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教育制度
在世界教育史上，中國是學校教育發達很早的國家之一。早在周代就有了比較定型的學校，並建立起初步的學校教育制度。秦漢以後學校教育繼續發展，教育制度也不斷完善。至19世紀中葉以後，隨著新式學堂的建立，傳統的教育制度開始過渡到近代教育制度。中國的傳統教育具有重人文、重倫理道德的鮮明特色。歷史上，中國視教育為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命脈，有著注重教育和尊重教師的傳統，並在實踐中積累了十分豐富的教育思想。中國古代學校教育按其性質可分為官學、私學和書院三大類。它們互相補充，構成多元化的學校教育網路，共同承擔了人才培養的任務。
第一節 官學制度
一、官學的形成
根據傳說及古籍記載推斷，中國在夏代已有庠、序、校三種學校，奴隸主階級的成員及其子弟在這類學校中，接受生產技能以及與戰爭相關的武士教育。又據甲骨卜辭記載，商代學校除庠、序外，又增加了右學、左學、瞽宗等校名。《禮記·明堂位》說：“瞽宗，殷學也。”又《禮記• 王制》：“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從商代文字的發展水準來看，這些學校的存在，似非傳說，而是可靠的歷史。商代的貴族子弟，在學校學習識字、寫字和閱讀，還須接受禮、樂、射、禦、書、數等文化和技能教育。後者在周代稱為“六藝”，六藝教育在商代已被列入學習科目，這為西周的學校教育奠定了基礎。
西周官學分國學和鄉學兩類，在中央辦有國學，在地方辦有鄉學。西周將官學劃分為中央官學和地方官學兩種類型，影響深遠，中國古代一直沿襲這種辦學格局。國學在辦學規格上分小學與大學兩級，鄉學因規模較小，只設一級。修業年限小學為7年，大學為9年。國學的教學內容包括了德、行、藝、儀四個主要方面，主幹課程有禮、樂、射、禦、書、數等“六藝”。大學教育以禮樂為重點，小學教育則以書、數為重點。這是一種文武結合、知能兼備的教育。辦學目的是為了培養奴隸主貴族的年青一代，使其成為有文化教養、有道德威儀、有政治軍事技能的統治者。
西周官學制度的顯著特徵是“學在官府”，學校教師由貴族官僚擔任，學校招收的學生是貴族子弟，奴隸主貴族壟斷教育，庶民子弟則沒有接受教育的權利。
春秋戰國時期，奴隸制生產關係逐步解體，國學與鄉學衰微，私學興起，“學在官府”一變而為“學在四夷”。一些諸侯國適應新的時代需求，以公室養士為官辦教育，其中以戰國時齊國設於稷下的高等學府稷下學宮最為著名。教師擇優聘請，教學內容不受官方限制，學者以其專長講學。稷下學宮的創辦，促進了諸子學派的形成。稷下學宮以教學與研究相結合為辦學原則，以不同學派相容為辦學方針，以百家爭鳴為學風，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官學的發展
漢代自漢武帝獨尊儒術起，儒家思想上升為國家的統治思想，經學的興起促進了學校的發展。漢代官學也分中央官學和地方官學兩類。中央官學包括具有國立大學性質的太學、專門學習書畫辭賦的具有藝術專科性質的鴻都門學，以及專為外戚所設的四姓小侯學。
漢武帝時在首都長安創辦了太學，這是中國當時的最高學府。太學由國家選派名師巨儒充任教師，學生的來源為中央選拔或地方保送。東漢建都洛陽後，又在洛陽重建太學，校舍240所，教室達1850間，太學生最多時達30000人，如此規模的大學，出現在2世紀中葉，可謂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觀。
太學以傳授儒家經典為唯一的教學內容，其中《論語》、《孝經》是公共必修課，《五經》是專業選修課。教學方法以嚴守“師法”、“家法”為特色。所謂“師法”是指經學大師所講的經說，“家法”是指個別弟子在師法的基礎上，經發揮而自成的一家之言。過分強調師法、家法，容易形成門戶之見，從而限止學生的視野。在教學形式上，太學創造了兩種模式，一是大班講課與高年級學生輔導低年級學生結合，二是課堂教學與自修結合。凡入太學2年以上者，便可參加考試，考試以通二經為起點，到通五經為止，根據通經的多少，授以相應官職。
漢代經學的勃興促進了官學的空前發展，官學培養出一個新的階層，即儒學之士，他們靠儒學起家，成為龐大的官僚機構的骨幹力量。儒學是國家政治的一部分，又是國家高等學府的基本教學內容。學生由通經而入仕途，漢代文教政策的這一特點，對以後歷代的文教政策有著長遠的影響。
漢代的地方官學按行政區劃設置，漢平帝時規定：“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鄉曰庠，聚（村）曰序。”① 這裡的“學”與“校”相當於中學程度，“庠”與“序”相當於小學程度。地方官學的教學內容除儒學外，還包括識字教育。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教育有所發展。南朝劉宋設立儒學、玄學、史學、文學四館，學校按學科分類，是官學制度上的創新，對於隋唐專科學校的設立和分科教學制度的實施，具有開創意義。
三、官學制度的完備
唐宋社會經濟的高漲帶動了文化教育的繁榮。唐代的中央官學是設在首都的國子監，它既是學校教育的行政管理機構，也是級別最高的國立大學。唐代的地方官學也有長足的發展，府、州、縣都有學校。
唐代的官學制度已相當完備，堪稱中國封建社會官學制度的代表。首先是多種形式辦學。中央官學依學校性質分為不同類別，有專修儒學經典的學校，如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廣文館等；也有專修法律、數學、書法等學科的專科學校。專科學校中數學的教學，包括了算術、代數、幾何學等科目，並和工地測量、曆法推算、水利及建築工程營造等實際問題結合。這類實用學科的學校的創辦，在世界範圍內也是較早的。其次，教師管理完善。學校教師分為博士、助教、直講等。他們教職的大小，以其在政府部門所具職位的高下為依據。第三，學生管理上有升學、退學的規定，也有考試與作息的規定。如考試包括旬考、月考、歲考和畢業考；假期有旬假、田假和授衣假等。
宋代中央官學所設學校的門類與唐代相近，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的教育改革以及中央官學對人文美育的重視。王安石變法，創立三舍法，以嚴格升等考試制度。初入太學為外舍生，定額2000人，通過平時學習和嚴格考試，成績優良、操行合格者升入內舍。內舍生定額200人，學制2年，學習成績和本人操行合格者升入上舍。上舍生定額100人，學習2年後參加畢業考，按其學業和操行分為上等、中等、下等和不及格4種。上等生的資格等同于進士，中等生可免尚書省試，下等生可免鄉試，不及格者除名。三舍法嘗試把考核和科舉結合，提升了學校的地位，寬進嚴出也有利於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宋代在官學中創辦畫學，這是宋代在人文美育史上的貢獻。畫學教授的繪畫題材有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六科。課程內容除繪畫專業課外，還有文字學、經學等基礎知識和基礎理論課。宋代畫學曾為社會培養了一批繪畫人才。
四、官學制度的衰落
明清兩代狹隘的立國思想，制約了官學的發展。自明朝中葉起，封建官學在官方的嚴格鉗制下，一步步走向衰落。
明清兩代官學制度相近，中央有國子監，為國家最高學府，明代有北京、南京二監，清代只有北京一監。國子監內設有率性、誠心、崇志、修道、正義、廣業六堂，為分班學習的教室。教學管理上實行考試積分制，如明代規定學通《四書》而未通《五經》者，在正義、崇志、廣業堂學習，一年半後升修道、誠心堂，學制仍為一年半，兼通經史，成績優秀者升入率性堂。考試內容有經義等科，積滿8分准予畢業並給予出身任用，一般充任縣丞或參加會試。明清政府對國子監學生的思想控制極嚴，剝奪其言論、結社和上書陳事的自由，加之教學內容空疏，所以國子監很難培養出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
明清地方官學有府學、州學和縣學，統稱“學宮”。入學者須取得生員（秀才）資格。課程內容與國子監相類，學生專治一經，並分習禮、射、書、數四科。生員入學純粹為了應舉，明清以八股文取士，學生在八股文上口誦手抄，不厭其煩，不少淪為不通世務的祿蠹。
綜觀中國古代的官學制度，儒學獨尊的教學體系是其鮮明的特點。漢代太學以經學教學為主的課程結構，對以後封建社會的學術和教育的發展都有著深遠影響。到了宋代，儒學教育又在《五經》的基礎上新增《四書》，從而《四書》、《五經》就成為學校教育的基本課程。這種課程結構的特點是以道德倫理為本位，同時也容納了一定的自然科學、文學藝術等內容。它曾與封建宗法社會對人才的需求相適應。到了明清，西方世界迅速崛起，中國已經被帶入世界格局之中，但政府的文教政策與官學的課程體系並未作出與時俱進的調整。相反，在嚴厲的思想鉗制與八股取士的導向下，教學內容流於空疏，官學教育朝著不利於民族振興的方向發展。及至近代，中國從封閉的狀態中逐漸擺脫出來，開始接納西方近代文化的新鮮養料。近代工業文明的出現、交通運輸的發展、沿海城市工商業的繁榮，無不呼喚與新時代需要相適應的人才，傳統的教育內容面臨著空前的危機。於是，教育改革被提上了日程，新式學校教育終於取代了窮途末路的封建官學教育。
第二節 私學制度
一、私學的發展和特點
中國歷代由私人開設的各類學校統稱“私學”。西周以前，學在官府，春秋時，孔子首開私人講學。孔子宣導“有教無類”的教育主張，招收了不少出身低賤的學生，這一創舉，有利於學術文化的下移和平民教育的普及。戰國時私學大盛，漢以後，私學成為中國封建時代學校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漢代私學按學生程度和學習內容，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啟蒙階段，當時稱為“蒙學”或“書館”，所收兒童以識字、寫字為主。二是專經的預備階段，使用教材為《孝經》和《論語》。三是專經的研修階段，學生從經師專研某一種儒家經典，其程度已相當於太學。漢代不少名師巨儒從事於私人講學，吸引了大批學生，如馬融、鄭玄等經學大師，門下學生多達數千，私學之興盛可見一斑。
唐宋私學也很發達，許多鄉里之學多為民間自發形成，國家也“許百姓任立私學”。① 唐代經學家孔穎達、顏師古，文學家韓愈等均私人授徒講學，這類學者型官員熱衷於為人師，以“傳道授業解惑”為己任，教學層次和品質都達到相當高的水準。他們致力於傳播經學、寫作學等，對於學術文化和文學創作的活躍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部分私學教師還講究教法，注重理論聯繫實際，如宋初胡安定在私學教學實踐中創立蘇湖教法，其教學方法以經義與時務相結合為特點，在當時影響很大。
元明清三代，民間的啟蒙教育也主要依靠私學。明清私學分三類：一是私塾，由教師在家設館授徒；二是義學，由官員富商出資，聘教師為鄉村貧寒子弟授課；三是專館，富裕人家聘教師上門教授本家子女。明清士人中的正統派大多走科舉仕進的老路，官學迎合了他們的需要。而非正統派如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人士則不願涉足學風僵化的官學，他們中有的邊著書立說，邊講學授徒，治學主張經世致用，學風嚴謹，體現了一定的民主色彩。
私學作為中國古代社會民間的主要辦學形式，其貢獻和特色約略有三：第一，私學是官方辦學力量的補充，在普及平民教育、開發民智方面有其歷史功績。古代社會的啟蒙教育實際上是由私學承擔的，因此，私學又稱“蒙學”。私學遍佈村落市井，教師依託私塾教授學童，靠學童所交學費維持生活，收入雖然微薄，但大多教學勤勉。兒童則通過識字、讀書、習禮而接受基礎教育，包括灑掃、應對、事長等道德教育。第二，辦學層次較高的私學，其教學內容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官學經師多為章句之士，唯守舊說，排斥他義，教學氣氛較沉悶。私學授課則較自由，既可不囿於成說，又可開展學術爭鳴。而且私學教學不限於儒家經學，有的傳授道學，有的傳授佛學，有的傳授醫學、算學、文藝等，教學內容較為靈活。第三，學生可以自由擇師受業。如西漢私學興盛，不少學生遠道尋師，以接受符合個性需求的教育。
二、蒙學讀物
蒙學作為古代社會的基礎教育，為許多教育家所重視。他們在教學實踐中探索總結，編寫出一系列蒙學讀本。它們中有綜合各種常識的識字課本，有濃縮中國歷史的歷史知識讀本，也有學詩作文的詩文選本等。其中較著名的通行教材有：
《三字經》，成書於南宋，全書356句，每句3字，共有1068個漢字，其中生字約有800個，是一種融入做人道理、學習程式以及教育的重要性等方面知識的識字課本。
《百家姓》，成書於北宋，將姓氏編於一書，為“尊國姓”，故以“趙”居首。全書由四言韻語組成，雖無文理，卻便於誦讀，是古代通行的識字課本之一。
《千字文》，梁周興嗣編，選取王羲之遺書不同的字1000個，編為四言韻語，共250句。敘述有關自然、歷史、倫理、教育等方面的知識。隋代即開始流行，曆唐宋元明清，成為蒙學的通行教材。
《千家詩》，南宋劉克莊編，選錄唐宋律詩和絕句，按題材分為時令、節候、氣候、晝夜、百花、竹木、天文、地理、宮室、器用、音樂、禽獸、昆蟲、人品14類。既是學詩的範本，也可通過讀詩獲得天文地理、鳥獸魚蟲等自然常識。
此外流行較廣的蒙學課本還有《名物蒙求》、《龍文鞭影》、《幼學瓊林》、《唐詩三百首》等。這些課本大多能根據少年兒童的心理、生理和思維特點，融知識性、倫理性和趣味性於一體，從最基本的識字起步，融入倫理道德、歷史典故、自然常識、生活常識、人文教育等內容，以開啟心智。在形式上，蒙學讀物大都句式整齊，韻律和諧，如《三字經》中“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等，易記易誦，琅琅上口，所以流行極廣。
古代子女教育除蒙學教育外，家訓教育也是重要的家庭教育形式。自北齊顏之推撰《顏氏家訓》後，家訓著作層出不窮，較流行的有司馬光的《居家雜議》、朱熹的《蒙學須知》、呂本中的《童蒙訓》、焦循的《裡堂家訓》、曾國藩的《曾文正公家訓》等。家訓著作中包含了不少生活真理和傳統美德中的精華，如為官要勤政廉政、為人要正直誠信、學習要勤奮刻苦、志向要宏大高遠等等，鼓勵人們依照時代的價值標準進行自我完善。而且說理懇切周詳，述事委婉生動，內涵凝重樸實。正如範文瀾評論《顏氏家訓》時所說的：“保持平實的作風，自成一家之言，所以被看作處世的良軌，廣泛地流傳在士人群中。”① 注重對子女進行人文和倫理教育，是中國古代教育的一大傳統。
第三節 書院制度
一、書院的興起與衰落
書院是中國古代社會特有的教育機構，是封建教育制度下與官學並存的高級形態的私學。書院之名始于唐代，原為官方藏書、校書之所，而不是學校。五代戰亂時官學衰廢，書院在此消彼長中發展為學者私人講學的學校。宋初天下初定，學術研究之風日盛，理學逐漸興起。理學內部展開“重心”與“重道”的學術爭鳴，書院作為專事講學、研究學問、不以科舉為目的的教學與研究園地，迎合了學者自由講學、士子學習修身的需要，加之政府宣導文治，鼓勵興辦書院，宋代書院在此背景下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北宋初是書院發展的全盛期，當時最著名的書院有6所：白鹿洞書院（江西廬山）、嶽麓書院（湖南長沙）、應天府書院（河南商丘）、嵩陽書院（河南登封）、石鼓書院（湖南衡陽）、茅山書院（江蘇江寧）。這些書院興辦于宋初的文化高漲時期，分流了一部分求學心切的士子，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官方辦學力量的不足，因此得到官方的褒獎和資助，或賜以匾額，或劃撥學田。朱熹在《衡州石鼓書院記》中說：“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北宋中後期書院一度衰落，原因在於政府將教育的重心轉移到發展官學，士子就學機會增多，科舉取士的人數也大大增加，讀書人的興趣又轉到官學。南宋是書院的衰而復興期，書院數量迅速膨脹，達136所，為宋代書院總數的70%餘。首開復興書院之風的是理學大師朱熹。他於淳熙六年（1179）重建白鹿洞書院，並制定書院學規，講授和傳播理學，培養了大批學生，為書院重樹了威信。白鹿洞書院一時名聞天下，許多理學家受其影響紛紛重修或新建書院，一些著名學者也由官學轉入書院講學，讀書士子或趨慕名師，或淡于榮利，或不滿官學囿於科舉的教學內容，紛紛選擇書院求學，南宋書院因此盛極一時。書院林立，接納四方學子，名儒學者邀集會聚，遊學互講，理學也在各學派的論辯和交流中得到了發展，書院的勃興促進了講論心理學問之風的流行。
元代的儒士也多在書院講學，書院數量之多不亞于宋代，但已無南宋書院獨立講學、自由論辯的氣象。元代政府委派山長總領書院事務，山長一職為政府定員，因此書院與官學已無本質的區別。明代統治者為了加強獨裁，于嘉靖、萬曆、天啟年間三次衝擊書院，書院因此進一步趨於衰落。如萬曆年間張居正認為當時士大夫競相講學，聚黨營私，下令毀散書院；天啟年間顧憲成等講學于東林書院，論及朝政，魏忠賢傳旨毀書院，東林黨人被一網打盡，天下書院同遭厄運。及至清代，書院已完全處於政府的監控之下，官學化傾向顯著，從書院的主持人，到書院的教學內容及在院師生名單，均須官府審批，書院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喪失殆盡。
二、書院的辦學特點
在中國古代的教育體系中，書院是有別於官學和一般私學的教育組織形式，書院的發展雖幾經起伏，但其獨特的辦學特色卻在中國教育史上留下了濃重一筆。尤其是宋代的書院制度，以傳道、求道、學道為精神旨意，充分發揮教育“涵養德性，變化氣質”的功能，特點尤為鮮明。
第一，接受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完善自我。官學教育與科舉有著緊密的聯繫，通常是科舉考什麼，官學就教什麼，而學子也多以獵取功名為讀書目的。書院的學子則多以求知、修身、敦品為目的，他們引以為豪的不是官職和錢財，而是學問和修養。書院的辦學宗旨之一就是高揚“內聖”之學，書院不是將學校視為單純傳授知識或謀生技能的場所，而是注重培養學生品格和性情，以提高人的德性與學養。朱熹制定的白鹿洞書院學規，即貫穿了這一精神，其學規也成為許多書院的楷模。例如，長沙嶽麓書院的學規為：時常省問父母，朔望恭謁聖賢，氣習各矯偏處，舉止整齊嚴肅，服食宜從儉素，處事毫不可幹，行坐必依齒序，痛戒訐短毀長，損友必須拒絕，不可閒談廢時，日講經書三起，日看綱目數頁，通曉時務物理，參讀古文詩賦，讀書必須過筆，會課按刻蚤完，夜讀仍戒晏起，疑誤定要力爭。學規的第1、2、7條要求敬老尊賢；第3、4、5條強調修身養性；第6、8、9條講處世交友之道；第10、16、17條要求惜時和守時；第11、12、14條規定讀書內容和要求；第13條主張通曉當世的國家大事和事理；第15、18條指明學習的方法和要領。綜合起來看，學規要求學生在求知的同時陶冶性情，通曉事理，涵養德性，變化氣質，以完善自我。
第二，注重教學與研究結合，形成自由爭鳴的學風。書院的課程內容以《四書》、《五經》為主，兼及文史，使文史哲相通。教學中師生可以充分發表自己的學術觀點，而且不同書院之間互派名師，交流講學，切磋研討，從而促進了教育和學術研究的繁榮。不可否認，中國的傳統知識階層因其知識觀念的局限，導致書院的課程體系存在著重基礎理論而輕實用知識的缺陷，但是，書院注重教學與研究相結合的辦學特色，對於加深人類對自己、對世界、對自然和宇宙的一般認識與理解，還是起了一定的歷史作用的。
第三，注重學生自修和教師指導的結合，培養學生獨立研究的能力。書院除集體講學外，教師更多的是指導學生讀書和自修，例如大教育家朱熹在主持白鹿洞書院時，就很強調學生自學，並經常帶領學生到野外考察，隨機指導。他說，自己只是“做得個引路底人，做得個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① 人們把這種教學方法概括為“質疑問難”、“循序漸進”、“熟讀精思”等。書院教師多能啟發、鼓勵學生在自修的基礎上提出問題，並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此即朱熹所言：“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裡方是長進”。②
第四，注重優美的自然環境和和諧的人文環境的結合。書院一般都建立在山林名勝之地，如宋代最著名的幾大書院，白鹿洞書院在廬山五老峰下、嶽麓書院在湖南長沙嶽麓山抱黃洞下、嵩陽書院在河南登封太室山麓、石鼓書院在湖南衡陽石鼓山、茅山書院在江蘇南京茅山，所處環境無不是青山環抱、佳木蔥蘢、幽靜秀美之地。書院內師生關係融洽，教師們秉承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傳統，注意人為師表，師生間真誠相待，建立起親密的人性關係，形成了良好的人文氛圍。
第四節 古代教育思想
中國古代教育有著悠久的歷史，其間湧現出眾多的著名教育家，他們豐富的教育思想，記載在《論語》、《孟子》、《荀子》、《禮記》、《大學》等典籍中，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一、倫理本位
古代教育家十分重視人文思想的傳授和道德倫理的教化功能。主張以教育為手段，把一種完善的德性，通過人的自覺和自我完善逐步推廣到民眾，造就出理想的社會。《論語·子路》載，冉有問孔子，百姓既已富裕，還須如何施政？孔子答曰：“教之”。孔子認為治理國家除了要讓百姓富足外，還須對民眾進行倫理教育，所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③ 孟子認為治理國家既要“制民之產”，解決百姓的溫飽，又要“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④前者關乎人的生存，後者關乎人的道德。荀子從性惡論出發，認為人性是惡的，因此必須通過教化，用道德規範來引導人們向善。先秦儒家關於教育目的的論說，影響著整個封建社會的辦學宗旨，即教育的目的一是培養英才，二是社會教化。漢代以降，儒學獨尊、倫理本位被全面貫徹到教育實踐中。倫理本位的教育思想，基於不學無以為人的理念，充分關注人的道德品格的培養，以加強人際之間的道德凝聚力，有其合理的因素。問題在於它偏重的是道德修養的提高，忽視的是對自然科學的學習和研究，這就限制了知識份子探索、開發和利用大自然，從而最大限制度地創造社會物質財富的熱情，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因此，它的消極因素也是明顯的。
二、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要求教育者針對學生的不同特點，從學生的實際出發，選擇不同的教學內容和教育方法，以提高教學效率。孔子是因材施教的最早實踐者，《論語》中記載了不少這方面的事例。如《論語·先進》載：“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孔子根據弟子的不同天賦，將他們分列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這是教學內容上的因材施教。再如《論語·先進》中的另一則記載：“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對於子路和冉有就同一問題的提問，孔子做了相反的回答。他解釋這樣做的原因是，子路和冉有性格不同，子路好勇爭勝，所以回答問題時約束他；冉有過於退縮，所以就鼓勵他。這個例子生動表明了孔子在教學方法上的因材施教。孟子也善於因人而異地採用不同教法，他曾根據學生的不同特點，總結了五種因材施教的方法：“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① 就是說對於資質聰穎的學生，可以像時雨對草木那樣一經點化即能領悟成長；有些學生只應注重培養其德性；有的學生對其所提問題要詳加解答；有的學生可以私下間接地給予教育。因材施教的方法，被歷史上許多教育家所廣泛採用。
三、啟發引導
孔子是長於啟發教學的大師，他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② 就教而言，當學生經思考卻不能透徹理解時，教師要啟發引導之；就學而言，則要求學生能舉一反三，從已知的聯繫到尚未知的。《論語》中就記載了一些孔子進行啟發式教育的實例，他充分利用學生已有的知識，使之“溫故而知新”；③ 他善於運用淺近事例闡發出深刻的原理，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他注意掌握學生的學習心理，啟發引導，適時施教，從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孟子對啟發式教學也有深切的體會，他說：“引而不發，躍如也。”④教學應當像射箭那樣，把弓拉滿，躍躍欲試，箭在弦上卻引而不發，以啟發學生，引導他們積極思考，主動學習。朱熹根據自己多年的教學經驗，認為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應是教學的關鍵，教師的任務是將有效的學習方法傳授給學生。他說：“書用你自己去讀，道理用你自己去探索，某只是做得個引路底人，做得個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④⑤
四、學思結合
學習和思考是學習過程中的兩個環節，對於二者的關係，古代教育家主張學與思結合，學思並重，相互促進，以提高自己的認識能力。孔子最早提出學思結合的學習原則。孔子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⑤⑥有人因此認為孔子重學甚於重思，其實孔子認為脫離學習的思考只會流於空幻。他對學與思的關係曾有精要的概括：“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⑥⑦指出二者不可偏廢。孔子關於學思並重的論述，成為歷代教育家共同遵循的原則，學思結合的教育思想，也在教學實踐中得到不斷的豐富和發展。思孟學派在《中庸》一書中提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五個學習步驟，孟子有句名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⑦①其中都貫穿著獨立思考的精神。為了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古代教育家提倡學生要“有疑”，認為因讀書思考而有疑，因有疑而求師問友，最終疑惑漸解，這一過程既是思考的深入，也是學習的進步。朱熹說：“疑漸之解，以致融合貫通，都無所疑，方始是學。”⑧②王夫之對學與思相互促進的關係也有深刻的論述：“致知之途有二：曰學曰思。……學非有礙於思，而學愈博則思愈遠；思正有功於學，而思之困則學必勤。”⑨③博學可以促進思考的深入，深入的思考又可以促進博學，這正是學思結合的精髓所在。
五、教學相長
“教學相長”的命題是由《禮記·學記》首先提出來的，《學記》說：“雖有佳餚，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這段名言深刻闡明了教與學相互促進的辯證關係。首先，人們通過學習，方知自己知識能力的不足；通過教學，會發現自己仍有困惑。不足和困惑是激勵人們接受繼續教育的動力。其次，教學過程是師生雙向交流、彼此互補的過程，教促進學，學有助於教。到了唐代，韓愈發展了孔子“後生可畏”和“教學相長”的思想，在其《師說》中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的論斷，“能者為師”的觀念也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同。
綜觀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在教育目的、教學方法、學習規律等方面，留下了豐富的思想資料。它們在歷史上曾經為人才的培養、民族素質的提高、中華文明的傳承和發展，起過正面的影響，不少符合教學規律的思想，至今仍有借鑒的價值。例如在道德教育方面主張通過教育的感化和勸導功能，化民成俗，培養道德，知行合一，立志持志；在教學方法方面主張因材施教，啟發引導，舉一反三，教學相長，文道結合；在學習方法方面提倡循序漸進，溫故知新，學思結合，由博返約，熟讀精思，學貴多疑等。這些經實踐檢驗的合理性內容，經現代銓釋可以融入到現代教育思想中。對於不合理的成分，則可在辨析中加以剔除，例如同為道德教育，古代以道德教育為教育的中心內容，現代的道德教育則是整個課程體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古代道德教育是以君臣父子的等級關係和身份制度為基礎，現代的道德教育則是以人與人之間平等的、民主的關係為基礎，道德的內涵有著明顯的差異。
關 鍵 詞
官學 六藝 國學 鄉學 學在官府 學在四夷 太學 中央官學 三舍法 私學 有教無類 啟蒙教育 蒙學讀物 家訓教育 書院 倫理本位 因材施教 啟發引導 學思結合 教學相長
思考與討論
1. 為什麼說官學制度發展到唐宋已經相當完備？
2. 中國古代的官學在教學體系方面有哪些鮮明的特點？
3. 私學作為中國古代的辦學形式之一，有何歷史功績？
4. 中國古代流行的蒙學課本有哪些特點？
5. 古代書院的辦學特點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6. 擇要評述中國古代的教育思想。
7. 中國古代的教育思想對於現代教育教學有何借鑒意義？
8. 應當如何評價古人對教育的社會作用的認識？
參考文獻
1.《中國教育史簡編》 毛禮銳等著，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
2.《中國歷代教育制度》 隋樹森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
3.《中國古代教育家語錄類編》 顧樹森編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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