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叔的最後五課

華叔第一課
日 期﹕2010年10月2日
時 間﹕上午10時至12時
地 點﹕聖母醫院
在座人士﹕立法會議員張文光
華叔第一課之一
黃雀行動與營救吾爾開希
十一國慶61周年翌日、2010年10月2日，太陽如國旗一樣火紅，入秋樹梢不見黃葉，我額頭滴着汗水跑上黃大仙的斜路，抵達聖母醫院準備揭開司徒華的故事。踏進病房前心跳加速，不單因為一輪急步，還因為我感覺到，雙手將會揭開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人稱華叔的司徒華，過去20年最為人熟悉的身分是支聯會主席——香港人「六四情意結」代表人物。華叔由參與89民運，至六四事件後與中、英政府交手，他的故事見證後過渡期香港民主進程，如一部歷史畫卷延續近22載。華叔和我們講課的首回章節，就是打開這部黑白而滲入鮮紅的畫卷細談。
我手執筆記簿坐在華叔的牀邊，是日華叔精神甚佳，說話中氣十足。我的身旁還坐着華叔得力助手張文光。就此，我們一起跳進回憶的大海。
吾爾開希成功逃離 源於一張照片
談八九民運，香港人最感興趣是六四
事件後，華叔如何在幕後指揮營救民運人士的「黃雀行動」。原來，學運領袖吾爾開希所以能夠成功逃離大陸，源於華叔一天親眼看到一名葡萄牙警官，向他展示的兩幅相片。
葡警展示與吾爾開希合照代求救
華叔：「吾爾開希，他離開香港的故事是這樣：六四後，有一個人上來教協找我，西洋仔來的，自我介紹是葡萄牙警察幫辦。然後拿了兩張相出來，一張是吾爾開希的，另一張是他和吾爾開希合照。他說，吾爾開希在珠海，你們要設法幫他。
李永達拿60萬贖人
「我聽見，又有相為證，便立即拿他的聯絡電話，通知負責人。20萬一程，要他去接。首次接，我一直和他聯絡，浪太大不能埋岸，但他照收20萬。第二次去，他說有解放軍在附近，不能接，也要照付20萬。第三次先接到，我記得，他當時在假日酒店，我叫李永達拿60萬現金去，一手交錢一手交人，翌日吾爾開希就坐飛機去了法國。我一直都沒見着他。」
去年，華叔證實患癌後，流亡台灣的吾爾開希曾留言鼓勵華叔，「如同您過去的堅持鼓舞了我們很多人，今日一樣，我們仍然期待您的堅持、您的毅力」。
柴玲自行坐船到港 張文光中大接人
除了吾爾開希，另一個教華叔難忘的人，是柴玲。
「整個黃雀行動（救助內地民運人士的行動），我最深刻的是吾爾開希和柴玲。柴玲是她自己坐船來的，和封從德，還有一個姓梁的。來到，在馬料水上岸，去到中大學生會打電話給我，說：『我是柴玲，我來了香港。』於是我立即叫張文光去接她；第二，通知法國駐港總領事館，之後用車載了她去法國領事家；第三通知政治部，最後買機票第二日走了。
「她一到法國，安頓後到了南部。張文光、劉千石、朱耀明牧師也去了法國，有事要交帶她。她去了法國後，是時任法國總統密特朗的夫人吩咐要照顧她的，因時值法國慶祝革命200周年，當時法國總領事館希望柴玲參加他們的200周年慶典。我有接觸法國總領事館，因當時好多人要去法國。
只失手一次 王軍濤陳子明被捕
「六四後黃雀行動，爭取外國居留權、政治庇護，一般都是朱耀明牧師做，但柴玲、吾爾開希兩人出來都與我有關。」
華叔如此總結黃雀行動：「效果非常之好，統計獲救與援助人數約四五百，只失手一次，就是王軍濤、陳子明，在湛江，失手不是因為我們，是王軍濤的朋友出賣他，拉了兩人。就如最近負責人所說的兩個伙計，我們每人給了50萬安家費。
民運人士使費 不入支聯會數
「當時是我們接消息，我們幫民運人士聯絡沿海，或他自己來到沿海，再通知我們用船接來香港。你看高爾泰的文章就知道。」
「來到香港，就解決他們居住、出入境、生活費問題。此外，我們會租房子，假如有孩子的就住在另外地方。工作很複雜。有些人自己離開了再來拿錢，例如去日本、台灣。
「當時最容易去的國家，是法國、北歐，但有些人不願去法國，死纏，好麻煩，要解決他們的生活費。」
埋單計數，黃雀行動究竟用了幾多錢？
華叔說：「這些數我們沒公開，紀錄也轉移至其他地方。民運人士用的錢，不屬支聯會數，由來港、食宿、每月生活費、出外機票、在外國初期生活費，都由我們包辦。」
「我只睇數，不理錢，但別人捐錢，有些會由我來收，可能因為他們信得過我，收的都是現金。我見過一次60萬元，一箱現金，光數也要一段時間。之後海外很多民運組織沒有經費就向我們申請，曾經給法國民間組織，因為當地收容了一批流亡人士，那是民主中國陣線，由我們付錢，第一筆120萬元。
大商家沒擺明車馬主動捐錢
「六四後，大商家沒擺明車馬主動捐錢給我們。反而有人一聲不響就拿幾包錢來。像（黃雀行動）負責人說用了3000萬，其實主要是我們付錢。籌錢最多是民主歌聲獻中華，單是那次已籌了2000多萬。之後我們沒大規模籌款，2008年我們更捐了78萬元給四川，那年有赤字，後來市民捐了110多萬，支聯會現在仍有600多萬。
「我有一個學生，1966年小學畢業，我教過他升中試，他考到免費學位。當時他在東莞開工廠，有200多工人。六四後他來找我，問我有沒有什麼可以幫忙。我多謝他，我知道他沒做慣這些事，做這些會不方便。
「另外，有個朋友帶兒子見我，兒子在上海做航運，他說隨時可在上海偷運人出境，或者去日本、台灣。我很感激他們，但我沒叫他們幫手。」
華叔作為支聯會最高領導人，大部分與江湖人士交手的工作不用他親自出馬。「營救民運人士過程中，我見過美國駐港總領事一次，還有法國駐港總領事夢飛龍，他幫了很多民運人士離開，夢飛龍調離香港前夕，華叔請了他吃飯，並請國內名畫家朋友畫了幅畫送給夢飛龍。朋友畫了一幅很多雁向同一個地方飛的，華叔當時問：『那些雁幾時飛回來？』當時席上也有法國人問你們為何不想香港獨立？華叔當時答：『我們沒想過這問題，你們不了解香港。』後來我們還問夢飛龍調去哪裏，他說調去北京啊。」
記者追問﹕「有感受過壓力嗎 」華叔迅速回話﹕「營救民運人士，我沒有什麼壓力，什麼事來到，都要處理。」
華叔第一課之二
中共沒向我施壓 董建華有勸說
華叔很掌握中共行事的一套，眼見內地不停地打壓異見人士，很多人都會問﹕「中共有否向支聯會施壓 ？」
「支聯會成立初期，中共沒有向我們施壓，也沒有派人來傳話。我猜可能是這樣。一，他們知道我的性格，壓也壓不到。
「舉個例子﹕我弟弟司徒強比我年小一歲，他1950年進新華社工作，只差一年便中學畢業，一做就做了40多年，其間只回過我們家兩次，一次是他結婚，另一次是父親離世，完全是斷絕關係。到他65歲退休後，才會在年初一見面，另外是清明重陽春秋二祭。他從來都沒有跟我提這些東西，一次都沒有。
「新華社香港分社前副社長毛鈞年也沒有和我談過支聯會，我相信他亦不敢和我談。反而是談了什麼？談了一份刊物叫《學生哥》，後來叫做《新一代》。毛鈞年找我捐錢給他們，我對他說，你以為我是大富翁？
「說起毛鈞年，他有事來找我，把很多關係暴露給我聽。有人組織教育學院畢業同學會，他來找我，問教協可否借錢給他們買會所；他不懂做事，也暴露了他們的關係。第二次，叫我幫手組織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我沒有理會。他做事無頭無腦。
「毛鈞年曾參加學友社，1949年他讀小學六年級。後來政治部搜查學友社，搜出十幾人包括毛鈞年的培正同學日記簿，毛的日記寫得最詳細。
「他在學友社被捕後不久放出來，之後在培正畢業，到金文泰讀一年英文班。他在港大時我已知道他搞語文學會、舞蹈社。毛鈞年為何一直沒有送回大陸讀書，從這些就看到共產黨內部很多東西。」至於什麼東西，華叔沒有詳談。事後也再沒有機會問。
董﹕大遊行能不能加上「慶祝回歸」
但華叔記得，回歸前夕湧起過風浪。
「回歸前夕，1997年4月，董建華已是候任特首，他通過葉國華約（其後獲委任為行政長官特別顧問）我吃飯。問我七一遊行會怎樣做，名稱是什麼？我說：中國民主愛國大遊行。他說能不能加上『慶祝回歸』，我說不行。
「第二年，他約我去禮賓府，又是叫我不要再搞六四。我說，董先生你不了解我；他說，華叔，我知道你愛國我也愛國，我說我真的和你不一樣，你愛國是報恩，我愛國是因為民族苦難。
「第三年1999年，又是這樣說。跟着那年又叫我去，我說不去了，說來說去都是三幅被。
「之後，在立法會有人代傳話，說董先生想找你吃飯。我想，董建華這樣做，可能是中聯辦叫他做（嘗試約晤），交了差算數。」
回歸前夕 部分東西搬外國
為了保護支聯會，華叔在回歸前做了一些決策：
「支聯會在回歸前夕，把一些東西搬到外國，例如別人捐錢給我們的簽收紀錄，全部都是現款交易，他們連收據也不要。你看支聯會回歸一周年的聲明說做好思想、組織、財政上的準備，背後就是這些工作。
「我沒有想過支聯會回歸後的危險，支聯會存在與否就是一國兩制的考驗，假如支聯會也不能存在和受到打壓，香港就沒有一國兩制，也要在國際上冒很大風險。所以在這點，我從來不怕。
「21年來，我能夠回憶，港英、中共、特區政府，和我談過支聯會的，就是我所說的鄧蓮如二次（見另文），李鵬飛一次（見另文），董建華三次 ，五根手指頭便數完。其實，誰找都沒用，難道我會聽得進？」
華叔第一課之三
六四後，我逼衛奕信致電戴卓爾夫人

1989年六四事件在中華大地掀起巨大波瀾。由於事件發生於香港快將回歸中國的歲月，令香港政治突然更形錯縱複雜。支聯會作為在港長期推動關注此事的核心力量，自然要承擔來自北京當權者的壓力。同一時間，港英政府既要兼顧中英關係的大局，亦要考慮香港人的情緒，儼如走鋼線。就是在這樣複雜的政治鬥爭歲月中，司徒華與港英當局展開了一段極不尋常的對弈。
眼前的華叔先吃了醫生開給他的西藥，歇一會再吃了一碗滿的中藥。不用多久，抹過嘴角後，華叔又再次回到上述歷史歲月，細說了因支聯會工作，與港英交手的經歷。
李卓人北京被捕 衛奕信要見我
「很奇怪，組織支聯會的過程，港英及新華社都很少和我接觸。六四後，國際大氣候都很支持民運。實際上也估計得到，當時的情形是支聯會所代表的人受人們支持，港英政府沒有搞我們，問也沒有問。
「六四後（6月5日）李卓人被捉了，我上去見港督衛奕信，他要見我。
「李卓人當時在北京被捉了，我帶了一批人去港督府，他們在外邊，我進去和衛奕信談。當時北京兵荒馬亂，我擔心李卓人被殺，我要求（時任港督）衛奕信打電話給當時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由英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提出釋放李卓人，因為李卓人是香港市民，香港政府有責任確保他的安全。
憂李卓人被殺 要求鐵娘子促放人
「衛奕信當時答應了，但怎都不願意打電話，我說，我要看著你打了電話才會走。弄了一個鐘頭，談判也談了一個鐘頭，我跟他說：『外面一批人等著，有事發生的話不得了。』他說會打電話，但不想在我面前打，我不知為了什麼。
「外面的人不斷喊口號不願走，終於沒辦法，衛奕信還是打了電話去。他在電話中沒說太多，好像是說香港李卓人被北京捉了，希望英國政府能夠交涉放他出來。很短，只說了1分鐘多。
「他跟我說，電話那邊是戴卓爾夫人。哈哈，他有沒有騙我就不知了。打完電話，我就離開港督府。我記得，離開後我打電話給香港聖公會教省主教鄺廣傑，叫他打給英國聖公會大主教，他也願意給我打這個電話。
「當晚我出門口就見到楊森，他從英國回來。外面的人仍不肯走，於是我就心生一計說：『我們衝落新華社（香港分社，地位等同中聯辦）。』於是走路去新華社，那裏有（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喬宗淮、鄭華兩人。以前從不讓我們進新華社，那次准我進去。我提出要求北京保護李卓人，他們答應。
遊行前夕 內地人來港搞暴動
「李卓人最終獲釋，我不覺得是港英或新華社出力所致，他被扣這事是不應該，特別是北京沒收我們的錢。根本李卓人沒有做什麼，帶支聯會的錢北上，買了些帳篷及被鋪給北京學生，住北京飯店，沒策劃什麼活動。香港除了他被拘，沒有其他人。」
說起港英政府，華叔憶述，六四後還有另一個故事，那是個至今亦解不通的謎。
「我記得，1989年6月5日晚上，有人在旺角暴動，攻擊中資銀行機構。6月6日晚，警察拘捕了一些人。我們定了6月7日遊行，那日凌晨3時，港英代表鄧蓮如（時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打電話給我，她說昨日有70多人從大陸持雙程證來港。港英派人跟蹤，發現這些人在香港完全沒有親戚，而且全部住在酒店，當晚參加暴動的這些人是國內派出來，想搗亂香港，而且尤其當日我們遊行，港府拉了十來人，她叫我取消當日遊行，因為如果舉行的話，這批人仍在，會搗亂生事。
「我就安排香港電台錄音，一早廣播說取消遊行，我聽鄧蓮如這樣說，知她不會撒謊，因當晚暴動的事大家都知，如是者，港台清晨6時起播出我說遊行取消的內容。
指11人暴動者 沒檢控一人
「那批暴動者，11人被捕，但後來沒有一個被檢控，亦沒有提堂，什麼都沒有，這是我自己查過的。我覺得可疑，在六四15周年時，我寫過一篇文章說這件事。你問我有沒有向鄧蓮如追問這件事？沒有。問她（這批人）做什麼，她也不會說。
「後來我問前警務處長李明逵，那時他掌管政治部，我和他談回歸遊行時問這事，為何沒有人被控。你猜他如何答我？他說那個檔案全部交回英國了，我不知道。我記得那是回歸時我們到會展示威時和他談的。」【註】
拒入行政局 鄧蓮如邀組黨
鄧蓮如是港英政府的代表人物，說到鄧蓮如，華叔和她又有何交情？
「六四後，她約了我兩次上（鄧蓮如服務的）太古（總部）談話，一次是叫我組黨。1991年，港同盟與衛奕信談，要求委任我們的人進行政局；我不贊成，她知道我不贊成。港同盟那年直選贏了14席，翌日李柱銘和我們一起去見衛奕信，李柱銘當時要求委任港同盟的人入行政局，我不同意，但沒發言反對。
「事後，鄧蓮如留意到我不同意港同盟要求加入行政局的看法，因為記者拍照時我站後面，出來也沒說話，她說﹕『既然你和他們意見不合，不如和我組黨？』我說﹕『你不了解我這個人，我不是這樣的人。』我不知這是她的想法還是香港政府的想法。她雖是這樣說，可能到組黨時是另一回事。例如許家屯叫我組黨，你猜真的是組黨嗎？
「另一次，她和她工作的太古洋行兩個老闆和我談，談回歸後香港政治形勢，對生意有什麼影響。
「其實，近幾年鄧蓮如約過我幾次午飯，她回港時與李麗娟等一起，今年因為我病才沒去。」
民運人士居港 有知會港府
華叔這樣總括支聯會和港英政府的關係：「六四後有內地民運人士來港居留，我們就打電話告訴政治部，這是默契。港英政府讓民運人士在港停留但沒有經濟支援，伙食費都是我們付。
「民運人士初來港，我們在新界租了2座3層村屋讓他們住。當時我們叫他們不要亂走，後來港英向我們投訴他們亂走，還走出了範圍。港英派出警察守在附近，叫他們不要走出範圍，否則政府才向我們投訴，我們便批評他們。
「事實上當時我們也得到港英的支援，例如民運人士離開香港，要有香港居留權才可出境，有些人沒有，例如柴玲今天來明天就要出境。有些人要用特別通道、化妝等上機，這些就有安排。民運人士來了香港和什麼時候走，我們都通知港英。
「總的來說，支聯會成立，港英的角色應該說是同情。港英唯一做的是那些人來到香港後讓他們停留，有些更居住到現在，如盧四清、韓東方。有些願意住在香港的便讓他住下來，有些要在香港住一段時間再去歐洲，當時去美國很難，通常是去法國再轉美國。對香港政府來說，是讓他們入境逗留再讓他們出境，其中高爾泰住過張文光家。」
成立支聯會 港英沒干擾
向華叔多次追問：「六四後，港英政府究竟有否給他壓力？」華叔的答案都是：「可以說，成立支聯會，港英政府完全沒給予我壓力，完全沒對我干擾，這事好奇怪，大概因為香港當時民情洶湧吧。以黃雀行動為例，假如有人來港，英國政府把他們送回內地，國際上會遭到什麼抨擊？當時國際形勢是這樣，沒辦法不幫忙，有些在港停留，不願意的就要多快走便多快走。
李鵬飛﹕不要搞支聯會
「後來叫我不要搞支聯會的是李鵬飛，他和我談了不到1分鐘。在立法局叫我進去，……但你知我對他……我不太理會他。後來我在電視台問他是不是叫我解散支聯會，他說是，說﹕『衛奕信叫我來』。
「我估計是這樣的，李鵬飛是傳話的。英國政府很清楚，他們叫不動我，但卻不能不講，是嗎？實際行動沒做過，沒什麼具體壓力。支聯會的人我都知道，如果誰受了壓力，我會知道的。」
在1985年到1990年期間，曾蔭權曾分別出任負責落實中英聯合聲明的副常務司，以及負責政府高層運作的行政署長兩職，當年他可曾對華叔作過什麼明示或暗示？
「曾蔭權算比較了解我，所以不和我提這些東西。因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開會期間，他代表港英政府負責來和我談。每次草委會談哪一條《基本法》內文，他都和我談，甚至拿出紙來同我講。他知道有些東西我聽了就算。」
「曾蔭權了解我，不和我提這些」
六四後，華叔接觸得較多的英方官員是警官：「當時有人恐嚇我，有人說要斬我，我起初沒理他，後來我和李柱銘談起，他說你報警好一點，他給了我一個電話。我打去報警，是個督察，我一下子記不起他的名字了，他說假如再有電話來，你和他談得久一點，我們有一個電話掣，一按就可追查電話從哪裏打來。我於是拿了一個電話回家，安裝後，很可笑的是從此再沒人打電話來。
「彭定康來港後，我始終沒和他接觸。我只和他見過一次，是他發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在亞視一同出席論壇，是那次和他見過面，我沒和他接觸。除了多人參加的活動外，我私下沒跟彭定康接觸。」
【註】：翻查《信報》報道——華叔曾在2004年5月24日接受電台訪問時透露了如下的一段經歷﹕
司徒華在電台節目中解釋，1989年6月7日突然宣布取消遊行，是由於當天凌晨3時半接到當時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鄧蓮如來電，指警方6月5日和6日入境資料中，發現70多名持雙程證來港探親的精壯男子形迹可疑，他們並無探親，全居於酒店，深居簡出，直至7日凌晨旺角油麻地發生騷動，看到他們帶頭擲石和燒車，以及衝擊中資機構例如銀行等，認為若繼續集會可能出事，希望支聯會宣布取消遊行，他考慮後同意取消。他表示，至今才公開事件，希望大家注意和警惕，當時無大事發生，不過當時九龍區總指揮官許淇安曾指滋事分子有組織和可能有政治背景。
華叔第二課

日 期﹕2010年10月3日 時 間﹕上午10時至12時 地 點﹕聖母醫院
在座人物﹕立法會議員張文光

華叔第二課之一
許家屯叫我組黨入黨
黃雀行動故事引人入勝，司徒華憶述時，部分細節例如年份已記不清楚，要由張文光從旁提點，讓華叔慢慢勾起回憶。華叔說得興奮時痰上頸，咳幾聲後又再聲如洪鐘滔滔不絕。華叔有問必答，一幕一幕香港近代史篇重現大家腦海裏。瞬間，話題轉移到另一焦點：六四前後他和中共、特別是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的關係。
許家屯曾在他的《許家屯香港回憶錄》自傳中談過司徒華：「曾經是年輕教師愛中國、要求回歸中國的一派，他曾經自己要求參加共產黨。」不過，華叔早前已明言：「當年是許家屯來到我家，邀請我加入共產黨，但我拒絕。」那麼究竟許家屯當年跟華叔說了什麼？
叫我和李柱銘分別組黨
要人有人 要錢有錢
華叔終於揭開謎底：「（1983年）許家屯來了當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曾叫我組黨和入黨。我記得，他分別叫我和Martin（李柱銘）分開組黨，要人有人、要錢有錢。我記得那時，他沒有說組黨目的，只是說同Martin分開，不要兩人走在一起。其實哪用講這麼多，許家屯叫你組黨，難道叫你組國民黨？
國安部出面接觸
「我跟許家屯說，我不會組黨，沒解釋原因，他沒出聲。因為那時（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聯合聲明》草簽了，之後組織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那時我未做草委，草委是1985年6月才開始做。
因為了解 所以沒想過入黨
「之後一次，我不太記得是什麼時候，那次不是許家屯直接來，他找人來叫我入黨。他叫一個林姓的人跟我講。此人是國家安全事務部的人，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負責香港的國安，好像是副秘書長或副總編輯之類，他過來我家。當時剛推出《鄧小平文集》，我說，你看看《鄧小平文集》，幫助共產黨做事不必入黨，你看看，不用說。他沒有說什麼就走了。」
對於中共兩番獲邀入黨，華叔有否動心 ？「我沒有想過入黨，你們不了解共產黨。你了解，就知道裏面有很多問題。我在學友社10年，我是在學友社被奪權趕出來，可見鬥爭很激烈。
「許家屯叫我組黨、入黨，其實都是一件事，此路不行就另找他法。組黨是公開，入黨是秘密，不同性質。最大目的是想控制、要我聽話。他看中我，因為我是教協的人。
「他來找我，我不覺得唐突，我看到料到，因中英簽了《聯合聲明》，之後《基本法》開始，他要找人做事，不奇怪。但他找人不會亂來，梁振英是不是黨員呢？還有梁錦松、梁愛詩是不是黨員呢？我想梁愛詩是老黨員吧！梁振英、梁錦松不是太老的黨員吧！」
六四辭草委後 赤柱別墅見面
早於六四前，許家屯和司徒華之間曾有接觸。六四後又如何？華叔說了一個故事：
「六四後，我辭去草委工作，新華社沒有派人說什麼。1989年6月4日，跑馬地馬場舉行的黑色聲討大會上，我昏倒返回後台，Martin（李柱銘）問我好不好辭職，找人來問我，我說好，不是我自己宣布，是Martin宣布。
「我們宣布退出草委時，中共不承認，待9月人大常委會開會時，通過議決案開除我們、停止工作。
「宣布退出後，Martin不久後跟我說，要求回去基本法草委會。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很多商家覺得，如果我們回去，《基本法》會寫得好一點。李柱銘叫我回去，但我從來沒說話。
「後來，許家屯約我，我記得他叫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毛鈞年約我，我在窩打老道青年會門口等他，他派車接我，毛鈞年來接我去新華社赤柱別墅。到了之後，許家屯說了一大堆什麼歐洲遊歷、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國家，最後一句是『你不要要求回去（草委會），是回不了的』。我說﹕『我也沒這要求』，他說9月人大常委會議就會正式宣布開除你們。
「許家屯就是叫我不要要求回去草委會，因為李柱銘曾這樣說。說起來好奇怪，可能好多人知道，談與不談都是這個結果，因此沒什麼人找我談，港英或新華社都沒有。當時李柱銘叫我辭職時，他已經決定了，你和他合作過就知道，不容易反對他。當時沒什麼大問題。我認為大家應先商量。同時，他後來說要回去草委會，我說了他一輪，好像報紙是有報道的，許家屯才找我談。」
美國兩會許家屯
六四後，許家屯出走美國，華叔之後有見過他嗎？
「許家屯是1989年7月左右離開香港的，我記得是和我去美國訪問差不多的時候，那些人以為我和他同機。他去了美國後，我初時沒有見他，我見金堯如較多。最後一次，是金堯如和我去許家屯家找他。我印象最深，不知是許家屯還是金堯如說：自己為共產主義奮鬥一生，到了美國才知道美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仍然有養老金給他。
「還有一次是1998年，陳一諮在普林斯頓開會，請我演講，許家屯有參加，但他只在會外與人傾談，也有和我談，當時他應該已寫了《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他提了個問題，被我打了回頭，他問『你會否加碼？』指的是支聯會工作。我說：『我有的，已加了。』
指許對共產黨仍有幻想
「我問：『為何你給我這意見？』我最記得他說『人情留一線，他日好相見』，即是現在去得不盡，他日仍可跟共產黨談，他的意思是一不要加碼，二不要去得那麼盡。我當時跟他說：『你對共產黨仍有幻想，我想我和你沒甚好談。』
「金堯如、羅孚，是與共產黨徹底決裂，許家屯存有幻想，仍想走那條路。所以他一說我馬上知。金堯如在上海加入共產黨地下黨被通緝，跑了去台灣，是台灣地下黨委負責人，在台灣暴露了便來香港。當時他要離開香港，因為有人告訴他，若不離開就要綁架他回大陸，所以他的兒女叫他移民美國，因此他講話大膽多了，即使羅孚現在也大膽得多。
「許家屯根本是存有幻想，他是回大陸後再去美國，你知嗎？他太太仍在大陸。我不知他在美國生活及經濟如何，他也八九十歲了。他來香港時，與以往派來新華社的人不同性質，最初派來領導新華社的是喬冠華，走了後是黃作梅，是搭飛機去印尼途中，被國民黨特務設下炸彈炸死跌死那個，是東江縱隊的人。之後王匡都是東江縱隊，許家屯完全沒接觸過香港，他在黨內地位相當高，是省委書記，你讀他回憶錄便知道他如何奔走萬里才當上這位置，之後來港。」

華叔第二課之二
華叔精心設計的支聯會
回歸前，很多人都擔憂支聯會的處境，因該會的五大工作綱領——「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首4項是中央所不接受的，「結束一黨專政」的目標更是衝著中央而來的。21年過去，支聯會還是屹立不倒。對此，司徒華總結謂，若要保護支聯會須有三大要素。
這21年來的操作，果真盡顯了華叔的精密設計。且讓他從頭說一遍支聯會的故事。
人事﹕
翻查資料，支聯會成立面對的首個挑戰是內部人事糾紛，華叔記得：
「六四後，我們經常在教協開會，由晚上七八點開至凌晨兩三點，當時兩件大事，我記得非常清楚，第一是有人提到買軍火，但後來沒再提。
有人提議買軍火 有人倡擠提
「這班人說出來，不理是否做得來。我做事很現實，我當時就問：到哪裏買？誰去買？多少錢？光是說，哪裏是真正做事。這麼久了，軍火沒有買，只買了一樣東西——測試偷聽器。那是李柱銘去倫敦買回來，都不知多少錢，花了一輪氣力才買到。買回來在家裏測試哪裏有偷聽器，檢查過後，我家裏有、教協都有、我家客廳的電話，哪裏最敏感就會呈紅色，另外房間衣櫃都有。
「買軍火之外，當時還有其他意見，例如陳文鴻提議擠提。我記得當晚在教協開會至很夜，當時的會難開，有二三百人參加，未有登記組織，喜歡來參加就可參加。
晤羅康瑞李鵬飛田北俊促罷市
「另外，說要買軍火的人，起初要求罷市1個月，1個月不行就說3日，所以我就約了張鑑泉、羅康瑞、李鵬飛、田北俊在總商會見面，要求響應罷一天，否則他們逼著要罷1個月就麻煩，我一個人和他們談了半個上午，最後一同發表聯合聲明，同意罷巿1天。
「第二，也是那些人，私自用支聯會名義搞了一份報紙，叫《民主潮》。就是這張報紙出現很大問題，喊『打倒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鄧李楊政權』，但這是他們幾個人，沒經支聯會同意便自己出版，後來還問我們拿錢。
「同時，我自己最不喜歡，有人甫刊登這些東西出來就移民新西蘭，我現在仍耿耿於懷的，便是你當時喊得聲嘶力竭，但是甫爆出來，你便移民新西蘭。這類東西我印象很深。你做事，有意見沒所謂，但你如此左（指激進），之後又一走了之。」
人事問題，可有令華叔頭痛？
「支聯會有人離開，我從來都沒有傷心，既然離開就離開。有人批評我？看他們批評什麼，如果是他不對，批評也浪費，我有機會才反駁他。
「支聯會成立前後，我最難忘黃偉雄的退出，我覺得好奇怪，剛剛成立就說要退出，對支聯會有打擊，事前完全沒消息。
「首次支聯會內部紛爭，就是黃偉雄公開罵選舉過程。他罵我獨裁，所以辭職，李柱銘還跪下來求他。」（資料補充：當時黃批評點票安排。他指當時登記的是190多家，但真正點選出來是200多。） 「這個我沒印象。點票不是我做。
「中途有人離隊是必然的，問題是誰。有人離開不奇怪，難道以為人人都是由始到終？至於支聯會，公開退出只有程介南和黃偉雄兩人。譚耀宗及鄭耀棠只是去遊行，沒有參加支聯會。民主派如劉千石，很難說是信念改變（資料補充﹕司徒華曾於2004年6月批評劉千石提出中央與民主派應「大和解」的說法）。
勞聯至今沒退出支聯會
「人來人往之中你要留意勞聯，它們至今沒退出支聯會，李鳳英、李啟明，以往的六四辯論，他們都不退出、（僅是）不參與，我很留意他們。勞聯的背景組成，是67暴動後，當時左派怕港英打散工會，因此組織二線工會，勞聯就是第二線的左派。起初我還上勞聯看，李啟明讀小學時我就認識他，在學友社，之後他在四邑華僑中學讀過，之後在九巴當書記，我認識他很久。
「支聯會處理內部紛爭及分歧，是透過集體討論，起初還是全體會議， 200多人開會，後來成形才有常委。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支聯會是『海外民運團體的榜樣』，支聯會開會是最正常，每個月一次常委會、兩個月一次全體會議、每年一次全體大會改選，以成員為單位。財政上最乾淨，每次都有財政報告，一直以來清清楚楚。常委會老中青三結合，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義工、年輕人都有。
「都說有人有錢最重要，支聯會離開的人不多， 我們經濟情况穩定。現在有幾批人，常委很穩定，當中有區議員、義工，另有義工組，工作很順利。」
究竟當年支聯會如何成立？是如何凝聚出來的一股力量？
「先說1989年六四前的時代背景。記得1980年代初，香港出現了一次保釣運動，當時美國首先開始，香港響應。我雖然沒公開說，但我心裏想，因為回歸問題已到，1982年展開中英會談，我和教協對回歸的立場已經確定﹕首先是一個民族的立場，我們支持回歸；第二是民主立場，我們希望回歸後有一個民主制度；第三是民生立場，回歸後香港的民生會好一點。我們稱之為新三民主義。
「我好早已在教協會提這個問題，1982年中英談判、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我預計我會被邀參加列席簽署。我在教協理事會提出，一旦被邀請會否參加，又提到民族、民主、民生的立場，大家贊成，於是我就在1984年12月19日到北京見證中英《聯合聲明》草簽。
「之後，香港展開爭取民主運動及民主回歸，在維園爭取直選，又舉行反對日本篡改侵華史實活動，也有保釣及爭取88直選。我記得工聯會當年說『只要飯票、不要選票』，我罵他們。民主運動就是這樣開始發展，當時還未有政黨。
「什麼時候才有政黨？就是1989年六四之後，1991年組織港同盟、1994年民主黨，組織港同盟時，我和李柱銘去找人；組織民主黨時，我就跟李柱銘說，以後你多點負責民主黨，我就負責支聯會，因為支聯會比較複雜。所以，李柱銘做了第一屆支聯會副主席就沒再做，這是後話了。」
說完背景開場白，華叔轉入核心，透露支聯會成立經過：
「89民運開始，我們在新華社正門靜坐，想搞一次大遊行，沒人肯牽頭，當時有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80年代（應是1986年11月）開（第一次）高山大會的民促會，我就建議用民促會個名來組織。
李鵬宣布戒嚴 支聯會成立
「1989年5月20日凌晨，李鵬宣布戒嚴。民促會在維多利亞公園發起聲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遊行，之前其實我和學聯談，希望用他們的名字發起舉辦，但不知什麼原因他們沒答應，於是用民促會名義發起遊行。
「當日是8號風球，下午3點在維園出發，也有幾萬人參加。翌日21日百萬人大遊行，在跑馬地馬場散會時，宣布成立『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你問我誰提出成立支聯會？不應該是一個人提出，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意見，因為民促會有很多人，而且當時大家都覺得要有組織聯繫起來支持學運。遊行前已有人提出，要成立全港性組織統領運動。到遊行那天，司令台上好多人都這樣說，李柱銘、何俊仁、黃偉雄，幾乎便是之後那批支聯會常委，我才在那時宣布。其實是形勢不得不如此，簡單來說，支聯會是在民促會的基礎上誕生。
「支聯會5月21日成立時是籌備委員會，名字也改了幾次，當時叫『全港市民』，後來改叫『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即支聯會，全球都有支聯會（如港支聯、溫支聯 （溫哥華支聯會）），如果我們叫全支聯就很怪了。
「當時的籌委會有210多人，按團體參加計算，一個團體一票。六四後才搞選舉、組織、章程，6月11日選出首屆常委，我被選為主席，支聯會用有限公司註冊、起草有限公司章程，之後正式通過。
「六四前，1989年5月27日，支聯會辦民主歌聲獻中華，我比較記得，因那天我不知為什麼早退，所以遇到曾蔭權。我說過，我在跑馬地後面離去便見到他，他只是說和家人去吃午飯。我和曾蔭權談了兩句，沒有什麼特別內容。
「6月4日凌晨，我全晚沒睡，翌日10至11時就去了跑馬地，原定那天下午是有遊行。我印象最深刻是有兩個人最早到跑馬地，一見面就抱頭大哭，一個鄭海泉，另一個是郭少棠。那時鄭海泉還不是大班，他的太太替我們搞過金禧中學學生會補習班，鄭海泉很熱心，他是九龍工業中學畢業，和鄭經翰是同學。
「那天跑馬地很多人，『黑色大靜坐』這個名，是六四前定的，那時都未知會鎮壓，只覺得形勢愈來愈緊張。
「之後我昏倒了，沒去遊行，回家看電視，看到吳康民、陳文鴻。吳康民哭著講話，以前他在廣州做地下工作，國民黨鎮壓也沒出動槍炮，現在更殘忍。陳文鴻就說要擠提。」
華叔喝一口水後再道：
民主派關心中國遠早於六四
「你問，當年成立支聯會是我的選擇還是形勢逼成？其實，我們一直希望，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中國，我們也不是今日開始，從抗日戰爭開始被日本侵略，我們希望有一個富強國家。1945年和平後便是內戰，我十五六歲開始就很關心時事。你知道當時左派報紙是什麼？《華商報》，我當時在油麻地讀書已聽過《華商報》，關心國內戰事，實際上印象中的國民黨是腐敗無能，對共產黨認識不多，只希望有個新中國、富強中國出來。
「香港的民主派歷來其實都關心中國事務，沒理由自認是香港民主派卻不關心中國事務，不過是什麼具體事件才介入。如80年代，我和李柱銘都是草委，也討論中國事務；中英《聯合聲明》時，我們也有介入；例如討論《基本法》起草，我們都有介入。不是因為六四這件事才介入，其實香港民主派從來都是關心中國事務。」
運作﹕
那麼，支聯會運作有何特點？定位、架構設計有何精妙之處？原來，一切都經華叔精心佈局：
「成立支聯會，我選擇用有限公司而不用社團註冊，這是必然的。支聯會是大團體，牽涉面多，一定受很多人攻擊，當然要組織一個更嚴密的團體，若本身漏洞百出，經常被人質疑，自己也不方便。
「我的社團工作經驗很多，知道註冊的團體有幾類，第一是工會，根據勞工團體向勞工處註冊；第二是有限公司；第三是普通社團，向警務處註冊。但普通社團不是一個法團；要組織嚴密、有法律規管，就要選擇有限公司。同時，也是有限公司才可以收受捐款，所以支聯會要用有限公司註冊。
「支聯會選擇用有限公司不全是政治考慮，第一，社團不是法團，受法律保障不多，而有限公司卻要跟有限公司條例註冊，不是那麼容易便能改變。第二，有限公司所規定的比社團嚴密很多，例如做有限公司董事，再做另一間董事就要董事局批准，社團就不用。社團不用報帳，有限公司年年要報，還要經會計師審核，嚴謹很多。
「成立支聯會，我沒與港英談過，去辦註冊有限公司的是何俊仁，章程有規矩，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我們按法律程序遞交註冊，港英沒怎麼囉唆，過程很快很順利。成立有限公司最少要有5個人，我有簽名，李柱銘應該都有。
有限公司註冊 定位和平理性路線
「我定出『和平、理性、非暴力』路線，這是長遠打算。不論在任何地方，爭取民主自由，一定要透過『和平、理性、非暴力』，否則會以暴易暴，政權被暴力推翻，將來的政權也會是暴力的。這是我自己看歷史明白的。
「暴力傷害人民會死人的，所以不是一個正當方法。假如自己有『和平、理性、非暴力』理念，就會愛人。我自己感覺到，最重要宗旨是對人有愛、沒分階級；人類之間有感情，假如殘忍對待，還說什麼革命？你看在江西暴動看土改，像土地改革，共產黨反對和平土改，為什麼一定要挑起階級鬥爭。這違反人類本性，因此我決定要『和平、理性、非暴力』。
「另外的手段也能驗證目的，假如有人手段太離譜，也可測驗他是否真心為了他的理想信念。有真正理想信念，不會做這些東西。
「你問我，『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路線是從共產黨不會短期倒台，抑或從人性的策略來想？正如我剛才所說，第一，要和平改革才會達至理性社會；第二，六四傷亡多，共產黨掌握軍隊及專政工具。所以當時我這樣提出，不單是理念，還是策略，否則被它捉住，打到喊救命。」
保護支聯會 首要有市民支持
「好了，辦了註冊定出路線，如何保護支聯會？首先要有香港市民支持。第二，常委及義工團結。第三，有錢，有人有錢最重要，人包括市民、常委及義工支持。錢，支聯會現有600多萬元，有好長一段時間都不用愁，沒錢就頗有問題，有人有錢就可支持下去。21年了，我們、義工都很熟練，知道要做什麼。
「李柱銘在第二屆支聯會沒再做副主席，那時港同盟剛成立。我跟他說不如我們分工，你負責港同盟，我負責支聯會，他一口應承。」
華叔第二課之三
內地民主夢——要靠民間力量不斷積聚
司徒華的一生，全力為中國及香港的民主而奮鬥。不過沒有多少人知道華叔心裏的中國民主夢會走怎樣的一條路。在兩個月前的訪談中，華叔認真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坐在病床上，一手有力地拿著吊在頭頂的扶手，毫不猶豫地指出，要靠內地的民間力量不斷累積，而這個做法比較「六四」的大型群眾運動來得更有力量。
中國民主：還看宗教與維權運動
「六四事件是共產黨本質徹底暴露，可以用刀槍屠殺人民，你看1949年後至1989年前，雖然很多鬥爭我們都經歷過，如初期的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反右，都是共產黨內部權力鬥爭、反右，沒有出動政府軍隊正式鎮壓人民。六四時我在想，這個政權已徹底暴露它的真面目，不惜用軍隊屠殺人民，這是我對『六四』最深刻的認識，這是無可饒恕的。同時這也是政權本質的徹底暴露，出動軍隊鎮壓屠殺人民，這是我對事件最深刻認識。
「其次，1977年 『四人幫』倒台後鄧小平復出，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是經濟改革，另一個是四個堅持，1979年至1989年這10年間，幾乎隔年國內就發生民主運動，從方勵之、劉賓雁等，這是進行經濟改革後，民間的自由風氣大了之故，但政治上死硬必然引發衝突，10年間不斷衝突。後來胡耀邦、趙紫陽落台，1989年爆發六四。
「1989至今21年來都是如此，經濟可放鬆、但政治仍抓緊，但現在情形是，不是寄望政府在政制上放鬆，是靠維權運動、宗教發展、環保，還有其他，會將民間民主力量擴大，陸續發展，再配合經濟發展，中國不能不逐步寬鬆，我覺得這是中國要走的路。
「21年來，我覺得中共政權沒有進步，即使有所進步，是被迫讓步。但人民是有進步的，因為人民通過六四事件學聰明了，他們透過維權逐步做，不再搞大規模遊行，產生的牙力較大，同時有實際權益，所以民間力量因此不斷積聚。
「人民進步，必定需接觸世界，現在國內資訊網絡發展得很快，和海外聯絡容易，這是必然。
「香港人如何支援國內民主？我從來都說，中國民主是要靠13億人爭取，不是我們香港人去支援。國內的民主是要待國內環保、資訊科技發展、宗教運動發展積累而成。不要看輕宗教活動，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地下教會現在很活躍。有人說，有兩億地下教友，絕不簡單，有些參加公開教會，有些是在家庭做。」
宗教力量重要 聯邦有可能
「有件事很感動，（前葛師校友會小學校長）郭麗英在美國的女兒，在大約10年前曾接受兩兄妹委託做一件事。這兩兄妹在北京出生，後來父母去了陝西，他們倆也去了陝西。之後共產黨來了，他們去了美國。隔了60多年，他們寫了一些名字，叫郭麗英女兒返陝西找這些人，最後不單找到，還拿他們的手抄聖經出來，大約10年前都有。我聽了覺得很感動。」
記者追問：「所以你判斷宗教是重要力量？」
「對。
「國內的民主力量不是說要像1989年，而是靠慢慢積聚，這樣力量才得以壯大而不能鎮壓，並且作出變革。所謂變革分兩種，由上而下、由下而上，通常由上而下、付出代價小容易成功，由下而上、付出代價大。必須是上下結合，上面想變而有變，下面有民眾組織支持。
「我最近都問一個問題：中國是否可組織聯邦政府？這個我覺得有可能、大統一。」
香港與支聯會﹕只是旗幟 不是推手
至於香港的前路，華叔是有擔憂的，但他深信一國兩制是不會改變，因中共從來都是這樣處理香港的。
華叔指出，「早前胡錦濤（單獨）跟李嘉誠見面，我覺得是一國兩制有變。胡錦濤當住那麼多人面去講李嘉誠，那是干預香港，同時，香港財團會妒忌。
「又例如，要由中聯辦先接納我提出的區議會政改方案，之後曾蔭權才於立法會提出。」
記者問：港府阻撓保釣是否有了變化？
「我相信是曾蔭權跟大陸的做法吧，其實影響不大，國內這時亦要靠民族士氣打日本仔啊。不用拉人，發動全國搞一次大示威，他們就會震的。我相信曾蔭權沒能力決定什麼，是上面來的。保釣是老早應解決問題。
「之前，我曾聽過Martin（李柱銘） 告訴我，在東區法庭作供的那個中聯辦職員，什麼都不肯說，連承認自己受薪做什麼工作也不說。我覺得他不是愚蠢，而是中聯辦叫他這樣。
「一國兩制是無得改變的，我不是大好友，共產黨從來對香港都是一國兩制，中國歷史都是這樣，你想想辛亥革命為何沒有收回香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都沒有、1945年和平沒有、1949年沒有，為什麼？
「1997年收回，都是一國兩制，是在於民族面子不得不收。實際上，我寫過一篇文是關於《周南回憶錄》。周南說，1949年4月中共中央討論收回香港問題，認識香港政策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當時已訂出一直利用香港，一國兩制只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伸延。
「我聽見人說，毛澤東說蘇聯非常羨慕中國有香港，特別是赫魯曉夫，可利用香港做那麼多事情。其實你看，韓戰時美國封鎖中國，物資出口都是靠香港。」
記者又問：你的意思是否，由於一直以來中國都要利用香港，因此中央會容忍香港的異見聲音，包括支聯會？
「不是容忍的問題，第一，他知道你不能起飛腳，若你不行，他不會容忍你。第二，你也做不了什麼，只是聲勢上，其實四周都做得到。」
記者接著問：支聯會的意義是什麼？又不能起飛腳？又不能特別能幹？
「這是建設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中國的一面獨特旗幟，是象徵意義，但是很重要，不單是中國，在海外也一樣。那一個團體可以好像我們能堅持21年？所以我有朋友在三藩市說，支聯會是圖騰，一講支持中國民主，就說支聯會。這點不是不重要。人們一直沒忘記六四，與支聯會的存在很有關係。」
記者反問：是否中央心知支聯會起不到飛腳，所以你沒擔心中央會出手打壓？
「不是如此簡單，他們知道你起不到飛腳，他們不用怎防你，但假如經常搞大遊行……，和平理性非暴力，它們就不敢打壓。第二，打壓亦很傷，你估對它很有益？假如禁止六四遊行，它都煩，不易應付。」
坐在記者旁邊的立法會議張文光，即時問道：「你是覺得，支聯會的存在是一面旗幟，旗幟顯示平反六四的追求，但對國內民主運動、人權維權的支援，實際作用要由國內做起，香港起到的作用不是很大，這就是你所謂：起不到飛腳。但你仍堅持支聯會，因為它象徵中國未來的價值，我們要守住這希望。而支聯會表達方式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故不用承受很大的壓力也可以存在。但其實，我們也沒有給中國很大的壓力。」
華叔點頭謂，「你基本上說得對，支聯會這面旗幟，是象徵香港國內海外，建立民主中國的象徵。至於我們對國內，只是精神支援，實際要靠國內的人。將來中國民主發展，也是靠和平理性而非起義。這是符合我們提倡的和平道路」。
記者問：那麼支聯會的工作，日後可會伸延至幫助國內維權人士？
這時，思路明快的華叔回應謂，「不會主動牽涉，假如他們提出，我們會看看。很多維權活動我們都不了解，如他們走出來，我們都會幫忙。」
記者追問：即是不會推動維權運動在中國的發展？
「 不會，因中國民主是靠國內人，他們也知道我們不會涉足。」
記者又想到，「最近不是有毒奶粉案的苦媽媽來港向法院提出申訴嗎，假如將來有維權運動，來港透過香港司法權益爭取，你會幫他們嗎？」
「我不知道他們想透過香港做什麼，若有人起訴，需要經濟或律師幫忙，我們或會幫，現在何俊仁也在做。中國民主發展，內地設身感受，由他們去做動力更大。」
同樣思路明快的張文光，此時又追問﹕「89民運後，以起義式民主運動可能性不高，付出的代價很大，期望香港的支援者只是支援，國內人民應在法治、維權、宗教、法治、資訊各方面成熟起來，同時當國內領導更換若干次後，六四相關的人已不存在，社會也會變，你等待國內體制開明派，與成熟人民結合，中國民主才有起點，六四平反也有寄望。這是你的想法嗎？」
華叔搶白﹕「六四事件已予人很深的教訓，用群眾運動對中共是不可行的鬥爭方法，我六四時已是如此想，看到學生聚在天安門，我想到一定不行。」張文光又問：「你覺得學生的方法未必成功，但也不應如此鎮壓嗎？」
華叔說﹕「 是，同時也有陰謀論，事件本可和平解決，但有人從中挑釁，你看到趙紫陽說『我來遲了』是開始軟化，但之後再戒嚴，你再詳細看過程，看趙紫陽的書就知，鬥爭已進行，根本是有人想利用事件打壓。」
平反六四﹕有民主才是真平反

21年來從未缺席「六四悼念活動」的華叔，原來對過去兩年群眾的表現感到「最難忘」。他說，「已經21年，仍有很多人參加，令人十分感動，感受最深。」
在旁的張文光補充謂：「有一年落大雨，水浸維園，浸過腳眼，但人不肯走，我們怕漏電，那次好危險，但很感動。」
即時引來華叔的共鳴。他說，「我也記得有一年很大雨，我們縮短晚會，9時多就散。每年，義工很落力，希望日後每年遊行集會也要堅持，近年我們多了向年輕人宣傳，給予學校展版、光碟、教材，以後也要加強，在薪火相傳的口號下，加強對下一代教育。
「眨眼21年了，過得那麼快，當年實際上沒說過要做多久。我一早已想到這是一條很長的路，因平反『六四』與中國政權很有關係，平反『六四』是中國走向民主的第一步，這一步是不容易走的。」
轉眼已是白頭時，一代人過去了。然而，21年的漫長歲月仍未能令「六四事件」得到平反。華叔可曾有過惆悵時？
華叔平靜地回應謂，「六四發生至今21年都不能平反，我一早已想到不是那麼容易平反，10年、20年……所以從來我從沒估計何時能平反六四，只是去年我說過2023年會平反，我一路都沒說什麼時候平反。其實，爭取民主自由道路從來都是長遠，難以計算何時到達。
「我估是2023年，我在《明報》已寫過，當時我在溫哥華，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我估計）2012年胡錦濤交棒，（下一屆）做10年就2022，可能輪到習近平交棒。胡交棒時，有權位的人可能會繼續鎮住，到2020年交棒時，可能內部權力鬥爭相當厲害，要利用平反六四來爭取民眾支持，所以2023年可能會平反六四。其實，講得太遠又唔好、太近又唔好。」
接著他自問自答﹕「你問我，如果有天平反『六四』，支聯會的任務是否已完成？
「支聯會有五大目標要完成，平反『六四』只是其中一項。平反也有真與假之分。假平反，四五天安門事件就是假平反，只有真民主到來才是真平反，否則只是權力鬥爭。是否看到平反也不重要，人活著一天就要做一天工作。就算中國結束一黨專政也有很多事要做。
不擔心支聯會未來 人財俱備
「支聯會往後望，我不擔心，要準備人和錢。錢的問題應不大，人，我心中有數，我今日不談。將來做支聯會主席的人，是要選出來的。最重要是，會員能支持他。我相信選的過程，已包括對一些人的要求。我做支聯會，活著一天做一天，否則有其他人做，沒所謂。
「將來支聯會的人，最緊要是堅持五大目標，你知道人總是會忘記。而且支聯會不忙碌。事工不艱難，因工作不太複雜。
「即使回不了中國也不會影響工作，但如教協就複雜好多，因為經營一個這麼大的會，很多財政等要處理，支聯會不複雜，每年籌錢都是『六四』，常委有足夠人選，沒特別爭拗，陶君行及長毛（梁國雄）的批評，我沒空追問他們。根本不難堅持，每年大概清明開始活動，獻花、放風箏、長跑、遊行、晚會，活動都比較簡單，義工都是熟手。
財政簡單清楚 不怕滲透
「我也不怕滲透，有什麼好滲透，滲透什麼？他們根本沒機會接觸及掌握我的東西，我們開會有什麼秘密？什麼時候遊行、財政清清楚楚。他們不會攻擊我們的錢。清清楚楚最好，特別是財政。這些人，一有懷疑，就懷疑財政。」
聽罷華叔的剖析，原來他對支聯會很放心，只因他老人家早作精密計算鋪好路。
最後華叔對支聯會作了這樣的總結：
「最後我想說，一直以來支聯會沒怎樣被人破壞，我沒法解釋，但我覺得，會不會是支聯會的人信念很一致，不容易分化，而且沒錢沒權，只有付出。當中很多曾經參加的團體已不存在了，因為時代問題，有些是當時的區議員辦事處。也有些沒有退出，因為支聯會不用交會費，退出就寫信來。想參加的，我們從來沒有拒絕，來者不拒，如果要退出，會回信多謝它以往的參與。正式退出的如教聯會，但到底有多少團體退出，那就要翻查。
「21年來，不論對著港英還是中共，我也是把心一橫。正如我今次病，別人問我有何感覺……把心一橫，作出最壞打算，以後就不用怕。搞支聯會可以壞到什麼地步？最多捉回去。所以這次有病之後，我覺得是神恩賜的禮物，我第一次受到生死考驗，而我知道有這麼多人關心我，我的心情就是如此。同時，我現時特別好，不覺得什麼病痛，睡得好吃得好。2009年底我知道患上癌病，我80歲都快到，沒有所謂，普通人也不易有80歲，沒所謂啊！」

■後記
昨日刊登第二課之一〈許家屯叫我組黨入黨〉，文尾提到許家屯妻子仍在內地，查許妻顧逸萍數年前已於南京逝世，多指讀者指正。
華叔第四課
日 期﹕2010年10月8日 時 間﹕上午10時至12時 地 點﹕聖母醫院
在座人物﹕
立法會議員張文光
教協權益及投訴部主任陳洪
教協福利部前主任郭麗英

華叔第四課
教協兩批中共滲透者 動口不動手

24小時不見，華叔這天的精神狀態，明顯遜於前一天，顯得有點疲倦，聲音也有點沙啞，但說到興奮之時，聲音仍然洪亮如昔。有好幾回，記者向他提問，他也未有如前一天般迅即回應，有時要在座的張文光或陳洪等補充這些陳年往事，華叔才能接上。這天，記者在訪問開始前，問候華叔，今天精神好吧？華叔以低沉的語調答了句﹕「都係咁上下。」
中共滲透者﹕司徒，都係你叻，我口地認輸
今天議題集中談論教協多年來被左右派人士滲透情况、教協跳出教育議題、參與其他社會以至政治事件的轉變，以及教協發展福利事業的歷程。
先尋找弱點 再搞串連
「共產黨滲透團體是必然之事，群眾性團體也要滲透，他們要掌握和擁有這些團體，所以滲透是必然而且是永無休止的，問題是採取什麼方式而已。從我的經驗看，通常滲透的目的和途徑是這樣的﹕
「首先，他們想了解組織的內情，對會務的決策，最重要是了解團體中的人物，他們的長短處，特別是弱點，怎樣能透過他們的弱點去攻擊和拉攏這些人。
「進一步，他們會搞串連，在會內組織秘密小組，聯絡一批相熟的人，最後這批人會參加團體的領導層選舉，就會的工作提供意見，然後加以干預。
滲透教協的，基本上是好人
「滲透教協的人，基本上是好人，他們大多提出他們的意見，沒有搞破壞，工作頗為盡心盡力，沒什麼私心。
「在教協的共產黨滲透者，基本上分兩批﹕
「一批是年紀比較大的，教過書，這批人我不想點名，他們主要在教協第一、二屆的理事會出現。很奇怪，這些左派人士，移民最快，走得最快。」聽罷華叔這一席話，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記得有其中一位，他是即將不再參加會務工作的人，有一回跟我一起去送稿（在沒有傳真機和電郵的年代，過去每次教協要發新聞稿，都要找人乘車挨家送到各報館）的時候，跟我說了一番話，他說﹕『司徒，都係你叻，我口地認輸，我口地走頭。』當時我在會內，看他的工作作風、言論，已知他是共產黨來滲透的了。
「每逢開理事會之前，這批人（約六七人，約佔當時理事會的四分之一）都會先到文景樓（教協第一所會所）樓下的餐廳聚頭，討論一下理事會將討論的事務，有時會一同在理事會會議上提出一些意見。我覺得若他們的意見普普通通，對的沒什麼所謂，但有些意見我覺得不對的，我會阻止。
「在教協成立之初，有人曾提議在教協會址扯五星紅旗，我回答說，你可以正式動議提交『會大』討論，說罷，他們再沒有進一步行動。
「有些則很細微的。例如我們搞台灣旅行團，有人曾說，你叫『台灣』不行，應該是『中國台灣』。我回應說，那以後我們帶團去廣州、桂林，豈不是前面也要加上『中國廣州』、『中國桂林』的字眼？他們便再沒有堅持，畢竟他們在理事會內佔少數，加上其他理事都是講道理的。
四人幫倒台 滲透者離開
「這批人，在首兩屆理事會後，再沒有參選，而他們辦事能力也比不上我們，其他人落力得多。
「另一批滲透教協的人，是比較年輕的學聯成員，他們直至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再沒參與教協工作。這批人其實不錯，很落力做事，不搗亂，不搞鬼，是非分明。四人幫倒台後，他們思想起了變化，有的退出去搞生意，有的離開了教協，之後又再回來。他們基本上是好人，有時提出錯的意見，但基本不產生破壞作用。事實上，教協會務發展一直向前，沒理由做得好好的，走來搗亂吧。
托派反對一國兩制
國民黨低調
「教協內也有些托派人士，但為數甚少，他們明刀明槍跟我們自認是托派人士。有人試過寫一封萬言書，反對『一國兩制』，反對『50年不變』，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必定勝利，怎可能在港實行資本主義50年不變？
「他們本想在『會大』宣讀他這份萬言書，但我說，『會大』可沒有這麼多時間給你讀完這份立場書，《教協報》也沒版位刊登全篇文章，倒不如你交出這篇文章，放在教協，讓會員拿來看，然後我再在『會大』提及有這篇文章。他對這建議亦無爭辯。
「1990年代初，曾有兩名教協托派人物，其中一位是在拔萃教書的，在事先沒有向警方申請下到新華社請願，結果被警方拘捕及檢控。當時來說，若老師給定罪，會被吊銷牌照，他們遂向教協求助。我便去找當時的教育署長李越挺，李跟我說﹕華叔，我們怎麼會這樣傻，吊銷他們的牌照，我們有酌情權的嘛。
「政治問題，不是左派就是右派，教協內也有一兩名為國民黨成員，但不活躍，且他們無意圖在會搞破壞。他們對我也很坦白，跟我說國民黨在香港有多少個支部，而他則屬哪個支部等。國民黨支部在港的組織散漫，沒什麼能力，反而很幫手，例如在選舉期間。」
與華叔並肩作戰逾30年的教協福利部前主任郭麗英，此刻來到病房，由於較原定約好的時間遲了一點，與華叔「老友鬼鬼」的她邊行邊說﹕「對不起呀，對不起呀，司徒華又鬧我。」
合法鬥爭 不與港英正面衝突
一直堅持守時習慣的華叔，這回沒有責怪這位老朋友，然後繼續談到回歸前港英對教協的監控。
「教協一向遵從合法鬥爭，依足手續辦事，不會跟他們（港英政府）有正面衝突，所以只是最初註冊教協這個工會時，拖了很久也沒批出，一直到73年8月才批准註冊。
「至1970年代後期，香港的壓力團體開始冒升，1978年金禧事件後，英國國會在1979年編寫了一份有關香港的《壓力團體報告書》，內裏列出9個本港團體，教協排首位，其他還包括當時由陳立僑領導的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其後由前立法會議員劉千石領導）、香港觀察社及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等。
英國評估﹕中共無法滲透教協
「1979年，香港觀察社的成員在英國拿了這份報告回來給我看，回歸後胡紅玉（行會成員、曾為香港觀察社成員）也拿過一份給我看。我最記得報告提及有關教協的部分，曾有這樣一段的描述﹕『教協是共產黨的滲透對象，如果司徒華一日掌權，共產黨是無法滲透的。』當時我對報告這段內容特別感到奇怪，報告還列出了港英政治部、教育署、民政署及社署等部門對教協的評語。其中教署的評語，主要是關注教協發起的『中文運動』。該署指在不少國家，語言問題會造成重大的政治風波，引起殖民地民眾的反抗，那時教協正推動『中文運動』，所以值得注意。至於社署的評語則不用提了，顯示他們根本不了解教協。」
華叔第五課
日期﹕2010年10月8及13日
時間﹕上午10時至12時
地點﹕聖母醫院
在座人物﹕立法會議員張文光、教協權益及投訴部主任陳洪、教協福利部前主任郭麗英
華叔第五課之一  金禧事件奠定教協威望
跟華叔對碰的第五課，主要講述教協如何由一個集中關注教師權益及教育問題的教育界組織，逐步介入本港其他社會事務，其中1978年的金禧事件，更奠定教協在本港壓力團體中的龍頭地位。
「教協早年主要參與的重大社會事件主要有4件，一是1973年的文憑教師事件，二是金禧事件，三是80年代初的反對日本篡改侵華史實及第二次保釣運動，四是爭取1988年直選，參與高山大會。
「其實當年的金禧事件，是因為政府採取封校的粗暴行為，所以才引起社會激烈的反響。」
老師揭發校長斂財

1977年，有寶血會金禧中學老師調查校內財政狀况，發現校方財政處理不當，涉及扣押職工薪金，以及代學生訂購書簿文儀用品牟取利潤，並將收益全數撥歸校長梁潔芬修女所屬教會寶血會。4月間，該校教師向教署及律政司投訴校方斂財。6月9日和10日，全校師生罷校兩日，要求校方交代斂財事件。之後，律政司宣布展開調查。調查期間，教育司向全校教師發出警告信，指學生靜坐老師有責任，若有同類事件再次發生，便取消他們的教員註冊。
學生罷課 4人被停學

1978年2月法庭判決，證明該校教師所揭露的不法行為屬實，但當局堅持不撤回對金禧同工的無理警告。校方亦接連向教師發出警告信，更以停學處分4名學生，導致師生一同往港督府請願，並於主教府前靜坐露宿求見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胡振中）。司徒華接獲金禧同工投訴後，曾往見金禧校長試行調解，竟接獲教育司的警告信。
「其實金禧的一班老師，當時與教協的關係不是很密切，他們不多參與教協的活動， 同時不是全部均屬教協的會員。初時他們來跟我談，我說我認為這是貪污事件，應交由廉署處理，但當時官方教署處理得非常愚蠢，一開始便採取非常敵視的態度。」
「暑假期間，寶血會宣布不再經營金禧中學，改由主教府接辦，並委任關慧賢接任校長一職。
「首先調走原有校長，找來關慧賢當校長，關是我在葛量洪師範學院後一屆的校友，後來她攻讀一些校外課程，拿了個學位，然後去了當校長。關一上場，便開始修改教師合約，改得非常苛刻，說明可如何解僱老師（校方給予老師的新合約中訂明，若教師不遵守規則，校董會只要給予適當的通知，便有權解僱老師），當時我見到這個情形，找過兩個人談過，一位是觀塘瑪利諾中學校監，是神父來的，其實是他先找我，想了解學校通常會出現貪污的漏洞在哪，他想了解並通知學校提防。我順道告訴他，直到目前為止，教協沒有介入事件，我提醒他你千萬別解僱教師，這是教師權益問題，假如你解僱教師，教協是不能不介入的。
「之後，我又到過金禧找過關慧賢談，當時我主要提出，千萬不要解僱老師，否則教協便會介入。
「我跟關的會面大概於當日的下午1至2時結束，當我返抵自己的學校時，林達鎏（時為助理教育司）已送來一封警告信，指我在上課時間擅自離開學校。我收到這封信後，立即致電我校校監馮壽松，問他林達鎏曾否致電查問我有否請假？馮說沒有。於是我立即寫信給林達鎏，指按職工會登記條例，教師兼任工會職員，是可以在上課期間出外工作，只要得校監同意便可。我寫信給他，要求他收回該封警告信，但他一直沒有回覆。直至整個金禧事件完結才回覆我，說收回警告信。從這件事，我感受到政府對金禧敵意很深，我亦懷疑整件事件，也是林達鎏一人搞起的。」
說到這裏，醫院的物理治療師走到病房。原來華叔這幾天肩膊有點疼痛。這位女物理治療師來到華叔床邊，問華叔﹕「是不是膊頭有點痛？」華叔指指肩膀的位置，說已痛了兩三天，每逢舉起手臂便會感到痛楚。治療師作了一輪檢查，估計華叔是筋腱發炎，於是為他貼上輕巧的電擊儀器，以減輕痛楚。她又著華叔以後要做一些簡單的運動關節動作，舉舉手，拉拉筋，否則恐怕他會演化成「五十肩」。治療師走後，華叔再侃侃而談。
胡振中須為事件惡化負責
「有兩個人要為金禧事件惡化負責，一人是林達鎏，另一人是當時的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胡振中。
「林達鎏實在不知道他怎樣上報情况。記得在那時候，師生群情洶湧，他卻走去巡學校，結果給老師學生喝倒采，估計這事令他覺得沒面子，懷恨在心。
「另外，到1978年5月，金禧的師生在主教府門外的禮拜堂靜坐了一個星期，要求與主教胡振中會面，但胡振中視而不見。這兩個人要負主要責任。我覺得，如果那時候徐誠斌（已故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仍在世，便可能不會出現這樣一場大風波。
「金禧的老師起初也沒有接觸教協，但當時師生到港督府靜坐期間，我也有去看過他們的表現，我還找當時已晉升為廉政專員的姬達談，當時余黎青萍是他的助手，為我們翻譯。我提醒姬達要好好處理這事件，否則可能會醞釀成大事件。」
「最後在1978年5月14日，政府決定封校，這是非常壞的決策，從未有這先例，真的不知當時部門如何上報情况，是否指學校已被共產黨控制等，所以一封校，便惹起全香港人的反對，這是十分法西斯的做法。
「我覺得問題在於林達鎏，他決定解散金禧。我當時聽說，解散金禧是行政局的決定，當然我無法得悉行政局的討論內容，但事後有行政局議員說，解散金禧算是較好的安排了，當局本來建議的處理方法『更辣』。當然，我無法得知『更辣』的招數是什麼，可能是拘捕及開除全部老師及學生吧。」
「政府宣布解散金禧的決定後，刺激全港社會各界震怒，到這個時候我才正式介入處理事件。在鬥爭中，要跟隨形勢發展嘛。
本港首次維園集會 反對封校
「封校之後，我們在維園舉行支持金禧師生的集會，這是本港首次在維園舉行大規模的集會。我記得當時，我很擔心有人來搗亂，所以很注重場區內要有糾察維持秩序，要分幾多個場區，每個場區都要有糾察看守，規定要師生先到，然後守著台前的地區，避免被人衝擊。
「其後，政府組成由時任港大校長黃麗松博士領導的三人調查小組，由許仕仁當秘書。當時我一看見政府委任黃麗松，我便知道政府會採取中和之道的解決方法。
「當時我到港大與學生會舉行座談會，那時李永達也是學生會的，我跟他們分析，事件應該很快解決，他們還反問我何以見得。我說，政府找了黃麗松處理事件，目的是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不欲暑假後一開學，師生再來罷課。黃麗松最後想到另設立五育中學的建議，之後黃麗松更因這事獲得香港榮譽市民的獎狀。
「委員會向政府建議設立新的五育中學，由原金禧老師任教，學生則可選擇轉到五育中學，或是在金禧原址改辦的德蘭中學就讀。其後政府接納了委員會的建議。」
說到這裏，聽到華叔的呼吸有點促，但他繼續跟記者憶談往事。
「不知你有沒有看過我在專欄 《明報》『三言堂』的一篇文章，文中我提及石鏡泉有一回批評我在1978年到五育跟老師會談，我說了句『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他指是我教學生不顧原則去妥協。我反駁，這句說話只是指老師而已，他們很左，少少事都批評。金禧事件中，部分學生對自己個別不喜歡的老師排斥、攻擊，使學校氣氛非常緊張，甚至老師懲罰犯錯的學生，也被視為罪大惡極。」
談到教協在金禧事件的領導角色，奠下教協今後在民間團體當中的威望，華叔說﹕「不單是金禧事件，而是教協在事件中的領導能力如何，處理是否恰當，大家有眼見，我們之後也搞中文運動，所以打下威信。例如在維園開大會，次次也是我們主持，你看看其他團體搞的會如何。
「我認為，相比於1973年爭取老師薪酬的鬥爭，金禧的鬥爭沒那麼尖銳，至少我們（1973年）發起了全港罷課。反觀金禧事件，那時適逢本港開始出現壓力團體，興起與政府對抗的思潮，所以我們搞金禧鬥爭，其他壓力團體來支持。」
結識民主路上長期戰友
在金禧事件中，華叔還認識了一批日後在教協工作和民主路上的長期戰友。
「起初一班中大學生是反對我們接納政府另設五育中學的安排，他們認為這違反在金禧原址原校復課的原則，不應接納五育，我跟他們說，你沒有發言權，我也沒有發言權，這件事應交由金禧的老師、學生及家長表決的，『到你噏咩？』一句話，他們再沒有話說。
「這批反對我們的大學生，在工作當中認同了教協的理念，後來也走來參與教協的工作，這批人包括張文光、陳漢森、李煒佳、何良懋等一班中大學生。
「另一點我看到的是，73年教協成立以來到今天，會員人數一直有升無跌，但金禧事件發生的那一年，是教協成立後唯一出現會員人數輕微下跌的一年，前所未有。其實當時社會不是很多人支持金禧老師，尤其是老師本身，他們認為金禧事件實為一件反貪腐事件，為什麼要罷課。」
其後潘天賜澄清，金禧事件後，教協會員人數其實並沒有下跌，但會員人數增長率前所未有的顯著下降，幾乎沒什麼增長。果然是教協的「活字典」。
華叔第五課之二
教協有「三三格言」 三定位•三危機•三大戒
協絕對可以說是本港最成功的獨立工會，並沒有因為它的政治取態而窒礙發展。教協30多年來得以獨立地茁壯成長，華叔認為，經濟獨立是其中一個關鍵。
「教協其中一個成功之道，是經濟獨立，其實任何一個團體都需要這樣。教協於1974年成立後，初期我們只是借用了13個教育團體秘書處位於渡船角文景樓的辦事處，所以不用交租，只聘用了兩名職員，一個負責做會計管數，另一人則負責會員會籍問題，開支量入為出，這樣令教協在成立初期的支出維持在一個低水平。
發展必須有自置物業
「後來儲到錢，1978年就在文景樓自資（24萬元）購入幾百呎的單位作為首個會址，並為會員提供牙科服務和接受投訴，之後一直儲錢，儲夠了錢，又在原有會址附近再購入3個單位（分別於80年、82年及83年，分別以80萬、70萬及62萬購入），即先後購入4個單位。
「到1984年，我們在北角渣華街渣華商業中心，購入首個面積較大的服務中心（花了216萬），到87年尾則買入旺角好望角大廈9樓的會址，至90年代初則（以3200萬）買了現時銅鑼灣的教協會址，至98年再買入好望角大廈的8樓單位。
「一個團體沒有自置物業沒辦法發展，因沒有地方舉行活動，租地方不能解決問題，每個月繳納租金，付了租金是人家的，又隨時會被業主加租，不接納，人家就收樓，所以我決意不論多辛苦，都一定要儲錢自置會址，何况物業會升值，這可令組織的資產有所增加。
買物業原則﹕不急買 須夠大夠方便
「我為教協買資產的原則是，不要急於購買，地點必須交通方便，而且地方要夠大，現在的所有會址都是我去物色的。其實在購入旺角好望角大廈的會址前，我看過很多地方，例如柯士甸道口麥當勞樓上的二三樓單位，但業主其後不肯出讓。
「即使購入旺角的會址，也幾經轉折。最初該幢大廈有一家大人百貨公司，後來大人百貨結業後，公司位於好望角大廈地窖、地下、8樓及9樓的物業，都給了匯豐作抵押。於是我走去找匯豐，提出希望購入其中一層單位，但匯豐堅持要綑綁式購買4層單位，但那時候我們可沒有這麼多資金。
「後來匯豐將4層物業出售予日本一家叫微笑堂的公司，該公司再將單位出租。最後，我們還是成功向這家日本公司以890萬購入好望角大廈的9樓單位，我喜歡9樓是頂層，不用跟其他樓層的使用者爭用升降機。如果當時有錢多好，因為我們在98年再購入該大廈8樓單位時，已經是2500萬元。
「我一直堅持教協要奉行3個定位﹕

1. 作為工會，為教師權益鬥爭；

2. 作為教育團體，必須推動和參與教育改革；

3. 作為民間團體，支持公義，參與民主運動。
「我記得在1987年，我們一班教協領導層走到其中一名理事在錦綉花園的家舉行理事研討營（主要討論教協未來的路向及長遠策略等），我在會上提出教協作為一個工會，要慎防的三大危機﹕

1. 左傾路線或極左路線。右傾還可補救，但極左路線是無可挽救，甚至會令組織一蹶不振。教協奉行不左不右，易為老師接受。

2. 財政危機。注重廉潔問題，團體一旦出現財務問題，會被人攻擊；財政不能入不敷支，否則有可能令團體垮台。

3. 提出教協必須有自己的『重工業』、『輕工業』及『農業』。
「我以一個國家為例，國家要穩定，有這『三業』十分重要。對教協來說，『農業』即是食飯問題，即老師的職業保障，如果我們不能保障老師的職業，便會失去老師的支持。『輕工業』對一個國家來說，是積累資金的重要方法，所以要搞各樣的服務、福利文康等活動，為會員服務之餘亦可賺錢。『重工業』則是參與社會運動，不可只顧自己，如果一個會不參與社會運動，不支持社會公義，不久這個工會便變得寂寂無名，無法爭取社會支持。君不見不少工會在搞罷工活動後，銷聲匿迹。
「我同時向工作人員提出『三戒』﹕

1. 發財行遠一點，不要妄想在教協『搵著數』；

2. 不得販賣『私貨』，如你相信馬列主義，你自己信奉可以，但不得在會內搞；

3. 做個好老師，否則會破壞教協聲譽。」
左派也來學習
「當年我搞教協服務時，曾向其他工會如工聯會、勞聯以及碼頭工會等了解他們的運作情况作參考。例如碼頭工會，他們在會址賣的是珠江橋牌生抽王、罐頭豆豉鯪魚及罐頭沙甸魚等，沒什麼好買，每件貨會員只省得一個幾毫，他們花車錢去會所，但所得的利益那麼小，誰來？
「過了很多年後，也看過其他團體，例如劉迺強的優惠店，在全港有多間分店，竟然內裏賣家俬，怎可以？要多大的地方才可放得下這麼大件的存貨？你要付多少租金才能支持得住？又如工聯會，他們有20多個服務點，分散各處方便會員，但地方不夠大，怎麼做下去？地方夠大，賣得多貨品，才能吸引人來。
鄭耀棠譚耀宗問工會之道
「在80年代中後期，我當了草委，那時教協跟左派的關係尚算不俗，那時候工聯會的鄭耀棠和譚耀宗也來找過我，向我了解辦工會之道。鄭耀棠主要問我怎樣辦教協的牙醫診所，那我便將教協跟合作牙醫簽訂的合約交給他看看作參考。
「至於譚耀宗，他則來請教如何發展會員，當時譚耀宗說，他們踩一波，踩足半年，會員人數增加不到1000，但不消幾個月，幾乎全流失掉。
「我於是問他如何收會費，譚耀宗指他們工會內每10名會員成為一小組，每小組有一名組長，組長每月家訪組內會員一次，並收取會費。我說，死啦，組長怎麼可能做這麼多事，何况現在人家居住得這麼分散，有的住在新界或者天水圍，組長怎有能力收取會費，怪不得新收1000會員，不消幾個月便中途『失散』。
提供服務吸引會員保持聯絡
「我跟他說，教協收的是年費，一年收一次，然而容許會員寄支票繳交，簡單得多。加上教協設立了服務處，會員有需要便來購物，這樣便可經常與會員保持聯繫。我說，一個會員一年不上會所一次，不消幾年，組織便『散』，我說一定要跟會員保持聯繫，但不是次次也是叫他們來開會，而是你提供服務，他們有需要便會來。
「教協最賺錢的業務，其實不是超市內賣的東西，而是賣電器（一般教協只賺3%），雖然賺得少，但電視、冷氣機、雪櫃等電器涉及的金額大，過去會員只要在網上看中一部電器，寫下產品編號便可以到教協落單，價錢又較一般市面便宜。
「試過有一位教師，在市面店舖見到一部冷氣機的售價較教協低，於是在該店落訂購買，到送貨當天，該店說他原先購入的冷氣機沒有貨，著他改購其他牌子，並拒絕退訂。這位教師沒辦法，只好改購另一牌子。誰知這部冷氣機老是出毛病，維修了幾次也不行。教協則提供『追到底』的售後服務，若出售的電器有什麼損壞或問題，我們會為會員向代理商追究到底。
教協賣電器保險最賺錢
「另外賣保險也很賺錢，因為會員買了一年，之後會年年續約，會員來教協買，教協則向有關保險公司收取3％至5%回佣，這樣也為會賺了不少錢。
「之後我們再將服務擴展至配眼鏡、物理治療、中西醫和針灸等，這些全都是針對老師需要的服務，老師們個個頸肩周身痛，眼鏡又配很多，這些都賺得比較多。我經常返教協，遇見不少老師，所以了解他們來幹什麼，需要什麼；其他理事在學校也會了解其他老師的需要。
規定所有理事不能不教書
「教協的銷售福利服務成功之道，主要是了解會員需要，服務處地點適中，交通方便，而且地方夠大，會員上來一次，便可買齊他們需要的東西。套用共產黨的說話，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要了解群眾需要，跟他們有密切聯繫，定出一些方法，針對他們的需要，如果終日不接觸自己的群眾便不行。
「我規定所有理事不能脫產，不能不教書，除了張文光因為做立法會議員而向校方請假，因為這樣才可與教師保持接觸。」
一起對談的教協福利部前主任郭麗英此時補充，教協最初主要賣雞精等物品，但每件貨品只賺取幾角幾仙，銷售發展的轉捩點其實是賣餅卡。她說，例如當年超群餅店一打西餅10元，若大量購買超過200張可有八折優惠，即平均8元一張。那我們便買入大批餅卡，然後8.2元賣給會員。不要小看這微利，過去很多學校都有老師茶點時間，每天都到餅店拿西餅給老師吃，所以學校都會到教協買折扣餅卡。試想，一家學校每日吃一打西餅，這可是大生意呢。又如老師校長家中辦嫁娶，未必人人都需要200打西餅，或許只需要一百幾十張，他們自然又會來教協買。在80年代，他們試過單是賣餅卡的生意額，一天已幾十萬元。
陳洪也說，教師患慢性虛弱的人愈來愈多，中醫著重調理身體，故中醫服務長做長有。
「至90年代，教協銷售各種產品及服務的營業額已超過億元，但從中可賺取的利潤不多（2009年盈利800萬元），但這些服務便為教協會凝聚了數萬名的老師會員。
「銷售服務也要有所配合，教協每個月出版兩份《教協報》，我們會將《教協報》寄到每間學校，每位教師手中也有一份。《教協報》的頭版，通常是刊登有關『重工業』，即有關教育的新聞或社會事件消息，底版則是『輕工業』內容，即服務銷售產品的實用資訊。
「不過，在搞福利問題上，我們也曾嘗敗果。在70年代中期，我們曾想過在新界覓找地方興建『教師村』，讓老師入住，正如當年華員會興建『華員村』一樣。於是我曾到灣仔找一名地產商請教，他說起樓最重要是有地，有地便什麼也行。我到新界大埔等看過一些農地，可用來建教師村，於是我再去找當時在新界理民府工作的鍾逸傑，問他教協能否取得土地興建一個大型教師村，他反譏我是傻瓜，怎麼可能給教協這樣大的『著數』？回想起來，當年這想法真的有點天真，怎麼可能將一幅官地給你教協起屋，結果計劃落空了。」
據1976年9月20日出版的《教協報》記載，教協擬定在大埔半山洲購入30萬平方呎私人土地，以興建一個擁有100座別墅式樓宇的教師新村，可建600個675呎單位，售價由5.8萬至6.2萬元。村內有學校、小商店和專用街車。
尾 聲 • 下 課
眼見教協的議題已說得徹徹底底了，而且院方人員又端上了飯餸，大家都即時感到是時候暫停對談，特別是華叔的面容也有點倦意，記者遂本能地說，「華叔，訪問做得差不多了，日後若遇上不明白的地方，可能要再請教你了」。華叔也連聲說「好好好」，盡顯長者慈愛。記者於是與潘天賜及陳洪，一起跟華叔道別，盼他好好休息。
沒料到，這次道別，竟成為了華叔給我們上的最後一課！如今只能祝願華叔主懷安息，不用再記掛國事、港事，在天上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