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劫難》(3-5)

《台灣大劫難》 

《台灣大劫難》

內容簡介

2008年5月，台灣馬英九當選總統，中國隨即於6月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中制定三大謀台方案：

《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

《關於對臺軍事鬥爭準備預案》

《統一臺灣的政治法律處置預案》。

要求中國外交、內政、軍事、公安、國安、宣傳部門，都要主動為對臺灣的統一戰線工作服務，務必於2012年，不戰而勝臺灣。

本書獨家取得上述極機密資料，並加以詳細剖析，極具爭議與話題性。

關心台灣命運的人、要作為一個自由的台灣人，「台灣大劫難」是不分黨派、階層，都不能不看的保命書！

作者簡介

袁紅冰

中國著名流亡作家、自由主義法學家、詩人哲學家、民主政治活動者、「中國自由文化運動」 發起人、《自由聖火》網站總編輯。

現居澳大利亞。

前言

這是一本台灣人必讀的好書，有謹嚴的解析，有浪漫的抒情，更有警世的訊息。

——郭正昭（哥倫比亞大學科學史博士）

"台灣大劫難"——

一個自由苦索者為台灣升起的烽火。

一位中國流亡作家為台灣敲響的一次暮鼓晨鐘。

——李敏勇（詩人、文化評論家，台灣國家文藝獎獲得者）

中國流亡作家袁紅冰先生所著"台灣大劫難"（《台灣自由三部曲》第一部）自出版以來，現已銷售七萬餘冊；甫一推出，即雄踞誠品、金石堂、博客來等書店社科類書籍銷售冠軍。該書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一次印刷，十一月二十四日即第二版印刷，十一月三十日第三版印刷。到二零一零年一月五日，已是第五版印刷。在短短一個半月的時間內，即售出兩萬餘冊。創下同類書籍在台灣島內的新紀錄。熱銷程度可用“洛陽紙貴”、“一書難求”形容。其英文版與日文版亦全球發行。

"台灣大劫難"不僅全面揭密中共2012年之前全面控制台灣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戰略和策略準備，中共對國民黨和台灣各階層的大規模統戰滲透活動，而且揭示出中共同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正在進行的國家利益交換，同時也揭示了中共國安和美國相互配合，收集提供陳水扁家族在海外洗錢證據，等一系列敏感問題的內幕。這些內容讀起令人驚心動魄。

"台灣大劫難"既是大揭密之書，也是大警醒之書。該書不僅語言生動、華美，更充滿深刻的政治哲理。作者把中共專制對台灣自由的威脅，放在人類精神大危機的背景下來審視，並提出保衛台灣自由免受中共專制暴政摧殘的“大智能之策”和“大英勇之策”。這使得"台灣大劫難"一書具備了深沉的歷史感和人類大視野，同時也顯示出發人深省的政治智能。

第一章 共產中國──不是你理解的中國

第二章 中共暴政的政治意志：2012，不戰而勝台灣

第三章 寵絡國民黨 裂解民進黨 組建傀儡黨──中共的政治統戰

第四章 從"市場一體"過渡到"政治一統"──中共的經濟統戰

第五章 控制傳媒、馴化學者與政治和尚──中共的文化與社會統戰

第六章 當前中共外交戰略的重點

第七章 “軍事攻台預案”與統一後對台灣的處置

第八章 台灣的政治現狀

第九章 台灣的絕望

第十章 台灣的希望

【現全文連載，以饗讀者。】

第三章    寵絡國民黨  裂解民進黨  組建傀儡黨──中共的政治統戰
 一、對國民黨上層的統戰方案
    ——一笑泯恩仇，還是招降納叛
 一九四九年敗退台灣，國民黨仍然缺乏實行民主的政治良知和政治能力，卻要用權威對抗中共極權。那是試圖用較少剛度的專制對抗堅硬至極的專制，結果不問可知。在對台灣實施權威專制的過程中，國民黨至少犯有下列三項重大罪錯：
 其一，製造二.二八血案，以及其後長期以戒嚴法的名義，摧殘台灣的自由；其二，實行黨國體制，壟斷國家公權力，用中華民國國庫公帑養活國民黨的系統，滿足其一黨私慾私利，並斂聚巨額黨產，從而摧毀台灣的社會正義；其三，國民黨官員公權私用，貪賄腐敗成風，黑金政治橫行，摧毀政治道德的基礎。
 在台灣自由民主運動大潮的衝擊下，國民黨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等措施，顯然是順應歷史潮流的行為。但是，國民黨整體仍然缺乏必要的政治良知和政治能力對其摧殘自由、摧殘社會正義、摧毀政治道德的三大罪錯進行深刻反省，並作出必要贖罪行為，請求台灣人民的寬恕與諒解。相反，國民黨的政客群體中文過飾非者有之，避重就輕者有之，曖昧不明者有之，諉過於歷史者有之，就是沒有敢於直視自己歷史罪錯的大政治家。當時國民黨真可謂“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民主選舉，一敗再敗，國民黨權貴階層中大批人如喪考妣，丟魂失魄，仇視民主政治，紛紛前往大陸，接受中共恩賜的“經商機遇”，企圖作“亡國失權”後的富家翁，以終余年；更有墮落不堪者，竟把民主政治下不同政治觀點的黨派視為不同戴天的仇讎，只為一黨一己私利，便置台灣的自由民主於不顧，走上“聯共制台”之路，企圖用出賣台灣人民政治選擇權為代價，換取中共暴政對其的政治垂愛。
 國民黨失去政權後，經過一段冷眼旁觀，中共便斷定，這個過去的政治對手已經徹底喪失自己的政治理想，並決定抓住時機，在“多做少說”的原則下，大規模展開對國民黨的統戰工作。江澤民於二○○一年就此作出批示：“力爭使國民黨由過去解決台灣問題的阻力，變成今後我黨解決台灣問題的助力。這是『營糧於敵，為我所用』的最高智慧。”
 二○○一年底，中共統戰部作出一項決議，名稱為《新形勢下對國民黨統戰的原則與策略》。該決議中規定，對國民黨統戰的原則是“注重上層，注重退役將領，注重知識界”；對國民黨統戰的策略則概括為十二字方針，即“動之以情，實之以利，歸之以名”。如果對上述原則與策略作明確的表述，可以歸結為一句話：要用感情拉攏，名利引誘，對國民黨的政治、軍事和文化力量，進行全面統戰。
 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重申了上述對國民黨統戰的原則與策略，以及“多做少說”的原則，稱：“實踐證明，這些原則和策略是正確有效的”；並要求以“只爭朝夕”的緊迫感，加速推進對國民黨的統戰工作，“一定要在二○一二年實現促使國民黨由解決台灣問題的阻力變為助力的歷史性轉變”。
 多年以來，中共堅持對國民黨權貴階層的感情拉攏和名利引誘效果顯著，成績斐然，可謂“琳琅滿目”，令人目不暇給。
 至今為止，眾多國民黨權貴的家族都在大陸開設了自家的商號、企業，國民黨權貴的子女與中共權貴的子女之間推杯換盞、花天酒地、稱兄道弟、互訴衷腸之情景，早已司空見慣。可謂“其樂融融一家春”。中共相信，經濟決定政治，物質決定精神是真理。現在看來，中共信奉的真理至少在眾多國民黨權貴身上得到了驗證：只要中共能讓他們活得華富貴，那還管它政治的民主，人權的良知和台灣的自由。
 傾向統一的台灣知識分子是中共統戰的重點之一。此類知識分子幾乎無人沒有受到過中共嚴密控制的所謂學術機構的邀請，免費或者基本免費，以學術交流之名赴大陸旅行玩樂，不知此身在人間還是天上。二○○五年終，在一次聚會中，只因我談到中共官場的貪污腐敗之情狀，一位國民黨籍的“著名”台灣學者竟然惱羞成怒，惡言相向，大有拔劍而起，為維護中共官員的聲譽而與我決一死戰之勢。天可憐見，統派文人何時已淪為中共暴政的“紅顏知己”？
 人老思鄉，魂歸故里，本人之常情。不過，中共對大陸籍的國軍退役將領的統戰，卻不是為了慰藉老人的鄉情故意，而是為了讓他們成為中共的政治喉舌。多年來，通過各種管道邀請國軍退役將領返鄉，已成中共統戰官員的重要工作之一。國軍退役將領返鄉時都受到隆重接待；想起當年敗逃的凄慘之景，看今日之禮遇有加，老軍人們大有恍若隔世之感。撫今追昔，感激涕○之餘，有許多退役國軍將領便在大陸添房置產，甚至續娶小妾，似要開始生命的“第二春天”。一位退役的國軍少將曾向我吹噓在昆明購置的房產，不僅驕傲之情溢於言表，而且還拿出中共昆明市政府為其頒發的“老年優待證”炫耀。這位少將對我說：“過一兩年台灣和大陸就統一了。我們選馬英九就是要讓他搞統一的。再過兩年他還不搞，我們也要到總統府去靜坐，示威。”——真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驚詫之餘，我不禁為台灣人感到悲哀：你們用稅金養活的退役將領中，已有人願作中共暴政的馬前卒，為中共享極權專制的鐵牢囚禁自由的台灣而效命。
 國民黨權貴家族、上層文人和退役將領的政治墮落，其根源並不在這些人本身，而在於國民黨整體上精神的崩潰和政治意志的腐爛。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因，便是國民黨的“聯共制獨”政策，標誌着國民黨親共、媚共、投共的政治命運的確立。
 其實，國民黨“聯共”是真，“制獨”則有其虛假性。國民黨宣稱倡導“聯共制獨”是基於中華民族的利益。但中共暴政在精神上不是中華兒女，而是德國猶太人馬克思的子孫；因為，中共暴政是摧殘了中華文化，在神州大地實行政治和文化的殖民統治的外來政權，是來自西方的馬克思極權主義的政治代理人；因為，中共暴政建政半個多世紀以來，造成數千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是一個人神共憤的反人類罪的犯罪集團，是一個人類歷史上最無恥的貪官污吏集團，是一個對中國人實行秘密警察統治的政治黑手黨；因為，中共享鐵血暴政滅亡了文化的中國，淪為背叛文化祖國的賣國賊集團——中共乃是中華民族的百年死敵和千古罪人。
 許多國民黨人以“制獨”之名，行投共之實，其意不在中華，而在個人私利。台灣民主選舉中的失敗，使國民黨權貴階層意識到，民主政治下他的命運只能如秋風枯葉，落花流水。為重溫國民黨威權專制下的富貴之夢，便向中共暴政的極權專制投懷送抱。
 面對國民黨權貴的熱情，中共自然欣喜有加，寵愛無限。中共中央書記處轉發給相關部門的一份統戰報告中，要求給予這些人給予高規格的待遇。中共常委、政協主席賈慶林親自召見工商總局和稅務總局的領導，向他們交代了一個必須給予工商管理和稅收管理方面優待的台資企業名單，而國民黨權貴的企業通常名列榜首。
 二、對民進黨的統戰方案
    ——陰暗的心理對人性弱點的洞察
 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不僅規劃了對國民黨的統戰方案，同時也規劃了對民進黨的統戰方案。而且對民進黨的重視絲毫不亞於國民黨。
 中共對國民黨統戰的目標在於，讓國民黨由解決台灣的阻力，變為解決台灣問題的助力。中共對民進黨統戰要達到的目標則複雜得多，充滿陰暗的權謀，令人驚心動魄。
 《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對民進黨的統戰作出一系列策略原則的安排，規定要“開拓多方位途徑，密切各層次聯繫，廣泛建立個人間關係，潛移默化發揮政治影響”；還明確指出，對民進黨的全部統戰工作都要圍繞實現四個政治目標進行。下面，將分別具體介紹這四個政治目標的內容。
 第一，運用具有高度策略思想的方式方法，把民進黨內以及“綠營”內激進分子對“外省人”的仇視情緒引向極端。在政治局會議上，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就此點作解釋時說：“這樣作有一舉三得之效應”。
 首先，令計劃認為，這可以有效促進台灣社會政治結構的分化，而一個分裂的台灣，一個被互相仇視的族群撕裂的社會，有利於中共解決台灣問題，也有利於台灣問題得到政治解決後，對台灣社會分而治之。根據令計劃表達的這種策略思想，可以有充分理由懷疑，台灣轟動一時的“郭冠英”事件，很可能是中共為激怒民進黨內某些人士實施的策略方法。
 其次，令計劃認為，刺激、鼓動仇視“外省人”的極端情緒，有利於限制、縮小民進黨的社會基礎，使其在自我束縛中難以成為代表社會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和政治象徵。而這樣一個自我限制、以族群情緒而不是社會整體利益為政治基礎的民進黨的存在，有利於防止“台灣獨立”形成台灣各族群的共識，也有利於阻止超越族群意識的台獨政治力量的形成。令計劃說：“胡錦濤總書記不久前指出，超越族群的台灣獨立意識，以及把獨立和統一說成是民主與專制之爭的政治傾向，才是最危險的。”
 最後，令計劃還認為，激化族群間的感情衝突，能夠把台灣社會的關注焦點吸引在島內矛盾之上，有利於掩護中共對台的統戰進程和政治意圖。
 中共對民進黨統戰要達到的第二個政治目標，是加深民進黨內部的矛盾，使其持續處於實質性的分裂狀態，無法形成堅定統一的政治能量。
 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令計劃對此作解釋時認為，民進黨內派系林立，組織結構極不健全，再加上失去權力和陳水扁貪瀆事件的雙重衝擊，造成黨內極大的思想混亂，所以，現在正是通過精心設計的統戰方案，分化民進黨的有利時機。令計劃特別指出，中共要達到的政治目標並不是從組織上造成民進黨的公開分裂的局面，而是要使民進黨“裂而不分”，矛盾叢生，在內鬥中耗盡政治能量。用令計劃的原話講：“一個內鬥不止、貌合神離、精神分裂的民進黨，存在比不存在好。存在而不能發揮推動台獨的政治作用，可以有效減輕國民黨的政治壓力，有利於我們爭取國民黨的協助，在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
 對於分化民進黨的策略指導方針，《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也有規劃，即“有打有拉：打要一擊必中，不留餘地；拉要培養感情，成為朋友。”令計劃就此提出要求：“分化民進黨的統戰工作要求高度策略性，要有高度的政治智慧。既要作到不露痕迹，又要讓人感覺到我們強大的政治存在。這樣才能既產生有效的威懾力，又使敵對勢力找不到攻擊我們的政治借口。”
 二○○八年七月，中共對台工作辦公室為實施《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制定出具體方案。根據這項方案，陳水扁及其親密支持者被列為當前打擊的重點，這樣作的理由如下：
 其一，“經我國安部長期的秘密偵查，陳水扁及其家族的經濟犯罪的主要線索均已被我掌握。在美國的協助下，已說服瑞士銀行和新加坡當局同意，用適當的方法把罪證全部移送台灣司法機構。因此，打擊陳水扁，有其經濟犯罪的鐵證為基礎，可以得到台灣絕大多數人的同情和支持”。
 其二，根據專家分析，民進黨現在的狀況，完全沒有能力成功應對陳水扁經濟犯罪被徹底揭露後的政治危機。打擊陳水扁及其親信團伙，將加深民進黨內部的思想裂痕，使民進黨長期處於政治思想的混亂狀況，極大減弱其阻礙“我們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能力”。
 其三，陳水扁曾是台獨勢力最主要的政治象徵之一。通過證據確鑿的經濟犯罪事實打擊陳水扁，不僅可以將其本人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而且在社會道德的意義上，可以給台獨意識以沉重打擊。
 其四，美國很討厭陳水扁，認為他是麻煩製造者。打擊陳水扁會在相當程度上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認同與支持。
 上述具體實施方案的內容，是中共對台工作辦公室在二○○八年七月制定的。今天回顧過去一年的台灣局勢，可以發現陳水扁案的司法進程，基本是按照中共設計的政治邏輯在運行。
 中共對民進党進行統戰要達到的第三個政治目標，是形成國民黨和民進黨競相同中共進行聯繫和交流的態勢，從而使中共 處於左右逢源的主動的政治地位。在二○○八年六月中共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胡錦濤曾就此作指示說：“所有從事對台統戰工作的同志，都要有一個明確意識，那就是我們不僅要同國民黨加強交往，也要同民進黨加強聯繫。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左右逢源，運用自如，佔據主動。 … … 要認識到，民進黨雖然反對國民黨同我們交往，但那是因為民進黨中的一批人害怕我們只同國民黨交往，使民進黨逐漸被邊緣化。加強同民進黨的聯繫，也會使國民黨產生危機感和緊迫感，更急於向我靠攏。要認識到，儘管國民黨上層實質上已經同我們開始新一輪國共合作——當然這次國共合作同過去不同了，完全由我黨主導——不過，我們也要看到，國民黨內還有一部分死硬的反共分子，還有所謂『本土派』。所以，同民進黨發展關係有利於抑制國民黨內部堅持反共的反對派。在國民黨執政的情況下，台獨勢力掀不起大風浪。所以，無須擔心同民進黨交往會產生什麼消極影響。”
 對於國民黨和民進黨，中共也採用截然不同的統戰策略。胡錦濤在指示中說：“在同國民黨各界人士的各種交流中，都要強化統一的政治意識和時間的緊迫性；要讓他們明白，已經到了對台灣和自己的前途作出最後選擇的時機了。總之，要千方百計推動國民黨走上協助我們政治解決台灣問題的光明大道。但是，在同民進黨的聯繫中，要遵循另一種策略原則。這個原則《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寫得很明白，那就是『不談政治，只講實務；不作爭論，只講感情；密切聯繫，為我所用』。同志們務必明白一個道理：在國民黨已經開始同我們進行密切的政治交往的情況下，只要建立起和民進黨的密切聯繫，就有利於形成國民黨同我進一步加強聯繫的緊迫感，也利於形成國民黨和民進黨爭相同我們搞好關係的趨勢。所以，現階段在和民進黨的交往過程中，我們不要計較政治上一城一地的得失。民進黨人員來大陸說一些統獨方面的過頭話，只要不是太過分，暫時就要寬容。要懂得『欲取故予』的道理，也要理解民進黨人員的苦衷，他們是要靠說台獨來拉選票的，真搞台獨他們沒有這個膽量。陳水扁當了八年總統，不是也沒有膽量真搞台獨么，只是靠嘴裡喊台獨，斂財騙選票。總之，為了對國民黨施加壓力，進一步促使其加快協助我們完成統一大業的步伐，現在有必要加快和民進黨建立更密切關係的步伐。”
 正是根據胡錦濤的上述指示，中共才公開向民進黨搖動橄欖枝。而國民黨整體和民進黨的個別人，已經開始隨中共政治權謀的節奏起舞，登台表演。二○○八年五月中下旬，先是以國民黨人為主體的六千台灣鄉里長以及其他有一定社會影響的台灣人士，登陸福建，參加中共政協主辦的“海峽論壇”。論壇之上，國民黨副主席朱立倫，成為中共擺出的最耀眼的政治花瓶。接着，民進黨中常委、高雄市長陳菊急忙開始“破冰之旅”，先上北京，後下上海，北南奔波，風光無限。更有少數民進黨人士既羨且慕，為之喝彩之餘，也躍躍欲試。不旋踵之間，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又率陣容龐大的團隊，應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之邀，赴北京作豪華的政治之旅，大有老驥奮蹄，揚塵播土，不甘人後之勢。
 冷眼看國民黨、民進黨人士的上述表演，人們不禁要問：台灣的政治人物都怎麼了？難道國民黨和民進黨真要為中共暴政而演一出爭風吃醋的政治醜劇？
 為應對質疑，陳菊曾有一言曰：“生活不只是政治。”毫無疑問，陳菊說得沒有錯，生活中不只有政治，還有經濟、文化，還有藝術、愛情，還有詩與歌、舞與樂。但是，問題在於，中共暴政本質上是政治的動物，江澤民提出的要全部共產黨員一體凜遵的所謂“三講”，首要的就是“講政治”。而對於台灣致命的問題更在於，當前，中共對台灣的經濟、文化和社會個領域的統戰活動，都是為了實現其政治戰略，即用極權專制控制並進而消滅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面對如此嚴峻的政治局面，陳菊輕輕一句“生活不只是政治”，客觀上恰有幫助中共享花樣翻新的統戰謊言，掩蓋其對台灣的政治圖謀之功效。此次陳菊的“破冰之旅”，據說中共恩准其不用親自換台胞證。於是，陳菊得以手持中華民國護照，過關免檢，直進北京，一副英雄形象。殊不知，她的特殊禮遇是中共恩準的，中共也可以隨時讓她灰頭土臉。此時中共讓她顯得像英雄，是為實現下述政治目的：吸引更多民進黨人士開始同中共建立密切交往的個人關係，從而刺激國民黨人的爭寵之心，最終形成國民黨和民進黨兩黨爭先恐後，向中共示好獻媚的政治態勢。對此，作為民進黨中常委的政治人物陳菊是否稍有了解？
 中共對民進黨的統戰方案要達到的第四個政治目標在於，最終控制或者瓦解民進黨——不能控制，便瓦解之。中共當局為實現這個政治目標所確定的主要方案，便是“斷敵糧道”。
 中共統戰部政策研究室曾寫出一份關於民進黨組織狀況的內部分析報告。該報告中稱，民進黨整體上缺乏基層組織建設，一旦喪失精神誘惑力，很可能出現雪崩式的突然潰散的局面。民進黨各派系中，具有較深厚組織基礎的，是新潮流派。因此，只要取得對新潮流的實際控制權，也就在極大程度上取得了對民進黨的組織系統的控制權。從目前情況分析，實質上控制新潮流派的最有效而且可行的辦法，是首先控制作為新潮流的經濟來源的台灣商人和企業老闆。 建議有關部門在招商引資時，要着力吸引這部分人來大陸投資設廠，讓他們贏利，逐步使他們主要的經濟利益與大陸密不可分。然後，通過這些商人和企業老闆去控制新潮流，就會收水到渠成之效。
 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採納了上述報告建議的辦法，並稱之為“斷敵糧道”。在二○○八年六月那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令計劃就此作出解釋說：“這個報告是兩年前一群青年專家提出的。對報告的撰寫人要重獎。報告中的建議很有遠見，我們採納了這個報告提出的策略，稱之為『斷敵糧道』。這個策略之所以正確，是因為它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政治的基本原理，也符合具體的客觀情況。… … 經過相關部門的大量細緻穩妥的工作，現在我們所掌握的新潮流的『金主』，大部分都已來大陸投資，或者有投資的強烈意向，正在談判中。隨着陳水扁貪污罪證據逐漸公開，民進黨的資金來源必將出現重大困難。所以有理由相信，在時機成熟時，我們通過對新潮流『金主』的經濟控制，可以相當程度上實現對新潮流系，進而實現對民進黨的政治控制。”
 當然，令計劃的上述判斷現在還只是中共的一廂情願。民進黨未來的歷史，還要由民進黨自己書寫。不過，中共是從極其陰暗的心理出發，在洞悉人性的弱點的基礎上，制定出對民進黨的政治統戰方案的。因此之故，民進黨未來是否能書寫出高貴的歷史，還要看它的政治人物能否戰勝人性的弱點。
 三、籌謀公開組建以中共為背景的台灣社會民主黨
    ——借民主之名準備埋葬民主
 二○○二年胡錦濤成為中共總書記，並逐步從江澤民手中接掌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導權。二○○五年末，王滬寧不失時機向胡錦濤提出一個具有政治戰略性的構想，即籌謀在台灣公開組建以中共為政治背景的社會民主黨。胡錦濤看後大為讚賞，稱之為極有前瞻性、極有創造性的構想。王滬寧也由此得到胡錦濤的寵愛和倚重。
 王滬寧的上述《構想》一文第一部分，是論述在台灣組建受中共絕對控制的社會民主黨的必要性。王滬寧認為，對於民進黨，在政治意識上必須禁絕，在組織上要予以瓦解，即使“一國兩制”實現後，台灣的“民主制度”下，也不能允許台灣獨立的思想意識“自由泛濫”，否則後患無窮。國民黨雖然可以通過統戰工作成為中共的政治盟友，可是，國民黨的基層和本土派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十分仇共，而且國民黨在台灣命運大變動中的社會控制能力也很值得懷疑，所以， 從政治立場和政治能力兩個角度考察，完全相信國民黨，把所有政治雞蛋都放在國民黨這一個籃子里是不穩妥的。在解決台灣問題的過程中，以及在統一台灣之後，在台灣必須有一個完全服從北京政治意志的強大政治組織，才能確保中共的政治戰略順利實現，才能確保統一後的台灣不再繼續成為政治麻煩的製造者。
 王滬寧特彆強調，以“一國兩制”的方式統一後，“如果我黨不能作到對台灣的所謂民主的實際政治控制，台灣很可能變成引發大陸政治動亂的策源地。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認識，未雨綢繆。『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
 王滬寧提出，組建中共絕對控制的社會民主黨，並讓其通過選舉成為執政黨，是統一後中共實現對台灣民主的絕對控制的唯一之途。他寫道：“『一國兩制』實現之後，繼續讓民進黨和國民黨這兩個黨在台灣政治舞台上輪番作表演，不應當是我們的目標，也不符合政治邏輯的強存弱亡的規則；在大陸優勢而強勢的社會主義制度背景影響下，性格中有極強的實用主義基因的台灣人，選擇受到我黨政治、經濟強有力支持的台灣社會民主黨執政，將是歷史的必然。通過確保社會民主黨以選舉的方式執掌台灣的權力，牢牢控制住台灣的所謂民主制度，也就一勞永逸地消除了台灣引發大陸政治動亂的隱患，從而確保我黨在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的實際執政地位永不動搖。”
 王滬寧在《構想》一文的第二部分，重點分析了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的實際可行性。他認為，在大陸投資，或者與大陸建立密切經濟關係的二百萬台商，以及受這些台商影響的範圍更廣泛的台灣人，是中共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最主要的社會基礎，他寫道：“自古『商人重利輕別離』，視利潤為生命是商人的天性。大陸有充分的能力讓台商得到在其他地方投資無法相比的利潤，但同時要讓他們明白，獲得利潤的前提是在政治上支持我黨解決台灣問題的原則立場。當然相關機構這樣做的時候，要充分注意方式方法，要含蓄、委婉，不要讓人家感到威脅，不要傷害人家的自尊心。… … 在台灣社會中，資本是最具能量的社會要素。對於二百萬台商，以及他們在台灣各階層輻射的影響力如果運用得當，我們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的方案就具備了成功的基本社會條件。”
 王滬寧還指出，通過以前長期秘密滲透和秘密的統戰工作，中共已經在台灣社會中形成階層分佈廣泛，數量可觀，具有相當社會影響力的秘密力量。如果繼續以往那樣只限於在收集信息、引導輿論等方面使用這隻秘密力量，是“大材小用，浪費資源。”通過組建社會民主黨的方式，利用台灣所謂的民主制度，使這隻秘密力量由各自為戰的分散狀態，公開合法地形成統一的政治組織，實際是中共的政治能量在台灣的一次大提升。因為，從非組織化到組織化就是政治能量的倍增器，同時由秘密狀態轉變為公開合法的存在，也會擴大社會影響力和社會活動空間。王滬寧寫道：“經過長期培育的這隻秘密力量，政治可靠，又與台灣社會水乳交融。是我黨寶貴的政治財富。好鋼要用在刀刃上。現在到了打造解決問題的政治寶刀的時候了，這把政治寶刀就是我黨在台灣的政治經理人——台灣社會民主黨。我黨在台灣的秘密力量這塊好鋼，也到了用在刀刃上的時候了。這隻秘密力量要成為台灣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核心和思想靈魂，再加上二百萬台商及其用資本的能量在社會各階層的輻射的影響力，那麼，台灣社會民主黨一旦公開宣布成立，一定能產生震撼性的政治效應，並迅速在台灣社會站穩腳跟。”
 王滬寧這份《構想》由於得到胡錦濤的極力支持，很快就進入實際的操作過程。二○○六年，由中共組織部、統戰部、公安部、國安部、總參二部抽調的人員，共同組成“台灣社會民主黨籌建工作組”，全面負責這項任務的實施。二○○八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更把籌建台灣社會民主黨列為政治統戰工作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上述“籌建工作組”組成後，開始統一協調中共全國各相關單位在台商中的相關工作。為了使所謂台灣社會民主黨更具社會和政治影響力，“籌建工作組”花很大力氣，篩選將來可能作為該黨檯面人物的候選人。列入這個候選人名單的，有台灣演藝界的明星、著名教授、宗教界人士、著名企業家、電視台名嘴等。
 王滬寧擔任上述“籌建工作組”的首席顧問。他要求“籌建工作組”要特別注意從國民黨和民進黨中拉出一些標誌性人物，將來加入社會民主黨，並委以重任。王滬寧認為，國民黨和民進黨中的標誌性人物，轉而成為社會民主黨的標誌性人物，對國民黨和民進黨可以起到強烈的分化作用，而分化就是弱化；它們弱化了，社會民主黨就相對得到強化；“這就是辯證法，這就是政治相對論。”
 根據王滬寧的意見，“籌建工作組”曾把宋楚瑜、許信良等二十餘名國民黨和民進黨中已被邊緣化的標誌性人物，列為重點工作對象，爭取他們同意將來出任台灣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後來根據情況，上述名單不斷調整變化。比如宋楚瑜已被從名單中刪除，理由是“此人積怨甚多，另組新黨後影響力迅速下降，且為人詭詐多變，不足依靠。”
 在王滬寧指導下，“籌建工作組”對於台灣社會民主黨的籌建提出一個總體方針，即“秘密籌組，適時公開”。所謂“秘密籌組”，就是黨綱黨章的起草，組織系統的構建和完善，運作模式的設計等政治組織的要素，都要在不公開的狀態下完成。據知情者透露，王滬寧曾就此說：“公開前的準備工作必須達到『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的完備程度。台灣社會民主黨的十月懷胎要在保密狀態下進行，一朝分娩，出生的就不是一個嬰孩，而是一個強壯而充滿活力的青年。”
 經過反覆討論，《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最後確定，在台灣公開註冊社會民主黨的時間，定於二○一二年春台灣大選之後，到新當選總統就任之前的時間段中。根據不同的選舉結果，社會民主黨公開成立的第一項政治任務也不同：如果民進黨勝選，社會民主黨就要在新總統就任之前，國民黨還在執政的時限內，以台灣出現『台獨』的重大危險為理由，聯合國民黨，要求中共立即派軍隊進入台灣，控制事態；如果是國民黨的候選人繼續當選，社會民主黨就要採取有效措施，發揮最大的政治影響力，推動國民黨當局在二○一二年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之前，同中共簽定以撤銷中華民國國號，廢止中華民國憲法，統一實施中共憲法為前提的兩岸統一的政治協議。
 中共內部對於在台灣扶植、組建一個受其絕對控制、代表其政治意志的政黨，意見高度一致。只是在政黨的名稱上曾有爭論。一種意見認為這個政黨應當直接命名為台灣共產黨，其理由在於，這樣命名可以更明確體現該政黨與中共的政治淵源。但王滬寧堅持要用“台灣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他認為，一個切實可行的政治方案應當既具備堅定的原則性，又要具備充分的策略性。如果起名叫台灣共產黨，是一種缺乏策略性的選擇。因為那會直接暴露中共同台灣共產黨之間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不利於該黨在台灣民眾中爭取人心，擴大影響。而且，台灣已經有一個叫“共產黨”的組織，如果搞出雙胞胎來，從起步那一刻，就會人為造成不必要的困撓。這顯然是不智之舉。而起名台灣社會民主黨，則既可以實質上為中共所控制，表面上又顯示出自主性，是一個同時具備了原則性和策略性的明智選擇。最後，在胡錦濤支持下，王滬寧的意見被接受；中共決策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作為將來中共在台灣的政治代理人。
 四、簡要結論
 成熟的自由民主社會中，政治只是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內容。極權社會雖然也有經濟、文化、教育等等不同領域，但所有這些領域最終都在專制權力的作用下，歸結為極權者的政治意志。所以，極權社會是政治社會，極權政治則是陰謀政治。
 中共對台灣的政治統戰方案，顯示出極權政治陰謀性的經典表述。雖然中共制定了詳盡的對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政治統戰方案，但其意卻在“山水之間”——中共政治統戰方案的底牌上只寫着“台灣社會民主黨”。利用台灣的民主制度，公開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然後，通過對社會民主黨的操控和政治、經濟的全面支持，幫助其獲得並保持執政黨的地位，從而以台灣社會民主黨為政治代理人，實現對台灣的政治統治——這是中共對台灣政治陰謀的最終目標。一言以蔽之：中共要借台灣的民主之名，埋葬台灣的民主，使之名存實亡。
第四章    從"市場一體"過渡到"政治一統"──中共的經濟統戰
 一、市場一體化與金融一體化——經濟機遇，還是經濟絞索
 中共將物質決定精神的哲學觀念，以及社會經濟基礎決定社會上層建築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奉為"聖誡"。這就決定了，中共的諸種對台統戰方案中，經濟統戰方案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由溫家寶對經濟統戰方案作出解釋說明。溫家寶明確講："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要循政治經濟雙管齊下，『經濟在前台，政治在幕後』的原則進行。要通過推行經濟一體化方案，首先實現兩岸的經濟統一，為政治統一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只要實現了經濟統一，政治統一就順理成章，指日可待。』
 溫家寶指出，國民黨重新執政給中共加速推行"經濟統一"的政策提供了政治條件；金融風暴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則為迅速實現兩岸的"經濟統一"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他特別就全球經濟危機對台灣的影響作出分析："正反相合，福禍相倚。世界經濟危機雖然已經給我國的經濟造成很大的衝擊，而且隨着危機的進一步惡化，對我國經濟會產生更大的壓力。但是，這次世界經濟危機也給我們解決台灣問題帶來了難得的機遇。台灣能源和礦產資源匱乏，島內市場狹小，空間有限，所以，能源和礦產資源的進口和產品的出口，就是台灣生存和發展的兩條生命線。目前這次源於西方世界的全球經濟危機，必然造成商品需求量的全球性萎縮，這對於主要靠出口型經濟才能生存的台灣，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產品出口萎縮，又必將影響進口自然資源的能力，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台灣東邊面對浩瀚的太平洋，西邊一百多公里就是大陸。對於台灣，這正應了佛家的一句話，叫作『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在全球經濟危機的驚濤駭浪面前，只有依靠大陸，台灣的經濟才能有出路。我們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市場，容納台灣產品出口，就像大海容納河流一樣容易；我們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完全能滿足台灣的需求。當然，台灣想從大陸得到經濟發展的空間，就要同意和大陸實現經濟一體化。要用協議的方式確定兩岸經濟一體化的框架規則。經濟一體化的實質就是經濟統一。台灣得到經濟實惠，我們實現統一的政治目標。這才叫雙贏互利，各有所得。對於二○一二年前率先實現兩岸的經濟統一，我充滿信心。雖然我們可能會為此付出一些經濟代價，但同完成統一大業，實現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遺願相比，付出這些經濟代價是值得的。"
 中共國防部長梁光烈是軍中主張軍事解決台灣問題的核心性人物。可能是基於對胡錦濤等人決策以統戰方式為主解決台灣問題不滿，梁光烈在會議上很不禮貌地打斷溫家寶的話，質疑道："當初台灣成為亞洲經濟四小龍，主要是靠自己的科技創新能力。對這個你怎麼解釋？你根據什麼說，這次台灣的經濟非靠我們不可呢？"
 針對梁光烈的質疑，溫家寶作出解釋說："過去台灣能自主創造經濟奇迹首要的是精神原因。當時台灣政治的自信還存在。政治的自信中又產生出一定的精神凝聚力，台灣社會和台灣人還能以這種精神凝聚力為依託保持自信心。在這種政治精神背景下，才產生了台灣的經濟奇迹。現在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台灣不再有政治的自信，也失去精神凝聚力和自信心。國民黨連談三民主義的興趣都沒有了，陳水扁和民進黨也主要是把所謂台獨理念當成拉選票的工具。整個台灣社會藍綠分裂，族群分裂，喪失政治目標，思想混亂，人心離散，連許多政治人物、大資產者和社會名流都人人一本外國護照或者綠卡，隨時準備作鳥獸散。在這種情況下，在完全喪失自信心的情況下，台灣已經沒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渡過經濟危機，走出經濟困境。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這就叫精神反作用於物質，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經濟基礎。"
 綜上所述，中共經濟統戰的總體目標就是通過經濟一體化，形成兩岸經濟統一的事實，從而為中共利用政治統一的方式控制，進而扼殺台灣的自由民主，創造經濟基礎。中共實行經濟一體化的方案主要表現為兩方面的內容，即市場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市場一體化的主要協議表述方式，就是《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金融一體化的標誌性的協議表述，就是以《金融管理合作備忘錄》（MOU）為起點的一系列協議。

 中共《對台經濟統戰方案》規定，在市場一體化方面，務必達到下列要求：大陸市場要成為台灣的主要工農業產品的出口市場，其中出口到大陸的農產品，要儘快達到台灣農產品出口總額的百分之九十；大陸要成為台灣能源等關係國計民生的戰略資源的主要來源地，為儘快實現這一目標，可以採取降低價格等有效措施；要確保二○一二年之前每年赴台的大陸遊客接近五十萬，如果有必要，還可以適當增加，以實現大陸遊客成為台灣旅遊業的最主要收入來源的狀態。
 根據中共《對台經濟統戰方案》的要求，金融一體化要實現下列目標：要逐步控制台灣的銀行業和保險業，要不惜代價，操控台灣的股市；要迅速開始並加強對台灣能源、大型公共交通設施等戰略領域的投資，儘快形成大陸和台灣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連，密不可分"的金融和投資關係。
 上述《方案》中還特別提出，實現金融一體化過程中，為達到既定目標，可以採用各種靈活的方式；要特別注意對已在大陸投資的台商的運用。必要時可以"借雞生蛋，借池養魚"，即與在大陸有重大經濟利益的台商達成秘密協議，由中共出錢，借台商之名，對台灣的銀行、保險等金融企業，以及能源、重要公共交通企業進行投資，從而突破台灣對上述領域中外來投資比例的限制，實際實現中共資金對這些台灣戰略經濟領域的控制權。
 二○○八年六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李克強也曾就兩岸市場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作過解釋性發言，他說："實現市場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也就實現了兩岸經濟上的統一。當然，為此我們要付出一定的經濟代價。比如，接納台灣的出口產品，會對我們的一些產業產生衝擊；為吸引台灣把大陸作為它進口戰略性自然資源的主要選擇，我們需要用比國際平均價格低一些的價格向台灣出售自然資源。再比如，為突破台灣設置的投資屏障，控股台灣的銀行、保險和其他戰略性的經濟體，我們不得不借諸一批台商作我們的代理，對這些台商我們當然要支付比較豐厚的報酬；要操控台灣的股市，使其基本按照我們的意願升降，也需要一定的資金付出。但是，所有這些經濟代價都是值得的，都會得到政治的回報。正像胡錦濤總書記指出的那樣，在台灣問題上首先要算政治賬。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是我們當前的政治戰略的首要任務，這個任務關係到在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戰勝資本主義的重大問題… … 雖然我們不得不付出一些經濟代價，可只要實現了市場一體化和經濟一體化，我們就立刻在兩岸關係上取得了具有決定性的戰略主動權：台灣的出口市場由我們控制，台灣必須進口的戰略資源在我們手中，台灣的銀行、保險和戰略性經濟行業由我們控股，我們有能力操控台灣股市，甚至有能力決定台灣旅遊業的興衰。在控制台灣的經濟命脈之後，我們的政治意志，就決定了台灣的政治意志；台灣問題按照我們的政治意志解決，就是歷史的必然。有同志擔心，這樣付出的經濟代價會不會太大。事實上，主要用統一戰線這個法寶解決台灣問題，無論需要付出多大經濟代價，都比以武力為主必須付出的代價低得多。而且在經濟利益上對台灣較大幅度傾斜也是有時效的，二○一二年，完成政治解決台灣問題的大戰略之後，台灣就主要還是要靠自己來發展。"
 從溫家寶到李克強所表達的政治意圖，是中共對台灣的經濟活動追求的真正目標，即中共經濟活動的價值歸宿不在於經濟，而在於政治。台灣如果把自己的經濟前途主要寄託於大陸，就等於把自己命運的韁繩交給中共掌握。當前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根本上源於人類過度消費的生活哲學中產生的虛擬數字經濟；這是整個人類為自己的生活哲學的錯誤而不得不承受的艱難。連美國，這個世界最強大的經濟體內的人群都必須承受，台灣又怎麼可能迴避艱難？事實上，也只有那些通過智慧的反思和自己不懈的努力，戰勝了艱難，戰勝了經濟危機的族群和國家，才會贏得屬於自己的未來。可是，目光短淺而又缺乏智慧的馬英九政府，正在向台灣人灌輸一種完全機會主義的思維，似乎只要傍上中共這個大款，台灣就可以僥倖躲過這次全人類都正在經受的經濟艱難。在這種思維指導下，馬英九為實現中共兩岸經濟一體化的設想而鞍前馬後，並竭盡所能，幫助中共把市場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這兩條經濟絞索套在台灣的命運之上。歷史將證明，當中共的政治鐵手拉緊這兩根經濟絞索時，被絞殺的將是台灣的自由、民主、人權和自由人的尊嚴。
 二、台商，一個被強權綁架的族群——利益與良知之間
 在大陸，"台商"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出現，並很快開始風行一時的概念。當時，正值中共黨內兩個良知人物胡耀邦和趙紫陽先後主政，中國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思想比較自由的時期。不僅經濟改革狂飆突進，政治改革也成為北京大學和其他一些學術機構中，知識分子討論的主題之一。在這種大背景下，隨着中共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台灣資本開始進入大陸，"台商"也逐漸成為具有時尚性的概念。
 統戰部是中共負責對台事務的最重要部門之一。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長子胡德平任統戰部秘書長。有一次談到台灣時，他對筆者說："我們了解到，台灣都已經在考慮逐步放開民主了，我們黨內卻還有人要反『自由化『。這樣下去，我們在政治上要被台灣拋在後面了。"胡德平對台灣的這種良性的認知，代表了當時中共黨內良知派的普遍觀念。所以，儘管開放台商來大陸投資仍然有統戰的考慮，但當時統戰考慮中隱藏的政治陰謀的因素並不多。由於處在經濟改革的熱潮中，那個時期很多中共官員更傾向於把"台商"視為經濟因素。
 八九年六.四血案之後，中共黨內的良知派被徹底清洗，中共走上全力強化極權專制的不歸之路。鄧小平等六.四血案的原凶，完全清楚他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行，只有極權專制才能保護他們免受政治的清算和法律的懲罰。所以，從確定江澤民為中共總書記，到隔代制指定同樣身負血案的胡錦濤為接班人，都是鄧小平為強化極權統治所作的政治安排。經濟的開放雖然還在持續，但政治改革已被禁錮，強化極權專制已成為中共首要的政治意志；解決台灣問題的目的，也由原來的解決中共與國民黨的歷史恩怨為主，轉為用中共的專制控制台灣的民主制度，從而一舉消除台灣民主的示範作用引發大陸民主化浪潮的危險——對此，鄧小平關於台灣問題的政治遺囑就是權威的證明。
 鑒於以上原因，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之後，中共越來越把台商作為統戰的政治因素，而不是經濟因素來看待。本世紀初，胡錦濤執政之後，他以鄧小平的遺囑為尚方寶劍，將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確定為中共的戰略重點。從此之後，"台商"，這個本應該屬於經濟範疇的概念，在中共的視野中已經完全政治化；通過對台商的運用，實現統戰的政治戰略，現在成為中共官員對台商價值的基本定位。
 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專門確定了利用台商進行統戰的五個主要方面：其一，充分利用台商在台灣社會各階層中輻射的影響，加強大陸對台灣人民的親和力。其二，在大陸資本不便公開進入的領域，比如傳媒、教育等，以及在不準大陸資本控股的經濟領域，用台商作代理人，進行收買和投資，以實現文化和經濟等領域的統戰工作目標。其三，二○一二年三月之前，要加強對台灣的招商引資工作，要達到台商人數比二○○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的目標，以便擴大台商在二○一二年台灣大選中的影響力。其四，作好過去或者現在，公開或者秘密給民進黨提供政治獻金的台商的統戰工作，利用他們影響，分化民進黨，並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民進黨的政治行為。其五，加大力度，在台商中進行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的思想、理論和組織的準備工作，為中共將來利用台灣社會民主黨的名義控制台灣社會，打下堅實的政治組織的基礎。
 台商投資大陸本是為了利潤，是一種正常的經濟行為，然而中共政權卻要把政治的命運強加到台商身上。台商如果服從中共政治意圖，作中共的統戰工具，便可以獲得利潤，否則便要面對中共運用國家權力給不服從者造成的經濟困境，甚至絕境——中共享強權綁架了台商，而經濟利益成為迫使台商就範的"人質"。"台商"由經濟概念變成政治概念，是違背人類社會正常邏輯的荒謬現象，但卻又有其必然性。
 中共專制是西方極權主義文化的現代經典，即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表現；中共的經濟改革所造就的，是權力貴族市場經濟體制。所以，無論中共的政治體制還是經濟體制，專制權力都具有至上的權威，都是最終的裁判者。中國存在兩套法律，一套是公開宣布的，一套是實際作用於社會的：公開宣布的法律的主要功能在於欺騙世界和中國人，為中共製造"依法治國"的假象；實際起作用的法律則在中共各級政法委的控制下，成為實現中共政治意志的法律工具。
 極權政治之下，只有人治沒有法治；政治權力是法律的主人，法律是政治權力的婢女——這本是政治法律常識。但由於中共令人眼花繚亂的欺騙宣傳，人們常常忘卻了這個常識。以極權政治的背景來審視，台商被中共強權所綁架就是合乎邏輯的結果。不過，中共之所以對迫使台商作它的統戰工具懷有如此充滿傲慢的自信，還有一個特殊的原因。西方各國和日本在中國的投資者，以及投資中國的跨國公司或者國際財團，也都被中共列入統戰的政治視野之中，但中共對這些投資者卻不敢進行肆無忌憚的政治綁架，而只能迂迴曲折地作一些政治小動作。因為，這些投資者不僅有很大的國際影響力，而且每個投資者後面都有其所屬國的主權和法律為其提供保護，中共不能對這些投資者為所欲為，而必須遵守通行的國際經濟法規則。台商則不同。一方面絕大部分台商資本規模較小，不具備跨國公司或者國際財團那樣巨大的國際影響力，更重要的是，台商沒有國家主權為其提供法律保護——中共徹底否定中華民國的主權。可見，台商實際是在沒有任何主權保護和法律依託的情況下進入大陸投資的。大陸的法律的終極目標不在於保護台商的利益，而在於體現中共的政治意志。由此一來，台商的命運便只能完全由中共的政治意志左右；台商的投資利益更是完全由中共腐敗的官權予取予奪。
 中共極權之下，利益和良知是對立的。大部分台商自投資大陸之日起，內心就處於利益和良知的衝突中。由於腐敗權力是中國社會和經濟運轉的軸心，所以，僅憑誠實的工作並不能得到利益，獲得利益的前提是必須通過行賄這種法治國家視為的犯罪方式，與腐敗的官權結成骯髒的同盟。行賄的方式花樣百端，從金錢到美色無所不至。在中共的腐敗官員眼裡，台商毫無尊嚴可言，只是他們的活的"錢包"而已。同時，大陸投資的高額利潤，主要是來自農民工奴工般的勞動。台商只有首先殺死自己心中的人性，才能心安理得地賺取這種非人道的利潤。
 台商想在大陸獲得經濟利益，首先必須蒙蔽自己的良知。不過，那還不是最壞的情況。現在，中共要以經濟利益為"人質"，要求台商群體，成為其統戰台灣的政治工具。這實際上就是要求台商為經濟利益而泯滅天良，背叛其故鄉台灣的根本的政治利益——想要經濟利益嗎？那就把台灣的政治自由出賣給中共極權專制！對此，胡錦濤曾一語道破天機。他在一份中共國稅局和工商總局關於台商政策的報告上批示："我們當然不能允許有人一面在大陸大發其財，一面又支持台獨，甚至把在大陸掙到的錢拿去支持台獨。允許這種情況存在，就意味着犯罪。"——胡錦濤的這句話表述出中共暴政的一個自認為理所當然的政治邏輯：經濟利益的得失，要由政治立場決定；經濟利益要以限制政治和思想的自由為代價來換取。
 關係到台灣的自由，"台商"在利益與良知之間會作出怎樣的抉擇？歷史正在等待答案。然而，中共暴政對此問題卻已經表現出充分的自信。二○○八年六月那次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胡錦濤曾說："對於台商我是有信心的；相信他們絕大多數人會服從我們的政治安排。當然，各部門還要從各自的角度去做細緻入微的思想工作，也要對相關政策作出必要的調整。對台商同胞要動之以情，明之以理，曉之以利，示之以民族大義。… … 許多台商在大陸生活多年，習慣了大陸的風土人情，社會制度，不僅經濟事業在大陸，感情上對大陸也產生了歸屬感，有不少人還在大陸娶妻生子，真正安家落戶了。經濟地位和社會存在狀況決定了，他們一定會支持我黨統一台灣的事業。"
 台商整體上是否會像胡錦濤相信的那樣，背叛台灣的自由，出賣良知，換取個人利益，淪落為中共統戰的政治工具，這還需要等待未來的歷史作出最後的回答。不過，即便胡錦濤相信的，變成了事實，責任也不能完全由台商來承擔；應當受到指責的，首先是台灣的政客群體。
 人性中本就有對物慾的追求。能夠抗拒經濟利益誘惑的，唯有精神信念。可是，台灣的政客們正從不同的角度摧殘屬於台灣的精神信念。馬英九摧毀台灣人的自信，把中共描繪為台灣的唯一出路；陳水扁則以其貪瀆之行傷害了台灣的政治價值，並繼續用小政客的表演加深這種傷害。在上述情況下，台商很難找到可以作為其心靈依託的屬於台灣的精神信念——商人的社會職能不在於創造精神價值，而在於創造物質能量；創造精神價值是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的天職。精神信念一旦喪失，趨向經濟利益就成為人性的必然選擇。所以，隨經濟利益的誘惑而作中共希望看到的政治之舞，很可能將是"台商"在下一個歷史劇幕中的表演。改變這種狀況的唯一希望在於，艱難時世之中，能有大政治家和智者群體橫空出世，重建台灣自由的精神信念和政治自信，包括"台商"在內的台灣人民才可能因此而找回對正義、良知、真理的信心，才可能抗拒來自強權的經濟誘惑，堅守台灣自由的原則。
 三、實施經濟統戰的權謀——陽光後面的黑暗
 專制權力是中共官僚集團的生命線。中共官僚集團的特權、財富、榮耀、地位全部源於專制權力；也只有憑藉專制權力的保護，中共才得以規避諸如海珊、米洛塞維奇、紅色高棉等反人類罪的罪犯的命運，即因其罪惡受到法律審判。專制權力構成中共官僚集團生活內容的中心，而專制本身屬於政治的範疇，中共本質上是政治的動物。
 不過，這個政治的動物卻又崇拜物慾的力量。中共的憲法和黨章規定的國家哲學是源自西方文化的辯證唯物主義。所有唯物主義的基點都在於，把世界的本源和人的本質歸結為物——在唯物主義的內心深處，人活着就是一塊隨物慾的誘惑醉生夢死的物質，死去就變成一塊腐爛發臭並歸於塵土的物質。基於對人的本質的這種陰鬱的觀念，中共相信，物性力量是左右人的精神和政治取向的根本性力量。所以，中共又把經濟的手段作為實現其政治意志的最重要的方式。中共讓經濟變成充斥着政治權謀的領域。
 中共對台灣的政治圖謀十分明確，即把專制的鐵鏈套在自由台灣的頸項之上。而中共的全部對台經濟活動都圍繞其圖謀的主軸轉動。由於對物性力量的崇拜，中共對經濟手段的運用遠遠超出經濟統戰的範疇，在政治、社會、文化等廣泛的領域，都可以感覺到政治權謀操縱的經濟之手在起作用。中共經濟統戰的直接目標就是：通過市場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掌控台灣的經濟命脈，從而在以專制政治的名義統一台灣之前，先行實現經濟的統一。除此之外，在其他統戰領域中，經濟的權謀運用，也成為重要的運作支點。這種情況具體表現為下述各個方面。
 首先，在對國民黨上層的政治統戰中，經濟手段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二○○二年，中共中央書記處轉發到省軍級的一份統戰部的秘密文件中明確規定，對於國民黨上層和其他有重要政治社會影響的人士，無論是直接以其本人的名義，還是通過其親友的名義在大陸的投資，都要給予保護，要確保其投資的經濟效益。文件中寫道："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任務，在相當程度上關係到我們黨對國民黨上層人士統戰工作的成敗。各有關單位和部門務必要認真對待，堅決執行。"中共政協主席賈慶林在統戰部的一次對台工作會議上，就此講過一個很粗俗的話："我們先讓國民黨上層把經濟利益的屁股坐到大陸上來，他們的政治屁股坐過來的哪一天還會遠嗎？"
 其次，在對台商的政治統戰中，中共也把經濟手段作為最重要的權謀來運用。台灣的投資者雖然都統稱"台商"，但地位卻完全不同。有的"台商"如國民黨上層和所謂有重要政治社會影響的人士，是作為中共的政治統戰的目標性人物被"邀請"到大陸投資的，享受和中共權貴家族資本相差無幾的"特殊禮遇"。而大多數台商最初則是懷着發財之夢，進入大陸的。進去之後才發現，他們的投資實際沒有任何法律保障——中華民國的法律中共不承認，同時中共也不承認台商有國際法的地位；中共的法律首先保護的是中共官權的意志與利益。在此處境之下，台商往往成為中共官員利用腐敗的權力任意宰割的羔羊。所以，很多台商開始都有一部投資虧損，甚至瀕臨破產的血淚史。經過多年磨難，台商終於學會通過權錢交易，與腐敗官權結成同盟，來換取骯髒金錢的生存方式。恰在此時，中共又開始運用具有政治權謀的經濟方式，利誘逼迫台商成為中共的"第五縱隊"，為其用專制統一台灣效命。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中共政協主席賈慶林說得很清楚明白："對於支持擁護我們黨對台方針政策的台商，要滿足他們合理的經濟要求，要讓他們感到大陸是投資者的天堂；對於暗中反對我們黨對台方針政策的台商，要加強監管，進行經濟制裁，必要時可以讓他們傾家蕩產，血本無歸。"
 再次，經濟權謀在控制民進黨"金主"和瓦解民進黨社會基礎方面，也得到充分運用。如前曾述，中共視"新潮流"為民進黨內最具組織能量的派系，因而將其列為統戰的重點目標之一。而統戰的具體方式，就是把"新潮流"的金主誘入大陸投資。以胡錦濤為組長，令計劃具體負責的中共內部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就如何對待"新潮流"的金主，作出過邏輯清晰的政策規劃，即"第一步，示以優厚投資條件，促其決心投資；第二步，使其得到超額經營利潤，進而促其擴大投資；第三步，要求其終止對民進黨的經濟資助；第四步，根據其政治態度，決定今後如何對待其在大陸的經濟利益。"該規劃中還提出，"促使其擴大投資，是我們的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一步；其在大陸投資的規模越大，將來轉變立場，採取有利於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態度的可能性就越大。
 根據《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在瓦解民進黨的社會基礎問題上，經濟手段也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共的電視台拍攝關於台南水果的電視片，聲稱要把台南水果介紹到中國；大陸廣西大批量訂購台南水果等充滿善意的經濟行為的表像之下，都隱藏着冰冷的政治權謀——要讓台南，這個構成民進黨最主要社會基礎的地區，在經濟上依賴於大陸市場；要讓台南民眾的經濟收入，由大陸的市場來決定，以促使台南地區民眾的政治立場逐步轉變。就這個問題，胡錦濤專門作出指示："對台灣的統戰工作，特別是對台南的統戰工作，首先要算政治帳，然後再算經濟帳。主要用統戰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無論怎樣都比主要使用軍事方式的經濟代價小。如果付出一些經濟代價，能夠瓦解民進黨的社會基礎，讓台南人民通過切實的經濟利益感覺到，大陸是他們切身利益之所系，對於我們無論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是划算的。"
 另外，經濟權謀的運用也成為文化統戰的重要支柱。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下一章中專門介紹。
 在此有必要特別指出，儘管中共決定主要用統戰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從沒片刻放鬆所謂"軍事鬥爭"的準備。以經濟活動的名義掩藏軍事準備的活動，乃是中共運用經濟權謀的不可忽視的 部分。而中共享豪華的宣傳活動推出的"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概念，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案例。
 中共公開宣傳的設置"海西區"的目的，全屬於經濟範疇，表面上似乎是為了進一步加強兩岸的經濟交流，方便台商投資，有利於實現兩岸經濟一體化。但設置"海西區"實際卻是由軍方提出決策方案的軍事準備的重要組成部分。

"海峽西岸經濟區"的主體是福建，同時包括江西的縱深地區和浙江、廣東的毗鄰地區。這個所謂經濟區正是中共軍事解決台灣問題的進攻出發地。中共公開宣稱的"海西區"經濟基礎建設的重點是海西大通道和廈門與梅州兩個深水港經濟能量的開發。"海西大通道"是指兩條由江西腹地分別通向廈門和莆田的運輸大通道的建設。這兩條通道的建成，能讓隱蔽於江西山地藏兵洞深處的中共軍隊以及作戰設備，在九個小時內高速抵達福建的兩個港口，而此前已經建成的五條橫向高速鐵路，則滿足了中共軍隊沿福建海岸高速展開的運輸條件。同時，江西山地中共軍隊的戰略藏兵洞，又有隧道和軍事專用鐵路，與大陸縱深其他軍事基地相連。所以，海西大通道的建設使中共對台作戰的前線與後方，聯結成一個高效、高速的軍事交通系統。
 中共軍方早就選定廈門港和梅州港作為對台兩棲登陸作戰的進攻出發地。為彌補運輸艦和登陸艦的不足，中共軍方在二○○○年擬定了利用民用船舶運送登陸部隊的計劃，並對民用船舶改為軍事用途時必須解決的技術問題，作出具有實戰可行性的安排。而海西大通道的建成，可以使大批登陸部隊，不到十個小時之內，便能從江西山地的藏兵洞中趕到廈門港和梅州港，直接搭乘事先雲集在港口內的民用船舶，發起渡海作戰，從而達到戰役，甚至戰略的突然性。對於中共在經濟表像之下隱藏的軍事圖謀，馬英九總統看來是懵然不知，依然向中共低吟"不武"的小調，麻痹台灣人的警覺性。他真的是不知大難之將至，還是另有深意？
 維護馬英九兩岸政策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威信，確保二○一二年春天的大選馬英九連任——這是中共要充分發揮經濟權謀作用的最重要的政治戰略領域。在中共的政治視野中，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基本符合按中共確定的時間表，以統一之名，用極權政治對台灣實施政治控制的戰略構想。所以，維護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在台灣人心中的威信，同維護中共自己的政治利益完全一致。
 中共不僅這樣想，而且早已開始這樣作。比如，如前所述，為證明馬英九的"三通"和開放陸客來台的政策的正確性，中共不惜運用類似黑社會要保護費式的手段，強令一些企業出資組織員工赴台旅遊；再比如，為證明馬英九把中共描繪為台灣的經濟救星的正確性，中共即使付出一定的經濟代價，也要保持台灣股市不致大幅下跌，甚至有所上揚。
 中共要通過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在政治統一之前率先實現兩岸經濟統一。但中共的最終目的在於專制政治下的統一。中共與馬英九"先經濟，後政治"的邏輯正可謂心有靈犀，不點亦通。而馬英九的連任對於中共完成其二○一二年政治統一的構想則至關重要。所以，運用包括經濟權謀在內的各種手段，確保二○一二年春馬英九當選，乃是中共關注的重點。中共也已下令要求各相關機構就此未雨綢繆，早作預案。雖然距二○一二年春尚有三年，可中共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卻為爭得頭功，在二○○九年三月就向中共中央呈遞了名為《關於確保國民黨二○一二年勝選的工作方案的建議》。其中有關經濟權謀的運用，張銘清提出四項建議：其一，在下一個台灣大選年度，大陸遊客數量應當翻一倍，達到一百萬。大陸遊客增加，不僅可以在選舉年給台灣帶去經濟景氣，還會產生拉近台灣人對大陸的感情的廣泛的社會效應，有利於馬英九當選。其二，至遲在台灣二○一二大選前三個月起，保持台灣股市的"景氣"。這是股票換選票的策略。其三，要用不言而喻而又明確無誤的策略方式，讓二百萬台商人人都明白，他們的選票投向將決定他們大陸投資的利潤走向。其四，在下一個台灣大選年用高於一般市場價的價格全部購買台南的可供出口的水果等農產品，以瓦解民進黨的民意基礎。從辯證的角度理解，瓦解民進黨的民意基礎同保證國民黨當選是成正比的。
 中共和國民黨政府共同在用經濟之筆，描繪兩岸關係陽光燦爛的圖案。但這個圖案本質上是虛假的。因為，經濟的運作只是權謀，中共的政治目的才是實質。政治目的一旦實現，作為權謀的經濟運作，必將由於失去必要性而終止。那麼，隨這種權謀性經濟運作產生的經濟利益，也只能煙消雲散——為政治利益而給予的經濟利益，必定隨政治利益的實現而消失。只不過政治利益屬於中共暴政；台灣人最終從中共那裡能夠得到的，只有政治的枷鎖和經濟的失望。
 四、簡要結論
 人世往往是荒謬的；在兩岸關係的範疇內正出現一個荒謬至極的現象。
 一方面，先有中共黨酋江澤民嚴厲要求其黨員必須把"講政治"放在首位，作為一切工作的思想出發點，後有胡錦濤批示要學習政治上一貫正確的北韓，並要求在對台統戰的活動中"首先要算政治帳"——從江澤民到胡錦濤都擔心中共官員忘記，維護專制政治是其經濟、文化、社會各領域活動的基點，因為，失去專制政治，中共官僚集團就失去一切，並將因其反人類罪、大規模貪污和攫取社會財富罪而受到審判。
 另一方面，先有陳菊為其與中共之間的"破冰之旅"辯護道："生活不只是政治。"接着呂秀蓮奮勇跟進，聲稱不要再把中共看成六.四黨。躍躍欲試之情溢於言表。從陳菊到呂秀蓮似乎都致力於通過弱化中共政治性的言說，來替真實而冷酷地存在的中共對台政治戰略陰謀遮羞。如果是連戰如此作為，那就毫無令人驚詫之處，中共政治走狗的天性之一，就是為中共對台的政治陰謀遮羞擋丑。然而，從陳菊到呂秀蓮都是民進黨的"女天王"式的人物。她們也如此作為，難道在向中共投懷送抱的問題上，她們已決意不讓國民黨和連戰專美於前，而要後來居上嗎？
 呂秀蓮所說中共已不是六. 四黨的斷言，更是對中共的實質一無所知的昏話。經濟遺產的繼承，既包括財富，也包括債務。政治也是如此。中共當今領導人在繼承中共的政治權力的同時，也必須繼承中共的反人類罪的罪責。實施六.四大屠殺不僅是鄧小平、李鵬的個人意志，而是代表了整個中共權貴階層的意志與利益，代表了中共極權政治的意志與利益。六.四血案已成為對中共的政治惡咒，只要中共暴政還沒有因其反人類罪受到審判和懲罰，這個惡咒就永遠不會解除。為了規避由於六.四血案被審判、被懲罰的命運，中共只有不斷強化極權統治一途。從這個意義上講，從八九年起直至中共崩潰，中共都將是"六.四黨"，即在"六.四黨"惡咒的陰影下，竭盡全力逆歷史潮流而動，千方百計加強極權專制。但那只是逆天而行的徒然之舉。逆天者必敗。

第五章    控制傳媒、馴化學者與政治和尚──中共的文化與社會統戰

一、控制媒體和出版
    ——在自由的表像下實現思想專制
 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極端注重對人的心靈的絕對控制。納粹德國更發展出一整套嚴密控制媒體與出版的党國體制。或許因為希特勒思想和馬克思主義都以德國乃至西方極權文化為背景，中共的党國體制完全繼承了納粹德國極端重視控制媒體與出版的政治基因。“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人的思想乃至是非判斷，都會隨持久有效的宣傳而改變”、“宣傳會使人對痛苦甘之如飴”等等，這些納粹時期關於精神控制的箴言，同樣是中共的宣傳原則，只不過使用的語言或者表述方式略有差別而已。
 在中共對臺灣的統戰活動中，控制媒體和出版是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中共就已經制定並實施思慮周密的控制台灣媒體和出版的統戰方案。胡錦濤更曾在二○○三年中共宣傳部和統戰部共同擬定的對臺灣媒體統戰情況的報告上批示道：“不要滿足於已有成績。要讓有關部門的同志們樹立一個信念，通過對臺灣社會思想輿論的引導，使兩岸統一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要思想統一先行，用思想統一引導經濟統一和政治統一。要作到這一點，必須有效實現對臺灣媒體和出版的掌控”。胡錦濤的這個批示，作為指導思想，在二○○八年六月通過的《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被再次引用。
 中共控制台灣媒體和出版的內部戰略，表述為十六字方針，即“以台制台，為我所用；由點到面，全面控制”。之所以要“以台制台”，是因為這個領域相當敏感，直接通過中共或者大陸的機構實施控制，極可能引起臺灣社會的警覺，而用臺灣人作為代理，則可以起到“暗度陳倉”之效。“全面控制”的方針則顯示出中共控制台灣社會輿論和思想自由的決心與自信。決心源於中共一定要在二○一二年解決臺灣問題的非理性的戰略；自信則來自於中共對其實行文化統戰策略的有效性的預見。
 中共實行控制媒體和出版的統戰策略，無非是運用經濟利益的杠杆，撬動臺灣相關業者的貪欲之心，然後，用經濟利益交換政治思想上的服從。
 中共對臺灣出版業者統戰的具體方法是，“拋出兩個釣餌，提出一個條件”。所謂兩個釣餌，一是對大陸廣大圖書市場的准入；一是允許其作大陸廉價圖書在臺灣的代理商。所謂一個條件，就是不准在臺灣出版政治上對中共不利的圖書和音像製品。從二○○五年起，中共宣傳部每年年初都通過中間人，以非正式但卻明白無誤的方式，告知與大陸圖書業務有合作關係的出版業者，絕對不能出版哪些人的作品，否則，同大陸的圖書業務便將終斷。五年以來，每年在中共宣傳部禁書作者名單上都出現的，有袁紅冰、辛灝年、何清漣、達賴喇嘛等人。
 通過利誘與威脅，中共已經相當程度成功地控制住臺灣的出版業。對中共可能產生不利政治影響的書籍在臺灣出版困難重重，而為中共歌功頌德或者按中共意志篡改、歪曲現實和歷史的各種各類圖書，則汗牛充棟，在書店中隨處可見。此情此景與中共用政治員警和嚴格的出版檢查制度控制下的大陸圖書出版市場幾乎毫無二致。現在，臺灣除少數幾家出版社還不受中共利誘和政治控制，堅守出版自由的原則之外，眾多出版社已經淪為中共和金錢的政治與思想奴隸。
 控制台灣的媒體則是中共統戰工作的第一重點。中共是靠暴力和謊言奪取並維護其政權的，媒體則是中共用以製造謊言的主要工具。所以，重視控制媒體是中共的一種政治本能。原中共首領江澤民在一九九八年就曾對中宣部作出指示，稱：“控制了臺灣的媒體，就等於控制了臺灣的一半民意。這種控制比派軍隊去還管用。這是對思想意識的控制；思想意識又指導人的行為。”
 中共對臺灣媒體的控制，遵循“利誘與收買雙管齊下，硬體與軟體兩面並重”的思路進行。這個思路也是當年江澤民提出的。

“利誘”的涵義不言自明，即以利益作為籌碼，要求臺灣的媒體業者為中共在臺灣進行統戰的思想宣傳服務。只是對於臺灣媒體，中共的利誘可謂出手闊綽，不計血本。媒體業者如果同時經營出版業，則前述對出版業者的兩個釣餌依然有效；如果媒體業者兼營或者主營其他經濟專案，並在大陸有企業，只要該媒體業者願意犧牲新聞自由的原則，為中共的統戰作宣傳，那麼他在大陸的企業便擁有了只會獲得利潤而不會虧損的特權——在中共的權貴市場經濟體制之下，腐敗的官權是王者，可以隨其意志決定企業的虧贏生死。
 所謂“收買”，具體是指由中共秘密出資，由已經成為中共統戰工具的“台商”公開出面，收買臺灣媒體。之所以由“台商“公開出面，是為掩蓋中共對臺灣媒體實施思想控制的政治陰謀，讓媒體繼續保持非政治性的假像，增強其實質上作為中共輿論代言人的對臺灣人宣傳的欺騙性；而由中共秘密出資則可以使中共比用利誘的方式更直接、更方便地控制媒體。中共通過台商購買臺灣媒體的統戰行為，早已展開，並取得極大成果，而其勢頭並未減弱，甚至有一浪高過一浪之勢。君不見，有台商泛太平洋房地產公司董事長在一次眾多中共官員出席的會議上，急中共之所急，公開宣稱他要斥鉅資，回台購買電視臺。真可謂對中共剖肝瀝膽，以示忠心，唯恐不及。
 所謂“硬體與軟體兩面並重”，是指一方面要控制台灣媒體本身，即控制硬體，還要同時對媒體的工作人員進行統戰工作，以達到思想控制之目的。多年以來，諸多臺灣媒體的記者、編輯，都曾受到大陸相關單位的邀請，免費赴大陸作業內交流，兼之以觀光旅遊。而大陸方面的接待必定是美酒與鮮花齊舉，熱情與豪華並至。中共”投之以瓊瑤“，臺灣的記者和編輯又怎能不“報之以桃李”？於是，撰文編輯之際，自由、客觀、公正的媒體職業道德原則，常被感激圖報之意侵蝕。更有甚者，某些名記者、名編輯，在中共著力“統戰”之下，已因一己之私情私利，主動作中共代言人，實質上把自由臺灣的媒體，變成了中共的宣傳機器。人的道德良知有時竟如此脆弱，亦良足為之扼腕而長太息。
 臺灣電視節目中有一個奇特的群體，即“名嘴”。“名嘴”們大都有一個與知識份子身份相關的頭銜，但其中許多人神形之猥瑣庸俗，語言之粗鄙無聊，思想之淺薄無知，均堪稱絕唱。從他們相當一部分人在關鍵時刻所作出的企圖影響社會輿論的努力中，能夠清晰地看到中共統戰的陰影。他們有的用尖酸刻薄的語言，在因統獨之爭而至於族群撕裂的臺灣傷口上撒鹽；有的搖唇鼓舌，為某些國民黨權貴的媚共投共行為作合理性詮釋；有的油嘴滑舌，為中共粉飾太平。其中最過分者，竟有膽量公然違背《中華民國憲法》，在中共中央電視臺的“海峽論壇”節目中，稱中華民國的總統為臺灣地區領導人。真是視臺灣的法律如無物，有恃無恐達於極致；其所恃者，無非中共背後的政治撐腰。
 現在，臺灣也只有少數報紙如沙漠中的綠洲一樣，孤獨保持著立場的獨立性；一百多個電視頻道中，仍然沒有被中共利誘和收買的也所剩無幾，可謂寥若晨星。翻開臺灣的報紙，打開臺灣的電視，所看到的絕大多數關於中共統治下的大陸的情景，都是一派鶯歌燕舞，太平盛世的偽宣傳。似乎臺灣的報紙和電視臺已在中共宣傳部的絕對控制之下。
 但是，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令計劃就進一步加強對臺灣媒體的控制，提出極為具體的計劃，即要求有關部門在二○一○年年底之前，採取有效方法，控制自由時報集團、蘋果日報集團、三立電視臺和民視電視臺。令計劃講：“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已經作出決定，臺灣下次大選前，我們一定要作到輿論清場，以保證國民黨勝選，為簽訂兩岸統一的政治協定打好政治基礎。所以，對於我提到的那幾個媒體的控制工作，要由專人負責，要立下軍令狀，務必按時完成。即便暫時需要付出比較大的經濟代價，也再所不惜。”
 中共統戰的鋒芒已經明確指向自由時報、蘋果日報、三立電視臺和民視電視臺等。在中共的利誘和威脅前，這幾個碩果僅存的獨立媒體，還能夠堅持住媒體的職業道德的底線嗎？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中共正在推進由經濟統一到政治統一的進程。冷酷的現實是，在此之前，中共通過對媒體和出版的控制，已經率先實現了另一種統一，即臺灣的媒體和出版已經基本成為中共統戰的第一片淪陷區。中共初步具備了通過臺灣媒體和出版，左右臺灣社會輿論的能力；中共正在借諸臺灣的思想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制度，利用受其控制的輿論工具的片面、虛假的宣傳效應，對臺灣人實施實質上的思想專制。
 更可怕之處表現為，臺灣社會正在形成對待與中共有關問題上的“自律”現象。所謂“自律”，就是在思想和言論上，自覺地不去觸動中共的政治底線，以免激怒中共，使自己的個人利益因中共的報復性行為而遭受損失。這種“自律”現象在投資大陸的台商中滋生、蔓延，現在已經廣泛滲入臺灣內部的社會各階層。其最典型的表現之一就是，臺灣的各大酒店，包括眾多著名的國際連鎖酒店，由於擔心中共報復，影響其在大陸的業務，都接受了中共代理人的“勸告”，自動關閉三立、民視等電視臺在酒店內的頻道；與之同時，受中共直接控制的電視臺的頻道卻暢行無阻。
 臺灣社會各階層出現的對中共的“自律”，既是中共控制媒體與出版必然產生的社會輿論後果，也是臺灣人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喪失思想與言論自由，處於中共思想專制之下的標誌，同時更表明一種政治奴隸的心態，即在強權之下，為了生存的利益，自動放棄精神自由的權利。以“自律”的方式放棄自由，比鐵血強權用國家暴力剝奪自由，更具生命的悲劇性。因為，前者意味著人性的最深刻的墮落——為了物欲而背叛自由。

儘管控制媒體和出版的統戰取得重大成果，中共卻並不以此為滿足。根據胡錦濤的指示，從中共國台辦到海協會，都釋放出資訊：鼓勵大陸媒體到臺灣發展，也歡迎臺灣媒體到大陸發展。這個資訊看來是雙方對等，實際是只有利於中共。因為，臺灣媒體基本被中共控制，到大陸發展也不會造成中共對傳媒失控的現象；大陸的媒體都是中共的“喉舌”，是中共意志的直接宣示者，這些媒體登陸臺灣，與中共的政治意志登陸臺灣是同一回事。
 中共鼓勵大陸媒體登陸臺灣還另有深意。二○一二年臺灣大選前具備全面控制台灣社會輿論的能力，從而通過輿論導向説明國民黨籍總統連任——這是中共至關重要的統戰目標之一。在此之前如果能完成大陸媒體登陸臺灣的設想，顯然有利於通過中共自己的媒體的政治存在，直接實現上述統戰目標。
 二、對知識界的滲透
    ——把教授馴化成文化奴僕
 六.四血案之後，為走出中共政治道德基礎徹底崩潰造成的困境，鄧小平決定改變過去對待知識份子的政策。此前，中共主要是用政治迫害和思想整肅的方式，來迫使中國知識份子成為暴政的精神奴僕。鑒於六.四反人類罪行引發的統治合法性危機，中共急需收拾人心，重建統治的社會基礎。在此情況下，鄧小平決意用經濟收買的方式，驅使知識份子就範。或許是由於中共暴政經過一次又一次政治整肅，特別是六.四之後一段時間的逮捕、流放，已經基本肅清了知識份子中的人格高貴者；或許是由於中共長期的馬克思主義精神殖民地統治之下，中國文化精神趨於滅絕，中國的知識份子已成無文化之魂的群體，鄧小平的經濟收買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無文化之魂的精神卑賤的群體，必然把物欲的追求當作生命的主題。於是中國知識份子整體上歸附於權貴階層，數百萬御用文人成為專制與金錢的雙重奴僕，並把為中共極權政治和權貴市場經濟的合理性辯護，作為其最重要的學術和文化功能。
 鄧小平之後，江澤民為擴大中共極權統治的社會基礎，推動修改黨章，允許民營企業家入黨——實際就是允許靠買通官權而暴發的新生資本家，加入聲稱是“無產階級的政治先鋒隊”的共產黨。以此為標誌，在中國，腐敗的權力、墮落的知識、骯髒的金錢形成了支撐中共極權統治的政治同盟。正是由於該同盟整合了權力、知識和金錢，這三項最具社會能量的因素，中共極權才得以延續至今。而權力、知識和金錢的結盟，也被奉為中共重要的政治經驗之一。
 現在，中共已經把上述經驗用於對臺灣的統戰。最早對此作出理論論證的，便是中共首席理論顧問王滬甯。二○○六年，王滬甯曾向中共中央提交過一份只供高層參閱的內部研究報告，題目為“在臺灣知識界中建立統一戰線的幾點思考”。該報告認為，“六.四”事件之後，中共最成功的經驗便是建立起權力、知識和資本三足鼎立的穩定的政治結構；如能把這個經驗有意識地運用於解決臺灣的過程中，將會使對台的統戰工作的思路更清晰，方針更明確，方法更有效。
 在上述報告中，王滬寧寫道：“… … 權力、知識和資本結成的統一戰線，是我們党在大陸成功的經驗。這個經驗對於主要用統一戰線方式解決臺灣問題應當同樣有效。經過前幾年的工作，二百萬台商將來在我們最終對臺灣問題作出政治解決時站在我們一邊，基本不成問題。這是由他們的經濟地位所決定的，所以是靠得住的。我們完全有信心掌握臺灣社會資本因素的政治趨向。… … 我們黨同國民黨高層在對待台獨的問題上已形成高度共識；現在看來，二○○八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也具備現實可能性。美國視陳水扁為麻煩製造者，也將轉而支持國民黨。因此只要我們加大力度，創作性地作好對臺灣知識界的統戰工作，二○○八年國民黨勝選之後，在臺灣就會以我們黨為實質的核心，形成權力、知識和資本的統一戰線。這個意義上的統一戰線將會為我們解決臺灣問題提供可靠的社會能量的保障。”
 王滬寧上述思想提出之後，很快便被中共高層接受，並一直作為對臺灣知識界統戰的指導思想，發揮作用。中共對台辦公室據此提出對臺灣知識界統戰的策略原則是“以學術交流為基礎，抓住重點，全面覆蓋”。在具體執行中，中共教育部又把“抓住重點”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學術單位。國立大學的台大、政大；私利大學的東吳、銘傳都被列為學術交流的重點對象。第二個層次則是教授學者個人；被列入中共統戰重點對象的臺灣教授學者已達三千多人。中共教育部還要求不折不扣地執行“全面覆蓋”的原則。所謂“全面覆蓋”是指，要同臺灣的每一所國立和私立大學都建立起學術交流的關係。表面看來大陸各學術單位同臺灣的學術交流是各自分別獨立進行的，實際上則由中共教育部和國務院對台辦在背後統一協調操控。
 大陸各學術單位同臺灣的學術交流的花費，也獲得單獨列支的特權；經教育部批准後，由中央財政撥付。
 中共教育部和國務院對台辦要求，對臺灣知識界的統戰工作要實現的具體目標是，作到臺灣教授和學者對大陸的兩個依歸，即“學術依歸”和“情感依歸”；為作到這兩個依歸，就要進行相關的學術投資和情感投資。
 中共教育部的相關內部檔明確提出，為實現“學術依歸”，要在各學術領域專門為臺灣教授學者設立系列的科研課題，同時歡迎並支持臺灣教授學者自己選擇有關大陸的科研課題。同時，要為這類課題提供學術資料和經費保障，要為其科研成果走向國際舞臺，被國際學術界接受，提供有效幫助。
 二○○七年王滬寧就相關問題曾給教育部官員作過一次報告，他講：“… … 隨著我們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增長，有關中國大陸的研究課題在世界範圍內都成為顯學。臺灣地域狹小，國際影響日漸萎縮，缺乏學術研究的課題容量。所以，臺灣學者的學術出路只能在大陸，這是不可改變的歷史趨勢。… … 有的同志擔心，我們資助臺灣學者的研究課題，如果最後得出政治上同我們敵對的研究結論，豈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這種擔心其實沒有必要。道理很明顯，他們進行大陸課題的研究，只能依賴我們提供給他們的學術資料和資料。這就意味著，我們從學術源頭上把握了研究的學術結論。『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同理，我們提供的是大米，臺灣學者就很難煮出高粱米飯來。當然，這就要求我們給臺灣學者提供學術研究的資料和資料時，要有高度的政治意識和策略意識，也就是說，絕不能提供那些可能導致對我們不利的研究結論的資料，相反，要通過有選擇地提供研究資料，有意識地引導研究者趨向我們預計的研究結論。這是一門很高深的學問。建議教育部領導組成專門的班子，對學術資料的提供工作，深入研究，統籌安排，以策萬全。”
王滬寧的上述講話暴露出一個事實：中共在用機心百端的權謀，設好統戰的陷阱，以學術名利為誘餌，引誘臺灣的教授學者進入陷阱，使之成為中共的學術奴僕。而眾多臺灣的教授學者也確實沉醉於對中共的“學術依歸”，正爭先恐後地奔行在中共為他們安排的命運之路上。對此，我有直接感受。
 二○○八年十一月，我受邀作為論文評論人，赴臺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參加一次學術研討會。會上幾位臺灣教授介紹了他們關於大陸的論文，題目涉及經濟、法律等領域。令我震驚的是，這些臺灣教授竟然同王滬寧預言的一樣，完全以中共官方提供的資料和資料為根據得出結論，而且論文的行文風格和結論的價值取向，都與中共嚴格控制的大陸所謂學術刊物上的文章毫無二致。從這些臺灣教授的論文中，人們已經根本無法分辨他們是屬於自由世界的學者，還是屬於數百萬中國大陸的御用文人和思想奴僕群體。這次研討會上，我在對這幾位臺灣教授的論文評論時說：“你們把中共官方發佈的資料和資料作為論文的依據，必然得出錯誤的結論。這些垃圾資料和資料連中共狗官都不會認真對待，因為他們知道，那是為政治宣傳製造出來的。而你們卻奉之為瑰寶，把你們的學術聲譽同這些垃圾資料聯繫在一起；你們建立在中共用以欺騙世界的虛假資料上的所謂學術結論，只能有一個價值，即幫助中共欺騙世界。這是臺灣學術的悲哀。”（大意如此，原話無法準確回憶）
 後來更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據說，由於袁紅冰這個名字和我的評論，邀請我參加會議的長者竟然受到同事的強烈抨擊。抨擊的理由在於，因為邀請我參加這次研討會，可能會對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同中共學術單位今後的學術交流，以及他們的某項學術研究經費的申請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聽到這件事，令我心神黯然，不禁想問太平洋的萬里波濤：難道臺灣的某些學者真要以中共極權政治作為他們現在的學術依歸之所，將來的學術埋骨之處嗎？難道臺灣的某些教授真要放棄學術良知和學術自由的原則，作中共的文化奴僕嗎？
 教授學者是以學術為生存方式的族群，“學術依歸”就足夠保證臺灣知識份子對中共政治意圖的理解，甚至支持。但中共並不以此為滿足。為確保在二○一二年之前形成以中共政治意志為核心，由國民黨政府的權力、台商的資本和臺灣教授學者的知識之間的聯盟為內涵的臺灣社會能量系統，中共還要實現臺灣教授學者對其的“情感依歸”。
 在中共教育部和國務院對台辦的統籌策劃之下，中共各學術單位和統戰部門對臺灣學者的情感投資早已全面展開。迎接時如火如荼的熱情和鮮花掌聲，送行時的依依不捨與贈別厚禮；宴會上的傳杯飛盞，旅遊中的著意安排與豪華接待，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於是，便有臺灣教授學者熏熏然、陶陶然、昏昏然，不知今夕何夕，並用一片真心、萬斛真情回報中共的情感投資，混不覺把真心真情獻給中共極權就意味著對學術良知的徹底背叛——因為，極權專制是精神自由不共戴天的死敵，沒有精神自由的地方便沒有真正高貴的學術精神，而只有專制的文化奴僕，暴政的御用文人。

大劫難正逼近臺灣。劫難的實質在於，中共要用極權專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鐵牢，囚禁自由的臺灣。值此艱難時刻，教授與學者群體應當承擔起知識份子對臺灣命運的責任——用知識的名義，向臺灣人民預警劫難，提出用以堅守自由原則並戰勝兇險命運的精神價值與策略原則。然而，人們看到的卻是眾多教授學者完全放棄知識份子的社會良知與社會責任，一心一意走上對中共的“學術依歸”和“情感依歸”之路。這條“依歸”之路也是背棄並遠離自由的臺灣之路。臺灣養育出一群在名利誘惑下把冷漠的背影對向臺灣命運的忘恩負義之人。
 行文至此，悲憤之情實難平抑，故有一事不吐不快。我多次親身體驗過，某些具有統派國民黨籍的大學教授對中共的“情感依歸”，已至喪心病狂之境地——只要我對中共作出些許批評，教授們便如祖墳被掘，又似衣食父母受辱，勃然大怒，對我大加撻伐，以維護中共極權政治的聲譽。其對中共真有感天動地的孝子賢孫之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意。只是不知五十年代初被中共屠戮的二百余萬放下武器的國民黨人，如果泉下有靈，是否會為其政治子孫之不孝，作千古不絕之長哭？
 除教授學者外，臺灣的大中學生也被列入中共對知識界統戰的視野。胡錦濤特別指示，要把西藏的成功經驗運用到兩岸大中學生的交流中。所謂在“西藏的成功經驗”具體是指，將藏人少年送到大陸內地接受共產黨文化教育，經過幾年十幾年後，再把他們送回西藏。於是，這批長著藏人面孔而心靈已經受到共產黨文化改造的藏人，便成為中共政治意志在西藏的代理人。現在，中共也要通過兩岸學術交流，從臺灣學生胸膛裡挖出他們的臺灣心，然後換上一顆共產黨極權文化的心。
 從促使臺灣教授學者對中共的“學術依歸”和“情感依歸”，到對臺灣大中學生的“換心”策略，都已列入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解決臺灣問題政治戰略》，從而成為中共二○一二年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陰謀的構成部分。面對這個政治陰謀，臺灣知識界整體上是否還有能力堅守對自由的忠誠，對臺灣命運的忠誠？
 三、宗教與黑社會中的統戰
    ——政治污染的信仰和黑手黨化的政治
 中共的哲學信仰源自古希臘的唯物主義哲學體系和詭辯論——這個哲學信仰被稱為辯證唯物主義。所以，中共本質上是拜物教性的政治組織。同時，由於中共要用鐵血權力實現其哲學信仰對人的精神專制，因此，所謂辯證唯物主義實際上具有“國家信仰”的地位。但是，其他宗教信仰只不過是“人民的精神鴉片”，需要像禁毒一樣禁絕之——這是中共對宗教的基本態度。

中共建政之後，立刻在東亞大陸推行用國家暴力消滅宗教的政策。從中原到內蒙、新疆、西藏，宗教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佛廟、道觀、清真寺、教堂被摧毀或者廢置，僧人、尼姑、道士、阿訇、教士被大批屠殺、流放或者關入黑牢。十余年間，宗教人士、宗教組織、宗教場所摧殘殆盡。
 摧殘精神信仰是中共拜物的哲學本質所決定。不過，中共對人類精神所犯的最兇殘的罪行，還不止於對宗教的摧殘，而在於在用國家暴力殺死宗教精神之後，又扶植起各種官辦宗教，借宗教的外殼，實施其統戰的政治陰謀。極權政治所污染的宗教，正是對宗教精神最深刻的蔑視和侮辱。
 在中共嚴密控制之下，建立起遍及各個宗教領域的偽宗教組織；從佛教協會、道教協會、伊斯蘭教協會到“三自”教會，可謂花色齊全，水陸紛呈。這些屬於中共暴政的御用宗教組織中的神職人員，竟然是按照中共官員的品秩劃定級別，領取公薪，因此出現“科技和尚”、“處級尼姑”、“局級教士”等荒謬至極的概念。中共御用宗教組織的神職人員中遍佈秘密員警系統的告密者和線人，而眾多高級神職人員本身就是宣誓以唯物主義為信仰的秘密共產黨員。就這樣，中共把本應神聖的宗教改造成實現骯髒的政治意志的陰謀組織。佛祖、上帝、阿拉、三清聖者，如知他們創立的精神原則淪落為極權政治用以欺騙世界的謊言，定會號啕痛哭，涕泗滂沱，淚盡繼之以血。
 現在，中共正在利用其御用的宗教組織，在精神信仰的領域內，全面展開對臺灣社會的統戰。
 中共的統戰部門很早就注意到，臺灣具有宗教信仰基礎深厚、宗教情感社會影響巨大的特點，因而宗教統戰一直是中共對台統戰工作最受重視的方面之一。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共統戰部就成功地邀請臺灣一位著名的“政治和尚”訪問大陸，並給之以由國家主席楊尚昆接見的禮遇。胡錦濤執政後，為實現二○一二年解決臺灣問題的戰略目標，中共更把對台的宗教統戰的原則、策略、目標等系統化，形成一個完整的方案。這個方案的主要內容也體現在《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
 以對臺灣各種宗教信徒數量分析為基礎，中共對台宗教統戰方案，把統戰的重點放在佛教徒、道教徒和兼具佛道特色的媽祖信徒群體上。該方案要求，充分利用大陸豐富的宗教名勝資源，吸引臺灣信眾朝拜、旅遊；中共控制的各種宗教組織也要加強同臺灣民間宗教組織的聯絡，通過各種宗教文化活動拉近同臺灣信眾的宗教情感，樹立所謂“宗教不分彼此，兩岸信眾一家親”的觀念。
 該方案特別強調，根據福建和臺灣都有人數眾多的媽祖信眾的實際情況，福建的中共宗教文化統戰部門要縝密構思，精心組織同媽祖有關的大型活動，從而不僅讓福建以“海西區”建設為支點，成為對台經濟統戰的前沿陣地，而且要成為宗教文化統戰的前沿陣地。
 該方案還單獨提出道教中的一貫道問題。中共建政之初，在所謂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曾把一貫道作“反動會道門”加以嚴厲鎮壓，屠殺了數十萬大陸的一貫道徒。在該方案中，中共仍然堅持當年屠殺大陸的一貫道徒是正確的，對穩定其政權是必要的，但又認為，現在對臺灣的一貫道實行統戰也是必要的；還指出，據不完全統計，臺灣一貫道的信眾達二百余萬人，有比較深厚的社會基礎，所以，化解歷史問題，同臺灣一貫道建立宗教文化聯繫，是宗教統戰工作成功的指標之一。
 在二○○八年六月那次中共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令計劃對宗教統戰方案進行解釋時，說：“… … 胡錦濤同志指示我們，『道教、藏傳佛教、漢傳佛教和媽祖信仰的根都在大陸，臺灣信眾的宗教信仰的根也在大陸，進行宗教統戰工作要牢牢把握這個關鍵，使臺灣信眾心系大陸。情系大陸，魂歸大陸。在兩岸政治統一之前，要率先作到宗教統一。要廣泛建立兩岸宗教組織交往的紐帶，要特別注重台南地區的媽祖信眾同福建之間的宗教文化聯繫』。胡錦濤同志的這個指示，是我們擬定宗教統戰方案一直遵循的原則，它明確了宗教統戰工作的最終目標和方向。”
 另外，中共對台的宗教統戰方案中還制定了利用宗教的社會基礎，影響臺灣政治選舉，確保國民黨二○一二年大選連任的一系列具體方法和策略。其中特別強調對宗教領袖人物統戰的重要性，並列出一個包括佛家、道教、媽祖信仰和伊斯蘭教在內的各宗教領袖性人物的名單，共計870人；要求國務院宗教事務局統一協調中央和各省的相關單位分工負責，對這870人進行統戰工作，要作到“統籌安排，專人負責”，務必於兩年之內，同這批人全部建立起經常性的宗教文化的聯繫。
 極權政治必然以員警特務統治作為歸宿，而員警特務統治的最墮落的形式，便是政治的黑手黨化。現在，中共已經全面退化為政治黑手黨。六.四屠城之後，中共政治道德基礎徹底崩潰，只能靠赤裸裸的物欲引誘、國家恐怖主義性的暴力、國家謊言和秘密員警系統維持政權，而這種性質的統治，便是政治黑手黨的統治。黑手黨式的政治的突出特點之一，便是對異議人士或者政敵實施黑社會性的直接人身威脅，中共的秘密員警不僅早就開始對大陸的異議人士普遍採用這種墮落至極的方式進行控制，更在“澳門回歸”的過程中，與澳門黑社會聯手，用直接人身威脅的方法，成功地控制住了社會各階層人士中不滿中共的情緒，轉化為實際的政治抗議活動。
 中共統戰部和公安部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就曾聯合完成一份關於臺灣黑社會狀況的報告，對臺灣黑社會的組織狀況、活動特點、社會影響、頭腦人物都作出詳盡的說明。二○○八年六月的《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則提出，根據臺灣黑社會發育比較充分的特點，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起，中共公安系統就開始了對臺灣黑社會的系統工作，而且取得很大成績。現在，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要儘快由公安部牽頭，國安部協助，制定更加具有針對性的、完備的對臺灣黑社會實施政治控制的方案；制定方案時，要緊緊圍繞二○一二年以統戰方式為主解決臺灣問題這個總戰略目標，並充分吸取“澳門回歸”過程中利用澳門黑社會力量實現社會政治穩定的成功經驗。
 二○○八年七月，中共組建了“對臺灣黑社會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是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局長孟宏偉，另由國家安全部十局選派一名副局長作副組長。這個小組直接向中共中央書記處負責，並受令計劃的領導；其職責就是制定並秘密執行對臺灣黑社會實施控制的方案。
 事實上，中共秘密控制台灣黑社會的努力從來就沒有中斷過。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隨著台商大批登陸，中共對臺灣黑社會的統戰更取得長足進展。二○○八年十月，中共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訪台，同議員王定宇發生衝撞而跌倒。一個中共小官輕輕跌倒，馬英九政府竟山搖地動，一時成為臺灣新聞焦點。受中共控制的臺灣黑社會也聞風而起，聲稱中共小官張銘清是其“大哥”，對王定宇進行人身威脅。從此事中可以看出中共對臺灣黑社會滲透之深。
 不過，事件發生之初，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便給令計劃提交了一份報告，對張銘清擅自動用臺灣黑社會力量作出嚴厲批評，並要求今後必須杜絕此類事情。孟宏偉在報告中稱：“把黑社會力量運用於政治領域是一件十分敏感的事情，務必要慎之又慎。處置不當則可能使我們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甚至可能對我們黨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帶來不利的影響。… … 建議在小事上和一般時期，一律不用臺灣黑社會力量介入；對臺灣黑社會力量要採取『長期培育，慎重使用』的原則，要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即只在下面兩種情況下，才對其加以使用：第一，二○一二年臺灣大選前使用之，以保證國民黨繼續執政；第二，二○一六年，由我們黨組建的臺灣社會民主黨參加競選時，要動員一切能量確保競選成功。對臺灣黑社會勢力，不用則已，一旦使用，就一定要發揮奇兵之效。我們判斷，對一些重要政治人物施加直接人身威脅逼其就範，短時間內會產生重大而明顯的政治效應，從而促成在特定的時間點上實現我們的政治目標。”
 令計劃對於孟宏偉的這個報告讚賞有加，稱之為“深謀遠慮，思路清楚”。令計劃更以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名義下達指令，今後除經孟宏偉負責的“對臺灣黑社會工作領導小組”報中央書記處批准之外，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在政治問題上擅自運用臺灣黑社會力量。
 黑社會本就是陰影中的過程，是公權力之外的非法的權威。儘管如此，它還是有持續存在的社會歷史原因。按照黑格爾“凡存在的，都具有合理性”的哲學箴言，黑社會總還能為自己找到某些存在的人性根據和歷史基礎。然而，如果在中共的統戰陰謀之下，最終淪落到作中共這個政治黑手黨的政治打手，臺灣黑社會將喪失任何存在的合理性，並成為叛賣臺灣的根本利益，即政治自由的千古罪人。
 四、簡要結論
 中共政治陰影已經深深滲入臺灣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和黑社會各個領域，並在相當程度上開始左右臺灣社會的走向——這是一個冷酷的現實；無論承認不承認，它都真實地存在。
 中共通過對媒體和出版的控制，正在實現對臺灣社會輿論和思潮的控制；中共中宣部的意志每天都在通過臺灣的媒體，傳出關於大陸的片面和虛假的資訊，“自由”地為臺灣人洗腦；中共所追求的在政治統一實現之前首先實現思想和輿論的統一，正在成為現實。基於對中共的恐懼，或者害怕經濟或者學術利益受到損害，臺灣各界人士——從商人到知識份子中，都出現了“自律”的現象，即在關於中共的政治問題上，甚至在同臺灣政治前途相關的問題上，都“自覺”地不發表與中共不同的意見，不作可能與中共政治意志發生矛盾的行為。
 上述這些情況表明，雖然臺灣人的自由名義上還受到中華民國的憲法和法律的保護，但由於中共的全面滲透，臺灣人已經在實質上失去了思想和新聞自由權。這恰是臺灣大劫難即將在二○一二年降臨的先兆。
 在這個兇險而艱難的時刻，臺灣相當一部分知識份子的表現則完全令歷史失望。幾千年前，希臘哲人蘇格拉底斷言“知識就是美德”；幾百年前，英國哲人培根相信“知識就是力量”。可某些臺灣的教授和學者，卻把知識當作向中共乞討學術資源和學術地位的乞丐之缽，為一己之利，背叛了知識份子應有的良知和尊嚴。對於這些人，知識不是美德，而是諛媚強權的資本；知識也不是力量，而是意志軟弱的小動物滿足卑微物欲的工具。他們侮辱了知識，也就意味著使自己的人格蒙羞。因為，他們被稱為知識份子。無論臺灣的前途如何，這批正在被馴化為中共文化奴僕的教授學者都必將受到命運的詛咒——為他們對臺灣自由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