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青夢》
《中國知青夢》以豐富翔實的資料和強有力的藝術表現，首次披露了知青大返城的內幕和全過程，以及邊疆兵團戰士的血淚檔案。百人臥軌，千人絕食，萬人下跪，驚天地泣鬼神！這是一支昨日英雄夢破滅的魂曲，一首中國知青運動悲壯、雄奇而又痛苦、困惑、低迴的輓歌。
這是作者繼《大國之魂》後又一部驚心動魄、反思警世的力作。看鄧賢的《中國知青夢》能深深感受到，報告文學那種攝人心魄的震撼，不是簡單的感動、憤怒、迷茫、混沌、喜悅，更多的是多種感情的複合體，其中的種種人間悲劇和荒誕的鬧劇是難以讓現在的青年所理解的，紅色的年代我們看到的是血色浪漫的瘋狂和激情，但是紅色的年代可能把血色的東西也溶化到裡面，讓我們根本分不清，那顏色是血色還是紅色。
作者：鄧賢
著
出版社：四川出版集團;四川文藝出版社
ISBN：9787541127670出版時間：2009-01-01
作者簡介
鄧賢，1953年生於四川，1971年到雲南邊疆當知青7年。1982年開始文學創作，現已出版作品五百餘萬字，多次獲國家及地方政府文學獎，並有作品被翻譯成日文、英文在國外出版。現在四川某學院任教。
目錄
作者題記
引子：歷史的迴聲
第一章母與子
第二章大治之年
第三章山雨欲來
第四章人血不是水
第五章天降大任
第六章走向混沌
第七章廣闊天地啟示錄（創業篇）
《中國知青夢》
作者題記
這是一本屬於我們自己和那個時代的書。
謹以此書，祭奠所有在輝煌的噩夢中悄然死滅的青春。
謹以此書，獻給所有留在昨天和走進今天的同齡人。
——作者題記
引子：歷史的迴聲
西元一九九一年初春，原雲南生產建設兵團部分四川知青為了紀念赴滇支邊二十週年，決定在成都舉辦一次大型圖片回顧展。提議辦展覽並熱心投入的，大多是當年兵團的知青幹部，他們有熱情，思想活躍，富有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並對過去那段並不輝煌的歷史始終取一種基調昂揚的樂觀態度。籌備組成立伊始，第一個議程便是給展覽取個總標題。標題如同嬰兒的名字，寄託人們對於回顧展乃至歷史的全部期待。
議論結果，回顧展有了一個相當令人鼓舞的命名：
——“青春無悔”。
總標題之下，還有一段註釋性題記，摘自《普希金詩選》：“一切的痛苦都將過去，而過去了的，就會變成美好的回憶。”
我不禁對這位俄羅斯詩人的話產生了某種本能的懷疑：如果一切過去了的痛苦都不成為痛苦，那麼猶太人對於二次世界大戰，中國人民對於南京大屠殺，日本人對於原子彈，他們會將那場噩夢變成美好的回憶麼？！
詩人固然離不開浪漫主義的滋養，但是浪漫主義並不等於歷史。
一九七一年春，首批成都知青赴雲南支邊不久，一個驚人的消息傳來：十名平均年齡只有十七歲零三個月的剛剛到達邊疆農場的女知青，在一個靜謐的夜晚被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吞噬。大火過後，人們只在廢墟裡找到一堆緊緊擁抱在一起的蜷曲的殘骸。當時這件事震動了成都。籌展期間，我們好不容易找來女知青的照片，準備放大展出，以志紀念。不料很快遇到一個小小的難題，就是沒有人熟悉她們和能夠弄清這些姑娘的姓名簡歷。我為此又費了一番周折，終於找到幾位死者生前連隊的男知青，請他們提供女知青情況。
然而這是一個令人難堪的場面。知青們搔著頭皮，相當尷尬地回憶了許久，終於為我湊出了七個半女知青的姓名。
其中那半個只有姓，據說還不大確切。
歲月悠悠，往事如雲如煙。在塵封的記憶倉庫裡搜尋二十年前那些早已淡漠的生活往事乃至人物印象自然是件不大容易的事，何況他們已經不算年輕，正在或者將要步入人生的中年。我沒有理由責備這些忙忙碌碌的同齡人，他們每天都要面對許多紛繁的現實，包括沉重的家庭負擔和激烈的生存競爭的挑戰。誰能只靠回憶而不是努力工作來打發短促的人生呢？但是我又沒有理由不為我的同齡人感到由衷的悲哀。
固然我們將跨入人類更加廣闊的二十一世紀，跨入中國社會前所未有的嶄新時代，但是我們的歷史畢竟連接著一九七一年乃至此前此後整整十年的苦難歷程。對任何個人來說，這都是一段相當漫長、曲折並佈滿荊棘和煉獄之火的人生道路。我們也許可以忘掉榮譽，忘掉金錢，忘掉將來有可能高懸於我們頭頂之上的種種炫目的桂冠，但是我們沒有理由忘卻苦難，以及由苦難強加給我們個人和整體身上的那種銘心刻骨的歷史烙印。
我由此想到“青春無悔”。
倘若那十位已經被人們遺忘並永久沉睡在黑暗之中的少女地下有知，她們會對我說些什麼呢？
如果她們有權利重新選擇生活，她們會選擇“知青”嗎？
她們會“無悔”嗎？
……
出門的時候，知青們臉上全都有了歉疚的表情，有人還認真地說了一些訕訕的話。我理解他們，他們不是對我而是對死者欠了一點什麼。但是推而廣之，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每個活著的知青是不是都對那些長眠地下的同齡人欠了一點什麼呢？
我們可以因為曾經身為知青而自豪，而無悔，甚至很壯烈地炫耀於後人，但是當我們冷峻地直面共和國歷史的尖銳詰問時，我們將怎樣註釋自己那一段並不短暫且眾說紛紜的人生經歷呢？
感謝社會各界和熱心的人們為知青展覽人生提供了機會和場所。
我因此也獲得一個介入現實生活與周旋於歷史之間的必然契機、一個全面審視與觀照包括自己在內的一代人心靈之路的絕好機會。
第一章 母與子
對西雙版納橄欖壩農場七分場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來說，西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註定是個不同尋常的日子，因為這一天“學大寨”依然轟轟烈烈，連隊依然不放假。
而她卻要生產了。
徐玲先當年虛歲三十，從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下鄉算起，她的“知齡”已有整整十年。從外表看，這個來自黃浦江畔的上海姑娘比她的實際年齡蒼老得多：皮膚黝黑粗糙，手腳關節粗大，眼角過早地堆起細密的魚尾紋。亞熱帶烈日和風雨無情地重塑了這個城市姑娘的外部形象和精神氣質，使她在“接受再教育”的康莊大道上更加接近當地農婦而不是城裡那些四體不勤的知識分子。
早晨起床，她就有了一種不平靜的預感，這種預感與其說來自某種生理先兆，不如說來自女人天生的直覺。雖然女知青對於生孩子並沒有親身體驗，並且此時距離預產期尚有半個多月，但是她還是切切實實感到了那個重大時刻的猝然迫近。
草草吃過早餐，早餐還是那種一成不變的鹽水湯泡飯，然後女知青心煩意亂地朝門外張望了一會兒。晨曦初露，朝霞映紅天際，黛色的群山好像波濤一樣遮斷視線。女知青嘆了一口氣。她知道自己不可能望見什麼，因為孩子的父親還在學大寨工地上，而學大寨工地遠在幾十裡之外，中間隔了兩架大山，於是只好怏怏地拾起一隻木耙，拖著沉重的身子朝曬場走去。
自從粉碎“四人幫”，農場興起會戰熱，領導層層督戰，連隊知青便統統開上山去學大寨。名目繁多的會戰如同走馬燈一般轉個不停：什麼大戰紅五月、紅六月、紅七月……向“五一”獻禮，向“七一”、“八一”、“十一”… …獻禮；什麼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日、競賽週、競賽月；還有無數的即興會戰，挑燈夜戰，等等，叫人應接不暇。徐玲先已經記不得連隊什麼時候放過假，而她和孩子父親最後一次見面也已經是幾個星期前的事了。
女知青被照顧在曬場翻曬糧食。入秋之後，堆積如山的稻穀、玉米需要曬乾揚淨然後入倉。雖然在連隊，翻曬糧食永遠是一種對於老弱病殘的特殊照顧，但是對於一個大腹便便並且即將臨盆的孕婦來說，有時哪怕彎一彎腰也未必是件輕鬆事。
上午十點，胎兒照例開始躁動，在母腹中左顧右盼，躍躍欲試。未來的母親幸福地把這種愈見頻繁的胎動稱之為“做早操”。然而與往常不同的是，半小時後腹痛再次發生，並伴有令人不安的尿道壓迫感和腹脹。
一個婦女停下手中活計，關切地詢問是否需要叫衛生員來看看？女知青搖搖頭。她已經意識到這是成熟的胎兒向母體發出的一種告別的語言，一種要求獲得降生權利的迫切信號。
她甚至聽見嬰兒墜地的呱呱啼哭。
女知青謝絕了婦女的幫助，她沒有把臨產的消息告訴其他人。生孩子是自己的事，自己的事就得靠自己來做，何況連隊距離分場醫院不算太遠，只有十來裡山路，這段距離對於任何勤勞勇敢的當地人包括知青都算不了什麼。於是徐玲先回到自己屋裡，將事先收拾好的簡單行李扛在肩頭上，然後挪動笨重的腳步，信心百倍地踏上通往醫院產房的崎嶇小路。
西雙版納位於祖國西南邊陲最南端，三面與東南亞緬、老、越諸國接壤，面積約三萬平方公里，屬亞熱帶季風區。在傣語中，“西雙”是數字十二，“版納”指壩子，即十二個高山壩子的意思。這些壩子好像珍珠一樣散落在瀾滄江峽穀兩岸的崇山峻嶺中，被莽莽蒼蒼的原始森林和森林植被所覆蓋，千百年來人跡罕至，野獸出沒，因此直至二十世紀中葉，西雙版納還是一片與世隔絕和未曾開墾的處女地。
《辭海》載：“西雙版納地區……位於滇南瀾滄江兩岸，氣候濕熱，林木茂盛，有'綠寶石'之稱。出產橡膠、樟腦、劍麻、香蕉、菠蘿、咖啡、椰子等，並有野象、老虎、犀牛、長臂猿、孔雀和雙角犀鳥等珍貴動物。……解放前這裡基本上保留著農奴制度，生產停留在刀耕火種時代，瘧疾橫行，是我國幾個死亡率很高的'高瘧區'之一……”
由於種種原因，全國解放後，雖有小批轉業官兵和墾荒隊員陸續深入邊疆發展生產，但是終未形成規模。直到西元一九六九年前後，隨著一股股上山下鄉大潮的湧來，西雙版納墾區才有無數農場、分場和生產連隊如同雨後春筍般宣告建立。年輕的墾荒者們在深山老林裡白手起家艱苦創業：蓋草房，搭茅屋，闢道路，開荒山，種植橡膠和收穫糧食。他們雖然並不全都安心屯墾戍邊，但是他們畢竟年輕，有熱情，並且受了革命前輩戰鬥精神的感召，因此決心要在邊疆這塊一窮二白的畫布上畫出一幅最新最美的圖畫。雖然歷史註定在那個只生產空洞的精神和階級鬥爭的癲狂年代，經濟建設和物質文明決不會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但是數以十萬計的拓荒者還是雄心勃勃地揮舞原始的勞動工具：鋤、鎬、斧、鐮、錘、鋼釬、鋸子，在亞熱帶荒原和叢林中日復一日地投入改造大自然的偉大鬥爭，同時也開始了被稱做“一代人精神煉獄”即接受再教育的苦難歷程。
於是我們看到，整整十年的漫長歲月過去了。
當歷史已經走進一個時代新紀元並且沐浴在朝霞般燦爛的新世紀曙光中的時候，人們的目光才偶然尋找到那些被遺忘在荒山野嶺中的傷痕累累的拓荒者。他們理想主義失敗的全部悲劇意義不僅在於沒能改變大自然，同時也在於沒能改變作為改造對象的自身。
他們都擁有一個曾經無比輝煌、豐碑般矗立卻又相當自卑的共同名稱：
——“知青”。
西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星期日。對於九億五千萬生活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的中國民眾來說，這一天註定是個普通而且平靜的休假日：機器不再轟鳴，農民卸下擔子，機關、學校和部隊例行放假。城市大街上熙熙攘攘，商店貨物匱乏，食品憑票供應，櫃檯外面到處可見市民購物的長隊。
雖然此時距離粉碎“四人幫”那個歷史性時刻已經過去整整兩年，中國人民正以欣喜的心情注視著自己生活中那些剛剛開始和業已出現的種種變化,比如深入揭批“四人幫”，給受迫害的老幹部平反，恢復高考制度，召開科技大會，職工普調工資，關心群眾生活，重新向雷鋒學習，等等,但是這些轟轟烈烈的撥亂反正同一個民族長期不能解決溫飽問題的生存狀態相比，畢竟是相當次要和微不足道的。
滿目瘡痍的中國社會好像一艘重新啟動的航船，當它被一九七六年的歷史大潮再度推動並駛向大海時，我們很難想像它會從此一帆風順並且不再發生左右搖擺。
問題在於人類社會發展的大趨勢畢竟不可阻擋。中國終究要走向世界，走向人類文明的廣闊海洋。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上午九時，在中國古老的首都北京，著名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人民大會堂勝利召開。當身著中山服的黨和國家高級領導人緩緩步入會議大廳，並在《東方紅》樂曲聲中莊嚴肅立時，一個決定中國人民命運的重大時刻就此誕生並載入史冊。中央工作會議歷時三十五天，會議批判了華國鋒“兩個凡是”的錯誤路線，提出和解決了許多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從而為隨後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供了全面的指導思想和奠定了組織路線的堅實基礎。
僅僅三天后，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佈為“四五”天安門事件正式平反。這一重大消息在國內外激起的強烈反響幾乎可與粉碎“四人幫”相比。
這天上午十一時，也就是北京那個莊嚴的會議進入意義重大的主題報告的時候，在雲南邊陲那個地圖上無法查到的叫做橄欖壩的偏僻地方，徐玲先腆著無比沉重的大肚子，正困難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山間小道上。沒有人聲喧嘩，沒有塵土飛揚，只有一縷深秋的太陽寂寞地穿過樹林，將破碎的光斑灑落在這個即將成為母親的氣喘籲籲的年輕孕婦身上。女知青不時直起腰來，抹一抹額上的汗珠，或者扶住路邊的樹幹歇一歇。她當然不可能知道此刻正在遙遠的北京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這些事情與她和知青未來命運的關係，眼下她只有一個比任何時候更加強烈的願望，那就是快快趕完這段不算太短的路程，把孩子生到醫院去。
於是在中國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寧靜而空曠的天宇下，在雲南邊疆瀾滄江流域一片鬱鬱蔥蔥的熱帶雨林邊緣，我們看到這個並不年輕的女知青努力挪動笨重的身體，如同一隻頑強的蝸牛在灰帶子似的羊腸小道上悄無聲息地蠕動。沒有人關心她的存在，就如同沒有人關心蝸牛的存在一樣。在她身後的山路上，她歪歪扭扭的足跡很快就被滾動的山風和飄落的塵埃抹得無影無蹤，就像歲月每天都在抹去許多自生自滅的生命痕跡一樣。
就這樣，當這個已經在上山下鄉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十年的女知青正孕育著自身對於未來的巨大希望，步履維艱地走向分場醫院的時候，她並不知道她的人生之路即將走到盡頭。因為一個可怕的災難正在前面等著她，死亡的陰影已經張開翅膀。
而那個邪惡的命運之神正在地獄門口朝她微笑。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橄欖壩農場七分場值班醫生成果木正蹲在牆根下同狗一起曬太陽。
成醫生是個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小個子男人，年紀大約在三十到四十歲之間，出身貧農。成醫生原先並不懂醫，在部隊服役時當過炊事兵，文化程度初小。只是因為後來轉業到農場，而農場又被部隊軍管，才被軍代表選拔進“紅醫班”深造三個月，然後穿上白大褂治病救人。
由於農場地處偏僻，醫衛人員奇缺，作為“再教育”主力軍的貧下中農便沒有理由不佔領這塊重要陣地。農場實行公費醫療制度；連隊有衛生員，分場設衛生所，農場辦醫院。衛生所一般配備二三名赤腳醫生，這些赤腳醫生大多來自貧下中農並畢業於當地“紅醫班”，雖然他們對於科學的認識基本上接近一知半解，但是他們的存在對於強調思想革命化和反修防修卻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義。“赤腳”就是一個有說服力的證明。
公正地說，成果木醫生並不是那種善於投機鑽營的野心家。他原本是一個淳樸的山裡人，手板上長滿硬繭，對土地的感情深沉而執著。但是命運無意中改變了他的生活，他那雙本來應該握鋤把或者掌握插秧機收割機的大手卻陰差陽錯地拿起了手術刀，儘管他私下承認自己對醫學幾乎永遠沒有興趣和一竅不通。
因此他常常對自己很不滿意。
“我寧願去開荒地，養雞，養鴨，種果樹，幹什麼都行。誰願意天天蹲在這裡發黴呢？”他有時對病人發牢騷。
“你幹嗎放著醫生不幹，偏偏想去吃苦？”別人都不理解。
“我有力氣，我才不怕吃苦。”他理直氣壯地反駁，“要是上頭有政策，讓私人養豬種自留地，我馬上脫了這身褂子回家去幹活兒！”
“那麼讓我們來換換工作，”有知青逗他，“我來穿白大褂，你去養豬好了。”
“那怎麼行！”他把頭搖得撥浪鼓一般，“我只是說著玩兒，誰他娘的願意替你養豬。”
我們有理由把這種勞動致富的平凡願望看做一個農民兒子始終銘心刻骨的理想之夢，一個當時註定不能實現的遙遠而渺茫的人生“烏托邦”。
現在，農民的兒子成果木醫生正蹲在牆根下全心全意剔指甲。他已經吃過午飯並且喝了幾口酒，肚飽的感覺十分舒服，此時沒有病人，所以值班醫生感到百無聊賴精神空虛。辦公室靜悄悄的，分場機關的幹部們都下基層連隊蹲點去了，衛生所空無一人，只有一條長滿疥瘡的老狗蹲在他面前，睜著一雙無精打采的眼睛望著他。
成醫生打了一個飽嗝，感到一陣昏昏的睡意好像章魚的觸角從四面八方向他襲來。深秋的太陽溫煦地照耀著他，在他眼前和心頭泛起一片柔和的白光。他半睜著眼，努力同倦怠作鬥爭，但是酒精很快發生了作用。他漸漸開始感到身體變輕，然後向著半睡半醒的夢境之中滑去。
就在這時，一陣異常的響動好像許多小石子滾進他混沌的大腦深處。老狗嗚咽起來。醫生困難地把眼睛睜開一條縫，他看見一個孕婦艱難地登上山坡，小心翼翼地繞過水坑，然後努力挺起那個沉重的大肚子，穿過曬壩向他走來。
從任何意義上說，七分場這間只能遮風擋雨條件簡陋的舊房子都不能被稱做“醫院”，正如任何只有執照沒有醫術的江湖術士都不能被稱做“醫生”一樣。然而紅醫班畢業的成果木醫生和他的同事們確確實實在這間從未認真消過毒的大房子裡一直工作了將近十個年頭。
衛生所的前身是一間舊倉庫，原先曾用做榨油和碾米的作坊，因此房梁、牆角和磚縫裡到處積滿厚厚的塵垢。由於衛生事業發展的需要，倉庫遷往別處，大房子一分為三，於是七分場就有了衛生所，有了門診部、藥房和手術室。
這裡最常見的手術，不外乎替傷者止血清瘀，包紮創口。最大的手術便是接生。
對當地人來說，接生似乎更接近一種動物本能而不是醫療技術，因為自然界的動物都具有自然分娩和繁衍後代的本領。在中國廣大農村，數千年來，沒有文化的接生婆尚且用枯槁的雙手接下了數以億計的農民後代，那麼曾經進過紅醫班又切實佔領衛生陣地（上層建築）的赤腳醫生難道有理由不把這種古老的本領發揚光大麼？
所以最初那一陣，成醫生並沒有對孕婦的到來感到緊張或者驚慌失措。他讓一位對生孩子富有經驗並且熱心的家屬大嫂做他的幫手，又從容不迫地將所有接生器械：產鉗、剪刀、止血鉗、針頭一一消毒，然後戴上橡膠手套。做完這一切之後，他就耐心地坐在椅子上等待嬰兒降臨。
不料整整一個下午過去了，胎兒並沒有馬上出世的意思，倒是那個疲憊不堪的產婦很快躺在床上睡著了。醫生終於脫掉手套，蹲在屋外抽了幾支悶煙。夕陽西下，大田勞動的人們陸續收工回家，伙食團飄出誘人的飯香，胎兒還是沒有動靜。醫生感到肚子咕咕地抗議。這是一個需要耐心和責任感的時候，醫生偏偏開始感到厭倦。因為經驗告訴他，有的產婦會一連發作好幾天，他總不能日日夜夜守在衛生所不回家呀！事情到了這一步就變得很不公平，因為醫生和患者同樣需要吃飯和休息，需要遵守共同的作息時間。於是醫生在一連看了三次手錶之後，就決定立即回家去吃晚飯。醫生的家距離分場只有二三裡路，步行約需一二十分鐘。他吩咐家屬大嫂暫時替他照看產婦，有事到家裡找他，然後就離開衛生所急匆匆回家去了。
客觀地說，如果這天成醫生不是碰見那個經常在一起喝酒的熟人，那個熟人恰恰也沒有弄到一瓶在當時相當難得的“瀘州大麯”，那麼事情也許並不會糟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可是問題偏偏出在：他剛剛走出衛生所不遠就被那個熟人迎面撞見並攔住了。
“那天我並沒有存心玩忽職守的意思，憑良心說，我對工作一貫是認真負責的。”十多年後，已經不當醫生的蔬菜專業戶成果木蹲在農貿集市一隅的菜攤跟前憤憤地說。他頭髮已經花白，飽經風霜的臉上鏤刻著許多深深淺淺的皺紋。“當時大家都去學大寨，就我值班，你來試試，一個人值班，能保證不出一點差錯麼？……我承認我喝了酒，喝酒麼，當然……不對的，但是後來那麼大的事情，把責任都推到我一人頭上，我不服！……”
值班醫生成果木竟然一去不復返。
天黑下來，大房子靜悄悄的，一盞昏黃的電燈給醒來後呻吟不止的產婦投下一道令人不安的陰影。對於有過迷信傳統和文化不高的當地婦女來說，生孩子久生不下絕對是件不吉利的事，何況產婦又是一個城裡來的女知青，天知道這些人是不是衝犯過什麼？於是心驚肉跳的家屬大嫂一面讓孩子火速去叫值班醫生，一面悄悄在手術室門口掛起一束辟邪的臭蒿草來。
晚上九點零五分，也就是值班醫生擅自離開衛生所大約兩個半小時之後，產婦開始臨產。先是羊水破出，疼痛加劇，接著宮口開裂，流血不止，胎兒卻遲遲不肯露頭。從臨床醫學的角度講，這是橫位難產的典型症狀，必須立即採取搶救措施，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但是家屬大嫂並不是醫生，她只是憑著一個生過孩子的女人所擁有的全部經驗，不斷幫助產婦改變姿勢，指導和鼓舞產婦戰勝困難。於是僅僅過了十幾分鐘，胎兒心音便自行消失，產婦臉色蒼白，陷入半休克狀態。
一個令所有產科醫生談虎色變的魔鬼——子宮大出血猝然出現！
洶湧的噴泉般的血液衝破了薄弱的子宮壁，衝破了蜿蜒曲折的血管叢和網狀纖維的包裹，然後好像黑色的地下石油一樣沿著狹窄的井口噴湧而出不可阻擋。鮮血迅速淹沒子宮，窒息胎兒，溽濕了手術臺上的消毒棉紗和白色床單，然後好像殷紅的活潑潑的小溪沿著粗糙的水泥地板汩汩流淌。
產婦僅僅只來得及無力地掙紮了一陣，就昏迷過去奄奄一息。
直到此時，那個孤立無援嚇得半死的家屬大嫂才慌慌張張奔出大房子，奔回家屬宿舍，然後拉警報似的呼起救來。
不料整整一個下午過去了，胎兒並沒有馬上出世的意思，倒是那個疲憊不堪的產婦很快躺在床上睡著了。醫生終於脫掉手套，蹲在屋外抽了幾支悶煙。夕陽西下，大田勞動的人們陸續收工回家，伙食團飄出誘人的飯香，胎兒還是沒有動靜。醫生感到肚子咕咕地抗議。這是一個需要耐心和責任感的時候，醫生偏偏開始感到厭倦。因為經驗告訴他，有的產婦會一連發作好幾天，他總不能日日夜夜守在衛生所不回家呀！事情到了這一步就變得很不公平，因為醫生和患者同樣需要吃飯和休息，需要遵守共同的作息時間。於是醫生在一連看了三次手錶之後，就決定立即回家去吃晚飯。醫生的家距離分場只有二三裡路，步行約需一二十分鐘。他吩咐家屬大嫂暫時替他照看產婦，有事到家裡找他，然後就離開衛生所急匆匆回家去了。
客觀地說，如果這天成醫生不是碰見那個經常在一起喝酒的熟人，那個熟人恰恰也沒有弄到一瓶在當時相當難得的“瀘州大麯”，那麼事情也許並不會糟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可是問題偏偏出在：他剛剛走出衛生所不遠就被那個熟人迎面撞見並攔住了。
“那天我並沒有存心玩忽職守的意思，憑良心說，我對工作一貫是認真負責的。”十多年後，已經不當醫生的蔬菜專業戶成果木蹲在農貿集市一隅的菜攤跟前憤憤地說。他頭髮已經花白，飽經風霜的臉上鏤刻著許多深深淺淺的皺紋。“當時大家都去學大寨，就我值班，你來試試，一個人值班，能保證不出一點差錯麼？……我承認我喝了酒，喝酒麼，當然……不對的，但是後來那麼大的事情，把責任都推到我一人頭上，我不服！……”
值班醫生成果木竟然一去不復返。
天黑下來，大房子靜悄悄的，一盞昏黃的電燈給醒來後呻吟不止的產婦投下一道令人不安的陰影。對於有過迷信傳統和文化不高的當地婦女來說，生孩子久生不下絕對是件不吉利的事，何況產婦又是一個城裡來的女知青，天知道這些人是不是衝犯過什麼？於是心驚肉跳的家屬大嫂一面讓孩子火速去叫值班醫生，一面悄悄在手術室門口掛起一束辟邪的臭蒿草來。
晚上九點零五分，也就是值班醫生擅自離開衛生所大約兩個半小時之後，產婦開始臨產。先是羊水破出，疼痛加劇，接著宮口開裂，流血不止，胎兒卻遲遲不肯露頭。從臨床醫學的角度講，這是橫位難產的典型症狀，必須立即採取搶救措施，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但是家屬大嫂並不是醫生，她只是憑著一個生過孩子的女人所擁有的全部經驗，不斷幫助產婦改變姿勢，指導和鼓舞產婦戰勝困難。於是僅僅過了十幾分鐘，胎兒心音便自行消失，產婦臉色蒼白，陷入半休克狀態。
一個令所有產科醫生談虎色變的魔鬼——子宮大出血猝然出現！
洶湧的噴泉般的血液衝破了薄弱的子宮壁，衝破了蜿蜒曲折的血管叢和網狀纖維的包裹，然後好像黑色的地下石油一樣沿著狹窄的井口噴湧而出不可阻擋。鮮血迅速淹沒子宮，窒息胎兒，溽濕了手術臺上的消毒棉紗和白色床單，然後好像殷紅的活潑潑的小溪沿著粗糙的水泥地板汩汩流淌。
產婦僅僅只來得及無力地掙紮了一陣，就昏迷過去奄奄一息。
直到此時，那個孤立無援嚇得半死的家屬大嫂才慌慌張張奔出大房子，奔回家屬宿舍，然後拉警報似的呼起救來。
九時四十五分，女知青在送往農場醫院途中停止呼吸，胎兒（男嬰）亦未能救活，母子雙亡。
十點半鐘以後，終於有人在距場部不太遠的一間低矮的小伙房找到那個爛醉如泥的值班醫生。他正人事不省地癱倒在桌子上，酒瓶歪倒在一邊，喉嚨裡發出一陣陣呼嚕呼嚕歡快的鼾聲。
天亮之後，女知青的死訊傳到山上學大寨工地，輿論大嘩，群情激奮。
一個滿臉鬍渣的男知青在可怕的沉寂中呆立了幾秒鐘，然後猛地扔掉開山鋤，發瘋一般往山下狂奔。他的眼睛凸突，臉色鐵青，彷彿一個聽到判決的死囚。他不顧一切地向前奔跑，無論陡險的山路，湍急的澗流，幽暗恐怖的大森林統統都不能阻擋他的腳步。當他終於跌跌撞撞出現在衛生所門口時，已經傷痕遍體，頭上淌著鮮血，衣服被灌木和刺荊撕成碎片。
但是他還是不可原諒地來遲了一步。
人們沉默地讓開一條路，他終於看見白罩單下面覆蓋的那個熟悉的身影。年輕的母親已經超越了在苦難中掙紮的痛苦，完成了對漫長人生的無望追求，然後好像沉沒在暴風雨深處的小船，和她的嬰兒並排著躺在一張佈滿裂痕的硬床板上。有人替他拉開罩單。他看見女知青那張蒼白而柔和的臉有如聖母般無比寧靜光潔，而他的兒子，那個尚未來得及睜開眼睛便永久地離他而去的幼小生命，他彎彎的眼角和長長的睫毛下麵竟然凝固著一粒留給父親的無比委屈的晶亮淚珠。
男知青慘叫一聲，栽倒在地。
這天黃昏，當奔瀉千里的瀾滄江水嗚咽著流經橄欖壩，而黯淡無光的落日好像一隻湮滿母親鮮血的巨大子宮，無比輝煌地昭示著世界萬物的時候，一個蓬頭垢面的男知青就好像一頭受傷的狼，蹲在江岸邊古老的崖石上，淒厲地仰天長嗥，然後把頭碰出許多飛濺的血珠來。
他瘋了。
第二章 大治之年
西元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世界勞動人民的節日。
但是對於探親回家的上海知青胡志虎來說，這一天似乎更加令人情緒低落心情沮喪，因為這天上海天氣格外晴朗，黃浦江兩岸春光明媚，彩旗飄飛，到處一派歡歌笑語的節日氣氛。
然而他卻是一個外來人，上海的一切興盛榮辱與他無關。
“上海能夠容納一千萬人口，為什麼偏偏沒有我的立錐之地？難道我命中註定要在邊疆當一輩子知青？！”兵團戰士胡志虎就是這樣懷著對上海的深刻眷戀和被都市文明拋棄的巨大痛苦登上人生的最後一趟西行列車的。
五個月前，胡志虎請探親假回滬治病。經醫院檢查，他患有多種慢性疾病和癲癇。農場卻以超假為由拒絕發放工資和糧票。胡志虎先後給農場領導寫了七封言辭懇切的請假信，並寄去蓋有公章的醫院證明。但是信件並不能改變領導對知青超假的一貫看法，他們堅持認為知青的一切病假證明都是弄虛作假和靠不住的。因此直到四月裡的某一天，農場正式向超假在外的胡志虎發出一份措辭嚴厲的最後通牒，警告如不歸隊將予以嚴厲處分，這樣才促使事情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變化。
我們姑不論農墾知青胡志虎是否患有疾病抑或是裝病，但是他曾經為農場建設貢獻了整整九年零三個月的美好青春卻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對於任何人來說，付出的結果不是換來寬容和理解卻是一紙冷冰冰的處分警告，這樣就使得心胸不夠寬闊的上海知青對於自己的前途和未來深感絕望。從另一方面講，胡志虎長期客居上海家中，既無工作，又無收入，逐漸淪為家庭和社會中那種不受歡迎的多餘人。回邊疆不堪設想，上海亦非久留之地，他內心充斥的飄零感和落魄感無疑是極其強烈而且真實的。
農場的決斷態度加速促使他的精神走向崩潰。
五月一日這天上午，當東方大都市上海的一千萬市民都喜氣洋洋沉浸在節日氣氛裡的時候，來自雲南邊疆的並不強壯的男知青胡志虎卻漠然地告別父母，佯稱外出找同學“白相（玩玩）”。他將半新的的確良外衣、皮鞋、手錶留在家裡，換上兵團時期綴了補丁的舊軍服和布鞋，然後離家出走，獨自登上開往杭州方向的滬杭慢車。
兩天后，在距上海一百多公里的滬杭線許村車站，一名青年男子臥軌自殺的屍體被人發現。死者身上分文全無，只有一張醫院開具的病情證明，警方由此弄清死者身份並排除他殺的可能。
一九七八年九月，雲南邊疆雨季即將結束，農作物豐收在望。
隴川農場一分場三連知青排長、團支部書記楊先智接連收到兩封成都急電，他把電報悄悄藏起來，然後一如既往帶領廣大團員青年投入“大戰紅九月”的秋收戰鬥。
九月末最後一天，小楊破例向連部請了半天事假，理由是到分場去看病。到了分場他並沒有去衛生所，而是進理髮室理了一個當時知青中流行的學生頭。
下午例行國慶會餐。連隊宰了一頭瘦豬，全連乾部職工興高采烈，個個喝得頭重腳輕。
晚上，團支部召開支委會，佈置四季度工作。一向節儉的團支書破例向與會者散發了“春城”香煙和水果糖，於是會議室裡煙霧繚繞，會議氣氛友好祥和。每一個人都從團支書身上感受到真誠的友誼和溫暖。
散會，團支書站在門口同每一個人握手，並祝大家節日歡樂。
入夜，全連燈火陸續熄滅，夜空萬籟俱寂。同寢室成都知青黑娃一覺醒來，看見團支書還點著煤油燈寫寫畫畫，就不滿地嘟噥了一句：“還不睡覺，都幾點了？……”
淩晨三時左右，一個起夜的男知青迷迷糊糊看見一個人蹲在門口燒信紙。他覺得奇怪，但是濃重的睡意和成群的蚊蟲向他襲來，他顧不得問什麼就連蹦帶跳鑽進蚊帳裡去了。
五時三十分，空氣中起了濕漉漉的晨霧，站崗的複員兵老劉看見一個人拎著木凳出了連隊。他認出是團支書楊先智。小楊在連隊工作有口皆碑，不僅一貫吃苦耐勞，而且經常帶頭出早工。尤其今天是國慶節，他還拎了木凳去田裡管水，這就使得老劉很是感動了一陣子。
他目送男知青瘦小的背影消失在一片白濛濛的霧靄之中。
上午九時，一群婦女嘻嘻哈哈來到山坡上拾花生。當時大霧正濃，花生地裡人影憧憧，七八米遠便什麼也看不見。婦女們只顧說說笑笑低頭拾花生，誰也沒有註意附近山林有什麼異常情況。
十時許，晨霧漸漸消散，太陽從半空裡露出一張慘白的圓臉來。一個婦女偶然直起腰來抬頭張望，這才嚇得沒命地尖叫起來。
她面前的大樹上吊著一個黑糊糊的東西。
原來是個人！
當聞訊趕來的人們把死者從大樹上放下來時，楊先智的身體早已僵硬，那隻幫助他提前結束生命的木凳歪倒在一旁。他的衣著整齊，剛理過的頭髮一絲不亂，表情毫無痛苦。人們甚至看見他的嘴角凝固著一絲極為從容和安詳的微笑。
經法醫鑑定：死者係自殺身亡，無他殺痕跡。
楊先智的反常行為使得全連所有人包括領導俱感震驚和大惑不解：因為小楊是個好青年，好苗子，正在接受鍛煉和培養，而好青年是不該走上這條自絕於黨和人民的錯誤道路的。
後來，人們在死者遺物中找到那兩份電報，才知道他母親去世，父親病重住院，思子心切。而他們的獨生子卻遠在幾千裡外的邊疆，忠孝不能兩全。
再後來，人們又在檔案中發現了楊先智的病退和家照申請（上山下鄉運動中，有一項政策規定：家庭確有困難需要照顧的可以申請留在城市）。該申請已經三次被有關部門駁回，最近一次駁回時間距離他的死期只有半個月。
一九七八年陰曆八月，一年一度傳統的中秋佳節來臨了。
“每逢佳節倍思親”；“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古往今來，中秋的明月曾經牽動多少遠方遊子和文人墨客的思鄉情愫，勾起世人多少深長的幽怨和惆悵。然而這一天，在滇東南某橡膠農場，來自天南地北的知青們在經歷了抓綱治國的連日繁重的體力勞作之後，他們不是對詩情畫意的天空而是對吃飯睡覺等實質性問題表現出更大的熱情。你很難說他們麻木不仁，因為生存比浪漫更重要。於是經過一番叮叮噹當的忙亂，他們紛紛迫不及待跌入夢鄉，連隊復歸安靜。唯有夜空中一輪明月和如水的月華寂寞地照耀著邊疆的山山水水，照耀波濤般起伏的茂密的橡膠林和連隊疏落的簡陋茅屋。
就在這個大治之年的中秋之夜，這個寧靜如水的雲南邊陲的荒山僻野，一起震動整個農場的意想不到的事件發生了。
兩名持槍歹徒氣勢洶洶地闖進連隊辦公室，開槍擊傷了正在開會的連隊幹部，又強行扣留幾名在該連視察工作的分場領導做人質。歹徒持槍行兇決非看西方暴力電影走火入魔，也不是為了劫持大宗的珠寶錢財，他們鋌而走險竟然只是為了一個可憐巴巴的渺小目的。
“老子們要回家！放不放……你們一個個說，哪個龜兒子不答應就打死哪個！……”
領導最初面面相覷，個個都很緊張，鬧不清應當怎樣應付這個突發事件，或者說怎樣才能避免無謂的犧牲。歹徒佔了上風，窮凶極惡地把槍機拉得嘩啦啦亂響，那顆手榴彈也千鈞一發地晃來晃去，威脅一屋子人的革命意志。領導為了顧全大局，就策略地答應了歹徒的條件，並許諾簽字蓋章放他們回家。另有一名連隊幹部，自恃從前當過歹徒的排長，大義凜然地斥責歹徒，不幸被槍托劈面撞了個筋斗，崩掉數顆門牙。周旋到半夜，歹徒終於被領導的緩兵之計所迷惑，以為達到目的，精神被解除武裝。只是當他們釋放人質後才猛然發覺上當受騙，因為農場調集的大批武裝民兵已經悄悄將連隊團團包圍，布下天羅地網，任何罪犯都將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插翅難逃。
絕望之中的歹徒不肯放下武器束手就擒，於是激烈的槍聲就劃破夜空的靜謐，槍戰一直持續到次日天亮。
武裝民兵個個都很英勇，立功心切，發射了許多正義的子彈。歹徒死不悔改，負隅頑抗，竟也將兩隻老式步槍打得有聲有色。民兵久攻不下，犯了急躁，結果招致不應有的傷亡。直到當地駐軍聞訊趕來參戰，形勢才發生根本變化，歹徒自知難逃法網，拉響手榴彈自盡，死有餘辜。
參戰民兵也付出一死二傷的沉重代價。
打掃戰場時，有人在牆角發現一行歪歪扭扭的字跡，那是罪犯咬破手指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遺言：
“爸、媽，兒子要……回家！”
後來當上級有關部門在農場召開大會批判罪犯的罪惡行徑時，與會知青個個低頭不語，大會開得十分冷落，只好不了了之。
西元一九七六年金秋十月，平地一聲驚雷，中國歷史從此揭開新的一頁。
當粉碎“四人幫”的消息通過種種管道傳到城市、農村、機關、學校、工廠和部隊時，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大地頓時一片沸騰。作為組成“人民”這個抽象概念的無數個人，他們在激情和歡呼的短暫爆發之後是長久的不平靜的等待，他們有理由期待個人前途和命運從此出現轉機。
十二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對純屬反對“四人幫”的人和案件予以平反。這是積淤在中國天空中厚厚的政治陰雲裂開的第一道縫隙。
此後兩年，中國社會的政治生活開始發生一系列緩慢卻令人矚目的變化：鄧小平復出，華國鋒代表黨中央宣佈“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共十一大重申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平反冤假錯案，召開各種會議，恢復高考制度，開展真理標準討論等等。這些變化與其說卓有成效，不如說順其自然。因為作為國家主人的絕大多數普通人的利益暫時未能被顧及：工人依然吃大鍋飯，農民依舊走公社化的貧困道路，知識青年仍然堅持上山下鄉，等等。
次年二月，華國鋒首次提出“兩個凡是”的錯誤口號，指出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應當“三七開”，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並以此作為“抓綱治國”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
三月，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繼續堅持“兩個凡是”的錯誤立場，並為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和撥亂反正設置重重障礙。
同年八月，中共十一大召開，華國鋒當選中共中央主席。
此後，黨和國家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無不罩上來自“兩個凡是”和“三七開”的濃重陰影。
西元一九七八年底，也就是波瀾壯闊的上山下鄉運動進入步履維艱的第十個年頭，全國下鄉和支邊的知青絕對人數已經達到兩千萬人。這個數字超過二戰時期加拿大全國人口總數或相當於如今澳大利亞的總人口。其中陸續因招工、招幹、參軍、上學、病退、頂替、落實政策和開後門等公開或非公開管道回城的約占一半，即一千萬人，尚在農村接受再教育和等待無望的還有一千萬人。
即使在這些數量眾多的被稱做“知青”的人們中間，由於有下鄉和支邊的區別，情況也有很大不同：下鄉知青插隊落戶，居住、勞動都很分散，同農民一道掙工分，兩年後可指望招工回城。支邊（兵團）知青則享受微薄工資（二十六元），不招工，不招幹，過半軍事化集體生活。他們大多是一九六九年前後從京、津、滬以及部分省會城市來到邊疆的，“知齡”較短的也在七八年以上。全國共有十二個建設兵團，擁有知青二百余萬人，這個數字約占全國知青總數的五分之一以上。由於兵團知青常年生活在條件艱苦的基層連隊，不僅物質和精神生活得不到保障，有時連基本的生存權利也受到來自大自然和社會的嚴重挑戰，因此他們要求回城和改變自身前途命運的願望無疑比任何其他人群都來得更加強烈，更加勢不可擋。
問題在於：粉碎“四人幫”已經過去整整兩年，“文革”的上山下鄉路線始終未能撥亂反正，知青的生存狀況也未得到根本改善，這就必然導致他們對有關政策強烈不滿，並加速觸發他們與社會對抗的逆反心理。
統計數字表明：僅在一九七八年一至十月，雲南墾區知青非正常死亡人數就高達一百五十三人，另外失蹤三十四人。其中自殺三十九人（還有未遂者數十人），躍居各種非正常死亡人數之首。
不僅僅雲南，在新疆、內蒙古、黑龍江、海南島等全國各大墾區，知青非正常死亡率也急劇上升，其中尤以自殺事件明顯增多。由於知青普遍對前途命運感到悲觀失望，因此各墾區人心浮動，社會秩序不穩，暴力事件和犯罪率也不斷上升。知青問題同樣困擾著城市。僅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常年滯留京、津、滬無故超假不歸的知青就達兩萬多人。
難怪當時一位有遠見的農墾部領導在視察了南方各大墾區之後，曾經相當尖銳地指出：“……我們原先天天講要把知青問題放到路線高度來認識，但是‘路線高度’究竟是什麼？培養接班人決不是一句空話……縮小三大差別要靠發展生產，國家每年拿出幾十個億來補貼知青的政策虧損，這個包袱不是越背越小，而是越來越大。再下去十年、二十年行嗎？另一方面，知識青年在想什麼？他們為什麼不滿意？……”
後來這位領導不無憂心忡忡地斷言：
“……知青問題若不從根本上加以解決，我看遲早要出亂子！”
一九七八年秋，全國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經過激烈爭論，終於形成決議（即《知青工作四十條》）並報經華國鋒批准，作為國務院檔下達並成為今後各地制定上山下鄉政策的檔依據。
《四十條》不僅肯定了“文革”以來上山下鄉工作取得的“偉大成就”，而且強調指出：今後“仍然有計劃地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工農相結合”。
《四十條》明確規定：今後農場（兵團）知青一律按照國營企業職工對待，不再列入國家知青政策的照顧範圍。
也就是說，滯留邊疆的二百萬知青大軍終於盼來與他們意願截然相反的不公正決定！他們不僅為邊疆建設貢獻了整整十年的青春歲月，而且最終還被武斷地剝奪了作為“知青”的回城權利。
運動的發展終於走到了運動自身的反面。
第三章 山雨欲來
淩衛民在醫院裡再也待不住了。
這是一座簡陋的農場醫院，醫院背靠場部機關，環境相當幽靜：綠樹成蔭，流水環繞，卻又零亂破敗，蚊蟲成群。由於醫院建築普遍採用油毛氈蓋頂和土基砌牆的傳統工藝，因此大多數病房都因熱帶暴風雨的長期侵襲而變得歪歪倒倒泥濘不堪。
但是這一切並不能妨礙醫院成為泡病號的男女知青心目中的天堂。
數以百計的知青源源不斷地擠滿了所有的病房，然後繼續進駐門診部和醫院所有的過道、走廊。醫院由於知青的持續擁入而一掃死氣沉沉的陰霾充滿生機與活力。病號們天天聚集在一起熱熱鬧鬧地打發漫長時光：你來我往，或者你不來我也往；訪舊朋，交新友，串門聊天打撲克；舉辦各種形式的精神聚餐，搞出許多別出心裁的惡作劇；交流回城資訊，每天舉行次數不等的新聞發布會等等，樂此不疲。你很難指責這些享受公費醫療和病號待遇的年輕人虛度青春浪費大好年華，因為事實上他們每個人都在艱苦的勞動中程度不同地落下了肌體上的損傷：胃病、肝腫大、關節炎、低血糖或者婦科疾病。但是更大的創傷不在肉體而在精神上，因為整整十年過去了，知青的前途命運絲毫沒有改變的跡象，因此他們才不得不住進醫院，躺在病床上百無聊賴地打發屬於自己人生中那些漫長而空虛的美好時光。
淩衛民就是這樣住進醫院並成為該院內科最有資歷的病人之一。
淩衛民是上海南市區人，六九屆初中生，原先在景洪農場躍進分場當割膠工，後調入分場小學做勤務。從外表上看，他屬於那種家境優裕的有教養的上海人：瘦削，白皙，舉止斯文，皮膚總也曬不黑。他出身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技術員。淩衛民從小天賦聰明，口齒伶俐，父母對他一直期待甚高。不料小學畢業，便鬧起“文化大革命”，理想變成噩夢，初中未畢業便到邊疆當知青，一當十年。
在景洪農場上萬名知青中，淩衛民一直是個小有影響的人物。雖然他的影響和知名度從未見諸任何報端和鉛字材料，但是領導一提到他的名字卻往往感到頭痛。
一次在連隊，營長要處理一個知青，眾皆敢怒不敢言。淩衛民挺身而出據理力爭，營長惱羞成怒，喝令將他一繩子捆了，吊在房樑上示眾達八小時。
還有一次趕景洪街，一群重慶知青與人發生衝突，當地人自恃人多勢眾，將知青圍在街當中棍棒交加。這天淩衛民本無事，只因路見不平，便操起一根扁擔參戰，當即被打翻在地，頭上砸開一條大口子。不料送進醫院，當地赤腳醫生尤其痛恨聚眾滋事無法無天的亡命徒，藉口沒有麻醉藥，硬是在肉皮上活活縫了十八針。淩衛民一聲不吭，黃豆大的汗珠淌下來，直到手術結束，竟把嘴唇咬出許多血痕來。
如果誰以為淩衛民僅只是一介魯夫，那麼他就大錯特錯了。事實上，淩衛民不僅敢於主持公道，而且胸懷大志抱負不凡。他讀書甚多，興趣廣泛，尤其喜愛偉人傳記和戰爭文學，因此對一切頂天立地的人物：愷撒大帝、拿破崙、希特勒、史達林、尼克森、基辛格乃至曹操、宋江、忽必烈、孫中山一律崇拜得五體投地。一九七二年“批林整風”，他在農場大會上發言，說古論今口若懸河，竟然同時證明瞭“英雄創造歷史”和“人民創造歷史”都是真理，令會議主持人不辨是非刮目相看。
問題在於淩衛民在領導眼中始終有個好逸惡勞的壞印象。在連隊，這位能言善辯的口頭革命派從不好好勞動，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一遇雨季天或者大會戰就泡病號。更嚴重的問題出在他的世界觀上。他毫不掩飾自己對於體力勞動也就是“與工農相結合”的輕視，抗拒思想改造，不肯主動“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相反，他欣賞“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剝削階級思想，堅持認為“不想當將軍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因此他一直為自己沒能趕上戰爭年代或者爬雪山過草地而深感遺憾。
對個人來說，沒有英雄的時代至少是一個悲哀的時代，它表明社會不需要公平的淘汰和競爭。而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英雄輩出正是社會進化生氣勃勃的一個重要標誌。在英文ASPIRATION中，“野心”與“雄心”是同一個詞，沒有高下之分，唯一的區別在於你取得成功或者失敗。
這天，就在鬱鬱不得志的景洪農場醫院內科第二十二床病號淩衛民捧著一本掉了封皮的破書讀得枯燥乏味的時候，他無意中聽到鄰室知青正在發布關於橄欖壩知青鬧事的重要新聞。
彷彿一記重錘，他的心臟猛一收縮，然後重重擴張開來。這個消息對他不啻是顆炸彈，炸開包裹在他周圍的令人窒息的沉悶空氣，使他精神為之一振。洶湧的血流好像決堤的洪水猛衝大腦和麵頰，使他至少在幾秒鐘內，感到短暫缺氧和呼吸緊迫。
這是一種直覺，一種個人對於時代政治和社會氣候的敏銳判斷，他感受到那種埋藏在歷史深層又始終躁動不息的歷史機緣的隱隱召喚。當古往今來的歷史長河將某種密碼和資訊傳導給人類社會時，只有少數嗅覺敏銳的優秀人物能夠接收這種資訊並做出能動反應。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註定要選擇他們代表本階層或者本階級多數人的利益。
淩衛民就是這少數人中的一個。
對於一個長期埋沒在底層又不乏領袖慾望的二十五歲的小學勤務來說，泡病號僅僅是一種手段，一種權宜之計，只有運動才造就生命。此刻他覺得自己正在被充電，被造就，正在脫去渾身鏽跡斑斑的骯髒軀殼。然後好像一隻渴望搏擊的海燕，當雷聲還在地平線上滾動時，它已經嗅到風暴來臨的腥濕和海浪的鹹味。
淩衛民取出小鏡子仔細梳理一下頭髮，然後一躍而起，徑直走進值班醫生辦公室。他對驚訝的醫生友好地笑笑，平靜地說：
“對不起，我要馬上出院。”
半小時後，拎著簡單行李精神煥發的這位小學勤務走出醫院大門。他的腳步鏗鏘有力，充滿信心，不管他是否意識到歷史的選擇，他畢竟還是帶著幾分自覺而不是完全盲目地走向歷史。
他明白，機會到來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一群憤怒的知青搗毀了橄欖壩農場七分場醫生成果木的家，幸好當時成醫生坐在場部寫檢查，免遭傷害。
此後幾天，一直有人企圖對成醫生進行暗中襲擊。場部還得到報告，有知青正在策劃非法綁架該醫生。
農場保衛部門及時採取措施，並密切注視階級鬥爭動向。十四日夜，一名歹徒欲縱火燒毀成醫生家時，被高度警惕的執勤巡邏人員當場抓獲。
農場醫院的西南角有一間簡陋的停屍房。連日來，這個一向被人們視為畏途的地方突然成為當地輿論注目的熱點中心。許多聞訊趕來的知青絡繹不絕，將停屍房圍得水洩不通。死者被換上一身草綠色軍裝，頭髮梳得像過節一樣整齊，面部淡淡化了妝，部分掩蓋了年輕生命被撕裂那一瞬間殘留的痛苦痕跡。那個未及出世便過早夭折的小生命被裹在繈褓中，與他的母親並排躺在一起。母子倆看上去都不像是遭到意外而是熟睡一般。
前來弔唁的知青大多是本農場的同學或戰友，他們有的趕了很遠的山路，個個挽著褲腿，臂戴黑紗或者小白花。有的女知青尚未進門就忍不住大放悲聲。人們與其說用眼淚痛悼亡友，不如說同時也為自身的知青命運而悲泣。
醫院的人們長時間沉浸在這種悲痛和壓抑的氣氛之中。
十五日，適逢橄欖壩趕街，大批邊遠連隊來趕街的知青聞知此事後紛紛擁向醫院，人們無不為女知青母子的悲慘命運所震撼。無論從前認識或不認識，也無論他們從前來自哪座城市，操著什麼口音，只要你是知青就不會無動於衷。人們互相傳染和彼此激發著長期被壓抑的怒火與不滿。有人籌劃舉行追悼會，要求農場善後處理；更多的人提出必須追究肇事者責任，改善知青待遇和醫療衛生條件，等等。上述提議立即得到多數知青一致響應。於是這種由女知青猝死引發的不滿情緒迅速演變為針對知青普遍命運的反抗行動。
知青中迅速擴散的敵對情緒使得農場領導深感不安。當天下午，醫院藉口天氣炎熱屍體不宜久停，試圖將屍體轉移掩埋，遭知青阻攔，未果。
十六日，農場保衛部門奉命強行處理屍體。知青不允，雙方發生摩擦。消息傳開，知青嘩然，於是越來越多群情激奮的男女知青從四面八方趕到現場。
衝突一觸即發。
“我早就說過，對不對，'抓綱治國'抓什麼呢？就是抓階級鬥爭這個綱嘛……我們搞了幾十年階級鬥爭，七鬥八鬥，揪出林彪'四人幫'，這就是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嘛……”
當緊急電話打到墾區機關的時候，西雙版納墾區指揮部黨委副書記兼指揮長賈立全正在會議室主持常委會並討論向省委表態的重大問題。
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已經相當持久地進行了將近半年。歷史證明，這場討論的意義和影響早已遠遠超越了理論界，成為全國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的直接政治動力。對於包括賈副書記在內的墾區大多數領導來說，他們文化程度不高，是大老粗，並且本職工作是農業開發而不是研究理論，因此有充分理由對這場討論不感興趣。但是政治鬥爭的職業敏感又提醒他們，這場討論的真正用意決不僅僅在於理論本身。
賈副書記是這樣一位幹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入伍，走南闖北，解放後轉業，在農場擔任領導。他對領導工作始終很有責任感，“文化大革命”幾起幾落，從不計較個人得失。說“不計較”當然不大準確，因為賈副書記對於職務升遷和權力大小還是很在乎的。身在其位，誰又能夠超脫得了呢？
半個月前，省委書記安平生在文山州檢查工作時代表省委表態，擁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安書記的表態排在全國倒數第二位，雲南形勢終於明朗化。此後，全省各地、州、市委紛紛表態。表態是一種政治宣言，它只表明你的政治立場，而不在乎你是否真的弄明白那些關於真理標準討論的深奧難懂的理論問題。
常委會開得跟預料中一樣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常委們與其說熱烈發言向真理靠攏，不如說爭先恐後向第一把手錶態。靠在沙發上的賈副書記滿意地看到了這一點。他常常不失時機地插入一些提綱挈領的見解，開上一兩句無傷大雅的玩笑，把會議氣氛和思路置於一把手權威的絕對控制之下。
就在這時，橄欖壩農場的緊急電話打到了會議室。
“這樣鬧下去怎麼行？亂彈琴！……”賈副書記聲音陡變，臉拉長了，“他們有意見，可以按組織原則反映嘛，怎麼可以聚眾鬧事，停工停產，嗯，還想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嗎？……”
會議室空氣陡然緊張起來。常委們個個屏息靜氣，不敢弄出響動。
“你們馬上查一查，把帶頭鬧事的給我抓起來，我不信他們能鬧翻天……喂喂，我說你們不要怕，要丟掉顧慮，天塌下來還有黨委嘛！解放思想也不是不要原則……”
有人小心翼翼提醒：“上面知青工作會議還在開，萬一……”
“陳永貴副總理已經講了話，上山下鄉的路線是正確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對這一點不能有絲毫的懷疑和動搖。”賈副書記目光炯炯地環顧在坐的常委，對著話筒厲聲說道，“以後還要動員更多的知識青年到邊疆來，老知青不安心，新來的怎麼辦？現在知青中謠傳很多，某某農場有人收聽外國台，還到處散佈說中央鬥爭激烈，誰誰已經免職，這不是階級鬥爭是什麼？我說同志們，階級鬥爭這根弦還是松不得的喲……”
一把手定了調，其餘人都不再吱聲。於是賈副書記略略思忖後斷然決定：“第一，醫生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要作深刻檢查。第二，屍體要馬上處理。第三，對破壞'抓革命，促生產'和聚眾鬧事的首要分子，要堅決打擊，決不手軟。”
這天下午，墾區黨委會順利通過常委決議，完全擁護並決心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馬克思主義的重大政治立場。
墾區領導的指示得到迅速貫徹執行。
十五日，肇事醫生被轉移到場部嚴密監護，農場保衛部門和武裝民兵緊急出動，準備強行處理女知青屍體。數以百計的知青聞訊趕來，以鋤頭、長刀、鐵棒對峙。
十六日，聚集在場部和醫院的知青已達兩千多人。
雙方僵持不下。
第四章 人血不是水
領導者的決策無疑大大激化了這場醞釀已久的矛盾衝突。
對於被迫滯留在雲南邊疆的十幾萬農場知青來說，西元一九七八年無疑是個充滿複雜誘因和動盪不寧的年代：光明與黑暗交織，希望與絕望並存。該返城的悄然遁去，不該返城的原地堅持，中國的歷史篩選了知青中絕大多數，也就是那些父母沒有後門和權力的普通人家的子女來堅持上山下鄉的偉大勝利。
空洞的口號已經破碎，十年的現實教會人們不相信謊言，當悲觀和絕望的情緒好像膨脹的液體被壓縮在瓶子裡時，久而久之，憤怒的泡沫終將衝決桎梏噴湧而出。
也許不只是泡沫，還有更多躁動不安的自由電荷，它們密佈在潮濕的邊疆大地上和空氣裡，一遇高強氣流的擠壓和撞擊，就會迸發出驚天動地的電閃雷鳴。
上海女知青徐玲先的猝然死亡就成為引發這場衝突的直接導火線。
對於一九七八年發生在雲南橄欖壩農場的那起驚心動魄的政治事件，許多年後重慶女知青周俐敏是這樣回憶的：
“當時並沒有人意識到這件事會鬧大。我們以為，既然徐玲先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無辜的犧牲品，那麼我們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醫療條件，懲治那些草菅人命的醫生，應當不是無理取鬧。現在說來讓人不敢相信，當了整整十年知青，住的還是茅草屋，一年中有半年喝鹽水湯。農場那些幹部，生了病就上景洪，上昆明去住院，知青生了病只能就地治療。如果回家去看病，不僅路費醫藥費自理，還要扣發工資和糧票。
“徐玲先死得好慘！他們母子的屍體停放在停屍間，誰見誰落淚。以前年年都有知青死於難產和各種醫療事故，但是對知青的震動都沒有這麼大，大家生活得壓抑麻木，沒有人主動把別人的悲劇同自己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但是這次不同。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知青對自身現狀的不滿已經達到頂點，任何一點小小的火星都可能引燃沖天大火。
“我同徐玲先生前關係不錯，她比我大幾歲，是個性情開朗樂於助人的人。我們幾個女知青本來準備替她料理後事，開個追悼會，不料農場藉口屍體腐敗要強行掩埋，聽說又抓了幾個男知青。那幾天氣氛緊張得不得了，場部機關增加了武裝崗哨，到處都有值勤的民兵，很有些劍拔弩張的火藥味。不少膽小怕事的知青就悄悄溜走了……”
另一位老知青李孝林則點燃一支“紅雙喜”香煙，抑制住激動緩緩地說：
“其實，開始誰也沒有想到同農場領導對抗，因為知青的本意並不是鬧事，鬧事能解決什麼問題呢？怪只怪我們那時太幼稚，現在看來，農場當時存在種種問題，包括知青政策，都是當時那個時代和極'左'路線的產物，大環境不變，知青的境況決不可能從根本上加以改善。
“問題在於農場採取高壓手段，不是以理服人，而是準備使用武力強行驅散知青，壓制人們的不滿情緒。在這樣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知青才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
“我在連隊的工作是趕牛車。大家推選我出面與農場交涉，是因為我說話做事比較客觀冷靜。我們連夜草擬了一份請願書，有幾百名知青簽名。不料農場拒絕談判，並把我們幾個出頭露面的人列入'壞頭頭'的名單。事情走到這一步就已經沒有退路了。
我們只有團結起來，背水一戰，拿現在時興的話來說，就是'人生難得幾回搏'……”
周俐敏和李孝林是一對患難夫妻，現在都在重慶市工作，有一個並不富裕但很溫馨的小家。
知青中長期壓抑的怨憤和不滿終於以極端的形式爆發出來。
西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一時，當坐立不安的農場領導正在苦苦商討如何打破同知青對峙的僵局時，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傳來：知青正在撤離醫院，去向不明。
一小時後，報告再次傳到場部：抬著屍體的知青隊伍已經越過橄欖壩農場的一、二、四分場，正在轉向江邊的七、八、九分場。大批知青紛紛加入遊行隊伍。
此後幾小時，辦公室電話鈴聲不斷，許多互相矛盾的消息紛至遝來，鬧得場部人心惶惶。後來，直到浩浩蕩蕩的知青隊伍已經踏上通往景洪的公路，並且迫近空無一人的瀾滄江大橋時，焦頭爛額的農場領導終於判明：原來他們是要將屍體抬到州府景洪去鬧事。
至此，這個石破天驚的重大消息才被十萬火急地報告給猝不及防的墾區指揮部和州委。
對於已過不惑之年的上海農機服務公司工會幹部汪明娣來說，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那個日影西斜殘陽如血的黃昏始終好像一幅色調黯淡的版畫刻在心頭，令她記憶猶新。
“……收工的鐘聲剛剛響過，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時刻，大家都急急忙忙鑽出膠林往回走。突然有人從公路邊跑過來說，四團（橄欖壩農場）的知青正在抬屍遊行，有幾千人。我們一聽，都扔了鋤頭趕到公路邊去看熱鬧。果然，沒過多久知青的隊伍就出現了。走在前面的是男生，大多衣衫襤褸，有的還打著赤腳，他們抬著一個女知青的屍體，還有一個早已僵硬的小小的嬰孩。人們低垂著頭，表情肅穆，沒有哀樂，沒有激烈的口號，只有隊伍走過的沉重的腳步聲……
“我的心猛地一緊，空氣迅速變冷，我感受到一種巨大的寒氣向四周擴散開來。不用任何語言解釋，每一個人都明白眼前發生了什麼。因為知青是一個整體，受一個共同命運驅使，無論我們與那位不幸的女知青如何素不相識，甚至無須打聽來龍去脈，我們立刻就被這個悲壯的場面感染了，震撼了。
“不僅僅是我，站在路邊的幾乎所有知青都掉了淚。根本不用動員，或者如後來有人說的煽動，我們便自動加入遊行隊伍。我記得我們連隊大約有三分之二的知青後來都受到追究……”
另一位知青童小剛說：“當時我甚至不知道他們究竟要到哪裡去，去幹什麼，我只覺得這是對別人也是對自己的一種責任，一種義務。只要隊伍裡有人拿眼睛望一望你，只要你是知青，你就決不能站在一邊袖手旁觀……”
從橄欖壩農場到西雙版納州府景洪有四十公里山路，沿江而上，中途還將經過景洪農場和水利兵團駐地。於是，知青遊行的隊伍如同滾雪球般迅速壯大，到傍晚時，知青隊伍已經逶迤幾裡地，總人數接近一萬人。
景洪鎮又名車裡，為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首府，是一座新興的邊境小城，人口約兩萬。據《雲南地理志》載：“……解放前土司和頭人統治，生產落後，瘴癘橫行，內地人皆視為畏途……解放後修築公路，興建電力、冶煉、農機、製茶、製糖和木材加工等工業，並逐漸發展成為滇南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一九六二年周恩來總理身著傣家服裝同當地人民歡度潑水節的大幅照片見報之後，景洪的名字才同潑水節一道走出邊疆，走出雲南，開始為全國乃至世界各國新聞界所知曉。
西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出現在景洪街頭的請願隊伍終於打破了邊疆小城的安謐和寧靜。
十八日上午九點剛過，數以千計的男女知青就從四面八方擁進城來。儘管當地政府事先早有準備，佈置了大批民兵和軍警嚴陣以待，但是大隊知青還是勢不可擋地擁進市區，並且沿著馬路浩浩蕩盪朝著州委和州政府駐地進發。
這是一個特定時期和特定歷史條件下發生在邊疆的一個起因相當偶然的特殊事件。遊行的知青並無激進的口號、慷慨的陳辭，或者失去理智的暴烈行為，這些來自偉大首都、黃浦江畔和天府之國的曾經睥睨世界、意氣風發的紅衛兵小將，如今低垂著他們被亞熱帶烈日烤焦的曾經無比驕傲的頭顱，肩上抬著他們不幸死難的同學和姐妹，邁著沉重遲緩的步伐走向未可知的命運前方，去為生者和死者爭取一點做人的基本權利。
遊行隊伍好像一眼望不到頭的河流，在南國十一月晦暗的天空下緩慢流動。景洪交通阻塞，車輛停駛，行人紛紛駐足。
一位親眼目睹遊行場面的傣族老波濤（注：即老大爹），退休公路養護工岩孔回憶說：“……開始大家都很緊張，領導讓大家待在家裡，說弄不好要出大事，後來知青果然進城了，有幾萬人，比天上的星星還多。但是他們沒有鬧事，也沒有跟當地人發生衝突，而是坐在州委大門口，一連坐了好幾天……那個死人我看見了，還有孩子，嘖嘖真慘……別的我說不好，遊行是不對的，農場不是有領導麼，幹嗎非要跑到景洪來遊行？鬧得城裡亂哄哄的，交通堵塞了好幾天……”
另一位退休教師董木康則直率地說：
“……我是同情知青的。那些孩子真可憐，千里迢迢來邊疆，一干十來年，可結果呢？卻沒有人關心他們的死活……我相信物極必反的道理，要是當時政策合理，知青就不會抬著屍體進城來……至於遊行本身是否恰當，那又另當別論……”
機關幹部秦先仁親自參與同知青談判的工作，他的思想被現實衝擊後發生了一個大的轉變：
“……知青遊行，我看同社會大氣候有關。我們做乾部，往往只聽信政策宣傳，相信報紙，對世事民情不甚了了。知青生活從前苦不苦，從前有沒有流血死人甚至更大的事故發生？當然有，為什麼那時不鬧事，偏偏等到粉碎'四人幫'以後來鬧？……'民主牆'，'傷痕文學'，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別人都在起勁地否定'文革' ，那麼上山下鄉究竟該怎麼看，知青該不該理直氣壯地回城？……這麼多問題，可惜當時我們都不敢這樣想，所以同知青談不到一塊兒去。這不是對誰有成見，是個觀念問題……其實知青自己起來捅開上山下鄉運動的蓋子未必是件壞事，它讓全社會都注意到知青問題的嚴重存在，並且再也不容漠視，這也符合黨中央'大膽解放思想'的原則……”
無論當時的人們懷著怎樣忐忑不安的心情看待這場知青大遊行及其後果，知青對自身命運的不滿和反抗行動確實使全社會包括各階層人們受到強烈衝擊。這種反抗如石擊水，在西雙版納乃至雲南省平穩的政治生活中投下一塊大石頭。
雲南昆明。橄欖壩知青遊行的消息一經傳來，社會輿論嘩然。省委負責同志緊急指示：要多做工作，不要激化矛盾。
僅僅過了二十四小時，雲南知青鬧事的消息以電訊稿形式出現在北京西單“民主牆”上。
北京。長途熱線電話傳達國務院負責人講話精神：要說服知青返回農場抓革命，促生產，要愛護他們，教育他們不要上一小撮階級敵人的當。等等。
全國各建設兵團、邊疆農場都接到上級有關部門緊急通知，加強對知青動態的密切注視，唯恐出現雲南鬧事的全國性連鎖反應。
與此同時，雲南西雙版納以及臨滄、德宏、紅河、文山等墾區農場均受到橄欖壩事件的波及和影響。短短幾天，版納墾區所屬八大農場均面臨知青情緒失控的嚴重形勢。各農場知青紛紛行動起來，互相聯絡，秘密串聯，一呼百應，煽風點火。或者毋寧說，知青久已壓抑的情緒和願望原本就是一堆危險的乾柴，不用煽風點火也會因為種種原因自動燃起熊熊大火來。
於是有的農場知青發起“萬人簽名運動”，明確將回城要求上書黨中央華主席；有的知青集體通過《回城宣言》，宣稱不惜一切代價實現回城目標；還有的農場已經醞釀知青大罷工，推選出協調行動的領導機構，並起草了有關行動的章程草案，等等。
總之，也許誰也不曾想到，一粒小小的火星，一個女知青不幸猝死的偶然事件就成為引發這場驚天動地的知青大返城風暴的導火索，成為導致十幾萬雲南農場知青乃至全國知青最終走向覺醒並且勇敢地反抗自身命運的第一聲驚雷。
十一月十七日晚，西雙版納州公安局和軍分區奉命緊急出動，前往瀾滄江大橋堵截和勸阻請願知青。由於天黑道遠，加上知青人數太多，勸阻無效，大部分知青於次日進入景洪。
十八日中午，請願知青代表向州委提出三點要求：
1. 懲辦肇事醫生，追究其法律責任。
2. 改善農場的醫療衛生條件，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故。
3. 給死者開追悼會，追認烈士，優撫死者家屬。
以今天的眼光看，以上三點要求決不能算做過分，甚至有些就事論事並且相對他們的行為來說有點小題大做的意味。因為當請願者以前所未有的勇氣沖破來自自身和社會的重重阻力，山呼海嘯地聚集在當地最高權力機關門前時，他們興師動眾的目的竟然只是提出三個相當表面和微不足道的膽怯要求，這就難免使人感到驚訝和失望。
然而知青的要求未能得到及時答覆。
對領導者來說，任何以要挾方式提出的要求都是一種冒犯，因而也是非合理的和難以接受的。
換一種角度講，權威本身是領導的一個組成部分，你可以蔑視責任乃至真理，但是你決不能蔑視權威。
十八日下午，知青在州委門前請願未果，即抬屍遊行，轟動景洪。圍觀者如堵。
十九、二十兩日，知青在州委門前抬屍靜坐，雙方繼續僵持。隨後又有西雙版納墾區部分農場知青陸續進城，聲援橄欖壩農場的請願知青。
事態呈現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二十一日，州委經請示後表態如下：
1.
肇事醫生嚴肅處理，追究責任。
2. 女知青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開追悼會。
3. 進一步落實知青政策，責成農場盡快改善醫衛條件，並統籌解決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問題，等等。
按照有關部門指示，死者遺體被破例允許安葬在當地駐軍的烈士陵園內，於是上海女知青徐玲先就成為當地農場中唯一有幸享受這種榮譽規格而沒有烈士頭銜的老百姓。死者丈夫因禍得福，僅僅一周後即被病退回上海，奇蹟般完成從邊疆到城市的戰略轉移。成醫生咎由自取，被判刑勞改，並開除出醫生隊伍，並不許重新行醫。農場還按照有關“因公死亡”的政策規定，每月將女知青工資（二十六元）的百分之四十按時寄往上海，至今仍未間斷。
請願大獲成功。
知青請願的大潮很快退去。
州委大院和墾區指揮部的人們剛剛來得及喘出一口氣來，他們暗自慶幸事態沒有進一步擴大，慶幸這個小小的麻煩終於成為過去，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如同炸雷傳來，
令人目瞪口呆。一向在州府眼皮底下平靜無事的景洪農場（一師一團）知青宣佈總罷工。
當如願以償的請願隊伍陸續離開景洪返回農場的時候，在景洪通往橄欖壩的塵土飛揚的公路上，罷工的人群出現了。他們的人數比橄欖壩知青總數多幾倍，他們擋在路上，兩幅汙跡斑斑的橫幅標語將兩行驚心動魄的大字深深映入每個知青眼底——
“知青要做人！”
“知青要回城！”
罷工隊伍中，走在最前面的就是那個雄心勃勃的小學勤務，上海知青淩衛民。
第五章 天降大任
西元一九九〇年，也就是十年改革開放進入治理整頓第一年，北京市民出現“三大熱”：紀念徽班進京二百週年京劇熱，電視連續劇《渴望》熱，“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顧展”熱。
如果說前兩“熱”僅僅是文藝疲軟後的某種反彈現象，那麼“知青熱”的興起則代表一種意義更為深遠內涵更為複雜的文化潮流。
《光明日報》：“'魂系黑土地'展覽轟動京華”
“今天，兩萬多名當年北大荒知青匯成的人流，為《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顧展》增添了壯觀。至此，這個歷時十五天的展覽，在她即將落下帷幕之際達到了高潮……”
《中國青年報》：“開拓，卓越精神的閃爍”
“……凡留下開拓者足蹟的地方，便註定有卓越的精神之光閃爍。縱然時代扭曲而此精神不可褻瀆，縱然歲月異常而此精神不可輕薄。因為它乃是祖先至我們以人類的名義所肯定的奮勇……”
《人民日報》：“北大荒知青回顧展在京展出，王震為展覽題詞……”
……“知青熱”在全國各地引起巨大的連鎖反響。繼北京之後，天津、上海、成都、重慶、廣州、杭州、昆明等各大城市的兵團知青紛紛舉辦各種形式的回顧展和紀念活動，出版紀念文集《北大荒風雲錄》《青春無悔》 《草原啟示錄》《紅土熱血》《輝煌的青春夢》《青春檔案》等十餘種，並在全國書刊市場十分蕭條的情況下一版再版，供不應求。
更有許多性急的老知青不遠千里萬裡，紛紛攜兒帶女自費重返原兵團原農場，“尋根”一時蔚然成風。對他們來說，個人的命運曲折似乎不再重要，過去的苦難早已煙消雲散，感情的積澱深沉而且執著。因此，他們更願意從那段過往的歲月中去咀嚼更為深廣的社會歷史內涵。
可以斷言，“知青文化”的再度崛起並非偶然，它至少表明我們這代人已經超越個人命運和時代的局限，從而有可能以更加成熟也更加深邃的目光去反思整個“文革”
乃至我們民族的全部歷史。
“我並不想證明我們個人曾經做對了什麼或者做錯了什麼，因為許多事情對當時的我們來說都如同瞎子摸象的遊戲。”一九九一年春節前夕，原全國著名知青人物，現任深圳某出版公司總經理的北京知青郝大江先生在昆明接受我的採訪。此時南疆大地到處春意盎然，窗外陽光明媚，綠草成茵。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歷史，但是我們的歷史並不屬於我們自己。從這個意義上說，研究我們自身也就是研究民族，研究我們共和國如何從過去艱難曲折地走向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
“我從不否認個人對於歷史的巨大推動作用，因為我曾經狂熱地崇拜英雄，篤信歷史由個人締造而不是歷史進程的必然。但是當我們站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重新反思二十世紀中葉席捲全民族的那場造神運動，我以為那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和責任，它同樣可以幫助我們每個人追溯到自身的盲目、愚昧、輕率以及對歷史驚人的無知。”
他點燃一支香煙，閉目沉思，讓裊裊的煙霧升騰在頭頂空蕩蕩的天花板上。
“還記得保爾·柯察金的那句名言嗎？”他睜開眼睛說，“它曾是我們整整一代人的座右銘。'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回首往事時，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
“我還想引用革命導師一句名言：'無產階級要解放全人類，首先必須解放自己。'
“從紅衛兵到知青，你能說我們虛度年華和碌碌無為麼？但是你又能說我們實現了人生價值乃至社會文明的大目標麼？有一點可以肯定，我們並不平庸。但是不平庸並不等於推動歷史前進而不是後退。”
他突然急促地笑笑，雙手一攤說：
“也許這就是我們這代人為什麼活得沉重並且不能自拔的原因。”
西元一九六六年是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一年。這年春夏之交爆發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直接導致從中央到地方一大批“走資派”紛紛落馬和一場席捲全國的“革命大串聯”風暴的興起。對於大多數造反熱情高漲的紅衛兵小將來說，大串聯無疑為他們免費旅遊提供一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敢上九天攬月，敢下五洋捉鱉，不僅車船免費，還無償提供食宿。於是成千上萬的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造反的工人、農民、機關幹部、街道居民、軍事院校的解放軍官兵紛紛行動起來，爬火車、爬汽車、爬輪船，車廂擠滿便爬車頂、爬廁所，一切交通工具都在超負荷運轉，一切公路、鐵路、水路都在晝夜不停地運送著南來北往浩浩蕩蕩的大串聯人群。到北京去，到上海去，到韶山、延安、井岡山去，到北戴河、海南島、黃山、峨眉山以及一切嚮往的地方去。要不是國界無情地阻擋了人們的腳步，雄心勃勃的中國人似乎更願意將大串聯的火種一直撒遍全世界直至每一個角落。
據不完全統計，這場全國範圍的大串聯捲入人數約為五千萬人，歷時將近一年。
以人均耗資二百元人民幣計，僅此一項國家即蒙受經濟損失達一百億元，約佔當年國民經濟總產值的十分之一強。由此造成的社會秩序混亂，交通阻塞，事故頻繁，工廠停工停產，原材料能源浪費等等，損失更是難以計數。
然而大串聯的精神成果卻在十幾年後奇蹟般地顯現出來。初步開闊胸襟領略祖國大好河山的紅衛兵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終於打破自我封閉，踴躍走出家門國門，以中國人前所未有的勇氣和精神面貌去開拓沿海經濟特區和進行另一場更大範圍的“世界大串聯”。
我以為這正好是我們民族走向未來的信心和希望所在。
一九六六年初冬的一天，當革命大串聯的洪流還在中國內地各大城市之間湧來湧去的時候，一群風塵僕僕的紅衛兵卻經過長途跋涉從北京來到人煙稀少的雲南西雙版納。儘管此時北方大地已經天寒地凍冰封雪裹，西雙版納卻絲毫沒有嚴冬的影子。紅衛兵驚奇地看到，大自然在這片未曾開墾的土地上昭示給人類一幅無比生機勃勃的綠色長卷：太陽輝煌照耀，萬物熱烈歌唱，河流像瀑布，森林像翡翠。古木參天，濃蔭覆地，千奇百怪的植物群落淹沒了人類祖先從遠古走來的足跡，無數野生動物珍禽異獸在亞熱帶雨林中棲息繁衍欣欣向榮。皮膚黝黑的少數民族敲響鋩鑼和像腳鼓，載歌載舞歡迎來自毛主席身邊的紅衛兵。
但是這群紅衛兵對於串聯和造反似乎沒有興趣，他們關注和追蹤的卻是另一則若隱若現的經濟信息。據中央某部門透露，在不遠的將來，西雙版納將被開發建設成為中國甚至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橡膠生產基地。
在一九六六年風雨飄搖的中國，人們對於革命的狂熱遠遠超過了對於自身生存狀態的思考，經濟變成不屑一顧的東西，造反就是一切。彷彿只要革命，麵包自然會從天上掉下來。與眾不同的是，這群年輕紅衛兵卻受到一則經濟資訊的震撼。他們千里迢迢從北京趕到邊疆，不是為了播撒火種或者同走資派決一死戰，而是為了具體考證這則資訊的可行性，並關注它的實現。
這個舉動便不能不具有某種同時代格格不入的對抗氣息。
為了進一步考察建設橡膠基地的遠景，紅衛兵又做出徒步深入西雙版納腹地的大膽決定。他們自備簡單行裝，找來當地嚮導，然後高舉紅旗無所畏懼地消失在野像出沒的瀾滄江峽穀深處。許多當地人目送他們遠去的背影，心裡始終被他們的舉動弄得迷惑不解：西雙版納並非串聯之地，許多地方甚至無路可通，他們要到森林裡向誰宣傳革命道理呢？
經過大約一個月跋山涉水的長途旅行，這群五男一女的紅衛兵相繼考察了大猛龍、景洪、橄欖壩、猛倫、小猛養，見到著名植物學家蔡希陶，親眼目睹熱帶植物王國的種種奇觀，領略大自然的無窮綺麗與神奇魅力，還與一隊馬幫同行並在小猛養的原始森林中燃起篝火露宿一夜。正是這個充滿神秘色彩和浪漫意味的亞熱帶之夜促成了這群年輕人未來的志向和命運之路：經過通宵達旦的熱烈討論，他們決定把西雙版納考察結果和立志建設邊疆的偉大抱負一同帶回北京，向千千萬萬熱血沸騰的紅衛兵戰友作廣泛宣傳並帶頭身體力行。
“我們決不做口頭革命派！”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
“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
這是一個易受幻覺和激情支配的時代，年輕的紅衛兵與其說在進行一項深思熟慮和獨立思考的偉大事業，不如說被自己一相情願的雄心壯志和宏偉藍圖所陶醉。因為他們並沒有把自己當做一名普通勞動者，普通得如同一塊磚、一滴水，他們僅僅從政治抱負和使命感的角度出發去把握眼前這項必將艱苦卓絕而且遙遠漫長的經濟建設事業，因此他們的理想主義勢必像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一樣在嚴酷的現實面前碰得粉碎。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我們！
——我們！
——還是我們！！！”
一輪太陽從森林邊緣冉冉升起來，紅衛兵終於睡著了，宏偉藍圖好像朝陽一般照亮他們的精神和靈魂。他們稚氣未脫的臉上露出微笑，年輕而熱烈的思想在夢境中張開翅膀自由翱翔。只有古老的森林不為人類的激情所動：厚厚的泥苔依然覆蓋崖石，巨大的藤蔓悄悄編織陰謀和羅網，貓頭鷹像幽靈在頭頂盤旋，食肉動物把死亡的氣息播向四面八方。
六個年輕人的名字是：郝大江，王樹理，蔡儀，周秀華（女），趙旭虹，章亮。
“紅衛兵運動向何處去？”
這個巨大而突出的問號漸漸佔據了郝大江的大腦空間。
作為一名頭腦冷靜勤於思索的十八歲的“老兵”（北京老紅衛兵自稱），郝大江，這個出身高幹家庭的北京六十五中高才生開始苦苦思考上述意義重大而緊迫的現實問題。當時風起雲湧的紅衛兵運動剛剛形成燎原之勢，偉大領袖神采奕奕八次接見紅衛兵，將運動的浪潮直接推向全國城鄉。而北京紅衛兵的鬥爭鋒芒已經從“破四舊”轉向打倒走資派，昔日高高在上的人民公僕一夜之間突然變成醜八怪，被打翻在地，並且踏上一隻腳。
最早被鼓動造反的幹部子女和老兵們頓時陷入窘境。他們自以為出身優越，精神高貴，血管裡流著無產階級鮮紅的血液。他們造反是為了造別人包括一切站在自己對立面的人的反，不料這股由他們掀起的革命浪潮卻衝進自己家裡，革命革到父母頭上，這個難以承受的現實使他們又難堪又痛苦。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優越感一夜之間一落千丈：出身不再優越，血統不再高貴，血管裡流動的不再是紅色而是別的什麼顏色的血液。“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鑽地洞”，豈料龍種鳳胎也有鑽地洞的時候，而且鑽得更狼狽，更連老鼠也不如，這就很有些偉大領袖教導過的“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諷刺意味。
或瘋狂，或絕望，或墮落，或沉淪，或一蹶不振，或舉止反常。也許人類只有設身處地經過一番大起大落的人生體驗，才會懂得世界需要同情，需要愛。
也有苦苦思考和求索。
對北京六十五中早熟的紅衛兵領袖郝大江來說，思考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因為思考的前提乃是懷疑，對現存社會、政治、經濟秩序、運動方向乃至領袖權威產生懷疑直至否定，而在當時要做到這一點則需要非凡的思想力量和勇氣。
公正地說，西元一九六六年的郝大江們不具有這樣的力量和品格。
歷史的局限將束縛一切人，也束縛那些號稱思想家的偉人。郝大江們只是由於家庭受到衝擊，由於自身價值的失落才產生與運動對立的消極情緒，他們並不想向運動挑戰，他們不是也不可能成為社會的叛逆。這樣，他們思考的出發點依然是優越的，居高臨下的，而濃重的懷舊情緒又註定使他們的目光無法超越自身和穿透重重的歷史迷霧。
但是思考畢竟不同於盲從。
思考能夠使人冷靜，使人在隨波逐流的年代擺脫盲從的慣性，部分或全部恢復人的理性本能，從而有可能作出比其他人更接近真實而不是虛幻的獨立選擇。
在閱讀了大量馬列著作和毛選之後，十八歲的紅衛兵郝大江和他的戰友終於從領袖教導中汲取了精神力量。毛澤東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曾經指出，青年運動的方向是“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他們順著領袖的思路並不困難地找到自己的目標，那就是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在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上（不是以經濟而是以政治為目的）重新維護和證明自身的階級忠誠和優越感。
西雙版納之行大大激發了紅衛兵們的熱情和願望。十二月中旬，一個類似招兵站那樣的聯絡機構在北京東單金魚胡同宣告成立。聯絡站是民間機構，不掛招牌，由一個五人小組負責領導。為保密起見，互相用代號聯繫，於是就很有些地下組織的神秘味道。在當時派系林立和造反組織多如牛毛的北京，每個人都在關心國家大事，許多偉大和不夠偉大的人物都站在同一個時代舞臺上競相表演，成為來去匆匆如曇花一現的歷史過客。總之竟沒有人注意東單路上那條僻靜的金魚胡同和胡同裡一群忙忙碌碌的中學生的存在。
社會的疏忽造就了一個雄心勃勃的拓荒之夢。
聯絡站一經成立，報名者竟然十分踴躍，當然並不排除多數報名者並非出於理想而是因為好奇，或者對運動的悲觀厭世，但是同盟者的猛增畢竟大大鼓舞了年輕的組織者。五人小組參照電影裡那些地下黨的工作模式，對前來報名的同齡人進行單獨談話，嚴格政審和考察。首要條件是出身，因為理想是純潔的，所以出身必須純潔無瑕。出身按照階級順序依次排列為：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優先，工人、貧農次之，其他勞動階級再次。知識分子與九種人並列，屬於反動分子。政審結果，共有數百名紅衛兵被光榮批准加入拓荒者的戰鬥隊伍。這些人中，絕大多數是失意的幹部子女，也有少數工人後代，他們都為自己的光榮出身和階級使命而自豪。
為進一步堅定信心錘煉意志，他們將隊伍分批拉到京郊門頭溝煤礦進行長達數月的勞動鍛煉，與礦工同吃同住同下井，不搞特殊化，還常常進行野營拉練和急行軍。總之他們隨時隨地想到自己是革命事業接班人，正在進行一項偉大而神聖的事業，中國和世界革命的重擔正擔在他們肩上，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勞動人民正等待他們去解放，任重道遠，因此他們每個人都不甘落後，把這些演習和拉練做得很努力很認真。他們給自己的計劃起了個極豪邁的名稱，叫做“開拓號工程”。
不幸的是，“開拓號工程”由於形勢的原因擱淺將近一年。
當一九六七年深秋呼嘯而來的寒風將首都大街上的黃塵和翻捲的大字報一起刮到天上去的時候，全國性武鬥和造反派奪權正進入如火如荼和難解難分的關鍵時刻。
國家經濟好像一條機器熄火失去動力的破船，在政治風暴的滔天大浪中隨波逐流，隨時都有傾覆沉沒的危險。
十一月，周恩來總理和中央文革成員頻繁接見造反派頭頭和紅衛兵代表，傳達毛主席一項又一項最新最高指示：
“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
“要鬥私批修。”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
……二十七日晚，人民大會堂燈火輝煌，周恩來、李富春、餘秋裡等領導人在東北廳接見首都紅衛兵代表，傳達最新指示：
“告訴小將，現在輪到他們犯錯誤了。”“要復課鬧革命。”
儘管紅衛兵小將並沒有完全弄明白，為什麼犯錯誤也要排班站隊的深刻道理，但是有機會聆聽領袖指示和領導人聲音還是使他們激動萬分。
接見持續到淩晨一點。
其間，周恩來一度感到不適，小腹墜脹，並伴有輕微壓迫感。雖然他並不知道這就是幾年後將吞噬他生命的膀胱癌細胞在作祟，他還是決定起身離去一會兒。
對於台下的普通紅衛兵來說，領袖和偉人的一舉一動有時都直接關係他們的命運。密切注視總理動向的郝大江感到一陣心跳。為了找到單獨接近總理的機會，他們已經耐心地等待了好幾個月。現在他知道，機會到來了。
郝大江在衣袋裡摸索了一陣，匆忙中他發現自己竟然忘記帶本子，因此只好向鄰座討了一隻空煙盒。他掏出鋼筆在煙盒背面寫了幾個字，然後用目光示意同伴跟他離開會場。
十幾分鐘後，當週總理疲倦的身影從大會堂廁所裡走出來的時候，四名穿黃軍裝的男女紅衛兵突然從樓道一側鑽出來攔住他。
“總理，我們要求到雲南去，開發邊疆，建設邊疆。”“請總理批准吧。”紅衛兵七嘴八舌地說。
總理沒有思想準備。在他的工作日程裡，從早到晚安排得滿滿的都是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大事，關係黨和國家命運的大是大非問題，因此他只是喃喃地語重心長地對小將說：
“就要復課哩。你們要復課鬧革命哩。”
小將們急了，連忙聲明：
“我們都是北京的應屆生，我們要求到雲南邊疆去，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這是我們的報告。”
日理萬機積勞成疾的總理終於有些明白，眼前這些生氣勃勃的紅衛兵與那些熱衷於爭權奪利的紅衛兵小將不大一樣。他們不是來鬥爭誰，或者告誰的狀，或者領了某某一紙批語就回去當做上方寶劍壓制另一方，鬥得你死我活兩敗俱傷。這些年輕人站在他面前，眼巴巴地望著他，請求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從事艱苦的經濟建設而不是階級鬥爭，這該是一件多麼值得倡導的好事呀！
後來人們回憶，當時總理接過報告，眼眶稍許有些潮濕，還有人證明總理喉嚨裡曾經發出一聲輕微嘆息。
所謂報告，不過是一張畫滿字蹟的煙盒紙，並且字跡匆忙潦草。
“敬愛的周總理：
我們在去年底和今年十月份兩次赴雲南西雙版納進行調查、聯繫，深切瞭解雲南邊疆很有開發前途，尤其是那裡有發展橡膠的廣闊天地，可以大有作為。
我們現在已經做好充分準備，只等一聲令下，就奔赴戰場。請總理下令吧！”
署名是“一群毛主席的紅衛兵”。
總理把字條接連看了兩遍。這就是說，這群年輕人的舉動並非一時衝動心血來潮，而是早有準備並做了大量工作。如果全國的紅衛兵都像他們這樣從大局出發而不是從空洞的口號出發，國家經濟建設的大船不是可以稍稍減輕一些負載而增加一點動力嗎？
大會堂內的嘈雜不容許週總理的思路繼續深入下去，他將字條仔細揣進衣兜裡，匆匆做了一個手勢說：
“好好，我看看再說。”
紙條和希望一同被帶走了，聯絡站的郝大江們在惴惴不安的等待中度過了漫長的一整夜。在路線鬥爭高於一切的年代，也許到邊疆並不是大方向，也許週總理對他們的胡思亂想不感興趣。他們應當同別的紅衛兵小將一樣，回到學校去複課鬧革命，參加上層建築鬥批改。也許他們的舉動正如偉大領袖指出的那樣：“現在輪到……犯錯誤了。”
總之光明與黑暗並存，希望與失望並存，苦惱與信心並存。
第二天上午，總理辦公室打來一個電話，傳達總理批示如下：
“可考慮這個請求，請與北京市委聯繫。周恩來。”
總理指示被迅速貫徹落實。中央傳閱文件1967（67、70號），第一張原始附件就是出自郝大江手筆的那份不倫不類的報告。用今天的歷史眼光看，我們很難斷定，這群熱血沸騰的中學生的激情和衝動究竟是否給周恩來，給中南海以及當時的中國最高決策層的決策過程留下過什麼印記，或者提供某種思路？而這份中發文件的影響與一年之後傳遍中國大地的那條著名的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是否有著某種微妙的內在聯繫？只有一點確鑿無誤，那就是“文革”期間以中央文件形式單獨批准上山下鄉的僅此一例，而這一小批雄心勃勃的拓荒者無疑將成為十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始作俑者並因此載入歷史。
不到一個月，從中央到地方，一切障礙掃除，一切關卡放行。從西雙版納反饋回來的信息表明：等待郝大江們的將是一片充滿綠色希望的廣闊天地，一條灑滿金色陽光並且越走越寬廣的康莊大道。
知識青年將在那里大有作為。
4公元一九六八年二月八日，也就是周總理批示傳達兩個月後的一個陰霾沉沉的上午，一隊摘下袖章的紅衛兵列隊來到天安門前向偉大領袖畫像宣誓辭行。小將們迎著刺骨的寒風站立了許久，神情激動誓言鏗鏘，弄得許多圍觀市民莫名其妙胡思亂想，以為他們又要去同哪個頑固不化的走資派決一死戰。
誓畢，小將們在眾目睽睽之下，豪邁地穿過寬闊的長安街，登上南行列車。他們像許多年前到歐洲尋找救國真理的革命者一樣，胸怀大志，精神充實，簡單的行裝裡沒有儲存多少個人用品，而是攜帶馬列選集、毛主席著作、油印機、手搖縫紉機、半導體收音機、油墨、鋼板、蠟紙等等。他們不是去生活，去旅遊消遣，而是去戰鬥，去革命，去宣傳和武裝更多無知的勞苦大眾。
“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這就是胸懷，是氣魄，也是身為乾部子女的郝大江們居高臨下的信心所在。
機車一聲長鳴，北京城很快隱沒在寒風和迷霧裡。鐵路局根據上級指示專門調撥一節車廂供這些有來頭的年輕人乘坐。火車經過將近一星期走走停停的漫長行程，終於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早上抵達炮火連天的雲南省會昆明市。北京紅衛兵的到來驚動了當地黨政軍官員和各造反派組織，正在大打出手的雲南武鬥兩派都破例宣布休戰一天，並在體育場內聯合召開大會來歡迎從毛主席身邊派來的紅衛兵。此後他們又經歷若干天汽車顛簸和換乘牛車馬車，終於來到那個早已被浪漫和激情渲染過的有著神話般美麗名字的亞熱帶荒原——西雙版納大勐龍。
需要指出的是：這批北京中學生共有五十五人，平均年齡不滿十七歲。“開拓號工程”的多數成員由於種種必然的或者偶然的原因未能成行，因此我們有理由格外讚賞這五十五名青年非凡的勇氣和一往無前的獻身精神。他們後來果然有一個聞名全雲南的響亮名稱——“北京五十五”。
第六章 走向混沌
知識分子的概念一般可表述為：文化程度比同時代社會勞動者一般水平超出許多的，主要以創造、傳播、應用、管理科學文化知識為謀生手段的腦力勞動者。
——《百科知識辭典》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偉大領袖發出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歷時十年牽動數千萬個家庭和個人命運的上山下鄉運動從此拉開序幕。
同優越的“北京五十五”不同，被上山下鄉大潮裹挾的知識青年絕大多數不是主動而是被迫離開城市和學校，去到遙遠的農村和邊疆接受再教育。他們或許都有過燦爛的理想，崇高的志向：當科學家、作家、工程師、醫生、教師、海員，或者當士兵，當工人，但是幾乎沒有人會把雄心壯志的標尺定在農村。這並非城市青年目光短淺和自私自利，因為人民公社的大鍋飯制度直接造就了中國農村的荒蕪和貧困，誰甘願把自己美好的青春白白獻與這種制度陪葬呢？
然而一九六八年歲末那場運動的悲劇意義在於：不論你主觀上如何抗拒和抵觸，但是你必須服從，必須上山下鄉。不是去農村傳播文化，傳播科學，改造貧困和發展生產力，而是去進行被動的思想改造，去接受一個千百年來以手工方式進行耕作的沒有文化的農民階級的再教育，從而達到把自己變成最普通意義上的農民的崇高目的。
歷史在這裡開動倒車。
並不是人人都對歷史有過清醒判斷。
北京二龍路中學初六八級女生鐵衛紅說：
“'一二·二二'指示發表當晚，學校工宣隊就連夜出動，挨家挨戶動員。工宣隊長宣布：宣傳最高指示不過夜，執行最高指示不過年，知識青年必須到農村過元旦。
我父母都是工人，文化不高，但是對執行最高指示可不含糊。學校一來人，父親就當場表態：統統下鄉，一個不留！這樣，大姐去北大荒，二姐去內蒙古，我去雲南。沒想到後來大姐在北大荒受傷成了殘廢，二姐嫁了當地貧下中牧，只有我回了北京……十年，好長好長呵！”
參加橄欖壩農場抬屍遊行的北京河北中學瞿燕清說：
“……我家庭出身不好，父親是摘帽右派，毛主席指示一下達，父親根本不用學校來動員，主動替子女報名下鄉。還打聽哪裡艱苦就報名去哪裡，比工農家庭還積極。
回到家裡，父親一下子摟著我們姐弟三人老淚縱橫。父親說：'不是我不想留住你們，是不敢哇！爹對不住你們……'
“那一晚，一家人哭成一團，父親一夜間白了許多頭髮。黑五類家庭本無出頭之日，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我咬咬牙，去了最偏遠的雲南邊疆，姐姐去了山西，小弟去陝北插隊。後來小弟永遠沒能回來，他死於一次意外車禍……“我始終忘不了父親那雙被痛苦折磨的眼睛：驚懼，內疚，悔恨，悲哀… …子女下鄉不僅不能使他靈魂獲得贖罪，反而增添沉重負擔。他於一九七一年冬天死於肺病。”
“徐玲先事件”目擊者之一，上海知青陳饒萍：
“阿拉（我）莫啥好講，下鄉那年才十五歲，一點點大。谁愿意下鄉？莫辦法哇。儂要不去，居委會嬸嬸大娘就天天來做動員，學毛主席語錄，工宣隊師傅把被蓋搬到儂家里辦學習班。阿拉父親是乾部，科長，單位就把他關起來住學習班，啥時辰子女下鄉啥時辰放回家。儂想想，雞犬不寧，一家人過啥光景生活？眼看躲不過去，姆媽哭著懇求阿拉：囡囡就去鍛煉兩年吧，儂爹爹心臟有病，再辦學習班就回不來啦。阿拉咬咬牙，就去了雲南。
“那些工宣隊光騙人，說鍛煉兩年，阿拉一去就是整整十年……十年哪，比抗日戰爭還長兩年，人生能有幾個十年？……”
上海崇明農場中學叢正平：
“阿拉這塊是郊區，本身就是農場。一九六七年上山下鄉，統統要去外地插隊，阿拉有個姐姐，比阿拉大兩歲，爹媽不放心，就跟學校工宣隊商量，讓阿拉頂替姐姐到邊疆。男孩子，終歸好辦些。這樣，姐姐照顧到本地農村插隊，阿拉到雲南支邊。
“儂問阿拉有多大？告訴儂，那年阿拉小學才畢業，整整十五歲，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童工保護條例》……”
昆明五華中學陳明忠：
“小時候我的理想是開火車，牽引一列長龍般的車廂，在鐵路上風馳電掣。想想看，那該多神氣！'文化大革命'時正好趕上初中畢業，砸碎舊的教育制度，大造反，大串聯，炮轟火燒，想幹什麼幹什麼，別提有多痛快。可是一九六八年毛主席一聲令下，大家全傻了眼，原來造反造來造去，反而連農民都不如。沒辦法，鐵路中專是考不成了，只好乖乖打被蓋去邊疆。
“更讓人想不通的是，臨下鄉在街上碰到一個小學同學，外號叫耳朵。耳朵小時候跟人打架，把耳朵拉掉一隻，所以總愛戴頂護耳帽遮醜。耳朵沒考上初中，在街道辦事處當了幾年社會青年，就分配到鐵路上跑車。雖然不是開火車，可是穿上那身鐵路制服，居然也神氣十足。耳朵老遠跟我打招呼：咱們現在是工人階級，往後蹭火車不用打票，包在哥們身上！把我給氣得扭頭就走。那小子還追著嚷嚷：別走啊哥們，啥時空了來鐵路上聊聊……“咱們有什麼過錯？不就白念了三年初中麼？不讀書的成了工人階級，領導一切，讀書的反而要下鄉接受農民再教育，這是哪門子王法？×他媽，真叫人想不通！
“想不通也得下鄉，只好怨自己生不逢時，怨知識分子晦氣。沒想到一去就是十年！×他媽，青春也就耽誤了，腰也壞了。回到城裡，人家卻拿咱們當廢物，要文憑沒文憑，要技術沒技術……“你問我現在幹什麼？奶管站刷牛奶瓶。工作不累，一月工資帶獎金能拿一百五。”
一九七一年初春，料峭的寒意尚未退去，天府之國的四川又拉開一年一度大下鄉的序幕。
這次動員對像是“文化大革命”培養的首批初中生。這些學生大多在一九六九年春季入學，兩年學制共學完一本《毛主席語錄》，一本相當於初中一年級的《數學手冊》和數量驚人的學工、學農、學軍課。然後就完成了從一張白紙到知識分子的轉變，符合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條件。這些被時代造就的“知識青年”，他們沒有學過劃分句子成分，不懂一元二次方程，不知化學元素週期表和牛頓定律為何物，他們最拿手的節目是唱語錄歌和一遍又一遍背誦《老三篇》。
我不願意重複那個令人心酸的事實，因為共和國的苦難不僅僅造就了一代“文盲”與“科盲”。作為一個有幸經歷了那個荒唐時代的六九屆初中生，我將以我扭曲的靈魂發誓：我們的後代將不再重複曾經在他們父母身上發生的那種歷史悲劇。
——愚昧與無知到此為止。
成都市西城區中學特級教師林文章：
“當時教師都說不起話，學校有工宣隊、軍宣隊，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工宣隊宣佈：每個老師必須做三十個學生的思想工作，哪個學生不到邊疆就要由老師負責任。換言之，工作沒有做好就是思想有問題，就是對上山下鄉不滿。你想想，那是什麼年代，說錯一句話可以判十年刑，對最高指示不滿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所以每個老師人人自危如履薄冰，想方設法勸說學生去支邊，甚至不惜以謊言相欺騙……“後來我參加護送團護送學生到雲南，路上整整走了十天，才來到一個與緬甸交界的壩子，叫猛川。那地方幾乎沒有人煙，一眼望去，除了山還是山。看著那些十六七歲的學生就要留在這裡生活，心裡像刀割一樣，比自己流放還要難受……”
林老師今年六十一歲，已經退休，過著安寧的晚年生活。他為自己終於不用再對學生撒謊而欣慰。
“七一年那陣我剛剛提干，部隊在成都'支左'。雲南生產建設兵團來接人，我們接到命令去配合工作。上級說了，要宣傳大好形勢，不許暴露陰暗面。軍人嘛，就得服從命令。不知為什麼，雲南來的現役軍人很少，我們的任務主要以兵團幹部的身份到處給學生作動員報告。我根本沒有去過雲南，更沒有到過邊疆，上級把宣傳材料印發下來，我們就照那些材料去講。至今我還記得'頭頂香蕉，腳踩菠蘿，一跤跌在花生里'之類的話，連我們私下都在議論，果真有這麼好的地方，還用煞費苦心動員人家去嗎？
“問題怪就怪在當時根本沒有人懷疑。我們身穿綠軍裝，領章帽徽格外鮮豔奪目，我們往台上一坐，台下就激動，就眼睛發亮。我們大講'參軍'光榮，手持鋼槍，保衛祖國，講發軍裝，享受軍隊待遇，講邊疆的戰鬥故事，等等。台下就熱血沸騰，呼口號，彷彿他們真要去參軍打仗一樣。我們要的正是這種效果……我並不認為我們在進行欺騙，因為我們是動員上山下鄉，動員當知青。如果你過多宣傳陰暗面，那麼就不會有人報名去支邊……對不對？認識生活嘛，總要有個過程……”
鄭連富同志文化水平不高，至今未能當上縣團級。他認為自己一生中最大的遺憾是沒能搞張文憑。
首都鋼鐵公司熱處理工程師譚向前：
“我是高六六級北京知青，一九六九年一月到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先當農工，後來調到水稻連當排長。一九七一年建設兵團大擴充，需要幾名老知青用現身說法動員內地學生支邊。我們團選中我。對我來說，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機遇，用領導的話說，是一次考驗，考驗我是否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也就是是否讓領導絕對放心。我是工人子弟，家裡沒有背景，我當然明白這次重任對我個人的前途意味著什麼，我甚至已經意識到這個轉折將對我一生的命運起作用……“在四川，我的日程被安排得滿滿的，輪流到每一所中學給畢業生作報告，隨心所欲地講用，發揮想像力，用'現身說法'打消同學顧慮，激發他們對邊疆的好奇心和嚮往。'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因為我是知青，並且來自偉大首都北京，所以那些成都學生對我的話幾乎深信不疑。我不敢說我的話每一句都是實話，但是我百分之百貫徹了領導意圖，我相信這樣做是革命需要，是上山下鄉和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需要。當然，我更清楚這是我改變自己命運前途的需要……“我在成都、重慶先後講用約半年時間，作報告數百場，聽眾達數十萬人次……我承認自己的確隱瞞了一些陰暗面，一些不利於大好形勢和上山下鄉的東西，我的講用報告客觀上對同學起到蒙蔽作用，但是這並不是我的錯。因為如果不是我也會有另外一個李向前或者王向前來講用，所以我想這應該是那個時代造就的悲劇……”
譚向前因此榮立三等功一次，很快入了黨，並提拔做了副連長。一九七三年推薦上大學，佔領上層建築。畢業後衣錦還鄉，在首鋼工作至今。
他認為自己一生過得還湊合。
美麗的謊言點燃了整整一代人的熱情。
由於此時上山下鄉運動已有前車之鑑，成千上萬的下鄉知青已經和正在經歷理想破滅和被原始農村勞動改造的巨大痛苦，農村的現實又使他們面臨生存和就業的嚴峻考驗，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同樣貧困。人們不再把上山下鄉當做理想而是視為畏途。這時姍姍來遲的建設兵團的神話給即將畢業的成都中學生帶來一線希望。
“有些家長很不像話，給娃兒帶這帶那，”成都教育局革委會主任、老資格軍代表在大會上狠剎資產階級歪風邪氣，“這是響應毛主席偉大號召，到邊疆去幹革命，又不是去享福！有的女娃兒，連草紙都要帶，帶那玩意兒乾啥？還是資產階級那一套……向貧下中農學習，學什麼？要擺到路線高度來認識……俺們過去戰爭年代，槍林彈雨，揩屁股俺北方老鄉撈塊土疙瘩就解決了嘛！……”
這位軍代表當然不會給子女帶草紙，因為他的五個子女沒有一個當知青。
“我本來可以留城，也可以進工廠。”成都南開中學七〇屆初中生胡玲說，“我有兩個哥哥在農村，按政策應該'三留一'（即三個子女選留一人不下鄉），但是聽說建設兵團來招兵，我立刻動心了，決心去報名。
“我家裡是工人，雖然是紅五類出身，但是沒有後門當兵。那年頭誰不想當兵啊！尤其女生，紅領章，紅帽徽，國防綠，大街上一走，別提有多神氣。我這個人平庸，不會跳舞唱歌，又沒有專長，眼睛還近視，就是全校都招兵恐怕也輪不上我。但是這並不等於我不想當兵。不管怎麼說建設兵團也是解放軍，聽說還發軍裝，發槍，吃伙食團，月月發工資，比當工人也不差。我大哥在涼山插隊，乾一天活值八分錢，誰的青春這麼不值錢？
“我父母沒文化，感情特樸實。聽說建設兵團來招兵，我又決心要去，二話不說，堅決支持。學校工宣隊立刻把我樹為典型，開動員大會時還把我父母請來坐在主席台上，介紹送女支邊的先進經驗。兩位老人從來沒有在人前出過眾，所以他們特別為自己的女兒自豪。臨行，父親把一本《毛選》揣進我的書包，鄭重其事說：玲兒，我們把你交給黨，你可不許給爹媽丟臉呵……“現在的年輕人可能難以理解，我們那時的信念絕對是真誠的。後來過了許久我才明白過來，真誠往往最容易上當……”
胡玲在邊疆第七年時摔壞了腰，病退回城，在殘疾人福利工廠做會計。至今獨身。
重慶北碚中學郎曉菲：
“我有一個很光榮的家庭，父母都是革命幹部。父親參加八路軍只有十六歲，就扛槍打日本，還負過三次傷，所以父親一直是我心目中效仿的榜樣。我從小的志向是當一名解放軍女戰士，雄赳赳，氣昂昂，做一個董存瑞黃繼光或者劉胡蘭那樣的英雄。初中畢業，建設兵團來招兵，那年我正好十六歲，父母都在'五七'幹校勞動，參軍無望，就決定到邊疆去乾一番事業。不料母親趕來阻攔，父親也不同意我離開重慶，理由是我是大姐，下面兩個弟妹年齡尚小，需要我負起責任。當時我情緒很對立，認為父母自私，不以革命利益為重。我想你們當年不是背叛家庭出來幹革命嗎？為什麼輪到你們自己做父母就那麼保守，把女兒看做你們的私有財產？衝動之下，我毅然決然向校工宣隊寫了一封公開信，決心與家庭決裂，同父母的錯誤立場劃清界限，到邊疆去乾一輩子革命。沒想到這封公開信竟然被市革委當做典型材料印成鉛字，後來又刊登在省報上，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我一夜間由一個默默無聞的女中學生變成一個遠近聞名的先進人物，反潮流的英雄。我由此很快入了團，到兵團又入了黨，提了乾……“直到過了好幾年，我才意識到自己犯下了一個多麼可怕的錯誤！
“父母因此受到批判，兩個弟妹無人照料，只好由母親帶到干校生活。艱苦的生活損壞了小妹的健康，簡陋的衛生條件又未能及時挽救她幼小的生命，她於次年春天患肺炎死在幹校的土坯房裡。兩年後父親也由於健康狀況惡化而病逝。臨終前他一個勁兒念叨我的名字淌眼淚……“我的家庭為我的衝動付出了沉重代價，我將永遠無法彌補自己犯下的錯誤……”
郎曉菲現在是重慶某機關科室幹部。她直接參與一九七八年底橄欖壩農場那場有名的遊行風波，並因“煽動鬧事”受到追究。
重慶十八中潘軍：
“我當知青很偶然。本來我想去當兵，但是父親說，你先下鄉吧，等我情況好一點就把你弄出來。這樣我就去了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我這個人很實際，不像有些人，滿腦子幻想，又愛衝動。你想想，當知青會有什麼好果子吃？當時學校工宣隊把西雙版納說得天花亂墜，我就不相信，要是邊疆比城市還好，幹嗎要動員那麼多人支邊，留在城裡不就得了？其實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希望大失望就大。我無所謂希望，也就無所謂失望，反正去混一陣，等老爹的消息。
“出發前，母親為我準備兩隻大箱子，一隻裝衣物用具，另一隻都是豬肉罐頭……”
潘軍只當了兩年知青。他終於沒有當成後門兵，而是被保送進大學當了一名工農兵學員。他是省委某機關處長，說話做事都很穩重。他有一個幸福溫馨的小家和一套裝飾一新的三居室住房。
成都鹽市口中學管志東：
“我這人很特別，一臉苦命相，連瞎子都不肯給我算命。中學畢業，全班同學都激動萬分，什麼青春啦，熱血啦，彷彿不是當知青而是去登月球。我怎麼也激動不起來，後來我才明白，是因為我家裡太窮的緣故。
“我家十口，七兄妹，一個老奶奶，全靠父母工資生活。父母工資有多少呢？今天的人恐怕難以相信：一共五十多元，人均五元三角三分。
“我從小沒有穿過鞋，哥三個合蓋一床棉被。大哥下鄉把被子帶走，就只好裹著棉襖睡覺。我頭次穿鞋是一雙木拖鞋，浴室外面拾的，鞋帶用鐵絲綁一綁穿在腳上。
“一九七一年建設兵團來招兵，按說我家裡哥姐已經下鄉兩個，我是老三，該照顧留城。但是我還是毫不猶豫報了名。不是覺悟高，而是因為能掙工資。
“每月二十六元，你想想，這對於我們十口之家是一筆多麼巨大的收入？
“支邊申請被批准那天，全家人都沉浸在一種節日般的歡樂氣氛中。小弟小妹拖著鼻涕歡呼：噢，三哥要去雲南吃包子嘍！父親吧嗒吧嗒抽著葉子煙說：老三，掙錢掙多了要節約，莫抽煙，你哥姐在鄉下還要用錢。母親一語不發，湊著昏黃的燈光為我縫一床舊被子。我清楚地看見她老人家眼睛裡閃著幸福的淚光。
“那一晚，全家人都為我感到自豪，都為我能很快掙回一筆豐厚的收入而激動。於是我有生以來頭次失了眠。我覺得自己有許多話要對父母講，但是什麼也說不出，因為這些話語中最重要的一句誰都明白，那就是：
“兒子要出遠門了，家裡很快就要有好日子過了……”
管志東在邊疆待夠了八年零五個月才重返城市。現為成都某單位大集體合同工，月收入百餘元。晚上伏案勤奮寫作，也發表過幾篇很生動的作品。
成都文化宮中學曾憲：
“我至今珍藏一張支邊青年乘車證，那是二十年前我們這批人到雲南去的歷史見證。
“我從小很自卑。我家裡是黑五類，父母都是管制分子，我們子女就是小管制分子。我從不敢大聲說話，不敢奢望老師表揚，不敢奢望加入紅衛兵和入團入黨。如果說父母都是我們這個時代和社會的渣滓，那麼我們子女就是學校裡的渣滓。
“畢業那年，建設兵團來成都招兵，看見同學們個個興高采烈，我像條小狗似的躲得遠遠的，只有羨慕的份。當時工宣隊宣布：到邊疆要政審，要挑選根正苗紅的人支邊。我不在乎艱苦不艱苦，下鄉不是同樣艱苦麼？關鍵問題是支邊表示組織信任你，表明你不再受歧視，咱這樣的狗崽子，誰不在乎這個呢？
“於是我為了取得與同學們一道支邊的資格，更準確說為了轉變自己的階級立場，我咬破手指寫了一份血書，宣布從今後徹底背叛反動家庭，與父母一刀兩斷，到邊疆去脫胎換骨，走一輩子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我還將自己名字改為'曾向東'，表明死心塌地干革命的決心。
“我的血書轟動學校，很快又有許多人效仿，到後來成都各中學都出現寫血書熱。寫血書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同學，他們只有借用這種殘酷的方式來向組織表明自己無法言喻的決心和願望。後來工宣隊和雲南來的解放軍同志被我們的行為感動了，終於批准我們的要求。
“父母並沒有責怪我。父親撫摸著我的'乘車證'，百感交集地對母親說：好，好，憲兒是兵團戰士了，我們要感謝毛主席他老人家。當時我根本無法理解父母的感情，我一心想快快脫離這個罪孽深重的家庭，到邊疆去穿軍裝，從此我將挺直胸膛重新做人。因為我將是一名光榮的兵團戰士而不是那個任人侮辱的黑五類狗崽子……“這個天真的夢想很快就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出身就是出身，就像遺傳基因一樣無法改變。無論你怎樣努力，但是刺在你臉上的恥辱烙印卻永遠沒法抹去……“現在我的父母已經去世。每當一想起他們那種百感交集的模樣和慾哭無淚的話語，我的心都要碎了。我曾經背叛並傷害過他們的感情，我將對此內疚一輩子……”
曾憲在邊疆加入了共青團，擔任團小組長。一九七四年因工作過失，“老賬新賬一起算”，判一年監外執行。現在成都某倉庫做工人。
一九七一年春，僅四川成都、重慶兩市先後動員初中畢業生四萬二千人到雲南支邊，另有十三萬五千人下鄉插隊。這批初中生實際學歷為小學五至六年級，許多人甚至不會正確書寫一張請假條或者一封家信。他們中間，年齡最大為十八歲，最小只有十四歲。
第七章 廣闊天地啟示錄（創業篇）
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源頭，最早應當追溯到抗戰時期的延安。那時候許多淪陷區青年學生為了抗日，或者說走投無路，紛紛跋山涉水投奔重慶和延安。當時延安根據地尚處在艱難的發展時期，求賢若渴，從經濟上看，陝北農村不僅不能同富庶的江浙淪陷區相比，甚至比起國統區西南諸省也有很大的差距。在這片備受干旱、風沙和貧窮困擾的黃土地上，青年學生頭次看到中國人民背負沉重苦難同大自然也同命運頑強鬥爭的情景，頭次不是從書本上閱讀探討而是直接走進農民的生活中，成為他們中間名副其實的一分子。
對青年學生來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因為不論你願意與否，你確確實實走進陝北，走進乾旱和貧瘠的黃土高原。你必須學習勞動，學習農業生產技術，學習咽粗糧和同疾病、災害以及一切困難作鬥爭，總之你必須學習同生存有關的全部常識。
這就使學生們不再熱衷於誇誇其談而是對中國國情和自身狀況有了一個比較實際和深入的認識。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九年即抗日戰爭進入艱苦卓絕的第三個年頭寫下著名文章《青年運動的方向》，指出：
“延安的青年們乾了些什麼呢？他們在學習革命的理論，研究抗日救國的道理和方法。他們在實行生產運動，開發了千畝萬畝的荒地。開荒種地這件事，連孔夫子也沒有做過。”（《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32頁）結論：
“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麼做標準呢？拿什麼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同上，第530頁）兩年後，毛澤東同志進一步指出：
“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引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08頁）這些文章後來成為指導新中國知青運動的經典著作和理論依據。
不管怎麼說，作為特定時期的知識青年，他們穿過炮火連天的戰場從大城市來到延安邊區和農村，以自己的知識、文化、激情乃至全部生命方式為中華民族的民族自救和反侵略戰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選擇了投入戰爭，也就是選擇了“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革命成功了。他們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他們是勝利者。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主席對回鄉知識青年題詞寫道：“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轉引自云南省革委會印發《毛主席語錄》）“大有作為”無疑是一個充滿信心和希望的熱切期待，它至少表明，這一時期城市知識青年到農村的使命不是思想改造而是投入農村經濟建設。這一重任不僅造就知識青年充滿主動精神戰天斗地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還暫時確立了知識分子至少與工農地位平等的精神優勢。
然而這年晚些時候，毛澤東同志接連發表了許多措辭嚴厲的講話和文章。此後中國人民的政治和經濟生活發生了一系列急劇而動盪不寧的變化。
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上山下鄉就有了後來運動發展的雛形。這時雖然未明確提出“接受再教育”的口號，但是下鄉政策已經由自願轉為強迫，下鄉對像也變成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初高中畢業生。這些學生由於階級路線的製約，唯一的出路是到農村或者邊疆去當農民。這時的運動就帶有半強迫和懲罰的性質。
直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澤東同志那個著名口號的提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事物終於起了質的變化。此時一切經濟活動和科學文化都無足輕重，重要的是長期堅持反修防修，社會主義不改變顏色。
從“大有作為”到“接受再教育”，共和國青年運動的這一歷史性演變本身決定了知青命運的悲劇結局不可避免。
至此，儘管農村天地依然廣闊，而作為“接受再教育”的知識青年卻注定沒有可能大有作為。
艱苦的勞動生活開始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經過長途跋涉的“北京五十五”背負重任風塵僕僕來到地處中、老、緬邊境的西雙版納大勐龍——國營東風農場疆鋒生產隊安家落戶。
初來乍到，知識青年熱情高漲，他們自己動手搭茅屋，睡竹床，點煤油燈，喝南瓜湯。他們不僅不覺其苦，反而覺得很浪漫，很自豪。一位女同學在日記中豪邁寫道：“……苦不苦，想想紅軍二萬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輩！一想到我們今天開荒地住草房正是為了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處在水深火熱中的勞動人民，我就感到熱血沸騰，渾身有使不完的勁！”
另一位男同學在給家人的信中鄭重地寄上一片乾枯的樹葉，他寫道：“……隊長告訴我們，帝修反卡我們脖子，一兩橡膠籽的價錢相當於一兩黃金。我們要為祖國爭光，為毛主席爭氣，我決心為種好反帝膠貢獻我的全部熱血和青春……”
我們沒有理由懷疑青年人的真誠。他們的願望和激情正是因了這真誠才尤其顯得神聖，尤其具有某種悲劇意味。
疆鋒生產隊坐落在哀牢山西麓一條深山溝裡，遠離場部幾十里，山大林密，與世隔絕。知識青年從北京帶來一台日本產的半導體收音機，還有手搖油印機、鋼板、蠟紙，辦起油印小報《疆鋒戰鬥報》。每天勞動之餘，他們顧不上休息吃飯，就圍坐在收音機旁，把剛剛收聽到的最高指示或者重要新聞記錄下來，然後分秒必爭地刻印成為號外，連夜趕山路分送到附近生產隊和寨子的貧下中農手裡。他們還帶來一台手搖縫紉機，不是為自己縫補衣服而是專門為貧下中農服務。每逢節假日，他們便組織起宣傳隊到處演出，用唱歌跳舞的文明形式普及最高指示和样板戲，佔領農村的社會主義文化陣地。
然而空洞的精神並不能替代人的物質存在，嚴酷的現實好像一塊砧板，生活的重錘很快粉碎了城市學生對理想，對世界乃至對自身的全部看法。
每日拂曉，當啟明星還在夜空中眨動詭秘的眼睛，知青們就扛著芟刀、斧子和鋤頭上山了。他們的具體任務是劈山造地，開墾荒山，用實際行動一鋤一鋤而不是用想像和激情營造橡膠林。由於山大林密，亞熱帶植物群落好像密不透風的綠色屏障擋住去路，因此知識青年必須竭盡全力同雜草、灌木、藤蔓、大樹搏鬥，一寸一寸掃除障礙，然後才揮動鋤頭開荒。
這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原始勞動，每個人揮動原始農具，憑著體力而不是智慧、思想和科學技術同大自然搏鬥。太陽出來了，把亞熱帶烈日比喻成一座熊熊燃燒的大火爐一點也不過分，因為這種太陽能夠很快吮干人的汗水，灼傷人的皮膚，消耗人的勞動能量和勞動激情，然後把人類從事的體力勞動變成一種與美麗辭藻格格不入的嚴酷刑罰。
當太陽升上人們的頭頂並烤乾地上的露水時，隱藏在亞熱帶森林中的妖魔鬼怪就被源源不斷地釋放出來：毒蟲，野蜂，瘧蚊，瘴氣，螞蟥，它們聯合起來兇猛地向人類進攻。不斷有人中暑，有人因乾渴而昏厥，因勞累而虛脫；有人被螫傷，被叮咬，害起忽冷忽熱的森林疾病……但是勞動依然進行。因為同大自然鬥爭不僅在於忍受烈日暴晒和毒蟲叮咬，還在於暴晒和叮咬之下仍然要不遺餘力地創造勞動成果。
時而狂風大作，暴雨傾盆而至。亞熱帶暴雨澆得人睜不開眼，山洪無情地席捲剛剛開墾的台地，人們瑟縮著躲在山洞裡，眼睜睜看著勞動成果轉眼間白白付之東流。
然而這僅僅是開始。
同他們這種收效甚微的原始勞動相比，任何對於勞動的抽象的讚美之辭都顯得如同謊言一般虛偽和蒼白無力。因為沒有人向他們指出：勞動的艱鉅性決不僅僅在於勞動的強度。
從某種意義上說，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這種原始體力勞動的全部嚴酷性恰恰在於對勞動者心靈和激情的野蠻摧殘上。你越擁有文化知識，這種摧殘的程度就越劇烈。
公元一九六八年的“北京五十五”開始感受到這種來自心靈的悲觀與絕望的痛苦滋味。雖然他們並不知道，此時由計算機引發的一場科技革命已經席捲地球上許多國家，人類社會經歷了從手工勞動到蒸汽機革命的漫長發展之後，已經一日千里地跨入大規模運用人工智能的科技新時代。然而他們還是日復一日使用簡單的勞動工具同荒山野嶺搏鬥，把汗水和豪言壯語白白揮灑在身後這片古老而荒蕪的土地上。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累得歪歪倒倒，步履踉蹌，每人日平均開荒卻不到一分地。
也許吃苦能夠忍受，短暫的寂寞和考驗能夠忍受，但是這種幾乎與零相等的勞動價值卻不能不使人感到絕望。難道付出犧牲的代價和作為人生的最大理想就是平均開荒不到一分地麼？
難道任何一種普普通通的勞動職業：開汽車，開火車，開飛機，開輪船，開車床，甚至當一名風裡來雨裡去的扳道工，迎送巨龍般的列車南來北往，不是都比每天挖一分荒地更有價值麼？
每天一分地的勞動規模和勞動方式，同建成中國乃至世界（！）最大的橡膠基地的宏偉藍圖相比，不是如同癡人說夢一般幾乎是個幼稚可笑的玩笑麼？！……
僅僅幾個月，人們的政治熱情明顯減退，厭倦情緒上升。小報停刊，油印機冷落一邊，縫紉機不再嗒嗒地歌唱，吹拉彈唱不再此起彼伏，因為人們通過實踐初步體會到一個簡單的道理，那就是繁重的體力勞動之餘最重要的工作不是關心他人革命，而是解決溫飽和休息。
“北京五十五”的光榮使命面臨時代歲月的嚴峻考驗。
西元一九七〇年。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奉命組建，其基礎為雲南農墾管理總局及其下屬各墾區國營農場。由於當時國際國內形勢繼續惡化，中央軍委發佈命令：在全國範圍內組建十二個生產建設兵團，隸屬各大軍區指揮，加上原有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總人數已經超過三百萬人。
在新組建的生產建設兵團中，尤以黑龍江、雲南、內蒙古、海南等兵團規模最為龐大，稱“四大主力”。
按照中央設想，生產建設兵團至少應當擔負下述三方面任務：
1. 作為國防戰略的後備兵團（預備役部隊），隨時準備適應戰爭形勢和打仗的需要。
2. 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從自給自足逐漸向多種經營過渡。
3. 繼續接收和安置知識青年，並對他們集中進行“再教育”管理。
由於特殊時代造就的特殊使命，也由於經濟建設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我們將會看到：在此後短短數年中，“生產建設兵團”將作為“文革”中最沒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之一，在中國經濟建設史上留下最為黯淡和色彩斑駁的一頁。
組建後的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各師、團以前所未有的驚人速度和磅礴氣勢在中國與緬、老、越諸國接壤的三千公里邊境線逶迤排開，構成一道令任何窺視者不敢小覷的具有戰略威懾力的銅牆鐵壁。兵團下轄師、團級或相當於師、團級單位上百個，兵員共計二十萬人，其中知識青年十四萬（後有增減不等），約占人員總數百分之七十。
第一師第六團，前身為國營西雙版納猛臘農場，原有職工數千人。一九六九年以後，該團陸續接收安置北京、上海、重慶、成都、昆明等地知青約三萬人，組建二十四個營，生產連隊三百五十餘個，每連約一百至一百五十人不等。由於該團擁有的單位和兵員是如此眾多，以至於該團老團長在軍區各種會議上不無自豪地宣稱：一師六團是世界上軍隊人數最多的團。六團人員編制超過國內大多數野戰軍。
從地圖上看，西雙版納猶如一枚包裹得緊緊的三角粽，它沿江而下，楔入湄公河流域的東南亞諸國，而那只南北走向的渾圓的粽尖就是猛臘。猛臘縣方圓數百公里，山大林密，人口僅一萬，是世界著名的亞洲野象、長臂猿和孟加拉虎自然保護區。一師六團組建後，該地區才開始顯現出許多日見增多的人類活動的跡象。
由於六團各連隊分散在該縣境內與老、緬交界的崇山峻嶺中，交通十分不便，因此團部許多現役軍人參謀幹事直到任職期滿或者轉業復員也沒能弄清楚下屬單位究竟在什麼地方。其中駐紮最遠的第二十四營第十四連，從連隊到團部，步行約需兩天，途中須翻越兩架大山，穿過一座野獸出沒的原始森林和一片死氣沉沉的叢林沼澤。這些連隊平時的一切物資：糧食、蔬菜、化肥、農具、生活品等全靠人背馬馱，報紙信件則半月送一次。知識青年與世隔絕，正好進行反修防修的再教育。
一到雨季，兇猛的熱帶暴雨便下得天昏地暗，暴發的山洪沖毀橋樑，衝斷小路，於是天地阻絕，這些連隊就變成名副其實的“叢林孤島”，斷糧斷炊甚至困死人的事件時有發生。
一九七一年雨季剛過，一隊個子瘦小稚氣未脫的男女知青沿著崎嶇山路出發了。他們的任務是前往幾十里外的營部往回運糧食。他們平均年齡不足十七歲，按規定人均應負重男五十公斤，女四十公斤。中午，他們順利到達營部並立即背上糧食踏上歸途。因為他們必須趕在太陽落山前回到連隊，否則誰也無法在黑夜中摸出迷宮一般恐怖幽深的原始森林。
幾個小時過去了，西沉的夕陽將一溜斜斜的餘暉塗抹在厚幕般的大森林邊緣，塗抹在一條若隱若現時斷時續的山間小路上。背糧的隊伍魚貫而行，時而蹚過溪流，時而攀援山崖，知青們全都累得搖搖晃晃，艱苦而漫長的跋涉使得他們個個汗流浹背，氣喘吁籲。
離連隊還剩下不到兩小時路程。帶隊的排長看看表，決定讓大家休息十分鐘。按照他的樂觀估計，他們應當在天黑之前走出這片森林，然後順利返回連隊。
一起驚動全團乃至整個兵團的事件就在這個轉眼即逝的休息間隙悄悄發生了。事件的起因在於：一個名叫曉芬的重慶女知青不幸掉隊並且靠在路邊樹叢中睡著了。
隊伍很快遠去，誰也沒有發覺有人掉隊，誰也沒有想到居然有人會在路邊睡著。因此當夜色漸漸降臨這架陰暗潮濕的大山時，偌大一座森林便只剩下一個疲憊不堪的女知青和她身邊這袋沉甸甸的糧食。
我們不必責怪這個粗心大意的女知青，她委實太瘦小，太勞累，她的體重還不到四十公斤。當她被命運驅趕上山下鄉並獨自被遺棄在這座暗無天日的亞熱帶山林裡的時候，她的實際年齡距離十七歲還差幾個月。
時間在死一般的靜寂中飛快溜走。曉芬僅僅靠在路邊打了個盹，當她猛然驚醒並四顧尋找時，森林中只剩下一片不祥的沉默和朦朦朧朧的暮色。
於是她驚駭地發現自己掉隊了。
女知青嚇得魂飛魄散。她幾乎不假思索地跳起來，踉踉蹌蹌向前追趕。她的雙手緊緊抓住那袋糧食，恐懼壓迫神經，頭腦一片空白。
她意識到自己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
更大的錯誤在於：她不僅掉隊而且很快迷了路，失去方向。亞熱帶森林是一座千奇百怪的巨大迷宮，它不僅淹沒一切人類活動的痕跡，而且把死亡的氣息播向四面八方。
天終於黑下來。女知青驚恐萬狀地看到，森林裡的一切都改變了模樣：到處都隱伏危機，到處都有陰險的眼睛在窺視，甚至連一棵樹，一根藤，一草一石都活動起來，變成面目可憎的小妖怪，朝她不懷好意地咧嘴嬉笑並虎視眈眈。遠處有孟加拉虎的咆哮，近處不時傳來沙沙的響動，幽幽的鬼火飄來飄去，讓人毛骨悚然嚇得半死。幸運的是：女知青好容易爬到樹上熬過擔驚受怕的一夜。她初步體會到作為個體存在的人類力量的單薄和渺小。
姑不論如何忍受飢餓、寒冷和勞累，單是恐懼就足以把這個在城市長大的女學生折磨得虛弱不堪，她的意志和神經瀕臨崩潰邊緣。所以當黑暗的潮水一經退去，溫暖的曙色透過晨霧滲透進林間空地，女知青就暗暗下定決心，今天無論如何要走出森林，逃出這座魔鬼的宮殿，回到那個簡陋而友愛的集體和同學們中間去。
然而世界上的事並非時時如願以償。你明明決心走出森林，走出迷宮，然而你卻不顧一切朝著相反的方向越走越遠。
這就是生活設置的誤區。
女知青失踪的消息傳開後，全連知青紛紛打起電筒火把奔向崎嶇山路。人們焦急地在山林裡徹夜搜尋，呼喊，但是茫茫夜空和無邊無際的大森林無情地淹沒了人類的微弱信息，並把他們的希望變得如同大海覓針一樣渺茫。
這件事很快驚動營團首長，更多的人員和隊伍被派來加入尋找女知青的救援行列。甚至連當地寨子和邊防駐軍也被動員起來，在女知青有可能出現或者遇險的地方組織營救。然而一切努力無濟於事。一天，兩天，三天……直到第七天，搜尋工作毫無進展，人們不再抱有希望，因為任何孤立無援的個人都不大可能安全地在原始森林裡待上一周而不會遇上種種不測。
然而正是這天下午，一名採藥的哈尼族少年偶然在大森林邊緣發現失踪已久的女知青。她在經歷了雄奇偉岸的原始森林的莊嚴洗禮後已經面目全非奄奄一息，她的呼吸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奇蹟。
曉芬傷癒後回到連隊，體重依舊不滿四十公斤，依舊參加勞動，依舊上山背糧，等等，只是她再也沒有迷過路。後來一位軍報記者來團採訪，將這件事寫成一篇激動人心的長篇通訊，發表在《解放軍報》上，題目就叫做《來自西雙版納的報告》，副題是“黨的領導是明燈，迷途羔羊歸了群”。文章見報後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曉芬的名字被人們廣泛知曉。
在雲南生產建設兵團，類似曉芬這樣誤入歧途的例子並不鮮見，然而曉芬卻是相當難得的幸運者。她的幸運不僅在於上報出名，而且在於走出了險象環生的大森林。同曉芬相比，大多數迷途的羔羊終於沒能迷途知返，他（她）們全都無聲無息地消失在大海一樣無邊無際的原始森林中，活潑潑的年輕生命最後變成年度統計報表上兩個冷酷而僵硬的方形漢字——“失踪”。
第三師第十五團一營七連傅陽珍，女，成都知青，十七歲，來兵團僅三個月零五天。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二日請假去團部衛生隊看病（發燒不止），數日不歸。連隊一周後派人尋找，無結果，至今下落不明。
朱美華，女，上海知青，一九七四年四月某雨夜上廁所時失踪，至今未找到屍骨。
劉禮京，男，北京知青，來兵團四年。一九七三年元月失踪，無下落。
……
據不完全統計，僅雲南生產建設兵團下屬各師團，每年因種種原因甚至沒有原因無緣無故失踪的知青人數都高達十幾乃至數十人以上。這些年輕的生命好像一陣被風刮散的輕煙，轉眼間便消失在明淨高遠的藍天之下或者沉入深不見底的亞熱帶雨林中。作為他們人生記錄的檔案材料可能仍保存在某個檔案室的角落裡，積滿厚厚的灰塵。他們中的一些人因被懷疑“叛國投敵”，檔案材料至今仍接受審查。
一九六九年，雲南省革委會緊急下達文件，要求地方各級革委會和農村“貧協”（貧下中農協會）做好對知青的“再教育”工作，上好“再教育”第一課。
次年，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組建伊始，兵團黨委亦下發過內容相同的文件。
所謂“第一課”，即專指當時極為盛行的階級鬥爭和憶苦思甜教育，貧下中農往往以這樣的方式迎接知青的到來和揭開上山下鄉“再教育”的序幕。
我所在的第三師第十團有個岩國香，人稱“糯米岩大媽”，意即脾氣隨和頭腦不大清楚的意思。岩大媽原先是農場一名普通職工，據說早先給地主當過童養媳，日子一直過得很苦。“四清”時因為憶苦出了名，被選成勞動模範，還進北京見過毛主席。
一九六九年前後，隨著各地知青大批來到邊疆，岩國香大媽的憶苦專長就有了廣泛的用武之地。不僅見天巡迴到各營、連講用，還應邀前往兵團系統各兄弟師、團作報告，一時名聲大噪。上級領導為了貫徹黨的階級路線，遂任命岩大媽擔任副營長，專司憶苦報告的重要職責。
在我所受過的眾多憶苦教育中，岩大媽的報告果然與眾不同。她憶苦的最大特點是以情動人，最大的語言優勢是別人聽不懂。
當這位感情樸素的農村婦女在熱烈掌聲中健步登臺時，我們看到，岩大媽有一雙渾濁善良的眼睛，眼睛裡噙著閃亮的淚花。她那雙爬滿硬繭的骨節粗糙的大手，和長年累月風吹日曬如同風化石般佈滿裂紋的黝黑面孔無疑都是勞動人民的最本質特徵，都是過去那個時代貧下中農被壓迫被剝削和受苦受難的最有力見證。面對這樣的勞動婦女，你能不相信她的控訴句句都是發自肺腑，都是“字字血，聲聲淚”麼？你能不因她的哭訴而感動，而感染，而心情黯淡一灑同情之淚麼？你能鐵石心腸無動於衷麼？你的階級感情到哪裡去了呢？……
岩大媽一登臺就很有說服力，就引起一種很肅穆很悲壯的苦難氣氛。往下不需要任何語言，就哭，不是那種知識分子式的羞羞答答很虛偽的抽泣，而是很豪放的哭，放聲號啕，哭得天昏地暗，“淚飛頓作傾盆雨”。哭本身就是一種控訴，一種痛苦的最高表現形式，於是臺上台下終於哭成一團，收到“此時無言勝有言”的藝術效果。
氣氛融合了，感情統一了，接下來就呼口號，打倒地主黃世仁，人人都想像黃世仁逼死楊白勞，糟蹋喜兒的罪惡行徑，階級仇恨如同火山一樣爆發出來。再往後岩大媽就操著滇西土話“吐苦水”，邊吐邊哭，雖然台下知青全都如墜五裡霧中，但是聽不聽得懂已經無關緊要，要緊的是岩大媽本身就是苦難，就是憶苦思甜。
後來過了很久，別人才悄悄告訴我，說岩大媽的確吃過很多苦。四個兄弟，一九六〇年都餓死了。
“吐苦水”之後照例吃“憶苦飯”。
憶苦飯人人都要吃，不論你主觀意願如何，抑或階級覺悟如何，那種被稱做“食物”的東西自然是難以下嚥的。我們連隊的憶苦飯，配方來自豬圈裡的飼料，我記得有芭蕉根、粗糠、紅苕葉和野蕨草，煮得半生不熟。連長指導員親自掌勺，不許端回宿舍，在曬壩上吃，互相監督。吃得快吃得多的受表揚，吃得慢或者偷偷倒掉的挨批評受罰。於是大家只好互相折磨，吃了吐，吐了又吃，唯恐給貧下中農留下“覺悟不高”的壞印象。
然而這天偏偏出了漏子：眼看一鍋憶苦飯的任務就要勝利完成的時候，一位患近視眼的女同學相當可疑地從碗底挑出一隻煮得不明不白的東西，經證實那是一隻在劫難逃的死老鼠，肚子鼓鼓的，還齜牙咧嘴。於是所有人立刻都產生了本能的生理反應，吐得上氣不接下氣。
據說我們的遭遇並非個別。
“憶苦思甜”的重要意義不僅僅在於提高覺悟，還在於它初步挫敗小知識分子的精神優越感，說明知識青年同貧下中農確實存在很大的差距，從而雄辯地證明“接受再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七日,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第三師十三團二營四連迎來這個知青連隊的誕生日。一批經過長途跋涉的成都知青高舉紅旗，步行數十裡來到大盈江畔人煙稀少的孔雀山下，開始了白手起家種植橡膠的偉大事業。
孔雀山其實並無孔雀，也許從前是有的。知青們來到這裡時，到處除了重重疊疊的山巒樹林，就是滿目荒涼的蒿草和灌木。
上級領導為該連隊配備連長指導員，還從別連調來一批老工人做生產骨幹。另有一批上海知青“摻沙子”，防止成都知青搞地方宗派小團體。
前六天照例要上階級鬥爭和憶苦思甜“第一課”。人們一次又一次揮動小紅書，怒火萬丈，義憤填膺；一遍又一遍呼口號：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第一課”收效甚大，知青們不僅擦亮眼睛，還紛紛把心得體會寫在日記和家信裡，用以自勵和教育遠方的親人。
由於該連隊是在完全沒有準備或者準備相當不充分的情況下匆匆上馬籌建的，知青們住在幾排臨時用油毛氈、茅草和竹子搭成的簡易宿舍裡，因此條件十分艱苦。好在知青們初出遠門，對邊疆的一切都很好奇，所以一時尚無怨言。
時值旱季，風高物燥，火辣辣的太陽整日燒烤大地。南亞次大陸刮來的季風兇狠地掠過山谷，掠過大盈江兩岸空曠的河灘和荒原，把知青連隊的旗幟連同不結實的屋頂一同刮到天上去。
第七天的工作是打土基（土坯）。
據說打土基是為了蓋一間廁所，以便優先解決男女授受不親的當務之急。打土基無須技術，只需體力：將黃泥以水和勻，再輔以木模，奮力夯實晾曬即成。連里下達任務，每人完成三百塊，男女一視同仁。這天邊疆的日頭格外毒辣，時間也變得格外漫長，知青們好容易挨到晚上收工，個個如同喝醉酒東倒西歪，步履不穩。
入夜，連隊一改往日沸沸揚揚的喧鬧，那些小知識分子精力過剩的口琴，笛子，唱歌，吵鬧統統沒有了，代之以一片大山般沉重的睡意和此起彼伏的夢囈。這些精疲力竭的年輕人迫不及待地擁抱睡眠，跌入夢鄉，他們在時空和現實的混沌交錯中初步體會到勞動的原始含義。
疲勞造就了最深沉的夢境，同時也造就了疏忽大意和不可挽回的災難。
趙國慶，上海南市區人，外號“小舅子”。六九屆初中生，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來兵團。同新來的成都知青相比，趙國慶算得上老戰士，雖然他的“知齡”只比那些新戰士長三個月。
這天收工回宿舍，他並沒有馬上熄燈就寢的意思，而是故意磨磨蹭蹭等別人都睡下，才在蚊帳裡點燃一盞小煤油燈。因為他的枕頭下面藏著一個小小的秘密，一個掩藏不住的歡樂，這就是他終於向同學借來一本神往已久的“愛情小說”《青春之歌》。
生活在今天改革開放時代的年輕人恐怕很難想像，僅僅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還是怎樣一片荒漠和枯寂的可怕景象。那時候不僅文學藝術統統被打成毒草予以剷除，就連閱讀興趣本身也成為一種罪過。所以當上海知青“小舅子”幸運地借到一本挨批判的“愛情小說”並躲在蚊帳裡偷偷閱讀時，那種暗自興奮的心情決不亞於偷吃禁果或者偷看黃色錄像。
事故的隱患正好出在這種不敢光明正大的閱讀方式上。
當時間在不知不覺中悄悄流走，濃重的夜色終於覆蓋了大盈江兩岸起伏的山巒時，上海知青漸漸感到力不從心。眼皮變得沉重黏滯，方塊漢字好像一群亂糟糟的螞蟻爬來爬去，煤油燈忽明忽暗不住晃動。由於這本小說必須限期歸還，因此他不得不用手支撐住腦袋，強迫自己努力一行行看下去。
睡意還是不可抗拒地攫住了他。
頭終於垂落，字裡行間罩上一片迷濛的霧靄，黃浦江畔那座熟悉的不夜城若明若暗地向他浮來。朦朧中，他彷彿聽見父母熟悉的呼喚，於是他驚喜地發現自己已經變成一隻快樂的小鳥，張開翅膀朝著故鄉和親人飛去……
書本慢慢從手中滑脫，它在床鋪上磕絆了一下，然後碰翻了煤油燈。煤油燈滾落地上，煤油很快溢出來，迅速引燃了蚊帳、被蓋和乾燥的竹籬笆牆。僅僅幾分鐘，這座簡易茅屋裡的一切——油毛氈、茅草頂、竹牆、竹桌椅以及知青的箱子行李統統燃起大火。當崗哨發現起火併鳴槍報警已經來不及了，熟睡中的知青們被火煙嗆醒並連滾帶爬逃出屋子時，大火已經躥上屋頂並且迅速朝其他茅屋蔓延。
這是一個令人猝不及防的可怕的災難。知青們事先沒有得到警告，沒有思想準備，更重要的是沒有應付突發事變的任何經驗和知識。他們到兵團只有一周，學習了整整六天階級鬥爭知識，卻沒有學到哪怕一點點防火和對付火災的基本常識。因此當大火勢不可擋地席捲而來時，知青們的張皇失措和一片混亂是可想而知的。
在這場火災中，頭腦最冷靜也最富有經驗的當數該連連長。他不僅一口氣從自己屋子裡搶出寥寥可數的行李衣物，而且在關鍵時刻還冒著屋頂坍塌的危險，從大火中搶救出一罐精心製作的辣椒醃菜。表現最差的是那些尖叫不止的女生。當她們好像一群受驚的兔子從冒著濃煙的屋子裡狼狽逃出來時，有人發現自己的身體相當不知羞恥地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於是又尖叫著奔回屋裡去取衣服。
這場大火持續了幾個小時。大火不僅吞噬所有房屋，而且引發一場規模不大的山火。天亮後，人們才紛紛東倒西歪圍坐在山坡上，望著廢墟上未曾燃盡的火苗和縷縷青煙發呆。
最先掠過一種不祥預感的是三排八班女知青覃秀明。
“不知為什麼，我憑直覺意識到好像出了事。”二十年後，這個已經當了一對雙胞胎母親的成都光明服裝店業務女經理對我說道，“我們班女生住一間宿舍，緊靠失火的第二間。當我驚醒時已經睜不開眼，到處濃煙滾滾，慌亂中我隱約聽見有人叫喊，好像是晏啟芬的聲音，但是很快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醒來後我發現自己居然還活著，渾身火辣辣地痛，而連隊轉眼間已經變成一片灰燼。許多人圍著我，有領導，老工人，也有知青，但是沒有一個熟悉的女伴的面孔。我心猛地一沉。我驚駭地想起屋子裡嗆人的濃煙，和濃煙裡小晏揪心的叫喊……”
當人們猛然省悟並重新擁向廢墟時，他們赫然看見：
十個女知青跪在地上，彼此緊緊摟抱在一起，被大火鑄成一座焦黑的雕像。她們凝固地保持著這種受難者的姿勢，彷彿在向人們默默訴說，她們是怎樣用荳蔻年華的生命苦苦抗拒苦難和死神猝然降臨那一瞬間的巨大恐懼和痛苦……
在這座尚未冷卻的殘酷的人生雕像面前，人們全都痛哭失聲。“小舅子”面無人色，嚇得暈死過去；那個英勇地搶救出一罐醃菜的連長悔恨交集，當眾摔碎了醃菜罐子。然而大錯已經鑄成，雕像無法復活，人死不能再生。
人們流著眼淚呼喚她們的名字。人們甚至無法完整地辨認和分開她們每一個人，因為她們曾經生機勃勃富有彈性的美麗肌體，如今已經變成一堆面目全非的焦炭和一碰即碎的斷肢殘骸。
“我們花了整整兩天時間才埋葬了她們。”一位鬍鬚花白的老工人坐在冬日黃昏的落日里同我叨家常，邊疆的寒風不時撩起他單薄的衣衫。“那些屍體只剩下一二尺長
，慘哩……裹屍布全都滲出油來，洗也洗不干淨。你想想，人油。”
他頓了頓，喃喃地重複：“人油哪！……”
事故得到迅速處理，肇事者趙國慶被捕入獄，判刑十五年，佈告上的罪名是“偷看黃色小說，破壞抓革命促生產”和“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由於十位女知青死於火災事故並且沒有來得及做出什麼業績，不好追認榮譽稱號，就開了一個簡短樸素的追悼會，以志紀念。活著的人們化悲痛為力量，重建家園。
歲月荏苒。許多年後，人們對死者的懷念已經遙遠而淡漠，對那場火災的記憶也變得如同老掉牙的家甚一樣陳舊。有一天孔雀山來了一個陌生男人，他滿臉鬍鬚，帶了許多紙錢香燭和祭品。男人在山上磕了幾個頭，大哭一場，燒了許多紙錢，然後頭也不回地下山去了。
有人認出他是“小舅子”，聽說已經刑滿釋放。這件事在當地農場和生產隊一直議論了好幾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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