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語境的政治現實

這張照片讓兩個人死去：
吃了子彈的阮文斂和開槍的阮玉鸞將軍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亞當斯回憶，阮玉鸞在處決阮文斂後，走到亞當斯面前對他說：「他殺了我們很多人，還有你們的人」。

1968年2月1日，南越國家警察總長阮玉鸞少將，喺陷入激戰嘅西貢市（今稱胡志明市），當街用左輪配槍，處決了身穿格子上衣、雙手被反綁的阮文斂。

照片震撼世界，但殺死了兩個人。

阮文斂在畫面內死去，阮玉鸞在在畫面外，被曲解的故事情節殺死。

原來阮文斂官拜越共上尉，所領導的地下暗殺小組，殺害多個南越警察，及他們的家屬。

文：葉鵬飛（在新加坡華文媒體擔任評論員，作者部落格請見此）

「歷史語境」不一定能決定歷史的是非判斷，但多少可以讓人對特定的時空環境，抱有更多的同情理解。

1968年2月1日，就在越共發起血腥的「春節攻勢」的第二天，南越國家警察總長阮玉鸞少將，在陷入激戰的首都西貢市，當街用左輪配槍，處決了身穿格子上衣、雙手被反綁的阮文斂。

阮玉鸞扣動扳掣的這一幕，被在場的美聯社攝影記者亞當斯（Eddie Adams）捕捉下來，並獲得1969年普立茲（The Pulitzer Prizes）最佳新聞照片獎。這幅名為《西貢的處決》的新聞照，首先刊登在《紐約時報》頭版，隨後數個月不斷出現在美國其他媒體的重要位置。它傳達了南越政府殘暴不仁的形象，並加深了美國民眾的反戰情緒，最終導致美軍在1973年撤離，讓北越在1975年攻入西貢，消滅南越政權。

阮玉鸞後來移居美國，並於1998年死於癌症，享年67歲。亞當斯因自覺《西貢的處決》詆毀了阮玉鸞的聲譽，親自登門向阮的家人道歉。他在《時代》周刊發表的悼文說：「我因為一張一人槍殺另一人的照片而在1969年贏得普利茲獎。有兩個人在照片中死去：吃了子彈的人和阮玉鸞將軍。將軍殺死了那個越共；我用相機殺死了將軍。靜態的照片是世上殺傷力最強的武器。人們相信它，可是照片會撒謊——就算是不經偽造。照片只是部分的真相。 」

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最近因為《星國戀》影片無法在本地公開放映，以及收錄建國總理李光耀於1961年，在電台12次廣播演講內容的《爭取合併的鬥爭》再版，引發了國人對當年建國歷史的關注和討論。針對民間出現的「歷史修正主義」，試圖挑戰既有的史觀，官方一再強調，必須尊重「歷史語境」，不能脫離當年的時空背景來重新詮釋歷史事件。 《西貢的處決》的後續發展，多少說明了歷史語境的關鍵性。

綜合其他的資料，《西貢的處決》的歷史語境顯然有別於照片所讓人產生的直觀印象——殘暴的南越軍警殺害無辜平民（雖然當時伴隨照片的說明文字是：「阮玉鸞將軍在西貢處決一名被捕的越共」）。被殺的阮文斂官拜越共上尉，所領導的地下暗殺小組，主要暗殺對像是南越警察和他們的家屬。南越警察在阮文斂被捕的地點發現了集體葬坑，內有7名被殺害的南越警察，連同他們的家屬共34具屍體。亞當斯回憶，阮玉鸞在處決阮文斂後，走到亞當斯面前對他說：「他殺了我們很多人，還有你們的人」，然後轉身離開。

據美國學者羅賓斯（James S. Robbins）2010年的著作《這回我們勝利——重溫春節攻勢》，阮玉鸞是個相對正直的南越官員和民族主義者，他反對美軍享有治外法權，並對中央情報局攻擊越共組織的黑計劃持保留態度。他堅決反對美國與越共背著南越政府私下媾和，並為此逮捕了兩名越共談判代表，而激怒了美國人。當他在1967年被擢升為少將時，引起美方的強烈不滿。他為此提出辭呈，卻被南越政府否決，保留了他的軍銜。

這些額外的資料，無疑為《西貢的處決》照片所要傳達的「真相」，提供了必要的「歷史語境」。事件發生的大背景——春節攻勢——是北越所發動的最大規模軍事行動，共動員北越正規軍和越共游擊隊約55萬人，同步襲擊南越100多個城鎮；首都西貢更是首當其衝，連戒備森嚴的美國大使館都被攻陷。

越共在春節攻勢中有計劃地殺害對手。一份被繳獲的越共文件表明，近3000名南越的公務員、警察、教師、宗教人員被殺害。阮玉鸞在激戰中得知阮文斂剛謀殺了他的7名下屬與其家人，本能地掏出配槍就地處決阮文斂，而在場的亞當斯恰好在那一刻按下快門，成為改變美國越戰民意的歷史性新聞照片。

「歷史語境」不一定能決定那段歷史的是非判斷，但多少可以讓人對特定的時空環境，抱有更多的同情理解。與南北越當年的殘酷鬥爭類似，新馬合併的那一段歷史時空背景，同樣不乏血腥和暴力。馬來亞共產黨的反英國殖民鬥爭，是要通過議會政治以外的武裝革命來達成。當年在新馬從事政治活動，多少得冒上生命的危險。因此，殖民政府和爭取獨立的非共政治勢力，自然不可能用全然民主法治的文明方式，去對付馬共及左翼力量。

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南越國家警察總長阮玉鸞少將

這場激烈的政治鬥爭，也影響了新馬脫離英殖民後的政治氛圍和政治文化。新加坡在1965年和馬來西亞分家後，繼續面對馬共的顛覆挑戰。所以，建立在《內部安全法》《報章與印刷館法》《誹謗法》《煽動法》《官方機密法》等一系列高壓性法令的威權統治，就獲得了不容質疑的高度正當性。馬共在1989年合艾和談同意放下武器，走出森林，結束叛亂活動，代表了一個歷史時代的終結。馬來西亞在2011年因為民意求變的現實政治壓力，決定廢除《內部安全法》，多少也反映了大時代的走向。

歷史學強調「問題意識」，即每個時代總帶著自己特有的問題，去歷史的教訓中尋找可能的答案。民間對建國歷史的修正主義，同2011年大選後「新常態」對改革的期待及呼喚，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內政部在馬國宣布廢除內安法後，接二連三發布文告，主張內安法仍然適用，正暗示了民間歷史修正主義者的用意所在。因為推翻官方的歷史論述，就連帶推翻「馬共—非共」鬥爭所遺留至今的政治文化的合理性。這恐怕就是當下圍繞著《爭取合併的鬥爭》的再版，以及《星國戀》爭議的「歷史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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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獲The Glocal授權刊登，原文請見：歷史語境的政治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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