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提出的一個問題，它的核心內容是：為什麼1949年後中國大學教育中沒有培養出創新人才？有學者從西南聯大的歷史經驗，回答了這個問題。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是中國抗戰時期在雲南昆明，由當時的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及私立南開大學共同組成的一所大學，前身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校務最初當時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組成的常務委員會共同管理，不久後梅貽琦任常務委員會主席，長期主導校務。西南聯大自1938年4月2日正式更名，5月4日正式開課，直至1946年5月4日宣布結束，設立時間共8年整。它在辦學的8年中，畢業學生2000餘人。抗戰勝利以後，西南聯大解散，北大、清華、南開分別遷回北平、天津復校。
西南聯合大學，是抗戰前由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三所大學，聯合組成的一所大學，現在公認這個大學辦得比較成功，人們從各種角度尋找原因。找來找去，最終還是要從1949年以前，中國基本的文化制度的角度，來論述這所大學的成功。1949年以前，中國社會的文化制度雖然也有一定缺陷，但大體上和世界文明主流還是同步的。這個同步的標誌就是，那時中國的新聞制度，中國的出版制度和中國的大學制度，基本保持了這些制度在西方起源時代的基本特徵，也就是說，這些制度都是私人力量可以介入的。
1949年以前，中國和西方接觸以後，很多制度在轉型過程當中出現一些摩擦和衝撞。但人們觀察中國近現代歷史，中國的大學制度、新聞制度和出版制度都完成的比較好。這三種制度在中國都有比較成功的實踐，比如說新聞制度，有著名的《大公報》、《申報》等，還有一些周刊也辦得相當成功。那些新聞從業者，基本上接受西方的理念，認為新聞制度存在的前提，是私人力量一定得進去，如果完全由國家壟斷，新聞制度不可能成功。國民政府時期，也有控制新聞的時候，在某些特殊的時期和特殊情況下，但從法理角度觀察，從北洋到國民政府，都沒有否定過私人力量可以介入新聞，這是人們判斷歷史事實的基本前提。第二是出版制度。那時的出版，大部分是由私人維持的，最有名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這些巨大的出版機構，在傳播中國近代文化中承擔過重要責任，都是完全的私人產業。第三就是中國現代大學制度。中國嚴格意義上的現代大學制度，出現的較晚。研究大學制度的人，無論怎麼算，也超不過100年時間，基本上就是20世紀的產物。
中國現代大學建立的時候，有一個優勢，就是在模仿或者選擇西方這個制度的時候，那些負責的人，最早接受西方大學制度的基本理念，認為在一個國家裡面光有國立大學是不行的，一定得有私立大學，而且大學制度一定是向全球開放的，早期建立中國現代大學制度的人接受了這個理念。所以1949年以前，中國大學的基本格局是國立大學、私立大學（包括教會大學）。在實踐當中是這三種模式。
一個國家的崛起，首先應該是大學制度的崛起，如果沒有現代的大學制度，一個國家要想實現民族復興是比較難的。現在回過頭來看1949年以前，1920、1930年代中國社會裡面出現了那麼多優秀的學者，那麼多優秀的作家，還有企業家、金融家、政治家，那麼多優秀人物的產生，主要是依賴於大學制度、新聞制度、出版制度。因為知識精英主要的活動，是依賴這三種制度的，如果沒有這三種制度的成功，很難想像西南聯合大學在抗戰時期能夠維持的那麼好，也很難解釋1949年以前，中國教育和文化所達到如此高的水平。
中國知識分子在選擇西方文化制度的時候，有兩點把握的比較好。中國1905年廢除了科舉制度，1905年以後西方傳進的新學校教育制度取代了過去的科舉制度。選擇新的教育制度，特別是它的大學制度的時候，尤其是選擇這種制度的初期，如果負責選擇這種制度的人比較僵化、比較保守或者是不能看清世界文明主流的人，這種制度的選擇可能就會發生偏差，所幸中國在這一歷史轉折中，遇到了恰當的人。
中國大學制度選擇比較好，是因為一開始它具備兩個比較有利的條件：第一是中國最早負責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首領，基本是由晚清科舉制度中出來的，比如像蔡元培、蔣夢麟，唐文治、嚴修等，他們是在傳統文化里受過嚴格訓練的人，同時考察過西方教育，及時把握住了西方大學制度的核心，比如說大學獨立、學術自由、思想自由。他們能接受這些理念，跟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有私人講學和書院制度可能有一些關係。第二，晚清教育制度向現代教育制度轉型的時候，初期負責這個教育制度的人，像蔡元培、蔣夢麟等，很快居於教育領袖的地位，作為教育領袖，他們有職有權，在這樣的情況下選擇大學制度，對西方大學的核心理念，能夠把握得准。這是中國現代大學制度起步時的兩個重要前提。
嚴格意義上的中國現代大學制度是從清華大學算起來的。清華大學前身是留美預備學校，1925年清華大學開始設立大學部，1928年正式叫國立清華大學。一個國家的大學是不是現代的大學，具備一些基本的條件。這些條件大約有這麼幾點：第一是綜合大學；第二是男女同校的大學；第三要有嚴格的課系設制，就是院系制度；第四有比較完善的選課制度。第五有定期的學術著作和定期的學術期刊出版；第六有比較普遍的體育活動。這是基本的硬件。另外還要包括這麼幾條：第一、學生和教授的自治程度比較高，第二、教授治校和學生社團比較發達。第三，政黨活動不進入校園。
現代大學制度從11世紀起源，13世紀大體成型，16世紀達到了比較完善的程度，基本上由教會演變過來，是當時科學傳統發展到相當程度時的必然結果，因為新知識體系需要新傳授知識的制度。大學也是現代市民社會的產物，它的自治程度要高，這就是大學獨立的意義。西南聯合大學出現的背景，大體就依賴上述三種文化制度，那三種制度最後能落在實處，肯定是在一定的政治制度之下。1949年前中國基本政治制度中，包含的進步因素高，西南聯合大學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出現的一所臨時大學。
西南聯合大學建立的前提，是因1937年的抗日戰爭。抗戰爆發前，中國政府已經做好了抗戰的準備。蔣介石對中日關係的判斷是：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但戰爭對中國來說，越晚爆發越好。所以，當時希望中日之間通過外交渠道來延緩中日戰爭爆發的觀點也很流行，在知識界，這個判斷主要以胡適、陳寅恪、吳宓等為代表。他們受過中西兩面教育，比較有世界眼光，他們對中日兩國未來關係的基本判斷影響了政府。他們認為，中國不能輕易開戰是因中國國力不行，國防力量更弱，當時中國還沒有建立現代的海軍、現代的空軍，所以不能跟日本人倉促開戰，倉促開戰肯定對中國不利，但中國政府抗戰的決心還是早已下了。抗戰前兩年，清華大學就把主要的圖書、主要的儀器秘密運到了湖南長沙，在抗戰前已經在長沙南嶽建了校舍。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蔣介石在廬山開會，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廬山談話會。蔣介石邀請了全國各階層的精英到廬山，商量中國和日本之間的關係，如果中日兩國通過外交渠道不能延緩戰爭爆發，中國應該如何抗戰以及教育文化應該如何保存。廬山談話會，是非常開明的會議，請了社會各階層的人，會議名單是做過南開大學校長的著名經濟學家何廉開出的，他給蔣介石看了名單，名單上有郭沫若，但郭沫若沒有去。何廉把名單拿給蔣介石看的時候，看到有郭沫若，蔣介石還很高興，問這個人現在在哪裡。北伐時期，郭沫若寫文章罵過蔣介石，蔣介石對郭沫若有印象。當時北大校長蔣夢麟，南開校長張伯苓，清華校長梅貽琦以及胡適、傅斯年、王世傑等都在廬山開會。西南聯大的建立與這個會議有關，蔣介石接受了以胡適、王世傑、傅斯年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建議。
胡適大體上提了四條主張，最重要的一條是戰時的教育是常態的教育。那時有很多人的意見是說是大學不要辦了，要麼辦臨時短訓班，讓大學生趕緊上前線。還有一種主張是大學為戰爭服務，比如學化學的趕緊做炸藥，學物理的趕緊做槍炮。胡適的戰時教育常態化的主張，與他對世界的了解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許多國家調大學生去前線打仗，傷亡很大。戰爭結束以後，國家發展，人才顯得明顯不夠。竺可楨當時也有這樣的認識，他說一個國家外患不足畏，內患不足懼，最怕的是一個國家的政治領袖沒有清醒的頭腦，沒有新的知識，沒有堅強的意志。大學是為國家培養領袖人才的。
從事後的事實觀察，政府接受了胡適戰時教育就是平常教育的建議，該學習什麼學什麼，跟戰爭沒有直接關係的課程也要講，哲學、文學、藝術都得講，不能說要打仗了，就把大學改成短訓班。正是接受了胡適的意見，決定建立西南聯合大學、西北聯合大學和東南聯合大學。但東南聯合大學沒有搞起來，西北聯合大學搞了不到一年就散了，與抗戰共始終的只有西南聯合大學。胡適的第二條建議，就是尊重同等學歷，一是為了救濟天才，二是防止造假，因為國家在抗戰時期，強調學歷會導致人造假，人就變得不誠實。第三條就是大學獨立；對大學獨立，胡適解釋了兩點，一是政黨退出大學，大學里不能有政黨活動，二是政府官員不能做大學校長或者大學的董事，以防他們利用自己的職權干涉校政。第四條，政府應禁止無知疆吏干涉教育，比如提倡在中小學讀經。
西南聯合大學一開始由北大校長蔣夢麟負責，那時候蔣夢麟在杭州。西南聯合大學一開始設計的模式就是北大、清華、南開三個學校聯合組成，但三校各自保留獨立的學籍，不設校長，只設常委，負責日常工作的是秘書長，是楊振聲，他是新文學的重要作家。
西南聯合大學一開始叫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南京淪陷后，政府才決定遷到昆明，1938年，正式建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聯合大學一共有五院，即工學院、理學院、文學院、法商學院和師範學院。1946年西南聯大複員北上時，為感謝昆明九年來的支持，把師範學院留給了昆明，建立了後來的雲南師範大學。
西南聯合大學就是在這樣時代背景下建立的一所大學。當時政府任命胡適是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院長，但胡適最後沒有去，那個時候蔣介石有意讓胡適做駐美大使。胡適自己說，政府有意把他從軍到海外去，後來文學院院長由馮友蘭擔任，但胡適始終認為他自己是西南聯大的一個成員。胡適過去講過他20年不談政治，但在抗戰時期做了駐美大使，曾受人非議，但胡適認為這不叫從政，這叫戰時徵調。國家有外患的時候，作為公民為國家分擔責任在所不辭。當時西南聯合大學也請了周作人，在文學院做教授。但周作人沒有去昆明，那個時候到了昆明的人特別希望周作人能來，當時知識分子對日本有判斷，周作人留在淪陷區，日本人一定會打他的主意。果不其然，周作人沒有跟他當年的同事到昆明去，最後下了水。
當時西南聯合大學集中了中國三代知識分子。從他們的出生和教育上來判斷是三種類型，這種三種類型分成教授和學生兩個群體。教授群體包括兩代人，第一類，像胡適這一代，還有陳寅恪、梅貽琦、蔣夢麟這部分人，出生年齡在1890年前後。這個時段內出生的人，可以接受中西方兩面的教育，一個是他們的國學基礎比較好，同時他們大部分人到西方受過教育，或者考察過西方的教育，當時他們的年齡在50歲左右。第二類教授群體，就是1900年前後到1910年，就是費孝通、錢鍾書、陳省身、華羅庚這一批人。這一批知識分子也是兩面，就中國傳統文化教育而言，他們不好和上一代相比，相對來說傳統教育在他們身是弱化了，這一代知識分子，國學素養不太能跟前一代相比，但這一代知識分子大部分是留學歐美的，如潘光旦、錢鍾書、費孝通等等，他們的西學又比前一代要好。西南聯大當時有一個統計，在179個教授中，留過美國的有80多個，留過英國有30多個，留過日本的比較少，有3、4個，沒有留學的很少。三個校長，蔣夢麟是留美的博士、梅貽琦是留美的碩士，張伯苓雖然沒有留過學，但考察過德國和日本的教育，也是有世界眼光的。五院院長全部是留美的。各系的系主任大部分人都是博士。在西南聯大，從這兩個教授群體中可以大體判斷出他們的文化背景，基本可以說是西方的自由主義傳統，西南聯合大學實際上是中國自由知識分子融合了中西文化兩面，在中國土地上結出的一個碩果。第三類就是西南聯大的學生。一般是1925年前後出生的，如楊振寧、李政道、何炳棣、王浩、何兆武等，他們的教育也基本上是中西兩面。1920年前後出生的這一代知識分子中，部分人在西方受過教育。後來楊振寧、李政道在科學上有很大成就，何炳棣、王浩、鄒讜、殷海光在政治學、邏輯學、史學等方面，能獲得很高地位，與他們在西南聯大的文化基礎分不開。西南聯大學生中也出了很多作家和詩人，比如九葉詩派中，有好幾個是西南聯大學的學生，還有汪曾祺，林蒲、吳納蓀等。因為西南聯大的自由主義傳統主導了整個學校的價值，所以為後人留下很多啟示。
最重要的啟示還是大學獨立。當時教授評議會很重要，那時國民政府教育部對西南聯合大學很頭疼的。1939年後，陳立夫做教育部長。政府有一個規定，說在西南聯合大學裡面做院長以上的人，都得是國民黨黨員，但西南聯大很多教授不以為然。法商學院院長陳序經就說，如果讓我加入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那時許多教授對黨派進入校園活動是比較反感的。當時教育部還想要西南聯合把大學教材統一，西南聯合大學馬上給教育部打一個報告，說根本沒有這個必要，說人們各校辦了這麼長時間，各個學校有自己的成規和傳統，不必再另搞一套。西南聯大學時期，像這樣的事情很多，在學校和政府之間，學校還是保持了相當大的獨立性。不是說政府不應該對學校管理，也不是說沒有管制，比如在經費上，校長與政府還是要保持良好關係。事後觀察，西南聯大時期黨化教育程度很低。所以西南聯大1946年回到北方的時候，國人對這個學校共同的評價是：民主堡壘，寬容精神。
西南聯大的成功，還有一個原因是三個校長合作比較好。知識分子多的地方，矛盾也多，學校裡面勾心鬥角的事也不是沒有。西南聯大初期，三個學校之間也有一些矛盾。張伯苓、梅貽琦籌辦西南聯大的時候，也各有各的心事。當時是北大校長蔣夢麟先去了昆明，他當時的決心比較大，他覺得如果那兩個學校不來，也要辦這個學校。但三位校長一旦在一起工作，合作得非常好。當時西南聯大大部分事由清華校長梅貽琦管，蔣夢麟在聯大後期做了政府行政院的秘書長，管事就更少了。張伯苓常在重慶，他跟蔣夢麟講過，我的表你代着就行了。
西南聯合大學的成功，還要歸之於自由主義傳統在中國的生根，自由主義傳統在中國，在1949年以前，不是一個空的觀念，而是真的落在了實處。知識分子以傳統教養和西方價值融合起來做事，來判斷人。西南聯大後來出了好幾位有名的學生，他們在延續中國自由主義傳統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比如殷海光，後來到台灣辦《自由中國》，他就說過自己一生的思想背景是在西南聯大形成的，自由主義傳統確實給很多學生以心靈滋養。還有王浩，後來到美國去，是世界有名的數理邏輯學家，他回憶，在西南聯合大學，開誠布公多於陰謀詭計，做人做事都暗合自由主義傳統。
通過對西南聯大歷史的敘述，人們大體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大學承擔重要責任，而大學要以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為其主要氣質，也就是說，國家不能隨意對大學事務進行干預。
錢學森之問的核心，人們可以反過來理解，也就是說，國家不能壟斷高等教育是創新人才出現的基本制度前提，錢學森之問的答案也許就在這裡。
最近，中國最著名學府之一的北大，從2010年11月起，在醫學部和元培學院試點對“重點學生”進行學業會商制度，將從2011年五月開始在全校推廣，其中一項就是針對“思想偏激的學生”。思想偏激學生“被會商”，顯然與北大“兼容並包、思想自由”使命背道而馳。其實，中國大陸從1949年後就一直在這種“被會商”教育模式下生存，學校不僅不能和西南聯大相比，教師和學生素質也越來越差。此前的60年，中國除了拍馬屁大師外，沒有產生過真正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大師，也很好預言：在“被會商”制度下，未來60年也將不會有任何大師出現，包括拍馬屁大師——這種大師，在前60年已然登峰造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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