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使命與大學生的責任
資料來源：《文匯報》2006年6月18日 上海交通大學改革與發展實驗室作者：楊福家
一、大學的使命
我想先談談兩所世界一流大學的使命。
首先來看耶魯大學，無論怎麼排，它總是在世界最頂尖之列，連續幾年在美國排在第三位，緊跟普林斯頓與哈佛大學之後。它成立於1701年，現有大學生(耶魯學院) 5316人，研究生(文理研究生院) 2522人，專業學院學生(醫學院、法學院、音樂學院等11個學院；均在大學畢業後進入) 3552人，學生總數為11483人。 它的使命是什麽呢？在創立這個學校的時候，就有一個建校的使命：為國家和世界培養領袖。它是老布什、小布什、克林頓等五、六個美國總統的母校，它也培養了530個國會議員，為很多一流大學培養了傑出的校長，為墨西哥和德國培養了總統，為韓國培養了總理，為日本培養了外交部長。後來又提出了它的基本使命：要保護、傳授、推進和豐富知識與文化。初看一下，它似乎只是詞語的堆砌，但是，如果仔細品味一下，就能了解，假如使命只有“傳授知識”這一條，那麼這個使命就對美國3688所大學與學院都適用，若加上“推進和豐富”，馬上只有3%的大學能夠勝任，再加上“文化”兩字，恐怕減到了1%，至於能夠涉及“保護知識和文化”的，只怕不足千分之一。 使命要有差別、有特殊性，如果教育使命什麽學校都能用，那它的表述就不很貼切了。使命要有差別、有特殊性，如果這個使命什麼學校都能用，那它的表述就不很貼切了。我今天特別著重談文化，我感到我們很多地方對文化沒有足夠重視。
儘管我國(中國)是出口大國，但是唯獨有一個例外，文化出口非常少。有著五千年古老文明的國家，她的電影、圖書卻很難走出神州的土地，這是讓人遺憾和慚愧的事情。我們每出口1本書就有100本書進口。剛才提到“保護知識和文化”，耶魯大學擁有的世界上最好的稀有圖書館正是承載著這樣的使命。世界上有些孤本圖書資料幾乎只有在這裡才能找到。
那麼怎麼來完成這個使命呢？耶魯校長說得非常精闢，第一，要有有形資產；第二，要有人力資源；第三，要有文化內涵。我們講得比較簡潔:大樓、大師、大愛。如果理解全面,那麼意思是一樣的。
清華老校長梅貽琦講過：“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他把重點放在大師上，而不是像我們現在的情況那樣，總是把大部分錢花在造房子上，卻並沒有足夠地註意到大師。可是，耶魯校長的提法更加完整：有形資產不僅包括大樓，而且還有設備、圖書等等。同樣，人力資源也不僅僅指大師，還有學生和管理人員。特別應該提到的是學生，他們同樣是人力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
加州理工學院就不叫大學，而是叫學院，很小，386位教師和研究員，大學生、研究生加起來2172位(2005年)。董事會一開始就規定：不管什麼人做校長，都不能擴大它的規模。加州理工學院的使命是:通過教學與科研相結合,擴充人類知識並造福社會。在一個單一的學院裡,在交叉學科的氣氛中,研究科學技術中最富有挑戰性的基本問題,同時教育一批傑出的學生成為在社會中富有創造性的成員。
這裡就沒有提到文化。不是說這個學校沒有文化，作為一個學院，它的使命在側重點上與耶魯大學有所不同。該院(加州理工學院)出現了32個諾貝爾獎得主，這就是它對豐富人類知識寶庫的貢獻。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火箭的百分之九十是在這裡設計的，這就是造福於它的社會。今年它發現了太陽系的第十個行星，又進一步擴充了人類的知識寶庫。而且，除了32個諾獎得主，還有一大批沒有獲得諾獎的傑出校友，包括我們的物理學元老、1928年獲該校博士學位的周培源；原子核物理的中國奠基人趙忠堯，是該校1930年的博士畢業生；談家楨，中國遺傳學的奠基人,1936年的博士畢業生；我國第一號科學大家，錢學森，1939年在該校獲博士學位。所有這些大師奠定了這所學校在世界的地位，不需要排名的肯定，它就是世界頂尖的大學，雖然它自稱學院,不叫大學。
二、大學的文化
大學不僅僅是客觀的物質存在，更是一種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
物質存在很簡單，包括儀器、設備、大樓等等。然而，大學之所以稱為大學，關鍵在於它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大學的文化是追求真理的文化，是嚴謹求實的文化，是追求理想和人生抱負的文化，是崇尚學術自由的文化，是提倡理論聯繫實際的文化，是崇尚道德的文化，是大度包容的文化，是具有強烈批判精神的文化。大學文化體現的是一種共性，其核心與靈魂則體現於大學的精神。
校訓，是學校學術和文化的結晶，是大學精神的象徵，是學校辦學理念集中的體現。北京大學：“提倡新學，主張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清華大學：“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北京師範大學：“學為人師，行為世範”；同濟大學：“同舟共濟，自強不息”。一次由4762人參加投票的媒體調查表明，在對“你認為中國的大學哪個校訓最好？”這一問題的回答中，清華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獲第一名，拿了54 %的票。復旦校訓“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排第二。
我們再來看看國外大學的校訓。哈佛大學：“truth”(“真理”；有人譯為:“讓真理與你為友”)。耶魯大學：“light and truth”(“光明與真理”)。華盛頓大學：“通過真理取得力量”。都離不開“真理”兩字。2005年教師節，溫家寶總理引了陶行知的話：“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之所以重提這十六字，因為在我們大學，出現了很多造假的事情。
大學文化是一種崇尚學術自由的文化，是提倡理論聯繫實際的文化。加州理工學院的校訓(“真理使人自由”)就是這種文化的體現。麻省理工學院崇尚理論聯繫實際,它的校訓是:“動腦又動手”(Mind and Hand)；諾丁漢大學的校訓是:“城市建於智慧”,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大學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一個城市要想成為國際化大都市，就必須擁有一流大學作為後盾，但是大學帶給城市的不應該僅僅是物質上、經濟上的飛躍，還應該包含精神文明、文化修養的提升。
大學文化是崇尚道德的文化，美國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所大學賓州大學，它的校訓就講到道德：“沒有道德的法規是徒勞的”。上海交大的校訓也體現了非常深刻的道德含義：“飲水思源，愛國榮校”。 “飲水思源”用英文來講就是thanksgiving，“感恩”。如今我們的媒體經常在說感恩生命，感恩父母，感恩老師，感恩社會，感恩生活，感恩自然。 人在生活中，感恩情怀不可缺少。感恩，是人生的必修課；感恩，使社會能更和諧，世界更美好。但是，也有些不協調的聲音：在很多大學，包括名牌大學，一些農村來的學生不願意見他的父母，覺得很不光彩。所以我想起了哈佛大學所提倡的，“一個人能不能有所成就，不僅看智商，還應看情商，進而看德商”。 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迎接21世紀高等教育大會”，教科文組織的總幹事在大會上講：學校要讓學生學會做人、學會生存(learn to be)，要讓學生學知識(learn to know )，要讓學生學習如何掌握這些知識(learn how to l earn)，還要讓學生學習如何與其他人相處(learn to deal with the others)。
三、一流大學的啟示
大學是群英匯聚的地方，因此我們既要走出去，融入到世界各地，同時又要請進來。一流大學的重要標誌是看國際學生佔了多少，研究生中國際學生又佔了多少。這是衡量融入世界的一個指標。耶魯大學為什麼能為國家和世界培養那麼多領袖？”耶魯校長謙虛地說：“我們是向英國學習的，吸取了英國的精髓。”
英國高等教育的亮點(優點或長處)在哪裡？從15世紀開始，牛津和劍橋就實行導師制並有了住宿學院。耶魯校長說，所有後來成為總統的，都是在導師指導下，在住宿學院裡組織的各種各樣社團中擔任過領導職位的學生。社會工作是同等重要的學習和鍛煉，是重要的“第二課堂”!領袖人物都是從這些組織中培養出來的。大學精神就是融入在學校濃郁的氣氛之中，而這種氣氛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住宿學院正是這種精神存在的物質載體之一。
普林斯頓大學連續六年美國排名第一，目前有6677名學生，其中4678名大學生，1999名研究生。有人認為，一流大學的研究生數量一定要超過本科生(大學部學生)，一定要有醫學院。這種看法對普林斯頓大學不適用。它(普林斯頓大)沒有醫學院，研究生數量也不過30%，但絕對是世界頂尖大學。頂尖在哪裡？除了造就了20餘位諾獎得主外，校園中那種自由寬容的學術氛圍確實讓人嘖嘖稱讚。
英國人安德魯·懷爾斯1985年在普林斯頓升為正教授後，九年里基本上沒有寫出文章。從校長到教研組長，沒有人知道他在做什麼,也不管他在做什麼。九年以後，他解決了世界數學界360年沒有解決的難題——費馬大定理，獲得了當今數學最高獎菲爾茨獎。
約翰·納什患精神病30多年，他生病後，普林斯頓還是把他從MIT請過來，給他溫暖。他的家人和同事對他無比關懷。三十年後，奇蹟發生，他身體恢復，1994年拿了諾貝爾獎。這就是普林斯頓大學的魅力！納什的故事被寫成小說《美麗心靈》，拍成電影，拿了奧斯卡獎。所以，有大師還必須有大愛，在一流大學，應該到處可見美麗的心靈。
再來看“導師制”。牛津大學培養了那麼多首相。它有這樣一個說法：導師在學生面前“噴煙”，直至在學生心裡點燃火苗。李開復在一本書裡寫道：“成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你要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火種在哪裡，在導師、家長的幫助下把火種點燃，就有成才的可能。
無獨有偶；三千年前，有哲人就說過：“頭腦不是被填充的容器，而是需要被點燃的火種。”人無全才，人人有才。關鍵是怎麼發現這個才。巴黎高等師範學校不叫學院，不叫大學，而叫學校。我們最看不起的名字，它卻保留下來，不願意改。 但它也是世界一流大?。它的校長在北京說過一句話：“學校的任務是發揮學生的天才”。哈佛校長在哈佛350週年校慶時說，哈佛最值得誇耀的，不是獲得了多少諾獎，而是使進入哈佛的每一顆金子都發光。他承認進入哈佛的每個人都是金子，他的任務就是讓這些金子發光。
只要一個人頭腦中的火種被點燃，那麼，不管他(她)讀大學還是讀高職，他(她)都能發光。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可是，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在美國這麼發達的國家，3688所高等院校中60%是職業學校、社區學院，研究型大學只佔3%；而我國(中國)博士學位授予單位居然超過美國，高職的數量卻遠遠少於美國。我國的大學近些年來不斷擴招固是好事，使更多年輕人有機會進入高等院校。但是,為適應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們(中國)要的不只是大學生數量的變化，還要使高等教育的結構更加合理。但是，社會上很多的家長看不起高職，認為進高職沒出息。其實高職(技職院校)與本科院校(研究型或綜合大學)好似樂隊中兩種不同的樂器,都十分重要。兩者對師資與設備的要求都不一樣，為什麼有不少高職院校能輕易“升格”為本科院校了？
社會上不少家長希望孩子成為博士，不成為博士不過癮。最近一個醫生跟我說，要去拿博士，否則在醫院里站不住腳。在英國的醫院，博士佔10%，臨床醫生的地位、薪水很高，但是不必拿博士學位，只有從事學術研究的才去拿博士學位。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是世界一流醫學院，學生在大學畢業後報考該院的，每5700名考生中只有一人被錄取(2005年數據)。現有1185名學生中，有700人想做醫生(MD),有485人想做從事醫學研究的博士(Ph.D.)。兩者都是Doctor,但含義不同，目標也不同。前者譯為“醫生”，後著譯為“博士”。兩者無高低之分,但醫生的工資待遇普遍高於博士。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的附屬醫院，有博士學位的約10人，不及醫生的10%。
四、大學生的責任
大學為年輕人創造機遇，大學生為大學作出了貢獻，從中也可以看出青年成才的一個重要要素：機遇。不管你多聰明，作出多大努力，如果沒有機遇，要成才很難。我們國家(中國)現在形勢大好，是一片希望的沃土，體現在為青年人提供了從來沒有過的機遇。我們(中國)的大學，一直為年輕人提供舞台，始終為青年學生創造機遇。
機遇偏愛年輕人，這是不以人的客觀意志為轉移的；但是機遇只偏愛有準備的頭腦。許多科學家的重要發明發現都產生於風華正茂、思維最敏捷的年輕時期。這是一條普遍規律。諾貝爾獎的百年曆史，就是年輕人的創業史。例如，布拉格父子，因為兒子在劍橋讀研究生時糾正了父親的錯誤，兩個人一起獲得諾獎。至今，小布拉格仍舊是最年輕的諾獎得主，當時只有25歲。華生與克利克在1953年發現了DNA結構，是20世紀的三大發現之一，當時克利克是物理學的博士生。前年諾獎的三位得主，在1973年做出獲獎成果時，一位是哈佛研究生，一位是普林斯頓研究生，一位則是普林斯頓的講師。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
年輕人成功的另一要素是好奇心、興趣。興趣驅動我們非常努力地工作，好奇心是科學研究的原動力。此外，一流大學在一個人的成功中起很大作用。上面提及的這些諾獎得主都來自一流大學。同時，大學生又反過來為大學做出了巨大貢獻。
大學是University，詞根是universus，意味著普遍性、普適性、世界性、宇宙性。一流大學正是群英匯聚的殿堂。一個大學要達到一流，必須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學子。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老師聚在一起，在人類知識的寶庫、而不僅僅是中國的知識寶庫裡，探索奧秘、追求真理、實現夢想。
耶魯校長經常自豪地說：耶魯實行普適教育，進耶魯的學生可從1800門課程中選課。現在，我們國內的一些大學也開始行動，實行廣博教育，學生進校時不分專業。但是，做起來並不容易；這樣做必須有堅強後盾。耶魯有1800門課程可供選擇，幾乎包括了全部人類知識。耶魯還有極其非凡、盡心盡責的教師輔導學生。沒有這兩個條件，只是依樣畫葫蘆，就會東施效顰，貽笑大方。
我希望每個年輕學子都有一個夢，有大的夢，有小的夢；大的夢是一致的：使我們的國家真正在世界上站起來，站得直，站得穩。
要成才，三個要素非常重要：人生觀，興趣，機遇。我們國家(中國)走到今天，可以說處於一個非常艱難的境地，需要年輕人開拓貢獻。我們國家(中國)的GDP增長很快，但消耗的能源、造成的污染都很嚴重，所以中央非常及時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我們正走在十字路口。
最後，我想送給大家三句話。
第一，要發現自我，to be yourself 。要了解自己，在導師和家長的幫助下真正了解自己。只有真正了解了自己，使自己的火種被點燃，才會取得最大成績。
第二，要有信心，to be confident 。這一點英美學生做得相當好，他們非常自信，即使他不大懂，你要他做，他也會馬上說，我能，I can do it。而中國學生太謙虛，這個我不行，那個我不能。今天的世界千變萬化。作為一個名高校的大學生，畢業後從事的工作與學到的東西不可能完全一致。學校教的只是基本知識，真正產生影響的，不是具體知識，而應當是一系列的精神，所以應該自信。
第三，要學會享受周圍環境，enjoy yourself 。上世紀60年代我在丹麥實驗室通宵工作時,看到這條標語就會有一股暖意。
生活是美好的,責任是重大的。我們應該用行動來豐富大學的文化,並在大學精神瀰漫的氛圍中,探索奧秘，追求真理，付諸實踐，實現夢想。
安德魯·漢密爾頓教授1980年獲得劍橋大學博士學位後，在法國斯特拉斯堡路易士·巴斯德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1981年，被任命為普林斯頓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1988年，擔任匹茲堡大學化學系主任兼教授。1997年起，受聘於耶魯大學，2004年-2008年受聘於耶魯大學教務長職位。漢密爾頓教授是國際著名的化學家，1999年，獲美國化學學會頒發的亞瑟·C·庫伯學者獎；2004年，當選美國科學促進會和英國皇家學會會員。
2010年5月2日上午，牛津大學校長安德魯·漢密爾頓教授發表了演講，主題是“大學如何吸引和培養優秀的人才”，演講由教育部副部長陳希主持。
漢密爾頓教授在演講開始，以牛津大學和南京的淵源為引子，介紹了他為什麼選取“大學如何吸引和造就有才華的人”為今天的演講主題。他談到，1687年，來牛津學習的第一個有記錄可尋的中國人，就是來自於南京，他叫沈福宗，他對牛津大學作出了很重要的貢獻。因為早在1604年，牛津大學就建立了一個圖書館，圖書館收藏了十七世紀歐洲當時所擁有所有中國書籍的四分之一，但是當時沒有人能夠閱讀中文，所以這位中國人的到來就顯得非常重要，他閱讀這些中國的文獻把它進行分類。從那以後，中國與牛津的學術聯繫一直持續不斷。目前，在牛津擁有大約14個中國學者和750多個中國學生，我們還有許多跨學科研究和實驗室都與中國有著密切的合作。這些背景使他很自然的選擇了今天的演講主題。 他認為，大學所有的問題歸根結底都是人的問題。大學的品質是取決於在大學裡的人，主要包括學術人員和學生。
首先他闡述了大學如何吸引和留住優秀的教師。他認為，大學需要傑出的學術人才，這些人在進行嚴格的原創性的研究過程中，為學生和同事樹立起高標準要求，並且激發他們從事偉大的事業，同時，這些傑出的人也在他們各自的領域取得了大量的傑出成就。在我工作過的每一個的大學，每一個大學的校長、教務長和系主任，他們重要的任務就是要保證他們的學校可以招募到和留住傑出人才。如何做到這一點，他認為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考慮。但總之，頂尖大學都有一個良好的支持創新的環境，包括工作條件，能夠獲得競爭性的研究經費，合理的教學科研的工作量，還有有效的管理支持，更重要的是，還要使他們能夠有自由開展那些由好奇心驅動的富有挑戰性的問題，教授那些我們看起來是錯誤的課程。除了關注待遇以外，他們更關注所提供的條件可以支持他們自己做什麼。所以，一旦大學吸引到了人才，就需要去思考一下怎麼樣主動的幫他們實現自我的發展，特別是那些年輕的教職員工。在牛津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支持年輕的研究人員。最近，牛津面對所有的學科都設立了“新人發展基金”，連續三年支援年輕的學者，使他們能夠在教學和研究方面都取得進展，在他們取得學術承認之前幫助發表第一篇論文和出版第一本書，這在他們的學術的生涯的發展過程當中都很重要。而大學的研究生導師，都要有責任心，去發現、培養和引導那些可能從事學術職業的博士生研究生。牛津大學給研究生提供了大量的學術實踐機會，在這個過程中，大學以嚴格的目光評估這些學生是不是能夠成為可能的終身教授。通過這樣的過程，我們可以選擇最好的人才，以此保持我們最高的學術標準。在這些制度中，他特別強調對終身教職這種制度的看法。
他認為，終身教職制度不僅僅是一種評價系統，還應該是一種支持和培養傑出人才獲得成功的制度。當他在耶魯大學任教務長時，校長和他建立起一個委員會，來評審終身教職的運行情況。委員會發現了一些弊端，比如說在選擇終身教職的候選人的挑選過程中，要經過長達10年的過程，才能獲得終身教職。我們縮短了這種進程，代之以時間進程過程。他認為，終身教職不僅僅是一個評估過程，而且是一個發展性的評估系統。因此，他引入了教師帶薪學術休假制度，允許那些能力合格但還沒有獲得終身教職的年輕學者，可以離崗一年使他們能有一定的自由度，以取得早期的學術成就。
他還認為，作為一個國際領先大學，一個最重要的標誌，就是要想辦法吸引多樣化的人才。大學要想引領高層次的研究，提供好的教學吸引優秀學生，就要有多樣化人才。這就需要來自於不同國家，不同背景，不同性別的教職員工，牛津大學40%的教職員工是來自於其他的國家，主要的來自於美國、德國和中國，牛津大學希望能夠成為更加國際化的大學，能夠吸引有更多的國際化的教職員工來這兒工作。同時，我們注重教師的不同的學術背景和不同的文化背景，這些可以加強學術研究，提高教育的品質。他談到他在離開美國來到歐洲以後，發現在歐洲，許多大學的委員是由婦女做領導的，這令他很吃驚。他在多所大學任職的經驗說明，大學必須重視多樣化，必須建立起一個時間目標期限，努力實現多樣化發展目標，要投入資源和拿出強有力的執行力。耶魯大學在2005年就設置了一個7年目標，目標是使少數民族的教師的比例增加34%，使婦女教師的比例增加83%。他們通過多管齊下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特別是通過博士和博士後項目，增加教職員工的多樣性。
除了大學如何吸引傑出的人才，他還著重談了大學如何吸引高品質的學生。要做到這一點，大學必須要清晰地說出能夠給學生提供什麼，從而使學生能夠作出一個正確的選擇，選擇合適他的學校。牛津大學有一個非常嚴格的篩選程式，以確保每一個有才華學生不會因為家庭貧困而放棄牛津的學業。挑選的過程既注重學生的學習成績，也注重他的潛力，以及他所申請的專業考試。牛津大學會對每個學生進行專業面試，由未來可能會指導他的老師和這個學生進行面談，來決定是不是接受這個學生。除嚴格的篩選過程，創設一個良好的教學環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學生每天的學習生活中，除了在圖書館和教室學習新知識，還要通過非常強有力的指導，系統的改變學生對於整個世界的認識。通常，大學是通過課程來提高學生的才能的，就像剛才萊文校長所說的，不同的國家可能表現很不一樣，然而著名大學的教育目標基本是一樣，就是通過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能力，批判思維能力，希望能夠培養出學以致用，能夠將知識用於解決問題，並且能夠具有持續終身學習能力的公民。正如我們所說的，不同的國家，可能會有非常不同的辦法來達到這種目標。在美國由於中學的標準寬泛，使得很多的大學開展通識教育，學生不僅花一半的時間學專業的知識，而且也會花一半的學習時間，來學習更多的基礎知識。這與英國形成鮮明對比，在英國，中等教育本身就進行了分流，到了高等教育也是非常自然地相應分流了。
好的學習環境，不僅取決於課程的內容設置，還取決於教學傳授方式。在牛津大學，本科生經常參加一些獨立自主的學習、研究和講座，學校提供許多的小班學科教學，甚至是教授一對一，或者是一對二的教學，有針對性的教課。這樣，學生受到導師嚴格的學習訓練，在這個過程中，學生的弱點無處可藏，必須要直接面對學習中存在的問題，使得學生逐漸養成自我學習和自我激勵的習慣。另外，為學生創設學術環境，不僅僅在教室當中，還包括教室之外。學校在培養人才的時候，很重要的讓學生學會相互學習。這就是為什麼學生在校園生活學習時，參加很多的社團活動，包括戲劇、音樂、體育、志願者社團等一系列的活動，課外活動使得學生有這樣的實驗室，在這裡他們能夠去發現自己其他的重要的潛能，產生一些和自己的學術興趣完全不同的興趣。例如，在牛津大學最大的社團就是牛津企業家社團，我們是2003年建立這樣的一個社團，現在有5000多名成員了。在這個社團產生了很多好的創意，但是，很多的創意是在其他的國家實現的科技成果的轉化。學生通過網路、實踐活動，來開發非常實用創業的技能。另外，牛津大學為700多名本科生和碩士生提供跨學科的社區生活。比如化學系的學生可能和學哲學的學生共處一室，可以共進早餐，一起喝著咖啡探討問題。
最後，漢密爾頓校長總結到，大學的根本在於人，但重要的是要根據不同的人滿足不同的需求。對於學校的領導者，應該瞭解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麼，同時非常靈活地去考慮是建構成一個怎樣的發展性支持環境。顯然我們並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解決方案，今天的發言也可以發現，在不同的國家，面臨不同的問題和解決辦法。總之，傑出的人才是大學寶貴的財富，大學領導要不斷反思如何更好支援他們的發展。
演講結束後，安德魯·漢密爾頓校長回答了中方校長的提問。
北京理工大學胡海岩校長：您原來是耶魯大學的教務長，現在又是牛津大學的校長，我們知道世界上絕大多數的頂級人才都誕生於這些大學，但是並不是每一個畢業生都能夠成為一個國家或者一個企業的領袖。我想問一下在這兩個頂級大學，對於那些無法成功，無法成為領袖的人來說，可能會有一些心理方面的問題，可能會感到有一些沮喪，那麼學校如何從學習的角度，幫助他們來克服這些心理上的障礙呢？
漢密爾頓校長：沒有成為首相，沒有成為總理會是這樣的嗎？如果心理問題很大，我們所有的人可能多會碰到這樣的心理障礙。當然，牛津大學有非常長的培養領導人才的歷史傳統，有25位的英國首相畢業於牛津大學，也許到了週四的時候，第26位畢業於牛津大學的首相會產生。耶魯大學也產生了很多政界的領袖，像克林頓總統等。我想回應萊文校長提到的，大學的作用在於激發和挑戰學生的潛力，讓他們成為能夠有效地發揮自己的才能，不管他的才能是什麼。要成為總理，需要有很多政治方面的技巧，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具有這方面的能力；你也許會選擇成為一個高中教師，或者成為一個設計師，或者是記者，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領域，成為一個領袖或者一個國家的政治領袖只是一個途徑。在很多的領域，我們都需要創新的思維，這種東西希望能夠通過牛津的教育來提供。我們不應該鼓勵學生有這樣一個想法，如果不成為首相，或者不成為足球場上的貝克漢姆的話，他們就失敗了，我想這種思想是不正確的，因為他們可以通過其他的方式對社會做出重大的貢獻，無論是在商界在教育界還是在社會工作方面，這樣有助於建立一個更加有效、更加和諧的社會。
華東理工大學錢旭紅校長：我知道您是一個知名的化學家，我也從事化學研究。我們知道均衡對化學反應是很重要的，那麼在大學，如何去實現品質和多元化之間的平衡？
漢密爾頓校長：在學生和教職員工都實現多元化的同時，任何保證教育品質，這沒有一個標準的答案。我們在招聘教師的時候，要廣撒網，要有一個非常寬泛的選擇標準。非常重要的是，對於卓越的標準也應該有一個非常寬泛的定義，所謂的卓越或者優秀，不應該只是反映某一個人的智商有多高，同時也要去反映他知識的廣度。我們在教育過程當中，也要灌輸這樣一種理念，所謂的優秀不只是你在某一個專業上的優秀，也是指你對這個方面的理解廣度，這是非常重要的。和美國不同，英國大學本科教育的專業性是非常強的。所以在牛津大學我們希望教育的廣度有所提高，使得學生對自己主修科目以外也有所瞭解。通過音樂戲劇社壇等一些課外的活動，讓學生能夠投入社會活動當中去，通過學生和學生之間的對話和碰撞來增加學習的廣度。當然這並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但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你所謂的品質優異或者說卓越，這個定義本身也應該把一個多元化的含義包含在裡面。
華中科技大學李培根校長：我想您可能對於中國的大學教育有不少的瞭解，在您看來，和中國大學相比，西方大學的教育有什麼不同？或者說中西方大學的教育最大的區別在哪裡？最主要的差異在哪裡，是因為我們的政治體制不同還是因為文化傳統不同？
漢密爾頓校長：這又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很難一句話說清楚的問題。我作為一個科學家，有很多來自中國的學生，很多中國的學生是非常優秀的，他們能夠參與世界一流的研究，從教育的結果來說，實際上東西方並沒有太多的差別。我覺得，中國的學生不願意去挑戰教授。只有學生願意挑戰學術權威，進行創造性思維的時候，他們才能夠對於世界的知識作出貢獻，使得自己的性格能夠變得更為豐富，我想這是我認為最大的一個差別。學生在多大程度上願意進行自主性思維，這也是我在培養博士生時要做的工作，鼓勵中國學生成為更加主動的研究者、挑戰者，而不是被動的接受者和傾聽者，讓他們能夠更加主動地和教授去進行交流。實際上，我也看到中國的學生在發生變化。今年我在北大、清華、上海交大以及復旦大學做了講座，年輕的中國學生問了一些非常難的問題，對我進行了挑戰。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變化，我們也希望這種變化能夠持續下去。中國學生這樣的挑戰和自主思維的習慣能夠慢慢地形成，成為一種風氣，我想各位教授也要小心啊！你的學生要求是很高的，他們的挑戰性也是很強的。
重慶大學李曉紅校長：非常感您的精彩發言。牛津大學是世界上的頂級大學之一，接下來十年最主要的任務是什麼？你們是不是會不斷地把自己跟斯坦福、哈佛等其他這些頂級大學去進行比較，你們的戰略是什麼？
漢密爾頓校長：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希望我在做這個講話的時候，我的牛津大學的同事也能夠聽到我的回答。牛津大學長期以來一直是世界最頂級的大學之一，但是，因為牛津大學有大約九百年的歷史了，歷史非常的悠久，所以我可以講，我們的經驗，特別是我們在歐洲的經驗，在歐洲整個大學發展過程當中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但是，我剛才講了，大學的年頭長也不一定就是好的。我們在這麼長的歷史過程中，有一些優勢，可能已經不能夠真正的保持下來。在未來十年有很多的挑戰，最大的挑戰就是怎樣保持我們的地位。我堅定地相信，像牛津這樣的大學和很多歷史比較長的大學一樣都面臨同樣的一些問題，那就是我們怎麼樣來避免慵懶，有時候自滿會導致懶惰，懶惰會導致退步，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已經領先的大學來說，最大的障礙就是我們自己。有一本書叫《愛麗絲夢遊仙境記》，寫這本書的人是牛津大學畢業的一個數學家。書中的一個情節是愛麗絲和紅皇后一起跑，愛麗絲問紅皇后為什麼跑的這麼快，紅皇后就跟他講，跑得快為了不是為了追上別人，而是要保持自己現在的這個位置；不是說你要跑到一個什麼地方去，而是因為如果你跑得不快的話，你就不能夠留在原先這個位置，因為所有人都在不斷地動，所以我們要不斷改變自己，改革自己，不斷開拓新的機遇，不斷進行新的研究，不斷和國際合作夥伴進行合作，當然其中包括來自中國的合作夥伴。只有我們跑兩倍速度，比其他競爭對手更快，我們才能夠保持原先的地位，否則的話，我們就會被斯坦福、被耶魯大學、被北大、被清華趕超，世界上有太多的強有力的對手在迎頭趕上，所以我們對牛津大學來說最大的挑戰是我們自己，是我們的懶惰。
鹽城師範學院薛家寶院長：您在世界上很多的著名大學擔任過校長，剛才你給我們介紹了怎麼樣招聘教授，怎麼樣吸引學生。您談到我們要入鄉隨俗，在美國你是不是按照美國的做法來做，如果說你到了北京大學的話，會不會按照北京大學的規則來做校長？
漢密爾頓校長：這個問題問得很好，今天早上一直在討論的就是互相之間學習。我們各個學校之間的一些經驗，怎麼樣招聘教授，怎麼樣吸引學生，怎麼樣教學，都有自己的系統和方法，剛才也討論過有一些方法是不能夠直接的照搬或者移植到另外的一個國家的。萊文校長和我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在牛津和耶魯之間，有很多的共同點，也有很多的不同點。牛津大學一對一或者一對二這樣的一個導師教育，是我們非常特別的一個優勢，我們會繼續堅持這樣一套制度。目前，我們面臨財務方面的挑戰，牛津、劍橋及英國所有的大學也都面臨財務方面的壓力。導師制是最昂貴的一種教育制度，因此我們有很多財務方面的壓力，但是我們不會因此而放棄導師制，因為這是牛津、劍橋的傳統，而且是我們真正的優勢。我們可以犧牲其他的東西，可以停止投資樓盤，停止投資設備，但是我們永遠不會放棄導師制。我們在中國訪問的時候看到很多全新的大樓和實驗室，在牛津這方面肯定也已經比不上了，但是我們還是要堅持這個原則。我們不會犧牲導師制和犧牲人這樣的一個最關鍵的環節，我們的教授，我們的員工是最為關鍵的財富，那麼他們也為大學做出了很多犧牲，這個是教育的根本所在。但我在耶魯的時候，我是不是把導師制引入了耶魯呢？沒有。哈佛大學也沒有推廣導師制，那麼每個國家也有自己的國情，有自己的特點，所以呢，我們必須要考慮每個國家的傳統、文化和教育系統長期以來積累起來的一些優勢和劣勢。最後，我還是要講，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解決方案，需要去因地制宜。就像我們讓學生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一樣，每個國家的大學也應該有自己選擇的權利，所以選擇權是最重要的，對於學校來說，我們比較看重的導師制，可能在其他大學更加注重講座式的教課方式，而美國可能更加注重互動式的，所以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大學都有自己的自由的選擇權。另外，我們也強調大學要有一個健康的生態系統，要有一個高度動態的健康的生態系統來維繫整個大學的環境，而在這個過程當中，自由選擇權對學生來說是非常關鍵的。
1687年，一位來自南京的中國人沈福宗(See Note 1)來到英國牛津大學。300多年後的2010年，牛津大學校長安德魯·漢密爾頓教授在南京舉行的第四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以這段淵源開頭，開始了他的演講——“大學如何培養優秀的人才”，該講題也成了中外大學校長關注的焦點。耶魯大學校長萊文（Richard Levin）表示，中國留學生缺少批判思維。
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
“跨學科知識的廣度、批判性思維是中國學生缺乏的。”美國耶魯大學校長理查·萊文認為中國需要創建一種課程以及教學法，來鼓勵學生的創造力以及獨立的思維能力。
理查·萊文指出，一些亞洲國家的大學和歐洲大學，學生在18歲的時候就選定專業，不再學習其他專業之外的課程。“這種模式，對於培養一些流水線上的工程師或者是中層的管理幹部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如果培養領導力和創新人才就顯得過時了。”他說。
通識教育則不同。據理查·萊文介紹，美國大學的本科教育，學生在前兩年可以自由並廣泛地選擇學科，後兩年再挑選專業進行學習。“對於多個學科的接觸，使得學生有能力去應付新的的問題，他們通過不同學科的學習會有不同的視角。這樣一種跨學科的廣度，能夠使畢業生有能力以創造性的方式來解決新的問題。”他說。
正是有了更多的知識，學生才會有重新評估已有結論的想法，去尋求新的結論。美國教育模式強調的是互動式的討論，主動地去立論，挑戰彼此、挑戰教授、挑戰權威，而不是被動地接受。理查·萊文說：“1828年耶魯大學的一份報告認為，學生獲得某一專業的知識，就像腦子裡裝進了一件物品，但這種填充在一個迅速變化的世界當中，從長遠來講並沒有太多的價值。學生需要的則是思考的框架，讓他們不斷適應變化的環境，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
據悉，目前中國有一些大學已經開始借鑒美國通識教育的模式：北京大學在2001年推出了元培計劃，選出一些學生進行通識教育。他們生活在一起，在兩年過程中學各種各樣的學科。在復旦大學，所有學生第一年都接受公共學科的教育，之後再去選定一個主科。
但每一種教育模式都具有文化適應性，理查·萊文認為美國通識教育的模式可以借鑒，但中國不能照搬照用美國的通識教育。“中國的教育模式必須有中國特色，改革必須是一個漸進的、有創新的和適應的過程，而非一個生搬硬套、簡單模仿的過程。”理查·萊文說。
吸引和留住一流人才
要培養一流的學生，離不開一流的師資，“如何吸引和留住一流人才”成了與會中外大學校長探討的熱點。
“在我工作過的每一所大學的校長、教務長還有系主任，他們重要的責任就是要吸引和留住人才。要吸引人才，必須有良好的環境，能夠吸引學生和優秀的教職員工來這所學校學習和工作。”曾任耶魯大學教務長的牛津大學現任校長安德魯·漢密爾頓說。
安德魯·漢密爾頓表示，牛津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使那些年輕的教職員工能夠發表第一篇論文和出版第一本書，這對他們發展學術生涯很重要。
“對於博士生、碩士生，要給他們提供實踐的機會以及嚴格的學術培訓。”安德魯·漢密爾頓介紹說，牛津大學非常重視研究生的實習，“通過實習評估他們是不是真正有能力，是不是值得選擇的人才，並保持我們最高的標準。”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校長麥克姆·格蘭特也介紹了自己學校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的經驗，即倫敦大學學院每年都會在全球範圍進行招聘，選擇優秀、年輕的教職員工。對招募的教師，倫敦大學學院注重對他們的指導和培養。同時，在晉陞制度上，不搞論資排輩，根據教師的學術成就進行評定，給年輕人脫穎而出的機會。
在學生的選拔上，麥克姆·格蘭特認為，不同的學科需要學生有不同的素質，而除了學術之外，其他素質也非常重要。
創新人才培養的模式
“世界正在發生變化，為了適應複雜的外部環境，我們的學生不僅要有設計解決現有問題的方案，同時也要具備迎接未來挑戰的能力，能夠創造性地解決問題。”韓國高麗大學校長李基秀認為，“一個人是否具有創造性，很大程度上要看這個人是否能從多角度思考問題。”
相應地，教學方式上也要隨之發生變化。據南京大學校長陳駿介紹，2009年9月，南京大學開始在一年級新生當中啟用新的教學模式。“這個教學模式以通識教育和個性化培養為特徵，實行三個培養階段(大類培養階段、專業教育培養階段、多元培養階段)和三個發展途徑。所以，我們把它稱之為三三制。”陳駿說，“三三制的模式實際上是南京大學的傳統與世界一流大學的經驗有機結合的結果。”
為了應對外界正在發生的變化，法國中央理工大學從2006年起，也進行了一次大的課程變革，推行了一系列教育創新，使學生能夠更多接觸實際問題，讓他們在多元化的環境下進行更多的團隊合作，增強他們的個人技能和溝通能力。該校校長艾爾夫·彪賽介紹說，比如，法國中央理工大學正在實施一個新課程，這個課程要求學生至少要有一段時間在海外學習，一段時間在公司實習，才能得到最後的學位。
據與會的國外校長介紹，牛津、劍橋大學的導師系統，要求學生必須自己進行立論，展開辯論。美國的模式是一些互動式的討論會，或者採取小班授課的形式，他們會彼此挑戰，而不是輕易接受導師的觀點。
“如何培養優秀的人才是沒有一個標準模式的，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創造不同的模式。對每所學校而言，關鍵是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人才培養模式。”吉林大學校長展濤說。
演講結束後，理查·萊文校長回答了中方校長的提問。
北京師範大學校長鍾秉林：我們常說在本科階段要面向社會需求來培養人才，要以市場需求或者是以就業需求為導向來設置專業、培養人才。本科階段到底需要培養出什麼樣的人才？
以崗位為導向的技能培訓是職業教育機構的工作，美國一半的學生進的也是這樣的社區大學。好大學的眼光應該放遠一些。越是好的大學越應該培養學生創新型思維的能力，不是只盯著僱主眼前的需求。而實際上，學生的創新能力對企業的發展來說，是有好處的。必要時，大學也可以給企業上上課，傳輸這一理念。
耶魯大學校長理查·萊文：美國有不同的教育機構，層次不同。有一些教育機構是專門培養最有競爭力、最高端的那些學生或者未來的人才。這些教育機構數量是比較少的，他們比較注重通識教育。還有很多的教育機構是職業培訓機構。而對最高端的大學而言，我們的任務不光是要培訓一些以後能夠找到好工作的、具有某種技能的人，而是能夠培養一批具有創新能力的人。
NOTES:
1. 沈福宗（英文：Michael Alphonsius Shen Fu-Tsung，或Michel Sin、Michel Chin-fo-tsoung、Shen Fo-tsung），1657年－1692年，生於南京，是早期到達歐洲的中國人之一。中國史籍對他的生平隻字不載，西方史料卻對他的經歷和事跡有諸多描述。
1681年，沈福宗隨比利時教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由澳門啟程前往歐洲，一路遊歷了荷蘭、意大利、法國和英國等歐洲六國。他們一行分別與羅馬教皇和法、英兩國國王會見，並結識當地社會名流。沈福宗出國時隨身帶有中國儒家經典和諸子書籍四十多部，因此也就把中國語言文字、儒家道德哲學和波動說等文化傳到歐洲，幫助西方學家從事漢學研究。
沈福宗於1685年應邀出訪英國，在倫敦與英國國王詹姆斯二世會面。這是有記錄以來第一次中國人來到英國。詹姆斯二世年輕時就對中國歷史文物感興趣，還是王儲時就觀看中國戲劇、閱讀中國書籍。在與沈福宗會面之後，詹姆斯二世邀請他出席宮廷宴會，並讓英國宮廷畫師克內勒爵士（Sir Godfrey Kneller）為沈畫像，並將畫掛於其國王臥室。
沈福宗在牛津（一說在宮廷宴會上）遇見了湯姆斯·海德（Thomas Hyde），二者共同探討了中國歷史、哲學和語言等問題，沈福宗還教了海德一些中文。他們之間應該是用拉丁語交流的。
沈福宗還能對博德利圖書館的中國書籍一一分類，同時描述它們的內容，這都是當時期沒人能夠做到的事情。此外，他還向圖書館人員展示了如何翻閱中文書籍。
耶魯大學校長：
希望更多美國青年瞭解中國
希望更多美國青年瞭解中國
我願意鼓勵所有中國學生都訪問美國，就像我曾鼓勵過許多耶魯學生訪問中國一樣。通過這樣的交流，我們可以幫助增進我們國家的友好關係，建造和平繁榮的未來。 理查·萊文
2010年4月，胡錦濤主席訪美期間，盛情邀請耶魯大學師生訪華。5月16日，耶魯大學百名師生代表團順利抵京，開始了為期10天的友好訪問。5月15日晚先期抵達的耶魯大學校長理查·萊文先生接受了記者的獨家專訪。
記者：萊文校長，首先歡迎您再一次來到中國，非常感謝您剛下飛機就接受中國青年報的採訪。
萊文：這次訪華對我們有著特殊的意義，我們是應胡主席的邀請訪問中國的。去年胡錦濤主席訪問美國時選擇到耶魯大學發表重要演講，並邀請耶魯大學的百名師生訪問中國，我們感到非常榮幸。
希望更多的美國青年瞭解中國
記者：這次訪華的團員中有60多名學生，請問一下這些學生是如何選拔確定的？
萊文：這些學生來自耶魯大學的各個院系。首先，學生們可以自己主動申請，在申請中要寫明自己為什麼可以成為代表耶魯的友好使者，然後在學生中進行競爭，最後的優勝者成為現在的成員。團員中有11名國際學生（留學生），其中有6名中國留學生。
另外，以前沒有來過中國也是這次選擇成員的一個標準。我們希望有更多的美國青年人瞭解中國。所以，學生們都十分珍惜這次訪問機會，他們希望能親眼看到中國青年的生活和學習情況。
記者：萊文先生，聽說您的女兒有過在中國學習的經歷。
萊文：是的。我的女兒曾經參加了斯坦福大學的一個交換計畫，在北京大學學習了一個學期，又在上海的華東師範大學學習了一個夏天。
記者：您的女兒在中國學習了這麼長時間，中國也有很多學生到美國去留學，現在您又率領了一個百人團來到中國，您怎麼看待兩國青年的交流？
萊文：我們生活在一個互動的年代，這種交流，對青年學生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受教育的機會。我們的學生通過和中國青年的交往，可以看到中國青年是怎麼生活的，可以瞭解中國的青年人是怎麼看待世界的。同時，中國的學生也可以更多地瞭解美國的年輕人是怎麼想的。這對加深兩國人民之間的瞭解能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中美關係保持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不僅對中美兩國發展有好處，對世界和平也是有好處的。我們希望每一個耶魯的學生，在學習期間都能到其他國家去看看。如果我們大家都能相互瞭解，溝通和瞭解就會更加容易。
中國的人口占世界的1／4，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也擁有大批的優秀學生。而且，中國的發展在世界上佔據很重要的地位，中國將來一定會成為一個很強大的國家。耶魯大學的使命就是培養領袖人才，所以，我們有必要讓我們的學生對中國有更多的瞭解。
耶魯能出那麼多政治領袖並不奇怪
記者：迄今為止，美國共有5位總統都是從耶魯大學走出的，所以有人稱耶魯大學為“總統搖籃”，相信這應該是耶魯大學的驕傲。但是，我們也知道大學是進行學術研究的場所，所需要的是更為寬鬆的學術自由，與政治又如此密切的關係對耶魯大學的學術自由是否會產生影響？
萊文：首先我想說，耶魯大學能產生這麼多政治領袖是一件毫不奇怪的事情。耶魯大學有250個學生社團組織，學校的絕大部分學生都是這些組織中的成員。有250個組織，就意味著需要250個領導人。再加上這些領導者的不斷更替，給學生提供了很多鍛煉組織、領導能力的機會，現在學生社團組織已經成了未來領導人的實驗室。
另外，耶魯大學也鼓勵學生多參與社會實踐，為社區和公眾提供服務。學生在學習之外參加各種實踐活動已經成為耶魯大學的傳統，已經持續了很多年。
除此之外，學術自由在耶魯大學也有著優良的傳統。我理解學術自由就是師生能就很多問題進行充分的討論和辯論，很多好的思想都是這樣產生的。
所以，在耶魯大學，學生和教授有充分的自由去做他們想要做的課題，也有充分的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
有些時候，政治家也會參與我們的討論，但通常他們會傾聽我們的意見和建議。在我們看來，學術自由是產生好的思想、好的建議的良好途徑。
美國青年上名校競爭也很激烈
記者：在中國，越來越多的青年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很多青年人都希望能在名牌大學中接受教育，不知美國青年是否也有這樣的願望？
萊文：非常一致。美國的青年人也非常想上名校。他們希望高中畢業以後能到哈佛、斯坦福、耶魯等大學就讀，就像中國的學生想上北大、清華一樣。這樣的學校招收學生的名額也是很有限的，因此，上名校的競爭也相當激烈。
記者：看來想上好大學是所有青年的共同心願，那麼您認為什麼樣的大學才能稱得上是好大學？什麼樣的大學才能算得上世界一流大學？
萊文：我覺得，大家公認的世界一流大學除了能培養出優秀的學生以外，還要有一支處於世界領先水準的教授隊伍。世界領先水準的教授應該在他所在領域的頂級學術刊物上發表過學術研究報告或撰寫過文章，同時擁有一些處於世界領先水準的科研成果。
記者：您已經9次訪問中國了，也看過中國的很多大學，您認為這些年中國的大學有哪些變化？
萊文：中國的大學這些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很多大學正在建設一流的實驗室，大學生的人數也在快速增長。不過，增長的速度有些太快了，我看到中國政府也在踩刹車。我看到，現在中國政府也在致力於創建世界一流大學，中國的一些大學也正在向這個方向邁進。
通識教育能幫助學生適應今後的變化
記者：我們注意到耶魯大學非常重視本科階段的教育，而且學生進校後的前兩年是不分專業的，這樣對學生的發展有哪些好處？
萊文：我觀察到，目前中國大學的制度與俄羅斯和歐洲是相似的，學生入校後就已經選定了專業。在美國，特別是在耶魯，學生在入校後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基本是在打基礎，不劃分專業，之後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專業。我覺得這種通識教育對學生的發展還是有利的。
學生畢業以後，他的工作有可能發生變化，他所生活的環境也會發生變化，甚至這個世界也在不停地變化著。學生學習了更多的基礎知識，對於他們面對和適應將來的變化會有很大的幫助。
在過去幾年裡，我和我的同事在中國重點大學舉辦了一系列的講座和研討班。現在中國的一些大學也在進行通識教育的嘗試，比如復旦大學，他們的學生入學後的第一年進行的是部分專業的通識教育，一年以後學生再選擇專業。
記者：您已經是第9次來中國了，還有很多美國青年沒有來過中國，您認為這些美國青年心目中的中國和您眼中的中國一樣嗎？
萊文：我會對他們說：親自到中國去看看，到了那裡你一定會對中國有更多瞭解。
牛津大學校長承傳心法：
大學之道 以人為本
大學之道 以人為本
香港推行多年的會考及高級程度會考，日後將被中學文憑試取代。落實334學制後，中學和大學均面臨重大轉變。不只是學生膽顫心驚，就連老師及大中小學校長都十分苦惱。最近，英國牛津大學校長親臨本港，鼓勵港生無論在新舊學制中，只要考取優異成績，對報讀牛津也有正面幫助。
牛津大學是英語世界中最古老的大學，創校至今已有約900年。校長對港生的一番鼓勵，也為大家打下一口強心針。究竟，國際一流大學如何訓練學生？又有甚麼值得我們學習？副刊記者便訪問了牛津大學新任校長安德魯·漢密爾頓和香港科技大學校長陳繁昌，分享兩間歷史相差數百年的大學，如何面對社會轉變。
一流大學 人才放首位
「牛津大學有接近900年歷史，我只接任校長半年。相比來說，我也只是一個嬰兒。」牛津大學新任校長安德魯·漢密爾頓（Andrew Hamilton）表示，牛津是世界級學府，無論教學及研究質素都十分高。「數百年前，牛津也和香港的科大一樣，經歷過剛剛起步的階段。縱使大家文化和歷史背景不同，但發展經驗和成長模式，也很值得分享和互相學習。」
他指出，牛津的首要成功因素，就是堅守「以人為本」的核心信念。
「大學的四大成功因素就是優秀人才、優秀研究、高質素教育，以及充裕的財政支持。人才排第一位，因為高等教育的所有東西，都是由人所組成。」
他表示，牛津有很多先進的實驗室，圖書館和博物館收藏量驚人，見證着人類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但假若沒有人才去管理、運作和發展，一切都是徒然。」
漢密爾頓強調，牛津的成功就是一直努力吸引全球人才加入。
「教授和學生就是我們最大的資源，他們來做研究和讀書，便等如把他們國家的知識和經驗帶來，不斷充實我們的知識內涵和網絡。」
身為全球著名學府校長，漢密爾頓不但沒有自視高人一等，反而十分尊重和珍惜校內和校外的人才，經常在世界各地發掘優秀學者。「經過多年努力，我們已建立優秀的人才團隊和設備。之後的工作，就是繼續宣揚追求卓越。我們的視野要放得更遠，學者們的腦袋可以為學校不斷創造價值，與其它強勁對手競爭。」
漢密爾頓表示，一間大學倘若有能力作出「世界級」的研究，世界級的人才便自然會到來。「有世界級的老師，便必須有世界級的學生。校園環境必須具創造性，師生關係緊密，便等如搭建了順暢的流通管子，讓學生的知識貫注學生的腦袋中。」
牛津的特色就是校園像一個社區和小家庭，鼓勵師生互相結交，令學習和研究生活化。
「世界第一流大學其中一個重要成功要素，就是採用『師徒制』。學生和老師經常一起吃早餐，談論學術、政治和社會的看法，彼此在教與學上都能帶來很大啟發。」他表示，牛津很多傑出研究成果，都是這樣得來的。「我也鼓勵香港的大學仿傚。」
教研並重 縱向傳承知識
本港和很多亞洲地區，大部分大學都標榜自己是「研究型」或「教學型」。但漢密爾頓解釋，這種分類對大學長遠發展並無幫助。「大學的建立與存在，就是為了解決全球人類問題。我們一直主張高等教育機構要教研合一，但很多地方的大學都刻意把兩者分開。有些大學本身條件不錯，但卻走得不遠，是因為缺乏動力。院校生態和教育質素，最終會弄至不完整。」
當老師只專注教學，經過一段時間便會失去追求知識的動力，更會影響教育質素。
「若老師經常有新鮮好東西與學生分享，便可不斷刺激學生的思維。另一方面，老師也能從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不斷提取新元素放入課程中。這就是由上至下的知識傳送過程。」
他表示，眼見很多歐洲大學的研究能力很高，只是未能和教學配合，覺得有點可惜。
「當然，老師也不能處理所有東西。牛津特色便是擁有強勁的導師團隊，為學生提供『一對一』的導修課。」他表示，牛津着重導修課，學生每科需每星期花兩小時，接受導師「一對一」指導。
「學生每次都要準備大量論文和書目，因為班房沒有其它同學，導師會不斷追問學生的學習進度，並沒有其他組員可分擔壓力和分散導師注意力。很多人害怕這種制度，但世界級學者就是由此生成。」校長指，牛津研究質素高，就是因為學生在本科生時代，已開始經歷嚴格教導和貼心的指導。 「我鼓勵學生在課堂上挑戰老師，批評和質疑老師的觀點！因為，高等教育不是中學，學生必須有獨立思考、分析和批判能力。我們的本科生入學時只有廿多歲，但已有能力與老師爭辯，挑戰老師觀點並提出尖銳問題。」他表示，這除了能增加學生的信心，對他們畢業後工作也十分有利。而老師方面，也迫使他們小心備課和追求卓越，不斷思考和準備提出新論點。
財政營運也要全球第一
「我分享了很多牛津成功的因素，但大家不要忽略財政營運的重要性。因為世界一流大學，也要有全球第一的財政營運方略。」漢密爾頓表示，二戰後各國政府財政緊張，很多金錢都投放在社會重建和經濟發展。「局勢和政治的變化，都威脅着大學的財政狀況。如果沒有充足的財政支持，我們亦有志難成。」他強調，在大學財政穩定時物色合作伙伴是十分重要的。
「牛津歷史悠久，多年來培育了不少政經界名人。若大學要可持續發展，必須有穩定的資助。我們一直小心經營，在人才上建立良好團隊，學術上把學生的基礎打好，財政上有穩定的基金和校友支持。再抱着積極樂觀的願景，未來必定能成功。」
後起之秀 承接中國熱
科大校長陳繁昌表示，很榮幸能與牛津互相學習。「我們很同意漢密爾頓提出的發展方略，這些方法實在值得其它院校學習。香港的大學雖然相對歷史較短，但亦有不少優勢。可能數百年後，也有機會追貼牛津。」過去，歐美大學一直是全球學者心儀的高等學府。但近年，亞洲的文化特質和經濟起飛，吸引了不少歐美學者和年輕人的注視。「全球化來臨，扭轉了傳統高等教育的結構和系統。隨着中國國際地位不斷提升，香港的大學也能受惠。」
交通和資訊發達，讓全球的學者和知識都不斷流動。歐美國家對亞洲有興趣，願意過來投身學習和生活，對科大這類「後起之秀」十分有利。「牛津有數百年歷史，而科大約只有廿年，這簡直是祖父和小孩的對比。但我們經歷這二十年的努力，也發現了我們很多獨特優勢。」陳繁昌表示，大學國際排名與牛津仍有距離，但個別學科也不比對方輸蝕。
「我們的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EMBA）課程，最近便取得全球第三佳績。未來，將吸引全球更多公司經驗豐富的管理階層來就讀。」他表示，香港本土大學要取得較高的國際排名，就好像要奪取足球世界杯一樣艱難。「我們雖然着重科學研究和教育，但商業學院卻不斷取得驕人成就。這正反映，大學發展多元化教研項目十分重要。
「牛津的導修課十分出名，但香港本土大學的情況迥然不同，不能照搬。」陳繁昌指，本港大學必須認清自己的強項和弱項。「本港很少大學能提供資源推行『一對一』的導修課。我們根本負擔不起這些金錢和資源。但香港部分大學的運作模式，也可以走教研並重的發展道路。科大有很強的研究文化，這吸引了很多學者和學生來就讀。我們也有導修小組，雖然制度有點不同，但師生也能有不同程度的互動與交流。」
學術與職業發展並重
「大學的成功必須有天時和地利的配合。」陳繁昌指，90年代正值中國和亞洲經濟發展的時機，當中便湧現了很多高等院校發展的機會。「中國熱，確實吸引全球學者和商人。目前，內地也有很多世界級大學，它們的訓練模式和歐美不同，較有新鮮感。隨着兩地交流互補，定能豐富本港大學的實力和視野。」
他表示，香港的大學生注重職業導向，很多人選科也是純粹為了找工作。「雖然，這阻礙了本港發展研究人才，但其實也可理解。香港是商業社會，社會要求大學生在短時間內完成學業，然後盡快投身勞工市場，為社會增值。大家認為，在這樣的環境下，還有多少學生願意花時間投身學術研究行業？這很值得反思。」陳繁昌解釋，「香港的實用主義文化很強，很多人認為科研沒有用，但科技也很實用，並不是空談理論，能帶來巨大而長遠的回報。美國社會既有工商業，同時也有強勁的科研發展，兩者並沒有衝突。科技也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絕不能輕視。」
「科研，並不只是科學家的工作，每個市民也要參與。人類面對全球暖化，期待可持續發展能源的出現。社會的支持，便能鼓勵科學更加有效研究出解釋方法。科研和教學，是發展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重要一環。因為科技可帶來創新，而在經濟上亦可帶動很大發展。」他表示，新學制是歷史性的改革，對日後的高等教育發展有很大的開發空間。「現階段，很多課程內容和發展方向都未能肯定，這樣子卻能讓學校有更大自由去發展教育理念。而大學亦可做好準備，好好配合中學改革，讓學生的學習生命由中學順利過渡到大學。」他表示，不太在意前方還有多少對手、對手有多強，因為盲目追逐排名是沒有意思的。
「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認識對手和自己的關係，以及香港人的能力和需要，然後再訂立長遠目標。」漢密爾頓也對陳繁昌的「大學之道」表示贊同。「建立健康的教育制度很重要，教育是連貫的行為，由學前至大專也必須盡善盡美。我的父母是教師，我大學畢業後也成為了大學教授。但無論是大學或是小學，學生最重要就是發表自己的觀點和意見，讓學校隨社會環境變化，不斷調整教育方法。」
牛津大學名人輩出
數百年來，牛津大學名人輩出，產生了至少來自7個國家的11位國王（包括6位英國國王），47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此外，亦培育了來自19個國家的53位總統和首相，包括25位英國首相（其中13位來自基督堂學院），12位聖人，86位大主教以及18位紅衣主教。從2002年至2010年，牛津大學已經連續9年被英國泰晤士報（The Thames）評為全英綜合排名第一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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