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檔案》(上)

《紅衛兵檔案》
作者：吳過
http://www.my285.com/zj/wg/hwbd/index.htm

紅衛兵運動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首先在青少年中發起了紅衛兵運動。紅衛兵最早於1966年6月出現於北京。8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認為他們的行動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向他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要求他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從此，紅衛兵運動遍及全國。紅衛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號，造所謂“牛鬼蛇神”的反，揪鬥所謂“走資派”，搞亂了地方黨委，並造成群眾之間派別糾葛和紛爭。紅衛兵在1966年8月以後進行了大串聯。毛澤東支持他們的串聯活動。從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澤東先後8次在北京接見全國各地來京的1300萬師生和紅衛兵。全國停課、停產串聯的人數以千萬計。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肯定了全國性的大串連。1967年8月，毛澤東號召“就地鬧革命”， 串聯活動才基本上結束。紅衛兵運動對全國“文化大革命”的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是造成全國動亂的重要因素。 

內容提要

《紅衛兵檔案》是一部全景式紀實文學作品，全書共26萬字。

1966年，人類歷史上的一幕大悲劇拉開了帷幕──這就是至今提起來依然讓人寒心涼齒的“文革”浩劫。“文革”是紅衛兵的宗教和陷阱。

當年，他們只有十七八歲，盲目地捲入“文革”，把自己的一切狂熱地奉獻給了某種宗教般的信仰。誰知道這批聖徒們所朝拜的聖殿卻是血與火的煉獄，紅衛兵們親眼目睹了一幅幅驚心動魄的歷史圖畫，在摧殘社會的同時，他們自己的靈魂也一次次經受著鞭撻、拷打和撕裂。內科每一個紅衛兵都是從“文革”浩劫中爬著出來的。他們衣衫襤褸，遍體鱗傷，目光中流露出的半是哀怨、半是不屈，象一組雕塑群，象徵著永恆的苦難與風流。

    《紅衛兵檔案》一書敘述了紅衛兵運動的全過程。該書從一群紅衛兵的發起者們著手寫起，以翔實的資料、悲涼的文字，寫出了整個紅衛兵運動的誕生、成長以及消亡的歷史。

目錄

*寫在前面*  　 　

第一章：風起雲湧

1—1、出事了！

地火在運行

烏托邦的理想

山雨欲來風滿樓

1—2、紅衛兵出世

紅衛兵的發起者們

狼煙四起

北京大學爆炸了

1—3、“消防隊”緊急出動

劉少奇決定派工作組

事物正在起變化

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

毛澤東說：“統統驅逐之”

“炮打司令部”

1—4、紅海洋

進攻！再進攻！

神聖大檢閱

幾個紅衛兵的回顧與反思

第二章：大串連與破四舊

2—1、大串連

北京發出了總動員令

北上，南下，西進，東征……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揪出黑後臺

2—2、破四舊

紅禍彌漫

砸！砸他個稀巴爛！

一張紅衛兵的通令

“紅色恐怖萬歲！”

鍍金的天空飄滿死者彎曲的倒影……

第三章：慘痛的歷史圖像

3—1、紅衛兵運動的走向

大分化！大動盪！大組合！

“炮打九級司令部！”

成立了紅衛兵糾察隊

3—2、“血統論”與《出身論》

“鬼見愁”對聯

“血統論”的驍將譚力夫

一個帶血的聲音在呐喊

3—3、老紅衛兵失寵

“聯動”誕生前後

“紅衛兵監獄”

痛苦的涅磐

第四章：動盪的中南海

4—1、共和國主席一家的沉淪

劉少奇痛苦不堪

“智擒王光美”

清華園30萬人的批鬥會

劉少奇的滅頂之禍

4—2、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十二月黑風

中央黨校“失火”

第五章：天下大亂

5—1、“7 20事件”

毛澤東南巡

“反革命兵變”真相

“揪軍內一小撮”

5—2、武鬥遍及全國城鄉

全國武鬥掠影

廣西武鬥日誌摘錄

第六章：蓋棺難定論

6—1、“5 16兵團”始末

“炮轟周恩來！”

文革波及海外

周恩來與毛澤東的一次密談

揪“5 16”風靡全國

6—2、紅衛兵的祭日

紅衛兵運動的兩次浪潮

清華園百日大血戰

毛澤東一錘定音

尾 聲

附錄：主要參考書目文獻

《紅衛兵檔案》
寫在前面 

　　1966年，人類歷史上一幕大悲劇在中國拉開了帷幕——這就是至今提起來仍讓人感覺寒心涼齒的“文革”浩劫。屈指算來，已是30多年前的往事了，那些慘痛的歷史圖像一幅幅沉入記憶深處，被歡笑、鮮花和轉眼即逝的一個個新浪潮所掩埋。太多的苦難，教會了中國人用抹掉痛苦記憶的遺忘方式來對付，更加悲哀的是，這種遺忘方式已經成了中國人生活的一種習慣。 
　　只有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那些劫難的親身經歷者們偶爾會從一個噩夢中驚醒，披衣而坐，聆聽窗外開籟般的聲音。只有在那時，當他們回憶起自己逝去的生命、青春和激情，心靈會一次次被痛苦吞噬，也只有在那時，才有片刻功夫對“文革”作點反思。 
　　一個民族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價，痛定思痛，理應成為一筆寶貴的財富。然而，由於種種並不算複雜的複雜原因，長期以來形成了這麼一種畸型現象：“文革”在中國，“文革”學卻在國外。 
　　當然，所有有良知的中國人會為這種畸型現象而痛心。問題在於並不是所有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會為改變這個畸型現象而作出努力。“文革”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如今的人們太忙了，誰也不願、也懶得去惹這個麻煩。何況，當二十世紀正一點點溶入暮色的時候，人們忽然覺得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就在這樣的時候，一天早晨我醒來了，真想做點什麼事，一頭便撞進了“文革”迷宮，我要用手中的筆記下那段充滿血水、淚水和恥辱的歷史。這有點像騎著瘦馬挺起長矛去同風車作戰的堂吉訶德先生，有著不識時務的愚蠢和自不量力之嫌。 
　　困難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得經受住物欲的誘惑。歷史畢竟在隆隆行進，伴隨二十一世紀的曙光出現的是中國人的發財夢。經歷了二十世紀綿綿不絕的苦難，千百萬人像是忽然發現了遍地黃金，即使在我去圖書館查閱資料的路上，也到處能看見熙熙攘攘忙碌著的人潮、花花綠綠的時裝以及商販們的叫賣聲。一個回憶“文革”苦難歷史的人，在那些人群中顯得多麼不合適宜啊。拋開這些不說，單就資料的勾沉和繁雜的採訪，也是十分艱難的，相信所有有過類似經歷的寫作者都有深切的感受，在此不多贅述。最折磨人的，莫過於內心裡的一種恐懼：我害怕自己會因為力不從心而最終放棄這次寫作。幸運的是我總算堅持下來了，堅持下來的結果，是有了這部關於紅衛兵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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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紅衛兵，是我的一個夙願。任何一部記敘二十世紀中葉中國社會歷史的著作，任何一本關於“文革”的書，如果不涉及紅衛兵問題，就不能說是完備的。紅衛兵運動以狂熱發端，以失望、痛苦和悲憤終結，當年那一群十七八歲的年輕人，如今已是五十來歲的半大老頭了。歲月滄桑，令人扼腕歎息；回首往事，寂靜的夜半時分不時傳來他們蒼涼的唏噓聲。 
　　青春已經不可挽留地逝去，留下的是滿目瘡痍、一片廢墟。但是在電影電視和一切文學藝術作品中，他們——當年那些紅衛兵們寶貴的青春卻屢屢被漫畫式地簡單醜化。人們經常看到的是，一群穿著黃軍裝、戴著紅袖標的“土匪”紅衛兵揮舞拳頭，雨點般砸向受難者。刑車開過來，受難者掛著黑牌睡被強行推上汽車，旁邊的一個女人眼淚刷刷往下流淌，一個孩子叫喊著追上去，不知怎麼腳下絆了一下，孩子倒在地上，緊接著伴奏起了激揚的音樂效果。 
　　僅僅這樣描寫紅衛兵是很不公正的。一個當年當過紅衛兵的人談到這一現象時悲憤地說：“那些作家，如果他們沒參加‘文革’還可以諒解，參加了‘文革’，還要那樣描寫，那純粹是不講作家的良心。”紅衛兵運動是一場悲劇，但是如果我們採取對歷史不負責任的態度來對待，那只能是這場悲劇的悲劇性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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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這樣說過：“文革”是毛澤東的宗教和陷阱。如果借用這句話來形容紅衛兵，說“文革”是紅衛兵的宗教和陷阱，也是有道理的。十七八歲，二十多歲，他們盲目地捲入“文革”，狂熱地把自己奉獻給了某種信仰，這是宗教，也是陷阱。誰想得到，那批聖徒們所朝拜的聖殿卻是佈滿血與火的煉獄。他們親眼目睹了一幅幅驚心動魄的歷史圖像，在摧殘社會的同時，他們自己的靈魂也一次次經受著鞭撻、拷打和撕裂。幾乎每一個從“文革”中出來的紅衛兵都是爬著出來的。衣衫襤褸，遍體鱗傷，目光中流露出的半是哀怨、半是不屈，像上群雕塑，象徵著永恆的苦難與風流。 
　　於是，就有了許多自封的和被封的封號：“苦難的一代”、“迷惘的一代”、“沉思的一代”、“憤怒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傷痕累累的一代”……這些全是他們，又全不是他們，他們經歷了錯綜複雜的歷史，自己也就變成了錯綜歷史的群體。迷惘之後有的人沉淪；沉思之後有的人墮落；憤怒之後有的人開始向社會報復——瘋狂地佔有和掠奪。當然有更多的人從傷痕累累中站起來，繼續前行。 
　　一個當年的紅衛兵說：“我們的青春是付出過血的代價的。正是因為如此，它才無比絢麗，充滿了生命的啟示。”另一個紅衛兵說得更激動：“現在想來，那時的張牙舞爪實在是非常寶貴的。今天的青年可以體會競爭中的興奮，可以體會愛人的融融溫情，卻實在難以體會那種廣闊的意境以及內心裡難以遏制的豪情了。”　　紅衛兵，一個苦澀而又浪漫的名字，一個讓人激動又讓人沮喪的名字，它同“文革”那一段總也抹不不去的記憶糾纏在一起，組合成一代人的青春畫像。今天，那些當年的紅衛兵們隨著歲月的流逝走到了歷史的前臺，越來越多的目光注意到，走回曆史前台的當年那些紅衛兵們的身上，曾經閃爍過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光芒，並沒有多少減弱。 
　　舉一個例子。他叫張承志，這個名字，至少在當今的文學圈裡是人人皆知的。據說，“紅衛兵”這三個字，就是當年在清華附中讀書的張承志最先叫起來的。和其他紅衛兵相比，他的經歷也許還不算太坷坎。紅衛兵運動在中國漸漸消亡的時候，他被另一場方興未艾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席捲到了內蒙古草原上，成了個孤獨的牧羊人，揮舞羊鞭放著一群黑山羊。在那個風雪茫茫的下午，當他聽說招生的人來到東烏旗的傳聞時，“是正在把氈靴踏住凍硬的馬鐙、用馬竿子撐住雪地躍上馬背呢！，還是正在勒勒車上裹緊皮袍子、咬緊牙關頂著如割的烈火遷徒呢！？”記憶已經模糊不清了。 
　　幸運的是他被北京大學錄取了。選擇專業的時候，招生的老師問他有何愛好。“愛好？我愛好到處逛。”這樣理想主義的回答，結果是被分到了嚴謹古板的歷史系考古專業。但是他最終背叛了這個專業，皈依了他自以為神聖神秘的文學殿堂。他的這種選擇完全是聽從內心的召喚。他胸膛中燃燒著的殉道者般的理想主義，在他的作品中一次次表現出來：從《黑駿馬》到《北方的河》，再到《金牧場》、《心靈史》，他那能夠代表一代人精神家園和心路歷程的神奇文字，曾經點燃了無數渴望燃燒的生命。 
　　這種理想主義在他自認為最重要的作品《心靈史》中，再次被推向極至。這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寫的是中國西部回民一個神秘的教派“哲合忍耶”，他們以死作為信仰，一代代傳播殉教思想。崇尚犧牲，追求苦難、逆境和厄運，為了信仰，承受了不可思議的苦難與犧牲。 
　　張承志在這部書中寫道： 
　　長久以來，我匹馬單槍闖過了一陣又一陣。但是我感到了一種特殊的感情，一種戰士或男子漢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 
　　我找到了。 
　　這種充滿激情的文字使那些當過紅衛兵的讀者激動不已。理想主義曾經使他們迷亂，使他們吃了大虧，但是他們最終並沒有放棄理想主義的大旗。他們似乎知道，理想主義是他們在苦難的歷史中倖存下來的一點希望之光。 
　　他們繼續前行了。當年英姿颯爽的年輕身影，如今差不多顯出了老態龍鍾，這有些沉重蒼涼的味道，但是他們畢竟繼續前行了。 
　　更為悲哀的是並非所有紅衛兵都能夠活下來繼續前行。 
　　報告文學作家胡平、張勝友在為井岡山大串連二十周年寫下的祭文《歷史深思錄》中，敘述了一個叫林金鳳的廣州女紅衛兵死于腦膜炎後安葬的情景：
　　有幾百名紅衛兵送葬。大多數都是相互陌生的，第一次走到一起，猶如前面的幾十面旗幟，來自北京、上海、廣州、哈爾濱、西安、武漢、成都、杭州、南昌等祖國各地的長征隊的旗幟，第一次匯合在一起。 
　　肅穆，悲哀，迷惘。只有北風拍打旗幟的聲音，強悍、尖厲，讓人感到它們隨時有可能會被撕開，或者被折斷；只有幾百雙腳踩在滿是凍雪的土地上的聲音，“哢嚓”，“哢嚓”……潔白的晶體頃刻間化為一灘污水，像是雪在呻吟。 
　　沿途，不斷有年紀大些的紅衛兵加進送葬的行列。而年紀小些的，佇立在原地，眼睛裡充溢著不安與驚恐，似乎那抬在四個老表肩上的不是一口白木棺材，而是他們的明天……　　悲愴淒涼的文字讓人眼眶潮濕。但是和後來數以萬計的紅衛兵死難者相比，這個廣州藉女紅衛兵應該算是幸運的，她的死畢竟激起了那麼多同情和憐憫，畢竟還有那麼多紅衛兵戰友為她送葬。 
　　“文革”的武鬥期間，武漢一位十七歲的女紅衛兵和她的十幾個戰友被包圍在一幢五層樓房裡，女紅衛兵咬咬牙，沖上樓頂，迎風揮舞那面佈滿彈孔的戰旗，在那一刻，她也許想到了狼牙山五壯士，舞著，舞著，她忽然扔掉戰旗，毅然來到樓頂邊緣，甚至來不及整理一下身上的舊軍裝，便高呼著那個時代最時髦的口號“毛主席萬歲”從樓頂上跳下去了。這位女紅衛兵死得不明不白，但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當時，對方一派同樣也是十七八歲的紅衛兵們為了煽起更瘋狂的仇恨進攻大樓，便利用女紅衛兵的屍體作道具，演習射擊瞄準，一陣亂槍掃射，女紅衛兵的屍體上千瘡百孔。第二天，女紅衛兵這一派的增援隊伍來了，同樣用女紅衛兵的屍體作道具，搞了場聲勢浩大的抬屍遊行。那確實是一個悲慘的場面：女紅衛兵的屍體上覆蓋著一面五星紅旗，由幾名壯漢抬著走在隊伍的最前面，成千上萬的示威遊行者緊隨其後，默默行走著，不時爆發出尖厲刺耳的槍聲——那是糾察隊員們在朝天上放槍。遊行結束後，女紅衛兵被埋進了烈士陵園。然而，不久這位女紅衛兵的屍骨就被勒令從烈士陵園挖出來了。理由再充足不過：武鬥中死掉的反革命暴徒怎麼能同革命烈士埋在一起？如此作法，簡直是反動透頂了。活著的紅衛兵遭殃，女紅衛兵的屍體也跟著遭殃。 
　　在重慶，在桂林，在濟南，在西安……這樣的挖紅衛兵屍骨的情景相當普遍地一次次上演。歷史總是開著一些辛酸的玩笑。有那麼一陣，荷裔美國人房龍的《寬容》一書走俏中國，各種場合，中國人言必談寬容，仿佛中國歷來是一個最談寬容的禮儀之邦。然而連十七八歲的紅衛兵的屍骨都不能寬容，人們有理由懷疑：侈談“寬容”對於我們這個民族來說，僅是一種美麗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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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早已為紅衛兵運動劃上了句號。當年的紅衛兵曾經是時代風雲人物，他們以虔誠的共產主義信徒和鬥士自居，雄赳赳開始了人生之旅，多少年後，他們一個個遍體鱗傷，心中殘存的最後一點驕傲被冤屈和自卑層層包裹，灰溜溜地從鄉村返回都市。 
　　都市已經變得陌生。歷史站到了另一個起跑線上。當年的紅衛兵們，竟有好長時間苦悶徘徊，久久找不准自己的位置。 
　　比他們年長的第二代人，不屑於去聽他們的那點苦難。第二代人自身遭遇的苦難多著呢！！比他們年輕的第四代人，聽他們的故事猶如聽天方夜譚，目光中流露出的是疑惑和難於理解。一位二十多歲的研究生說：“他們把自己的苦難誇張到了極點，露出身上的傷疤當勳章，這是一種虛偽的眩耀，是失敗了的一代人的變態自尊。”　　面對後來者的指責，當年的紅衛兵們寬容地一笑。無數次的苦難磨煉使他們學會了平靜，經歷過大風大浪，生活裡已經沒有什麼事情可以激起他們心中的大悲大喜了。 
　　蕭然回首來路，這個命，他們認了。 
　　認這個命得要有勇氣。同時，認這個命，也不只是意味著向命運屈服和妥協。在他們心中，始終燃燒著一粒不熄滅的火種——理想主義。 
　　“文革”已經漂泊成煉獄般慘澹的風景，經歷過煉獄冶煉鍛打的紅衛兵，那些從苦難中掙扎出來的人們，讓我們回顧一下痛苦的過去吧，讓我們牢記恥辱，讓我們時刻提防新的災難在新的世紀裡繼續上演。
第一章：風起雲湧 

1—1、出事了！ 

地火地運行

　　西元一千九百六十十年，人類史上一幕大悲劇上演在即。 
　　當時，毛澤東並不這麼主認為。他剛剛改定了一篇文章，情緒還有些激動。文章的標題是《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作者是毛澤東稱作“紅秀才”的姚文元。毛澤東曾經在小範圍的一個圈子裡講過：《海瑞罷官》“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按照安排，毛澤東還要去出席一次外事活動。自從1965年秋天離開北京後，這是他第一次公開露面。外界有許多關於他的謠傳，有說生病的，也有說病危的，毛澤東有所耳聞後只是淡淡一笑，悠然自得地彈一彈手上的煙灰。他的神情鎮定又自信，像一位同他見過面的外國元首所形容的：他看上去像一頭海象，一切都顯得高深莫測。 
　　這次外事活動是毛澤東有意安排的。他要在公開場合露一下面，讓謠傳不攻自破。他很不尋常地邀請了三四十名外國朋友到上海賓館與他共同進餐，慶祝他的老朋友——美國左派戰士安娜·路易士·斯特朗八十壽辰。 
　　毛澤東和江青並排走進了上海賓館的接待室。他仔細地觀賞牆壁上的一幅竹雕，神情專注，旁若無人。欣賞夠了，然後移到第二幅作品前，又走向第三幅作品。滿屋子裡的人全都站著，等他開口說話。 
　　毛澤東走向已經準備好的午餐桌前，點燃一支香煙，慢吞吞地說：“醫生讓我戒煙，可是我不聽那一套，從未想到過戒煙。”說著他笑了笑，請在場的客人同他一起吸煙。果然，有人掏出了煙捲，氣氛活躍了許多。 
　　過了一會兒，他發現吸煙的人不多，就大聲說：“不要擔心我們是少數派，放心大膽地抽好啦——真理有時候在少數派一邊。” 
　　一席話，說得在場的人都笑了。毛澤東的語言很獨特，他擅長窮經據典，常常使他的聽眾如入雲山霧海，不知所措。嬉笑怒駡皆文章，是真名士自風流，即使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用語，毛澤東也保持他獨往獨來的風格。 
　　在場的外國客人中有不少是他的老朋友，對毛澤東獨特的語言表述方式很熟悉了。他們感到奇怪的是，在極力反對越南戰爭的美國朋友斯特朗面前，毛澤東對越南戰爭隻字不提，他所談到的所有國際問題，矛頭全部指向蘇聯。 
　　在毛澤東的心目中，中國的頭號敵人已經由“美帝”變成了“蘇修”。1965年秋，毛澤東剛到上海不久，就寫了一首辭鋒犀利的詩詞： 
　　“不見前年秋月朗， 
　　訂了三家條約。 
　　還有吃的， 
　　土豆燒熟了， 
　　再加牛肉。不須放屁， 
　　試看天翻地覆。” 
　　毛澤東的憤怒雖然融於嘻戲之中，但仍能清楚地體會得到。 
　　毛澤東對蘇聯的怨恨由來已久。有這麼一件事：1964年月10月16日，赫魯雪夫下臺，勃列日涅夫接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職位，11月，以周恩來、賀龍為正副團長的中共黨政代表團赴蘇，參加莫斯科紀念十月革命47擊年的慶祝活動。11月7日晚，在蘇聯政府舉行的招待會上，蘇聯國防部長、元帥馬林諾夫斯基竟對賀龍說：“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雪夫搞掉了，你們應該效仿我們的榜樣，把毛澤東搞下臺去，這樣我們就能夠和好。”對這番話，賀龍當即進行了反駁，並向周恩來作了反映，周恩來向蘇方提出嚴重抗議，直到勃列日涅夫表示道歉才未再加追究。 
　　這件事後來反映到毛澤東那裡，毛笑了笑，沒怎麼在乎。這件事到底對毛澤東有何影響？影響又有多大？不得而知。但有充分的事實證明，毛澤東此後作出了北京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的估計，他多次問過軍隊和地方的幾位領導同志：如果北京發生政變，你們怎麼辦？ 
　　在國際關係上，毛澤東的戰略是： 
　　1、人民解放軍不得出國境； 
　　2、只有當敵人入侵中國領土時，中國才給予反擊； 
　　3、中國不是反帝力量的前哨，整個第三世界才是（特別是正處於戰爭中的越南）。 
　　毛澤東的這種戰略被國外稱作“鴿派”，同政治局內部強硬的“鷹派”相比，“鴿派”要溫和一些。但是這並不等於毛澤東放棄了鬥爭哲學。已經有敏感的觀察家注意到，毛澤東的主要注意力，正從“反帝”轉移到“反修防修”問題上。 
烏托邦的理想 

　　毛澤東會見安娜·路易士·斯特朗的消息第二天見報，並配以他“精神飽滿，神采奕奕”的照片。看著那張照片，毛澤東舒展一下眉頭，內心添了幾分高興。他要的就是這麼一種效果：精神飽滿，神采奕奕，必要的時候，他還要重上井岡山呢！ 
　　1965年秋，毛澤東離開北京時，精神是很鬱悶的。他多次指責北京市委搞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曾有一度，這位73歲的老人像個鬱鬱寡歡的失意人。 
　　從1956年召開中國共產黨“八大”會議開始，毛澤東決定退居二線。1957年，他向來訪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元帥說：“我將辭去國家主席，到大學裡去當一名教授。” 
　　同年，他在莫斯科向赫魯雪夫及全世界各國共產黨、工人党的領袖人物們鄭重宣佈：“我將辭去國家主席。”他還扳著指頭順序點了四個接班人：“第一是劉少奇，第二是鄧小平……” 
　　毛澤東退居二線的計劃有條不紊地進行著。1959年4月，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他正式獎國家主席職務移交給劉少奇，由劉在“一線”主持日常工作。 
　　但是，從1961年起，毛澤東似乎改變了主意。他漸漸對中央第一線失去了信任。尤其是從各種蛛絲馬跡中分析判斷得出“一線”正背著他在幹一些事時，毛澤東更多憤憤不平。 
　　舉一個例子。一次，幾位元智利記者訪問毛澤東，其中一個說：“前不久在聖地牙哥舉行的中國經濟展覽引起了很大震動。” 
　　毛澤東聽後忽然顯得氣惱：“你不說，我還不知道有這次展覽呢！”片刻，他的灼灼欲燃的目光掃視一下在場的其他中國領導人，提高了聲調說：“看來我們的官僚主義越發嚴重了。” 
　　此時毛澤東已經退居二線。即使是在一線，像這類具體事情也只能算作小事一樁，用不著去打擾他。顯然，他是在借題發揮，發洩心中的鬱悶和不滿。
　　他越來越多地埋怨“一線”，也越來越多地不滿於自己的失落。在一個外事場合，他幽默地笑著說：“他們把我當作一尊泥佛，塗了金粉，束之高閣。”換了另一個場合，他竟有些發火了，憤憤不平地說：“他們把我看作死去的祖先。” 
　　有這麼一件事情很能說明問題。 
　　1965年1月，中共中央討論《二十三條》草案時，劉少奇主張不要提“派”，提“派”打擊面太大，從上到下一大片。可以提“分子”比較恰當一些。 
　　毛澤東堅持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後來，“四清”運動中出現了問題，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找到毛澤東，建議糾偏。毛澤東說：“不是左，是形‘左’實右。” 
　　因此，中央政治局決定再開會研究。 
　　鄧小平出於對毛澤東身體狀況的關心，提了個建議：“這個會，只討論具體政策，主席年紀大了，不一定非參加不可吧？” 
　　誰知道開會的時候，毛澤東氣呼呼地來了。他一隻手拿著本《中國共產黨章程》，另一隻手拿著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然後將兩本小冊子擺在座位前面的桌上，開始發言：“我是黨員，我是公民，總還有點黨員和公民的權利吧？現在，一個人不讓我來開會，一個人不讓我發言……” 
　　毛澤東說這番話的時候態度很嚴肅，心情是什麼樣的，就不好說了。長期的正確使他過於自信，長期的領袖地位和受擁戴的狀況，使他感到自己有責任指導黨。 
　　1965年秋，毛澤東離開了使他感覺鬱悶的北京，他要去找一個清靜的地方好好想一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緒。當然，他還會再回來的，按照毛澤東的習慣用語，叫做把拳頭收回來，是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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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在上海下榻的地方是原來的一家法國俱樂部。陪同他一起到上海的有江青以及一個小小的私人參謀班子。 
　　除了上海外，毛澤東還不時地到杭州西湖邊上的一座別墅裡小住。這座別墅建在陡峭的半山腰上，面對迷人的西湖風光，一早一晚，從西湖上吹來的微風涼爽且沁人肺腑。別墅曾是一個銀行家引以為自豪的家產，解放後，那位銀行家跑到了香港，別墅被政府沒收，用來接待政治局委員一級的高幹。但事實上，這座別墅是毛澤東一人專用的。 
　　在離別墅不遠的地方，有一條不算太長的跑道和一架很少使用的乳白色飛機，以備緊急情況下迅速起飛。 
　　毛澤東在這裡，通過江青的一個個電話和外界保持聯繫。同毛澤東聯繫最密切的是林彪，林彪住在離杭州不遠的另一座別墅裡，頻頻前來拜訪。美國的一位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這麼分析道：“到了1965年，毛已經準備要指控他那些最親密的同僚在搞‘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他對黨感到失望，已經求助於軍隊。” 
　　事情大體上如此。毛澤東要向“一線”進攻，手中不能不抓緊軍隊。 
　　歇息的時候，毛澤東換上游泳褲，活動幾下筋骨，下到西湖裡去游泳。毛澤東對游泳有著特殊的愛好，萬頃碧波中，他一會兒拍打水面，一會兒仰泳——躺在水上看藍天上的白雲，心中充滿豪情與遐想。 
　　毛澤東的這種豪情與遐想卻是一次迷誤。他的烏托邦理想是，建設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限制和批判資產階級特權、“一大二公三純”、亦工亦農亦文亦武、限制商品經濟發展、在分配上大體平均的封閉式的社會主義。這實際上是幻想和空想，是在解決不好社會主義社會層出不窮新問題的情況下對往昔的緬懷，是企圖用過去在戰爭年代的成功經驗來解決大大不同於過去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新問題。 
　　1966年5月6日，林彪在給毛澤東送去中央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這是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以軍隊總後勤部的名義送給林彪的，作為一個平常的工作報告，本身並無多大價值，但是毛澤東借題發揮，於5月7日寫了致林彪的信，這就是後來被譽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的《五·七指示》。其主要內容摘錄如下： 
　　“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所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以做各種工作……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以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顧起來……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毛澤東的烏托邦理想是要建設一個全新的新世界。《人民日報》在發表《五·七指示》時編配了一篇經毛澤東親自審定了的社論：《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社論中說：“按照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去做，我國七億人民就都會成為舊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設者和保衛者。他們拿起錘子就能做工，拿起鋤頭犁耙就能種田，拿起槍桿子就能打敵人，拿起筆桿子就能寫文章。這樣，全國就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都是共產主義的大學校。” 
　　毛澤東《五·七指示》中所勾勒的大體上是軍事共產主義模式，是有中國特色的空想社會主義。但是毛澤東認為他的如此構思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偉大的，史無前例的。他嚮往、憧憬這樣一個社會，他為自己所勾勒的這幅烏托邦圖景而激動不已。 
　　問題是要立首先得破。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息和思考，他現在又感到精力一點點重新回一鄧自己身上，下一步，他覺得可以向“一線”動手了。 
山雨欲來風滿樓 

　　1966年4月中旬，劉少奇出訪巴基斯坦等三個友好鄰邦國家後回到春城昆明。在省委賓館裡，他與坐鎮北京處理日常事務工作的周恩來通了電話。周恩來話語輕鬆，建議劉少奇不妨在春城昆明多休息幾天，領略一下祖國的邊疆風情。 
　　不料，第二天中央發來急電：速到杭州開會。 
　　專機未到達之前，劉少奇和陪同出訪的外交部長陳毅在賓館前的草坪上一邊散步，一邊心情不安地猜測：這樣緊急，莫非是北國邊境發生了戰事？他們知道，這幾年和蘇聯的關係一直十分緊張，戰爭像搭在弦上的箭，一觸即發。
　　專機直飛上海，然後由專車接到杭州，走進會場，才知道是批判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綱》。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的態度很嚴厲。他明確地指出：北京市委、中宣部不支持“左派”，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說到激動處，毛澤東站起來，手舉得高高的然後用力往下一劈：“要向中央進攻！” 
　　劉少奇、陳毅等人無不駭然。 
　　實際上是在演戲。這場戲是演給劉少奇看的。趁劉少奇在國外訪問之機，毛澤東已作好部署，由陳伯達、康生、江青等組成文化革命檔起草小組，風風火火起草了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解決彭真問題，只是運動“揭蓋子”的開端。 
　　擺在劉少奇面前的是既成事實：《五·一六通知》已定稿，新的中央文革小組已經定好了班子，北京市委、中宣部由於挨批而癱瘓，打倒彭真只是遲早的事。 
　　　　　　　　　※　　　　　　　 ※　　　　　　　　 ※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毛澤東沒有出席會議，他仍在杭州西湖邊那幢別墅裡，通過康生對會議進行遙控指揮。 
　　這次會議的開法相當奇特。名義上由劉少奇主持，主持者劉少奇卻始終沒有發言的機會。 
　　頭兩天，由康生作了長達八小時的發言，他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批判彭真和陸定一、要解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提出開展文化大革命、號召向中央進攻的一系列指示，介紹了這次會議將要通過的《五·一六通知》的起草經過，也談了他自己的“一點體會”。康生著重強調，這次運動要粉碎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雪夫式人物篡黨奪權的陰謀，這個檔的通過不是鬥爭的結束，而是運動的開始。 
　　5月6日下午，張春橋在會上講話。他從八屆十中全會講起，一起講到1966年，重點也放到1965年11月以後。 
　　5月7日上午，陳伯達講話。他用“新帳老帳一齊算”的辦法，著重揭露彭真歷史上的“問題”。這種辦法特別惡劣。按照這種辦法，參加革命的時間越長，則過錯越多；加之添油加醋，混淆是非，不容申辯，很容易把人搞臭。 
　　這三天的活動是精心安排的。這些講話給了與會者以強烈的印象，使與會者震驚。特別是康生傳達的毛澤東一系列指示，為會議定下了基調。 
　　為了加強火藥味，會議的第三項活動是由林彪講話。林彪的這次“五·一八講話”大談政變經，曾經是很有名的。 
　　林彪對讀書並無多大嗜好。這個孤癖陰冷的人，業餘時間除了散散步之外，有時候也愛在宣紙上塗抹幾筆。但是，從六十年代以來，他躲在陰森森的房間裡苦心孤詣地研究起政變術來了。他翻閱古今中外書藉，研究歷代的宮庭政變，特別是研究古今中外開國皇帝的傳記及獲得政權的歷史。除了摘抄卡片之外，他還寫了不少筆記，其中有的相當晦澀，如“燭影斧聲，千古之迷”等等。 
　　在這次會議上，他說，從我國歷史看，歷代開國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時間就發生政變丟掉政權的例子很多，下面是他列舉的例子： 
　　周朝建立之後不久就發生了叛亂，到春秋戰國就天下大亂了。“春秋無義戰”，各國互相顛覆，內部互相殘殺。楚成王的兒子商臣，率衛兵包圍王宮，逼成王自殺。成王愛吃熊掌，請求讓他吃了熊掌再死，實際上是想拖延時間等待外援。商臣不肯，說“熊掌難熟”，成王被迫自殺。吳國公子光派專諸刺殺了王僚，奪取政權。晉獻公、齊恒公、齊懿公當政前後，多次發生政變殺人。除了砍殺奪取政權者外，還有用其他陰謀詭計政變的，例如，呂不韋送懷孕的趙姬給秦王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呂不韋的兒子，所以秦始皇統治初期，政權實際上落到了呂不韋的手上。 
　　秦始皇死後，趙高捧出秦二世當皇帝，實際上掌權的是趙高。 
　　漢高祖劉幫死後，呂後奪了劉家政權；後來周勃、陳平勾結起來，又把呂家搞掉了。 
　　晉朝司馬炎統治了25年，以後爆發了八王之亂，出現了混戰殘殺的局面。
　　南北朝為了爭奪政權，互相殘殺的事就更多了。 
　　還有許多兒子殺老子的政變，如隋煬帝殺隋文帝；還有楊廣殺父殺兄。 
　　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殺爭奪皇位的玄武門之變，全中國差不多人人皆知。 
　　宋朝趙匡胤，被他弟弟趙匡義殺了，有一出京劇《賀後罵殿》講了這件事。 
　　元朝忽必烈的兒子鐵木真在位時，皇孫、皇後奪權殺人。 
　　明朝朱元璋皇帝的第四個兒子燕王棣，發動靖難之變，從北京殺到南京，殺了三年，終於搶了帝位，成為明成祖。 
　　他還列舉了清雍正、袁世凱、蔣介石篡權殺人的例子。 
　　林彪說，世界上政變的事，遠的不說，1960年以來，據不完全統計，僅亞非拉地區的資本主義國家就發生了61次政變，成功的56次，把首腦人物殺掉的8次，留作當傀儡的7次，廢黜的11次。6年中平均每年11次。 
　　列舉了上述政變的例子之後，他借古喻今，說道：“現在毛主席注意這個問題，把我們一向不注意的問題提出來了，多次找負責同志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接著他順水推舟，誣陷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要搞反革命政變。“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要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 
　　林彪大談政變經之後，是彭真、陸定一等人作檢討。彭真在檢討中說：“至於搞政變、顛覆中央、裡通外國等罪惡活動，我做夢也沒有想到。”
　　康生站起來陰陽怪氣地說：“你這個檢討就是反《五·一六通知》的。” 
　　林彪說得更乾脆：“其實做夢也沒有忘記。” 
　　在這次本應莊嚴的黨的會議上，還出現了一樁不倫不類的事。 
　　會前，在76位代表的每個席位上，放了一張林彪親筆的影本，上面的字樣是：“我證明：葉群和我結婚時是純粹的處女。林彪。”這個“證明”是針對彭真的夫人嚴慰冰的。林彪在會議期間的小組會上問陸定一：“你和你老婆勾結在一起，寫匿名信，長期誣陷葉群同志和我一家，目的是什麼？講清楚！”
　　陸定一說：“嚴慰冰寫匿名信，我不知道。” 
　　林彪問：“你老婆的事你會不知道？” 
　　陸定一說：“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嗎？” 
　　林彪氣急敗壞地一拍桌子：“我恨不得一槍斃了你！” 
　　這樣的鏡頭出現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是極其不正常的。然而不正常的事太多，這僅僅只是開了個頭。 
　　會議之後，中央迅速成立了文化大革命小組（簡稱文革小組），其成員為：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 
　　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 
　　中央文革小組隸屬中央政治局常委，本質上是剝奪了中央政治局、書記處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權力。 
　　從此，文化大革命在文革小組的推波助瀾下，迅速發展成人力難以控制的狂潮。中國的“文革”災難正式拉開了帷幕。 

1—2、紅衛兵出世 
紅衛兵的發起者們 

　　古老的北京城，歷來是中國學生運動的發祥地。 
　　1966年初夏，一股躁熱的情緒在暗中湧動。偌大的北京城，再也擺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了。 
　　清華大學，這所名震中外的高等學府，是莘莘學子嚮往和聖殿。清華附中被籠罩在“清華”的光環下，也就顯得非同凡響。 
　　準確地說，能上清華附中讀書的中學生應該算是“天之驕子”了。這些中學生中的絕大部分是幹部子女，血管裡流動著“紅色貴族”的“高貴”血液，他們中間，不乏共和國部長的千金和將門之後。這些十六七歲的中學生，具有早熟的政治嗅覺和鬥爭眼光，天真幼稚的娃娃臉上，堆砌著與他們的年齡不相稱的深沉和嚴峻。 
　　一連十多天來，清華附中校園裡，三五成群的學生神秘地聚在一起，嘰嘰咕咕，議論著什麼。 
　　隨著社會上評《海瑞罷官》、批“三家村”等運動的開展，他們敏感的覺得中國似乎要發生一點什麼事情；黨報連篇累牘的社論為運動推波助瀾，更是煽動了他們胸中那種“舍我其誰”的英雄氣概。 
　　他們經常聚集在教室裡，用尚未成熟的嗓音製造緊張的政治氣氛，靠著幼稚的政治想像力，學著父輩的革命家姿態，對國家形勢和世界風雲進行似是而非的分析和評判。 
　　“二月兵變”、“暢觀樓事件”的小道消息使這些中學生們百般警惕起來。通過父母的管道流傳到他們中間的各種中央高層內幕消息，更是給他們敲響了警鐘。 
　　“階級敵人正在霍霍磨刀！”一個中學生說。 
　　“毛主席為了預防反革命政變，已經有好多天沒有入睡了。”中一個中學生壓低了聲音神秘地告訴他的同伴。能把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這句話原原本本端出來，可見其背景非同小可。 
　　“為保衛黨中央、毛主席，我們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一個女中學生激動地說著，她的眼角噙著淚花。 
　　當時，在這些熱血沸騰的中學生中，半公開地流傳著毛澤東未發表過的一些古體詩詞和散章舊作。 
　　據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一書介紹：收有25首詩詞的《未發表的毛主席詩詞》的集子，經過紅衛兵的傳抄，在全國城鄉流傳甚廣，其中有6首確系出自毛澤東之手，其餘19首系偽作，但文風、情致都象毛澤東的文筆。
　　對於毛澤東的一代崇拜者來說，能抄錄到這些未發表的領袖詩詞，是一種莫大的榮耀。這些詩句悄悄熔入了他們的血液，印到了他們心中—— 
　　“久有淩雲志，重上井岡山。” 
　　“有田有地皆吾土，無法無天是為民。” 
　　“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 
　　“革命豈能做井蛙，小鷹蹤跡海天涯。” 
　　“火旗揮舞沖天笑，赤遍環球是我家。” 
　　“平生愛大海，披月乘風來。” 
　　“自古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烈士武臣出涼州。” 
　　“……” 
　　沖天遏雲的豪情直逼中學生們的心田，他們再也坐不住了。 
　　卜大華，原北京清華附中的高中學生，是紅衛兵運動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在歷經了組建紅衛兵、坐牢、下鄉插隊和回城等一系列命運之旅後，他變得冷靜成熟了。在《一個紅衛兵發起者的自述》中，他回憶了紅衛兵運動發韌之初的情形： 
　　“1966年5月初，我們班的班長寫了一份思想彙報，談對《海瑞罷官》的認識過程——當然是從學術問題往政治問題上認識。我和另一個學生幹部在前面加了個‘編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結果引起全校大討論。為此我們和校領導發生了爭執。我們說校方不積極引導討論是不突出政治，校方說你們這樣對待黨組織很危險，當心1957年的教訓。我們當然不理這些了，深信我們的行動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到5月中旬，我們和校方的矛盾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程度，每天都有兩種不同意見的激烈辯論，下了晚自習，我們幾個同學也常常聚在一起分析形勢。一點也不是瞎鬧著玩，那時我們就這麼想：我們是在參加一場實實在在的階級鬥爭。” 
　　《五·一六通知》發佈和5月25日北京大學大字報貼出後，清華附中的中學生們熱情更高了。有的要求學校晚自習後不要熄燈，認為這是修正主義規章制度。學校不同意取消熄燈制度，熄燈以後同學們就跑到外面去辯論，也有的學生開始到各個學校去串連。 
　　據卜大華的回憶文章中說：“有一天，一位同學跟我說，他寫的小字報署名叫‘紅衛兵’，我一聽就覺得這個名字很貼切，說今後凡是和我們意見相同的小字報不如都署名紅衛兵。這個意見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贊同，從此我們便有了統一的名稱。” 
　　5月29，卜大華等人和其他高年級的學生聚在一起討論國家形勢和對策。同日，清華附中正式貼出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宣稱“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紅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在“紅衛兵”三個字的後邊有100多人簽了名，卜大華名列其首。 
　　當時，誰也沒有想到“紅衛兵”這三個普通的漢字以後會風靡全國震驚世界，演出一幕幕複雜紛紜的人間活劇。“紅衛兵”被推上政治舞臺中心，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有其必然性，至於它叫什麼名字，則是個偶然。 
　　有意思的是，在後來大量出版的圖書報刊中，紅衛兵的誕生被點染得有聲有色，成了一個罩在神秘光環中的現代神話，這實在是一種無傷大雅的訛傳。較為流行的關於紅衛兵誕生的說法是：1966年5月29日晚，在北京西郊圓明園的廢墟上，十幾個來自清華附中的中學生在這裡舉行集會，他們決定要像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青年近衛軍”小組那樣組織起來，投身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在確定小組名稱時，有人提議叫“向日葵”，有人提議叫“火車頭”，但大多數人贊同叫“紅衛兵”。“紅衛兵”三個字，既新穎又貼切，而且，最早的紅衛兵是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中奪取了沙皇政權的武裝工人和士兵，列寧曾宣稱他們是革命的堡壘、勝利的衛士。對於深受蘇聯文學影響和薰陶的這些中學生來說，有這麼一條理由足矣！“紅衛兵”，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從此這個名稱轟轟烈烈地叫響起來了。 
　　這個說法，來自于早期紅衛兵自編自導自演的話劇《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關於這部在紅衛兵第一次受挫之後創作出的話劇，後面的章節還將詳細記錄，在此不多贅述。 
　　總之，歷史就這樣載明：1966年5月29日，是紅衛兵的誕生日，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紅衛兵組織就這樣出現了。 
狼煙四起 

　　紅衛兵的出現，恍若天空中的一顆新星，迅速吸引了越來越多驚奇的目光。北京市各中學學生紛紛湧到清華附中觀看大字報，並紛紛以某校紅衛兵的署名來表示他們對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支持。“紅衛兵”不徑而走，出現在京城的各個校園。 
　　這裡試舉幾個例子： 
　　北京市八中。和清華附中一樣，這所中學也是“紅色貴族”子女居多，陳毅元帥的兒子陳曉魯就在這所學校就讀。中學生們組織起來，到清華附中抄錄大字報，學習鬥爭經驗，他們忽然感到已經落在了運動的後面。 
　　回到自己的學校後，立即行動起來將全校所有教職員工召集到一間大教室裡，聽學生們嚴厲的訓導。 
　　“老師們，過去你們在這講臺上講，我們在講臺下聽。過去是三娘教子，今天是子教三娘。我們對你們是爭取團結的；但是你們所執行的修正主義路線，必須徹底清算……” 
　　教職員工們虔誠地聽著，不時報之以一陣熱烈的掌聲。看著站在講臺上的那些普通的中學生們，不時還覺得他們只是些孩子，幾乎一夜之間，他們長大了、成熟了，如此威嚴，如此具有震懾力。 
　　學校成立了以學生領袖為主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教師們由原來擔心1957年的教訓會在中學生身上重演，變為擔心自己的前途和命運，自覺把自己放到革命物件的位置上。正同中國的許多事情一樣，一夜間全部翻了個個兒。
　　所有的課目全部停止了。學生們聚集在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唱革命歌曲，討論革命形勢的發展，進行軍事訓練、游泳等等。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紛紛從家中搬到學校的集體宿舍來住宿。雙層木床上，塞滿了十六七歲純陽之體的半大男子漢，充盈的血氣和旺盛的精力轉換成大咧咧的爭吵、唱歌、歡笑和打鬥。 
　　換一個鏡頭：北京市戲劇專科學校。 
　　這樣的藝術院校裡，學生多半出身于梨園世家，不是“黑五類”就是知識份子家庭，幹部子女和工農兵出身的子女極少。所以，他們的鬥爭敏感性相應要弱一些。 
　　革命了！造反了！戲劇專科學校的學生嘛，自然要講究戲劇效果。一位女學生幹部走上講臺，滿腔悲憤地講述了一樁往事：小學三年級時，她班上的一個女同學被她爸爸勒死了！ 
　　是用她的紅領巾勒死的！ 
　　她的爸爸是個右派分子！ 
　　啊！階級鬥爭！課本上天天學，周圍的人們天天講，如今活生生的階級鬥爭就發生在他們身邊。這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同無產階級接班人的殊死搏鬥，絕不是什麼父親和女兒的情份問題。頓時，人人心中產生出了一種誓死捍衛党和最高領袖毛主席的神聖使命感，這種使命感就像高爾基小說中的那個丹科一樣，大膽撕開自己的胸膛，掏出一顆鮮紅的心臟當作火炬，高高舉過頭頂，奔向漆黑一片的原始森林。他們高擎自己鮮紅的心，唱著煽情的“革命歌曲”：
　　在需要犧牲的地方， 
　　在敢於犧牲！要敢於犧牲！ 
　　包括犧牲自己在內。 
　　完蛋就完蛋， 
　　槍一響，上戰場， 
　　老子下定決心， 
　　（齊誦：下定決心——） 
　　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 
　　由林彪語錄譜成的這首特殊年代的流行歌曲，充塞著“完蛋”“老子”之類流瑉語言，若是放到從前，這些男女中學生們甚至提起這些字眼也會臉紅，如今不同了，如今，革命了，造反了，他們在粗俗魯莽的語言中領略到了革命者的“豪情”，一種神聖的使命感在心頭油然升起。 
　　然而他們的行動還是慢了半拍。5月29日，老一批紅衛兵成立的時候，他們甚至還不知道；後來，全北京城的學生們都行動起來了，這局面使他們感到愧疚。 
　　愧疚之後是迎頭趕上。8月3日，北京市戲劇專科學校決定正式成立“紅衛兵”，消息傳開，群情振奮，中學生們沉浸在一片難言的激動之中。 
　　誰知道，8月3日，戲劇專科學校紅衛兵的成立大會上，北京大學附中赫赫有名的紅衛兵領袖彭曉蒙帶著一批紅衛兵來衝擊會場，打人、罵人的事都發生了。這時，北京戲劇專科學校的紅衛兵們才真實地感到自己的革命實在太文雅，太溫良恭儉讓，連打人、罵人都不會，還鬧什麼革命？還造什麼反？ 
北京大學爆炸了

　　如果說由清華附中紅衛兵們率先掀起的紅衛兵運動的浪潮尚屬自發性質的話，那麼在另一所高等院校——北京大學所點燃的一把火，則是有準備、有計劃地進行著。 
　　點這把火的是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指使她點這把火的，則是毛澤東的高級顧問康生。 
　　大奸似忠的康生，一直在對党的最高領袖毛澤東進行觀察和揣摸，他自以為對毛澤東的思想脈絡大致瞭解，對毛澤東開展文化大革命的真實意圖他心領神會。 
　　不是要天下大亂麼？康生決定從北京大學點火，然後用這把火去燒黨中央。 
　　5月中旬，康生以中央理論組的名義，派出他的老婆曹軼歐帶領7個人來到了北大。 
　　欽差大臣駕到，說是來調查瞭解北大的學術批判情況，被安置在未名湖畔的一幢小別墅裡。 
　　晚飯後，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去未名湖畔看望曹軼歐一行，小別墅裡卻空空如也。 
　　此刻，曹軼歐正住在遠離北京大學五裡外的西頤賓館，找了北大的一些人在秘密座談。 
　　點這把火，得先物色一個合適的人物。 
　　經過比較和篩選，康生和曹軼歐看中了北大法律系主任陳守一。由曹軼歐親自掛電話，和陳守一約時間登門拜訪。 
　　誰知道陳守一是一介書生，迂腐得近乎可愛，在火藥味越來越濃的1966年5月，他竟然說出這樣的話：“北大學術批判有錯誤，是我的責任，我不能諉之於人。” 
　　曹軼歐耐心地引導說：“你沒有責任，是陸平他們搞的鬼。” 
　　陳守一搖頭：“我不這麼看。” 
　　陳守一的這番舉動讓曹軼歐大失所望。 
　　碰壁之後，曹軼歐改弦更張，重新選定了點火的人物。 
　　她叫聶元梓，河南滑縣人，1921年生，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3年調入北京大學，1964年任哲學系黨總支書記，時年42歲。聶元梓在北大屬於受排擠的一類。在北京大學這樣一個學者名流雲集、人才輩出的高等學府裡，一直在外省從事政治運動、缺少必備的專業素質和聶元梓，確實有些力不從心。她甚至還鬧過這樣的笑話：一次批判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的會議上，聶元梓竟然說：“赫魯雪夫寫了一本《靜靜的頓河》……” 
　　當時的北大校長陸平從心眼裡瞧不起這個缺乏起碼常識而又十分張狂的女人，他在全校提拔了5位出類拔萃的年輕女幹部，和聶元梓這種不懂行的幹部形成鮮明對照。聶元梓對此既感到自卑又非常惱火，認為陸平樹“五朵金花”是出她的醜。 
　　對於這樣一個糟糕的女人，康生平時也有所耳聞，但是當曹軼歐再一次將聶元梓的情況作了全盤介紹，並說準備由聶元梓在北大點火時，康生點了點頭，惡狠狠地說了句：“這個時候，是王八蛋也要支持。” 
　　5月下旬的一個晚上，在康生家的客廳裡，被請來的客人聶元梓有些惶惶不安。曹軼歐微微笑著走過來，遞上一杯香茗，然後親熱地坐到了聶元梓的身邊：“元梓，請你來是要同你談件事。” 
　　聶元梓從對方眼中看到了某種她渴望得到的東西，心裡升起種受寵若驚的感覺。 
　　“康老希望你注意北大壓制文化大革命的動態，毛主席說過，大字報是一種很好的形式，必要的時候……” 
　　密室裡，一筆雙方利益均沾政治交易立即達成了。 
　　這天晚上的密談後，聶元梓回到北大迅速找了幾位“左派”青年教師，不分晝夜忙碌了幾天幾夜，幾易其稿，終於在5月24日晚拿出了清稿。 
　　5月25日大清早，聶元梓最後審閱了一次大字報清稿，然後讓人用毛筆抄寫出來，拿起毛筆，首先在大字報上簽了名。其餘6人也依次簽了名，簽名順序是：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高雲鵬、李醒塵、趙大中。 
　　當天下午1點多鐘，聶元梓親自拎著漿糊桶，拿著刷把，把這張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的大字報貼到了北大飯廳的牆壁上。 
　　大字報的開篇，即以十分醒目的筆調寫道： 
　　“現在全國人民正在以對党對毛主席無限熱愛、對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無限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為徹底打垮反動黑幫的進攻，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而鬥爭，可是北大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廣大師生的強烈革命要求被壓制下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原因在哪裡？這裡有鬼！” 
　　一聲“這裡有鬼”的大聲疾呼，在北大校園內像炸開了鍋一樣，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吃飯的師生們一撥又一撥地圍觀這張大字報，議論紛紛，針對十幾天前北大黨委書記陸平講話中“北大不宜貼大字報”所提出的質疑，喚起了師生們的興趣和複雜的感情。而且大字報首次公開點了校黨委書記、校長的名，縣且火藥味極濃，這又不得不引起師生們認真的思考。 
　　可是要在空氣一點就會爆炸的環境中進行認真深入的思考，幾乎已經不可能了。就在大字報貼出的當天晚上，月光淡淡灑在北大校園裡，泛起一層銀白色的詩意。這本來應是一個美麗的夜晚，聶元梓為了讓攻勢更猛烈，卻特意在五院哲學系組織召開了一場火藥味十足的聲討會。 
　　然而，聲討會剛開始不久，一陣口號聲由遠而近傳來。1000多名師生擁到會場內外，指名道姓要聶元梓出來辯論，並不斷高呼“找聶元梓算帳”等口號。很快，會議被沖散，聶元梓在同伴的護衛下才得以脫身。 
　　聶元梓成了北大孤立的少數派。在北大黨委的授意下，一張張反擊的大字報貼到了聶元梓的大字報周圍，短短半天時間，全校共貼出1500多張大字報，其中絕大多數是對聶元梓進行揭露和駁斥。 
　　北大已經亂成了一鍋粥。黨委從哲學系組織了一批辯論強手，對聶元梓進行輪番轟炸。而且在辯論中，開始出現了搶話筒、推推搡搡、相互扭打的局面。和聶元梓一起在大字報上簽名的高雲鵬已挨了打。 
　　北大的混亂驚動了中央。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劉少奇立即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關於文化革命的八條規定，特別強調了關於在運動中張貼大字報“內外有別”的指示（因北大有多國留學生，文革初期，周恩來曾經特別強調了貼大字報要“內外有別”），北大副校長黃一然專門找聶元梓談了話，勸她主動檢查，自己去撕下那張大字報。 
　　聶元梓的陣腳有些亂了。1957年反右鬥爭的鏡頭不斷地閃現在她的眼前，歷次政治運動的陰影凝重地籠罩著她。但是有曹軼歐的秘密交談作定心丸，她心裡雖有一絲慌亂，表面上卻佯裝鎮定： 
　　“檢查可以，要我把大字報撕下來，我不撕。” 
　　比聶元梓更加慌亂的是康生。這個老奸巨滑的人沒想到，聶元梓的大字報打破了北大的沉寂後，陸平組織的反擊竟會如此猛烈。他找電話給曹軼歐，要她取回聶元梓大字報的底稿。第二天，他便以最快的迅速將底稿轉給了正在杭州的毛澤東。 
　　據毛澤東1967年2月3日在一次同國際友人的談話中透露，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他“到6月1日中午才收看到，我就打電話給康生、陳伯達，我說要廣播。” 
　　6月1日下午4時，毛澤東關於這張大字報的批語電文傳到了北京康生、陳伯達處，毛澤東的批語是：“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 
　　毛澤東一句話，整個局勢發生了徹底的變化。 
　　6月1日晚上8時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播發這張大字報。 
　　這個變故不僅使北大師生深感意外，就連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也覺得突然。一位副總理去詢問周恩來：“這麼大的舉動，怎麼不給個通知？”周恩來說：“我也是臨近廣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電話，通知今晚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播出。” 
　　大字報的播出，全國為之震動，康生如釋重負。他在北大30樓與32樓之間的空場地上眉飛色舞地說：“大字報一廣播，聶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聶元梓更是按捺不住內心的興奮：“這天北京大學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中國也爆炸了！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了高潮。” 
　　此後接連幾天，經過康生、陳伯達等人改組後的《人民日報》不斷推出文章和社論，推波助瀾，為已經點燃的火焰澆上一桶桶油，火勢迅速向四周蔓延開來。 
　　6月2日，《人民日報》以《北京大學七同志揭穿一個大陰謀》為標題，全文刊登了這張大字報，並配發了由王力、關鋒、曹軼歐合夥泡制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同日的《人民日報》還發表了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社論中說，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這場鬥爭“如兩軍對壘，總是一勝一敗。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中間道路是沒有的。” 
　　6月3日，《人民日報》繼續發表社論《奪取資產階級霸佔的史學陣地》，社論中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猛烈衝擊著意識形態各個領域裡的反動堡壘，也猛烈衝擊著史學界的反動堡壘。” 
　　隨後，陸平等人的一切職務被撤銷。 
　　在《人民日報》的煽動下，全國範圍內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轟轟烈烈開展起來了，千百萬封聲援聶元梓的信件和電報像雪片般飛進了北大，全國各地報刊連連登載工農兵學商人士支持聶元梓大字報的文章——建國後的歷次運動都是這樣假借“人民”的口和手開展起來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
1—3、“消防隊”緊急出動 
劉少奇決定派工作組 

　　繼北大踢開黨委鬧革命之後，全國高校也都效仿北大的榜樣，紛紛揭竿而起造反。西安交通大學師生6月2日貼出大字報萬余張，矛頭主要指向校黨委。全國有55所高校和相當一部分中專、中學把學校的一二把手揪出來，批鬥遊街，大字報鋪天蓋地，正常的教學無法進行了。南京大學揪出了匡亞明，上海音樂學院揪出了賀綠汀……無數幕悲劇迅速拉開帷幕。 
　　形勢嚴峻，學生動亂不可小瞧，此次風潮來勢洶湧，早已超過了1957年的學生鬧事，大有難以控制的勢頭。 
　　6月4日，憂心忡忡的劉少奇匆忙飛往杭州，向毛澤東彙報北京的形勢，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全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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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杭州西湖邊上的賓館裡，參加這次會議的除了劉少奇外，還有鄧小平、陶鑄、陳伯達等人。劉少奇心情沉重地彙報說：“北京各大專院校的黨委領導人被揪被鬥，黨委處於癱瘓、半癱瘓狀態。北京新市委為穩定學校秩序，依照中央向北大派工作組的辦法，從6月4日開始向北京各大專院校派了少數試行工作組。現在許多學校的學生紛紛湧向黨中央、國務院和北京市委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組進駐學校……。” 
　　儘管劉少奇歷來以沉著、鎮定和冷靜而著稱，但是在彙報北京的形勢時，那種沉重不安的心情任何人都不難看出。 
　　毛澤東對派工作組的態度是：“可以不派嘛，亂就亂它一陣子。” 
　　陳伯達跟著說：“我是提議不要派工作組的。想念群眾，才是馬克思主義。” 
　　跟著，陶鑄談了他的看法：“我是積極主張派工作組的。做實際工作的人都懂得，派駐工作組，是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成功經驗之一。” 
　　會議出現了兩種意見，多數人主張派工作組。 
　　毛澤東靜靜地聽著，並不明確表態，他一口接一口地吸著香煙，把自己籠罩在淡藍色的煙霧之中。依據多少年來的慣例，各種意見發表過了，最後歸毛澤東拍板。毛澤東不開口，誰也不好再說自己的想法。 
　　會場上，出現了短暫的沉寂。 
　　毛澤東的心理素質像鐵一樣硬，在這種令人難堪的沉寂中，他的思緒游刃於天地之間，天馬行空般飄逸。好一會兒，毛澤東終天開口表態了： 
　　“可以派工作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 
　　這樣棱模兩可的表態是一道費猜的難題，同時也說明了毛澤東政治上的高明之處。毛澤東的基本態度是不要派工作組，但是他留有餘地，“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等於是說，以後出了紕漏還可以再派工作組。 
　　接下來毛澤東又說，派不派工作組只是形式，這個形式也許可以用，但更多的可能是不利於發動群眾搞大民主。 
　　劉少奇不無憂慮地請求說：“北京大、中學校的混亂局面，我們確實心裡沒數，不知下一步運動該怎麼搞。希望主席儘快回京主持工作。” 
　　毛澤東揮揮手，像是要驅散眼前的煙霧，但是劉少奇等人心裡十分清楚，毛澤東那個動作的含義決不僅僅只是驅散煙霧：“我暫不回京，運動中的問題你們相機處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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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少奇急忙趕回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進行緊張的討論。會上許多人認為，目前大、中學校領導已經或者即將癱瘓，情況非常混亂，必須迅速採取措施，決不允許紅衛兵們無法無天地再鬧下去，要儘快結束這種混亂現狀。與會者紛紛說：“原學校領導不起作用了，誰來代替党的領導？工作組就代表党的領導，只有派工作組。”“派工作組要快，要像消防隊救火一樣快。” 
　　這次會議還作出了“八條規定”，其大意是：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開大規模聲討會；不要在校外開聲討會；不要上街遊行示威；不要串連；不要包圍黑幫住宅；防止壞人破壞；注意保密。“八條規定”沒有形成檔，只是通過各級黨委口頭傳達下去。 
　　劉少奇根據毛澤東“相機處理”的指示，在會上拍板說：“哪裡出了事，就往哪裡派工作組，要像消防隊員救火那樣快。”劉少奇後來的悲劇從此時已開始了。他並不知道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和意圖，毛澤東要“天下大亂”，劉少奇卻要“救火”，這樣明顯把自己擺在毛澤東的對立面，註定了他是自取其辱。好笑的是他還覺得自己是在替毛澤東當好這個“家”。 
　　這次會議之後，“消防隊”緊急出動了。北京先後派出工作組近萬人，全國各大城市都相繼派出了工作組。上海市對29所大學和11所半工半讀大學派出了工作組。未派工作組的，也派出了聯絡員。進駐大、中學校的工作組懷著無限的優越感，以權力者的姿態代理各級黨組織的大權，儼然成了黨組織的新化身。 
　　現在，劉少奇總算松了口氣。 
　　6月23日，劉少奇在一份有關文化大革命情況彙報的報告上批示：“當牛鬼蛇神出籠攻擊我們時，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認識，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都暴露後，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一定要揪出來。”寫完這一段後劉少奇沉思片刻，沾了沾墨汁，接著寫道：“對高中應屆畢業生中的一些人，經市委批准，可以批鬥和戴帽。” 
　　這種筆調和口吻，讓人想起災難深重的1957年。劉少奇自信地認為，這條批示一旦發下去，學生動亂就基本上能解決了。1957年反右不就是這反幹的麼？1964年“四清運動”也是這麼幹的。劉少奇相信，只要將鬧得最厲害的那幾個學生抓起來，其他學生自然會老實本份。中國的問題從來都是這樣解決的。 
　　劉少奇哪裡知道，這條批示，對他倒臺起了多麼重要的作用。 
　　事物正在起變化 
　　一位外國人在論及中國的文革時這麼評價：“充滿如此之多的手段和目的之間深刻的不協調而引起的災難，充滿如此之多的由動機和結果之間的巨大鴻溝而造成的傷害。”這個評價是很深刻的。即使從派工作組這一樁局部事例來看，這個評價也是準確和恰如其分的。 
　　既然在中央一線主持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都對這場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那麼由劉少奇派出的工作組普遍思想混亂的狀況也就可想而知。作為開展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檔，《五·一六通知》講清楚了一些問題，又沒有講清許多問題。比如：什麼是“無產階級左派”？什麼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問題的答案同他們的思想一樣混亂。這樣的工作組，註定了要遭遇到莫大的困難。 
　　工作組帶著“八條指示”開進學校，頓時陷入到一系列矛盾之中。他們依照過去反右和四清運動的慣例，對前一階段造反的紅衛兵們進行嚴厲的批判，為了維持正常的教學秩序，工作組下令封閉了一些校門，拒絕外來串連的學生入內。背地裡，則加緊搜集紅衛兵頭頭的黑材料，準備秋後算帳。 
　　紅衛兵們懵了一陣，又迅速組織起來，貼出了“學生運動天然有理”的大幅標語，仗著《人民日報》連篇累牘社論的支持，大膽地向工作組展開了反擊。他們說，中央“八條指示”是背著毛主席搞的“黑八條”，“是套在我們脖子上的緊箍咒”。 
　　雙方針尖對麥芒，互不相讓。他們各自都引用毛澤東語錄，證明自己一方的正確。 
　　劉少奇的批示傳達下來之後，工作組領到了“尚方寶劍”，立即聞風而動，對紅衛兵的仇恨像火山一樣噴射而出，紛紛將領頭造反的師生和紅衛兵頭頭打成“反動學生”、“右派分子”、“反黨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許多紅衛兵組織被宣佈為“反革命組織”。 
　　一個又一個事件發生了。工作組派出後的20多天裡，北京市24所高校有近萬名學生被打成“右派”，數千名教師被打成“反革命”。至於全國範圍，數量就更多了。 
　　當時在全國反響巨大的有西安交通大學“六·六事件”和北京清華大學“六·一八事件”。 
　　位於黃河岸邊的古城西安是一座美麗的城市。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這座城市開始躁動不安了。西安交通大學這所全國聞名的重點大學率先扯起了造反的旗幟，當工作組開進交大時，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到一個頤指氣使的女大學生身上。她叫李世英，是“鬧事的尖子”，寫了20多張攻擊校黨委和省委的大字報，言辭十分激烈。工作組組織其他學生寫大字報對李世英進行批駁，罵她是“美女蛇”，隨後工作組索性逮捕了她，並將她和另外一批學生頭頭戴上高帽子遊校批鬥。6月9日中午，李世英從關押她的房間窗戶裡跳樓自殺，幸好自殺未遂。後來，毛澤東稱李世英為“學生領袖”。 
　　北京清華大學，20歲的學生蒯大富6月21日在一張大字報上寫了這樣的批語：“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鬥爭。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裡，我們和他們鬥，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裡，那我們每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 
　　批語轉到參加清華工作組的王光美那兒，王光美明確指出：右派學生蒯大富要奪權。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則打電話給工作組指示反擊。6月24日，工作組組長葉林講話，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組奪權，“這是一種反革命行為”。頓時，會場上一片混亂。 
　　6月26日，清華園舉行了“擁護工作組”的示威遊行。師生們高呼“無限信賴工作組”、“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等口號。根據劉少奇的指示，清華工作組進行“反蒯鬥爭”，蒯大富多次被批鬥，並被關押18天，開除團藉。和蒯大富一起挨鬥的學生領袖中，有一人自殺身亡。 
　　面對工作組的強大攻勢，紅衛兵拼死反擊，他們重新組織力量和工作組對峙。 
　　6月8日，北京郵電學院發生了驅逐工作組事件，這一行動無疑激發了整個北京市反工作組的浪潮，紅衛兵與工作組的衝突，已經公開化、明朗化了。 
　　繼北京郵電學院趕走工作組之後，幾乎所有學校都出現了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許多紅衛兵引用毛澤東《送瘟神》的詩詞，要操場上、飯廳前焚燒紙糊篾紮的“瘟神”，高唱“紙船明燭照天燒”的語錄歌。 
　　紅衛兵認為自己的行動是革命的，而工作組則是“鑽進我們肝臟內的牛鬼蛇神”。6月18日，北大工作組召集全校師生開大會，紅衛兵們根本不予理睬，在38樓設置“鬥鬼台”、“斬妖台”，揪出以陸平為首的40多個“黑幫分子”，掛牌子，抹黑臉，戴高帽，罰跪，遊鬥，往頭上扣字紙簍，駕噴氣式飛機……他們將對工作組的滿腔怨恨全都發洩到了那些已成“死老虎”的黑幫分子身上。 
　　在紅衛兵組織的反擊中，最有影響、最富攻擊力的是清華附中率先扯旗造反的那一撥紅衛兵們。他們大多數人中血管裡流淌著“紅色貴族”的血液，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優越感和使命感，他們覺得自己所從事的事業是正義的、神聖的。面對工作組的壓制，紅衛兵的活動有的從地上轉入地下，從公開轉入秘密，完全用他們父輩對付國民黨的辦法來對付共產黨的工作組。 
　　6月24日，在清華附中貼出了《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報，這份戰鬥檄文似的紅衛兵宣言一經貼出，迅速引起了巨大反響。這篇出自十六七歲高中生之手的奇文，氣勢磅薄，文筆流暢，在當時的紅衛兵們看來，真有驚天動泣鬼神之氣概。後來，黨報黨刊曾予以全文轉載，毛澤東對該文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文章中他們大聲疾呼：“修正主義統治學校十七年了，現在不反，更待何時？”“我們就是要‘狂妄’！我們就是要‘粗暴’！”“我們就是要把你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排炮般的驚嘆號和問號讓人感到觸目驚心： 
　　“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我們說，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說，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一句話，敢造反。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貴的品質，是無產階級黨性的基本原則。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義！我們‘革命者是孫猴子’，因此，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 
　　工作組看了大字報，覺得難於理解、不可思議。現在是共產黨的天下，造誰的反呢！？他們認為“造反”這個口號在社會主義中國不適用，是不確切的或者說是錯誤的。因此，雙方開始了新一輪的爭論。同時，紅衛兵也招來了更大的打擊。地質學院附中和25中的紅衛兵組織被定為“反革命集團”，強行解散，大批紅衛兵被戴上高帽子遊街。 
　　於是，清華附中紅衛兵于7月4日和7月27日又分別貼出了《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和《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並且引用毛澤東語錄為他們正名：“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下一次辯論的會上，紅衛兵明確指出他們造反是遵循毛澤東的教導，在毛選某頁上。工作組的人不太相信，毛主席怎麼會說這樣的話？他們翻開毛選，果真如此，上頭白紙黑字印得清清楚楚，造反有理。工作組只好目瞪口呆，再也無話可說。 
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 

　　北京鬧得熱火朝天，蜂火四躥，狼煙遍地，毛澤東卻在湖南韶山沖他老家附近的一個山洞裡。 
　　山洞叫滴水洞，是毛澤東童年時代常愛去玩耍的地方。山梁上，埋著毛氏宗族的祖墳。不知道是否因為祖墳的原因，毛澤東對這個山洞十分鍾愛。1959年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回到故鄉韶山，由當時的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作陪。走到滴水洞的山梁上，毛澤東說：“小舟，這個地方倒很安靜，我退休後，在這兒給我搭個涼棚好嗎？”周小舟立即向省委作了通報，又向中南局書記陶鑄彙報了情況，一致同意為毛澤東在滴水洞蓋幢房子。可是，曾經給毛澤東當過秘書的才子型幹部周小舟怎麼也沒有想到，在隨即而來的廬山“神仙會”上，他竟會遭受沉沒的厄運。 
　　毛澤東要“搭個茅棚”的想法擱下來了。很久之後，毛澤東巡視湖南，與接替周小舟的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閒聊，又談到了“茅棚”一事，毛澤東說：“韶山有個松林招待所，可是那個地方不安靜。” 
　　張平化奇怪地問：“主席，韶山還有更安靜的地方嗎？” 
　　毛澤東說：“有個滴水洞，很安靜，在那裡修房子很好。” 
　　張平化立即帶人去滴水洞考察，只見從龍頭山到牛形山、黃蜂山，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滴水洞就在叢山峻嶺中的一道蒼翠的山溝裡，環境幽靜，空氣清新，而且便於警戒。湖南省迅速撥款，組織班子，為毛澤東造“行宮”。 
　　“行宮”參照毛澤東在中南海居室的建築式樣，樸素，大方，實用。寬敞的房間，儉樸的傢俱，沒有帝王行宮的奢侈派頭。 
　　毛澤東在滴水洞小住時，消息仍然非常靈通，每天，北京用專機將密封的檔袋、新華社印著大紅字的《內部參考》、各種報刊和紅頭文件、各種請示報告送來，其中自然也有中央文革小組送來的各種秘密報告。 
　　繁雜的批閱公文之余，毛澤東依然改不了他愛讀書的習慣。那段日子，他又重讀了一遍《西遊記》，美猴王孫悟空大膽、敢鬥和藐視一切的所作所為正好適合他當時的心態。 
　　要向中央一線進攻，要天下大亂，他急切需要一批能夠大鬧天宮的孫猴子。而他自己，則願意當那個美猴王：拔根豪毛，吹口氣，刹那間就能變出成千上萬個小猴子。 
　　7月8日，毛澤東在滴水洞小住了十幾天之後，開始寫一封重要的信。信是寫給紅青的，按說屬私人信件，可是毛澤東卻在這封私人信件中大談黨內重大鬥爭情況。 
　　毛澤東在信中這樣寫道：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 
　　“我的朋友的講話（指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筆者注），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全心全意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 
　　“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魁。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魁了。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二足了。但又很不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 
　　“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 
　　“有些反黨分子……他們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 
　　“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 
　　“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定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84%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 
　　這封信，後來與《五·七指示》一道，被稱作文化大革命的兩個綱領性文獻。《五·七指示》講的是“立”，是建立一個人人會做工，會種田，拿起槍來會打仗，提起筆桿能寫文章的無產階級“新世界”；而這封信則主要講的是“破”，是要“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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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寫完這封信後不久，就乘專心列來到武漢，在黃鶴白雲的故鄉，毛澤東準備再作一次驚人之舉。 
　　這個驚人之舉就是暢遊長江。 
　　武漢全城的老百姓傾城出動，在長江兩岸親眼目睹了毛澤東在長江中暢遊的偉人形象。儘管離得太遠，根本看不清楚，但是人們仍然非常興奮。 
　　當時的《人民日報》報導了這次暢遊長江活動： 
　　“七月十六日這一天，長江水面笑顏逐開，沿江兩岸大堤上，無數彩旗，巨幅的標語，歡呼的人群，呈現出一片無比歡騰的節日景象。 
　　“武漢全城男女老少，歡欣鼓舞，奔相走告：‘我們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這樣健康，這是全國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邁著穩健的步伐，從船舷的扶梯上走下來，先在水裡浸了一下，然後便伸開雙臂暢遊起來……在浩瀚的江面上，他時而揮臂側泳。撥開層層波濤，破浪前進；時而仰臥水面，看萬里碧空。” 
　　陪同毛主席在長江上游泳的除了武漢市委組織的5000多名游泳健兒外，還有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王任重幾次請毛澤東上去休息，毛澤東問：“遊了多長時間？”周圍的人回答：“45分鐘。”毛澤東說：“還不到一小時嘛。”說著，他繼續向東遊去。 
　　遊了一小時零五分鐘，王任重再一次請毛澤東上船休息，毛澤東笑笑說：“你是這裡的省委書記，我聽你的命令。” 
　　毛澤東暢遊長江的消息傳開，果然取得了神話般的效果。毛澤東也希望出現這樣的效果。他要用游泳的事實再次向全國、全世界宣告：毛澤東還沒有老到不能為黨和國家掌舵的地步。 
　　果然，沒過多久，毛澤東回到了北京，以“偉大統帥”和身分將他親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推向嶄新的階段，推向一個又一個新的潮頭。 
毛澤東說：“統統驅逐之！” 

　　毛澤東是7月18日回到北京的。 
　　劉少奇聞訊立即驅車前往毛澤東住處，打算彙報前一段的工作情況。只見毛澤東住所門前停著幾輛小轎車，屋內燈炮明亮，顯然，毛澤東家裡有客人。門衛進去通報之後出來了，告訴劉少奇，毛澤東剛剛回到北京，很疲勞，現在已經休息了，不便打擾。劉少奇吃了閉門羹，怏怏返回家中。 
　　這是一個不詳的信號。劉少奇明顯感覺到了毛澤東對他的不滿。並且，毛澤東正在逐步地冷落和孤立他。 
　　果然，第二天，毛澤東在會見劉少奇等人時，臉色就不那麼好看了。沒說上幾句話，毛澤東便毫不客氣地指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毛澤東點燃一支煙，停頓片刻，繼續發洩他的怨氣：“我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廈門上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 
　　對毛澤東尖刻的批評，劉少奇感情很複雜。一方面，他對毛澤東一直很敬佩，毛澤東離京期間，他沒有當好這個“家”，內心有些愧疚；另一方面，劉少奇對毛澤東開展文化大革命的真實意圖並不摸底，而毛澤東那些模棱兩可的指示，總使人有如墜入雲山霧海之中。派工作組，是怕出大亂，現在卻被說成是和北洋軍閥一樣鎮壓學生運動的人，他覺得自己受了委屈。 
　　被毛澤東批評之後，劉少奇不敢怠慢，下令工作組不要再與學生對抗，要集中火力批判黑幫。他企圖用轉移鬥爭焦點的方式來挽回派工作組所形成的敗局。劉少奇此舉是經過認真考慮的。因為一旦徹底否定了工作組，他自己也將被否定。 
　　於是，各校工作組不再將紅衛兵打成“反革命組織”，也不再與紅衛兵辯論，紛紛把鬥爭目標對準本單位有為樣那樣問題的人，尋找“死老虎”來當作“活靶子”批鬥，以顯示他們的一貫革命性和正確性。 
　　這一下又害苦了那些教書先生。這些“流淚的紅臘燭”們，在共和國的歷史上總是被動地扮演著不光彩的丑角人物，任何一次政治運動，他們都屬於被改造的對象，七整八整，最後他們大多數像斷了脊樑骨的癩皮狗似的活著：既遭人唾棄，自己也覺得活得少了人的滋味。已經發動起來的文化大革命，使他們又有大禍臨頭的感覺，成天戰戰驚驚，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儘管這樣，現在災難依然降臨到他們頭上來了。 
　　更加糟糕的是，那些紅衛兵們看見工作組在他們革命的對象身上打主意，豈能善罷甘休？工作組在摘“桃子”，紅衛兵也要摘“桃子”，就這樣，一場揪人鬥人的競賽在各個校園裡展開了激烈的角逐。可憐的“紅臘燭”們真的流淚了，上午剛剛挨過工作組的批鬥，下午又被紅衛兵勒令迅速趕到另一個會場，繼續接受下一場批鬥。挨批挨鬥，成了“流淚的紅臘燭”們現在的新職業。 
　　演出這種荒唐的鬧劇，並沒有能改變工作組的厄運。毛澤東的真實意圖是要打倒劉少奇，奪回被劉少奇控制的中央領導權。否定工作組，只是打倒劉少奇的第一步。因此，無論工作組表現得多麼“革命”，也難以逃脫倒楣的結局。 
　　7月24日上午，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會議，作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毛澤東說：“不要搞工作組，不要發號施令……”說著毛澤東做了個揮之即去的手勢：“工作組，統統驅逐之！” 
　　7月25日，毛澤東在接見各中央局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時說：“工作組起了阻礙運動的作用。工作組阻礙運動，勢必變成反革命。” 
　　7月26日，毛澤東乾脆下了這樣的斷言：“全國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組犯了方向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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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要發動文化大革命，依靠的是中央文革小組一幫秀才。有個外國人曾這樣形容說：“江青是毛澤東的探雷器。”在文革發動初期，情況確實如此。 
　　江青最初是在毛澤東身邊吹耳邊風，引起毛澤東對某個問題的重視。然後，江青、陳伯達等人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去搞一些社會調查，情況回饋回來，再由毛澤東綜合分析，並作出具體指示，由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頻繁在公眾場合講話，從此指導和推動文化大革命向縱深發展。 
　　在對待工作組的問題上，也是採取這種辦法。 
　　7月16日，毛澤東在武漢游泳，北京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會上由康生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認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當時，會場的氣氛很緊張。 
　　否定工作組，劉少奇有些不服，他拍著桌子上的一摞材料：“我怎麼是偏聽偏信包庇工作組呢！？我收到北大等許多學校的同志來信，反映的情況與工作組彙報的情況是一致的嘛！總不能說打人、戴高帽是革命行動吧？” 
　　康生把茶杯“咚”地往桌上一放，蠻橫地頂撞說：“我們也有材料，工作組就是鎮壓群眾運動！” 
　　陳伯達操著難懂的福建話，大罵對外文委工作組是全國最壞的一個工作組，外語學院工作組血腥鎮壓學生的革命行動等等。總之，工作組裡沒有一個好人。 
　　一貫沉穩冷靜的鄧小平被激怒了，猛然拍案而起：“好，我們都撤，你去搞搞看……” 
　　就在這天的會議上，江青提著個黑色皮包，悄悄走進會場，在無人注意的記錄席上落坐。會議還沒結束，她又象來時一樣，沒有驚動任何一個人，踮著腳，悄然離去……。 
　　這一切，在毛澤東回到北京後，當然都一一作了添油加醋的彙報。 
　　於是，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惱怒又增添了一分。 
　　根據毛澤東的旨意，從7月22日起，江青、陳伯達等人去北大、清華等院校調查情況，搜集有關運動的材料。 
　　演員出身的江青有著強烈的表現欲。就在毛澤東明確表示“工作組，統統驅逐之”的第二天晚上，也就是7月25日晚，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其他成員一起再次來到北京大學，在東操場，江青親自主持召開了萬人辯論大會，對工作組前一階段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行揭發批判。 
　　亭臺樓閣掩映在綠樹叢中，頗有校園詩意。天氣悶熱，比天氣更加悶熱的是讓人透不過氣來的政治空氣。江青登上一個高臺，她的兩邊，分別站著康生和陳伯達。 
　　“毛主席向你們問好——”江青站在麥克風前大聲說，她尖細的聲音在浮躁的夜空中顫抖，回應這尖細的聲音的，是一陣陣激動人心的歡呼聲和口號聲。 
　　江青的情緒在歡呼聲口號聲中激動起來。然而江青接下來的表演，卻是任何名導演都不敢相信的一個場景。 
　　江青說，她在這個炎熱的夏天來到校園，是與毛岸青之妻韶華辯論來了。“他媽的是個政治騙子！韶華是趁毛岸青神志不清的同他發生性關係的，是騙他和她結婚的。”說著說著，江青又一次加大音量：“我從來不承認她是毛主席的兒媳，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認。” 
　　江青這一番話，使剛才熱血沸騰的學生們不知所措，他們不明白，偉大的文化大革命怎麼忽然間變成了一場糾纏不清的婆媳之戰。站在江青旁邊的康生、陳伯達也覺得有些尷尬。 
　　陳伯達有意識地走到江青跟前，想提醒她別把話題扯遠了。江青卻視而不見，又轉而攻擊毛岸英的妻子劉松林。劉松林是韶華的姐姐。江青把家事和文化大革命牽強附會地扯在一起，確實是一幕不大不小的鬧劇。陳伯達不得不上去碰了碰江青的肩膀：“這些事不要在這裡說了。” 
　　“我的確非常煩惱。”江青淚水迷離地昂起頭，放低音量說：“這十年來我一直受著這個女人和她一家的氣，這是我煩惱的原因。” 
　　麥克風把中國第一夫人的聲音真實地擴散到在場的上萬人的耳朵裡，像一幕荒誕電影中的鏡頭。 
　　當然這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 
　　江青“控訴”完畢之後，由康生繼續講話，康生在臺上大聲說：“毛主席一個工作組也沒派。”實際上這話是把中央內部的分歧捅向了社會。紅衛兵們如夢初醒，毛澤東沒派工作組？原來中央內部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也有鬥爭？
　　最後是陳伯達發言，他說：“我建議撤銷以張承先為首的北京大學工作組。這個阻礙同學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組，是障礙物，要撤掉這個障礙物。” 
　　頓時，台下群情激奮，雀躍歡呼。受到壓制的紅衛兵終於撥開雲霧見到了太陽，一種翻身感、解放感在全身湧動。當場有不少紅衛兵激動地哭了，千言萬語匯成一句話：“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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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文革小組頻頻找機會接觸紅衛兵的同時，紅衛兵也在向中央文革小組迅速靠攏。在他們看來，中央文革小組是毛澤東司令部的人，代表的是毛澤東的聲音。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就等於有毛澤東的支持。還有什麼比得到毛澤東的支持更加幸福、更加讓人激動興奮的呢！？ 
　　在清華園裡，以蒯大富為首的造反學生針對工作組長葉林貼出了一張大字報：《葉林同志，這是怎麼回事？》。大字報熱嘲冷諷，將造反派和工作組以及“保皇派”的衝突推向白熱化。“保皇派”學生在群眾大會上發動了反擊，其代表人物是劉少奇的女兒。在激烈的唇槍舌箭中她脫口而出：“我母親也認為工作組是正確的。” 
　　她的母親是身份顯赫的王光美。 
　　後臺一個電話要過去，王光美匆匆趕到。王光美在這種場合露面，自然加強了“保皇派”的地位和份量。但是造反的學生們不甘示弱，決心戰鬥到底，並且把目標直指“保皇派”背後的“黑保護傘”。局勢迅速惡化。蒯大富被關了起來，他以絕食進行反抗鬥爭。 
　　蒯大富被關押的消息是壓在中央文革小組心上的一塊石頭，要利用紅衛兵反工作組，必須首先放出蒯大富。否則，紅衛兵心有餘悸。7月21日，陳伯達派中央文革小組長的年輕成員關鋒、王力趕赴清華大學，看望被工作組關押的蒯大富，表示慰問和支持。 
　　中央文革小組在紅衛兵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鞏固和提高。 
　　7月28日，在北京市海澱區的一次紅衛兵集會上，渴望得到最高統帥支援的清華附中紅衛兵們想出了一個高招。他們把那三篇頗有影響的“三論”大字報底稿交給了到會的江青，請她轉交給毛澤東。江青扶扶眼鏡，點著頭說：“紅衛兵小將的要求我一定辦到。” 
　　之後，這幾篇充滿火藥味的大字報底稿很快轉到了毛澤東的手裡。 
　　通過調查和搜集材料，毛澤東對劉少奇的“錯誤”已心中有底，在黨的高層，打擊異已的行動正在孕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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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澤東、中央文革小組和紅衛兵的聯合反擊下，工作組節節潰退。可是劉少奇依然不願撤離他的最後一道防線。 
　　他彙集了在京的中央負責人對工作組的看法，並作出“工作組有三種類型”的結論。劉少奇認為，工作組一種是實行“三同”，同左派一起鬥牛鬼蛇神；另一種是當官做老爺，脫離群眾；第三種是更加脫離群眾。然而，這麼大的運動，來勢又如此猛烈，依靠誰去抓？党的領導總得通過一定的形式去實現，這個形式就是工作組，有了工作組就比較主動。大部分工作組還是好的，因此對工作組不能採取消極撤換的辦法。 
　　這樣的一些觀點，顯然是和毛澤東背道而馳的。 
　　到了7月27日，撤工作組已成定勢，工作組猶如風雨飄搖中的一隻漏船，眼看即將沉沒。劉少奇仍然找到康生，要求單獨談話。劉少奇深知康生已成為毛澤東眼中的“紅秀才”，但是當康生說“蒯大富是革命的”時，劉少奇還是堅持說：“不是。” 
　　7月29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在會上，劉少奇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作了檢查。劉少奇說：“怎麼進行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們問我們，怎樣革命？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志，工作組成員也不曉得。”劉少奇把這一情況說成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他說：“我們是想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文化大革命是偉大的，但我們用老眼光看待了新問題，工作組取到了對文化大革命發展不利的作用，我代表中央向紅衛兵小將作檢討……” 
　　說著說著，劉少奇動了感情：“有時沒犯錯誤，人家也說你錯了，是不是？連自己也莫明其妙。” 
　　有人走上去給劉少奇遞了個字條，劉少奇看過之後，聲音又由低沉轉為激昂，他熱情地大聲宣佈說： 
　　“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毛主席看望我們大家來了！” 
　　人民大會堂大廳裡沸騰起來，全體起立，掌聲雷動。在一片歡呼聲中，毛澤東從大會堂的台後走上來，在台口轉了一圈，既沒同劉少奇握手，也沒有同他打一聲招呼，只是向歡呼的紅衛兵揮揮手，顯示了一下最高統帥的風度。毛澤東對劉少奇如此冷淡，連台下不知中央內幕的紅衛兵都看出來了。當毛澤東踏著《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節拍率先離開會場時，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心境大概有著天壤之別吧。 
　　劉少奇是個顧全大局的人。悲涼的心境並沒有在他身上停留多久，又將全付精力撲到了工作上。他沒有想到，一場更加猛烈的攻勢馬上就要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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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好在這時候，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三論”大字報底稿由江青轉到了毛澤東手裡，毛澤東看過後覺得頗對味口，應該抓住這件事做點文章。尤其是紅衛兵在大字報中引用他昔日那句“造反有理”的語錄，更使他感到高興。8月1日，毛澤東欣然命筆，寫下了《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同志們： 
　　你們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給我的兩張大字報以及轉給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們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份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她們紅旗戰鬥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在這裡，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採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定給予熱烈的支持。還有，我們支援你們，我們還要求你們注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於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錯誤以後，也要給以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作人的出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志們予以考慮。” 
　　信的下款，簽名的“毛澤東”三個字，龍飛鳳舞。 
　　8月3日，王任重把清華附中的三個紅衛兵代表召到中南海釣魚臺，向他們展示了毛澤東這封信，紅衛兵驚喜萬分。當即，他們打電話到清華附中紅衛兵辦公室，將這個振奮人心的“特大喜訊”告訴給紅衛兵戰友們。 
　　關於這封信在紅衛兵中引起的反響，當時的一份紅衛兵戰報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這特大的喜訊像春風一樣在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戰士中間傳開了，巨大的暖流激起心頭的熱浪，引下了滿眶的淚水。他們唱啊，跳啊，一片歡騰。他們一遍又一遍地讀著毛主席的來信，這是親切的教誨，深情的囑託，熱烈的支持，語重心長的叮嚀。毛主席的話，像催征的戰鼓，敲擊著紅衛兵戰士灼熱的胸膛；毛主席的信，像春天的雨露，滋潤著革命青少年坦蕩的心田……毛主席的這封信，是我們紅衛兵運動的總綱領。它闡明了紅衛兵運動的性質和任務，指出了紅衛兵運動的鬥爭方向。毛主席這封信，是我們紅衛兵戰士繼續革命的方向盤。它提出了對紅衛兵的革命要求，把‘對反動派造反有理’和‘解放全人類’的金色大字寫到了紅衛兵的戰旗上。毛主席的信，迅速地傳向了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從此，英雄的紅衛兵運動遍及了全中國，震憾了全世界！” 
　　毛澤東寫這封信的目的是要穩住紅衛兵的陣腳，鼓動他們更加大膽地起來造反。毛澤東支援紅衛兵的消息不徑而走，紅衛兵立即成了最光彩的稱號，各大學校的學生組織放棄原來五花八門的組織名稱，紛紛改成了“紅衛兵”。至此，紅衛兵運動開始蔓延全國。 
“炮打司令部” 

　　8月1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開幕，會議由毛澤東親自主持。
　　會上，謝富治首先發難。顯然是毛澤東事前給這位公安部長交了度，不然謝富治炮轟起劉少奇來，就不會如此有恃無恐。 
　　接下來文革小組那幾個頭面人物發言，會場氣氛沉悶壓抑，人人緊張自危。 
　　突然，江青開口了。她走到劉少奇對面，手指著他的鼻子：“劉少奇，你派工作組殘酷鎮壓革命小將，罪大惡極，罄竹難書！你必須親自去向受迫害的革命小將賠禮道歉！”說著，她看一眼會議桌兩邊的其他人，尖著嗓子喊道：“我認為，劉少奇必須到北大、清華去檢討，必須到北大清華聽取革命小將的控訴和批判！我強烈要求主席批准這個革命要求！” 
　　會場啞雀無聲，大家被這突如其來的風波震驚了，不知這裡究竟是黨的高層會議，還是紅衛兵小將的鬥爭會場。 
　　沉默中，劉少奇歎了一口氣，歉意地開口了：“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特別是工作組的問題上出了問題，責任主要由我負。” 
　　毛澤東冷笑一聲：“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 
　　毛澤東天生一副好鬥的性格。有一次，西方一位元記者談到中國人的性格時，用“溫和”二字概括，毛澤東當場反駁：“不，中國人是好鬥性格。”停了一會他又補了一句：“我就是好鬥的。” 
　　博古通今的毛澤東開始講話了：“古之民不歌堯之子丹朱，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書記處，而歌文革小組。”毛澤東引經據典的講話略微深奧了些，但是其中有內涵有深意，並且直接關係到在場許多人的命運，不能不仔細聽。“中央許多部，沒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卻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毛澤東說著把話題一轉，談到了工作組：“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
　　這樣的話，只有毛澤東才敢說。毛澤東越說越激動，點燃一支煙，站了起來，一隻手叉在腰眼上：“規定班與班、系與系、校與校之間一律不准來往，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 
　　毛澤東的大聲指責，使在場的人誰也不敢再開口。 
　　最後，葉劍英打破沉默，說了句為雙方開脫的話：“中國有這麼大的地盤，還有幾百萬軍隊，我們不用怕牛鬼蛇神。” 
　　毛澤東回頭看葉劍英一眼，堅決地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會議無法再開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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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增加對劉少奇等人的威懾力，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還抓了這麼兩件事。第一件事是抓筆桿子：8月5日，毛澤東親自動筆，在一張《北京日報》上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第二件事是抓槍桿子：8月6日晚，毛澤東要他的秘書徐業夫通知在大連養病的林彪到會，林彪在吳法憲的陪同下，乘專列返京，這意味著毛澤東已經牢牢掌握住了軍隊。 
　　下面就這兩件事分別敘述一下。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大字報鉛印後，發給了與會的全體代表，並附有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毛澤東的大字報全文如下：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的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這張大字報，標誌著毛澤東與中央第一線在政治上的決裂。以這張大字報在十一中全會上的發表為開端，文化大革命把鬥爭的鋒芒指向了“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為了表示軍隊對毛澤東的“緊跟”，會上由林彪作了重點發言。林彪謙卑地說：“沒別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沒有別的本事，就是依靠群眾的智慧。”然後林彪把所謂考察幹部的標準歸納為三條：第一條，高舉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罷官；第二條，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搗亂的，同文化大革命搗亂的，罷官；第三條，有沒有革命幹勁，完全沒有幹勁的，罷官。林彪說：“這次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組織上要有個全面的調整。……我們對毛主席的指示要堅決執行，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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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帶頭向劉少奇開炮，劉少奇的日子自然不好過了。即使回到家裡，他的心情也難於平復。在飯桌上吃飯，兒女們誰也不說話，他們隱約聽說父親犯了錯誤，不知該怎麼辦。劉少奇看著孩子們憂鬱的眼睛，似乎明白了他們的心事，微微笑著說：“你們的心情我知道，放心，爸爸會努力認識自己的錯誤的。”說完他臉上依然微微笑著，孩子們卻潸然淚下。 
　　一位跟隨劉少奇多年的老工作人員走過來，遲疑了一下開口說道：“派工作組這麼大的事兒，你怎麼不請示主席呢！？”說著老工作人員聲音哽咽了，“我們盼著你為國家做更多的事，可你怎麼就犯了錯誤呢！……” 
　　劉少奇默默聽著，沉思著。一連幾個小時，他不停地抽煙。最後劉少奇站起來說了一句話： 
　　“我不理解，但我要跟上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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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已經晚了。就在這一次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大的改組。出乎到會絕大多數人的意外，林彪的名字緊排在毛澤東之後，居第二位；而劉少奇的名字由原來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 
　　從此，毛澤東把中央的權力牢牢掌握到了他個人的手中。
1—4、紅海洋 
進攻！再進攻！ 

　　中央八屆十一中會會閉幕之前，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 
　　就在《十六條》通過的當天，林彪在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時作了長篇講話，他說：“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轉過來了，不然，文化大革命運動就會夭折、中斷，資產階級就會佔優勢，我們就要打敗仗”。 
　　第二天，全國各地主要報刊均在頭版頭條位置以套紅大字標題全文刊登了《十六條》。在各種宣傳工具的鼓動下，報喜和歡呼的人流湧向了各省、市委機關所在地。北京市有組織的群眾隊伍川流不息地湧到設在中南海西門附近的中共中央群眾接待站祝賀。鑼鼓聲、鞭炮聲以及“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成一片，連居住在中南海深處的人也為之震動。 
　　在狂喜的人潮中，毛澤東卻在冷靜地思索著。群眾逐步動起來了，這是天大的好事，但是運動的阻力依然不小。就在剛剛結束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也有很多人思想不通。他的頭號政敵劉少奇最後雖然讓步了，但抵觸情緒很多明顯。劉少奇說：“派工作組是經過中央討論並請示主席同意了的，說工作組有缺點可以，但不能說是鎮壓學生運動，更不能說是反革命。”多數委員聽了劉少奇這番話後，在會上持觀望態度，有的甚至當面頂撞毛澤東。在毛澤東使用非正常手段寫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後，劉少奇表示有“保留意見”，並且表示說，制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無意的，是認識問題，他並沒有搞什麼“背後活動”。 
　　種種跡象表明，劉少奇採取的是一種有分寸的退卻方式。用毛澤東的話說，他這是僵而不死，有了機會之後還會反撲過來。 
　　對此，毛澤東態度十分明確：進攻！再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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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攻的辦法是放手發動群眾。現在，毛澤東對他所不信任的那個中央已經採取了組織措施，而以他為首的新的中央剛組建，急需要得到某一方面的支持。他認為這個“某一方面”應該是億萬革命群眾。 
　　8月10日晚7時15分，毛澤東來到中共中央群眾接待站，會見了前來祝賀《十六條》的首都革命群眾。當滿懷激情的群眾看見毛澤東神話般出現在眼前時，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片刻後，他們“全身的血液沸騰了，千萬雙手盡力伸著，希望能碰一碰毛主席那神聖的身軀，更希望能同他握握手”。毛澤東連連說：“同志們好！同志們好！”他被群眾簇擁著登上了接待站講臺上。
　　在講臺上，毛澤東操著地道的湖南腔大聲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他的聲音帶著一種異樣的顫音，在空氣中顫動著。群眾歡呼起來，像潮水般湧動著，激動萬分。當時的《人民日報》刊登的《毛主席會見革命群眾》一文中，有這樣的描寫： 
　　“許多和毛主席握過手的人，他們逢人就說：‘你們趕快來和我握手啊！我的手剛和毛主席握過的！’還有一些人隨後趕來，他們說，能夠走到毛主席剛剛同革命群眾見面的地方，也是莫大的幸福啊！” 
　　面對成千上萬狂熱的群眾，毛澤東並不驚訝，這樣的歡騰場面他已經習慣了。1958年以前，毛澤東是反對個人崇拜的，那時他對個人崇拜保持警惕，甚至有些厭惡。歷史的記憶中，保存著一幀幀共和國領袖同人民群眾水乳交融、魚水相依的畫面。可是1958年以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逐漸在黨內滋生、發展並向社會上蔓延。毛澤東也一改初衷，在對個人崇拜問題的態度上發生了明顯的倒退。在一次會議上他揣出了自己的看法：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恩、列、斯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個人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毛澤東這番話，將領袖與真理劃等號，貌似有理，實則不然。 
　　要發動文化大革命，要摧毀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毛澤東決定小小地利用一下群眾的這種個人崇拜心理。在8月10日這天接見群眾的大會上，毛澤東得到了一個啟示：他在群眾中有著意想不到的巨大威望，直接與群眾見面並發出指示，可以迅速掀起運動的高潮。於是他決定多利用這種公開接見的形式，來組織千百萬文化大革命的大軍。 
　　不久，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上先後8次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 
神聖大檢閱 

　　1966年8月18日，是千百萬紅衛兵難忘的一個日子，也是他們政治生活中一個激動人心的日子。 
　　午夜剛過不久，北京城便蘇醒過來。街上響起了紅衛兵的笑聲、歌聲和呼喊聲。在中央文革的精心安排和組織下，一輛輛軍車把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代表們從各個招待所運到天安門廣場，在那裡，有組織嚴密的首都紅衛兵將他們安排在指定的區域。 
　　廣場上的排列是精心安排的。金水橋兩側由5000名首都紅衛兵糾察隊組成的人牆；在他們前面是北京衛戍區的解放軍警戒線；警戒線之外，分別是北京東城西城區的80萬紅衛兵方隊；再往後，才是那些千里迢迢趕到北京來接受毛澤東檢閱的外省紅衛兵。而天安門城樓兩側的觀禮臺上，是1500名紅衛兵的精英，他們大多數來自清華、北大、北航、清華附中、25中、八一中學等這樣的名頭甚響亮的高、中等學府。 
　　紅衛兵們每人手裡握著紅寶書，臂上戴著鮮豔奪目的紅衛兵袖章。大片大片的紅色燃燒著，照耀著他們，熾烤著他們。 
　　天安門廣場上，各種標語層出不窮，讓人目不暇接：“毛主席萬歲！”、“誓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學習十六條，熟悉十六條，掌握十六條，運用十六條！”、“為實現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偉大號召而努力奮鬥！”……。 
　　東方破曉，人群像螞蟻一樣聚集攏來，並向東西長安街兩頭溢出，上百萬顆年輕的人頭擁護著，攢動著，把整個廣場附近擠得水泄不通。期盼與等待的喧鬧聲如決堤而出的黃河之水，浩浩蕩蕩，洶湧奔騰。 
　　上午7點30分，莊嚴的《東方紅》樂曲從數十個高音嗽叭裡響起；陡地繃緊了百萬紅衛兵們的神經。最激動人心的時刻就要到了！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特大喜事啊。這時，廣場上的百萬紅衛兵屏住呼吸，目光集中到一個方向，心中只有一個聲音在回蕩：毛主席就要來了，毛主席就要來了…… 
　　紅衛兵中出現了騷動。人群沸騰起來了，有的盡力踮起腳尖，有的拼盡全力往前擠，一個女紅衛兵用尖厲的嗓音喊了聲“毛主席萬歲！”頃刻間，天安門廣場地動山搖，震天撼地的口號聲此起彼伏，久久回蕩。 
　　在一個女紅衛兵的陪伴下，毛澤東穿一套草綠色的布軍裝出現在紅衛兵們眼前，他的軍帽上，一顆紅星閃閃發光。毛澤東走過天安門前的金水橋，一直走進群眾的隊伍當中，同周圍的許多人緊緊握手，並且向廣場上的紅衛兵招手致意。 
　　毛澤東穿著綠軍裝，無非是向中央高層顯示他搞文化大革命的決心：“革資產階級的命，大不了我再上一次井岡山。”毛澤東以72歲高齡要重上井岡山打遊擊，不過是一句氣話，但是中央高層的領導誰也不敢怠慢他。這一天，幾乎所有登上天安門城樓的中央領導人全都穿上了綠軍裝，林彪的夫人葉群因為沒能穿上綠軍裝，滿腹怨氣，她把警衛處處長叫到跟前說：“你看，別的軍委副主席今天都穿軍裝，就賀龍跟我過不去，昨天還特別通知了一回，他還是不送軍裝過來。”穿軍裝，成了一種特殊的殊榮，也成了是否緊跟毛澤東的一塊試金石。 
　　在大會進行中，北師大女子附中的紅衛兵方陣裡神情更加緊張專注。這些十六七歲的女紅衛兵們密謀了一個大膽的計劃，這個計劃一旦實現，全國全世界都將對紅衛兵刮目相看。毛澤東走過了金水橋，走到了人群中，高三年級的女紅衛兵代表宋彬彬一摔羊角辮，正一正綠色軍裝上的領子，拉一拉軍裝下擺，沖出隊伍一路向毛澤東小跑過去。 
　　宋彬彬用激動發抖的手向毛澤東獻上一隻標有“紅衛兵”三個字的紅袖章，毛澤東左臂往上抬，讓為名女紅衛兵把紅衛兵的袖章往他胳膊上戴。毛澤東始終微笑地看著這一切，並同她握手，此時，毛澤東感覺到女紅衛兵的手微微抖顫著，是太緊張太興奮了。 
　　毛澤東笑著問她：“你叫什麼名字？” 
　　宋彬彬激動萬分地回答：“叫宋彬彬。” 
　　“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 
　　“是。” 
　　毛澤東笑了笑，說：“要武嘛。” 
　　“毛主席戴上紅衛兵袖章了！”廣場上的紅衛兵們迅速傳送著這一消息，相互熱情擁抱，使勁地拍手慶賀，剛剛擦去的喜悅的眼淚，再一次情不自禁地流了出來。紅衛兵們縱情高呼：“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毛主席是紅衛兵的紅司令。” 
　　毛澤東明白他接受這只紅衛兵袖章意味著什麼。毛澤東支持紅衛兵，當上了紅衛兵的“紅司令”，是出於要“天下大亂”的需要。但是，他也許還沒有仔細想過，一旦“天下大亂”之後，再進行“天下大治”，這些紅衛兵將會變成什麼？ 
　　——陰溝蓋上的幾個煙頭。 
　　——人行道上一堆嚼盡了汁液的甘蔗屑。 
　　——扔在路邊的誰都可以踢上一腳的打狗棒。 
　　——甚至是永遠釘在歷史恥辱柱上遭人唾駡的惡魔。 
　　紅衛兵的悲劇性命運，事實上從它一開始就已經決定了。而歷史總是在人們回首往事時才顯現出其真實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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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封閉禁錮了的中國，在被沖天豪情衝擊得瘋狂了的中國人中間，誰都不會——也不可能去關注我們這顆星球上同時還在發生著什麼。 
　　1966年，中國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同時，羅馬城西北角的梵蒂岡——一座宏偉的、具有佛羅倫斯古典建築風格的教堂裡，閃動著一片昏暗的燭光。徐緩的鐘聲飄蕩著，讚美詩的樂曲低沉地響起來，使人想到莊嚴肅穆的天國。 
　　教皇保羅六世戴著鑲有金剛鑽石、綴有幾束金色流蘇的法冠，穿一身潔白的法衣，走上了教壇。他身後的十字架上，一幅痛苦的耶穌受難圖使教徒們的心境變得十分寧靜。 
　　在保羅六世的聖誕祈禱中有如下的一段話： 
　　“我們必須警惕現代偶像崇拜的危險。如今有個人正竭力樹立自己的個人崇拜。想把自己樹立為不僅僅是思想和歷史、而且是整個現實社會的最高典範。他似乎已相信依靠本身的力量，他就能創造出真正的進步與發達，並求得自己的超凡入聖。換句話說，他竭力尋求他個人的神聖光榮，而不是上帝的光榮。” 
　　保羅六世在說這番話時，神情暗淡，聲音沉鬱。特地坐飛機從歐洲、美洲等地趕來參加這次祈禱的眾多教徒們和教皇一樣，又為這個充滿了困惑的非理性世界添了一份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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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看歷史記載。“八·一八”紅衛兵大檢閱後，《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中宋彬彬在《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一文中寫道： 
　　“這是我終生難忘的一天。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主席還給我取了個有偉大意義的名字。回到家中，我心中一直不能平靜，耳邊總迴響著毛主席的聲音：‘要武嘛。’這句話深深地觸動了我，使我看到了自己離毛主席的要求還差得很遠……今天，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給我們指明了方向，我們起來造反了，我們要武了！” 
　　多少年後，宋彬彬在回顧段歷史時說了一句讓人心酸的話：“青春是美好的，青春在歷史的大樹上結下的果子卻是苦澀的。”苦澀的歷史、往日的幸福與激動全都化作一縷輕煙隨風飄散，留下來的回憶中，便只剩下一大堆尷尬。
　　《人民日報》還發表了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文章：《毛主席接見了我們“紅衛兵”》，文章中寫道： 
　　“今天真是我們全體紅衛兵戰士最幸福的大喜日子！我們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我們紅衛兵代表，我們日夜盼望的最最幸福的時刻，終於來臨了！ 
　　“八點零五分，紅衛兵戰士宋柏林、駱小海、韓軍，實在忍不住無比激動的心情，奔進了天安門城樓，來到了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身邊！他們一見到毛主席，什麼都忘了，只是一個勁地喊：‘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微笑地站了起來，和他們一一握手。這是多麼有力、多麼堅強的手啊！就是這雙手，揮筆寫出了革命真理；就是這雙手，指出了我們前進的方向；就是這雙手，指揮著我們打下了人民的江山；就是這雙手，指揮著我們保衛著人民的江山！緊握這雙革命的手，千言萬語湧上心頭，千言萬語匯成一句話：‘毛主席好！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毛主席慈祥地微笑著說：‘好，好，好！’紅衛兵戰士這才想起還沒有通報姓名，連忙說：‘我們是清華附中紅衛兵。’毛主席問：‘哪一個？’紅衛兵戰士=齊聲答：‘都是清華附中紅衛兵。’ 
　　“紅衛兵戰士激動地對毛主席說：‘我們永遠做您最忠實的小兵’，‘我們要革命，要造反到底！’毛主席說：‘我堅決支持你們！’巨大的鼓舞激勵著紅衛兵戰士，大家什麼都忘了，只有一個念頭道出來：‘毛主席萬歲！’他們再三和毛主席握手，戀戀不捨地走了出來。 
　　“‘毛主席接見我們了！’好消息像閃電一樣傳開了。全體紅衛兵戰士頓時沸騰了。大家齊聲高唱《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造反歌》，異口同聲地說：‘祝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天安門城樓上，紅衛兵們個個意氣風發，同聲歡唱，大家的心啊，早就飛到了毛主席身旁……” 
　　幼稚的筆端流淌出如火的熱情，這一團團火，能點燃整個世界，紅衛兵們當時的情緒，大概只能用“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辭”這句話來形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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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八·一八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會上，林彪作了長篇講話。林彪的講話是經毛澤東親自審閱過的，通篇充滿了“打倒”之類的字眼，是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總動員令。 
　　林彪在講話中說：“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反對形形色色的壓制革命的行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這次大戰役，是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思想的總攻擊。” 
　　周恩來也在大會上講了話。林彪的講話是高調，周恩來的講話是低調。周恩來在講話中說：“一切革命者應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人民的勤務員，先當群眾的學生，後當群眾的先生。”“我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學和各地來的同學，要相互學習，相互支持，交流革命經驗，加強革命的團結。”“無論是北京市的革命師生，還是各地的革命師生，主要的任務是把本單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八·一八”大檢閱，是一場充滿宗教色彩的神聖布禮。毛澤東站立在天安門城樓上，猶如站立在罩著光環的神壇上的宗教領袖，使中國六十年代那一群體充滿政治熱情、誓以解放全人類為已任、衷心擁護和愛戴毛澤東的熱血青年——紅衛兵們，走向了個人崇拜的祭壇。他們還沒有意識到，在即將到來的日子裡，他們將以滿腔熱血甚至生命來血祭這個祭壇。 
　　毛澤東的迷誤，使紅衛兵運動一開始就站到了一個錯誤的起點上。千百萬紅衛兵們將終生這毛澤東的這一錯誤付出沉痛的代價。 
幾個紅衛兵的回顧和反思 

　　徐雅雅，早期紅衛兵運動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作為最早接受毛澤東檢閱的一批老紅衛兵，1966年8月18日，她組織北京市戲劇專科學校的紅衛兵們唱著歌，打著竹板，列著方陣通過天安門廣場。這幫藝術院校的學生們，很懂得表演性質的藝術效果，為了顯示得更加革命一些，幾個男紅衛兵特意去剃了光頭。他們穿著略嫌肥大的舊軍裝，腰間紮著皮帶，頭上戴著軍帽。行進的過程中，他們一邊唱歌，一邊用竹板打出“啪啪”響的節奏，特別神氣威風，也特別引人注目。 
　　也許因為徐雅雅是戲劇學校表演系學生的緣故，“八·一八”大檢閱後，毛澤東又一次檢閱紅衛兵，通知徐雅雅去領喊口號。 
　　天安門廣場，一個萬眾歡呼的紅色海洋。紅旗、紅袖章、紅語錄本……在陽光下閃耀著、翻騰著。徐雅雅回憶說，當時令她最為激動的是，每當她喊口號的聲音剛一落下，那片紅色的海洋裡就會隨之響起山呼海嘯般的回聲。徐雅雅是女中音，聲音不算很高，她喊“毛主席萬歲”這句口號，很脆地把聲音提到頂，尾音拖得長長的，然後慢慢往下滑：“毛——主席萬萬歲——！”那天，她的弟妹們正好也在廣場上，聽見了姐姐的聲音，激動地湧出了淚花。 
　　徐雅雅興本人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我們清醒，卻又糊塗，我們造反，卻又盲從。我們從來沒有懷疑過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只要是毛澤東說過的，指示過的，甚至暗示過的，我們都會為之肝腦塗地。從我們一出生，父母、學校、社會、黨就是這樣教導我們的。不，從我們的父母一代就接受過這樣的教育，他們以遺傳基因的方式，將這些教育注入我們的血肉與生命。生活不容許我們有一絲一毫的懷疑，如果有一點這種念頭，那也可怕得如同叛逆。當我們突然意識到我們錯了時，我們的痛苦比別人深重一百倍。生活，永遠，永遠沒錯；真理，依然是真理！錯就錯在我們的生存！時代，為我們的生存，安排好了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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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年作家陶正，曾是清華附中紅衛兵，也是流行一時的長詩《理想之歌》的執筆者之一。他是這樣回顧那段歷史的： 
　　“當初我們參加紅衛兵，是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的色彩的。我也參加寫了《理想之歌》，今天回頭看看那些‘理想’的內涵是些什麼？有沒有‘農民造反’或‘皇權主義’成分在內？有沒有封建主義的酵母？那個‘理想’是否完全符合時代潮流的大方向？……這一切都要重新地、冷靜地思考和估量。20多年過去了，人到中年了，應當比年輕時減少點蒙昧，添點聰明。” 
　　清華附中領頭扯旗造反的紅衛兵卜大華，命運坎坷不平，“造反”後才4個月，因“炮打中央文革”投入囚籠，隨後又被攆出北京，下放到陝北的山溝裡當知青。卜大華現在在北京一所大學的圖書資料中心諮詢開發部工作，他回顧這一切時說： 
　　“當初參加紅衛兵，真誠地相信，戴上紅袖章，喊幾聲‘反修防修’的口號，在社會上沖幾沖，就能破壞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當初，我是從‘天上’看世界。到了陝北的山溝裡，住進破窯洞，我第一次發現，中國還有這麼落後、貧窮的地方！那些曾為革命灑過熱血的老紅軍、老貧農，仍在吃糠咽菜，看到這些，我流下了眼淚。還搞什麼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願望相距十萬八千里！這時，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在這裡，我發現一種與城裡人的狂熱膜拜相對照的普遍心理：農民在迷信中忍耐，在保守中緘默。這不正是我們民族的精神重負嗎？迷信的時代多麼需要清明的理性呀……” 
　　1966年8月18日，百萬紅衛兵集會在天安門廣場。其時，另一個紅衛兵李冬明還因為反工作組被當作“反革命”關押在一所中學裡。後來毛澤東需要革命的“孫猴子”，李冬明成了北京中學生紅衛兵組織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曾任首都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主任。經歷了一系列人生災難，李冬明現在在某社科研究單位工作，主編了幾十萬言的專著《社會指標》，由當年“激化社會矛盾”的紅衛兵變成了今天“協調社會矛盾”的學者。對紅衛兵運動，他感慨萬千： 
　　“帶著一顆純真的童心，帶著幻想和稚氣進入學校，本指望‘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黨指向哪裡就打向哪裡。文革卷狂飆，滿心希望跟著‘紅司令’幹一番事業。沒曾想到，卻幹了不少蠢事。難道我李冬明天生就有幾根‘反骨’？我也是紅旗下長大的呀！這場動亂，涉及幾億人，危及黨、國家和中華民族。不光查一個人或少數人的責任，還要深刻思索：社會之所以發生十年之久的大動亂，究竟有哪些不和諧的因素？有哪些‘指標’失去平衡？當少數人濫用職權胡作妄為時，為什麼黨和國家不能及時地、有力地扭轉乾坤？” 
　　徐祝莊、陳小川在《為了忘卻的紀念——對“八·一八”的歷史反思》一文中說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們喊得最響的是所謂‘三忠於’、‘四無限’，唱得最多的莫過於‘大海航行靠舵手’、‘他是人民大救星’，這裡反映出來的不正是封建主義的忠君思想和把一切希望寄託於一個‘最高權威’的觀念嗎？他們在‘反修防修’、‘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下，對廣大幹部、知識份子和普通群眾動輒抄家批鬥，刑訊逼供，生殺予奪，決於一口。這裡反映出來的不正是無視、踐踏人的最基本的民主權利的‘草民思想’嗎？他們信奉‘路線鬥爭決定一切’，實際上則‘以人劃線’，只要認為路線正確哪怕是對一個‘造反派’組織的頭頭也提倡絕對服從，這裡反映出來的不正是抹殺獨立的自我意識的人身依附嗎？他們電感自豪的是所謂出身‘紅五類’，以至於公開宣佈什麼‘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裡反映出來的不正是封建宗法思想和血統觀念嗎？諸如此類的事實說明了一點，儘管紅衛兵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詞句時時掛在嘴上，背得滾瓜爛熟，但是佔據他們頭腦的支配他們行動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幾千年來積澱在人們心靈深處的封建主義的思想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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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天安門廣場的大檢閱，上海復旦大學名噪一時的紅衛兵懷念安文江，在青春祭文《我不懺悔》中有一段回憶： 
　　“1966年9月，我懷惴戰友們拼湊的百余元錢，瞞著父母赴京串聯。火車擠得像沙丁魚罐頭，我好不容易在座位底下佔得一席之地，身邊還躺著位捷足先登的女紅衛兵，外語學院的。車過泰安，氣溫陡降，我們還合蓋一件風雨衣，這幅圖景今天看來挺粉色的。但當時的我比坐懷不亂的柳下惠還柳下惠。伊斯蘭教徒到麥加朝聖的虔誠‘淨化’了我們。 
　　“我在北京見了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等，參加了關鋒接見，又經人大附中、清華大學幾名高幹子弟疏通，登上城樓參加了‘九·一五’紅衛兵檢閱。當《東方紅》樂曲驟然響起，毛主席身穿綠軍裝，臂佩紅衛兵袖章在林彪、周恩來陪同下，向我們步步走近時，我的神經都在抖顫，每個細胞都在擴張，眼淚嘩嘩地滾下來。我身後的一個女紅衛兵幸福得昏死了過去……接見完畢已是黃昏，我以百米衝刺的速度沖進電報大樓。樓廳裡正播送‘凡拍發毛主席接見內容的電報概不收費’的通知。太好啦！我一口氣速寫四份，每份電文都長達400字。我要讓復旦、定海、媽媽和兄嫂及定山的貧下中農分享我的幸福！若干年後，在四川甘孜地區，我目睹一長串佛門弟子三步一拜，叩得滿頭鮮血的情狀，我才理解這種‘幸福感’所包容的愚昧。 
　　“我沖騰著幻滅的激情和由此引發的要廝打的衝動。與此同時，毛澤東和中央文革越加鮮明地支持紅衛兵造反，強調‘造反有理’，‘紅衛兵的大方向始終沒有錯’，警告各級領導‘不要干預他們的革命行動’。 
　　“蠱惑、誘騙在光明正大的幌子下進行，本就缺乏辨別力的我們格外有恃無恐。在小說《霧》中，我把紅衛兵比喻為西班牙鬥牛士。‘鬥牛是悍勇且又可悲的。鬥牛士用大紅布挑逗它，撩撥它，它野性悖發噴著鼻息低著腦殼，衝撞，踢踏，搏殺。結果是長矛戳入背脊，短劍穿透心臟，在狂熱的歡呼聲中訇然倒下！’這是我的自畫像，也是一代紅衛兵的群像。” 
　　又是一個紅衛兵身臨其境的描述和醒悟後的沉重感歎。寫這篇文章時，作者安文江在江西的一所中學裡當語文老師，一次，他所執教的高三學生中有幾位在作文中痛駡“喪盡天良的紅衛兵暴徒”，安文江只能報之於苦笑。他對同學們說：“你們把紅衛兵看作希特勒空投的党衛軍或是威虎山潛伏下來的土匪，這是大誤會。我安文江當年就是紅衛兵，而且是‘司令’，你們覺得我象不象座山雕？”課後，一個女學生怯生生地問：“安老師，你說笑話嚇我們吧？”女學生用了一個“嚇”字，可見他們心目中的紅衛兵是何等猙獰恐怖。
　　其實，當年的紅衛兵也就是他們現在這個年齡，十六七歲，十七八歲，卻被歷史永遠釘在了恥辱柱上，遭人唾駡，這顯然是不公正的。回顧歷史需要客觀，回顧歷史也需要赤誠，歷史不是任人貪得侮辱的妓女。遺憾的是，中國的歷史往往被人誤寫誤編誤讀。中國的紅衛兵，總數加起來超過一億人，後人可以抨擊，可以鄙夷，但不可以懷疑他們善良虔誠的動機，不能懷疑因熱血沸騰湧起的忠誠——今天看來那確實是愚忠。安文江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深沉地說道：“假如歷史不能給予他們真實的描繪、客觀的評價，未來必將遭受歷史無情的懲罰。” 
　　另一位當年也是紅衛兵，後來成為著名影星的劉曉慶，在回顧那些“幸福時光”時，仍然飽含熱情，在她的回憶文章《我在毛澤東時代》中有這樣的敘述： 
　　“8月31日，淩晨6點鐘，我們全部從睡夢中驚醒……集合齊，坐上車，我們來到天安門廣場。我們一隊一隊排好坐下來，天安門廣場變成一片綠海。我們睜大眼睛等著、看著。天空中逐漸透出晨曦，天安門廣場顯現出它雄偉莊嚴的輪廓，太陽升起來了，我們開始熱了。我們等啊，等啊，眼睛望穿了……有的紅衛兵開始打瞌睡，他們把頭趴在膝蓋上，一會兒突然從膝蓋上滑到地上，馬上爬起來，睜開眼睛看一下周圍，然後又趴到膝蓋上，重複著艱難的睡覺動作公式。有的紅衛兵乾脆躺在地上，枕著帽子和書包，進入了夢鄉。我站起來，看看天安門廣場，長達幾公里的廣場上蓋滿了東倒西歪的紅衛兵們，像激戰以後的戰場。我坐下來，也不由得上下眼皮打架，眼睛一眨一眨，被籠罩在困倦之中。 
　　“突然，一陣從弱到強的鼓聲響起，天安門廣場上所有的喇叭在最強的鼓聲之後用極大的音量播放《東方紅》的前奏曲，緊接著浩瀚澎湃的《東方紅》交響樂驚天動地地奏響，所有的紅衛兵都從地上跳起來。我的心蹦到了嗓子眼，我清楚地感覺到了它在嘴唇邊、頭上、脖子上一起跳動，百萬紅衛兵眼巴巴地緊緊盯著天安門城樓。 
　　“中央領導人出來了！在幾位首長之後是誰？我們突然看到了毛主席！成千上萬的聲音發出了一個共同的呼喊，我們扔下帽子、挎包、麵包、水壺，拼命地奔向天安門城樓！幾公里的人海不見了，壓縮成一堆綠色的山坡，我們像橄欖球員一樣，一個摞一個拼命地呼喊：‘毛主席萬歲！’參差不齊的口號聲逐漸變成有節奏的呼喊，千千萬萬的紅衛兵對領袖的熱愛像維蘇威火山爆發，像岩漿在翻滾，像泥石流在崩裂，像鋼水在沸騰！我不由自主地跟著大家一起喊著，眼淚不知不覺間流下來、流下來。我恨它們不停地擋住我看毛主席的雙眼，我恨我為什麼是近視眼，我居然看不清楚毛主席，在這寶貴的時刻！我苦苦央求前面有望遠鏡的紅衛兵，他正拿著望遠鏡目不轉睛地盯著城樓上，他的淚水流到嘴邊、脖子上，滴在衣服上，滿臉是幸福的笑容。我不斷地央求他給我看一眼，就一小眼，一下，一分鐘，一秒鐘！拿過來一下就還你！我說話算話！向毛主席保證！向現在就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保證！他被我鬧暈了，居然把望遠鏡遞給了我，我接過來，立刻以最快的速度放在眼睛上。可是我找不到毛主席！我為什麼看不到毛主席？！毛主席不在天安門城樓！突然，滾滾的人海鋪天蓋地地朝我們這邊壓過來，我趴在了地上，背上是數不清的燃燒得近乎瘋狂的紅衛兵。我的雙手撐在地上，支撐著全身的重量，我感覺我透不過氣，我拼命掙扎，力氣在一點一點耗盡，我的手支不住了，我的臉貼在地上，我的顴骨被擠壓著，我聽見我的骨頭在響，我喊不出聲，我覺得窒息，我想我恐怕要死了。還沒有見到毛主席就要死去，太不值得了，太遺憾了！一股求生的本能使我奮力向外衝撞，不顧我將會遍體鱗傷。人群突然神奇地閃開了一個缺口，我的面前出現了一條寬闊的大道，在這瞬間，我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他坐在敞蓬車上，正徐徐向我們駛過來，他像一座雕像，和天一樣高，穿一身軍裝，頻頻向我們招手。隨著他手掌的揮舞，千萬道陽光向我們灑過來，灑在我們的臉上、身上，滲透進我們的心裡。我全身癱軟，被架空在無數紅衛兵的身上，從頭到腳暖洋洋的，無限地幸福籠罩了全身，我的眼淚濕透了綠軍裝的前胸，我忘記了一切，什麼學習成績，什麼前途，什麼生命，都是那麼渺小，那麼無足輕重，那麼不值一提，一切都不能和這個瞬間相比，因為我們見到了毛主席！ 
　　“當然，我還有個深深的遺憾，我沒有同毛主席老人家握手。我雖然恨不得變成神仙和大俠，從人群中飛躍過去到毛主席的身邊，當然我不可能做到。那一天，同毛主席握過手的成了我們最高等的幸運兒，我們所在的二等、三等幸運兒都撲上去拉著他的手，久久不放，差一點把他撕得四分五裂！” 
　　劉曉慶回憶中的狂喜豈止是一個人的狂喜，這是1000多萬在天安門廣場上接受過大檢閱的幸運兒的共同記憶，是銘刻在一代人心靈深處的悲喜交加的青春畫面。
第二章：大串連與破四舊 

2－1、大串連 
北京發出了總動員令 

　　早在1966年6月初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就這樣表達了他的想法：全國各地學生要去北京，應該贊成，應該免費，到北京大鬧一場才高興呀！毛澤東要“天下大亂”，所以有此想法。 
　　8月4日，汪東興在八屆十一中全會華東組會議上說：最近每天有上千學生、上百批來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況，若是一些是外地來的，實際上成了串連。8月16日，陳伯達在外地來京學生群眾會上講話，他根據毛澤東在杭州講話的精神說：“你們這次到北京來，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首都來，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來，經過很多辛苦，不怕大風大雨，你們的行動很對！”陳伯達當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他的講話，實際上是大串連的一個號召和動員。 
　　8月18日，毛澤東對紅衛兵大檢閱。毛澤東是個詩人，他的浪漫氣質使他選擇了大檢閱的方式來發動群眾，而大檢閱確實也使剛剛興起的紅衛兵運動迅速掀起了第一次浪潮。大檢閱後，各地紅衛兵紛紛發出了一浪高過一浪的呼聲：“我們也要到北京！我們也要見毛主席！” 
　　於是，北上，南下，西進，東征。大串連轟轟烈烈興起，紅衛兵一次又一次地被接見，被慫恿，被煽動。大批量青年學生從全國各地雲集北京，虔誠地等待毛澤東的接見，然後，他們又把革命的“火種”帶往神州大地的四面八方。 
　　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於組織外地高等學校革命學生、中等學校革命學生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此《通知》中說： 
　　“外地高等學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農）半讀高等學校）革命師生，除了有病的、已經來過或有其他原因不能來的以外，都可以組織來北京參觀；高等學校教職工可按每50名學生選出革命教職工代表1人參加。 
　　“外地中等學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農）半讀中等專業學校和普通中學）按每10名學生選出革命學生代表1人；教職工按每100名學生選出革命教職工代表1人參加。 
　　“來京參觀一律免費乘坐火車，來京參觀的革命學生和革命教職工生活補助費和交通費由國家財政中開支。 
　　“到京後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負責安排。在京時的飯費，由國家財政開支。” 
　　毛澤東常常突發奇想，做一番驚人之舉。 
　　1958年12月在武昌召開八屆六中全會期間，毛澤東批示印發《三國志》裡的《張魯傳》，並且寫下長長的批語。毛澤東非常欣賞《張魯傳》中的置義米肉、置義舍、以神道治病等作法，認為張魯的五斗米道“帶有不自覺的原始社會主義色彩”。入道的信教者出五斗米，就可以吃飯不要錢，還有義舍可住，有神道治病，何其樂哉！毛澤東大贊張魯的五斗米道，是為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叫好，借古喻今，是毛澤東常用的手法。 
　　然而，效仿張魯的五斗米道創辦的人民公社“天堂”的神話，只是一闕讓人扼腕歎息的蒼涼悲歌。 
　　毛澤東的性格魅力在於他的永不服輸。即使實踐證明是失敗了的東西，他也能看到其成績和光明的一面。毫無疑問，大串連中的“免費乘坐火車”、“飯費由國家財政開支”等作法借鑒了人民公社的一些“經驗”，目的仍是為達到“天下大亂”。這樣史無前例的《通知》，導致了數以千萬人計的大串連。 
　　經毛澤東批准大量印發的陳伯達1966年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大串連、紅衛兵，這些都是群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偉大創造。”“大串連，這一直是毛主席極力支持的，並且主張把這種革命群眾的革命行動大大推廣。”“這種串連，將使全國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各以相互交流，把全國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同時，可以使人們識別誰是真革命，誰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誰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學生，還可以使人們識別什麼是無產階級司令部，而不是相反。”這裡明白無誤地道出了支持大串連的意圖。支援大串連，推廣這種形式、這種方式，完全是為了鼓動造反。 
　　在學生大串連如火如荼之時，各地工人也紛紛到北京、到各大城市串連。交通頓時十分擁擠，鐵路運輸不堪其負擔，連車廂廁所內也擠進了六七個人，車廂下的彈簧到了要斷裂的程度。周恩來同中央文革小組商量，並經毛澤東批准，號召徒步串連，號召有準備有計劃的“長征”。可是只有少數學生徒步，多數學生依然乘車，周遊全國。大量的生活物資和生產資料難以調運，危及了國家的生產和人民的生活。 
　　10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於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暫緩外出串連的緊急通知》。11月16日、12月1日又連續發出通知：一律暫停乘火車、輪船、汽車來北京和到各地進行串連。時屆嚴冬，已有10萬人擠到大寨，又有10萬人擠到井岡山，還不知有多少萬人擠在韶山。天冷，糧缺，路塞，一些地方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告急。軍隊動員了一部分部隊連夜趕做大餅，並派直升飛機到大寨、井岡山空投大餅、衣服、毯子。在空投現場，成千上萬紅衛兵噙著熱淚，連聲高呼“毛主席萬歲！”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對大串連的興趣依然濃厚。1966年12月間，他提出了在全國設立兵站以接待串連者。這個計劃很龐大，實施起來有一定困難，終於只好告吹。但是毛澤東對大串連所寄予的厚望由此可窺一斑。 
北上，南下，西進，東征…… 

　　當年的紅衛兵們誰不記得那場規模空前的大串連？串連的往事和串連路上的漫天飛雪攪和在一起，已被深深掩埋到了記憶深處，大串連的日子，是和充滿浪漫氣息的青春聯繫在一起的，提起它，當年的紅衛兵們誰都能講幾個動情的故事。在他們那一代人的心中，這樣的故事多如路邊繁花，亮如天上星斗。
　　南方的一個小鎮上，生活按部就班地緩慢推進著。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大檢閱的消息傳到這裡，已是強弩之末，但仍然還是掀起了一圈圈漣漪。剛跨進中學的5個少年集合在昏暗的路燈下，悄悄醞釀他們“長征”的宏偉計劃。 
　　老實說，對這場文化大革命，他們缺乏最起碼的瞭解，連飽經滄桑的劉少奇也感歎“老革命碰到了新問題”，這幾個才十二、三歲的孩子，又能苛求他們瞭解什麼呢！？他們要去串連，說穿了，是圖個新鮮好玩，是少年們對外部世界的憧憬和嚮往。 
　　臨到出發的前一天，他們才把這個秘密告訴家人。其中的一位家長堅決不依，將少年反鎖在屋子裡，不許串連。可是這名充滿奇思異想的少年卻翻窗而出，沖到長江邊，揚言要投河，以死抗爭。少年的家長跪在長江邊，請求兒子回來，“有話好說”。儘管如此，那個少年的家長仍落了個阻攔革命小將串連的罪名。 
　　少年背著背包和他的幾個戰友一起出發了，然而他再也沒有回來。在韶山，少年死于一場車禍。當電報將這惡夢般的消息傳回小鎮時，少年的母親當場昏死了過去。 
　　許多年之後，這位母親仍然生活在兒子早夭的陰影中，她反復向人述說她的懊悔：“我真不該讓他去的，我真不該－－”南方的這座小鎮，又多了一位現代祥林嫂。 
　　少年的故事很是平常，和後來在武鬥中死去的那麼多紅衛兵相比，大串連中的死者為數並不算多。更多的紅衛兵高擎一杆“長征”的旗幟，在迷蒙的風雪中且走且唱，不停地散發傳單和毛主席語錄片。大串連，是紅衛兵們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操練和預演。 
　　紅衛兵大串連的洪流猶如春沙沙氾濫時湧出的條條山溪，迅速在全中國形成了無數條佈滿紅旗、紅袖章的河流。北京、延安、井岡山、韶山、大寨、瑞金、遵義待革命聖地聚集了密密層層的頭戴身穿綠軍裝、頭戴綠軍帽的紅衛兵。 
　　據不完全資料統計，1966年8月到12月，滯留在北京的紅衛兵最多時達到250萬，大寨20余萬，韶山40余萬，井岡山茨坪僅三平方公里也聚集了20萬，僅只有400個鋪位的井岡山大廈擠進了一萬多人。夜幕降臨，天空下著大雪，紅衛兵們卻三人合蓋一條被子，有的沒拿到被子的，則六七個人圍坐成一團，中間放條被子取暖，有的則乾脆在身上搭件衣服，將就著過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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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幸運也最實惠的是北上到北京串連的紅衛兵。毛澤東天安門城樓上的大檢閱，煽動起了他們心中潛藏的沖天豪情，天安門成了千百萬紅衛兵們心中最為嚮往的革命聖地。 
　　而且，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能一個子兒不花到那裡串連，當然是件幸福的事。對於南方的紅衛兵來說，心中還有一個激動人心的秘密：到了北京，就能夠看見雪啦！有的紅衛兵則一心只想著嘗一嘗北京烤鴨。儘管北京氣候寒冷，天寒地凍，但是上頭有明文規定，“在接待站每個紅衛兵可憑串連證領借一件大衣”，如此照顧紅衛兵，紅衛兵的滾滾洪流更是從四面八方向北京湧來。 
　　從內蒙古草原的牧羊少女，到西藏高原的翻身農奴；從天山腳下的維吾爾青年，到圖們江畔的朝鮮族小將……紅衛兵跨越萬水千山，聚集到了祖國的心臟－－首都北京。 
　　一個紅衛兵在講述他串連途中的種種困難和險境，另一個紅衛兵在彙報他家鄉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更多的紅衛兵則來到清華、北大校園，學習革命經驗，摘抄大字報。 
　　在接受過毛澤東檢閱過的千百萬紅衛兵中，有一位來自西藏的翻身農奴，這個17歲的紅衛兵手捧一條雪白的哈達，口口聲聲說要親手交給毛主席。那條雪白的哈達上，有他們全村100多人的深重囑託和簽名。 
　　然而，當毛澤東所乘坐的汽車緩緩通過天安門廣場時，這位雙手將哈達高高舉過頭頂的西藏紅衛兵才發現，毛澤東離他仍然十分遙遠。他看見的毛澤東只是一點模糊的影子，距離那麼遠，中間還隔著那麼多人，這個全村人選出的唯一的代表，實在無法完成鄉親們交給他的深重囑託，他“哇”地一聲，坐在地上大哭起來。 
　　當時的報刊上登載的一篇採訪報導中寫道：“時間啊，請你收住腳步；汽車啊，請你開得慢些。翻身農奴的後代，西藏高原的紅衛兵，要把人民救星毛主席多看一眼啊！在那‘百年魔怪舞翩躚’的黑暗日子裡，他的阿爸被狠毒的領主用馬活活拖死在戈壁灘上；他三歲那年，阿媽因為打碎了奴隸主的一個玻璃杯，就被打斷了雙手雙腳，含恨離開了人間。從此，他小小年歲，就成了這座人間地獄中的奴隸。是人民救星毛主席指揮解放軍進軍西藏，使他和百萬翻身農奴一起，翻身見到了太陽！今天，見到了日夜想念的大救星，這個翻身農奴的後代怎麼能夠平靜呢！？” 
　　這位紅衛兵離開首都北京返回西藏之前，專門從住地跑到天安門的紅牆下，捧起一把泥土包進布袋裡，他激動萬分地說：“我要把這包天安門下的紅土帶回西藏，撒在布達拉宮下。天安門和布達拉宮，是西藏人民最神聖電景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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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5日，大連海院15名紅衛兵舉著“大連－－北京長征紅衛隊”的旗幟出發了。一個背包，一個紅袖章，一張尚未成熟的娃娃臉，卻有與年齡不大相稱的沉穩和嚴峻。他們此行，是要像他們的父輩那樣，徒步2000餘公里，到達紅太陽的身邊。經過近一個月的長途跋涉，他們終於勝利抵達目的地。為此，《人民日報》立即發出社論《紅衛兵不怕遠征難》，文中寫道： 
　　“不坐火車汽車，徒步行軍進行大串連，這又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創舉……希望各地的革命學生，在自願和可能的條件下，也這樣做。” 
　　這樣，一支支“長征隊”組成了。有的紅衛兵長征隊索性按照當年紅軍長征二萬五千里的路線再走一遍，以示繼承光榮革命傳統的氣魄和決心。 
　　有的紅衛兵甚至搞起了世界大串連，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種點遍全球。 
　　1966年9月的一天，一輛國際列車在海拉爾被幾十名紅衛兵小將臥軌攔截。列車喘著粗氣緩慢停下，沒等到車停穩，紅衛兵一擁而上，擠進車廂，向蘇聯、東歐等一些國家的乘客散發“紅寶書”、語錄片和紅衛兵戰報之類的傳單，要外國人認真學習毛澤東思想。列車被迫晚點5個多小時，後經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國際列車又才恢復了正常。 
　　同年11月4日，北京第100中學高三學生趙建軍、武熱河與北京56中學學生孫智忠、北航附中學生瞿紹東4人，私自偷越國境進入越南，要求參加抗美援越戰鬥。 
　　中國駐越大使館將4名中國紅衛兵到越南串連的消息報告了國務院，很快，就接到了周恩來親筆簽署的電文： 
　　“朱大使並告四位革命小將： 
　　他們未經中越雙方批准，私自越境，使我們感到為難。但他們在援越部隊鍛練一個時期，在部隊輪換時回國。如胡主席接見革命小將，應由大使陪同。請將4人姓名、年齡、出身、家庭及住址等情況一併報來。此事下不為例。” 
　　這種事，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外交上的被動。但由於當時的政治環境和氣候，這4名紅衛兵的行動也被視作“革命”。此後，周恩來曾與陶鑄等人談過這方面的問題。 
　　陶鑄找到周恩來那兒，皺著眉說：“聽說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涉及國外，特別是東南亞。” 
　　周恩來意味深長地說：“宣傳毛澤東思想，不能強加於人。所以我們做什麼事情，一定要有全域觀念。事情複雜，我們的頭腦就不能簡單。” 
　　說歸說，但是在毛澤東的大力宣導和直接支持下，紅衛兵大串連的勢頭已不可阻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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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岡山，紅衛兵大串連嚮往的革命聖地之一。 
　　據井岡山外事辦公室保存的井岡山革命鬥爭博物館1966年的來賓登記表上反映，紅衛兵赴井岡山串連始于當年9月。 
　　這個月到井岡山的有：東北農學院紅衛兵、哈爾濱紅衛兵、江西九江紅衛兵、桂林紅衛兵、北京紅衛兵、上海交大紅衛兵、哈爾濱工學院紅衛兵、井岡山共大紅衛兵、北京農業大學紅衛兵、北京43中紅衛兵、人大附中紅衛兵、北大附中紅衛兵、湖南水利學院紅衛兵、北京紅衛兵戰校、北京地質學院紅衛兵等。 
　　10月份的記載，頓顯粗略，似有無法詳細記載之難。月末的統計數字是：“紅衛兵共計40批，5743人。”顯然，這個數字是不夠完整的。 
　　報告文學作家胡平、張勝友在《歷史深思錄——井岡山紅衛兵大串連二十周年祭》一文中，對井岡山紅衛兵大串連的情況作了精彩詳細的描述，文中寫道： 
　　“一夜之間，井岡山的肩頭，與北京、上海、廣州等大都市一道，承受了當時中國最沉重的負荷；一夜之間，所有的機關、所有的商店、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學校，有了壓倒一切的任務。山上的中樞機構是紅衛兵接待辦公室，下設宣傳組、秘書組、生活組、保衛組。僅生活組，就配備50余名幹部。接待辦公室下轄17個接待站，在茨坪就有7個。溝邊、拿山、廈坪、石獅口、羅浮、桐木嶺、朱沙沖、黃坳、大井等處也分別設有接待站。大部分接待站，由井岡山附近的吉安、泰和、荷花、寧岡、遂川、安福、永新、永豐等縣負責，每一個接待站由一個縣來一套人馬，從管理幹部，到工作人員、炊事人員，從搭棚到購置鍋盆碗盞，全包了。所需經費和糧食，則由接待辦公室撥付。僅17個接待站的炊事員，加起來就有近千名。” 
　　天南海北奔湧而來的紅衛兵們走進蒼茫的十萬大山中，領略“蒼山似海，殘陽如血”的詩畫意境，心中的豪情又增幾分。他們顧不得放下行李、落實住處，也顧不得拂去滿身灰塵、弄盆熱水來揩把臉、泡泡腳，紅衛兵們登上井岡山的第一件事，就是來到博物館中廳的毛澤東雕像前，齊聲高誦《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 
　　“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巍巍五百里井岡作回音壁，那一字一句不像是從嗓子眼裡流出來的，倒更像是從血管裡湧出來的鮮紅的波濤。 
　　背誦過語錄後，一個個紅衛兵在自己長征隊的旗幟上寫下各人的名字，“在廳的兩側，擺滿了獻上的旗幟。誰都想讓自己的隊旗享有一個醒目的位置，佔據更大的面積。為此，工作人員每天都要收走一批。到大串連結束時，博物館收到的旗幟，疊在一起，下至地板，上至天花板，整整塞滿了一個房間。” 
　　大概是11月的最後幾天，井岡山便下了第一場大雪。雪花紛紛揚揚，飄舞飛揚，漫山遍野銀裝素裹，白雪鎧鎧，頗有詩情畫意。尤其是那些廣東、福建的紅衛兵，生平很少見到過雪景，更不用說大山區中的雪景了，他們高興得手舞足蹈，久久看著那一派冰清玉潔的風光，流連忘返。 
　　然而，歡樂很快被寒冷沖淡了。 
　　氣溫迅速下降，樹枝變成了一串冰條。屋簷下，長短不一的淩冰懸掛下來，像是冬天寒冷的音符。紅衛兵們躲進了接待站的竹棚子裡，圍攏在一堆堆嘶嘶叫喚的炭火前，暖和一下哆嗦個不停的身體。 
　　但是他們心中的熱量似乎並沒有降溫。有消息說，毛澤東要來井岡山接待紅衛兵！而且這消息被紅衛兵戰報的各種傳單和號外喧染得有聲有色。時間：12月9日；地點：茨坪；陪同參加接見的人員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江青、陳伯達……。 
　　各個接待站都在闢謠：毛主席不會來！毛主席不會來！我們沒有得到這方面的任何通知！ 
　　各個接待站都在疏導，乃至採取強制性措施，規定每個紅衛兵在茨坪只能呆兩天，如果到時不走，就收回借的被子。 
　　但是不取作用。先上山的紅衛兵滯留下來，始終不願離開這裡；外省知道這個消息的紅衛兵已經到達南昌，不會不來井岡山；由南昌出發的紅衛兵，到了吉安、拿山，更是不能不上井岡山。 
　　紅衛兵固執地堅信，他們在運動初期在同工作組的鬥爭中遭受了那麼深的壓抑，在步行串連途中經受了那麼多的磨練，毛澤東不會不來接見他們！還有，毛澤東多次表示要“重上井岡山”，如果今天在井岡山接見紅衛兵，不是具有某種特殊的意義嗎！ 
　　不能說紅衛兵想得沒道理。毛澤東是一個具有詩人氣氛的政治領袖，詩的藝術是象徵的藝術。他能在武漢率領千萬游泳健兒劈波斬浪，能在天安門廣場大檢閱動員全國紅衛兵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奮勇衝擊，又為什麼不能來井岡山接見紅衛兵，再來一次新的“農村包圍城市”的壯烈活劇呢！？ 
　　毛澤東一定會來井岡山接見紅衛兵的想法，如此根深蒂固地紮在上了井岡山的紅衛兵們的心裡，“毛主席今天要來慰問我們紅衛兵！”這話不知從誰的口中傳出，經過千百萬紅衛兵的耳朵和嘴，假話傳得越來越像真話。終於有一天，一架運送治療腦膜炎藥品的飛機在茨坪降落下來，謠傳多日的消息幻化出了一幕幕激動人心的場景。 
　　胡平、張勝友在報告文學中寫道： 
　　“所有的眼睛都瞪著灰濛濛的天空，所有的耳朵都豎起來，力求捕捉到那非同凡響的聲音在大氣層裡引起的第一陣顫動…… 
　　“我們，還有這片人山人海，不是一個模子裡倒出來的，卻勝似一個模子裡倒出來的。歷史，還沒有給我們認識自己、也認識同一代人的機會。 
　　“世界上難有這樣漫長的等待，世界上找不到這樣耐心的觀眾。衣服單薄的紅衛兵們在零下二三度的曠野，等了半天，等了一天…… 
　　“那天上午，那片凝固了的、巨大的‘銀幕’上，終於隱隱有了什麼：由弱而強了，是發動機的轟鳴聲；由遠而近了，是一架塗有八一紅星軍徽的直升飛機。 
　　“頃刻間，那海，發生了海嘯：‘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那山，上下起落，左右錯位，似乎是一座火山，即將要有一次偉大的爆發；那圈子，則像一隻四面受強氣壓擠壓的脆弱的氣球，隨時都有可能破碎…… 
　　“直升飛機並沒有立即著陸。它在低空作了多次的盤旋，那道道灼熱的氣流，紛紛掃落樹枝上的冰殼、冰淩，強大得像奧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在俯視人世間的芸芸眾生；它幾次像是要著陸了，又猛地升上去，似乎又有蜻蜓般的小心翼翼，生怕讓什麼東西吃了，或纏了去…… 
　　“身子向後頂去，腳板向前蹬去，解放軍戰士們的手拉得更緊了，彼此的五指，宛如一道鐵鉤。 
　　“這一刹那，站在高坡上的胡平看見，往前湧的人海扯出了後面的幾個口子，口子裡都有結著一層薄冰的糞坑，糞坑裡不斷有閃避不及、被撞下來的紅衛兵，其勢正如中國的改革者在1985年紛紛中箭落馬！已擠到圈子邊的張勝友看到：一個十五六歲、操著寧波口音的紅衛兵喊了一句：‘我要第一個和毛主席握手！’話音還未落地，他和另一個紅衛兵竟沖進了圈內，僅跑了七八米，許是被發動機噴出的氣流那巫師般的力量攝影住，他不動了，身體又往左側了一下，旋即，飛機頭部的螺旋槳劈將下來，一股白色、粘稠的腦液似從高壓水龍頭裡噴射出來，他的兩顆眼珠子，也被打出七八丈遠…… 
　　“前面的紅衛兵都呆住了！圈子內的另一個紅衛兵更是呆住了，幾秒，十幾秒……足足半分鐘之後，他走過去，雙手捧起地上的一攤腦漿，將它們放回到同伴的冒著熱氣的大半邊腦殼裡，似乎這樣能夠起死回生。 
　　“上帝沒有被感動。所有的欣喜，所有的癡迷，同時被螺旋槳劈得粉碎……直升飛機運來的是幾箱貴重藥品——進口的阿拉明、新福林，還有血管緊張素等搶救休克的針劑。 
　　“紅衛兵散去後，在這半邊水田裡，拾到了兩大筐鞋子、襪子…… 
　　“直升飛機只能暫時停在了茨坪，螺旋槳劈壞了，在等著從南昌的向塘機場運送新的螺旋槳來換…… 
　　“驚愕、憤怒的紅衛兵們向空軍造反了，他們誓死要揪出殺害紅衛兵小將的鄶子手和幕後策劃者……。”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毛澤東的挑戰性格和造反情趣在紅衛兵大串連中得到了一次滿足。他自信他代表著人民的利益、正義的事業和人類崇高的理想。無論遇到什麼樣的對手，無論處於什麼樣艱難險阻的境地，他相信自己支都會取得最後的勝利。在他看來，文化大革命這種形式很好。一次毛澤東曾對外國友人這樣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 
　　現在他自認為找到了這種形式，毛澤東高興得不得了。大串連，紅衛兵四處點火，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終於成迅猛燃燒之勢，這更使毛澤東感覺到興奮。 
　　早在大串連開始之前，一次講到西安交大工作組限制學生打電話、電報、上京告狀時，毛澤東就說：“為什麼不准包圍省市委、報館、國務院？西安交大不讓人家打電話，不讓人家派人到中央，為什麼怕人到中央？讓他們來包圍國務院！”在後來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又說：“沒有省委也不要緊，還有地委、縣委呢！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 
　　這樣的話，只有毛澤東才敢講，也只有毛澤東才能講，毛澤東有不同常人的氣魄，他曾經說：“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紅衛兵要學習毛澤東，讓天下大亂，讓歷史亂得斑駁陸離。 
　　數以千萬人計的紅衛兵奔走在千山萬水間，蔚為古今奇觀。同時，北京的紅衛兵紛紛南下，散佈文化大革命的火種。這些最早發起紅衛兵運動的先鋒，因為得天時地利之便，對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聲音聽得最多，領會最深，他們的大串連也就有著不同一般的意義。 
　　每到一地，他們的首要任務是貼大字報，搭辯論台，開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誰？當然是批判當地的“黑省委”、“黑市委”。他們頤指氣使的“天生革命家”派頭使許多人不滿，連當地揭竿而起造反的紅衛兵也被他們的革命陣勢嚇住了，連代表一個省份的共產黨最高層頭頭也能批鬥？當地的紅衛兵感到驚奇、疑惑和不理解。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向南下的北京紅衛兵提出疑問，繼而產生嚴重分歧。北京派出的紅衛兵先後在各地受挫。 
　　在武漢，湖北省掀起了抓“南下一小撮”的活動，當地群眾、紅衛兵在辯論臺上與北京南下的紅衛兵展開激烈辯論，隨之“革命”升溫，北京南下的紅衛兵被圍攻、謾駡甚至被關押。 
　　在上海，北京南下的紅衛兵受到晝夜圍攻。 
　　在貴陽，數萬名當地革命群眾對南下的北京紅衛兵層層包圍。 
　　…… 
　　但是，局勢很快逆轉，中央關於大串連的《通知》和中央文革首長們的講話，給紅衛兵串連者們以極大的鼓舞，他們反過來號召當地革命群眾對操縱圍攻北京紅衛兵的當地黨政領導展開反攻。很快，北京南下的紅衛兵和當地另一部分紅衛兵聯合起來，形成極其浩大的聲勢。北京紅衛兵猶如中國國內戰爭時期第二國際派來的“聯絡員”，他們人數不多，權力極大，能耐也極大，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操縱掌握著當地的運動勢頭。 
　　11月4日，四川省委召開三級幹部會議，傳達10月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會議期間，北京來四川點火的紅衛兵駕到，造了省委的反，三級幹部會議停開，延長到12月初才結束。到了12月底，北京紅衛兵進駐西南局機關和四川省委，局、省委負責人被拉上街頭輪番批鬥。此時，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工作實際上已經中斷。 
　　12月初，北京聶元梓、蒯大富到南京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他們號召當地紅衛兵“踢開黨委鬧革命”，“要炮打司令部，矛頭對準省黨委。”果然，南京市及江蘇省的文化大革命烈火熊熊燃燒起來了。 
　　除了批判之外，外出串連的北京紅衛兵還有一項重要使命，就是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他們一次次發誓，要把全國變成一所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變成一片不摻任何雜質的紅彤彤的汪洋大海。 
　　這一想法最初是由北航“紅旗”戰鬥隊的紅衛兵想出來的。紅衛兵人人佩戴毛澤東像章，手捧毛主席語錄。在中央文革的支援下，他們組織各地紅衛兵，在數天之內，把全國各地大小街道的店鋪門面、房屋牆壁統統塗上紅色油漆，寫上巨幅標語，連小胡同裡的建築物也不肯放過。在商店、住房等處，紅衛兵號召革命群眾用紅紙剪輯各種忠於毛澤東的標誌，貼上牆壁，大門也刷成了鮮紅的顏色。在農村，則豎起一塊塊紅色牌坊，書寫毛主席語錄。那些在破四舊中已經改名的工廠、商店、街道、學校，則一律都非得用紅顏色書寫不可。 
　　“紅海洋”開始氾濫，這種狂熱的個人崇拜，其結果是形式主義盛行，造就和影響了當時以及後來相當一段時間內的社會風尚。宗教儀式般的“早請示晚彙報”出現了；紅小兵扛著紅纓槍攔在路口，要過路者背誦毛主席語錄的鏡頭出現了；一尊尊毛澤東的巨幅塑像在城鄉各地出現了……與此同時，一幕幕人間悲劇也重複出現了。一位教師寫標語發生了筆誤，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坐牢20年；一個農民因背不出毛主席語錄，被綁押遊街，他妻子因此投井自殺；一個老實巴交的工人為把毛澤東畫像上的灰塵撣掉，用手去扶那尊塑像的脖子，被說成“企圖掐死偉大領袖”的惡魔，全家被押送下鄉改造……。 
　　虔誠的紅衛兵，沒有想到他們的狂熱和迷誤會在全國範圍內產生如此惡劣的後果。走過了文化大革命那一段泥濘的路途後，再回首當年的路，面對一枚枚青澀的果子，他們無言，只有痛苦在嚼啃心靈，使靈魂難於安寧。 
　　俄國作家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有這麼一段論述：“產生各國人民運動的，不是如史學家所想的權力，不是精神活動，也不是兩者的結合，而是參與事件的一切人們的活動，並且他們總是這樣的結合的，即：最直接參與事件的人，負的責任最小；反之亦然。” 
　　在毛澤東要“天下大亂”的思想影響下，要那些當時才十七八歲的紅衛兵先行先覺，能預見由於他們的過失造成的嚴重惡果，顯然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公正的。紅衛兵大串連，甘灑一腔熱血，他們此時此刻的行動是迷狂的，是不計後果的。 
　　　　　　　　　※　　　　　　　 ※　　　　　　　　 ※ 
　　井岡山上，造反的第一顆火種，是由東北農學院的紅衛兵點燃的。 
　　9月的一天，井岡山大廈前，十幾個紅衛兵和數十位於此數的當地幹部、群眾，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大辯論。 
　　紅衛兵一方的觀點是：“炮打司令部！炮打井岡山管理局黨委！” 
　　與之對抗的觀點是：“井岡山人不是阿斗，井岡山是文化大革命不需要外界插手！” 
　　針鋒相對，火藥味甚濃。一邊是外來紅衛兵，是毛澤東呼喚出來造反的“孫猴子”；另一邊是革命聖地井岡山的兒女，是從裡紅到外的無產階級。雙方都能從毛澤東的語錄中找到殺傷力極強的武器。 
　　“吃共產黨的飯，穿共產黨的衣，進共產黨的學堂，現在倒跑到井岡山上來造共產黨的反了！”顯然，井岡山兒女們的生活節奏慢了半拍，他們似乎還不知道北京的造反形勢發展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辯論的氣氛越來越緊張，憤怒的井岡山兒女情急之下，有人動手打人了。紅衛兵揪出幾個打手，周圍更多的人群一擁而上，說是勸架，推推搡搡中不斷有人向外地紅衛兵暗送拳頭。紅衛兵跌跌撞撞後退。一場關於如何革命的爭論演變成了街頭地痞似的打鬥。 
　　井岡山造反的第一粒火種熄滅了。熄滅得窩囊，讓人總覺得不甘心。接待站拒絕再留宿，當晚，這一行紅衛兵只得怏怏下山。 
　　11月，東北農學院的紅衛兵再度上山。 
　　這回情況不一樣了。連毛澤東都在“炮打司令部”，井岡山黨委豈有不許造反的道理？ 
　　在羅浮，紅衛兵首次揪鬥了山上的一批領導幹部。 
　　在茨坪，紅衛兵直奔公安局：“你們打電話去學院調查我們的成分、表現，現在必須把黑材料交出來！”紅衛兵聽毛澤東的話起來造反，公安局卻在背後整“黑材料”，企圖“秋後算帳”，紅衛兵們的氣憤可想而知。他們掄起斧頭，把檔櫃、辦公桌亂砸一氣，木屑紛飛，紙張遍地。堂堂的無產階級專政機關，在造反的紅衛兵面前，第一次喪失了威風。 
　　在井岡山博物館裡，紅衛兵在第一展廳的“八一起義”部分，塗寫了“朱德是個大軍閥”、“賀龍是土匪”、“陳毅是老機（機會主義）、老右”等字句；在第三展廳的一幅朱德毛澤東會師、成立紅四軍的巨型油畫上，朱德的腿上被打了叉叉；在第四展廳紅五軍堅持井岡山鬥爭部分，張貼了“這是為大陰謀家、野心家彭德懷歌功頌德！”的標語；在幾排起裝飾作用的松柏木雕圖案上，紅衛兵發現12根葉針組成一圈，無疑象徵著國民黨的黨徽，當即撬下，作為一起嚴重的“反革命事件”，追查誰是設計者及其家庭成分、社會背景；朱德題書的“井岡山革命鬥爭博物館”橫匾被倒了過來，並書上“批判館”三個大字取而代之……。 
　　1967年1月，紅衛兵正式封閉了井岡山博物館。 
揪出黑後臺 

　　1966年12月30日，晚10點。中南海小禮堂裡，湖北省高等院校“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的紅衛兵們一遍又一遍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語錄歌》和“誰要不革命，就滾，滾，滾，滾它媽的蛋”的《造反歌》，等待陶鑄的會見。 
　　紅衛兵的歌聲在中南海上空迴旋著。 
　　時針指向11點。紅衛兵不耐煩了，憤怒地喊道：“陶鑄，快出來！”“陶鑄，快出來！”“快！快！快！陶鑄快出來！”一陣有節奏的喊聲過後，又齊聲唱起了《語錄歌》： 
　　“什麼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麼人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麼人只是口頭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動上則另是一樣，他就是一個口頭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頭上，也在行動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 
　　歌聲停止下來，滿臉倦容的陶鑄剛剛結束了一個會議，匆匆忙忙趕到這兒來了。 
　　以下是紅衛兵和陶鑄的對話： 
　　紅衛兵：（呼口號）炮轟中南局！打倒王任重！打倒調和主義！打倒折衷主義！…… 
　　陶鑄：你們這種會議形式，對我是不恰當的，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組成員，是接見你們。你們這種形式我不贊成。不能跑到中南海來鬧事。 
　　紅衛兵：通令上講得很清楚，我們要求解決問題，不是接見。 
　　陶鑄：你們覺得不是接見，這個會可以不開。 
　　紅衛兵：不開就不開。我們是要解決問題，被說成是鬥爭你，這個說法我們不能接受。 
　　陶鑄：我現在是代表中央接見。你們80個人總不可能都談，你們由5個人提出問題，我來回答，如談不完，還可再談。 
　　紅衛兵：既然講代表，就得15個代表。 
　　陶鑄：不行。原來講座談會是15個代表。 
　　紅衛兵：按你的要求，15個代表座談，其他紅衛兵聽一聽，算哪門子事兒？看來，今天陶鑄沒有誠意。 
　　陶鑄：今天把江蘇的代表都回絕了，怎麼沒有誠意？ 
　　紅衛兵：是因為我們絕食才見到你。 
　　陶鑄：絕食我不贊成。你們要是不吃飯，我今天還不接見你們。 
　　紅衛兵：曉得這個樣，應該不吃飯，看你出不出來見。 
　　陶鑄：別扯這個。今天講5個，超過了5個就不講。我來回答問題。 
　　………… 
　　紅衛兵揪王任重的原因和背景已是一筆混亂的歷史舊帳，梳不清理還亂。紅衛兵應用絕食的方式來求得陶鑄的接見，其政治熱情不能說不高亢，他們的全部過錯在於，整個紅衛兵運動就是一場錯誤，於是紅衛兵所有嚴肅的鬥爭（包括拿生命賭博的絕食）就不僅顯得微不足道，而且有些荒唐可笑了。 
　　紅衛兵不知道，僅憑他們的一腔熱血是能於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重大課題的。何況，由於他們所衝擊的方向是錯誤的，他們的熱血便像西班牙鬥牛場上被刺倒的公牛身上淌下的血液，只配遭到歷史無情的嘲笑。 
　　在中共中央召開的一次例會上，陳毅在打瞌睡。朦朧中，陳毅感到有人在碰自己的胳膊，他扭頭一看，是葉劍英元帥。葉帥使個眼色，遞給陳毅一張紙條，努努嘴，沒多吭聲。陳毅戴上眼鏡細看，葉帥遞來的紙條上寫著一首詞：
　　串連炮轟何時了， 
　　罷官知多少？ 
　　沙場赫赫舊威風， 
　　頂住小將輪番幾回沖！ 
　　嚴冬過盡艱難在， 
　　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一為公， 
　　共產宏圖大道已朝東。 
　　陳毅默讀一遍，回過頭來又默讀一遍，心有所動。他提筆在信箋上飛快劃了龍飛鳳舞的四個字：“絕妙好詞！”後面的驚嘆號又粗又重，濃縮進了陳毅此刻胸中的激昂情感。 
　　過一會，陳毅再次伸手，要過信箋，掏出筆記本，把信箋夾進筆記本中，葉劍英明白，詩人陳毅一定是要唱和一首吧。 
　　但是陳毅的詩始終沒有唱和出來。紅衛兵的衝擊，使陳毅墜入驚濤駭浪中，而陳毅不屈服的性格，更是激怒了紅衛兵，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掀陳”高潮。 
　　在北京外語學院的檔案資料裡，至今還保存著周恩來總理接見紅衛兵的談話記錄，其中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底，短短50天裡，周恩來接見紅衛兵達5次之多，累計20多小時，談話記錄中，有一半的篇幅是為了說服紅衛兵正確對待陳毅。陳毅生性直爽、豁達，敢說敢做，不是周恩來用身體擋住那些明槍暗箭，恐怕十個陳毅也早已擱倒了。 
　　1967年1月19日晚9時，人民大會堂江蘇廳北側的窗戶前，周恩來總理揭開紫紅色天鵝絨窗簾的一角，注視著人民大會堂正門前方萬頭攢動的紅衛兵和衛戍區戰士用身體組成的警戒線。 
　　坐在沙發上的陳毅，像頭困在籠子裡的美洲虎，再一次站起來說：“總理，還是讓我出去和小將們談談。” 
　　“不行，我不准你去見紅衛兵。”周恩來說。 
　　下午，周恩來和陳毅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外賓，還是被幾萬名紅衛兵圍困住了。紅衛兵一次次衝擊警戒線，一遍遍呼喊口號：“打倒陳毅！”“交出陳毅！”3個多小時過去了，這片由高音喇叭、手提話筒和幾萬條喉嚨管組成的喧囂聲浪仍然沒有平息的跡象。在天安門東側，送麵包和茶水的汽車不斷開來，一隊隊紅衛兵輪流到汽車旁吃飯，同時，人民大會堂的幾個大門仍被圍得水泄不通。 
　　周恩來心情沉重。一邊，是要求造反揪鬥的紅衛兵；一邊，是紅衛兵要揪鬥的對象陳毅。周恩來知道，情急之下，紅衛兵是有可能做出任何過激的行動的。 
　　在一次揪鬥會上，陳毅被叫到台前講話，剛開口不久，會場發生了打鬥，騷亂中，一個腰紮皮帶的紅衛兵跳上主席臺，重重打了陳毅一個耳光。在周恩來的保護下，把陳毅帶到了後臺，騷亂才漸趨平緩。 
　　還有一次，紅衛兵當著陳毅和外國大使的面，把駐某國大使的皮鞋拉下，掛在他的脖子上，硬是勒令他下跪、爬行，陳毅上去制止，紅衛兵毫不理睬，還揚言要將陳毅一起批鬥。 
　　這樣的例子太多。周恩來覺得有責任要保護好陳毅。 
　　負責警戒的衛戍區一位團長進來報告，第二道警戒線已被紅衛兵衝垮，請求調來武裝部隊。 
　　周恩來斷然拒絕：“不行。” 
　　在這個時候調來武裝部隊，無異於火上加油。周恩來側過頭對陳毅交待：“記住，不論發生什麼情況，你都不准出去。” 
　　周恩來出現在人民大會堂漢白玉的臺階上。借著廣場上探照燈的光柱，他看到了一幅驚心動魄的圖畫—— 
　　紅衛兵揮舞著密密匝匝的拳頭，砸向手挽著手的軍人。此刻，一支驍勇善戰的軍隊，只得用自己的頭和臉，去承受一場非戰爭的戰爭。那堵人牆微微波動著、顫抖著，顯然已經承受不住超負荷的壓力，像洪水前即將坍塌的大堤。
　　周恩來心中滾過一陣複雜的感情，他猛地推開警衛員，走下臺階，扶起一個頭上還滲著血跡的戰士。一道探照燈雪白的光從面前劃過，沖在前邊的紅衛兵看見了周恩來，飛向戰士的拳頭停在半空中，再也砸不下去了。 
　　處理過無數錯綜複雜情況的周恩來，還從沒有遇到過如此複雜的場面： 
　　一邊是紅領章，紅帽徽； 
　　一邊是紅袖章，紅語錄。 
　　周恩來深吸一口氣，調理一下內心裡的情緒，然後大步走過去，從一個軍人手中奪過手提話筒，大聲向紅衛兵喊話： 
　　“你們今天一定要衝進人民大會堂，那就從我周恩來身上踏過去！” 
　　周恩來的眼睛微微有些潮濕。他的聲音在幾萬名紅衛兵中間傳送著，沖到前邊的紅衛兵，一個個立信了，隨即似湍急的江水打了個旋，往回卷去……。
　　“別往前擠了，停下，停下！” 
　　“安靜，聽周總理講話。” 
　　紅衛兵衝擊的浪潮漸漸平息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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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而易見，紅衛兵揪黑後臺，是由中央文革小組指使暗示的。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黨集團被粉碎後，所陸續披露的大量材料證實了這一點，相信關注文革史的讀者也會關注這一事實，即：紅衛兵只是在某種意義上充當了打狗棒的角色。狗打過了，打狗棒也就被扔了。 
　　讓我們再來看看揪鬥彭德懷的情況。 
　　揪彭德懷，是由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最先提出來的。江青、康生全力支持，王力、關鋒一哄而上。 
　　有後臺撐腰，戚本禹親自給當時北京名噪一時的“五大學生領袖”之一的韓愛晶打電話，戚本禹說：現在文化大革命深入，你們可以到四川把“海瑞”揪回北京。 
　　1966年12月的一個冬夜，成都市永興巷7號彭德懷住宅被來自北京的紅衛兵包圍了。 
　　紅衛兵翻牆而入，宣佈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把彭德懷押往北京。 
　　北京，黨中央所在地，沒有什麼懼怕的。身經百戰、突破過敵人無數次封鎖線的彭大將軍，隨紅衛兵登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 
　　12月28日，火車抵達北京，紅衛兵立即向戚本禹報到。當時，戚本禹正在人民大會堂參加“碰頭會”，他站起來，眉飛色舞地向與會者通報：“當代‘海瑞’彭德懷已由紅衛兵押回北京！” 
　　周恩來一愣，迅速在心中作出決定。他站起來，說道：“此事由我來處理，由我派人去接。”說畢，周恩來離開了會議室，親自將彭德懷安置在京郊的一個軍營裡。 
　　在當時的情況下，連陶鑄、陳毅這樣步步緊跟毛澤東的幹部都難逃批鬥、挨打的厄運，彭德懷作為人們心目中毛澤東的強硬對立派人物，其遭遇是可以想像的。錯綜複雜的形勢下，周恩來盡他的努力保護著一批共產黨的幹部。 
　　彭德懷被監護後，于1967年元旦給毛澤東寫了一封親筆信，信中寫道： 
　　“主席：您命我去三線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擔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負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抓到該部駐成都分部。23日轉北京地院東方紅紅衛兵。於27日押解到京，現被關在中央警衛部隊與該紅衛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後一次敬禮！祝您萬壽無疆！彭德懷。1966年1月1日。” 
　　這封信中有些字句的錯亂，或許能證明彭大將軍當時心中的驚恐情緒吧。
　　由於周恩來總理的保護，在1966年底到1967年的上半年，彭德懷雖然被關押，但還沒有受到後來那種非人道的折磨和摧殘。1967年的酷暑季節，康生、陳伯達、戚本禹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紅衛兵領袖韓愛晶等，下達了折磨摧殘彭德懷的指令。戚本禹明確地說：“你們要彭德懷交待反毛主席的罪行。他要是不老實，得對他厲害點，對他不能客氣。” 
　　有中央文革的支持，紅衛兵開會揪鬥彭德懷。年近七旬的彭德懷七次被“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遍體鱗傷，慘不忍睹。 
　　據北京衛戍區警衛戰士向中央文革送交的一份報告中記載：“昨天北航開了三四十人的小會鬥彭德懷。會上打了彭德懷，打倒七次。前額打破了，肺部有些內傷。明天還要鬥。問韓愛晶為什麼武鬥，他說中央文革小組講‘不要武鬥，但對群眾不要限制太多（意不大武鬥即可）’，並說總理的‘五不’指示是過時的，中央文革是最新指示。” 
　　在一份《關於彭德懷的監護情況》的原始資料中，對彭德懷的情況有這麼一段記錄： 
　　“自19日參加鬥爭會後，食宿大大減少，精神很苦悶……進室後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難，不斷發出哎喲哎喲的聲音，當晚未吃飯，不能吐痰。讓他寫材料時說：‘我現在不能寫。’我們說，那不行。他又說：‘寫不了，要不殺頭算了。’到22日精神稍好，起來後有點發牢騷，不斷出長氣……又躲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20日說：‘今天胸部疼的面積擴大，而且又重了些，從床上起來很疼，也非常困難。起時需要哨兵拉我一下，不然就起不來。’經醫生檢查胸部左右兩側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脈搏和血壓都有增加。” 
　　在為樣一種危難的處境中，彭德懷依然憂國憂民。一天看《人民日報》，一則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這天的《人民日報》上登了一條消息，說到國際市場上銷售鎂的情況，彭德懷浮想連翩，忍不住起身寫信： 
　　“總理：前日閱《人民日報》……因而記得去年四月到石棉礦廠（安順場下游20公里）考察時，該廠礦渣很好，堆積大渡河兩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種礦渣含大量鈣鎂，其次是磷，還有其他礦物質。加工後即成鈣鎂磷肥，用於農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石棉礦渣（礦餘）佔95%，年產四五十噸，設備簡單，成本當然是很低的。……此事可能被擱置。小事情本不應打擾您，但我不知應告何人，希原諒，順祝您永遠健康。石穿。1967年4月20日晚。” 
　　石穿是彭德懷的號。彭德懷信奉“水滴石穿”的哲學。他憂國憂民，身處厄境還在想著鈣鎂磷肥。遺憾的是，現在紅衛兵也在憂國憂民，在紅衛兵的憂國憂民面前，彭德懷的憂國憂民似乎太微不足道，應該讓步。

2—2、破四舊
紅禍彌漫 

　　“八·一八”紅衛兵接受大檢閱時，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講話中第一次提到“破四舊”。林彪說：“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們要掃除一切害人蟲，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所謂“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是個很複雜的社會現象，決不是紅衛兵一朝一夕能破得了的。但是北京的紅衛兵並不那麼認為，他們覺得破四舊容易實行，且能立竿見影。何況破四舊可以使紅衛兵從校園沖向社會，能充分體現紅衛兵的威風。 
　　一開始，紅衛兵破四舊是小心翼翼地試探。 
　　從8月20日開始，一些紅衛兵走上首都街頭，張貼大字報，集會，發表演說，散發關於破四舊的傳單。 
　　中共中央的宣傳喉舌迅速作出了反應。8月2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1966年第11期發表了評論員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緊接著，8月23日的《人民日報》發佈消息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捲首都街道，紅衛兵猛烈衝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廣大革命群眾最熱烈最堅決地支持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在消息旁邊還配以社論《好得很！》。社論中說： 
　　“我們為北京市紅衛兵小將們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歡呼！‘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裡埃。’紅衛兵小將們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正在橫掃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灰塵。 
　　“北京解放已經十七年了，可在修正主義的前北京市委長期把持、壓制下，許多地方的名稱，商店的字名，服務行業的不少陳規陋習，仍然散發著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腐朽氣息，毒化人們的靈魂。廣大革命群眾，對這些實在不能再容忍了！ 
　　“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千千萬萬紅衛兵舉起了鐵掃帚，在短短幾天之內，就把這些代表著剝削階級思想的許多舊風俗習慣，來了個大掃除。 
　　“這是破舊立新的革命行動。閃耀著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的新名稱，新風俗，新習慣誕生在我們偉大的首都，為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增添了無限的光彩。 
　　“處處是革命的標誌和文字，處處是革命的語言和歌聲。每個街道，每個商店，每個行業，都要成為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學校，成為宣傳、執行和捍衛毛澤東思想的陣地。毛澤東思想正在照亮每一個角落。這是一件振奮人心的大事，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紅衛兵的革命精神，將使我們的首都和人民永葆青春。” 
　　有中共中央宣傳喉舌助威，紅衛兵破四舊的紅禍迅速向全國蔓延開來。上海、天津、杭州、武漢、廣州、長沙、濟南、鄭州、南京、福州、哈爾濱、長春、瀋陽、成都、南寧、西寧、銀川、南昌、呼和浩特、烏魯木齊等幾乎所有省會城市和相當部分中等城市，也開始破四舊。新華社8月25日播發了一則新聞稿，詳細報導了“各地革命小將向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動總攻擊”的情況，並且聲稱，紅衛兵破四舊“受到了廣大工人和貧農、下中農群眾最熱烈最堅決的支持。” 
　　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向紅衛兵致敬！》的社論，社論中說道： 
　　“紅衛兵上陣以來，時間並不久，但是他們真正地把整個社會震動了，把舊世界震動了。他們的鬥爭鋒芒，所向披靡，一切剝削階級的舊風俗、舊習慣，都像倒垃圾一樣，被他們掃地出門。一切躲在陰暗角落裡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帳、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勳。” 
　　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在接見大會上講話。他說：“紅衛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組織，像雨後春筍一樣地發展起來。他們走上街頭，橫掃四舊。文化大革命，已經觸及到政治，觸及到經濟。學校的鬥、批、改，發展到社會的鬥、批、改。群眾的革命洪流，正在蕩滌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切污泥濁水，改變著我國的整個社會面貌。” 
　　林彪的講話，是經過毛澤東審閱的。對其中有些提法，毛澤東有另外的看法（如林彪在講話中提出的“四個偉大”，毛澤東就持保留意見，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對卡博·巴布庫說：“又給我封了好幾個官，什麼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我就不高興。但是，有什麼辦法？他們到處這麼搞。”毛澤東這麼說，不知是“偉大的謙虛”還是出於別的什麼原因）毛澤東畢竟是個偉大的戰略家，出於從全域著眼的考慮，他同意了林彪的講話。毛澤東知道，經過了半年多時間的醞釀、點火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火總算點起來了，這很不容易，決不能輕易給自己點的這把火潑冷水。毛澤東要天下大亂，紅衛兵的這些行動“正合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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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喉舌的推波助瀾，紅衛兵破四舊的“革命行動”迅速升級，抄家，砸文物，批鬥黑幫，最後發展到對黑五類大開殺戒。 
　　早在7月28日，江青就在一次會上煽動打人，她說：“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嘛！”“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 
　　8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轉發了公安部給毛澤東、中央的報告《嚴禁出動員警鎮壓革命學生運動》，其中規定：“重申員警一律不得進入學校”，“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員警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負責公安工作的謝富治在甘肅、陝西、湖北和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負責人座談會上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規辦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辦。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 
　　有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撐腰，紅衛兵就像天兵天將下凡，“破四舊去——”一聲呼喊，掀起一陣紅色風暴，降下一陣滂沱大雨，傾盆大雨澆打著全國的每一個角落。 
砸！砸它個稀巴爛！ 

　　自元朝建都以來，北京就是歷代封建王朝的京城，歷史悠久，文物古跡遍地都是。對於紅衛兵來說，這裡無疑是破四舊最好的戰場。 
　　8月20日，北京打響了破四舊的第一槍。北京市第二中學三千多名紅衛兵充當了“尖刀連”的角色，他們首先沖向市內各主要街道路口，張貼革命宣言《向世界宣戰》，其宣言中寫道： 
　　“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我們要批判、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所有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理髮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統統都在當破之列。現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衝擊著資產階級老爺們盤踞的各個陣地，資產階級的溫床保不住了！ 
　　“‘飛機頭’、‘螺旋寶塔式’等稀奇古怪的髮型，‘牛仔褲’、‘牛仔衫’和各式各樣的港式衣裙，以及黃色照片書刊，正在受到嚴重的譴責。我們不要小看這些問題，資產階級復辟的大門，正是從這些地方打開的。我們要徹底剷除這些資產階級的溫床和苗子。為此，我們向理髮、縫紉、照相等行業的革命職工倡議：港式的髮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黃色的書不賣！ 
　　“我們要求在最短的時間內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發樣，燒毀黃色書刊和下流照片。‘牛仔褲’可以改為短褲，餘下部分可以做補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為涼鞋，高跟鞋改為平底鞋，壞書壞照片做廢品處理。 
　　“我們要管。我們要管到底。我們一定要堵住一切鑽向資本主義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義的溫床，決不留情！” 
　　1966年8月的北京城，仿佛是一個處於臨戰狀態的戰場，哪怕一點細微的顫抖，也會引發一場災難性的地震。北京第二中學紅衛兵貼上街頭的宣言，像一顆紅色信號彈，宣告紅衛兵已經出擊，並且搶佔了制高點，形勢十分鼓舞人心。被政治狂熱煽動起來的紅衛兵誰也不甘示弱，紛紛殺出校園，殺向社會，要在文化大革命的戰鬥中爭搶頭功。 
　　破四舊從改名開始。紅衛兵指出，北京是社會主義中國的首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大街上豈能容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留下的臭名字？紅衛兵在市民們的配合和支持下，將商店、工廠、學校、公社等統統改成具有革命意味的名字。“長安街”改為“東方紅大路”，“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為“反修路”，“王府井大街”改為“防修路”，“光華路”改為“援越路”，“王府井商場”改為“北京市百貨商店”，“東安市場”改為“東風市場”，“協和醫院”改為“反帝醫院”，“同仁醫院”改為“工農兵醫院”……。 
　　“尖刀連”大獲全勝，大兵團全面出動，大軍壓境。8月20日傍晚，北京市25中、63中、15中、36中等其他中學的上萬名紅衛兵也開始動手了。 
　　掛了70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了個稀巴爛，正式換成了“北京烤鴨店”的新招牌； 
　　“亨得利鐘錶店”改名為“首都鐘錶店”，革命職工“無不拍手稱快”；
　　當紅衛兵把沿用資本家名字命名的“順昌服裝店”改為“東風服裝店”時，街道上頓時響起一片掌聲，革命群眾齊聲高呼：“東風壓倒西風！”“毛主席萬歲！”……； 
　　在榮寶齋的玻璃櫥窗裡，掛著一張醒目的大字報，標題為《砸碎榮寶齋！》大字報署名為“抗大美術學校（原中央美院附中）紅衛兵”，其文中稱： 
　　“‘榮寶齋’是個黑畫店！幾十年來，剝削勞動人民的血汗，為資產階級小姐、少爺、太太、老爺服務，為封建地主闊老闊少服務，甚至於甘當洋奴才，為外國的大資本家吸血鬼服務。一句話，就是不為工農兵服務，不為社會主義服務。 
　　“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幫頭子鄧拓是你們的大老闆，老主顧！黑畫家‘驢販子’黃胄就是你們的黑後臺……你們這裡已成了黑幫畫家的交易所了！直到無產階級的進軍號角已經吹響，你們仍然在櫥窗裡大掛鄧拓的黑字畫，‘榮寶齋’完全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頑固陣地。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你們休想溜過去，這是不行的，辦不到的。我們紅衛兵堅決不答應。我們就是要把‘榮寶齋’打個身敗名裂！讓它永世不得翻身抬頭！” 
　　在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中，紅衛兵的這一張大字報也許算是“溫和型”的。更多的大字報則會加上“火燒”、“油炸”、“砸爛狗頭”、“千刀萬剮”之類的咒語。 
　　破四舊，決不僅僅停留在貼標語和街道商店改名的淺層次上，貼標語和改名只是前奏曲，只是急風暴雨到來之前掠過大地的第一陣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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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破四舊開始，紅衛兵的形象變得猙獰起來。運動之初就十分激昂的政治激情經過一次次煽動，漸漸變成了歇斯底里般的大發洩。紅衛兵把粗野當革命，上演一場場殘暴的街頭活報劇。是的，一代紅衛兵在自己的悲劇上演之前，先為社會編排了一幕悲劇，這是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事實。 
　　8月23日，燥熱沉悶的空氣似乎要爆炸一般，在“滾，滾，滾，滾它媽的蛋”的《造反歌》鼓舞下，一隊腰紮皮帶、頭戴軍帽的紅衛兵少男少女闖進北京市文聯、文化局大院。先沖進編輯部，把刊物、稿件撕碎；又沖進會議室，用剪刀將精神貴族們養尊處優的一張張沙發戳上大窟窿；然後翻箱倒櫃，將庫室中的刀槍劍戟、蟒袍羅衫等京劇戲裝和道具堆積到國子監（孔廟）大院中央，遍灑汽油，縱火焚燒。火點燃後，紅衛兵命令那些精神貴族們在濃煙四周跪成一圈，並用木刀向他們身體上、腦袋上砍去。 
　　8月23日，同一天，北京體育學院“八·一八”紅衛兵200多人到頤和園砸碎了釋迦牟尼的塑像。 
　　在此前後，破四舊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展開。 
　　山東2中的紅衛兵和革命教師，想到了要砸武訓墓。柳林農業中學、衛生學校的紅衛兵前來聲援，一齊砸向墳墓，挖出武訓屍體，抬屍遊行，並在柳林北門外場院舉行審判大會，最後將屍骨砸爛焚燒。 
　　位於我國最北端城市哈爾濱市的名寺——極樂寺，被一群紅衛兵搗毀，寺廟牆上貼滿了標語，紅衛兵勒令和尚們舉著“什麼佛經全是放屁”的大橫幅在寺院門前示眾，然後焚燒經書，搗毀佛陀塑像。 
　　河南洛陽，砸掉了價值連城的龍門石窟無數小佛像的頭顱。 
　　最南端的海南島，搗毀了海瑞墓。 
　　進入9月，破四舊砸風更盛。據同興撰寫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淚》一文記載：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跡中，有4922處被毀掉，其中大多數毀於1966年8、9月間的破四舊中。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市僅從各個煉銅廠裡就搶救出來各類金屬文物117噸；從造紙廠搶救出圖書資料320噸；從各個查抄物資的集中點挑揀出字畫十八萬五千件，古舊圖書236萬冊，其他各類雜項文物53萬多件。 
　　在破四舊中，牛鬼蛇神們理所當然遭到了打罵、淩辱、抄家等無端污辱。1966年8、9月間，僅北京市被趕出城市遣回原藉者就達到85198人。在上海，從8月23日到9月8日，紅衛兵抄家84222戶，其中高級知識份子和教師1231戶。在有東方威尼斯之稱的蘇州，被抄家者64056戶。查抄搜繳財產中，僅圖書、字畫、文物三樣就達17萬件以上，其中包括知名人士周瘦鵑視若生命的“飲馬圖”、“石孚”和“裂雲穿石”的三盆盆景。各地所抄出的財物，大量是生活用品，有傢俱、衣物、被褥、化妝品、鞋襪、毛巾、電視機、鋼琴、手風琴等等，一律置放在光天化日下，任憑風吹雨打，日曬夜露。破四舊後期，這些財物大多數被作廉價處理。 
　　僅僅一個多月，北京市抄家所抄走的黃金10.31萬兩，白銀34.52萬兩，現金5545.99萬元，文物和玉器61.36萬件。據目擊者稱，每次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後，天安門廣場總是一片狼藉，在丟棄的鞋帽和紅寶書中，竟然夾雜著不少的金銀飾品。同樣，在北京，非法沒收私房52萬間，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間，共有124萬平方米的私房遭此厄運。 
一張紅衛兵的通令 

　　破四舊的活靶子是那些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這些“封、資、修”的代表人物，人還在，心不死，必須對他們實行最嚴厲的革命行動。結果，除民建外，其他所有民主黨派在京中央委員100餘人被紅衛兵鬥爭或抄家，佔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民革中央委員31人，民盟36人，民進8人，農工民主黨8人，九三學社8人。工商聯僅在8月24日下午被揪鬥者就有13人。這些民主黨派在當天接到紅衛兵的“最後通牒”，限期72小時內全部解散，並登報聲明。第二天，各民主黨派機關紛紛貼出“通告”，聲稱“我們堅決接受紅衛兵的意見，從即日起停止辦公”。 
　　一切都像是喝醉酒的醉漢胡編濫造寫成的街頭鬧劇，卻又比任何一部最成功的荒誕劇更加真實可信。只是，看這幕劇時，誰都忍不住會有滿眶熱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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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東四鬧市區附近前廠胡同的一個院落裡，住著四位前國民黨的高級將領—— 
　　唐生明，湖南東安人，唐生智的胞弟，黃埔四期出身，國民黨中將，1956年從香港起義歸來。唐的夫人徐來是解放前的著名影星，有“標準美人”之稱，曾主演過《漁家女》等影片。 
　　鄭庭芨，海南文昌人，鄭介民的堂弟，黃埔五期出身，國民黨中將軍長。1959年12月特赦後與家人團聚，舉家搬進了古老的四合院。 
　　宋希濂，湖南湘鄉人，黃埔一期出身，原國民黨中將副司令長官兼兵團司令。1959年12月特赦後，經候鏡如夫婦介紹，與易吟先女士結婚，搬進該院中安度晚年。 
　　杜聿明，陝西榆林人，黃埔一期出身，國民黨中將副司令長官。1959年12月特赦後，其夫人曹秀清從美國繞道瑞士返回北京，與杜聿明團聚，並決定在此長期定居。 
　　在中國現代史的風風雨雨中，這四個人的身影頗為引人注目。他們經歷了太多的沉與浮，現在的職務有的是全國政協委員，有的是全國政協文史專員，開會，學習，撰寫史料，成了他們後半生的主要事情。四個人在同一個單位，同一個辦公室上班，由政協按月發給工資。工作學習之餘，他們在院子裡栽栽花，種幾株果樹，體味著昔日軍戎生涯中難以體味到的清靜和幽雅，日子過得也還算有些韻味。 
　　突如一夜寒風來，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再一次打破了他們的寧靜。 
　　從5月起，政治風聲便越來越緊，他們心上那根無形的弦也就越繃越緊。各種小道消息使他們忐忑不安，他們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夾起尾巴做人”。上班時在機關埋頭工作，下班後各自回家，關上門，決不多說一句話。 
　　破四舊了，紅衛兵殺向社會，令人心驚肉跳的殘酷鬥爭開始了，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終於，有一天下班後，他們看見大院的門口貼著一張紅衛兵的《通令》： 
　　“國民黨殘渣餘孽、牛鬼蛇神們： 
　　你們聽著—— 
　　1、勒令你們自動減低工資，過與勞動人民同等的生活。 
　　2、勒令你們不許雇用保姆，禁止再過寄生蟲生活。 
　　3、勒令你們從明天起，分工負責清掃前廠胡同，不得有誤。” 
　　下面的落款是“某某中學紅衛兵。1966年8月26日。” 
　　在中國特定的政治環境中，造就了人們普遍存在的恐懼心理，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更不用說他們這樣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了。看過白紙黑字的《通令》後，杜聿明、宋希濂、鄭庭笈共商對策，決定立即答覆紅衛兵。 
　　於是，由宋希濂執筆，匆匆成文： 
　　“誠懇接受紅衛兵小將的監督和改造！ 
　　1、每月工資已從本月起由政協機關扣除，減低工資，與勞動人民過同等生活是應該的。 
　　2、我們沒有雇用保姆。今後也不會再雇。過寄生蟲生活是可恥的。 
　　3、從明天起，保證把分配給我們的胡同地段打掃得乾乾淨淨。另外還有什麼活，只要我們能做的，還可以多幹一些。” 
　　下面的落款是“杜聿明、宋希濂、鄭庭笈。” 
　　唐生明單獨另寫一張，以示起義將領與特赦人員有所區別。 
　　他們的條文貼出後的當天下午，一支20多人的紅衛兵小分隊開進了前廠胡同。紅衛兵命令杜聿明、宋希濂、鄭庭笈和唐生明一字排開，在大院中央站著。一個高個頭的紅衛兵頭頭發令，讓四個人自報家門。 
　　杜聿明、宋希濂、鄭庭笈都如實作答，再次懇請紅衛兵小將監督改造。唐生明在自報家門時，多說了一句自己是起義人員，共產黨、毛主席有政策。高個頭紅衛兵冷笑一聲，走到唐生明跟前，用右手戳戳唐的肚皮：“什麼起義不起義，瞧你這大肚皮，吸了勞動人民多少血汗！都是一丘之貉，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 
　　話畢，高個頭紅衛兵宣佈道：“你們都是血債累累的國民黨戰犯，對你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你們膽敢有任何搗亂行為，都將自取滅亡！” 
　　在紅衛兵訓話期間，四位前國民黨高級將領一個個提心吊膽，連大氣都不敢出，低著頭，靜靜地聽著。紅衛兵宣佈完畢，院子裡響起一陣口號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雖然“就叫他滅亡”裡的他指的是他們四人，可他們四人不能不跟著喊口號。紅衛兵喊完口號，排著隊，雄赳赳地走了。四個將軍互相望一眼，默默無語地回到了各自的房間。 
　　第二天清晨，杜聿明、宋希濂、鄭庭笈和唐生明四人各執地把掃帚，分段打掃胡同。他們商定，如果白天發現胡同太髒，還可隨時補掃。幾天後的一個中午，運送垃圾的工人沿胡同撒了些髒土，他們更是相約著再次打掃。正掃著，一個上了年紀的居委會主任走過來說：“你們一天清掃一次就可以了，這胡同一天到晚不知多少人走過，還能保證一點不髒？你們也是上了年紀的人，我看一天就不必打掃幾次了。” 
　　這幾句話，讓他們感動得不知該說什麼好。 
　　話聽在心裡，胡同仍得天天打掃。紅衛兵總部經常派人來查看，可能是對戰犯們的表現還滿意，也就沒有再發佈新的勒令。不久，大串連開始，紅衛兵忙於到全國各地去串連，點燃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便再也沒有光顧前廠胡同中的這個四合院了。 
　　但是，他們四人仍然自覺地堅持打掃。 
　　直到1966年國慶日，他們突然接到天安門觀禮的請柬，並安排小汽車接送，這頗為讓人感到意外。文化大革命前，每年國慶日也這樣上觀禮台，但今年形勢不同，能上觀禮台，意味著他們的前途還不至於會太危險。如同密集的烏雲中透出一絲陽光，他們看到了一點希望。那幾天，他們每家都殺雞剁肉，聊天喝酒，個個喜笑顏開，以示慶賀。 
　　這一年的國慶日在歡快中度過了。 
　　10月2日清晨，他們四個人依然扛著掃帚，到胡同中掃地。在門口，那位居委會主任把他們攔住了，她說：“居委會已作了研究，認為一面到天安門觀禮，一面又被勒令到胡同裡掃地，是不合適的。我特地來通知你們，從今天起，再也用不著天天掃地了。” 
　　四位將軍頗為感動。他們仍然堅持掃最後一次地。回到院子裡，他們一個個在心中默默地想，這下好了，風暴過去，運動結束，生活又恢復了正常，再也不用提心吊膽過日子了。殊不知，這種善良的想法，只是他們單方面的願望。文革剛剛開始，更大的風暴還在後頭。炎夏過去了，還將有淒涼的秋、酷寒的冬……。 
　　在以後漫長的歲月裡，四合院的評價們又遭遇到了些什麼呢！？唐生明夫婦受盡淩辱，被捕入獄，妻子徐來女士冤死獄中；杜聿明、宋希濂、鄭庭笈命運稍好一點，沒被關進牢房，但同樣被抄家，受到種種污辱，從事各種繁重的體力勞動——那就不再是輕鬆的掃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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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量民主人士遭遇到滅頂之災時，周恩來站出來，盡他的努力保護了一批人物。 
　　8月30日，86歲高齡的章士釗致信毛澤東，反映紅衛兵去他家抄家時的粗暴情景，信中懇請毛澤東“在可能範圍內稍稍轉圜一下”。毛澤東當天批示：“送總理酌處，應予以保護。”周恩來立即對章士釗先生採取有效的保護措施。同一天，周恩來還親筆開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 
　　9月1日，周恩來在首都紅衛兵代表的第一次座談會上講話。他說：“你們要講政策，要團結大多數。”“凡是地、富、反、壞、右，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人都打擊，那就廣了。”“右派份子，已經摘了帽子的就不算了。”“資產階級，我們批判他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違法行為，如果一般資產階級分子他老老實實，奉公守法，有選舉權，不一定馬上打倒他。因為他沒有做破壞工作。” 
　　10月3日，周恩來對來自全國的紅衛兵說：“在鬥爭中不要到處沒收財物，要由公安局統一沒收。”“政協還是要的，毛主席還是政協名譽主席，我還是主席呐。有人提出要消滅伊斯蘭教，世界上四億人信伊斯蘭教，中國也有1400萬人，不能提出這個問題。” 
　　在上海，一些紅衛兵衝擊宋慶齡的住所，要剪去她的長裙，沒收她的書藉。9月1日，周恩來在北京對紅衛兵講話，突出地講了應該尊重宋慶齡。此事反映到毛澤東處，毛澤東立即派出江青，代表他去拜訪已受驚擾的宋慶齡。 
　　江青遵照毛澤東的意見，向宋慶齡解釋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宋慶齡靜靜地聽著，聽完了，反問一句：“但是總得有所控制，傷害無辜是不對的。” 
　　江青陡地感到渾身透涼，她以暗含敵意的目光盯著面前這位比她年長一輩的名門淑女，頗感尷尬。同時，江青仿佛感到自己受了侮辱。紅衛兵一度曾被江青視作她的私有財產，她簡直不敢想像，竟有人當著她的面指出紅衛兵運動是錯誤的。 
　　宋慶齡出於愛心，而對國家的前途命運憂心如焚，但是這個國家不會因為她的愛，免除掉人類歷史上的一場大災難。 
紅色恐怖萬歲！ 

　　紅衛兵在回顧往日的這一段歷史時，血跡班班的面目連他們自己也不忍辯認。 
　　北京中學紅衛兵成立了敢死隊性質的“糾察隊”，私設監獄，私設勞改所和刑堂。僅北京市一中、六中的勞改所裡，就打死、打傷致殘不少於200人。在一所中學的刑堂裡，紅衛兵用酷刑之後淌在地上的人血，在雪白的牆壁上塗寫了一條標語： 
　　“紅色恐怖萬歲！” 
　　這條標語，使人想起德國納粹的慘無人道，也為文革瘋狂的歲月提供了一條最妙的注腳。走遍中國的大江南北，哪裡沒有滴血的皮鞭？何處沒有冤屈的鬼魂？ 
　　“打狗棒”發瘋了！ 
　　中國發瘋了！ 
　　作家蕭乾先生在《北京城雜記》一文中這樣寫道：“到1966年紅8月，革命就由陰慘慘變為血淋淋了。丟在胡同口垃圾堆上的六條屍首，有人說還沒斷氣呢！！就拉到火葬場去了。大孩子告訴我，他們高中那位幹了一輩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師被打死後，造反派非逼著校長在陽臺上抱著屍體跳舞——他乾脆跳了樓。那陣子，對許多人來說，死比活著美麗多了，有吸引力多了。” 
　　這哪裡還是人間？這分明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間地獄圖。一個民族到了生不如死，死比活著還美麗、還有吸引力的地步，這個民族實際上已經墮入到萬劫難複的罪惡深淵中去了。 
　　在“紅色恐怖萬歲”的旗幟下，文革暴行更加肆無忌憚。打人殺人的事屢屢發生，暴力和武鬥暢通無阻。 
　　據北京市八中老紅衛兵計三猛回憶，在搞過一陣抄家後，紅衛兵認為這種行動太文雅，不象造反，不夠暴烈，是小兒科。 
　　於是，他們殺向社會，幹了一件暴烈的事。 
　　據居委會反映，有個叫“西山老大”的流氓頭子組織了個“紅山會”，專門同紅衛兵作對。“紅山會”的標誌，是人人穿一件紅背心。 
　　居然有人敢同紅衛兵作對！這一下紅衛兵憤怒了，憋在血管裡的熱血加速了流淌，青春期的騷動能量，轉換成“革命的暴力”。 
　　大街上，凡是見到穿紅背心的，全都遭秧。見一個抓一個，抓一個打一個，一時間，商店裡的紅背心全都賣不出去了。誰還敢穿紅背心呢！？ 
　　8月的一天，紅衛兵得到情報：“紅山會”今晚在某地集合。聞訊後紅衛兵迅速行動，大隊人馬準時包抄集會地點，終於將“西山老大”生擒。 
　　“西山老大”是個硬漢，無論怎麼打，怎麼吊，怎麼捆，怎麼用皮帶抽，他都不認錯。最後，紅衛兵想出了一個新招。 
　　在一條甬道上，一群紅衛兵押著“西山老大”往前走著，後面一幫紅衛兵舉起當年軍訓用的木槍，對準“西山老大”的後背，喊一聲口令，猛一下刺過去： 
　　“突刺——刺！” 
　　“通”地一聲，“西山老大”被刺倒了，沉重地摔在磚地上，腦袋被尖石劃開了一道口子，鮮血順著鼻溝往下流。 
　　“起來！爬起來！”紅衛兵齊聲怒吼。 
　　“西山老大”剛剛站起來，後面又響起一通口令：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一次摔倒。 
　　“把他扶起來！”紅衛兵說。 
　　“西山老大”再次搖搖晃晃站起來。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倒下了…… 
　　這是一場十分殘酷的“遊戲”，“西山老大”一次次被刺倒，又一次次站起來。他的身體越來越虛弱，臉上淌滿血水。紅衛兵參加軍訓的學到的東西，終於可以派上用場了。 
　　那天，“西山老大”活活被紅衛兵刺死在木槍下。這還不夠解恨，一個紅衛兵朝他滿是傷痕的肚子上又惡狠狠地捅了一槍。 
　　死了個“西山老大”算不了什麼，一個電話，火葬場就來人抬走屍體，一燒了之。計三猛在回憶這件事時說：“至今，也無人問起過這件事、這個人，也不知道‘西山老大’是罪有應得，還是冤魂屈鬼。紅衛兵判處他的全部依據是居委會的小報告，那個時代，那種小報告，又有多少可靠性呢！？” 
　　可悲的是，對那些參預製造暴行的多數人來說，暴行在他們心中並不是“惡”，而是一種合乎革命道德的“美”，是體現革命性的最好手段。而當時所有的宣傳機器和中央文革要員面對這些血腥的事實時，總是異口同聲地贊道：“好得很！”那些明目張膽的殺人，他們是真正的幕後兇手。 
　　據中共中央1980年第77號檔中的附件材料所公佈的資料，1966年8、9月間的40天裡，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 
　　其中最駭人聽聞的是北京市大興縣的事例。 
　　8月26日，大興縣公安局召開局務會議，傳達了當時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在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謝富治在講話中說：“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跟他們取得聯繫，和他們建立感情，供給他們情況，把四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 
　　8月27日，紅衛兵在大興縣公安局的配合下，對四類分子大開殺戒。 
　　一方面打人殺人，一方面謠言四起：打人殺人這事，“公社知道，縣裡知道，市里也知道，連周總理都支持。”有妖言蠱惑人心，批鬥、打人、殺人之風愈演愈烈。由鬥打表現不好的個別四類分子，發展到鬥打一般四類分子；由一個大隊消滅一兩個、兩三個“尖子”，發展到消滅十幾個，再發展到亂殺家屬和一般有問題的從，最後發展到殺盡全家！ 
　　從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時間，大興縣13個公社、48個大隊被殺害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滿門抄斬22戶，其中年齡最大者80歲，最小的出生才38天！ 
　　“紅色恐怖”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法西斯恐怖”！ 
鍍金的天空飄滿死者彎曲的倒影…… 

　　在這樣的情形下，那些一輩子孤傲清高的知識份子尤其倒楣。一方面，他們白天得接受拳腳交加的批鬥；另一方面，他們夜晚還得接受來自內心的良心和道德的審判——那是一場不亞于白天批鬥場面的痛苦折磨。 
　　與其活著遭受非人的淩辱，不如一死了之。 
　　於是不少人選擇了死。自殺，成了他們反抗的唯一手段。 
　　在這樣的時候，死是美麗的。 
　　在這樣的時候，他們用生命向人類敲響了聲聲警鐘。 
　　有權威人士在分析文革中出現的大量自殺現象時，提出了其中的三大特徵： 
　　一是超高百分比，自殺創下了駭人聽聞的新記錄； 
　　二是全方位分佈，自殺者幾乎遍佈一切黨派、團體、職業、年齡和職位；
　　三是自殺者中，集中了一批中華民族最優秀的人物。 
　　當我們寫下那些自殺者的名字時，內心裡不能不對他們肅然起敬：鄧拓、李立三、閻紅彥、老舍、吳晗、翦伯贊、傅雷、以群、聞捷、海默、上官雲珠、筱白玉霜、容國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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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8月23日，一個猙獰的日子。 
　　事實上，著名作家老舍的人生悲劇在此之前就已經開始了。首先是病魔襲擊，入夏以來，老捨身體便感覺不適，一天夜裡突然大吐血，總量竟有半痰盂，他當即被送往北京醫院。住院半月，出院時，醫生囑咐他在家多休養些日子，老舍卻急著要上班參加文化大革命。命運無情地嘲弄了他的獻身精神，老舍加速度地走向了他生命的終點。 
　　這天，紅衛兵破四舊，沖進北京市文聯、文化局大院，燒戲裝燒道具，並且還揪出幾個“黑幫”要帶走參加批鬥。身為市文聯主席的老舍看見自己的老朋友、老部下都被點了名，便主動地站了出來。沒想到他的正直，恰恰要了他的命。當時有人認出了他，大聲叫喊：“這是老舍！是他們的主席！是大反動權威！揪他上車！” 
　　紅衛兵勒令“黑幫”們在熊熊燃燒的戲裝道具周圍跪成一圈，用木刀朝他們身上、頭上砍殺。突然，一個紅衛兵喊了一聲：“這老東西的頭破了，流血了，他媽的太嫩！”這個流血了的“老東西”就是老舍。鮮血從他的頭頂上一串串沁出，順著他的額角和臉頰，流進了衣領遮掩下的脖子裡……。 
　　老舍沒有揩去額角上的血跡，他的臉色煞白，眼睛在鏡片後閃動著異樣的光。 
　　批鬥完畢後，老舍被接回市文聯機關，繼續接受數百名紅衛兵的審訊。皮帶、拳頭、皮靴和雨點般密集的唾沫打向老舍。紅衛兵向老舍提出了幾個挑釁性的問題，老舍冷靜地作了回答。然而，這些冷靜的、捍衛人的尊嚴的回答，似乎更加激怒了紅衛兵，招致來的是更殘酷的肉體折磨。 
　　老舍明白了：他的任何回答都是無用的。除非他象狗一樣趴在地上，任人拳打腳踢。可是老舍的骨氣使他註定了不會象斷了脊樑骨的癩皮狗，他不再低頭，不再說話，也不再舉手中的牌子。 
　　“低頭，舉起牌子來！”紅衛兵沖他喊道。 
　　老舍使足了殘存身內的微弱氣力，將手中的牌子憤然扔在地上。他完全清楚這一擲意味著什麼。牌子碰到他面前的一個女紅衛兵身體後落在了地上。 
　　紅衛兵們沸騰了。老舍被當作現行反革命被扭送到派出所。爾後，尾隨而來的紅衛兵在派出所裡輪番毆打這位老人，直到深夜。 
　　淩晨，老舍被放回家。離開派出所前，他被通知，早上必須拿著“現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聯報到。 
　　他卻到另一個地方報到去了。25日淩晨，老舍的屍體被人在太平湖邊發現，他被打撈起來，放在湖邊。一位好心的人實在看不下去，找了張破席，掩蓋在他的屍體上。 
　　太平湖公園的看門人說，8月24日，這位老人在這裡坐了一整天，從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老人像一尊泥塑，幾乎沒挪窩。估計，老舍悲劇最後落幕的時間是在午夜。 
　　　　　　　　　※　　　　　　　 ※　　　　　　　　 ※ 
　　著名文學翻譯家傅雷，把畢生的時間和精力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譯文選》中，共約500萬字。傅雷的一生，是在書齋中度過的。 
　　這樣一個終生以事業為唯一追求的知識份子，也難逃脫殘酷的政治鬥爭，在中國屢遭厄運。1957年，傅雷被劃右派，從此，他更是深居簡出，閉門謝客，“門前冷落鞍馬稀”。 
　　傅雷成了右派分子，災難波及到他的正在波蘭留學的長子傅聰。在留學生中，右派分子之子傅聰理所當然成了批判對象，有一度，還被召回國內寫檢查。1958年12月，傅聰留學畢業，從波蘭乘飛機出走英國。 
　　對於這段往事，傅聰在1980年的一篇回憶錄中說出了他當時的處境和心情：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風反右時，我和父親幾乎同時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從波蘭被召回國內參加反右整風的。我寫了個檢查，後來仍被允許回波蘭繼續學習。我走後，對父親的批判越來越擴大化了。我在波蘭聽到很多關於他的傳說。1958年12月，我留學畢業，如果我回來，勢必是‘父親揭發兒子，兒子揭發父親’，可是我和父親都不會這樣做。當時我是被逼上梁山的。當然，對我的出走，我永遠是內疚的。” 
　　這是雙重的悲劇。一方面，傅聰作為中國之子，對祖國已絕望，揮淚忍走異國他鄉；另一方面，愛子的出走，對傅雷來說猶如五雷轟頂，傅雷苦惱至極。 
　　1961年9月30日，報上終於登出了這樣的消息：“摘去傅雷的右派分子帽子”。看到報上的消息後，一直呆在書齋裡的傅雷說了句並不感恩的話：“當初給我戴帽本來就是錯的！” 
　　1966年，文革風暴又起。 
　　8月30日，夜晚11點多鐘，傅家大門外響起了急促的敲門聲，中間還夾雜著粗野的踢門聲。 
　　來人是上海音樂學院的紅衛兵。他們平時所學的那些典雅的音符，變成了急風暴雨般的打擊樂。 
　　長達四天四夜的大抄家開始了。 
　　傅雷愛花，夜間曾叫夫人朱梅馥打著手電筒，在小花園裡進行嫁接試驗。這一細節被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革命群眾發現了，認為他們是在埋變天帳，於是紅衛兵挖地三尺，小花園裡盛開的月季和玫瑰，全被連根拔掉。 
　　傅雷家書成了重點搜查目標。紅衛兵原以為信上寫的會是“叛國勾當”，誰知他們父子在紙上互相傾訴愛國之情，發表對藝術的真知灼見。紅衛兵傳看起來，有的甚至讀得入迷了，一時竟忘了這是在抄家。 
　　在狂熱的政治漩流中，紅衛兵是不可能清醒的。何況中國幾十年一貫制的左的教育，已使他們喪失了辯認良莠的能力。抄家繼續進行著，一會兒，地板被撬起來了。 
　　忽然，從閣樓上傳來消息：傅雷的“反黨罪證”終於被查獲了！ 
　　“反黨罪證”是姑母寄存在傅家多年的、傅雷從未打開過的一隻箱子。紅衛兵敲掉箱子上的鎖，在一面老得已經模糊不清的鏡子背面，發現嵌著蔣介石的畫像；在一本舊畫報上，翻到了一張宋美齡的照片。 
　　“大右派傅雷窩藏反黨罪證！”在震天的口號聲中，傅雷夫婦被按倒在地，並被勒令跪著。 
　　9月2日上午，傅雷夫婦被拉到大門口，站在長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眾。四周，是黑壓壓的沉默著的人群，再後面，是一排排大字報欄。 
　　9月3日淩晨，傅雷夫婦將那床浦東土布做成的被單撕開，打結，懸在鐵窗橫框上。他們在地上放上方凳，並鋪上棉胎，以免方凳踢倒著地時發出太響的響聲……。 
　　就這樣，傅雷夫婦上吊自盡於鐵窗兩側。中國翻譯界的一代巨匠，在茫茫長夜中憤然離開了人世。 
　　在一片動盪中，他們離開得無聲無息。世界太喧囂，他們只能到另一個世界去找一片淨土。 
　　隨便掀開幕布的一角，文革的悲劇都是這般叫人愁腸寸斷！
第三章：慘痛的歷史圖像 

3-1、紅衛兵運動的走向 
大分化！大動盪！大組合！ 

　　破四舊和大串連，在今天看來荒謬絕倫，但在當時，紅衛兵卻是以純真的熱情投入其中的。他們真誠地相信，經過紅衛兵的衝擊，舊世界將落花流水、土崩瓦解，一個嶄新的新世界，會象一輪紅日一樣在東方升起。 
　　他們的行動，不斷地為社會製造悲劇；同時，他們的行動，也正一步步將自己的命運引向悲劇的結局。 
　　最先走向悲劇的是北京清華附中等一撥最早造反的紅衛兵。這些紅色貴族的後裔們，生來便自以為擁有純正高貴的血統，在他們看來，文化大革命無非再一次是將牛鬼蛇神及其子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們永世不能翻身。他們上街改名，剪長髮，剪長辮子，剪燙過的頭髮，剪小腳褲管，剪漂亮的裙子，燒戲裝，燒道具，砸廟宇，搗毀文物，抄家，打人，解散民主黨派，鬥爭民主黨派人士，等等。這些明顯過激的革命行動都是沖著“牛鬼蛇神”而來的，是天然合理的“革命行動”。 
　　而且，在革命最需要的時候，他們不僅要造黑幫和牛鬼蛇神的反，也要造自己父母親的反。當時的《人民日報》曾發表過中直某機關紅衛兵《致爸爸媽媽們的一封公開信》，頗能代表這一部分出身於紅色家庭的紅衛兵要求革命的迫切心情。信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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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媽媽們： 
　　兒女們都起來鬧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紅衛兵了！大家都稱你們為老革命。但是，我們要告訴你們一句：在老革命中，有的人是在混革命！你們想混到哪一天才到頭呢！？無窮的憂慮，無數的框框，纏在你們的腦子裡，套在你們的身上。當年血戰沙場的英雄氣概，橫眉冷視階級敵人的凜然大義，現在都到哪裡去了呢！？看見你們現在這個樣子，孩兒們都感到很痛心。你們好好想想吧：你們的親密戰友有多少倒在雪山上、草地裡，有多少英雄就義在敵人的刑場上……想起這些，難道你們不覺得可恥嗎？難道你們不覺得危險嗎？難道你們不覺得痛心嗎？難道你們還想這樣混下去嗎？……你們要是忘記了勞動人民，忘記了你們犧牲了的戰友，忘記了革命，你們就可能變成修正主義分子了。我們就要造你們的反！誰說兒子不能造老子的反？你們“修”了，我們就要造你們的反，造反有理，造反到底！ 
　　十幾年來，你們當中有的人養尊處優，長期蹲在辦公室裡，你們的“資本”早就花光了；你們的革命銳氣早就磨鈍了；你們和勞動人民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走出辦公室，到群眾運動的大風大浪中來，換下你們的頭腦，洗掉你們身上的污垢，灌進新鮮的血液，徹底改變你們這種精神狀態。不然，在這場大革命中就要被無情地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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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段“左調”的文字中看，當時紅衛兵們真摯的感情猶如杜鵑啼血般，一聲聲叫得執著，直到倒進血泊中。他們更象高爾基小說中的那個丹柯，撕開胸膛，掏出一顆鮮紅的心臟，高舉過頭頂，當作燃燒的火炬。 
　　破四舊、大串連興起之後，紅衛兵奔向全國各地點火。對於毛澤東曾親筆寫信支持過的這些“孫猴子”，誰也不敢小看。他們更象舊小說中的欽差大臣，每到一地，待遇猶如首長視察，每每被請到主席臺上就坐。 
　　但是形勢很快變了。在沿京廣線和沿海一帶的串連途中，紅衛兵看到沒有一個黨委領導不被“炮轟”；沒有一個黨的組織不被“火燒”；沒有一個省委、市委不被“打倒”。到處是一片混亂。難道紅衛兵運動所帶來的是這種結果？從國家主席，党的總書記，到一大批戰功赫赫的老帥，一個個相繼倒臺。最後，連他們中許多人的父母也成了“資產階級”。 
　　幫助爸爸媽媽轉變立場，回到無產階級一邊來，並不等於他們是真正想把爸爸媽媽打倒，然後再踏上一隻腳，“火燒”、“油炸”加“炮轟”。從感情上，紅衛兵接受不了這樣殘酷的現實。 
　　他們痛苦，他們迷惘。據清華附中紅衛兵發起人之一卜大華回憶：“大串連的那些日子，我的心情一直鬱鬱不樂，在外地時甚至沒有戴過紅衛兵袖章。我們實在恥於同那些不論什麼人都不分清紅皂白高喊打倒的人為伍。”他們常常為文化大革命的問題討論到深夜，但結果是越討論越是陷入困惑之中。 
　　這些以革幹、軍幹子弟為主體的老紅衛兵，是在父輩巨大的身影底下長大的。從他們懂事時起，父輩的功勳和業績就在他們面前豎立起永難超越的紀念碑。在戰爭已成歷史的和平歲月裡，他們想建功立業的念頭象一個肥皂泡似的夢，雖然美麗飄渺，卻經不住現實的輕輕一擊。他們幾乎註定了要成為父輩巨大身影底下的一群侏儒。 
　　文化大革命似乎給了他們一個機會。他們“都起來鬧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紅衛兵了”。但是，很快他們發現現在的“革命”“造反”是要真正打倒他們過去心目中的英雄和偶像。於是這些老紅衛兵中的相當一部分不願意了，他們成了“保爹保媽派”，這是紅衛兵運動中出現的第一個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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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批更大規模的紅衛兵隊伍異軍突起。這次興起更大範圍的紅衛兵運動，成份複雜，成員眾多，幾乎囊括了中國大地上15至30歲的所有青少年。 
　　他們中的絕大部分是“紅五類”子女，和革幹、軍幹子弟相似的地方很多，他們自以為血管裡流淌著紅色的血液，天生是革別人的命的人。但是他們不象革幹、軍幹子弟那樣有高貴的氣質，他們更像魯迅筆下造反的阿Q，有著一種莫明其妙的優越感。 
　　另一部分則是以前革命的物件——“黑五類”、“黑七類”的狗崽子們。中國自1957年以來，一個接一個如同車水馬龍般的運動，頻繁地製造了一批又一批“百分之五”，同時也製造了“百分之五”們的後代：一批生下來就開始蒙受岐視和侮辱的孩子。從懂事時起，他們便感覺到自己的臉上刻著兩個無形的紅字：賤民。 
　　他們大都崇尚知識的力量。卻不得不持久地、默默地反思自己，以證明自己在脫胎換骨。他們在內心裡鄙視某些革幹、軍幹子弟的無知，卻又不得不整天擠出謙卑的笑臉，討好般地望著那些天生優越的孩子，並且千方百計地“靠攏組織”。 
　　從學校組織吃憶苦飯，到聽老工人、老貧農訴血淚仇……每一次他們總是猶如芒刺在背。無數嚴峻的事實提醒他們，“有成份論”是鋼鑄鐵打，“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是紙糊篾紮。他們最大的安慰是聽說毛澤東也是富農出身，周恩來的家庭是剝削階級家庭。但是這種“聽說”，除了給他們心理上一些安慰外，絲毫不能給他們任何實際意義。 
　　他們最大的痛苦是被要求與反動家庭劃清界線。那是一種分裂的二重人格：一邊得像狼崽了一樣嘶咬自己父母心頭上的血淚傷痕，另一邊又得像小羊羔似的靠父母養活。 
　　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好象是給了他們一個出氣的機會。各種兵團、戰鬥隊、司令部之類的組織猶如雨後春筍，從中國大地的各個角落冒了出來，有的甚至一個人也能成立個“司令部”，拉起一個山頭。幾乎所有的人，都再也按捺不住要躍躍欲試了。 
　　紅衛兵運動發展至此，已呈現出異彩紛呈之勢。從全國範圍來看，情況更是要複雜得多，如果要勉強劃分一下的話，可大致分為造反派、保皇派和逍遙派三個類型。 
　　美國的兩位學者馬克·布登奇和戈登·懷特在研究了中國某科研單位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後發現：該單位三分之二出身於無產者家庭的人加入了保守派（保皇派）組織，三分之一家庭出身不好的或出身一般的人，加入了造反派組織。順便說一句，上面所說的所謂逍遙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在介入到了文化大革命之中，認真地扮演一個角色。逍遙派，更多的只是對那些難以歸類的繁多的紅衛兵組織一種習慣性稱謂。儘管這個稱謂並不準確，但經歷過文革的人都能明白其中的含義。 
　　僅以北京市紅衛兵為例試作分析。 
　　1966年夏天之後，北京市各大專院校紅衛兵開始重新組合，原先以學校為單位相應成立的紅衛兵組織，現在則逐步形成了跨校系的派性體系。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簡稱“一司”）；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即第二司令部，簡稱“二司”）。一司、二司是由一些高等院校中的多數派組成的，他們的基本態度是保老幹部。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簡稱“三司”），作為一司、二司的對立面，三司是由高等院校中的少數派組成的，他們的基本態度是造各級黨委機關和領導幹部的反。 
　　在三司的成立大會上，蒯大富宣讀了開幕詞。為使讀者對紅衛兵運動全貌有更清晰的思想脈絡，現部分摘錄如下： 
　　“我們是天生的叛逆者，我們是革命的紅後代！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我們的回答是造反！造反！！造反！！！對舊勢力，舊世界，我們的辦法是：搗亂！搗亂！！再搗亂！！！我們的骨頭硬得很！因為我們有党的毛主席為我們撐腰。我們誓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們的眼睛亮得很，因為我們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做顯微鏡和望遠鏡，就能照出一切毒草、謬論、牛鬼蛇神。我們的決心大得很，因為我們有十六條做我們的行動指南，我們一定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參加我們這個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力量還是較弱的，人數還是較少的。但是任何一個新生事物都有一個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發展過程。我們深信，我們的大方向是對頭的。只要我們能永遠站在黨的立場上，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我們就能克服重重困難，就一定能完成黨中央交給我們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使命！ 
　　“目前，革命隊伍中存在著的兩種思想、兩條路線的鬥爭表現得很尖銳。有些人口裡喊‘造反’，行動上卻是‘保’字當頭，就是不敢摸老虎屁股！這不是一個小問題，這是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造反、關係到中國出不出修正主義的大問題。 
　　“我們都是‘敢’字當頭的闖將，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今天，我們這些膽大包天的‘混蛋’聯合起來，組成了第三個全市性的紅衛兵組織。我們願意同其他革命的紅衛兵組織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聯合起來，團結起來，共同打擊敵人，為徹底完成‘鬥批改’的任務而奮鬥！” 
　　三個司令部之間的鬥爭非常複雜。爭論的核心問題是“革”與“保”。中央文革小組越來越明顯地支持三司，這樣一來更是加劇了三個司令部之間的激烈鬥爭。由於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參加三司的群眾組織越來越多，三司在全國的名聲越來越大。在名聲顯赫的五大紅衛兵領袖中，三司司令蒯大富的名聲雄踞榜首，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了三司的影響和感召力。 
　　1966年底之後，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組織繼續分化、動盪、組合。最為人所熟知的是天派和地派。 
　　天派：以北京大學“新北大公社”、北航“紅旗戰鬥隊”為首；地派：以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北師大“井岡山公社”、清華大學“井岡山公社”為核心。天派和地派的矛盾十分激烈，最後導致了動槍動炮的慘烈武鬥。說起原因來，很是複雜。 
　　在中學裡，各紅衛兵組織也分化組合，成為三大派系：“四·三派”、“四·四派”和“老紅衛兵派”。 
　　“老紅衛兵派”由文革初一批最早造反的紅衛兵組織構成，如清華附中紅衛兵、北京八中紅衛兵等。這些“貴族學校”的紅衛兵是最早造反又最先倒戈的一撥人。其組織形式主要有“聯動”、“西糾”、“東糾”等。以下章節我們還將作較詳細的介紹。 
　　“老紅衛兵派”作為一種政治力量退出歷史舞臺後，北京中學的紅衛兵組織主要分為“四·三派”和“四·四派”。 
　　“四·四派”：他們以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組的一篇講話為旗幟，主張複課鬧革命，肯定絕大多數紅衛兵組織是好的。“四·四派”後來構成了帶有執政色彩的“首都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的主流。 
　　“四·三派”：以1967年4月3日中央文革小組的另一篇講話為旗幟，他們大多是被運動排斥、不允許參加紅衛兵組織、甚至受到各種衝擊的中學生，其家庭背景要麼是知識份子，要麼是“黑五類”或者“黑七類”，要麼是家屬和親友中有這樣那樣歷史問題。 
　　各種派別的紅衛兵組織在校園內外展開激烈的辯論戰、大字報戰和廣播戰，相互攻擊，運用魯迅雜文筆法，嘻怒笑駡。隨著運動的逐步升級，各種紅衛兵勢力分化組合，此消彼長，勾勒出一幅幅慘痛的歷史圖像。 
“炮打九級司令部！” 

　　1966年8、9月間，北京紅衛兵的兩次揪鬥事件在全國影響深遠。一是北京地質學院紅衛兵組織“東方紅公社”揪鬥工作組長鄒家尤；一是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組織“紅旗戰鬥隊”揪鬥工作組長趙如璋。 
　　8月23日，北京地院“東方紅公社”一千多人集合，步行到地質部大門前，堅決要求批鬥曾在地院工作組任組長的地質部副部長鄒家尤。當時的批鬥是戴高帽、掛黑牌，架噴氣式飛機等殘酷折磨，地質部黨委出於保護幹部人身安全的考慮，沒有交出鄒家尤。 
　　一千多名紅衛兵在地質部大門前席地而坐，宣佈絕食。手提式話筒裡，不停傳出東方紅公社的一道道“通令”。紅衛兵領袖用沙啞的聲音為手下的紅衛兵鼓勁：“頭可斷，血可流，革命理想不可丟！同志們，紅衛兵戰友們，亮出我們的旗幟，黨和人民考驗我們的時候到了……” 
　　紅衛兵的絕食鬥爭驚動了上層。中央文革小組出面，支持東方紅公社的揪鬥行動。地質部黨委無可奈何，鄒家尤答應第二天返校聽取批判。 
　　9月5日，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二進地質部，再揪鄒家尤。鄒家尤已去地院接受批判，可部分紅衛兵仍覺得難解心頭憤懣，繼續滯留在地質部，靜坐，貼大字報，進而強行衝擊地質部機關，翻閱各種檔案，取走各種檔資料。 
　　9月7日，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出動，要求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撤離，東方紅公社不允，雙方由辯論發展到武鬥。此後，東方紅公社繼續在地質部造反15天，於9日19日撤離。 
　　9月28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在地院座談會上講話，點名批評指責鄒家尤。關鋒的講話無異於給東方紅公社的紅衛兵火上加油。 
　　10月8日，東方紅公社第三次開進地質部，在地質部召開了“揭發批判何長工、鄒家尤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深夜，紅衛兵綁架了地質部黨委書記何長工。 
　　10月27日，地院紅衛兵再進地質部“擴大戰果”。地院東方紅公社紅衛兵四進地質部，在全國影響甚大，東方紅公社成了紅衛兵運動中的一面旗幟，其組織頭頭王大賓，成了北京市紅衛兵著名的“五大領袖”之一。 
　　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步地院東方紅公社紅衛兵之後塵，來到國防科委門口靜坐，要求交出在北航擔任過工作組長的國防科委局長趙如璋。 
　　國防科委副主任羅舜初將情況報告林彪，特別說明“趙的健康狀況不好，如果交學生批鬥，後果不堪設想”。林彪沒有任何答覆。此後，羅舜初又多次將紅衛兵靜坐的情況及時向林彪報告，請求指示，但均得不到答覆。 
　　中央文革小組將這一新動向報告給毛澤東，毛澤東支持北航紅旗戰鬥隊的造反行動，認為揪工作組不僅應該，而且很及時。9月21日，陳伯達接見北航紅旗戰鬥隊的紅衛兵，極力讚揚他們。鑒於紅衛兵揪鬥的要求，陳伯達親筆寫下“軍令狀”：“以普通勞動者的態度，同北航學生聚談或者同住幾天，科委的幹部（包括羅舜初、趙如璋），如果被殺死或殺傷，陳伯達情願抵償性命。”陳伯達出奇制勝，立下這麼一道字據，解決了一道難題。 
　　9月23日，國防科委交出了趙如璋。北航紅旗戰鬥隊的紅衛兵撤離。從此，此後紅旗戰鬥隊也一舉成名，成了紅衛兵運動中的另一面旗幟，其組織頭頭韓愛晶，也成了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中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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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揪鬥工作組和領導幹部的同時，紅衛兵內部出現了分岐。各大專院校和中學裡的多數派，贊成造牛鬼蛇神的反，卻不贊成造老幹部的反。在他們所接受的教育中，造老幹部的反無異於反黨，而1957年的教訓證明，任何稍稍有點同共產黨離心離德的行為都會自食惡果，更用不著說反黨了。因此，紅衛兵要造老幹部的反，理直氣卻不壯，他們的另一個苦惱是：中央似乎並沒有明確地支持他們。 
　　當然也能夠得到來自中央文革的某種暗示。問題是此時的中央也非常複雜，某位首長今天還在臺上，明天說不定就會遭到“火燒”、“炮轟”。但是不管怎麼樣，來自中央文革的一些暗示還是給了紅衛兵心理上的安慰和依託。
　　8月16日，陳毅在接見外語學院等三校紅衛兵代表時說：“對工作組要一分為二”，“說工作組是黑幫，不對。工作組有錯誤，應該檢討，但不能說工作組都是黑幫。” 
　　8月22日，周恩來在清華大學的一次會上說，在工作組的問題上，“我應該向你們說明，這是中央全會解決的問題，因此不能僅僅責備工作組，也不能僅僅責備北京市委。” 
　　9月17日，李先念對糧食部的部分代表說，工作組“即使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也不能說是牛鬼蛇神，還是人民內部矛盾。” 
　　在一片“革命造反”的吵鬧聲中，類似這種較客觀清醒的聲音非常微弱。而且這些聲音也往往混雜在講話者本人大量的革命詞彙中，更加難於讓人注意。紅衛兵中的多數派卻敏銳地從這些微弱的聲音中捕捉到了他們所需要的資訊，依據這些暗示，他們衝鋒陷陣，為工作組和老幹部鳴不平。 
　　但是中央文革小組並不支持他們，9月13日，謝富治在公安部接見北京政法學院紅衛兵代表時說：“現在學校至少兩派，一派是揪工作組的，一派是保工作組的，大部分是多數派，有不同的看法。少數派方向是對的。……在對待工作組的問題上，真理在少數派手裡，我是支援少數派的。” 
　　中央文革小組其他成員如江青、陳伯達、關鋒、王力等。也都曾先後在各種場合講過類似的意思。更加意味深長的是，毛澤東支持北航紅旗戰鬥隊揪鬥工作組，這證明毛澤東的屁股坐到了中央文革小組和紅衛兵少數派一邊。毛澤東的態度，百分之百能左右紅衛兵運動的方向。這樣一來，很多紅衛兵組織紛紛掉轉槍口，將“火燒”“炮轟”的目標對準了工作組和領導幹部，並紛紛加盟到紅衛兵少數派一邊。 
　　9月18日至20日，由江青、陳伯達策劃，張春橋主持，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參加的“北京大專院校部分師生座談會”如期召開。清華、北師大、北京地質學院等高等院校的紅衛兵和群眾代表參加了座談。會上，蒯大富、王大賓等人的發言火藥味很濃，有中央文革事先交底，他們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存在一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有人在“搞調和”，“把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保了一下”。他們“懷疑現在是否還有一個暗中與黨中央、毛主席對抗的司令部”。張春橋把這類發言集中起來，印成材料，由江青向上呈送毛澤東。
　　北京紅衛兵的行動對全國紅衛兵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而毛澤東的態度，又能對北京紅衛兵產生最直接的影響。北京紅衛兵敢於造反，敢於衝擊政府機關，並且得到了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有力支援，他們成為全國紅衛兵運動的新偶像。造領導幹部的反，把領導幹部打倒，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對紅衛兵來說太具有誘惑了。 
　　於是全國範圍的紅衛兵造反派（即少數派）組織蜂湧而起，湖南省造反派喊出了“打倒一切當權派”的口號，並明確提出要“炮轟九級司令部”。 
　　所謂“九級司令部”，即中央、中央局、省、市、地、縣、公社、大隊、生產隊。也就是說，所有共產黨的組織和政府，皆在炮打之列。10月29日，張春橋在接見浙江金華北上控告團時說：“到了9月，幾乎所有省、市委都被包圍了”。據此，“炮打九級司令部”可見一斑。 
成立了紅衛兵糾察隊 

　　破四舊期間發生了這麼一件事：某地有個資本家的老婆在批鬥中發瘋了，用菜刀一連砍傷了三個紅衛兵。這件事引起了周恩來的高度重視，經他提議，決定成立一個紅衛兵聯絡站，由解放軍、機關幹部和紅衛兵三方面一起協調，處理破四舊中出現的諸多問題。 
　　據當年曾調到紅衛兵聯絡站工作的北京戲劇專科學校紅衛兵徐雅雅回憶，聯絡站設在勞動人民文化宮，生活條件艱苦，每天吃鹹菜，啃幹燒餅，喝白開水，儘管如此，紅衛兵心裡卻都非常愉快。聯絡站的工作由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每天，要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一批批紅衛兵，處理各種矛盾，解決各種疑難問題。 
　　當時，紅衛兵組織中的混亂普遍存在。 
　　8月6日，北京市率先起來造反的清華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老紅衛兵們，向社會散發了《紅衛兵緊急呼籲書》。該《呼籲書》中說：“我們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紅衛兵、紅旗及其他左派組織呼籲：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聯合起來，行動起來，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嚴格禁止亂打人，耍流氓，破壞國家財產等壞行為。提高警惕，監視、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許他們亂說亂動；二、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壞黨的政策的混蛋們滾出紅衛兵、紅旗及其他真正的左派組織，假左派組織一律解散！今後誰還膽敢破壞黨的政策，我們絕不答應……” 
　　8月25日，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學的紅衛兵代表在北師大附中集合，發起並成立了第一個跨校際聯合性的紅衛兵組織，命名為“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不久，海澱區、東城區紅衛兵也相繼成立了“東糾”、“海澱分隊”等跨校際的紅衛兵組織。 
　　西糾等紅衛兵組織的真實想法和用意，是按照毛澤東關於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用糾察隊去糾正、控制某些紅衛兵組織無法無天的混亂局面。 
　　西糾等紅衛兵組織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來、陶鑄、王任重、廖承志這樣一些尚在臺上的“穩健派”的支持。周恩來通過當時的國務院辦公廳主任周榮鑫，為紅衛兵糾察隊提供了房屋、電話、交通工具和印刷設施，甚至還包括紅衛兵冬夜值班所需要的軍大衣。 
　　紅衛兵糾察隊發出的一份份《通令》像雪片般撒向北京城的每一個角落。在8月27日發出的西糾第三號《通令》中，明確提出：任何組織和個人都無權隨便宣佈戒嚴，“尤其不允許攔截和檢查首長的汽車！絕不允許以任何理由攔截軍車！”“絕不允許任何人擅自查抄國家機關、查抄國家負責幹部的家！我們要保衛國家機密！保衛革命老首長的安全！”《通令》還規定：“各商店現存的實用商品，若其商標不是反動的，不是黃色的，就可以繼續出售，任何人都不要進行阻止，不要讓壞人乘機破壞國家財產。”《通令》中還特別指出：“嚴禁圍追外賓、歸國觀光的華僑和港澳同胞，必須保證他們的安全和正當活動。” 
　　9月3日，西糾發出第五號《通令》，強調“要文鬥不要武鬥”，指出對於紅衛兵中違反政策、隨便打人者，“一定要進行嚴肅的批評和教育”，“嚴禁打人，嚴禁體罰和變相體罰，嚴禁侮辱人，嚴禁逼供訊”。 
　　紅衛兵糾察隊的這些《通令》不徑而走，不僅震動了北京，而且流傳全國，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西糾等紅衛兵糾察隊還受周恩來的囑託，在運動中保護了諸如宋慶齡、何香凝、郭沫若、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程潛、蔣光鼐、蔡廷鍇、沙千里、張奚若、李宗仁等民主愛國人士的宅弟安全和人身安全。 
　　在周恩來看來，紅衛兵組織起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不失為一著妙棋。在他的親自過問下，成立紅衛兵聯絡站是一例，支持西糾等紅衛兵組織站起來建立秩序，又是一例。 
　　9月15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第三次檢驗紅衛兵時，周恩來特意安排了西糾紅衛兵在毛澤東接見時，向紅司令敬獻糾察隊袖章的場面，意思是想借毛澤東的肯定，來肯定西糾紅衛兵。但不知什麼原因，這一次毛澤東沒有接受西糾紅衛兵的袖章，也許毛澤東已經敏感地意識到了其中的奧妙？ 
　　奧妙在於，並不所有紅衛兵組織都能得到毛澤東的支援。毛澤東要天下大亂，要炮打司令部，當然不能對西糾紅衛兵給予支持。何況此時，西糾紅衛兵頻頻出動，專門與揪鬥各部、委領導幹部的大學紅衛兵少數派發生衝突，已經惹惱了中央文革。 
　　終於，江青出來說話了：“糾察隊是保皇派！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保爹保媽，要揪他們的後臺。” 
　　在這樣的形勢下，有人建議西糾紅衛兵停止辦公，偃旗息鼓，趁早全身而退，等待機會以東山再起。但是大多數西糾紅衛兵不同意這一觀點。這些以革幹、軍幹子弟為主體的紅衛兵，從生下來那一天起就是社會的寵兒，他們還不習慣挫折，更不熟悉失敗，他們孱弱的承受能力，導致他們在絆了一跤後變得絕望，甚至變得有些瘋狂。他們扛著大旗，集合人馬，驅車在大街上遊行，高喊口號：“西糾不倒！” 
　　絕望之後的紅衛兵糾察隊變得讓人不敢相認，原是他們反對過的武鬥，現在被他們自己撿了起來，動輒揮揚拳踢腳，揮舞皮帶，將積蓄在胸腔中的憤怒四處發洩。 
　　1966年12月底，西糾紅衛兵被江青、陳伯達宣佈為反動組織，強令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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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西糾紅衛兵，有位重要人物值得一提，就是陳毅元帥之子陳曉魯。 
　　陳曉魯的故事是一個傳奇。傳奇中說，有位紅衛兵大俠，驍勇精悍，身穿將校呢！，腰間紮寬皮帶，臂戴紅衛兵袖章，腳蹬高腰皮靴，領著一幫同樣打扮的男女紅衛兵小將活躍在全國各地。傳奇中甚至說，陳曉魯還備有軍用摩托和紮著兩把小刷子的女秘書。在那些歲月裡，這一切可都是最時髦的行頭。不過，在傳奇中，陳曉魯的名字更多被誤傳成了“陳小虎”。 
　　“陳小虎”頻繁出現在全國各地，像西方傳說中的佐羅。各地彙聚到北京的各種傳單、急電和紅衛兵戰報中，“陳小虎”三個字在字裡行間反復出現，有時候在同一天內，竟可以在新疆、雲南、哈爾濱和廣州等地同時發現“陳小虎”。 
　　這裡面有複雜的原因。一種說法是，林彪、江青一夥企圖打倒陳毅，便從陳毅之子身上開刀，然後順藤摸瓜，挖黑後臺。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欠完整。在當時，確實有一些類似于紅衛兵糾察隊形式的紅衛兵組織在全國各大城市活動。為了打鬼，借助鐘魁，利用北京紅衛兵的顯赫名聲，給自己的行動壯膽。“陳小虎”的傳說一經流傳開來，索性被更多的人加以利用，以訛傳訛，形成了這一特殊意義的文革傳奇。當然，也不排除確實有少數壞人在其中利用“陳小虎”的名字為虎作倀。 
　　終於有一天，一封四川省紅衛兵串連接待站的公函寄到了陳毅家中。 
　　公函上端寫著一行“最高指示”：“要節約鬧革命。”正文中這般寫道：“陳毅同志，今有您的兒子陳小虎，某月某日在我處借款人民幣二百元整，望儘快歸還。”信的末尾，蓋有一枚大紅的公章。 
　　展讀此信，陳毅勃然大怒：“啥子陳小虎？我家根本沒有陳小虎嘛！二百元？二分錢我也不給他！” 
　　陳毅元帥有四個孩子。老大陳昊蘇，老二陳丹維，老三陳曉魯，老四陳姍姍。 
　　被訛傳為“陳小虎”的陳曉魯，當時是北京市八中高中學生。 
　　不過，陳曉魯的經歷和傳奇中的“陳小虎”卻謬之千里。據陳曉魯的高中同學、北京市八中紅衛兵發起人之一的計三猛在《一個紅衛兵和他的元帥父親》一文中敘述，陳曉魯1962年患過流行病肝炎，顯得有點營養不良。頭很大，不像將門之後，倒像是寒窗苦讀的一介書生。 
　　文革之初，陳曉魯被推選為北京市八中校文革主任，之後，紅衛兵的過激行為使他反感，為此，他拒不參加紅衛兵組織，也不佩戴紅衛兵袖章。 
　　但是，“八·一八”大檢閱，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成了紅衛兵的紅司令，青年學生人人都戴上了紅衛兵袖章，陳曉魯只好也跟著戴。 
　　陳曉魯堅決反對武鬥，八中一幫紅衛兵批鬥一位女教師時，給她戴上高帽，陳曉魯跑上去給扯了下來。無疑，他的行為被人視作“保守派”。 
　　紅色恐怖狂潮席捲北京時，陳曉魯聯絡各校紅衛兵成立了西糾，是公認的有影響的西糾創始人之一。 
　　西糾被強令取締後，陳曉魯成了逍遙派，開始認真閱讀馬列32本經典著作。 
　　就在陳曉魯躲進八中學生宿舍讀書反省之時，“陳小虎”的傳奇故事像淫雨中亂竄的雜草般在全國各地蔓延。 
　　中央文革小組要利用這些謠言做點文章，江青在召見北京市八中一名紅衛兵代表時就曾直言不諱地說：“就是要通過他，揪出‘聯動’的黑後臺！” 
　　江青認為，西糾的後臺是周恩來。“聯動”的後臺是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桓四位老帥，而四位老帥的後臺，還是周恩來。抓陳曉魯，是為揪陳毅；揪陳毅，是為鬥周恩來。這就是江青的如意算盤。 
　　達摩克得斯劍懸到了陳曉魯的頭上。 
　　在這種情況下，由周恩來安排，決定將陳曉魯送到陳錫聯手下的東北一個部隊農場去鍛煉。臨行之際，周恩來找他談話，並囑咐說：為保密起見，不要告訴任何人，到了部隊也不要寫信，這是一條紀律。 
　　陳曉魯已顯得很成熟了。他說：“沒意見。” 
　　周恩來說：“這種安排不是我個人意見，你父親也是同意的。” 
　　第二天，陳曉魯告別家人，去了東北。 
　　他果然很遵守紀律，整整三年，在一種特殊的保護性監視中生活。三年中，他沒有給家人寫過一封信。 
　　九十年代初，陳曉魯四十多歲，身體有點發福，看上去更像他父親陳毅了。他穿一件米色舊短褲，一件白色的舊襯衣，一派儒雅風範。陳曉魯1981年大學畢業後，擔任過中國駐英大使館武官助理，1985年回到北京，在北京國際戰略問題學會任職，專心從事中美戰略關係的研究。 
　　中國新聞社記者曾採訪過他。記者問道：“你對這場文革大動亂怎麼看？”陳曉魯沉思片刻，回答說：“還能怎麼看呢！？是一件壞事。不過文革並不是某個人一場號令，億萬個傻瓜就跟著起哄那麼簡單和荒謬。文革的發生是必然的。其根源在於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和民族劣根性，在於建國以來積累起來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官僚體制和人民群眾的矛盾。就個人崇拜來說，恐怕還有從蘇聯進口的成份。總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現在人們常說50年代風氣好，這話有點道理。但不正是50年代的許多政策和作法，一步一步地把國家導向文革深淵的嗎？我相信辯證法，沒有文革的大反動，就沒有現在的大進步。” 
　　當記者問到他“今後有什麼打算”時，陳曉魯說：“我已經40多歲了，無論從生理年齡還是工作年限來說，都已是半截入土的人了。對過去，我不遺憾，對今後，也沒有什麼奢望。……我就有一個念頭：當歷史的見證人。‘冷眼向洋看世界’，希望看到下個世紀的中國，看到中國的現代化。” 
　　採訪結束的時候，陳曉魯真誠地說了番意味深長的話：“我對文革的經歷，更多的是內疚和反省，我所受的迫害也是微不足道的，很多很多的人被整得很苦，這其中我也有一份責任。你們應當寫他們，讓今天的年輕人永遠警惕文革那樣的事。” 
　　這番話說得真好。文革那樣的事在中國還會再一次發生嗎？
3—2、“血統論”與《出身論》 
“鬼見愁”對聯 

　　文化大革命初起之時，那些革幹、軍幹子弟並沒有意識到是大禍臨頭。他們認為文革無百是再一次革牛鬼蛇神的命，把1949年已推翻的舊政權中的殘渣餘孽重新來一次大清掃。在文革中，他們應該是天然的革命力量，是革命的動力。 
　　隨著文革的深入，他們的父輩開始倒楣，少年時代心目中的英雄偶像開始被動搖。看著父輩們誠惶誠恐的樣子，他們心裡很不是味，再也不覺得文革造反好玩，開始把問題往深處想。 
　　翻開中國共產黨黨史，黨內歷次政治鬥爭的教訓使他們心驚肉跳。他們讀到的黨史，是以毛澤東為中心編寫的，凡是毛澤東的對立面，無不例外都沒有好下場。陳獨秀、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那些人無不都以失敗而告終。 
　　而眼下這場聲勢浩大的文化大革命，使老紅衛兵們預感到了什麼。這些在社會特權中寵養大的孩子，本能地要站出來，保衛自己的爹媽，同時也悍衛自己過去曾有過的特權。他們時常聚在一起，談論父輩昔日的光榮業績，從父輩的輝煌中汲取力量，從朋友的話語中尋找精神上的安慰和依託。他們為父輩在文革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憤憤不平，也為自己每況愈下的處境大為光火。 
　　在憤怒的驅使下，他們把仇恨百倍地發洩到黑五類以及黑五類子女的身上。7月29日，北航附屬中學的紅衛兵貼出了一幅對聯： 
　　上聯：老子英雄兒好漢 
　　下聯：老子反動兒混蛋 
　　橫批：基本如此 
　　這幅對聯一問世，即在北航校園內引起了極大的震動。毫無疑問，對聯為以革幹、軍幹子弟為主體的老紅衛兵說出了心裡話，給老紅衛兵受傷的心靈帶來了一絲慰藉。老紅衛兵品味對聯，心中掠過一絲春日陽光般的溫暖。 
　　8月1日，北航附中的老紅衛兵們找來了幾十張大紙，將這幅對聯原樣抄錄，當晚，他們拎著漿糊桶，扛著木梯，將這些對聯分別貼到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等北京的高等院校內。 
　　這幅對聯，重新喚回了老紅衛兵們的光榮感和使命感，挑起了掩飾在他們心中的對父輩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反抗情緒，激發了他們對後起來造反的烏合之眾紅衛兵組織的蔑視和不滿，也引發了他們對昔日養尊處優光陰的無限眷念之情。 
　　8月2日清晨，陳伯達接見紅衛兵代表，指出對聯“不全面”，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打死老虎的運動，重點是“整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有權有勢的“活老虎”。陳伯達建議將這幅對聯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橫批改為“理應如此”。 
　　8月4日，江青來到北大，她裝腔作勢地說：“紅衛兵小將們，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問好！”一陣雷鳴般的掌聲響過之後，江青繼續講話，她把話題轉移到對聯上：“我懷疑又有什麼人在叫你們上當了。”江青的意思很明白，紅衛兵不能再這麼胡鬧了，應該把攻擊的目標放到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上。
　　8月6日，北京天橋劇場召開辯論對聯大會，康生、江青等前往參加。辯論之中，中學的老紅衛兵簇擁著“敬愛的旗手”江青上臺，要台下安靜，聽江青同志作指示。然而這一次，一貫趾高氣揚的江青意外的謹慎她反復聲明，贊成8月2日陳伯達對對聯所作的修改，至於其他話題，她一概不提。 
　　江青的謹慎自有道理，發動文革是一個艱難的過程，為了讓天下大亂，她看中了一支新興的力量——紅衛兵，並且把寶押在了紅衛兵運動上。江青曾親手將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大字報和信件轉給毛澤東，毛澤東寫信“表示熱烈地支援”，這是一個例子。 
　　但是隨著運動的深入，老紅衛兵越來越讓她失望，指望這幫革幹、軍幹子弟徹底和他們的父母鬧翻，造自己父母的反，看來是不可能的。從那幅血統論的對聯上，江青已看出老紅衛兵中間不滿的苗頭。依此對聯的意思，下一步文革的鬥爭鋒芒勢必會轉移，這是江青最不願意看到的。此時此刻，她既不同意對聯的內容，又不願意太傷害了老紅衛兵的情緒——尤其是在還沒有培植其他力量取代老紅衛兵的時候更是如此。這樣一來，就導致了江青的謹慎。 
　　然而，江青的謹慎勸告，依然傷害了不少老紅衛兵的感情。在歷次集會上，每當“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來看望大家”時，台下的紅衛兵總是熱淚盈眶，紛紛喊出“江青阿姨您好”的口號，來表達他們心中的崇敬之情。可是現在，在他們最需要人支援的時候，“江青阿姨”卻沒有支持他們，而是指責，儘管這指責還很溫和。 
　　老紅衛兵中間，普遍產生了一種被人遺棄了的情緒，這種情緒迅速蔓延，形成了一種變態的狂熱。為了表示血統的高貴，老紅衛兵把父兄的舊綠軍裝和紅衛兵袖章配在一起，寬大的軍衣上緊束著寬皮帶。這樣的裝束成了中國六十年代的流行服飾，有的還穿上又重又沉的黑皮靴，以顯示紅衛兵的威風。為了顯得更革命，他們擺出不可一世的傲慢神態，開口說話則滿嘴粗魯：“老子”、“狗崽子”、“混蛋”、“王八羔子”等等，完全是流氓無產者形象。
　　老紅衛兵開始打人，製造“紅色恐怖”。其中，以中學紅衛兵最甚。從1966年7月以後，打人的情況失控，紅衛兵用皮帶抽打黑五類子女，渾身上下佈滿血跡。打過了，故作輕鬆地撇撇嘴：“這才開了個頭”。他們經常引用魯迅的話互相激勵：“真正的勇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 
　　北京市六中高三（2）班學生王光華，被紅衛兵組織排斥在外，他對這幅對聯以及“血統論”提出了異議，於是老衛兵把他抓進了私設的“勞改所”，當天，王光華在血寫的“紅色恐怖萬歲”的標語下被活活打死。 
　　當時在北京市，與北京六中“勞改所”同樣著名的還有北京一中私設的“監獄”。老紅衛兵成立了一個300多人組成的勞改隊，用中美合作所、西藏農奴主以及古代書藉中記載的各種酷刑，來對付出身不好的人和同他們觀點不一致的人。老紅衛兵所使用的酷刑，僅僅聽名字就會毛骨悚然：跪玻璃、油漆洗臉、上吊試驗、叩響頭、坐飛機、突刺——刺、火燒頭髮、刀刮屁股、開水洗澡、打活靶、掃膛腿……。 
　　在北京學生下鄉幫助農民秋收勞動期間，老紅衛兵將非紅五類家庭出身的人編成一組，由紅衛兵組織中公認最厲害最兇狠的人帶隊，下鄉支農。帶隊者每天甩著皮鞭吆喝，讓他們幹最髒最累的活，用最齷齪的語言辱駡他們，印弟安奴隸主莊園中的悲慘情景，在六十年代的中國大地上到處上演。 
　　遭受污辱和折磨的非紅五類出身的學生，沒有權利加入紅衛兵組織，連人手一冊的語錄本也被沒收。打入另冊之後，有的忍氣吞聲，低下頭顱默默忍受；有的陪著笑臉，與老紅衛兵套近乎，以求得青睞，少受點虐待；有的則不堪忍受，以自殺解決問題。 
　　與血統論對聯出現的同時，北京市各大中專院校也有委婉曲折的抗議聲。對立面認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幅對聯不是真理，是謬誤，對聯排斥了大批青少年，依照對聯的觀點，老子反動兒子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類永遠不可能徹底解放。 
　　兩種觀點針鋒相對，在對聯所出現過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等校園裡，發生了一起起激烈的辯論，這樣的辯論經常持續到午夜12點鐘以後。
　　辯論的結果，原先寫對聯的一方以更瘋狂的熱情捍衛對聯。他們認為，對聯使敵人感到害怕，聞風喪膽，是大好事。他們特意為對聯取了個形象的名字：“鬼見愁”對聯。 
“血論論”的驍將譚力夫 

　　譚力夫，當時是北京工業大學三年級的學生。“鬼見愁”對聯問世後，他的思想異常活躍。8月12日，譚力夫與人合作，寫出了大字報《從對聯談起》，提出要把這幅對聯的內容當作全面的、策略的黨的階級路線來推行，要把它“提升為政策，上升到本本條條”。 
　　中學紅衛兵貼出的對聯，經譚力夫這名修養頗深的大學生一番昇華，更是有了理論色彩，也更具有魅力。 
　　8月20日，譚力夫在學校舉行的集會上發表講話。這篇數十分鐘的講話，引起了震動，使他成了全北京市乃至全國的知名人物。從長白山到海南島，從東海之濱到雲貴高原，到處在流傳譚力夫的講話。僅福建省，在省委指使下，即在不長的時間裡複製了幾十萬份“講話”，由新華書店發行到工廠和農村，有的單位還硬性規定每天必須學習討論四個半小時“講話”內容。 
　　在譚力夫的這篇講話中，有著“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銳氣，也有著血性青年的激情。他在講話中說：“我反正權力還在手，我就敢罵人。罵完了，我挺著肚子，象無產階級的樣子下臺，不能象狗熊一樣，不能給無產階級丟臉”。譚力夫善於言詞，啃讀過不少馬列經典，對社會各學科的知識也掌握得比較全面。他引經據典，旁敲側擊，一幅正義在身真理在手的衛士形象。他的講話讓不少人認為有背景、有來頭。有人猜測，譚力夫是高幹子弟；有人議論，譚力夫是國務院新上任的年輕副總理；也有人傳說，譚力夫的女朋友姓劉，是劉少奇的女兒，他的講話稿是劉少奇幫著擬的。等等。 
　　譚力夫的名聲越傳越響。 
　　譚力夫究竟有什麼樣的背景？譚力夫是1961年病逝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之子，1942年在延安窯洞裡誕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24歲的譚力夫已是一名共產黨員，他回應黨中央的號召，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8月上旬，他發起成立北京工業大學的紅衛兵組織，並被選為該組織的負責人之一。 
　　但是，面對文化大革命深入發展的形勢，他卻有自己的看法。譚力夫認為，現在蜂湧而起的各種紅衛兵造反組織中，其成員有不少是建國後十七年受壓的階級敵人，他們要造反，就等於是要推翻共產黨。在譚力夫心裡，對“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一語，他十分反感。 
　　因此，“鬼見愁”的對聯一經貼出，立即引起了他的共鳴，並且很快把他推到了“血統論”首席發言人的位置上。 
　　80年代時，譚力夫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談談我這個老紅衛兵的遭遇》，他在這篇文章中說：“文化大革命初期，由於政治上的幼稚和‘自來紅’的優越感，一些中學紅衛兵錯誤提出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這個形而上學的對聯，在一次辯論會上，我引用了這付對聯，這是錯誤的。” 
　　但是，譚力夫及其支持者們當時並不這麼認為。 
　　在他們心目中，紅五類子女才會要求革命，黑五類子女對社會主義充滿敵意，是不可能真心擁護革命的。 
　　譚力夫的講話傳播之後，以出身定一切的歪風越刮越凶，上火車、汽車要報成份；進商店、醫院要報出身；出差、住旅社，對成份的要求更加嚴格。出身不好的人倒楣了，一次次被攔在路口盤查，被無數扇大門拒之於門外。聰明的人只好說說假話，編排個貧農、工人的成份，蒙混過關。沒有熟人在場時，也戴上個平時沒資格戴的紅袖章，以免遭人白眼，受人岐視。 
　　此風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流行全國，究其原因是極其複雜的。其中多少也有譚力夫及其支持擁護者的一點功勞。 
　　用青春交付了昂貴的學費之後，他們才明白代價是慘痛的。10月16日，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對譚力夫橫加撻伐。陳伯達說：“中央通過了《十六條》不過12天光景，有一個大學的什麼文革籌委會委員，就跳出來發表講話，對抗《十六條》。這個講話傳得很廣。有人對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央決定沒有一點興趣，但對那篇講話卻視若至寶，為之翻印，為之廣播。” 
　　以後，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在各種場合多次不點名批判譚力夫。 
　　11月的一天晚上，譚力夫在家中接到了中央文革打來的電話，約他到中南海去和關鋒、戚本禹談一談。 
　　接到電話，譚力夫心中又喜又憂。喜的是，終於有了一個為“血統論”辯解的機會，他要在關鋒、戚本禹面前全面系統地闡述“血統論”的種種觀點，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來分析解釋；憂的是，中央文革小組已經多次不點名批評他了，這一次去中南海，也許凶多吉少。 
　　戚本禹，這位文革中暴發的新貴，身穿綠色軍大衣，雙手抱肘，斜倚在椅背上，顯出一付不可一世的派頭。他眯縫著眼睛，不耐煩地聽著譚力夫的辯解。 
　　未等譚力夫把話說完，話頭就被戚本禹打斷了：“你用不著解釋，你的情況我們全都瞭解，要不然，能一個電話打到你家裡？有些事情，即使我們這些小幹部不瞭解，康生、伯達同你們家都很熟，他們都是清楚的。” 
　　譚力夫申辯：“有些問題，恰恰連最起碼的事實也沒有弄清楚。” 
　　戚本禹提高了聲調，大聲說：“你不要老是糾纏一些枝節問題。” 
　　譚力夫仍不示弱，反問道：“那麼，什麼是本質問題？” 
　　戚本禹是中央文革成員，其顯赫的地位足以讓許多相當級別的幹部也不敢小看，可譚力夫覺得戚本禹的態度太傲慢，完全是以勢壓人。譚力夫不是沒見過世面的人，他反駁道：“如果要求我在本校的一次發言對全國負責，我情願到任何‘血統論’問題嚴重的地方去檢討，去消毒，去現身說法，去挨批鬥。” 
　　坐在一旁一直沒吭聲的關鋒始終在居高臨下地審視著這場舌戰，當看見戚本禹有些招架不住的時候，關鋒以一種安撫的口吻開腔了：“你不要太激動，年輕人，只要把問題說清楚，以後的事情就好辦。現在，還不到談這些問題的時候。” 
　　說完，關鋒側過身子，和戚本禹湊在一起嘰嘰咕咕商議了一陣，繼續探問他們最感興趣的問題。 
　　戚本禹換了一副溫和的面孔，和顏悅色地追問譚力夫的後臺：“你同劉少奇的女兒、鄧小平的孩子、賀龍的兒子等人認不認識？運動中有沒有什麼來往？” 
　　譚力夫承認同他們認識，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來往。 
　　戚本禹又問：“林楓、李雪峰他們，對你的觀點有沒有產生過影響？” 
　　譚力夫一愣。林楓、李雪峰是父親的老朋友，1961年他父親病故之後，林楓、李雪峰依然常來他家走動，關係甚熟。但是，自己關於那副對聯的講話，與林楓、李雪峰等人毫無關係，那篇講話，是自己思考的結果。譚力夫將情況如實相告，並再三聲明，他的講話由他自己負責，不涉及任何人。 
　　但是戚本禹、關鋒根本不相信他的表白。 
　　過一會，戚本禹突然提問：“你父親是湖南人吧，他去世後，湖南省委對你們家不是很關照嗎？” 
　　譚力夫回答：“我父親在中央工作，和省裡沒有來往。” 
　　關鋒繼續問：“張平化不是你乾爹嗎？” 
　　譚力夫愕然。張平化是湖南省委書記，和他們家無任何往來，他不明白關鋒此話從何談起。氣憤的譚力夫眼睛盯著關鋒和戚本禹，拒絕回答這個問題。
　　關鋒見空氣緊張，只好出來收場了： 
　　“我們不過是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員，受首長委託和你談談。戚本禹同志對你的批評嚴厲了些，那也完全是愛護你。康生、伯達都很關心你，要我們對你嚴格要求，你真正認識錯誤之後，就完全理解我們的苦心了。” 
　　此次會見，就這樣不歡而散。 
　　可是，事隔不多久，1966年12月18日，譚力夫依然被逮捕，投進了監獄。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了“譚力夫專案小組”，不斷追問譚力夫的後臺問題，總希望發現一點譚力夫同劉少奇、鄧小平、賀龍等人之間蛛絲馬跡的聯繫，藉以將他們指控為“血統論”的總後台，繼而徹底打倒。 
　　當時，“血統論”的狂潮猛烈衝擊著中國社會各階層，對黑五類、黑七類的專政不斷升級，打人殺人事件經常發生。如果能在這時候將劉少奇、鄧小平、賀龍等人指控為“血統論”的總後台，他們必然會引起全國人民的公憤。
　　然而譚力夫已經在鬥爭中鍛煉得很成熟了。在監獄中，他清醒地認識到中央文革“打孩子是為了整老子”，所以，譚力夫沒有提供任何證詞。雖然，這一輩子他從沒想過自己會進監獄，可一旦被投入監獄之後，他也並不感到害怕，倒是被胸中的一股子精神氣鼓舞著，認真地表演了一番。 
　　為了證明“老子英雄兒好漢”的理論，譚力夫拖著受傷的身體，在獄中的牆壁上寫下了《鐵窗歌》的詩篇： 
　　鐵窗孤影對， 
　　深夜寒風吹。 
　　生當共產黨， 
　　死作革命鬼。 
　　縱死亦含笑， 
　　問心無大愧。 
　　敬愛毛主席， 
　　萬歲萬萬歲！ 
　　為了遏制“血統論”在全國範圍內的惡性發展，中央文革準備在北京召開萬人批鬥大會，徹底批判“血統論”，批鬥“血統論”的首席發言人譚力夫。後來，這事被周恩來知道了，由周恩來直接出面干預，才制止了對譚力夫的公開批判。 
　　經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小組多次交涉，1967年5月29日，譚力夫被釋放出獄。此後，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譚力夫再也沒有參加任何一個紅衛兵組織，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遙派。 
　　1969年，譚力夫被分配到某軍墾農場接受再教育。1970年，他應徵入伍，後來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名指揮軍官。 
一個帶血的聲音在呐喊 

　　“血統論”在文化大革命中倡狂氾濫之際，24歲的青年工人遇羅克“位卑未敢忘憂國”，開始嚴肅認真地思考中國這塊土地上發生的荒誕的一切。 
　　阿拉伯人有句格言：“人一思考，上帝就發笑。”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則有另一句格言：“人一思考，上帝就發怒。”上帝發怒的結果就是一場殘酷悲劇的開始。遇羅克當然無法逃脫這一場悲劇。 
　　詩人北島有一首詩《結局或開始——獻給遇羅克烈士》，詩中這樣寫道：
　　必須承認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戰慄了 
　　誰願意做隕石 
　　或受難者冰冷的塑像 
　　看著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別人手中傳遞 
　　即使鴿子落在肩上 
　　也感不到體溫和呼吸 
　　它們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飛去…… 
　　蒼涼的詩句震撼著人們的靈魂。難道說真的只有死亡才能讓人驚醒嗎？在共和國的歷史上，這一類血的教訓太多，象夜空中的星星，永遠睜著含淚的眼睛，不屈服地注視著多災多難的中國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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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羅克，1942年生，他和“血統論”的首席發言人譚力夫同年。在同一時空，他們一同降臨人世。但是，一個是將門之後，血管裡流動著紅色貴族的血液；另一個則天生是“賤民”，母親是被專政的資本家，這就決定了遇羅克只配當街道工廠的一名學徒工。 
　　兩種不同的環境，兩種不同的社會待遇，決定了兩種不同的思考問題的方法和角度。當共和國誕生之年，他們都作為祖國的未來跨進小學校門，20年後，一個成了共和國的軍官，另一個則在共和國的槍口前倒下，長眠在共和國的土地上。而他們兩種不同的命運，是因為一個堅持了真理，一個宣揚了謬誤。宣揚謬誤的人活下來，堅持真理的人卻倒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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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開共和國沉重的歷史，我們不能不為遇羅克這樣優秀的青年而倍感悲哀。他生不逢時，生不逢地，在那政治晦暗、唯出身論的年代裡，他的出身註定了他只能當個逆來順受的“賤民”。偏偏他勤於思考，勇於探索，他的個性、不合適宜的思想和言行，將他一步步引向刑場。 
　　在北京東四一中心小學讀書的時候，遇羅克聰明好學。課堂上規規矩矩坐著聽課，下課了，學校組織的各種歌詠比賽、詩歌朗誦、文藝演出等，都少不了他的影子。除此之外，他還愛看課外書藉，愛寫點什麼，同學們親昵地稱他“小學究”。 
　　在學校，他是老師們的好學生。 
　　在家裡，他是父母的好兒子，是弟妹們的好兄長，是姥姥的好孫子。 
　　認識遇羅克的人翥這麼說：他確實是個優秀青年。 
　　上初中了，剛從金色童年走來的遇羅克滿懷信心，開始了他人生新的歷程。 
　　然而，他的履歷表中操行欄卻由“優”降到了“中”。是他的操行真的下降了嗎？不，進初中後，遇羅克在各方面對自己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他自覺地制定學習計劃，有步驟地閱讀中外文學名著，規定每天必須讀完50頁書才能上床睡覺，並且每天都堅持做讀書筆記。他的操行上升了，表格中卻下降了，是有另外的原因。 
　　1957年，遇羅克的父母雙雙被定為右派，撤職勞動。從此，遇羅克的操行一欄又降為“中下”。接著，入團無望，高考落榜，參軍沒有資格，一連串的打擊接踵而來。此時，真誠善良的遇羅克似乎才慢慢明白，在中國，有著相當一批數量的“賤民”，他們從一生下來就低人一等。換句話說，他們的出生就是不幸的開始。 
　　面對這個殘酷的事實，遇羅克昂起他那顆高貴的頭顱開始思考了。在北京四合院裡，他開始在知識的海洋中遨遊。 
　　讀高中時，他開始鑽研哲學，從孔子孟子到柏拉圖，古今中外的哲學著作成了他桌上的常備書，他頗有氣魄地說：“要瞭解每一學派的思想”，“唯有對什麼都瞭解的人，才能比較出哪個思想體系是更為正確的，他的信念才是堅定的。” 
　　舊報紙糊頂棚的小屋子很簡陋，自己動手釘的小木桌搖搖晃晃，但是遇羅克酷愛他的這間“書齋”。用舊白布縫成桌布，上面的玻璃板底下，壓著一份作息時間表和周密的學習計劃。床的上方，掛著他自己手書的橫幅“山雨欲來風滿樓”，牆壁上，貼有魯迅的黑跡和徐悲鴻的《逆風》、《奔馬》等字畫。這一切，像一束束光亮投射到陋室之中，照亮了他將要探索的真理之路。如果不是在中國，如果不是在那個年代，這裡也許會誕生一位了不起的哲學家、思想家。 
　　高考落榜後，他開始自學大學中文系的課程。從線裝古書《史記》、《孫子兵法》到《新約》、《舊約》，他都去讀。 
　　1960年底，他響應政府號召，去京郊紅星公社當了個農業工人。儘管那裡條件艱苦，但他仍忘不了不斷吸取知識。在集體宿舍裡，自製的床頭燈和土檯燈出現了，新的探索也開始了。 
　　1963年，他開始在報刊上發表處女作。其影評文章《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評影片〈劉三姐〉》雖然只在報刊上佔了很小一個位置，但他內心裡的喜悅是難以言表的。多少次退稿後，現在終於有人開始賞識了，他為之一振。高考落榜的陰影漸漸消散，他似乎又看見了新生活的一縷陽光。 
　　1964年，遇羅克從京郊農村返城，進工廠當了個學徒工。此時，他除了仍堅持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外，還自修俄語和日語，在知識的領域中孜孜不倦地探求。 
　　然而，無情的歷史卻在前方設置了更大的不幸，像只兇猛的野獸，正等待著這位二十多歲的戴眼鏡的文弱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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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拋出了《評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翹起大拇指，誇姚文元是“紅秀才”。作為在北京工廠最底層當小學徒的遇羅克，當然不可能知曉其內幕和背景，僅僅憑直覺，他嗅出異常的味道，提筆寫下了《從〈海瑞罷官〉談到歷史遺產繼承》、《和機械論者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兩篇文稿，分別寄給《紅旗》雜誌和《文匯報》。 
　　《從〈海瑞罷官〉談到歷史遺產繼承》被《紅旗》雜誌社退回來了。遇羅克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報紙上一些無聊文人大喊‘吳晗的擁護者們態度鮮明地站出來吧！’今天有一篇態度鮮明的文章又不敢發表。” 
　　另一篇文稿《和機械論者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在1966年2月13日的《文匯報》上登了出來，然而，遇羅克很快發現，從版面的編排上對他很不利。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的文章儼然是工人的農民的反面教材了。但是，真理是在我這一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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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化大革命被逐漸發動起來，進入1966年5月以後，局勢變得明朗了。遇羅克發現，他發表在《文匯報》上的那篇文章，已經將自己置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對立面上。 
　　到了1966年8月，破四舊興起，北京市抄家風甚烈，遇羅克敏感地意識到，他平時記下的日記和讀書筆記一旦落入抄家者手中，自己的厄運將可想而知，也許還會株連九族，牽累家人。經過一番痛苦的決擇，他將自己心愛的日記和讀書筆記全部付之一炬，只留下那本藍皮的“北京日記”，捨不得燒。因為那是他近期思想的精華，是他思考得較成熟的那部分。 
　　遇羅克想起了自己已懂事的小妹遇羅錦，他找來了小妹，告訴她自己的打算，希望她成為這些日記和讀書筆記的唯一讀者，成為最早瞭解自己思想的人，並希望她幫助藏匿那本藍皮封面的“北京日記”。 
　　然而在藏匿“北京日記”時卻出現了痛心的失誤。那天晚上，遇羅錦四處尋找，卻找不到一個可以放心相托的人，天黑了下來，她情急之下將那裹著日記的花布包藏放在她從未見打開過的文化宮大門內側，準備第二天來取走，轉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可是第二天，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二次接見紅衛兵，廣場上人潮滾滾，水泄不通。北京市很多地方實行戒嚴。到下午戒嚴取消後，她趕到文化宮時，只見那打開著的大門空空蕩蕩的，像是張開的一張巨大的口，在無情地嘲笑著她。她遍地尋找，哪裡還有什麼花布包的影子？ 
　　遇羅錦回到家裡，在父親“愚蠢，真愚蠢！”的責駡聲中，她輕聲啜泣起來。她很清楚，自己犯了多麼大的過錯！“北京日記”中寫著哥哥對姚文元、陳伯達等人的看法，寫著哥哥對社會的種種批判。 
　　她在驚恐萬狀之中，遇羅克走過來，只輕輕說了一句：“小妹，我不怪你。”說完，遇羅克默默走回房間去了。 
　　那本藍色封面的“北京日記”被一個紅衛兵拾到了，他交給一家派出所。員警翻看日記內容，無異於爆炸了一枚重磅炸彈。讓我們來看看其中的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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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月23日 
　　完成一篇約3000字的評論，《從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借題批判近來報刊上顯赫一時的姚文元的機械主義觀點，他反對吳晗的《論海瑞》，認為歷史上無所謂清官。 
　　2月6日 
　　《人民公敵蔣介石》系陳伯達所作。……但陳亦不可稱高明理論家。其頌毛為“智勇雙全”、“彌天大勇”，足令人齒寒……依陳的推理，毛豈不成了“獨裁者”了嗎？人民的力量何在呢！？當然，陳的這個錯誤是最起碼的。由陳來主編《紅旗》，誠大難矣！ 
　　2月7日 
　　我為什麼要讀邏輯著作呢！？因為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所以得出謬誤的結論，其邏輯錯誤必為原因之一，故讀此以批判之。 
　　2月10日 
　　寄去《紅旗》的《從〈海瑞罷官〉談到歷史遺產繼承》，給悄無聲息地退回來了。報紙上一些無聊的文人大喊：“吳晗的擁護者們，態度鮮明地站出來吧！”今天有篇態度鮮明的文章，又不敢發表。上面劃得滿是大杠杠、小杠杠，我重讀了一遍，又給日報寄去了。 
　　2月15日 
　　……買來《文匯報》（13日）一看，果然有我的文章。發表一篇文章真是難得很！……整個版面的安排對我也純屬不利。我的文章儼然成了工人和農民的反面教材了。……憑心而論，《文匯報》大部分刪得也還不失本來面目，文筆依然犀利，論點也還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們讀了振奮，使認識我的人知道生活沒有把我逼垮，難道我還有可顧慮的嗎？天下之大，誰敢如我般全盤否定姚文元呢！？那些折中的文章，名為否定實為肯定的作者，可有我的態度鮮明、立場堅定？ 
　　這時候，有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是《北京日報》發表我那篇《從〈海瑞罷官〉談到歷史遺產繼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這一邊的，姚文元諸君只是跳樑小丑。“爾曹身與名俱滅”，在歷史面前，正是他們在發抖。 
　　5月10日 
　　大力批判鄧拓，必有更高級的人物倒了黴。 
　　5月13日 
　　文化大革命，鬧得不可開交。都是“工農兵發言”，發出來的言又都一個調門。我想這次假如不是反對鄧拓，反對的是姚文元，只要報紙上說姚是反革命，那麼這些“工農兵發言”用不著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身上了。 
　　6月4日 
　　市委易人……大家當然都擁護中央的決定。看來，要是中央易人，大家也同樣會敲鑼打鼓的——熱情帶有極大的盲目性。……學校大嘩，每個學生都仿效北大七同學，給領導刷大字報。所謂北大七人的大字報，也無非騙局而已。
　　6月12日 
　　晚上看到受批判的電影《紅日》。這麼一部深受束縛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為裡面有些東西是真實的。今天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義”。要一切死人活人給我們說假話。這確實能夠矇騙一部分沒有實際經驗的知識份子。……但是，在事實面前，當權者永遠覺得會有壓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就這麼不正常，即可以作為明證。 
　　6月26日 
　　讀《中國散文選》，是五四諸家選本。……五四是出人才的時代，而今天的文化大革命是沒法比擬的。 
　　7月18日 
　　讀完《五四小說選講》。能夠自由地闡述自己思想的作品是有出息的作品。非如此就不能真實地刻劃一個時代的面貌。由此看來，今天的所謂文化大革命，較之五四時代，真是相形見絀了。 
　　8月5日 
　　近來聽說“紅衛兵”！亦即中學生，身穿軍人服，戴袖章……都是革幹子弟。今天給我們送來一張大字報，“資產階級狗崽子”等詞出現了好幾處。說有人對他們行兇了。誰敢呢！？這都是流氓把戲罷了……實在太囂張了。 
　　8月21日 
　　這個星期著力與出身方面的論文，改名為《略論家庭出身的幾個問題》，這幾天所以擱筆，是因為毛都戴上了紅衛兵袖章，過份攻擊紅衛兵的話只得不說了。 
　　8月23日 
　　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樣子，各種紙條貼滿了牆壁，門面完全被砸了。據說，紅衛兵砸了人的家，理由是沒有主席像，或在像後面放了別人的像，他們翻到翻譯小說就燒掉，好一個焚書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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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今天的角度看，遇羅克的這些日記無非是說出了一點內心裡的秘密，可是在長期殘酷政治鬥爭的擠壓下，人們的內心世界變形了，能說點真實想法的人太少。而且，從常識上說，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是作者自己同自己的談心，別人無權干涉。 
　　但是在政治並非修明的時代，陽光被強行壟斷，真理成了某些人的專利。在經歷了1957年反右那樣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後，絕大多數知識份子成了縮頭烏龜，小心翼翼倦縮在一個並不堅硬的“硬殼”裡。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起來，一場大風暴在即，習慣於縮頭的中國人更是將頭死死埋下，並美其名曰：以靜制動。 
　　遇羅克這時候出頭，無異於飛蛾撲火。飛蛾撲火是為追求光明，卻只能落得個燒得焦糊的下場，這是中國人一場永遠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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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記事件發生後，遇羅克被他本廠的一幫紅衛兵帶走，在學習班裡檢討批評。 
　　風波漸漸平息，如果遇羅克就此放棄他的探索，那麼他完全可以活下來，在中國後來興起的思想解放浪潮中充當一名勇敢的飆網者。但是他沒有停下來，即使前面是帶血的刺刀，他也迎著寒光閃閃的刀尖勇敢地走上前去。 
　　隨著運動的升級，紅色恐怖之風越刮越猛，一些飽受岐視的狗崽子們，連最基本的自下而上權也被剝奪。當遇羅克聽說北京大興縣對黑五類及其子女大開殺戒，甚至連出生才38天的嬰兒也慘遭殺害的消息時，他震驚，他憤怒。 
　　閃爍的眼鏡鏡片後面，他的眼睛因痛苦而微微閉上，心在抽搐，滾過一次次陣痛。小時候他看電影《流浪者》時，為拉茲的不公正命運掉過眼淚，如今他為自己國家千百萬拉茲掉眼淚了。難道說“法官的兒子永遠是法官，賊的兒子永遠是賊”？ 
　　“鬼見愁”對聯的出籠和“血統論”的全面氾濫，促使遇羅克迅速站到了鬥爭的最前列。他把自己的生活費用壓縮到最低限度，從每月的18元學徒工資中節約出錢來，買蠟紙、鋼板、鐵筆和白紙，將洋洋萬餘言的《出身論》刻印出100多份，署名為“家庭問題研究小組”，分頭寄給黨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然後大量張貼在北京街頭。在傳單貼出的地方，總是圍著大群的人群，議論紛紛。 
　　《出身論》指出，“鬼見愁”對聯不是真理，是絕對的錯誤。“它的錯誤在於：認為家庭影響超過了社會影響。說穿了，看不到社會影響的決定性作用，認為老子超過一切。實踐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社會影響遠遠超過了家庭影響，家庭影響服從社會影響。”因為，每個人都是“稍懂事就步入學校大門，老師的話比家長的話更具有權威性，集體受教育比單獨受教育共鳴性更強”，“領導的教導，報紙、書藉、文學、藝術的宣傳，習俗的薰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會給一個人不可磨滅的影響，這些統稱社會影響。這都是家庭影響無法抗衡的。”如果按照對聯的觀點，“老子反動，兒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類永遠不能解放。”相反，“人是能夠選擇自己前進的方向的。這是因為真理總是更強大，更有感召力。你真的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無比正確的嗎？你真的承認內因起決定作用嗎？那麼，你就不應該認為老子的影響比什麼都強大。”遇羅克在文章中呼籲：“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麼出身，都應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 
　　《出身論》還列舉了大量事實，說明了“血統論”對青年的影響和傷害，特別是對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壓抑和打擊。“不少大學幾乎不招黑七類”，社會上有“禁止黑七類串連的，有用出身問題攻擊敢於寫大字報的同學的，有不許出身不好的青年參加各種戰鬥組織的，有借出身問題挑動群眾鬥群眾折……這些大家都不感到意外，可見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歷來是常事……在工廠，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幹部，幾乎無一例外是出身好的……農村中，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財會、行政、保管等各項工作，也不能外調……”文章希望大家行動起來，努力“填平這人為的鴻溝”。 
　　用《出身論》來抨擊“血統論”，對於那些生下來就低著頭的狗崽子們來說，無異於一聲驚雷。他們在一望無邊的沙漠中跋涉，忽然看見了一叢綠樹、一口清水井，他們多麼欣喜！然而心裡頭也隱隱有一絲擔憂，擔憂暴虐的烈日會毀掉那叢綠樹、那口清水井。 
　　《出身論》的文章出現後，人們爭相傳抄，紛紛議論，影響迅速波及開來。北京四中學生牟志京、王建複等人，為《出身論》的觀點和論證深深折服，按照油印稿上的聯絡地址，他們找到了作者本人。 
　　遇羅克和他們握了握手，然後請入陋室就坐。遇羅克說，他開始《出身論》方面的思考，源於他的出身和個人不平靜的經歷，也源於他對各個學科知識的不斷汲取。他之所以取名“家庭問題研究小組”，是因為他不喜歡戰鬥隊之類的名字，而啟用這個名稱，是希望能啟發全國億萬個家庭，願每一個家庭都能認真思考，研究一下出身問題。 
　　一番交談，牟志京、王建複等人對遇羅克的崇敬之情又添了幾分。經過商議，決定對《出身論》稍作修改，刪掉某些太露鋒芒的言論，以“首都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傳部”的名義，向全社會推出。 
　　短暫的籌備和忙碌後，《出身論》在《中學文革報》上登出，首期3　　份被一搶而空。有一次，遇羅克的小弟弟遇羅勉在賣報時，發現買報的隊伍有騷動，為避免被哄搶，億收了攤，抱著未售完的《中學文革報》就跑。跑著跑著，一回頭，後面跟著一長隊想買報的人群。 
　　和傳播譚力夫的講話一樣，《出身論》迅速向全國範圍內幅射，引起了一陣陣強烈的反響。 
　　在此期間，為《中學文革報》所設的接待站也異常繁忙。記者、工人、學生等紛紛來訪或索報。50年代以來一直不敢涉及的出身問題，現在被公開捅到了社會上，並且有人站出來公開為出身不好的“賤民”說話，使不少“賤民”受到了鼓舞，感到振奮。來訪的人群中，那一張張焦灼痛苦的臉，使遇羅克也感到痛苦。他不斷出擊，先後在《中學文革報》的後幾期上，發表了《談純》、《“聯動”的騷亂說明了什麼？》等文章，對“血統論”作了系統的批判。 
　　堅持“血統論”的人，對有人膽敢如此大膽的公開挑戰，感到怒不可遏。經常有人叫陣，點名要同遇羅克辯論。每每有“血統論”觀點的大群人，圍著遇羅克辯論，進行口舌圍攻。但是每次都被遇羅克雄辯的能力所遏制，被支持《出身論》觀點的另一派群眾解圍。 
　　在辯論臺上，遇羅克像是真理的衛士，詞鋒犀利，言辭中處處閃爍著智慧的火花。他有時候輕鬆地一笑，幽默地說：“我甚至不屑于同譚力夫之流辯論。因為辯論的過程，就是對出身不好的人污蔑的過程。這樣的辯論的最好結果，無非說明他們不是個混蛋而已。”有時候，他又會異常嚴肅，臉色鐵青地論證道：“‘鬼見愁’對聯的上半聯，是從封建社會的山大王竇爾敦處借來的，難道批判竇爾敦還需要多少勇氣嗎？” 
　　遇羅克還不知道，他的面前，是一場更加嚴峻、更加殘酷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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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有為數不少的《出身論》的支持者——包括遇羅克本人，都曾天真地希望毛澤東能讀到這篇文章。他們的“希望”並非憑空而來，在“八·一八”大檢閱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之後，在毛澤東親筆寫了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支持信之後，《出身論》的擁護者們完全有理由這樣“希望”。 
　　在他們尚且純真的心靈中，毛澤東看過這篇文章後，一定會奇跡般地“表示熱烈的支持”。因為，據說毛澤東家庭出身也是富農，毛澤東一定會同情、理解他們這些出身不好的子女。 
　　基於這種“希望”，遇羅克曾先後5次給毛澤東寫信，呈上洋洋萬餘言的《出身論》，並為自己的觀點據理力爭。他要求給一個機會，讓他向中央彙報《出身論》的寫作依據，闡述《出身論》產生的社會背景。 
　　信一封封發出去了，他和同伴們耐心地等待著。 
　　然而奇跡始終都沒有發生。 
　　倒是等來了另一個壞消息：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表態：“《出身論》是大毒草，惡意歪曲黨的階級路線，挑動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進攻。” 
　　戚本禹的表態，宣判了《出身論》的死刑，遇羅克隨時都面臨被“專政”的危險。 
　　面對冷酷的現實，遇羅克無聲地低下了頭，他失敗了。真理又一次輸給了邪惡，又一次輸給了權勢。他的失敗，意味著正義被污辱，意味著億萬出身不好的“狗崽子”將墜入更黑暗的深淵。 
　　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遇羅克寫道：“無論怎麼講，圍繞《出身論》的鬥爭，我是失敗的一方，也許是‘光榮’的失敗，也許是‘暫時’的失敗，但歸根到底還是失敗。”但是“這個問題終究是會解決的。把一部分人的尊嚴建築在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不合理的。這種尊嚴是維持不住的，這種手段也是不能奏效的。”在給另一位友人的信中他寫道：“我們不是陰暗角落裡的跳蚤，不過，並不是所有的事都那麼脈絡分明。整個一部歷史，並非一冊因果報應的善書，罰不當罪的決不是沒有，即使將來真相會大白於天下。” 
　　他已經預感到了前途不會平安，遇羅克坦然地對夥伴們說：“把一切都放到我身上好了，你們不必去承擔什麼，因為那樣也不會減輕我身上的罪名，反而只能給你們自己找麻煩。” 
　　中央文革不相信《出身論》會出自一個20多歲的青年工人之手，他們懷疑在遇羅克的身後一定有背景，有黑手操縱。於是採取放長線釣大魚的方法，跟蹤、盯梢、郵件屢屢被檢查。凡是與遇羅克有關係的人，也一個個遭到了各種各樣的審查和“幫助”。 
　　在被捕的前幾天，遇羅克在一則日記中寫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於探索真理之外的東西，那將是我一生中最難過的事。我要做一名馬列主義的忠實信徒，為共產主義事業而獻身。” 
　　1968年元旦，新年帶給遇羅克的是一份黑色的禮物。這一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部長親自批准逮捕了遇羅克；1月5日，一輛囚車開過來，在陣陣淒迷的警笛聲中，遇羅克被投進了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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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國最優秀的兒女，被共和國剝奪了所有的權利。歷史就是這麼無情。歷史就是這麼辛酸。歷史就是這麼沉重。 
　　遇羅克卻依然那麼執著，他還是堅持他的真理。 
　　在獄中他說：“歷史是會評價我的功過的。” 
　　是的，歷史總有一天會把這所有的一切重新評說。但是很多人等不到那一天了——比如遇羅克。 
　　1970年3月5日，遇羅克被指控犯有“惡毒攻擊罪”和“組織反革命集團罪”，“罪大惡極，民憤極大，依法判決死刑，立即執行。” 
　　一聲槍響，大地也在抖動。 
　　追求真理，必須付出生命的代價。難怪在這個國家追求真理的人總是少得可憐。 
　　為追求真理，失去生命的何止遇羅克一人！在北京，一名少不更事的少年因為貼了張“《出身論》作者永垂不朽！”的標語，被判處8年徒刑；受《出身論》的感召而與遇羅克聯繫過的人，被定為“遇羅克反革命集團”成員，橫遭迫害；北京市地質學院附中女學生鄭小舟，珍藏並宣傳《出身論》，公開提出18個問題向中央文革挑戰，最後身陷囹圄，慘死獄中……。 
　　現在已說不清究竟有多少人為此付出過代價了。 
　　悲涼嗎？慘痛嗎？當然是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這樣悲涼、慘痛的人間戲劇何其多，遇羅克的悲劇，只是無數幕悲劇中的普通一幕。 
　　讓我們以生者的名義請求歷史記住：人類曾有過這黑暗的一頁！人類不應該再出現這黑暗的一頁！
3—3、老紅衛兵失寵 
“聯動”誕生前後 

　　“血統論”與《出身論》經過一番廝殺，兩敗俱傷，誰也沒逃脫掉失敗的下場。傷雖傷矣，但程度仍有所不同。當遇羅克用鮮血和生命祭奠了《出身論》時，《出身論》事實上已經粉身碎骨地入下陣來，在以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裡，恐怕再也沒有誰有勇氣去重新舉起這面浸滿鮮血的大旗了。而“血統論”的受傷，只是傷在表皮上。在有數千年封建傳統的中國，“血統論”有根深蒂固的基礎。剛在文化大革命中興起的紅衛兵運動，更是同“血統論”有著密不可分的血緣關係。隨著譚力夫被批判，從表面上看，“血統論”開始遭人唾駡，然而在人們思想深處，“血統論”依然牢固地佔據著原先的地盤，一時半會肯定不會退出。在這種背景下，實際存在的血統論，被批判的“血統論”以及潛伏在人們思想深處的血統論，三者扭結在一起，以三種變形的形式各自發展著。 
　　“聯動”的誕生，便是其中一種形式的發展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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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四舊後，開始大串連。牛皖平，北京大學附中一位品學兼優的高材生，約了幾個紅衛兵戰友去外地開開眼界。這位天真的學生預備黨員，以一腔熱誠回應黨的號召，積極投身文化大革命，真摯地嚮往全國都能成為一所“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在大串連途中，他甚至還和紅衛兵戰友在一起商議過，是不是把北大附中搬到東北或內蒙古，搞成半工半讀、半牧半讀的學校呢！？ 
　　很快，現實和理想發生了衝突。在牛皖平和他的紅衛兵戰友所到之地，“炮轟”不斷升級，省委、市委的各級領導班子基本癱瘓，黨委和黨委負責人紛紛落馬成了黑幫……。 
　　如果說這一切還能容忍的話，回到北京之後，他們親眼看見自己的父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造反帶來的災難已經降落到了他們自己的頭上，他們原先“紅色貴族”的地位正在動搖，甚至還有可能墜入社會的最底層，成為連雲黑幫後代，成為新的“狗崽子”。 
　　他們憤怒了。他們突然清醒過來，共和國的危機和自身的危機糾纏在一起，使他們捲入漩渦之中。他們開始了一輪新的思考和戰鬥。 
　　這些敏感的老紅衛兵們，即使在憤怒之中也沒有忘記鬥爭策略。他們中間，有著極其複雜的家庭背景和社會背景，條條根脈甚至可以把他們同中南海直接聯繫起來。從各種途徑，他們已經聽出了中央有兩種不太一樣的聲音。 
　　他們得選擇其中的一個聲音。他們知道，如果中央的兩個聲音都不支持他們的話，他們的行動無異於以卵擊石。 
　　在喧囂的聲浪中，他們的耳朵在搜尋著。 
　　10月22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小禮堂接見紅衛兵多數派代表時說：“懷疑一切是不科學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懷疑。懷疑是允許的，但總要有點根據。”在另一次接見全國紅衛兵的會上，周恩來又說：“是不是所有的領導機關都是黑幫呢！？我們，你們，沒有一個人是這樣看的。對於任何一個問題都要一分為二。犯了路線性錯誤而沒有實際的反黨行為，這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對一般犯錯誤的人不能採取無情打擊、殘酷鬥爭的態度。” 
　　陳毅大聲疾呼，仗義直言：“有人要搞垮我們黨，我們要警惕他們的陰謀詭計！” 
　　葉劍英說：“有的幹部心臟病發了，倒下了，還要抓人家鬥，還不讓人家走。我對這件事很憤恨！這些人沒有無產階級感情，不是無產階級的軍人。”
　　徐向前說：“我們解放軍、海軍、陸軍、空軍，隨時保持戰鬥狀態，一聲令下，就要開得動。” 
　　周恩來和幾位老帥的講話使老紅衛兵興奮不已。同時，也更加堅定了他們的信心，鼓舞了他們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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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學二樓的一間會議室裡，正醞釀一項重要的決定。參加會議的是北大附中、清華附中、石油學院附中、北京工業大學附中、八一學校等海澱區十幾所中學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他們大多數是革幹、軍幹子弟，歷史的使命感和嚴峻的現實使他們緊緊地抱作一團，努力要形成一隻鐵拳頭，準備朝他們認為應該打擊的地方打過去。 
　　“聯動”成立之後，所辦的會刊名為《準備！》，鮮紅的封皮上寫著血淋淋的“準備”二字，準備什麼？封面下方是一片空白，只有“準備”二字後邊拖著個巨大的驚嘆號，像虎視眈眈的炸彈懸在半空中，隨時“準備”落下來爆炸。 
　　11月27日的會議是由牛皖平主持的。會議的中心議題是研究當前運動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 
　　會議開始後，氣氛漸漸熱烈起來，共同的遭遇和相同的命運使老紅衛兵們的話題集中到了一點： 
　　“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黨中央，對它有意見為何提不得？” 
　　“現在誰提意見誰就是反革命，這豈不是國民黨作風？” 
　　“我們中學紅衛兵應該聯合起來，和蒯大富、聶元梓之流幹到底！” 
　　此建議一經提出，立即得到會議室裡幾十個人的一致回應。 
　　關於這個組織的名稱，會議上進行了一些推敲。有提議叫“紅衛兵第四司令部”的，以示與蒯大富的“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相抗衡；也有的提議叫“造反兵團”，意思是要再造一次那些一窩蜂出現的造反派的反。經過協商，大多數人贊成用“聯合行動委員會”的名字，並且在前面加上“首都中學紅衛兵”的字樣，和大學紅衛兵有所區別。 
　　會議還決定，“聯動”的組織機構採用集體協商的辦法，由各校派出一名聯絡員主持常務工作，總部設在北大附中，總聯絡員由北京工業大學附中紅衛兵于增壽擔任，組織工作由北京石油學院附中負責，並委託北大附中紅衛兵宮小吉起草《“聯動”宣言》。 
　　經過幾天的籌備，12月5日，“聯動”宣告正式成立。當天夜裡，“聯動”成員冒著刺骨寒風傾巢出動，四處張貼標語和《“聯動”宣言》。北京工業大學附中鄒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幾十米高的西直門城樓，用幾十張大字報紙刷成了一條巨幅標語：“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 
　　這幅標語，發出了向中央文革進攻的信號彈。此時《“聯動”宣言》已經撒遍了北京城，在這份宣言中他們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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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今日宣告成立。 
　　本委員會誓死忠於党、忠於毛主席，為了粉碎一切違反毛澤東思想的行為，時刻準備施行必要的行動。 
　　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出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形式乃是對當前運動的最大威脅，它威脅著革命群眾血汗換來的勝利果實，它將使群眾重新回到被專政、被壓迫的地位，它將奪取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權利。它將使千百萬人頭落地，它將使歷史車輪倒轉。 
　　它，威脅著我們！ 
　　只有一條道路：拉起隊伍來，幹！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實需要自己去保衛，自己革命的權利必須掌握在自己手裡，保衛十六條，保衛我們的總司令部黨中央，保衛我們的偉大統帥毛主席！ 
　　我們宣誓：誓死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保衛無產階級鐵打的江山永不變色！ 
　　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誓死保衛黨中央！ 
　　誓死保衛毛主席！ 
　　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 
　　“聯動”成立，當然不僅僅是為了刷幾條標語，散發幾摞傳單。12月6日，也就是“聯動”宣告成立後的第二天，牛皖平帶領十幾個“聯動”成員來到蒯大富控制的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點名要求辯論揪鬥老幹部的問題。 
　　“聯動”成員大多有背景，是“紅色貴族”，在文革初期他們秘密成立紅衛兵組織，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賞，更是出盡了風頭，有濃烈的優越感。可是那些大學中的紅衛兵更非庸常之輩，他們是在人生道路上經歷了種種拼搏之後，才跨進大學門檻，考進高等院校的，他們並不把“紅色貴族”怎麼放在眼裡。
　　在大門口，牛皖平等“聯動”成員即遭到幾十名大學紅衛兵的圍攻，眼看寡不敵眾，牛皖平等人只好奪路而逃。 
　　習慣了凱旋歸來，又豈能容忍這般近似恥辱的失敗？第二天，“聯動”再次派出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北京農業大學附中20余名紅衛兵，來到“三司”所在地。誰知道，對方竟用電話迅速調集了上千名紅衛兵，將“聯動”成員團團圍住。雙方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對“聯動”這樣一個新出現的紅衛兵組織，周恩來從一開始就關注著。從理智上講，他希望這一批“紅色貴族”在文革的風雨中迅速成長，共和國需要這一代人快點成熟；從感情上講，他更是與這些“紅色貴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聯動”成員的父母，有許多是他的老同事、老部下，他有責任幫他們一把。但是，面對文化大革命這樣極其複雜的局面，他自己也得步步提防。紅衛兵中派性已經產生，明顯支持“聯動”一派，等於否定另一派，甚至有可能挑動兩派大動干戈，這是周恩來極不願意看到的。另外，“聯動”所攻擊的目標是毛澤東所依賴的中央文革小組，支持“聯動”，等於將自己置身于毛澤東的對立面，這更是周恩來不願意的。何況，“聯動”成立前後，其前身主體“西糾”、“東糾”等紅衛兵糾察隊組織大搞“紅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殺人，在北京城的群眾中造成了不良影響，這些過激行為，周恩來無論如何也是不贊同的。 
　　但是處理過無數複雜場面的周恩來，意識到兩派衝突如不及時調解，將有可能釀成大亂。因此在得知“聯動”成員被圍困的消息後，他立即派出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前往調解。 
　　“三司”上千名紅衛兵，怎能讓周榮鑫輕鬆地將20多個“聯動”成員帶走？在周榮鑫的耐心勸說下，直到第二天淩晨一兩點鐘，他們才勉強同意放人，並要求得到明確的答服：“聯動”不得再來衝擊“三司”總部。 
　　與此同時，12月7日，在民族文化宮，廖承志主持的“第二屆中日青年友好聯歡”籌備會上，“聯動”又與“三司”發生了一場衝突。 
　　衝突的焦點是聯歡會的主持權。“三司”紅衛兵代表提出，聯歡會應由他們來主持，而“聯動”代表馬曉軍等人則堅決反對，雙方為此爭執不下。 
　　作為籌備會的召集人，廖承志的傾向性是偏向“聯動”一邊，“三司”紅衛兵發現蛛絲馬跡後，先是提出嚴重抗議，然後退場。 
　　時間已是深夜，民族文化宮恢復了以往的寧靜。廖承志將“聯動”成員引到他自己的房間，要作促膝長談。 
　　“聯動”成員，其父母有著輝煌的歷史，文革初期秘密組建紅衛兵，他們也有著輝煌的過去。沒想到全國人民都起來造反了，他們感到失落，眼下四處受挫，他們更是感到委屈和辛酸。此時，他們圍著廖公，心中的不平和忿懣算是找到了一個發洩的地方。 
　　廖承志聽著聽著，一聲長歎，說道：“總理是理解你們的。” 
　　房間裡頓時安靜下來。幾個年輕人眼裡，有淚光閃動。 
　　廖承志深思一會，繼續說：“你們要懂得，作為一個革命者，在革命高潮時應該跟著黨，在受到冤枉委屈時，也要跟著黨幹革命。我從小參加革命，可是到了革命隊伍又遭到不信任，長征時我是戴著手銬走過來的。後來是總理救了我。希望你們要以革命利益為重，經得起鬥爭考驗。現在我白天挨鬥，晚上還會見外賓……” 
　　說到這兒，廖承志臉上苦笑一下，停住了。 
　　停住，是因為有人敲門。 
　　門打開了，兩名身著便衣的《解放軍報》記者走進來，亮了亮記者證，坐下，要求旁聽。 
　　“聯動”成員感到突然，當場有幾位站出來，堅決要求那兩名記者退出會場。 
　　廖承志攤開雙手，聳聳肩：“既然孩子們不歡迎你們，你們就請出去吧。” 
　　“我們是搞內參的。”其中一名記者說。 
　　“內參，我們自己會寫。”廖承志說。 
　　“你？”說話的那個記者懷疑地打量著廖公。 
　　“年輕人，我當新華社社長的時候，這個世上還沒有你哪！”廖承志說著輕輕笑了。 
　　這件事，給廖承志惹下了禍端。 
　　當天晚上的後半夜，廖承志剛剛上床，突然被一陣急驟的電話鈴聲驚起。
　　電話是江青打來的：“你連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都敢攆，你還是不是共產黨員？” 
　　廖承志想申辯幾句，對方“喀”地一下將電話掛死了。 
　　兩天後，12月9日中南海小禮堂的一次會議上，江青發難，就轟走記者一事逼廖承志作檢討。從此，廖承志被“打倒”了。 
　　廖承志的倒臺，使“聯動”成員眼中的希望之光又暗淡了幾分。他們預感到，廖承志的倒臺，意味著中央文革已開始向周恩來動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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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中央文革的反擊非常迅猛。 
　　12月16日，北京市中學紅衛兵聯合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會上，重點批判了“鬼見愁”對聯，批評了“西糾”、“東糾”等紅衛兵糾察隊的過激行為，並決定解散各種紅衛兵糾察隊。 
　　江青在大會上發言。她點名批評了國務院正副秘書長周榮鑫、雍文濤，說他們是保守組織的後臺，要他們低頭認罪。提到“血統論”時，江青輕蔑地說：“血統高貴？是什麼東西！” 
　　周恩來也出席了這天的集會。在主席臺的一側，從不抽煙的周恩來拿起了一支香煙，默默吸著，神色十分嚴峻。 
　　會後，公安部對紅衛兵糾察隊發動了強大的攻勢，搗毀據點，嚴懲“首惡分子”，囚車拉著警報，淒厲地駛過大街小巷。 
　　老紅衛兵開始失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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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73歲誕辰。也許是巧合，也許是天意，這一天，老紅衛兵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匆匆謝幕。悲壯的尾聲，成了他們獻給最高統帥毛澤東的生日禮品。 
　　這天，“聯動”在北京展覽館召開“破私立公誓師大會”。會議由北大附中周春英主持，清華附中等4個學校的“聯動”代表就運動以來本紅衛兵組織的成績和缺點作“破私立公”發言。 
　　臺上，麥克風將“聯動”紅衛兵代表的聲音傳遍會場，不時被一陣陣掌聲打斷。 
　　但是就在發言過程中，一份份署名“紅後代”的傳單從紅衛兵頭上紛紛揚揚落下，會場上起了一陣騷亂。搶到了傳單的，臉上滿是興奮；未搶到傳單的，伸長了脖子四處打聽。紅衛兵三五成群，圍在一起熱烈地議論，會議暫時開不下去了。 
　　石油學院附中“聯動”負責人馬曉軍、賀邯生等人，索性走上主席臺，向大家宣讀這份口號傳單： 
　　“堅決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幾天發表的反毛澤東思想的講話！” 
　　話音落地，會場沉默了一會，接下來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再往下念傳單，每讀一句，會場就會有一陣巨大的反響。 
　　“反對縱容、支持、鼓勵反革幹、軍幹子弟的行為！” 
　　“堅決打倒鎮壓中學運動的鄶子手‘三司’！” 
　　“沉默就是死亡，戰鬥就是生存！” 
　　“揪出‘三司’後臺，搶斃‘三司’後臺！” 
　　“反對亂揪老前輩！” 
　　馬曉軍將中氣運得足足的，每念一句口號，他都要停頓一下，台下異口同聲叫一個“好”字，震得整個會場都在抖顫。當台下的喧嘩聲漸漸平息下來，馬曉軍才接著念下一句口號。這個情景，像俄國作家肖霍洛夫在《靜靜的頓河》中所描述過的高加索兵營中的一組鏡頭。 
　　當馬曉軍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這句口號時，全場幾千人愣住了，一秒，兩秒，三秒……突然，仿佛平地裡卷起一團風暴，掌聲大作。“聯動”紅衛兵們發瘋似的蹦起來，跳到桌子上、椅子上，拼命鼓掌，大聲叫好，鞋子、帽子、頭巾、傳單等物件拋向空中，在圓形屋頂下飄舞著。不知誰弄來了鞭炮，劈哩啪拉，震耳欲聾的鞭炮聲在劇場中炸開了。 
　　“聯動”老紅衛兵的血液像火一樣燃燒著。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也有頭腦還清醒的部分紅衛兵意識到，在這種時候，過激的行為可能導致更嚴重的事端，會把“聯動”引向徹底毀滅。 
　　在秦曉鷹、馬利所采寫的報告文學《老紅衛兵夢囈錄》中，當年的“聯動”成員、北京市八中老紅衛兵計三猛有這樣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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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動”大會是一部分老紅衛兵準備決一死戰的宣言。我意識到了一種危險性，我覺得過激的行為可能導致不幸的後果，立即上臺發言。 
　　我對有些過激的口號表示不贊成，說道：“我們不能以自己的境遇為出發點，一旦失寵就牢騷滿腹……” 
　　我的話，激起聽眾們極大的不滿。台下騷動著，大聲喧嘩著，把桔子皮、餅乾直往臺上扔，同時大聲叫喊著要我滾下臺去！ 
　　“你是幹什麼的？” 
　　“哪裡來的狗崽子！” 
　　“你是什麼出身？” 
　　“滾下去！滾下去！……” 
　　有的紅衛兵一邊喊口號，一邊從主席臺兩側往上沖，想搶走麥克風，不讓我繼續往下說。還有人叫著要把我從臺上摔下去。我一點也不驚慌，這是革命中司空見慣的場面了。 
　　我們西城區的紅衛兵糾察隊搶先沖上臺來，他們手挽著手，組成一道人牆，把我圍在中間，保護著我繼續講演。 
　　我當時的發言，完全是即興的，沒有任何準備。我們是接到“聯動”大會的通知以後來參加會議的，但會議的具體內容我們完全不知道。我想盡力阻止過激行為，以防止老紅衛兵全軍覆沒。也許我的發言太理性化了，成了澆向大會的一盆冷水。歷史證明他們是對的。他們以切身體驗，以直覺感受到中央文革一夥人的錯誤，這些人正是後來的四人幫。但是，我卻是最早地預感到了危險性，我是從這夥人的淫威中預感到的。我不忍心看著同伴們付出如此昂貴的代價。 
　　我聲嘶力竭地繼續往下講著。當我講到我弟弟被公安局逮捕時，下面漸漸安靜下來。我弟弟是35中學的初中生，他們幾個紅衛兵看大字報時與“三司”的大學紅衛兵發生口角，被抓了起來。謝富治以維護社會治安為名，抓了一大批對中央文革不滿的老紅衛兵。 
　　接著我又談到了我的父母親，當時我父親是一位局長，母親是處長，他們都是1937年就參加了抗日的老革命了。現在他們統統被關進了“牛棚”，我們兄弟幾個，每天輪流給他們做飯送飯。 
　　這時，台下完全安靜下來了。我知道，台下許多人正和我一樣，他們的父母親，也正關在各種“牛棚”裡，有的甚至更慘。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情緒慢慢勾通了，我的話才慢慢進入他們的心靈。 
　　當時，大會上所表現出的分岐，實際上代表紅衛兵末期的兩個流派，一種中魚死網破，決一死戰；另一種是想力挽狂瀾，採取溫和的漸進方式，退一步，進兩步，希望把紅衛兵運動延續下去。實際上，不論用哪一種方法，都無法挽救老紅衛兵衰落的命運。中央文革的意圖十分明確，老紅衛兵的任務已經完成，他們現在可以退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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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6日的大會上，決心決一死戰、拼個魚死網破的觀點佔了上風。他們高呼口號，於12月16日、28日、31日和1967年1月6日、7日、11日先後六次衝擊公安部，要求釋放被捕人員。在公安部的牆壁上，他們刷上“公安部執行一條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火燒謝富治！”等大標語。 
　　在“聯動”組織的冤家對頭、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出版的紅衛兵戰報《井岡山》上，有“聯動”六沖公安部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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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沖：1966年12月26日晚上，“北航紅旗”將兩個企圖偷摩托車並行兇打人的“聯動”分子扭送到公安部。正在公安部接待室與公安人員接洽時，一夥“聯動”暴徒沖進了接待室，搶走兇手並打傷“北航紅旗”戰士。公安部的同志請雙方安靜下來，有話慢慢說，不要動手打人。這些暴徒非但不聽，反而破口大駡，用身體衝撞公安部的工作人員，動手打一位前來解決問題的副部長，接著對其他工作人員進行圍攻毆打，囂張至極。為了保衛無產階級專政，公安人員只得將其中打人最凶的幾個拘留起來，繼續對他們進行耐心的說服教育。拘留期間，工作人員幫助他們學習毛主席著作，沒收語錄本的還發了語錄本。這樣，他們終於做了檢討。可是釋放出來以後，卻反咬一口，說公安部亂抓人。 
　　二沖：1966年12月28日上午，“聯動”調來了二三百名暴徒，強佔了接待室的八個辦公室，無理毆打在裡邊辦公的同志，迫使這些同志離開辦公室。他們還大肆破壞，砸碎玻璃窗、電話機，將痰盂、茶杯、墨水瓶等向公安部院裡扔。工作人員在院內向他們喊話，請他們派代表來談，卻被這夥暴徒用彈弓打傷一個同志的眼睛，用石頭打傷另一個同志的頭部。中午，又有十多個暴徒跳進院內動手打人，當即被公安人員扣下，讓他們吃了飯，又對他們作了仁至義盡的說服。他們都先後承認了錯誤。到下午三四點鐘，在接待室的暴徒，又從視窗跳進院裡，將工作人員團團圍住，連罵帶打。另一部分暴徒圍攻一位患心臟病的女同志。該女同志當場昏倒，而暴徒不讓搶救。經過兩小時的努力，病人才被營救出來。這幫暴徒又闖入大禮堂，把裡面的商務砸了個亂七八糟。他們在禮堂裡野驢般尖聲吼叫：“高幹子弟要掌權！”“打倒‘三司’！”“打倒公安部！”“搶斃‘三司’後臺！”“中央文革支持‘三司’亂抓人！”“公安部權力下放！”等反動口號，並撕下牆上的毛主席語錄，把一些反動口號塗在牆上。這天半夜，一位副部長要找他們談話，他們拒不理會，反而大罵什麼“狗崽子”、“混蛋”等，把副部長趕出禮堂。第二天，即29日早上，他們把被扣押的兩個打人兇手搶走，並將三個公安人員用繩子綁架到禮堂，進行圍攻、謾駡。有一個同志被他們用繩子勒住脖子，差點兒咽氣。他們還把裝大便紙的簍子扣在工作人員的頭上。30日，革命工人、學生前來支援公安部，他們才陸陸續續溜走了。 
　　三沖：事隔一天，即12月31日，“聯動”又糾集近百名暴徒，再次衝擊公安部接待室，強佔了兩間辦公室，工作人員請他們派代表來解決問題，他們置之不理，並動手析人，當場推倒一名女同志，踢傷一名男同志。經公安部同志耐心說服，他們到1月1日下半夜才灰溜溜地逃掉了。 
　　四沖：1967年1月6日上午11時左右，“聯動”糾集100多名暴徒第四次衝擊公安部。這次他們公然從公安部大門沖了進去，在裡面大撒反動傳單，寫著什麼“活著幹，死了算”、“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等，。以後又沖入禮堂，于次搗毀禮堂的設備，包括電話機、配電室等，並在禮堂內點燃鞭炮，塗寫反動標語。第二天早上，公安部廣播室把他們的所作所為廣播出去，他們著慌了，企圖搗毀廣播室，但沒找著，便到處割電線、砸喇叭。他們又想沖進南大樓，沒有得逞，轉而進食堂，把食堂四五十斤粉腸和五六十斤豬頭肉搶吞一空。他們一邊吃一邊還恬不知恥地說：“這是革命行動”，“他媽的，公安部的豬頭肉真好吃。”以後，革命群眾聞訊趕來，這夥暴徒謊稱總部來電話要他們回去，一溜煙地倉惶遁去。其實，電話早被他們砸壞了。 
　　五沖：一天之後，他們又一次糾集五六百人，帶著菜刀、匕首等兇器企圖沖入公安部。他們一路上大喊“打倒‘三司’！”，甚至喊“打倒江青！”由於不少革命群眾聞訊自動趕來保衛公安部，“聯動”的企圖沒有得逞。但他們竟將“二踢腳”裝上鐵釘，向負責守衛公安部的解放軍同志臉上扔去，使好和個戰士受傷。 
　　六沖：1967年1月11日，他們再次糾集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衝擊公安部。這次自動前來保衛公安部的革命群眾更多了。“聯動”沒有沖成，居然還無恥地向公安部提出了所謂“最後通牒”，臨走時還喊出“油煎江青！”、“打倒周恩來！”、“打倒陳伯達！”“劉少奇萬歲！”等極端反動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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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這份材料出自紅衛兵小報，而且出自“聯動”對立派的“井岡山兵團”之手，其傾向性顯而易見。但是它所記載下來的事件經過，據參加過衝擊公安部的“聯動”紅衛兵回憶，基本上還是比較客觀真實的。 
　　“聯動”六沖公安部，是一段驚心動魄的日子，也是一段難忘的記憶。歲月滄桑，流走了多少時間，但那一段記憶卻始終被保存在心靈的深處。現在回憶起來，他們對自己年輕狂熱的過去，有一種不敢辨認的感覺。 
　　他們臂戴紅袖章，騎著自行車，疾馳在大街小巷，高喊各種口號，竭力發洩心中鬱積的怨憤和不滿。在老紅衛兵集中的校園裡，他們的情緒更是找到了發洩口：撕毀圖書，砸爛教學儀器，劈掉課桌的椅子取暖，或者以各種物質修築工事、營堡……。 
　　這是一種撕裂自己傷口的作法。這種作法的結果不但不能止痛，還會帶來更劇烈的慘痛。 
　　就在這樣一種絕望的情緒中，失寵的老紅衛兵迎來1967年。 
　　元旦這天，部分“聯動”成員困獸猶鬥，以中共中央革幹子弟、中共北京市委革幹子弟、國務院革幹子弟、人大常委會革幹子弟、中央軍委軍幹子弟、國防部軍幹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幹子弟聯合行動委員會的名義，發佈了中央秘字[003]號《通告》。《通告》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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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會、人民解放軍各軍種、中央軍委、國防部革命幹部子弟聯合行動委員會於1966年10月1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禮堂正式成立。 
　　聯合行動委員會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集體領導下工作。 
　　聯合行動委員會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揮下工作。 
　　聯合行動委員會在馬列主義的原則精神和中共歷次黨代會的一貫路線指導下工作。 
　　聯合行動委員會的任務： 
　　1、堅決、徹底、全面、乾淨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取消一切專制制度，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保證民主集中制在黨的生活中得到堅決的貫徹，保證中央各級黨委、黨員的生命安全。 
　　2、堅決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所產生的各種反動造反組織。 
　　3、堅決地肅清中共黨內和國家機關的反黨分子、蔣介石分子、赫魯雪夫分子。 
　　4、鞏固三面紅旗，加強國防，保衛社會主義建設和無產階級專政。 
　　5、保衛党的各級優秀組織和優秀、忠實、英勇的領導幹部。 
　　組織路線。在中央委員會直接領導下，發展過程如下： 
　　1、第一階段。由中共中央、國務院、解放軍、省市委幹部子弟組成； 
　　2、第二階段。由基層組織（地委專署與公社）幹部子弟組成； 
　　3、第三階段。吸收全國工農兵和出身他種家庭而政治表現好的參加。 
　　同盟軍：包括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士，中共黨員，共青團員，工農積極分子。 
　　聯合行動委員會號召各省市革命幹部子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忠於馬列主義和1960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繼承革命傳統，在各地迅速組織聯合行動委員會。貫徹中央、北京聯合行動委員會的一切行動指示。 
　　聯合行動委員會號召她的成員要無限忠於黨，忠於人民，戒驕戒躁，密切聯繫群眾，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和黨內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惡劣影響，為黨為人民為共產主義而奮鬥到底，直到流盡最後一滴血。 
　　……我們一定要英勇、忠實、幹練、堅貞、艱苦耐心地做好各種工作，迎接大反攻的到來。我們的困難是複雜嚴重的，我們的處境是血色恐怖的，不鬥爭，必滅亡。無數的革命前輩和黨員兄弟被圍攻被拷打被審訊被迫害，許多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優秀戰士英勇地就義犧牲了，數以千計的黨的好兒女被監禁、監視和失蹤，看到這些，我們還有什麼不能拿出來的啊！人民盼望著我們，希望我們粉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他們罷工、停電、絕食、請願，為我們作出了優秀的榜樣。我們莊嚴地向全人類和所有的敵人宣告：我們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流鮮血，受迫害有何所懼！我們的事業——馬列主義的事業必然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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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7日，謝富治講話指出：“公安部要保護左派，反擊右派，鎮壓反革命。例如‘聯合行動委員會’、‘西安紅色恐怖隊’，這些組織是反動的，頭頭是反革命。” 
　　1月31日出版發行的《紅旗》雜誌1967年第三期，發表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文中明確指出：“對反動派，別說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給，一點不給，半點也不給！”“對於反革命組織，要堅決消滅。對於反革命分子，要毫不遲疑地實行法律制裁！” 
　　在此前後，中央文革成員戚本禹給“三司”紅衛兵一位負責人打電話時指責道：“在‘聯動’問題上，你們是不是手太軟了？這個‘聯動’都對付不了，今後還想當左派？” 
　　鉸殺令已下，“聯動”遭到了毀滅性打擊。 
　　1月21日，以首都中學紅衛兵為主，在北京召開了“徹底批判‘聯動’大會”。接著，“聯動”設在北京101中學、北京工業學院附中、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北師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學校、八一學校等校園內的“聯動”據點先後被摧毀，分散在上海、瀋陽、武漢、南京、廣州、長沙、新疆等全國各地的“聯動”力量均遭到鎮壓，大批“聯動”頭頭被逮捕。 
“紅衛兵監獄” 

　　張春橋曾經把老紅衛兵比作俄國的十二月黨人，不少老紅衛兵覺得這個比喻很確切。至少，其中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像是被歷史著意導演過的一樣。 
　　在一些老紅衛兵眼裡，十二月黨人大失敗後的流放也是充滿詩意的。閉上眼睛，他們能想像到那位貴族青年軍官的漂亮妻子在風雪中蹣跚而行，她在地上跪下，親吻丈夫腳下冰冷的腳鐐……。 
　　現在，輪到老紅衛兵失敗了。 
　　即使失敗，他們也不願低下高貴的頭顱。 
　　1月19日下午，“三司”為首的上萬名紅衛兵包圍了“聯動”組織部所在的石油學院附中，謝富治派出員警，以公安部的名義將任志明、馬小軍等“聯動”成員逮捕。當那些老紅衛兵戴上手銬、押上卡車時，他們迎著寒風唱起了《國際歌》，仿佛像是電影中慷慨就義的烈士。 
　　在北大附中的“聯動”總部裡，“聯動”總聯絡員于增壽死死抱著電話機不撒手，幾個紅衛兵沖上來，粗暴地指著他，從他懷裡搶走了電話機……望著血洗後的總部，于增壽禁不住大放悲聲。 
　　1月25日下午，公安部與“三司”紅衛兵配合，調集了三萬多名人員，要拔掉“聯動”的最後一個據點——八一學校。他們把八一學校圍得水泄不通，師生一概只許出不許進。下午五點鐘左右，逮捕開始。這一天，共抓走了32名“聯動”紅衛兵。 
　　隨後不久，在八一學校內舉辦了“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這個展覽，在北京曾名噪一時，其中的罪證，有一些確是“聯動”成員搞“紅色恐怖”時的兇器，更多的則是故弄玄虛似的栽贓，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辭”。 
　　展覽會期間，殘存的“聯動”成員多次組織衝擊展覽會場，高呼“還我‘聯動’！”“‘聯動’永存！”等口號。在北京101中學，一百餘名降下國旗，升上老紅衛兵的旗幟，並且降半旗致哀。部分“聯動”成員貼出大字報，認為文化大革命“如同黑暗的舊社會”，質問“社會向何處去？党向何處去？”，甚至還出現了“毛主席正確不正確，十年以後見！”之類的大標語。
　　但是，老紅衛兵的這些反抗都只能是強弩之末。“聯動”的頭頭大部分已經被捕入獄，在獄中，他們將面臨另一場考驗。 
　　北京半步橋第一監獄，因為關押了“聯動”的老紅衛兵，被人們稱作“紅衛兵監獄”。 
　　獄中的生活是艱苦的。一日兩餐，四個窩頭，飯量大的一頓都不夠。每天除去學習外，還要堅持“勞動改造”。對於熟讀了《紅岩》的這些老紅衛兵來說，這些都算不了什麼。想想許雲峰、江姐這樣的革命先烈，他們胸中回蕩著一股浩然正氣。在獄中，他們互相鼓勵著，每當一個老紅衛兵提審歸來，就有許多戰友圍上去，詢問提審的情況，安慰他或者她受傷的心靈。 
　　夜裡，他們望著視窗透出的一點星光，輾轉難眠，痛苦地思索著。 
　　學著革命先烈的鬥爭經驗，老紅衛兵在各個牢房之間建立起了秘密通道，相互聯繫，相互傳遞資訊。有人還編起了歌謠：“想起當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愛我。可憐今天送果人，戴著手銬把牢坐。”看見紙條上這首歌謠的人，無不會心一笑——那笑紋中，分明有幾分苦澀。 
　　據一位當年蹲過紅衛兵監獄的老紅衛兵回憶，當時為了有一隻筆，他們想盡了辦法。起初，只能用牙膏皮寫字，後來一位老紅衛兵的哥哥在送進來的牙膏皮中夾了幾隻圓珠筆芯，這才解決了筆的問題。 
　　有了筆，老紅衛兵之間便開始寫信，互相傳遞資訊。寫得最多的是各種詩詞。有一首《憶秦娥》的詞中寫道： 
　　莫悲傷， 
　　何必惆悵，淚滿眶， 
　　應學青松挺胸膛， 
　　斷頭不懼， 
　　豈畏秋霜…… 
　　另一首《沁園春》的詞中寫道： 
　　從心願， 
　　變耕牛一隻， 
　　踏雪馳騁。 
　　笑顏仰啼戲春風， 
　　豈料向誰吟。 
　　在一首《七律》中，老紅衛兵互相鼓勵： 
　　一見同志喜心狂， 
　　欲言不能急斷腸。 
　　眼神能傳千言語， 
　　相視一笑友誼長。 
　　在獄中，他們仍然十分關注高牆外邊的形勢。每當有新的“聯動”成員被關進來，他們便乘著放風的時間打聽消息。當聽說中央鬥爭很激烈，老帥們在懷仁堂掀了桌子時，他們感到了振奮；可是過了不久，消息變得沉重起來，全國開始批判“二月逆流”，“聯動”被指控為“二月逆流”的急先鋒，老帥們又被點名批判了，老紅衛兵的眉頭緊鎖著，胸口像堵了一塊鉛團。 
　　在最苦悶的時候，他們唱起了《長征組歌》：“雪皚皚，野茫茫，高原寒，炊斷糧……”女紅衛兵則唱起了童年時的歌曲：“誰給我們金色的童年？誰哺育我們成長？少先隊員都知道，是毛主席和共產黨……”唱著唱著，淚水從眼角湧出，順著臉頰，默默無聲地往下流。 
　　時間無情地流逝。春天了，高牆外探過來的樹枝上，挑著一點嫩芽，報導春的消息。可是對於監獄裡的老紅衛兵來說，春天與他們無緣。每天，他們依然如舊，日復一日地“勞動改造”。 
　　雖然，在口頭上，他們一遍遍背誦革命先烈的詩句：“我們願——願把這牢底坐穿！”可是在心底裡，他們多麼渴望能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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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2日，紅衛兵監獄中湧動起一陣小小的騷動。 
　　監獄管理員走過來，拿著個小本本，挨著一個個牢房點名。凡被點了名的，就被帶到放風的燈光球場上，依次排隊。在慘白的燈光下，這些年青的囚犯們臉上佈滿了疑惑、困頓和不安。 
　　有人在悄聲打聽：“幹什麼？帶我們去哪兒？” 
　　被打聽的人同樣疑惑，搖搖頭說：“管它呢！，大不了是一場批鬥。” 
　　第三個人插進來悄聲說：“這回有戲看了，一百多個紅衛兵往臺上一站，看他們怎麼批？” 
　　循著話音，幾個老紅衛兵往球場上看去，燈光下，人影黑壓壓一片，盡是些熟悉的面孔。 
　　幾輛大轎車開過來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隊上車，在車上，他們仍在心裡猜測命運未蔔的前程。 
　　大轎車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前停住了。老紅衛兵看見了天安門，看見了天安門廣場，看見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眼前熟悉的一切使他們想起了昨天一幕幕生動的情景。昨日已成黃花，老紅衛兵心上悄然爬上一種名為蒼涼的東西。 
　　老紅衛兵們下車，被帶進燈火輝煌的人民大會堂，安排在東大廳的會議室等候。一分鐘，兩分鐘……突然，大廳的門開了，老紅衛兵們看見周恩來、江青、康生、陳伯達、戚本禹等人走進來，“嘩”地一下全體起立。 
　　“坐下，坐下。”周恩來做著手勢，示意讓老紅衛兵坐下。 
　　會議室漸漸安靜下來。江青醞釀著情緒，以沉重的表情說了句：“委屈你們大家了。” 
　　就這麼一句話，在場的老紅衛兵都哭了。“委屈”二字，使他們想到了當初秘密組建紅衛兵的一幕幕情景，也想到了“聯動”被搗毀、他們一個個被捕入獄的情景……開頭是兩三個人小聲抽泣，接著抽泣聲轉為嗚咽聲，越來越多的人心酸了，眼淚簌簌往下掉，幾個月來的委屈，在這一刻找到了發洩口，會議室哭聲大作，女孩子們淒厲的哭泣聲中夾雜著男孩子們狼嚎般的哭叫，連成一片悲愴的交響曲。 
　　臺上，周恩來的表情很嚴肅，他的眼眶也有些紅了。周恩來向前走了兩步，用低沉的聲音問道：“有沒有清華附中的？” 
　　清華附中老紅衛兵卜大華站起來，他想開口回答，可哭聲不止，說不成一句完整的話。他的身前身後，幾個清華附中的老紅衛兵和他一樣呆立著，像幾尊雕塑。毛澤東曾經“表示熱烈地支持”過的這些老紅衛兵，衣衫襤褸，眼泡浮腫，頭髮亂蓬蓬像是刺蝟一般……毛澤東對他們始愛終棄，他們嘗到了被人遺棄的滋味。 
　　周恩來繼續問：“董良翮在不在？” 
　　滿面淚痕的董良翮站起來，大廳裡一陣沉默。誰都知道，董良翮是董必武的兒子。 
　　周恩來接著問：“誰是孔丹？” 
　　孔丹站了起來。因為難過，也因為激動，他低著頭，不知說什麼好。 
　　周恩來說：“你父母的情況我都瞭解。你不要難過，你們是黨和人民一手撫育大的，你們是黨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繼續跟黨走，跟著毛主席幹革命。” 
　　孔丹抬起了頭，他的目光和周恩來的目光碰在一起，他發現周恩來的目光中，有一種難於言說的愛和悽楚。 
　　在場的老紅衛兵，周恩來認識不少，他們大多數人的父母親是周恩來的老熟人、老部下。周恩來一一叫著他們的名字，親切地交談著。前排有的老紅衛兵發現，周恩來眼角也閃著淚花。 
　　周恩來努力克制內心中的感情，在臺上說道： 
　　“這次在這裡見到大家，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送外賓到廣州，發現抓了許多人，都是些孩子，這怎麼行呢！？不能不教而誅嘛！回京後向毛主席作了彙報，毛主席說：‘不要抓嘛，放回去嘛。’……你們回去後，不要搞向毛主席請罪的活動，這樣不好，這也是毛主席一貫反對的，應當以實際行動跟著黨幹革命。” 
　　江青在一旁插話：“你們不要把自己劃成小團體，會引起誤會，你們自己考慮。” 
　　頓了一下，江青問道：“誰是牛皖平？” 
　　牛皖平站了起來。 
　　江青笑了笑，用諷刺的口吻說道：“啊，久聞大名，今天才見到。聽說你們有些人罵我，說我這個人不好？” 
　　牛皖平沒有回答。 
　　江青說：“罵吧，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是不怕罵的，也是罵不倒的。你們還小，還不懂得鬥爭是艱巨的，也是複雜的——”說到這兒，她停下來，意味深長地向全場打量著。 
　　大廳裡，一片沉默。 
　　午夜時分，一百多名“聯動”成員走出人民大會堂時，月亮在烏雲中穿行，時隱時現，朦朧的月色中，人民英雄紀念碑上那幾個鐫金的大字顯得格外清晰……。老紅衛兵從監獄裡取回了衣物，步行回家，他們心中回蕩著的不知是激動、是悲愴、還是別的什麼？ 
痛苦的涅磐 

　　4月22日，一百多名“聯動”骨幹成員被釋放出獄，又一次刺激了“聯動”的狂熱性。既然放人了，就說明當初中央文革抓人是錯誤的，至少，是中央文革的失策。基於此種認識，他們中間少部分人更加大膽、也更加頑強地以各種方式來顯示他們的力量。 
　　不少學校的“聯動”成員召開了“老紅衛兵新生大會”，並參與當時中學生中勢均力敵的“四·三派”與“四·四派”的派性鬥爭。5月初，“聯動”部分成員串連在一起，與北京28中的“四·三派”發生武鬥，佔領北京28中達3天之久，還在全市搜捕對立派觀點的人。 
　　失而復得的自由使他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發洩對當時社會現實的仇恨。這時的“聯動”，不可能把矛頭再次直接對準中央文革，就拿一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開刀。他們高喊“把狗崽子斬盡殺絕！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叫他們屍骨成山，血流成河，要殺盡這些狗崽子！” 
　　這種歇斯底里的情緒只能使他們加速走向悲劇性的結局，只能在群眾中煽起對老紅衛兵更大的反感、更深的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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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聯動”成員在經歷了這一次的磨難後，對政治產生了厭倦情緒。
　　一個老紅衛兵說：“我再也不過問政治了。” 
　　另一個老紅衛兵焚燒了“聯動”袖章和以前保存的全部傳單、日記，含淚同昨天告別：“讓我去醉死夢生吧，太陽出來了我要睡覺。” 
　　當時，有相當數量的“聯動”老紅衛兵情緒消沉，不再與風起雲湧的紅衛兵運動相呼應。他們組織地下沙龍，讀“黃書”（被封禁的中外小說，以前蘇聯小說居多），練小提琴，傳唱外國歌曲，聚餐，遊山玩水……。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這些老紅衛兵是在“頹廢”中積蓄力量，在“沉淪”中汲取養分，等待著在下一輪角逐中再展露頭角。但是在當時，他們被人們普遍認為已經“跨掉了”。 
　　他們在“跨掉”的過程中發現了另一個更為廣闊的天空。在“跨掉”的過程中，他們認識了普希金、萊蒙托夫、蒲甯、葉賽甯、艾特瑪托夫、葉甫圖申科以及薩特、加謬、賽林格等等一批人類的天才和瘋子，他們在“跨掉”中體驗到了幸福，享受到了樂趣，也為重新崛起奠定下了堅實的基礎。 
　　然而當時的情況是：他們的“跨掉”為人不恥，不被人接受，即使是在其他“聯動”老紅衛兵中，也難為“革命戰友”理解。 
　　有一部當時頗有影響的老紅衛兵話劇《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其《後記》中作者寫道：“把歷史的教訓用藝術形式表現出來，是為了教育那些由於犯了錯誤而失去信心、希望、醉死夢生的老紅衛兵，提醒他們，過去的戰鬥生活，是多麼充滿戰鬥激情和令人含淚的回顧呵！再看看你們今天的生活，你不羞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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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老紅衛兵話劇《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中，老紅衛兵徐雅雅是創作的核心。 
　　徐雅雅，這位北京戲劇專科學校的尖子學生，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她有七次在場。有一次，她還被指定領喊口號。她屬於最早起來造反的那一撥老紅衛兵之一，運動初期，她編了不少紅衛兵文藝節目，在老紅衛兵中享有好名聲。 
　　1966年國慶日，徐雅雅所在的戲劇專科學校與北京戲曲學院聯合趕排了《紅燈記》，徐雅雅在劇中飾李鐵梅。劇本經過修改，採用了跨越時空的手法，當李玉和犧牲後，臺上便出現了紅衛兵，唱起了《造反歌》：“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在一陣緊鑼密鼓的打擊樂的伴奏聲中，一名紅衛兵扛著紅衛兵戰旗上場，作“龍擺尾”的“急急風”，在臺上揮舞大旗。鑼鼓猛地一停，紅衛兵戰旗收住，走上高臺，在李玉和就義處，鐵梅把紅燈交給紅衛兵，在磨刀人的指引下，用鐵梅作誘餌引出鳩山，最後，紅衛兵刀劈鳩山，謝幕。 
　　這出《紅燈記》的第一次演出是在人民大會堂三層樓的小禮堂裡。康生、江青、陳毅等人到場觀看。演出前，徐雅雅還作了即興發言。 
　　演出過程中，當李鐵梅從李奶奶手中接過紅燈時，說道：“紅燈呀，紅燈，我現在明白了，這就叫老子革命兒接班！”這句臺詞念過，全場老紅衛兵熱烈鼓掌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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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2月26日以後，“聯動”組織被摧毀，骨幹成員大多數被捕，徐雅雅所在的戲劇專科學校，老紅衛兵的勢力也土崩瓦解，幾乎全軍覆沒，最後只剩下她和另外兩個男紅衛兵，“苟延殘喘”般成立了一個“五敢縱隊”。 
　　可是，“五敢縱隊”在學校內外完全呈孤立之勢。 
　　廣播裡經常喊道：“徐雅雅，到‘愛霜雪’戰鬥隊來！”來幹什麼？接受戰鬥隊的批判。這樣的批判有時候一天就得經受七八次之多。 
　　當時的徐雅雅，誠心誠意覺得自己有錯誤。在“聯動”被宣判為反革命組織的當天晚上，徐雅雅與一名烈士子弟以“黨之子”的署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毛主席呀，我們雖然喝了幾口水，可我們不怕，我們要堅持革命……”
　　1967年4月初，北京外語學院附中一位老紅衛兵慕名而來，找到徐雅雅，請她為該校寫一齣歌頌紅衛兵英雄業績的話劇。 
　　幾天後，徐雅雅拿出了初稿。這就是後來頗有影響的老紅衛兵話劇《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這齣戲的導演是徐雅雅。在劇中，她還飾演了校黨支部副書記。實際上，徐雅雅是集編、導、演為一身，對這出話劇作出了重要貢獻。 
　　《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共分八場，從1966年清華附中高三·二班幾名同學罷考，到校外荒郊圓明園遺址處秘密組建紅衛兵，再到與工作組作鬥爭、挨整、毛澤東“八·一八”接見。實際上集中了清華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等幾所中學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組織紅衛兵的經歷。 
　　劇情以老紅衛兵彭路生等人撕毀考卷罷考開始，以校長、工作組組織學生揭發圍攻紅衛兵、“上綱上線”整紅衛兵，將戲推向高潮。最後，校黨支部副書記洪松站出來，支持紅衛兵，並揭發工作組組長劉加君實際上是出賣過彭路生母親的叛徒，廣大革命同學紛紛覺醒。各中學紅衛兵前來支援，並帶來毛澤東將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的特大喜訊。 
　　這出話劇中，還真實記錄了紅衛兵誕生初期的一些生活片斷。如第一場：彭路生等人參加紅衛兵秘密會議，半夜從下水道鑽回，被洞口帶刺的鐵絲掛傷，紅衛兵念毛主席語錄“要奮鬥就會有犧牲”；第二場《荒郊》：怒雲蔽空，古柏聳立，20多個紅衛兵列隊宣誓：“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宣誓聲中，音樂伴奏，還伴有旁誦，從1927年大革命被鎮壓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興起，旁誦聲接近尾聲時，響起了悲壯的國際歌聲：“英特奈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臺上演出的紅衛兵和台下觀看的紅衛兵一同加入到歌聲之中，場面蔚為壯觀。 
　　整出話劇的演出從始到終，都充滿革命的激情。演員們有時在台上邊演邊流淚。在《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的油印劇本（後記）中，徐雅雅飽含深情地寫道：“這部不成熟的劇本，是幾個還沒有失掉希望、依然在摸索著前進的紅衛兵戰士歷經了多少不眠之夜，苦心瀝血，用血汗凝成的。” 
　　這出話劇，原來計劃在1967年5月29日紅衛兵誕生一周年的日子裡演出的，可是5月29日那天未能演成。劇組在北京長安劇院、天津甯園鐵路工人俱樂部和石家莊劇場等處演出了幾場，反響很好。 
　　若干年後，徐雅雅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時，悲憤地說：“我們準備了一台詩歌朗誦和一台話劇，準備分別在5月29日和8月18日的紀念會上演出，可是後來5月29日的那個會沒有開成就夭折了。大家覺得很喪氣。這件事搞不成，就等於我們紅衛兵已經死了。5月29日這個會的夭折，等於又往棺材上再釘上了一顆釘子，釘得更加死了。” 
　　殊不知，老紅衛兵的失寵，僅僅只是整個紅衛兵運動悲劇的一個開始。

續……

• 《紅衛兵檔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