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們的故事》 
作 者 劉 琪
作 者 劉 琪
劉琪注：《老知青們的故事》1996 年首先在日本築波大學中國留學生會主辦的《築波園》上連載，其後又被亦凡書庫轉載，通過網路迅速傳播，海內外許多網站的紀實文學和文革小說欄目中都收入了故事的前七章的內容。 2004年6月進行了重要修改，增補了八、九、十等三章，並參考了劉世傑主編的《呼瑪知青風雲錄》及《續集》。感謝童世敏、王建、陸亞平等兄弟姐妹提供了大量的照片和資料。
前言
1970年我被下放到黑龍江省呼瑪縣農村的一個生產大隊插隊，與蘇聯隔江相望，不僅對岸的哨所、軍營、車輛人員走動看的清清楚楚，順風的時候連對岸軍人說話也能聽見。到這裡來插隊也是自己自願報名的結果。當時雖說是“一片紅”，中學畢業生都要去農村，我不選軍墾農場或離上海近的安徽，江西的重要原因便是只有黑龍江省呼瑪縣是真正的“反修前線”，和蘇聯只有一江之隔。1969年珍寶島中蘇邊境武裝衝突後，我的一些朋友們已經去那裡插隊，他們用白樺樹皮寫的充滿激情的來信也使我蠢蠢欲動，想到那邊去扛槍打仗，保衛祖國。
1970年4月15日，我們在夾道歡送的鑼鼓聲中，從集合點交通大學出發，經過淮海路、西藏路，在彭浦火車站乘上專列，帶著藤條帽和口罩的工人民兵手拉手在月臺上組成一條保衛線，奮力抵擋著沖向我們揮手告別的家長親友的人群，高音喇叭中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巨響也蓋不住火車啟動那瞬間爆發出來的哭泣聲，我們則在啜泣中向黑龍江挺進。
在出發前我們被告知和黎明、五原中學的一批畢業生一起被分配到金山公社三間房生產隊，心情十分沮喪，倒不是嫌三間房這個地名露了窮相，而是因為看了地圖，三間房是在公路邊上。我們馬上提出申請要去靠近江邊的生產隊插隊，到了塔河下車後不久，上級居然同意了我們的要求，就地把我們轉到黑龍江邊的察哈彥插隊。4月22日晚10點多，行進在大森林中的我們忽然看到在前方上空接連伸起幾發紅綠色信號彈，隨後又看到月光下蜿蜒冰封的黑龍江時，心情十分激動，到中蘇邊境了！
中蘇邊境上的八年的土插隊生活留下了不少令人難忘的故事和奇聞逸事，中蘇兩國的邊境衝突的餘波，文化大革命後期的國內政治風雲的變幻，作為一個普通知青的我都有過體驗，因為和許多以知青為題材的小說還有些不同，現在挖掘出來與各位朋友以及下一輩的孩子們共用。信不信由你，也不要對號入座，如有巧合，純屬偶然。故事就是故事，不是歷史。
目錄
一、吳八老島的衝突
二、虛驚一場
三、外交辭令和中蘇往來
四、叛逃者和特務
五、奔喪
六、面對死亡（上）
七、面對死亡（下）
八、我要讀書
九、我們隊裡的知青
《老知青們的故事》
一、吳八老島的衝突
一談到中蘇邊境武裝衝突，很多人都知道烏蘇里江上的珍寶島，其實同時在黑龍江上還有個吳八老島，也是中蘇激烈衝突的一個熱點，只是沒有發展到大規模的軍事衝突的程度罷了。我插隊的察哈彥離吳八老島只有百里多地，因此剛到那裡，老知青和老鄉們便給我們講了一些圍繞著這個島中蘇衝突的故事。當時有首叫“手握一杆鋼槍” 的歌曲據說最初就是從這裡唱出的，後來被編進一本叫《革命歌曲》的書時，則把“我守衛在吳八老島上”改成“我守衛在祖國的邊防線上”。
吳八老島位於黑龍江省呼瑪縣鷗浦三合村境內黑龍江主航道中國一側，理所當然是中國的領土。島上雖說沒有金礦和石油，但是在中蘇友好的蜜月時期，蘇方人員經常上島打草砍伐樹木，中方也不加以阻撓。好比是鄰居偶爾用一下你的東西，在關係好的時候你根本不會在乎。這就給蘇方在以後視吳八老島為蘇聯領土留下了隱患。我所在的生產隊附近的一個小島也是因為過去默認蘇方人員上島打草砍樹後來引起了糾紛。
中蘇關係交惡以後，據說蘇聯軍人從1968年夏天首先開始在島上挑起衝突，不准中國邊民上島。記得當年中國的一部紀錄片上曾經有過蘇聯軍人在島上把中國漁民趕得四處亂跑的場面。新華社還專門發過幾張照片以揭露“新沙皇”在吳八老島地區的侵略行為，一張是全副武裝的蘇軍在一名校官兩名尉官的指揮下，站在島上用長棍阻擋在小船上的我邊民上岸；一張是我邊民坐在島上休息，頭頂上有一架直蘇軍直升飛機在盤旋。(有興趣的朋友只要翻一下1969年3月至6月的人民日報大概就能找到這些照片。)(下圖左為吳八老島衝突親歷者山秋林)
聽當地人講，當時蘇聯軍人身材高大，訓練有素，執槍持棒，而中國的邊民當然也算是民兵赤手空拳，開始因為聽從上級的命令，要有理，有利，有節，不准打對方人員，不許未經批准隨便以血還血，以牙還牙，所以民兵只有挨打受氣的份，沒有還手的權利，吃了很多虧。和報紙上所說的我方總是大嬴家完全不同。有一次，有位民兵見到自己的好友被幾名蘇聯軍人打得頭破血流，怒氣衝天，實在忍無可忍，從船上抄起一根船漿，沖上島去，一下子把一名蘇軍士兵打得昏死過去，結果回來還受了批評。
1968年冬天(？)蘇軍開始阻擋中國的客車在吳八老島外側主航道上行駛(黑龍江夏天行船，冬天冰雪封江，大江便是天然的公路)，中國人當然要據理力爭，不肯從吳八老島內側行駛，因為這樣一來無疑是承認蘇聯對吳八老島的領土要求。於是雙方人員便在江面上發生對峙和衝突，從吵吵鬧鬧到推推碰碰，乃至大打出手。最初中國人老吃虧，給蘇聯軍人打得頭破血流，無招架之力。蘇軍一名中尉常是現場指揮，據說棉手套裡藏有鐵器，有一回一巴掌就把我方的一名人員打昏過去，從此留下腦震盪後遺症。他打過人後，馬上回到蘇軍人員保護圈中，趾高氣揚，令我方人員恨之入骨又無可奈何。久之，我方的上級也覺得老是挨打有損士氣，如此如此調遣一番。
(蘇聯邊防軍在中國烏蘇里江地區對我軍民實施暴力驅趕。)
不久又有一輛我方的汽車在吳八老島外側江面上受阻，車上下來的我方人員與蘇軍開始爭吵，當然都是老百姓裝束(一般來講，解放軍是不准參加這種鬥毆的，只能在岸邊觀望保護，據說是怕被蘇軍抓去，查明身份，引起直接的軍事衝突)。蘇軍中尉於是指揮手下人員揮舞大棒大打出手，中國人員也如以往一樣被追的如鳥獸四處散開，他正得意之時，忽然有幾位似作逃避狀的中國老百姓一下子都奔到了他的面前，中尉還沒有出手便被一個中國人狠命地摔倒在地，另外幾名中國人上去又是接著幾下猛打，還有人拿起從蘇軍手裡搶來的大棒對準他的腿部和腰部猛擊，一切都發生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內，等其他蘇軍士兵跑過來時，這幾位中國人頻頻出手，把沖上來的蘇軍一個個摔倒在地，不慌不忙地跑回到中國人員中去了。據說當時蘇軍士兵都給鎮住了，因為過去蘇軍在和中國老百姓的衝突中一向是占上風，從來沒有看到過中國老百姓有如此高強的本事，不知中國是否是把特殊部隊的軍人改裝派上來動真格的，加之現場指揮被中國人打昏在地，所以沒有人再敢沖上來繼續鬥毆，只好灰溜溜地抬著不省人事的中尉回到蘇方一側去了。中國汽車順利地從島外側的主航道上通過。從此以後，好長一段時期，這一段江面上的衝突少了許多。。（1996年寫的這段故事全憑記憶中青少年時期聽來的傳說，2002年12月在網上看到徐焰在“1969年中蘇邊界的武裝衝突”中談到“1967年夏天，蘇邊防軍及其阿莫爾河(蘇聯對黑龍江的稱呼)分艦隊的人員又一再登上黑龍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的吳八老島，毆打和驅趕過去歷來在島上耕種的中國邊民。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在附近駐軍和民兵的組織下，同年秋天以群眾鬥爭的方式出面，以棍棒對強行闖入吳八老島的蘇軍進行還擊，終於將蘇軍趕出島去”。2003年內部出版的《呼瑪縣知青風雲錄》中也有參與1967和1968年用棍棒將蘇軍趕出吳八老島的呼瑪知青的回憶。2003年在網路上看到一篇薩蘇寫的“中國摔跤選手在珍寶島的戰鬥”，據說是這場戰鬥親身經歷者的敘說，和我故事的情節大體相同。）
事後據稱，這次特意要從吳八老島外側江面上通過的中國汽車上的那幾位出手不凡的老百姓是專門從省內各處調來的摔跤和柔道運動員，上級給他們的指示是不和蘇軍士兵糾纏，專打那位經常出面指揮打中國人的蘇軍中尉，這叫擒賊先擒王；還給他們放蘇聯軍人無理毆打我國邊境居民的紀錄片，看各種照片，激起運動員的民族恨，幸好上級最後還沒有忘記提醒他們當時中央三申五令的“三有”(有理，有利，有節)“十六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對蘇鬥爭方針，決不允許打出人命來，這就使蘇軍中尉在這幾位彪形大漢的痛打之下不至於喪命。
那位蘇軍中尉從此再也沒在吳八老島上出現過。但據人說，他又在珍寶島上多次指揮蘇軍人員向我方挑釁，最後在1969年3月2日珍寶島中蘇邊境武裝衝突中被我軍擊斃。記得在當時的新華社記者內部報導中出現的瘸腿上尉便是此公。這也許是命中註定吧。閻王老子要找你，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
（1）1969年3月2日陣亡的蘇聯下米海洛夫卡哨所所長伊萬·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
（2）1969年3月2日陣亡的蘇聯克格勃特別處偵察員Ｈ·布依涅維奇上尉。
（2）1969年3月2日陣亡的蘇聯克格勃特別處偵察員Ｈ·布依涅維奇上尉。
(3) 蘇軍邊防總隊政治處攝影兵彼得羅夫；
(4) 據稱這是彼得羅夫3月2日臨死前拍攝的最後一張照片；
(5) 蘇軍宣傳的英雄巴班斯基。
1969年3月2日、15日在珍寶島上發生中蘇邊境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尤其是3月15日，蘇軍動用坦克裝甲車和重炮，並用榴彈炮、最新式的冰雹型火箭炮火轟擊我陣地和後方，把我縱深的公路打了個稀巴爛，運輸車輛完全不能通行。但我軍靠人海戰術，由知青民兵配合把彈藥運上了前線，炮兵也參戰，打退蘇軍多次進攻，最後把珍寶島牢牢控制在手中，總算讓蘇聯人吃了一回虧。據稱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公佈的數字，蘇軍死58人，傷94人，被毀坦克、裝甲車17輛。
蘇軍前線最高指揮官，伊曼邊防總隊隊長列昂諾夫上校也在15日的衝突中被擊斃。中國方面一直認為他是被我軍炮火擊斃在指揮所裡的。2004年7月俄羅斯歷史學家金馬寫信告訴我，列昂諾夫上校親自指揮4輛T-62型坦克向珍寶島進攻，列昂諾夫上校乘坐的領頭坦克被中國軍隊埋設的地雷炸傷，上校在逃生的過程中被打在坦克側面鋼板上的跳彈擊中陣亡，在3月15日還有一名蘇軍上尉在珍寶島上陣亡。3月15日列昂諾夫上校的屍體和3月2日陣亡的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的屍體都是由“蘇聯英雄”巴班斯基下士在珍寶島上找到運回的。
(6) 被我軍擊斃的蘇軍屍體；
(7) 被擊毀的入侵蘇軍坦克裝甲車中乘員燒焦屍體；
(8) 1969年3月14日蘇聯伊曼地區邊防總隊隊長列昂諾夫上校（左起第一人）、伊曼摩托機動邊防分隊指揮官揚辛中校（右起第一人）在珍寶島前線；
(9) 1969年3月15日，列昂諾夫上校在珍寶島地區被擊斃，圖為出殯行列。
那輛被擊毀在中國境內江汊上的T-62型坦克，蘇軍幾次反攻想把它拖回蘇聯境內未逞（中國方面只默許蘇軍在當晚運走屍體。），無可奈何用重炮對其猛轟（網上稱3月17日中蘇在珍寶島還有一次激戰，但我至今未見中俄官方公開承認，可能就是蘇軍為這輛坦克大舉炮轟我珍寶島和縱深地區吧。），最後將周圍冰塊炸碎，坦克殘骸落入黑龍江中。被中國潛水夫拖上岸，送到北京軍事博物館內展覽。
此後，在吳八老島對岸的蘇軍也許怕與我軍發生直接衝突，加上黑龍江已經開化，上島的進退也不容易，改用直升飛機在島上盤旋，耀武揚威。我方則由知青民兵上島蓋房種地。但從1969年5月12日起，蘇軍開始用輕重機槍向島上射擊，第一次機槍點射直接瞄準了和蘇軍有過多次交手、正在島上幹活的呼瑪知青、民兵連長山秋林，幸好他趕的那輛馬車的白馬一下子驚慌狂奔起來，他又反應靈活，伸手拉韁繩，子彈就擦著他耳邊飛過，烤得他耳朵發熱（山秋林後來把那幾顆險些要了他的命的蘇聯機槍子彈頭從樹上挖出當作傳家寶保存在自己家裡。）山秋林臨危不懼，勇攔驚馬，使馬車上民兵的武器彈藥沒有暴露，在當地傳為佳話。
那些日子，知青在島上隱蔽地點吃飯時，被蘇軍子彈打斷的樹枝不時會掉到碗裡，我方生產人員的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有時子彈也飛到三合村來，把我方的高音喇叭也戳了幾個洞，氣焰十分囂張。據統計從1969年5月12日至9月6日，蘇方共向我吳八老島地區進行2160個點射，1363個單發，共8191發子彈，射擊最大縱深約1000多米。在島上掩體內潛伏觀察的知青或許是受了宣傳中志願軍挑個帽子逗美國大兵開槍故事的影響，倒也挺大膽幽默，半夜三更不時把一個戴草帽的稻草人舉升出掩體，引得離他只有五十米左右的對岸一個蘇軍地堡火力點不斷射擊，機槍子彈在頭頂上亂飛，震得耳朵嗡嗡直響。
為了顯示中國的尊嚴，保衛領土完整，上級領導要求三合站的邊防部隊和民兵迅速組成聯合巡邏隊，上島行使主權。當時已有知青來三合插隊，得此消息，紛紛寫血書要求上島。經上級再三考慮，最後決定由解放軍邊防部隊官兵四人上島正式巡邏，知青民兵準備掩護和救援。出發前，開了軍民誓師大會，群情激昂，巡邏官兵的代表也發言表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堅決走出國威和軍威來，走完全部的巡邏路線，完全是敢死隊的氣慨，令人敬佩。（當時知青上島前，有專門的新聞記者給拍標準照，大家戲稱“遺像”。）
1969年5月15日上午，四名官兵身穿嶄新的綠軍裝昂首闊步登上了吳八老島。最初的幾分鐘，對岸的蘇軍也進入了戒備狀態，但沒有象往常那樣開槍。因為中國軍隊自珍寶島中蘇邊境武裝衝突後，還沒有在白天如此大模大樣上島巡邏過，我方岸邊站著和隱蔽著的知青，民兵和軍人都為之興高采烈，還有人高呼“毛主席萬歲”、“解放軍萬歲”之類的口號，不過馬上被人喝令不准出聲。誰知忽然對過蘇軍隱蔽點中終於傳來了令人擔心的槍聲，開始蘇軍還只是往空中開槍，見我軍巡邏官兵還是一付大無畏的樣子在島上行走，便從卡裡洛夫卡哨所和卡裡洛夫卡下島兩個方向多個火力點用大口徑機槍形成交叉火力，對準吳八老島上巡邏隊必走的一塊開闊地狂射，子彈越射越低，可以說把我軍巡邏隊前進的道路完全封鎖住了。我軍巡邏隊隊員也不再昂首闊步了，開始借著島上的小樹灌木叢、坎子之類的隱蔽物來保護自己繼續前進，後來在那塊開闊地前不得不止步在一個小土包後隱蔽起來，只有領頭的一個班長沖過了封鎖線。岸邊的中方軍民看到巡邏隊受阻于蘇軍的槍林彈雨，紛紛要求上級下令開槍還擊，保護我巡邏隊執行正常的巡邏任務。誰知現場總指揮，好像是一位師級首長說上級有命令，決不能把一顆子彈射到蘇聯領土上，這是絕對不准違反的軍令。
在島上潛伏的知青向沖過封鎖線的班長傳達了電話命令，讓他帶隊撤回。班長又冒著槍林彈雨、靠著平時練就的嫺熟的軍事技術連爬帶滾安全地沖回那個小土包。巡邏隊趁蘇軍暫停掃射的空隙，撤回到岸邊。過了幾個小時，上級命令巡邏隊第二次上島。下午一時許，四名隊員拉開距離，一字排開，迅速沖過了機槍子彈封鎖的開闊地段，安全地和吳八老島潛伏點上的知青民兵會合，氣得對岸蘇軍一陣狂射後也泄了氣。領隊的邊防站副站長組織大家朗讀了“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毛主席語錄，慶賀勝利。不一會，上級來電話讓他們繼續巡邏。副站長打頭，1949年出生，入伍不到三個月的遼寧錦縣籍戰士任久林第二個出發，他出發前，還和知青民兵握手言別，“讓我們再一次迎接勝利吧”。
蘇軍的機槍又瘋狂地響起。巡邏隊官兵在子彈的威脅下進不得，有生命危險，沒有命令又退不得，大概怕丟中國人的臉，違背自己的誓言，再說當時我巡邏隊也沒配備對講器之類的通訊裝備，即使上級要他們馬上撤退也無法知曉。十幾分鐘後，岸上的我方軍民看到巡邏隊在槍聲中開始匍伏前進，不一會兒，第一個隊員已通過第二道封鎖線，進入一個隱蔽點，但第二個隊員稍稍貓腰爬了幾步，一個踉跚挺了下腰就趴下再也不動彈了，很明顯他是中彈負重傷了（其實子彈擊中任久林左胸，他喊了聲“班長”就犧牲了。），其他隊員和在島上的知青冒著生命危險把他軀體拖到了隱蔽地帶。岸上我方軍民不禁義憤填膺，有人號啕大哭，再次請求還擊。那位首長也熱淚盈眶，他說我也有槍有炮，跟你們一樣想打，但沒上級的命令，我是一顆子彈都不能放的，軍區已下令停止一切軍事行動。
（中國軍民是絕對遵守紀律服從命令的，不會主動擴大武裝衝突。此後，在7月的某天，經常在吳八老島附近黑龍江江面遊弋的兩艘蘇聯炮艇在多次越境挑釁後，有一艘居然擱淺在島下端我方一側的沙灘上動彈不得，離我知青的隱蔽陣地和炮口不到100公尺，蘇聯水兵自知理虧，也手忙腳亂，急得哇哇大叫。我武裝民兵在發現情況後未接到命令前，自動進入陣地，槍炮上膛，這時只要誰情緒衝動先打一槍的話，那麼所有的槍炮都會發威，報仇雪恨，讓這艘炮艇葬身於火海中，後果不堪設想。結果是連長及時趕到，宣佈瀋陽軍區首長不准開火的命令，大家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對方越境炮艇來回掙扎，最後在另一艘炮艇的幫助下退回蘇聯一側。）
雖然已經打倒了中國邊防軍，對過蘇軍仍不甘休，輕·重機槍依然封鎖著上島的各條路口，蘇聯直升飛機也侵入上空盤旋偵察。我軍的救護人員雖然沖上了島，在躲避中丟失了醫藥箱等，最後是知青組成的擔架隊冒著槍林彈雨機靈地沖上了島，但發現傷患早已經犧牲。夜幕降臨後，中彈犧牲的巡邏隊員的遺體被安放在知青的大食堂裡供大家瞻仰，一些女知青哭得死去活來，這是知青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的真正的烈士。後來縣革命委員會又在十八站公路邊為這位死去的戰士建了個陵園，樹了個幾米高的大碑，往來汽車上的人只需抬頭便可看到上面刻著“反修鬥爭中英勇犧牲的任久林烈士永垂不朽”十幾個大字。(2004年我去呼瑪時特意去十八站瞻仰了烈士墓地。)
烈士算是壯烈犧牲了，但後來給我們知青搞軍訓時，邊防軍的楊排長總把任久林通過封鎖線時沒有象其他隊員那樣採取低姿匍伏前進而採取貓腰高姿匍伏前進而犧牲的事例作為一個教訓，告誡我們在戰場上要學會利用地形和戰術動作保護自己，千萬不要逞英雄，丟掉性命。楊排長還說，他聽孫玉國（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中的戰鬥英雄，時任邊防軍站站長，曾在中共九大上代表解放軍發言，後官至瀋陽軍區副司令，1976年被免職。）的報告講，在珍寶島的戰鬥中，有位戰士是模仿電影中的戰鬥英雄，一下跳出戰壕，背靠在大樹上端著衝鋒槍對著蘇軍橫掃一陣而被打死的。他說不怕死不是要你去白白送死，將來一旦和蘇修打仗的時候，你們一定要記住這些血的教訓，技術不過硬，思想再好也是要被打死的。別看一個小軍人，說話也挺有道道的。
1975年，政治謠言四起，據人傳說，葉劍英元帥在批判林彪不注重軍事訓練專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思想教育的危害時，也舉了這個關於背靠大樹的珍寶島戰士的例子，他憤慨地說：“當兵的當然要不怕死，但精神掛帥搞得戰士連保護自己消滅敵人這最基本的軍事常識也不知道，這不是拿他們的生命開玩笑嗎。”
1971年，毛澤東在《參考資料》上看到了英國《泰晤士報》高級記者、著名國際問題評論家內維爾·麥斯威爾寫的《印度對華戰爭》，甚感興趣。在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下，外交部立即組織由柯柏年、周南、龔普生、田進、葛綺雲、吳景榮等六人進行翻譯，並邀請麥斯威爾訪華，周恩來在11月20日接見了麥斯威爾並進行了交談。麥斯威爾也到了吳八老島地區採訪，隨後向國際社會客觀地報導了該地區中蘇邊境衝突的真相。費正清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裡也引用了麥斯威爾1975年在《現代中國》第1卷第1期上所發表的"中蘇邊界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段考"（第116—126頁。《紐約時報》,1974年5月24日）等文中的資料,。呼瑪三合村後來在山上建了麥斯威爾亭，表示紀念。據我2004年採訪的親自接待麥斯威爾的吳八老島衝突親歷者、原三合民兵連指導員山秋林說，為了麥斯威爾的來訪，外交部禮賓司（新聞司）副司長張穎親自打前站；三合村後方基地專門為高個的麥斯威爾定制了大床。忠於職守的麥斯威爾除了聽當地老百姓和幹部的講述外，堅持要求實地考察。中方為了他的安全，最後只得答應讓他乘坐吉普車到江邊轉一圈，還給他化了裝。結果穿著不合身、短窄的東北黑棉襖的麥斯威爾到了三合村的江邊，跳出車子就開始拍照，把全程陪同的山秋林急壞了，只能把麥斯威爾頭上那頂大棉帽往下拉掩蓋一下。儘管如此，我想對岸蘇聯哨所的官兵肯定通過高倍望遠鏡看到了這個高鼻子的西方人。我在俄羅斯達曼斯基-珍寶島基金會網站上看到一個前蘇聯邊防軍回憶稱，在1967年12月珍寶島地區的一次糾紛中，“好幾個記者（包括外國的）從中岸過來了。他們用攝影機和照相機開始拍所有的事件。”
二、虛驚一場
中蘇武裝衝突後，中國的報紙上天天強調蘇修亡我之心不死，要防備蘇修的突然襲擊。我們到生產隊不久，上級便把我們知青武裝起來了。雖說不是人人有槍，但比起文革時一個諷刺上海造反派頭目的政治笑話中上海民兵的人均武器數量來講，要多得多。
當時那個笑話講，有一位造反派頭目對下面的民兵說：“經上級批准，決定發給大家槍。一人一條槍(停頓，台下熱烈鼓掌歡呼)，是不可能的(台下情緒有點低落)。經我向上級反映，兩人一條槍(停頓，台下鼓掌)，也是不可能的(台下情緒更為低落)。最後決定，三人一條槍(停頓，台下沒有鼓掌)是可能的(台下有人開始鼓掌)，不過暫時發的還是木頭槍。”
我們知青的武器當然是真槍實彈。在吳八老島地區由各路知青組成的兩個民兵連，大小槍支、反坦克火炮等武器配置如同現役的正規步兵部隊，連排長都有手槍。他們經常冒著生命危險上島作業，埋置地雷、修挖戰壕掩體，象徵性種地打魚。為防備蘇軍偷襲，冬天則長時期潛伏在島上雪地裡，經常被凍得起泡褪皮。一次，為了準備在蘇軍槍林彈雨下收割吳八老島麥子去另外一個小島進行演習時，濃霧中小船撞到橫跨江叉的鐵絲上翻船，兩位民兵不幸殉職犧牲。利用演習得來的經驗教訓，後來在一個月夜中，民兵們在解放軍連長吳長富（此人即後來在1987年指揮撲滅大興安嶺森林大火時全國聞名的23集團軍大鬍子師長，1998年在副軍長任上離職休養前還指揮抗洪搶險。）的帶領下，在吳八老島用2個小時搶收了麥子。我們大隊知青民兵雖然名義上也是三人一條槍，但總有幾十個男女知青輪流在外面搞副業，伐木修路，花名冊上陸續來到的三批共兩百多名男女知青全在生產隊的時候連一天都沒有，所以一人一條槍甚至兩條槍的時候還是很多的。我們的半自動、自動步槍、衝鋒槍、輕機槍的樣式和邊防部隊的差不多，只是裝備到我們手中的時間要比邊防部隊晚兩三年，知青民兵連長也沒有手槍可帶（吳八老島地區知青民兵連隊是例外），但比起當年的土八路和志願軍的戰士來講要強得多，我們知青也心滿意足了。當時我們這些十六、七歲男孩女孩幾乎都喜歡拿把槍拍照留念，至今許多人還保存著當年騎馬握槍威風凜凜的照片。
不過相比之下，對岸蘇軍兵營裡有百來號人，他們的具體武器裝備不太清楚，好像有一輛裝甲運兵車，三輛吉普車，五輛卡車，有一架軍用直升飛機幾乎每天都來，偶爾故意抄近路侵入我領空，從我們頭上低飛過。乃至今天，我一聽到直升飛機低空飛行的嘈鬧聲就感到煩躁不安。每當天氣晴朗的時候，還不時看到對過藍天上噴氣式戰鬥機飛過的痕跡。黑龍江通航時，蘇聯的船隻來往不絕，蘇軍配備的高速巡邏艦艇也經常神氣活現地在江面上游戈。蘇聯邊境線上的居民點很少，軍營哨所很多。凡我居民居住點對岸必有蘇軍哨所兵營。他們三天兩頭搞實彈射擊，那機槍的三長二短的點射打得十分熟練。對報紙上說的蘇修在我邊境陳兵百萬，這時才有體會。
當時有一條毛主席語錄，叫“我們不但要有強大的正規軍，我們還要大辦民兵師。”插隊知青組成的武裝民兵顯然是正規邊防軍的最大輔助力量。最初邊防部隊派了一個排長和兩名戰士來為我們搞軍訓，練刺殺學打槍。有一回為了模擬炸蘇聯坦克，讓個知青把土炸藥包綁在一棵和人脖子差不多的白樺樹上點燃，一聲巨響，白樺樹頓時被炸成兩段，有一段從空中直向在幾十米以外觀摩的我們飛來，大夥兒只得四下逃避，結果剛好落在一位雙手捂著耳朵跑的慢些的男生身邊兩米遠的地方，險些弄出人命來。
把知青編為武裝民兵，是要我們自己來保衛自己，守衛邊疆。蘇軍在我生產隊周圍三面的對岸山嶺上建了三個十來米高的瞭望哨所，位於半島尖上我生產隊人員的所有活動大概被他們看的一清二楚。生產大隊背後方圓幾十裡都是密密的大森林，無人居住，離公路有一百數十裡，離最近的其他居民點也有五十五裡地。我正規部隊佈署在離邊境很遠的地方，邊防軍只是在公社所在地才有，人數也少得可憐，一年中巡邏到我們生產隊只有幾次，如果在這裡和老毛子(東北人對蘇聯人的俗稱)一旦打起來，等到七十裡外的邊防軍來救援，我們早就完蛋了。當時的戰略方針是一旦蘇軍大舉入侵，我軍大步後撤，關起門來打狗，把侵略者消滅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儘管大家都明白蘇軍無論是在武器裝備上還是在軍事技術上都要比我們強得多，那時年輕氣盛，熱血沸騰，絲毫無恐懼之心。鋼槍在手，還想欲欲一試。
但一到那裡，上級就向我們宣佈幾條紀律，第一，不准把槍口朝著蘇聯方向射擊，即使在我境內發現特務和小股入侵蘇軍也不例外，要防止子彈飛到蘇聯領土上。第二，不准向入侵我領空的蘇聯飛機(主要是直升飛機)開槍，除非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讓它掉在我國境內。1970年冬天，我們要到隊裡附近江上在主航道我方一側的察哈彥島上砍柳木杆子，男女知青紛紛要求上島，甚至於還有人寫血書請戰。鑒於過去蘇聯人也去該島打過草，並派過巡邏隊趕我方老鄉下島，上級命令不准帶槍上島，遇見蘇聯邊防軍上島，岸邊的擔任武裝保護的民兵不准開槍，上島的人除據理力爭外，必要時主動撤回。那天上島的知青與其說是怕蘇軍入侵，不如說是希望蘇軍來和我們吵架，讓我們有個表現自己英雄行為的機會，有人還偷偷地帶上了自製匕首。結果是蘇聯人當天根本沒來，讓知青們大失所望。直到1978年我考上大學和生產隊告別時，每年我們都平安無事地上島好多次，也沒有發生過蘇軍上島的事件，蘇聯方面實際上承認了察哈彥島的主權屬於中國，而我們也不再興師動眾派人保護了。當時邊境上的我方軍民基本上是秉承高層領導的旨意，不在邊境向蘇聯挑釁。尤其是中國總理周恩來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機場進行了當時稱為“坦率的會談”後，雙方都有所讓步和克制。上級又給我們下達了任何情況下不准在邊境線二公里之內開槍打獵和實彈射擊的命令，這樣就有效地防止了可能引發武裝衝突的萌芽。
因為插隊知青人數是當地男女老少總數的一倍，所以晚上站崗巡邏的任務也由知青全包。每晚六人，三人一組，上半夜崗(九點到一點)多是女孩子，下半夜崗(一點到五點)則是清一色的男孩子，全是義務，沒有工分報酬，白天還要出工勞動。人少時一個月中要輪到二三回。尤其是在冬天，冰雪封江或形勢緊張時，還要加崗巡邏。
每次巡邏要從村裡到生產隊周圍的田地裡，樹林子，江邊繞好幾圈，我們常在晚上零下幾十度的寒冷氣候下，趴在江邊的柳毛叢裡，用一個自備的十六倍的望遠鏡監視對岸蘇軍兵營的動靜。此望遠鏡是中波遠洋海運公司的某船長給他插隊的兒子的送行禮物，帶到隊裡後便成了大家的公用品。
我們當時把蘇聯當做敵人，時刻要防備對方襲擊，剛去的時候，晚上單人在村裡行走也經常提心吊膽，不敢靠著路邊。有一天，一個女知青在江邊地裡放豬，忽然看到有一條船靠了岸，下來了幾個彪形大漢向她走來，嚇得她扔下豬群就往村裡跑，大叫蘇聯人上岸了。大夥兒拿上槍趕去一看，才知道原來是我們中國航標艇的船員在修理岸邊的航標燈。其實對岸的蘇軍大概也弄不明白中國邊境的農村裡怎麼會突然冒出這麼多穿草綠色服裝的年輕人，也是戒備深嚴。
1970年6月，我們剛領到槍不久，一天晚上一點多忽然被對岸蘇軍的機槍聲和我村莊裡的緊急集合的鐘聲(一根掛在知青食堂屋簷下的鋼管)叫醒。五分鐘後，全體民兵在食堂前的空地上集合了。給我們講話的是負責我們軍訓的邊防軍楊排長(我老把他看成是一部叫“冰山上的來客”電影中的足智多謀的楊排長)，他神情嚴肅地告訴大家，剛才發現有特務潛入我境內，上級要我們兵分兩路馬上進行搜索，在他講話的同時，村子後面的樹林和對岸蘇軍兵營的上空同時升起兩顆綠色信號彈，不一會兒，在村子邊上的泡子(小湖)邊也響起了幾聲衝鋒槍響，大概是巡邏的人發現敵情了，這時誰都認為這已不是一場訓練了，剛才還是昏頭昏腦，走路搖搖晃晃的我們都從夢中清醒過來了，心情十分緊張也有幾分激動。
楊排長帶著我們一部份知青迅速向泡子方向奔去，剛到泡子邊，他大喝一聲“臥倒”，幾十個人這時刷地一下馬上伏在地上，只見一下光亮，隨後便是一聲巨響，一顆手榴彈在水中炸開。然後大家又在命令下小心翼翼地沿泡子兩邊向前搜索。一分鐘後，對岸蘇軍兵營裡也響起了刺耳的警報聲和車輛的急駛聲。楊排長臉色大變，馬上下令原地待命。我們也明白了這不過是一場緊急集合的演習。不久由另一名邊防軍戰士帶領的一路人馬派人來報告，對岸蘇軍已經乘軍車進入江邊戰壕，不過不像是要對我們發動攻擊，好像是在防備我們進攻。楊排長聽完來人報告後，宣佈演習結束，除民兵連排長留下繼續監視對岸蘇軍動靜外，其餘人馬上解散回宿舍睡覺，但不准脫衣服。事後楊排長雖然挨了上級的批評，但他對我們知青的集合速度之快演習之認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這次夜間緊急集合雖然事先已通知上級，上級也同意讓我們這些從上海來的知青經受一下鍛煉，但對具體的演習計畫則未加過問。打槍扔手榴彈都是楊排長精心的策劃，想不到正巧那晚又有蘇軍的實彈射擊和信號彈四起作渲染陪襯，結果弄假成真，讓我們知青和對岸的蘇軍都虛驚了一場，差點兒真的鬧出武裝衝突來。
由此看來，雙方處於極端的對抗和敵對的情況下，惶恐不安，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會感到是大敵來臨，一觸即發。一些武裝衝突大概就是起源於這些偶然的突發因素吧。 (來日本後，遇見一些臺灣來的男留學生，他們大學畢業後都有服兵役的義務，三人中有一人要抽到去金門島經受鍛煉的簽，在那裡也經歷過防備共軍突然襲擊的演習。)
在邊境上呆的時間長了，敵情觀念淡薄了，警惕性也降低了。晚上站崗巡邏轉個一圈便跑到隊部的大熱炕上去睡覺了，值勤日記上記的都是平安無事。因為中蘇大規模軍事衝突的危險性已消失，1972年以後，上級也許是察覺到每天晚上要那麼多的人受罪也過於緊張，不再要求我們知青民兵每晚站崗巡邏了。
1973年冬天，知青民兵連長在公社開完會搭隊裡的拖拉機大扒犁回隊，途中拖拉機出故障，修了老半天也沒動彈，他讓拖拉機手們繼續修理，自己一個人從大江上走了幾十裡地回生產隊叫人送零件去。他則在隊裡召開民兵大會，傳達上級的最新指示，說最近在內地抓住一個蘇聯武裝特務(原是中國的叛逃者)，據說就是在我們隊對岸的蘇軍兵營裡過夜，一大早在我生產隊上游附近三十裡地潛伏入境的，上級要求我隊的民兵提高警惕等等。未等他傳達完上級指示，便有一人慌慌張張地跑進來報告在我生產隊下游附近的江面上，發現有一串從對岸走過來的腳印。我和連長跟來人一起騎馬跑到了事發地點，這時已是晚上八點多了。月光照耀下的江面上，果然有一串腳印從江中好像是主航道蘇聯一側筆直地延伸過來，在岸上的馬車道邊消失了，看樣子是幾小時前發生的事件。不一會兒，先前在下游拋錨的拖拉機大扒犁也轟隆轟隆地開到了這裡，於此同時，對岸蘇聯一側江面上也出現了五個撐滑雪板穿白色服裝的全副武裝的蘇軍巡邏兵。拖拉機手們告訴我們，這幾個蘇聯兵從傍晚開始就一直在對岸監視和尾隨他們前進。回到隊裡，又有人報告對岸蘇軍兵營裡汽車往來不絕，九點多時直升飛機也來過了。這是從來也沒有碰到過的事，一切發生的都是這樣的奇怪，看來確實有大事要發生了。因為此時生產隊的大多數知青和男勞動力都已陸續出發去林區伐木了，大家頓時緊張起來。給公社打電話，公社說邊防軍和縣裡負責人要早上才能趕到，要我們保持鎮靜。那些個男人出外伐木的小媳婦們害怕的拉帶著孩子們幾家住在一起，生怕武裝特務溜進村來把她們殺了。所有的在隊知青，包括第二天白天要到公社修水庫的六個男女知青這一晚上都沒有睡覺，在冰天雪地裡拿著槍放暗哨和巡邏。
第二天白天，去公社修水庫的六個知青和兩個老鄉出發了，因拖拉機還沒修好，這七十多裡地，他們只能步行了。不一會兒，邊防軍和縣革委副主任兼外辦主任也分坐兩輛吉普車從山路來到我隊，在連長和大隊黨支部書記的陪同下到出事現場分析情況。蘇軍的幾個雪地巡邏兵也站在對岸岸邊嚴密地注視著我們這十來個人的動靜。氣氛有些緊張。
外辦主任自然是經驗豐富，先讓邊防軍回到岸上的吉普車裡去，自己仔細地看了一會兒腳印後，馬上就問這兩天你們生產隊裡有沒有人從江上走過。連長回答，我昨天才從江上走回來。主任接二連三地又問了連長幾個問題，隨後不准我們保護，一個人往江中心走去，這裡的人都為他提心吊膽。誰知他回來後說出的第一句話竟讓連長大吃一驚，“我看這從對岸走過來的蘇修特務大概就是你。”
原來黑龍江在這裡有個大拐彎，從公社回生產隊，或者從生產隊到公社，順著江中的主航道走的是弓弦，江中央的雪道又平坦，要比沿著岸邊走弓背既快又省力，知青們腦子活膽子大，自以為只要自己與前後兩個航標燈柱保持三點成一線，就不會越境走過主航道。連長走的便是這條近道，他看到岸邊有我隊的拉柴火的馬車經過，就從江中筆直地回到岸邊，坐上馬車回隊了。因為這一帶的主航道離蘇聯岸邊特別近，離我方岸邊比較遠，連長的這一長串腳印看起來好像是對岸有人走過來似的。而當他聽人講有特務越境，加之對岸蘇軍活動異常，一時警惕性高漲，未能冷靜地想一想其他的可能性，便馬上向上級彙報，結果引出了一次讓全縣軍民虛驚一場的鬧劇。
外辦主任把連長一頓好訓，便坐吉普車從山路回縣裡了。他心情十分愉快，要不是自己經驗豐富，還不知全縣軍民要折騰多長時間。下午他在辦公室向各級領導通報了所謂蘇聯特務入境事件的真相，建議取消已發佈到全縣各生產隊及各交通要道的檢查站的三級戰備的指示。就在他快下班的時候，有人向他報告，縣城對岸蘇聯邊防哨所打出要求緊急會晤的旗號。心裡一震，不知又發生了什麼重大邊境事件。
三、外交辭令和中蘇往來
俗話說“邊境無小事，事事連國際”。根據中蘇兩國的協定，雙方只是在幾個口岸有定期和不定期的邊防和外交會晤，大至邊境衝突和犯罪者的引渡，小至溺死者死屍漂入對岸、牛馬豬狗誤入他界，都是談判的話題。我縣各生產隊，公社管轄地帶發生的邊境事件都必須報縣，由縣外事辦公室會同邊防統一和對岸蘇聯邊防直接交涉，不准下面自行交涉。
1970年代我縣的首席談判代表是縣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兼外事辦公室主任，具體姓名已想不起來了，只記得最後一個字是“泰”。
泰主任原是學俄語出身的大學生，在1968年一次圍繞吳八老島邊境糾紛的中蘇會晤中妙語驚人，嶄露頭角。當時蘇軍侵入我方領土，毆打我邊境漁民，鐵證如山，常被我方指責的啞口無言。蘇方自知理虧，一直想找點材料來反駁我方。有一次蘇軍又與我邊民在吳八老島發生衝突，打來打去，一名蘇軍和我漁民同時掉入島外側的江中，我漁民入水後當然是如魚得水，得心應手，抓住蘇軍不放，灌了他一肚子水，這一切都被蘇軍拍成照片，在雙方會晤中作為中國人員故意毆打蘇聯邊防人員的鐵證向中方提出強烈抗議。當時的我方首席代表見此一疊照片，便知被蘇方抓到了把柄，還未想出強辯的句子來，時任翻譯的泰主任指著其中的一張照片對蘇方說，這不明明是我國漁民在奮不顧身地救護你們落水士兵麼，怎麼會是我國漁民在毆打你們士兵呢。雙方談判的代表湊過頭來一看，照片上果然是一個中國漁民在水裡抓住腦袋搭拉著蘇軍士兵的後領子的形像，我方首席代表也以照片上背景是蘇聯，指責蘇軍侵略我神聖領土的行為，迫使蘇方表示這是令人十分遺憾的誤會事件。泰主任於是官運亨通。
上次講到泰主任剛處理完一起所謂的蘇聯特務入境事件，回到縣城後又接報告說對岸蘇聯邊防哨所掛出三面紅旗，這是要求緊急會晤的旗號。不知又發生了什麼重大邊境事件。當時兩岸沒有國際電話直通，約定有事要臨時會晤，就在各自的瞭望塔上掛旗，旗子的多少和情況的緊急程度有關，三面紅旗表示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進行會晤，屬於發生了最緊急的事件。縣裡的老百姓只要一看到雙方瞭望塔上升旗，便馬上知道要有中蘇邊防人員會晤了。(北京中南海和莫斯科的克林姆林宮之間有直通電話，1969年中蘇邊境武裝衝突後，蘇聯領導人柯西金曾啟動過這條多年未使用過的熱線，要求和周恩來總理直接通話，中南海的年輕的女接線員從未遇到過這種情況，不僅一口拒絕，還義正詞嚴地批判了“蘇聯修正主義者”一通。周恩來聽了彙報後，嚴厲地批評了女接線員的未經請示的輕率舉動，文革期的中蘇高層唯一一次會談直到越南胡志明死後才得以尋機在北京機場實行。)
晚上八時多，泰主任接到了一個從縣公安局轉來的電話，說是我察哈彥生產大隊的六名知青今天中午誤入蘇聯境內，被蘇軍巡邏車和巡邏隊發現追趕，幸好知青及時跑回我境內，沒有一個人員被抓住，蘇軍也沒有開槍。
事件是這樣發生的。我隊的二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以及二名當地老鄉早上出發步行去下游的公社修水庫，走的是才冰凍三尺的江道。走到大江的一個拐彎處，老鄉們膽子小，只敢順著我岸邊走遠路，知青們膽子大，不聽老鄉勸阻，順著江中主航道走直線，自以為只要自己與前後兩個航標燈柱保持三點成一線，走在我方島的內側，無論如何也不會越境。
當時我們知青雖說已二十歲，在生產隊裡男女生之間還是一本正經的，也不太說話。走在大江中間，開始也許是有些陌生，不言不語，倒是四名女孩首先打破僵局，問東問西，不一會兒大家也邊走邊聊上天了。特別是走在有汽車壓過的地方，非常舒坦，大夥兒說今年的江道咋會這樣好走，不會走到老毛子的車道上去吧。領頭的男孩自信地說，不會的，我一直看著前面的航標。忽然，有一女孩叫了起來，前面來汽車了。果然在遠處出現了一個移動的飛快的黑點，開始大家還以為這是縣裡派來調查特務潛入情況的官員的車，沒有在意，繼續聊天，走了幾步，覺得有些不對頭，回頭一看，我方岸邊走的那二位老鄉已停下來，揮著手不知叫喊什麼，後面很遠處有幾個蘇聯人滑著雪橇飛也似地朝這兒趕來。“糟糕，我看漏了一個航標燈，我們走到蘇聯的島邊上來了。”領頭的男孩發現自己犯了個重大錯誤。那個小黑點也迅速地變大，大家發現它就是熟悉的那輛蘇軍巡邏車。車子在六名知青的前面一百米左右停留下來，走出三名蘇軍，一名軍官和一名拿槍的蘇軍士兵小心翼翼地朝這裡走來，還有一名站在車身邊作掩護，拿槍作瞄準狀。而六名知青雖然不是手無寸鐵，但能夠護身的只有男孩們的兩把自製匕首。當時不執行巡邏任務時，槍是絕對不准帶出生產隊的。知青們深知被蘇軍抓住的後果，一時也慌亂起來。
眼看前面蘇軍已逼近，後面追兵也快趕到，三十六計，逃為上計。六個人趕緊向我方一側的岸邊跑。誰知在這大江的轉彎處，水流比較急，冰結得不厚，加上又處於風口，冰面上的雪也被吹走了，走在上面，不僅可以聽見冰的裂開聲，還可以看見冰下奔騰的江水。儘管後面的蘇軍用生硬的中國話大叫“站住”，儘管在江中的冰面上有人還滑了一跤，哥們妹們還是大膽地往前走，不回頭。十分鐘後和岸邊的老鄉匯合後，看見對岸已有十多個蘇軍聚在一起了。真是好玄，要是被抓住，可倒上大黴了。
1968年冬天，1969年夏天，蘇軍在黑龍江，烏蘇里江一帶以埋伏和強行綁架的手段，在我國境內江面和屬於我國領土的島嶼上抓走我邊民數十人。有位分配在某公社當獸醫的大學畢業生和兩名老鄉在江面上行走時，忽然四周雪地裡冒出幾個蘇軍來，還沒等他們反應過來，就被蘇軍打傷打昏塞進一輛從對岸急駛過來的軍車裡，送到蘇軍兵營裡分別受審。獸醫拒絕回答任何問題，因為在大學裡學過俄語，所以不斷用俄語大罵蘇聯人，結果挨了頓臭打，鬧的兵營裡人人都能聽見。老鄉們避重就輕，在關於中國邊防軍情況的訊問中，一問三不知。不過蘇軍從老鄉的口裡也得知，抓來的那個會說俄語的青年並不是中國的軍人和公安人員，只是個新分配來的大學畢業生而已。晚上，三人被關在同一房間裡，凍得嗦嗦發抖，只有受了傷的獸醫的床上有一條毛毯，三人只好擠坐在這張床上渡過了第一夜，後來在獸醫的據理力爭下，第二天開始生活待遇有了改善。我方發現人員失蹤後，一查下來，找到了蘇軍越境抓人的證據，便在談判中向蘇聯方面提出抗議，蘇軍不得不把這三名綁架來的中國老百姓歸還中方。回來後，三人又受到自己人的不停審查，要他們檢討一下有否變節行為。逼極了，老鄉們向領導反映，蘇軍對獸醫特別照顧，我們的床上什麼也沒有，為什麼他床上有一條毯子，為什麼他用俄語和蘇聯人一講，蘇聯人就改善我們的待遇，我們不知道他告訴了蘇聯人什麼情報。於是獸醫便被懷疑有變節行為，調離出邊境地區，預備黨員資格也被取消。所以當地人都說，要是被老毛子抓走放回來，哪怕是跳進黑龍江，也一輩子洗不乾淨。
蘇軍在對岸和知青們並行走了十幾裡地後，見我方也無進一步的行動，就回去了。知青們原先和老鄉約好互相保密，不把今天越境的事說出去，免得自找麻煩。在公社吃過晚飯，聽人講昨天發生的蘇聯特務入境事件其實是連長的腳印引起的誤會，心裡也慌亂起來，只好一齊去公社派出所自首，供述自己今天中午誤入蘇聯境內的事實。派出所長趕緊向縣公安局彙報，於是縣外辦的泰主任對明天蘇聯方面可能提出的抗議有了對付的準備，不過他也沒忘記提醒我公社的領導不要處分那六名知青，因為他們已主動投案自首了。
第二天在黑龍江中心的會晤中，蘇方人員首先向我方提出強烈抗議，指責我穿軍服的武裝人員六人(知青們穿戴的是統一購買的遠看分不清男女的草綠色棉衣褲和帽子，每人還斜背個小書包，看起來都象背了手槍似的)，在岸邊人員的掩護下，昨天中午幾點幾分至幾點幾分，侵入蘇聯境內縱深幾百米，長達三公里，進行有計劃的偵察活動，蓄意挑起事端(蘇軍的瞭望哨所早就發現了他們的行蹤，把時間記錄在案)。蘇方向我方提供了一組照片，要求泰主任對此作出明確解釋。泰主任當然胸有成竹，應答如流，他說，“你方所指稱的武裝入侵事件，是毫無根據的污蔑。據我所知，中國邊防部隊昨天在這一帶並沒有任何巡邏活動。中國方面絕不會也絕不允許任何人在黑龍江上故意挑起事端。關於照片上人員的真實身分，我建議雙方都進行一下詳細的調查。如果真是我國居民誤入你方境內，那我表示遺憾。黑龍江冬天江面上的溫度實在太低了，我個人希望下星期的定期會晤能在我方溫暖的小屋內舉行，就此事件交換各自的看法。”蘇聯方面也知這是外交辭令，想到下次又可美餐一頓，大飽口福，也就不再繼續追究和抗議了。
當時我們那一帶的中蘇交涉，冬天是雙方談判人員各坐車輛開到江中，下車站著會談；夏天是一方人員坐小艇到對方岸邊，上岸後在專設的小屋內進行會談，這次你來，下次我去。後來中蘇關係的火藥味漸漸淡下來，每次在小屋的會談結束後都要宴請對方。中方人員不習慣蘇聯的黑麵包，蘇方人員又特別喜歡中國的料理，不僅味道好，吃不完還可以帶回國去。他們老是強調自己一方食物水果不足，對中方的盛情宴請讚不絕口，評論一番。我方人員也覺察到對方的用意，為了給談判創造些良好氣氛，我方談判代表總是建議下次談判在我方境內舉行。蘇軍談判人員開始還有些警惕性，後來實在抵擋不住中國食物和茅臺酒的誘惑，大多同意雙方會晤在中方境內舉行，甚至轉彎抹角地指定下次食譜，烤乳豬便是蘇方談判人員最喜歡吃的一道菜。中方談判人員把這些事當笑話告訴了知青們，用來貶低蘇聯修正主義的物資貧困，炫耀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於是我第一次知道剛生下來不幾天吃奶的小乳豬烤一下便可成為名菜，也知道蘇聯人確實愛喝烈性白酒。
六名知青可以說是開我們知青的出國風氣之先，無意中在蘇聯領土上走了一趟。其中某人後來作為官方代表團一員在1990年代首次正式出訪俄羅斯，他對一個談判對手說，這是我第二次來到你們國家的國土上，對方開始沒有明白過來，後來聽完解釋哈哈大笑起來了。
其實我們那兒當時四十歲以上的土生土長的老鄉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期都有過出國打工淘金的經歷，當時也不要護照，幾個人湊成一夥就過境了，蘇聯人也眼開眼閉，正好來了一夥苦力，無所謂合法違法。淘金者回國後必要經過中國境內一個叫金山的地方，日本人在那裡設了檢查站和控制著許多妓院，十八裡崗子的地名反映了那裡曾有過妓院、商店和住家聯成一片的繁華景象(後來被一場大火燒盡)，淘金者辛苦淘來的一點點沙金又被“野雞”很快淘去，最後落入日本人的腰包。1950年代老鄉們也出過一次國。黑龍江上游森林著火，和蘇聯商量後，上級組織了一批人過江，在蘇聯坐上火車，繞道到現場，迅速撲滅了山火。可是在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兩國關係惡化，中蘇邊境上根本沒有正常的交往，我們只能在江邊和船上觀望蘇聯。
在我們的眼裡，蘇聯的公路交通，水上船舶，機械化程度都比我們發達。蘇聯沿江各兵營，居民點之間都有公路相連，夏天還有雙體流線型客船在江上來回行駛。而我們這邊，黑龍江通航時，除了航標船和拉木頭的駁船外，只有兩隻客船在對開行駛，一大一小，大的叫“東方紅十七號”，燒煤和木頭，尾部上有一個象水車大轉輪似的推進裝置，小的是螺旋漿推進的。客船一個航班是半個月，其不便可想而知。(據人講，現在實行經濟核算後，因客船虧本，黑龍江上的國營客運業務已停航，也無私人經營從漠河到黑河這一段的客輪航運事業。)中國沿江一些公社的所在地都無公路相通，夏天一下雨，林間砍出來的簡易道路連北京越野吉普車都不敢跑。就連從縣城到最近的火車站塔河的唯一一條正式公路也是坑坑窪窪，破舊不堪。有一年坐長途客車去火車站，車子一個顛簸(其實時速不過是六十來碼)，一聲巨響，原來是後排我邊上的一個女知青彈起來，腦袋把車廂頂上的三合板撞了個大窟窿，幸虧是冬天，頭上戴的大棉帽起了保護作用。司機若無其事，照樣把車開得飛快，大概是司空見慣了。
當時蘇聯老百姓的生活，在我們的眼裡怎麼也不象中國報紙上宣傳的那樣“蘇修”已內外交困，窮途沒落。黑河對過的海蘭泡又叫布拉戈申維克晚上燈火通明。(來日本後從電視裡看到，現在那兒已成了俄羅斯遠東最大的中俄貿易交流的中心，中國的倒爺們在那裡大發其財。)對岸沿江的一兩個居民點的房子上都有電視天線，夏天蘇聯女人穿的裙子(布拉吉)色彩非常漂亮，她們在江邊洗衣服時經常唱著歌，男人們則坐在屋前喝著什麼東西，一點也沒有貧窮的樣子。而我國這邊，連縣城也三天兩頭要停電點蠟燭和煤油燈。對我們知青的困惑，老鄉們的解釋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但是中國自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後，邊境居民生活大有改善，連我呆過的那個生產隊裡也家家有了電視機。倒是對岸老大哥那邊老百姓日子過得不舒暢，一些俄羅斯漂亮姑娘不得不到中國東北來打工掙錢，讓一些中國人過了把當闊老的癮。這在當年是作夢也想不到的事。2002年去布拉戈申維克旅遊時，驚訝地發現他們1970年代就開始建造的大劇院至今還是一棟爛尾樓。)
(1) 布拉戈申維克,曾名海蘭泡；
(2) 1977年時就看到開始建造的大劇院；
(3) 黑龍江上的俄羅斯軍艦。
大概蘇聯當局只陳兵百萬對付中國就夠了，大概中蘇兩國人民有著天然的友好感情，夏天我們坐船經過蘇聯村莊時，不僅看不到有背槍的蘇聯老百姓，那兒的男女老百姓都主動向我們揮手致意，一開始中國人大多反應冷淡，不敢主動招手，深怕引禍上身，落個有親修傾向、立場不穩的罪名。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邊境上形勢反而有所緩和。中蘇兩國的民間客貨輪在江中交會時，或者白天經過對方村莊時，都互相鳴笛致意。上級也告訴我們知青，要主動向對方民船和老百姓表示友好，對方先招手和鳴笛時，一定要回禮。
1970年代初中蘇兩國在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上有過激烈的對抗和衝突，人民日報上甚至有鼓動蘇聯人民再搞一次十月革命的語句。但在兩國邊境上，利益和事件又驅使中蘇兩國要合作解決一些問題。我記憶中有一年倒開江，上游的江水夾著冰塊奔騰而下，下游江面還冰凍三尺，形成一道道屏障，江水便向沿江的村莊和田地漫延，兩國的房屋財產都受到巨大損失。中蘇兩國人員不得不在高層次進行商討，共同防止災害的擴大化。最後決定由蘇方派出直升飛機，放下蘇聯工兵，在江面的冰上安置炸藥，把冰屏障炸開，讓上游下來的江水和冰塊通過。中國方面破例允許執行爆破任務的蘇聯直升飛機在江面作盤旋時，可進入中國沿江領空×公里和在中國領土上緊急迫降。當時各生產隊都接到命令，發現執行爆破任務的蘇聯直升飛機進入我領空或者在我境內降落時，除馬上報告上級繼續監視外，不准採取任何不友好的行動。
四、叛逃者和特務
文革期間，中國這邊有一些人夏天游泳，劃小船渡過黑龍江，冬天則直接從江上進入蘇聯境內，那時當然不會是為打工掙錢非法過境，所以中國當局稱他們為叛逃者。
叛逃者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在國內受到政治迫害，走投無路跑過江去的一些黨政幹部和普通老百姓。這在文革初期較多。有些人過去就和蘇聯人有交往或有親戚血緣關係。其中有幾個人被蘇聯派回來後，馬上就投案自首，某人還得到“寬大處理”，再任某公社黨委副書記，大家說他可能是假叛逃。
因經濟問題，男女問題受到審查，或其它刑事犯罪活動而逃入蘇聯。我生產隊裡有一個會計受到口頭審查的第二天，便游泳跑到了對岸蘇聯兵營裡去了。林彪事件發生後，周恩來把林彪兒子搞的一份“五七一工程計畫”作為林彪一夥武裝政變的罪證發至全國進行批判，該計畫指責毛澤東(B-52)把國家經濟搞亂，知識青年下放農村是變相失業，五七幹校是變相勞改。周批判林彪的“形左實右”，實際上是暗暗地開始糾正毛的文革的錯誤。毛澤東也批發了給李慶霖的信，不得不對下放農村的知青遭遇表示關心。各地開始追查迫害女知青，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的壞人。我所在生產大隊的黨支部書記的弟弟也因調查說她強姦過當地的一個弱智女孩、還調戲過上海女知青(不過是摸了幾下女知青胸部和屁股)，趕上了風頭，在全隊大會上由派出所長當場給他戴上手銬送到縣城判了八年徒刑。我隊上游某公社的派出所長是有婦之夫，又把一女知青肚子搞大，還未查到他頭上，就帶著那個女知青從冬天的江面上走過去了。
知青中也有跑過江去的。我縣某公社一個上海知青在叛逃前，為帶點見面禮給蘇聯人，學著小人書上八路軍武工隊打日本鬼子偽軍的方式，趁大家出工下地之際，到民兵連的武器庫把十幾支自動步槍和衝鋒槍的槍拴全部卸下，被正好走進來的一個知青排長發現。這個叛逃者喪心病狂開槍把那個知青打死扔進屋內菜窖，自己則從容不迫地帶著一堆槍拴和二支衝鋒槍跑過了江，聲稱打死了一個中國共產黨幹部，為蘇聯立了大功。蘇聯軍人問他為什麼要到蘇聯來，他大言不慚地說：“你們的生活過的比我們好。聽說你們已經變成修正主義了，想吃什麼有什麼，想玩女人有女人。”還沒有等他明白過來，蘇軍已大怒，痛打了他一頓後，把他和蘇聯的一幫刑事罪犯關在一起，強迫從事重體力勞動。一年多後，中方向蘇聯要求送還另一刑事犯時，蘇聯人便把他蒙上眼塞進汽車在江面上送還給中國。回國後，等待著他的當然是死刑。槍斃前，他的臨終要求是喝牛奶吃蛋糕。
在叛逃者中肯定也會有幾個身分暴露了的蘇聯克格勃(KGB)的長期潛伏特務。我所在的生產隊的原黨支部副書記兼生產大隊隊長可能就是因為被我們“高度警惕”的知青發現後才不得不跑過江去的。
知青們站崗巡邏是為了防備蘇軍的突然襲擊，特務的潛入和內奸的外逃，在當時的緊張氣氛下，不可避免地會發現許多可疑現象。有時走著走著，在你附近幾米遠的地方會突然“砰”的一聲飛起一顆信號彈，對岸蘇軍的兵營和哨所裡也會同時升起幾顆不同顏色的信號彈。常常一晚上就能碰上好多回。最初知青們都很緊張，以為不是有特務便是蘇軍要有什麼行動。搞了幾次數十人的秘密的八面埋伏，一見包圍圈中有信號彈升起，馬上縮小包圍圈，企圖當場將與對岸聯繫的特務活捉，但每一次都是枉費心機，連點蛛絲馬跡也沒找到。雖然後來上級有通報，說在某村包圍的結果，發現在雪地上有一小塊火藥燒過的痕跡，據有關方面分析信號彈是自動引發的裝置，是“蘇修”用來干擾我方軍民正常生活的手段，今後不必再勞民傷財搞埋伏了。儘管至今我還沒有搞明白這些個自動信號彈是如何被放置在我方境內的，但我相信這必是蘇聯特工和軍事人員的傑作。
我們幾百號知青來到生產隊後，除了保衛邊疆外，更多的是要接受所謂的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開荒種地，勞動生產。那年秋天，開荒時在林子裡挖出了一個鐵盒，裡面有幾十發用油紙包好的蘇制手槍子彈，馬上報告了隊裡和上級領導，包括那個和空軍司令吳法憲同姓同名的大隊長。上級當然要派人來“清理階級隊伍”，深挖“蘇修特務”。把隊裡幾個壞份子(給日本鬼子跑過腿，當過偽員警，土匪的人)批鬥一番，把所有可懷疑的人都查了一遍後，誰都不承認子彈是自己的東西，只好不了了之。後來知青又在江邊柳毛叢裡發現有吃剩下的蘇聯麵包時，更確信在我們生產隊裡有“蘇修潛伏特務”，晚上巡邏放哨時警惕性就更高了。我們發現身為大隊長的吳法憲雖然身先士卒，冬天還經常住在江邊生產隊的打麥場附近的地營子內搭個鋪睡覺，看守場院上的麥子和黃豆，但有一兩次我們半夜巡邏也躲進地營子取暖時，他卻不在，回來後又唬我們說是去外面方便了一下。零下幾十度，哪有人能在野地裡光著屁股蹲個一小時的？幾個知青開始對他產生了懷疑，但也沒對當地任何領導講。
有一天深夜換崗時，上一班崗的女知青向下一班崗的男知青反映，剛才發現吳大隊長鬼鬼祟祟地從江邊回來，手裡還拿著個桶，上去一詢問，大隊長說拿了點新麥子回家做饅頭，女知青批評他偷生產隊的財產，他說我一會兒就送回去，便急衝衝地回家了。男知青們問女知青翻過那個桶的麥子沒有，說不定他和蘇聯人剛接過頭，裡面藏著手槍和電臺呢。女知青說我們怎麼能搜貧下中農的身呢。商量後，三個男知青們便去江邊巡邏，順便檢查一下那個地營子；三個女知青則埋伏在大隊長家周圍監視動靜。大約一個小時後，大隊長從家裡出來了，馬上就發現有人在尾隨跟蹤他，不一會兒就把那三個女知青甩掉了。男女知青們匯合後，在村裡和江邊兜了兩圈，也沒見到大隊長蹤影，敲開大隊長的家，他人也不在。等到聽見對岸蘇軍兵營裡有汽車動靜時，知青們才醒悟到大隊長可能是拋下妻小跑過江去了。跑到江邊一看，果然有一行腳印直往對岸行去。天亮以後，對岸蘇聯兵營裡來了一架直升飛機，把吳大隊長接走了。大多數老鄉不相信吳大隊長是特務，認為知青小題大作，為一桶麥子把個人給嚇過江去了。當然也有老鄉說，吳大隊長常常是自告奮勇每年冬天一個人晚上看守場院，有時無意中也講過蘇聯人的牛奶好喝，生活比咱們好，說不定給蘇聯人綁架過放回來或者自己早就經常偷越國境喝牛奶吃麵包了，露出來的蛛絲馬跡還是有的，但誰也不敢揭發。知青們則後悔莫及，一個活生生的特務在自己眼皮下溜走了，只怪自己太年輕，經驗不足，我們知青下鄉插隊時大多才十六、七歲。據一些跑過江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又回到中國的人講，他們在蘇聯時曾經見到過我生產隊的那個吳法憲，他好像成了蘇聯克格勃的官員，專門管理並審問抓來和逃過來的中國人。
叛逃者過江後，一些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和沒有利用價值的人常在幾個月甚至於幾年後被遣送回中國。我生產隊一個貧下中農的十五歲的小孩被他爹打了一下耳光，一賭氣就游過江去了。家裡找尋了一陣，沒見蹤影，還以為在森林裡迷路給熊瞎子吃掉了。想不到一個月後，蘇聯人主動在定期會晤把這小孩交還給中方人員，倒讓他父母大吃一驚。有些跑過去的人只想政治避難，不願搞背叛祖國的活動，蘇聯人便把他們集中在某一集體農莊生活勞動，每月還給點零花錢。蘇聯情報機關還對一些中國叛逃者進行短期特務訓練，讓他們多次潛回中國收集情報，廣種薄收，同時也是對這些人進行考驗。
有年冬天，公社接到下游黑河縣公安局的電話，說我公社有個上海知青在途中生重病被送進黑河縣醫院，請火速派人來領回。公社領導大吃一驚，此知青早在一年前就辦妥手續回父親老家浙江了，怎麼還會在黑龍江？經審問才知道，他去年離開公社後根本就沒去浙江，而是悄悄地從江上跑到蘇聯去了，蘇聯人見他所持邊境居民身份證還在有效期內，便讓他去東北某市取份情報，有人還在北京頤和園碰見過他。他取完情報想再從黑河附近走過江回蘇聯時，晚上在旅館因發高燒昏迷不醒，被人送進醫院，並根據他身上居民證和我公社聯繫後才真相大白。此人當時被判了十年刑。
1974年1月15日，蘇聯駐中國大使館兩名外交官，在北京與一個派遣回來的中國叛逃者接頭，從事與外交官身份不符的間諜情報活動時被中國方面當場抓獲，隨後又和其它三名來接應的蘇聯使館人員一起被驅逐出境。中國報刊上曾對此事有過詳細報導，甚至還有現場電影記錄。其實那是蘇聯情報官員對自己的能力過於自信，落入中國反間諜部門圈套的結果。
後來才聽說，這個叫李洪樞的黑龍江人於1967年在新疆叛逃，被蘇聯克格勃多次派遣回中國，毫無失誤，深得蘇方信任。這次在中國東北大慶油田一個指定地點取到重要情報後，他想從我們下游黑河縣附近的江上走回蘇聯，便買了從北安到黑河的第二天的客車票。其實中國公安人員早已跟蹤上他了，準備放長線吊大魚，抓和他接頭的人，一舉破獲一個間諜網。第二天，推遲出發的客車裡坐的許多老百姓裝束的男男女女都是公安人員，沿途還有不少公安人員偽裝成上下旅客，但他毫無察覺。到了黑河，公安人員發現根本不會有人和他接頭，便把他暗中逮捕了。當時被蘇聯派回來取情報的人，都是到一個指定地點拿有人早就放好的情報，一般不和其它潛伏人員碰頭，這樣可避免長期隱蔽的間諜暴露。李被抓後便想戴罪立功，供認他有個電波發射器（類似現在的手機短信接發功能），曾被告知必要時可用它和蘇聯大使館直接聯繫。北京高層便策劃了讓蘇聯外交間諜出醜的計畫。當時世界上不少國家都在驅逐蘇聯外交間諜，中國當然不甘落後。
誰知這計畫差點兒因一個偶發事件而泡湯，黑龍江省公安局已把李洪樞和上月另外一個被抓住的派遣特務的消息通報到下面的縣級公安局去了，在這同時，我縣某公社的派出所所長又帶了一個上海女知青跑到蘇聯去了。北京方面幾次給我縣直接來電話追問那叛逃的所長是否知道這個通報，在確認那所長最近根本不可能聽到這個通報時，北京方面便放心地讓李洪樞和蘇聯駐中國大使館暗中聯絡，約定在北京近郊的一座橋下碰頭。
當時人民日報的報導說，從蘇聯大使館開出的一輛小汽車在一座橋上放下兩人便開走了，下來的倆人是套著中國老百姓棉襖的蘇聯外交官，他們在橋下見到李洪樞後，拍拍他的肩，用“阿麟”的愛稱叫喚他。交接完情報後，中國軍民馬上從四處冒出來。兩名蘇聯外交官在李洪樞的帶領下，企圖逃出包圍圈未逞，被當場抓獲。過了一會，那輛小汽車又開回來接人，也被中國方面截下來，人贓具在，鐵證如山，這五名蘇聯外交官被驅逐出境。人民日報當然不會講李已被捕過，這是個擺好的圈套，等著蘇聯人鑽。但從報紙上我們還是可以找到破綻，第一是報紙上講蘇聯使館的汽車從一出門就始終處在中國人的監視下。第二是透露了接頭地點四處都有電影攝像機監視。蘇聯外交官被李洪樞帶得四處亂逃的狼狽形像都被拍了下來，公佈於世，想賴也賴不掉。
（以上一組有關蘇聯間諜的照片2004年3月用數碼相機攝自重慶衛視播放的一部介紹中國公安歷史的系列紀錄片）
蘇聯方面受此大辱，也咽不下這口氣，當然要尋機馬上報復。四天之後，1月19日，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的一個關姓工作人員坐國際列車回國時，途中被蘇聯邊境衛生檢疫人員叫下車，和一批旅客呆在一個房間裡等待檢查，有名蘇聯女旅客硬塞給關一本畫報，邊境上具有高度警惕性的蘇聯旅客便一擁而上，將關扭送到員警那裡。畫報裡據說有重要情報，於是關則作為從事間諜活動的外交官受到蘇方審訊，最後也被驅逐出境。
五、奔喪
(1) 周恩來靜靜地躺在花叢中。
(2) 1974年周恩來和毛澤東的最後一次握手。
(3) 毛澤東在中南海逝世。
1976年9月9日下午4時多，我從生產大隊的辦公室路過，只見小宋慌慌張張地從裡面走出來，見到我的第一句話便是：“毛主席今天逝世了”。“聽誰說的？”，“剛才我給公社衛生站打電話時，沒人接，只有哀樂，把我嚇壞了，再一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播毛主席逝世的訃告，我聽了二遍了”。那時我們隊裡和公社聯繫靠的是一部不知道什麼年代造的手搖電話機，電話線路是用普通鐵絲連接的，常和公社廣播站的廣播線串音。
毛主席自1971年林彪外逃事件後，精神上受刺激太深，生了大病，這是我們早就從一個參加過陳毅追悼大會的老幹部那裡聽說過。1976年5月，自毛會見巴基斯坦總理布托後，中央下達檔宣佈毛主席今後不再接見外國客人時，我們就知道他身體確實是不行了。當時有個知青在北京外交部某官員家看到一份美國的《時代週刊》，上面刊登的評論文章分析毛在四月三十日會見新西蘭總理瑪律登的照片和講話時，說毛患了帕金森綜合症，兩腿行動不便，說話時流口水，吐語不清，連翻譯冀朝鑄都好幾次聽不明白，湊在毛的耳朵邊再三詢問，外國人預言毛活不過今年。那時候知青們還沒有公開說毛要死了的膽子，回來後，這件事只在幾個好朋友中傳過。倒是貧下中農們心直口快，有一天看到雨後太陽周圍有兩道彩虹，聯想到在吉林掉下的大隕石，唐山發生的大地震，嘴無遮攔地說：“這青紅兩劍是殺皇上的，那三國演義開頭便講天崩地裂，我看毛主席身體有危險。”現在，這一切預言都成了事實。
我們倆正說著，小邱也神色緊張地走了過來，他小聲地對我們講：“告訴你們一個消息，剛才聽老毛子台講，老人家過去了。不知是真是假，你們千萬不要再傳給別人聽。這兩天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正在查我們知青傳謠言的事。”
1月8日，周總理逝世，鄧小平念完悼詞後就不再在公開場合上露面了，四·五清明節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後，鄧被正式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報紙上對黨內那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不點名批判也轉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公開政治運動。我所在的生產隊裡的知青都是從上海徐匯區康平路一帶來的，宋慶齡、毛澤東的前夫人賀子珍以及文革前華東局、上海市的黨政領導，各局主要幹部，一些愛國民主人士，高級知識份子和文藝界著名演員的住宅都集中在此地區。特別是1972年後，周恩來幾次陪同美國尼克森總統、日本田中角榮首相等外國領導人到上海，親自開了幾串名單，點名要見一些老幹部和著名人士，雖然後來並沒有接見他們，但很多知青的父母和親戚卻得以從幹校、監獄回家或者重新工作，生活和政治待遇都有了改善。因為父母們和北京及各地的老上級、老戰友、老部下、老朋友們都有聯繫，消息十分靈通，我隊的知青們受此影響，對政治開始感興趣，對中央內部的路線鬥爭十分敏感，並互相傳播一些對後來稱之為“四人幫”的江青、張春橋不利的內幕消息。譬如周恩來故意把美國記者寫的《紅都女皇》呈遞給毛看，毛對江青向外國人透露毛當年追求自己的詳情大為憤怒，乃說出趕出政治局、從此分道揚鏢的氣話來。這些消息大多是擁護周恩來、鄧小平的老幹部們私下裡故意透露出來的國家機密，雖說傳到我們這裡已有點添油加醋，但很多後來都被證實確有其事。毛對電影《創業》的批示，毛對鄧小平的評價等等，當時中央文件還沒有下達到縣團級時，我們知青就早已知道，弄的縣裡來的幹部也經常要從我們這裡先聽為快。那回縣組織部長在我隊蹲點，聽小白講北京十裡長街送總理遺體去八寶山火化的動人經歷，也和我們一起感動得熱淚盈眶，回縣城後把我們隊的知青的政治熱情大大誇獎了一番。至於陳毅夫人張茜編的《陳毅詩詞》油印本，廣東李一哲的大字報，偽造的“周總理遺囑”，天安門四·五事件詩詞在我隊都有傳抄。
我們生產隊的知青作為全縣、全公社“政治謠言”的傳播中心出了名，運動一來，縣裡不得不裝模作樣命令公社派人到我隊來追查。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接到了一個想入黨的知青的密告，晚上在我們幾個傳播“政治謠言”的知青宿舍外面偷聽大家的議論，白天乘我們下地幹活，溜進宿舍偷看我們的筆記本，把我們的言行摸的一清二楚，搜羅了不少罪證，於是便寫了報告準備如實上報，建議逮捕幾個知青。我們開始還蒙在鼓裡，一點都不知道大禍臨頭。幸虧公社派來的陶副書記和我們一樣對江青、張春橋也無好感，對中央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政治運動有抵觸情緒，他看到小魏的報告後，馬上威嚇小魏，“你吃了豹子膽了？要抓知青進巴籬子(監獄)？你不知道他們的父母是幾級幹部嗎？連省軍區的副司令前些日子視察縣邊防時，還特意讓邊防捎信和吃的東西給他們。我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知道知青傳播過什麼政治謠言。你要真敢把這報告遞上去，咱們倆的關係也算完了。到時候你自己吃不了兜著走吧。”在陶副書記的暗中保護和警告下，我們在政治學習時，公開議論也變得收斂了，並注意防備知青內部的告密者。
哪知道說曹操曹操到，就在我們三人議論毛死後天下會大亂時，小魏像是從地底下鑽出來似的，忽然在我們後面發話，“出什麼事了，你們那樣緊張。”我們定了定神，告訴他聽到中央台廣播毛主席逝世了。他大吃一驚，趕緊說要去通知陶副書記，佈置追悼大會。我們提醒他，不要忘記把小學校廣場上的國旗降一半表示哀悼之意。周總理逝世時，我們知青要大隊的程書記降半旗，程書記說打開國以來，咱們從來就沒有降過半旗，還把我們訓一頓，“這國旗是你們隨便可以降下來的嗎，對過老毛子還以為我們要投降呢。”我們知青只好自發地在食堂裡進行追悼，把報紙上的周總理遺相剪下放在鏡框裡一直掛到毛逝世那天。
9日晚上，生產隊召開了全體社員大會。知青們當時擔心的是毛死後中國會不會打仗，自己還能不能調回上海。1972年以後，周恩來開始落實政策，知青們各顯神通，陸續以各種方式返城和走後門調走，我隊花名冊上的二百個知青只剩下幾十個人馬了。但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妖風時，報紙上又不停地刊登各地知青上山下鄉大會給毛主席的致敬信，返城又要變成泡影。老鄉們和知青不同，他們對周恩來的死無動於衷，對毛澤東的死則哭的死去活來，好像天真的要塌下來了。我對站在身邊的賀南南說，“我已經決定去北京參加追悼活動，明天大早船下來時便出發。方大龍和宋一平也正好要去北京。中央說11日到17日在大會堂瞻仰主席遺容，18日在天安門開追悼大會。周總理骨灰撒掉了，毛主席遺體大概也要火化。你也和我們一起去看看吧。這種大事將來是再也看不到了。”賀的父親是個抗戰前參加地下党的知識份子幹部，據說在延安中央警衛團裡當過毛主席的小秘書，文革前在廣東省委委員、宣傳部副部長任內病逝。賀南南的上層關係很多，她帶到黑龍江來的一條黃軍毯便是擔任過內務部長的曾山送給她父母的結婚禮物。我想在北京到人民大會堂裡瞻仰主席遺容，肯定少不了她的幫忙。賀想了想，點頭表示同意。
10日夜裡十點，我們坐了十二小時的船，到達縣城，在縣郵電局的一個朋友宿舍裡大家聊了整整一個晚上。從郵電局的朋友那裡知道中央現在嚴格控制各地人員進京，賀南南便給前幾天去了哈爾濱的袁豔拍了個電報。袁豔已辦妥了回上海的手續，準備住在她爸爸的老戰友--省軍區曹司令的家玩上半個月，聽說省軍區新上任的王副司令派邊防捎信來，讓賀抽空趕快去哈爾濱見他，袁臨行前給賀南南留下了一個住址和司令夫人的名字，讓賀到哈爾濱時可以聯繫見面。王副司令的信裡沒有電話號碼，他的通訊位址是哈爾濱××信箱，那時冠以××信箱的大多是軍事保密單位，不會接收民用電報。無可奈何，賀只好向袁豔留下的臨時住址拍了下列內容的電文，“哈爾濱XX路××號××轉袁豔，我和王、宋、方四人坐12日晚×次到哈，望接。代買13日赴京車票，告王副。”心想有了省軍區正副司令這雙重保險，去北京的車票應該絕對沒問題。
11日早上六點半，我們坐上當天唯一一班開往塔河火車站的客車出發。誰知客車開出不到五百米，便在縣公安局門口被人攔住了。車門打開後，二個帶手槍的員警在外面站著，一個幹部模樣的人走上車來，大聲喊著：“這車裡有沒有去北京的察哈彥青年？”。車廂裡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以為要抓人了。坐在後排的我們四人不得不站立起來，色厲內荏地回答，“我們就是，找我們有什麼事？”。那幹部語氣頓時緩和下來，“你們昨晚住哪裡了，讓我們好找。我是縣委辦公室主任。請你們馬上跟我下車。你們知不知道中央有檔，要大家堅守崗位，不要都到北京參加毛主席的悼念活動。你們的汽車票縣委給退，來回的船票錢縣裡給報銷。”一聽是這事，我們異口同聲回答，“我們是回上海，請過假了，這事縣委管不著。”那幹部也不強迫我們回隊，下車時關心地對我們說：“現在火車很擠，你們如果要到北京去，恐怕連火車票也買不到。”我們馬上得意洋洋地回他一句，“這事就不用您操心了。”他瞪了我們一眼，泱泱不樂地下了車。
(十月，我回隊後，有人問我，你們四人到北京去是否在縣城裡被員警關起來過？這才知道，我們的奔喪活動曾在縣裡引起一場軒然大波。毛死後，整個邊境地區進入一級戰備戒嚴狀態，據說是為了防備蘇聯搞突然襲擊。縣委聽說有幾個察哈彥的上海知青坐船來縣城要去北京奔喪，馬上下令要勸阻我們的無組織行動，誰知查詢了縣城所有的旅館和招待所的旅客住宿名單，都沒有發現我們的行蹤。幸好縣委辦公室主任靈機一動，起了個大早，讓縣公安局的員警攔住了客車，才算找到了我們。而我們不聽勸告的舉動被同車的旅客傳播開來，變成了一個故事。據稱縣委接到報告有四個上海知青要叛國投修，派出公安人員在全縣各路口和旅店到處搜查，終於在開往塔河的客車上發現了這四個人，打起來後，知青挺厲害，把員警也給打傷了，結果抓住審訊後才知道搞誤會了。)
12日晚十一時許，晚點的列車到達哈爾濱站，還沒等我們開口問車票的事，在月臺上接我們的袁豔便告訴賀南南，“你的電報闖禍了。司令發火了，去北京的火車票買不成了。”原來司令夫人接到門口警衛遞上的電報，馬上把袁豔找來，狠狠地訓了她一頓，“你還有沒有革命警惕性？誰讓你把我們家的地址告訴別人。這周圍的人原先誰都不知道這裡住的是誰，那個送電報的人騎個摩托車在門口一叫我的名字，還有什麼密可保。要是讓壞人知道，派人來暗殺你曹伯伯怎麼辦。現在階級鬥爭那麼複雜，毛主席逝世了，我們家附近住的那個老右派，高興得喝酒包餃子，派出所已經把他關起來了。”眼看托司令買票要落空，袁只好按電報要求詢問王副司令的電話號碼，×阿姨更是大發雷霆，“你還有完沒完，我知道也不會告訴你。王副司令為什麼自己不告訴他們，不也是要對外保密麼。他們既然認識王副司令，就告訴他們去××路省軍區大門口找，那是原先哈軍工的地方，不保密，一問誰都知道。還有，晚上你自己要回來，給門口警衛班掛電話，讓他們派車去接你。但不准你把亂七八糟的朋友帶到這裡來住，我們家不是你們縣城的大馬車店。你願意和他們在外面住也行。”
出站後去售票處一看，裡面人山人海，三天內經過北京的車票早已售完，買三天后的車票還要單位證明，等退票看來也無希望。夜深了，公共汽車早已停開，那年代也無計程車可叫，賀南南和袁豔只好步行去××路省軍區直接找王副司令，聽人說，只有半個小時的路。我們則在車站廣場前等待。過了有二個半小時左右，正在我們等得心急火燎，不耐煩時，一輛小汽車在我們面前停下，車門打開，跳下一個年輕英俊的軍人向我們走來，再一看，賀南南坐在車裡得意地招手讓我們快上車。
上車後才知道，賀南南她們走錯了路，好在毛主席逝世，街上到處有解放軍和民兵站崗巡邏，一路上也不害怕。後來她們走到新造的省電視臺門口，向警衛戰士打聽路時，看到兩個女孩深更半夜要找省軍區副司令，當兵的起了懷疑，把她們請進警衛室，來了個穿便衣的幹部，嚴肅地要她們出示身份證明，還問她們和王副司令是什麼關係。賀說從沒見過王副司令，但他是我爸爸的老戰友。看到賀拿出了王副司令的親筆信後，那幹部頓時熱情起來，說你們挺幸運，撞到我手下來了，我是省公安局負責保衛電視臺的內勤，我可以通過特殊線路，幫你們找人。他在五分鐘內把電話接到了王副司令的臥室。王副司令剛要睡覺，聽說老戰友的女兒賀南南和幾個朋友還在大街上流浪，馬上派警衛員開上那輛蘇制吉斯專用車來到了電視臺。先把袁豔送回曹司令家，又來接我們去省軍區招待所住宿。
等到把我們一切安排妥當，警衛員小李便把下榻在二樓的王副司令叫醒。王副司令倒是一點也沒有架子，他詢問了我們在邊境插隊的情況，看我們對政治那麼感興趣，便善意地勸導我們，他的有些含義深刻的話令我至今回味不己。“國家的政治本來不應該需要人人都來關心。工人做工，農民種地，學生念書，解放軍保衛邊疆，大家搞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才會安定團結。大家都不務正業，來關心政治，結果只會亂七八糟。你們年輕人還是要多學點東西，爭取被推薦上大學，將來才會對國家有點貢獻。中央的方針如果還要像你們這樣的小娃娃來擔心，那不是出問題了嗎？你們應該相信黨中央，相信我們這些党的老幹部。”他讓小李把招待所負責管車票的幹部馬上找來，當面囑咐那人一定要買到這兩天去北京的火車票。還沒從夢中清醒過來的那個幹部盯著宋一平衣服上的破口子直發呆，怎麼也弄不明白王副司令為什麼在淩晨三點會為這幾個滿身土氣的知青興師動眾，把整個軍區招待所服務人員鬧的不得安寧。
15日清晨，經過兩晚一個白天，我們終於到達北京。當時因唐山地震，山海關至天津一段線路不通，火車從赤峰、承德繞道行駛。車廂裡擠得水泄不通，上廁所都要從人頭上跨過去，快趕上紅衛兵大串聯那陣了。我們男孩子晚上累極了，便輪著睡在椅子底下，早上起來身上潮呼呼的，大概是坐在過道上那大嫂懷裡吃奶孩子撒的尿吧。車上的老百姓似乎有他們自己的生活樂趣，提著大包小包的行李，上上下下，並不像我們那樣因為領袖的逝世而對中國的前途有所擔憂。也有人發牢騷，說去年萬里當鐵道部長搞整頓時，火車通行萬里，秩序也挺好，今年一批鄧，這火車又不正點了，還亂七八糟，連開水也沒有了。
到了北京，賀南南便到景山後街王副司令北京的家裡住宿，我們各人到自己的親友家安排好行李後，下午便到那兒集中，王副司令關照兒子想法開後門讓我們去人民大會堂瞻仰主席遺體。賀從書房裡拿出一大堆大參考讓我們看，看到有些外國評論員認為江青可能會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一職，大家紛紛表示不可能。記得在隊裡時，我講起住在我家附近湖南路上的毛主席前夫人賀子珍很孤獨，一年到頭呆在屋裡，也很少有人來看她，形同軟禁。賀告訴我，她聽一個紅軍女幹部講過，毛主席對自己和賀離婚和江青結婚也有後悔之意。延安時期，那個女幹部的丈夫和一個大城市來的女學生好上了要和她離婚，女幹部不依不饒，到主席那兒告狀，要求處分丈夫的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錯誤，毛聽任她哭泣一番後，好半天才吐出下面一番話，“我不是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嗎？你讓我怎麼處分他呢？”。女紅軍楞了一下，轉身邊走，痛快地離了婚，從此再也沒嫁人，只領養了幾個烈士子弟在家。當時中央許多領導都反對毛主席和江青結婚，為此政治局在周恩來主持下作出決議，江青作為主席的生活秘書，不能在公開場合用主席夫人的名義從事政治活動。(在我的記憶中，江青以主席夫人名義在報紙上出現是文革前1965年主席接見從美國歸來的前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的時候。文革開始後，江青一直代表毛主席，支持造反派，打倒了不少老幹部。1974年以後，她似乎不太在公開場合代表毛主席向大家問好了，據說毛主席已不和她住一起了。)賀把女紅軍的故事講過後，方大龍也說，他聽文藝界的人講，江青過去和上海的一些演員關係很好，前兩年，有個曾和江青一起想投奔延安的著名的男演員一直沒有得到解放，別人要他交代在新疆的叛變問題，他始終不認罪，逼極了，便大叫“江青同志瞭解我”，弄得當時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徐景賢只好托人傳話給他，江青同志很關心你的問題，答應只要你不再把自己的問題和她聯在一起，端正態度，馬上放你回家。
晚上，我們又應宋一平在北京住所的主人郵電部副部長李XX的邀請，到那裡去吃飯。宋一平的父親是個老勞動模範，那年當工宣隊時保護了落難的老幹部李XX。四屆人大後，李XX當上了副部長，不忘當年的救命恩人，問宋一平父親有什麼事需要幫忙。老工人要求不高，說我兒子二十多了，還在農村插隊，這樣下去連媳婦都找不到，你能否給開個後門，調回上海咱不想，在當地給他安排個工作就行。這次宋來北京就是準備談工作的事的。李副部長聽說宋還有幾個插隊的朋友一起來京悼念毛主席，便讓我們一起去談談。李副部長深情地回憶延安時期在主席身邊工作的情景，他說，那年延安大整風抓知識份子出身的國民黨特務，我們搞電臺通訊的人員差不多個個都受到審查，搞得大家情緒很不穩定，最後沒辦法，只好托我們的王諍部長向主席反映情況，他過去是國民黨軍官，但參加紅軍後一直受主席信任。主席知道後，便在春節時到我們工作地點來拜年，把我們都解放了，還脫帽向我們道歉。
在這非常時期的北京，充滿著悲傷、不滿、緊張、恐怖的氣氛。人們對領袖毛澤東的去世，心情自然是悲傷的，但對掛著主席夫人頭銜江青和她的政治夥伴張春橋則心存不滿，因為國家今後前途未可預知，大家都有些緊張。當時四五事件的餘波未盡，加上毛的去世，只要你在公開場合中發表些不合時宜的言論，就會被人彙報上去，當作現行反革命被追查。某部有個人在學習會上散佈內部新聞，中央決定保存毛主席遺體，已把毛主席遺體中的心肝肺都挖了出來，因為越南的胡志明遺體比蘇聯的列寧遺體要保存的好，還請了越南專家來幫忙。那知道被人反映上去，變成污蔑毛主席沒有心肝，公安局馬上派員警來把他拷走了。我們在景山後街王副司令家那個小四合院裡聊天的當天晚上，就有戶籍警上門調查白天是否有人來此聚會過，說如果有外地來客住這裡，你們家也應該和普通居民一樣申報臨時戶口等等。王副司令的兒子說，直打他們家搬到這兒，居委會和派出所的人都沒有上門查過戶口，這會兒政治形勢一緊張，准是隔壁院子裡那個居委會老太太聽見你們在說什麼事告的狀。於是賀南南知趣地搬到了父親另一個戰友家，和剛解放不久的副部長夫婦擠在一個屋子裡。
當時人們互相告誡，說話要小心，提防有人打你小報告，在緊張之外又增添了幾分恐怖感。我們在方大龍親戚家看他表哥抄的四．五清明天安門詩詞時，那個靠買冰棍為生的老奶奶馬上端個小凳子坐到廂房前的院子裡，看到有人進出，便大聲喊叫：“大媽，您上街道開會啊。小五子他爹，今個下班咋那麼早啊？”。提醒我們在屋裡說話的人把聲音放小點。老奶奶解嘲地說：“快解放那年，大龍他表姑和一幫學生到這裡來開會，我坐在大門口給她們放哨，提防國民黨員警和便衣特務就行了。現在無產階級專政真厲害，連幾十年的老街坊鄰居都要提防”。
當然私下直言不諱的人還是有的。我在北京遇到的一些在文革初期挨整，後來被周恩來、鄧小平解放重用的老知識份子和老幹部，都認為毛主席死後，中國局勢肯定會朝著周恩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方向發展，不得人心的江青等人失去了支持，肯定會下臺。有個老教授對我說，“我就不相信那些老幹部會違背民心，聽任江青再胡作非為。張愛萍(中國核武器發展的主要負責人，後任國防部部長)去年複出後，就講過文化大革命好，好個屁，好得我兩條腿變成了三條腿，多了根拐棍。”嚇得他老伴直埋怨他苦還沒受夠。
我們到北京來奔喪的目的之一，是想到人民大會堂瞻仰毛主席的遺體。我們知道，毛和中央一些領導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一份倡議書上簽過名，表示死後要火化，周恩來帶頭把骨灰都撒了，中央大概不會違背毛主席意願，讓他睡水晶棺材吧。來到北京後，離17日向遺體告別儀式結束只有三個白天了。王副司令的兒子倒是挺有辦法的，16日兩次在中央機關爭取到了兩個臨時名額，但打電話回來，因賀南南不在家，只好又讓給別人。兩個女孩事後知道錯過了這樣一個難得的機會，後悔得大哭了一場。18日，北京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追悼大會，我們五人則在李副部長家站著收看實況，當時他家的21寸進口大彩電在普通老百姓家是沒有的。中央的大多數領導人都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江青穿一套黑色的喪服，還是挺會打扮自己的。年初中央一號紅頭文件說有病離職的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也精神抖擻地出席了。看到華國鋒用大拇指沾著口水翻悼詞時(晚上電視臺再放的實況錄影已把這個有損領袖光輝形像的鏡頭刪去)，大家互相看了一下，誰也沒吱聲又低下了頭。說句老實話，他雖然是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但大家明白他顯然是作為老幹部和江青兩派中間的折衷人物被毛主席臨終前推薦指定的，並不是理想的接班人。
自林彪事件以後，毛主席洞察一切的神話已經消失，毛開創了新中國，固然是偉大，但他也有糊塗的時候，把林彪、王洪文作為接班人培養明顯是個錯誤，臨終前還支援江青、張春橋他們搞不得人心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當時我們認為這是毛主席不能容忍周恩來、鄧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舉動。毛在1970年對來訪的美國記者斯諾說，他一生辦了兩件大事，一是把蔣介石趕到一個小島上去了，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但兩者都沒有辦完。聽到華國鋒講要繼承毛主席遺志，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我們暗暗地想，這樣的政策還能持續多久？在我接觸到的那些老幹部、老教授和普通的市民中，似乎誰都認為，毛主席死後，鄧小平再次複出的希望並不渺茫。
19日，我們五人在天安門廣場合影，背景裡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永垂不朽的橫幅標語。28日，因國慶到來，北京遵循往年慣例，要趕外地來人回原地，五人也就此分手。袁、方倆人回上海，宋一平則由李副部長的夫人陪著上哈爾濱省郵電總局落實到我縣漠河郵電所工作的事。只有賀南南還沒下決心開後門調走，便和我一起回黑龍江生產隊。回去的路上，火車經過了被大地震摧毀成一片廢墟的唐山，那種慘景讓人看了終生難忘。火車進入大興安嶺後，這裡已經下過雪了。有位外國詩人說過，“冬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通過這次奔喪，我感到了民心所向，看到了國家的前途希望的曙光。
10月15日以後，除了美英日蘇的電臺廣播了江青等四人幫被抓的消息外，北京的朋友們的報喜信件和各種內幕報導也紛至遝來。他們告訴我們，你們的插隊生活就要結束了，中央馬上就會著手解決全國的知青問題。10月22日，北京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遊行，歡慶粉碎四人幫的勝利。又過了幾天，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放了貝多芬的第五命運交響曲。作為一個普通的知青，我親身感受到了這場歷史巨變的發生，我和人民一起經歷了喜怒哀樂，我相信人民的力量是偉大的，這就是國家的命運，任何想阻擋歷史潮流前進的人必將被釘在恥辱柱上。我再看到江青在電視上公開露面時，她已經是作為犯人受審了。
六、面對死神(上)
受當時政治宣傳的影響，來黑龍江邊境農村插隊的知識青年有不少是自願報名的，他們渴望在邊境的艱苦鍛煉和血汗洗禮中，讓自己也成為和父輩那樣的英雄人物。哪裡的活最艱苦，哪裡的任務最危險，他們就自告奮勇地沖在前面，他們的許多人逐漸取代了當地老鄉，成為生產勞動和保衛邊疆的最有生氣的主力軍。當地的領導也樂意把最艱苦的任務譬如修路，蓋橋，建水庫等等交給知青去完成，而死神就在此時向知青們悄悄地走來。
知青們不僅在黑龍江省留下了豐碩的勞動果實，有時在那裡也會留下鮮血甚至生命。就拿1970年在呼中的原始森林裡修那條戰備公路來講，就有三四個十七八歲的知青被炸山飛來的石頭打得腦袋開花，被砍倒的大樹壓得血肉模糊，長眠在林中。當時大家只想趕進度，比速度，也不重視安全保護，加之一切合理的規章制度都被打破，上級只是給各個生產隊派任務，就是崩山炸石頭這種人命關天的活也是聽任各隊自行其事，整個工地現場缺乏統籌管理，險象橫生。點火之後，大家就數炮的響聲來判定是否有啞炮，如果這時其他生產隊人員也在崩山的話，爆炸聲此起彼伏，就有可能數錯。你認為自己隊的炮全響過了，其實還有沒響過的炮，等你一走進工作現場，最後一炮剛好炸響，大小石頭如雨點般似地撲天蓋地飛來，你又忘記戴好安全帽，那就慘了，輕者傷筋斷骨，重者一命嗚呼。有時其他生產隊崩山的石頭也會飛到我們躲避的安全地帶，這可謂是飛來橫禍。我隊有位知青，從小彈的一手好鋼琴，文革前在市里的少年鋼琴比賽中還得過名次，剛去修路工地第三天，就被一顆飛來的小石子打斷了左手的小指和無名指，1973年落實知青政策時雖說是以此傷較早地病退回到上海，但再也無法重續他成名成家的舊夢。
現在的年輕人來到國外，雖然也有各種非正常傷亡，車禍，疾病，自殺等等，但那時有些知青的非正常傷亡有時更帶有一種英雄主義和悲劇的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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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1969年的時候，上海的報紙上就宣傳過一個在黑龍江插隊的叫金訓華的上海知青，他原是上海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的委員，本來可以留在上海工礦，自己卻主動報名去邊疆，號稱“一生交給黨安排”，結果在黑龍江倒開江發大水的時候，為了撈回隊裡幾根漂走的圓木，跳下水去而被白白淹死。這種現在看來毫無價值的犧牲，當時卻被當局大肆渲染成為一種英雄行為，要大家學習。那個時代在黑龍江鍛煉過的許多知青，在潛意識中或許確實存在著一種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先人後己，不怕苦，不怕死，一旦有需要，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我們公社有一個知青，有年冬天和大家坐卡車去林區伐木，卡車翻到路邊，把他摔昏了，他醒來的第一句話便是“同志們怎麼樣了”，和報紙電影中英雄的口氣如出一輒，周圍的人調侃他，“怎麼樣了？還是喝苞米碴子粥”，把他弄得好尷尬。其實他不一定是裝的，現在的人很難理解這點。我隊有位知青回滬頂替父親，在遠洋輪上當了海員，八十年代有次在海上，機艙裡兩次發生火事，他勇敢地沖入火中，關掉了閥門，雖說受了燒傷，卻為撲滅火事立了大功。誰知回來後，有位局領導在找他談話時，不懷好意地問他，人都是自私的，為什麼別人不敢沖上去，只有你不怕死，你有沒有什麼個人動機。因為一時找不到火事的發生原因，他竟被懷疑了好長時間，直到三個月後部裡的調查組下來排除了他縱火的可能性，搞清了事故真相，他才被恢復了原來的二管輪的職務，得到通報表揚。
在我八年的插隊生活中，兩個熟悉的朋友在死神的微笑面前那種從容不迫的神態在我心中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
1971年底，我去金山大隊玩，那裡有不少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就已經熟悉的朋友們，其中就有許元，在家是老五，父母和大家都管他叫小五子，時間長了大名倒沒人叫了。小五子的父親原是山西五臺山一帶的小石匠，十五歲時和二哥一齊給地主幹活時，一隊紅軍路過他們村，宣傳員們說，日本鬼子佔領了東北，窮苦的弟兄們，趕快參加紅軍吧，紅軍是要打日本鬼子的，是幫窮人打天下的隊伍，趕走日本鬼子，打下天下，你們大家就有田耕，有飯吃，還可以到城裡去做官。二哥一聽，想想與其天天給人幹活還吃不飽飯，不如去當兵闖一闖，反正家裡有大哥孝敬老娘。於是便扔下手裡的工具，帶著弟弟隨著村裡的幾個青年加入了紅軍，後來又變成了八路軍。小五子爸爸參軍時年紀小，個子也不高，在部隊裡當了個小號兵，還沒打幾仗，二哥便被打死了，他大腿上也吃了顆日本子彈，還生了一身癩皮瘡，送進部隊醫院。院長看他長得聰明伶俐，便把他留下當了勤務員，於是小五子爸爸便一直在部隊醫院工作，和院裡的女護士結了婚。後來轉到華東野戰軍，是華野第一支坦克部隊醫院的創始人之一。1949年進了上海後，在衛生局當了副局長，有一年回山西老家給老娘掃墓時，才知道村裡出來跟著共產黨打天下的二十來個人，只有他是唯一的倖存者，還當上了官，其餘人都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戰死了。不禁感慨萬分，老拿這事教育我們這些小孩不要忘本，還把四個兒子都送去當了兵。
1969年中蘇邊境武裝衝突爆發，小五子中學畢業面臨上山下鄉，小五子媽想讓小五子留在上海，還在五七幹校等待“解放”的他爸卻說，怕什麼，小五子就是和蘇聯人打仗打死，咱們還有四個兒子呢。於是他找到學校革委會的領導，要求讓小五子去邊疆最前線去插隊。我們開玩笑說，小五子是被他父親分配到呼瑪來的。他大哥在哈軍工畢業後去了海軍工作，71年秋天寄來一首水調歌頭詞，“清光一萬里，雲港蔽星舟。閱盡秋色，燈火圈圓唯神州。列寧故土淪陷，紅河子孫離散，問君知幾秋？倍思手足親，何己醉溫柔？?濤聲息，風行疾，披瑩霜，躍步飛升，欲攀天纜操天舟，登峰槍挑紙虎，下海纓縛叛蝤，佳節共環球。有血便無淚，斷頭不低頭”。小五子也回了幾首詩，我還記得其中好幾句，“遠瞻蘆蕩軍，白髮欺黃忠，更兼兄弟輩，縱橫皆英雄。依呀黃口兒，猶唱紅燈頌。隨征已三載，帳前無寸功。未繼登山止，得展壁輝宏。吾亦將門子，何獨怯青峰。千文能奮筆，點謀不存胸。白食千家米，赭顏顧江東，思絕衝冠起，提酒掩倥惚”。但是中蘇邊境儘管緊張，在我們知青去後，並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小五子那種“炮火起處獻忠魂”的豪言壯語只能變成“改觀改魂清己垢”的實際行動，在生產勞動中表現得十分積極，幹活從不肯落在別人後面。有次當地的老鄉對我們一部份知青和他們拿一樣多的工分不滿，提出要比賽割黃豆，看誰割得快。個子矮小的小五子作為男女知青的代表之一，和老鄉中活幹得最好，工分拿得最高的兩個男青年比。割黃豆其實沒有多大技巧，就是看誰有耐力，少直腰就能割得快。開始一小時他和老鄉不相上下，一直沖在割豆隊伍的最前面，因為一條壟有五六裡地長，老鄉也忍受不了彎腰的苦，不時直腰喘口氣，小五子不小心把手指割了個口子，鮮血直流，他毫不吭聲，和幾名男女知青幾乎是一口氣割到頭，又回來接應大家。老鄉們不服氣，檢查品質時，才發現小五子割的那條壟上的血有一裡多長，從此對知青幹活口服心服。
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生日，晚上我和大家吃了麵條，又在小五子他們宿舍裡聊天。因為來插隊的知青人數要比當地老鄉還要多，所以蓋了幾排象兵營那樣的長房子，一排房子裡又有好幾個大房間，門是分別開的。小五子住的那間屋裡有三十來個人，分上下鋪睡，隔壁便是民兵連連部。晚上九點多鐘，小五子打著赤膊，只穿一條短褲，站在屋子中間的用空汽油桶做的大鐵爐前擦身，一面吹口哨，吹口哨是他的絕招，他能把芭蕾舞紅色娘子軍的全曲從頭到尾吹出來。忽然隔壁連部裡“砰”的一聲槍響，這邊小五子也撲通一聲倒了下去，我們還在發愣，只見小五子用手捂著肚子，鮮血從他手指縫裡不停地淌出，“我中彈了，快拿個碗給我”，他輕聲地喊著。有人趕快遞上了一個搪瓷碗，小五子著急地搖了搖頭，“不行，這容易感染，我的腸子流出來了，要瓷碗”。大家趕緊手忙腳亂地把他扶上鋪。這時屋門也被人拉開了，有個當地青年探進頭來看了看，然後又縮了回去，驚慌地喊叫，“李金鎖，你槍走火把青年給打死了”。屋子裡的知青馬上反應過來，好多人沖出屋去抓那個肇事者。我守在小五子身邊，幫著他用碗堵住肚子上的傷口，屋外傳來了幾十個知青的咆哮聲，“李金鎖，你跑到哪裡去了，你跑得了今天，跑不了明天”，看來他們是沒有抓到那個肇事的當地民兵排長。小五子張開眼睛，若無其事地對我笑了笑，輕聲地說，“只要血止住了，我就沒事，我爸告訴我的。你讓他們別揍金鎖，他肯定是無意的，他平時對咱們知青挺好的”。小五子的臉越來越白，不一會就失去了知覺。隊裡的赤腳醫生來了，給他作了包紮和止血措施，打了強心針，但無濟於事，晚上十一時左右，小五子終於因流血過多而停止了呼吸，離他二十歲生日還差五天。知青們如同受了傷的野獸，一家一戶地敲門瘋狂地找尋李金鎖，悲憤的喊叫如雷聲在村子上空滾來滾去，李金鎖的父母站在家門口，不停地向我們知青彎腰鞠躬賠禮道歉，老鄉們用驚慌的目光望著我們，誰都否認知道李金鎖的下落。
晚上十二時，公社黨委，武裝部，派出所，醫院的人也坐北京吉普從江上趕來了。這時在生產隊領導和當地老鄉的保護下，李金鎖的父母把已經五花大綁起來的兒子交了出來。派出所的員警給跪著的李金鎖戴上手拷，並保護他免受憤怒的知青的痛打。經武裝部的人勘察現場後，我們才知道，李金鎖擦槍忘了把剛才巡邏時上膛的子彈退出，所以一扣扳機，子彈穿過泥牆，打在宿舍梁上的木頭硬結上，又反彈到小五子肚子上，造成了小五子的死亡。
小五子的遺體放在一間空房子裡，八天后，等他媽從上海趕來後，才下葬在金山大隊附近向陽的坡上。小五子媽過去在部隊醫院給不少傷患送過葬，這次面對最疼愛的小兒子的死，表現得非常堅強，沒有哭出聲來。縣委書記問她有什麼要求，她說人死了也不能復活，現在李金鎖還被關在縣拘留所裡，請領導把他放了，也不要給他什麼處分，他們家就這麼一個勞動力。李金鎖回隊後，接過別人轉交的小五子媽送的毛主席語錄和毛選，感動得泣不成聲，馬上到小五子的墓前連連磕頭。開始幾年，還經常去掃墓，後來知青陸續少了，他也不太去了，好像根本沒發生這回事。1978年夏天，我回黑龍江參加大學考試時，臨行前，小五子的媽媽找到了我，她傷心地對我說，“你們這些好朋友現在都要回來了，就剩我家小五子一個人留在那裡，你考上大學離開呼瑪時，不要忘記去小五子那裡告個別，托人經常去看看他，我家小五子是喜歡熱鬧的，他最耐不得寂寞”。我想起小五子臨死前那平靜安祥的神態，淚水不禁奪眶而出。
七、面對死神(下)
誰知道，在我和生產隊其他五個知青坐海輪去大連改乘火車回呼瑪時，又經歷了一件悲劇。
我們六人，五男一女，都是準備回黑龍江參加大學高考的，其中最有希望的當屬舒民安，大家都叫他阿安。他生在美國，兩歲時隨父母歸國，是文革前上海最好的重點----上海中學的六八屆高中生，還當過中學裡的團支部副書記。
拿現在人的眼光來看，阿安算是連馬屁都不會拍的正人君子，疾惡如仇，一本正經到了迂腐的程度。可就是這一特點，1975年冬天他被大家選舉當了大隊生產委員，帶著一幫老鄉和知青去幫十八站林場倒大木(伐木)，這是我們那裡一年中最重要的副業。因為當時國營林場效率不高和機械化水準落後，每年冬天都要找各個生產隊的農民來幫忙完成國家計畫任務。倒大木來錢不光要靠大家伐的木頭立方米多，還要靠送禮打通林場上上下下的關係，譬如你把林場的頭頭給弄順氣了，他會默認你量下來的從伐木場到公路邊木材堆積地的虛假距離而不認真複查，只要你編個彎彎曲曲的運木路線，多報個幾百米距離，這樣伐下來的大木每立方米的工錢就會提高，你給林場的檢尺員送煙酒和麵粉，他每次都量大木的粗大頭，立方的數量也會無形中增加。阿安到了林場後，打前站的許會計得意洋洋地告訴他，今年林場給我們隊定的每立方米大木的工錢要高於往年，也是各公社中最高的，雖然請林場的武主任喝了三回酒，送掉十斤豆油，一百斤白麵，還是合算。許會計要阿安繼續努力，搞好和林場檢尺員小羅的關係，小羅已經暗示要些麵粉和豆油。阿安一聽就來火了，“我生下來就不會這一套，也不想學，現在辦什麼事，都要靠請客送禮，邪氣把正氣都給壓跑了。林場的這批人現在胃口是越來越大了，都是我們自己給喂出來的。我就是不送，他還能把我們給吃了”。小羅開始沒吱聲，半個月後便在檢尺時百般刁難，號稱也是公事公辦，結果挨了知青的幾下硬拳。這下事情可鬧大了，林場方面揚言要核實我們生產隊的運木頭路線，重新商量給我們的工錢。事關生產隊的收入和每個人的利益，一些原先支持阿安的知青也開始責備他太死板，缺少當幹部的靈活性。阿安無可奈何地隨著許會計帶著禮物一齊向小羅賠禮道歉，還請林場的領導喝了酒。在酒桌上，武主任語重心長地對阿安說，“小夥子，好好學著點，別那樣死心眼，學校教你們的那套玩藝在社會上根本行不通。這社會複雜得很，毛主席要你們上山下鄉，不就是要你們在社會這個大學校裡長長見識嗎？哈哈。”阿安當時沒吭聲，倒完大木回到隊裡的第二天，阿安突然向黨支部書記提出辭職，從此變得消極起來，經常不出工，躲在宿舍裡看書，寫東西。
他給正在上海養病的胖子寫信，敘述了他思想變化的痛苦，“我一直很喜歡偉人們欣賞的那些話，在命運的前頭碰得頭破血流決不回頭，走自己的路，讓人家去說吧。可是這次在大家尤其是你自認為是同一戰壕的戰友的勸說下，要我見了何等醜惡的事，都要無動於衷，見了卑鄙無恥的小人，也要阿諛奉承。我多年來精心構造的道德馬其諾防線竟如此輕易地崩潰，而我們一直痛恨的東西倒成了天經地義。不管我能找出多少理由來為自己的屈服辯解，我都不能原諒自己的軟弱無能。明知是錯誤的東西，還要違背良心去做，這和過去出賣理想，出賣革命當叛徒有何區別。”
他開始懷疑自己多年來信奉的政治信條和人生準則，“有些政治信條，我們總是憑著激情一廂情願地相信它，而實際上並不明白，任何一種政治原則，拿到社會上總是要打折扣的。我們接受它的方法卻常常是錯的，我們手中的信條未必能替我們解決實際生活中哪怕很小的問題。我們口裡心裡相信的東西和準則，在人生中卻並不如此去做。我們的書生氣非但不能改造別人，而且使講究實際的老百姓和知青對我們嗤之以鼻。我們根本不瞭解大多數人的苦惱和憂慮。理想必須來源於現實，來源於大多數人的生活實踐。我最近心裡時常出現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在力求達到的是不是社會現實的需要。現在報紙宣傳又要知青紮根邊疆農村了，把朱克家，柴春澤，翁永曦當做典型。憑我這個懂點馬列主義的哲學基本知識的人來看，上山下鄉運動必然要流產，不會有什麼成果的。可仔細想想，我們現在身體力行努力地去實踐的人生準則卻不被大眾所接受，我們的辛勤勞動最終不過是無用功，為某些政治騙子的蠱惑人心宣傳作點綴，豈不可悲。我現在沒有什麼明確的目標，推薦上大學要輪到我也不知道是哪個猴年馬月的事。但如果一個人平平庸庸地度日，那有什麼意思。”
阿安對現實政治批判的語調越來越尖銳，1976年四·五清明節天安門事件後，他因為傳播謠言，散佈反動言論，收聽敵臺，幾次被來我隊視察工作的公社派出所所長在隊裡的學習大會上點名批判，甚至於被列入要逮捕的知青的黑名單中。他倒是毫不害怕，忍無可忍時還要據理力爭，那刻薄的諷刺幽默，弄得全場人捧腹大笑，把那所長憋得滿臉紅一陣青一陣。舒還指揮知青唱歌，“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搞得全縣的大小領導都知道我們隊知青誰都不怕，連唱歌都會變著法子罵人。
1977年冬天，全國實行了文革後的大學入學第一次高考，阿安文科哲學底子很強，記憶力又好，連美國五十個州的全名都能背出，地理考了個99分，總分數也挺高，上海復旦大學曾想收他，由於父親的美國特務嫌疑問題還沒有解決，而阿安的政審材料裡還有收聽美國之音等敵臺，散佈反動言論的記錄，黑龍江省招生辦公室提出異議，結果沒能上上學。後來地區革委會曾打電話給他，有意補送他入地區師範學校，阿安一口拒絕了。事後他對其他人說，“我不是賤民，不需要這種特別照顧。我需要的是我本來應該得到的東西，能真正表明我能力和人生價值的結果。文革雖然結束了，到現在還在看家庭出身，不能真正實行擇優錄取，比科舉制度還不如，中國真是沒希望了。聽聽美國之音居然還會影響我上大學，這種罪名還不是秦始皇那個封建時代的產物嗎。讓那個沒上過小學的派出所所長管政審，我們知青是沒有出路了。”這話後來傳到公社派出所所長的耳裡，他氣急敗壞地說：“阿安這小子也太狂妄了，我雖然沒有什麼文化，但還是能管管他這個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只要我還在所長的崗位上，就不能讓咱們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的社會主義大學裡混進他這樣有反動思想的人。”於是阿安和派出所所長的矛盾弄得人人盡知。
1978年春節，阿安回上海探親，這時他父親的問題雖說還沒有結論，但因為有個美國著名的科學家來華訪問前，向中國方面提出要見老朋友--阿安的父親，某領導一個批示，文革時住進舒家祖傳的那棟小洋房裡兩層樓面的兩戶人家立即搬出，看來平反落實政策是早晚的事。在區教育局工作的母親為了補償阿安受家庭問題連累而不能上大學的事，托了熟悉的醫生為他開了有嚴重哮喘病的假證明，要他趕快辦理病退回滬手續，阿安死活不肯，還指責他父母弄虛做假的行為不能為人師表，聲稱我要光明正大地回上海，弄得他父母好傷心。他一反常態，不怎麼參加在上海複習迎考的隊裡知青的聚會，老是一個人悶在家裡，房間裡堆了些黑格爾的哲學書和新出的內部書籍，根本沒有我們那樣廢寢忘食複習的氣氛。5月底我們幾個知青準備回黑龍江參加7月高考的初試，約他一齊回隊。他讓我們先走，還幽默地說，他要過完兒童節恢復童心後才走，並托胖子給他買張6月2日去大連的三等艙船票。等到胖子買好船票，告訴他大家決定推遲一星期出發，和他一齊走，六個人正好湊夠一個三等艙的房間，他說：“這又不是拱豬三缺一，你們何必要等我這個倒楣透頂的人。”
6月2日下午我們在公平路碼頭上，左等右等還不見阿安的身影，讓送行的朋友給他家掛電話，他大哥說他早上11點就離開家了。離3點開船還有20分鐘，阿安被小柏拉著匆匆趕來，小柏大聲向我們喊著，“阿安這個傢伙，都快開船了，他還篤悠悠地坐在候船室裡抽煙，要不是我看到，他准誤點不可。你們看，回黑龍江參加考試，他的旅行袋裡除了一條煙，幾件衣服，一本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和一本《中國地圖》外，什麼複習材料也沒有，真是把書都藏到腦子裡去了，就準備回上海讀大學。哪像你們大包小包，恨不得把上海的所有好吃的東西和家裡的所有複習材料都帶回黑龍江，準備在農村長期作戰。你們在考場上一定要學學他這種鎮靜的本領，祝你們六個人都凱旋歸來。”
阿安帶著他那癟癟的旅行袋上了船，他臉色不太好看，在甲板上和胖子竊竊私語一番後，回到船艙裡和我們打了兩輪橋牌，拱了幾回豬都保持不敗記錄。隨後他提議大家還是上甲板上看看海上日落，充份享受一下大自然。落日的餘輝把蔚藍色的東海海面染成一片金黃，阿安望著周圍飛翔的海鷗，聽著我們對這美麗的景色的評價，一直默默無聲，忽然冒出一句話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當那巨大的火球終於落到了地平線以下，天色逐漸暗下來後，他主動提出請我們大家吃今天最後的晚餐。大家都說這次高考，他不會再為家庭問題受連累，肯定能考取他嚮往的復旦大學政治系，不過到時候還要請客。他歎了一口氣說：“我過去也認為自己出類拔萃，充滿自信，但現在我對自己能否上大學毫無把握。1973年大家推薦我上大學，誰知冒出個白卷英雄張鐵生，考試成績全部作廢，還是看出身，結果浪費了我們隊的一個名額。去年考試，我成績名列前茅，結果是名落孫山。上面領導說我思想反動不能上大學，知青裡也有人說我好高騖遠不學無術考不上大學。我的任何奮鬥，都一事無成，想一想都會無地自容。但你們還是把我當朋友，光憑這點我就應該請你們吃飯。不過我是一個徹底的失敗者，所以將來誰考不上大學不要怪我的晦氣連累你們。”胖子馬上打斷他的話，“阿安，老提你那走麥城幹什麼。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考場又不是刑場，今天是你請客喝酒，不要拿你那種悲觀論調來影響大家情緒。一會兒我們還要一齊複習歷史和政治，不能痛飲三百杯，還是乾杯吧，與爾同銷萬古愁，預祝我們六人個個考上大學，回到上海。”於是我們六人一面喝啤酒，一面高聲背誦李太白的將進酒的長詩，“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乾杯。”引得周圍的人都轉過身來看著我們這付搖頭晃腦的得意勁，以為餐廳裡跑進了一群瘋子。阿安的酒量很大，但只喝了一杯就不喝了。
回艙房的路上，阿安拉住一個服務員，問船今天下半夜幾點出東海，那服務員隨意答了一句，大概是三點多吧。我感到奇怪，便問阿安，你打聽這個幹嗎？他答非所問地解釋說：“東海的水是蔚藍的，代表希望，黃海的水是黃的，混沌不清，只有到了目的地大連，你才會再看到藍色的大海。過去有人一形容大海，便是藍色的海，其實大海和社會一樣，也有清混之別。”
回到三等艙裡，躺在鋪上，我們就請阿安出題，讓我們一個一個來回答，答的不全的地方或者是答錯了，就請他補充或糾正。不知不覺地就折騰到了十一點，胖子忍不住了，大叫瞌睡蟲已經襲來，他這一說我也犯困了，阿安看我們都沒精神了，便說：“那就到此為止吧。這是我最後一次幫你們複習，以後我可沒時間陪你們了。大家再背一遍高爾基的海燕吧，今晚雖然風平浪靜，但我希望海燕的那種迎著暴風雨而奮鬥的精神將會讓你們個個都考上大學的，我實在是太喜歡海燕了。”那時候我們隊裡許多知青都喜歡瞿秋白翻譯的高爾基的海燕，不僅抄在筆記本上，還能一字不差的從頭背到尾。“在那白茫茫的海面上，飄翔著一隻海燕－－－－”，小小的艙裡又響起了激情的集體朗誦聲。在阿安請求下，我們背了三回。“我來了，我來了”，我也逐漸進入了夢鄉。
6月3日早上六點半，我睜開眼睛，對過阿安的鋪上沒有人，毯子疊得整整齊齊，而其他四人都已經起來看書了，沒有法子只好起床去刷牙洗臉。等我從洗臉間回來後，胖子他們也出去了，艙裡就剩下睡在阿安下鋪的小陳那個女孩了。過了一會兒，胖子他們陸續回來了，每個人進艙時都問我看見阿安沒有，快吃早飯了，怎麼還不回來，不知他上哪兒看書去了，還是掉到哪個臭毛坑(廁所)裡了。於是我們四個男的又分頭去找，全船上下都找遍了，也沒見他人影。五個人坐在艙裡正納悶時，胖子說他六點起來時，就沒看見阿安在鋪上，“阿安白天都要睡懶覺，今天怎麼會起哪麼早？奇怪！”小陳有點膽顫心驚地接著說：“我昨晚上失眠睡不著，就一直躺在床鋪上看書，他也一個晚上都在看書寫東西，後來他下鋪看見我還在看書，就對我說，都兩點了，還用功呢，快休息，你這個小病鬼，要注意身體，以後的日子長著呢。說完他就出去了，大概是上廁所吧。我很快就睡著了，他什麼時候回來的我不清楚。”
這時，我突然生起一種不祥的感覺，“最後的晚餐”，“最後一次幫你們複習”，“海燕-----我來了，我來了”，我和胖子幾乎是同時沖過去翻開了阿安鋪上的枕頭，舊軍裝上放著一封寫著“胖子等收”字樣的信，“他-----？？？”，我和胖子實在不願這樣想。信封沒有封口，裡面只有一張信紙，上面寫著：
“胖子等：我走了，我去找我的歸宿了。原諒我，原諒我這怯懦，輕率的舉動吧！能否上大學毫無把握，而繼續呆在隊裡，這想一想就會使我發瘋。我沒有勇氣繼續面對現實了。我早有此願，活著如同行屍走肉，不如死了好(阿安在這句話下劃了強調線)。
請別告訴我爸媽，通知我哥吧！地址是上海XX廠XX車間?XXX
別了。祝你們幸運！
阿安
78.6.3匆
又，有可能把我在隊裡的東西和書捎回去。”
這封信在我們五個人之間傳來傳去，誰都沒有說什麼，房間裡只有急促的呼吸聲。忽然，小陳哇地一下哭了起來，打破了這凝聚著的空氣。“你們還坐在這裡幹嗎？快叫船停下來，回頭去找”，她便哭便催我們趕快去找船長。船當然是不會開回去找的。船長告訴我們，文革時，跳海自殺的人很多，即使看見有人跳海馬上停船，也幾乎連屍體都找不到，大概是跳下去後立即被吸到船底下去了，當然會游泳的人，一下子可能死不掉，其實那更痛苦，在海裡掙扎一番後，不是被鯊魚吃掉就是精疲力竭沉入海底。邊上的乘警也說，跳海自殺的人被過路船隻發現救起死裡逃生的事我只聽到過一次，清晨兩三點時，周圍也沒有其他船隻通過那塊海區，你們還是趕快通知他家人吧，人死不能復活，你們也不要太悲傷，好好複習功課，考上大學，前途無量。
我和胖子倚靠在船舷邊，凝目注視著這茫茫的大海，陽光雖然燦爛，但海水並不象天空那樣蔚藍。我力圖擺脫那種想像，能夠在黃埔江上游幾個來回的阿安心裡高喊著“我來了”，跳下東海時，沒有馬上死去，周圍一片黑暗，除了那遠去的海輪上暗淡的燈火和滿天的星星。哪怕他又有了生的願望，他也只能一個人在海裡奮鬥，或許他能堅持到東方出現曙光，最後一次望著這已經不屬於他的黎明，終於被希望之海的浪花所吞沒。
胖子哽咽地對我說：“我實在沒有想到阿安會走上這條路。昨天他上船的時候跟我說，只要這種政治審查制度存在，他這種反動分子今生今世就進不了大學，而呆在農村苟活一輩子，也實在忍受不住，我勸他把眼光放遠點，不要太悲觀，現在鄧小平上臺了，一切都在變，右派都平反了，那個悼念周總理的四五天安門事件也遲早會平反，到時候你說不定就是英雄，讓那個狗所長向你陪禮道歉。他說，其實那所長人也不壞，從沒向下面的生產隊要過東西，他也是為他所堅信的真理而奮鬥，不折不扣地執行上級指示，而且忠心耿耿，過去父親被打成美國特務時，我也不是說過要和他劃清楚界限嗎？後來才明白自己做錯了，後悔莫及。阿安說文革時的冤案平反是早晚的事，但他可能看不到了。”胖子後悔地說：“後來他把話題扯開了，大談關於大海的哲學和美學，又吟了文天祥的過零仃洋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假若我稍稍敏感些，注意些，說不定就能阻擋住阿安的死。”
我安慰他說：“你不要這樣自責，我們都太遲鈍了或者說是太現實主義了，所以無法理解他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阿安他自己選擇了不苟活偷生的莊嚴的死，馬上就要面對死神，他還無所畏懼，象英雄那樣平靜地要我們朗誦海燕為他送行，這樣的勇氣是誰也攔不住的。我們只有鼓起生的勇氣，繼續面對這嚴峻的現實，才會有出路，我始終相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阿安的追悼儀式是他死後七七四十九天時由朋友們操辦的，由於龍華殯儀館不能為追悼自殺者出借場地，儀式是在他家的大客廳裡舉行的，出席者有他小學、中學和插隊時期的朋友六十多人。他的遺象兩邊掛著一付選自他遺詩的對聯：“花落但餘心向日，劍埋路有氣千霄。”看到照片上他父母那種欲哭無淚的悲傷樣子，還在黑龍江農村裡複習迎考的我們都掉下了眼淚。當了國際海員的小柏，每次隨船經過東海黃海相連的海域，就是阿安跳海的地方，都要投下一些香煙和罐頭，奠祭我們的好朋友阿安。
當然也有人無動於衷，那個被阿安認為人還不壞的派出所所長，在我們向公社領導彙報阿安的情況時，陰陽怪氣地插了一句話，“舒民安不是要上大學嗎，這回可如願了，上了東海大學。”氣得胖子當場就給了他一記耳光，在場的公社黨委書記拉開了胖子，反過頭來倒把所長訓了一頓。
1978年6月3日，上海市下達了關於插隊知青都可以病退回滬的檔。10月，我和胖子回到上海念大學，小賀考進了東北師範大學，大學畢業後分配回到上海。小魯和小陳雖然接到了地區師範學校的入學通知書，他們都沒去，而是辦了病退回上海的手續，成為離開生產隊的最後兩名知青。回到上海，他們倆參加了1979年高考，也都進了大學念書。小魯後來對我說，接到地區師範學校的入學通知書時，他曾猶豫不決，看到大家都走了，極其悲觀失望，甚至於想拉顆手榴彈自殺，但一想到阿安的死給父母朋友帶來的痛苦悲哀，還是選擇了生的道路。
我插隊的那個公社裡，一千二百多名知青到了1979年走得盡光，只有小五子一個人靜靜地躺在山坡上的墓穴的棺材裡。1978年9月20日，我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後，去金山大隊探望了他，被野草掩沒的墓牌上的字跡早已被多年的雨雪洗刷得看不出來了。我用手一根根地拔掉墓上一米多高的野草，用毛筆把墓牌重寫了一遍，把兩盒牡丹牌香煙和兩瓶松花江啤酒放在墓前，自己也點燃了一支煙，猛吸兩口，然後放在墓牌前，隱約中我仿佛感覺到小五子在和我告別，再見，再見，永遠別忘記在黑龍江邊，還有你少年，青年時代的朋友，今後有機會再來看看我，我想你們，我太寂寞了。
八、我要讀書————（1960-1978）18年敘事
“我要讀書”這句話，最早是在小學時從“半夜雞叫”作者放豬娃高玉寶自傳裡看到的，形容解放前窮人讀書難的情況。想不到在文革和下鄉時，“我要讀書”也成了我的夢想。直到1977年底在鄧小平的指示下恢復高考，我才在1978年圓了大學夢。
（一）1960——1966 小學時代六年的學習生活
從小學開始，我就喜歡看書，同時接觸社會實際。五年級時，有一次自由命題的作文測驗，我根據平時看報和偷看父親訂的《參考消息》上的內容，寫了一篇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越南的政論，深得班主任周老師的讚賞，扣掉我一個錯誤的標點符號和卷面不整潔的分，給我打了建校以來的最高分----94分。隨後我為了寫“平凡的人——記你熟悉的人”作文，整整一星期，每天早上6點起床，和一個收集弄堂馬桶糞便的清潔工人一起幹活，聽她講自己的故事，交出的作文又得了92分。周老師還把我的兩篇作文推薦到學校櫥窗裡展覽了2個星期。老師的鼓勵，使我決心以後要考上海最好的重點中學上海中學或者五十一中學，然後上大學。
1964年2月，《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校外教育是社會主義教育的一個重要陣地”的社論，要求建立一枝由專職輔導員、義務和半義務輔導員組成的輔導隊伍，社會、學校、家庭要互相配合，形成一個校外教育網。上海的校外教育活動基地有區縣的少年宮內的興趣小組、科技館、面向青少年的圖書館。少年宮每週還有不少公開的科學和時事講座，最讓我記憶猶新的是1965年底，在海軍成功地進行了八六海戰和崇武海戰後，東海艦隊的一位上校軍官對我們這些聚集在少年宮的少先隊員開了一場世界海戰史的講座，從二戰時德國俾斯麥戰艦一舉擊沉英國胡德號重巡洋艦，日本和美國的中途島大海戰，講到解放軍海軍和國民黨海軍的幾次交戰，深入淺出，使我從此心儀軍事天地。當時的校外教育可以說是以德智體全面發展為目標的素質教育，少年宮的棋琴書畫、歌詠舞蹈的輔導班都對外免費考試招生。連徐匯網球場都對我們小學免費開放，讓我和一批小學生每週都去那裡，在一個曾經打到上海市網球比賽第三名的裴指導輔導下練習打網球。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搞到了一張上海市少年兒童圖書館的借書證。圖書館在延安西路烏魯木齊路口一棟洋房裡（現已經拆毀變成高樓），二樓面向小學生，三樓面向初中生。我每週幾乎都要去二三次，是圖書館的忠實小讀者。放學後4點半走到那裡，不是混到6點閉館才依依不捨離開，就是借完書後和幾個讀者小朋友結伴去在附近一棟花園洋房（朋友家）裡玩，交流讀書心得，我的這幾個讀者朋友後來都有了大學以上的學歷，學有所成。
我當時看書速度極快，六年級時一個星期天，母親帶著我去上海外國語學院上班，我從一個老師那裡借到《水滸後傳》，半天就看完還給他並要求再借一本。因為不相信我能在半天內看完一本幾百頁的半文言文小說，那老師就考考我，我準確無誤地複述了故事大概和主要人物關係及綽號，令他目瞪口呆。我把少年兒童圖書館二樓想看的書幾乎都借過後，在圖書館輔導員余老師的關心下，當了義務服務員，於是可以到三樓初中部邊幹活邊看書，直到小學畢業。
（二）1967——1970中學時代的學習生活
1966年我小學畢業時，文革已經鬧騰開了。我們也無法進入中學，只能在小學裡瞎混。我曾經去番禺路上的上海銅線廠要求和工人一起勞動，在那裡感受了工人大老粗豪放的熱情和不加掩飾的原始蠢動。記得我曾經問過工人師傅為什麼他們要誇修正主義蘇聯的天鵝湖好看，工人班長一面流著口水一面詭笑地回答，那些蘇聯芭蕾舞女演員的白大腿真漂亮。我也參加過小學裡的宣傳小分隊，去工廠宣傳毛澤東思想，免費喝鹽汽水吃包子。最初我順大溜關心國家大事，從大字報和傳單裡綜合各種消息，說些讓大人們也感到驚訝的話，甚至和鄰居----一個在蘇聯留過學的高級工程師打賭，看國家主席劉少奇會不會被打倒，結果贏得一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書。我也帶著好奇的心理觀察著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曾經跟著人潮看造反派圍攻漢口路《解放日報》社，被擠得幾乎喪命；曾經白天看到造反奪權的青年老師批鬥據說有叛徒嫌疑的潘校長，晚上就看到她吞安眠藥自殺後的屍體。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目睹了大批紅衛兵抄砸位於長樂路的著名京劇表演家周信芳家。他們打死了周家咬人的看門狼狗，沖進周家的小洋房，把周家的物品從各個視窗扔了下來，一個非常漂亮的洋娃娃玩具從三樓被扔下，被人們踩得斷手斷腳。
那時雖然沒有趕上免費乘火車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但1967年1月，我和7個小學同學一起沿鐵路走到杭州大串聯，白天走30公里左右，晚上便找到路邊軍營的免費接待站，吃完飯，挑掉血泡燙完腳，便一頭倒在草鋪上呼呼大睡，六天后順利到達杭州西湖。回上海後又和表哥一起到蘇州大串聯。直到2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了“關於革命師生和紅衛兵進行步行串聯問題的通知”，明確各地不再提供免費接待，要求大家儘快返回原地，2月4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小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我們才結束了免費旅遊。
中共中央發佈的“關於小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指出：“春節後各地小學一律開學。……五、六年級和一九六六年畢業的學生，結合文化大革命，學習毛主席語錄，學習老三篇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文化革命十六條，學唱革命歌曲”，實際上是以“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內容來取代了正常的學校教學。
在舉國上下都在學習紅寶書，許多書籍不是被當眾焚為灰燼就是被大捆大綁地送入廢品回收站的時候，我不僅不能在學校裡學到有用的知識，而且因為圖書館的關閉，書籍也斷了來源。幸好同弄堂的一位在學工的大朋友趁晚上值班時，不時從造紙廠即將化為紙漿的舊書麻袋堆中偷出了一些書送給我。雖然有些書如《金陵春夢》只有第二卷殘缺不全，看過後還不太清楚故事的來龍去脈，有些書如羅曼?羅蘭的《約翰?克裡斯多夫》對小學才畢業的我如同天書。但看了一批中外小說後，我不知為什麼突發奇想，想從馬列原著中吸取一些營養，於是就和同學一起去上海淮海中路婦女用品商店對過的上海舊書店去找。有個中年售貨員見我們喜歡讀書，不時從書庫裡拿出一些50年代初期翻譯的馬恩列斯經典著作以最低價賣給我們，還告訴我們哪些書是必須要讀的書。毛澤東1970年代初期要大家學習的一些馬列原著，如《反杜林論》、《哥達綱領批判》、《自然辯證法》等早在三、四年前就在我的藏書中了。
1967年3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名為“中小學複課鬧革命”的社論，10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佈了“關於大、中、小學複課鬧革命的通知”，要求各級學校開始招收新生。我也在這一年按地段被分配進了上海淮中中學。1968年9月5日至12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領會了毛澤東“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指示，組織了31000多名產業工人，進駐10個區513所中學和1249所小學。每所中學最多100人，平均50人。9月27日，上海市革委會將工宣隊進駐中小學情況向中央報告，2天后，毛澤東馬上批示“此件很有用，擬可轉發各地參考”。當時我們班也進了一個吳姓工宣隊隊員，人不錯，基本上不干預班主任的教學工作，指導我們勞動時，也身先士卒。
不到三年的中學生活的大多數時間化在學工、學農、學軍上了。偶爾上過幾周文化課，英語記得就學了“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一句話，數學課剛學了負數正數和二元一次方程，就因為上面要搞大批判而終止，讓熱心複課的班主任畢老師也無可奈何。好在文科可以自學，我通過看書看報出黑板報，學會了抄襲背誦美麗的文句。記得報名上山下鄉寫的一份決心書，充滿慷慨激昂的豪情壯語，請一“牛鬼蛇神”用隸書抄寫成大字報貼在校門口的公告欄上，在其突然失蹤一個星期前總是觀者如流，讓我好不得意。十年後，畢老師告訴我，這份大字報還保存在一個老師手裡，他之所以當年要揭下這份決心書，首先是可以把它當字帖練字，其次才是欣賞我寫的文章。此外，還學習了小提琴，殺雞殺狗亂拉一氣，後來在文藝宣傳活動中也能濫竽充數伴奏一番。
（三）1970——1977在黑龍江農村七年的學習活動
毛澤東在1968年12月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後，上海對68屆高中、初中和69屆初中畢業生分配採取了“一片紅”的政策，離開大城市，全部下放到農村去。我班的一位女紅衛兵排長就在1969年10月和下放的父親去了黑龍江插隊。
1970年4月，剛滿16歲的我去黑龍江呼瑪插隊時，行李中最重的一個木板箱裡裝滿了我的主要藏書。到生產隊不久，我逐漸發現許多知青都和我一樣帶了許多書，除了馬恩列斯毛選集、魯迅選集和單行本、各種革命回憶錄和領袖傳記外，有些是我過去聽到過卻沒有看到的書，不少已經被批判的禁書和一些文革前供中高級幹部閱讀的內部書籍在熟悉的朋友中半公開地傳閱。
政治紀實類有錫蘭（現為斯里蘭卡）古達瓦達納的《赫魯雪夫主義》，美國記者安娜·路易士·斯特朗的《史達林時代》，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唐人的《金陵春夢》等。
外國文學類有車爾尼雪夫斯基《怎麼辦？》，陀思妥夫斯基的《罪與罰》，赫爾岑的《誰之罪》，托爾斯泰的《復活》和《安娜·卡列尼娜》，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和《葉普根尼·奧涅金》，屠格涅夫的《羅亭》和《父與子》，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狄更斯的《大衛·科伯菲爾》和《雙城記》，勃朗特的《簡愛》，巴爾扎克的《高老頭》和《歐也妮·葛朗台》，雨果的《九三年》和《悲慘世界》，司湯達的《紅與黑》，左拉的《娜娜》，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及載有《羊脂球》在內的中短篇小說集，賽凡提斯的《唐·吉珂德》，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但丁的《神曲》，傑克·倫敦的《馬丁·伊登》和《海狼》，馬克·吐溫的《鍍金時代》和《湯姆·索亞歷險記》，德萊賽的《嘉麗妹妹》，伏尼契的《牛虻》等，還有《福爾摩斯偵探集》及瞿秋白編輯的《海上述林》。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柯切托夫的《茹爾賓一家》、《葉爾紹夫兄弟》和《州委書記》(1972和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翻譯出版了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麼》和《落角》)，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以及《普通一兵》、《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遠離莫斯科的地方》等革命文學作品。
中國文學類有四大古典《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西遊記》和《唐詩三百首》，現代作家的《家·春·秋》、《青春之歌》、《鐵道遊擊隊》、《敵後武工隊》、《林海雪原》、《野火春風斗古城》、《苦菜花》、《小城春秋》等。當然還有浩然的《豔陽天》、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和工農兵寫作小組粗製濫造的《牛田洋》等。
歷史哲學類的有《論語》和《孟子》，週一良主編的《世界通史》，範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和《中國近代史》（上冊）、艾思奇的《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任繼愈的《中國哲學史》、中華書局1962年版《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等。
因為書少而想看的人又多，只好按朋友的先親後疏、宿舍的先近後遠原則，大家挨個排隊交換看了。我的豎排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牛虻》等在生產隊裡也算是稀有的好書，這樣我便有了和別人交換或者優先閱讀其它好書的資本。
我插隊的那個生產隊裡因為有200多個上海知青，人多勢眾，我們幹活絕不比當地老鄉差，生產隊還得靠我們這批知青去倒大木修路搞副業增加收入，所以當地幹部也就不管我們的思想動態了，更不會來干涉我們在收工以後看什麼禁書了。
林彪事件發生後，由於周恩來領導了批判極左思潮和教育整頓工作，國內出版了一批內部發行的西方、蘇聯的政治哲學圖書和文藝小說，還印了一些古典小說和歷史地理書籍。經知青領導同意，我在生產隊領了200元錢，準備在隊裡辦個圖書館。回上海探親時，我拿著有黑龍江省公安局大印的邊境居民通行證，自然以省公安人員的面目混進了福州路上的供縣團級以上幹部購買的內部書店，說忘了帶介紹信，書店的一個姓洪的負責人看了我的證件，說了一句我兒子也在黑龍江插隊，同意讓我陸續選了200多元的好書，如《阿登納、戴高樂論中國》、《尼克森傳》、《納賽爾傳》、《多雪的冬天》、《人世間》、《你到底要幹什麼？》、《落角》、《摘譯》等。此外還買了幾套公開出版的數理化複習參考書。我和朋友把書背到了隊裡，放到知青食堂中新做的書櫃中，加上大家捐獻的一部分個人藏書，一個有數百冊書的圖書館就建成了。不僅有利於知青的讀書生活，連當地青年也受到感染紛紛前來借書。
在上海探親時，一些單位的圖書館也悄悄地對內開放了，那些世界古典名著開始在熟悉的人之間流傳和交換閱讀，有時一本書只能在一家停留一天。一天我得知解放前出版的《基督山恩仇記》（現在的翻譯本改稱《基督山伯爵》）一套四冊即將流通到表哥朋友家，於是連續四天晚上都乘1角5分的公共汽車去表哥家住，每天晚上11點住在他家隔壁的朋友就把一冊蓋有上海市教育局圖書資料室藏書大印的《基督山恩仇記》送來讓我看（表哥已經看過）、另一本世界名著給表哥看（因為他看的《基督山恩仇記》是從我表哥介紹的朋友那裡借來的）。我到早上2、3點時就能看完一冊《基督山恩仇記》，再接著看表哥看完的那本名著，早上7點半那朋友準時來取書還給某人，再從某人那裡取書自己先看，晚上11點送給我們看。我則早上8點步行一個多小時回家睡覺。短短四個晚上，我看了五本八冊世界名著，可謂收穫之大。
有年回生產隊時，在塔河因下雨公路好幾天無法通車，客棧裡擠滿了人，白天大家圍在一起喝酒聊天，晚上我們都要去問從塔河開往縣裡的唯一一輛公共客車的年輕漂亮女售票員第二天能否開車，是否能買上票。由於白天那女孩聽過我講的故事，已經互相認識，所以她笑著對我說，你把《基督山》從頭到底給我講一遍，我保證你有票坐車還不要花錢。從那天晚上開始，我給她連續講了兩晚上的《基督山恩仇記》、福爾摩斯偵探及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一雙繡花鞋》的故事，周圍也聚了不少人，大家和她又給我遞煙又給我倒茶，讓我好不得意。等到天晴賣票開車時，我遞上到呼瑪縣的6元票錢，她瞪了我一眼，把5元錢還給我，順手給了我一張一元寫著3號座的票，大聲地說你到九十四林場就可以下車了，我馬上心領神會。車開後，坐在我身邊的她對我說：你咋不信我說的話哩，買啥子票，我們這疙瘩的人就會喝酒，你們上海知青懂得真多，我就愛聽你講故事，下次你坐客車一定來找我。
伴隨讀書興趣的增長，我們隊裡知青學習的風氣也越來越濃。我們生產隊的知青早就開始自發地在每天晚上學習數理化外語等知識，加上進入了生產隊領導班子的知青也是個讀書迷，組織了不少讀書活動，學習似乎成了我們知青除勞動外最重要的生活。
看書提高了我們的修養，陶冶了我們的性情。記得在好像是李銳編的《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一書中，說毛澤東青年時代為了鍛煉自己專心讀書的能力，每天捧了本書到長沙城門菜市場去讀，還有孟子的“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名言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既然要想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那麼必須接受上天給你的磨難，世界上沒有一帆風順的幸福生活，於是也自覺地開始磨練自己。到如今，我既能在任何嘈雜和複雜的環境下靜心學習，也能夠不懈地努力學習，不會沮喪也不會停止。
我們學習並不完全為了能夠被推薦上大學回上海，那當然是所有知青的夢想。從1972年開始，每年我隊都有2至3人作為工農兵學員被推薦回上海上大學和去地區中專學習，除了他們家庭出身能通過上面的政審，主要還是靠他們平時確實能吃苦、勞動出色、能夠得到隊裡大多數知青和老鄉的推薦。可每年只有兩個名額，杯水車薪，何必為此爭得面紅耳赤，傷了朋友的感情，所以我們學習的目的更多的是為了充實自己，從書中吸取精神食糧，使自己能夠在一個艱苦的環境中有堅強的毅力和豐富的樂趣。那時我們大家白天幹活都很賣力和辛苦，乃至一天有個勞動非常出色的女知青說出了她的心裡話，“下輩子我就想變成一頭豬，這天下的人和動物只有豬能夠每天吃吃喝喝，睡大覺不要幹活”。但到了晚上，幾乎每個宿舍都亮起了幾盞用拖拉機柴油點的油燈，大家各自看書學習（有時也會黑燈瞎火地在炕上聽一個人講從父親藏書中偷看到的《金瓶梅》等“黃色故事”），早上起來兩個鼻孔都是黑乎乎的。一些知青朋友還自發地組織起學習小組，結合馬恩列斯毛著作還有各種通過非正常管道流傳過來的內幕消息，討論各種社會現象和學習中的疑難。二十多年後，有知青調侃地說，我們當時討論的經常是政治局級的政治問題。
縣裡的領導幾次來我隊視察工作，最喜歡聽我們“傳達”中央最新檔和高層動態（許多常常要到半個月後才會通過正式管道一級一級傳達到縣團級）。看到大家自學討論的情景，都要感歎幾句，這察哈彥的知青那麼愛讀書愛學習，呆在這裡白瞎了。
讀書開闊了眼界，提高了我們的理論水準。特別是知道了許多過去不知道的真相。如史達林根本不是列寧喜歡和指定的接班人，列寧和史達林有矛盾，在遺囑裡批評了史達林，建議解除他的總書記職務；史達林在1930年代重用了不少壞人，鎮壓和冤枉了不少好人。可是《聯共布黨史》裡根本沒有涉及這些事，反而事事為史達林塗脂抹粉，歌功頌德。那麼中國共產黨的黨史裡，是否也會有這種不真實的現象？讀書促使我們深思而不盲從，同時也促使我們試圖用書本理論來解決現實問題。在1975年，我們知青引經據典，和縣工作隊進行了一周激烈的辯論和策略的協商，最後竟然廢除了大寨式評工分，明確實施以責任制為基礎的定額計件包工式工分制，還破天荒地民主選舉了隊委會。使生產隊的工分值1工（10工分）從1969年6角到1975年底升到2元1角。這都得益於從讀書得到的馬列主義理論能嚇唬住當地的幹部，才能促使體制變革獲得實效。
1973年，在周恩來總理提出學校學生應該以學習為主，要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收大學生等指示下，國務院轉發的關於全國高等院校1973年度招生工作的文件中，明確規定大學中專招收工農兵學員時要進行文化考查，“保證入學學生有相當於初中以上的實際文化程度”，政審條件也有所放寬。我也有幸被推薦報名參加了文化考試，7月20日考數學、語文，21日考政治、理化，每場考試90分鐘。從考場出來，除理化外，自我感覺還可以。
但我們不清楚，就在大家拿到准考證的7月19日那天，《遼寧日報》已經發表了一篇“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的報導。遼寧省有個與我們一樣、也把上大學作為“自幼理想”的回鄉知青張鐵生，他在理化考卷後面寫了一封信，表示了對“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浪蕩的書呆子們”的反感，認為“考試被他們這群大學迷壟斷了”，“幾小時的書面考試，可能將把我的入學資格取消”，交了白卷。毛澤東的侄子、遼寧省委書記毛遠新得知該事後，刪去了信中的“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考學生之中，能對我這個小隊長加以考慮為盼”等懇求語，馬上指示要公開發表，利用其作為反擊周恩來領導的教育整頓的重磅炮彈。當我從電臺廣播裡聽到8月10日的《人民日報》轉載的有關張鐵生的報導後，就知道這個反潮流的白卷英雄的出人頭地會剝奪包括我在內許多家庭出身不好、社會關係複雜的人上學讀書的希望。以後我們隊許多人在推薦上大學時並不報名，既然給推薦到縣裡也會被刷下來，何必要浪費這寶貴名額，還不如讓更有希望的人去爭取一下。但是我們並沒有放棄學習，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還複來”似乎支撐了我們要讀書的夢想。
我那時因為年齡小，下鄉沒多久就被隊長照顧去養豬，一干就是六年。期間由於不怕苦不怕累，曾經把豬養得比老鄉家的豬還白白胖胖，一度被生產隊送到黑龍江雙城學習騸豬及獸醫技術、送到公社學習做發酵飼料。夏天早上和下午放豬時，都帶上紅燈牌九管三波段半導體收音機和書籍，為防備對岸蘇聯邊防軍的越境綁架，有時還背上一把裝滿子彈的衝鋒槍護身。我讓我養的狗看著豬不讓它們禍害莊稼，自己鋪塊塑膠布墊張麅皮，坐在地頭和泡子（東北人對村子中的小河小湖的俗稱）邊看書聽廣播學英語，優哉樂哉。有時也會象高玉寶那樣，在空曠的莊稼地和山林江邊，大喊幾聲，我要讀書，我要上學。1975年，我回上海的時候，自費到上海農業科學院進修一月，跟著一個姓樊的右派老獸醫學習，除了動物生理學等獸醫知識外，他還教我學了些化學和物理知識。樊醫生雖然身處逆境，仍誨人不倦，可惜我後來考上大學後，因他平反後搬家失去了聯繫。
九、我要讀書（下）————為考試而學習的一年
1977年10月——1978年9月
粉碎四人幫後，1977年末，在鄧小平的決策下廢除了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方式，恢復了自願報名、統一考試的高考。教育部檔規定，“考生應具有高中畢業或相當於高中畢業的文化水準”。可惜因為剛回上海，我來不及複習，所以沒有參加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那年，全國有570萬人參加考試，最初只錄取了3.7%，21.1萬人，後又擴招6.2萬人。
我隊有兩名知青在當地考上了大學，還有4名已經轉到其它地方插隊工作的知青也考取了大學。但當時階級鬥爭的遺毒還沒有清除，各種限制也多，一些成績很好家庭出身不好的老知青被告知不能進重點大學，要他們去地方中專。我縣一個出身資本家的老知青考分名列地區前茅，他年齡已快三十，又和一上海女知青結婚生子，在當地蓋了房子養了雞和豬。接縣招生辦電話告知自己的考分後，覺得回上海已成定局，殺掉肥豬請客喝酒，把老婆孩子送回上海，把房子折價預賣給了老鄉，把雞和其它傢俱生活用品都送給了還留在隊裡的知青，家裡就剩下炕頭上的一套被褥和他的藏書。但是兩周後，縣招生辦卻告訴他由於政審不合格哪個大學都不敢錄取他，地區領導同情他的遭遇，破例同意錄取他進地區師專，現來徵求他個人意見。去地區師專意味著要和老婆孩子長久分離，留在隊裡以後再考意味著從頭再來，總不能把送給別人的東西全部討回來，更何況拒絕去地區中專，按照當時規定，考生不服從國家調配，三年內沒有高考資格。這位老知青經過痛苦的抉擇，決定放棄地區領導的照顧和讀中專的機會，辦了病退手續回上海。
我在上海複習了半年多。儘管我喜歡理科，但對我這個1966年的小學畢業生來講，完全沒有物理化學的功底，只好選擇文科複習。請我中學的班主任幫我複習地理，母親又找了過去的同事輔導我數學和語文。那時，我最得意的是數學，再難的題化點時間幾乎都能解出，實在做不出，就打電話到朋友家，共同探討。
1978年6月，和其它五位知青坐船回黑龍江準備參加高考。途中，同艙的好友留下一紙遺書在半夜投海自殺。好友的自殺給我極大的震動，乃至十多年後我在撰寫《老知青的故事》過程中回想起自殺了的阿安時依然淚流滿面。但當時我心理卻意外地堅強起來，可以說只有一個念頭，我要讀書。我確信無論遇到何等痛苦困難嚴峻的現實，只有鼓起生的勇氣，才會有出路。牛虻、保爾，那些書中的不屈不撓的英雄在這關鍵的時候激勵著我去奮鬥。
1978年高考為全國命題。6月18日，黑龍江先有一場初試，考語文、政治和歷史，我的成績是65、72、78分，但總分並非出類拔萃。得知正式考試時可以加試外語作為錄取時的參考分，我不聽大家的規勸，自認為語文和數學是我的強項，不需要反復複習，地理、歷史和政治也已經背得滾瓜爛熟，考前再背一次就可以了，決心突擊複習英語，加大錄取的可能性。借著過去在地裡放豬時學的英語底子，整整兩個星期，每天十六個小時，把一本7角錢的上海英語高考複習參考書和一套北京人民廣播電臺的中級英語教材中的句型和單詞背了兩遍後，才重新開始複習其它科目。
在填寫重點大學和非重點大學專業志願時，我選擇的大學專業幾乎都是教育學，第一志願是上海師範大學（現在的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系。當時我選教育學專業完全是“投機取巧”和有自知之明，並非是我熱愛教育事業。首先是考慮到因為大家不瞭解教育學專業、報考這個專業的人少，我容易被錄取。其次是考慮到老三屆們的雄厚實力，如果選中文、歷史專業，一進大學，我赤腳狂奔也趕不上他們，而教育專業對大家都是陌生的學科，我笨鳥先飛，努力一下，至少並駕齊驅沒有問題。
1978年7月20日早上8點，我和許多知青在呼瑪縣一中第2考場參加了考試。當天考的是政治和歷史，出來後感覺及格沒有問題。誰知第二天21日早上考數學時出了岔，感覺上非常容易的題卻怎麼也背不出公式，出來後自知已經不及格了，和其他考生對了一下題，估計只能拿30多分，這才體會到基礎太差和固執己見複習英語的失策。硬著頭皮不去想走麥城的失利，鼓足精神考好了下午的地理。第三天22日早上考好了語文，下午考的是英語，因為只計參考分，卷子發下來後，考場上走掉了一大半，半個小時後，就剩我一個考生和兩名監考。我腦子也是一片空白，老師破例同意我抽煙，還給我倒了杯白開水。雖然到了大學後才搞清楚英語動詞四種形態的含義，幸好考試時對句型還熟悉，選擇題瞎貓逮耗子，ABCD隨機勾一個算一個，造句時知道句型但單詞記不起來也來個土洋結合，如中譯英“我們縣今年建了拖拉機站”，我就寫“Our county set up a TUOLAJI station this year”。三分的題我句型對了，你至少給我兩分吧，把卷子塗得亂七八糟，接連換了幾張考卷。結束前半小時，監考老師又給了份空白卷，讓我把選擇題和中譯英重新謄寫了一遍。由於我不是考英語專業，所以不需要參加英語口試初試。
高考結束後，我就回到生產隊參加勞動，隊長念我多年來養豬辛苦沒掙多少工分，破例讓我去抬坯子和磚，裝窯卸窯。當時在我們知青的策劃下，已經實現了定額計件包工式工分，早上起早幹三個半小時，下午四點後再幹三個小時，努力一下，一人一天可以拿到25分，大概有5元人民幣。雖然活很重，也不是每天都有活幹，收入卻相當可觀；特別是白天可以休息看書，非常自由。
8月24日早上8點多，大霧剛剛消去，我正在磚窯休息，忽然看見老鄉劉會計朝我們奔來，不停地喊著劉琪劉琪，我們隊就你考取大學了。我簡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數學幾乎是全軍覆沒，哪能會是我第一個拿到通知呢？劉會計跑到我面前，大聲地告訴我，你怎麼還在幹活，剛才公社接到縣裡電話，讓你馬上乘船到縣招生辦領通知參加英語口試，全縣就你一個有通知，恭喜你，你肯定考上大學了，快回去換衣服，小船馬上就下來了。
我這才明白過來，考試還沒有結束，但我上大學讀書已經見到曙光了。這時已經能夠聽到下行去縣裡的小客船在村子上游8裡遠的黑龍江上鳴笛，估計還有15分鐘就能到達察哈彥碼頭。我一面讓一起幹活的夥伴去碼頭截船，讓船等我；一面飛快地奔回山上宿舍，拿了一套比較乾淨的舊軍裝、內衣內褲和一雙涼鞋，找出英語課本和字典以及出門必備的邊境居民通行證，搜出所有的人民幣11元5角8分，心想在縣裡考試這點錢也夠了。2分鐘之內把所有的東西都塞到綠色軍用書包裡，我就向碼頭奔去。路過一個知青宿舍門口，看見他們正在曬衣物時，忽然想起沒有帶乾淨的襪子，不能光腳參加口試，於是打了個招呼，順手牽羊，把他們晾在繩子上的一雙襪子塞到我的書包裡去了。
小客輪大概在碼頭上等得不耐煩了，不時拉著汽笛好象在催我快跑。我帶著滿臉的磚窯紅塵土，穿著破爛的勞動服剛踏上甲板，船員就拉上跳板開船了。岸上的知青夥伴大聲喊著，快去洗洗，別那麼埋汰讓考官笑話，祝你成功。
上船後，我向船員借了個帶長繩子的小水桶，站在船舷邊打上一桶水，就跑到後舷的廁所從頭澆到腳，抹上肥皂使勁檫洗了兩三遍，澆了七八桶水，全身上下才換上乾淨的衣褲。我把髒衣褲和破球鞋卷成一捆扔進黑龍江，心想再不會需要這破衣服破鞋子破襪子了。看著它慢慢地沉下，周圍還有幾圈漂浮著紅磚塵土的漣漪。雖然沒有象範進中舉那樣瘋瘋癲癲，但依然興奮不已。早被冰涼的江水沖洗清醒的腦海裡不停地回蕩著這樣一種聲音，我要讀書了，我要進大學讀書了。
下午一點多，小客輪到達呼瑪縣城，下船後我馬上趕到了縣革命委員會大院找招生辦，他們還沒有上班。看門的人說，招辦林主任（光杆司令）下午來不來沒個准，把我等得心急火燎。兩點三刻時，一個滿身酒氣的東北大漢慢悠悠地用鑰匙打開了招生辦的門。我趕緊沖進去，先遞上一枝上海的鳳凰煙，然後表明我的身份。林主任抽了一口煙，慢吞吞地說，趕上小客輪了吧，你可得好好感謝我呀。原來林主任昨天傍晚把讓我參加英語口試的通知交給往上走的大客輪，以為晚上12點多就可以送到我們隊通知我了，我再坐今天上午的小客輪下來就趕趟。今天上午8點多，林主任上班時，看見濃霧還沒有消失乾淨，心裡打了個咯楞，大客輪會不會因霧大水淺在黑龍江裡拋錨？他趕緊給我們公社革委會王主任打了個電話詢問大船是否到了察哈彥，王主任告訴林主任大客輪連公社都還沒有到，林主任便馬上讓公社打電話給我們生產隊，通知我趕緊坐船下來。一切都是那麼的巧合，這二十分鐘幾乎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虧得林主任工作負責，早上及時給公社打電話詢問，公社又及時用手搖電話通知生產隊，又虧得劉會計今天不知為什麼心血來潮要到大隊部算帳，一進門就接到了這個電話馬上奔到磚窯通知我，才讓我趕上了船準時來到縣裡。一旦晚了這二十分鐘，我搭不上小客輪，就要走70裡山路才能到公社，到了公社如果沒有車，還要走50裡才能到三間房大隊邊上公路，就算每小時平均能走8裡地，120裡就要化15小時，至少要走到半夜，而半夜裡公路上幾乎沒有汽車。
我最初對林主任酒氣熏天那麼晚上班還有幾分不滿，現在則是真心實意地雙手抱拳連聲向林主任表示感謝。但接下來林主任告訴我的消息卻讓我感到危機四伏，前途不明。和去年外語口語初試和複試都由縣外辦翻譯在縣裡主考不同，今年由於報考外語專業的考生成績都很差，所以不管報考什麼專業、凡外語成績在30分以上的考生都要參加口語複試，大興安嶺地區外語口試複試統一於8月28日在位於地區中心點的林海縣進行。我英語僅考了50分，居然還是全縣第一，全地區第二！？。
但我十分擔憂，一是我缺乏語言天才，不象有些朋友連江青、華國鋒等說話的口氣都能模仿得惟妙惟肖。我雖然自學了英語，把一本北京外語大學一年級的課本都看完了，但我的發音只要被教大學英語口語的母親聽到，都要被痛駡一通不停地糾正，乃至弄得腦子發漲非常害怕開口讀英語；一旦參加口試，肯定不及格。二是口試成績不及格說不定會影響我被大學錄取，得不償失吃大虧。三是縣裡沒有什麼熟人，客車票可能還不太好買。四是路那麼遠，先要買6元的票乘整整10小時跑600公里的公共客車到塔河，再要化6元乘4小時的火車才能到林海，我身上沒有那麼多的錢，這是最大最重要的問題。
從縣大院走出來時，看見一輛拉木頭的林場解放牌卡車駛過，我忽然想起一個人來，原先在我隊供銷社工作的大劉現在不是在縣林業局當會計嗎？雖然和他並不熟，但好歹都算是在察哈彥混過。他是本地人，腦子挺靈活，路子也粗，找他幫忙搭個便車到塔河省下6元，再找塔河的朋友借10元錢幫忙回來搭便車，就能參加考試回到隊裡了。
大劉聽說我要去參加考試，馬上表示祝賀，打電話四處找人問明天是否有卡車去塔河。但因為縣南森林火災，全縣所有的卡車都被調去打火了，所以明天不可能搭到便車。於是大劉又給縣客運站打了電話，托人訂了後天的票，他告訴我，我來回塔河的票錢他來付，我回來時把票給他就行，他以後出差再搭便車這12元錢就能報銷了，並囑咐我晚上到他家吃飯，再讓他老婆拿點錢給我。
26日，我帶著大劉借給我的20元和他老婆給我準備的乾糧坐上去塔河的客車。車開後，坐在最後一排的我拿出英語課本複習起來，大概不知不覺地讀出了聲音，前面幾排人不時回頭看著我搖頭晃腦的樣子發笑。有個比我大不了幾歲的年輕人或許是實在無法忍受我發出的噪音，走到我面前問我：“你大概就是到林海去參加英語口試的察哈彥青年劉琪了？”，我大吃一驚，“你怎麼知道？”，那人笑著對我說：“我也是去林海參加外語口試的。”我搖搖頭說不可能，因為林主任告訴我全縣就我一個人有資格參加外語複試。但那人接下來的回答卻讓我喜出望外，“我是縣一中的俄語教師，姓葉，地區讓我做這次俄語口試的副主考”。
葉老師和人換了座位，坐在我邊上和我聊了好幾個小時，耐心地聽我自吹自擂和傾吐苦衷。我平時是如何如何抓緊時間在地裡放豬時學習英語，如何迫切想去大學讀書，以及我對自己那糟糕透頂的英語發音在考場上負效應的擔心。葉老師勸我不要著急，他乘今天傍晚的火車提前到林海，會向英語主考介紹我情況，讓我明天下午到達考場後馬上和他聯繫。
我沒有和葉老師同行去林海，卻借宿在塔河火車站附近朋友的宿舍裡，一來可以節約在林海住宿多住一晚的5元錢，二來還可以和朋友聊天。晚上，塔河的朋友先帶我去他的辦公室，讓我和上海的媽媽通了電話。媽媽聽說我要去參加英語口試，也十分驚訝和擔心，她只能告訴我考試時不要緊張，給老師一個胸有成竹的好印象，儘量不要說中文等等。塔河的朋友為了祝我考試順利，打開了一瓶珍藏的茅臺酒，第一回聞到的茅臺酒的香味令我終身難忘。
27日下午5點多，我到達林海縣革命委員會招待所，按服務員的指點，找到了正在食堂吃飯的葉老師。葉老師把我拉到主考老師一桌，要我和他們一起喝酒吃飯，並把我介紹給對過一位近60歲臉色憔悴花白頭髮的顧老師，他就是明天的英語主考。
在閒聊中，我知道顧老師是1940年代西南聯大英語系的畢業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黑龍江一個縣城中學教書，後來摘帽。這次因為全省參加英語口試複試考生很多，而大興安嶺地區俄語老師雖多但好的英語口語老師奇缺，所以便被省招辦派到我地區來當英語主考。我傾吐了十年文革和八年下鄉讓我讀不成書的苦衷後，希望他能體會到一個幾乎不聽廣播、沒有老師、完全靠自學的英語考生發音的困難。我見顧老師和我有同感，也在抱怨二十年來人生的不順，便告訴了他一個讓他興奮的消息。由於我也有解放前參加地下黨解放後被打成右派的親戚，所以我對右派的問題十分關注。據我從一些北京高幹子弟中得來的非常可靠的內部消息，在胡耀邦的推動下，中央可能會對1957年反右運動重新評價，給右派平反，至少恢復原工資和級別。顧老師聽了這個有板有眼的小道新聞，給我和葉老師杯裡斟滿了白酒，然後站起來說：“為了我們大家和國家的幸福，乾杯！”。
比我先到的考生見顧老師和我這麼熟悉，等我回房間後，馬上都聚了過來，問我和顧老師是什麼關係。他們不相信我只是一個小時前才認識顧老師的，追問我有什麼辦法能讓顧老師那麼興奮說那麼多話？顧老師是否向我透露過考題的內容？因為他們這兩天向顧老師打聽考題都沒有結果。於是他們又拖著我去一起去顧老師的房間聊天。
說句實話，我在和顧老師的個別交談中絲毫沒有去探聽過明天的考試內容，不是我不想問，而是怕我的提問給顧老師帶來尷尬，打破我們“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那種無年齡身份差別的感情上的和諧。更何況他也不可能知道考題，就是知道了也決不會透露給考生的。這就是他們那一代教師的品格。但是別人能夠理解嗎？
在顧老師房間裡，我知道我明天被安排在最後第二個考，時間在11點左右。我估計趕不上11點15分去塔河的火車，便提出我路最遠，是否能讓我早點考，然後趕上火車當天回到塔河。在場的地區招生辦的負責人查閱了考生名單後，情況屬實，當即決定把我安排在早上8點30分第一個考。
晚上在房間裡，我和大興安嶺英語考試第一名70多分的周某交談了兩個多小時，然後又修改背誦我自己寫的英語個人簡歷到清晨3點。
1978年8月28日早上8點半，我滿懷信心地走進考場。機會在前，無論結果如何，我都要一搏，成敗在此一舉。我先大聲地說：“Good morning teachers”，用英語向大家問好，然後面對考官們鞠了一躬。這才看清大桌子靠窗那一邊坐著主考顧老師和兩個副主考，兩頭各坐了一個女記錄員。主考讓我面對著他坐下，副主考用中文問我的姓名，我說，“May I speak in English?”，問他是否要用英語來回答。他說用中文回答就行，隨後他又問我下鄉幾年了，在哪裡插隊。我一一回答了他的問題，呼吸也平靜了不少。突然一個副主考用英語問：“How old are you?”，我馬上用英語回答了他。這時主考告訴我，我們要正式開始考試了，考試分口語問答、發音、閱讀理解、翻譯四部分。乖乖，那麼多呀，這不要把我考懵了。
神差鬼使，我突然心血來潮，先下手為強，用“劉式”發音的流暢英語背誦起我的簡歷來。大意是我是一個下鄉八年的上海知青，在農村我自學了英語，我是在麥地和草甸子和黑龍江邊學的英語，儘管我的發音very very poor，但我喜歡學習，我要讀書等等。雖然我從考官們的眼神裡看出他們可能沒有全聽懂我的英語在講些什麼，但我堅信他們知道我行雲如水般的大段敘述用的都是英語單詞而不是俄語或者是中國的任何一種地方土語。
我一口氣講了兩分鐘，顧老師及時打斷了我，微笑地對我說，你英語不是挺不錯的嗎。兩個副主考也給我打氣，不要緊張，考試挺簡單，我們不會為難你的。
顧老師打開封好的考卷袋，隨意挑出一張，開始了發問。簡單的疑問句，我儘量用yes或者no來回答或者複述。副主考後來問了些今天是幾月幾號星期幾之類的疑問句我也對答如流，看到考官們不斷點頭微笑，我的自信心越來越高。顧老師突然又問我：“Where and when you were born?”，我一下子沒有反應過來，急中生智想起了母親教我的一句話：“I beg you patten”，意思請他再說一遍，顧老師還沒有複述完，我忽然領悟到好象是在問我出生日期，於是我用英語回答“I was born on Febery 1954 in Shanghai ,I am 24 years old，（我1954年2月出生在上海，今年24歲）”。我看到副主考們和顧老師都點了下頭互相交換了眼色，我知道我全蒙對了。
接下來讓我跟著顧老師的發音念英語單詞，我自知沒有語言天才，發音慘不忍聽，低著頭大聲跟讀熬過了這關，自我評估及格沒問題。
第三個考試項目是讓我自己隨便在一堆考卷中選一張，在兩分鐘內看完，然後不看卷子回答問題複述內容。上天似乎在眷顧我，我抽到的一篇文章是一個美國工廠的介紹，內容恰好接近我看過的一本大學教材中的一篇課文，過去背過。所以我明快的回答和準確無誤的複述讓考官們不停地點頭。
第四項的英譯中、中譯英的簡單造句更讓我超常發揮。什麼“我哥哥是個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之類的翻譯，我不等考官用中文講完就回答脫口而出。顧老師高興地用他那純正的美式英語告訴我：“You are excellent”，副主考也用中文告訴我，考得不錯，你肯定能上大學讀書了。
出考場之前，我向全體考官說了一句“Thank you very much!”，又深深地鞠了一躬，衷心地感謝他們幫助我圓了讀書的夢。
回到塔河的第二天，葉老師也從林海回來了。葉老師告訴我，我的口語問答成績為優，發音成績為良，閱讀理解成績為優，翻譯成績為優，總評成績為優。這時我已經知道我的考分了，在我們生產隊名列第三。數學32分，語文63分，政治73分，歷史82分，地理88分，總分為338分，離全國重點大學340分的錄取線差2分，此外還有50分的外語筆試參考成績和優秀的口試參考成績。葉老師分析，我可能會被黑龍江大學外語系錄取。
於是我趕緊回隊整理行裝，找木頭打箱子架，弄了六塊厚床板準備以後結婚打傢俱，用方子釘了一副大床架，塗了些豬血紅粉（因為沒有油漆過的床架，即使有搬家證明，鐵路部門也不讓托運床板）。我把自己喜歡的書籍，以及東北冬天要用的棉衣褲、綠色軍大衣以及黑色棉大頭鞋等生活用品，裝了三個箱子；然後和一些辦了病退的知青一起把行李送到塔河，準備在拿到錄取通知後再辦理托運。9月24日在我離開塔河準備回隊時，從電話裡得知我隊考378分的小侯已經被上海同濟大學錄取，其他隊裡也有人收到了入學通知，但全縣考分最高的新街基大隊的小沈也還沒有拿到通知。我仔細想了想，大學肯定能上，不過可能還要在黑龍江呆下去，這也沒什麼要緊，能夠上大學讀書已經讓我滿足了，心理十分平衡。
搭卡車回到縣城時，已經是下午四點了。看見金山大隊考取上海同濟大學的小童和他女朋友，滿臉洋溢著幸福，手牽著手在縣電影院門口排隊賣票。我上去用手指捅了他一下腰，“恭喜你考取大學，酒飯免了，請客看電影吧！”。小童回頭見是我，抱拳做了個恭喜的表示，“同喜同喜，我請你看電影沒問題，但你考取上海師大要請我喝酒，我剛才拿通知時已經知道你被錄取了，還是我們縣裡第一名呢”。又是第一名？我根本不相信會有這等好事，懷疑他在開國際玩笑。小童一本正經地說，“千真萬確，不信你到縣招辦去看吧”。我趕緊拉著他跑到對面的縣招辦，林主任告訴我，我肯定被上海師大錄取了。他上午打電話給省招辦一個熟人，抄到了我縣所有考取重點大學人員的名單，雖然不是正式檔，但消息來源絕對可靠、內容絕對真實。我一看名單開頭，“劉琪，上海師範大學；沈堅，上海師範大學……”，這才明白小童講的第一名的含義。但是我發現，除考上海師大的我和沈堅外，其他名單上的人都拿到了入學通知，而一個比我考分高17分的朋友卻榜上無名，懷疑這份名單的正式性和真實性。我一說，林主任也覺得不太對勁是有遺漏，仔細分析下來可能是只抄了考取上海各大學的上海知青名單，沒有抄北京和東北各大學錄取的知青名單。我和沈堅的通知未到，或許是上海師大錄取通知書發的晚。
由於擔心錄取通知書送到縣郵電局後，還要先轉到公社郵電所，一旦誤了班船，半個月才能到達我們生產隊。我特地找了在縣郵電局工作的上海知青小張，讓他每天關心一下郵局到的掛號信登記表，一旦發現有我們的錄取通知書，馬上告訴我們，我每天晚上七點整在大隊部等他的電話。
回到隊裡，將回上海不再需要的生活用品分給老鄉，我還把一些高考複習書籍資料送給了住在我們宿舍隔壁的一個經常來向我求教和借書的當地中學生，我想他可能會成為察哈彥生產隊第一個考上大學的當地青年。可惜他在1979年即將參加高考前，由於同學隨意敲打一顆在反修軍事演習中留在泥土裡迫擊炮啞彈，成為大爆炸造成的十多名遇難者中的一員，讓大家痛惜不已。
在隊裡等了兩天，一些朋友已經收到了東北全國重點大學的錄取通知，而我和沈堅的通知卻還沒有到，真讓人心急火燎。到晚上，我都懶得到山下的大隊部等電話了。9月27日下午5點多，一個朋友跑上山來告訴我，小張來電話了，錄取我和沈堅的上海師大通知已經在縣郵局了，讓我過一會到大隊部接電話。
（1）1977年在隊知青合影。
（2）1978年9月27日，離隊前最後一次合影。
小張在電話裡告訴我，今天他送信回來，看到掛號信登記表上有我和沈堅的名字，但是郵件已經封入明天準備送到我們公社郵電所的大郵袋裡了。他趕緊騎摩托車把已經回家了的管理人員帶回郵電局，兩人一起打開已經用火漆封好的郵袋，他自作主張地拆了我們的錄取通知書，上面規定我們必須在9月30日之前到學校報到，看來要等我們乘船出來拿了錄取通知書辦手續肯定來不及了，問我如何處理。
第二天早上，我與沈堅以及公社、縣的領導通了電話，最後縣和公社領導破例決定，派公社吉普車送沈堅到縣裡拿通知轉組織關係，再回到公社辦我們兩人的戶口遷移手續，我要上繳的邊境居民通行證等我乘船路過公社時交給等候的民警。由於過去有個知青辦戶口遷移時沒繳出邊境居民通行證，他又從內地回來越江到蘇聯當了特務，他被我方逮捕後交代多次進出邊境為蘇聯克格勃收集傳遞情報靠的就是這只有一年期限的通行證。所以上級規定不先繳邊境居民通行證，誰也不能辦戶口遷移。
9月28日晚上，隊裡磨房的發電機壞了沒有發電，我還沒有徹底收拾完行李。7點多時，小客輪已經提前3小時到了察哈彥碼頭，在朋友和老鄉的催促下，我依依不捨地離開了我生活了八年的宿舍，門也不用再鎖了，不會再有知青去住了，花名冊上的200多個知青現在只剩下5個考大學和2個在辦病退的人，而且馬上都要離開這裡了。天特別的黑，在小客輪探照燈的光束下，可以看見碼頭上黑壓壓人頭一片，好象隊裡的老鄉們都出來為我和小侯兩人——獸醫和人醫——送行，祝賀我們去大學讀書。面對老鄉的熱情歡送，我們不停地揮手告別，並許諾以後一定會回來看大家的。
由於10月1日是國慶日，托運行李在10月2日才辦完。10月3日，在塔河開往齊齊哈爾的火車上，我們和沈堅等碰頭了。當火車開動時，我拿到了日思夜想的大學錄取通知書，這才確確實實地感到上大學讀書不是夢。
由於在縣裡出發前，已經給校方發了“因路阻不能按時報到”的加急電報，所以我們一行也安心地在路上耽擱了幾天，遊玩了北戴河和北京等地。雖然上上下下都換了新衣服，同行的一個朋友在投宿在北京某位副部長家時，還是被細心的部長夫人發現床上有蝨子。我是直到10月11日才回到上海，結果還引出了一場風波。上海某重點大學在錄取我們一行中某個朋友時，發現他的體檢報告說肺部有生過結核的結節陰影。招生人員猶豫再三，破例錄取了他。但因為朋友和我們一樣，請了假沒能及時報到，校方就懷疑他可能病得走不動路還拍電報騙人，責怪招生人員把關不嚴，並做了10月15日前不來報到體檢就取消入學資格的通報決定，弄得沸沸揚揚，連我的鄰居都知道。
當我穿著一件藍色滌卡中山裝第一次走進大學教室時，一位從黑龍江軍墾農場考回來的同學輕輕地對另一位從黑龍江國營農場考回來的同學說：“看，又來一個黑龍江農民！”。
1978年，全國有610萬人參加高考，最初只錄取了其中的4.8%，29.3萬多人，後來又擴招10.7045萬人。我是因為參加了英語口語複試，成績優秀，所以招生人員根據有關規定，把英語筆試的50分參考分計入了總分，才僥倖進了上海的大學。那年我24歲，全班42人，我年齡還排在第30位。但班上其他人要麼是拿國家工資的工人、農場職工，要麼是中小學教師，要麼是應屆畢業生。只有我一個還算是在地裡幹活養豬、掙工分的真正意義上的農民，我也為此而自豪。
餘論：
從1960年讀小學開始，到1978年考取大學，我這18年的學習生活只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受到了正規的學校教育，其餘三分之二也就是12年基本上是靠自學。我的自學能力和學習習慣取決於以下四個條件：
（一）校外輔導的影響大於小學的正規教育
應該說市少年宮圖書館這段生活經驗培養了我經久不斷的讀書興趣。圖書館的輔導員經常引導我們去查找相關的書籍和聽講座來解決知識上的困惑，不時開出一個系列的讀書計畫讓我們去完成，使我們受益非淺，我當時的幾個讀者朋友後來都有了大學以上的學歷，6年的小學教育對自學能力的影響不大。
（二）周圍學習風氣的薰陶和互相幫助
從小學到中學特別是插隊，我周圍都有一批喜歡讀書的朋友，你如果不去看書去思考，沒有共同的話語和話題，就無法融入這群朋友中，大家互相交流討論，無疑是一種促進學習的動力。同時周圍的許多朋友都充滿樂觀的人生態度，對未來抱有希望，即使在極其艱苦的勞動環境下，也能挖掘生活的樂趣和自然的美。
（三）知青家庭背景形成特殊環境的影響
我插隊的那個生產隊中203名上海知青中，除13名來自上海七寶鎮和4名來自當時市郊閔行區外家庭出身不詳，其餘186名來自上海徐匯區的知青中，出身於工人市民家庭有79名，出身於共產黨16級以上幹部家庭有46名（包括解放軍少將，13級以上高幹）、出身於中高級知識份子家庭有31名（包括文藝界導演、演員、工程師、醫生、報社主要編輯）、出身於一般職員家庭有15名、出身於中小學教師家庭有7名、出身於資本家家庭有4名、出身於國民黨將領家庭有4名等。
由於當時基本上是按中學集中分配到隊裡的，畢業於汾陽中學、五十四中學、南模中學、華光中學、淮中中學、市二中學、五十一中學、中國中學、曙光中學的知青家庭，集中居住在以康平路、高安路為中心，輻射至余慶路、華山路、淮海路、復興西路、復興中路等當時所謂的“上只角”。一半以上的知青文革前家境都比較富裕，也有一些藏書，文革中父母雖然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但依然有著相當廣泛的社會關係，能夠及時獲得各種資訊。從而在我們生產隊裡形成了一個自學讀書的氛圍。
(1) 在察哈彥生產隊插隊的203名上海知青家庭出身背景分析表。
(2) 曾在察哈彥插隊後獲得大專以上學歷上海知青的家庭出身背景統計。
在察哈彥生產隊插隊的203名上海知青家庭出身背景分析表（略） 原察哈彥生產隊獲得大專以上學歷上海知青的家庭出身背景統計（略）
根據1999年察哈彥插隊的上海知青大聚會的粗率統計，雖然去察哈彥插隊前大多數人是69屆只有小學文化水準，後來203名知青中至少有40多人有大專以上學歷，也就是說五分之一的人象我一樣曾經受過高等教育（但其中家庭出身為工人的只有10%），有20人左右現在定居在海外和港臺地區，許多人回來後儘管沒有讀大學，但還是努力學習，拿到了高中畢業文憑和其它技術資格證書，所以在下崗的大潮中還能自謀出路。
毋庸諱言，這個比例在眾多的知青群體中是比較高的，具有相當的特殊性。但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中小學的教育品質對於我們這批知青獲得大專以上學歷沒有明顯的影響，儘管我們這40多名知青不是憑家庭出身走後門才獲得大學以上學歷的，但家庭背景所帶來的經濟狀況穩定和資訊獲得的優越這些潛在的文化因素似乎比智商、遺傳基因和能力對我們這批知青影響大得多，這也可以反證教育機會的不均等並不是由學校造成的，而是與社會文化有關。
（四）、個人努力
十年文革的浩劫，摧毀了較好的學校教育和校外教育網，階級鬥爭的結果，泯滅了多少青年讀書的夢想。高考制度的恢復，點燃了人民心中的希望，我就是其中的一個僥倖者和受益者。
從小學畢業程度到大學，從農村回到城市，從掙工分到拿師範生生活費，連跳三級的我不僅應該感謝上天和命運給我的機會和運氣（否則無法解釋那麼多的巧合），更應該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好心人，感謝察哈彥生產隊的學習氛圍，感謝那些給我智慧和力量的書，才使我夢想成真。
一個人的人生會遇到許多艱難挫折，有些是單靠個人力量無法改變的苦澀的現實，但無論在任何時候你都需要對生活充滿信心和積極的努力，絕不能只是唉聲歎氣叫苦連天。否則一旦機遇出現在你的面前，你卻可能又沒有辦法去把握它而錯失良機。所以我要一直讀書，這或許才能真正做到與時俱進吧！
十、我們隊裡的知青們
在察哈彥插隊的知青清一色來自上海。1969年10月來的第一批知青有12人，到了11月底，以徐匯區汾陽中學69屆以及七寶鎮中學畢業生為主的80餘人坐著拖拉機和馬拉扒犁湧進了村子。那是個非常寒冷的日子，半夜三更到達的知青們大多凍得索索發抖。有個16歲的知青兩耳垂凍出了兩個大血泡，好像戴了兩個大耳環，讓老鄉們又是好笑又是心疼。 1970 年4月下旬，又有一批徐匯區五十一、五十四、南模、淮中、市二、中國、華光、曙光等中學近百名知青浩浩蕩蕩來到村裡，這樣生產隊知青花名冊上的人數就增加到203人，比村子裡的36戶老鄉總人數還要多出60多人。除汾陽中學69屆初中畢業生是作為試點全體下放到金山公社的，第一、第三批知青大多數是自己報名或學校分配的。
203名知青從來沒有過全體都聚集在察哈彥的機會，不是這批知青出外修路蓋房子，就是那批知青出外造水庫伐大木，還有人回上海探親了。唯一一次接近全體的盛會只有一個短暫的瞬間。1970年冬天的下午，去呼中修路的知青剛回來，去十八站林場伐木的知青馬上要出發的一小時中，在隊知青人數達到190多人。食堂裡擠滿了一屋子穿著綠棉襖的知青，我那時個子小，在人群中仿佛有天都黑了的感覺，朋友們之間打招呼的打招呼，告別的告別，耳朵裡亂哄哄一片，什麼也聽不見。考慮到我隊知青人數實在太多，在縣裡的安排下，1970年底有50人左右自願報名轉到了縣裡新成立的北疆農場插隊。
知青剛下農村時，當地老鄉從內心來講並不真正願意接收我們，一個30多戶一百三十來人的山村，忽拉拉陸續湧進來三批共二百多名不會幹活的上海知青，無疑是一個重大負擔。知青要吃要住要生活，擠滿了所有隊裡閒置空房的上下鋪和緊急加蓋的幾排宿舍不算，早上出工前因為上廁所拉屎要排隊，還不時去霸佔老鄉家的坑位。 但安排上海知青這樣大的政治任務，又不是老鄉們這些小人物可以拒絕接受的。所以他們最初口頭上是熱烈歡迎，心裡面可能是巴不得知青趕快離開。
當我作為第三批知青來到察哈彥時，還能感覺到當地老鄉對知青殘存的不信任和不友好。但是在這最初的對立中，我們知青也要負一部份責任。雖然毛澤東的指示講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可我們自認為讀過一些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幹活也比老鄉賣力，自以為是，桀驁不馴。除了認為在幹活技巧上有必要向老鄉學習外，知青在政治上卻搬出毛澤東的“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的語錄，先抓防修反修鬥爭，挖蘇修特務和階級敵人，反對資本主義萌芽和狹隘的小農意識。二批青年在晚上站崗巡邏時，發現某大隊領導從場院鬼鬼祟祟偷拿麥子回家，立即詢問，懷疑他是潛伏特務，結果那人當晚就擺脫知青的跟蹤監視，越江逃到對過老毛子的兵營裡。三批青年四月第一天下地幹活就提高了革命警惕，設計埋伏，抓住了一批從地裡撿去年秋收拉下的麥穗豆秸帶回家喂豬的老娘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我們甚至去批評和阻止老鄉偷偷上山采木耳、下套子、打麅子等私人副業行為。
此外按照縣裡和邊防部隊的規定，察哈彥大隊管理生產勞動的支部書記和隊長是由當地老鄉擔任，保衛祖國邊疆的武裝民兵連則基本上以知青為主，連排班長由知青擔任，大小武器由知青統一保管，明顯地不信任當地老鄉。知青晚上挎著衝鋒槍，背著自動步槍站崗放哨，自以為肩負重任，也滋長了高人一等的“革命左派”的潛意識。記得在我們公社靠近公路邊的三間房大隊，武裝民兵排知青排長小張帶著三個知青早上剛巡邏回到村子，就有一個女知青臉色通紅匆匆跑過來告狀，說剛才她上女廁所時，有一個外來的男人沖了進來，明明看見她蹲在茅房裡，還當著她的面耍流氓小便，然後若無其事地走了出去。小張一聽就來了火氣，抬頭一看，遠處停著一輛小客車，估計是哪個乘客憋急了尿，慌慌張張也沒看清寫在木板上的女廁所字樣便闖了進去，但你至少應該說聲對不起吧。因為當時為了防備蘇修特務活動，上級給了知青武裝民兵可以任意檢查任何人員和車輛的特權，他馬上奔到公路邊放下攔車的木欄杆，等那車開過來便揮手示意停車，然後讓女知青指認出那個當她面小便的男乘客，勒令他下車出示邊境居民通行證，誰知那中年男子下車後拒不出示證件，面對著我們幾個胸前挎著衝鋒槍的知青罵罵咧咧，滿口髒話，說著說著手便往褲兜裡伸。曾經在和邊防部隊教官比武中得勝的小張反應特快，馬上子彈上膛，拿槍對著那人，大喊一聲：“不許動，舉起手來，你敢掏槍老子就開槍打死你”，並呼叫周圍人散開，其他幾個知青立即背靠背成三角型火力保護狀（動作之漂亮乾脆絕不亞於現在電視中的美國反恐部隊），一人拿槍瞄準那男人腦袋，一人用槍監視車上旅客，一人持槍觀察周圍動靜。那人頓時嚇白了臉，一面乖乖地舉起雙手，一面大叫“不要開槍，不要誤會”，任憑我們從他身上搜出手槍和證件等物。他自稱是某縣監獄監獄長，來我縣出差辦公事。經同車旅客證明以及和縣公安局通電話確認，監獄長貨真價實。監獄長臨行前不好意思地對小張說，我以為是農民家的廁所，蹲著個不害臊的東北娘們，所以用不著道歉，哪知道是你們女知青宿舍的廁所，真是對不起那個女知青，剛才你們那麼凶，我管犯人的哪裡受過這種窩囊氣，所以就下意識掏槍，想不到你們真訓練有素，火力掩護位置和反應速度趕上我們員警了，以後有機會一起喝酒。
我們還幹過一些自以為得計的壞事。剛到隊裡時知青仗著人多勢眾、年少氣盛，在和當地青年農民的鬥毆中屢戰屢勝，確認某老鄉偷了生產隊的窩瓜種子，甚至故意毀壞某個我們討厭的老鄉自留地上的農作物，如用大芟刀三下五除二就把人家的土豆秧子全部斬斷（其實我們不明白下面的土豆還會照長不誤）。有時嘴巴實在饞了，夏天順手就掰幾根老鄉自留地裡的苞米回宿舍煮著吃；半夜借站崗巡邏的機會打著手電筒明目張膽地到隊裡西瓜地裡偷瓜吃，敲幾下認為是熟瓜，用水果刀先挖個口叼塊嘗嘗，甜的就摘下來吃，好在還有一點羞恥之心，把西瓜皮帶走扔到遠處的草叢裡，斷然不敢留在瓜地裡。老鄉後來也知道，凡地裡未熟和爛掉西瓜上的三角形挖洞肯定是上海知青的傑作。
某宿舍知青和附近住的那個老鄉發生口角，有天便在中午敞開宿舍房門，一個知青手裡拿著饅頭皮一點一點扔在地上，一會兒就把人家養的幾隻大笨雞慢慢誘惑進宿舍，然後另一知青從視窗跳出，把門往裡一推（北方的門都是朝外開的），裡面的人抓住一隻無處可逃笨雞的脖子一擰，其餘放生。死雞也無法放血，就藏在炕洞裡。等到半夜門窗緊閉，拿開水燙一燙拔毛，用洗腳大鋁盆燉雞，一宿舍的人三下五除二吃完，把骨頭和毛全部扔在炕洞火裡，不僅證據被徹底銷毀，連香味臭味都不會透過窗子外洩被人發現。由於只是隔個十天半月少一隻兩隻雞，那個老鄉雖然心存疑芥也只好以為是被黃鼠狼叼走，自認倒楣。直到在某一天因為他家幾隻雞不知吃了什麼東西紛紛斃命和另一老鄉大吵起來，互相指責對方偷雞並動起手來，把知青鬧的睡不著午覺。於是知青良心發現，出門勸架，主動承認是我們在房間裡下過耗子藥，可能是沒注意時和垃圾一起掃出了門，毒死了你的雞，並當場拿出高於交易價的幾十元錢硬讓老鄉收下，從此太平無事。“偷雞摸狗”、調皮搗蛋的壞事大多發生在剛下鄉的第一年中，和老鄉的關係趨於正常後，知青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絕不偷拿群眾一針一線。
儘管我們知青中當時有許多人的父母還沒有解放或者是有“歷史問題”及海外關係複雜，樸實醇厚的老鄉卻幾乎不把知青的家庭出身看成大問題，只注重知青的幹活表現。老鄉在理論上辯論不過知青，打架也無法佔便宜。但他們畢竟在這塊土地上幹了許多年的活，經驗豐富。從大城市下來的知青整體上最初在幹活時確實暴露出許多幼稚和不足，老鄉便作弄我們，看我們的笑話，獲得心理上的平衡。第一個月評工分，他們說三批知青剛來不會幹活，給我們只評了四分，比當地幹活最差的大嫂老娘們還要低。他們最初不光看不慣知青浪費糧食、趾高氣揚的不良習氣，嘲笑知青缺乏生活和勞動的基本常識，也抵觸知青的一些良好的衛生習慣，如一當地青年學上海知青刷牙買牙膏，他父親就諷刺他“不學好，臭美”。
說句老實話，遠離父母親人，從大城市來到黑龍江邊的小村子，還要面對繁重的體力勞動，對大多數只有十六七歲的青年來講，確實是一場嚴峻的人生磨練。好在在來黑龍江插隊之前，大多數自願報名來的知青已經對生活和勞動的艱苦在思想上已經有所準備。我們的吃苦耐勞和聰明才幹逐步得到了老鄉的認可。時間長了，我們知青和老鄉的關係經過磨合和實踐的檢驗，逐漸改善。首先是由於大批上海知青的到來，使隊裡接到了許多修路、伐木等副業任務，集體資金迅速增加，買了拖拉機和康拜因聯合收割機，又開墾了許多坰荒地，每工從 1970 年的 6 角到 1977 年已經升到 2 元 5 角，讓老鄉們感覺到知青的到來不但沒有降低他們的收入，反而使他們日子越來越好過。其次是知青在一些老鄉的教育下，幹活越來越出色和精明，已經成為勞動生產的主力軍。記得有一次自報公議評工分，幾個不服知青的中青年老鄉提出要和知青代表“二牛對頭賽”，比賽割黃豆，看誰割得快割得好，結果非但男知青的代表連女知青的代表都能把當地幹活最好的青年老鄉甩下半裡地。幾個幹活好的男知青夏天鏟地、秋天割黃豆，幾裡長的壟連一次腰都沒有直過休息一下，冬天伐木裝楞連帽子手套都不戴，讓老鄉佩服得五體投地。
總之，在下鄉兩三年後，察哈彥大隊的隊委會、婦委會、醫務室、小學、機房、畜牧場、鐵匠鋪乃至出外修路、伐木搞副業等幾乎都是知青在挑大樑，獨當一面。 我們知青也真正把自己融入了這塊土地，乃至大家都以察哈彥人而自豪。人們一旦愛上並為自己生活的村子、城市、國家而感到自豪時，就會為它的發展而出力。因為察哈彥的發展與否已經和我們生計即每年收入息息相連。或許是愛屋及鳥，甚至老鄉遭到外面人的欺侮，我們知青也極其仁義地出手相助，讓他們十分感動。乃至大家成為真正的父老鄉親，兄弟姐妹和朋友。二十多年後，有知青重返察哈彥探親，老鄉子女在祝酒時稱：“你們是在特殊的時期，來到特殊的山村，對察哈彥發展作出了最特殊貢獻的特殊的人”，一頓三個小時的酒飯，成了頌揚、懷念知青過去“豐功偉績”、“偷雞摸狗”的淚水和歡笑交織的報告會。
來自不同學校、不同班級、不同家庭背景、相似年齡的三批上海知青先後到了察哈彥後，由於所住宿舍、甚至是武裝民兵班排的不同又重新分化組合。大多數知青有自己臭味相投的無形的山頭派別和小圈子，如二批、三批、井邊、江邊、十五班等自稱就反映了這種現象。而你一旦歸屬於某個山頭派別，別人也不敢隨便欺侮你，對一個人的挑釁無疑是向一個山頭派別的挑釁，別人不能置之不理；相對獨立的小山頭小派別小圈子多了，誰也不服誰，誰也制服不了誰，就沒有一個山頭派別的知青能夠在隊裡取得絕對統治地位。從政治學的觀點來看，這樣互相牽制約束反而會阻止強權、霸權的形成，進而形成良性的和平發展。察哈彥知青儘管內部也有小小的摩擦衝突，但在磨合中逐漸協調，整個集體變得異乎尋常地團結，始終正氣抬頭，並且在打架鬧事上槍口一律對外而變得“臭名昭著”。我們似乎模糊地認識到，不僅軟弱會挨打，一盤散沙和孤立無援也會挨打受欺侮。
1970年4月，第三批知青剛到三間房大隊等著進隊時，正逢二批知青出隊去呼中修路。幾個汾陽中學的上海知青因為多看了幾眼過路的齊齊哈爾知青，被一幫氣勢洶洶、五大三粗的齊市青年逼到牆根邊打得鼻青眼腫，三批男知青這時還不認識二批知青，但一聽是察哈彥的人被打，放下行李就趕去增援，在一片“衝啊”的喊聲助威中拳打腳踢，迫使顯赫一時的齊市青年不得不跳上卡車狼狽逃竄。其後齊市青年又和我隊上海知青有過多次小規模的較量，互有小小勝負，失去了往日橫掃一切的威風。乃至這批齊市知青中頗有名氣的老大最後欽佩我隊上海知青精誠團結、不屈不撓的勇氣，設宴和我隊知青講和，要求在呼瑪的所有齊市知青對察哈彥上海知青均以禮相待，他本人也和我隊一些知青成為莫逆之交。
1970年冬天我隊知青在九十九伐木，幾個人受到林場工人的無理挑釁和欺侮吃了虧，在現場的我隊幾十名男知青不管是党團員積極分子、調皮搗蛋的主兒，還是膽大膽小、有事沒事的統統傾巢出動，深怕被人指責臨陣脫逃、不顧義氣。大家同仇敵愾，一窩蜂地沖到林場工人駐地對為首的肇事者大打出手。兩天后，幾個林場的上百名的工人聚集在一起，拿著蘑菇頭、斧子等工具沖到我隊伐木場地進行攻擊，又把我們奮勇抵抗的知青隊伍打得落花流水，林場方面也有多人受傷。縣裡曾想過要嚴肅處理我隊的對外打架事件，最後都不了了之。一是察哈彥知青的對外打架是維護本隊知青和老鄉的共同尊嚴和集體利益，多屬後發制人重點打擊橫行霸道的肇事者，並非無理取鬧而是“師出有名”，並非恃強淩弱而是自衛反擊，頗有江湖上“替天行道”梁山好漢水滸英雄打抱不平的色彩，並能注意打擊的對象和範圍，很少傷及無辜，有理有利有節；二是察哈彥知青的自衛反擊是一個有組織的集體行動，臨危不懼，個個衝鋒在前，無一退縮，有時連對方受傷者都無法準確指認出我隊知青中誰是打他的主犯元兇，大家在員警面前眾口一詞，都承認參加了鬥毆，要抓一起抓，法就不責眾了。從此，縣領導對察哈彥知青“惹事生非”的勇氣和精誠團結的風氣留下了深刻印象，林場方面也在計算我隊伐木報酬時給與優惠以便息事寧人。
1972年冬天，從塔河到呼瑪的很空的大客車無緣無故連續三天在八十四林場不停車載客，使有要事想回縣的我隊知青滯留在大木場駐地。第四天下午，十幾名知青便手拉手橫站在公路上，企圖迫使一輛大客車停車載客。哪知那個司機或許是急著回家，或許是對公路上一些上海知青上車不買票深惡痛絕，不吃這一套，腳踩油門，車頭頂著我們的屁股，慢慢提速，企圖衝破我們的攔截。車速越來越快，或許是只看見一字橫排的知青們紛紛鬆開手向兩邊狼狽逃走，洋洋得意的司機沒有注意到最中間的一名我隊知青已經無法逃避，被保險杠撞倒在車輪中間，仍猛踩油門飛駛而去。直到車上旅客大叫，壓著人了，壓著人了，他才在幾十米外停下車。回頭一看，一個知青一動不動筆直地伏在路中間，司機頓時嚇呆了。過了幾十秒，他從反光鏡裡看到原先躺在地上的知青忽然坐了起來，用手在撿從書包裡掉出的饅頭，正慶倖自己沒壓死人，卻發現原來在木場幹活的幾十名上海知青卻拿著工具呼嘯著追了上來，包圍了客車，他再也沒有膽量繼續衝破包圍圈了。
據這個從大客車四個輪子中間僥倖逃生、命大福大造化大的知青事後回憶，當時他被車撞倒後，忽然感覺天黑了，一抬頭碰到了鐵的硬物（客車底盤），立刻意識到自己是在車底下，便不敢動彈。客車後車輪只是擠壓到他棉膠鞋的邊緣，一隻腳馬上腫了起來，疼痛異常。
在現場幹活的我隊知青聽說客車司機居然敢壓人逃逸，全都追了上去，圍住了客車要揍司機。司機自然不敢下車，知青就用抬木頭那種中間粗、兩頭尖的蘑菇杠子敲打車窗。誰知過了一會，那司機剛把車窗搖開一道不大的縫時，伸出頭還罵罵咧咧說著粗話，眼睛碰到了不知哪個知青手中一根向上飛舞的蘑菇杠子尖頭，痛苦地大叫了一聲倒在座位上，鮮血從他捂著左眼的手指縫裡淌了出來。受傷的知青和司機最後都進了醫院。經醫院檢查知青沒有骨折，只是挫傷和擠軋淤血，司機的那只受傷眼睛視力卻不幸下降到0.05以下。縣裡領導因為知道無法指認出具體的肇事知青，而且又是司機無理由不停車載客反而粗心大意撞了人，所以讓雙方各自負責自己的醫療費了事。我們知青私下裡也多次對自己的魯莽造成了司機的終身殘廢感到自責和內心不安。
在“惹事生非”“臭名昭著”的同時，察哈彥知青這個集體在修路、伐木和生產上也和別隊較勁，表現一直十分出色，遠近聞名。1973年，由於全隊的努力，察哈彥年終分配時，一工首次超過了2元，在公社和縣裡引起震動。縣裡派幹部下來，發現我隊知青確實與眾不同，白天不僅僅是幾個人而且是幾十個人、上百人幹活積極，互相幫助，拿鏟地來說，最先鏟到地頭的知青絕不會心安理得地坐下休息，最多是抽根煙歇口氣，就馬上返回來接知青的壟，知青的壟接完了，大夥再接老鄉的壟，然後才集體一起休息，不斤斤計較，而以幹活幹得多幹得快為榮。察哈彥知青自己經營管理的集體食堂花樣豐富，文化學習活動非常活躍，大家對生活充滿樂觀和熱情。到深夜幾乎是每間宿舍都亮著煤油燈，大家熱衷看書，看不到在某些知青點中彌漫的消沉、悲觀、頹廢、墮落、同居等“烏煙瘴氣”的現象。他們同情和感歎地說，這察哈彥的知青那麼愛讀書愛上進，呆在這裡白瞎了。
但也就是在贊聲不絕的時候，一個偶發事件讓察哈彥知青更加“臭名昭著”。1974年夏天一個下午，大客輪停靠上察哈彥碼頭剛放下跳板時，一個老鄉就匆匆走了上去，把準備下來掛纜繩的船員的路擋住了，那船員一生氣就把那個老鄉推下跳板，老鄉掉進半米深的水中，渾身濕透，於是雙方爭吵起來，老鄉又挨了揍。老鄉的弟弟趕緊到地裡通知知青，正在鏟地的幾十名男女知青聽說有人居然敢囂張地在察哈彥地盤上打察哈彥的人，馬上收工趕到江邊，上船一個一個房間查找那名肇事船員，並約定不傷及任何無辜。誰知一個穿著藍色球衫球褲的幹部模樣的中年人，拎著一把帶槍套手槍，沖出船艙，氣勢洶洶地站在甲板上對著知青破口大駡，還推了周圍的知青幾下。這下可把知青惹火了，下麵的老鄉們齊聲喊打助威。一個知青一激動，一拳上去，打在中年人的鼻樑上，頓時那中年人鼻子裡流出鮮血，他還想反抗，無奈從船艙裡又沖出兩個他的朋友，強行把他拉進船艙，其中一個是曾經來過我隊瞭解知青情況的縣公安局副局長。儘管知青把大船上上下下都搜了一遍，還是沒有找到那個肇事船員，由於知青拿著斧子，不讓船員靠近纜繩，船也無法離岸逃走。雙方陷入僵持狀態。縣公安局副局長只能站出來，他先指著岸上一個非常激動的有所謂歷史問題的老鄉，大聲喊著：“你什麼階級成份，為什麼挑撥知青鬧事，你們把縣委副書記鼻子都打斷了”。一上升到階級鬥爭的線上，知青們的腦子也有些清醒了。副局長然後勸我們知青集體下船，派代表上船和他一起解決問題。見知青代表和船長等在頂樓駕駛室商談了20分鐘還毫無動靜，岸邊的知青和老鄉又沸騰起來，大喊“我們要見談判代表”。於是，知青代表學著被批判過的電影“燎原”中那個工人代表的樣子，一面把手伸出駕駛室窗口反復揮動，一面大聲喊著：“鄉親們，靜一靜，靜一靜，談判勝利了，談判勝利了”，岸上嬉笑聲掌聲雷動。
肇事的船員不知從哪裡冒了出來，站在跳板上，向察哈彥老鄉知青鞠了三個躬，表示歉意。船離開察哈彥後，被打的縣委副書記要求公安局副局長派人拘留打人知青，追究刑事責任，副局長以剛才談判時雙方已經都承諾不再追究對方責任為由婉言推託，坦言敘述他對察哈彥知青的好感和互相信任。縣委副書記就這麼不明不白地挨了打，吃了啞巴虧，只是後來在審批察哈彥知青入黨推薦上大學時來了點小小的刁難，出了口悶氣。
真正讓縣裡認識察哈彥知青力量和能力的還是在1975和1976年。當時一些知青朋友自發地組織起學習小組，結合馬恩列斯毛著作還有各種通過非正常管道流傳過來的內幕消息，討論各種社會現象和學習中的疑難。由於省軍區的司令員、副司令員過問我縣或視察我縣時，都提到在察哈彥上海知青中有他們戰友和上級的子女，並派專人給我們知青送食品。一些縣裡領導也喜歡來察哈彥聽我們“傳達”毛主席最近批示、中央最新檔和高層動態（許多常常要到半個月後才會通過正式管道一級一級傳達到縣團級）。1975年，還派了一個工作隊來抓基本路線教育，提出了由黨支部決定隊委會人選的計畫，力圖樹起一個增強党的一元化領導的集體典型來。
誰知道察哈彥知青不唯命是從也不領情，竟公開批評工作隊和縣裡的官僚主義作風，認為他們搞一言堂包辦代替，剝奪了社員的民主權利。知青利用黑板報和大字報，展開輿論宣傳，反對任何將廣大群眾監督排除在外的領導方式，強調“為大數人謀利益，還是為少數人謀利益 …… 是區別真假共產黨的試金石”，自然贏得大多數老鄉的支持，要求工作組開大會聽取群眾意見，按照農村工作六十條和四屆人大通過的新憲法由生產隊社員大會直接選舉隊委會，制訂合乎群眾利益的管理分配方案。
開會那天，先有一名男知青指揮大家唱毛主席語錄歌，“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唱到“究竟誰怕誰”時，為顯示集體力量歌聲接近於狂吼，把在主席臺上的工作隊隊長氣得雙腿直哆嗦。隨後是察哈彥知青拿手節目，男女領唱全體四部和聲“瀏陽河”，優美動聽，掌聲四起，緩和了氣氛。接下來卻是雄壯深沉的國際歌，“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表明知青毫不畏懼的態度。大會上知青們引經據典，侃侃而談，贏得全場老鄉和知青的一陣陣喝彩鼓掌聲。儘管工作隊隊長曾經指責知青想篡黨奪權，揚言要抓幾個小右派和裴多菲俱樂部式的反革命份子來殺雞儆猴，但知青仍不怕打擊報復，據理抗爭。經過一個月的辯論和協商，在公社領導的干預下，工作隊最後同意察哈彥大隊按照知青的方案進行體制改革。取消了大寨式評工分而採用計件定額包工式勞動計酬制，這在當時應該說是比較有新意和創見的農村體制改革的試驗，可惜並沒有得到重視和推廣。社員大會民主選舉產生的五人隊委會中知青占了三名，知青還起草制定了包括財務公開、小組長責任制在內的八條勞動管理規章和細緻的計件定額標準，如在哪塊地鏟幾條壟得幾分，抬多少塊坯子多少塊磚記一分（我後來幹裝窯出窯每天可拿到25分），飼養員每天平均8.5至9分等等，獎勤罰惰，增強了民主氣氛，激發了幹活積極性，提高了勞動效益，率先在農村進行了改革。事後，心服口服的工作組組長四處宣傳，說這察哈彥知青真團結、真厲害，誰也不怕誰，不僅馬列主義頭頭是道，毛主席語錄背得滾瓜爛熟，還會打心理戰，那水準高得連唱歌也會變著法子罵人，實在難對付。乃至1976年天安門事件後，縣裡明明清楚呼瑪縣的政治謠言傳播中心在金山公社，金山公社的政治謠言傳播中心在察哈彥生產隊，卻也睜一眼閉一眼，不深入追究。
1976年7月28日晨3時,在河北省唐山一帶發生了強烈地震,天津和北京也遭災。我隊知青從美國之音等外台中得知地震強度超過8級，死傷無數。第二天中午便集會討論以何種方法支援災區人民，考慮到知青糧庫裡存有多年積餘上萬斤小麥口糧，大家舉手表決，一致同意以我隊花名冊上近百位知青的名義向唐山災區捐獻一萬多斤小麥，在隊知青每人平均捐25元現金，相當於一個月最低的勞動報酬，在上海探親沒有收入者只捐糧食。下午收工回來，除食堂工作人員外，全體在隊知青還有一些老鄉都到知青糧庫裝麻袋，再運至江邊。
第二天中午，一位知青代表帶著這批糧食現金和慰問信乘大客輪來到呼瑪縣。由於不知道把糧食卸到哪裡，知青代表便用十五分鐘跑到了縣革命委員會詢問。縣領導既不清楚唐山大地震的危害程度，也從沒處理過知青捐獻給災區物資的新鮮事，看到“臭名昭著”的察哈彥知青的代表情緒激昂就心裡發怵，不知我們玩得什麼鬼花樣，要鬧什麼事。他們只好同意先把糧食卸到縣碼頭倉庫保存起來。晚上，縣裡終於接到上級指示，唐山災區不接受任何國家地區、集體和個人的捐獻物資和捐款，請各地退回已接受物資和錢款。知青代表則堅持要捐送，說這是我們知青對災區人民的慰問和一點小小的心意，哪有運回去的道理。縣裡幹部非常感動，說你們不僅打架惹禍鬧事全縣第一，而且幹活學習全縣第一，連做好事也是全省第一，察哈彥知青的水準和覺悟確實高。經過協商，縣裡決定不收我們捐獻的現金，而由糧站出面按一等公糧的最高價錢收購我們捐獻的小麥，裝卸費和運費則由縣裡負責。既沒有違反上級規定，也滿足了我們的願望。縣廣播站也連續三天表揚了察哈彥知青的不凡壯舉。其他隊的知青開玩笑地說，你們察哈彥知青真是一舉兩得，既得美名，又得利(指捐獻陳糧品質原來達不到一等)。其實我們察哈彥知青發起這個集體行動時從來沒有考慮過名利，在隊的三十多人舉手表決前，只是考慮過我們是否有權代表不在隊裡的知青捐獻，最後大家一致認為，這樣的捐獻是愛党、愛國、愛人民，體現了我們與人民同甘苦共患難的決心，誰都會贊成的。1987年，大興安嶺地區森林火災發生後，我隊知青又迅速聚會捐款千元至重災區圖強林業局，雖然我們誰也沒有去過圖強，但我們是在黑龍江插隊的知青，“我們熟悉那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們曾經在那裡留下過腳印，留下過汗水，留下過悲歡，留下過夢想。如果我們現在還在那裡的話，也一定會留下熱血甚至生命”。當地黨政機關向上海市委反映並表示感謝後，市委領導批示要記者調查一下，若情況屬實，適當宣傳表揚。記者熊能採訪後在解放日報頭版以“收下吧，父老鄉親們”為題對此做了詳細報導。
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知青政策開始變化，人心開始波動，我隊的知青開始分流，直接參軍2人，轉往他地間接參軍數人，轉到父母老家和他地就職的數十人，推薦上大學和中專的十多人，更多的是1976年以後以病退等理由按照政策返回上海或直接從生產隊考上大學，203人最後都離開了察哈彥。目前許多人生活尚可，當然也有部分知青面臨困境，還有幾個知青已經病故。
不可否認，與外界相對隔離的地理環境，類似於軍營生活的集體勞動，家庭出身的特殊性等等條件，促使察哈彥知青形成了獨特的團隊精神，這在整個知青發展歷史中不具有代表性。儘管當時物質生活貧乏，勞動艱苦，但一個好的人文環境以及合作的集體，卻使困難和挫折成為激發我們向上前進的動力，拓展和充實了我們的精神生活。至今大家聚會回憶，過濾了苦難後，都會慶倖自己曾經生活在察哈彥那種努力學習和工作、關心國家大事、真誠友好的良好氛圍中。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察哈彥知青的積極向上、刻苦耐勞、團結互助、無私奉獻的精神又是黑龍江呼瑪這山水天地所撫育的知識青年的優良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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