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虎隊的幕後英雄
在其晚年撰寫的回憶錄中，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將軍多次強調了警報網（Early Warning Network）對保存國民政府有生戰力，乃至於指引其手下飛行員捕捉來襲日軍飛機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換言之，若非警報網的存在，陳納德將軍無法在中國戰場上創下他的飛虎奇蹟。只是相比起帥氣的中美兩國戰鬥機飛行員，負責警報網運作的防空情報人員，並沒有得到過足夠的重視。
防空情報人員的任務，主要是在地面上監控敵機與我機的活動情報，這首先讓他們的故事在先天上就無法與飛行員，尤其是戰鬥機飛行員緊張又刺激的空戰生活相提並論。其次，身為空軍的情報人員，他們也出於工作的需要刻意對外界保持低調，決不透漏自己的任務性質。尤其是中國籍的防空情報人員，在保密方面又有更高的自我要求。
因此到目前為止想要瞭解防空警報網運作的第一手資料，也僅能參考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的無線電通訊員羅伯特·M·史密斯（Robert M. Smith）的回憶錄《與陳納德在中國：一名飛虎隊員的日記》（With Chennault in China: A Flying Tigers Diary）。至於來自於國軍防空情報員的私人紀錄，到目前都還沒有問世。
所幸在桃園榮民服務處的幫助下，《中時電子報》於7月3日在中壢訪問了抗戰末期在雲南保山擔任防空情報員的方員嶠老士官長。透過這位長輩的口述回憶，人們能夠更加瞭解當年國民政府如何從無到有的培訓防空情報人員與他們工作的狀況。同時，也能理解他們這群被遺忘的幕後英雄，為盟軍在中國戰場上的勝利帶來了哪些重大的貢獻。
走上救國之路的農民子弟
1924年出生的方員嶠，來自於江西省雩都縣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儘管一家人要靠租借地主的土地來種植農作物維生，但是方員嶠的父親卻非常重視自己孩子的教育。因此，老先生有機會在讀完初級與高級小學之後，進入雩都縣立中學接受初中教育。方員嶠還記得，當時整個雩都縣裡也只有兩所中學，可見他的故鄉非常偏僻。
也因為實在是太偏僻的原因，雩都既沒有被日軍佔領，也沒有被轟炸過。甚至就連小規模的抗日游擊戰，據老人家回憶也沒有在其故鄉發生過。不過在學校裡面，方員嶠還是透過老師的介紹，還有同學們之間的討論瞭解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情況。在他初二那一年，於砲兵第46團任營長的曾蔭槐，代表航空委員會防空學校到雩都招生。
當時血氣方剛，滿腦子想上戰場打日本人的方員嶠本來就有從軍的打算。再加上他們的雩都老鄉曾蔭槐營長，外出從軍了一段時間，就可以風風光光的返回故鄉接受大家的羨慕與讚美，令他深深覺得當國軍是條不錯的出路。於是方員嶠走了60公里的路，到贛州參加防空學校的考試。當時他們村子裡，總共也只有兩人打算報考防空學校，但實際上真正去應考者，卻只有方員嶠老先生一人。
方員嶠表示，當時包括他在內，有500參加了防空學校第7期的考試。然而實際獲得錄取的，可能只有將近200人。不過真正的麻煩，還要等方員嶠幸運獲得錄取後才到來。原來，他們必須要先到從贛州走到廣東紹關，從那裡搭火車到廣西柳州，然後再走近一個月的路程到防空學校位於貴陽的校址，才能展開正式訓練。
據老先生回憶，他們是1941年9月份出發，每天走20到30公里，途中有不少同學因為身體不好而死在路上。當他們抵達貴陽的時候，還活著的學生卻已經不到50人了。隨後，方員嶠被分發到防空學校通信兵隊第2隊，於1941年11月開始接受使用通信密碼與無線電的相關訓練。他表示，在防空學校的日子相當辛苦，每天只有兩餐可以吃，上午10點用早餐，下午5點則用晚餐。
到了後來，考量到學生需要足夠的營養以完成訓練，防空學校又恢復了原本供應三餐的制度。方員嶠指出，當時他們的伙食談不上有什麼菜色，通常是五到六個人分食一道湯湯水水的菜，不過這樣的待遇比起陸軍而言已經算是相當不錯的了。1943年1月，從防空學校畢業的方員嶠，被分配到了雲南的航空委員會中央情報所第4總台，開始了防空情報員的生活。
支援國軍滇西大反攻
在總台長向迺斌的指揮下，中央情報所第4總台的工作，是負責監控雲南省西部的空中態勢，並且把日本陸軍航空隊的動向報告給昆明的美軍第14航空軍。當時正值中國遠征軍發動滇西大反攻的緊張時刻，陳納德將軍派遣其麾下的第69混合聯隊進駐雲南西部的各前進基地，以為國軍提供空中支援。這意味著方員嶠等人提供的情報，將影響整個滇西戰局的走向。
方員嶠表示，當時的中央情報所第4總台裡面詳細有多少人，他並不是很瞭解，可能有300人到400人，也有可能有近1,000多人。不過，依照陳納德將軍的規劃，在靠近中國與緬甸的邊界區域，每30公里就設有一座外台，以密切觀察日軍飛機的動態。老先生指出，當時日本陸軍航空隊的飛機，還時常由緬甸起飛，騷擾國軍的反攻行動。
最令老人家印象深刻的，是外台的所有無線電發電機都必須要用手搖才能啟動。因此每天都必須要電台的人來輪流用手臂來通電，是一個回想起來就讓他感到疲憊的工作。剛開始的時候，他們外台還約有八名工作人員可以輪流發動手搖發電機。但是到了後來戰局吃緊，變成每個外台只有四名工作人員可以輪流，這就讓人感到相當吃不消。
然而，由於他們的任務對整個亞洲大陸的戰局影響巨大，因此無論有多麼的辛苦，大家也只能硬著頭皮苦撐下去。最早的時候，他們要負責將由雲南起飛的日軍飛機數量、方向與隊形回報昆明，好讓第69混合聯隊派出第51戰鬥機大隊的P-40戰鷹或者P-51野馬等戰機施以攔截。方員嶠表示，如果日軍飛行編隊為雲層所擋住的話，他們也還是可以靠聽飛機發動機的聲音來辨別方向。
由於防空情報員被賦予的任務，是掌握整個滇西上空的飛行動態，因此除了日機之外，方員嶠也必須要回報國軍或者美軍飛機的動態。對他而言，最複雜的狀況莫過於美軍與日軍的飛機同時出現在自己的轄區上空。在那樣的情況下，他們唯一能夠做的，就是經由方向判斷哪一批飛機是美軍的，哪一批又是日軍的。假若兩批機群陷入空戰，那麼防空情報員就完全沒有辦法進行敵我識別了。
不過，他們也因此可以觀賞到精彩的空戰。方員嶠指出，在他的管轄區上空曾經發生過兩次空戰。這兩場空戰，都是在2000到3000公尺高空進行的。每一次遭遇到第51戰鬥機大隊的P-40，日本陸軍航空隊的一式戰鬥機「隼」都不是對手，紛紛遭到擊落。親眼看到曾經不可一世的日軍遭到盟國飛機擊敗，方員嶠表示他們這些防空情報員對於抗戰勝利的到來都更有信心了。
當中國遠征軍於1944年5月強渡怒江，發起滇西大反攻之際，雲南西部的上空已經不再有日本飛機存在了。美軍第51戰鬥機大隊能夠順利在空中瓦解日本陸軍航空隊的原因，首先就歸功於防空情報員所提供的精確情報。隨後，佔盡空中優勢的第69混合聯隊，開始不斷的以B-25轟炸機、P-40與P-51等戰鬥機為在地面戰鬥的國軍弟兄提供強而有力的火力支援。
儘管日軍飛機已經很少出現在雲南西部空域，但是這卻不意味方員嶠他們的任務結束。他們仍需要像過去一樣，將美軍飛機的動態傳回後方，以持續掌握滇西領空的情報。對於迷航，或者是在執行任務時飛機為日軍擊傷的美軍飛行員而言，這些能給自己指引方向的電台簡直都是救星。哪怕是真的必須要迫降，或者是被擊落的時候，搜救單位也能夠經由電台快速鎖定住他們的位置。
所以，美國飛行員始終能夠維持高昂的士氣，駕駛著他們的戰鬥機或者轟炸機由雲南前進基地起飛，支援圍攻騰衝、松山與龍陵的第20集團軍與第11集團軍將士。尤其是在進攻騰衝的過程中，美軍341大隊的B-25轟炸機更是摧毀了日軍賴以固守的堅固城牆，扭轉了整個滇西戰局的發展。由此可見，警報網在中國戰場上發揮的功效是不能忽視的。
迎接抗戰勝利的到來
隨著中印公路於1945年1月打通，中央情報所第4總台在雲南的任務宣告結束。方員嶠等中央情報所第4總台的人員，奉命搭乘美軍的C-46運輸機飛往廣西南寧，並在當地被改編為空軍情報第5總台，支援國軍第2與第3方面軍反攻華南。只是當時在華南戰場的天空上不只已經看不到一架日本飛機，而且就連美軍與國軍的飛機數量也是少得可憐，因此方員嶠日子過得十分無聊。
由於中印公路已經打通的原因，美援物資已經大量進入中國戰場，前線的國府陸軍與空軍單位也因而開始大量接收美式武器、裝備與口糧。只是根據方員嶠的回憶，到了戰爭即將結束之際，他們還是要靠南寧民眾提供的食物維生，並沒有拿到一罐美國人的牛肉罐頭。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他們電台所處的位置實在是太偏遠，沒有人注意到。
當抗戰勝利的消息傳來時，人在電台工作的方員嶠透過無線電迅速的掌握到了消息，並馬上告訴老百姓日本人投降了。然而，老百姓高興歸高興，但是卻因為經濟環境實在是太差的緣故，大家連放個鞭炮慶祝一下的機會都沒有。更讓老先生哭笑不得的是，由於電台工作人員不被允許配槍的原因，他們也沒有辦法對空鳴槍來歡慶抗戰的勝利。
他指出，過去在保山工作的時候，由於身處前線，航空委員會派遣了防砲部隊的士兵保護防空情報員的人身安全。可是到了等電台搬到了為國軍收復不久並且沒有日軍活動的南寧以後，因為沒有安全方面的需要，方員嶠等人身邊再也沒有防砲人員跟著保護，所以他們也無法借槍來慶祝。於是大家也只能夠以默默開心的方式，迎接中華民國成為戰勝國之日的到來。
等到戰爭一結束，空軍情報第5總台馬上為航空委員會下令撤銷。方員嶠先於1946年被分發到空軍通訊學校待命，然後又於1947年1月1日被派往北平機場通信大隊服務。1948年底，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傅作義接受中共了的條件，宣佈北平「和平解放」。所幸方員嶠受到北平空軍第2地區副司令的陳嘉尚將軍青睞，得以一同搭機撤退到青島。
1949年2月，由青島出發輾轉經由上海抵達台灣桃園的方員嶠，進入了空軍通信第5中隊，監控海峽上空敵我雙方的飛行動態。當年年底，空軍第5大隊進駐桃園空軍基地，成為了空軍通信第5中隊的主要支援對象。對此，方員嶠驕傲的表示，第5大隊能夠在接下來歷次的台海空戰中立於不敗之地，進而維持海峽的和平與穩定，關鍵就是來自於由他們所提供的第一手情報。
方員嶠在空軍一直服務到1980年，才以士官長的身分退休。身為一位來自江西的農家子弟，提起自己從抗日戰爭到台海戰役結束為止為國家服務，並擔任空軍眼睛與耳朵的歷史，方員嶠表示他這輩子已經了無遺憾。而且身為最基層的小螺絲釘，還能夠在陳納德將軍視察雲南驛基地的時候，與這位自己最崇拜的偶像會面，更是讓他感到無上的光榮。
老人家表示，假若當年沒有陳納德將軍領導美籍志願大隊、美國陸軍第10航空軍駐華航空特遣隊與第14航空軍來華助戰，那麼中華民國的對日抗戰可能還要打更久，軍民所付出的犧牲也必然會更大。只是方員嶠也表示，無論是飛虎隊在消滅日軍空中力量，還是中國遠征軍反攻滇西的成功，都還是少不了他們這些小螺絲釘的作用，而這些故事也是後人所不應該遺忘的。
(中時電子報)
飛虎史實 兩岸的共識與對立？
今年8月1日是中華民國空軍第1美籍志願大隊（The 1st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也就是「飛虎隊」成立75週年的紀念日。為了紀念「飛虎隊」在世界軍事航空史上的獨特地位，美國民間團體紀念空軍（Commemorative Air Force）將於9月24日到25日間，在亞特蘭大的迪卡爾布桃樹機場（Dekalb Peachtree Airport）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
由於美籍志願大隊的元老級成員已經不多，飛行員更是凋零殆盡，所以可以預料出席今年活動者，會以「飛虎隊」的直系嫡傳單位，也就是美軍第23戰鬥機大隊還在世的先進為主。戰時隨第14航空軍其他作戰單位在華作戰者，尤其是與國軍飛行員混合編入中美空軍混合團的美國退伍軍人，也將會有人出席這次在亞特蘭大舉行的盛會。
伴隨著二戰老兵的大量凋零，此次在迪卡爾布桃樹機場舉辦的活動極有可能成為「飛虎年會」的絕響。延續去年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活動的精神，想必海峽兩岸方面，都會將出席此儀式視為推動國民外交乃至於爭奪歷史話語權的重大機會。然而，更值得我們關注的議題，則是除了成為兩岸外交戰的工具外，「飛虎隊」的歷史是否還有可能為華府、台北與北京三方帶來其他的正面意義？
大陸：切斷美台軍事交流的手段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並且宣告對蘇聯「一邊倒」的政策以來，出於對美國的敵視，乃至於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將軍本身親近中華民國政府的立場，中共有將近三十年的時間，是對「飛虎隊」的歷史採取全面否定，甚至於醜化的態度。那段時間，不只陳納德被形容成了「美帝國主義」的飛賊，就連在戰時救助過美軍飛行員的共軍老幹部，都在歷次政治鬥爭中遭到了殘酷的整肅。
直到美國前總統尼克森（Richard M. Nixon）於1972年造訪大陸，乃至於華府與北京在1979年實現了「關係正常化」以後，陳納德的地位才在陳香梅的不斷奔走下獲得了平反。有鑑於當時的中共急需來自美國的軍事支援以抵抗蘇聯的威脅，「飛虎隊」的歷史逐漸成為了北京用於鞏固，進而提升與華府外交關係的工具。
然而，抗戰時的中共並沒有空軍，所以不可能如同國民政府一樣，直接派遣飛行員在空中與美軍並肩作戰。因此北京在論述這段歷史的時候，強調的主要還是8路軍、新4軍以及所謂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在「敵後戰場」上，救助被擊落的美軍飛行員之事蹟。對於包括中美空軍混合團在內，國軍一切與「正面戰場」上與美軍並肩作戰或者相互配合的貢獻，中共則是絕口不提。
除了沒有自信坦然面對抗戰史實外，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共深知，台灣在斷交後能夠延續與美國的「非官方」關係，尤其是「非官方」的軍事合作關係也同樣與雙方在二戰期間建立下來的傳統情誼有密切關係。畢竟當時華府的當務之急是聯合中共擊敗蘇聯，所以任何冒著得罪北京的風險與台北合作的政策，都必然會涉及到美國對「自由中國」的道義承諾。
這不僅在於包括夏公權與喬無遏等中美空軍混合團的退伍軍人，在當時仍奔波於台北與華府兩地推動雙方軍事交流。就連大力推動《台灣關係法》的美國亞利桑那州參議員高華德（Barry Goldwater），便是二戰期間負責訓練國軍飛行員的美國陸軍航空軍教官。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共自然是希望讓中華民國在一切相關的紀念活動中消音。
而讓中華民國消音的方法，就是在歷史論述中醜化國民政府的作用。在1979年上映的電影《一個美國飛行員》中，國民政府在上海外圍活動的游擊隊忠義救國軍，就被形容成了一群企圖把迫降於淪陷區的第14航空軍飛行員移交給日本人的反派。最後還是在新4軍敵後武裝的冒險犯難營救下，那名美軍飛行員才從相互勾結的日軍與「蔣幫」手中逃出生天。
當美國的駝峰飛行員協會（Hump Pilots Association）年會，於1986年9月在阿肯薩州小岩城（Little Rock）舉辦年會，並邀請海峽兩岸的空軍退伍軍人一同前往參加時，中共駐休士頓總領事林崇斐還一度出面要求美方人員將大會上與星條旗並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移除並改立五星紅旗。所幸，在台灣方面的抗議，還有美方人員對二戰史實的尊重下，林領事的建議並沒有得到接受。
李登輝上台後，伴隨著台灣方面推行的「本土化」與「去中國化政策」，中共在幾乎毫無挑戰的情況下，就全面從中華民國手中把這段歷史給接收了過去。只是此刻北京當局也發現，這段國共兩黨與美國攜手打擊日本的過去，同樣也是連繫海峽兩岸「中國認同」的一段重要歷史遺產。一旦台灣人都完全站到了日本的角度去看待這段歷史，那麼海峽兩岸也將注定走向永久的分裂。
待民進黨於2000年取得執政後，中共開始強化與淪為在野黨的國民黨之間的交流，自然不可能再以過去那種全面抹煞與否定的態度去面對國民政府領導抗戰的歷史。而連戰在2005年對大陸的訪問，也確實讓胡錦濤首度以中共國家主席的身份，在紀念抗戰勝利60週年的活動上承認了國軍在「正面戰場」上抵禦侵略者的貢獻。
自此開始，來自台灣的國軍退伍老兵也可以透過國共交流的平台前往大陸參加抗戰相關的紀念活動，發出中華民國的聲音。只是如果這類型的活動一旦納入了官方或者國際因素，中共就會出於維護其「一個中國」的原則而牢牢抓住論述權。所以，海峽兩岸政府無法共同舉辦慶祝抗戰勝利的活動，也同時派遣代表出席美國相關的紀念儀式。
哪怕是在海峽兩岸關係最密切的馬英九時代，中共對於在海外有中華民國政府出席的二戰紀念活動也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打壓。比方說去年9月2日，由美國全國二戰紀念之友會與全美國家公園服務處兩個單位，在華府舉行的慶祝二戰勝利70週年活動上，中共駐美大使崔天凱就因為台北駐美代表沈呂巡出席了獻花儀式而選擇退席抗議，只因為他不願意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
由於深怕兩岸在海外共同出席二戰的相關紀念活動，會在國際場合上出現「兩個中國」的解讀，同時也希望美國能停止對台軍售，今年的飛虎年會勢必也看不到台北與北京的駐美代表共襄盛舉的畫面。然而，大陸固然有其缺乏自信的問題存在，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尤其是當今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在面對這段歷史的時候，也有其難以迴避的問題存在。
台灣：站在誰的立場紀念二戰？
提到20世紀最力挺中華民國的美國友人，陳納德若自稱第二，恐怕沒有人敢自稱第一。所以在過去蔣中正與蔣經國的時代，「飛虎隊」的歷史一直被視為中美合作的典範而得到廣泛的宣傳。只是出於與大陸爭奪正統地位的目的，中華民國政府同樣不會在相關的歷史描述中，提及中共8路軍與新4軍救助美軍飛行員的事蹟。
然而，可能也正是因為兩蔣曾經大力吹捧「飛虎隊」的緣故，這段歷史在進入李登輝執政的時代以後，又突然在鼓吹「本土化」與「去中國化」的台灣成為了一種「政治不正確」。1995年，時任台北市市長的陳水扁，就不惜冒著得罪美國的風險，將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在即將改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的新公園內豎立的陳納德銅像移出。
面臨來自飛虎協會（Flying Tigers Association）、第14航空軍協會（14th Air Force Association）與駝峰飛行員協會的抗議，陳水扁領導下的台北市政府表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內不適合出現與戰爭相關的事物，所以堅決完成了陳納德銅像的遷出工作。當然，這是一個不是理由的理由，因為在今日該公園的二二八紀念館內，就展示了大量與戰爭相關的日軍文物。
陳水扁當選總統後，對於爭取「飛虎隊」歷史論述權的態度，更是採取著寧願讓給中共，也要全面棄守的態度。民進黨政府這麼做的目的，當然是為了迎合深綠獨派人士建立「本土史觀」的政治訴求，畢竟「飛虎隊」的歷史發生於中國大陸，並非台灣大多數二戰世代「集體記憶」的一部份。只是，出於在現實上對美國的需要，陳水扁政府還不敢公開擁抱「皇民史觀」而已。
然而，光是棄守二戰論述權這件事情，對中華民國在陳水扁時代的對美關係就已經帶來了不少的傷害。考量到軍售背後代表的大量利益，華府並沒有因此切斷與台灣的軍事交流，只是美國對台政策中的道義因素確實下降到了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來的最低點。在陳水扁執政的那八年，一切在美國本土舉辦的二戰紀念活動，也都是由中共駐美大使館派代表出席。
一直要等到陳水扁即將下台的2006年底，他才為了修補因「迷航外交」而瀕臨崩盤的美台關係，才在花蓮空軍基地盛大的舉辦了中美空軍混合團，並將被他從新公園移出的陳納德銅像送往401聯隊的隊史館與以典藏。2008年，馬英九代表中國國民黨贏回了台灣的執政權，又再度恢復了中華民國的傳統立場去紀念「飛虎隊」的歷史，華府與台北的互動才逐漸恢復穩定。
此刻，淪為在野黨的民進黨，為了重新贏的執政權，在國家認同的論述上走向了比過去陳水扁時代還要更極端的道路。在全力阻礙馬英九改善兩岸關係的同時，民進黨也試圖全面摧毀年輕選民心中的中華民國認同。而為了否定中華民國光復與擁有台灣的正當性，民進黨與其外圍的獨派學者所採用的方式，就是大力推廣「皇民史觀」。
過去陳水扁時代，獨派所推動的「皇民史觀」僅著重於強調日本殖民統治如何帶領台灣走向現代化。到了馬英九時代後，淪為在野的獨派則傾向於全面肯定日本在20世紀上半葉的做為，包括發動所謂的「大東亞戰爭」。受到部份日本動畫與漫畫的影響，年輕一代的深綠支持者普遍相信日軍當年進軍中國與東南亞的行為不是侵略，而是要從白人手中解放被殖民的亞洲人。
在「皇民史觀」的認知裡，陳納德率領「飛虎隊」援助國民政府抗日的事蹟不再被視為一種行俠仗義之舉，而是助長黃種人殺黃種人悲劇的「帝國主義」陰謀。當然，更為獨派所津津樂道的，則是陳納德指揮的第14航空軍曾參與過轟炸台灣的行為。他們以此為依據，攻擊中華民國政府在二戰期間就算沒有直接參與，也間接協助了「美帝國主義」轟炸自己口中宣稱的同胞。
2013年11月，為了紀念中美空軍混合團成軍與第14航空軍空襲新竹70週年，馬英九政府邀請陳納德外孫女嘉蘭惠（Nell Calloway）率領美國二戰老兵來台出席活動，就遭到了獨派年輕網民的猛烈抨擊。而當中華民國政府於去年盛大舉辦抗戰勝利70週年紀念活動的同時，蔡英文成立的想想論壇則不斷的宣揚1945年5月31日，美軍空襲台北，無差別屠殺台灣人的歷史。
理所當然的，民進黨與獨派外圍團體不斷強調美軍空襲台灣的事蹟，主要針對的對象並不是美國，而是「忽視」了這段歷史的國民黨政府。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所林冠志曾投書指出：「我們沒有『二戰和平紀念日』。我們更沒有『五三一』全國鳴笛一分鐘哀悼、『五三一』鮮花哀思、『五三一』官方中樞紀念儀式！是的，台灣彷彿從人類史上最重要的戰役中徹底消失。」
所以，在蔡英文於今年年初成功當選了中華民國總統，並且在5月20日宣誓就職後，究竟是該「馬規蔡隨」的繼續站在同盟國的立場去紀念二戰，還是從軸心國日本的角度出發去回顧這段歷史，恐怕便是台灣接下來所必須要面對的一個嚴重問題。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獨派在今年的5月31日十分安靜，蔡英文做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也沒有舉辦任何與『五三一』有關的大規模紀念活動。
「飛虎隊」可成為美國與兩岸和解的橋樑
在「飛虎隊」成立75週年後的今天，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做為盟友彼此合作的中華民國、美國與中共三方，還因為彼此的意識形態或者領土主張上面的差異，處於高度誤解的狀態之中。由於中共尚未宣佈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立場，中華民國政府接受美國軍事援助以抵禦解放軍可能犯台的局面，不會因為當前或者未來的政黨輪替而有所改變。
與此同時，美國與中共在南海與東海的對峙也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尤其是因為兩岸當局與日本就釣魚台列嶼主權之爭而引起的對立，更是令許多當年參戰的飛虎老兵感到相當的不適應。因為在70年前，中國與美國是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的盟友，但是到了今天卻演變成美日同盟對抗大陸的局面，這是所有當年並肩作戰的中美二戰老兵所料想不到的。
至於台灣，無論是國民黨執政也好，民進黨執政也罷，則都被夾在由美國與中共組成的兩大陣營之間左右為難。畢竟台灣若選擇了美國的陣營，可能會因為違背「民族大義」而遭到對岸13億人民，甚至於海外華人的敵視與不諒解。假如選擇了中共，台灣則有可能因為得罪了美國而失去當前在政治制度上所擁有的一切獨立與自主空間。
固然，美國、台灣與大陸之間存在的現實問題與爭議，並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夠得到充分與圓滿的解決，然而「飛虎隊」的歷史在三方目前存在的爭執當中確實能夠扮演一個「緩衝劑」的角色。目前旅居香港，二戰期間被分發到第23戰鬥機大隊第75中隊的飛行員陳炳靖先生，就表示他十分願意扮演這個「民間大使」的角色來調解華府與北京之間的糾紛。
在接受《中時電子報》訪問時，陳炳靖表示當年中美兩國的飛行員一起駕駛P-40戰鬥機抵抗侵略者，雙方的關係比親兄弟還要親。由於有太多的美軍飛行員為了保衛中華民國而戰死，戰後許多第23戰鬥機大隊的戰友用電話與陳炳靖聯繫時，第一句的問候永遠不是「你好不好？」，而是「中國好不好？」（How is China?）。
所以，陳炳靖認為本身沒有深仇大恨，而且也曾經親如兄弟的中國人民與美國人民是絕對沒有必要為了南海這個微不足道的問題走向對立的。身為唯一還在世，曾經被編入第23戰鬥機大隊的中國籍陳納德「嫡傳子弟」，陳炳靖堅信透過宣揚「飛虎隊」的歷史，能夠減輕美國與大陸彼此之間的誤解，並且提升雙方的互信。
而在當前台灣還無法直接與大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情況下，紀念曾經共同參與的這段「飛虎隊」歷史，或許也是增加國軍與解放軍諒解的好方法。有趣的地方是，許多共軍救助盟軍飛行員的案例，背後其實也是有國軍參與的，只是在過去70年的論述中，台灣與大陸都會刻意掩蓋掉對方參與的部份，導致許多精彩故事往往出現「只講了一半」的狀況。
比如說1944年2月11日，中共領導下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港九獨立大隊在香港拯救了一位遭到日軍擊落，隸屬於中美空軍混合團第3大隊第32中隊的美軍中尉飛行員克爾（Donald Kerr）。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從來沒有承認過這個中共港九獨立大隊的合法地位，所以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出版的《中美空軍混合團英勇戰鬥紀實》中，只講了此故事前半段的空戰部份，而沒講後半段的營救部份。
至於克爾當年所隸屬的中美混合團第3大隊，不僅曾在50年代的台海空戰中與解放軍大打出手，而且也是今日空軍清泉崗基地第427戰術聯隊的前身，仍在抵禦中共犯台的第一線中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這樣下來，大陸與香港出版的史料也就只能著重強調克爾被中共游擊隊營救的後半段歷史，而對前半段的故事模糊帶過。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大陸與香港的出版品甚至連中美空軍混合團第3大隊第32中隊的番號都給寫成了第32戰鬥機大隊第3中隊。只有在去年於香港出版的《克爾日記》上，我們能夠完整的看到這位美軍飛行員先是如何的與國軍飛行員一起空襲香港，然後又在被擊落後得到中共游擊隊救助的經過，由此可見兩岸合作撰寫抗戰史的必要性是確實存在的。
當然，要解決這個問題，中共可能還是要先放下過去的成見，願意與由中華民國國防部與外交部派出的代表，或者至少由台灣官方指定的學者一起出席在國際場合舉辦的抗戰相關紀念儀式，包括在美國舉辦的「飛虎隊」慶祝活動。假若華府、北京與台北的官方都有願意心平氣和的坐下來紀念「飛虎隊」的歷史，那麼最後一個要解決的問題，可能還是台灣人究竟該從哪個角度來紀念二戰。
如果是想從日本人的角度去紀念這段歷史，那麼台灣踩到的可能就不是只有大陸，而且還包括了美國的底線。前駐美代表沈呂巡在去年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提到：「有一陣子我們在『去中國化』的時候，我是駐美副代表，美方有個很高層的人問我，現在搞「去中國化」，那你現在的政府上承的是誰？你上承的中國末代皇帝還是在台灣的末代日本總督這個問題很有意義。」
對於這個問題，沈呂巡從最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給了個一針見血的答案：「今天在我看來你無可選擇。你只有說，我們是清朝的繼承者，今年已是中華民國104年，不管你喜不喜歡。因為你的文化，你的一切都源自於此。這樣的話對台灣的安全也是更好的保障。你要說你繼承日本最後一個總督，請問你有什麼好處呢？」
既然台灣現階段仍需要來自美國的保護，又無法擺脫對大陸的市場依賴，那麼在歷史論述與國家認同上，選擇一個兩大強權都能接受的論述，才有可能爭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從情感層面出發，究竟又有多少包括民進黨人在內，出生於戰後的台灣人真的瞭解，進而打從心底認可日本的「大東亞戰爭」，恐怕也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
從蔡英文上台後，就再也不提「五三一」大轟炸的態度來看，所謂「皇民史觀」應該只是民進黨為了奪取執政權時使用的一項「戰略武器」。如今民進黨已經成為了中華民國的執政者，在歷史論述上自然也需要一項新的「戰略武器」來爭取華府與北京的認同，而「飛虎隊」的歷史，確實也提供了新政府一個最好的選項。
當然，現實利益的考量之外，紀念歷史的正確態度還不外乎回歸真實的人性。因此在感謝當年為了光復台灣而犧牲的國軍與盟軍烈士的同時，台北方面當然有必要去為當年遭到日軍強徵的台籍日本兵與慰安婦爭取他們應得的公道。至於遭到盟軍空襲誤殺而死的台灣前輩，無論未來是哪個政黨執政，理所當然的也要發自內心的給與安慰與祝福，以確保所有國民的史觀與認同能得到真正的尊重。
(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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