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苑】〈香港民族命運自決〉

【學苑】〈香港民族命運自決〉

行政長官梁振英宣讀施政報告時，點名批評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去年2月的〈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封面專題，認為社會必須警惕，其言論引起全城關注。《蘋果》獲《學苑》授權轉載該期多篇文章，供讀者參考。

（1）引言 

作者梁繼平：

若要數香港近年來最具爭議的詞彙，非「本土意識」、「城邦自治」及「族群身份」莫屬。一言蔽之，其核心就是以香港為本位，發展出獨立而自主的歷史觀、身份認同及政治原則。港人不再視香港為借來的時空，而是扎根的家土。徐承恩於其最新著作《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中道：「族群意識一興起，就易放難收，即是再不喜歡也好，亦只能正視、再謀對策，而不是輕易地否定族群意識的存在。香港族群這個說法，固然是政治不正確，但社會科學的第一條規條，就是要把社會現象視為客觀事物（Treat social facts as things）。」

若以文化族群去描述香港已屬政治不正確，那麼以包含主權、自治、平等公民概念的民族1去形容香港，豈非更大逆不道？民族主義不必然帶來壓迫，哈佛大學教授Liah Greenfeld曾指出「民族主義與民主政治是內在地互為聯繫」。若香港要踏上民主路，港人的民族認同是必須處理的問題。港人由英殖時期處於的「隱民族國家」，到共產中國接管後所施加的大一統中國認同，兩者以外有否第三條出路？

今期《學苑》封面專題為「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將以五篇文章深入剖析本土意識與香港人成為民族的可能。《綜援撤限爭議與本土政治共同體》一文先以新移民的福利權爭議為切入，指出共同體成員身份是利益分配的基本單位，並道出港人反對撤限背後的國族思維。接著《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一文擺脫以中國為本位的史觀，指出港人早已於英殖時期建立了本土意識，並梳理近年香港本土思潮的發展。繼而《「香港人」 的背後是整個文化體系》一文探討香港由六七十年代起發展的本土文化如何豐富港人的身份想像，並指出香港早已是具備公共文化的共同體。而《香港是否應有民族自决的權利？》更力證香港人已有足夠條件成為一獨立民族，並理應享有國際法所保護的自決權，公投表決香港的政治狀態。最後《香港往何處去？解殖與本土意識》則以另一視角分析香港如何解除殖民枷鎖，建立主體性，並對興起的本土思潮作出批判，均值得港人反思。

「獨立是追求做人的自由和尊嚴，這不是邪惡；而獨裁是剝奪人的自由和尊嚴，這才是邪惡。獨立和統一都不是價值標準和原則，尊重人的選擇權才是終極價值。」無論是一國兩制或港獨自治；是香港民族或中華民族，捍衛港人的自由和選擇權才是我們的終極關懷。做一個獨立且自由的人，須肩負沉重代價，有人寧願繼續接受奴役以逃避責任，港人又會怎樣選擇自己的命運？


（2）〈綜援撤限爭議與本土政治共同體〉

作者梁繼平：

日前，終審法院裁定政府限制新移民須住滿七年才能領取綜援屬違憲。基本法第三十六條保障「香港居民」享有社會福利權，字眼上並無區分永久及非永久居民；而七年門檻為港府節省約八億公帑，未如政府所說能維護福利制度的可持續性，故上述判決符合基本法。此後，無論是永久或是非永久居民，只須居港滿一年即能領取綜援。

然而，憲法乃由具制憲權之公民創制，屬社會產物而非神喻真理，而基本法亦列明其修改程序，香港人絕對有權要求修改不合理的條文。故此，是次綜援撤限爭議之關鍵，既非在現行法律框架下的判決是否合理，亦非港府能否承擔額外開支，而是未屬當地公民之新移民應否享有社會福利權、就福利制度設立居留年限是否合理，並就長遠而言應否修改基本法等價值判決。

福利權非天賦人權　不能抽離社會安排

社會福利權並非天賦人權，若人脫離政治共同體，福利保障則無從談起。福利權以致福利國家的出現均屬近代社會產物，卻未必獲所有國家承認及確立，如美國法院在歷史上一直拒絕承認貧窮人士對福利資助有任何權利或資格。要理解福利權的性質，我們需須對兩種權利的概念作出區分，套用哲學家柏林（Isaiah Berlin）提出的兩種自由概念，權利亦能區分為消極權利及積極權利。前者對外人施加消極義務，要求他人或政府不去干涉、侵犯自己，如生存權、人身自由、集會權、財產權等傳統所理解的公民權利。後者對外人施加積極義務，要求他人採取積極行動，以促進主體的自我實現能力。

按照上述定義，福利權則屬積極權利，即個人向政治共同體的內部成員施加積極義務，要求公民奉獻部份個人財產，透過政府稅收成為公共資源以推行各福利政策，為其他公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所以，我們該思考：剛加入共同體的新移民成員能即時對其他成員施加義務是否公平？


政治非泛道德主義　共同體乃利益基礎

若以平等自由主義（egalitarian liberalism）的觀點出發，如羅爾斯（John Rawls）於其《正義論》中認為人的天賦才能、社會階層、家庭背景等差異均屬道德偶然（morally arbitrary），無人能完全配得由差異所帶來的不平等分配，故應以確保機會平等、重新分配資源等方式消除上述差異。推而廣之，若將以上正義觀念套用至全世界，則人出生所屬的地域、民族而至國家亦同屬道德偶然，故各國制定移民政策及分配資源時有義務惠及外來人口，以消除出生地差異造成的不平等。按此思路，本地政府須為新移民提供福利並無不妥，更應制定寬鬆的移民制度，甚至開放其邊境。

然而，上述理論是否符合現實？有組織就孔允明案之判決進行問卷調查，逾九成五受訪市民極度不滿新移民居港未滿七年即能領綜援，亦認為撤限無助新移民融入社會。為何普遍市民會對新移民獲公共福利深感不滿？是法西斯主義抬頭？是港人歧視新移民？市民訴諸的往往只是常理，即社會在分配權利與義務時必須定立某些界線，以區分我族與他者、公民與非公民，而這種常理深植在人類歷史和社會實踐當中，顯得難以言喻卻不證自明。世界性平等主義正正忽視人類由族群性、文化背景、地域歸屬、政治忠誠等構成的身份認同對價值判斷的影響。如法國哲學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批評世界主義「是一種非政治的泛道德觀念，而以共同體為基礎的政治是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況……人失去公民德性將成為空洞的道德主體。」所以，要判斷新移民應否享有某政治共同體之福利保障，必須追溯現代國家之立國原則。

眾人以契約精神　締結命運共同體

近代憲政民主國家以契約精神立國，即各人同意放棄自己部份權利及自由，以組成政府並行使公權力。每個人由孤立個體締結成政治共同體，成為一國之成員，一方面享受著因公民身份而來的權利，另一方面須履行其義務並效忠所屬之國家。人類學家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認為民族起源自範圍有限、具有主權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盧梭亦指出因人的道德情感有限，必須壓縮在社群的共同生活中才能成為人與人之間的道德紐帶，並轉化成實質行動以發揮最大力量。

共同體的概念規範出「我們」成為政治的主體，「他者」的概念亦由此產生，而這種「我們／他者」的身份分野成為分配權責及利益的重要因素。共同體內的成員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參與公共事務，發展出互惠、友愛、奉獻、承擔命運等群體德性，共同捍衛一國之文化、傳統、天然資源、政治價值及公民的自由和尊嚴。即使成員屬老弱傷殘，均能受因社會連帶關係（social solidarity）而生的社會安全網所保障。正如英國社會學家米拿（David Miller）指出，最初社會福利的出現是為了體現民族團結及促進整體福祉。由此可見，社會福利與共同體成員的身份密不可分，更逐漸成為一國公民身份的定義。

各國移民福利政策　均強調身份及權責

當共同體在制定移民政策時，「我們」必然會將珍而重之的公民身份分配給對共同體抱持忠誠，樂於承擔國民義務，對當地文化有一定認識甚至融入，並有意長期貢獻當地社會的「他者」，否則共同體必然趨向崩解。要培養出以上的公民德性及民族忠誠是一個漫長的同化和融入過程，而非憑個人選擇能立即達成，所以世界各國均就新移民的歸化申請設有居住年限（以美國為例是五年），或亦設有入籍考試，要求申請者懂得當地語言、歷史、政治價值等，並須宣誓效忠。

有外國法律學者於《移民的正義》一書中探討英、美、加、法、德等國家的移民政策，歸納出在地者能否享有社會福利資源取決於其永久居留身份。即使是以家庭團聚為入境理由，各國政府均要求在地公民擔保其外籍家人不會成為公共財政負擔，故免除政府為新移民提供基本福利的責任。以美國為例，即使美國具有民族大融爐的神話，又是高舉民主、人權及自由的大國，然而在1996年福利改革中通過的《個人責任和工作機會協調法案》，不但否定貧窮人士對社會援助擁有任何「資格」，更明文禁止新移民領取任何聯邦現金救濟的權利。法案第400條對移民福利作出以下聲明：

「自立國以來，新移民的自給自足（self-sufficiency）一直為本國移民法例的基本原則，新移民除自身能力及來自家庭、擔保人或私人機構的資源外，不得依賴公共資源，而社會福利不能構成移入本國的誘因。」

而法案第401條則禁止新移民在未成為永久居民或在當地工作十年之前，領取任何聯邦現金資助。

這種既「排外」又「法西斯」的政策，必須套用上文所分析的共同體概念去理解，因為只有在強調公民之間的相互義務（mutual obligation）的社會內，福利制度才能得以建立和持續。並未歸化入籍的新移民仍處於融入階段，並未能全面承擔作為公民的義務，而缺乏義務的權利只是特權，故新移民未能享有與公民同等福利權的差別待遇實屬合理。同時，在政策層面而言，排除新移民的福利資格亦杜絕當地福利成為申請者的移民誘因，有助政府較客觀地判斷申請者是否真誠願意成為公民。

有不少人反駁指以上政策對新移民不公平，然而討論「公平」這概念時必須同時考慮天秤的雙方。以綜援為例，七年限制只為港府節省八億公帑，但每分每毫也是納稅人的勞動成果，即使錙銖必較亦合情合理，若將這些資源運用在現行政策未照顧到的公民身上，豈非亦是對本地人公平？又以「新移民大部份是女性，在家中照顧兒童亦是家庭勞動，對社會作出貢獻」的說法為例，香港豈非有大量本地母親須要出外工作的同時，亦肩負照顧子女及處理家務的責任，他們的家庭勞動又何曾獲平等回報？（順帶一提，有學者指出世界現行的移民政策並非「性別中立」，這種「娶外地妻到本地團聚」的想像其實強化了父權地位和女性經濟弱勢。支持普世平等的人權分子應打破這種刻板印象，爭取香港人回大陸家庭團聚，好讓香港男性也能北上替大陸妻子照顧子女。）

爭議反映香港族群意識　修改基本法為最終出路

上文所援引的概念和理論均源自近代民主國家，若能套用至是次綜援爭議，背後正正隱含香港人基乎與一國族無異。在一國裡，公民是在政治及法律上最根本的平等身份，具有主權亦有制憲權，積極參與共同體的公共事務，所以英殖政府以至中共政權均以「香港永久／非永久居民」的字眼企圖淡化港人的公民身份，然而公民意識、公民社會或公民提名等概念卻深植在我們意識和生活實踐當中，香港人具公民身份無可爭辯，而香港永久居民即屬香港公民，筆者相信早已成社會共識。

在孔允明案後，無論是永久或非永久居民，均須居港滿一年就能領取綜援，不但違反上文提及的國際移民政策慣例，更間接取消了公民與非公民的界線，將原本的國民福利擴展至新移民，若此判決波及其他福利政策或政治權利，香港公民的身份將會瓦解。可行的解決辦法除了爭取單程證審批權、採取擔保移民之外，長遠而言必須修改基本法，釐清只有永久居民能享有福利權。然而，在實質制定入籍所須的居港年限時，絕對可以因應不同組別作彈性處理，例如考慮到家庭團聚的人權性質和社會意義，加上這類新移民有極大機會成為未來公民，故在制定居住年限時應給予優待，例如由七年放寬至五到三年，亦符合國際做法。


是次綜援撤限引起軒然大波，城中民怨沸騰，政黨紛紛表態反對撤限。猶記得當年吳嘉玲案判決一出，政府馬上煽風點火，指判決會造成一百六十七萬人於十年內來港，其言論引起公眾恐慌，但成功造就政府第一次提請人大釋法。為甚麼現在政府不重施故技，吹噓福利缺口會帶來數十億財政負擔，煽動民粹促成另一次釋法去贏取民心？撇除釋法會削弱法治的因素，港府不敢玩弄民粹的最大原因是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近年公民社會的抬頭、港中族群的矛盾、民主回歸夢的破滅等均催生香港的本土意識，「大家都係中國人」的大一統民族主義已經失效，社會正在重新建構具主體性的「香港人」身份，以香港為本位爭取捍衛本土政治、文化及族群利益，甚至冒起港獨的聲音，無不令中共忌諱。政府亦察覺到港人本土身份的崛起已左右對政府施政的期望，若然在此時此刻煽動民意，在福利政策區隔大陸新移民，將正式奠定本土意識，香港人作為獨立族群的身份認同銳不可當，自治需求只會有增無減，或許最終真的會出現陳雲所謂的「建國衝動」。


（3）〈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

作者王俊杰：

過往，「本土」對大多數香港人而言是陌生的概念，近數年間卻頓成為城中熱話，有關港人的身份認同及主體性之爭論在社會沸騰。本文嘗試剖析本土意識之起源及其演變過程，以及探討這股新興思潮之重要性。

華人精英崛起　建構族群想像

按照一般人認知，過去百多年香港只屬一片處於中國大陸的英國殖民地。徐承恩先生於其論作《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引述安樂博教授（Robert Anthony）指出，其實早於英軍登陸之前，香港本身已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海洋中華社會。值得一提的是，因明代實施海禁，此一海洋社會體系飽受陸上族群及朝廷歧視，屬中華帝國的底層，至雍正年間方得改善。

英軍登陸時，香港已有數千居民，人口雖不算稠密，但亦非殖民歷史觀所說之荒島。在鴉片戰爭之前，香港附近水域已是走私貿易之據點，當時香港居民會為洋行接應，協助將鴉片等貨品偷運入境。鴉片戰爭爆發後，沿岸居民亦會為英軍提供支援，例如糧水補給。開埠後，與英國人合作的華人得到政府關照，成了香港首批精英及士紳。隨着營商環境改善，香港逐漸出現了由買辦及商人組成的本土資產階級。

一八六O年代起，香港人口男女比例漸趨平衡，學者認為該轉變意味愈來愈多華人視香港為安身立命之地，在香港成家立室。一八七O年代起，在港之華人資產階級主導了經濟，並建立有別於一般華人的精英階層身份。縱然華人精英日趨富裕，但亦受到洋人之歧視，例如有英文學校拒絕接受華人子女報讀、洋行不鼓勵員工與華人通婚以及政府立法禁止華人於山頂居住等。由於受到洋人排拒，卻又不甘心淪為平民，當時之華人精英模仿西方成立各式各樣的會社，嘗試創造一個華人專屬的上流社交圈。

華人精英引入西方模式會社，同時加入本土元素，並非盲目模仿，譬如說當時中華游樂會其中一種最受歡迎的康樂活動就是麻雀。上流華人建立了以本土精英為主體之身份，他們屬於華人族群卻又異於一般中國人，亦非盲目遵從西方的假洋鬼子。及後去到一九二五年，廣州及香港發生大規模罷工，聲援上海之反帝愛國運動。當時之華人精英視省港大罷工為共產主義者及廣州政府之陰謀，於是積極發起輿論戰，甚至不惜以特工組織等武力手段阻止罷工。

論者認為，省港大罷工是香港族群想像的重要階段，華人精英反對罷工，證明了他們乃「忠於本土、忠於殖民地體系，而不是向中國效忠」。二十世紀初，中國民族主義高漲，華人精英固然愛中國，但很多程度只愛中國之文化及國土，而非盲目效忠於朝廷。他們強調香港和中國之政治及經濟體系有別，認為香港乃帶領中國走向現代的先驅，而香港之所以更為優秀，正是因為她的制度及殖民地經驗。

華人精英的港式愛國主義，始終強調港中區隔以及維護本土利益。香港華人雖受到洋人及殖民政府種族歧視，但英國人始終為香港帶來自由與法治。滿清政府對漢人施高壓政策，香港成了華人的避難所，亦打破原先壓迫剝削的舊體制。講本土，不應盲目否定殖民地歷史，如阿巴斯（Ackbar Abbas）所說，「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in terms that are relevant to what it has become today, effectively been a history of Colonialism.」

安達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提出，民族主義乃一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因此政治是人們所想像出來的彼此間關係。民族本身具有內在的有限與統治，建構源於想像，卻絕非虛構或捏造，而是建基於社會事實。安德森指，拜資本主義所賜，傳媒及印刷術得以發展，讀者可透過小說、報紙等空間產生共同的經歷及想像，共同體的感覺亦油然而生。

安德森認為，十八、十九世紀的南美獨立運動，乃民族主義風潮之始，當中發起者多為奴隸主階層。二十世紀的東南亞獨立運動，則是由各殖民地的文化精英所發動。民族主義的形成，始於精英階層具階級偏見的本土意識，到後期各國進行軍事競賽而廣推國民教育，方始植根於基層大眾。自香港開埠後，香港居民之生活已與中國境內其他地方有所區別，而當中又最先於華人精英階層出現，形成最初的族群想像。

國粹本土　世代之爭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港中邊界封鎖，兩地之經濟發展亦走上不同路向，香港市民與中國的差異日益擴大。四九之後，避戰到港之大陸難民組成了香港絕大部份的人口。新移民當中，部份抱有一種過客心態，只視香港為暫住之地，心裏仍然希望衣錦還鄉，又或者把香港當作遠離中國的跳板。但另一方面，部份來港的難民乃中華民國遺民。對這班華人來說，中國赤化之後，他們所謂的祖國已不再存在，除了留在香港安身立命之外，已別無他選。

香港華人的命運軌跡自此已有別於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香港亦是一個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命運共同體，本土意識開始萌芽於平民大眾之間。一九六七年的暴動是一個轉捩點，暴動乃源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當中暴力嚴重妨礙市民生活，令民心背離中國政府，轉向港英。直至一九七O年代，嬰兒潮土生土長的一代成為社會人口結構主流，伴隨經濟起飛、殖民政府推動社會福利、城市建設及實施行政吸納政治政策，香港新世代開始以香港為家，扎根本土。

與此同時，本地電視、電影及流行音樂等等工業迅速興起，香港流行文化提供了一個本土身份的重要象徵。然而，嬰兒潮出生的這一代人註定是矛盾的一群。中國赤化後他們只能視香港為家，土長土生的這班人與同代中國人經歷不同的生命歷程，理應難以視中國為命運共同體。矛盾在於，這班人同時目睹了殖民政府腐敗一面，加上馬克思主義思潮席捲西方校園，西方學生視文革時期中國為典範，在港之民族主義者視中共政府為效忠對象。受過專上教育的嬰兒潮一代，深受中國民族主義影響，於是身份認同的自相矛盾在知識階層更甚。

筆者翻閱徐承恩先生之文章時，讀得曾有一位署名耕耘的港大學生來稿《學苑》，文章題為《我是「香港人」》，批評學運的中國民族主義。耕耘指「自己生於斯、長於斯，在香港大學念書，用香港納稅人的錢，卻只空談愛國。對香港的不平等、不合理的現像，孰視無睹；香港四百萬同胞，漠不關心，其實又談什麼愛國？」他繼而挑戰中國民族主義者，指出「如果我們不能面對香港目前的問題，甚麼中國重建、回歸、文化重擔的口號，都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夢話。」耕耘又以英文表達自己對本土之認同，寫道「China is but an empty shadow, Hong Kong is concrete… Hong Kong is much more authentic to me than China.」

此篇主張本土優先的文章，當然會被高調招呼，耕耘遭民族主義者以多篇文章圍攻，被迫撰文澄清自己仍然愛國。當時，部份學生認為中國要先強大起來，方能解救香港的困難，是以他們只專注認識國情，對香港社會問題無動於衷，即所謂之「國粹派」。最終，一批學運人士主張關注本土議題，組成社會派與國粹派抗衡，直到國粹派於一九七六年隨文革結束而倒台為止。

立於香港　團結拒共

一九八O年代，香港主權問題浮面，自此之後港人一直於抗共思潮中掙扎。回顧當時，社會最多人的聲音是維持現狀，以主權換治權，亦有加入英聯邦等方案。此外，有歐美留學生主張香港獨立，但香港市民視之為不現實而不予支持。當然，更多人的表現是選擇移民。總括來說，香港人當時有一股拒共思潮，不願接受中方的一國兩制統治。受到中國民族意識驅使，學運分子及民主派於中英談判期間公開支持民主回歸。

根據羅永生等人憶述，學運及社運人士當時有接觸中國統戰人員。中方利用民主派之愛國熱誠，誘使他們支持回歸方案。於是，大量游說和統戰，加上大中華意識，令民主派輕信中方對民主發展的口頭承諾，於社會上鼓吹民主回歸。最終，中英談判形勢倒向中方，而歷史亦證明了民主派的期望一一落空。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確定了香港前途，社會因恐共出現龐大移民潮。八十年代中國政局相對穩定，且中方作出「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及「港人治港」等承諾，暫時將港人的情緒安撫住。

一九八九北京民運再次刺痛港人神經，香港市民給予廣大同情及支援，亦令本土思潮出現巨大變化。香港出現另一波移民潮，而留下之港人則有一種倖存者的愧疚，認為自己苟且偷生，虧欠了屠城的死難者，有責任推動中國民主。更重要的是，香港民主派自此認為中國與香港是命運共同體，將中國民運與香港之拒共思潮扣連。

縱然八九民運受到血腥鎮壓，承諾「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趙紫陽亦失勢遭到噤聲，可惜大中華派已成為香港主流。主權移交前數年，中國發展尚算順利，香港經濟處於高峰期，經濟成就暫且令港人忘卻身份認同的矛盾。

九七之後，香港人普遍接受自己同時是香港人亦是中國人，只是重要性有差別。不過，董建華政府被指施政失誤連連，導致股樓全跌，惹起港人不滿。二OO一年，董建華角逐連任，民主派開始痛斥及抗議小圈子選舉，矛頭指向扶植特區政府的中共政權。二OO三年「沙士」由大陸傳入香港，並於社區大規模爆發，港人開始對大陸之劣質社會文化誠惶誠恐。

同時，香港經濟跌至谷底，基層市民生活固然每下愈況，但中產階級亦受嚴重打擊。同年，政府欲強推廿三條惡法，激起五十萬港人上街，結果迫使政府將計劃擱置，同時亦證明了港人捍衛法治的決心。

O三年七一遊行，令中共意識到香港民心背向，加緊對港人高壓干預，但亦驅使港人之拒共思想抬頭，促成新一代本土意識。本土文化意識冒起，可見於之後數年的文化保育運動，包括O六及O七年間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行動，以及O九、一O年的保衛菜園村行動。部份人力爭保留港英建築，腦海潛藏是對港英時期舊有生活方式的懷念。更重要的是，新世代認為香港是自己的家園，立志要守護這片土地的歷史記憶，不再視香港為「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

港中區隔　刻不容緩

二OO三年沙士一役後，香港經濟一池死水，加上民怨爆發，北京政府推出自由行及CEPA，埋下香港淪陷之禍。順帶一提，二O一二年行政長官選舉辯論期間，梁振英表示自由行乃是他向北京政府成功爭取，港人終於知道誰是當年賣港之罪魁禍首。二OO九年，自由行發展成一簽多行，港人幾近已無喘息空間。隨後，D&G事件、新界東北發展、疑似中共地下黨員當選特首、反國民教育科、「光復上水」驅逐水貨客、反大陸孕婦搶床位、反雙非、反搶奪奶粉等事件陸續出現，將本土意識推向高峰。因為香港人，特別是年青一代，意識到若再不挺身而出奮起護港，香港的風尚秩序將會蕩然無存，淪為一個中國劣質城市。

大陸作家韓寒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為《太平洋的風》，內容講述自己參訪台灣的經歷及感受。韓寒由衷地誇讚台灣，羨慕台灣保存中華傳統文化優秀的價值理念，又表示對台灣人情溫暖倍受感動。

韓寒坦陳道：「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環境裡，前幾十年教人凶殘和鬥爭，後幾十年使人貪婪和自私，於是我們很多人的骨子裡被埋下了這些種子；我失落在我們的前輩們摧毀了文化，也摧毀了那些傳統的美德，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摧毀了信仰和共識，卻沒有建立起一個美麗新世界……我失落在不知道我們的後代能不能生存在一個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傷害的環境之中；我失落在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還要不停的考慮措辭，以免哪個地方說過了線。……除了利益和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我們幾乎對一切都冷漠。」然後，他說：「我要感謝香港和臺灣，他們庇護了中華的文化，把這個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了下來，讓很多根子裡的東西免於浩劫。……我們所失去的他們都留下了，我們所缺少的，才是最能讓人感到自豪的。」

誠如韓寒所說，文化、法制和自由就是一個民族的一切，這亦是為甚麼香港人面對中共此一龐然巨物，明知不可為卻仍要戮力守護香港。現今的中國，已陷入權貴資本主義的泥潭，專權底下無法治無自由的社會扭曲了人的面貌。當務之急，是保住香港免於淪陷，將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下來。能否拯救中國大陸於繼續沉淪之中，已超出香港人的考慮範圍以及能力。

當中共已形成一個結構性貪腐集團之際，要對方放棄一黨專政只是痴心妄想，港人已不能亦不應再寄望中方會推行民主改革。單是爭取民主普選、捍衛自由法治，港人已是筋疲力竭，實難再向中國輸出民主，改變刁民積習。

回顧過去數十年，來港的大陸人懂得入鄉隨俗，尊重香港的核心價值與文化風俗，學習廣東話與英文，努力融入香港社會。但近年，香港大部份問題都是因「一國」對本土利益及核心價值而引起，時代轉變了，大陸社會狀況已與幾十年前不一樣。以往純樸的人文氣息已煙化得無影無蹤，大陸人民受權貴資本主義所荼毒，只往權力與金錢看，正是韓寒所說的已在骨子裏被埋下兇殘、鬥爭、貪婪、自私。

親共團體鐵票愈來愈多，新移民組織協助中共拉票種票，乃有根有據的事實。香港社會質素沉淪，儘管不是全數，不過始終與新移民難脫關係。香港從來都是移民都市，但對中國之移民政策卻絕對是荒旦絕倫，大陸發出單程證，香港只能默默接受。講本土不等於要劃地為牢，但我們必須要自保自主以維護已有的核心價值，以防良幣遭劣幣所驅逐。我們無法將已來港的劣質新移民驅逐，但至少要奪回對大陸來港者之審批權，杜絕所有以家庭團聚為名之假結婚，選擇有潛質歸化為自家公民之申請者。所謂本土精神，不論形式是香港獨立、城邦自治，抑或是退一步的純粹奪回單程證審批權，要旨就是港中區隔。

外抗殖民　內除港賊

香港現時之激進本土意識是被中共迫出來的，嬰兒潮之後出生的兩代對中國人這個身份沒有概念。他們重視的是香港的優良文化及制度，不願其被一個殖民者掠奪侵蝕。他們明白要爭取自由民主，就必須守衛香港的自主，與殖民者抗衡，故此他們主張港人優先。力壓這種精神者，除中共港共之外，就是離地左翼社運人士與大中華民主派。

反水貨、反雙非、床位荒、奶粉荒等事件當中，各政黨不是反應緩慢就是失去蹤影，真正關心香港命運的都是無政黨背景的年輕人。現時，香港大多數販民主派受大中華意識主導，無法摒棄「一國」的束縛，他們仍然謀求與中共妥協，終被年青一代所唾棄。講到大中華民主派，民主黨就是最佳例子。恃着傳媒護航，一再出賣港人出賣民主，即使選戰失利，卻依然故我自居龍頭大哥，永不汲取經驗。每當遭到批評，就指責對方不是同路人。

無錯，民主黨的確不是同路人，一個如斯卑劣，口講民主卻行事獨裁的政黨無資格為港人爭取民主。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堅定可信的硬骨頭，實際上卻屢次出賣港人，稍獲主子施捨甜頭即作妥協。民主黨從來都不是甚麼硬骨頭，只是人皆可侮的賤骨頭，而與其三位一體的教怯及支聯會亦是賤骨頭！去年六四集會前夕，天安門母親成員丁子霖曾指支聯會「愛國愛民」口號愚蠢，支聯會常委暨民主黨黨員徐漢光竟大放厥詞，批對方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而同情中共，惹起公憤。

今年初，十九位退休及現職教師組成「進步教師同盟」，希望透過參選監事會以一洗教協的保守頹風。現任教協副會長暨民主黨黨員張文光隨即批評進師盟偏激割裂教協，會長馮偉華亦指有人居心不良想「滲透」教協。權力使人腐化，三位一體的支、教、民霸權早已散發出惡臭，遭受淘汰乃大勢所趨，畢竟年青一代並非全都是心眼俱盲的港豬。

離地左翼即所謂左膠，他們受平等、反歧視、支持弱勢等意識形態所牢結支配，罔顧現實政治環境，漠視社會承載能力而處處偏袒新移民。香港無能力容納新移民，左膠說這家庭團聚是人權；范國威、毛孟靜及譚凱邦發起聯署促請政府收回單程證審批權，左膠說這是排外、法西斯；雙非孕婦搶床位，左膠說一孩政策不公義，應該包容體諒；殘體字入侵香港，左膠說這也是文化的一種，乃發展趨勢；大陸人來港到處大小二便，左膠說要尊重文化差異，不應歧視；香港出現奶粉荒，左膠呼籲母親改餵人奶，說「it’s all about determintion」。

左膠與販民的賣港惡行一脈相承，除了中共港共及其喉舌外，左膠與販民就是目前香港最大的敵人，是必須清剿的賣港賊。現時香港正被中共殖民換血，已是危在旦夕，若再不下定決心奮起反抗，「香港人」這個身份很快就會成為歷史。

守護本土　命運自決

講到本土，港獨是無可避免的爭論話題。香港獨立與否，答案可能因人而異，如勿論可行性有多渺茫，至少我們必定要誓死維護鼓吹港獨的自由。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告訴我們，身處文明社會的人民，只要不付諸行動或言論不成為行動的一部份，都有合法顛覆政府、鼓吹分裂國家以及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若果我們相信香港應是一個有別於大陸、有言論自由之地，那我們自然應該有主張及鼓吹港獨的自由。

在英國可以鼓吹蘇格蘭獨立，在加拿大可以主張魁北克獨立，為甚麼香港不能？況且，現時港獨論尚停留於言論層面，若認同香港應該獨立，又何須畏懼，直說何妨？據民調及網絡趨勢顯示，年青人對港獨的呼聲愈來愈高，大中華主義的販民主派、港共甚至中共政府，大可蔑視這股新思潮，當新一代年青人是離經叛道發白日夢。但肯定的是，不論如何，擁抱本土爭民主反沉淪的浩瀚思潮絕不會因此而停下來。

在強權底下任誰都可能會感到絕望無力，但請謹記魯迅說過的一句話：「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蘇聯此龐然巨物曾是世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最終也為所人民推倒。港人有勝算嗎？念念不忘，必有迴響，勝算有多大就視乎你可以為捍衛本土去到「幾盡」。眼看秩序守不住，有人為政治經濟等私利出賣靈魂出賣香港，但亦有人選擇不妥協不退讓不作沉默幫凶，力挽狂瀾於既倒。過往幾次香港出現危機，均掀起逃亡潮，主因就是港人缺乏本土意識。


現在許多年青人都已具有能力移民，但他們決心擁抱本土留守到底。為甚麼？並非每個人都能習慣外國生活，更重要的是因為本土意識覺醒，他們視香港為家，寧願絕地求生，亦不甘坐以待斃將家園拱手相讓。守護香港自治，已無退路。關鍵時刻，你要在沉默中爆發，抑或在沉默中滅亡？Live or die, make your choice.


（4）〈「香港人」的背後是整個文化體系〉

作者獨樂樂：

英國學者雷蒙‧威廉斯曾經說過：「文化本是渾閒事。」最閑常不過的生活習慣往往會不知不覺地成為了大眾文化。由於香港的本土文化枝節甚多，根牙盤錯，要梳理出一套香港文化體系就要往歷史尋根。香港人自50年代英殖時期就身處一個尷尬的位置，他們既不是大英帝國的子民，又不願當中共口中的「中國人」，自不然成為了中英博奕的棋子。雖然香港人在政治上無法建立一個擁有主權的共同體，但是當一套主流文化冒出之時，他們就有了重新建構（套用民族理論學者Anthony Smith的用語）香港民族的機契。

隨著六十年代末始的一系列歷史事情，包括娛樂產業的誕生，香港節的創辦等，香港人的文化身份逐漸成形，這個文化身份固然包含了香港既有的嶺南風俗，也融合了由英美傳入的普及文化。本文旨在探討香港七八十年代興起的文化產業如何塑造了「香港人」這個文化身份，並就此說明香港並不單純是個「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而是一個具備公共文化的共同體。

文化沙漠非原罪 非中非英也非誰

香港自1842割讓給英國以來，一直背負著「奴化」及「殖民」的指控，一浪接一浪的反帝反殖情緒，加上傳統中國的文化大一統主義，令「文化沙漠」這個扣在香港頭上的緊箍咒愈來愈緊。於50年代末期香港與大陸文化割裂初期，部分避難南來的香港人未能放下中華民族的傳統包袱，其身份自覺依然薄弱，故此在定居初期並没有發展本土文化的意識。

但二戰後出生的新一代香港人，受上一輩的中華民族論述影響，反而對遙遠的中華文化傳統感到親切，而不認同中國共產主義。到了70年代中期，以中國民族主義為題的學生運動逐漸消沉，走回歸祖國路線的國粹派也失去民心，新一代香港人轉而關心本地社會事務，要求改善社區環境和政府政策的聲音此起彼落，香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亦有增無減。與此同時，香港經濟急速發展，對比起封閉的大陸，香港整個城市充滿機遇，市民從生活在香港之中得到實際利益和優越感，「安定繁榮」遂成為城市至高無上的主旋律。

另一邊廂，經濟好景帶來的消費熱潮造就了文化產業的興盛，令香港的學術思潮不再流於反共反殖等意識形態爭論，轉而討論香港發展本土文化的可能性。且看七十年代相繼崛起的香港的電視、電影業和流行音樂產業，它們的出現不但呈現了香港人的集體心理，更令香港成為強勢的文化輸出重鎮。民族理論大師Anderson曾經提出，印刷技術與資本主義的結合促成了民族這個「想像的共同體」的主張，而閱讀某一語言印刷出版物的人群，就會對「彼此是一體的」有具體的圖像。正好香港的普及文化如粵語電影，電視和音樂就發揮了恰如印刷術的作用，以香港人的母語將香港人結合在一起，形成香港人與香港土地的佔有關係。而這些普及文化帶來的幾個影響 (1) 培育庶民精神 (2) 突出香港人與「他者」的身份區隔 (3) 促成粵語成為民族語言，就成為了香港人重新建構香港民族的土壤。

無綫麗的崛起 統一港人口味

電視向來是香港受眾最多的大眾傳媒，它播放的節目及劇集自然反映著香港人的大眾口味。雖然麗的映聲和香港電視台早於1957年和1967年分別成立，但兩台成立初期播放的節目大多是外國舶來品，只有新聞和氣象報導才用粵語播映。到了1974年後，香港電視業才正式本土化。由於電視製作人才多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他們擅於捕捉港人的需要，以社會剪影，時代變遷為題，製造明星魅力和經典場面去換來香港市民的共鳴。電視長篇劇《狂潮》和《家變》的出現，讓電視劇開始成為港人日常生活的話題。久而久之，電視長篇劇的本地色彩愈來愈濃烈，成為年輕一代經常消費的文化商品。電視很快就躍升成為香港普及大化的權力中心，是眾多娛樂文化的搖籃，縱使它的魅力於八十年代始就逐漸衰落，它的出現體現了香港人重視個人利益，追求物質生活的集體心理。

粵語戰勝國語 本土音樂自主

粵語流行曲在1974年以前一直被人冠以低俗、市井、粗糙等罪名，未能登上大雅之堂。即使是粵語電視劇的主題曲也得用上上海傳入的國語時代曲，情況令人費解。直至「香港人」的身份觀念基礎建成之後，粵語流行曲才找到市場的定位。1974年正是粵語流行曲的誕生元年，因為當年無線電視劇主題曲《啼笑姻緣》成為第一首能夠大熱的粵語歌，象徵著香港各階層接受粵語流行曲的開始。《啼笑姻緣》的成功催生了更多粵語流行曲，很多歌詞名句因而變成港人的口頭禪，香港音樂也找到屬於自己的獨特聲音。粵語流行曲的興起固然要歸功於可以承載主題曲的電視長篇劇，但70年代早期萌生的本土意識也成就了粵語流行曲的普及與流行。

經六六與六七暴動一役後，年青人對中國共產主義的美好幻想固然灰飛煙滅，但面對貪污腐敗的殖政府，他們依然是不信任的。縱使以麥理浩為首的殖民政府在後暴動時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去修補市民與政府的關係，如舉辦香港節，成立民政司署等，但由於措施未有惠及基層市民，港人對殖民政府的依賴依然有限。正如1972年的大雨災，市民要自發組織救援工作，顯示港人大多懷疑殖民政府的辦事能力。這段日子中，港人對共產中國的想像盡失，對殖民政府又無甚指望，結果自發地培育了一種生存靠自己的庶民精神，以發奮拚搏的生活態度貫穿社會上各行各業。

當這種庶民精神遇上經濟好景，港人自然變得富裕，消費主義也隨之而生。經濟成果為港人帶來的優越感令他們不再自慚於「香港人」這個身份，反之，他們樂於承認自己是香港人，並透過消費本地色彩濃烈的文化商品，如粵語流行曲去表現香港人的優越感。此外，六七十年代香港正值歐美流行音樂傳入之時，國際級搖滾樂隊披頭四及David Bowie相繼來港演出，激發年青一代追隨時代感較強的洋曲。因此以洋曲為底，廣東話入詞的粵語流行曲尤其親切，大受年青人歡迎。為迎接潮流且投樂迷所好，國語歌手如陳潔靈，葉振堂，葉麗儀等都轉唱粵語流行曲，他們的歌曲遂成了香港樂壇的新聲音，粵語亦隨之由主要溝通語言一躍成為本土文化的關鍵載體。

動作喜劇現港魂 亞燦不是自己人

在香港本土文化發展的過程中，香港電影文化的本位意識是最遲完成的，跟在電視及流行曲之後。在粵語電影未興起之前，香港影壇幾乎全由國語電影佔據。當時的粵語電影不但被當作方言電影或中國電影文化的支流，其產量更在60年代末開始走下坡，甚至到了完全停產的地步，直至1973年才藉著一部邵氏出品的《七十二家房客》重生。這部電影走小市民嘲諷大社會的路線，以嘻笑怒罵的方式呈現社會不公，完全切合當時香港人對殖民政府的不滿。《七十二家房客》的出現令此類粵語喜劇如雨後春荀般迅速繁殖，尤其以許冠文一系列城市喜劇最為著名，其作品包括《鬼馬雙星》，《天才與白痴》，《半斤八兩》，《摩登保鏢》等。至於六十年代以發揚中國傳統為榮的國語古裝武俠片及功夫片，卻隨著本土文化抬頭和城市物質發展而變得不合時宜了，而功夫片也只能借功夫喜劇和動作片的名義承傳下去。

到了80年代，香港電影主流以動作英雄片為主，這種題材反映了當時香港人渴求英雄，渴望生死之交的集體心理需要。以《英雄本色》為例，片中充滿出賣，捱義氣，報仇等劇情，盡抒港人出門靠自己的鬱結。至於文化認同方面，香港人的身份自覺及本土意識逐漸壯大，很多電影對白都道出了香港與大陸的文化區隔。正如電影裡「大陸來客」這個角色，幾乎全以「亞燦」的形象出現。「亞燦」不但是愚昧無知，文明欠奉的代表，更是香港人的對立面，被香港人借用來抒洩對大陸的不滿。以往五六年代那一輩礙於民族包袱還會在電影裡將「大陸來客」塑造為「中國人」，「自己人」，到後來七八十年代所謂的「自己人」已成為「亞燦」，「大圈仔」及「表叔」，可見大陸人在香港人心目中已不是自己人，而是要破壞香港安定繁榮的入侵者。透過消費移民的負面形象，香港人間接樹立了比「他者」出色的民族優越感，並以之換取作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結語


縱觀香港本土文化的歷史，就不難發現原來「香港人」這個文化身份不是純綷建基於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分離，也不依賴殖民政府的恩澤存在，而是由70年代起一整套本土文化體系去支撐。正如田邁修所說：「文化身份既非事實，亦非由教授來決，而是大眾想象力的產物。」剛好香港人就懂得將這個文化身份投射在文化創作之上，繁衍出一套屬於香港自身的文化體系，讓後世藉著這個實際的文化基礎去建構及想像自己作為香港人的本位。正因我們今天消費著前人種下來的果實，香港人就更應該設法維持香港的文化自主。為拓展大陸市場而生產國語碟，為採集資金而辦合拍戲，為節省開支而播放外購劇集等都是短視而有損香港文化自主的商業決定，假如香港連普及文化這條防線都守不住，「香港人」這個文化身分所帶來的價值認同及僅餘的優越感就會隨之逝去，香港人對共同體的想像也會瓦解。


（5）〈香港是否應有民族自決的權利？〉

作者張士齊：

香港的存在，是一個傳奇。獅子山下，由無到有，由荒蕪到繁榮，事因機緣巧合，也不能沒有香港人的不懈努力。因為英國海軍當初需要一個在遠東能為艦船補給的小島，於《南京條約》割讓予英國，香港從一八四二年起，走過了歷史的分水嶺。命運早已與中國分道揚鑣。英國的殖民地統治遠非完美，但卻使這一片與中國土地接壤的小地方避過多次生靈塗炭的災禍。

一百五十五年過後，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中共的官方口吻稱之為「回歸祖國的懷抱，洗脫中華民族被帝國主義殖民的屈辱」，這是否對歷史的準確詮釋？香港這一個與中國有不同歷史，人口，文化和語言的地方，被基本法的序言中稱為「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並於第一條一錘定音，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此邏輯簡單直接，就是香港是中國被侵略而被暫時佔領的領土，今天中國收回並重新行使主權。被遺留在異地的中國遺民，必回因重返祖國而重拾民族自信，共享身為中國人的光榮。在中共眼內，沒有一個稱之為「香港人」的身份，而是特區護照上寫的「擁有香港永久居留權的中國公民」。

在香港前途問題談判中缺席的香港人，似乎自動接受了香港將無可避免地成為中國一部分為事實。雖然近年有本土主義的興起，但似乎仍無法建立一個強大的論述去抗衡中共的主旋律。當中或有從香港乃華夏文化下的一個城邦入手，或只是片面地對中國移民進行反射式的抵抗。結果，本土論述者進退維谷，無法形成有效的政治勢力。

筆者認為，香港人，其實是一個民族。這觀點並不是現在才出現的。練乙錚在二零一二年《信報》發表了題為《談護照國籍——論港人成為少數民族》的文章。練氏引用斯大林對民族的定義，說明香港已滿足了成為一個民族的四個必要條件：

一、有統一的語言；二、有清楚定義的地理範圍；三、有共同的經濟生活；四、有處於同一文化基礎上的穩定的共同心理特徵。

廣東話輔以英文滿足了條件一，地理範圍上有海洋和深圳為界，經濟上有以普通法運行的自由市場，獨立的貨幣和與內地轅北轍的商業文化。以上條件可以客觀觀察，且練氏已有詳細闡釋，在此不贅。第四個條件，看似十分虛無，難以界定。Benedict Anderson於《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指，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而被想像成本質上是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想像的在這裏的意思非指虛構，而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根本無法認識甚至接觸到這共同體內的所有人。

不過我們卻能以很容易地分辨到別人是否屬於同一民族。民族是有限的，雖然民族可以擴大去納入更多的人，卻永無可能涵蓋全人類。因為民族的分野本來就是建基於人類群體間的異同。

說到這裏，不明所以的人應該已經冒出了一堆常見於傳統左派傳媒和人物的反駁「你們不是炎黃子孫嗎？你們不是黃皮膚黑眼晴嗎？香港人的祖先都是由中國移民過來的，你們流着的中國的血，所以生生世世都是中國人。」十分冠冕堂皇是不是？這種以血統論定民族的理念更被寫成一首膾炙人口的歌《龍的傳人》，「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看似無法反駁？那你肯定是將種族和民族的定義混淆在一起。

種族才是按膚色和面部特徵劃分的，比如說白人、黑人、亞洲人、拉丁裔人等。在現代世界中，種族的重要性越加降低，在很多場合種族的分野甚至要忌諱不提。例如在求職時，種族一欄是可以選擇不填以減少種族歧視的機會。取消種族歧視、種族隔離法案，並且立法保護種族平等，已是世界潮流。以血統定民族，是十分落後的觀念，卻是現今中共落實的政策。

不少現時香港境內居住的非華裔人口，並不被視為中國公民。即使擁有香港居留權，操流利廣東話，並世代在此定居，仍有可能不獲發特區護照，藝人喬寶寶的太太就是一例。將眼光放遠一點，就常見有中國人以一些海外華人的成就為傲，例如NBA新晉球星Jeremy Lin，他其實是華裔美國人，連中文都不會說，卻令中國球迷自以為「中國人也能稱霸NBA」。種族和民族不是同一回事，華人不等於中國人，香港人也不一定等於華人，香港有三十萬的少數族裔，當中以南亞裔為主，也有移民來港的西方人種。這些人的種族和膚色，並不影響他們成為香港民族的一份子。

人心不能「回歸」的秘密

那麼，這個同一文化的心理共同體是怎樣形成的呢﹖Benedict Anderson提出當初民族受到出版物，即書藉和報刊而聯繫起來。不錯，文字語言上的不同造就文化生活上的分野。可能有不少香港人不喜歡《蘋果日報》和TVB，但卻絕少有人在香港閱讀《人民日報》和收看CCTV。

練氏指在歷史上出現五個令香港人心理與中國異化的幾個里程碑，包括1842年英國割讓帶來的英國文化，1949年中共上台以來以共產主義壓抑中華文化，割裂以至剷除了與香港大多數人之間的固有文化紐帶，加上七十年代興起的「獅子山下」式的本地意識，九七主權移交帶來的去殖作用，和二千年代起的「香港核心價值」觀念和保衞這些核心價值的本土運動。這五個是歷史里程碑沒錯，不過他們的份量卻並非相等的。

我們若審視一下香港人口增長的過程，便能得知香港人共同心理特徵的線索。香港人口於1945年戰後僅為五十萬，國共內戰為香港帶來大量逃避戰亂和共產黨統治的難民，1950年香港人口已大增到二百二十萬。其後三十年，逃避中共暴政，冒死偷渡來港的人差不多有一百萬，史稱「逃港潮」。

來到香港的目的人人不同，但都離不開逃避貧窮和文化大革命等的政治運動。這些人憑堅毅的意志越過重重難關，定居香港後重新開始生活。這群難民和他們的後代，就是現今香港人口的主要組成部分。其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神話，便是這一批香港人所創。當然，不是所有香港人都是難民和經過艱辛的逃亡過程。但當中牽涉的人數之巨和背後的意義足以令「逃港潮」成為香港的民族神話 (National Myth)。

神話在此非指虛構的故事，乃是經由今天眼光解讀的歷史事件。正如「五月花」號帶着新教徒來到美洲開天闢地是象徵祟尚自由和反對帝制統治，或英國人大破西班牙無敵艦隊和納爾遜戰死特法拉加海戰象徵其海上霸權。香港的本質是一個逃避戰亂中國和共產黨統治的難民社會，但經過定居一代的艱苦奮鬥，終於在偏安一隅的一塊小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家和身份認同。

本來和中國的割裂只是在政治上，但是經過長期的分離和共產黨對中國文化的摧殘，香港人再難找到與中國連結的文化紐帶。直接一點來說，香港人的共同心理特徵就是遠離這個被共產黨主導的中國。這個過程由決定離開中國來香港起的一刻不斷被加強。由六七暴動的土製炸彈，到今天日益收窄的「一國凌駕兩制」的管治，無一不在加強香港人對自身的民族認同。中共高層一定在頭痛為什麼收回香港十六年，人心還未能回歸呢？領土可以透過強大的軍事和政治實力收回，香港人的身份卻不會因此抹掉。既然新的民族已經形成，那再以「中華民族」為口號來無視香港人獨有的民族身份，自然衝突不斷，變象頻生。 

民族自決的權利

在國際社會中，民族是享有自決成為獨立主權國家的權利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在以下這個原則上推動和解：「本次戰爭中的每個領土問題的解决，都必須從其人民的利益出發，並以他們的福祉爲宗旨，而不是作爲立場對立的國家之間的利益調整或妥協。」可惜當年因為歐洲國家政治角力的現實，此原則只被選擇性的運用，被昔日德國和奧地利領土內的民族紛紛獨立，但戰勝國的領地卻沒有那麼幸運。

第二次世界大戰，《聯合國憲章》已承認各民族有民族自决的權利。其後《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第一條都規定：「所有民族都有自決權。他們憑這種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始成員國，亦是以上兩條公約的簽署國，當然有義務尊重民族自决的原則。

對照歷史現實，中國當然沒有履行這義務，反而多次使用不同政治、外交甚至軍事威脅來阻擋香港實現民族自決的可能。香港1997年前為英國殖民地。而殖民地的自决的問題在聯合國大會《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的宣言》（1960年12月14日通過的聯大1514號决議）中得到了考慮。該宣言的第一條規定「各民族之受異族奴役、統治與剝削，乃係否定基本人權，違反聯合國憲章，且係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之障礙」。

從此殖民統治已在國際社會失去合法性，在此之前已經開始的解殖潮流急速加劇。自1956年萬隆會議起，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積極支持殖民地尋求獨立，在國際社會中建立「第三世界」陣營。今天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群體中的強大影響力，不少是由解殖化年代起建立的深厚關係。

可惜中國卻嚴人寬己地打壓任何有可能傷害自身利益的殖民地自決可能。1972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後，便將香港和澳門在「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的殖民地名單中剔除，使兩地的本質改變為被英國和葡萄牙侵占的領土，為中國收回香港和澳門鋪路。

1982年，在香港前途問題談判之初，鄧小平向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表示：「我可以直接進去，今天下午就解决所有的事情。」這是以軍事實力為籌碼的威嚇。在中國步步進迫，文攻武嚇，英國無計可施和香港人被置身事外的情況下，香港在這個重要的關頭完全失去了自我決定前途的機會。取以代之的，是「民主回歸」的呼聲。與其說這是希望透過推動香港和中國民主化來保障自身自由，不如是說是肉在玷板上用來自我麻醉的假希望。特區成立十六年，民主步伐不但停滯不前，反而快要因為在2017年的特首「終極普選」中設立篩選機制而壽終正寢。

主權在國際社會的重要性

香港人，還是面對現實吧。爭取香港本應擁有的民族自決權，已是刻不容緩了。當然，決定前途時，考慮的因素多不勝數。現在大多數香港人都認為建立一個獨立國家的代價極其高昂，並不划算。只要完整現在一國兩制之下的自治便足夠了。沒錯，香港現時享有基本法保障下的高度自治，擁有自己的政府、領土、議會、貨幣和獨立的經濟體，國防和外交則交由中國負責。看似是最好的條件，因為有香港人想要的自治，也不用花費在國家安全上。

但正如自治只是「高度」，特首要由北京任命，制定政策也要「搞好內交」。經濟政策和移民政策處處受制外人，令香港無法施行以自身利益優先的政策，中港矛盾漸增。建立一個獨立國家，最重要的獲益，就是主權。若香港成為主權國家，意味着香港政府享有不受其他國家侵犯，排他性的政治權力。其立法、司法和行政的權力將不受其他政府的挑戰。

這好處真的太多了。首先，憲法可以重新由香港人自行制訂，任何政府架構或選舉機制，只要符合大多數香港人的意願，即能落實。司法上，終審法院再不用受制於「人大釋法」。在居留權問題上，國家有公民和非公民之分。從此香港則不再需要無限制接收內地單程證移民，而可以設立移民條件，如先發出暫住證，再經過幾年時間才淮許移民歸化成為香港人。

在國際的政治舞台上，香港的分量即由現在的夾心準成員升格成為國際社會中的一員，與二百多個國家平起平坐，發展平等互利的外交關係。猶記得三年前馬尼拉人質事件，曾蔭權致電菲律賓總統亞基諾三世不獲接聽，稱市長不應與總統交涉。結果再經由中國外交部再向菲律賓交涉時，已經錯過救援人質的最佳時機。當香港成為主權國家後，就再不會成為國際孤兒，因為自己就能夠在國際社會上捍衛自身的利益。

主權國家的條件有四項，分別為固定的居民、一定界限的領土、有效的政府和與他國交往的能力。前三項香港完全滿足要求，第四項目前假手於人。但香港人如果有決心的話，絕對可以由現時政府在十一個國家的經濟及貿易辦事處的基礎上發展出一個完善的外交部。

西藏的歷史　那是一場血的教訓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夏博義資深大律師在題為《西藏是否應有民族自决的權利？》的專題論文中，從國際法的意義上，不論西藏在1950年前解放軍入藏前，西藏乃中國的殖民地還是一個獨立國家，西藏皆可享有民族自决的權利。這論點的理據比科索沃從塞爾維亞獨立出去的理據更為有力。不過西藏至今仍受北京牢牢控制。

1951年，中國和達賴喇嘛的代表簽署了《十七條協議》，當中的條款包括「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第三條）、「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第四條）及「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第四條）。看起來真的與基本法甚為相似，可惜北京方面卻沒有遵守過自治的條款。

在其後的十年，共產黨的機構紛紛在西藏落地生根，以黨組織指揮政府部門，和中國內地同出一轍。結果在1959年，藏人起義但遭解放軍鐵腕鎮壓，達賴喇嘛與大量藏人逃亡往印度。可是事情還沒有結束，往後的幾十年，中共一視藏人為二等公民和反叛分子，藏人不論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上，無處不受歧視對待。而漢人與藏人的衝突，就從來沒有停止過。

究竟西藏人犯了甚麼錯？中國共產黨又犯了甚麼錯？才導致幾十年來的流血衝突？筆者認為是當初的承諾沒有被遵守。按照《十七條協議》，西藏本可與中共相安無事。藏人在嚴峻的西藏高原生活了幾千年，發展出獨特的文化和宗教。共產黨卻視之為落後，並定性為統治階級欺壓農奴。在內地的政治思想改造、土地改革卻同時在西藏推行。藏人在生活的空間漸漸縮小下，爆發了兵戎相見的反抗。和平的前提，是要互相尊重。自己提出的協議都不能遵守，發生統治危機也不應該只是幻想有帝國主義介入，而忽視自身所犯的錯。

香港作為一個民族，在歷史和國際法皆享有自決前途的權利。讓全港選民公投表態一次，無論前途是獨立還是維持一國兩制，皆會令香港的前途更明朗。我們在八十年代錯過了機會，在二十一世紀應要能自己把握自己的命運。獨立帶來更高度的自治和主權，但代價亦是極高的。


國際社會變幻莫測，獨立後的香港在國防和外交上都只能靠自己，在大國的夾縫中生存，還是成為獨當一面的地方強權，無不需要巨大的財政和人力資源。如何處理和中國的關係，更是極為高深的學問。現時的當務之急，是香港人須走出既有的思維，認清自己的身份和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探索香港未來更多不同的可能性。坐以待斃，還是棄船移民，都是不負責任的方法。


《學苑》聲明回應梁振英：堅持慎思敢言（附全文）

行政長官梁振英宣讀施政報告時，點名批評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多篇文章主張港獨思想，認為社會必須警惕。《學苑》晚上發表正式聲明回應，題為〈狼心狠噬言論自由 特首無恥大放闕詞〉，指梁振英言論「分明是在打壓香港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營造白色恐怖」，強調面對政治打壓「我們無畏無懼，定必擇善固執，慎思敢言」。


以下為聲明全文：

行政長官梁振英今早於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一開始就批評上屆編輯委員會之刊物《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及《香港民族論》，稱「不能不警惕」《學苑》的「錯誤主張」。梁振英對《學苑》的公開批評，分明是在打壓香港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營造白色恐怖。

施政報告原是表述政府來年的施政方針，回應市民訴求。去年發生的雨傘革命，就表明年輕人對特區政府及政制發展極之不滿。可是，梁振英對年輕人的政制訴求充耳不聞，反在施政報告大會公開批評學苑，敵視年輕世代。施政報告大會本是關乎民生大事之場合，現在竟淪為特首批鬥年輕人的平台。梁振英作為特區首長，竟容不下一個學生傳媒的政見，更遑論聽取民意，推動香港政制發展。

近年，香港傳媒相繼被收編，言論越趨親共；劉進圖、壹傳媒等遇襲，幕後主腦卻逍遙法外。如今梁振英更變本加厲，公開恫嚇學生，乃營造白色恐怖，要一切異見者噤聲。學苑是香港大學學生會官方編輯委員會，享有編採自主，以文字針砭時弊，監察社會。學苑現雖遭受政治打壓，但我們無畏無懼，定必擇善固執，慎思敢言。

本刊對梁振英之言論深感震怒，嚴正要求梁振英收回言論，立即停止打壓，尊重每一位香港公民發表言論的權利。

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