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保衛戰－淪陷與重光

香港保衛戰－淪陷與重光

作者：John Fisher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揭開了八年抗戰的序幕。神州大地，萬里烽煙，哀鴻遍野。但遠在中國南邊的英國殖民地香港，市面仍然一片昇平。中日戰爭初期，英國保持中立。香港未受戰火蹂躪。大量內地難民和企業家紛紛湧至，反令香港百業興旺。在當時，有東方之珠美譽的香港，可謂亂世中的奇葩，可惜最後還是難逃一劫。
　　前文述及曾經協助國父孫文脫險的斐沙先生，早於一九二三年退休，並在香港落地生根，家住中產華人聚居地尖沙咀柯士甸道，過著安定的晚年生活。

 一九三八年．斐沙（戴帽女子左側老翁）之孫結婚，與家人合影
新郎其後被俘至日本；戴帽女子是斐沙的日籍養女；第一行左三是梁十妹

　　直至一九三七年，日本大舉侵華，香港市民一般抱著僥倖心態，認為日軍未必可以進入香港領域。同時，香港政府大力宣傳，強調守軍如何準備充足，防線滴水不漏，殊不知最後是不堪一擊！

 1941年12月8日《香港工商日報》，港府雖勸市民疏散，但離港者不多

　　一九四一年秋天，中國大半地區淪陷，大量日軍於羅湖邊界集結。深圳淪陷後，香港政府一反過往從容態度，嚴陣以待，立刻實施宵禁，居住在尖沙咀一帶的外籍人士，包括斐沙及其家人，需要遷往香港島暫避.。英國從加拿大調來兩營步兵，並徵召所有在港英籍成人，組成香港防衛軍 (即後來的香港義勇軍團)協防。當時，斐沙先生的三名男孫亦被徵召入伍，斐沙家族知悉事情，雖然忐忑不安，但事已至此，亦只能聽天由命。况且當時處境亦正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香港既成孤島，即或擔心，也亦無用。不只是斐沙家人，大部份香港市民亦是如此心態，靜觀其變，再作打算。

1941年12月9日《香港工商日報》，其時日軍已入境，市民仍然鎮靜

　　當時，華人不在徵召之列，原因在於香港人沒有領取出世紙，為什麼呢？開埠初期至六十年代初，凡是在香港出生的人士都是英國屬土公民，其身份基本上與英國本土出生人士所享公民權利一致，香港人可以選擇前往英國定居，但必須於出生時便領取出世紙，作為身份證明。然而，所有領有英國屬土居民身份的港人，必須應召參軍。最重要的是，戰前在香港出世的華人普遍沒有領取出世紙，故此極少華籍軍人參與戰役。

　　十二月八日，香港保衛戰開始，全港通信斷絕，市民除聽到炮聲和槍聲外，都不知道實際戰事情况，心中只盼著戰事早早結束，誰勝誰負都不重要。其時，香港守軍配備落後，加上二戰初期，英國軍隊陷於西面戰場，與德國決一死戰，根本無力應付東面戰事。香港的防衛措施，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軍隊上下，久疏戰陣，未經訓練，實在難與配備精良的日軍匹敵。雖然如此，香港的守軍仍然士氣高昂，積極備戰，他們以為英軍不久將趕來增援，但據後來解密戰時檔案，英首相邱吉爾早已決定棄守香港，香港守軍只用作援兵之計，白白犧牲……

　　日本南侵香港前，大部份華籍人士對戰局仍然樂觀，惟不少英籍人士，已覺情況不妙，英籍兒童及婦女皆返國避難。而斐沙卻沒有離開，何解？一則三名孫兒入伍，二則兒子(Joseph Fisher)病重；三則媳婦梁十妹堅決陪侍病重丈夫，故斐沙上下，仍然留港，靜觀其變。
　　一九四一年十月，斐沙的兒子Joseph Fisher因病去世，十一月初下葬。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開始發動攻擊，香港守軍節節敗退。
　　十二月二十日，香港守軍於山頂被日軍圍困，日軍曾三令守軍出降，皆被拒絕。
　　十二月廿五日，香港守軍經過十七日奮勇苦戰後，終於彈盡投降。
　　保衛戰初期，斐沙(Frederick Fisher)與兩位年長的女孫兒參加保衛軍，作為後援，負責照顧傷兵，其後不幸於淺水灣酒店被日軍俘擄，被送入赤柱集中營，一九四二年五月病逝。另外，斐沙的三名男孫也曾參與戰役，一名男孫陣亡，其餘二人被俘，送往日本善通寺戰俘所當苦工，日本戰敗投降後，才獲釋放。

 淺水灣酒店，斐沙被擄之地

　　斐沙先生與香港保衛戰中陣亡士兵的遺體，一同被葬於赤柱聖士提反軍人墳場。此地現已成為香港歷史旅遊景點，以供後人憑弔。

 Frederick Fisher  1868-1942

 當時進入集中營的戰俘，均被折磨至骨瘦如柴

義勇軍帽章，當年斐沙所佩便是這類徽章

雲石碑是代表逝者由其他墓園遷入，上刻帽章圖案。而斐沙的墓碑用花崗石，因屬最早入葬一群，故設計有所不同花崗石墓碑上刻字，全由英籍戰俘自行雕刻，日軍則袖手旁觀。

　　香港淪陷後，華人似乎比英籍人士幸運。所有被俘獲的英兵及英籍人士，全被關進集中營。當時，葡萄牙政府保持中立，澳門得以免於戰亂。因此，部份英籍平民被俘後，竟自稱是葡國人，鑒於日軍不懂識別戰俘國籍，故將所有自稱葡籍的戰俘，一律送往葡萄牙在港領使館核實身份。英葡兩國對於身份核實一事，早有默契，來者不拒，一律承認其葡籍身份，並發出臨時葡國護照，安排到澳門暫避。故此當時少量英籍人士不必關入集中營，逃過大難。斐沙幾名較年幼孫兒，亦得葡國政府協助，避難澳門。

抗戰時期，由澳門的英國領事館簽發的臨時身份證明，甚具歷史價值，不少英籍港人因而免遭大難。

　　日本在亞洲發動戰爭，號稱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解放東亞人民，免受歐美帝國勞役，故此凡是亞裔人士：包括華人、印度人、南亞人都毋須進入集中營，斐沙的華籍媳婦（梁十妹；Joanna Leung）因是華人身份，得以免遭厄運，行動亦不受限制，故在三年零八個月期間，得以自由往返港澳，與分散兩地的子女們互相照應。

香港淪陷後，大部份在華籍及英籍人士被關進集中營，部份戰俘更被送至日本當苦工。
這是當時一名戰俘（斐沙的孫兒)）從日本寄回香港的明信片。片上有善通寺俘虜收容所印記。

　　香港淪陷後，梁十妹留在香港打聽其他成員下落，雖然身為華人，不必被關入集中營，但其子女都是中英混血兒，故必須為子女安排逃生之路，更遑論打聽斐沙的消息！幸好斐沙的萄藉親友施以援手，梁十妹的子女遂可前往澳門避難。其後，她收到兒子由日本集中營寄來的便郵，才知道其他家庭成員下落；又從出入香港戰俘營的葡籍義工得知，她的其中一名兒子及斐沙已經病故，並已下葬赤柱墳場。由於當時赤柱墳場屬於禁地，無從拜祭，直至戰後才清楚失散家庭成員的下落及遭遇。香港重光後，斐沙餘屬才舉家遷回香港。

明信片上印有Imperial Japanese Army (日本皇軍)，此外又分別有兩名日本軍官的印記：「野本」和「中野」。
當時所有從戰俘營寄出的信件，必須經過檢查才能寄出。

　　戰後重光，寄居澳門的子女們紛紛回港與梁十妹團聚，原在香港戰俘營的子女亦相繼獲釋。然而，遠在日本戰俘營的兩名兒子卻跟隨其他戰俘返回英國，並於當地定居，再沒回港。鑒於原本家中經濟支柱斐沙(Frederick Fisher)及Joseph Fisher（梁十妹的丈夫）都已經身故，家族產業亦已蕩然無存，各人需要重新開始，自力更生。重光後的香港，雖然到處都是頹垣敗瓦，但各人的心中仍然充滿信心，加上戰後梁十妹的子女相繼成家，亦為家族帶來歡愉與希望。

　　上面照片攝於1947年，斐沙的其中一名孫兒在香港結婚時留影。新娘與梁十妹一樣，華人父母都反對這段中英婚姻。幸而當時的華人已比較開明，新娘家人只是拒絕出藉婚禮，並沒有與新娘斷絕關係。欲知梁十妹的結婚故事，請參看《一九一七的天主教婚書》http://www.oldhkphoto.com/?p=348新郎左邊穿中式掛裙者正是梁十妹，其時已近70歲。衣著打扮，五十年不變，與照片中其他西式打扮形成強烈對比。

　　一連多篇的舊聞掌故文章，這些並不是甚麼家族史或人物傳記，文章旨在分享一些曾經在香港歷史中生活過的人的故事，作為對我們的上一代的紀念。我相信，這類故事還有千千萬萬，等待被發掘和介紹，給香港的過去留一點雪泥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