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蛋騷亂」非「六七暴動」：與善治分水嶺的距離

「魚蛋騷亂」非「六七暴動」：與善治分水嶺的距離
文：黃偉豪


在猴年大年初一的旺角騷亂，又稱「魚蛋騷亂」，是香港歷史上，自六七暴動以來，最大規模的暴亂和武力抗爭，事後也有很多分析把兩者比較。雖然兩者有其相似之處，但若直接引用六七暴動的經驗，來指出勇武抗爭必然可以迫使政府就範，走向善治，這是一個過於簡單的結論，當中也忽略了六七暴動和今天香港的時空的不同之處。

旺角騷亂比喻六七暴動 美麗的誤會

六七暴動的一場腥風血雨之後，帶來了港英管治的黃金時期及30年的經濟繁榮與社會安定的光輝歲月。因此，香港人的內心對六七暴動始終有很大的情意結，對武力抗爭亦有憧憬，希望香港可以一如六七暴動一樣，在黑暗過後，可以看見希望和光明。暴動可以是管治的分水嶺，但真正的問題在於它會把管治帶去一個更好的轉向，還是更差的境界，面臨現有制度及核心價值的進一步及更徹底的瓦解。

把旺角的騷亂比喻為六七暴動，是一場美麗的誤會。任職記者的張家偉，便著有《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一書，而且亦設有英文版，同由香港大學出版（註）。透過訪問見證及參與事件人士及研究解封的檔案，書中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及分析，來幫助比較六七暴動與今次「魚蛋騷亂」的分別。

首先，六七暴動的規模遠比今次的「魚蛋騷亂」為大，也持續了多日，顯示社會的不滿程度遠遠比今日為廣泛及嚴重得多。而且，這種不滿的情緒不止是集中在年輕人身上，而是跨越整個社會的不同階層。可以大膽地說，當時除了佔少數的精英及資本家外，社會上的絕大部分人皆對殖民地政府的管治感到失望及不滿。

有趣和諷刺的是，當今日對政府的不滿程度及廣泛性仍遠比1967年為低的同時，主流社會對六七暴動示威者所使用的暴力的不滿，卻可媲美今日對「魚蛋騷亂」的暴力場面的批評。張在書中明確表示，正正是六七暴動示威者的暴力升級，使到他們逐漸失去了主流社會的支持，最後使大部分市民選擇繼續支持殖民地政府的管治，以維持社會穩定。

改革動力 九七後不再存在

六七暴動的結果，大家自然十分清楚，是成為了香港歷史的分水嶺，港英在暴動之後推行了多項的社會改革，寫下了一頁頁不朽的殖民地政治神話。張在書中訪問了當年有份處理暴動及推行改革的港英高官姬達（Jack Cater）。張問姬達若沒有六七暴動，會否減慢當年改革的步伐，姬達的答案既簡單又坦白，斬釘截鐵地說，若沒有六七暴動，根本沒有可能出現任何改革。

可是，歷史弔詭的地方往往是，當它可以用來鑑古知今，極具參考價值的同時，卻因每個不同時空皆有其獨特性，而不可能完全複製。香港在六七暴動後的善治，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中英兩股勢力的平衡。當年維持香港的穩定皆對中英雙方有利，而六七暴動亦在後期因失去北京的支持及祝福而告終。可惜，這種微妙的權力制衡所帶來的自由空間及改革動力，在九七後已不再存在。

基於今天香港所處的時空及處境，均和六七暴動有很多重大分別，恐怕沿用武力抗爭作為主流模式的路線，來推動歷史進程，未必能換來同一個結果。暴力過後會出現的，未必是1967年的分隔惡治與善治的分水嶺，而是和平與暴力的分水嶺，是半威權政體，步入全面極權統治的分水嶺。這並非是純粹從道德的角度出發，一刀切地指出凡是使用武力的都是不理性，所以絕不能考慮；相反，這是從一個以目標為本，透過非常實際的考慮而得到的結論。

只有人民才有足夠能力開創新時代

使用武力來迫使政府就範的最大問題，是無可避免地同時合理化武力的使用，認同了以暴易暴，使政府更有理據隨意使用武力鎮壓。由於在武力上，政府通常是佔有一個絕對的優勢，使用武力來抗爭，對抗爭者來說，即使在初期可能得到一些小勝利及以牙還牙的滿足感，到頭來，始終如同自掘墳墓。雖然如此，政府也不應狂傲，因為若政府主動將暴力升級，也會引起社會的極大反彈。可以明白，如果「治亂世用重典」是可行的話，歷史上就沒有極權政府會倒台了！

由此推測，當權者會比任何人更希望抗爭者首先將武力升級，因為這使他們有藉口使用更大的武力鎮壓抗爭者。此外，亦可藉抗爭者所使用的武力，再透過主流傳媒來無限量地放大，在社會上製造更多恐懼，使更多聲音支持更嚴苛的法律，來收窄，甚或奪取人民的種種自由及權利。

武力非首選，因對當權者的最大傷害，並非磚頭或槍炮，而是他徹底地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及信任。只有人民，而非少數的抗爭者，才有足夠能力把當權者推翻，帶來一個新制度，開創一個新時代。只有少數人參與及只依靠武力的抗爭，即使最後成功把當權者推翻，所帶來的往往也只是改朝換代，往往是由一個新的獨裁者取締舊的獨裁者，而非新制度的誕生。

要有獨立及精密的思維

除了以上的分析之外，很多對「魚蛋騷亂」的擔心，均是它的出現和過程，和最近一齣電影《十年》內的其中一個故事《浮瓜》的劇情十分相似。《浮瓜》的故事是說由中央親自來編寫一場政治暗殺，目的是使市民恐懼，香港愈亂愈好，使到《基本法》23條可以成功立法。既然劇本已一早寫好，香港人所要面對的，是如何不跌入這個預設的陷阱，逃離那宿命。要做到這點，只可以反其道而行，逆當權者所預期的行為，即是所謂「你估我唔到」的境界。

但是，集體行為的其中一個難處是，在人群中往往會使人失去個人的冷靜頭腦及獨立意志。因此，要在這場和當權者的博弈中勝出，所需的不止是革命的激情，還要有獨立及精密的思維，才能最終在這鬥智鬥力的競賽中勝出。

註：張家偉（2012），《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作者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