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月12日後佔中第28天

學民思潮 Scholarism

1997年，大學生月薪一萬，叉雞飯廿元，儲三年能上居屋，孩子可享有保障。

2014年，大學生月薪一萬二，叉雞飯卻三四十元，等三十年可能也上不了居屋，更妄論生兒育女。

你們大學以為我們西化崇洋，盲目支持真普選嗎？
是我們看不見將來，再沒見到希望。

這次佔領不只是示威，是悲鳴，是咆哮，是掙扎。
你們是否仍支持警察用暴力，將我們，我們下一代，日後子孫的希望和將來幻滅？

百年港大文學院　培育高官社會領袖

今年就創立百年的香港大學文學院，剛出版《Faculty of Arts100：A CENTURY IN WORDS AND IMAGES》，書中記錄文學院學生60年代參與反對天星小輪加價、70年代反貪、90年代平反六四等事迹，記載文學院百年情。

在鼓吹西學為用的二十世紀初，香港大學創辦時先設醫學院及工程學院，文學院被視為非必要，《Faculty of Arts100：A CENTURY IN WORDS AND IMAGES》序言指當年文學院更被視為「half-unwanted stepbrother」。這個半多餘的非親生兄弟學院，孕育出不少政經名人，既有進入建制內的政府高宮，亦有反建制的社運領袖。知名校友包括港英時代高官黃錢其濂、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及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除了現任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文學院自60年代起已孕育出不少反建制的社運領袖，書中講述1966年的港大學生會會員大會，通過反對天星小輪加價。1967年港大生在67暴動中以反中共為主，時任學生會主席詹德隆（1968年畢業）支持港府執法。

1977年港大學生會會長盧漢耀指，1970年代的港大生關注中國，熱衷討論國情，更活躍於學運社運。1975年向到訪港大的時任名譽校長、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示威，還有反貪污、保衞釣魚台等。

至於衝擊港大學生的六四民運，書中亦沒有迴避內容，照以military crackdown（軍事鎮壓）形容天安門事件，描述當時學生對香港回歸中國的幻想破滅，港大學生會派代表上京等。

其他港大文學院知名校友包括現代作家張愛玲、有「香港鬼才」之稱的著名填詞人黃霑、導演羅啟銳及張婉婷，張婉婷更曾以港大何東宿舍為題拍攝電影《玻璃之城》。

《Faculty of Arts100：A CENTURY IN WORDS AND IMAGES》初版印製2,000本，先讓校友訂閱，全書經過五次修訂，花約兩年時間籌備，書中的港大舊照來自大學的檔案處、港大前副校長程介明及政府檔案處等。 -

經濟教授與超人平行時空對談錄

前言：

李嘉誠在早前記者會上，表明「雨傘運動對市面有損失，但講良心說話，損失好少」，與雷鼎鳴評估佔領運動將為香港帶來11000億至55760億的估算，可謂大相徑庭。

剛巧在《經濟3.0》三位教授，在雨傘運動前後亦曾發表多篇文章與雷鼎鳴進行隔空對掌，現在謎米經濟金融版特地抽取他們的文章、語錄，剪輯成「平行時空對談錄」，讓幾位經濟學教授與李超人齊聚一堂，針鋒相對，直接切磋

雷：雷鼎鳴教授
曾：曾國平教授
徐：徐家健教授
梁：梁天卓教授
李：李嘉誠先生，外號「超人」

雷：香港的GDP每年約二萬億港元，中環是香港經濟的命脈，我們可保守地估計五分一的財富，亦即四千億元在此創造。假設一年有約250天工作日，那麼，中環每天創造的財富便起碼有16億元。

曾：平均的經濟貢獻80億元，不等於邊際上少做一天的影響亦等於80億元。突如其來的假期，令公司手忙腳亂，香港停工一天的損失不止80億元；一早預咗的假期，容許公司下有對策，香港停工一天的損失將低於80億元。… 更重要的，是市民知道佔中發生，不參與的都會像打風時一樣留在家中，如無必要都不會出外。影片形容的擠塞，是假設市民像機械人般一如以往的上班生活，而不是以非常行為應付非常時期。

徐：以直接受影響行業佔GDP多少個百份比一類的方法作推算，都漠視了消費者不是鐵板一塊，會在不受影響的市場找尋代替品，因而高估經濟損失。

梁：所以沒有海鮮我們會轉食麥記，街外食肆關門了我們往街市買餸在家食，約了朋友在銅鑼灣聚會可以改到尖沙咀，拍拖勝地受黑社會侵佔情侶可以到郊外燒烤，不能駕車便轉乘地鐵。

李：雨傘運動對市面有損失，但講良心說話，損失好少。

雷：恒指每跌一點，便等於名義財富消失了十億港元，周一與周二帳面財富是否蒸發了七千多億元？... 為方便計算及為免在枝節爭拗，我把七千多億打個五折，市場所估計佔中帶來的損失只是三千五百多億元吧。

徐：上周一、二跌市745點，究竟是由於預期之中的學生靜坐抗議，還是意料之外的警方87枚催淚彈？說過了，股價反映的是未來公司表現的折現，預期之中的在運動發生前應老早被市場消化。雷既稱「佔中」是一早知道必會發生的（這一點我不但同意，亦在一年多前已跟社運界認識的朋友私下提過），掌握更多資訊的市場怎會知得比我們遲？

雷：我們不妨「樂觀」地假設這個勢轉得不大，經濟的長期平均增長率只下跌0.1％，亦即由2.8％下降至2.7％...懂得作這種計算的專業人士大可自行用excel算一算，30年年累積的損失是11,572億元！我們若認為「轉勢」的效果不是0.1％這麼低，而是0.5％，那麼30年內的總損失折現值便是55,706億了！

李：呢個運動唔會影響我地的方針，會繼續好好做落去。

打壓傘運觸發移民潮

政治局勢不穩之下，香港再現移民潮。當中移民熱點之一的加拿大，有移民專家表示去年申請個案倍增，尤其是雨傘運動遭到打壓後忙個不停，情形如八九六四後或者九七前的移民高峰期，而且不少是年薪過百萬的高學歷專才、政府官員、企業老闆或明星等，「名字都在報紙上可查到」。

另外，去年以來中國政局急劇變化，習近平借反腐打擊江派下頻頻有高官落馬，亦令大陸富豪和官員外逃風起，連帶名不見經傳的小國如聖類斯、安替瓜、馬耳他等，皆因門檻較低、資產審查較鬆，成為大陸移民海外熱點。而香港亦成為大陸人辦理移民的熱門中轉站。

加推快速移民吸90後專才

加拿大移民部數字顯示，香港人申請移民往加拿大的個案持續上升，2013年有717宗，較兩年前即2011年增幅達26.2%。香港保安局數字顯示，有意移民往加國的人數由2011年的700人增至1,000人。

加拿大移民部長亞歷山大（Chris Alexander）上月宣佈，為應付經濟及勞動需求，今年1月1日起推出「快速移民」計劃，類別包括「聯邦技術移民」、「聯邦技工移民」及「加拿大經驗移民」。申請人經網上辦理登記，當局將從系統中篩選合適人選，並發出移民邀請，獲邀申請人將於6個月內獲批。

加拿大移民顧問監管委員會成員、雷立得移民事務所移民顧問陳小儀表示，雖然新政策令不少準移民人士抱有期望，但快速移民並非新的移民方法，同樣需要考英文試、學歷認證、甚至需在加拿大有僱主提名，「夠分才能申請」，只是在處理程序上和以往不同，不再採用傳統寄表格方式改為網上提交。

另外，以前申請是先到先得，現在則是從眾多申請人中選突出者，比如社會名人、兩夫婦都是哈佛大學畢業、有博士學位或各種優秀獎項者優先，而且年齡門檻再降低，以前21-49歲算適中，後期調整到21-35歲，今次20多歲的90後更佔優勢。

催淚彈激發新一波移民潮

陳小儀表示，港人喜歡移民加拿大的原因，包括香港空氣質素差、樓價高、小孩學習競爭大、居住環境窘迫等，亦和香港最近的政治環境密切相關。

最明顯的就是雨傘運動後，港人精英移民量以雙倍增長。她說：「有不少香港家庭對香港有一些失望，對政府處理雨傘運動的方法不接受，認為不是以前這麼有特色、獨立的香港，特別是小朋友的教育，民主、政治方面的自由，選擇不如去加拿大生活。」

她直言，去年9月28日港府下令施放催淚彈當晚，就有正在申請或者諮詢的客人打電話過來或傳短訊，「他們見到政府放催淚彈，決定馬上離開香港」，甚至一些從加拿大回流香港的家庭，或者屬夫妻團聚類型，亦加快了赴加步伐，「最初說不太急，現在考慮到情況變化，甚至擔心未來加拿大是否會歡迎香港人，所以要求我們馬上辦理。」

她形容客戶急迫的心情，「如八九六四、或者九七前的移民潮」。那段時間他們忙個不停，甚至連周日都有客致電，看是否有移民律師即刻辦理，甚至其它合資格的國家，都要求趕快申請。

陳淑莊拒保釋即日獲釋　警指控涉煽動連串非法集結

成為首個「應約被捕」人士的公民黨副主席陳淑莊，今午應邀到警署協助調查，之後已被警方拘捕，而她就拒絕保釋，至晚上約9時，她獲警方無條件釋放離開。

陳淑莊在警署外表示，警方指控她涉及煽動連串非法集結，但她透露，如果根據正式法律上起訴或控罪程序，警方需要說明有關罪行的發生日子，在那些時段及地點等，但現時「指控是懷疑一連串煽動行為，呢個指控未能夠講係屬於一個定一堆」，換言之，現時仍未作正式落案起訴。

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在佔領運動清場後曾跨下海口，指要在三個月內完成檢控程序，問題是，現時的「預約被捕」，原來並不是正式啟動檢控程序，不過是要求有關人士「應約被捕」，然後隨時又再無條件獲釋，那究竟調查工作及檢控工作其實行前了多大步？還是如此的一少步，已經滿足了曾偉雄聲稱的「檢控」？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講辭全文

（編按：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今日出席2015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並發表英文致辭，當中提及佔領運動顯示多數人尊重法治。現將全文的官方中文譯本轉載如下。）

律政司司長、大律師公會主席、律師會會長、各位嘉賓：

我謹代表香港司法機構全體仝人，熱烈歡迎各位蒞臨本年度的法律年度開啟典禮。

回顧香港過去任何一年，說我們的社會經歷了種種挑戰，這話準是對的。二○一四年也不例外，而我亦深信今年將會為香港帶來某些挑戰。當社會面對這些挑戰時，我們絕不可忽略那些在過去，並且在將來會繼續造福香港的基本要素。

在剛過去的一年，本港的法治——這始終重要的議題，是社會人士最常談論的話題之一。其中一個討論的層面，是香港法院在司法的工作上，受到政治因素等外來因素的影響的程度如何。過去一年，政治很多時候圍繞港人生活。然而，仍待回答的問題是：除了嚴格引用法律本身外，法院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政治或政治考慮等因素所影響或左右？

答案其實明顯不過：法院在司法的工作上，不會、亦不能受到諸如政治或政治考慮等外來因素絲毫的影響。法院和法官都只會引用法律斷案。法官的憲制角色，是裁斷訴訟各方之間的法律糾紛。即使法律程序或因政治理由而引起，法院的功能亦絕非解決政治問題，而是僅就法律問題作出裁決。

法治，是所有社會的基石，亦是凝聚社會的要素。香港有超過七百萬人，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和家人可以過有尊嚴和豐盛的生活。每個人都有權如此生活。然而，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利益訴求，也有不同的價值取向。每個人都各有意見主張，彼此的分歧有時甚大。法律的凝聚力，正正在於確保個人的權利，尤其是一般所謂的基本權利，可獲法院執行之餘，他人的權利亦得到同等的尊重。法律和法院司法的目標，就是在南轅北轍的利益取向和意見分歧之間，尋找一個公正、恰當的平衡。簡而言之，我們的目標是確保基本人權可獲法院恰當地執行，而個人的權利和社會上他人的權利都得到尊重。

這一切如何得以實現？接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切的起點。人人，包括政府、官方機構和公眾人士。不論任何人、任何群體或任何組織，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亦不會獲法院優待。這是尊重他人權利這概念的要義。

其次，至為基要的，是法律在實際運作時，法院只會根據法律及法律的精神斷案，並在判案時保持獨立，不受任何外界的影響——不論是政府、官方機構、社會大眾或社會上任何界別的影響。

我剛才提及法治和司法的幾項要點，包括平等、忠於法律及其精神和司法獨立，全都是法律賴以運作的基礎。這些要點亦已在香港的憲法——《基本法》中訂明及得到保障。

法官的憲制角色是單單依據法律判案，這反映於《基本法》中關乎行使審判權的條文。《基本法》第八十四條直接訂明法官須依照法律審判案件。所有法官均曾宣誓恪守法律，並以無懼無偏的精神維護法制。《基本法》的其他條文亦訂明法官的資格﹕法官應只根據其本人的司法和專業才能選用。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正是根據這兩項準則，向行政長官作出有關法官的任命推薦。除此以外，沒有其他適用於所有法官的資格準則。對於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有國籍要求，即兩者均必須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至於對其他法官，則沒有此項要求；《基本法》且訂明可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用法官。

司法機構的獨立當然是本港法律制度的關鍵要點。《基本法》中與司法機構獨立有關的規定，至少有三項不同的條文。剛才提及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亦必須為獨立的委員會。

我在去年的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致辭時指出，我們法律制度的某些要點，顯明了本港的法治和司法機構的獨立，並不僅在理論上存在，而是真確地存在。在我談論近來發生的事以強調其真實存在之前，讓我先闡述一些最新的發展，這些發展既關乎司法機構，亦會影響社會人士是否能將其爭議糾紛訴諸司法：

（1）爭議糾紛得以訴諸法院，是任何法律制度的關鍵所在。一個地方即使有健全的法律體制，法院也聘任了最優秀的法官執行司法工作，但如果當事人要將其爭議糾紛訴諸法院卻難於登天，一切亦屬徒然。《基本法》明文規定社會人士有權向法院提起訴訟。法律援助是協助當事人更能無礙地尋求公道的重要一環。在多個不同類別的案件中，例如司法覆核的申請（即往往涉及市民針對政府而提出的法律訴訟），訴訟人均可申請法律援助。

（2）去年，司法機構一直積極檢討區域法院的司法管轄權限及小額錢債審裁處的申索款額上限，目的是提高此等限制以便當事人可以將糾紛訴諸法院。

（3）最近，立法會經投票表決，已廢除了以「當然權利」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這一途徑。這一種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的方式現已過時，亦不容於現代的法律制度。這一上訴途徑使案件可以單憑訴訟金額的大小而獲得提出上訴，從而在不同的訴訟人之間引起不平等的情況。我樂見廢除法例這項條文。

（4）至於招聘法官方面，我們大致已取得良好的進展。但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的招聘，遇上某些困難。有見及此，並為了配合司法機構整體的長期需要，我們正進行多項檢討，例如法官服務條件檢討及退休年齡檢討。須予緊記的是，維持法官的高水平，不負市民的期望，這點至為重要。正如我曾多次指出，與其委任水準不符的人士，倒不如容許職位懸空。

（5）今年，我們有望可見終審法院遷往位於昃臣道的前最高法院大樓（亦即立法會舊址）。我們獲得建築署告知此舉切實可行。建築署在這項搬遷工程中克盡厥職，裨益社會，我謹藉此機會代表司法機構向建築署致以由衷謝意。新的終審法院大樓將會是香港法治的恆久而鮮明的象徵。我殷切期待新大樓啟用，並歡迎公眾人士親臨參觀這座歷史悠久的建築物。

過去一年，司法機構的各項運作需要及措施均獲得政府當局與立法機關的鼎力支持。我謹在此表達衷心的感謝。就法院司法的工作而言，獲得此支持誠然重要，而同樣重要的是，與司法機構有關的事宜不得以任何方式政治化。

接下來，我想談論一下近日發生的事件。對於「佔領」抗議，我當然不會評論相關的政治議題，但卻希望在此談談其與香港法治的關係。我認為，近日這些事件正正顯示大多數人均尊重法治，亦再次體現法治在我們社會中的核心地位。沒有人對我們是否需要尊重法治這點提出實質的質疑，而原因亦是顯而易見：我們實在很難想像會有人認真地提出，法治，以至法治所代表的一切理念，是不需要備受尊重的。法院的工作，其保障基本權利的核心任務，以至無懼無偏、公平地履行司法的工作，均有賴整體社會尊重並相信法治。

在抗議活動期間出現的訴訟，有關的法律程序實為法院奉行法治的明證。原訟法庭所審理的數宗強制令申請，由負責憲法及行政訴訟審訊表的法官審理多日，法官小心翼翼、一絲不苟地審視了每項可能成立的法律論據。訴訟各方均有充分機會向法庭陳詞。向法院尋求公道之路亦未被堵塞——案中的被告人均獲得法律援助，由資深大律師及其他經驗豐富的大律師代表。訴訟程序中的每一步，都是依據法律和法律程序進行，整個過程亦公開予公眾旁聽。

在這幾宗強制令程序中，法院均頒下詳列理由的判案書，清楚得見法院是依據法律作出判決。其後，若干訴訟人就原訟法庭的判決向上訴法庭申請上訴許可，上訴法庭駁回這些申請時亦詳細解釋其決定的法律理據。凡此種種，都能顯示我們法院的一貫做法：嚴格遵照法律斷案，以履行司法機構的憲制職能，並將詳列理由的判案書公開予公眾查閱，使之有目共睹。法治和司法的工作，就是這樣得以實踐，而這正正是本港司法機構每日的運作。今日如是，將來亦定必繼續如是。

容我再補充一點。正如剛才提到，每當法院面對棘手的案件，費煞思量作出了法律裁定；這些由法院頒下的判決和命令，理應獲得尊重和遵行。法院最近就相關案件頒下的強制令，社會大眾亦會期望獲得遵行。畢竟，訴訟各方——當然亦包括敗訴方——均已獲得充分機會向法庭陳詞。無論所持的信念或所懷的動機是甚，所有人——包括政府、社會大眾或其中任何界別的人士，都必須尊重法治及其代表的一切理念。法治的目的正是要保障我們的權利，並幫助實現每一個社會都有的目標：對個人權利的尊重，以及對他人權利的尊重。

法治，不容妥協。法治，不能有半分偏移，亦不能討價還價。法治，必須奉行無間，不能有片刻鬆懈。法治本身即為目的，亦自成一重要制度，不但促成香港的成功，更對香港居民整體和未來的福祉深具影響。

我們應一再提醒自己，香港社會這一基本要素。我們在一年一度的法律年度開啟典禮聚首一堂，今年如是，每年如是，正是要彰顯法治何等重要。我們所有法官均深明此義，而稍後的演說亦當會提及，法律界仝人務須同樣清楚明瞭這一點。我相信社會大眾都已明白，亦理所當然會如此期望。

對我們所有人而言，過去一年是發生了許多大事的一年。我在此謹祝各位新年進步、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講辭全文

（編按：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今日出席2015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並發表英文致辭，內容不乏對佔領運動的批評，現將全文的官方中文譯本轉載如下）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各位司法機構人員、大律師公會主席、律師會會長、各位嘉賓、女士們、先生們:

　　首先，我代表律政司歡迎各位嘉賓，特別是從其他司法管轄區遠道而來參加是次典禮的嘉賓。

　　這活動雖名為「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但它不單單是一個儀式，更為法律界，甚或整個社會，提供機會反思我們的法律制度、司法制度及法治等相關議題。

法治與普選

　　法治的重要性備受現代文明社會所公認。法治是社會的瑰寶，我們每個人，不分崗位或角色，均有責任盡力維護及堅守法治。我強調這觀點，並不代表我企圖蔑視民主、普選及社會公義等理念。但追求民主、普選、社會公義或任何其他崇高的理念，並不能也不應該成為作出破壞法治行為的辯解。

　　不幸地，香港的法治正面對重大挑戰。近期發生的「佔領行動」涉及大型及個別違法行為，對法治明顯帶來衝擊。

　　若干人士以公民抗命或爭取普選作為違法行為的辯解。我相信絕大多數社會人士均不會否認普選的重要性，但我們也應反思一個根本問題：若然沒有法治，能否還有普選？在我而言，我會毫不猶豫地答：「不可能！」原因很清楚，法治是民主及普選的基石。

　　任何政制發展，包括普選進程，均須建基於相關法律及憲制基礎。憲法及憲制性文件是有關司法管轄區的最高法律，亦為其政制發展提供終極法律依據。法治要求所有政制發展必須符合憲制，而不是與憲制互相衝突。普選模式及相關細節敲定後，必須轉化為清晰的法律（一般以選舉法例方式落實）。再者，選舉過程每一步的運作，必須以法律為依歸，從而確保社會人士的選舉權利得到保障。若出現任何選舉爭議，則應通過恰當渠道交由獨立司法機關公平、有效地裁決。

　　若然沒有健全的法治，絕不可能落實上述體制。沒有法治，政改或普選將猶如欠缺地基的樓房。因此，確實難以理解，怎可能有正當理據支持以違法手段爭取普選，特別是該等違法行為會損害他人權利和破壞社會秩序。任何相反觀點等同容許個別人士隨意漠視法律，這與法治的意念背道而馳。

　　有社會人士提出法治的概念有不同層次，而守法只是最低的層次。從法律哲學角度而言，該觀點可能提供有趣的討論議題。但法律始終是法律，理應遵守。更令人費解的是，若然法治概念中最基本守法的要求也不尊重，談何踏上法治的更高階梯。

　　雖然「佔領行動」可說已暫時告一段落，但我對該行動挑戰法治的憂慮卻並未完全消弭。遺憾地，我留意到仍有社會人士鼓吹或正考慮鼓吹在不久將來展開新一輪的違法活動。容許我藉此機會向該等人士作出呼籲，希望他們能重回法治與理性之國度，屏棄發動違法行為的歪念。任何違法行為，尤其是大型違法行為，只會對香港社會在本地及國際層面造成更多損害。

刑事檢控

　　另一挑戰，是如何妥善處理在「佔領行動」期間涉嫌違法人士的刑責問題。

　　我理解此問題很可能引發重大意見分歧。在律政司而言，我們的立場清晰而堅定。一如既往，我們將繼續採用《檢控守則》的相關指引。除非符合以下兩項條件，否則不會提出檢控：

（1）有充分可被法院接納的證據，顯示有合理機會能證明相關罪行；及（2）基於公眾利益，必須進行檢控。

　　採用這處理方式，能確保任何檢控決定只建基於適用法律、可被法院接納的證據及公眾利益。換言之，作出檢控決定時不會考慮例如疑犯的社會地位、其政治背景或政治立場等其他因素。排除該等因素有極其重要意義，特別是確保堅守《基本法》第63條的憲制責任，及維護公眾對刑事司法制度和法治的信任。

　　被檢控人士（特別是被檢控涉及公眾秩序活動罪行的人士）不時辯稱他們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鑑於上文解述的檢控程序，此等指控絕無根據，往往只是個別人士的「政治抽水」手段。律政司絕不會容許檢控權成為政治工具，更遑論容認檢控工作變質為政治報復。

　　若往後被檢控人士仍提出此類指控，我敬請各位理性地審視兩個問題：這些人士是否在經符合程序公義的審訊後被定罪？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我們的獨立司法機關並沒有恰當地履行其職務，即只以法律和證據作為裁決的基礎？只要我們就這兩方面作理性分析，不難推翻政治檢控的謬論。再者，若涉嫌犯案人士單純因其政治理念受社會上的個別群體推崇而可避過檢控，則變相意味檢控人員受到政治影響，這情況與法治概念大相逕庭。

　　要維持公眾對法治的信心，必須讓公眾明白刑事司法制度如何運作。為避免不必要的誤會，社會大眾應理解律政司作出檢控決定、警務人員進行拘捕和法院作刑事裁決時採用的不同準則。

　　只要有真正和合理懷疑，警務人員便有權對相關涉案人士進行拘捕。警務人員不需考慮律政司應考慮的因素（例如公眾利益）。由於存在這分別，即使被捕人士最終不被檢控，並不必然代表警方錯誤進行拘捕，亦不必然意味檢控人員失職，應檢控而不作檢控。

　　另一方面，法官只會在毫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才會裁定被告人罪成。不存在合理疑點的要求，比律政司作檢控決定時適用的門檻更高。因此，即使個別被告人最終被判無罪，亦不一定代表拘捕或檢控過程出現問題。

仲裁與調解

　　以下我希望轉談特區政府推動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中心的政策。這政策不但對法律界有利，更有助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商貿中心的競爭力和國際形象，從而為香港整體帶來裨益。我很高興可以向大家報告，這方面的工作在過去一個法律年度有相當進展。

　　在仲裁方面，我們成立了仲裁推廣諮詢委員會，負責提升發展和推動香港仲裁服務的整體統籌及策略規劃工作，其成員包括相關持份者代表及仲裁界翹楚。我們深信，諮詢委員會將令推動香港仲裁服務的工作更上一層樓。

　　去年十一月，內地著名海事仲裁機構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海仲委）在香港成立仲裁中心，為其在內地以外首個仲裁中心。海仲委在港設立仲裁中心將進一步強化香港作為區域仲裁中心，並有助鞏固香港作為航運及物流樞紐的地位。

　　上星期，中央人民政府與常設仲裁法院簽訂東道國協議。與此同時，香港與常設仲裁法院簽訂相關行政安排備忘錄。常設仲裁法院總部設在海牙，擁有超過一個世紀的歷史，是一所在國際上赫赫有名的仲裁機構。上述兩件文件中設定的安排，令常設法院負責管理的爭議解決程序得以在香港進行。該安排令香港更有能力吸引國際投資仲裁在香港進行，亦等同對香港的法律制度、法律配套設施和法治優勢投下信心一票。

　　在調解方面，調解督導委員會的工作亦有良好進展。當中就應否訂立道歉法例的研究已進入最後階段。我們預計可在本年內發布相關諮詢文件。

　　展望將來，我們將繼續推廣調解作為解決爭議的方式，並會致力向本地及海外用家推廣香港的調解服務。除繼續推動一般調解，我們亦會重點發展特定行業的調解。醫療和大廈管理爭議外，來年另一發展重點為知識產權爭議調解服務，並會探討同步推動以「評估式調解」及「促進式調解」處理知識產權爭議。鑑於香港在知識產權方面擁有豐富專業知識和經驗，我們相信這新發展方向對提升香港作為區內爭議解決中心和知識產權貿易樞紐也有裨益。

結語

　　女士們、先生們，香港現時確實面對艱巨挑戰。然而，我們有責任為香港及往後的世代堅守法治，令政制、民主、社會公義等重要體制能有穩固的根基作進一步發展。憑藉香港的穩健基礎、高質素的司法及法律人員，加上各相關持份者的同心協力，我深信香港的法治定能持續活力盎然。

　　最後，我祝願各位有一個愉快和豐盛的二○一五年。

　　多謝各位！

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寸爆」講辭全文

（編按：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今日出席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並發表了一篇左右開弓、對各方都仿似「寸爆」的英文講辭，現將官方的中文譯本全文轉載如下。）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律政司司長、律師會會長、各位司法人員、法律界同業、來自海外的嘉賓和法律專業團體的領袖、女士們、先生們：

1. 英國其中一位最偉大的公務員，漢弗萊•阿普爾比爵士（Sir Humphrey Appleby）曾經對他的晚輩伯納•伍利（Bernard Woolley) 說過:「演辭不是為現場觀眾寫的。發表演說只不過是把一篇新聞稿發放給各大傳媒必經的例行公事【註1】。」

2. 除了是一篇很長的新聞稿外，這演說亦是我作為大律師公會主席兩屆任期期滿時的驪歌。

3.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於2014年11月發表的報告指出，很多中學生對法治概念理解錯誤，以為「法治」的意思只是執行和遵守法律，報告建議學生必須加強認識「法治」。很多一向對法治問題鮮有發聲的人士，也突然興致勃勃地對「法治」這課題侃侃而談。此時此刻，獨立的大律師公會實有必要對這課題作出持平的論述，以正視聽。

4. 去年九月五日，我在新西蘭舉行的「世界大律師大會」以「訟辯者在捍衛人權和法治所擔當的角色」為題發表演以下演說:

「法治」沒有全球同意的定義。很多國家都聲稱奉行法治，但事實上他們沿用的並不是我們所理解的「法治」概念。充其量只是「以法管治」或者一種十分粗淺原始的「法治」，以法律規範個人的行為，令人們遵守當權者訂立的法規。

這種對法治的看法，好像很動聽。

中國–香港的主權國–奉行的那一種「法治」並不是我們一直理解和應用的「法治」概念。她這樣做有自己的原因，我在此不會加諸評價或說三道四。但是不知是否這個原因，香港的官員在他們的公開發言裡出現一種趨勢，就是特別強調法治概念裏面「守法」這一個元素。大家聽來可能會覺得十分滑稽，香港政府近年沾染了一種語言習慣，在解釋它所做的所有事情時，都以「依法」作為開場白，例如: 立法會選舉「依法」舉行、警方「依法」拘捕疑犯、政府「依法」施政、政策「依法」制定和落實。開口也「依法」，閉口也「依法」，這也「依法」，那也「依法」，甚麼也「依法」。

對外行人或思想單純的人來說，這些說法聽來好像對「法治」這個概念必恭必敬，尊重「法治」便要遵守法律和依法做事。但諷刺地，我個人和大律師公會卻覺得這種說法或會適得其反，誤導了公眾有關「法治」的意義。

首先，在坐各位[意指出席世界大律師大會的各國嘉賓]都理解「法治」不僅是只懂盲目地「守法」–「法治」概念更包括:-尊重獨立的司法機構、法律條文必對人權作出保障、執法者行使法律賦予的酌情權時必須尊重個人的權利和自由。這些例子都說明「法治」概念遠遠超出單純「守法」。事實上，過份強調民眾必須「守法」(而對其他元素避重就輕或隻字不提)，往往是極權政府的特徵:-熱衷於利用法律作為整治民眾的工具，而不是用法律約束自己管治的方式。

其次，很多時候公眾或傳媒評論或批評一些政府政策或行政舉措，焦點明明是政策舉措在政治上的優劣利弊，所要求的是政府在政治政策層面的回應，根本不是批評政府違法或超越法律賦予的權力，依照法律訂下的權限行事，是對任何政府的最低要求。官方只懂不斷重覆「依法辦事」這答案，有低貶法律、混淆視聽、「牛頭不對馬嘴」之嫌。不停以「我們依法辦事」回應，尤其會令人誤以為社會上的一些現象，都是法律規定的必然產物（但其實並非如此），「法律」成了代罪羔羊或借口。

5.「法治」這名詞往往令人想起一些公認自由和文明的政權，帶有正面的含義。隨意亂用「法治」一詞，往往會不慎為一些「以法管治」（Rule of Law）或「人治」（Rule by Man）的政權錯誤鍍金，給它們加上名不符實的道德冠冕。

6. 尤其是在一些沒有真正獨立的司法機構，法律被任意執行的體制，法院跟政府「合作」，以確保法律按政府喜歡的方法詮釋，用來打壓一些令當權者不悅的人或組織。這往往被包裝為「法治」（Rule of Law），但說穿了其實就是「我以『法』來『治』你」（Rule by Law）。所謂「依法辦事」，說穿了就是「依我們的意旨辦事」（Rule by Man）。

7. 可幸的是，香港奉行的不是這種體制，但永恆的警惕是自由的代價。

8. 我接著要說的是國務院於2014年6月發表的白皮書。很多爭議都圍繞著「法官」是否應該被視作「治港者」。有人將問題歸咎於翻譯。但是，白皮書有關部份的真正問題，其實與翻譯無關。在我們的制度下，法院獨立的行使司法職能。當權者根本不應把任何定義不清的政治要求加諸於他們身上，例如要「愛國」，「維護國家發展利益」云云。

9. 當然，我們的法官不會感到任何壓力。但白皮書就香港制度下法官的角色對香港市民及全世界發出了錯誤訊息，也顯示了思維上的鴻溝。在所有奉行我們理解的「法治」概念的體制裡，政府根本不會家長式地對法官下旨和指指點點，要求他們負擔政治任務。這種心態，也許在內地被視作等閒，但在香港卻並不恰當。

10. 另一個因白皮書引起的不良後果便是它可能讓香港境外的有心人趁機大造文章，詆毀香港的司法制度。我們獨立的終審法院在剛果共和國一案（FG Hemisphere case）有關國家豁免的一個正常判決竟然被人錯誤定性，用來打擊香港作為國際爭議解決中心的地位。白皮書內有關法院部份的不恰當內容更可能被人作為話柄，污衊和中傷香港的司法機構。

11. 但事實勝於雄辯，根據2014-2015年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在司法獨立方面於全球144個地區之中排名第5，於亞洲名列榜首。我們的終審法院不僅在仲裁和商業法方面，也在其他範疇-例如公法和刑事法-得到主要普通法法域的支持。我們有一個真正獨立的司法機構，對案件作出裁決，就算判決結果在政治上不受歡迎，也無畏無懼。我有信心香港法院處理案件的態度，不會因白皮書改變一絲一毫。

12. 談到司法獨立，近來有一個趨勢：法官判政府敗訴時，即會被奉為「英雄」，但一旦判支持民主理念的人敗訴，便會有人質疑「法治是否已淪亡」。大家當然也可對法官的判詞從法理角度批評。但不應單純因為法官判支持民主的人士敗訴，便污衊法院助紂為虐或者是向壓力屈服，開始「三權合作」，這種絶對是雙重標準，輸打贏要的心態。此等言論缺乏理據的程度，和某些建制人士認為香港法院判政府敗訴就是「反對政府」或者和政府「對着幹」的評論相比，簡直不相伯仲，難分軒輊。司法獨立的意思是指法院判案時不受雙方的政治取態影響，司法獨立的意思不是指某些人士永遠都是對的。

13. 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頒布了關於香港特別行政區2017行政長官產生辦法和2016立法會選舉辦法之決定。大律師公會對於決定的諸多不合理限制，立場早在決定頒布之前已清楚表達。現在讓我針對性地撮述大律師公會於2014年4月28日提交之意見書中第55至69段的內容:-

(1).提名委員會的大部份成員，應按照一套能確保全體選民均能有最高參與度的規則選舉產生。如果社會上某些界別基於其「功能」而在提委會內得到不符比例的比重，在提委會是否「有廣泛代表性」這方面會備受質疑和爭議。

(2).假若一候選人必須得到超過半數提名委員會成員支持方可獲得提名，這不可能確保選民享有對於候選人有自由和真正選擇。這「少數服從多數」的要求相比2012年特別行政區第四任行政長官之選舉辦法，更屬倒退。

(3).提名委員會必須確保供選民選擇的候選人，無論在數目還是在政見上，都具多元性。為候選人數目設置「二至四名」【註2】的數字上限，難令人信服。

14. 全國人大常委會之決定引發了「雨傘運動」。公民抗命這概念極具爭議性。它涉及違法行為，但歷史上有很多公民抗命導致社會或政治改變的例子。公民抗命是「對」或「錯」不可能籠統地用三言兩語一概而論。但就算運動的發起人也接受，公民抗命這概念的合理性取決於數個約制有關行為的條件，尤其是：公民抗命不應輕言使用，必須用非暴力手法，和願意接受懲罰。法官賀輔明勳爵也指出抗爭者的行為不應造成過份的傷害或不便。大律師公會必須補充，尊重他人的權利及尊重獨立司法機構所發出的命令，也是對公民抗命的限制。

15. 雖然總體來說，運動大致和平有序，但隨着時間過去，一些人的實際言行確實在多方面超出了可接受的限制。但遺憾地，很多具影響力的名人卻試圖扭曲甚至否定這些限制，甚至對一些哲學著作進行創意演譯以支持這等言論。例如有些人聲稱不服從民事法庭所頒的命令不算損害法治；有些人辯稱「法治」這概念只是用以約束當權者，又說公民做的任何事都不可能對法治有負面影響，又有橫額寫上「禁制令，怕你有味」的字眼。一些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在訪問或研討會作出的一些一般性的概括論述，被斷章取義，奉若神明地錯誤演譯為他們支持和稱許運動中實際出現的言行。有人對運動過火的部份手法作出公允的批評，便被人不分好歹不分敵友地妖魔化，定性為「背棄民主」，又或者被貶義地比喻作村上春樹筆下的「高牆」。任何人如果不去毫無保留和義無反顧地支持運動參加者的所有言行，隨時會（852按：被）人指控為提倡「以法治人」這個打壓人民的概念。此等熱血激情的言論，還在社交媒體賺了好些「讚」或「十卜」（網上語言, 即“support”, 支持）。

16. 古語有云「過猶不及」。這些言論過於極端。法治精神其中一個要素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誠然，政府對人民擁有公權力，而權力容易令人腐化和被濫用，所以在有關法治的討論很自然會強調對政府公權力的約束。但絶不可因此就把事情顛倒，辯稱法治概念只約束政府，但「公民」就算做甚麼事也永不會對法治精神造成負面影響。例如，公然鼓吹違反法院禁令肯定對法治有負面影響，因此等行為直接與獨立的法院對抗，而我們正正是靠獨立的法院幫助我們維持和捍衛法治。

17. 吾道不孤-包致金法官在2014年11月23日一個電視台訪問中說過以下一番話：

很難想像「不服從法庭的命令」為何不會影響法治。雖然這樣做未必會令法治蕩然無存，但確實會影響…有時在某些地方，法律十分嚴苛邪惡，令到反對政權的人要違反及反抗這些惡法……但在香港這個地方，我不認為有這種情況。

18. 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先生在2014年11月17日接受媒體訪問時則更加直接和具針對性：

［佔領者］採取的行動不能凌駕法治。這個佔領行動的規模，加上已持續了一段時間，並且法院頒布的禁制令未有受到尊重，這些行動對我們的法治有負面的影響，削弱我們的法治【註3】。

李先生德高望重，桃李滿門，他的門生很多都成了知名大律師，法官和政治人物。他的真知灼見，並非只從一般抽象角度論述，而是針對本地事態每天的發展作出，對公衆了解事情尤其有幫助。他強調了「公民」也不能凌駕法治，也言簡意賅地指出就算是公民抗命也必須尊重別人的權利，不能造成過度的不便，並且必須尊重法庭的命令。崇高的目的和過火的手法其實是可以分開考慮的兩件事。

19.很多人都問，「大律師公會幫誰？」大律師公會並不對任何一方效忠。我們不但獨立於建制，也獨立於政黨，無論政黨的領導多麼顯赫，輩份多高，我們也無須聽命。我們的獨立性，令我們為法治發言時，意見更加持平寶貴。有些人一直以來有一個美麗的誤會，以為我們是某些政黨的「後備球員」，在他們有需要時隨意呼召出來以「法治角度」為他們的政治行為護航。這種想法大錯特錯。建制一方有錯我們固然會勇於指出，對頭頂有政治光環的人士我們也會「是其是，非其非」。其實批評後者比起批評前者需要更大的道德勇氣。我可以肯定，就算我剛才斬釘截鐵地對法治人治，司法獨立，白皮書和人大決定的立場說得多麼清楚，總會有人因為我們沒有說一些他們想我們說的話（或者是沒有用他們喜愛的方式說出）或者因為我們斗膽批評他們而高調地感到不滿。到底我們是盲目支持這一方，還是那一方，抑或只是站在是法治的一方，大家自有公論。

20. 很多人指出問題的源頭是8月31日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也有人指責警方濫用暴力（例如大律師公會譴責的928催淚彈事件），振振有詞說「他們有錯在先，他們更加破壞法治」。然而，兩件錯事加起來不會變成一件好事或對的事，也不應「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別人就算做了苛刻、不對、或未能令人信服的舉措，但也不代表過份的反抗行為就能因此被合理化。話雖如此，若認為不斷重覆地把運動官方定性為「違法運動」就可以把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缺憾和人們的不滿置諸腦後，則未免自欺欺人。歸根究底，必須各方都具備開明的態度和政治智慧，才有希望解決我們面對的困局。

21. 雨傘運動創造了很多「男神」【註4】，但法律的世界是沒有「男神」的。女神卻有一個, 她就是蒙上雙眼，手持代表公義的天秤的泰美斯（Themis）。一年多前的某個下午，在高等法院附近，一名來自內地的遊客問我泰美斯雕像在那裡，我為她引路步行往舊最高法院（後成為前立法會）大樓，女神就佇立在大樓頂端。沿途經過紅磚建成的終審法院大樓，我順便企圖向她介紹，但她興趣不大，並對我說: 「我只想看那蒙眼的女神。」她告訴我她是一名內地律師。

22. 這位遊客可能只是一心拍照，然後把照片上載於「微博」和朋友分享。但是在我理想化的心靈裏，我傾向於認為這標誌著內地同業–尤其是年青的一羣–對我們法治概念的嚮往。我們不應低估他們對平等及公義這些普世價值的熱切追求，更不應低估我們固有的法治優勢，不要只和內地法律學生，律師和法官談論一些白紙黑字的技術性法律法規條文或者業務合作，更應把我們眼中的「法治」這一塊金錢買不到的瑰寶對他們介紹和啟蒙。也許有一天，這名女律師不用再跑來香港尋找泰美斯女神–原因不是因為像一些「末日論者」所說的法治在港衰亡，所以再找不到，而是因為平等公義等的法治精神有朝一日終於可以在神州大地植根，遍地開花，觸手可及。

23. 現在向各位說「恭喜發財」未免太早，臨別秋波，我在此祝願各位身體健康、好運連連。最後，天祐大家、天祐香港。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資深大律師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二日

【註】
1 英國電視劇集"遵命！大臣"(Yes Minister)內，A question of loyalty一集之對白
2 人大決定結果訂下二至三名的限制
3 以廣東話進行
4 意思是年青人偶像

英文版原裝講稿：
http://hkba.org/whatsnew/misc/OLY%20Speech%202015%20(E)%20web.pdf

SPEECH OF THE CHAIRMAN OF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AT THE OPENING OF THE LEGAL YEAR 2015

Chief Justice, Secretary for Justice, President of the Law Society, Members of the Judiciary, Member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s, Distinguished Overseas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One of the greatest British civil servants, Sir Humphrey Appleby, once said to his mentee, Bernard Woolley:-

“Speeches are not written for the audience to which they are delivered. Delivering the speech is merely the formality that has to be gone through in order to get the press release into the newspapers.1”

Apart from being a very long press release, this speech is also my last speech as Chairman of the Bar, my swansong after two terms of office.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Hong Kong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published last November, many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misunderstood the concept of “Rule of Law” as merely meaning executing or obeying the law. The report recommended that students should enhanc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People who rarely spoke about Rule of Law suddenly expressed many views. It is time for the independent Bar to offer a more balanced view.

In a speech I delivered on 5th September last year at the World Bar Conference in New Zealand entitled “The role of the advocate i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I said the following:-

“There is no universal definition of `Rule of Law’. Many countries or nations claim to practise the Rule of Law but in fact what they practise is not “Rule of Law” as we understand the concept but, at most, Rule by Law or a very rudimentary form of Rule of Law namely that there shall be laws to regulate the conduct of individuals and that they should obey the laws made by the sovereign.

And that sort of view sometimes has a superficial attraction about it.

China, the sovereign state for Hong Kong, does not practise the type of Rule of Law as we understand it to mean. It has its own reason for doing so, and I am not passing any judgment on it. Maybe (or maybe not) because of this, there was an increasing tendency on the part of the executive in Hong Kong, in its public statements, to emphasise the “obey the law” aspect of “Rule of Law”. Comical it may sound, the Government in Hong Kong has become accustomed in recent years to preface almost every description of what it does by the phrase “doing so according to law”. For example it would say that elections to the legislature had been held according to law, police had arrested suspects according to law, the Government governs Hong Kong according to law, policies are 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according to law. Everything is done according to law.

To the untrained mind or the unsophisticated, this may sound very respectful to the concept of the Rule of Law. After all, to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one must obey the law and do things according to law. However, in my view and in the view of the Hong Kong Bar, ironically that could have the opposite effect of misleading the public as to the meaning of the Rule of Law.

First, as we all know, Rule of Law means far more than just blind adherence to laws - respect for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the need to ensure minimum contents of laws in terms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respect for the rights and liberty of the individual when law enforcers exercise their discretionary powers are examples of requirements of Rule of Law which go beyond just obeying the law. In fact it can be said that over-emphasis of the “obey the law” aspect of “Rule of Law” is the hallmark of a regime which is keen on using the law as a tool to constrain the governed, rather than as a means to constrain the way it governs.

Second, such repeated notions of “doing things according to law” demean the law and deflect attention from the real issue. The problem arose when the public or the media comments on or criticizes a certain Governmental policy, or executive action, “on its merits” so to speak. No one complains about legality of conduct; rather, political responses or justifications are being called for. Law only provides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to be fulfilled by any Government. Responses by way of” “doing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law” creates the misconception that many phenomena in society are the inevitable consequences of adhering to the law (when plainly they are not). Law had become the scapegoat or excuse.”

The phrase “Rule of Law”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well established liberal and civilized regimes. It has a positive connotation. Indiscriminate use of the phrase “Rule of Law” could confer undeserved moral respectability upon a “Rule by Law” or “Rule by Man” regime.

In particular, in a system without a truly independent judiciary and where laws are arbitrarily enforced, the judiciary and the executive “co-operate” to ensure that laws are interpreted in a way preferred by the executive and are used to suppress persons or entities who do not find favour with the Government. This is often dressed up as “Rule of Law”, but is in fact “Rule by Law”. “Do things according to law” means “do things according to our will”.

Fortunately Hong Kong is not such a regime, but eternal vigilance is the price of liberty.

I now addres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White Paper by the State Council in June 2014. A lot of controversies focused on whether judges were correctly characterized as “administrators” of Hong Kong. The matter was blamed on translation. However, the realproblem with the relevant part of the White Paper is thatirrespective of translation, judges perform judicialtasks independently. The sovereign state should not purport to impose any ambiguous political requirements, such as to be “patriotic” or to “safeguard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interests”.

Of course our judges do not feel any pressure. But the White Paper sends a wrong message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to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Hong Kong. It also shows a gap in mindset. In systems subscribing to our concept of Rule of Law,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paternalistically issue edicts for judges to perform political tasks. This mentality may be commonplace on the Mainland, but is inappropriate here.

One invidious consequence of the White Paper is that it could be capitalized upon by foreign entities to discredit the Hong Kong legal system. Even an entirely proper decision by our independent Court of Final Appeal, the FG Hemisphere case (also known as the Congo case) about State Immunity has been erroneously characterized by some in order to attack our status as an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centre. The inappropriate part of the White Paper about judges could be seized upon to cast spurious aspersions against the Hong Kong Judiciary.

The fact is – according to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s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4–2015, Hong Kong was ranked fifth among 144 jurisdictions worldwide and the first in Asia for judicial independence. Our Court of Final Appeal receives support from leading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not only in arbitration/business law but other areas such as public law and criminal law. A truly independent judiciary renders decisions – often politically unwelcome decisions - without fear or favour. I have no doubt that our judges are not going to decide cases any differently as a result of the White Paper.

Speaking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there is a tendency that whenever judges rule against the Government they are hailed as heroes, but when they rule against democracy supporters, insinuations are expressed about the “demise” of the Rule of Law. Judgments can of course be criticized on legal grounds, but to insinuate that judges have become part of the machinery of oppression, or that they are succumbing to pressure and beginning to “co-operate” with the Government, just because they rule against democracy supporters is to apply “double standards”. Such views are as misguided as certain views from the Establishment that judges were “anti-Government” just because they rule against the Administration. Judicial independence means that courts render their decisions regardless of the political affiliation of the parties. It does not mean some people are always right.

On 31st August 2014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NPCSC) issued its decision on the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in 2017 and LegCo election in 2016. The Bar’s position on the unreasonably restrictive features of the decision has been clear, even before the NPCSC made its decision. Let me summarize the Bar’s specific views in its written submissions dated 28th April 2014 at paragraphs 55 to 69:-

(1) The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of the nomination committee should be elected or selected in a way to ensure maximum participation by members of the electorate. If disproportionate weight is given to functional sectors, contentious issues will arise as to whether the committee is “broadly representative”.

(2) If a person can only be nomin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a majority of the nomination committee, it is impossible to see how the electorate can have a free ortrue choice of different candidates. The requirement is regressive when compared to the method for s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in 2012.

(3) The nomination committee should ensure the production of a spectrum or plurality of candidates for the voters both in terms of number and political views. The “capping” of the number of candidates at two to four2 does not have much credence.

The NPCSC decision led to the “Umbrella Movement”. The concept of civil disobedience is controversial. It involves breaking the law, but there are historical examples where civil disobedience had brought forth political or social changes. It is not possible to generalize in a sentence or two whether the concept is “right” or “wrong” in the abstract. Yet, even the initiators of the Movement accept that the concept has self-constraining features. In particular, acts of civil disobedience must not be lightly resorted to, participants should use non-violent means and willingly accept punishment. Lord Hoffmann has added that participants must not cause excessive damage or inconvenience. The Bar would add that respect for the rights of others and for orders made by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are two further constraints.

Even though by and large the Movement had been carried out in a peaceful and orderly way, the actual conduct of many people overstepped legitimate limits in many respects as time went by. Regrettably, many influential figures have distorted or even denied such limits, sometimes through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of philosophical writings. For example some argued that disobeying a civil judgment would not adversely affect the Rule of Law, or that the Rule of Law is a concept which only constrains the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conduct can never adversely impact on the Rule of Law. Some banners said, “we pay no heed to injunctions”. General comments made by Non Permanent Judges in interviews or academic discussions were taken out of context and deified, and misinterpreted as statements of positive support/approval of what was actually said and doneduringthe Movement. People who fairly criticized excessive aspects of the conduct of the Movement were indiscriminately demonized as “democracy traitors” or Haruki Murakami’s “tall wall”. Anyone who does not unreservedly support everything done during the Movement was castigated as supporting “Rule by Law”. Such passionate views attracted a number of “likes” or “support” on social media.

As the saying goes, “Going too far is as bad as not going far enough”. These views go too far. One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Rule of Law is that everyone is equal before the law. The Government possesses dominant public power, and power tends to corrupt. Understandably, discussion of Rule of Law tends toemphasize constraint on Governmental power. But it is wrong to turn this upside-down and argue that Rule of Law is onlyabout constraining the Government and that citizens’ conduct can never impact negatively on the Rule of Law. For example, open calls for defiance of court orders must adversely impact on the Rule of Law because they directly confront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 the very institution relied upon by the public to uphold the Rule of Law.

I am not alone. Mr Justice Bokhary said in an interview on 23rdNovember 2014:-

“It is difficult to see how disobedience of a court order would not impact the rule of law. I don’t think it will deal rule of law a death blow, but it does impact on it …. Sometimes in some places the law is so oppressive that anybody in opposition to the regime would come up against the oppressive law.… But in a place like Hong Kong I don’t think we have that kind of situation”

Mr. Andrew Li, the former Chief Justice, was more specific and direct in an interview on 17th November 2014:-

“The means used [by participants] cannot override the Rule of Law. The scale of the Movement, plus the fact that it had taken place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fact that Court Orders had not been respected – these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and had eroded the Rule of Law.3”

These words are particularly valuable to the public because they come from a well-respected jurist and pupil master to many eminent lawyers, judges and politicians. He is in a unique position to comment on the Movement – not in the abstract, but as it happened here, day-by-day. His words succinctly encapsulated the point that citizens are constrained by the concept of Rule of Law, the need to respect the right of others and court orders and to avoid excessive inconvenience in the context of civil disobedience. A line can indeed be drawn between nobility of ends and excessiveness of means.

Many have asked, “whose side is the Bar on?” We owe no affiliation to any side. We are independent, not only from the Establishment but also from party political forces irrespective of their leadership or pedigree. Our independence makes our views on Rule of Law all the more valuable and balanced. We are not the “Reserves Team” of political parties who have – for many years – wrongly assumed that they could call upon the Bar to readily rally for their political acts from a “Rule of Law angle”. We can criticize the Establishment, as well as those with a “political halo”. Sometimes it takes more courage to criticize the latter than the former. I am quite sure that despite what I have unequivocally said about Rule of Law, Judicial Independence, the White Paper and the NPCSC Decision, there are still people who would express their discontent in a high profiled manner, simply because we have not said everything in the way they had wanted us to say, or because we had dared to criticize them. Do we blindly stand for one side, or the other, or do we stand only for the Rule of Law? You’ll be the judge.

Many point to the NPCSC decision as the cause of the problem. Some point to police misconduct (such as use of tear gas on 28th September, which the
Bar has condemned) and argued that “they are wrong first and they are worse”. However, two wrongs do not make a right. There can be no “tit-fortat”.
That others have acted wrongly, harshly, or unsatisfactorily does not mean that you can thereby legitimize your own excesses. That said, it would be self-deceiving to gloss over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NPCSC decision and the underlying discontent by repeating the official classification that the Movement was “unlawful”. The present conundrum can only be solved with enlightenment and political wisdom by all parties concerned.

The Umbrella Movement had created a lot of “gods”4. There are no gods in the legal world. But there is a goddess – the blindfolded goddess Themis, holding the scales of justice. One afternoon about a year ago near the High Court, a Mainland tourist asked me where the statue of Themis was. I offered to walk her to the old Supreme Court/Legco building to show her the statue. On our way, we walked past the red brick Court of Final Appeal building. I tried to introduce it to her. She showed little interest and said, “I only want to see the blindfolded goddess”. She told me she was a lawyer from the Mainland.

This could simply be a Mainland tourist taking pictures to show her friends on Weibo5. But in my idealistic mind, I am inclined to think that this symbolizes how our notion of Rule of Law is coveted in the eyes of our brethrens across the border, especially the younger ones. We should never underestimate their yearning for the universal value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we should never underestimate our own advantage and our ability to inform and enlighten them – students, lawyers and judges – not just about technic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or practice collaboration, but about our concept of Rule of Law, our most treasured asset which money cannot buy. Perhaps one day, the lady lawyer need not come here to look for Themis – not because of the “demise” of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as some doomsayers have kept saying), but because the spirit of Themis could be found all over the Mainland.

It is too early for me to say Happy Chinese New Year to you, and so instead, before I bid my final farewell, I wish you all good health and good luck. God bless you, and God bless Hong Kong.

Paul Shieh SC
Chairman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Notes:

1 From the episode “A Question of Loyalty” in the BBC series “Yes Minister”.
2 NPCSC Decision eventually stipulated “two to three”
3 Translated from Cantonese
4 Student idols
5 Mainland Chinese social media

（中文譯文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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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

今晚雖然密雨，但無損鳩嗚興致! 而家基地聚40人左右，部分朋友也去了鳩嗚，經奶路臣往彌敦道南行，藍屍唔見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