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劫難》
《台灣大劫難》
內容簡介
2008年5月，台灣馬英九當選總統，中國隨即於6月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中制定三大謀台方案：
《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
《關於對臺軍事鬥爭準備預案》
《統一臺灣的政治法律處置預案》。
要求中國外交、內政、軍事、公安、國安、宣傳部門，都要主動為對臺灣的統一戰線工作服務，務必於2012年，不戰而勝臺灣。
本書獨家取得上述極機密資料，並加以詳細剖析，極具爭議與話題性。
關心台灣命運的人、要作為一個自由的台灣人，「台灣大劫難」是不分黨派、階層，都不能不看的保命書！
作者簡介
袁紅冰
中國著名流亡作家、自由主義法學家、詩人哲學家、民主政治活動者、「中國自由文化運動」 發起人、《自由聖火》網站總編輯。
現居澳大利亞。
前言
這是一本台灣人必讀的好書，有謹嚴的解析，有浪漫的抒情，更有警世的訊息。
——郭正昭（哥倫比亞大學科學史博士）
"台灣大劫難"——
一個自由苦索者為台灣升起的烽火。
一位中國流亡作家為台灣敲響的一次暮鼓晨鐘。
——李敏勇（詩人、文化評論家，台灣國家文藝獎獲得者）
中國流亡作家袁紅冰先生所著"台灣大劫難"（《台灣自由三部曲》第一部）自出版以來，現已銷售七萬餘冊；甫一推出，即雄踞誠品、金石堂、博客來等書店社科類書籍銷售冠軍。該書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一次印刷，十一月二十四日即第二版印刷，十一月三十日第三版印刷。到二零一零年一月五日，已是第五版印刷。在短短一個半月的時間內，即售出兩萬餘冊。創下同類書籍在台灣島內的新紀錄。熱銷程度可用“洛陽紙貴”、“一書難求”形容。其英文版與日文版亦全球發行。
"台灣大劫難"不僅全面揭密中共2012年之前全面控制台灣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戰略和策略準備，中共對國民黨和台灣各階層的大規模統戰滲透活動，而且揭示出中共同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正在進行的國家利益交換，同時也揭示了中共國安和美國相互配合，收集提供陳水扁家族在海外洗錢證據，等一系列敏感問題的內幕。這些內容讀起令人驚心動魄。
"台灣大劫難"既是大揭密之書，也是大警醒之書。該書不僅語言生動、華美，更充滿深刻的政治哲理。作者把中共專制對台灣自由的威脅，放在人類精神大危機的背景下來審視，並提出保衛台灣自由免受中共專制暴政摧殘的“大智能之策”和“大英勇之策”。這使得"台灣大劫難"一書具備了深沉的歷史感和人類大視野，同時也顯示出發人深省的政治智能。
第一章 共產中國──不是你理解的中國
第二章 中共暴政的政治意志：2012，不戰而勝台灣
第三章 寵絡國民黨 裂解民進黨 組建傀儡黨──中共的政治統戰
第四章 從"市場一體"過渡到"政治一統"──中共的經濟統戰
第五章 控制傳媒、馴化學者與政治和尚──中共的文化與社會統戰
第六章 當前中共外交戰略的重點
第七章 “軍事攻台預案”與統一後對台灣的處置
第八章 台灣的政治現狀
第九章 台灣的絕望
第十章 台灣的希望
【現全文連載，以饗讀者。】
前言：台灣大劫難 迫在眉睫──人類的危機與台灣的大劫難
“活着，還是死去？”——這個哈姆雷特之問，對於個人，是終極之問。
“中共極權是世界經濟的救星，還是人類的政治大劫難？”——這個時代之問，對於人類，乃是終極之問。因為，世界怎樣回答這個問題，將決定下一個歷史時期人類的命運。
任何重大的人類危機，本質上都是生命哲學的危機。現在，人類又一次處於大危機之中。從虛擬數字經濟迸裂的傷口間湧出的金融危機，具有比經濟本身更深刻的哲學原因。這次經濟危機的根，深植於當代自由民主國家的人們普遍遵循的基本生活態度——自由狀態之下，理想主義的凋落和對物慾的無節制追求。
只有以人類的名義，對生命的意義，以及實現生命意義的方式作出哲學的反思，才有可能找到走出危機的思想之路。否則，即使透過技術層面的操作，使危機緩解，經濟暫時復蘇，也只能是為危機下一次更猛烈的爆發積蓄能量。因為，危機之源在於自由世界人們對生活的基本態度，在於人的心靈對物質享樂的貪慾。
進行人類基本生活方式的哲學反思，需要出類拔萃的智者和偉大的政治家群體。然而，當代能夠找到這種有能力直接同真理對話的智者和政治家群體嗎？
正值自由世界的經濟出現重大危機的時刻，中共極權體制的經濟卻在奇迹般地崛起。這種經濟奇迹對於世界意味着什麼？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戰略指揮中心深藏於北京西山的洞穴內，這座豪華的地下宮殿般的指揮中心，向西南方可通過千里隧道直達太行山區的戰略導彈部隊的司令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鄧小平、王震等人便是在此洞穴內指揮鎮壓北京學生。從那之後，中共黨的最機密的會議，也都在此召開。
二○○八年二月，中共又在這個戰略指揮部中，召開了一次政治局委員和軍委委員共同參加的聯席會議。剛剛全面接掌黨、政、軍大權的胡錦濤為會議作報告。報告的題目為《下一個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大戰略》。報告是由胡錦濤的親信、中辦主任令狐計劃領導的一個秘密寫作小組擬稿。在這個被列為絕密級的報告中，胡錦濤講的下列幾段話，特別值得注意。
“這次資本主義世界的金融危機剛剛開始，還要繼續發展。它將重創資本主義的理論和精神價值體系。… … 這次危機證明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必然導致周期性經濟危機的論斷完全正確，證明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的論斷完全正確，證明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終將佔勝資本主義的論斷完全正確。… … 蘇聯東歐巨變之後，有人以為社會主義陣營崩潰了。這種觀點是歐洲中心主義的產物。他們忘了還有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只要我們黨還掌握着政權，社會主義就不會崩潰。… … 鄧小平同志曾提出我們要“韜光養晦”。為應對八九年六.四政治風波之後險惡的國際環境，鄧小平同志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現在，十九年過去了，我們已經擺脫六·四事件，特別是蘇聯東歐巨變的不利影響，開始進入戰略發展期。…… 我們要進一步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充分運用經濟、文化和社會的交流，擴大、加強對世界各國的影響。歷史上，西方列強曾經用炮艦和鴉片把中國變成他們的殖民地。現在歷史反過來了，我們要通過對外開放政策，抓住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有利歷史機遇，採取有效措施，逐步把它們變成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文化的殖民地。當年他們對我們的殖民地化，性質是帝國主義的侵略；現在，我們對他們的殖民地化，是共產主義理想戰勝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要肩負起用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最終用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的偉大歷史使命。這個使命就是中國共產黨下一個歷史時期的政治大戰略的核心。…… 解決台灣問題，是我們實現政治大戰略必須邁出的第一步。台灣問題過去是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反動派之間矛盾的焦點，現在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同虛假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之間矛盾的焦點。不解決台灣問題，國內外敵對勢力圖謀顛覆我們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活動就會越來越猖獗；不解決台灣問題，我們就難以消除後顧之憂，放開手腳在世界範圍實現政治大戰略。所以，儘早解決台灣問題，關係到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在中國的生死存亡，關係到黨的根本利益…… 。”
胡錦濤的這個報告與中共所有的政治文件一樣，充斥着黨文化的套話。如果用最簡明的方式來解讀，上述引用的內容可以歸結為兩句話：中共將利用世界金融危機，通過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全面滲透，加速實行共產主義的全球擴張；為實現其政治大戰略，將儘快控制，進而消滅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
胡錦濤所表述的，才是隱藏在中國經濟奇迹深處的中共政治意志。經濟危機雖然給人們帶來生活的艱難，但卻並不可怕。在自由民主制度之下，人們終究會找到解決經濟危機的辦法，所需要的只是時間而已。可怕的是，中共正在利用自由世界的經濟危機，在全球推行共產極權政治的文化意識，從而在思想意識的領域，為共產極權主義的全球政治擴張作準備。而更可怕之處在於，國際社會對此卻似乎一無所知——不知危機的臨近，比危機本身更加危險。
中共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為詭詐的政治動物。中共通過被它全面控制的中國媒體和它以國家之名豢養的百萬御用文人，製造出遮天蔽日的謊言，掩蓋其經濟崛起後面的政治意志，並企圖讓世界相信，中共正在“和平崛起”，中共的經濟發展將成全球復蘇的發動機，從而為人類利益作出不可取代的貢獻等一系列偽理論。世界各國的所謂“漢學家”，特別是華裔的“中國問題專家”，則以中共及其御用文人製造的政治和學術謊言為根據，撰文著書，為中共實現欺騙世界的陰謀作註釋。據中共國家國家安全部前部長許永躍的秘書透露，在二○○五年召開的一次有外交部、統戰部、中聯部和國安部派員參加的海外統戰工作會議上，以“世界最丑外交部長”聞名於世的李肇星，曾粗俗地說：“收買『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比收買貪吃的狗還容易，只要扔一塊小骨頭就夠了。”就是這個比狗還容易收買的族群，為中共隱藏真正的政治意志欺騙世界，立下汗馬之勞。
中共的經濟奇迹是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一是對數億“農民工”奴工般的勞動價值的冷血剝奪，一是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毀滅性開發。前者深刻地傷害了人性與良知，後者正對人類的生存環境造成致命的威脅。這種泯滅人性與良知，嚴重危害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的經濟崛起，本身就是一個對人類命運的惡毒詛咒，理應受到人類的譴責與抵制；一個對這樣的經濟崛起頂禮膜拜的時代，是墮落的時代，並定然將因為自己的墮落而受到歷史的懲罰。然而，整個世界正在物慾的誘惑之下，隨中共暴政的謊言的節律起舞。世界各國俗不可耐的實用主義政客，其中包括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竭盡全力讓他們的國民相信，中共的經濟崛起乃是世界經濟的拯救者。
人類又一次面臨重大的危機。我不是指金融或者經濟危機。真正的危機在於，一個仇恨自由、民主、人權、正義理念的鐵血強權，正趁世界性經濟衰退之機，迅速崛起，並試圖主宰人類的命運。
上個世紀，英法等國的政客引導世界相信納粹德國的和平謊言，最終使人類在幾乎毫無警覺的狀態下，突然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血雨腥風。現在，情況更加危機，因為，中共暴政擁有比納粹德國更強大的人口資源和國土資源的能量，而且中共製造的和平謊言比戈培爾更精緻，也更有欺騙性。
這是一個缺乏智者的時代，這是一個沒有偉大政治家的時代。人類政治大危機已經如太平洋上的颶風升起在歷史的長空，可世界各國對此卻視而不見。命運選擇台灣作這次人類政治大危機的第一個犧牲。這是台灣無法迴避的大劫難。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大劫難的內涵，那就是：中共暴政要使台灣人民，從自由人變為一個鐵血強權的政治奴隸。然而，台灣人選出的總統馬英九卻告訴台灣人，他已和中共暴政“建立了互信”。這真是令人慾哭無淚的悲劇。在國共兩黨刻意營造的“兩岸關係和諧”的假象之下，中共的經濟、文化、政治、社會的全面統戰活動，正如錢塘江大潮，滾滾湧入台灣。台灣的自由命運已處於現實的危險中。
我相信，自由是人類的共同事業。基於這個信念，我決意撰寫《台灣大劫難》一書。我不是書寫預言或者推斷，我書寫的全部內容都以中共高層的良知人士冒着重大風險傳達出來的資料為根據。這些資料所表述的是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實。只不過在中共極權鐵幕和謊言的遮蔽下，這些事實很難為外界知曉。
鐵血強權與自由即將以台灣為焦點，作生死決戰。對於台灣，決戰失敗，意味着淪為強權的政治奴隸——還有什麼比喪失自由更大的劫難；決戰勝利，則意味着從此能夠以自由人的姿態，在人類歷史之巔昂視闊步，贏得不朽的榮耀——有什麼比自由的榮耀更值得驕傲。
我撰寫此書的全部目的只在於為台灣敲響一次暮鼓晨鐘；為鐵血強權與自由的決戰已悄悄拉開序幕，向人類報警。無論自由將光榮的凱旋，還是悲壯的失敗，我都將同台灣的自由在一起，歡歌或者悲泣。
第一章 共產中國──不是你理解的中國
一、中國已經亡國 ——中共暴政是東方皇權的繼承者，還是西方極權文化的現代復活
美國知名學者亨廷頓斷言，當代歷史的主題是東西方文化的衝突。但是，亨廷頓錯了。
迄文藝復興至今的全部歷史，都在表述一個基本事實：率先從科學理性中獲得巨大物質能量的西方文化迅速崛起，並主宰人類的精神命運，與此同時，東方文化一潰千里，逐漸邊緣化，甚至趨於滅絕。所以，當代時代精神的主宰者是西方文化；構成當代文化衝突主題的，也不是東西方文化的衝突——東方文化還沒有從歷史失敗中復蘇，根本沒有能力成為時代衝突的主題。當代文化衝突的核心是西方文化的自我矛盾，自我否定，即西方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文化傳統，同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之間的矛盾。前者的當代政治表現是自由世界各國；後者的當代政治經典表現，便是中共暴政。
人類的歷史本質上是自然史之上的意志史。因此，考察任何人類歷史的進程，都要以精神價值作為基本尺度，才能準確理解歷史邏輯的本質。如果以上述理念為基點進行考察，就不難發現，中共暴政本質上與中國文化無關，也不是曾經綿延數千年的中國皇權文化的繼承者；中共暴政在文化的意義上是徹頭徹尾的外來政權，它的全部精神價值體系都是西方的。無謂余言之不確，請看事實之如左：
中共的哲學基礎，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前者是古希臘的唯物論和詭辯論雜交之果，後者則與黑格爾的宿命邏輯學直接有關；中共政治學的核心理論，即階級論中，可以明顯看到柏拉圖的《理想國》的等級論的幽靈；中共稱共產黨員是最先進群體的理論，與歐洲中世紀教士階層對自己神聖地位的定位有異曲同工之妙；中共的政治經濟理論則是對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改造；中共的共產主義理想不過是西方《烏托邦》理想的精緻化。甚至中共入黨宣誓的儀式也完全是西方文化式的。
中共政權的憲法序言中規定，占人類五分之一的中國人，都必須接受一個德國猶太人的主義，即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這意味着中共要用國家暴力維護馬克思主義的絕對真理的地位，意味着中國人不僅是中共的政治奴隸，也是德國人馬克思的精神奴隸；意味着馬克思主義被中共奉為中國的國教、國學；意味着精神信仰與鐵血強權結成同盟的歐洲中世紀神權政治在東方的復活。
中共政權從建政之日起，就開始用國家恐怖主義，迫使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絕對精神統治。中共政權以反馬克思主義的罪名，對追求精神自由的中國人實施一次又一次思想整肅和政治迫害，而每一次思想整肅和政治迫害的鋒芒，不僅指向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理念，更指向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中共政權在精神上完全是外來政權，它對中國半個世紀以上的極權專制，是中國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摧殘並趨於滅絕的過程，是中國淪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的過程。在文化的意義上中國早已亡國；那是比國土淪喪更可悲的滅亡。因為，滅亡的是中國的文化精神，是中國的國魂。而全體中國人既是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也是精神亡國奴。
中共政權在摧殘中國文化精神之後，又為中國文化的屍骸塗脂抹粉，企圖用這具無魂的行屍走肉引發的謊言效應，扮演中國民族利益代言人的角色，為其對中國實施馬克思主義精神殖民統治，增加合法性。但是，血寫的歷史早已確認，中共暴政是中國歷史上罪惡最為深重的賣國賊集團。因為，它背叛了中國人文化的祖國，摧毀了中國人精神的家園和心靈的故鄉。
中共政權沒有資格代表中國。中共暴政是犯有大規模屠殺人民罪、奴役人民罪、剝奪人民基本人權罪、文化和肉體的民族滅絕罪等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的罪犯集團——約八千萬中國人在中共統治下非正常死亡；中共暴政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龐大的貪污受賄的犯罪集團——幾千萬貪官污吏構成中國普通民眾沉重至極的經濟負擔；中共暴政是實行警察統治的政治黑手黨——暴政可以允許人的道德在物慾中徹底腐爛，卻絕不允許人們擁有政治選擇權和思想言論的自由權。
擴張是極權的天性。獲得巨大經濟能量的中共暴政已經重新建立起全球擴張的自信。踏碎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中共暴政的擴張必須邁出的一步。中共暴政的擴張與千年之前的十字軍東征遵循的是同樣的精神邏輯，即消滅一切思想的異端，用唯一的絕對真理統治人類的心靈。不同之處只在於，十字軍東征的發起者是教皇和教士階層，中共暴政擴張的發起者是中共黨魁和中共官僚階層；十字軍的旗幟上書寫的是天主教的箴言，中共暴政的旗幟上書寫的則是共產主義的理想。
我之所以首先揭示中共暴政的本質，是為了告訴世界和台灣，對自由的威脅究竟來自何方。準確理解威脅的來源，恰是戰勝命運的前提。
希望對中共暴政本質的揭示，有助於立志衛護台灣的自由與尊嚴的台灣人認知下述事實：對台灣的自由與尊嚴造成威脅的，不是中國文化，也不是中國大陸的十數億普通民眾，因為，中國文化精神早被中共暴政摧殘殆盡，趨於滅絕，根本不可能威脅任何人；中國大陸民眾處於中共政治奴隸的地位，政治奴隸連自己命運都無權決定，更沒有能力對其它人造成政治威脅。台灣的大劫難之源，乃是中共暴政。中共暴政不僅不代表中國文化精神，也沒有資格代表中國人。原因在於，中共權貴雖然長着中國人的面孔，但他們的靈魂卻屬於那個早已化為枯骨腐肉的德國猶太人馬克思；中共暴政雖然竊據中國之名，但它的文化價值的主體卻源自西方中世紀的極權主義文化傳統。
在自由的立場上，中國大陸民眾、中國文化同台灣的利益是一致的。擺脫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的地位，擺脫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殖民地地位，依據精神多元化的原則，重建文化的祖國——這是中國大陸下一個歷史時期的命運主題。抵抗並戰勝中共暴政吞併台灣、控制進而消滅台灣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陰謀——這是台灣下一個歷史時期命運的主題。
願一切熱愛自由的人們，以自由之名，同仇敵愾，共同書寫抗爭極權暴政的史詩。
二、中共經濟改革 ——並非自由資本主義的勝利
現實常在誤解中運行，真相往往只會呈現於歷史的回顧中。但是，為了應對危機，必須及時走出誤解的迷霧，逼近地注視真相。
近二十年來，對中國只有隔靴搔癢式理解的“漢學家”們和“中國問題專家”們，用喋喋不休的學術論證，散布一個巨大的謊言：經濟改革使中共走上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路。更可悲之處在於，這個謊言相當程度上成為國際社會判斷中共暴政發展趨勢的依據。
其實，只要稍具政治法律常識，就不會得出與上述謊言一致的結論。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不可缺少法律基礎之一，是法律主體間在法律權利上的一律平等；平等的法律權利構成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競爭的公正性的前提。然而，中共暴政之下，不可能存在真實的法律權利的平等。
法律並不具有當然的應該被遵守的權威。早在數千年前，睿智的亞里士多德就對法律作出良法和惡法的區別。唯有良法才有利於全體國民利益，從而應當被遵守。依據現代法的精神，良法必須以“主權在民”原則為靈魂，必須通過有效立法程序保證其體現全體公民的利益。中共暴政實施一黨獨裁的專制政治，用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剝奪人民的政治選擇權，從而也就剝奪了法律體現人民利益的可能性。中共以暴力對國家權力的壟斷決定了，中共暴政之法必然是中共權貴階層意志與利益的法律形式，因而是專制惡法。一切專制惡法都有共同的天性，即肯定特權，否定法律權利的平等。所以，在中共暴政之下，根本不存在實行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前提——法律主體的平等的法律權利。
中共二十餘年的所謂經濟改革，最後形成的是一個經濟體制的怪胎。對這個怪胎，可以稱之為權力貴族市場經濟。其主要特徵在於，以腐敗的國家權力為軸心，以權錢交易為潤滑劑，通過市場運作，使社會財富以瘋狂的速度，流入中共權貴階層和依附於權貴的奸商惡賈的錢袋。
由腐敗的專制權力操控的市場經濟顯然與公平競爭無關。在這種經濟體制怪胎下的競爭，根本上表現為向腐敗權力獻賄爭寵的能力競爭，以及不同權力掌控者之間的利益的競爭。但是，中共暴政的非正義的經濟體制卻湧現出巨大的經濟能量。這種情況主要產生於下述三個原因：
據中共民政部高級官員透露，至二○○五年止，中國的實際人口為十五億三千萬。中共官方公開宣傳的中國人口數量至今還是十三億餘人。中共不願公布真實的數字，既是為證明其計劃生育的國策取得了偉大成就，也是為避免中國真實的人口數量引起世界的恐慌。
中共民政部的一份保密的調查報告稱，中國的十五億三千萬人中，十二億五千萬生活在農村；其中五億左右的人口為“多餘勞動力”，即有限的農村耕地無法容納的勞動力。這個龐大的悲劇性族群構成了中國“農民工”的概念。中共權貴市場體制的經濟奇迹，就是建立在對遍布中國城鄉大地的數億“農民工”奴工般的勞作進行冷血剝奪的機制之上。
中世紀般的勞動條件、極長的勞動時間、每天不到1.5美元的工資、沒有任何社會醫療保障和退休養老保障、大量女工和童工的非人道使用等等，這些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時期才會存在的現象，都以中國“農民工”的名義，出現在標榜人權的當代。由於中共暴政的憲法剝奪了罷工權和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農民工”雖然有數億之眾，卻無法以集體的力量和受到法律確認的權利保護自己的利益；在與腐敗的權力勾結在一起的強勢的資本面前，個體的“農民工”只能是被任意欺凌的弱者。“農民工”像野草一樣活着和死去，從他們奴工般的勞動中湧現的被剝奪的超額價值，築成中共權貴和姦商惡賈的天堂和中共經濟奇迹的基石。
中共權貴市場體制產生巨大經濟能量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對自然資源的毀滅性開發利用。
八九年中共享數十萬大軍佔領自己的首都，大規模屠殺自己的同胞，使其反人類的兇殘本性裸露在陽光之下；中共暴政的政治道德基礎徹底崩潰。中共官僚集團試圖通過高速發展經濟，重建執政的道德基礎。這種以極權體制的政治利益為基本出發點的經濟發展戰略，必然是急功近利的、自私的，也必然以對自然資源的毀滅性開發利用，作為不可避免的後果。
據二○○七年國土資源當局向中共政治局提交的一份內部參閱的調查報告所載，由於礦藏的大規模開發和草場的過渡放牧，內蒙古從錫林郭勒盟往西至伊克昭盟和阿拉善盟的沙漠化趨勢將加速發展，長城以北在未來十年內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地區；黃河重度污染，下游斷流時間將在每年平均兩個半月的基數上逐年增加；長江河水系的生態平衡可能在十年之內崩潰；除青藏高原外，中國百分之六十九的湖泊均深度污染，已經變成魚蝦不能生存的死湖；除拉薩外，中國所有大中城市的空氣污染指數與十年前相比，都有不同程度升高；渤海沿岸五海里以內百分之七十的水面已經變成死海。
中共政權為維護極權政治體制而推進的經濟高速發展，也高速把中國變成不適於人類居住的毒氣污水之鄉。在東亞大陸這片廣闊地域上發生的自然環境遭到毀滅性破壞的悲劇，必將形成對整個地球的自然生態環境的致命威脅。
中共權貴市場體制經濟奇迹發生的第三個原因，則是外來資本為獲取高額利潤大規模湧入中國。
數億“農民工”奴工般的勞動和對自然資源的毀滅性開發利用，為資本獲取高額利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空間。雖然高額利潤是建立在對人類良知的踐踏和對人類生存環境的毀壞之上，包括台資在內的國際資本仍然經不住利潤的誘惑。在道德良知之間，資本選擇了利潤；在理性對人類根本利益的認知和個體短期利益之間，資本選擇個體的短期利益。大資本的擁有者一般應當是人類中精明的一群，但是他們的選擇卻顯示出人類最愚蠢的一面：利欲熏心，目光短淺，急功近利；為利潤不惜向魔鬼出賣良知與理性。
長時間以來，對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體制一直有兩類完全不同的預言。一類認為中共經濟將持續穩定高速增長，另一類則不斷發出中共經濟體制即將崩潰的警訊。
對於第一類預言，在進行嚴肅討論時我們顯然可以忽略不計。因為，相信一個建立在非人性、非理性基礎上的經濟體系會長久地成為時代的主題，不是庸人的愚蠢，就是為中共自我吹噓的謊言作傳聲筒。不過，以往對中共經濟即將崩潰所作的預言至今並未得到事實的證明。其根本原因在於，作出預言的那些“漢學家”、“經濟學家”、“中國問題專家”都傲慢而自信地迷失在一個誤區中，即他們是以自由民主世界或者國際間通行的經濟標準，研究並判斷中國的經濟，而中共的權貴市場則是按照其被專制鐵幕遮蔽的自身的邏輯來運行。在這種情況下，預言者被他的預言嘲弄就理所當然。
單純從經濟角度研究極權政治命運，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從本質上講，極權政治之下，沒有單純的經濟危機，中共政權首先是政治的動物。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由於中共推行“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等反人類、非理性的暴政，造成餓死近四千萬人的大悲劇，但是，卻並沒有出現所謂“經濟崩潰”。
中共體制的危機，包括其經濟體制的危機，根本上是政治的，或者說由政治所決定的。回顧歷史可以發現，中共大危機的爆發方式有下列兩種：第一，以中共內部政治權力鬥爭為危機爆發之源，其典型表現就是“文化大革命”；第二，以經濟問題為源頭，引發社會危機，從而激化黨內政治矛盾，使政治權力鬥爭衝破宮廷鬥爭形式的限制，全面社會化，其典型表現就是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二十年來，中共的權貴市場經濟體制在創造經濟能量的同時，每時每刻也都在為中共政治大危機的爆發積累能量。社會財富的極度兩極分化和中共官員不可遏制的腐敗趨勢——這兩項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的必然的社會效應，正在點燃中共政治大危機的導火索。
由於中國人的基數巨大，因各種原因進入中國的國外人士在大中城市往往看到一派繁榮景象。但是，繁榮的表像之下卻掩蓋着人類歷史上少有的，最極端的兩極分化。王滬寧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都是暴政的首席御用文人。二○○○年，他主持的一個研究小組，在一份關於兩極分化的內部調查報告中得出結論：大中城市是現代社會政治、文化和經濟中心，只要佔中國人百分之十四的大中城市人口如果保持穩定，中國就不會發生大的社會動蕩。這份報告為中共權貴階層在瘋狂積斂財富的同時，刻意保持大中城市繁榮，以維持社會穩定的方略，提供了基本的理論根據。
但是，我不相信，犧牲十餘億中國人的根本利益換來的近兩億人口的大中城市的繁榮能夠長久；近年來，每年數萬起民眾自發的維護基本權利抗爭暴政的事件，既是對極度兩極分化的抗議，也是對王滬寧偽理論的否定。現在，大中城市繁榮的後面，十餘億人對社會不公正的憤怒正如地火奔行；歷史很快將證明，以非正義為基石的社會穩定，不可能長久。
權力操縱經濟利益，經濟利益腐蝕權力——這是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的另一定律。中共政權早已無官不貪，無吏不腐；貪污腐敗成為官員正常的生活方式。普遍腐敗對中共極權的致命政治威脅在於，官員完全喪失政治理想之後，將以個人利益，而不是中共的整體利益作為行使國家權力的出發點。在受到嚴峻挑戰的關鍵時刻，官員將基於個人利益作出政治選擇，而不會為中共的政治存在出生入死。前蘇聯崩潰之際，近千萬蘇共官員鮮有人挺身維護蘇共政權，就是歷史的前鑒。關於腐敗對中共的致命政治威脅問題，本書後面還有更詳細的論述。
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體制因其非人性、非理性、非正義，必然導致社會危機，並引發政治危機。現在，財富的極端兩極分化和官員普遍的深度腐化，都在呼喚中共暴政的政治大危機。人們所等待的只是一次歷史的機遇——中共官員在醉生夢死中等待，中國普通民眾在憤怒中等待。
就在這種時刻，我聽到馬英九總統告訴台灣人，中共的經濟體制將為台灣帶來巨大的經濟發展前景。同時，我也預先聽到了歷史對馬英九的嘲笑。
三、中共經濟發展的政治效應——走向民主，還是強化極權
經濟的發展將促進中共逐步放棄政治專制，走上民主化的道路——相當長的時間以來，這種論斷成為一種思想時尚。但這是醜陋的時尚，因為，它虛假。
最初，是中共的御用文人製造出上述論斷。靠中共施捨學術機會為生的各國“漢學家”、“中國問題專家”和乞盼中共對其招安的中國偽自由知識分子，則群起鼓噪，把這個論斷奉為不可質疑的真理。世界各國的小政客也願意相信中共御用文人製造論斷。因為，他們可以利用這個論斷，為自己犧牲民主政治和人權的原則同中共交換經濟利益的行為作政治道德的辯護；國民黨上層的某些人士，更把上述論斷當作國民黨諂媚中共的合理性根據。
蘇格拉底曾說，“知識即美德”。然而，知識卻常以作強權的婢女，來論證其墮落。在此，我們不得不又一次面對知識墮落：為證明中共通過經濟發展會自願放棄專制，實行民主政治的論斷，海內外眾多同中共暴政有“剪不斷，理還亂”的利害關係的文人，殫精竭慮，搜腸刮肚，製造出許多理論。現擇其重要者列舉如下。
其一曰“中產階級論”，即經濟發展必然產生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強化到一定程度又必然提出民主政治的要求，中共則會順應這種要求，逐步放棄專制；其二曰“私有化論”，即中共經濟改革的私有化，必定導致民主政治；其三曰“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論”，即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一定數量，就必然引發政治民主化進程。
事實已經證明上列各種理論，均是偽理論。不過，為以理服人，仍有必要對這些偽理論的謬誤，作理論的揭示。
“中產階級論”的謬誤首先在於對歷史史實的曲解。歐洲中世紀末期，確實是中產階級率先提出實現自由、民主、人權的政治要求。然而，民主政治要求的實現主要是以人民革命的名義，而不是專制者自動放棄專制的方式來實現的。儘管歐美各國革命的激烈程度有所區別，但革命是由專制轉向民主的歷史邏輯。認為中共會應中產階級的要求而自我放棄專制特權，沒有歷史的根據。
中共權貴市場經濟，是腐敗的國家權力主導的經濟過程；在專制權力主宰一切的國度，資本本質上不過是腐敗權力的奴僕。以權力貴族和依附於權力貴族的奸商惡賈為一極，以絕大多數普通民眾為另一極的財富和權利的兩極分化，構成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所以，產生一個占人口多數的強大的中產階級只是幻想。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成為中產者的群體，也不會是民主政治的追求者，因為，他們所具有的超過絕大多數中國人的中產者的地位，以中共專制的存在為政治依靠。
“私有化論”的謬誤則首先在於思維的基本形式邏輯的錯誤。“民主政治一定要以私有製為基礎”這個判斷是對的，但是，卻不能因此得出“只要實行私有制，就必然實現民主”的判斷。因為，那違背幾千年前亞里士多德已經說出的關於形式邏輯的真理。事實上，迄今為止人類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都處於專制皇權與待定的財產私有制並存的狀態中。民主政治與財產私有制聯袂出現只是近代史以來的現象——或許在古希臘時期，也有不成熟的民主制與私有制共生。縱覽歷史，可以看出，私有化一定導致民主制的斷言，不過是淺薄的小文人為中共政權美言的偽理論。
中共建政之後，通過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將農民土地收歸國有或者集體所有；通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這種政治式的搶劫，將私人資本收歸國有。但是，由於中共以憲法的名義規定，自己是唯一的不可變更的執政黨，從而剝奪了人民的政治選擇權，所以，整個國家都為中共官僚所有，所謂“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本質上是中共官僚集團的集體私有制。中共官僚集團因此也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資產者——它擁有全中國的土地和財富。
上個世紀“文化大革命”社會大悲劇的落幕，同時也意味着中共理想主義騙局的破產。連中共官員也普遍喪失對中共政治信念的信心。
一切極權政治都是用理想主義騙局和利益誘惑來維持其政治凝聚力。理想主義騙局破產之後，便只有靠利益誘惑。於是，出身於四川黑社會世家的老政客鄧小平，或許憑着家傳的對人性貪慾的敏感，決定實施所謂經濟改革。而其經濟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便是將原來的財產“國有制”，即實質上的中共官僚集團集體私有制，改為財產的中共權貴階層的個人所有制，使官員更直接地體驗到從中共極權政治中得到的巨大物質利益，從而增強極權政治的凝聚力。
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召喚，很快便通過所謂經濟改革和“國有資產”私有化的進程，轉化為中共權貴階層迅速暴富的現實。隨中共權貴階層一起暴富的，還有依附於權貴階層的奸商惡賈和百萬御用文人。極少的一部分人利用專制特權攫取絕大部分財富，絕大部分普通民眾卻根本沒有通過“私有化”獲得財富的機會。中國的現實表明，極權政治背景下的“私有化”，是權力擁有者對社會財富的“合法搶劫”；在人民被剝奪政治選擇權和其它基本人權的情況下，“私有制”不會給絕大部分普通社會成員帶來獲得財富的公平機遇，而只能帶來社會財富分配的極端不公正和相對貧困，甚至絕對貧困。由極權政治操控的經濟改革和“私有化”，既沒有意願也沒有可能導致政治民主，相反，其根本的政治目的在於強化極權統治，維護權貴階層特權利益，以及相應的法律和經濟制度。
至於“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論”的荒謬則更為明顯。不分具體的時期、地點、對象，僅用某種數量的相似性，就得出定性的結論——這本身只意味着幼稚至極的學術玩笑。上一次民主化浪潮過程中轉向民主的國家，與同中共暴政有一個根本不同，即那些國家實行的是威權政治，而中共暴政是當代極權政治的巴士底獄。用威權政治變化的數量尺度，衡量極權政治，怎麼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許多人以中共的經濟改革為根據斷言，中共已經放棄馬克思列寧的極權主義。這種斷言是錯誤的。在哲學和政治學的範疇內，在政治法律實踐中，中共仍然毫不退縮地堅守馬克思列寧的極權主義。改變的只是維護極權政治的經濟方式，即過去用計劃經濟體製為極權政治服務，現在則用權力貴族市場經濟來強化極權政治。
中共暴政現在允許人們有瘋狂追求物慾的自由，有道德淪喪、良知泯滅的自由，有聲色犬馬、奢侈淫亂的自由，卻絕不允許中國人擁有政治的選擇權和思想言論、精神信仰的自由。在政治和精神的領域，中共不僅沒有放鬆極權控制，而且實施最極端的極權控制，即秘密警察統治。
中共的經濟改革沒有，也不會導向民主政治。因為，中共經濟改革的政治目的不在於實現民主，而在於強化極權。由此，經濟改革的後果，也必然趨向極權政治的強化。
中共以權貴市場體製為經濟基礎，建立起腐敗權力、骯髒金錢和墮落的知識三者間的罪惡同盟。但是，權力市場經濟造成的財富極度兩極分化，正在血淋淋地撕裂社會的穩定。中共不得不越來越依賴國家暴力和官方謊言，來延續其獨裁統治。依賴國家暴力，便必須強化中共對軍隊、警察、官員的極權政治性的控制；依賴官方謊言，中共便必須強化對媒體、學校、出版、研究機構和人民思想與言論自由的極權政治的控制。所以，中共的經濟改革導致中國極權政治的極端化，乃是正在發生，並將繼續下去的趨勢。唯有中共暴政如前蘇聯帝國那樣，事先幾乎沒有任何預警，就在突然爆發的人民大起義中頹然崩潰，強化極權的政治趨勢才可能終止，中國民主建政的進程才可能進入歷史。
四、簡要結論
世界處於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的前夜，但卻很少有智者意識到這一點；台灣正面臨政治的大劫難，這次劫難很可能使台灣喪失最寶貴的政治和精神財富，即自由，並淪為一個鐵血強權的政治奴隸，但台灣的眾多的庸人政客卻對此視而不見。我通過本章的表述，揭示中共暴政的本質，是試圖讓世界看清人類政治大危機之源的真相，看清台灣政治大劫難之源的真相。認識真相，才有可能戰勝危機與劫難。
許多台灣朋友基於複雜的情感原因，不願真正關注中國和中共暴政。但是，命運已經把台灣逼到角落，台灣人不能不關注他不願關注的對象。我說明中共暴政是一個背叛自己文化祖國的外來政權，中國已經文化亡國，淪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精神殖民地，是為了闡釋中共暴政同中國文化、中國人之間的原則區別。認清這種區別，對於台灣認清劫難的真正來源，並戰而勝之，至關重要。
我說明中共暴政的經濟改革不會產生公平競爭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也不可能趨向民主政治，而只會強化極權專制，是為了從原則上表明，我們的認知與台灣統派政客散布的謊言的不同——他們正在把中共暴政，這個台灣的政治大劫難之源，描繪為台灣經濟的希望之星。
最後，我希望通過本章的內容，引發讀者思考一個問題：中共暴政，這個犯下重重反人類罪的犯罪集團，這個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貪官污吏集團，對人類和台灣究竟意味着什麼。我在本書以下各章中的表述，都是試圖回答這個希望讀者思考的問題。
第二章 中共暴政的政治意志：2012，不戰而勝台灣
一、中共暴政對台灣政治戰略的確定——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
台灣是插在中共官僚集團政治心臟上的一根刺。對於毛澤東等老一代中共官僚而言，解決台灣問題意味着最終解決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半個世紀以上的愛恨情仇；以中共最終的完全勝利結束這一段歷史，構成老一代中共官僚生命最後的政治激情。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就曾在中共內部的秘密會議上和中共公開發布的文件上宣示，要在十年之內解決台灣問題。只是由於八九年六.四慘案，使中共和鄧小平個人受到政治的重創，十年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計劃才被擱置。
對於江澤民和胡錦濤等新中共官僚，台灣仍然是插在他們政治心臟上的一根刺，而且插得很深。
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轉瞬間便在人民大起義中冰消雪化，中共自己的政治道德基礎也在六.四事件中徹底崩潰——新的中共官僚集團是在這樣極端危險的政治狀況下走上權力之巔。恰在幾乎同一個歷史時期，台灣掙脫威權政治的陰影，走上自由民主進程。台灣實現自由民主的意義遠遠超過台灣本身。中共新官僚集團意識到，台灣民主化在十五億大陸民眾中的政治示範和政治召喚效應，已經構成對中共極權專制的致命而急迫的政治威脅。於是，通過國家政權統一的方式，用中共的極權政治控制並進而消滅台灣新生的自由民主政治——這成為中共新官僚集團為保持自己的生存而制定的明確的政治戰略。
另外，六.四之後，中共暴政企圖通過經濟發展重建其統治合理性。但是，權力貴族市場體制運行的結果，在產生巨大經濟能量的同時，也造成極端的財富兩極分化。從兩極分化中湧現出對中共極權的不滿和憤怒，已經超過經濟能量對社會的安撫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官僚集團也急需揮舞民族主義旗幟，解決台灣問題，從而以“民族英雄”的資格，為其用鐵血暴力鎮壓中國大陸民眾對極權暴政的反抗，作合理性辯護。
鄧小平死前作出的關於台灣問題的政治遺囑的錄音，現在依然處於嚴格的保密狀態；當時也只傳達到中共的政治局委員一級和軍隊的大軍區正職一級。現將鄧小平遺囑的最關鍵的內容引述如下：
“… … 幾年來，黨內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都蠢蠢欲動，想要效法所謂台灣經驗。還有人勸我們學習蔣經國，開放黨禁。這個政治動態應當引起我們百倍警惕。要教育全黨明確認識，台灣問題現在超出了我們同國民黨的歷史恩怨。… … 台灣問題的解決，關係到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生死存亡，關係到共產黨的生死存亡。… …要創造條件，儘可能早解決台灣問題。台灣和香港不同。香港有租借條約，所以百年後還可以解決。台灣沒有條約，拖下去，對我不利，越拖下去越難解決。… … 台灣問題要在胡錦濤同志的兩屆任期內解決。不要超過二○一二年。希望我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慶功會。… … 江澤民同志不要爭功，不要冒進，要踏踏實實為胡錦濤同志解決台灣問題創造條件。毛主席，還有我和許多老同志，幾十年都在為解決台灣問題創造條件。只是由胡錦濤同志代我們黨去收穫。”
鄧小平的遺囑用典型的中共黨文化語言表明，這個中共精明的老政客已經意識到，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對大陸的政治示範作用，構成對中共政權的致命威脅，因此，他也把所謂“解決台灣問題”當作消除致命政治威脅的基本方法，並為解決台灣問題制定出最後時間期限。
江澤民最終交出黨軍大權之前，愛將陳良宇曾極力勸其發動台海戰爭，然後以戰爭狀態為名，中止向胡錦濤交權的程序，從而繼續掌握黨軍最高權力。王守業也在二○○一年升任海軍副司令員後，用寫血書的方式，勸江澤民果斷解決台灣問題。江澤民沒有接受勸告，並非由於擔心美國介入台海作戰，而是因為鄧小平遺囑中已經直接告誡他不要爭功，他怕用對台作戰的方式阻止胡錦濤按正常程序接掌權力，引發黨內針對他的反對浪潮。他自知在權力鬥爭中積怨甚多，因此不敢涉險。陳良宇和王守業則由此為自己種下禍根。二○○五年胡錦濤接掌軍委主席之後，立即拿王守業開刀，對其實施“雙規”，即變相逮捕，終至軍法起訴，判死緩。陳良宇以中共政治局委員之高位，也不免鋃鐺入獄，成為階下囚。這兩位官員的罪名都是貪腐。在中共無官不貪無吏不腐的狀況下，貪腐乃是整肅權力鬥爭對手的風流罪名。對於中共官員而言，政治罪名尚有平反之望，以貪腐被治罪將萬劫不復。胡錦濤不可謂不毒。
二○○二年，胡錦濤成為中共總書記之後，表面上竭力宣揚“和平崛起”，不過是疑兵之計，暗中卻全力推動於二○一二年十八大前以武力為主解決台灣問題的計劃。二○○八年初，中共注意到國民黨有在選舉中獲勝，重新執政的重大可能。國民黨失去政權的八年間，中共有計劃地對國民黨權貴階層進行收買利誘，眾多國民黨上層家族已經在大陸開設企業或商號，使自己的經濟利益與中共政權血肉相連，密不可分；眾多國民黨高級知識分子也通過同大陸的學術交流，把自己的學術命運與中共嚴密控制下的大陸學院和研究機構連接在一起；更有國民黨主席連站之類，除其家族在大陸經商之外，其本人更通過“聯共制台”的方針，親共、媚共、投共，使自己的政治利益與中共極權暴政的政治利益形成唇亡齒寒，休戚與共的關係。鑒於上述情況，胡錦濤判斷，國民黨一旦重新執政，中共就有用“和平方式”為主，即用統戰方式為主，迅速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在二○○八年台灣大選還沒有結束之前，胡錦濤就已指令其首席幕僚令狐計劃統籌，王滬寧副之，組建一個寫作組，以國民黨重新執政為前提，起草解決台灣問題的新政治戰略。
馬英九如中共的判斷當選總統之後，中共於二○○八年六月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部門部署對台戰略。為了保密，會場設在北京西山洞穴深處的中央軍委第一戰略指揮中心。參加會議的除中共政治局成員外，包括書記處成員、軍隊大軍區和軍兵種副職以上領導；國務院辦公廳正副秘書長；統戰部、外交部、公安部、國安部副職以上領導等，共計二百餘人。
胡錦濤在會議的發言中講到：“… … 毛澤東同志早就英明指出，統一戰線是我黨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之一。經過多年有計劃、有步驟的工作積累，我們對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取得了歷史性的成果。這次國民黨重新執政，為我們用和平方式迅速解決台灣問題提供了重大現實可能性。這是我們重新修訂對台政治戰略的事實根據。”
在這次會議的講話中，胡錦濤還特別表揚了中共國安部和外交部。他說，“國安部通過高效、縝密的工作，從兩年前起就發現掌握了陳水扁家族貪污罪行的確鑿證據，一些愛國台商也向我們有關部門揭發了陳水扁家族向他們勒索的情況；外交部的工作也很有成績，經過努力，使美國政府同意給我們提供幫助，一起說服瑞士銀行和新加坡政府，用充分策略的方法，把陳水扁家族貪污的罪證透漏、轉交給台灣司法當局。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陳水扁很快就會被捕。他的被捕將給台獨勢力造成重大打擊，也會進一步加強國民黨政府控制台灣局勢的能力。這次美國在陳水扁問題上同我們的配合也說明，國際關係形勢對我們迅速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十分有利；美國確實把『台獨』視為麻煩製造者。現在，日本對移送陳水扁家族貪污罪證的問題態度還比較曖昧。外交部要就此進一步加強對日本的外交工作。日本當局一旦同意移送罪證，其影響就會超越案件本身，對分化日本同台獨勢力的關係，起到積極作用。”
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中共中央的三個文件：《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關於對台軍事鬥爭準備預案》、《統一台灣的政治法律 處置預案》。重點是第一個文件。
在《解決台灣的問題政治戰略》中，中共關於新情況下對台灣的總體政治戰略任務是這樣表述的：“全黨要緊緊抓住國民黨重新執政的時機，通過加速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全面統戰工作，務必於二○一二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不戰而勝，政治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徹底粉碎國內外敵對勢力利用台灣的所謂『民主經驗』，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陰謀。”這個文件中還對政治統戰方案、經濟統戰方案、社會文化統戰方案、相關的外交戰略方案作出了指導性和原則性規定。對上述各個方案，本書將用專章介紹。
《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最後提出：“在繼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前提下 ，全黨、全軍的工作重心要轉到實現二○一二不戰而勝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上來。外交、內政、軍事、公安、國安、宣傳工作，都要主動為對台灣的統一戰線工作服務… … 要把解決台灣問題提高到關係社會主義制度的生死存亡高度來認識。… …在努力爭取用統一戰線的方式，即用和平方式為主解決台灣的同時，全黨全軍也要繼續毫不鬆懈地作好軍事鬥爭的準備。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是鄧小平同志的遺囑確定的，也是我們這一屆黨中央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英靈所作的政治承諾，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一些台灣朋友聽到關於中共對台政治戰略的介紹後，第一反應是震驚，而且不相信中共會實施這個政治戰略。這些台灣朋友斷言這個政治戰略“是不理性的”。
是的，在這一點上台灣朋友們說得沒錯——中共的這個政治戰略確實是非理性的。但這些台灣朋友們沒有認識到，所有極權政治體制都存在一個共同的特徵，即“戰略決策上的非理性，和戰術執行上的高度理性”。
關於極權政治體制的這個共同特徵，首先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不斷被歷史史實證實的現象。二次世界大戰中，沒有一個政治家或者軍事家預見到德國會主動發起兩線作戰，但德國就那樣作了，這顯然是戰略決策上的非理性。與之同時，德軍的“閃電戰”等戰術，卻又顯出精確的理性安排，甚至理性得像一架機器。仍然是二次世界大戰中，也很少有人相信，在沒有解決中國問題的情況下，日本會發起對美國的戰爭，因為，那是不理性的。然而，日本政治與軍事家群體恰好選擇了戰略上的非理性。不過，日本海軍對珍珠港的偷襲又具備極其高度理性策劃的素質，即戰術執行上的充分理性。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如果根據理性判斷，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既無空軍掩護，又缺乏後勤保障能力的中共軍隊會投入韓戰，與剛剛用原子彈轟擊過日本的美軍抗衡。但是，理性又一次在戰略決策的意義上被極權政治忽視，而中共軍隊的戰術則達到了以弱搏強所能達到的理性的極限。
上述這類史實還可以引證許多。為什麼極權體制會具備“戰略決策”的非理性的共同特徵呢？對於這個問題，亞里士多德數千年前關於人治與法治的論述，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亞里士多德認為法的治理優於人的治理。因為，人都是理性與感情的結合體，所以，人的統治會由於個人感情的作用而偏私。不過，儘管每個人都既有理性又有感情，然而，人卻又有能力創造超越個體，因而超越情感的純粹理性形式，這個純粹的理性形式，就是法律。所以，法的治理就是理性的治理。
亞里士多德的上述思想對於理解極權體制戰略決策的非理性特徵有直接的意義。極權體制與人治是同一回事。極權體制之下，獨裁者或者寡頭集團的個人情感是其戰略決策的根據，而以個人情感為根據的戰略決策，不可能理性，只能是非理性。以中共對台灣的政治戰略為例，在決策過程中，起作用的只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寡頭集團的愛恨情仇和寡頭們對極權利益的認知，台灣民眾的意志、願望、情感、利益則完全被忽略。這種完全忽略台灣民眾存在的對台政治戰略決策怎麼可能是理性的？
長期以來，國際上多如過江之鯽的“漢學家”、“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共的判斷少有準確的時候，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不懂極權戰略決策的非理性特徵；用理性的標準判斷極權戰略決策，必定得出錯誤的結論。“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在誤導世界，也在誤導台灣。台灣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如果不能深刻理解中共對台戰略決策的非理性，就不可能真正看清台灣面臨的危險，更不可能找到戰勝命運大劫難的方法。胡錦濤等中共寡頭的個人心理狀態，在此次中共制定的“2012不戰而勝台灣”的政治戰略中起到關鍵的實質性作用。從中人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共對台戰略決策不僅是非理性的，而且是瘋狂的。這正是我在緊接下來的一節中要討論的問題。
二、胡錦濤個人心理因素在確定對台政治戰略中的作用——是歷史的荒謬，還是人性的荒謬
民主政治之下，權力意志之魂在於法律，而法律以公民的意志與利益為依歸；極權政治之下，最高獨裁者和寡頭集團的個人意志就是權力意志。當前，《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構成中共權力意志的首要的興奮點。所以，這個政治戰略的最終決策基礎，就在於胡錦濤和中共寡頭集團成員個人的心理狀態。只有剝去表面的官樣文章的外衣，我們才能發現，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的真實背景，是多麼陰暗，多麼瘋狂，又多麼荒謬。為此，我們首先需要對中共黨首胡錦濤的人格與心理狀態，作必要的探討。
極權政治要求用奴性人格與阿諛逢迎之術築成陞官之路，因為，向上負責是極權政治的基本邏輯；極權政治是陰謀政治，所以，華麗謊言修飾的偽善與偽善深處隱藏的陰狠，就構成專制官場中生存與發展必須具備的人格條件；極權政治以對獨裁權力的貪慾，以及獨裁權力帶來的榮耀和特權，作為基本的政治動力，因此，對權力的貪慾必定是專制者心理的聚焦點。
奴性、偽善、陰狠的人格，對權力的沸騰的貪慾，構成中共官員普遍的基本人格與心理特徵。不過，要想從中共暴政兩千餘萬貪官污吏中脫穎而出，踏上權力之巔，除了命運的機遇之外，還必須是奴性、偽善、陰狠至極者，必須是把追求權力視作生命的唯一意義者。胡錦濤正是這樣的人。
對於胡錦濤，貪婪與權力已經成為唯一的生存價值。在奴性、偽善和陰狠人格的養成上，命運也為胡錦濤提供了充分的條件。胡錦濤出身於大學的政治輔導員。凡在中共建政後的大學里學習過的人都清楚，大學里共青團幹部、學生會幹部和政治輔導員一類人，是學術上無知無能，醉心於幫助中共對大學師生實施政治控制的告密者群體。在大學里，與其說他們受到學術訓練，不如說受到中共控制人的政治陰謀和權術的訓練更準確。而這種訓練正是養成純熟的奴性、偽善和陰狠人格的搖籃。
胡錦濤雖然具備成為中共獨裁者的全部人格條件和心理素質，但他的仕途卻並非都一帆風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胡啟立、王兆國等與共青團淵源甚深的中共領導人在權斗中失勢之後，得勢的中共頑固派對共青團出身的幹部的政治可靠度產生懷疑；胡錦濤擔任過共青團第一書記，順理成章處於懷疑之列。於是他從貴州省書記任上被調為西藏自治區書記。這次調動雖說屬於平級調動，但由貴州調到更偏遠的西藏，本身就是有貶謫的意味。而且從中共歷史上看，西藏的書記幾乎沒有能繼續升遷的。一時之間，胡錦濤的仕途似乎已到盡頭。胡錦濤心灰意冷之際，赴藏不久，便託病返回北京住院療養。
一九八九年是胡錦濤命運轉折的起點。年初，在北京養病的胡錦濤接到中共西藏黨委轉來的一份文件，文件中稱，根據公安部門秘密偵查掌握的證據，藏人僧侶準備在三月發起動亂。最初，這份文件並沒有引起胡錦濤的重視。這時令計劃找到胡錦濤。胡錦濤任團中央書記時，令計劃作過其秘書。按中共官場的潛規則，官員與其秘書之間是親密的主僕關係。令計劃得知那份文件的內容之後，向胡錦濤建議：馬上返回西藏，作好平息藏人僧侶動亂的準備；一旦事態出現，立刻高調平息動亂。令計劃指出，這可能是胡錦濤進一步發展的最後機遇；只有出現重大事態，胡錦濤的個人命運才可能出現轉機。
據知情者透露，五年之後，令計劃曾向人講起，他當時為胡錦濤獻的此策乃千古奇策，堪比漢張良當年為劉邦所獻的暫入蜀為王之策。
胡錦濤接受令計劃的建議，很快返回西藏，並在一九八九年三月，未經事先請示中央，就以西藏黨委名義，強令西藏軍區警備團和駐拉薩武警總隊，全副武裝，開進拉薩城區，用大屠殺的方式平息藏人僧侶的和平起義。胡錦濤本人竟然也完全違背中共官場規則，以文職人員的身份，頭戴軍用鋼盔、手執自動武器，赫然出現在大屠殺第一線。
據西藏公安廳一份秘密文件記載，此次大屠殺中逮捕僧侶一千三百多人，平息暴亂的當場擊斃所謂“暴徒”四百八十三人，後在關押中又有一百二十三名受傷的暴徒死亡或者自殺。胡錦濤，這個平常拘謹呆板，微笑總像不會凋謝的塑料假花一樣掛在臉上的人，竟會如此兇狠，連一些中共的老軍頭都感到驚嘆。一些曾與胡錦濤共過事的官員對此更覺得匪夷所思。
其實，胡錦濤的表現完全符合奴性人格的邏輯。在長期尊嚴被踐踏、情感被壓抑的奴性人格中，都如深海暗流一樣涌動着盲目報復的陰狠獸性。我預言，胡錦濤在對待藏人僧侶時展現出的兇殘，將在他“解決台灣問題”過程中的關鍵時刻，再次血淋淋地裸露出來。
事件後，中央軍委和武警總部的一些高級將領對於胡錦濤未經請示中央就調動部隊十分不滿；認為這嚴重違背了軍事紀律，一度試圖正式提報告，要求對胡錦濤作出處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隨後爆發的六.四事件，不僅使胡錦濤完全擺脫受處分的可能，而且使他受到鄧小平的垂愛。鄧小平決意用自己沾滿六.四之血的手，把權力交給手上沾滿藏人之血的胡錦濤。這個精明老政客認為，只有如此，他死後才不會因六.四血債受到清算。無奈當時江澤民獲得李先念、陳雲的鼎力支持，鄧小平已不得不同意江澤民出任總書記，他只好通過一系列的政治和人事安排，隔代制定胡錦濤作未來的中共最高領導人，並用政治遺囑的方式，把解決台灣問題的權力和功勞“恩賜”給胡錦濤。當然，這絕非出於鄧小平對胡錦濤的個人偏愛，而是老謀深算的鄧小平為防止自己死後因六.四血案被鞭屍，一定要強化同他一樣有血案者，即胡錦濤的權力地位——鄧小平最怕的是他的後任者為六.四“平反”，因為，以共產黨的名義給“六.四”平反，意味着鄧小平及其家族徹底喪失所有政治依託，並直接承擔屠殺北京學生和市民的滔天罪責。
總括而言，促使胡錦濤二○一二年之前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決策的個人心理因素，主要有下列各項：
首先，二○一二年秋，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胡錦濤的兩屆任期已滿，按規定應當交出權力。對於獨裁者，交出權力比交出生命更痛苦。所以，在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的過程中如果出現重大事件，或者主動製造重大事件，胡錦濤便會找到推遲中共十八大召開的理由，從而“合理地”延長自己掌握最高權力的時間。
其次，即便找不到延長執掌權力的理由，在權力還屬於自己的時候，運用權力“建功立業”，不但可以鞏固胡錦濤個人在中共黨史上的地位，而且還可以在相當程度上保障胡錦濤交出權力後，其家族利用腐敗權力斂聚的資財的安全。
再次，成功“解決台灣問題”可以使胡錦濤對黨內權力鬥爭的對手取得絕對政治優勢，從而按照他的意願組建下一代中共領導人的核心團隊。這樣，即使交出了權力，胡錦濤也能夠繼續以太上皇的資格垂簾聽政。
從以上討論可以看出，胡錦濤決策二○一二年前解決台灣問題的每一項心理因素後面，都是其奴性、偽善、陰狠和貪婪權力的人格在起作用。
同時，胡錦濤的這個決策不僅得到鄧小平政治遺囑的支持，而且也符合中共寡頭集團成員的利益。
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可以使這一代中共寡頭集團以“集體領導”之名，分享“豐功偉績”，滿足他們對榮耀的貪慾。不過，長期馬克思唯物主義的洗腦，使中共官員基本上屬於極端功利主義的一類。因此，他們對榮耀的渴慕之下，隱藏着更加實用主義的考慮。
當今中共寡頭集團成員及其家族，無一例外都是利用腐敗權力貪污受賄的犯罪者，其中相當一部分還犯有屠殺人民罪、酷刑罪、群體滅絕罪等反人類罪行。在台上時，他們可以用權力保護自己，一旦下台，失去權力之盾，他們的罪行就很可能成為權力鬥爭的對手整肅他們的理由。而參與“解決台灣問題”的大功，則會為他們下台之後提供歷史功勛意義上的地位保障，極大增強其安全感。
胡錦濤的個人慾望與寡頭集團成員的慾望和利益的契合，使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成為中共暴政整體的權力意志。那些相信中共戰略決策會遵循理性規則的人們，其實自己最缺乏理性，因為，他們缺乏對極權政治戰略決策的特點作出準確判斷的理性能力。
遙想當年，慈禧太後為維持其專制皇權的安全，便把台灣出賣給日本。在那個過程中，沒有誰想到要考慮台灣人民的情感、意願和利益。台灣的命運就這樣被一個衰朽荒淫的老太婆所決定。今日，中共政權，一個對中國實施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極權統治的外來寡頭集團，卻又要以“統一”為借口，用極權專制的鐵鏈鎖住自由的台灣。在此過程中，台灣人民的情感、意願仍然被忽略不計。難道台灣的命運又要被腐敗至極、貪婪權力的中共寡頭集團決定嗎？這既是人性的荒謬，也是歷史的荒謬；或者說，這是獨裁者的荒謬的人性書寫的荒謬歷史。所幸，歷史並不總是由獨裁書寫。所有渴望自由的人們，現在已經到了必須握住歷史之筆，書寫自由命運的時候——為歷史免於被獨裁者的意志主宰，渴望自由的人們必須書寫歷史，即便需要蘸着血淚書寫。
三、中共對台戰略的策略和戰術設計 ——非理性下的精確理性
過去，智者告訴人類：貪慾是萬惡之源。現在，我願說：對專制權力的貪慾是萬惡之首。
正是對權力的貪慾構成專制者戰略決策的非理性的基礎；權力的貪慾像一團猩紅的火，日夜燒灼着專制者的心，使他們成為非理性的動物。不過，專制政治的官場又是陰謀遍地、險惡至極的叢林。只有最具實用主義生存理性的人，才可能生存下來，並成為黑暗的叢林之王。專制官場的這種極端實用主義的生存理性訓練，又把專制者培養成深諳人性弱點的理性動物。專制者權欲沸騰的靈魂是非理性的，專制者的權謀之術則極端理性。專制者的這種分裂的人格特徵決定了，極權政治戰略決策上的非理性和戰術執行的極端理性的特徵。而這也正是極權政治的可怕之處——通過精確的理性設計和運作，來實現專制權力的貪慾中的反自由、反人類內涵。這種極權政治的可怕之處已經成為台灣必須面對的現實。
從中共官員的身上，人們可以明確地發現非理性和權謀理性集於一體的雙重人格。
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解決台灣問題”的三個決議，是胡錦濤授意，由令計劃統籌的三個工作小組擬定的。那次會議上，令計劃在對三個決議進行說明的報告中講到：“… … 有同志提出疑問，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是不是倉促了一些，時機是不是成熟。… … 胡錦濤同志和常委班子，是在對未來我黨面臨的政治、經濟、社會局勢作出全面而深刻的研究之後，才果斷作出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決策。這個決策一點也不倉促，時機也早已成熟，即使有一些條件暫時不具備，也要用開創性的工作使之具備。… … 我們處於戰略機遇期，但也處於改革深化，深層矛盾將逐步暴露出來的時期。未來的五年之內，在經濟、社會和思想政治領域，可能集中出現不穩定因素，甚至可能出現大規模社會動蕩。在這種情況下，果斷把解決台灣問題提上議事日程，有利於凝聚全黨、全軍的意志，有利於激發全國人民的愛國熱情，有利於預防可能出現的各種危機。… … 而且，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也是鄧小平同志對胡錦濤同志和這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囑託。鄧小平同志在遺囑中就高瞻遠矚，提出要儘早解決台灣問題；指明這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生死存亡，關係到我黨的生死存亡。”
令計劃的這番話對於不熟悉中共黨文化的讀者，可能不容易準確理解。因此有必要作一定程度的“翻譯”。令計劃的上述發言的中心意思如下：由於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運行二十餘年造成的極端兩極分化已經到達臨界點，中共將在未來五年進入經濟、社會和政治思想的大危機期。因此，實施二○一二年之前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可以把大陸的重大矛盾引向外部，同時有利於煽動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情緒，用以欺騙大陸民眾，緩解沸騰的民怨，為中共暴政度過危機創造條件。
顯而易見，令計劃在戰略決策的層面上完全非理性。他只為中共度過危機的一黨私利，並根據一個化為飛灰的老政客的個人願望，就同意把專制的枷鎖加諸於台灣的決策，這不僅是偏私的，而且是極端的，是極端非理性的表現。但是，為實現二○一二對台灣不戰而勝的政治戰略，由令計劃主持擬訂的一系列具體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統戰方案，即戰術執行層面上的方案，卻顯示出迥然不同的風格。這些方案是本書下面將要介紹的主要內容之一，相信讀者會從中明確感受到下述這種風格：其對人性弱點之洞察、考慮問題之全面、分析判斷之冷靜、思想表述之縝密、行動設計之合理、權謀思辨之詭譎難測，等等都全然是高度理性的產物——沒有偏頗的激情、沒有極端的衝動，只有冰冷如鐵的堅硬的邏輯。
中共官員的非理性與理性的雙重人格，在中共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身上得到令人難以想象的另類表現。中共將領中，包括公開用核戰爭威脅美國不得干預台海戰事的朱成虎在內，共有十一名將領曾先後分別寫血書給中共中央軍委，要求儘早發動對台灣的作戰。王守業就是寫血書者之一。後來，王守業因得罪胡錦濤被逮捕。在審訊過程中，王守業精神完全崩潰。他供出，自己寫血書要求儘早開始台海作戰，除了為使江澤民有借口繼續掌握軍權之外，還有其個人目的。他說，在眾多權力競爭的對手虎視眈眈的情況下，通過權錢交易斂聚的大量財富使他寢食難安。而對台作戰無非兩種結果，一是戰勝，統一台灣；一是戰敗，國家大亂，中共垮台。無論哪種結果都對他有利——戰勝了，他作為主站的鷹派和對台作戰後勤主官之一，定然獲得“民族英雄”的無尚榮耀和不可動搖的政治地位，在此情況下，那些權力競爭的對手和政敵也會知難而退，他的財富和個人的政治生命就都安全了；如果戰敗，中共倒台，天下大亂，他也可以得到解脫，因為，根據蘇聯的經驗，蘇共垮台後，前蘇共官員用腐敗權力獲得的財富不僅沒有受到清查，反而以私人財產的名義受到法律的保護。
據中共軍事法院的良知人士透露，胡錦濤在王守業的供詞上批示：“我軍的高級將領的思想意識竟會腐敗墮落到這種程度，難道還不應當引起全黨的高度警覺嗎？”其實，在戰略決策的選擇上，王守業遵循的是和胡錦濤同樣的邏輯，即以個人的主觀心理願望，而不是客觀理性，作為戰略決策的根據。區別只在於，兩個人的地位和處境不同，其戰略選擇的非理性的內容也有不同而已。
不過，就是同一個王守業，又具備出類拔萃的戰術設計的理性能力。王守業作為主管後勤保障的海軍副司令員，曾受命領銜設計台海作戰的後勤保障預案。在王守業主持下，由海、陸、空三軍種的後勤將領組成的設計組，僅四個半月就完成了預案設計。以遲浩田為首的退居二線的老軍頭組成的鑒定組，對預案鑒定後大為滿意，稱讚其設計之縝密與巧妙，超過當年日本海軍奇襲珍珠港的作戰謀略。
在人格的非理性和理性的雙重性問題上，胡錦濤則是中共官員的最經典的代表者。如前所述，中共二○一二年前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決策，實質上是圍繞着胡錦濤個人的權力貪慾與野心作出的非理性選擇。然而，只要沉降到如何在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的戰術層面上，就可以看到精明的理性的權衡開始發揮作用。所謂“不戰而勝台灣”的戰術方式設計，正是理性權謀的選擇結果。
胡錦濤確定用“不戰而勝”，即用統戰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既不是基於對中國古兵法“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原則的理解，也不是像某些賣身中共的國民黨權貴人士宣揚的那樣，“中共不願看到兩岸同胞兄弟相殘的悲劇發生”，而是為實現胡錦濤個人權力野心所作的理性權衡的結果。
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無非兩種基本戰術方式選擇，即武力方式和統戰的非戰方式。中共軍方極力主張用武力為主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以便為軍人“建功立業”，提高軍隊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創造條件。但胡錦濤與軍隊素無淵源，如果武力解決，整個過程將由軍方主導，胡錦濤只能作一個政治木偶，難以真正扮演“民族英雄”的角色。而且，武力解決台灣之後，軍方將領的權威和政治影響力將極大加強，從而造成對胡錦濤政治主導地位的威脅。正是出於上述理性權謀的考慮，胡錦濤才否定以武力為主的戰術選擇。相反，用“統一戰線”的和平滲透、利誘收買的方式，不戰而勝台灣，則可以使胡錦濤在整個過程中處於理所當然的主導地位，使台灣問題的解決首先成為胡錦濤個人的“不世之功”。國民黨的重新執政，以及國民黨權貴階層的親共、媚共、投共、賣台的政治取向，恰又為胡錦濤確定“不戰而勝“的戰術方式，提供客觀可能性的現實基礎。
用統戰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戰術方案，引起中共軍方極大的反感與反彈。為安撫軍方，胡錦濤同時要求令計劃統籌擬定《關於對台軍事鬥爭準備預案》。這個預案的主要內容本書後面也有介紹。除安撫軍方之外，胡錦濤在選擇“不戰而勝”方式的同時，又制定“軍事鬥爭”準備的預案另有深意。這個預案為其在統戰過程中用小規模戰爭方式激化局勢，從而找到在大陸實施緊急狀態的理由，提供了根據。緊急狀態之下，胡錦濤便可合乎邏輯地推遲中共十八大的召開，並繼續超期控制最高權力。書寫到此，不禁感慨：中共狗官的權謀理性，真是機心萬端，陰暗如晦，鬼神難測。
中共戰術層面的極端理性不僅表現在戰術方案的設計上，而且表現為實施過程中對既定戰術方案的及時有效調整。現只隨手拈來一例說明之。
台灣實行開放陸客來台旅遊的政策之初，由於馬英九當局刻意鼓動起的樂觀情緒，許多台灣人滿懷乞盼，等待大批陸客如“及時雨”從天而降，給台灣帶來商機。但是，最初數月，大陸客每日入台只區區數百人，多者也不夠千人，使台灣眾多景點建起的各種旅遊設施大部分置閑，投資者面臨慘痛損失的前景。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中共的權貴市場經濟體系已經按照其自身的邏輯開始步入危機，而國際經濟危機此時發生，又給其雪上加霜。在此情況下，大陸一般民眾缺乏旅遊消費的能力，而中共國務院也沒有能力為大規模公款赴台旅遊支付賬單。
二○○八年十月，中共統戰部給中共書記處的一份報告中稱，由於赴台旅遊的人數遠低於預期，不僅開始影響馬英九政府在台灣民眾中的聲譽，甚至可能對馬英九加強同大陸經濟聯繫的戰略政策產生重大消極影響。此份報告提交僅三天，中共書記處就在令計劃主持下，作出應對決定。這項決定的保密層次為“絕密”。該決定要求，由統戰部牽頭，工商總局和稅務總局參加，共同組成工作小組；工作小組的任務是，促使在中國贏利的海外華人投資的企業（不包括台資企業）和中國的民營企業出資，組織員工赴台旅遊；對積極響應這一號召的企業，工商總局和稅務總局要給予工商管理和稅收方面的合理優惠待遇，對於不響應這一號召的企業，要從工商和稅務的角度，依法嚴加管理，對其在工商和稅務上的任何違法行為，都要及時查辦，從重、從嚴處罰。對於其他性質的企業願意出資組織員工赴台旅遊，也要積極鼓勵。
該決定還要求，在中共統戰部協調下，工商總局、稅務總局和國家旅遊局要確保二○一二年徹底解決台灣問題之前，每年赴台旅遊人數達到五十萬左右；並聲稱，“上列各單位必須以對黨和人民的高度責任感，把這項任務當作重大的政治任務來完成”。
中共享上述方式逼迫華商企業和中國民營企業為陸客赴台旅遊，這個被稱為“政治任務”的活動買單，與黑手黨收保護費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中共統治下能夠長時間生存的華商和民營企業，以及其他企業，都學會了奴僕的乖巧。對中共這種敲竹杠式的號召自然至少表面上大力支持。因傳銷而常受打壓的直銷集團此次搶到獻媚的先機，不僅首批組織並資助員工赴台旅遊，而且責令其員工必須按照行前中共統戰與國安部門培訓的要求，把旅遊當作“統一祖國的政治任務”，要向台胞展示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宣傳只有和祖國大陸在一起，台灣經濟才有出路的觀念。如此這般一來，才出現了直銷團員在台灣猶如暴發的土財主式的表演。
相信在中共暴政強權的逼迫之下，不斷會有企業組團赴台旅遊，人數定可達到每年五十萬人次左右。只是這種以二○一二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為期限的政治任務式的旅遊經濟，對於台灣無異於飲鴆止渴。因為，中共給予台灣的經濟利益，是要在二○一二年收回政治利息的，——政治利息的實質，就是自由的台灣要淪為中共極權專制之下的政治奴隸。
我們用較長篇幅論證中共極權政治“戰略決策的非理性與戰術執行的極端理性”的人格分裂的特徵，是為了明確表達一個事實：中共享極權鐵手扼殺台灣自由命運的非理性的戰略決策，正在而且將繼續由極其富於策略理性的戰術設計來推行，即非理性的罪惡的政治目的是被遮蔽在用精巧的理性編織的騙局後面；只有等到中共在二○一二年條件成熟之後翻開政治底牌時，其政治目的才會裸露出來。所謂圖窮才會匕現。可是，台灣有能力洞察騙局，看清中共政治目的對台灣自由的致命威脅嗎？
四、簡要結論
一個社會養活既不作工，又不務農，也不經商，還不搞科研的政治人物和文人群體，是為了經過這個群體，實現特定的社會職能。這種特定社會職能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便是當重大的危險逼近時，政治人物能夠憑藉其政治敏感性，文人能夠憑藉其智能與知識，為社會敲響警鐘。令人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在這個問題上，台灣的政治人物和文人群體，辜負了養育他們的台灣。
現在，政治大劫難已經逼近台灣，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中共又用精緻的理性鑄成華美謊言的幕障，阻斷普通台灣人看清事實真相的目光。這正是台灣需要大政治家和智者的時刻。然而，我們看到——歷史也必然看到了，眾多國民黨的政客、馬英九與其政府的官僚、利欲熏心的文人，以及俗不可耐的電視名嘴們，都在隨着中共的謊言歡歌醉舞；他們試圖讓台灣人相信，對中國人犯下重重反人類罪行、造成一次又一次重大社會悲劇的中共貪官污吏集團，已經天良發現，洗心革面，由嗜血的暴政變成樂善好施的菩薩，從而將給台灣帶來豐饒的財富和永久的和平安寧。
這群台灣的小政客和無恥文人在幫助中共傳播謊言，也是在幫助中共暴政推行其反自由的政治戰略。無論這次大劫難將來以何種方式落幕——是台灣的自由被劫難所摧毀，還是台灣人戰勝劫難，歷史都將把這批台灣小政客和無恥文人，作為永不饒恕的詛咒對象。
“活着，還是死去？”——這個哈姆雷特之問，對於個人，是終極之問。
“中共極權是世界經濟的救星，還是人類的政治大劫難？”——這個時代之問，對於人類，乃是終極之問。因為，世界怎樣回答這個問題，將決定下一個歷史時期人類的命運。
任何重大的人類危機，本質上都是生命哲學的危機。現在，人類又一次處於大危機之中。從虛擬數字經濟迸裂的傷口間湧出的金融危機，具有比經濟本身更深刻的哲學原因。這次經濟危機的根，深植於當代自由民主國家的人們普遍遵循的基本生活態度——自由狀態之下，理想主義的凋落和對物慾的無節制追求。
只有以人類的名義，對生命的意義，以及實現生命意義的方式作出哲學的反思，才有可能找到走出危機的思想之路。否則，即使透過技術層面的操作，使危機緩解，經濟暫時復蘇，也只能是為危機下一次更猛烈的爆發積蓄能量。因為，危機之源在於自由世界人們對生活的基本態度，在於人的心靈對物質享樂的貪慾。
進行人類基本生活方式的哲學反思，需要出類拔萃的智者和偉大的政治家群體。然而，當代能夠找到這種有能力直接同真理對話的智者和政治家群體嗎？
正值自由世界的經濟出現重大危機的時刻，中共極權體制的經濟卻在奇迹般地崛起。這種經濟奇迹對於世界意味着什麼？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戰略指揮中心深藏於北京西山的洞穴內，這座豪華的地下宮殿般的指揮中心，向西南方可通過千里隧道直達太行山區的戰略導彈部隊的司令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鄧小平、王震等人便是在此洞穴內指揮鎮壓北京學生。從那之後，中共黨的最機密的會議，也都在此召開。
二○○八年二月，中共又在這個戰略指揮部中，召開了一次政治局委員和軍委委員共同參加的聯席會議。剛剛全面接掌黨、政、軍大權的胡錦濤為會議作報告。報告的題目為《下一個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大戰略》。報告是由胡錦濤的親信、中辦主任令狐計劃領導的一個秘密寫作小組擬稿。在這個被列為絕密級的報告中，胡錦濤講的下列幾段話，特別值得注意。
“這次資本主義世界的金融危機剛剛開始，還要繼續發展。它將重創資本主義的理論和精神價值體系。… … 這次危機證明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必然導致周期性經濟危機的論斷完全正確，證明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的論斷完全正確，證明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終將佔勝資本主義的論斷完全正確。… … 蘇聯東歐巨變之後，有人以為社會主義陣營崩潰了。這種觀點是歐洲中心主義的產物。他們忘了還有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只要我們黨還掌握着政權，社會主義就不會崩潰。… … 鄧小平同志曾提出我們要“韜光養晦”。為應對八九年六.四政治風波之後險惡的國際環境，鄧小平同志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現在，十九年過去了，我們已經擺脫六·四事件，特別是蘇聯東歐巨變的不利影響，開始進入戰略發展期。…… 我們要進一步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充分運用經濟、文化和社會的交流，擴大、加強對世界各國的影響。歷史上，西方列強曾經用炮艦和鴉片把中國變成他們的殖民地。現在歷史反過來了，我們要通過對外開放政策，抓住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有利歷史機遇，採取有效措施，逐步把它們變成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文化的殖民地。當年他們對我們的殖民地化，性質是帝國主義的侵略；現在，我們對他們的殖民地化，是共產主義理想戰勝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要肩負起用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最終用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的偉大歷史使命。這個使命就是中國共產黨下一個歷史時期的政治大戰略的核心。…… 解決台灣問題，是我們實現政治大戰略必須邁出的第一步。台灣問題過去是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反動派之間矛盾的焦點，現在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同虛假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之間矛盾的焦點。不解決台灣問題，國內外敵對勢力圖謀顛覆我們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活動就會越來越猖獗；不解決台灣問題，我們就難以消除後顧之憂，放開手腳在世界範圍實現政治大戰略。所以，儘早解決台灣問題，關係到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在中國的生死存亡，關係到黨的根本利益…… 。”
胡錦濤的這個報告與中共所有的政治文件一樣，充斥着黨文化的套話。如果用最簡明的方式來解讀，上述引用的內容可以歸結為兩句話：中共將利用世界金融危機，通過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全面滲透，加速實行共產主義的全球擴張；為實現其政治大戰略，將儘快控制，進而消滅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
胡錦濤所表述的，才是隱藏在中國經濟奇迹深處的中共政治意志。經濟危機雖然給人們帶來生活的艱難，但卻並不可怕。在自由民主制度之下，人們終究會找到解決經濟危機的辦法，所需要的只是時間而已。可怕的是，中共正在利用自由世界的經濟危機，在全球推行共產極權政治的文化意識，從而在思想意識的領域，為共產極權主義的全球政治擴張作準備。而更可怕之處在於，國際社會對此卻似乎一無所知——不知危機的臨近，比危機本身更加危險。
中共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為詭詐的政治動物。中共通過被它全面控制的中國媒體和它以國家之名豢養的百萬御用文人，製造出遮天蔽日的謊言，掩蓋其經濟崛起後面的政治意志，並企圖讓世界相信，中共正在“和平崛起”，中共的經濟發展將成全球復蘇的發動機，從而為人類利益作出不可取代的貢獻等一系列偽理論。世界各國的所謂“漢學家”，特別是華裔的“中國問題專家”，則以中共及其御用文人製造的政治和學術謊言為根據，撰文著書，為中共實現欺騙世界的陰謀作註釋。據中共國家國家安全部前部長許永躍的秘書透露，在二○○五年召開的一次有外交部、統戰部、中聯部和國安部派員參加的海外統戰工作會議上，以“世界最丑外交部長”聞名於世的李肇星，曾粗俗地說：“收買『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比收買貪吃的狗還容易，只要扔一塊小骨頭就夠了。”就是這個比狗還容易收買的族群，為中共隱藏真正的政治意志欺騙世界，立下汗馬之勞。
中共的經濟奇迹是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一是對數億“農民工”奴工般的勞動價值的冷血剝奪，一是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毀滅性開發。前者深刻地傷害了人性與良知，後者正對人類的生存環境造成致命的威脅。這種泯滅人性與良知，嚴重危害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的經濟崛起，本身就是一個對人類命運的惡毒詛咒，理應受到人類的譴責與抵制；一個對這樣的經濟崛起頂禮膜拜的時代，是墮落的時代，並定然將因為自己的墮落而受到歷史的懲罰。然而，整個世界正在物慾的誘惑之下，隨中共暴政的謊言的節律起舞。世界各國俗不可耐的實用主義政客，其中包括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竭盡全力讓他們的國民相信，中共的經濟崛起乃是世界經濟的拯救者。
人類又一次面臨重大的危機。我不是指金融或者經濟危機。真正的危機在於，一個仇恨自由、民主、人權、正義理念的鐵血強權，正趁世界性經濟衰退之機，迅速崛起，並試圖主宰人類的命運。
上個世紀，英法等國的政客引導世界相信納粹德國的和平謊言，最終使人類在幾乎毫無警覺的狀態下，突然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血雨腥風。現在，情況更加危機，因為，中共暴政擁有比納粹德國更強大的人口資源和國土資源的能量，而且中共製造的和平謊言比戈培爾更精緻，也更有欺騙性。
這是一個缺乏智者的時代，這是一個沒有偉大政治家的時代。人類政治大危機已經如太平洋上的颶風升起在歷史的長空，可世界各國對此卻視而不見。命運選擇台灣作這次人類政治大危機的第一個犧牲。這是台灣無法迴避的大劫難。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大劫難的內涵，那就是：中共暴政要使台灣人民，從自由人變為一個鐵血強權的政治奴隸。然而，台灣人選出的總統馬英九卻告訴台灣人，他已和中共暴政“建立了互信”。這真是令人慾哭無淚的悲劇。在國共兩黨刻意營造的“兩岸關係和諧”的假象之下，中共的經濟、文化、政治、社會的全面統戰活動，正如錢塘江大潮，滾滾湧入台灣。台灣的自由命運已處於現實的危險中。
我相信，自由是人類的共同事業。基於這個信念，我決意撰寫《台灣大劫難》一書。我不是書寫預言或者推斷，我書寫的全部內容都以中共高層的良知人士冒着重大風險傳達出來的資料為根據。這些資料所表述的是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實。只不過在中共極權鐵幕和謊言的遮蔽下，這些事實很難為外界知曉。
鐵血強權與自由即將以台灣為焦點，作生死決戰。對於台灣，決戰失敗，意味着淪為強權的政治奴隸——還有什麼比喪失自由更大的劫難；決戰勝利，則意味着從此能夠以自由人的姿態，在人類歷史之巔昂視闊步，贏得不朽的榮耀——有什麼比自由的榮耀更值得驕傲。
我撰寫此書的全部目的只在於為台灣敲響一次暮鼓晨鐘；為鐵血強權與自由的決戰已悄悄拉開序幕，向人類報警。無論自由將光榮的凱旋，還是悲壯的失敗，我都將同台灣的自由在一起，歡歌或者悲泣。
第一章 共產中國──不是你理解的中國
一、中國已經亡國 ——中共暴政是東方皇權的繼承者，還是西方極權文化的現代復活
美國知名學者亨廷頓斷言，當代歷史的主題是東西方文化的衝突。但是，亨廷頓錯了。
迄文藝復興至今的全部歷史，都在表述一個基本事實：率先從科學理性中獲得巨大物質能量的西方文化迅速崛起，並主宰人類的精神命運，與此同時，東方文化一潰千里，逐漸邊緣化，甚至趨於滅絕。所以，當代時代精神的主宰者是西方文化；構成當代文化衝突主題的，也不是東西方文化的衝突——東方文化還沒有從歷史失敗中復蘇，根本沒有能力成為時代衝突的主題。當代文化衝突的核心是西方文化的自我矛盾，自我否定，即西方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文化傳統，同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之間的矛盾。前者的當代政治表現是自由世界各國；後者的當代政治經典表現，便是中共暴政。
人類的歷史本質上是自然史之上的意志史。因此，考察任何人類歷史的進程，都要以精神價值作為基本尺度，才能準確理解歷史邏輯的本質。如果以上述理念為基點進行考察，就不難發現，中共暴政本質上與中國文化無關，也不是曾經綿延數千年的中國皇權文化的繼承者；中共暴政在文化的意義上是徹頭徹尾的外來政權，它的全部精神價值體系都是西方的。無謂余言之不確，請看事實之如左：
中共的哲學基礎，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前者是古希臘的唯物論和詭辯論雜交之果，後者則與黑格爾的宿命邏輯學直接有關；中共政治學的核心理論，即階級論中，可以明顯看到柏拉圖的《理想國》的等級論的幽靈；中共稱共產黨員是最先進群體的理論，與歐洲中世紀教士階層對自己神聖地位的定位有異曲同工之妙；中共的政治經濟理論則是對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改造；中共的共產主義理想不過是西方《烏托邦》理想的精緻化。甚至中共入黨宣誓的儀式也完全是西方文化式的。
中共政權的憲法序言中規定，占人類五分之一的中國人，都必須接受一個德國猶太人的主義，即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這意味着中共要用國家暴力維護馬克思主義的絕對真理的地位，意味着中國人不僅是中共的政治奴隸，也是德國人馬克思的精神奴隸；意味着馬克思主義被中共奉為中國的國教、國學；意味着精神信仰與鐵血強權結成同盟的歐洲中世紀神權政治在東方的復活。
中共政權從建政之日起，就開始用國家恐怖主義，迫使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絕對精神統治。中共政權以反馬克思主義的罪名，對追求精神自由的中國人實施一次又一次思想整肅和政治迫害，而每一次思想整肅和政治迫害的鋒芒，不僅指向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理念，更指向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中共政權在精神上完全是外來政權，它對中國半個世紀以上的極權專制，是中國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摧殘並趨於滅絕的過程，是中國淪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的過程。在文化的意義上中國早已亡國；那是比國土淪喪更可悲的滅亡。因為，滅亡的是中國的文化精神，是中國的國魂。而全體中國人既是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也是精神亡國奴。
中共政權在摧殘中國文化精神之後，又為中國文化的屍骸塗脂抹粉，企圖用這具無魂的行屍走肉引發的謊言效應，扮演中國民族利益代言人的角色，為其對中國實施馬克思主義精神殖民統治，增加合法性。但是，血寫的歷史早已確認，中共暴政是中國歷史上罪惡最為深重的賣國賊集團。因為，它背叛了中國人文化的祖國，摧毀了中國人精神的家園和心靈的故鄉。
中共政權沒有資格代表中國。中共暴政是犯有大規模屠殺人民罪、奴役人民罪、剝奪人民基本人權罪、文化和肉體的民族滅絕罪等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的罪犯集團——約八千萬中國人在中共統治下非正常死亡；中共暴政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龐大的貪污受賄的犯罪集團——幾千萬貪官污吏構成中國普通民眾沉重至極的經濟負擔；中共暴政是實行警察統治的政治黑手黨——暴政可以允許人的道德在物慾中徹底腐爛，卻絕不允許人們擁有政治選擇權和思想言論的自由權。
擴張是極權的天性。獲得巨大經濟能量的中共暴政已經重新建立起全球擴張的自信。踏碎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中共暴政的擴張必須邁出的一步。中共暴政的擴張與千年之前的十字軍東征遵循的是同樣的精神邏輯，即消滅一切思想的異端，用唯一的絕對真理統治人類的心靈。不同之處只在於，十字軍東征的發起者是教皇和教士階層，中共暴政擴張的發起者是中共黨魁和中共官僚階層；十字軍的旗幟上書寫的是天主教的箴言，中共暴政的旗幟上書寫的則是共產主義的理想。
我之所以首先揭示中共暴政的本質，是為了告訴世界和台灣，對自由的威脅究竟來自何方。準確理解威脅的來源，恰是戰勝命運的前提。
希望對中共暴政本質的揭示，有助於立志衛護台灣的自由與尊嚴的台灣人認知下述事實：對台灣的自由與尊嚴造成威脅的，不是中國文化，也不是中國大陸的十數億普通民眾，因為，中國文化精神早被中共暴政摧殘殆盡，趨於滅絕，根本不可能威脅任何人；中國大陸民眾處於中共政治奴隸的地位，政治奴隸連自己命運都無權決定，更沒有能力對其它人造成政治威脅。台灣的大劫難之源，乃是中共暴政。中共暴政不僅不代表中國文化精神，也沒有資格代表中國人。原因在於，中共權貴雖然長着中國人的面孔，但他們的靈魂卻屬於那個早已化為枯骨腐肉的德國猶太人馬克思；中共暴政雖然竊據中國之名，但它的文化價值的主體卻源自西方中世紀的極權主義文化傳統。
在自由的立場上，中國大陸民眾、中國文化同台灣的利益是一致的。擺脫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的地位，擺脫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殖民地地位，依據精神多元化的原則，重建文化的祖國——這是中國大陸下一個歷史時期的命運主題。抵抗並戰勝中共暴政吞併台灣、控制進而消滅台灣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陰謀——這是台灣下一個歷史時期命運的主題。
願一切熱愛自由的人們，以自由之名，同仇敵愾，共同書寫抗爭極權暴政的史詩。
二、中共經濟改革 ——並非自由資本主義的勝利
現實常在誤解中運行，真相往往只會呈現於歷史的回顧中。但是，為了應對危機，必須及時走出誤解的迷霧，逼近地注視真相。
近二十年來，對中國只有隔靴搔癢式理解的“漢學家”們和“中國問題專家”們，用喋喋不休的學術論證，散布一個巨大的謊言：經濟改革使中共走上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路。更可悲之處在於，這個謊言相當程度上成為國際社會判斷中共暴政發展趨勢的依據。
其實，只要稍具政治法律常識，就不會得出與上述謊言一致的結論。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不可缺少法律基礎之一，是法律主體間在法律權利上的一律平等；平等的法律權利構成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競爭的公正性的前提。然而，中共暴政之下，不可能存在真實的法律權利的平等。
法律並不具有當然的應該被遵守的權威。早在數千年前，睿智的亞里士多德就對法律作出良法和惡法的區別。唯有良法才有利於全體國民利益，從而應當被遵守。依據現代法的精神，良法必須以“主權在民”原則為靈魂，必須通過有效立法程序保證其體現全體公民的利益。中共暴政實施一黨獨裁的專制政治，用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剝奪人民的政治選擇權，從而也就剝奪了法律體現人民利益的可能性。中共以暴力對國家權力的壟斷決定了，中共暴政之法必然是中共權貴階層意志與利益的法律形式，因而是專制惡法。一切專制惡法都有共同的天性，即肯定特權，否定法律權利的平等。所以，在中共暴政之下，根本不存在實行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前提——法律主體的平等的法律權利。
中共二十餘年的所謂經濟改革，最後形成的是一個經濟體制的怪胎。對這個怪胎，可以稱之為權力貴族市場經濟。其主要特徵在於，以腐敗的國家權力為軸心，以權錢交易為潤滑劑，通過市場運作，使社會財富以瘋狂的速度，流入中共權貴階層和依附於權貴的奸商惡賈的錢袋。
由腐敗的專制權力操控的市場經濟顯然與公平競爭無關。在這種經濟體制怪胎下的競爭，根本上表現為向腐敗權力獻賄爭寵的能力競爭，以及不同權力掌控者之間的利益的競爭。但是，中共暴政的非正義的經濟體制卻湧現出巨大的經濟能量。這種情況主要產生於下述三個原因：
據中共民政部高級官員透露，至二○○五年止，中國的實際人口為十五億三千萬。中共官方公開宣傳的中國人口數量至今還是十三億餘人。中共不願公布真實的數字，既是為證明其計劃生育的國策取得了偉大成就，也是為避免中國真實的人口數量引起世界的恐慌。
中共民政部的一份保密的調查報告稱，中國的十五億三千萬人中，十二億五千萬生活在農村；其中五億左右的人口為“多餘勞動力”，即有限的農村耕地無法容納的勞動力。這個龐大的悲劇性族群構成了中國“農民工”的概念。中共權貴市場體制的經濟奇迹，就是建立在對遍布中國城鄉大地的數億“農民工”奴工般的勞作進行冷血剝奪的機制之上。
中世紀般的勞動條件、極長的勞動時間、每天不到1.5美元的工資、沒有任何社會醫療保障和退休養老保障、大量女工和童工的非人道使用等等，這些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時期才會存在的現象，都以中國“農民工”的名義，出現在標榜人權的當代。由於中共暴政的憲法剝奪了罷工權和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農民工”雖然有數億之眾，卻無法以集體的力量和受到法律確認的權利保護自己的利益；在與腐敗的權力勾結在一起的強勢的資本面前，個體的“農民工”只能是被任意欺凌的弱者。“農民工”像野草一樣活着和死去，從他們奴工般的勞動中湧現的被剝奪的超額價值，築成中共權貴和姦商惡賈的天堂和中共經濟奇迹的基石。
中共權貴市場體制產生巨大經濟能量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對自然資源的毀滅性開發利用。
八九年中共享數十萬大軍佔領自己的首都，大規模屠殺自己的同胞，使其反人類的兇殘本性裸露在陽光之下；中共暴政的政治道德基礎徹底崩潰。中共官僚集團試圖通過高速發展經濟，重建執政的道德基礎。這種以極權體制的政治利益為基本出發點的經濟發展戰略，必然是急功近利的、自私的，也必然以對自然資源的毀滅性開發利用，作為不可避免的後果。
據二○○七年國土資源當局向中共政治局提交的一份內部參閱的調查報告所載，由於礦藏的大規模開發和草場的過渡放牧，內蒙古從錫林郭勒盟往西至伊克昭盟和阿拉善盟的沙漠化趨勢將加速發展，長城以北在未來十年內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地區；黃河重度污染，下游斷流時間將在每年平均兩個半月的基數上逐年增加；長江河水系的生態平衡可能在十年之內崩潰；除青藏高原外，中國百分之六十九的湖泊均深度污染，已經變成魚蝦不能生存的死湖；除拉薩外，中國所有大中城市的空氣污染指數與十年前相比，都有不同程度升高；渤海沿岸五海里以內百分之七十的水面已經變成死海。
中共政權為維護極權政治體制而推進的經濟高速發展，也高速把中國變成不適於人類居住的毒氣污水之鄉。在東亞大陸這片廣闊地域上發生的自然環境遭到毀滅性破壞的悲劇，必將形成對整個地球的自然生態環境的致命威脅。
中共權貴市場體制經濟奇迹發生的第三個原因，則是外來資本為獲取高額利潤大規模湧入中國。
數億“農民工”奴工般的勞動和對自然資源的毀滅性開發利用，為資本獲取高額利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空間。雖然高額利潤是建立在對人類良知的踐踏和對人類生存環境的毀壞之上，包括台資在內的國際資本仍然經不住利潤的誘惑。在道德良知之間，資本選擇了利潤；在理性對人類根本利益的認知和個體短期利益之間，資本選擇個體的短期利益。大資本的擁有者一般應當是人類中精明的一群，但是他們的選擇卻顯示出人類最愚蠢的一面：利欲熏心，目光短淺，急功近利；為利潤不惜向魔鬼出賣良知與理性。
長時間以來，對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體制一直有兩類完全不同的預言。一類認為中共經濟將持續穩定高速增長，另一類則不斷發出中共經濟體制即將崩潰的警訊。
對於第一類預言，在進行嚴肅討論時我們顯然可以忽略不計。因為，相信一個建立在非人性、非理性基礎上的經濟體系會長久地成為時代的主題，不是庸人的愚蠢，就是為中共自我吹噓的謊言作傳聲筒。不過，以往對中共經濟即將崩潰所作的預言至今並未得到事實的證明。其根本原因在於，作出預言的那些“漢學家”、“經濟學家”、“中國問題專家”都傲慢而自信地迷失在一個誤區中，即他們是以自由民主世界或者國際間通行的經濟標準，研究並判斷中國的經濟，而中共的權貴市場則是按照其被專制鐵幕遮蔽的自身的邏輯來運行。在這種情況下，預言者被他的預言嘲弄就理所當然。
單純從經濟角度研究極權政治命運，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從本質上講，極權政治之下，沒有單純的經濟危機，中共政權首先是政治的動物。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由於中共推行“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等反人類、非理性的暴政，造成餓死近四千萬人的大悲劇，但是，卻並沒有出現所謂“經濟崩潰”。
中共體制的危機，包括其經濟體制的危機，根本上是政治的，或者說由政治所決定的。回顧歷史可以發現，中共大危機的爆發方式有下列兩種：第一，以中共內部政治權力鬥爭為危機爆發之源，其典型表現就是“文化大革命”；第二，以經濟問題為源頭，引發社會危機，從而激化黨內政治矛盾，使政治權力鬥爭衝破宮廷鬥爭形式的限制，全面社會化，其典型表現就是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二十年來，中共的權貴市場經濟體制在創造經濟能量的同時，每時每刻也都在為中共政治大危機的爆發積累能量。社會財富的極度兩極分化和中共官員不可遏制的腐敗趨勢——這兩項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的必然的社會效應，正在點燃中共政治大危機的導火索。
由於中國人的基數巨大，因各種原因進入中國的國外人士在大中城市往往看到一派繁榮景象。但是，繁榮的表像之下卻掩蓋着人類歷史上少有的，最極端的兩極分化。王滬寧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都是暴政的首席御用文人。二○○○年，他主持的一個研究小組，在一份關於兩極分化的內部調查報告中得出結論：大中城市是現代社會政治、文化和經濟中心，只要佔中國人百分之十四的大中城市人口如果保持穩定，中國就不會發生大的社會動蕩。這份報告為中共權貴階層在瘋狂積斂財富的同時，刻意保持大中城市繁榮，以維持社會穩定的方略，提供了基本的理論根據。
但是，我不相信，犧牲十餘億中國人的根本利益換來的近兩億人口的大中城市的繁榮能夠長久；近年來，每年數萬起民眾自發的維護基本權利抗爭暴政的事件，既是對極度兩極分化的抗議，也是對王滬寧偽理論的否定。現在，大中城市繁榮的後面，十餘億人對社會不公正的憤怒正如地火奔行；歷史很快將證明，以非正義為基石的社會穩定，不可能長久。
權力操縱經濟利益，經濟利益腐蝕權力——這是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的另一定律。中共政權早已無官不貪，無吏不腐；貪污腐敗成為官員正常的生活方式。普遍腐敗對中共極權的致命政治威脅在於，官員完全喪失政治理想之後，將以個人利益，而不是中共的整體利益作為行使國家權力的出發點。在受到嚴峻挑戰的關鍵時刻，官員將基於個人利益作出政治選擇，而不會為中共的政治存在出生入死。前蘇聯崩潰之際，近千萬蘇共官員鮮有人挺身維護蘇共政權，就是歷史的前鑒。關於腐敗對中共的致命政治威脅問題，本書後面還有更詳細的論述。
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體制因其非人性、非理性、非正義，必然導致社會危機，並引發政治危機。現在，財富的極端兩極分化和官員普遍的深度腐化，都在呼喚中共暴政的政治大危機。人們所等待的只是一次歷史的機遇——中共官員在醉生夢死中等待，中國普通民眾在憤怒中等待。
就在這種時刻，我聽到馬英九總統告訴台灣人，中共的經濟體制將為台灣帶來巨大的經濟發展前景。同時，我也預先聽到了歷史對馬英九的嘲笑。
三、中共經濟發展的政治效應——走向民主，還是強化極權
經濟的發展將促進中共逐步放棄政治專制，走上民主化的道路——相當長的時間以來，這種論斷成為一種思想時尚。但這是醜陋的時尚，因為，它虛假。
最初，是中共的御用文人製造出上述論斷。靠中共施捨學術機會為生的各國“漢學家”、“中國問題專家”和乞盼中共對其招安的中國偽自由知識分子，則群起鼓噪，把這個論斷奉為不可質疑的真理。世界各國的小政客也願意相信中共御用文人製造論斷。因為，他們可以利用這個論斷，為自己犧牲民主政治和人權的原則同中共交換經濟利益的行為作政治道德的辯護；國民黨上層的某些人士，更把上述論斷當作國民黨諂媚中共的合理性根據。
蘇格拉底曾說，“知識即美德”。然而，知識卻常以作強權的婢女，來論證其墮落。在此，我們不得不又一次面對知識墮落：為證明中共通過經濟發展會自願放棄專制，實行民主政治的論斷，海內外眾多同中共暴政有“剪不斷，理還亂”的利害關係的文人，殫精竭慮，搜腸刮肚，製造出許多理論。現擇其重要者列舉如下。
其一曰“中產階級論”，即經濟發展必然產生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強化到一定程度又必然提出民主政治的要求，中共則會順應這種要求，逐步放棄專制；其二曰“私有化論”，即中共經濟改革的私有化，必定導致民主政治；其三曰“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論”，即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一定數量，就必然引發政治民主化進程。
事實已經證明上列各種理論，均是偽理論。不過，為以理服人，仍有必要對這些偽理論的謬誤，作理論的揭示。
“中產階級論”的謬誤首先在於對歷史史實的曲解。歐洲中世紀末期，確實是中產階級率先提出實現自由、民主、人權的政治要求。然而，民主政治要求的實現主要是以人民革命的名義，而不是專制者自動放棄專制的方式來實現的。儘管歐美各國革命的激烈程度有所區別，但革命是由專制轉向民主的歷史邏輯。認為中共會應中產階級的要求而自我放棄專制特權，沒有歷史的根據。
中共權貴市場經濟，是腐敗的國家權力主導的經濟過程；在專制權力主宰一切的國度，資本本質上不過是腐敗權力的奴僕。以權力貴族和依附於權力貴族的奸商惡賈為一極，以絕大多數普通民眾為另一極的財富和權利的兩極分化，構成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所以，產生一個占人口多數的強大的中產階級只是幻想。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成為中產者的群體，也不會是民主政治的追求者，因為，他們所具有的超過絕大多數中國人的中產者的地位，以中共專制的存在為政治依靠。
“私有化論”的謬誤則首先在於思維的基本形式邏輯的錯誤。“民主政治一定要以私有製為基礎”這個判斷是對的，但是，卻不能因此得出“只要實行私有制，就必然實現民主”的判斷。因為，那違背幾千年前亞里士多德已經說出的關於形式邏輯的真理。事實上，迄今為止人類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都處於專制皇權與待定的財產私有制並存的狀態中。民主政治與財產私有制聯袂出現只是近代史以來的現象——或許在古希臘時期，也有不成熟的民主制與私有制共生。縱覽歷史，可以看出，私有化一定導致民主制的斷言，不過是淺薄的小文人為中共政權美言的偽理論。
中共建政之後，通過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將農民土地收歸國有或者集體所有；通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這種政治式的搶劫，將私人資本收歸國有。但是，由於中共以憲法的名義規定，自己是唯一的不可變更的執政黨，從而剝奪了人民的政治選擇權，所以，整個國家都為中共官僚所有，所謂“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本質上是中共官僚集團的集體私有制。中共官僚集團因此也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資產者——它擁有全中國的土地和財富。
上個世紀“文化大革命”社會大悲劇的落幕，同時也意味着中共理想主義騙局的破產。連中共官員也普遍喪失對中共政治信念的信心。
一切極權政治都是用理想主義騙局和利益誘惑來維持其政治凝聚力。理想主義騙局破產之後，便只有靠利益誘惑。於是，出身於四川黑社會世家的老政客鄧小平，或許憑着家傳的對人性貪慾的敏感，決定實施所謂經濟改革。而其經濟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便是將原來的財產“國有制”，即實質上的中共官僚集團集體私有制，改為財產的中共權貴階層的個人所有制，使官員更直接地體驗到從中共極權政治中得到的巨大物質利益，從而增強極權政治的凝聚力。
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召喚，很快便通過所謂經濟改革和“國有資產”私有化的進程，轉化為中共權貴階層迅速暴富的現實。隨中共權貴階層一起暴富的，還有依附於權貴階層的奸商惡賈和百萬御用文人。極少的一部分人利用專制特權攫取絕大部分財富，絕大部分普通民眾卻根本沒有通過“私有化”獲得財富的機會。中國的現實表明，極權政治背景下的“私有化”，是權力擁有者對社會財富的“合法搶劫”；在人民被剝奪政治選擇權和其它基本人權的情況下，“私有制”不會給絕大部分普通社會成員帶來獲得財富的公平機遇，而只能帶來社會財富分配的極端不公正和相對貧困，甚至絕對貧困。由極權政治操控的經濟改革和“私有化”，既沒有意願也沒有可能導致政治民主，相反，其根本的政治目的在於強化極權統治，維護權貴階層特權利益，以及相應的法律和經濟制度。
至於“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論”的荒謬則更為明顯。不分具體的時期、地點、對象，僅用某種數量的相似性，就得出定性的結論——這本身只意味着幼稚至極的學術玩笑。上一次民主化浪潮過程中轉向民主的國家，與同中共暴政有一個根本不同，即那些國家實行的是威權政治，而中共暴政是當代極權政治的巴士底獄。用威權政治變化的數量尺度，衡量極權政治，怎麼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許多人以中共的經濟改革為根據斷言，中共已經放棄馬克思列寧的極權主義。這種斷言是錯誤的。在哲學和政治學的範疇內，在政治法律實踐中，中共仍然毫不退縮地堅守馬克思列寧的極權主義。改變的只是維護極權政治的經濟方式，即過去用計劃經濟體製為極權政治服務，現在則用權力貴族市場經濟來強化極權政治。
中共暴政現在允許人們有瘋狂追求物慾的自由，有道德淪喪、良知泯滅的自由，有聲色犬馬、奢侈淫亂的自由，卻絕不允許中國人擁有政治的選擇權和思想言論、精神信仰的自由。在政治和精神的領域，中共不僅沒有放鬆極權控制，而且實施最極端的極權控制，即秘密警察統治。
中共的經濟改革沒有，也不會導向民主政治。因為，中共經濟改革的政治目的不在於實現民主，而在於強化極權。由此，經濟改革的後果，也必然趨向極權政治的強化。
中共以權貴市場體製為經濟基礎，建立起腐敗權力、骯髒金錢和墮落的知識三者間的罪惡同盟。但是，權力市場經濟造成的財富極度兩極分化，正在血淋淋地撕裂社會的穩定。中共不得不越來越依賴國家暴力和官方謊言，來延續其獨裁統治。依賴國家暴力，便必須強化中共對軍隊、警察、官員的極權政治性的控制；依賴官方謊言，中共便必須強化對媒體、學校、出版、研究機構和人民思想與言論自由的極權政治的控制。所以，中共的經濟改革導致中國極權政治的極端化，乃是正在發生，並將繼續下去的趨勢。唯有中共暴政如前蘇聯帝國那樣，事先幾乎沒有任何預警，就在突然爆發的人民大起義中頹然崩潰，強化極權的政治趨勢才可能終止，中國民主建政的進程才可能進入歷史。
四、簡要結論
世界處於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的前夜，但卻很少有智者意識到這一點；台灣正面臨政治的大劫難，這次劫難很可能使台灣喪失最寶貴的政治和精神財富，即自由，並淪為一個鐵血強權的政治奴隸，但台灣的眾多的庸人政客卻對此視而不見。我通過本章的表述，揭示中共暴政的本質，是試圖讓世界看清人類政治大危機之源的真相，看清台灣政治大劫難之源的真相。認識真相，才有可能戰勝危機與劫難。
許多台灣朋友基於複雜的情感原因，不願真正關注中國和中共暴政。但是，命運已經把台灣逼到角落，台灣人不能不關注他不願關注的對象。我說明中共暴政是一個背叛自己文化祖國的外來政權，中國已經文化亡國，淪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精神殖民地，是為了闡釋中共暴政同中國文化、中國人之間的原則區別。認清這種區別，對於台灣認清劫難的真正來源，並戰而勝之，至關重要。
我說明中共暴政的經濟改革不會產生公平競爭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也不可能趨向民主政治，而只會強化極權專制，是為了從原則上表明，我們的認知與台灣統派政客散布的謊言的不同——他們正在把中共暴政，這個台灣的政治大劫難之源，描繪為台灣經濟的希望之星。
最後，我希望通過本章的內容，引發讀者思考一個問題：中共暴政，這個犯下重重反人類罪的犯罪集團，這個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貪官污吏集團，對人類和台灣究竟意味着什麼。我在本書以下各章中的表述，都是試圖回答這個希望讀者思考的問題。
第二章 中共暴政的政治意志：2012，不戰而勝台灣
一、中共暴政對台灣政治戰略的確定——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
台灣是插在中共官僚集團政治心臟上的一根刺。對於毛澤東等老一代中共官僚而言，解決台灣問題意味着最終解決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半個世紀以上的愛恨情仇；以中共最終的完全勝利結束這一段歷史，構成老一代中共官僚生命最後的政治激情。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就曾在中共內部的秘密會議上和中共公開發布的文件上宣示，要在十年之內解決台灣問題。只是由於八九年六.四慘案，使中共和鄧小平個人受到政治的重創，十年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計劃才被擱置。
對於江澤民和胡錦濤等新中共官僚，台灣仍然是插在他們政治心臟上的一根刺，而且插得很深。
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轉瞬間便在人民大起義中冰消雪化，中共自己的政治道德基礎也在六.四事件中徹底崩潰——新的中共官僚集團是在這樣極端危險的政治狀況下走上權力之巔。恰在幾乎同一個歷史時期，台灣掙脫威權政治的陰影，走上自由民主進程。台灣實現自由民主的意義遠遠超過台灣本身。中共新官僚集團意識到，台灣民主化在十五億大陸民眾中的政治示範和政治召喚效應，已經構成對中共極權專制的致命而急迫的政治威脅。於是，通過國家政權統一的方式，用中共的極權政治控制並進而消滅台灣新生的自由民主政治——這成為中共新官僚集團為保持自己的生存而制定的明確的政治戰略。
另外，六.四之後，中共暴政企圖通過經濟發展重建其統治合理性。但是，權力貴族市場體制運行的結果，在產生巨大經濟能量的同時，也造成極端的財富兩極分化。從兩極分化中湧現出對中共極權的不滿和憤怒，已經超過經濟能量對社會的安撫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官僚集團也急需揮舞民族主義旗幟，解決台灣問題，從而以“民族英雄”的資格，為其用鐵血暴力鎮壓中國大陸民眾對極權暴政的反抗，作合理性辯護。
鄧小平死前作出的關於台灣問題的政治遺囑的錄音，現在依然處於嚴格的保密狀態；當時也只傳達到中共的政治局委員一級和軍隊的大軍區正職一級。現將鄧小平遺囑的最關鍵的內容引述如下：
“… … 幾年來，黨內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都蠢蠢欲動，想要效法所謂台灣經驗。還有人勸我們學習蔣經國，開放黨禁。這個政治動態應當引起我們百倍警惕。要教育全黨明確認識，台灣問題現在超出了我們同國民黨的歷史恩怨。… … 台灣問題的解決，關係到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生死存亡，關係到共產黨的生死存亡。… …要創造條件，儘可能早解決台灣問題。台灣和香港不同。香港有租借條約，所以百年後還可以解決。台灣沒有條約，拖下去，對我不利，越拖下去越難解決。… … 台灣問題要在胡錦濤同志的兩屆任期內解決。不要超過二○一二年。希望我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慶功會。… … 江澤民同志不要爭功，不要冒進，要踏踏實實為胡錦濤同志解決台灣問題創造條件。毛主席，還有我和許多老同志，幾十年都在為解決台灣問題創造條件。只是由胡錦濤同志代我們黨去收穫。”
鄧小平的遺囑用典型的中共黨文化語言表明，這個中共精明的老政客已經意識到，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對大陸的政治示範作用，構成對中共政權的致命威脅，因此，他也把所謂“解決台灣問題”當作消除致命政治威脅的基本方法，並為解決台灣問題制定出最後時間期限。
江澤民最終交出黨軍大權之前，愛將陳良宇曾極力勸其發動台海戰爭，然後以戰爭狀態為名，中止向胡錦濤交權的程序，從而繼續掌握黨軍最高權力。王守業也在二○○一年升任海軍副司令員後，用寫血書的方式，勸江澤民果斷解決台灣問題。江澤民沒有接受勸告，並非由於擔心美國介入台海作戰，而是因為鄧小平遺囑中已經直接告誡他不要爭功，他怕用對台作戰的方式阻止胡錦濤按正常程序接掌權力，引發黨內針對他的反對浪潮。他自知在權力鬥爭中積怨甚多，因此不敢涉險。陳良宇和王守業則由此為自己種下禍根。二○○五年胡錦濤接掌軍委主席之後，立即拿王守業開刀，對其實施“雙規”，即變相逮捕，終至軍法起訴，判死緩。陳良宇以中共政治局委員之高位，也不免鋃鐺入獄，成為階下囚。這兩位官員的罪名都是貪腐。在中共無官不貪無吏不腐的狀況下，貪腐乃是整肅權力鬥爭對手的風流罪名。對於中共官員而言，政治罪名尚有平反之望，以貪腐被治罪將萬劫不復。胡錦濤不可謂不毒。
二○○二年，胡錦濤成為中共總書記之後，表面上竭力宣揚“和平崛起”，不過是疑兵之計，暗中卻全力推動於二○一二年十八大前以武力為主解決台灣問題的計劃。二○○八年初，中共注意到國民黨有在選舉中獲勝，重新執政的重大可能。國民黨失去政權的八年間，中共有計劃地對國民黨權貴階層進行收買利誘，眾多國民黨上層家族已經在大陸開設企業或商號，使自己的經濟利益與中共政權血肉相連，密不可分；眾多國民黨高級知識分子也通過同大陸的學術交流，把自己的學術命運與中共嚴密控制下的大陸學院和研究機構連接在一起；更有國民黨主席連站之類，除其家族在大陸經商之外，其本人更通過“聯共制台”的方針，親共、媚共、投共，使自己的政治利益與中共極權暴政的政治利益形成唇亡齒寒，休戚與共的關係。鑒於上述情況，胡錦濤判斷，國民黨一旦重新執政，中共就有用“和平方式”為主，即用統戰方式為主，迅速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在二○○八年台灣大選還沒有結束之前，胡錦濤就已指令其首席幕僚令狐計劃統籌，王滬寧副之，組建一個寫作組，以國民黨重新執政為前提，起草解決台灣問題的新政治戰略。
馬英九如中共的判斷當選總統之後，中共於二○○八年六月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部門部署對台戰略。為了保密，會場設在北京西山洞穴深處的中央軍委第一戰略指揮中心。參加會議的除中共政治局成員外，包括書記處成員、軍隊大軍區和軍兵種副職以上領導；國務院辦公廳正副秘書長；統戰部、外交部、公安部、國安部副職以上領導等，共計二百餘人。
胡錦濤在會議的發言中講到：“… … 毛澤東同志早就英明指出，統一戰線是我黨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之一。經過多年有計劃、有步驟的工作積累，我們對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取得了歷史性的成果。這次國民黨重新執政，為我們用和平方式迅速解決台灣問題提供了重大現實可能性。這是我們重新修訂對台政治戰略的事實根據。”
在這次會議的講話中，胡錦濤還特別表揚了中共國安部和外交部。他說，“國安部通過高效、縝密的工作，從兩年前起就發現掌握了陳水扁家族貪污罪行的確鑿證據，一些愛國台商也向我們有關部門揭發了陳水扁家族向他們勒索的情況；外交部的工作也很有成績，經過努力，使美國政府同意給我們提供幫助，一起說服瑞士銀行和新加坡政府，用充分策略的方法，把陳水扁家族貪污的罪證透漏、轉交給台灣司法當局。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陳水扁很快就會被捕。他的被捕將給台獨勢力造成重大打擊，也會進一步加強國民黨政府控制台灣局勢的能力。這次美國在陳水扁問題上同我們的配合也說明，國際關係形勢對我們迅速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十分有利；美國確實把『台獨』視為麻煩製造者。現在，日本對移送陳水扁家族貪污罪證的問題態度還比較曖昧。外交部要就此進一步加強對日本的外交工作。日本當局一旦同意移送罪證，其影響就會超越案件本身，對分化日本同台獨勢力的關係，起到積極作用。”
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中共中央的三個文件：《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關於對台軍事鬥爭準備預案》、《統一台灣的政治法律 處置預案》。重點是第一個文件。
在《解決台灣的問題政治戰略》中，中共關於新情況下對台灣的總體政治戰略任務是這樣表述的：“全黨要緊緊抓住國民黨重新執政的時機，通過加速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全面統戰工作，務必於二○一二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不戰而勝，政治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徹底粉碎國內外敵對勢力利用台灣的所謂『民主經驗』，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陰謀。”這個文件中還對政治統戰方案、經濟統戰方案、社會文化統戰方案、相關的外交戰略方案作出了指導性和原則性規定。對上述各個方案，本書將用專章介紹。
《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最後提出：“在繼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前提下 ，全黨、全軍的工作重心要轉到實現二○一二不戰而勝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上來。外交、內政、軍事、公安、國安、宣傳工作，都要主動為對台灣的統一戰線工作服務… … 要把解決台灣問題提高到關係社會主義制度的生死存亡高度來認識。… …在努力爭取用統一戰線的方式，即用和平方式為主解決台灣的同時，全黨全軍也要繼續毫不鬆懈地作好軍事鬥爭的準備。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是鄧小平同志的遺囑確定的，也是我們這一屆黨中央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英靈所作的政治承諾，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一些台灣朋友聽到關於中共對台政治戰略的介紹後，第一反應是震驚，而且不相信中共會實施這個政治戰略。這些台灣朋友斷言這個政治戰略“是不理性的”。
是的，在這一點上台灣朋友們說得沒錯——中共的這個政治戰略確實是非理性的。但這些台灣朋友們沒有認識到，所有極權政治體制都存在一個共同的特徵，即“戰略決策上的非理性，和戰術執行上的高度理性”。
關於極權政治體制的這個共同特徵，首先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不斷被歷史史實證實的現象。二次世界大戰中，沒有一個政治家或者軍事家預見到德國會主動發起兩線作戰，但德國就那樣作了，這顯然是戰略決策上的非理性。與之同時，德軍的“閃電戰”等戰術，卻又顯出精確的理性安排，甚至理性得像一架機器。仍然是二次世界大戰中，也很少有人相信，在沒有解決中國問題的情況下，日本會發起對美國的戰爭，因為，那是不理性的。然而，日本政治與軍事家群體恰好選擇了戰略上的非理性。不過，日本海軍對珍珠港的偷襲又具備極其高度理性策劃的素質，即戰術執行上的充分理性。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如果根據理性判斷，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既無空軍掩護，又缺乏後勤保障能力的中共軍隊會投入韓戰，與剛剛用原子彈轟擊過日本的美軍抗衡。但是，理性又一次在戰略決策的意義上被極權政治忽視，而中共軍隊的戰術則達到了以弱搏強所能達到的理性的極限。
上述這類史實還可以引證許多。為什麼極權體制會具備“戰略決策”的非理性的共同特徵呢？對於這個問題，亞里士多德數千年前關於人治與法治的論述，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亞里士多德認為法的治理優於人的治理。因為，人都是理性與感情的結合體，所以，人的統治會由於個人感情的作用而偏私。不過，儘管每個人都既有理性又有感情，然而，人卻又有能力創造超越個體，因而超越情感的純粹理性形式，這個純粹的理性形式，就是法律。所以，法的治理就是理性的治理。
亞里士多德的上述思想對於理解極權體制戰略決策的非理性特徵有直接的意義。極權體制與人治是同一回事。極權體制之下，獨裁者或者寡頭集團的個人情感是其戰略決策的根據，而以個人情感為根據的戰略決策，不可能理性，只能是非理性。以中共對台灣的政治戰略為例，在決策過程中，起作用的只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寡頭集團的愛恨情仇和寡頭們對極權利益的認知，台灣民眾的意志、願望、情感、利益則完全被忽略。這種完全忽略台灣民眾存在的對台政治戰略決策怎麼可能是理性的？
長期以來，國際上多如過江之鯽的“漢學家”、“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共的判斷少有準確的時候，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不懂極權戰略決策的非理性特徵；用理性的標準判斷極權戰略決策，必定得出錯誤的結論。“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在誤導世界，也在誤導台灣。台灣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如果不能深刻理解中共對台戰略決策的非理性，就不可能真正看清台灣面臨的危險，更不可能找到戰勝命運大劫難的方法。胡錦濤等中共寡頭的個人心理狀態，在此次中共制定的“2012不戰而勝台灣”的政治戰略中起到關鍵的實質性作用。從中人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共對台戰略決策不僅是非理性的，而且是瘋狂的。這正是我在緊接下來的一節中要討論的問題。
二、胡錦濤個人心理因素在確定對台政治戰略中的作用——是歷史的荒謬，還是人性的荒謬
民主政治之下，權力意志之魂在於法律，而法律以公民的意志與利益為依歸；極權政治之下，最高獨裁者和寡頭集團的個人意志就是權力意志。當前，《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構成中共權力意志的首要的興奮點。所以，這個政治戰略的最終決策基礎，就在於胡錦濤和中共寡頭集團成員個人的心理狀態。只有剝去表面的官樣文章的外衣，我們才能發現，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的真實背景，是多麼陰暗，多麼瘋狂，又多麼荒謬。為此，我們首先需要對中共黨首胡錦濤的人格與心理狀態，作必要的探討。
極權政治要求用奴性人格與阿諛逢迎之術築成陞官之路，因為，向上負責是極權政治的基本邏輯；極權政治是陰謀政治，所以，華麗謊言修飾的偽善與偽善深處隱藏的陰狠，就構成專制官場中生存與發展必須具備的人格條件；極權政治以對獨裁權力的貪慾，以及獨裁權力帶來的榮耀和特權，作為基本的政治動力，因此，對權力的貪慾必定是專制者心理的聚焦點。
奴性、偽善、陰狠的人格，對權力的沸騰的貪慾，構成中共官員普遍的基本人格與心理特徵。不過，要想從中共暴政兩千餘萬貪官污吏中脫穎而出，踏上權力之巔，除了命運的機遇之外，還必須是奴性、偽善、陰狠至極者，必須是把追求權力視作生命的唯一意義者。胡錦濤正是這樣的人。
對於胡錦濤，貪婪與權力已經成為唯一的生存價值。在奴性、偽善和陰狠人格的養成上，命運也為胡錦濤提供了充分的條件。胡錦濤出身於大學的政治輔導員。凡在中共建政後的大學里學習過的人都清楚，大學里共青團幹部、學生會幹部和政治輔導員一類人，是學術上無知無能，醉心於幫助中共對大學師生實施政治控制的告密者群體。在大學里，與其說他們受到學術訓練，不如說受到中共控制人的政治陰謀和權術的訓練更準確。而這種訓練正是養成純熟的奴性、偽善和陰狠人格的搖籃。
胡錦濤雖然具備成為中共獨裁者的全部人格條件和心理素質，但他的仕途卻並非都一帆風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胡啟立、王兆國等與共青團淵源甚深的中共領導人在權斗中失勢之後，得勢的中共頑固派對共青團出身的幹部的政治可靠度產生懷疑；胡錦濤擔任過共青團第一書記，順理成章處於懷疑之列。於是他從貴州省書記任上被調為西藏自治區書記。這次調動雖說屬於平級調動，但由貴州調到更偏遠的西藏，本身就是有貶謫的意味。而且從中共歷史上看，西藏的書記幾乎沒有能繼續升遷的。一時之間，胡錦濤的仕途似乎已到盡頭。胡錦濤心灰意冷之際，赴藏不久，便託病返回北京住院療養。
一九八九年是胡錦濤命運轉折的起點。年初，在北京養病的胡錦濤接到中共西藏黨委轉來的一份文件，文件中稱，根據公安部門秘密偵查掌握的證據，藏人僧侶準備在三月發起動亂。最初，這份文件並沒有引起胡錦濤的重視。這時令計劃找到胡錦濤。胡錦濤任團中央書記時，令計劃作過其秘書。按中共官場的潛規則，官員與其秘書之間是親密的主僕關係。令計劃得知那份文件的內容之後，向胡錦濤建議：馬上返回西藏，作好平息藏人僧侶動亂的準備；一旦事態出現，立刻高調平息動亂。令計劃指出，這可能是胡錦濤進一步發展的最後機遇；只有出現重大事態，胡錦濤的個人命運才可能出現轉機。
據知情者透露，五年之後，令計劃曾向人講起，他當時為胡錦濤獻的此策乃千古奇策，堪比漢張良當年為劉邦所獻的暫入蜀為王之策。
胡錦濤接受令計劃的建議，很快返回西藏，並在一九八九年三月，未經事先請示中央，就以西藏黨委名義，強令西藏軍區警備團和駐拉薩武警總隊，全副武裝，開進拉薩城區，用大屠殺的方式平息藏人僧侶的和平起義。胡錦濤本人竟然也完全違背中共官場規則，以文職人員的身份，頭戴軍用鋼盔、手執自動武器，赫然出現在大屠殺第一線。
據西藏公安廳一份秘密文件記載，此次大屠殺中逮捕僧侶一千三百多人，平息暴亂的當場擊斃所謂“暴徒”四百八十三人，後在關押中又有一百二十三名受傷的暴徒死亡或者自殺。胡錦濤，這個平常拘謹呆板，微笑總像不會凋謝的塑料假花一樣掛在臉上的人，竟會如此兇狠，連一些中共的老軍頭都感到驚嘆。一些曾與胡錦濤共過事的官員對此更覺得匪夷所思。
其實，胡錦濤的表現完全符合奴性人格的邏輯。在長期尊嚴被踐踏、情感被壓抑的奴性人格中，都如深海暗流一樣涌動着盲目報復的陰狠獸性。我預言，胡錦濤在對待藏人僧侶時展現出的兇殘，將在他“解決台灣問題”過程中的關鍵時刻，再次血淋淋地裸露出來。
事件後，中央軍委和武警總部的一些高級將領對於胡錦濤未經請示中央就調動部隊十分不滿；認為這嚴重違背了軍事紀律，一度試圖正式提報告，要求對胡錦濤作出處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隨後爆發的六.四事件，不僅使胡錦濤完全擺脫受處分的可能，而且使他受到鄧小平的垂愛。鄧小平決意用自己沾滿六.四之血的手，把權力交給手上沾滿藏人之血的胡錦濤。這個精明老政客認為，只有如此，他死後才不會因六.四血債受到清算。無奈當時江澤民獲得李先念、陳雲的鼎力支持，鄧小平已不得不同意江澤民出任總書記，他只好通過一系列的政治和人事安排，隔代制定胡錦濤作未來的中共最高領導人，並用政治遺囑的方式，把解決台灣問題的權力和功勞“恩賜”給胡錦濤。當然，這絕非出於鄧小平對胡錦濤的個人偏愛，而是老謀深算的鄧小平為防止自己死後因六.四血案被鞭屍，一定要強化同他一樣有血案者，即胡錦濤的權力地位——鄧小平最怕的是他的後任者為六.四“平反”，因為，以共產黨的名義給“六.四”平反，意味着鄧小平及其家族徹底喪失所有政治依託，並直接承擔屠殺北京學生和市民的滔天罪責。
總括而言，促使胡錦濤二○一二年之前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決策的個人心理因素，主要有下列各項：
首先，二○一二年秋，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胡錦濤的兩屆任期已滿，按規定應當交出權力。對於獨裁者，交出權力比交出生命更痛苦。所以，在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的過程中如果出現重大事件，或者主動製造重大事件，胡錦濤便會找到推遲中共十八大召開的理由，從而“合理地”延長自己掌握最高權力的時間。
其次，即便找不到延長執掌權力的理由，在權力還屬於自己的時候，運用權力“建功立業”，不但可以鞏固胡錦濤個人在中共黨史上的地位，而且還可以在相當程度上保障胡錦濤交出權力後，其家族利用腐敗權力斂聚的資財的安全。
再次，成功“解決台灣問題”可以使胡錦濤對黨內權力鬥爭的對手取得絕對政治優勢，從而按照他的意願組建下一代中共領導人的核心團隊。這樣，即使交出了權力，胡錦濤也能夠繼續以太上皇的資格垂簾聽政。
從以上討論可以看出，胡錦濤決策二○一二年前解決台灣問題的每一項心理因素後面，都是其奴性、偽善、陰狠和貪婪權力的人格在起作用。
同時，胡錦濤的這個決策不僅得到鄧小平政治遺囑的支持，而且也符合中共寡頭集團成員的利益。
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可以使這一代中共寡頭集團以“集體領導”之名，分享“豐功偉績”，滿足他們對榮耀的貪慾。不過，長期馬克思唯物主義的洗腦，使中共官員基本上屬於極端功利主義的一類。因此，他們對榮耀的渴慕之下，隱藏着更加實用主義的考慮。
當今中共寡頭集團成員及其家族，無一例外都是利用腐敗權力貪污受賄的犯罪者，其中相當一部分還犯有屠殺人民罪、酷刑罪、群體滅絕罪等反人類罪行。在台上時，他們可以用權力保護自己，一旦下台，失去權力之盾，他們的罪行就很可能成為權力鬥爭的對手整肅他們的理由。而參與“解決台灣問題”的大功，則會為他們下台之後提供歷史功勛意義上的地位保障，極大增強其安全感。
胡錦濤的個人慾望與寡頭集團成員的慾望和利益的契合，使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成為中共暴政整體的權力意志。那些相信中共戰略決策會遵循理性規則的人們，其實自己最缺乏理性，因為，他們缺乏對極權政治戰略決策的特點作出準確判斷的理性能力。
遙想當年，慈禧太後為維持其專制皇權的安全，便把台灣出賣給日本。在那個過程中，沒有誰想到要考慮台灣人民的情感、意願和利益。台灣的命運就這樣被一個衰朽荒淫的老太婆所決定。今日，中共政權，一個對中國實施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極權統治的外來寡頭集團，卻又要以“統一”為借口，用極權專制的鐵鏈鎖住自由的台灣。在此過程中，台灣人民的情感、意願仍然被忽略不計。難道台灣的命運又要被腐敗至極、貪婪權力的中共寡頭集團決定嗎？這既是人性的荒謬，也是歷史的荒謬；或者說，這是獨裁者的荒謬的人性書寫的荒謬歷史。所幸，歷史並不總是由獨裁書寫。所有渴望自由的人們，現在已經到了必須握住歷史之筆，書寫自由命運的時候——為歷史免於被獨裁者的意志主宰，渴望自由的人們必須書寫歷史，即便需要蘸着血淚書寫。
三、中共對台戰略的策略和戰術設計 ——非理性下的精確理性
過去，智者告訴人類：貪慾是萬惡之源。現在，我願說：對專制權力的貪慾是萬惡之首。
正是對權力的貪慾構成專制者戰略決策的非理性的基礎；權力的貪慾像一團猩紅的火，日夜燒灼着專制者的心，使他們成為非理性的動物。不過，專制政治的官場又是陰謀遍地、險惡至極的叢林。只有最具實用主義生存理性的人，才可能生存下來，並成為黑暗的叢林之王。專制官場的這種極端實用主義的生存理性訓練，又把專制者培養成深諳人性弱點的理性動物。專制者權欲沸騰的靈魂是非理性的，專制者的權謀之術則極端理性。專制者的這種分裂的人格特徵決定了，極權政治戰略決策上的非理性和戰術執行的極端理性的特徵。而這也正是極權政治的可怕之處——通過精確的理性設計和運作，來實現專制權力的貪慾中的反自由、反人類內涵。這種極權政治的可怕之處已經成為台灣必須面對的現實。
從中共官員的身上，人們可以明確地發現非理性和權謀理性集於一體的雙重人格。
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解決台灣問題”的三個決議，是胡錦濤授意，由令計劃統籌的三個工作小組擬定的。那次會議上，令計劃在對三個決議進行說明的報告中講到：“… … 有同志提出疑問，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是不是倉促了一些，時機是不是成熟。… … 胡錦濤同志和常委班子，是在對未來我黨面臨的政治、經濟、社會局勢作出全面而深刻的研究之後，才果斷作出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決策。這個決策一點也不倉促，時機也早已成熟，即使有一些條件暫時不具備，也要用開創性的工作使之具備。… … 我們處於戰略機遇期，但也處於改革深化，深層矛盾將逐步暴露出來的時期。未來的五年之內，在經濟、社會和思想政治領域，可能集中出現不穩定因素，甚至可能出現大規模社會動蕩。在這種情況下，果斷把解決台灣問題提上議事日程，有利於凝聚全黨、全軍的意志，有利於激發全國人民的愛國熱情，有利於預防可能出現的各種危機。… … 而且，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也是鄧小平同志對胡錦濤同志和這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囑託。鄧小平同志在遺囑中就高瞻遠矚，提出要儘早解決台灣問題；指明這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生死存亡，關係到我黨的生死存亡。”
令計劃的這番話對於不熟悉中共黨文化的讀者，可能不容易準確理解。因此有必要作一定程度的“翻譯”。令計劃的上述發言的中心意思如下：由於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運行二十餘年造成的極端兩極分化已經到達臨界點，中共將在未來五年進入經濟、社會和政治思想的大危機期。因此，實施二○一二年之前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可以把大陸的重大矛盾引向外部，同時有利於煽動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情緒，用以欺騙大陸民眾，緩解沸騰的民怨，為中共暴政度過危機創造條件。
顯而易見，令計劃在戰略決策的層面上完全非理性。他只為中共度過危機的一黨私利，並根據一個化為飛灰的老政客的個人願望，就同意把專制的枷鎖加諸於台灣的決策，這不僅是偏私的，而且是極端的，是極端非理性的表現。但是，為實現二○一二對台灣不戰而勝的政治戰略，由令計劃主持擬訂的一系列具體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統戰方案，即戰術執行層面上的方案，卻顯示出迥然不同的風格。這些方案是本書下面將要介紹的主要內容之一，相信讀者會從中明確感受到下述這種風格：其對人性弱點之洞察、考慮問題之全面、分析判斷之冷靜、思想表述之縝密、行動設計之合理、權謀思辨之詭譎難測，等等都全然是高度理性的產物——沒有偏頗的激情、沒有極端的衝動，只有冰冷如鐵的堅硬的邏輯。
中共官員的非理性與理性的雙重人格，在中共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身上得到令人難以想象的另類表現。中共將領中，包括公開用核戰爭威脅美國不得干預台海戰事的朱成虎在內，共有十一名將領曾先後分別寫血書給中共中央軍委，要求儘早發動對台灣的作戰。王守業就是寫血書者之一。後來，王守業因得罪胡錦濤被逮捕。在審訊過程中，王守業精神完全崩潰。他供出，自己寫血書要求儘早開始台海作戰，除了為使江澤民有借口繼續掌握軍權之外，還有其個人目的。他說，在眾多權力競爭的對手虎視眈眈的情況下，通過權錢交易斂聚的大量財富使他寢食難安。而對台作戰無非兩種結果，一是戰勝，統一台灣；一是戰敗，國家大亂，中共垮台。無論哪種結果都對他有利——戰勝了，他作為主站的鷹派和對台作戰後勤主官之一，定然獲得“民族英雄”的無尚榮耀和不可動搖的政治地位，在此情況下，那些權力競爭的對手和政敵也會知難而退，他的財富和個人的政治生命就都安全了；如果戰敗，中共倒台，天下大亂，他也可以得到解脫，因為，根據蘇聯的經驗，蘇共垮台後，前蘇共官員用腐敗權力獲得的財富不僅沒有受到清查，反而以私人財產的名義受到法律的保護。
據中共軍事法院的良知人士透露，胡錦濤在王守業的供詞上批示：“我軍的高級將領的思想意識竟會腐敗墮落到這種程度，難道還不應當引起全黨的高度警覺嗎？”其實，在戰略決策的選擇上，王守業遵循的是和胡錦濤同樣的邏輯，即以個人的主觀心理願望，而不是客觀理性，作為戰略決策的根據。區別只在於，兩個人的地位和處境不同，其戰略選擇的非理性的內容也有不同而已。
不過，就是同一個王守業，又具備出類拔萃的戰術設計的理性能力。王守業作為主管後勤保障的海軍副司令員，曾受命領銜設計台海作戰的後勤保障預案。在王守業主持下，由海、陸、空三軍種的後勤將領組成的設計組，僅四個半月就完成了預案設計。以遲浩田為首的退居二線的老軍頭組成的鑒定組，對預案鑒定後大為滿意，稱讚其設計之縝密與巧妙，超過當年日本海軍奇襲珍珠港的作戰謀略。
在人格的非理性和理性的雙重性問題上，胡錦濤則是中共官員的最經典的代表者。如前所述，中共二○一二年前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決策，實質上是圍繞着胡錦濤個人的權力貪慾與野心作出的非理性選擇。然而，只要沉降到如何在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的戰術層面上，就可以看到精明的理性的權衡開始發揮作用。所謂“不戰而勝台灣”的戰術方式設計，正是理性權謀的選擇結果。
胡錦濤確定用“不戰而勝”，即用統戰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既不是基於對中國古兵法“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原則的理解，也不是像某些賣身中共的國民黨權貴人士宣揚的那樣，“中共不願看到兩岸同胞兄弟相殘的悲劇發生”，而是為實現胡錦濤個人權力野心所作的理性權衡的結果。
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無非兩種基本戰術方式選擇，即武力方式和統戰的非戰方式。中共軍方極力主張用武力為主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以便為軍人“建功立業”，提高軍隊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創造條件。但胡錦濤與軍隊素無淵源，如果武力解決，整個過程將由軍方主導，胡錦濤只能作一個政治木偶，難以真正扮演“民族英雄”的角色。而且，武力解決台灣之後，軍方將領的權威和政治影響力將極大加強，從而造成對胡錦濤政治主導地位的威脅。正是出於上述理性權謀的考慮，胡錦濤才否定以武力為主的戰術選擇。相反，用“統一戰線”的和平滲透、利誘收買的方式，不戰而勝台灣，則可以使胡錦濤在整個過程中處於理所當然的主導地位，使台灣問題的解決首先成為胡錦濤個人的“不世之功”。國民黨的重新執政，以及國民黨權貴階層的親共、媚共、投共、賣台的政治取向，恰又為胡錦濤確定“不戰而勝“的戰術方式，提供客觀可能性的現實基礎。
用統戰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戰術方案，引起中共軍方極大的反感與反彈。為安撫軍方，胡錦濤同時要求令計劃統籌擬定《關於對台軍事鬥爭準備預案》。這個預案的主要內容本書後面也有介紹。除安撫軍方之外，胡錦濤在選擇“不戰而勝”方式的同時，又制定“軍事鬥爭”準備的預案另有深意。這個預案為其在統戰過程中用小規模戰爭方式激化局勢，從而找到在大陸實施緊急狀態的理由，提供了根據。緊急狀態之下，胡錦濤便可合乎邏輯地推遲中共十八大的召開，並繼續超期控制最高權力。書寫到此，不禁感慨：中共狗官的權謀理性，真是機心萬端，陰暗如晦，鬼神難測。
中共戰術層面的極端理性不僅表現在戰術方案的設計上，而且表現為實施過程中對既定戰術方案的及時有效調整。現只隨手拈來一例說明之。
台灣實行開放陸客來台旅遊的政策之初，由於馬英九當局刻意鼓動起的樂觀情緒，許多台灣人滿懷乞盼，等待大批陸客如“及時雨”從天而降，給台灣帶來商機。但是，最初數月，大陸客每日入台只區區數百人，多者也不夠千人，使台灣眾多景點建起的各種旅遊設施大部分置閑，投資者面臨慘痛損失的前景。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中共的權貴市場經濟體系已經按照其自身的邏輯開始步入危機，而國際經濟危機此時發生，又給其雪上加霜。在此情況下，大陸一般民眾缺乏旅遊消費的能力，而中共國務院也沒有能力為大規模公款赴台旅遊支付賬單。
二○○八年十月，中共統戰部給中共書記處的一份報告中稱，由於赴台旅遊的人數遠低於預期，不僅開始影響馬英九政府在台灣民眾中的聲譽，甚至可能對馬英九加強同大陸經濟聯繫的戰略政策產生重大消極影響。此份報告提交僅三天，中共書記處就在令計劃主持下，作出應對決定。這項決定的保密層次為“絕密”。該決定要求，由統戰部牽頭，工商總局和稅務總局參加，共同組成工作小組；工作小組的任務是，促使在中國贏利的海外華人投資的企業（不包括台資企業）和中國的民營企業出資，組織員工赴台旅遊；對積極響應這一號召的企業，工商總局和稅務總局要給予工商管理和稅收方面的合理優惠待遇，對於不響應這一號召的企業，要從工商和稅務的角度，依法嚴加管理，對其在工商和稅務上的任何違法行為，都要及時查辦，從重、從嚴處罰。對於其他性質的企業願意出資組織員工赴台旅遊，也要積極鼓勵。
該決定還要求，在中共統戰部協調下，工商總局、稅務總局和國家旅遊局要確保二○一二年徹底解決台灣問題之前，每年赴台旅遊人數達到五十萬左右；並聲稱，“上列各單位必須以對黨和人民的高度責任感，把這項任務當作重大的政治任務來完成”。
中共享上述方式逼迫華商企業和中國民營企業為陸客赴台旅遊，這個被稱為“政治任務”的活動買單，與黑手黨收保護費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中共統治下能夠長時間生存的華商和民營企業，以及其他企業，都學會了奴僕的乖巧。對中共這種敲竹杠式的號召自然至少表面上大力支持。因傳銷而常受打壓的直銷集團此次搶到獻媚的先機，不僅首批組織並資助員工赴台旅遊，而且責令其員工必須按照行前中共統戰與國安部門培訓的要求，把旅遊當作“統一祖國的政治任務”，要向台胞展示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宣傳只有和祖國大陸在一起，台灣經濟才有出路的觀念。如此這般一來，才出現了直銷團員在台灣猶如暴發的土財主式的表演。
相信在中共暴政強權的逼迫之下，不斷會有企業組團赴台旅遊，人數定可達到每年五十萬人次左右。只是這種以二○一二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為期限的政治任務式的旅遊經濟，對於台灣無異於飲鴆止渴。因為，中共給予台灣的經濟利益，是要在二○一二年收回政治利息的，——政治利息的實質，就是自由的台灣要淪為中共極權專制之下的政治奴隸。
我們用較長篇幅論證中共極權政治“戰略決策的非理性與戰術執行的極端理性”的人格分裂的特徵，是為了明確表達一個事實：中共享極權鐵手扼殺台灣自由命運的非理性的戰略決策，正在而且將繼續由極其富於策略理性的戰術設計來推行，即非理性的罪惡的政治目的是被遮蔽在用精巧的理性編織的騙局後面；只有等到中共在二○一二年條件成熟之後翻開政治底牌時，其政治目的才會裸露出來。所謂圖窮才會匕現。可是，台灣有能力洞察騙局，看清中共政治目的對台灣自由的致命威脅嗎？
四、簡要結論
一個社會養活既不作工，又不務農，也不經商，還不搞科研的政治人物和文人群體，是為了經過這個群體，實現特定的社會職能。這種特定社會職能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便是當重大的危險逼近時，政治人物能夠憑藉其政治敏感性，文人能夠憑藉其智能與知識，為社會敲響警鐘。令人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在這個問題上，台灣的政治人物和文人群體，辜負了養育他們的台灣。
現在，政治大劫難已經逼近台灣，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中共又用精緻的理性鑄成華美謊言的幕障，阻斷普通台灣人看清事實真相的目光。這正是台灣需要大政治家和智者的時刻。然而，我們看到——歷史也必然看到了，眾多國民黨的政客、馬英九與其政府的官僚、利欲熏心的文人，以及俗不可耐的電視名嘴們，都在隨着中共的謊言歡歌醉舞；他們試圖讓台灣人相信，對中國人犯下重重反人類罪行、造成一次又一次重大社會悲劇的中共貪官污吏集團，已經天良發現，洗心革面，由嗜血的暴政變成樂善好施的菩薩，從而將給台灣帶來豐饒的財富和永久的和平安寧。
這群台灣的小政客和無恥文人在幫助中共傳播謊言，也是在幫助中共暴政推行其反自由的政治戰略。無論這次大劫難將來以何種方式落幕——是台灣的自由被劫難所摧毀，還是台灣人戰勝劫難，歷史都將把這批台灣小政客和無恥文人，作為永不饒恕的詛咒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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