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6日 星期六

別讓仇恨佔領港大



別讓仇恨佔領港大
文:劉進圖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新任主席李國章上月底首次主持會議,不同陣營不同取向的校委難得一致同意,成立獨立的檢討委員會,檢視大學運作規條,這本來是消弭爭端重建互信的契機,可惜校委會主席或校長沒有第一時間出來解釋交代,現場一度信息混亂,不清楚檢討委員會何時成立及如何運作,醞釀罷課的學生圍堵會議廳,阻止部分校委離開,要求澄清對質,校方召喚大批警察到場,造成持續對峙及肢體衝突。

兩個資訊世界 聽不到對方的聲音

校委會對事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會議後的信息發布極為重要,這是現代管治常識;動輒召喚警察進駐校園,容易激化矛盾,這也是常識。衝擊的學生同樣要對事件負責,就算信息不夠清楚,但基本事實是通過了獨立檢討動議,學生及教職員代表都投了贊成票,場外學生仍然選擇衝擊,情理上說不過去,客觀效果是失去公眾支持。

弔詭的是,學生與公眾彷彿生活在兩個不同的資訊世界。倚靠主流媒體報道來了解今次事件的公眾,普遍會得到對學生負面的印象,認為學生過分激進;倚靠社交網絡及新興網媒來了解事件的年輕人,卻可能得出相反的印象,同情學生被打壓。兩日後李國章召開記者會,作出各種偏頗及欠缺事實依據的指控後,大專學生對事件的評價更趨向責難校方。生活在這兩個資訊世界裏的人,開始聽不到或選擇不聽另一個世界的聲音。

諷刺的是,對於策劃罷課的學生,李國章措辭愈是尖酸刻薄,愈有助於激怒同學響應抗爭。對於一些力主委任李國章以強硬手腕整頓港大的建制鷹派人士,學生的行動愈是激烈,愈有利於說服北京支持強硬對付港大。

可悲的是,鬥爭挑起仇恨,仇恨造成更多鬥爭,這是一個無底深潭,港大正在仇恨與鬥爭的漩渦中沉淪。

在港大修讀人權法碩士課程的楊政賢,日前在網上發表文章,標題為〈昨晚,我在港大介入了一場種族仇恨〉,文章說他在校內食店目睹一位本地學生無緣無故以粗言辱罵兩個內地來的同學,罵他們是侵略者,說這裏不是他們的地方,叫他們返大陸。他出於正義感與同情心,介入為無辜的內地生辯說,卻被質疑是香港人抑或中國人,為何幫着另一邊說話,這質疑刺痛了他的心。他請求用手機攝錄了事件經過的內地同學勿放短片上網,否則他可能成為眾矢之的,遭人標籤為「左膠」出賣香港。

令楊政賢痛苦的是,他完全明白那位罵人的本地生,是基於過去數年的真實生活體驗,以及對荒謬時局的觀察,才產生針對內地人的敵意與躁動,他無法討厭他罵他;但他同樣無法接受他宣泄憤怒的方法,港大的人權法律教育讓他學會包容異見尊重異己,他恨自己無法更有力地排難解紛,他害怕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會變成像美國的白人與黑人那樣,成為仇恨的俘虜和犧牲品。

只為了享有活在愛中的自由

執迷鬥爭的當權者應該看到,過去兩年的鬥爭路線已經在中港關係的泥土上,播下了仇恨的種子,特首和校委們可以倚靠警察保護;千千萬萬的內地旅客、內地學生、內地來港公幹人士,他們卻隨時要承受無理的屈辱與歧視。當這些事情通過媒體報道廣傳內地,倒過來又會令千千萬萬在內地生活或旅遊的香港人,隨時承擔報復與打擊。這是北京領導人想看到的結果嗎?

熱中抗爭的大學同學也應該看到,擇善固執是對的,不妥協、不放棄、不認命、不沉默,統統都是對的,請堅持下去;但請不要為仇恨開門,不要讓仇恨佔領校園,不要讓仇恨進駐心靈。不為別的,只是為了讓你們繼續享有活在愛中的自由。









Flag Counter







2016年2月4日 星期四





香港大學的大風暴,眾多人物之中,對於觀眾,最有趣也最有看頭那位,自然是校長馬斐森。

這位英國校長,遠從英格蘭西部的布里斯托大學請來。布里斯托是英國前男星、形象紳士、斯文有禮的加利格蘭的故鄉。中國人近年在英國貼錢,附設在人家的大學,開設孔子學院,據說除了教漢字,就是要讓外國人了解孔子儒家禮義廉恥的輝煌文化。

孔子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馬校長來到中國香港前,不知有沒有在孔子學院惡補過兩小時所謂中國儒家文化。如果有,提着行李來到,中國香港特區必定成為令這位英國人大開眼界的儒家文化實驗室,此一Field Trip,英語講,it leaves me surprised and baffled,得到的第一手真實的中國經驗(Authentic China experience),一定獲益良多。

今日許多英國人跟中國的第一次打交道,就是遇上中共送錢的統戰微笑。你問一下今日英國財相歐思本對中國有何觀感,他一定說很好。

但是這位馬校長不同。他一來特區香港,還以為根據中英聯合聲明,香港還有所謂的高度自治。看見香港大學英國式的舊鐘樓,圖書館裏的英文書籍和論文,一定以為令到此一英國人首創的大學,有所作為。

但沒想到來到香港大學,他馬校長才發現,真實的狀況,與他當初在英國報刊上看見香港特區政府花錢登的招聘廣告裏面用英文寫的Job Description不同。但馬斐森一到,剛好遇上共產黨伸一隻手過來,要拆殖民地大學的招牌。於是,英國人遇上中國的小文革。如此獨特經驗,比起許多英國商人在跟中國簽署投資協議時,看見的握手和微笑,他一到,就看見中國人一張張扭曲的臉孔,不但鬥爭得「不亦樂乎」,還向這位「自遠方來」的英國客座臉上左一巴掌,右一拳頭,此等學習過程,他馬校長比許多英國政客和商人上的課程都獨特而真實,而且還可以活着收拾行李,辭職離境,所以說這位英國校長幸運。

而且當他回到布里斯托,如果還有心情,還可以去一次孔子學院,他仍會看到中國人教師陪着一張笑臉,遞上一張入學申請表叫他填寫:歡迎你了解中國。

這樣的事,以前發生過的,像十九世紀中葉去暹羅王宮教英文的女教師安娜。安娜回來寫了一本回憶錄叫「國王與我」。









Flag Counter




2016年2月3日 星期三

教育線眼:李國章「中毒論」 被指「句句計過數」



教育線眼:李國章「中毒論」 被指「句句計過數」


【明報專訊】上周二港大學生再次圍堵校委會,校委會主席李國章其後炮轟學生「中毒」,又稱當晚不應學生要求親身解釋校委會決定,因為「唔係你拎住支鬼槍就會出嚟見你」。筆者聽聞,學生未包圍前,李國章在會上被問到會否如前主席梁智鴻一樣,在會後向傳媒解釋校委會決定時,以不想助長media circus(傳媒瘋狂報道)為由拒絕,經校委游說後才首肯「扑咪」,但終因學生圍堵而沒成事。

被指原拒「扑咪」 免「傳媒瘋報」

據聞,李國章在上周會議中用英文說,他不會出去見傳媒,因每次校委會會議都成了media circus,他不想助長,但有校委就說他不能不交代,終說服了他。media circus的中文直譯為「傳媒馬戲團」,牛津詞典的解釋是a period of frenetic media coverage of an event or person,即傳媒瘋狂報道某事或某人。

又據聞,那次會議甫開始,李即為自己護航,說他擔任教育統籌局長時批准港大開展百周年校園,又批准港大同學會開辦中學,怎會欺負港大?他亦指校友評議會反對他任主席,僅4000多人投票,但會員數目逾16萬,結論是「this is political rubbish(這是政治垃圾)」。

李國章秘書昨回覆筆者稱,李在校委會會議上已決定會後見記者,其後因場面混亂才取消,至於李有沒有說過media circus或political rubbish,秘書指她沒聽過,會再向李了解。

政界中人:挑釁令學生拉倒會面

李國章在圍堵事件後開記招指責公民黨、泛民和港大生,之後遭「圍攻」,有跟李交過手的政界中人說,李很聰明,「難道他預計不到講完後其他人的反應嗎?他句句話都計過數」。

該政界人士認為李是想挑釁學生,令他們主動拉倒「說好了的會面」,現學生要求在港大會面,又要指定校委列席,李有理由拒絕;學生應放棄這些不重要的堅持,爭取對話,讓公眾透過傳媒親眼見他們向李提出廢除特首任校監制等,「這些訴求,社會是有共鳴的」。他說,跟李國章交手,最重要是冷靜,爭取包括龐大校友網絡支持。他明白學生要爭取社會關注,但先暴者輸,學生在去年及上周圍堵已輸了,「上次只得300個學生參與行動,團結面不夠力,若讓公眾見到很多學生和平靜坐,情况會多不同?」罷課行動亦一樣,「不可以發個電郵就要十大院長仆來見你,就要教師跟你罷課,團結更多人是要時間去發酵的」。

保安甩趾甲 不滿圍堵行動

圍堵行動也惹來保安不滿。港大職員協會會長陳捷貴說,當天出動的保安中,9人屬港大保安部,混亂中「有女同事嚇到喊,有人整到隻腳趾甲甩出來,有人撞傷」,其中負責指揮的保安部女行政人員在落石級時跌倒送院。陳指有保安員事後要求日後校委會開會增加保安人手,亦有人要求找警方到場戒備。

筆者聽聞,圍堵中有學生說多次被保安掌摑,另有港大中人稱,經過去年八一八事件,絕不能再找警察入校戒備,若不想以後有衝擊,李國章應學梁智鴻做「老好人」,面對富爭議決定都設法安撫各方,為學生消消氣。













Flag Counter




港大搞事生損校譽 關注組促依法處理


港大搞事生損校譽 關注組促依法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大學的「1.26再衝擊」事件,有學生和激進示威者衝擊及圍堵校委、阻撓不適校委送院,種種失序行為引發社會不同團體的批評。由民間自發組成的公職人員誠信關注組,昨日就去信港大校長馬斐森、港大校委會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對事件表示關注,希望有關方面將違規學生依法處理,驅除外來政治勢力,以挽回港大百年校譽。另外,有團體今日發起「嚴懲大話精馮敬恩」簽名街站活動,希望藉此向港大反映市民對滋事學生行為的不認同。

公職人員誠信關注組昨日亦把有關信件發放予各大媒體。關注組指,從新聞報道看到,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章被示威者圍困4小時,校委紀文鳳更一度不適需要送院,卻被發動衝擊的人群阻擋救護車的救援工作,批評「學生為了他們自以為是的崇高理想而罔顧他人健康,並且涉嫌破壞了不少校園設施,這些行為必須被強烈譴責」。

索帶綁大門 「形同非法禁錮」

關注組又指出,部分滋事學生甚至以索帶捆綁各出入要道的大門,阻撓校委離開,指有關行為「形同非法禁錮」,已違反《港大條例》的有關紀律規定,甚至是觸犯刑法,理應被開除學籍及面臨刑事起訴。他們直言,是次由個別學生所組織的「罷課」其實只得少數學生參與,發生上周二晚的衝擊,是因為「摻雜了校外激進政治勢力」,「令人困惑的是學生卻指責警方進入校園維持秩序,自己援引外來者作出搗亂卻大言不慚。」

料「外面政治勢力有吃重角色」

對於校委會明明回應了學生訴求,同意成立專責小組去檢討大學管治問題,但早已準備發動衝擊和包圍的學生對此置諸不理,校委之一的學生會會長馮敬恩便涉嫌一再洩密、謊報消息,甚至強行打開大門,鼓動示威者衝入大樓,種種荒謬行徑再加上一眾反對派議員不譴責衝擊事件,反而為學生開脫,關注組認為「實在令人懷疑是次衝擊包圍非法禁錮及刑毀的事件,外面政治勢力有吃重的角色。」

關注組表示,是次衝擊中,滋事學生可能觸犯了非法禁錮、刑事毀壞等罪行,希望有關方面可一個月內作出回覆,將違規的學生依法處理,並驅除外來政治勢力,使校務重回正軌,還校園一片寧靜和自由的學術環境,挽回港大百年校譽。

「保港」蒐簽名促懲馮敬恩

另外,「保衛香港運動」今日亦在銅鑼灣鵝頸橋底發起「嚴懲大話精馮敬恩」簽名街站活動,希望將市民的聲音轉達警方和港大校長馬斐森。





Flag Counter



2016年2月2日 星期二

委會發聲明反駁6點失實內容


委會發聲明反駁6點失實內容



(明報資料圖片)

港大罷委會晚上發表聲明,指校委會今日回應與李國章見面的安排時,當中部分內容失實,「促請校委會停止抹黑,勿再混淆視聽,挑戰同學底線」,又重申會面要求。

罷委會成員梁麗幗較早前表示,學生早前提出3項會面要求,但校方今天開出的部分條款與罷課大會的討論大有出入,學生亦需時間考慮,故明天的會面將取消。

聲明指出,校委會今日下午的回應,當中部份內容失實,包括:

一、有關時間場地的所謂「安排」,乃校方未經學生同意、單方面所作之決定;

二、罷委會早於1月27日(周三)正式提出所有會面條件,並非如校委會所指的「額外提出」;

三、續上,罷委會1月26日(周二)已要求會面須有校園傳媒列席,並於翌日重申此要求;

四、續上,罷委會1月27日(周三)已提出會面應於大學範圍內進行;

五、校方1月31日(周日)單方面表示已預訂港島一酒店作會面場地,惟根本未與學生達成共識;

六、港大校方曾提出「允許所有傳媒在場」或「完全不批准傳媒到場」兩個做法,又建議或可透過港大傳訊及公共事務處(CPAO)進行網上直播,惟絕無安排電視台直播會議此說法。

罷委會強調,學生、教職員,以至廣大市民都極之重視是次會面,罷委會又指出,絕不介意所有傳媒出席監察對話過程,惟修改《香港大學條例》及規程牽涉港大各方人士,故校委會教職員代表理應有權列席。另外,罷委會認為「港大事港大了」,在校內進行會議亦是理所當然。















Flag Counter








2016年2月1日 星期一

希斯堡慘劇作比喻 馬斐森向利物浦球迷會道歉


希斯堡慘劇作比喻 馬斐森向利物浦球迷會道歉





上月底港大校委會舉行由李國章擔任校委會主席後首次會議,數百名港大學生及校方於場外圍堵要求對話。港大校長馬斐日前回覆公民黨主席余若薇的查詢時,形容學生早前衝擊校委會,讓他想起1989年英格蘭導致96名球迷死亡的英國希斯堡球場慘劇(Hillsborough disaster),言論引起利物浦球迷的不滿。馬斐森今日透過電郵向香港利物浦球迷會主席Steve Parry,就有關言論道歉。

Steve Parry表示收到馬斐森的電郵回覆,信中提及以希斯堡球場慘劇作比喻,並非對事件不感同情,認為如言論令人感到冒犯,他願意就此道歉。馬斐森於信中強調自己也是球迷,故校委會被圍堵時他被困於人群之中,當時感到危險,亦擔心有人受傷,甚至是失去性命,才令他回想起希斯堡球場的情況。

1989年4月15日希斯堡球場舉行英格蘭足總盃準決賽,利物浦大戰諾定咸森林。警方開放球場讓球迷加快入場時釀成人踩人,96名利物浦球迷死亡。警方歸咎沒持票球迷強行入場及醉酒鬧事,被官方定性為意外。

英政府在難屬追究下於2010年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兩年後終為球迷平反。調查報告揭發,警方明顯竄改164份證供,最少41人因警反應遲緩而延誤醫治枉死。委員會質疑警方誇大醉酒之說,指大部份球迷都沒飲醉。肇事場地的安全人數上限是1,600人,官方上限為2,200人,警察卻容許3,000人進場。調查報告促使法院推翻原判,重審案件。








Flag Counter




余若薇去信 批認同李指控 馬斐森:被圍想起希斯堡慘劇


余若薇去信 批認同李指控 馬斐森:被圍想起希斯堡慘劇



【明報專訊】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李國章上周四開記者會指公民黨向學生「供毒」,又稱去年7月圍堵校委會事件中,該黨黨魁梁家傑及主席余若薇均在場,上周圍堵時余亦在場。余若薇前晚向港大校長馬斐森發公開信,不滿他在同一記者會上稱,「若李教授告訴你誰在場,你應相信他的判斷」,余指馬斐森是認同李國章的誹謗式指控,否則最少也與之有關連(associated with),余對此感到失望。

馬斐森回覆:沒表達立場

余在公開信稱,去年7月圍堵事件,她是以校友身分捍衛院校自主,而上周二圍堵校委會當天,她傍晚5時便離開,沒跟學生談話,事後看新聞才知圍堵事件,當天梁家傑亦不在場。她說,批評學生遭荼毒或指他們是暴民,只會推他們進死角,希望校長可引領學生走過風暴,相信很多中間人可助重建信任及和諧。在記者會當日曾指各方就港大事件表態不是干預校政的馬斐森,昨回覆余稱不會評論李國章的言論,應留待李找理據解釋(justify),他沒表達立場(have not taken sides),他最重視的是安全,「關於誰有沒有操控那件事,是枝節(sideshows)」。他堅持譴責學生的行動危害安全,因周二晚被困人群中時,他很難才能站穩,當時想起1989年導致96名球迷死亡的英國希斯堡人踩人慘劇(Hillsborough disaster),確想到有可能出現傷亡。

余昨回信,稱面對胡亂指控,即使馬斐森不道歉,亦期望他會解釋,惟現在什麼都沒有做。她又以希斯堡慘劇為例,指是警方醞釀出爆發慘劇的處境,希望校方也找出圍堵事件的源頭。



Hillsborough disaster and its aftermath

  • 19 December 2012
  •  
  • From the sectionEngland
Although it remains the name of the ground of one of England's famous old football clubs, since 1989 the word Hillsborough has more strongly evoked Britain's worst sporting disaster.
On 15 April 1989, at the start of an FA Cup semi-final, a crush on the steel-fenced terraces of Sheffield Wednesday's stadium resulted in the death of 96 Liverpool fans and left hundreds more injured.
The inquiry into the disaster, led by Lord Justice Taylor, established the main cause as a failure of police crowd control.
Events began to unfold from around 14:30 BST. The game was to be a repeat of the 1988 semi-final, in which Liverpool had faced Nottingham Forest at the same venue.

Arrows show direction of crowd into stadium
Image caption1430-1440: Several thousand Liverpool supporters are gathered outside the ground at the Leppings Lane end. Decrepit turnstiles mean admission to the ground is slow.
Shows crowd surging through gate into pens 3 and 4
Image caption1450: Pens 3 and 4 on the stand's lower terrace are full. Their official combined capacity was 2,200, though it is later discovered this should have been reduced to 1,600 as crush barriers did not meet official standards.
Crowd surges through newly-opened exit gate
Image caption1452: Police order Gate C - a large exit gate - to be opened to alleviate the crush outside the ground. Around 2,000 supporters enter the ground and make for a tunnel leading directly to pens 3 and 4.
Crowd continues to fill pens 3 and 4
Image caption1459: The influx of fans caused severe crushing in pens 3 and 4. Fans begin climbing over fences to escape. It is later estimated that more than 3,000 supporters were admitted to the central pens, almost double the "safe" capacity.
Fans trying to get out of pens 3 and 4
Image caption1500: Match kicks off. Five minutes later, a crush barrier inside pen 3 gives way, causing people to fall over. Supporters climb perimeter fences or are dragged to safety by fans in the stand's upper tiers.
As before, crowd trying to get out of 3 and 4
Image caption1506: Match stopped by referee. Some 730 people are injured, 96 fatally. In the chaotic aftermath, supporters desperately try to resuscitate the injured.

Liverpool fans had begun arriving at the ground from midday, but had to enter their designated stand at Leppings Lane through a small number of decrepit turnstiles.
Once inside, many made their way on to the terraced lower stand which was ringed with blue-painted steel fences and laterally divided into "pens".

Liverpool fans outside Hillsborough stadium, 1989
Image captionA crush of supporters built up outside the ground

Fencing had been put up by many football clubs during the 1970s and 80s to control crowds and prevent pitch invasions.
By about 14:50, pens 3 and 4 - those directly behind the goal - were full, but outside the ground thousands of fans were still waiting to get in.
The pens' official combined capacity was 2,200. It was later discovered this should have been reduced to 1,600 as crush barriers installed three years earlier did not meet official safety standards.
At 14:52, police ordered a large exit gate - Gate C - to be opened to alleviate the crush outside the ground. Around 2,000 fans then made their way into the ground and headed straight for a tunnel leading directly to pens 3 and 4.
This influx caused severe crushing in the pens. Fans began climbing over side fences into the relatively less packed adjoining pens to escape.

Makeshift stretchers

It was later estimated that more than 3,000 supporters were admitted to the central pens - almost double the "safe" capacity.
At 15:00, the game kicked off. Five minutes later a crush barrier in pen 3 gave way, causing people to fall on top of each other.
Supporters continued to climb perimeter fences to escape, while others were dragged to safety by fans in the upper tiers.

Leppings lane terrace, 15 April 1989
Image captionThe scene of the disaster on 15 April 1989.

At 15:06, a policeman ran on to the pitch and ordered the referee to stop the game. In the chaotic aftermath, supporters tore up advertising hoardings to use as makeshift stretchers and tried to administer first aid to the injured.
The authorities' response to the disaster was slow and badly co-ordinated.
Firefighters with cutting gear had difficulty getting into the ground, and although dozens of ambulances were dispatched, access to the pitch was delayed because police were reporting "crowd trouble".
Of the 96 people who died, only 14 were ever admitted to hospital.
Four days after the disaster, the Sun newspaper published a story under the headline The Truth, and claimed that fans had picked the pockets of victims, and attacked and urinated on police and rescue workers.
The story provoked an intense backlash, with the newspaper boycotted by most newsagents in Liverpool.
In his interim report on 4 August 1989, Lord Justice Taylor wrote that the key element of police control at fault was the failure to close off the tunnel leading to pens 3 and 4 once Gate C had been opened.
He went on to criticise police for their failure to handle the build-up of fans outside the ground properly, and their slow reaction to the unfolding disaster.
Some of his strongest words were reserved for the police commander, Ch Supt David Duckenfield, for "failing to take effective control", and South Yorkshire Police who attempted to blame supporters arriving at the ground "late and drunk".

'Accidental death'

Despite the Taylor Report, which was also critical of Sheffield Wednesday Football Club and Sheffield City Council, on 14 August 1990 the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decided not to bring criminal charges against any individual, group or body on the grounds of insufficient evidence.
Inquests in 1991 into the deaths of the victims returned a majority verdict of accidental death.
Coroner Dr Stefan Popper limited the scope of the inquests to events up to 15:15, on the grounds that all the victims were either dead or brain dead by this time.
However, this meant that the response of the police and ambulance services after 15:15 could not be properly examined.
Many families disputed his findings and began to campaign for a fresh inquiry.
In July 1991 the Police Complaints Authority recommended that Ch Supt Duckenfield and his assistant, Supt Bernard Murray, should face disciplinary charges. However, Ch Supt Duckenfield retired on medical grounds and the case against Supt Murray was eventually dropped.
In the wake of renewed public and media interest in the disaster, which followed the broadcast of Jimmy McGovern's documentary-drama Hillsborough in 1996, Home Secretary Jack Straw ordered a "scrutiny of evidence".
Lord Justice Stuart-Smith was appointed to review "new" evidence which had not been submitted to the inquiry or inquests and also dozens of police and witness statements, apparently critical of police, which had been altered.

Police officers David Duckenfield and Bernard Murray
Image captionDavid Duckenfield (L) and Bernard Murray faced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and both left the force

Lord Justice Stuart-Smith's conclusion was that the fresh evidence did not add anything significant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aster, and that while statements should not have been edited, this was simply an "error of judgement".
Jack Straw accepted the findings and ruled out a new inquiry, but in August 1998 the Hillsborough Family Support Group brought charges of manslaughter against David Duckenfield and his deputy, Supt Bernard Murray, in a private prosecution.
The case came to trial in 2000. After six weeks the jury found Mr Murray not guilty of manslaughter and said it could not reach a verdict on Mr Duckenfield.
The judge, Mr Justice Hooper, ruled out a majority verdict and refused a retrial on the grounds that Mr Duckenfield had faced public humiliation and a fair trial would be impossible.
In 2006, Anne Williams, the mother of 15-year-old victim Kevin Williams, took a case to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hallenging the verdict of the original inquest.
She claims her son was still alive at 16:00 on the day of the disaster and did not die from traumatic asphyxia.
The court rejected the case in March 2009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time period for her challenge had expired.

Lingering suspicion

As the 20th anniversary passed, campaigners including the Hillsborough Family Support Group continued to press for the release of the full facts about the disaster, amid lingering suspicion that some details had been withheld.
In April 2009, the then Home Secretary Jacqui Smith requested South Yorkshire Police to release secret files containing detailed evidence.
In December that year, the Hillsborough Independent Panel was set up by Home Secretary Alan Johnson to oversee a "full public disclosure of relevant government and local information".
Delivering its report in September 2012, the panel found that police had deliberately altered more than 160 witness statements in an attempt to blame Liverpool fans for the fatal crush.
It found that crowd safety was "compromised at every level" and that 41 of the 96 who died could have survived, prompting calls for fresh inquests.
The panel also found that the source of the Sun newspaper story was a "local Sheffield press agency informed by several SYP officers, an SYP Police Federation spokesperson and a local MP (Sir Irvine Patnick)".
The disclosures prompted apologies from Prime Minister David Cameron and former Sun editor Kelvin Mackenzie, and calls for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olice handling of the disaster.
In December 2012 the High Court quashed the original inquest verdicts, and Home Secretary Teresa May ordered a fresh police inquiry into the disaster.



























Flag Cou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