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思得來不易 恆念物力維艱——回到村校初創時
查看有甚麼電影好看之時，看見《五個小孩的校長》仍未落畫，香港票房已累積至四千五百萬。故事細膩動人，呂校長的事跡固然值得謳歌，唯一直留在我腦中的其中一個片段卻是飾演校監的馮淬帆向楊千嬅介紹元田幼稚園 (現實為元岡幼稚園)，透過那一幀一幀的黑白照片，緬懷曾經的光輝，難掩學校面臨關閉的不捨。
一間村校的停辦關閉，其意義不單單是結束一間學校，而是整條村數十年來幾代人耕耘奉獻辦學的成果煙消雲散。村校盛載著村民數十年來的共同記憶，團結鄉村宗族，若能念及當初建校之難，村民為建校而付出何等的人力、物力和心血，便不難理解到電影中校監的心情。
羅慧然剛出版的《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正好梳理了新界村校的由來和發展，從興盛到息微，推動了鄉村普及教育，凝聚鄉村、宗族，在時代的轉變之中，與現代教育體制接軌，而又不失村校的教育特色。
村校本源於依附於宗祠或私人的學塾、家塾、書室、書院，當時的新界原居宗族以及客家族群重視教育，紛紛設館啟蒙，子弟就館研經，以便考取功名，扮演著鞏固宗族勢力，團結宗族的重要角色。1898年港英接管新界，採懷柔政策，對新界原有的農村社會模式、生活習俗，包括教育政策放任不干預。後來民國成立，新界學塾開始仿照民國學制，但基本上仍維持傳統的私塾教育模式。此外華僑、同鄉會、宗教團體亦紛紛在新界辦學。
而根據羅慧然的梳理，村校由上世紀開始，經歷了幾個重要的發展階段。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港英政府仍然聽任民間力量發展新界教育，只對合乎標準的村校給予少量津貼，並無干預。而此時開始有村校脫離傳統私塾的模式，發展成新式的近代學校，加入現代課程，並有獨立校舍，例如元朗八鄉的同益學堂。而不少傳統的私塾、書室亦改稱學校，如1931年屏山達德學校、1932年上水圍鳳溪公立學校、1934年元朗大橋的鐘聲學校以及新圍的開明學校。名稱的轉變，標誌著村校從傳統教育模式過渡至向近代教育模式。而推動轉營，建立獨立校舍，仍然是由民間推動，自行承擔募捐和籌辦。
二戰結束後，香港人口暴增，是村校發展的黃金時期。港英政府相繼推出《十年建校計劃》(1950)以及《小學擴展七年計劃》(1954)，在市區及新界紛紛興辦學校，以應付急增的學額需求。政府同時推動民間辦學，推行一比一配對津貼，新界各村受此鼓勵而籌建學校，如雨後春筍，蔚然成風，造就了村校在五、六十年代的蓬勃發展。然而建校之路並不容易。政府津貼最多五成的建校費用，餘下的則靠民間、村民自行投入。
每一個村落都希望建立或者擴建本村的學校，為子弟提供教育。然而當時普遍鄉村的經濟能力著實不高，建校所費不菲，往往超出村民的經濟能力。即使是勢力較大的宗族，亦要發動整個宗族、聯合幾個祖堂的力量應付，更遑論能力較弱的村落。於是辦學者各以不同的途徑籌募經費，集資辦學。除了村民捐資以及海外鄉親熱心捐助外，亦有拍賣公產籌款，例如僑所公立學校曾為建校而召開村民大會，通過出售「公田」得款八萬作建校基金；而丹竹坑公立學校除向村民和海外鄉村募捐，亦忍痛將百年樟樹砍伐出售，出售樟樹所得佔集資總數的五分之二。此外也有全村分攤集資，如1958年的公立華封學校，資金由山廈村、欖口村和政府三方面分擔，村民為此而不惜在農作物收成時、禽畜出售時抽取百分之五作建校經費。除了出資，亦不乏獻地建校，包括由辦學團體以擁有地建校，亦有土地業主願意永久租出作辦學用途，更有鄉紳捐出土地作為校園。
出錢出土地以外，村民更親手建校，動員全村上下的力量，例如平整土地、擔泥擔石搬建材，一磚一瓦也是村民投工投勞的艱辛成果和象徵。例如南邊圍的崇德學校創校時，村民捐錢可量力而為，但每戶一定要付出勞動力，負責擔「十斗淡沙」。又如大嶼山的杯澳公立學校，建校時需要磚塊，但當時貝澳(杯澳)由於沒有碼頭，運磚的船需在水漲時將石塊丟到海中，村民於清晨四、五時潮退時才將一塊一塊的磚石搬到學校。由此可見，對於村民而言，村校的校舍、優美的校園環境均來自全村(社區)上下其祖父輩當年胼手胝足的耕耘成果，而全村以及周邊的兩、三代子弟都是在這一所由大家建立的村校讀書、畢業。村校對於社區的重要性以及意義不言而寓，電影中馮淬帆的心情可想而知。
然而自70年代開始，眾多的原因導致村校生源萎縮，人口出生率下降，政府推行六年免費教育，小學教育業已普及。而新界農業衰落，不少村民移民到海外，加上新界交通網絡發展，令村內學童流失；而新界不斷開發地產項目，農地不斷被收購囤積，改變原有鄉村格局和面貌，令致鄉村人口遷徙；屋邨、新市鎮的落成，陪隨而來的是現代的大型主流學校，亦令到村校難以競爭；加上村校本的地理環境及設施所限，難以吸引村外的學童入讀。眾多的原因，時代的變遷，令曾經蓬勃一時的村校日漸息微而縮班甚至結束。80、90年代受惠於越南難民營開放以及單程證學童，生源一度回升，但踏入2000年生源復降。而部份的村校參與了政府的「學校工程改善計劃」，擴建成多層現代校舍，設置眾多特別室，甚至獲分配千禧校舍。但有的村校仍保留單層金字塔頂建築的小校規模，收生也從本村或周邊的子弟，擴展到跨境學童以及非華語學童。
相對於市區的學校校舍，村校位於郊野，校舍本為單層金字塔頂的平房建築，校園環境獨特，環境優美而充滿自然氣息，校舍以外，校園各處大樹環抱，種有不少的果樹、台灣相思、樟樹、鳳凰木，並有花鳥蟲魚。學生能從自然中學習動物和植物的知識，保育生態，減少對大自然的破壞和傷害，建立與自然環境共存的平和、緊密關係。而且村校班級人數不多，小班教學較為靈活彈性，照顧學習差異，師生關係較密切，容易照顧一些不適應主流學校的學生，如特殊教育、新移民、非華語學生。學生在親和的人際開係中建立自信，成為學生成長的推動力，成為村校不應被取代的理由。村校教育有如主流學校以外的一扇「氣窗」，成為家長主流教育以外的別一選擇。然而羅慧燕慨嘆這扇「氣窗」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2003年教統局推行「統整政策」，學校必須在統一派位中招收23名學生，否則不能在翌年開辦小一。然而不能在統一派位中招收足夠23名學生的並不代表是沒有成效、不受歡迎的學校。不少村校本身能錄取不少跨境學生，從下學期開始至暑假前都在收生，亦有能力錄取插班生。在限期過後、開學之前，不少村校本身是可以收取合符要求的學生人數，但政府嚴厲執行計算限期收生的政策，最終30多間村校未能達標而被陸續被殺。然而諷刺的是 2011年單非、雙非學童大增，升讀幼稚園及小學的人數急，北區學額嚴重缺乏，距離當年教統局「統整」殺校不過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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