六五”計劃全面和超額完成。五年間，國民生產總值從4470億元增加到8568億元，平均每年增長10%，超過原計劃每年增長4—5%的速度﹔全國居民平均消費水平從227元提高到406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平均每年提高8.7%，大大超過1953—1980年二十八年間平均每年提高2.6%的幅度。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趨於協調，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都有較大幅度增長，過去長期感到困擾的一些經濟問題得到較好解決，為“七五”計劃的順利實施，為實現黨的十二大提出的奮斗目標，提供了有利條件。

　　二、對外開放格局的初步形成和對外關系的調整

　　在全面推進城鄉改革的同時，對外開放逐步形成由沿海地區向內地滾動的格局。根據新時期總任務的要求和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黨在外交政策方面也進行調整，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四個經濟特區創建後，經受各種考驗，取得顯著成就，為進一步擴大開放積累了經驗。1984年1月24日至2月15日，鄧小平視察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經濟特區和上海寶山鋼鐵總廠，先後題詞肯定了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和特區建設的成就。他提出:特區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這就進一步明確了特區建設的指導思想。這年5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再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14個沿海港口城市，逐步興辦經濟技術開發區，加快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的步伐。從1985年起，又相繼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東南地區和環渤海地區開辟經濟開放區，批准海南建省並成為經濟特區。這些地區為外商投資者提供優惠，充分利用國外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和本地的優勢，興辦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和外商獨資企業，擴大對外貿易，加速經濟發展。這樣，沿海地區形成了包括約二億人口的對外開放前沿地帶，並進而形成了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內地這樣一個多層次、有重點、點面結合的對外開放格局。其中，走在前面的仍是經濟特區。截至1989年底，五個經濟特區實際利用外資41億美元，佔全國1/4以上﹔外貿出口達38.5億美元，佔全國出口總額的近1/10﹔工業總產值接近300億元，是中國經濟實力增長最快的地區。沿海地區的經濟技術開發區經過艱苦創業，逐步發展壯大，工業產值從1986年的3億元增加到1988年的42億元。天津、大連等幾個較大工業城市的新增工業產值，幾乎一半是由開發區創造的。

　　開放地域的擴大為進一步發展經濟創造了條件。1988年1月，鄧小平提出:沿海地區的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要放膽地干，加快步伐，千萬不要貽誤時機。隨後，國務院開始實施沿海地區發展外向型經濟戰略，即利用沿海地區勞動力資源豐富而且素質較好的優勢，以“來料加工”等形式引進外資、先進技術和必要的原材料，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以及勞動密集型與知識密集型相結合的產業，把加工的產品打入國際市場。這個發展戰略的實施，使我國引進外資的規模迅速擴大，水平不斷提高，為改革開放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加速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的迅速發展，使我國進出口總額大幅度增加，在世界所佔位次明顯提前。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更加發展壯大。

　　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爭取一個有利於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國際環境越來越成為全黨的共識。基於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黨中央作出一系列符合實際的判斷，對外交方針政策進行了重要調整。最主要的是:

　　首先，在粉碎“四人幫”，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作出新的科學判斷，改變了過去認為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為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進一步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科學依據。進入八十年代後，鄧小平反復說明，雖然戰爭的危險還存在，但是制約戰爭的力量有了可喜的發展，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戰爭力量的增長，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985年3月，他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問題的重要論斷，強調要堅持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一個較長時期的國際和平環境和良好的周邊環境。

　　根據對國際形勢的分析和判斷，國防建設的指導思想實行了戰略性轉變，在服從和服務於國家現代化建設大局的前提下，有步驟地實現國防建設現代化。1985年6月，中國政府宣布裁減軍隊員額100萬，用實際行動對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貢獻。在裁軍百萬的同時，人民解放軍的體制改革和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都加快了步伐。

　　第二，在對外政策和策略上，改變了過去一段時間針對蘇聯霸權主義威脅而採取的“一條線”戰略，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對於一切國際事務，都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堅定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一邊，誰推行霸權主義就反對誰，誰發動戰爭就反對誰。不屈從於任何外來壓力，不同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結盟，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同一切國家的正常關系，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以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或價值觀念的不同為借口，對別國的主權和內政進行干涉。按照這樣的方針，中國在堅定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的同時，開展積極的雙邊和多邊外交活動，廣泛參與各種國際組織，增進對外交流與合作，改善和發展了同世界許多國家的關系。黨中央還總結過去處理同外國黨關系方面的經驗教訓，提出不計較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差異，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四項原則”，恢復和發展了同許多國家或地區的政黨或組織的關系。

　　外交政策的調整，使中國可以有效地利用和平的國際環境，一心一意地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國的國際影響進一步擴大，在國際事務中處於更加主動的地位，有效地捍衛了國家的獨立、主權和安全。

　　三、黨的十三大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與基本路線

　　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黨對於中國國情的認識更加深刻，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更加明確。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三大系統地闡明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明確概括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正式代表1936名，代表全國4600多萬黨員。大會批准了趙紫陽代表中央委員會作的《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修正了黨章的部分條文，選舉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十三大的突出貢獻，是比較系統地闡述了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完整地概括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大會指出: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是我們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和政策的基本依據。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包括兩層含義:第一，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這是我國在生產力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從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實現，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都屬於這個階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還會存在，但不是主要矛盾。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提出，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是中國共產黨人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又一重大貢獻。

　　根據鄧小平提出的設想，大會確定了經濟發展三步走的戰略部署: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二十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大會對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作了進一步闡述，指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本質區別，在於所有制基礎不同。計劃和市場的作用范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大會還提出了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指出:政治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的近期目標，是建立有利於提高效率、增強活力和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領導體制。

　　黨的十三大高度評價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意義，強調指出:這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繼找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建立新中國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第一次歷史性飛躍之後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大會還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開辟新道路的歷史經驗作了初步概括，並從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段、任務、動力、條件、布局和國際環境等方面，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中形成和發展的一系列科學理論觀點作了歸納，從而使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有了比較清晰的輪廓。

　　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選舉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趙紫陽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准陳雲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喬石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1988年3月至4月舉行的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楊尚昆為國家主席，萬裡為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決定李鵬為國務院總理﹔選舉鄧小平為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鄧小平雖然不再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職務，從中央領導崗位的第一線退了下來，但是他作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創立者，仍然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關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為黨領導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繼續發展發揮著指導作用。

　　四、經濟上的治理整頓和經受國內外政治風波的考驗

　　十三大後，黨領導全國人民沿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努力實現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1984年到1988年，我國經濟經歷了一個加速發展的飛躍時期。國民生產總值從7171億元增加到14928億元﹔國家財政收入從1642.86億元增加到2357.24億元﹔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從3376.4億元增加到7440億元。外貿進出口總額從535.5億美元增加到1027.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從27.05億美元增加到102.26億美元。展現了農業和工業、農村和城市、改革和發展相互促進的生動局面，整個國民經濟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在加速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這主要是物價波動較大，通貨膨脹加劇，重復建設嚴重，經濟發展過熱。1984年到1988年國民收入隻增長70%，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14%，城鄉居民貨幣收入增長200%，投資和消費的增長與國民收入增長的比例嚴重失調。1988年夏季，在經濟秩序特別是流通秩序的混亂狀況沒有得到扭轉的情況下，中央宣布放開大部分商品價格，實行價格改革“闖關”。但這一決策未能充分考慮國家、企業和群眾的承受能力，結果誘發全國性搶購風潮，影響了社會的安定。為扭轉嚴峻的經濟形勢，1988年9月，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決定，用一段時間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扭轉物價上漲幅度過大的態勢，創造理順價格的條件，更好地推進改革和建設。根據這一決定，國務院相繼採取一系列治理整頓的措施，壓縮投資和消費需求，加強對物價的調控和管理，整頓經濟生活特別是流通領域中的各種混亂現象。經過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頓，取得初步效果，一度過旺的社會需求開始得到控制，過高的工業生產速度有所回落。

　　正當治理整頓工作需要進一步推進，以解決一些深層次問題時，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進程卻受到嚴重干擾。

　　長期以來，一些西方國家的政治勢力有計劃地通過種種渠道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思想、政治滲透，竭力支持和扶植各種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八十年代末，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開始出現動蕩。西方敵對勢力加緊推行和平演變戰略，通過多種渠道對中國施加影響，使國內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受到鼓舞。由於在一段時間裡，黨內少數領導同志在推進改革開放，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缺乏一貫性，忽視黨的自身建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少數干部中滋生了相當嚴重的腐敗現象，損害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和社會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致使一度收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再度泛濫。1989年春夏，極少數反共反社會主義分子利用黨在工作中的失誤和人民群眾對物價上漲，特別是對一些干部中腐敗現象的不滿情緒，進行煽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活動。他們借群眾悼念胡耀邦逝世這件事，大肆散布謠言，掀起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並在北京地區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佔據天安門廣場，沖擊黨政首腦要害部門，制造反革命暴亂。在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黨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嚴重錯誤。中央政治局在鄧小平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堅決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並採取果斷措施，在6月4日一舉平息反革命暴亂，捍衛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維護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6月9日，鄧小平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並發表講話指出: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決定了的。他要求全黨，很冷靜地考慮一下過去，也考慮一下未來，對的要繼續堅持，錯誤的要糾正，不足的要加點勁。他以斬釘截鐵的語言闡明了當時必須作出明確回答的重大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包括我們發展戰略的“三部曲”沒有錯﹔黨的十三大概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干部和共產黨員。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干下去，堅定不移地干下去。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黨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鑒於趙紫陽在制止動亂的關鍵時刻所犯的嚴重錯誤，以及他主持中央工作以來，由於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給黨的事業造成的嚴重損失，全會決定撤銷他所擔任的黨內一切領導職務，並對中央領導機構部分成員進行調整。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會由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組成。江澤民在會上表示:這次中央領導核心雖然作了一些人事調整，但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和基本政策沒有變，必須繼續貫徹執行。在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上，我要十分明確地講兩句話:一句是堅定不移，毫不動搖﹔一句是全面執行，一以貫之。通過這次全會，黨中央明確宣告，黨的基本路線和十三大的決策，絕不會因為發生這場政治風波而動搖，從而使黨在驚濤駭浪中堅持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航向。

　　在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之前和全會以後，鄧小平多次鄭重提出:現在要真正建立一個新的第三代領導。第三代的領導集體必須有一個核心，要有意識地維護這個核心，就是江澤民同志。他強調:中國的問題關鍵在於共產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隻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就穩如泰山。他一再表示:新的領導班子一經建立有秩序的工作，我就不再過問。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新的領導要一切負起責任，放手工作。“這就是我的政治交代”。

　　1989年9月4日，鄧小平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請求。兩個月後，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批准鄧小平的這一請求，同時決定，江澤民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全會認為，鄧小平從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在自己身體還健康的時候辭去現任職務，實現他多年來一再提出的從領導崗位上完全退下來的夙願，表現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廣闊胸懷。全會對他身體力行地為廢除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作出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

　　從十三屆四中全會到五中全會，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實現了順利交替，保証了黨的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和國家的穩定，使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能夠繼續前進。這是黨在政治上高度成熟、組織上堅強有力的明証。

　　在1989年11月的十三屆五中全會後，黨中央把一度被延誤的治理整頓工作重新提上日程。這一階段治理整頓大體分兩步進行。第一步是在調整結構的同時，以啟動市場，爭取經濟適度發展為側重點。第二步是將治理整頓、深化改革的重點逐步轉到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經濟效益上來。根據這一部署，國務院從1990年底開始，陸續採取了一系列督促企業提高效益和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措施。與此同時，在改革開放方面也作出不少新的重大決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浦東的開發。1990年4月，上海浦東開始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的政策。浦東的開發開放迅速啟動，在全國人民的支援和上海人民的努力下，浦東地區奇跡般地崛起成百座高樓大廈和其他現代化設施，成為國際化的經濟和金融中心之一。上海的國內生產總值在五年內翻了一番，等於再造了一個上海，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國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和取得顯著成就的重要標志。

　　經過全國人民三年的努力，到1991年底，投資和消費需求雙膨脹的局面有所緩解，通貨膨脹得到控制，流通領域混亂現象得到整頓，經濟秩序有所好轉。農業生產連續兩年豐收，扭轉了前四年的徘徊局面。工業生產從1990年下半年開始逐步恢復到正常年份的增長速度。1991年外商直接投資達119.77億美元，比1989年增長一倍多。外貿實現順差。這樣，治理整頓工作以取得顯著成效而基本結束。

　　在對外關系上，中國成功地挫敗了國際反華勢力企圖扭轉中國社會主義方向的圖謀。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制裁”，多方施加壓力。九十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內處於低潮。舊的世界格局被打破，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力量對比嚴重失衡，中國面臨著極大壓力和考驗。對於這一復雜、嚴峻的國際形勢，鄧小平及時作出透徹分析，提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的戰略策略方針。他特別強調，中國自己要穩住陣腳，認真地真正地把改革開放搞下去。國際輿論壓我們，要泰然處之，維護我們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隻要沿著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到底，誰也壓不垮我們。在上述方針指導下，中國在國際上堅持原則，頂住壓力，利用矛盾，多做工作，有力地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和尊嚴，不斷開拓對外工作的新局面。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中國積極發展了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進一步發展了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傳統友好合作，實現了中蘇關系向中俄關系的順利過渡，並同原蘇聯各共和國和東歐國家建立或發展了正常關系。從1990年下半年起，一些西方國家開始逐步改善同我國的關系。這年7月，日本政府恢復對華貸款。隨後，西歐國家恢復對華政府貸款、經濟合作與科技交流等。10月，歐洲共同體外長會議決定取消對華“制裁”。中美關系也逐步得到改善，兩國外長進行了互訪，並就保護知識產權和市場准入問題達成協議。到1992年，中國已同154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展了貿易、科技、文化交流與合作。這樣，西方國家的“制裁”終於破產。它們沒有達到使中國屈服和孤立的目的，反而使中國贏得了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

　　在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推動下，到1990年底，“七五”計劃勝利完成。當年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7400億元，國民收入達到14300億元，均超過計劃規定的指標。全國絕大多數地區解決了溫飽問題，開始向小康社會過渡。這意味著，十三大確定的經濟發展“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目標，已經提前實現。1990年12月，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制定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十年規劃，並提出了“八五”計劃的建議。社會主義的中國在經受住嚴峻考驗後，更加扎扎實實地向前邁進。

第十章　進入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階段

　　一、鄧小平視察南方和黨的十四大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黨和國家的發展處於又一個緊要關頭。

　　隨著蘇聯的解體，東歐國家的劇變，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出現低潮，長期以來的東西方兩極冷戰結束了。世界的這種大變動、大改組，對中國有著巨大的影響。一方面，世界出現多極化趨勢，西方國家加緊了對原社會主義國家的爭奪和滲透，一些發展中國家抓住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的時機呈現強勁發展勢頭，中國盡管挫敗了西方國家的“制裁”，但面臨的嚴峻挑戰仍然存在。另一方面，這種復雜的形勢使相當一部分干部和群眾的思想發生困惑。一些人對社會主義前途缺乏信心，一些人對改革開放提出了姓“社”還是姓“資”的疑問，對黨的基本路線產生了動搖。這樣，能不能在國內外的各種壓力和困難面前，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繼續推向前進，就成為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黨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在此關鍵時刻，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了重要談話。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先後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途中，他多次發表談話強調，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判斷的標准，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當今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經濟發展才能快一點。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兩隻手都要硬。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反對腐敗，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說到底，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吸取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干。

　　這些談話科學地總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實踐和基本經驗，從理論上深刻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是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向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黨中央政治局認為，這篇談話不僅對當前的改革和發展，對開好黨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黨中央迅速將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傳達到全黨，國務院也相繼作出一系列加快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決定。全黨以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為指導，進一步統一思想，為開好黨的十四大作了充分准備。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正式代表1989人，代表全國5100多萬黨員。大會通過了江澤民作的《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選舉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這次大會作出三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

　　一是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江澤民在報告中回顧改革開放十四年來的實踐，從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証、戰略步驟、領導和依靠力量、實現祖國統一九個方面，概括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指出這個理論是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歷史條件下，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過程中，在總結我國的歷史經驗，並借鑒其他國家社會主義興衰成敗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最可珍貴的精神財富。大會通過的黨章修正案，寫入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確立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

　　二是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大會要求，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要抓緊制定總體規劃，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相應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

　　三是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大會一致認為，現在國內條件具備，國際環境有利，既有挑戰，更有機遇，是加快發展、深化改革，促進社會全面進步的好時機，要緊緊抓住這個有利時機。同時提出，九十年代我國經濟的發展速度，應該從原定平均每年增長6%，調整為8—9%﹔到二十世紀末，我國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綜合國力將邁上一個新台階，國民生產總值將超過原定比1980年翻兩番的目標，人民生活由溫飽進入小康。

　　大會決定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從黨的十二大到十四大，中央顧問委員會協助黨中央，為維護黨的團結和社會穩定，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為黨、國家和人民建立了歷史性功績，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黨的十四屆一中全會選舉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朱?基、劉華清、胡錦濤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准尉健行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1993年3月舉行的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江澤民為國家主席、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喬石為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決定李鵬為國務院總理。

　　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為標志，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宏觀調控的成功實施

　　十四大以後，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解放思想，開拓進取，繼續沿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進。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進程中，既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又成功地進行宏觀調控，在各個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為落實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決策，國務院調整經濟發展計劃，作出了加快發展的各項部署。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使十四大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和基本原則具體化。決定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為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這個決定勾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規定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九十年代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

　　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從1994年起，國有企業改革從以往的放權讓利、政策調整進入到轉換機制、制度創新階段。國務院和各地先後選擇2700多戶國有企業進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了有益探索，出現了邯鄲鋼鐵總廠等一批在市場競爭中經濟效益連年提高的先進典型。

　　同時，黨中央和國務院還大步推進財政、稅收、金融、外貿、外匯、計劃、投資、價格、流通、住房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體制改革。糧、棉、油等主要農產品，鋼材等重要生產資料的價格相繼放開﹔中央銀行的職能加強，商業銀行的企業化改革逐步推進﹔外貿體制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國家宏觀調控體系逐步健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加快經濟發展的條件更加具備。廣大干部群眾熱情高漲，中國大地呈現改革開放全面推進、經濟建設迅猛發展的蓬勃景象。

　　在加快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由於一些地方和部門對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理解不夠全面，認識上發偏差，同時由於舊的調控機制逐漸失效，新的宏觀調控機制尚未完善，致使一些新的問題出現，影響了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這主要是房地產熱、開發區熱以及亂集資、亂拆借、亂設金融機構等，投資規模過度擴大，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呈現加速之勢。黨中央及時發現這些問題，果斷作出加強宏觀調控的決策。

　　從1992年起，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就一再提醒全黨，要防止發生經濟過熱現象，把經濟發展的好勢頭保持下去。1993年3月，黨中央著手解決亂集資、亂拆借和經濟過熱問題。6月，中央決定加強宏觀調控力度，突出抓金融工作，並頒布了一系列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措施。這主要包括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整頓金融秩序和流通環節，控制投資規模，加強價格監督等。這次宏觀調控，除採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組織措施外，主要著眼於從加快新舊體制轉換中找出路，運用經濟辦法把改進和加強宏觀調控、解決經濟中的突出問題，變成加快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動力。

　　在進行宏觀調控過程中，黨中央牢牢把握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的指導方針。1995年9月，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九個五年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並提出要實現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粗放型增長方式向集約型增長方式的兩個根本轉變。江澤民就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若干重大關系問題作了闡述，其中最主要的是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強調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的，穩定是前提，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協調統一起來。做到在政治和社會穩定中推進改革和發展，在改革和發展的推進中實現政治和社會的長期穩定。

　　經過三年的努力，宏觀調控取得顯著成效。過度投資得到控制，金融秩序迅速好轉，物價漲幅明顯回落，通貨膨脹得到抑制。與此同時，依然保持了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實現了從發展過快到“高增長、低通脹”的“軟著陸”，避免了大起大落。這在建國以來是沒有過的。

　　與此同時，黨中央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加強宣傳思想工作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1996年10月，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專門就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出決議，對新形勢下的精神文明建設做了具體部署和規劃，強調要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這個決議的貫徹，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得到進一步加強，為繼續深化改革，加快發展，創造了良好氛圍。

　　三、“一國兩制”構想和香港、澳門回歸祖國

　　進入歷史新時期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成為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鄧小平從維護祖國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尊重歷史和現實，以偉大政治家、戰略家的遠見卓識，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創造性構想。

　　這個構想，首先是針對台灣問題提出來的，是黨中央經過長期醞釀，認識逐步深化的結果。早在1955年，黨中央就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的設想，接著又提出准備同國民黨進行第三次合作，並為此做了大量工作。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國內外形勢發生深刻變化，為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提供了有利條件。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表達了大陸人民對台灣同胞的思念之情，宣布了尊重台灣現狀，爭取用和平方式統一祖國的方針，並建議兩岸實行通航、通郵、通商，以利雙方同胞直接接觸，進行交流。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談話，就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問題提出九條方針政策。其中包括:建議舉行國共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並可保留軍隊等等。此後不久，鄧小平把上述方針明確概括為“一國兩制”，為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指明了正確道路。

　　“一國兩制”構想首先被成功地運用於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香港和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後被英國和葡萄牙殖民主義者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強佔。中國人民一直強烈地期盼能收回這兩塊領土。但在長期積弱積貧的舊中國，這種願望無法實現。到八十年代，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的時機漸趨成熟。

　　按照“一國兩制”構想，中國政府通過外交談判終於成功地解決了香港回歸問題。1984年12月，中英兩國政府正式簽署聯合聲明，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設立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隨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原則，起草並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按照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原則，中國政府排除各種阻力，有條不紊地進行香港回歸的准備工作。

　　同樣本著“一國兩制”原則，1987年4月，中國和葡萄牙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全國人大隨後起草並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香港和澳門問題的解決，不僅使祖國統一大業邁出重要一步，而且也為國際社會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新的范例。

　　1997年7月1日，中國人民終於迎來期盼已久的時刻。在如期舉行的香港政權交接儀式上，江澤民庄嚴宣告:“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鮮艷的五星紅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在雄壯的國歌聲中升起，五洲四海，萬眾矚目，神州大地，一片歡騰。歷經百年滄桑的香港終於回到祖國懷抱，中國人民終於洗雪香港被侵佔的百年國恥。

　　1999年12月20日，中國和葡萄牙兩國政府在澳門也如期舉行了政權交接儀式。澳門的回歸，標志著在中國國土上徹底結束了外國列強的佔領。這是舊中國的政府不能也不敢解決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對於中華民族的歷史性貢獻。

　　在香港、澳門回歸過程中，大陸與台灣的關系也逐漸朝著“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方向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不斷通過各種渠道，呼吁台灣當局盡早結束與大陸的分裂狀態，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同時還多次表明:不能允許有“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堅決反對“台灣獨立”﹔用什麼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決不允許任何外國干涉。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發表《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斗》的重要講話，就現階段進一步發展兩岸關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提出八項主張。這一講話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解決台灣問題的一貫性和連續性，體現了發展兩岸關系、促進祖國統一的決心和誠意，是解決台灣問題的綱領性文件。

　　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指引下，經過海峽兩岸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的共同努力，祖國大陸與台灣結束了長期隔絕局面，兩岸人員往來以及經濟、文化、體育等各領域的交流蓬勃發展。兩岸經濟相互促進、互利互補的局面初步形成。少數“台獨”勢力的分裂企圖不斷受到有力打擊。2000年3月以來，台灣政局發生了變化。黨中央繼續重申: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海峽兩岸的對話和談判，什麼問題都可以談。我們寄希望於台灣當局，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中國共產黨將同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一道，堅決阻止任何制造分裂的圖謀，為盡早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而不懈奮斗。

　　四、黨的十五大和跨世紀發展戰略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不但努力促進改革和發展，而且考慮著怎樣迎接新世紀的到來。在世紀之交召開的黨的十五大，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為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跨世紀發展作出全面部署，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新的世紀。

　　經過八十年代以來的努力奮斗，特別是經過九十年代以來的加速發展，到1995年，我國經濟提前實現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兩番的目標。在此基礎上，黨中央進一步提出:到201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下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奠定堅實的基礎。

　　正當全國人民為實現跨世紀的目標而奮力前進的時候，1997年2月19日，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逝世，全國各族人民陷於極大的悲痛中。中國共產黨能否繼續沿著鄧小平開辟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對此，江澤民代表黨中央明確宣告:更高地舉起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偉大旗幟，更好地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這是我們黨中央領導集體堅定不移的決心和信念，也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共識和願望。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與會代表2048人，代表全國5800多萬黨員。大會通過了江澤民作的《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的報告，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關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選舉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大會首次使用“鄧小平理論”這個科學稱謂，把這一理論作為指引黨繼續前進的旗幟。江澤民指出:旗幟問題至關緊要。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就是形象。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動搖，就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不動搖。鄧小平同志逝世後，全黨在這個問題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江澤民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有兩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兩大理論成果。第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毛澤東思想。第二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鄧小平理論。這兩大理論成果都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在當代中國，隻有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的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鄧小平理論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因而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大會在進一步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後，明確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標、基本政策，有機統一，不可分割，構成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這個綱領，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內容，是黨的基本路線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開，是這些年來最主要經驗的總結。

　　大會規定了我國跨世紀發展的戰略部署，指出從現在起到下世紀的前十年，是我國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二步戰略目標、向第三步戰略目標邁進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時期，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是必須解決好的兩大課題。為此，一定要牢牢抓住歷史機遇，開拓前進，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並在優化經濟結構、發展科學技術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等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實現這些任務和目標，關鍵在於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的思想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從嚴治黨，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進一步把黨建設好。

　　大會還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和公有制實現形式、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問題提出了新的論斷，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這些論斷，是黨在社會主義理論問題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和認識深化。

　　黨的十五屆一中全會選舉江澤民、李鵬、朱?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李嵐清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准尉健行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1998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江澤民為國家主席、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李鵬為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決定朱?基為國務院總理。

　　黨的十五大在世紀之交的關鍵時刻，繼承鄧小平遺志，承前啟後、繼往開來，明確回答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繼續向前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和政策問題，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我國的跨世紀發展提供了根本保証。以這次大會為標志，黨進入了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推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跨世紀發展的關鍵時期。

　　在邁向新世紀的征途上，全黨按照十五大確定的發展部署，堅定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在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條件下，面對來自經濟、政治和自然界等方面的嚴峻挑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勝利。

　　1997年下半年，東南亞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很快波及整個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造成國際金融市場持續動蕩，世界經濟受到嚴重沖擊。由於國際市場萎縮等因素，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額呈下降趨勢，經濟建設遇到嚴重困難。面對這一沖擊，黨中央當即提出“堅定信心，心中有數，未雨綢繆，沉著應付，埋頭苦干，趨利避害”的指導方針，果斷採取擴大國內需求的措施，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決定由中央財政向商業銀行增發長期建設國債，增加投資，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同時，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改善人民生活﹔並採取出口退稅、打擊走私等措施，千方百計增加出口，從多方面拉動經濟增長。這些對策很快見效，1997年後，經濟持續增長，人民生活相應改善，外貿出口從1999年下半年開始大幅度回升，國家外匯儲備增加。在周邊許多國家因這場危機而出現經濟衰退、貨幣大幅度貶值的情況下，中國實現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為緩解這場影響全球的風暴承擔了風險，付出了代價，作出了積極貢獻。全世界都看到，中國的確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穩定因素。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威望進一步提高。

　　伴隨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1998年夏，我國又遇到一場歷史罕見的特大洪澇災害。長江、嫩江、鬆花江發生超歷史紀錄的特大洪水。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閩江也一度發生大洪水。受災人口達二億二千三百萬。面對特大洪水的襲擊，黨中央和國務院審時度勢，正確判斷，周密部署。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親臨抗洪第一線，各級領導干部紛紛奔赴現場，同廣大軍民一道頑強奮戰。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出動三十余萬官兵參加抗洪斗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全國上下萬眾一心，軍民協同作戰，終於奪取抗洪搶險斗爭的全面勝利。

　　1999年，黨中央還統攬全局，針對國內外一系列突發事件，領導全國人民及時果斷地進行了三項重大政治斗爭:一是針對以李登輝為首的台灣分裂勢力公開將兩岸關系界定為“特殊的國與國關系”，組織全國各界開展對“兩國論”的批判﹔二是針對少數人利用“法輪功”蠱惑人心，破壞社會穩定的事件，及時發動社會各界揭批“法輪功”歪理邪說，取締“法輪功”邪教組織，維護了社會穩定﹔三是針對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集團轟炸我駐南斯拉夫使館的野蠻行徑，開展堅決斗爭，維護了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

　　上述勝利的取得和一系列重大斗爭的開展，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黨中央駕馭全局、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使黨和人民在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現跨世紀發展奮斗目標的道路上更加充滿信心。

　　五、按照“三個代表”要求，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國內國際發生嚴重政治風波後，黨之所以能夠在異常復雜的環境中經受住嚴峻考驗，在邁向新世紀的道路上勝利前進，關鍵在於不斷加強了自身建設，為實現跨世紀的宏偉目標提供了根本保証。

　　面對當代世界的新變化，面對新形勢和新任務的考驗，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在全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繼續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的同時，更加重視黨的自身建設，注重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先後採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堅持用鄧小平理論武裝全黨、教育干部和人民﹔加強黨風和廉政建設，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深入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艱苦創業精神的教育﹔廣泛開展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集中宣傳一大批體現時代精神的先進典型，努力豐富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這些措施使黨的自身建設、黨的思想政治和宣傳教育工作，以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都得到明顯加強，保証了改革和建設事業的健康發展。

　　1994年9月，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把黨的建設提到新的偉大工程的高度，決定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功地實施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基礎上，把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創的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繼續推向前進。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要把黨建設成為用鄧小平理論武裝起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能夠經受住各種風險、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按照這一總目標，圍繞不斷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不斷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這兩大歷史性課題，黨中央全面推進黨的建設，特別是不斷加大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力度，堅持從嚴治黨方針，努力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治黨始終堅強有力，治國必會正確有效。黨領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再次証明了這一歷史經驗。

　　為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黨中央根據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對黨的各級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並採取一系列措施，實現各級領導層的新老合作和交替。一大批中青年干部走上各級領導崗位，各級領導班子和整個干部隊伍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鍛煉成長，涌現出孔繁森等一批深受人民愛戴的優秀干部。這是黨能夠始終得到人民群眾真心擁護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一支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的高素質干部隊伍，成為黨能夠走在時代前列，經受住各種風險考驗，實現跨世紀宏偉目標的可靠保証。

　　根據黨的十五大確定的任務，從1998年11月開始，全黨在縣級以上黨政領導班子、領導干部中集中時間，分期分批開展以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為主要內容的黨性黨風教育。黨中央對這次“三講”教育高度重視，作出全面部署，進行精心指導。中央政治局常委帶頭認真總結經驗，檢查和改進工作中的不足，深入思考改革和發展中的一些重大戰略性問題，推動“三講”教育扎實、有序地開展，並分別到7個縣(市)進行調研，指導工作。全黨共有70萬黨政領導干部參加了“三講”教育，其中省部級領導班子成員達2100多人。黨內外干部和群眾對“三講”教育十分關注，表現出很高的參與熱情，僅直接聽動員報告、參加民主測評和幫助整改的就有500萬人以上。廣大干部在“三講”教育中切實拿起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廣泛聽取群眾意見，查找領導工作中及自身存在的問題，開展積極健康的思想斗爭，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在堅持群眾路線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等方面有明顯提高，經受了一次黨內政治生活的嚴格鍛煉。“三講”教育中思想上、作風上的收獲，不斷轉化成廣大干部求真務實、銳意進取、廉潔自律、不怕困難、勇挑重擔的實際行動。許多黨外人士反映，共產黨花這麼大力量，在領導干部中進行這樣認真的自我教育，顯示了共產黨人敢於揭露並解決自身問題的勇氣和氣魄。

　　實踐証明，進行“三講”教育，是促進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有效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正確決策，是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建設特別是領導班子、領導干部思想政治建設的一次創造性探索和成功實踐，是延安整風精神和黨的“三大作風”在歷史新時期的豐富和發揚。

　　面對即將到來的新世紀，基於對國內外形勢、黨肩負的歷史任務、黨自身建設實際的清醒認識和准確把握，江澤民在2000年春進一步提出:隻要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我們黨就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這“三個代表”的思想和要求，進一步回答了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這一直接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它是深入思考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經驗，深刻總結我們黨近八十年歷史經驗，特別是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成功經驗作出的科學結論﹔是對黨的性質、根本宗旨和根本任務的新概括，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新發展，對新時期黨的建設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各項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

　　“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提出後，全黨進行認真學習，並以此為思想武器和行動指南開展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2000年底，中央進一步決定，用兩年左右的時間，在全國農村開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學習教育活動，全面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這些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有力措施，為全黨在充滿希望和挑戰的二十一世紀完成自己光榮的歷史使命，作了最重要的思想理論准備。

　　六、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在關系黨和國家興旺發達的重大戰略問題上作出一系列重要決策，全面推進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

　　——確立鄧小平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堅定不移地把鄧小平理論作為黨和國家的行動指南。1989年9月，黨中央明確提出，鄧小平關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是指引我們繼續前進的旗幟。《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出版後，全黨興起學習高潮。黨的十四大確立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十五大把鄧小平理論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起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要求全黨堅持並在實踐中繼續豐富和創造性地發展鄧小平理論。這些重大決策，提高了全黨學習貫徹鄧小平理論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促進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黨的十四大進一步作出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決策。中央先後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努力實現社會、經濟、人口及環境與生態的協調發展﹔果斷地進行宏觀調控，順利地實現了經濟發展的軟著陸﹔面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我國經濟存在的突出問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了經濟的較快發展，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適應經濟全球化和科技發展的趨勢，實行“走出去”戰略，促進了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不失時機地提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進一步加快中西部地區改革開放步伐，為實現東西部地區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加強民族團結，保持社會穩定和邊防鞏固，展示了光明前景。

　　——大力推進改革開放，使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斷完善。中央適時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逐步確立其基本框架。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財政、稅收、金融、外貿體制以及住房、社會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到2000年底，基本實現了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大多數國有大中型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黨中央還堅持正確處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人民內部矛盾，採取各種措施確保社會穩定。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普遍加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進一步健全。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穩步推進，農業基礎地位切實加強，實現了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由長期短缺到總量平衡有余的歷史性轉變，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均已位居世界前列，長期以來的商品短缺狀況基本結束。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

　　——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努力完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進一步完善，愛國統一戰線更加壯大，城鄉基層的民主建設逐步加強。各級政府職能進一步轉變，通過精簡，機構設置更趨合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框架基本形成。

　　——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切實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1991年7月，中央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不能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十四屆六中全會決定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為一項重大戰略任務，並作了具體部署和規劃。十五大進一步提出，必須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這些重大決策，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

　　——堅持正確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加快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1992年1月，中央提出繼續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加快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1994年以來，中央先後決定全國對口幫助西藏建設、沿海省市對口幫助少數民族地區建設，取得顯著成效。黨採取正確的宗教政策，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鞏固和發展與宗教界的愛國統一戰線，維護了社會穩定和民族團結。

　　——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全面推進軍隊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按照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的總要求，人民解放軍進行了以裁減員額50萬為主要任務的體制編制調整和改革，向質量建軍、科技強軍的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邁進，為捍衛國家主權和安全，保衛人民利益，支援國家經濟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不斷推進祖國統一大業。在實現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後，開創了香港、澳門和祖國內地共同發展的新紀元，保持了香港和澳門的繁榮穩定。在對台問題上，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和工作部署，有力地捍衛了一個中國原則和台灣作為中國一部分的地位，推動了兩岸關系的發展。

　　——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為現代化建設爭取良好的國際環境。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繼續堅持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正確論斷，積極發展與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關系，堅決打擊國際反華勢力對我國內政的干涉﹔開展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動，同許多國家確立了面向二十一世紀發展雙邊關系的原則，加快了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步伐，進一步樹立了中國維護世界和平和穩定的良好形象。

　　——堅持黨的領導，做出加強黨的建設的一系列重大部署。通過開展“三講”集中教育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學習教育，黨的干部隊伍和各級領導班子的素質有了明顯提高。通過不斷加大反腐敗斗爭力度，形成了以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查處大案要案、糾正部門和行業不正之風為主要內容的三項工作格局。這些重大舉措，有效地促進了黨風廉政建設，增強了全黨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全面推進了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奮斗，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隨著“九五”計劃的勝利完成，我國生產力水平又邁上一個大台階，綜合國力得到加強，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這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又一個裡程碑。2000年10月，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提出從新世紀開始，我國將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並加快推進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今後五到十年，要以發展為主題，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改革開放和科技進步為動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根本出發點，全面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2001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批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這就為新世紀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明確了奮斗目標和指導方針。

　　中國共產黨走過八十年的光輝歷程，已發展成擁有6400多萬黨員的大黨。中國社會也在黨領導人民的長期奮斗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結束了幾千年剝削階級的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在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成功地走出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事業在中國顯示出蓬勃的生機和活力，展現了民族振興的光明前景。

　　八十年的歷史証明: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武裝起來的，富有革命創造精神的黨﹔是密切聯系群眾，為中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斷奮斗並作出最大犧牲的黨﹔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經得起勝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順境和逆境的考驗，任何敵人和困難都壓不倒、摧不垮的黨﹔是與時俱進，站在時代前列，代表先進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懈奮斗的黨。歷經磨難，斗志彌堅，千錘百煉，更加堅強。中國共產黨不愧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在中國，隻有共產黨才能領導人民取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社會主義的勝利，才能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實現民族振興、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

　　進入二十一世紀，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當今世界，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發展，世界格局多極化趨勢不可逆轉，以綜合國力為基礎的競爭日趨激烈。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是黨在新世紀的三大任務。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歷史賦予中國共產黨的光榮使命。黨領導人民在過去的八十年裡寫下了光輝篇章，也一定能夠在新的世紀繼續譜寫出更加壯麗的篇章。

後　記

　　《中國共產黨簡史》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而編寫的一本普及讀物。

　　本書的編寫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室務委員會領導下進行。書稿各章分別由張樹軍、李蓉、王素莉、張化、孫大力起草，周承恩、陳夕自始至終參加了全書的編寫工作。孫英主任審定了全部書稿。陳威副主任主持書稿的編寫和審定工作。石仲泉副主任參加了全書的修改和定稿工作。

　　本書在修改過程中，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關懷和指導，得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副主任王滬寧、原副主任鄭科揚，國務院研究室原主任桂世鏞，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華秋，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劉雲山，人民日報社社長白克明、原社長邵華澤，國家行政學院黨委書記、常務副院長陳福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金沖及，黨建讀物出版社原總編輯張竹梧，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龔育之，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等同志的指點和幫助，也得到了全室同志和許多專家學者的關注，在此一並致謝。

　　2001年6月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1年6月出版）

中國共產黨大事記

Dr Spencer Lai (賴鶴明博士)

2013年12月1日星期日

《中國共產黨簡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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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1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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