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比20年前更需要柏楊

雷頤：我們比20年前更需要柏楊
來源：深圳商報 http://images.google.com.hk/imgres?imgurl=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8-04/30/xinsrc_3020405300859937270832.jpg&imgrefurl=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8-04/30/content_8081561.htm&usg=__W2t6pMSZOwlJ4adkOaCdQk0_Q4I=&h=450&w=303&sz=12&hl=zh-TW&start=20&tbnid=hKQ1pvYm2sOc5M:&tbnh=127&tbnw=86&prev=/images%3Fq%3D%25E4%25B8%25AD%25E5%259C%258B%25E4%25BA%25BA%26gbv%3D2%26hl%3Dzh-TW%26sa%3DG

柏楊2008年04月29日淩晨撒手西歸。深圳商報記者第一時間採訪到了柏楊的《中國人史綱》最新版本跋的作者、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雷頤，聽他講柏楊的歷史影響和現實意義，以及他們之間淡淡的交往。

柏楊（1920年3月7日－2008年4月29日），原名郭定生，後來其父因方便替他轉校而替他易名為郭立邦，後又自行改名郭衣洞。出生於河南省開封，籍貫為河南省輝縣。筆名來自中橫公路隧道附近台灣原住民部落的原名諧音「古柏楊」。另一個筆名則是鄧克保，台灣作家，中華民國總統府資政，被稱為臺灣的魯迅。

柏楊雖然有相當多的歷史著作，但是有些人認為柏楊並非歷史學家（因為他的歷史著作品質尚未達到歷史學家的標準），而是個作家及思想家。

經歷過政治牢獄近10年的柏楊相當關注自由與人權議題，曾創立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且擔任會長。

生平

早年

柏楊中學時曾參與中國國民黨下的青年團體，1938年加入國民黨。

1939年與艾紹荷結婚，1940年女兒鼕鼕（郭素華）出生。1943年在重慶與崔秀英發生感情並結婚，1946年在共軍進攻河南省息縣期間，跟崔分散。和崔秀英育有一女毛毛（崔渝生）。

1946年東北大學政治系畢業，1947年被校方查出使用假學歷證件，被教育部永遠開除學籍。之後一方面擔任私立遼寧文法學院政治系副教授，一方面與友人在瀋陽創立反共報紙《大東日報》。1948年瀋陽為解放軍攻下後，柏楊前往北平，1949年再轉往上海，之後又隨老師吳文義前往台灣。

小說和雜文

柏楊到台灣後不久，就在1950年因為「收聽匪區廣播」而被判刑六月。出獄後，歷任教師等職。1953年，與齊永培結婚，育有二子（郭本城、郭本垣）。1954年在救國團任職；而柏楊於救國團任職後才開始寫作小說，而且小說都有相當的現實性與批判性。1959年與齊永培仳離，與倪明華結婚，育有一女佳佳（郭本明）。

1960年5月起，以筆名「柏楊」在《自立晚報》擔任《倚夢閒話》專欄作家，寫作的雜文對於現況有很嚴厲的批判。

1961年開始，在《自立晚報》以「鄧克保」為筆名發表的《異域》，以報道文學手法，寫一支國民黨的孤軍，流亡到滇緬邊區，與命運搏鬥、冀求反攻大陸，後來不但被拍成電影，還創下銷售達百萬冊的驚人數字，是一部成功的戰爭小說。

十年牢獄

大力水手事件

1967年，柏楊代班主編《中華日報》家庭版時，該版以每週五天的篇幅刊載美國連環漫畫《大力水手》（Popeye the Sailor Man）。1968年1月，柏楊因《大力水手》翻譯文中提及卜派父子流落至一個豐饒的小島而樂不思蜀，兩人要各自競選總統，撰寫競選文宣，柏楊將「Fellows」（伙伴們）翻譯為「全國軍民同胞們…」，遭國民政府情治單位曲解為暗諷蔣中正父子，以「共產黨間諜」及「打擊國家領導中心」的罪名逮捕，判處十二年有期徒刑，1969年起囚於台北縣景美鎮軍法監獄。不過根據台灣作家、時事評論家李敖的說法，《大力水手》是由一位女性僑生翻譯，柏楊只是照抄才出事情。

1969年倪明華提出離婚要求，結束十年的婚姻，柏楊在獄中絕食二十一天。

1972年跟台北其他政治犯一同解送到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1975年，因蔣中正逝世，而減刑三分之一為八年有期徒刑。1976年刑滿後仍被留置於綠島，後來因為國際特赦組織等人權團體的要求才被釋放，共被囚禁九年又二十六天。

柏楊在獄中完成了《中國人史綱》、《中國歷代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中國歷史年表》三部書稿。原本還有第四部《中國歷代官制》，因為參考書於1975年被官員搜去保管，所以只寫了一半。

通鑑、中國人、人權

1978年與女詩人張香華結婚。

出獄後柏楊專事寫作，其中1983年開始，他開始着手譯寫《柏楊版資治通鑑》，以「整體規劃，分期出版」的方式發行，至1993年72冊全部完成。

1985年《醜陋的中國人》出版，針對華人集體文化和性格上的缺點作出批判和探討，引發全球華人社會熱烈爭論，曾在中國大陸遭到查禁，直到2004年才重新正式授權出版。

柏楊也積極推動有關人權事務，1994年擔任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創會會長。

退休

自從1994年進行心臟手術，接着一連串大病之後，柏楊的健康每況愈下。2006年9月，因為年齡和健康的理由，宣佈封筆，不再在公眾場合露面和接受訪問。同月出版的《柏楊曰》大陸新版序成為其封筆之作。

2006年，柏楊同意將56箱、共計11,745件文獻、文物捐贈予中國現代文學館，並於2007年2月6日舉行「柏楊捐贈文獻文物入藏新聞發布會」正式移交。另外，柏楊亦為國立臺南大學首位榮譽博士，南大柏楊文物館亦於2007年6月27日開幕，係3月31日捐贈予校方。包括1949年抵台後的重要証書、結婚証書、資治通鑑手稿、校對稿、雜文手稿等，與北京的藏量差不多。

柏楊於2008年2月24日因肺炎併呼吸衰竭住進醫院，住院期間，時為總統候選人的馬英九多次前往探望，並且當面表示將時刻警醒自己，謹防自己變得「醜陋」。柏楊2008年4月29日凌晨1點12分在台灣新店耕莘醫院病逝，享壽89歲。[3]

2008年5月17日，依其遺願海葬，家屬將柏楊骨灰撒入綠島海域，另留部分骨灰擇日帶回中國安葬。

 《醜陋的中國人》一書簡介

《醜陋的中國人》是臺灣通俗歷史作家柏楊的著作，主要是受到《醜陋的美國人》（The Ugly American）一書之啟發而動筆。柏楊在此作中批評中國文化為一「醬缸」，而中國人陷在其中因此無法進步，唯有跳脫舊思維才有創新的可能。

柏楊在書中強調，「這麼一個龐大的國度，擁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個龐大民族，卻陷入貧窮、愚昧、鬥爭、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難以自拔。」「我們的醜陋，是在於我們不知道自己的醜陋。」全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以缺少敢講敢想的靈性、對事不對人、只我例外、第一是保護自己、把羞愧當榮耀、不會笑的動物等標題進行批判，下篇主要是讀者的正反回應。

《醜陋的中國人》一書於 1984 年在臺灣首刷出版，至 1986 年於中國大陸出版；但在 1987 年被中共政府查扣禁止發售，至 2004 年得再批准印行發售。

李敖之《「醜陋的中國人」研究》一書，即是批判《醜陋的中國人》的部分論述，並批評柏楊自己就是一個「醜陋的中國人」。

《中國人史綱》封面

 

最新版《中國人史綱》跋的作者、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雷頤訪談

柏楊說他永遠是個中國人

提起柏楊，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醜陋的中國人》，好像這本書已經成了柏楊這個專有名詞的一個固定尾碼，而事實上也正是這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一紙風行的作品讓大家認識了柏楊，喜歡上他的痛快淋漓，直抒胸臆。時過境遷，2004年，此書再版，卻仍然受到現代讀者的喜愛，認為毫不過時。

柏楊在此書中以“恨鐵不成鋼”的態度，強烈批判中國人的“臟、亂、吵”、“窩裏鬥”、“不能團結”、“死不認錯”等，指出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疾病使我們的子子孫孫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癒。“文化醬缸”是柏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著名比喻，由此讓他多了一頂“醬缸之父“的帽子。人們往往因此將他作為“全盤”“激烈”反傳統的代表人物之一，但翻開他的《中國人史綱》，你就會發現這樣的斷語有失偏頗。柏楊的痛切和犀利讓人聯想到魯迅診斷出的國民性和劣根性，而他的痛貶和犀利指責的宗旨也是希圖讓中國人正視缺點，有勇氣面對，從此脫胎換骨，成為一個有尊嚴又尊重他人尊嚴的民族。痛貶之下深情猶在。

與很多學者一晃而過的影響力相比，柏楊的生命力格外長久，2006年內地先後有40余部柏楊的新作舊書出版，出版界因而有“柏楊年”的戲稱。

柏楊昨日（29日）淩晨撒手西歸。本報記者第一時間採訪到了柏楊的《中國人史綱》最新版本跋的作者、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雷頤，聽他講柏楊的歷史影響和現實意義，以及他們之間淡淡的交往。

《醜陋的中國人》與上世紀80年代的反思傳統遙相呼應

在雷頤印象中，上世紀80年代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一紙風行，是有它深刻的社會背景的。當時中國剛剛從十年漫長的文革動亂中覺醒過來。中國的種種不如意，種種糾葛促使人們開始探討文革的起源，文革的影響。人們開始詢問：當時大家為什麼會心悅誠服那一套理論，而且能容忍它造成巨大的災難，而且歷時十年之久。

人們從否定文革開始，開始往深裏細究，不知不覺就從傳統文化開始挖掘，因為這場災難肯定與中國的國民性有關係。當時剛剛畢業的大學生是這種反思的急先鋒，他們急於補課，急於找出病根兒，急於從自己學的東西尋根究底。在這種情況下，1986年引進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與那個年代的反思傳統正好有一種呼應。而柏楊的學術功力比我們剛起步的學子要深厚得多，更何況他的背後有《中國人史綱》這部厚重的學術書作學理支援，所以很容易做到雅俗共賞，無論是普通百姓，還是學者文人，誰都知道柏楊講過的“醬缸文化”。

雷頤說，我不記得《醜陋的中國人》具體是什麼時候出的了，但記得當時打的是“內部發行”的旗號，因為柏楊是台灣作者。可是沒想到這本書一紙風行，發行量上百萬。想想看，一本標明“內部發行”的書，發行量上百萬，顯然是個笑話。《醜陋的中國人》這本書的意義在於，引起思想、文化界的震撼，對當時的思想啟蒙、“文化熱”和對傳統的反思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提起上世紀80年代，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是一本無法繞過去的書。

   柏楊的作品是可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

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一部《醜陋的中國人》讓柏楊在中國家喻戶曉的話，那麼90年代後期出版的《中國人史綱》，則讓柏楊在內地開始施展他的學術影響力。

《中國人史綱》是柏楊在9年零26天的監獄歲月裏“埋頭整理中國歷史”而成的一部煌煌巨著。全書近80萬字，從盤古開天地的神話時代一直講到20世紀初滿清王朝末期最不堪的那段屈辱歲月；他以平民視角寫史，代表了作家寫史的一種高度，將歷史寫得精彩好看又不乏深刻洞察力。因而也具有長久的生命力，此書在台灣出版後，好評如潮，被列為台灣社會影響力最大的十部書之一，中國友誼出版公司曾于1998年在內地出版了《中國人史綱》中文簡體版。

雷頤在2005年同心出版社版《中國人史綱》跋裏，對此書評價甚高。他認為這部上下五千年、縱橫萬千里，感時憂國、洞燭幽微的《中國人史綱》，無疑是使人“憂天下”、“探世變”的巨著。是一個洞察歷史、洞察世事的智者對歷史最深層的剖析。

雷頤說到這本書出版的情況時透露，當時出版社要他推薦一本有價值的好書，他就推薦了柏楊的這本《中國人史綱》，因為他本很喜歡這本書，也覺得有價值，有再版的必要。但是因為書很厚很大，他不確定這本書能賣得好。但事實證明再版後，銷量的確很好。這說明，柏楊的學術思想和觀點對當下的我們依然有意義，依然有重讀的必要。

事實上，除了《中國人史綱》一版再版以外，《醜陋的中國人》在20年後也有再版，2004年再出的版本，依然有它的讀者。而許多20年前同樣風行一時的很多暢銷書，到現在時過境遷，魅力難再，進入不了現代讀者的視野和語境。相形之下，柏楊是一個異數。

雷頤說，這正說明瞭柏楊的作品是可以跨越時間和空間的。他說，當初柏楊寫《醜陋的中國人》並不是針對內地而寫的，而是有感於台灣人的種種惡習而發，但沒想到在內地引起了極大的反響，這一方面說明他的作品是超越空間的，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對中國文化的剖析是非常深刻和犀利的。

重讀柏楊在當下更有必要

問起雷頤與柏楊的交往，雷頤顯得很淡泊，他說，他只是喜歡柏楊的文字，喜歡他的書，並沒有刻意交往。但是在他推薦和作跋的《中國人史綱》發表後，也許是有人介紹，或者是柏楊聽說了，給雷頤寄來一張柏楊的專用賀卡，聊表謝意。幸好雷頤還保存著這張卡。

卡上龍飛鳳舞寫著寥寥幾行字：

雷頤先生吾兄，邀到吾兄出席中國人史綱研究會，蒙說在下很有閱歷，不禁會心一笑。一生坐過不少政治牢，幾乎被槍決，真是有點險哉，焉能沒有感慨！謝謝知音。平安！柏楊。2005、10、24台北。

雷頤說，除了感嘆號很清楚外，其餘都是黑點斷句。他聽說老先生晚年幾乎半失明，寫字肯定是不容易的了。

問起雷頤紀念柏楊的意義何在？雷頤答：一個民族的自我反省，越是在崛起的時候越需要，尤其不能狂妄自大。所以我們現在比上世紀80年代更需要柏楊。上世紀80年代初期剛經過文革，各方面都落後，反思是為了進步。但現在各方面有了長足進展，國家正在富強崛起，這個時候更需要警惕，不能有虛驕之氣。要做到既是強大的又是謙卑的。

這是一個陪伴了幾代人的作者，也是一個寫出了經得起幾代作者細讀作品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