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學校的名稱
中國在4000多年前就有了學校。那時學校的名字叫“癢”。高一級的大學叫“上癢”，低一級的小學叫“下癢”。到了夏朝（西元前21世紀——西元前16世紀）把學校又分成了四個等級，按級別叫做：“學”、“東序”、“西序”、“校”。
中國在4000多年前就有了學校。那時學校的名字叫“癢”。高一級的大學叫“上癢”，低一級的小學叫“下癢”。到了夏朝（西元前21世紀——西元前16世紀）把學校又分成了四個等級，按級別叫做：“學”、“東序”、“西序”、“校”。
到商朝（西元前16世紀——西元前1066年）時，又把這四種學校的名字給為：“學”、“右學”、“左學”、“序”。後來的朝代還有在王府裏設立的學校，叫“辟雍”、“成均”等。
到漢代（西元206年——西元23年），最高一級的學校稱做“太學”，下面分別稱做“東學”“西學”“南學”“北學”。再後來把“太學”改為“國子學”，“國子寺”，“國子監”。漢代，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一個比較昌盛的時期。漢代的學校分為官學與私學兩種。其中私學的書館，亦稱蒙學，係私塾性質，相當於小學程度。
到離現在最近的明朝（西元1368年——西元1644年）、清朝（西元1644年——西元1911年），“國子監”已經不是學校的性質了，成為國家專門管理教育的機構。而這時候一般的學校稱為“書院”、“書堂”、“私塾”等。
光緒二十九年，清政府頒布《奏定學堂章程》，不但明確了整個學校教育制度，還規定了各級學校的課程。《奏定學堂章程》裏公佈的小學課程是我國第一套正式的小學課程。
古代學校教育特色舉隅：緣起
一國行政的良窳，全看用人的得當與否；而用人的標準，則舍公平的考試制度以外，再沒有更好、更有效的方法了。其實，以現在的思維模式推究起來，先秦時期當時舉行考試的作用，多為了鞏固與維護自家城邦的君權，多方延攬、起用有德、有才的能人異士輔佐國政，以達到稱霸諸侯的目的，而對於作育英才的真正目標，反倒置之不問，因此學校教育並沒發揮真正的功效。
自從漢代左雄改進“察舉制”以來，考試制度的雛型也就稍具規模了。隋唐以降，“科舉”代之興起，於是朝廷所挾以甄拔人才的方法，不得不出於考試一途。再歷經宋、元、明、清，承襲歷代已有的基礎，加以不斷的增刪修補，故考試制度日趨嚴密與完善。可人間的事物，相生相剋、有利有弊，久而久之，徒具追求形式上的整齊嚴肅，光從表面上講究施行，可為了維護達官貴胄本身的既得利益與權勢，暗地裡營私舞弊、買賣賄賂……。如此一來，那些所謂的“國學”、“鄉學”、“家塾”、“黨庠”……等等的學校功用為科舉選士所奪取，學術鑽研為制度技藝所蒙蔽，失掉了作育英才、培養才德兼備文人、普及知識或專門學術、選賢與能以輔佐國政的真正目的！
再說，古代所謂的選士，也就是選拔夠資格入朝為官、襄助施政的最佳人選。而歷代選士制度，有個共同之處：其初始全取自學校，其後分於科舉，再後學校科舉趨於合流，又後科舉學校互爭存廢，最後則二者連為一貫。在過去一兩千年當中，科舉和學校，相成相毀，相禪相遞，科舉因學校而起，也因學校而廢。其間盈虛消長之跡，息息相關，宛如一體的兩面，有不可分割的趨勢。
舉例說，漢代朝廷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的制度，實際是因學校而起；唐之“生徒”，則與科舉並進；宋代曾罷科舉，專以學校進身；或科舉與學校並行，而應考人必由學校送考；明、清兩代，名為專以科舉取士，實則科舉與學校合為一途。其舉人以下，為學校制；舉人以上，為科舉制。五貢——恩、拔、歲、優、副貢之設立，乃是指貢於太學讀書而言。名為科舉取士，實則學校選生。降及末流，學校有名無實，群趨於科舉的一途，乃有罷科舉興學校的事件發生。
古人雲：“以古為鑒，可知興替。”又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儘管學校教育包括在社會教育裡邊，儘管學校教育與歷代考試、科舉制度相互包容、相互依附，變成為一而二，二而一的雙刃關係，在歷朝歷代各方面的發展上，並無舉足輕重的劇烈影響，但對於民心士氣、道德操守、言行規範……等等精神層面的建立，它那潛移默化之功，可是輕忽不得哪！
這兒只以一個有限的角度來談談古代學校教育，在選士、科舉的雙重影響下，歷朝歷代有些什麼因應而突出的特色，簡略扼要的舉隅而已，難免以偏蓋全、掛一漏萬，但如能起到回歸正道、拋磚引玉的作用，則於願足矣！
作者：默想
古代學校教育特色舉隅：夏 商 週三代
學校之制，以三代最為完備。家有塾、黨有庠（音翔）、術有序、國有學。孟子說：「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學」是大學，「校」、「序」、「庠」都是民間的小學。孟子又說：「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庠者，養也。」這是行「鄉射」和「鄉飲酒禮」的地方，使人民看了，都要受到感化的。
成周的學制，是集虞、夏、殷三代的大成，分「國學」和「鄉學」兩種：「國學」為貴族子弟修學之所，「鄉學」為平民子弟修學之所。「國學」依程度的深淺，分為小學、大學兩級。八歲入小學，十五而就大學。《大學》一篇，是言大學堂之事；《弟子職》是言小學堂之事；《內則》一篇，是言女學堂之事；《學記》一篇，是言師範學堂之事。其他如農、工、商、兵學等亦都有學堂（見《管子、論語、左傳》等書），其教育之普及如此。
至於地方的學校，則謂之「鄉學」，屬於小學性質。在鄉（12500家）設有「虞庠」；在州（2500家）設有「夏序」；在黨（500家）設有「商校」；在閭（25家）設有「塾」。這是周代地方學制的大概情形。
故周代的學制，為政教不分的制度。當時教育為行政最重要的一個部門，以普及教育為達到輔佐國家施政與管理民眾的重要指標，兩者關係密不可分。論職務則「官」「師」不分，論目的則「禮樂政刑，其極一也。」《尚書》載：「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禮記學記》載：「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可見君之與師，名雖二而其實則合而為一。君師既屬合一，則教育和行政自不能有明顯的劃分了。
所謂教育機構，如明堂、辟雝（音庸）、庠、序、學、校等，並非專施教育的處所。由《詩經 靈台》篇得知「辟雝」為聚樂遊宴的所在；由《魯頌泮水》得知，諸侯之「學」名「泮宮」的，為飲酒、獻囚的所在；《禮記王制》則告訴我們，學校為祭祀、獻囚、獻馘（音國，割下敵人的左耳，以報戰功，謂之獻馘）的所在。
於此可見古代的學校，並未與行政機關及宗廟分開。即就「鄉學」，如《周禮》所載：大司徒以下各職官是掌政令教治。所謂「教萬民」，並非文字和書本，而是見習、觀摩以及實地訓練的意思，和後代學校的性質，自是不同了。
以上為《周禮》、《禮記》等書所記載的西周的教育內容與特色，到了周室東遷以後，為春秋戰國時代，風氣開放和教育逐步普及的結果，使得社會結構、民生經濟、思想內涵都起了重大的變化，因此舊有的教育制度也遭到嚴重考驗，其所產生的結果有三：學校選士之制被自然廢除，而諸侯公卿養士之制，起而代之；公立學校逐漸衰頹，私人講學之風，日形發達；思想自由，百家爭鳴，造成中國學術史上的黃金時代。
古代學校教育特色舉隅：漢代
漢武帝時所興辦的學校，尚在草創時期，並無系統可言。到了平帝元始三年（西元3年），始制定各級學制系統，當時分學校為五級：
在京畿只有「太學」一級；在地方分為「學」、「校」、「庠」、「序」四級。由郡國縣邑興辦的稱作「學」和「校」；由鄉聚興辦的稱作「庠」和「序」。
「太學」屬於大學性質；「學」、「校」屬於中學性質；「庠」、「序」似屬於小學性質。其實這些等級，並不十分顯明，且沒有中小學正式的名稱。「學」、「校」、「庠」、「序」四級，並沒有連屬的關係，對於京畿的「太學」，也不相統屬；不過由「學」和「校」出身的學生才有資格升入「太學」求學罷了。
以上所說，全為直系的學校；此外還有兩種旁系的學校：一為「宮邸學」──是京城專門為皇室和貴冑子弟所創辦的；一為「鴻都學」──是由帝王一二人的意旨臨時興辦的。
漢代時，國家教育雖較前代發達，而私人講學的風氣也很盛行，兒童和青年所受的教育，多半付託在「私塾」（私人講學授徒之所）裡面。「私塾」似乎也有兩級，而低級的特稱「書館」。「私塾」的勢力有時且淩駕官立學校之上，而地方父母官所設立的學校，時興時廢，若有若無，反而無足輕重了。
「太學」的起源──漢代的「太學」，在武帝時，始由董仲舒提議創設。當時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帝時，增加到百人；宣帝時，增加到二百人；元帝時，增加到一千人；成帝時，已到三千人了。後漢初年，學額無從考查，但以光武帝熱心提倡，繼之明、章之治，更臻於完善，重視興學，一時學者雲集京師，則「太學」的發達，自不必言。而「太學生」最盛的時期，當以質、桓二帝在位的時代為第一！當時「太學生」已達三萬餘人。郡國方面亦有「五經百石吏」，「文學椽」，於是京師內外，已多文質彬彬的學者了。當時設學的系統是這樣的：
京師──「太學」。以「博士」為師，其學生為「博士弟子」，後稱為「太學生」。
地方──「郡國學」。以「文學椽」、「五經吏」為師，其學生取郡國子弟少年聰穎的入學，學成以後，貢於京師。
另有一點要說明，武帝初，採納董仲舒提議所設置的「博士弟子」，系就原有的「博士官」而隨從受業。到了光武中興以後，為了廣納賢才，於是先訪求四方隱居的儒雅、士子、學者雲集京師，乃設十四「博士」，各以其家法教授，領於太常。（官名，教育部分也歸他掌管）太常選奏「博士」，先試而後用，於是乃有考試「博士」的制度。《文獻通考.太學篇》載：「按西京『博士』，但以名流為之，無選試之法。中興以來，始試而後用，蓋欲其為人之師範，則不容不先試其能否也。」
關於漢代「太學」制度的建立，由西漢武帝初的五十名「博士弟子」（後稱為「太學生」），到後來發展成東漢光武中興後的三萬餘人，其他州郡的學生，尚未計算在內，學校生徒之眾，可謂中古無匹了。根據《資治通鑒》司馬光論教化風俗中，有這樣的讚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
因為這些「太學生」入學不加選擇，申送不加限制，教授不加考察，徒然想以「一第」（一次考試）驗其成績，雖然說達到了國家「興學育才」的崇高目標，可卻沒考慮到，考上者幾稀而落第者多如過江之鯽的後果，一大票人「屢試屢敗」，無法也無路取得一官半職，前途茫茫，不知歸宿在哪？雖然朝廷為此特意一補再補，多方考試，不僅具有網羅遺才的善意，同時也具有消納遊宦之心，可久而久之，雖博得「興教化」的美名，而實際上卻造成「盛遊宦」的流弊了。世間事總是利弊互見、得失消長的！
古代學校教育特色舉隅：魏晉南北朝
魏晉時期
漢代學校教育，原來甚為發達，到了東漢末年，國家動亂，政局不穩，因而逐漸廢弛。至漢獻帝建安八年（西元203年），曹操把持政柄，方開始漸次發展教育。曹丕篡漢，在魏黃初元年（西元220年），「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到了黃初五年（西元224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者罷遣。」（以上均據《文獻通考學校考二》）
又《三國誌.魏志.劉馥傳》記載：「上疏曰：『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其非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
由此可見當時太學儘管開設，學生不少但內容空疏，有名無實，所謂太學成了裝飾品。東吳只有學官而無學校；西蜀則國小民貧，年年用兵，更談不上學校的設置。以上是三國時代的太學情形。
到了晉武帝統一全國以後，承曹魏太學的舊制，稍加擴充。《宋書禮志》載：「泰始八年（西元272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者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餘遣還郡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
這是晉初的一次淘汰，因為曹魏的太學生多非就學，而是避役，所以有這一次的修改。晉代的國子學，到了武帝鹹寧二年（西元276年），正式成立，定置國子祭酒及國子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至太康五年（西元284年），作明堂（明政教之堂也）、辟雍（天子所設之大學也）及靈台（望氣之台也，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當時太學生的人數仍然不少，而出身的品類不齊，因而十年後，又再定必須官品在五品以上的子弟，方得入學。後中原板蕩、兩帝被擄，於是太學也就無形停閉了。
東晉建國江左，中州士大夫不堪胡馬的蹂躪，紛紛南徙避難，這一批知識份子懷著中原舊有的文物禮器以俱來，於是江左也修建太學；但因此時的朝廷政權旁落，內亂時起，學校受到了影響，因而時興時廢，毫無成效可言。到晉元帝建武元年（西元317年），新立太學。後因王敦構亂，致教學多未執行。一直到成帝鹹康三年（西元337年）正月，才修立太學。
以上是魏晉時代太學的大概情形。至於地方教育，那更無可觀了。曹魏和西晉立國短促，州郡學校大多在平靖時則開設，在變亂時則停閉。東晉的年代較長，朝中雖屢經政變，而大權則在地方，所以地方教育，往往由封疆大吏自行提倡，全國頗不一致，也沒有統一的或長久的計劃。總而言之，自曹丕篡漢，到東晉滅亡，將近二百年（西元220-419年），在這時期當中，學校教育雖不能說是完全停止，也可以說是在若有若無和時興時廢的狀況之下度過去了。
南北朝
南朝以干戈擾攘，禍亂相尋，教育事業的不發達，和魏、晉時代的情形相似：
宋──元嘉十五年，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復立國學、玄學、史學、文學，凡四學並建，皇帝的車駕數次巡幸宗學館，對那些苦讀者，給的賞贈優厚。（《南史.宋本紀》）
齊──建元四年（西元482年）正月，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武帝永明三年（西元485年），詔立學。初期宋太宗時置總明觀以彙集學士，亦謂之東觀，而齊武帝認為國學既立，乃省略總明觀。至東昏侯永元初，廢學。可當時也有有司奏國學太學兩存焉的情況。（《文獻通考.學校考二》）
梁－－梁武帝於天監年間，除於京畿、地方建立國學以外，並開設五館，每館置五經博士一人，充任館長，而以五經教授一人總其成。其所授課程不外五經之術、六藝之文。學生只問程度，不限資格，果具才能，雖寒門子弟皆有入館求學的機會。生徒入館求學以後，由館供給膳宿。館中亦有定期考試，其能射策通明經術的，即可委派一種官職。五館既不限資格，又不限名額，所以四方學子負笈求學的非常踴躍，每館學生皆多至數百人。
武帝自建國學開五館以後，嘗倣傚三代視學之禮，親臨省視，一則祭奠先師，一則獎勵勤勞，並且分遣博士祭酒到各州郡去立學。這樣積極提倡，不遺餘力，不但學校發達為南渡以來諸朝之冠，即講誦經學的風氣，也是盛極一時，當時北方學者聞風而至的亦復不少。
此外梁代經學的昌明，還能遠及國外。如《陳書.儒林陸詡傳》：「梁世，百濟國（即朝鮮）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還除給事中。」這足以表現梁朝不僅昌明本國的文教，而且對於朝鮮半島的文教，也有積極的貢獻了。可惜武帝晚年時，學校教育的運作由盛漸衰，及至侯景之亂，也就無形停頓了。
陳──陳代地域較梁代為小，而且當大亂之後，成效亦不及梁。高祖稍置學官，後遭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陳書.儒林傳》）
至於五胡，日在紛亂之中，其能保存經學文藝最有功的，當推前漢張氏。其他如前秦苻堅講禮興學；姚秦和慕容燕都是充分漢化的建國。甚至如劉曜和石勒，也曾經注意儒學。
北朝學校較南朝為發達，一則由於國君的積極提倡；一則由於時局比較安定：
北魏──當道武帝初定中原的時期，即積極提倡經學，在首都平城設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充當教授，學生由千人增至三千人，這是北魏太學的創始。次年特改國子學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帝始光三年（西元426年），又於城東建立太學一所，令州郡選派才學之士，進京求學。
到了獻文帝的時候，乃規定州郡學校的制度，遍設鄉學：每郡設鄉學一所，每所有正教、有助教，多少不等，而正教以博士充任。凡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
孝文帝尤慕華風，遷都洛陽（西元494年）以後，事事都模仿漢人所為，變胡服而衣華裝、斷胡語而從正音；一切禮儀制度，無一不傚法漢人。至於開設太學、講論經術，尤為漢族文化的特色，他對於此種文化的特色，極力提倡。所以在洛陽除了設立國子太學以外，又於四門設立四門小學。
自此以後，北方承平將近八十年，不僅國學、鄉學都比較南朝為完備，即私人講學的風氣，也是盛極一時。這個時候，正當南朝梁武帝提倡學校教育的時候，介於五、六世紀之間，我們若是統觀南北朝的教育，要算這個時期為最發達。
北齊──《隋書.百官志》：「北齊國子寺：祭酒一人，領博士五人，助教十人，學生七十二人。大學：博士十人，助教二十人，大學生二百人。四門學：博士二十人，助教二十人，大學生三百人。」同時根據《北齊書本紀》以及《北史儒林傳》中都記載著：北齊興學的法令已多成具文了。
北周──北周雖僻處西方，而對於儒術，非常尊崇，故對於學校方面，尚能認真辦理，並非虛有其表。如《北周書.李昶傳》：「昶初謁太祖，太祖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太祖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足見他對於教育，已頗留意。武帝保定二年，立露門學，置生七十二人。每月奉召集於御前，令他們與大儒講經論術，當時同輩都極為羨慕。《北周書武帝 靜帝本紀》這都可以證明其重視教育的程度了。
綜合以上的史實，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學校教育，除宋、梁和北魏尚可稱道之外，其餘各代都不甚發達，政局不穩是主要原因，再加上有些太學生為避亂、免傜役而來，目的不純；同時社會風氣崇尚老、莊清談，而自曹魏父子以君主而擅長文學，海內景從，一般士子也對經學的研求放鬆了。
古代學校教育特色舉隅：隋唐時代
《通鑒綱目》：隋煬帝大業二年（西元606年），開始設置「進士科」，策試諸士，這樣一來，奠立了科舉取士的基礎，開導唐代科舉制度的先河。因此，科舉制度，隋開其端，至唐而備。
隋朝在教育制度方面，改革很多，悉為後來唐代所本。就學制而論：
教育行政權，總於「國子監」（原稱國子寺）；於專究經典的「國子學」、「太學」、「四門學」以外，另設「書學」、「算學」、「律學」。
隋文帝時，詔天下郡縣皆置「博士」，習禮。自京畿以至地方，皆設學校，講誦之聲，道路不絕。《隋唐儒林傳序》說：「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到了煬帝時代，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四起，空有建學之名，已無弘道之實了。
唐代學校制度，更較過去為完備。由京畿直接設立的學校，大概分為三系：
京城六學，是為直系──「國學」、「太學」、「四門學」、「書學」、「算學」、「律學」。統屬於「國子監」。「國子監」的性質，等於現在的「教育部」，長官稱為「國子祭酒」。六學中的前三學，似屬於大學性質；後三學似屬於專科學校性質。
旁系有二館──「弘文館」，歸「門下省」直轄；「崇文館」，歸「東宮」直轄。此二館資格較「六學」為高，而程度反較低。
醫學──亦屬於專科學校性質，另成一系，直轄於「太醫署」，不歸「國子監」管轄。
除以上三系外，還有「崇玄學」隸於「祠部」（備註），亦屬於大學性質；「集賢殿書院」隸於「中書省」，從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種研究院，但實際上不過為一「京畿圖書館」。
至於地方政府辦理的學校：
在各府有「府學」，各州有「州學」，各縣有「縣學」，縣內又有「市學」和「鎮學」。所有府、州、縣、市、鎮各學統屬直系，由「長史」主管（「長史」等於現在的教育廳長），再隸於「國子監」。各府各州和各市鎮另有「醫學」，乃屬於旁系。各地方政府辦理的各種學校，其性質介乎中、小學之間，其畢業生有可以直接應「鄉貢」的，亦有直接升入京城「四門學」的。
所有皇城（即京師）各學和地方各學的學生習業既成，每年仲冬由館監舉送到「尚書省」，和由州縣所舉送的「鄉貢」，重試於「禮部」，考取的和「鄉貢」取得同樣的出身（即資格）。
唐代初年，天下「明經」、「進士」出身由「學監」舉送考取的，都為人所重視，因為他們在官學中受過正式教育，終究較「鄉貢」高出一籌。到了後來科舉盛行的時候，士子都趨向於「鄉貢」的一途，而「國學」遂不復引人注意了。
「國子監」執掌邦國儒學訓導的政令，並統管「京師六學」。「監」設「祭酒」一人，為主管長官，以「司業」二員為副。「學」置「博士」、「助教」專門負責分經教授的責任，教法有講有讀。學生沒把一門經術學完之前，不能更換其他經書。
各學校教授的學科，舉例如下：
「國學」、「太學」、「四門學」皆以經術為主。凡是學習「孝經」、「論語」的共限一歲（一年時間）；「尚書」、「公羊傳」、「榖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傳」各三歲。每日書寫學習，僅僅發給一幅紙而已，其間還得研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
書學以「石經三體」為主，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
算學則是「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邱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應學習。
律學以律令為主科，兼習格式、法例。
考試的時間：
「國子監六學」的學生，在學期中，十日舉行一次「旬考」，年終舉行一次「歲考」；後來又有「月考」。唐憲宗元和元年（西元806年）國子祭酒馮伉奏：「其禮部所補學生，到日亦請准格帖試，然後給廚（供膳食）。後每月一度試，經年等第不進者，停廚。敕旨從之。」如此元和以後，監生又有「月考」，惟「月考」推行時，「旬考」恐已廢止。
唐高祖武德四年（西元621年）置「修文館」於「門下省」，九年改為「弘文館」。同年九月太宗即位，大闡文教，於「弘文殿」中聚四部群書二十餘萬卷，於殿側置「弘文館」，選賢良文學之士，如虞世南、姚思廉、褚亮、歐陽詢、蔡允恭、葉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輪流值宿館中；上朝聽奏之暇，引入內殿，講論文義，或商量政事，常至深夜方罷。
褚遂良受命檢校館務，號為館主。當時僅為一研究和諮詢性質的機關，尚未成為作育人才之所。玄宗開元七年（西元719年），置學生三十八人，補為「弘文館」學生，如此一來才開始成為學生學習之所。天寶十四年（西元755年）編製：「學士」人數未定，其職務是掌理圖籍，教授生徒，朝廷制度沿革，禮儀輕重，皆加以參議；「校書郎」二人，掌校理典籍，刊正錯謬；以及「令史」、「典書」、「楷書手」等人員。學生的課試和舉選，和「國子監」的學生相同。
太宗貞觀十三年（西元639年），在「東宮」置「崇賢館」。高宗顯慶元年（西元656年），太子宏請於「崇賢館」置「學士」，並置生徒，始置學生二十人，都是皇族皇親和高官的子弟。上元三年（西元676年），因避太子名改為「崇文館」，「學士」掌理經籍圖書，教授諸生。又置「校書郎」二人，以及「令史」、「典書」、「楷書手」等人員。學生的課試和舉選，一如「弘文館」的例子。
「醫學」屬於「太醫署」，內分四門：
「醫學」計分五科：「體療科」──學程限七年；「瘡腫科」；「少小科」──以上兩科學程均限五年；「耳目口齒科」；「角法科」──以上兩科學程均限二年。以上各科均以「本草」和「甲乙脈經」為必修科目。置「醫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先讀諸經，後分科學習。
「針學」置「針博士」一人，「針師」十人，掌教「針生」以「經脈」「孔穴」，使識「浮沉澀滑」之候；又以「九針」為補瀉之法。「針生」二十人，習「素問」、「黃帝針經」、「明堂」、「脈訣」，兼習「流注」、「偃側」等圖，「赤烏」、「神針」等經。
「按摩學」置「按摩博士」一人，「按摩師」四人，「按摩生」十五人。「按摩博士」掌教「按摩生」以「消息導引」之法，以消除人的「風」、「寒」、「暑」、「濕」、「饑」、「飽」、「勞」、「逸」八疾。凡屬因肢節腑臟壅積而發生的疾病，導而宣之，使內疾不留，外邪不入。若損傷折跌的，也以按摩方法醫治。
「咒禁學」置「咒禁博士」一人，「咒禁生」十人。「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禁和祓（音服）除為厲的方法，齋戒以受。
上列「醫學」四門學生的名額共八十五名，每月由「博士」考試，每季由「太醫令丞」考試，每年年終由「太常丞」總試，學業有成的，其待遇和「國子監」的學生相同。
玄宗開元二十九年（西元741年），西京和諸州各置「崇玄學」，是為道教有官學之始。天寶元年（西元742年），西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員，學生一百人，（諸州無常員）令習「老」、「莊」、「文」、「列」四子書，三年學成後，每年隨「貢舉人」例送至「門下省」，依「明經」例考試。
備註：「祠部」──曹魏時，尚書設有祠部，掌禮制，歷代沿襲之。北周始改為禮部；隋唐另置祠部曹，屬於禮部，專掌祠祀、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祝、醫藥等及僧尼簿籍。明代改為祠祭司。
古代學校教育特色舉隅：五代
五代十國，那是唐末至宋初的一段分裂割據時期。在這段期間裡，雖出現了五個自命繼承大統，但卻無力控制全域的朝代。同時在這五個中原王朝力所不及之處，則有十餘個地方勢力先後據地為王，這是「五代十國」名稱的由來，也簡稱五代。
從西元907年唐哀帝李柷遜位，到西元960年北宋建立，短短的五十四年間，中原相繼出現了梁、唐、晉、漢、週五個朝代，史稱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同時，在這五朝之外，還相繼出現了前蜀、後蜀、吳、南唐、吳越、閩、楚、南漢、南平(即荊南)和北漢十個割據政權，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五代十國」。
這段期間，連年戰亂頻仍，政權輪換不已，民生無法安定，因此正史上除了皇位的取得與兵燹的殘酷紀錄之外，其他有關民生施政的一切，鮮少資料，至於民間辦學特色就更付闕如了。而作為皇城的京師，隨著朝廷的興替，經常搬遷幾異其地，要談有什麼教育特色，那就更是難了。以下根據《五代會要》的記載，找出些許與教育有關的蛛絲馬跡：
後唐天成三年詔曰：「……國子監每年只置監生二百員。……諸道州府，各置官學，如有鄉黨備諸文行可舉者，錄其事實申監司，方與解送。但一身就業，不得影庇門戶，兼太學書生，亦依此例……每年於二百人數內，不系時節，有投名者，先令學官考試，校其學業深淺，方議收補姓名。」
後唐同光三年七月，弘文館奏：「請依《六典》故事，改弘文館為崇文館。」敕：「崇文館比與弘文館並置，今請改稱，頗協舊典。」從之。（當時樞密院樞密使郭崇韜亡父名弘，豆盧革（人名）希意奏改之，故有「弘文並置」之言。）
後周顯德四年，詔曰：「制策懸科，前朝盛事，莫不訪賢良於側陋，求讜正於箴規，殿廷之間，帝王親試。……爰從近代，久廢此科，……應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閒吏理達於教化者，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其逐處州府依每年貢舉人式例，差官考試，解送尚書吏部，仍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以上。當日內取文理具優，人物爽秀，方得解送。取來年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先是，兵部尚書張昭上章請設制科，故有是詔。）
後梁開平元年四月，兵部尚書姚洎知貢舉，奏：「近代設文科，選冑子，所以綱維名教，崇樹邦本也。今在公卿親屬，將相子孫，如有文行可取者，請許所在州府薦送，以廣育才之路。」從之。
後晉天福五年九月敕：「廢翰林學士院，其公事並歸中書舍人。」開運元年六月敕：「……宜復置翰林學士院。」至三年正月，賜翰林學士院詔書金印一面。
後周顯德二年五月六日敕：「兩京諸州府，每年造僧帳兩本，一本申奏，一本申祠部。……」
後唐清泰三年三月，翰林學士和凝奏：「天下諸屯駐兵士，望令太醫署合傷寒、時氣、瘧痢等藥，量事給付本軍主掌，以給患病士卒之家。百姓亦准醫疾令，和合藥物，拯救貧民。兼請依本朝故事，諸道署置藥博士，令考尋醫方，以濟部人。其禦制《廣濟》、《廣利》等方書，亦請翰林醫官重校，頒行天下。」敕：「所奏醫博士，諸道合有軍醫，許及諸道補署，不在奏聞，餘依所奏。」
後漢幹佑元年閏五月，國子監奏：「見在雕印板《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榖梁》四經未有印本，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鏤板。」從之。
由以上資料，大略可以歸納出來，五代時期，皇城重地、京畿範疇以及各地方的學制，大抵仍沿襲唐代，無論是管轄機關或是官員設置，以及直屬權、分科和學習內容等大體差不多少，只是因為時局動盪，有些部門時興時廢而已。
其中也有些稍具特色，如後唐長興四年七月三日，太常寺奏：「奉敕詳定太子諸王見師、傅、保禮。」有所謂的「開元禮」、「禮閣新儀」等等，規定皇太子受冊封前後，如何與師、傅、保等授業三師見面的禮儀；而師、傅見親王，不同皇太子見三師的繁複，只須雙方對拜、作揖，然後各退即可。可見皇親貴冑更是重視禮節規範而不逾矩。
據記載，後梁開平二年、後晉天福四年、後周顯德六年都曾依新法聲調，別撰樂章舞曲，令歌者誦習，以備太廟迎神、迎俎、送神……等等使用的雅樂。因此五代時期並沒忽視禮、樂、舞的教化作用。
後唐期間，更是極力提倡「斷屠禁釣」，要求天下，人人慈悲為懷，珍惜生命，不得隨意「殺生」。下詔曰：是凡軍人、百姓，將牛驢及馬宰殺後當貨來賣，今後嚴格禁止，如敢故違，便擒捉處斬，連本軍指揮使亦受連帶處分。
長興二年九月敕：「鷹隼之類，並宜就山林解放。此後不得輒有進獻。」三年五月一日敕：「凡羅網彈射並諸弋獵之具，比至冬初，並宜止絕。若有犯者，隨處官吏科違禁之罪。起今後每年二月中，便作此敕曉諭中外。」這種教育子民，民胞物與的博愛胸襟，由這些禁令與詔書中可以窺見。
總之，五代時期，因為天下大亂，弦歌幾至中斷，但長江流域，還較為安定。自「十國」中的南唐以來，自由研究學術的「書院制度」，也在這時候完全告成。南唐烈祖升元年間（西元937-943年）在九江廬山「白鹿洞」建學館，集師生，這是「書院制度」的開始。從此奠定有宋一代諸儒書院講學之盛。
古代學校教育特色舉隅：宋朝
南、北兩宋的學校教育，不管京畿或地方，各校設立的先後，教材的內容，運作的情形，和教職員、學生名額，都不一致，且每易一君主或換一派閣員也屢有變更。
京城方面的學校：
有“國子學”、“太學”、“辟雍”和“廣文館”，這些都屬於大學性質；“律學”、“算學”、“書學”、“畫學”、“醫學”和“武學”，這些都屬於專門學校性質；還有屬於小學性質的“國立小學”。除“算學”（歸“太史局”管）、“書學”（歸“書藝局”管）、“畫學”（歸“圖書局”管）、“醫學”（歸“太醫局”管）等之外，其餘全統歸“國子監”管轄，謂之直系學校。
此外，還有幾所特殊學校，如“宗學”、“諸王宮學”和“內小學”三所，統為貴族學校，內兼高、初兩等教育性質；另有“四門學”一所，則特地為庶民子弟而設立的，屬於高等教育性質。
地方學校方面：
州有“州學”，府有“府學”，軍有“軍學”，監有“監學”，縣有“縣學”，介於中、小學性質之間，而界限不甚嚴明。各校由各級所設立的地方行政長官管轄，其上則統屬於本路的“提舉學事司”。
自仁宗以後，州郡也都有“學”，並置教授，以“經術”、“行藝”訓導諸生，掌理課試之事。《宋史˙職官志》、宋儒文集中常有“州郡建學碑記”，亦可見當時的風氣了。
“國子監”有兩種性質：
一為管轄學校的機關，稱“國子監”；一為教養生徒的處所，又稱“國子學”。“國子學”為國家最高學府，專教七品以上官員的子弟。當初學生的人數未定，其後以二百人為定額。
《宋史˙選舉志》有這麼一段記載：“開寶八年，國子監上言生徒舊數七十人，奉詔分習五經。然系錯者或久不至，而在京進士諸科常赴講習肄業，請以補監生之缺，詔從之。”由此看來，這些貴胄學子，可能生活優越，入學讀書有名無實，雖具學籍但久不到校者可能不乏其人。所以在太祖開寶年間，就有插班補缺的辦法；到了真宗景德年間，又有旁聽的辦法了。
“太學”的課程與“三舍法”：
“太學”的課程，歷朝屢有變更。開國初年，以“五經”為教材，命諸生各習一經，每經設博士二人教授。熙甯以後，詔令學生學習王安石的“三經新義”，並且通令全國各學校遵用，以求統一。徽宗政和中，蔡京當國，“黃”、“老”、“莊”、“列”等書也都列入教材之中。
到了南宋，取消“三經新義”，仍定“五經”為教材，並學習“程、朱語錄”，而“四書”也漸漸列入教材之中了。總之，在北宋，王氏學很佔優勢；在南宋，程氏學頗為風行；而詩、詞、賦、策論則隨時皆采，不分派別。
宋朝以“太學”為最發達，辦法亦比較完善。開國之初，所定入學資格，只限於八品以下官員的子弟和庶民的俊秀子弟，內中管理和辦事也極簡單。到了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當國，特別注意學校教育，尤其注意大學教育，藉以培養一般通經致用的人才，所以他一方面改革從前科舉的流弊，一方面擴充“太學”的內容。王氏把“太學”分為“三舍”，又將學生的資格分為三等：初進“太學”的為“外舍生”，由“外舍”升入“內舍”。再由“內舍”升入“上舍”，這就是所謂“三舍法”。
凡“外舍生”每年升級一次，即年終舉行“公試”後，並參考“行藝”，取其合格的──取列第一、第二等的──升入“內舍”。凡“內舍生”每二年升級一次，當修滿二年時，由學官按照貢舉的手續，用“彌封謄錄法”，試驗其成業，如成業考列優、平二等，再參驗其平日“行藝”，如能都合格，則升入“上舍”。凡“上舍生”修滿二年，則舉行“畢業試驗”。
當舉行“畢業試驗”時，由政府特派大員主考，教官不得參與。一切手續與科舉的“省試”辦法相同。
評定成績分為三等：“行”、“藝”二者俱優的為上等；一優一平的為中等；俱平或一優一否為下等。
其試列上等的，當即授以官職；試列中等的，免除禮部試；試列下等的，則免解。考列上等的資格和進士一樣，即在化原堂釋褐（舊制，新進士必在太學行釋褐禮。脫去布衣而換官服，因此用來比喻進士的及第授官），謂之“釋褐狀元”。
凡“三舍”考試，皆用“積分法”，為後世學校積分的創始。
專門學校方面：
根據馬端臨《文獻通考》所載略述如下：
“律學”的設置，始於神宗熙寧六年（西元1073年）由“國子監”直接管理。置教授四人，專任教課。後來乃以教授一人兼管學務，執行學規。其入學資格分為兩種：一為命官，一為舉人，後者須有命官二人保送。
進學手續：初入學聽講，作為備取生，經過相當時間，才舉行“入學試驗”。如所習為“斷案”，則試題一道，每道敘列刑名五事至七事；如所習為“律令”，則試大義五道。
經“入學考試”及格後，才為正取生，給以公費待遇。正取以後，各以所習，每月“公試”一次，“私試”三次。所試的內容，和“入學試驗”相同。凡朝廷有新頒的律令，即由刑部頒發下來，令學生學習。
“算學”建立於徽宗崇寧三年（西元1104年），學生定額為二百一十人。其資格分命官和庶人兩種。
教材以“九章”、“周髀”和“假設疑數”為算問；仍兼“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演算法；並“曆算三式”，“天文書”為本科。此外兼習一小經，願習大經的聽其自便，兼科皆聽自由選習。
“書學”於徽宗時與“算學”同時設立，課程分“練習”和“研究”兩門：
“練習”以“篆”、“隸”、“草”三體為主；“研究”以“說文”、“字說”、“爾雅”、“博雅”、“方言”五書為主。此外仍須兼通“論語”、“孟子義”。如願意選習大經的聽其自便。
練習“篆體”，以古文“大小二篆”為法；練習“隸體”，以“二王”、“歐”、“虞”、“顏”、“柳”真行為法；練習“草字”，以“章草”、“張芝九體”為法。
“畫學”與“算”、“書”二學同時設立。入學資格分為二種，即“士流”和“雜流”。課程也分“練習”和“研究”兩門：
“練習課程”又分“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和“屋木”六科；“研究課程”以“說文”、“釋名”、“爾雅”、“方言”四種書。
“說文”一書，則令學生書寫篆字，注解音訓，其餘三書皆設為問答，以學生所瞭解意義的程度，觀察其能否通達畫意。此外還有選科，“士流”須選習一大經和一小經；“雜流”則誦小經或讀律。
“醫學”設立較早，與“律學”同於太祖統一天下以後即行設立。惟中途經變遷很多。初由“太常寺”管轄；神宗時，隸屬於“提舉判局”；徽宗時，歸入“國子監”；後又改隸“太醫局”；高宗南渡後，仍設“醫局”；孝宗時，廢“醫局”而存留“醫學科”；到光宗時，又複置“太醫局”。
此學分三科：“方脈科”、“針科”、“瘍科”。學生名額，前後不一，常以春日為招生之期。置有博士正錄等員，分掌管教之職。
神宗時，於武成王廟內建立“武學”，生徒以百人為額。入學資格有“小臣”、“門蔭子弟”和“庶民”。
入學以後，教以諸家兵法和弓矢騎射等術，並編輯歷代用兵成敗和前世忠臣義士，足以為精神上楷模的，逐日講釋。有願試陣隊的，酌給兵伍，令他們演習。以兵部郎中掌管學務，選用明悉軍事的文武官員為教授。
修業期限三年，期滿試驗及格的酌給軍職；其不及格的，留學一年再試。
以上六種專門學校，除“太學”自開國至滅亡三百餘年間未嘗一日停辦外，其餘“五學”，時興時廢，僅有“醫學”曾普遍於各州縣設立，其他只在京畿有一所罷了。
短期學校方面：
設有“廣文館”、“四門學”、“辟雍”（又稱外學）三學，既非大學，又非專門，多由時君或執政大臣的意向，偶爾設置，歷時亦極短促。
“書院”制度
宋朝“書院”的制度，是起源於五代時期，因為天下大亂，弦歌幾至中斷，但長江流域，還較為安定。趙宋建國，日就承平，自南唐以來，自由研究學術的“書院制度”，也在這時候完全告成。南唐烈祖升元年間（西元937-943年）在九江廬山“白鹿洞”建學館，集師生，這是“書院制度”的開始。
到了宋代，即建立四大書院：廬山的“白鹿洞書院”、長沙的“嶽麓書院”、商邱的“應天府書院”以及登封的“嵩陽書院”。其建置先於各州之學。（馬端臨《文獻通考》及王應麟《玉海》均有記載）此外，則衡州有“石鼓書院”，建置也是很久的。
北宋諸儒多在私家講學，南宋諸儒多在“書院”講學，所以南宋時的“書院”最盛。（見《續文獻通考》）
按宋代“書院”的性質，有“官立”和“私立”兩種：“官立”的如“白鹿”、“嶽麓”等是；“私立”的如“泰山書院”（見《石介˙泰山書院記》）、“浮沚書院”（見《宋元學案》）等是。其為《續文獻通考》所未載入的，尚有“石坡書院”、“杜洲書院”、“同人書院”、“石洞書院”、“象山書院”等。（見《宋元學案》）
至於學生的膏火（求學的費用），有取之田租的（《全祖望集˙杜洲書院記》），有取之官費的（《朱熹˙措置潭州嶽麓書院牒》），有或由私人捐助的，各不相同；其講學的法則，高低弟子，也無一定的規則。（均見《宋元學案》）
古代學校教育特色舉隅：元代
元代的學校教育，有些是沿襲宋代的，有些是另行創設的，分別略述如下：
國子學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西元1287年），始立「國子學」，國子生博果密（人名）等請講解經傳，教以修、齊、治、平之道；其下分設「小學」、「律」、「書」、「算」諸科，由國子學官主持其事，加意點勘。學生中勤學的升「上捨」，怠惰的降「下捨」。
當時遷都燕京，更立「國學」於城東，令「博士」通掌學事，分教三齋，「助教」專守一齋。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其次為《詩經、書經、易經、禮記、春秋》五經。
「博士」和「助教」親授句讀、音訓，「正錄」則伴讀，依次傳習，講說也是如此。次日抽籤，教學生復說。又置「蒙古國子學」教授蒙古文，「回回國子學」教授回回文，依漢人入學的制度，每日肄習。
到了仁宗延佑三年（西元1316年），授納集賢學士趙孟頫等的建議，建立「國子生貢試積分法」，其規定有如下三種：
上兩齋──左為「時習」，右為「日新」，講說《詩經》、《書經》、《易經》、《禮記》、《春秋》，並課習明義等程文。
中兩齋──左為「據德」，右為「志道」，講說學、庸、論、孟四書，並課肄詩律。
下兩齋──左為「遊藝」，右為「依仁」，凡誦書講說小學，屬對的，都在其中學習。
上述六齋，各以學業的淺深，分為三等。每齋生員的人數不等。每季考試所習經書課業，如不違背規矩的，則以次遞升。
私試規矩：
齋分三等，漢人以考列第一等的為「上齋」；蒙古人和色目人則以考列第二等的為「上齋」，因其智識水準不如漢人，故從寬辦理，且以顯示優待本族。既升「上齋」，過了二年，才能參加「私試」，詞理俱優的給一分，詞平理優的給半分。歲修積至八分的為高等，以四十名為足額。蒙古人、色目人各十人，漢人則二十人。
黜罰科條：
應「私試」積分，生員中如有不專心課業和違背規矩的，初犯罰一分，再犯罰二分，三犯除名。應補高等生員，有違背規矩的，初犯罰「殿試」一年，再犯除名。應在學生員，歲終歷實坐齋（實際上課日數）不滿半年的除名。除月假以外，其餘告假，並不准計算。應在學生員，除蒙古人、色目人別議外，漢人生員如三年不能通一經和不肯勤學的，則勒令出學。
所積分數，高等生員最初以「國子監學」、「正錄」諸職相處，此後則三年一次，依科舉例入「會試」，故「國學」的出路，仍以科舉為歸宿。
地方之學
至於郡國鄉黨之學，在太宗初年設置，並建立「孔、顏、孟三氏學」，後又置「蒙古字學」。至元二十八年（西元1291年），學校的數目，計增加到二萬一千三百餘所之多。州縣學校也都有田產，贍養學者。復置諸路陰陽學，設「教授」訓誨，有精通藝術的，即升用「司天臺」。
醫學方面，世祖時，設置諸路提舉負責教導，故所出的名醫也很多。
書院
元代的「書院」比宋代更盛，書院「山長」，也成為定員。《元史˙選舉志》記載：
「至元二十八年，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或自願招師，或自受家學於父兄者，亦從其便。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為『書院』。……凡師儒之命於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於禮部及行省或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路州縣及『書院』置之。路設『教授』、『學正』、『學錄』各一員；散府上中州設『教授』一員；下州設『學正』一員；縣設『教諭』一員；『書院』設『山長』一員。」
元代著名的「書院」，不下百數。《續通考》載：
「自太宗八年，行中書省事楊惟中，從皇子庫春伐宋，收集伊洛諸書，送燕京，立宋儒周敦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此為元朝建『書院』之始。其後昌平有『諫議書院』、河間有『毛公書院』、景州有『董子書院』、京兆有『魯齋書院』，……瓊州有『東坡書院』。凡此蓋約略舉之，不能盡載也。」
由此可知元雖以蒙古族入主中原，而教育權柄仍操在漢族儒者手中，所以宋儒講學的風氣，雖改朝換代仍持續不衰哪！
綜觀以上所述，元代的教育，沿襲宋代遺制，除有「國子學」和「府、縣學」之外，又有「書院」普遍的設立，所以一般淡於名利、志在講求修身治人的學者，多樂趣於「書院」，這實在是當時學校和「書院」的一大區別。
故當時定令，各地方雖有學校，而士大夫仍可於學校之外，增設「書院」，不以並行為病。這種講學自由的精神，正為今日學者所渴望之事，我國古代已有前規，凡屬今人所欲為者，古人已早能見及並已實行啦!
古代學校教育特色舉隅：明朝
明初最重學校，以學校為「科舉」的基本。《明史˙選舉志》載：「科舉必由學校，而學校起家，可不由科舉。」茲將明代學校概況略述如下：
國子學
洪武元年（西元1368年），在南京設「國子學」，為明代「太學」的名稱。令品官子弟和人民俊秀通文義的，並充學生。天下既定，詔擇「府州縣學」諸生入「國子學」（初改「應天府學」為「國子學」，後改建於雞鳴山下，既而改「學」為「監」。）設「祭酒」、「司業」和「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籍」、「掌饌」、「典簿」等官。
到了成祖永樂十八年（西元1420年），遷都北京，亦置「太學」，故有南北兩「太學」之分，各地土官和日本、高麗、琉球、暹羅諸國，皆有官生入「監」讀書。學生額數極盛時，幾達萬人之多。
「太學」中除衣、食、住有布帛、廩餼（每月由公家所供給的官俸。亦作既廩、餼廩）、號房等供給以外，關於「育」、「行」方面，也有所資助。
至於「太學」中的教授方法，每日早晨，「祭酒」、「司業」坐堂上，屬官自「監丞」以下的首席，則依次序立，諸生揖舉，質問經史，拱立聽命。
每月的朔望日各給假一天，其餘日子升堂聚餐，而會講、覆講、背書、輪課為經常課業。
所習的功課，自「四子書本經」以外，兼及「劉向說苑」和「律」、「令」、「書」、「數」、「禦制大誥」。每月試經書義各一道。「詔」、「誥」、「表」、「策」、「論」、「判」內科以二道。每日習書二百餘字，以「二王」、「智永」、「歐」、「虞」、「顏」、「柳」諸帖為法。
每班選一人充「齋長」，督諸生功課，衣冠步履飲食必嚴飭中節。有事故外出，必須報告本班教官，令「齋長」帥之，報告「祭酒」「監丞」置「集愆簿」，有不遵守的記下來，再三犯的予以責罰，四犯的則發遣安置。
所有學規條目，屢次更定，寬嚴得中。堂宇宿舍飲饌澡浴等等俱有禁例，司教的官員，必選耆老宿儒。
關於「國子監」學生課外的工作，照《南雍志》一書所說，如整理田賦、清查黃冊（即戶口）、興修水利等事，皆命監生去做；或繕寫書籍；或學習翻譯；或以特事遣使；或以巡狩從行。而對於分發至府衙各部門輔佐實習諸生，即依其表現隨時任官這一點，尤為重視。《續文獻通考》載：
「洪武二十六年（西元1393年）十月，擢監生六十四人為布政使等官。先是天下初定，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嘗遣國子生林國雲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各郡，繼而推及他省，擇其壯歲能文者，為「教諭」等官……其常調者，乃為府州縣六品以下官。時雖復行科舉，而監生與薦舉人才參用者居多，故其時布列中外者，太學生最盛。」
太學生『撥歷制』
明代學制，尚有一項優良制度，聯絡「學校」與「銓敘」（按照資格而授以官職）的關係，為兩漢、唐、宋諸代所無，而清代又不能踵行的「太學生撥歷制」。
「撥歷制」始於洪武五年（西元1372年），命國子學生於諸司習吏事，是為「歷事生」。有「正歷」、「雜歷」和「諸色辦事」等名目，各有定額。以在學年月的深淺，為「撥歷」的先後。其在各部歷事，亦有一定年月。晝則趨事於各司，夜則歸宿於齋舍。限滿則或上遷；或回「監」，仍得參加科舉。
「撥歷制」的優點為：「優遊之以歲月，琢磨之以文理，束約之以規矩。廩食學校，則俾其學經史；歷事各司，則俾其習政法；遇大比歲，使其就試。其為教法，可謂本末兼備。」
所謂「撥歷」，乃分發實習之意。故有長差、短差之分，後俱改為一年上選。其考核方法，分為上、中、下三等。考列上等的始獲選用，中下等則歷一年再考。再考得上等的，以上等用；中等的不拘品級，隨才任用；下等的回「監」讀書。
府州縣學
明代除於南京北京設立兩個「國子監」以外，在府、州、縣、衛無不有「學」，教養之法，亦甚完備。《明史˙選舉志》載：
「……洪武二年，太祖初建國學……於是大建學校，府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一；俱設訓導：府四，州三，縣二。生員之數：府學四十人，州、縣以下減十。師生月廩食米，人六鬥，有司給以魚肉；學官月俸有差。生員專治一經，以禮樂射禦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教者黜之。」
社學
明代於府、州、縣學之外，又有「社學」。太祖洪武八年（西元1375年）正月，詔天下立「社學」，並在詔中說：「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導民善俗，稱朕意焉。」
於是鄉社皆置「學」，令民間子弟兼讀「禦制大誥」和「本朝律令」。洪武二十年（西元1387年），令「社學」子弟讀「誥」、「律」的赴京師，由禮部比較其所誦的多寡，次第給賞。
到了英宗正統元年（西元1436年），詔有俊秀向學的學生，許補「儒學」生員。孝宗弘治十七年（西元1504年），令各州、府、縣訪問明師，民間幼童年十五歲以下的，送「社」讀書，講習「冠」、「婚」、「喪」、「祭」之法。（見《續文獻通考》）
當時官吏凡留心民事的，常以興舉「社學」為要務。又「社學」教讀，且負有改良地方風俗教化的責任。如王陽明的《王文成公全書˙社學教條》說：「……通加禮貌優待，給以薪米紙筆之資，各官仍要不時勸勵敦勉，令各教讀務遵本院原定教條，盡心訓導，視童蒙如己子，以啟迪為家事，不但訓飭其子弟，亦復化育其父兄；不但勤勞於詩禮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務使禮讓日新，風俗日美，庶不負有司作興之意，與士民趨向之心。」再看《王文成公全書》的「訓蒙大意」，亦可見當時教讀督責幼兒之法，和儒者研究教育的用心啦！
書院
此外尚有「書院」制度，如王陽明講學的地方，有「龍崗書院」（在龍場）、「貴陽書院」（在貴陽）、「濂溪書院」（在贛州）、「稽山書院」（在浙江）、「敷山書院」（在南寧）。（均見《王文成年譜》）可見到處經營的理念，是隱然以復古學校為己任。
明末書院最著名的，有「首善」、「東林」二書院，曾為魏忠賢所毀，魏奸敗後，儒者復立。劉宗周的「證人書院」，尤為著名。（見《明史˙劉宗周傳》）
明儒講學之所，在書院以外，復有寺觀祠宇的集會，月有定期，以相砥礪。《王文成年譜》中記載王陽明的門人，集會尤盛；徐階在靈濟宮的集會，聽講的有數千人之多。
當時講學的钜子，如錢德洪、陳時芳、王畿（以上三人，明史上都有傳），所至之處，集會開講，至老不衰。隨時隨地因事舉例講解，並無一定章法，依高道德標準及古聖先賢的處理方式，抒發一己觀感。樵夫、陶匠、農工商賈，無人不可聽講，無人不可講學，這實在是前古所未有的盛況了！
古代學校教育特色舉隅：清代
清代的教育制度，完全採取明朝的辦法，學校和科舉相輔而行。在京畿有「國子監」、「宗學」、「旗學」。「國子監」的性質，一方面是國家最高的學校行政機關，一方面為大學生讀書的處所。
「宗學」又分「宗學」和「覺羅學」二種，清廷貴冑學校以此二種為最高。「旗學」一類的學校，種類很多，有設在京師的，有設在滿、蒙等處的，其中大小繁簡也不一致，大抵為滿、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子弟讀書的地方。
以上「宗學」和「旗學」成為一種特殊系統，多不屬於「國子監」管轄。
國子監
「國子監」的學生以「貢生」和「監生」為主。其編製仍沿襲明代，分為「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和「廣業」六堂。每堂設學正、助教各一人，擔任教課事宜。
課程方面，則仿照宋胡安定的辦法，分「經義」和「治事」二科：「經義科」以禦纂經說為主要教材，兼教諸家的學術；「治事科」教兵刑、天官、河渠、樂律一類的材料。
總之，清代的「國子監」，在規章和組織方面，大多沿襲明朝的遺制；但其中有一點不同的，即明代的成例，學生須居住監中，清代則打破此例，准許學生在其寓所肄業，甚至在原籍肄業（見《清通考》）。似乎其教育精神已不如前朝嚴格了。
地方學校
清代地方行政在中國內部為省、道、府或州、縣四級。但學校的區劃，只有府州和縣兩級，而省和道二級則不設學校。在府稱「府學」，在州稱「州學」，在縣稱「縣學」，凡州、府、縣三學，統稱「儒學」，為國家教育最低級學校，亦為最基本的一級，全國各地共有一千七百餘所。由此出身的，可以住書院；可以升太學；可以應鄉試。
地方教育行政，各省設提學使，管理各該省學政事務，三年一任。各府設教授、訓導；州設學正、訓導；縣設教諭。
入學的生員須身家清白，並須經過三次考試：第一次由本縣長官主持；第二次由府或州長官主持；第三次由學正主持。由學正考取以後，才有入學的資格，俗稱「秀才」。
諸生自初次考取以後，雖名曰入學，實際上並不留在「儒學」內肄業，只不過於相當時期來應應考課就是了。此項考課，分為兩種：一為「歲考」，每年舉行一次；一為「科考」，間歲舉行一次。皆由京師所派的學正主持。
其它學校
清代的學校，除以上京畿「國子監」和地方各「儒學」以外，還有其他幾種特殊學校。此類學校，顧名思義，誰都可以一望而知其為宗室貴族子弟讀書的處所。但因清室皇族姓覺羅氏，故設有「覺羅學」，乃貴族中的貴族子弟肄業之所。
宗學──此學在順治九年（西元1652年）開辦，到了雍正二年（西元1724年），才有較為詳細的學制。凡親王、貝勒、貝子、公、將軍和閒散宗室子弟，如年在十歲以上十八歲以下，皆可以送進去讀書。
校址在京師左右兩翼官房，每翼立一「滿學」，一「漢學」，共有「宗學」四所。每學派王公一人為總管，其下設正教長一人，教長八人，皆以宗室中行輩較尊和年長的充任。再下設教習若干人，擔任教課事宜。修業以三年為期，期滿及格，分別引見皇帝錄用。此「學」屬於宗人府，一切獎懲大權，皆由該府執行。
覺羅學──最初只有「宗學」，皇族子孫一律和其他宗室子孫同入一「學」。後來以皇族子孫逐年增加，勢難相容，乃於雍正七年（西元1729年），於「宗學」外，又創辦一種專為皇族子孫讀書的「覺羅學」。生員入學的年齡，和宗學大致相同。
旗學──即「八旗學校」，名目很多：
八旗官學──京師八旗分為四處，每處設官學一所，專教親貴以外的八旗子弟，創辦於順治元年（西元1644年）。到康熙時才規定生員名額，滿州、蒙古各四十名，漢軍生員由四十名減為二十名。此學屬於「國子監」管轄，故每十日須赴「監」考課一次。雍正二年（西元1724年），於本學外，又添設「八旗蒙古官學」，每旗設立一所，專教蒙古語言。
八旗學堂──本「學」近於半官立性質，為八旗貧苦子弟讀書的處所。
八旗義學、景山官學、鹹安宮官學──此類學校創辦的宗旨，大致和「宗學」相同。內設滿、漢教習若干人，以進士、舉人和各地方學校選拔出來的各類優秀「貢生」充任。生員修業期間三年，期滿得分別錄用。
演算法館──這是清代研究自然科學的唯一學校，隸屬「國子監」。
俄羅斯學館──此「學」也隸屬「國子監」，專教「俄羅斯」子弟的。清代外國派遣學生前來我國留學的，據典章所載，有琉球、安南、朝鮮等國。俄羅斯設立一「學」，專教他們的學生。由此亦可見清初時，中俄兩國關係的密切了。
書院
書院在清代初年，並不很注重，到了中葉以後，才逐漸注意起來。不過本期「書院」的性質，和以前的不同：
在宋、元、明三代，「書院」多由名儒學者私人設立，朝廷不過從旁加以獎勵和維護；在清代，則完全成為官立的教育機構。乾隆元年（西元1736年），下詔各省整飭「書院」說：「『書院』之制，所以導進人才，廣學校所不及。……國子監雖設於京，而道裡遼遠，四方之士，不能胥會，則書院即古侯國之學也。」
當時的書院，似相當於省立高等學校或大學，但書院不給學位。當初一省往往有數所之多，於是有「省書院」和「道書院」等名目。其所聘教習，皆地方的名儒學者，平日有官課、有私課，辦理較為認真，而成績亦日著。於是各府、州、縣學的學生，皆願進「書院」讀書，因而「書院」已成為教育士子的學校，使原有的地方「儒學」名存實亡。
古代學校教育特色舉隅：結語
國家之治亂繫乎「人」，人才者，國民之本；學校者，人才之本；興學所以安國而長民也。因此之故，孟子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果能如此，那麼，一國之事無不舉，境內之民得安寧！中華民族五千年悠久的歷史，是神有意造就的半神文化，當然，攸關生民社稷的教育更是重點演繹的環節。
綜觀先秦至清代的學校教育制度，在天時、地利、人和的各類環境中，有意無意的由簡易到完備，由貴冑到庶民，由行藝至專科，由京城至各地，由官家達私人，由國內達海外。一路繁衍、一路補充、一路修正。只為建立人類正確的道德準則與生活規範，達成神傳教化為目的。
周朝以鄉三物教萬民
古代舉士皆出於學校。《周官》載：「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詩書禮樂，謂之四術；四術既修，九年大成。」（《通志》註：物猶事也，興猶舉也。）也就是說，把這六項德、行、藝和四術完整的教給萬民之後，鄉大夫（官名，《周禮》地官之屬。王有六鄉，每鄉「卿」一人，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皆其時地方自治之官吏，故諸侯亦皆有鄉大夫。）就能從中舉其能者、賢者，以「鄉飲酒禮」待為上賓，接著再將其著述或言論進獻於王，使之受重用。
《周禮》中記載：六德──智、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淵、任、恤；六藝──禮、樂、射、禦、書、數。而「鄉飲酒禮」即是上古之鄉學，三年業成之後，必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而舉薦其賢者能者，以晉升於君。將升之時，鄉大夫為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之謂。（見《儀禮˙鄉飲酒禮篇》）
唐代太學生嚴格的黜陟法則
「國子監六學」學生的「歲考」，如有以下情況出現的：口問大義，如三次列下等，和在學超過九年的；「律學」學生已經念了六年，仍不堪「貢舉」者；不服從教導，一年中違規期滿三十日、事故滿百日、親病滿二百日的；全都取消在學資格，罷歸為民！
諸學生通二經，「俊士」通三經，已及第而仍願留學的，「四門學生」補「太學生」，「太學生」補「國子學生」。
其學業有成的，由監司簡試，取其中成績最佳的二三百人舉送「尚書省」，和「鄉貢」同受「禮部」考試。
總計每年「明經」、「進士」及第的不過百人，「兩監」學生僅有一二十人罷了。
宋朝考查日常起居言行
兩宋時，對於學生，有所謂的「學行考查」，凡學生初進學校以後，由齋長、月諭逐日登記他們的操行和學業。到一季終了時，挑其可選的送至學諭處考查一次；學諭考查過了，過十日再由學錄考查；再過十日又由博士考查；最後又由長貳考查。長貳即國子祭酒和司業。一年終了時，由長貳會同教職員評定高下，登記於「行藝簿」以為升捨試驗的參考。（見《宋史˙選舉志˙職官志》）可見古時對在學學生的生活品德考查，極其嚴峻，關卡重重，絲毫疏忽不得！
教育宗旨首重德育
人間事雖有利有弊，可這神傳文化的精華，全在灌輸人們重德行善，一切都以此為依歸，所有全以此為出發點。由此我們可以得知，這半神文化的教育理念，全落在了「德行」上，不管設多少「學」，發展多少「特色」，但基礎全在「行藝」二字，行為不妥、言論不當就不行，幹什麼都沒門，當官更甭想！
任何一學或專門研究什麼科，都得選讀一小「經」或一大「經」，更鼓勵所有的經全選最佳！雖然古代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在培育人才，進一步為輔佐朝政而用，但就往後歷朝歷代所重視的四書五經等等考課，其課程內容探討與揭示的都是如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義理。所以道德倫理、言行規範是為人應有的生活準則！什麼都離不開「德行」，任何事都得依循理法！
古代雖然教育不能算是普及，可人的「求知慾」卻是古今相同的，那時的學生生涯也不簡單，讀經要講究打坐，姿勢更是要求嚴格，還得淨心、調息，拿起筆要講運氣呼吸的，求學過程一絲一毫敷衍不得，一言一行都有掌教者觀察與紀錄哪！反觀今日，開放「發禁」、「服禁」，提倡別傷害個人自尊，把個「德育」弄成了虛名；多樣化的社團活動充斥，奪去了大部分學經時間……其實，那些經書是古人智慧的結晶、為人處世的法典，並非像今日人們想像的那般呆板八股呢！
明代重視課外活動與分發實習
明朝監生的課外活動內容，多彩多姿。《南雍志》裡有不少記載，這兒僅舉幾項：
明太祖曾命戶部據實核覆天下土田，而蘇、松一帶有錢富戶，為了規避徭役與賦稅，想方設法以不正當手段徇私舞弊，相習成風，奸弊百出，於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皇上聞之，特地派遣國子生武淳等前往該區，隨著糧食生產的多寡，分成區塊，每區置糧長四人，讓他們召集裡甲中六、七十歲的耆老們，大夥兒親自到田畝間共同丈量之，測其大小、定其字號，並且在其間豎立名牌，書寫該地主名字及田地面積。如此編類為冊，發給地主「名狀」一紙以玆證明與確認。此項巨大工程於洪武二十年春二月戊子完成，遠望田間，名牌塊塊豎立，若魚鱗一般，故名「魚鱗圖冊」。至此，浙江布政使司及直隸、蘇州等府縣，地籍圖冊完成進呈朝廷，太祖喜悅，賜太學生武淳等豐厚賞贈。
洪武二十四年八月乙卯朔，戶部所貯藏的天下黃冊，全都送往後湖集中收架存置，委任監察禦史二員，戶科給事中一員，監生一千二百名，以舊冊比對清查。如有戶口、田糧紀錄遺失或差錯等事，就造冊直接上奏。其官員、監生合用的飲食、饌品、器皿等項，以及膳夫、廚婦，都於國子監裡徵調取用；如果還不夠，可於都稅司和上元、江寧縣等衙門支援撥用，其後奏准本國子監惟供給監生即可。凡官員、監生、吏卒、人匠等，每五日一次，得過湖至該地曬晾所有黃冊。
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乙亥，遣監生及人才分別至天下郡縣拜訪，督促官吏庶民修治水利，並酌給道裡費補助；永樂二年十月丁巳，翰林院進呈所纂錄的韻書，賜名《文獻大成》，可皇上認為尚未完備，遂命重修，以祭酒胡儼兼翰林院侍講及學士王景等為總裁，開館於文淵閣，禮部特地挑選能書善寫的監生配合謄寫；永樂五年三月癸酉，命禮部選監生胡敬、蔣禮等三十八人到翰林院學習譯書。每人每月給米一石，遇到開科取士時就令其就試，否則仍繼續翻譯所作文字。合格者獲准科舉出身並當官就職。該翻譯館設置於長安右門之外。以四種夷狄字學為主，分為四齋，命都指揮李賢以錦衣衛軍守門，務必令其完成。
由以上紀錄可以明白，明朝時把課外活動與實習分發聯繫起來的「太學生撥歷制」，發揮了極大效用，不僅彌補了官員人手的不足，也為監生提供了進階陞官的另一途徑。其實現今的所謂「建教合作」、「社區服務」……等等名堂，在七八百年前的時代早已熱鬧登場過啦，千萬別以為古人都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而已哪！
中土教化遠播域外
《明史˙選舉志》：直隸省省城為諸多士子、太學生雲集求學之處，連邊疆地區的雲南、四川皆有土官生──日本、琉球、暹羅諸國亦皆有官生入國子監讀書，朝廷時常加以厚賜，其從人、隨行並獲好處。雲南、四川等土官常派遣子弟、平民至京入監讀書者，人數眾多，其給賜與日本諸國相同，朝廷更在國子監前，另外建造百間房舍讓其居住。
《蔣一葵長安客話》：明朝建國初年，高麗派遣金濤等入太學，其後各國及土官亦皆遣子弟入監，監前別造房居之，名「王子書房」。現今太學前有「交趾號捨」，那是明成祖遷都北京又另設國子監以來，為處置交趾官生所建的。
神傳文化為教育奠基
瞧瞧！以往太學生的住宿籌畫多妥善呀！食、衣、住、行、育、樂全考慮周全，還有公俸補助可領，因此，當時的觀念認為能入學讀書，可是非常光宗耀祖的事兒呢！雖然有的人，可能因多方面的原因或命中沒有，早已七老八十了，還在讀書，那麼清朝時有這麼條規定：高年不第，賞以出身，以示其惠──鄉試不第，年屆九十之廩生監生，與年屆八十之貢生均賞給舉人；年過八十之生員均賞給副榜；會試不第，如年過百歲之李煒賞國子監司業頭銜；八十以上之李珩等賞翰林院檢討頭銜；七十以上之丁福隆等賞國子監學正頭銜。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皓首窮經」也非同小可，一個人窮畢生之力鑽研經書，滿腦子灌的都是古人窮通達禮的處世原則，一肚子裝的都是往聖先賢的道德智慧，雖然他屢試不第，雖然他命運多舛，可他這一生的一言一行，絕對中規中矩，絕對為人楷模，肯定如此，那絕對是個上天認可的好人，那麼可能今生或來世福報連連。
中國是神特地選定來輔導和傳播文化的地方，人的生活方式、人的思想理念、人的言談舉止、人該具有的道德內涵……等等，全在上天慈悲的安排與規劃中悄然引領，但是不管哪方面，無論涉及什麼，一切都以人的高道德操守為本，除此之外寸步難行！總之，神傳文化奠定了自古以來人類教育的基石──以「道德」教化，以「行藝」輔育。
《明儒學案》裡有這麼一段記載：樵夫朱恕，泰州草偃場人，聽王心齋（備註）講學，感覺津津有味，每回樵木，遇上開講，必定造訪該地專心聽之，餓了就向都養（主持講學之事的人）乞求漿湯，解開自家所帶的裹飯配食，聽畢，則滿心歡喜浩歌負薪而去。
陶匠韓樂吾，興化人，以陶瓦為業，私心羨慕樵夫朱恕的學養而從之學，久之，覺有所得，心有所獲，於是以教化風俗為己任，閒暇之餘，遇人請教就隨機指點。結果，農工商賈各行各業，跟從他遊學者有千餘人之多，秋天收成後的農閒暇隙，陶匠韓樂吾則聚徒講學，一村既畢，又至一村，前村歌誦後村答辯，弦誦之聲，洋洋然不絕於耳也。
這就是神傳文化的廣被之力！這就是教育潛移默化的功效！
備註：王艮，字止汝，號心齋，泰州安豐人（西元1483-1541年），是王陽明的弟子，也是泰州學派的創始者。
(全文完)
古代學校教育特色舉隅：緣起
一國行政的良窳，全看用人的得當與否；而用人的標準，則舍公平的考試制度以外，再沒有更好、更有效的方法了。其實，以現在的思維模式推究起來，先秦時期當時舉行考試的作用，多為了鞏固與維護自家城邦的君權，多方延攬、起用有德、有才的能人異士輔佐國政，以達到稱霸諸侯的目的，而對於作育英才的真正目標，反倒置之不問，因此學校教育並沒發揮真正的功效。
自從漢代左雄改進“察舉制”以來，考試制度的雛型也就稍具規模了。隋唐以降，“科舉”代之興起，於是朝廷所挾以甄拔人才的方法，不得不出於考試一途。再歷經宋、元、明、清，承襲歷代已有的基礎，加以不斷的增刪修補，故考試制度日趨嚴密與完善。可人間的事物，相生相剋、有利有弊，久而久之，徒具追求形式上的整齊嚴肅，光從表面上講究施行，可為了維護達官貴胄本身的既得利益與權勢，暗地裡營私舞弊、買賣賄賂……。如此一來，那些所謂的“國學”、“鄉學”、“家塾”、“黨庠”……等等的學校功用為科舉選士所奪取，學術鑽研為制度技藝所蒙蔽，失掉了作育英才、培養才德兼備文人、普及知識或專門學術、選賢與能以輔佐國政的真正目的！
再說，古代所謂的選士，也就是選拔夠資格入朝為官、襄助施政的最佳人選。而歷代選士制度，有個共同之處：其初始全取自學校，其後分於科舉，再後學校科舉趨於合流，又後科舉學校互爭存廢，最後則二者連為一貫。在過去一兩千年當中，科舉和學校，相成相毀，相禪相遞，科舉因學校而起，也因學校而廢。其間盈虛消長之跡，息息相關，宛如一體的兩面，有不可分割的趨勢。
舉例說，漢代朝廷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的制度，實際是因學校而起；唐之“生徒”，則與科舉並進；宋代曾罷科舉，專以學校進身；或科舉與學校並行，而應考人必由學校送考；明、清兩代，名為專以科舉取士，實則科舉與學校合為一途。其舉人以下，為學校制；舉人以上，為科舉制。五貢——恩、拔、歲、優、副貢之設立，乃是指貢於太學讀書而言。名為科舉取士，實則學校選生。降及末流，學校有名無實，群趨於科舉的一途，乃有罷科舉興學校的事件發生。
古人雲：“以古為鑒，可知興替。”又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儘管學校教育包括在社會教育裡邊，儘管學校教育與歷代考試、科舉制度相互包容、相互依附，變成為一而二，二而一的雙刃關係，在歷朝歷代各方面的發展上，並無舉足輕重的劇烈影響，但對於民心士氣、道德操守、言行規範……等等精神層面的建立，它那潛移默化之功，可是輕忽不得哪！
這兒只以一個有限的角度來談談古代學校教育，在選士、科舉的雙重影響下，歷朝歷代有些什麼因應而突出的特色，簡略扼要的舉隅而已，難免以偏蓋全、掛一漏萬，但如能起到回歸正道、拋磚引玉的作用，則於願足矣！
作者：默想
古代學校教育特色舉隅：夏 商 週三代
學校之制，以三代最為完備。家有塾、黨有庠（音翔）、術有序、國有學。孟子說：「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學」是大學，「校」、「序」、「庠」都是民間的小學。孟子又說：「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庠者，養也。」這是行「鄉射」和「鄉飲酒禮」的地方，使人民看了，都要受到感化的。
成周的學制，是集虞、夏、殷三代的大成，分「國學」和「鄉學」兩種：「國學」為貴族子弟修學之所，「鄉學」為平民子弟修學之所。「國學」依程度的深淺，分為小學、大學兩級。八歲入小學，十五而就大學。《大學》一篇，是言大學堂之事；《弟子職》是言小學堂之事；《內則》一篇，是言女學堂之事；《學記》一篇，是言師範學堂之事。其他如農、工、商、兵學等亦都有學堂（見《管子、論語、左傳》等書），其教育之普及如此。
至於地方的學校，則謂之「鄉學」，屬於小學性質。在鄉（12500家）設有「虞庠」；在州（2500家）設有「夏序」；在黨（500家）設有「商校」；在閭（25家）設有「塾」。這是周代地方學制的大概情形。
故周代的學制，為政教不分的制度。當時教育為行政最重要的一個部門，以普及教育為達到輔佐國家施政與管理民眾的重要指標，兩者關係密不可分。論職務則「官」「師」不分，論目的則「禮樂政刑，其極一也。」《尚書》載：「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禮記學記》載：「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可見君之與師，名雖二而其實則合而為一。君師既屬合一，則教育和行政自不能有明顯的劃分了。
所謂教育機構，如明堂、辟雝（音庸）、庠、序、學、校等，並非專施教育的處所。由《詩經 靈台》篇得知「辟雝」為聚樂遊宴的所在；由《魯頌泮水》得知，諸侯之「學」名「泮宮」的，為飲酒、獻囚的所在；《禮記王制》則告訴我們，學校為祭祀、獻囚、獻馘（音國，割下敵人的左耳，以報戰功，謂之獻馘）的所在。
於此可見古代的學校，並未與行政機關及宗廟分開。即就「鄉學」，如《周禮》所載：大司徒以下各職官是掌政令教治。所謂「教萬民」，並非文字和書本，而是見習、觀摩以及實地訓練的意思，和後代學校的性質，自是不同了。
以上為《周禮》、《禮記》等書所記載的西周的教育內容與特色，到了周室東遷以後，為春秋戰國時代，風氣開放和教育逐步普及的結果，使得社會結構、民生經濟、思想內涵都起了重大的變化，因此舊有的教育制度也遭到嚴重考驗，其所產生的結果有三：學校選士之制被自然廢除，而諸侯公卿養士之制，起而代之；公立學校逐漸衰頹，私人講學之風，日形發達；思想自由，百家爭鳴，造成中國學術史上的黃金時代。
古代學校教育特色舉隅：漢代
漢武帝時所興辦的學校，尚在草創時期，並無系統可言。到了平帝元始三年（西元3年），始制定各級學制系統，當時分學校為五級：
在京畿只有「太學」一級；在地方分為「學」、「校」、「庠」、「序」四級。由郡國縣邑興辦的稱作「學」和「校」；由鄉聚興辦的稱作「庠」和「序」。
「太學」屬於大學性質；「學」、「校」屬於中學性質；「庠」、「序」似屬於小學性質。其實這些等級，並不十分顯明，且沒有中小學正式的名稱。「學」、「校」、「庠」、「序」四級，並沒有連屬的關係，對於京畿的「太學」，也不相統屬；不過由「學」和「校」出身的學生才有資格升入「太學」求學罷了。
以上所說，全為直系的學校；此外還有兩種旁系的學校：一為「宮邸學」──是京城專門為皇室和貴冑子弟所創辦的；一為「鴻都學」──是由帝王一二人的意旨臨時興辦的。
漢代時，國家教育雖較前代發達，而私人講學的風氣也很盛行，兒童和青年所受的教育，多半付託在「私塾」（私人講學授徒之所）裡面。「私塾」似乎也有兩級，而低級的特稱「書館」。「私塾」的勢力有時且淩駕官立學校之上，而地方父母官所設立的學校，時興時廢，若有若無，反而無足輕重了。
「太學」的起源──漢代的「太學」，在武帝時，始由董仲舒提議創設。當時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帝時，增加到百人；宣帝時，增加到二百人；元帝時，增加到一千人；成帝時，已到三千人了。後漢初年，學額無從考查，但以光武帝熱心提倡，繼之明、章之治，更臻於完善，重視興學，一時學者雲集京師，則「太學」的發達，自不必言。而「太學生」最盛的時期，當以質、桓二帝在位的時代為第一！當時「太學生」已達三萬餘人。郡國方面亦有「五經百石吏」，「文學椽」，於是京師內外，已多文質彬彬的學者了。當時設學的系統是這樣的：
京師──「太學」。以「博士」為師，其學生為「博士弟子」，後稱為「太學生」。
地方──「郡國學」。以「文學椽」、「五經吏」為師，其學生取郡國子弟少年聰穎的入學，學成以後，貢於京師。
另有一點要說明，武帝初，採納董仲舒提議所設置的「博士弟子」，系就原有的「博士官」而隨從受業。到了光武中興以後，為了廣納賢才，於是先訪求四方隱居的儒雅、士子、學者雲集京師，乃設十四「博士」，各以其家法教授，領於太常。（官名，教育部分也歸他掌管）太常選奏「博士」，先試而後用，於是乃有考試「博士」的制度。《文獻通考.太學篇》載：「按西京『博士』，但以名流為之，無選試之法。中興以來，始試而後用，蓋欲其為人之師範，則不容不先試其能否也。」
關於漢代「太學」制度的建立，由西漢武帝初的五十名「博士弟子」（後稱為「太學生」），到後來發展成東漢光武中興後的三萬餘人，其他州郡的學生，尚未計算在內，學校生徒之眾，可謂中古無匹了。根據《資治通鑒》司馬光論教化風俗中，有這樣的讚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
因為這些「太學生」入學不加選擇，申送不加限制，教授不加考察，徒然想以「一第」（一次考試）驗其成績，雖然說達到了國家「興學育才」的崇高目標，可卻沒考慮到，考上者幾稀而落第者多如過江之鯽的後果，一大票人「屢試屢敗」，無法也無路取得一官半職，前途茫茫，不知歸宿在哪？雖然朝廷為此特意一補再補，多方考試，不僅具有網羅遺才的善意，同時也具有消納遊宦之心，可久而久之，雖博得「興教化」的美名，而實際上卻造成「盛遊宦」的流弊了。世間事總是利弊互見、得失消長的！
古代學校教育特色舉隅：魏晉南北朝
魏晉時期
漢代學校教育，原來甚為發達，到了東漢末年，國家動亂，政局不穩，因而逐漸廢弛。至漢獻帝建安八年（西元203年），曹操把持政柄，方開始漸次發展教育。曹丕篡漢，在魏黃初元年（西元220年），「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到了黃初五年（西元224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者罷遣。」（以上均據《文獻通考學校考二》）
又《三國誌.魏志.劉馥傳》記載：「上疏曰：『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其非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
由此可見當時太學儘管開設，學生不少但內容空疏，有名無實，所謂太學成了裝飾品。東吳只有學官而無學校；西蜀則國小民貧，年年用兵，更談不上學校的設置。以上是三國時代的太學情形。
到了晉武帝統一全國以後，承曹魏太學的舊制，稍加擴充。《宋書禮志》載：「泰始八年（西元272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者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餘遣還郡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
這是晉初的一次淘汰，因為曹魏的太學生多非就學，而是避役，所以有這一次的修改。晉代的國子學，到了武帝鹹寧二年（西元276年），正式成立，定置國子祭酒及國子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至太康五年（西元284年），作明堂（明政教之堂也）、辟雍（天子所設之大學也）及靈台（望氣之台也，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當時太學生的人數仍然不少，而出身的品類不齊，因而十年後，又再定必須官品在五品以上的子弟，方得入學。後中原板蕩、兩帝被擄，於是太學也就無形停閉了。
東晉建國江左，中州士大夫不堪胡馬的蹂躪，紛紛南徙避難，這一批知識份子懷著中原舊有的文物禮器以俱來，於是江左也修建太學；但因此時的朝廷政權旁落，內亂時起，學校受到了影響，因而時興時廢，毫無成效可言。到晉元帝建武元年（西元317年），新立太學。後因王敦構亂，致教學多未執行。一直到成帝鹹康三年（西元337年）正月，才修立太學。
以上是魏晉時代太學的大概情形。至於地方教育，那更無可觀了。曹魏和西晉立國短促，州郡學校大多在平靖時則開設，在變亂時則停閉。東晉的年代較長，朝中雖屢經政變，而大權則在地方，所以地方教育，往往由封疆大吏自行提倡，全國頗不一致，也沒有統一的或長久的計劃。總而言之，自曹丕篡漢，到東晉滅亡，將近二百年（西元220-419年），在這時期當中，學校教育雖不能說是完全停止，也可以說是在若有若無和時興時廢的狀況之下度過去了。
南北朝
南朝以干戈擾攘，禍亂相尋，教育事業的不發達，和魏、晉時代的情形相似：
宋──元嘉十五年，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復立國學、玄學、史學、文學，凡四學並建，皇帝的車駕數次巡幸宗學館，對那些苦讀者，給的賞贈優厚。（《南史.宋本紀》）
齊──建元四年（西元482年）正月，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武帝永明三年（西元485年），詔立學。初期宋太宗時置總明觀以彙集學士，亦謂之東觀，而齊武帝認為國學既立，乃省略總明觀。至東昏侯永元初，廢學。可當時也有有司奏國學太學兩存焉的情況。（《文獻通考.學校考二》）
梁－－梁武帝於天監年間，除於京畿、地方建立國學以外，並開設五館，每館置五經博士一人，充任館長，而以五經教授一人總其成。其所授課程不外五經之術、六藝之文。學生只問程度，不限資格，果具才能，雖寒門子弟皆有入館求學的機會。生徒入館求學以後，由館供給膳宿。館中亦有定期考試，其能射策通明經術的，即可委派一種官職。五館既不限資格，又不限名額，所以四方學子負笈求學的非常踴躍，每館學生皆多至數百人。
武帝自建國學開五館以後，嘗倣傚三代視學之禮，親臨省視，一則祭奠先師，一則獎勵勤勞，並且分遣博士祭酒到各州郡去立學。這樣積極提倡，不遺餘力，不但學校發達為南渡以來諸朝之冠，即講誦經學的風氣，也是盛極一時，當時北方學者聞風而至的亦復不少。
此外梁代經學的昌明，還能遠及國外。如《陳書.儒林陸詡傳》：「梁世，百濟國（即朝鮮）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還除給事中。」這足以表現梁朝不僅昌明本國的文教，而且對於朝鮮半島的文教，也有積極的貢獻了。可惜武帝晚年時，學校教育的運作由盛漸衰，及至侯景之亂，也就無形停頓了。
陳──陳代地域較梁代為小，而且當大亂之後，成效亦不及梁。高祖稍置學官，後遭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陳書.儒林傳》）
至於五胡，日在紛亂之中，其能保存經學文藝最有功的，當推前漢張氏。其他如前秦苻堅講禮興學；姚秦和慕容燕都是充分漢化的建國。甚至如劉曜和石勒，也曾經注意儒學。
北朝學校較南朝為發達，一則由於國君的積極提倡；一則由於時局比較安定：
北魏──當道武帝初定中原的時期，即積極提倡經學，在首都平城設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充當教授，學生由千人增至三千人，這是北魏太學的創始。次年特改國子學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帝始光三年（西元426年），又於城東建立太學一所，令州郡選派才學之士，進京求學。
到了獻文帝的時候，乃規定州郡學校的制度，遍設鄉學：每郡設鄉學一所，每所有正教、有助教，多少不等，而正教以博士充任。凡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
孝文帝尤慕華風，遷都洛陽（西元494年）以後，事事都模仿漢人所為，變胡服而衣華裝、斷胡語而從正音；一切禮儀制度，無一不傚法漢人。至於開設太學、講論經術，尤為漢族文化的特色，他對於此種文化的特色，極力提倡。所以在洛陽除了設立國子太學以外，又於四門設立四門小學。
自此以後，北方承平將近八十年，不僅國學、鄉學都比較南朝為完備，即私人講學的風氣，也是盛極一時。這個時候，正當南朝梁武帝提倡學校教育的時候，介於五、六世紀之間，我們若是統觀南北朝的教育，要算這個時期為最發達。
北齊──《隋書.百官志》：「北齊國子寺：祭酒一人，領博士五人，助教十人，學生七十二人。大學：博士十人，助教二十人，大學生二百人。四門學：博士二十人，助教二十人，大學生三百人。」同時根據《北齊書本紀》以及《北史儒林傳》中都記載著：北齊興學的法令已多成具文了。
北周──北周雖僻處西方，而對於儒術，非常尊崇，故對於學校方面，尚能認真辦理，並非虛有其表。如《北周書.李昶傳》：「昶初謁太祖，太祖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太祖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足見他對於教育，已頗留意。武帝保定二年，立露門學，置生七十二人。每月奉召集於御前，令他們與大儒講經論術，當時同輩都極為羨慕。《北周書武帝 靜帝本紀》這都可以證明其重視教育的程度了。
綜合以上的史實，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學校教育，除宋、梁和北魏尚可稱道之外，其餘各代都不甚發達，政局不穩是主要原因，再加上有些太學生為避亂、免傜役而來，目的不純；同時社會風氣崇尚老、莊清談，而自曹魏父子以君主而擅長文學，海內景從，一般士子也對經學的研求放鬆了。
古代學校教育特色舉隅：隋唐時代
《通鑒綱目》：隋煬帝大業二年（西元606年），開始設置「進士科」，策試諸士，這樣一來，奠立了科舉取士的基礎，開導唐代科舉制度的先河。因此，科舉制度，隋開其端，至唐而備。
隋朝在教育制度方面，改革很多，悉為後來唐代所本。就學制而論：
教育行政權，總於「國子監」（原稱國子寺）；於專究經典的「國子學」、「太學」、「四門學」以外，另設「書學」、「算學」、「律學」。
隋文帝時，詔天下郡縣皆置「博士」，習禮。自京畿以至地方，皆設學校，講誦之聲，道路不絕。《隋唐儒林傳序》說：「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到了煬帝時代，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四起，空有建學之名，已無弘道之實了。
唐代學校制度，更較過去為完備。由京畿直接設立的學校，大概分為三系：
京城六學，是為直系──「國學」、「太學」、「四門學」、「書學」、「算學」、「律學」。統屬於「國子監」。「國子監」的性質，等於現在的「教育部」，長官稱為「國子祭酒」。六學中的前三學，似屬於大學性質；後三學似屬於專科學校性質。
旁系有二館──「弘文館」，歸「門下省」直轄；「崇文館」，歸「東宮」直轄。此二館資格較「六學」為高，而程度反較低。
醫學──亦屬於專科學校性質，另成一系，直轄於「太醫署」，不歸「國子監」管轄。
除以上三系外，還有「崇玄學」隸於「祠部」（備註），亦屬於大學性質；「集賢殿書院」隸於「中書省」，從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種研究院，但實際上不過為一「京畿圖書館」。
至於地方政府辦理的學校：
在各府有「府學」，各州有「州學」，各縣有「縣學」，縣內又有「市學」和「鎮學」。所有府、州、縣、市、鎮各學統屬直系，由「長史」主管（「長史」等於現在的教育廳長），再隸於「國子監」。各府各州和各市鎮另有「醫學」，乃屬於旁系。各地方政府辦理的各種學校，其性質介乎中、小學之間，其畢業生有可以直接應「鄉貢」的，亦有直接升入京城「四門學」的。
所有皇城（即京師）各學和地方各學的學生習業既成，每年仲冬由館監舉送到「尚書省」，和由州縣所舉送的「鄉貢」，重試於「禮部」，考取的和「鄉貢」取得同樣的出身（即資格）。
唐代初年，天下「明經」、「進士」出身由「學監」舉送考取的，都為人所重視，因為他們在官學中受過正式教育，終究較「鄉貢」高出一籌。到了後來科舉盛行的時候，士子都趨向於「鄉貢」的一途，而「國學」遂不復引人注意了。
「國子監」執掌邦國儒學訓導的政令，並統管「京師六學」。「監」設「祭酒」一人，為主管長官，以「司業」二員為副。「學」置「博士」、「助教」專門負責分經教授的責任，教法有講有讀。學生沒把一門經術學完之前，不能更換其他經書。
各學校教授的學科，舉例如下：
「國學」、「太學」、「四門學」皆以經術為主。凡是學習「孝經」、「論語」的共限一歲（一年時間）；「尚書」、「公羊傳」、「榖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傳」各三歲。每日書寫學習，僅僅發給一幅紙而已，其間還得研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
書學以「石經三體」為主，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
算學則是「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邱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應學習。
律學以律令為主科，兼習格式、法例。
考試的時間：
「國子監六學」的學生，在學期中，十日舉行一次「旬考」，年終舉行一次「歲考」；後來又有「月考」。唐憲宗元和元年（西元806年）國子祭酒馮伉奏：「其禮部所補學生，到日亦請准格帖試，然後給廚（供膳食）。後每月一度試，經年等第不進者，停廚。敕旨從之。」如此元和以後，監生又有「月考」，惟「月考」推行時，「旬考」恐已廢止。
唐高祖武德四年（西元621年）置「修文館」於「門下省」，九年改為「弘文館」。同年九月太宗即位，大闡文教，於「弘文殿」中聚四部群書二十餘萬卷，於殿側置「弘文館」，選賢良文學之士，如虞世南、姚思廉、褚亮、歐陽詢、蔡允恭、葉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輪流值宿館中；上朝聽奏之暇，引入內殿，講論文義，或商量政事，常至深夜方罷。
褚遂良受命檢校館務，號為館主。當時僅為一研究和諮詢性質的機關，尚未成為作育人才之所。玄宗開元七年（西元719年），置學生三十八人，補為「弘文館」學生，如此一來才開始成為學生學習之所。天寶十四年（西元755年）編製：「學士」人數未定，其職務是掌理圖籍，教授生徒，朝廷制度沿革，禮儀輕重，皆加以參議；「校書郎」二人，掌校理典籍，刊正錯謬；以及「令史」、「典書」、「楷書手」等人員。學生的課試和舉選，和「國子監」的學生相同。
太宗貞觀十三年（西元639年），在「東宮」置「崇賢館」。高宗顯慶元年（西元656年），太子宏請於「崇賢館」置「學士」，並置生徒，始置學生二十人，都是皇族皇親和高官的子弟。上元三年（西元676年），因避太子名改為「崇文館」，「學士」掌理經籍圖書，教授諸生。又置「校書郎」二人，以及「令史」、「典書」、「楷書手」等人員。學生的課試和舉選，一如「弘文館」的例子。
「醫學」屬於「太醫署」，內分四門：
「醫學」計分五科：「體療科」──學程限七年；「瘡腫科」；「少小科」──以上兩科學程均限五年；「耳目口齒科」；「角法科」──以上兩科學程均限二年。以上各科均以「本草」和「甲乙脈經」為必修科目。置「醫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先讀諸經，後分科學習。
「針學」置「針博士」一人，「針師」十人，掌教「針生」以「經脈」「孔穴」，使識「浮沉澀滑」之候；又以「九針」為補瀉之法。「針生」二十人，習「素問」、「黃帝針經」、「明堂」、「脈訣」，兼習「流注」、「偃側」等圖，「赤烏」、「神針」等經。
「按摩學」置「按摩博士」一人，「按摩師」四人，「按摩生」十五人。「按摩博士」掌教「按摩生」以「消息導引」之法，以消除人的「風」、「寒」、「暑」、「濕」、「饑」、「飽」、「勞」、「逸」八疾。凡屬因肢節腑臟壅積而發生的疾病，導而宣之，使內疾不留，外邪不入。若損傷折跌的，也以按摩方法醫治。
「咒禁學」置「咒禁博士」一人，「咒禁生」十人。「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禁和祓（音服）除為厲的方法，齋戒以受。
上列「醫學」四門學生的名額共八十五名，每月由「博士」考試，每季由「太醫令丞」考試，每年年終由「太常丞」總試，學業有成的，其待遇和「國子監」的學生相同。
玄宗開元二十九年（西元741年），西京和諸州各置「崇玄學」，是為道教有官學之始。天寶元年（西元742年），西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員，學生一百人，（諸州無常員）令習「老」、「莊」、「文」、「列」四子書，三年學成後，每年隨「貢舉人」例送至「門下省」，依「明經」例考試。
備註：「祠部」──曹魏時，尚書設有祠部，掌禮制，歷代沿襲之。北周始改為禮部；隋唐另置祠部曹，屬於禮部，專掌祠祀、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祝、醫藥等及僧尼簿籍。明代改為祠祭司。
古代學校教育特色舉隅：五代
五代十國，那是唐末至宋初的一段分裂割據時期。在這段期間裡，雖出現了五個自命繼承大統，但卻無力控制全域的朝代。同時在這五個中原王朝力所不及之處，則有十餘個地方勢力先後據地為王，這是「五代十國」名稱的由來，也簡稱五代。
從西元907年唐哀帝李柷遜位，到西元960年北宋建立，短短的五十四年間，中原相繼出現了梁、唐、晉、漢、週五個朝代，史稱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同時，在這五朝之外，還相繼出現了前蜀、後蜀、吳、南唐、吳越、閩、楚、南漢、南平(即荊南)和北漢十個割據政權，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五代十國」。
這段期間，連年戰亂頻仍，政權輪換不已，民生無法安定，因此正史上除了皇位的取得與兵燹的殘酷紀錄之外，其他有關民生施政的一切，鮮少資料，至於民間辦學特色就更付闕如了。而作為皇城的京師，隨著朝廷的興替，經常搬遷幾異其地，要談有什麼教育特色，那就更是難了。以下根據《五代會要》的記載，找出些許與教育有關的蛛絲馬跡：
後唐天成三年詔曰：「……國子監每年只置監生二百員。……諸道州府，各置官學，如有鄉黨備諸文行可舉者，錄其事實申監司，方與解送。但一身就業，不得影庇門戶，兼太學書生，亦依此例……每年於二百人數內，不系時節，有投名者，先令學官考試，校其學業深淺，方議收補姓名。」
後唐同光三年七月，弘文館奏：「請依《六典》故事，改弘文館為崇文館。」敕：「崇文館比與弘文館並置，今請改稱，頗協舊典。」從之。（當時樞密院樞密使郭崇韜亡父名弘，豆盧革（人名）希意奏改之，故有「弘文並置」之言。）
後周顯德四年，詔曰：「制策懸科，前朝盛事，莫不訪賢良於側陋，求讜正於箴規，殿廷之間，帝王親試。……爰從近代，久廢此科，……應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閒吏理達於教化者，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其逐處州府依每年貢舉人式例，差官考試，解送尚書吏部，仍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以上。當日內取文理具優，人物爽秀，方得解送。取來年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先是，兵部尚書張昭上章請設制科，故有是詔。）
後梁開平元年四月，兵部尚書姚洎知貢舉，奏：「近代設文科，選冑子，所以綱維名教，崇樹邦本也。今在公卿親屬，將相子孫，如有文行可取者，請許所在州府薦送，以廣育才之路。」從之。
後晉天福五年九月敕：「廢翰林學士院，其公事並歸中書舍人。」開運元年六月敕：「……宜復置翰林學士院。」至三年正月，賜翰林學士院詔書金印一面。
後周顯德二年五月六日敕：「兩京諸州府，每年造僧帳兩本，一本申奏，一本申祠部。……」
後唐清泰三年三月，翰林學士和凝奏：「天下諸屯駐兵士，望令太醫署合傷寒、時氣、瘧痢等藥，量事給付本軍主掌，以給患病士卒之家。百姓亦准醫疾令，和合藥物，拯救貧民。兼請依本朝故事，諸道署置藥博士，令考尋醫方，以濟部人。其禦制《廣濟》、《廣利》等方書，亦請翰林醫官重校，頒行天下。」敕：「所奏醫博士，諸道合有軍醫，許及諸道補署，不在奏聞，餘依所奏。」
後漢幹佑元年閏五月，國子監奏：「見在雕印板《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榖梁》四經未有印本，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鏤板。」從之。
由以上資料，大略可以歸納出來，五代時期，皇城重地、京畿範疇以及各地方的學制，大抵仍沿襲唐代，無論是管轄機關或是官員設置，以及直屬權、分科和學習內容等大體差不多少，只是因為時局動盪，有些部門時興時廢而已。
其中也有些稍具特色，如後唐長興四年七月三日，太常寺奏：「奉敕詳定太子諸王見師、傅、保禮。」有所謂的「開元禮」、「禮閣新儀」等等，規定皇太子受冊封前後，如何與師、傅、保等授業三師見面的禮儀；而師、傅見親王，不同皇太子見三師的繁複，只須雙方對拜、作揖，然後各退即可。可見皇親貴冑更是重視禮節規範而不逾矩。
據記載，後梁開平二年、後晉天福四年、後周顯德六年都曾依新法聲調，別撰樂章舞曲，令歌者誦習，以備太廟迎神、迎俎、送神……等等使用的雅樂。因此五代時期並沒忽視禮、樂、舞的教化作用。
後唐期間，更是極力提倡「斷屠禁釣」，要求天下，人人慈悲為懷，珍惜生命，不得隨意「殺生」。下詔曰：是凡軍人、百姓，將牛驢及馬宰殺後當貨來賣，今後嚴格禁止，如敢故違，便擒捉處斬，連本軍指揮使亦受連帶處分。
長興二年九月敕：「鷹隼之類，並宜就山林解放。此後不得輒有進獻。」三年五月一日敕：「凡羅網彈射並諸弋獵之具，比至冬初，並宜止絕。若有犯者，隨處官吏科違禁之罪。起今後每年二月中，便作此敕曉諭中外。」這種教育子民，民胞物與的博愛胸襟，由這些禁令與詔書中可以窺見。
總之，五代時期，因為天下大亂，弦歌幾至中斷，但長江流域，還較為安定。自「十國」中的南唐以來，自由研究學術的「書院制度」，也在這時候完全告成。南唐烈祖升元年間（西元937-943年）在九江廬山「白鹿洞」建學館，集師生，這是「書院制度」的開始。從此奠定有宋一代諸儒書院講學之盛。
古代學校教育特色舉隅：宋朝
南、北兩宋的學校教育，不管京畿或地方，各校設立的先後，教材的內容，運作的情形，和教職員、學生名額，都不一致，且每易一君主或換一派閣員也屢有變更。
京城方面的學校：
有“國子學”、“太學”、“辟雍”和“廣文館”，這些都屬於大學性質；“律學”、“算學”、“書學”、“畫學”、“醫學”和“武學”，這些都屬於專門學校性質；還有屬於小學性質的“國立小學”。除“算學”（歸“太史局”管）、“書學”（歸“書藝局”管）、“畫學”（歸“圖書局”管）、“醫學”（歸“太醫局”管）等之外，其餘全統歸“國子監”管轄，謂之直系學校。
此外，還有幾所特殊學校，如“宗學”、“諸王宮學”和“內小學”三所，統為貴族學校，內兼高、初兩等教育性質；另有“四門學”一所，則特地為庶民子弟而設立的，屬於高等教育性質。
地方學校方面：
州有“州學”，府有“府學”，軍有“軍學”，監有“監學”，縣有“縣學”，介於中、小學性質之間，而界限不甚嚴明。各校由各級所設立的地方行政長官管轄，其上則統屬於本路的“提舉學事司”。
自仁宗以後，州郡也都有“學”，並置教授，以“經術”、“行藝”訓導諸生，掌理課試之事。《宋史˙職官志》、宋儒文集中常有“州郡建學碑記”，亦可見當時的風氣了。
“國子監”有兩種性質：
一為管轄學校的機關，稱“國子監”；一為教養生徒的處所，又稱“國子學”。“國子學”為國家最高學府，專教七品以上官員的子弟。當初學生的人數未定，其後以二百人為定額。
《宋史˙選舉志》有這麼一段記載：“開寶八年，國子監上言生徒舊數七十人，奉詔分習五經。然系錯者或久不至，而在京進士諸科常赴講習肄業，請以補監生之缺，詔從之。”由此看來，這些貴胄學子，可能生活優越，入學讀書有名無實，雖具學籍但久不到校者可能不乏其人。所以在太祖開寶年間，就有插班補缺的辦法；到了真宗景德年間，又有旁聽的辦法了。
“太學”的課程與“三舍法”：
“太學”的課程，歷朝屢有變更。開國初年，以“五經”為教材，命諸生各習一經，每經設博士二人教授。熙甯以後，詔令學生學習王安石的“三經新義”，並且通令全國各學校遵用，以求統一。徽宗政和中，蔡京當國，“黃”、“老”、“莊”、“列”等書也都列入教材之中。
到了南宋，取消“三經新義”，仍定“五經”為教材，並學習“程、朱語錄”，而“四書”也漸漸列入教材之中了。總之，在北宋，王氏學很佔優勢；在南宋，程氏學頗為風行；而詩、詞、賦、策論則隨時皆采，不分派別。
宋朝以“太學”為最發達，辦法亦比較完善。開國之初，所定入學資格，只限於八品以下官員的子弟和庶民的俊秀子弟，內中管理和辦事也極簡單。到了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當國，特別注意學校教育，尤其注意大學教育，藉以培養一般通經致用的人才，所以他一方面改革從前科舉的流弊，一方面擴充“太學”的內容。王氏把“太學”分為“三舍”，又將學生的資格分為三等：初進“太學”的為“外舍生”，由“外舍”升入“內舍”。再由“內舍”升入“上舍”，這就是所謂“三舍法”。
凡“外舍生”每年升級一次，即年終舉行“公試”後，並參考“行藝”，取其合格的──取列第一、第二等的──升入“內舍”。凡“內舍生”每二年升級一次，當修滿二年時，由學官按照貢舉的手續，用“彌封謄錄法”，試驗其成業，如成業考列優、平二等，再參驗其平日“行藝”，如能都合格，則升入“上舍”。凡“上舍生”修滿二年，則舉行“畢業試驗”。
當舉行“畢業試驗”時，由政府特派大員主考，教官不得參與。一切手續與科舉的“省試”辦法相同。
評定成績分為三等：“行”、“藝”二者俱優的為上等；一優一平的為中等；俱平或一優一否為下等。
其試列上等的，當即授以官職；試列中等的，免除禮部試；試列下等的，則免解。考列上等的資格和進士一樣，即在化原堂釋褐（舊制，新進士必在太學行釋褐禮。脫去布衣而換官服，因此用來比喻進士的及第授官），謂之“釋褐狀元”。
凡“三舍”考試，皆用“積分法”，為後世學校積分的創始。
專門學校方面：
根據馬端臨《文獻通考》所載略述如下：
“律學”的設置，始於神宗熙寧六年（西元1073年）由“國子監”直接管理。置教授四人，專任教課。後來乃以教授一人兼管學務，執行學規。其入學資格分為兩種：一為命官，一為舉人，後者須有命官二人保送。
進學手續：初入學聽講，作為備取生，經過相當時間，才舉行“入學試驗”。如所習為“斷案”，則試題一道，每道敘列刑名五事至七事；如所習為“律令”，則試大義五道。
經“入學考試”及格後，才為正取生，給以公費待遇。正取以後，各以所習，每月“公試”一次，“私試”三次。所試的內容，和“入學試驗”相同。凡朝廷有新頒的律令，即由刑部頒發下來，令學生學習。
“算學”建立於徽宗崇寧三年（西元1104年），學生定額為二百一十人。其資格分命官和庶人兩種。
教材以“九章”、“周髀”和“假設疑數”為算問；仍兼“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演算法；並“曆算三式”，“天文書”為本科。此外兼習一小經，願習大經的聽其自便，兼科皆聽自由選習。
“書學”於徽宗時與“算學”同時設立，課程分“練習”和“研究”兩門：
“練習”以“篆”、“隸”、“草”三體為主；“研究”以“說文”、“字說”、“爾雅”、“博雅”、“方言”五書為主。此外仍須兼通“論語”、“孟子義”。如願意選習大經的聽其自便。
練習“篆體”，以古文“大小二篆”為法；練習“隸體”，以“二王”、“歐”、“虞”、“顏”、“柳”真行為法；練習“草字”，以“章草”、“張芝九體”為法。
“畫學”與“算”、“書”二學同時設立。入學資格分為二種，即“士流”和“雜流”。課程也分“練習”和“研究”兩門：
“練習課程”又分“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和“屋木”六科；“研究課程”以“說文”、“釋名”、“爾雅”、“方言”四種書。
“說文”一書，則令學生書寫篆字，注解音訓，其餘三書皆設為問答，以學生所瞭解意義的程度，觀察其能否通達畫意。此外還有選科，“士流”須選習一大經和一小經；“雜流”則誦小經或讀律。
“醫學”設立較早，與“律學”同於太祖統一天下以後即行設立。惟中途經變遷很多。初由“太常寺”管轄；神宗時，隸屬於“提舉判局”；徽宗時，歸入“國子監”；後又改隸“太醫局”；高宗南渡後，仍設“醫局”；孝宗時，廢“醫局”而存留“醫學科”；到光宗時，又複置“太醫局”。
此學分三科：“方脈科”、“針科”、“瘍科”。學生名額，前後不一，常以春日為招生之期。置有博士正錄等員，分掌管教之職。
神宗時，於武成王廟內建立“武學”，生徒以百人為額。入學資格有“小臣”、“門蔭子弟”和“庶民”。
入學以後，教以諸家兵法和弓矢騎射等術，並編輯歷代用兵成敗和前世忠臣義士，足以為精神上楷模的，逐日講釋。有願試陣隊的，酌給兵伍，令他們演習。以兵部郎中掌管學務，選用明悉軍事的文武官員為教授。
修業期限三年，期滿試驗及格的酌給軍職；其不及格的，留學一年再試。
以上六種專門學校，除“太學”自開國至滅亡三百餘年間未嘗一日停辦外，其餘“五學”，時興時廢，僅有“醫學”曾普遍於各州縣設立，其他只在京畿有一所罷了。
短期學校方面：
設有“廣文館”、“四門學”、“辟雍”（又稱外學）三學，既非大學，又非專門，多由時君或執政大臣的意向，偶爾設置，歷時亦極短促。
“書院”制度
宋朝“書院”的制度，是起源於五代時期，因為天下大亂，弦歌幾至中斷，但長江流域，還較為安定。趙宋建國，日就承平，自南唐以來，自由研究學術的“書院制度”，也在這時候完全告成。南唐烈祖升元年間（西元937-943年）在九江廬山“白鹿洞”建學館，集師生，這是“書院制度”的開始。
到了宋代，即建立四大書院：廬山的“白鹿洞書院”、長沙的“嶽麓書院”、商邱的“應天府書院”以及登封的“嵩陽書院”。其建置先於各州之學。（馬端臨《文獻通考》及王應麟《玉海》均有記載）此外，則衡州有“石鼓書院”，建置也是很久的。
北宋諸儒多在私家講學，南宋諸儒多在“書院”講學，所以南宋時的“書院”最盛。（見《續文獻通考》）
按宋代“書院”的性質，有“官立”和“私立”兩種：“官立”的如“白鹿”、“嶽麓”等是；“私立”的如“泰山書院”（見《石介˙泰山書院記》）、“浮沚書院”（見《宋元學案》）等是。其為《續文獻通考》所未載入的，尚有“石坡書院”、“杜洲書院”、“同人書院”、“石洞書院”、“象山書院”等。（見《宋元學案》）
至於學生的膏火（求學的費用），有取之田租的（《全祖望集˙杜洲書院記》），有取之官費的（《朱熹˙措置潭州嶽麓書院牒》），有或由私人捐助的，各不相同；其講學的法則，高低弟子，也無一定的規則。（均見《宋元學案》）
古代學校教育特色舉隅：元代
元代的學校教育，有些是沿襲宋代的，有些是另行創設的，分別略述如下：
國子學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西元1287年），始立「國子學」，國子生博果密（人名）等請講解經傳，教以修、齊、治、平之道；其下分設「小學」、「律」、「書」、「算」諸科，由國子學官主持其事，加意點勘。學生中勤學的升「上捨」，怠惰的降「下捨」。
當時遷都燕京，更立「國學」於城東，令「博士」通掌學事，分教三齋，「助教」專守一齋。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其次為《詩經、書經、易經、禮記、春秋》五經。
「博士」和「助教」親授句讀、音訓，「正錄」則伴讀，依次傳習，講說也是如此。次日抽籤，教學生復說。又置「蒙古國子學」教授蒙古文，「回回國子學」教授回回文，依漢人入學的制度，每日肄習。
到了仁宗延佑三年（西元1316年），授納集賢學士趙孟頫等的建議，建立「國子生貢試積分法」，其規定有如下三種：
上兩齋──左為「時習」，右為「日新」，講說《詩經》、《書經》、《易經》、《禮記》、《春秋》，並課習明義等程文。
中兩齋──左為「據德」，右為「志道」，講說學、庸、論、孟四書，並課肄詩律。
下兩齋──左為「遊藝」，右為「依仁」，凡誦書講說小學，屬對的，都在其中學習。
上述六齋，各以學業的淺深，分為三等。每齋生員的人數不等。每季考試所習經書課業，如不違背規矩的，則以次遞升。
私試規矩：
齋分三等，漢人以考列第一等的為「上齋」；蒙古人和色目人則以考列第二等的為「上齋」，因其智識水準不如漢人，故從寬辦理，且以顯示優待本族。既升「上齋」，過了二年，才能參加「私試」，詞理俱優的給一分，詞平理優的給半分。歲修積至八分的為高等，以四十名為足額。蒙古人、色目人各十人，漢人則二十人。
黜罰科條：
應「私試」積分，生員中如有不專心課業和違背規矩的，初犯罰一分，再犯罰二分，三犯除名。應補高等生員，有違背規矩的，初犯罰「殿試」一年，再犯除名。應在學生員，歲終歷實坐齋（實際上課日數）不滿半年的除名。除月假以外，其餘告假，並不准計算。應在學生員，除蒙古人、色目人別議外，漢人生員如三年不能通一經和不肯勤學的，則勒令出學。
所積分數，高等生員最初以「國子監學」、「正錄」諸職相處，此後則三年一次，依科舉例入「會試」，故「國學」的出路，仍以科舉為歸宿。
地方之學
至於郡國鄉黨之學，在太宗初年設置，並建立「孔、顏、孟三氏學」，後又置「蒙古字學」。至元二十八年（西元1291年），學校的數目，計增加到二萬一千三百餘所之多。州縣學校也都有田產，贍養學者。復置諸路陰陽學，設「教授」訓誨，有精通藝術的，即升用「司天臺」。
醫學方面，世祖時，設置諸路提舉負責教導，故所出的名醫也很多。
書院
元代的「書院」比宋代更盛，書院「山長」，也成為定員。《元史˙選舉志》記載：
「至元二十八年，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或自願招師，或自受家學於父兄者，亦從其便。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為『書院』。……凡師儒之命於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於禮部及行省或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路州縣及『書院』置之。路設『教授』、『學正』、『學錄』各一員；散府上中州設『教授』一員；下州設『學正』一員；縣設『教諭』一員；『書院』設『山長』一員。」
元代著名的「書院」，不下百數。《續通考》載：
「自太宗八年，行中書省事楊惟中，從皇子庫春伐宋，收集伊洛諸書，送燕京，立宋儒周敦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此為元朝建『書院』之始。其後昌平有『諫議書院』、河間有『毛公書院』、景州有『董子書院』、京兆有『魯齋書院』，……瓊州有『東坡書院』。凡此蓋約略舉之，不能盡載也。」
由此可知元雖以蒙古族入主中原，而教育權柄仍操在漢族儒者手中，所以宋儒講學的風氣，雖改朝換代仍持續不衰哪！
綜觀以上所述，元代的教育，沿襲宋代遺制，除有「國子學」和「府、縣學」之外，又有「書院」普遍的設立，所以一般淡於名利、志在講求修身治人的學者，多樂趣於「書院」，這實在是當時學校和「書院」的一大區別。
故當時定令，各地方雖有學校，而士大夫仍可於學校之外，增設「書院」，不以並行為病。這種講學自由的精神，正為今日學者所渴望之事，我國古代已有前規，凡屬今人所欲為者，古人已早能見及並已實行啦!
古代學校教育特色舉隅：明朝
明初最重學校，以學校為「科舉」的基本。《明史˙選舉志》載：「科舉必由學校，而學校起家，可不由科舉。」茲將明代學校概況略述如下：
國子學
洪武元年（西元1368年），在南京設「國子學」，為明代「太學」的名稱。令品官子弟和人民俊秀通文義的，並充學生。天下既定，詔擇「府州縣學」諸生入「國子學」（初改「應天府學」為「國子學」，後改建於雞鳴山下，既而改「學」為「監」。）設「祭酒」、「司業」和「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籍」、「掌饌」、「典簿」等官。
到了成祖永樂十八年（西元1420年），遷都北京，亦置「太學」，故有南北兩「太學」之分，各地土官和日本、高麗、琉球、暹羅諸國，皆有官生入「監」讀書。學生額數極盛時，幾達萬人之多。
「太學」中除衣、食、住有布帛、廩餼（每月由公家所供給的官俸。亦作既廩、餼廩）、號房等供給以外，關於「育」、「行」方面，也有所資助。
至於「太學」中的教授方法，每日早晨，「祭酒」、「司業」坐堂上，屬官自「監丞」以下的首席，則依次序立，諸生揖舉，質問經史，拱立聽命。
每月的朔望日各給假一天，其餘日子升堂聚餐，而會講、覆講、背書、輪課為經常課業。
所習的功課，自「四子書本經」以外，兼及「劉向說苑」和「律」、「令」、「書」、「數」、「禦制大誥」。每月試經書義各一道。「詔」、「誥」、「表」、「策」、「論」、「判」內科以二道。每日習書二百餘字，以「二王」、「智永」、「歐」、「虞」、「顏」、「柳」諸帖為法。
每班選一人充「齋長」，督諸生功課，衣冠步履飲食必嚴飭中節。有事故外出，必須報告本班教官，令「齋長」帥之，報告「祭酒」「監丞」置「集愆簿」，有不遵守的記下來，再三犯的予以責罰，四犯的則發遣安置。
所有學規條目，屢次更定，寬嚴得中。堂宇宿舍飲饌澡浴等等俱有禁例，司教的官員，必選耆老宿儒。
關於「國子監」學生課外的工作，照《南雍志》一書所說，如整理田賦、清查黃冊（即戶口）、興修水利等事，皆命監生去做；或繕寫書籍；或學習翻譯；或以特事遣使；或以巡狩從行。而對於分發至府衙各部門輔佐實習諸生，即依其表現隨時任官這一點，尤為重視。《續文獻通考》載：
「洪武二十六年（西元1393年）十月，擢監生六十四人為布政使等官。先是天下初定，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嘗遣國子生林國雲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各郡，繼而推及他省，擇其壯歲能文者，為「教諭」等官……其常調者，乃為府州縣六品以下官。時雖復行科舉，而監生與薦舉人才參用者居多，故其時布列中外者，太學生最盛。」
太學生『撥歷制』
明代學制，尚有一項優良制度，聯絡「學校」與「銓敘」（按照資格而授以官職）的關係，為兩漢、唐、宋諸代所無，而清代又不能踵行的「太學生撥歷制」。
「撥歷制」始於洪武五年（西元1372年），命國子學生於諸司習吏事，是為「歷事生」。有「正歷」、「雜歷」和「諸色辦事」等名目，各有定額。以在學年月的深淺，為「撥歷」的先後。其在各部歷事，亦有一定年月。晝則趨事於各司，夜則歸宿於齋舍。限滿則或上遷；或回「監」，仍得參加科舉。
「撥歷制」的優點為：「優遊之以歲月，琢磨之以文理，束約之以規矩。廩食學校，則俾其學經史；歷事各司，則俾其習政法；遇大比歲，使其就試。其為教法，可謂本末兼備。」
所謂「撥歷」，乃分發實習之意。故有長差、短差之分，後俱改為一年上選。其考核方法，分為上、中、下三等。考列上等的始獲選用，中下等則歷一年再考。再考得上等的，以上等用；中等的不拘品級，隨才任用；下等的回「監」讀書。
府州縣學
明代除於南京北京設立兩個「國子監」以外，在府、州、縣、衛無不有「學」，教養之法，亦甚完備。《明史˙選舉志》載：
「……洪武二年，太祖初建國學……於是大建學校，府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一；俱設訓導：府四，州三，縣二。生員之數：府學四十人，州、縣以下減十。師生月廩食米，人六鬥，有司給以魚肉；學官月俸有差。生員專治一經，以禮樂射禦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教者黜之。」
社學
明代於府、州、縣學之外，又有「社學」。太祖洪武八年（西元1375年）正月，詔天下立「社學」，並在詔中說：「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導民善俗，稱朕意焉。」
於是鄉社皆置「學」，令民間子弟兼讀「禦制大誥」和「本朝律令」。洪武二十年（西元1387年），令「社學」子弟讀「誥」、「律」的赴京師，由禮部比較其所誦的多寡，次第給賞。
到了英宗正統元年（西元1436年），詔有俊秀向學的學生，許補「儒學」生員。孝宗弘治十七年（西元1504年），令各州、府、縣訪問明師，民間幼童年十五歲以下的，送「社」讀書，講習「冠」、「婚」、「喪」、「祭」之法。（見《續文獻通考》）
當時官吏凡留心民事的，常以興舉「社學」為要務。又「社學」教讀，且負有改良地方風俗教化的責任。如王陽明的《王文成公全書˙社學教條》說：「……通加禮貌優待，給以薪米紙筆之資，各官仍要不時勸勵敦勉，令各教讀務遵本院原定教條，盡心訓導，視童蒙如己子，以啟迪為家事，不但訓飭其子弟，亦復化育其父兄；不但勤勞於詩禮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務使禮讓日新，風俗日美，庶不負有司作興之意，與士民趨向之心。」再看《王文成公全書》的「訓蒙大意」，亦可見當時教讀督責幼兒之法，和儒者研究教育的用心啦！
書院
此外尚有「書院」制度，如王陽明講學的地方，有「龍崗書院」（在龍場）、「貴陽書院」（在貴陽）、「濂溪書院」（在贛州）、「稽山書院」（在浙江）、「敷山書院」（在南寧）。（均見《王文成年譜》）可見到處經營的理念，是隱然以復古學校為己任。
明末書院最著名的，有「首善」、「東林」二書院，曾為魏忠賢所毀，魏奸敗後，儒者復立。劉宗周的「證人書院」，尤為著名。（見《明史˙劉宗周傳》）
明儒講學之所，在書院以外，復有寺觀祠宇的集會，月有定期，以相砥礪。《王文成年譜》中記載王陽明的門人，集會尤盛；徐階在靈濟宮的集會，聽講的有數千人之多。
當時講學的钜子，如錢德洪、陳時芳、王畿（以上三人，明史上都有傳），所至之處，集會開講，至老不衰。隨時隨地因事舉例講解，並無一定章法，依高道德標準及古聖先賢的處理方式，抒發一己觀感。樵夫、陶匠、農工商賈，無人不可聽講，無人不可講學，這實在是前古所未有的盛況了！
古代學校教育特色舉隅：清代
清代的教育制度，完全採取明朝的辦法，學校和科舉相輔而行。在京畿有「國子監」、「宗學」、「旗學」。「國子監」的性質，一方面是國家最高的學校行政機關，一方面為大學生讀書的處所。
「宗學」又分「宗學」和「覺羅學」二種，清廷貴冑學校以此二種為最高。「旗學」一類的學校，種類很多，有設在京師的，有設在滿、蒙等處的，其中大小繁簡也不一致，大抵為滿、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子弟讀書的地方。
以上「宗學」和「旗學」成為一種特殊系統，多不屬於「國子監」管轄。
國子監
「國子監」的學生以「貢生」和「監生」為主。其編製仍沿襲明代，分為「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和「廣業」六堂。每堂設學正、助教各一人，擔任教課事宜。
課程方面，則仿照宋胡安定的辦法，分「經義」和「治事」二科：「經義科」以禦纂經說為主要教材，兼教諸家的學術；「治事科」教兵刑、天官、河渠、樂律一類的材料。
總之，清代的「國子監」，在規章和組織方面，大多沿襲明朝的遺制；但其中有一點不同的，即明代的成例，學生須居住監中，清代則打破此例，准許學生在其寓所肄業，甚至在原籍肄業（見《清通考》）。似乎其教育精神已不如前朝嚴格了。
地方學校
清代地方行政在中國內部為省、道、府或州、縣四級。但學校的區劃，只有府州和縣兩級，而省和道二級則不設學校。在府稱「府學」，在州稱「州學」，在縣稱「縣學」，凡州、府、縣三學，統稱「儒學」，為國家教育最低級學校，亦為最基本的一級，全國各地共有一千七百餘所。由此出身的，可以住書院；可以升太學；可以應鄉試。
地方教育行政，各省設提學使，管理各該省學政事務，三年一任。各府設教授、訓導；州設學正、訓導；縣設教諭。
入學的生員須身家清白，並須經過三次考試：第一次由本縣長官主持；第二次由府或州長官主持；第三次由學正主持。由學正考取以後，才有入學的資格，俗稱「秀才」。
諸生自初次考取以後，雖名曰入學，實際上並不留在「儒學」內肄業，只不過於相當時期來應應考課就是了。此項考課，分為兩種：一為「歲考」，每年舉行一次；一為「科考」，間歲舉行一次。皆由京師所派的學正主持。
其它學校
清代的學校，除以上京畿「國子監」和地方各「儒學」以外，還有其他幾種特殊學校。此類學校，顧名思義，誰都可以一望而知其為宗室貴族子弟讀書的處所。但因清室皇族姓覺羅氏，故設有「覺羅學」，乃貴族中的貴族子弟肄業之所。
宗學──此學在順治九年（西元1652年）開辦，到了雍正二年（西元1724年），才有較為詳細的學制。凡親王、貝勒、貝子、公、將軍和閒散宗室子弟，如年在十歲以上十八歲以下，皆可以送進去讀書。
校址在京師左右兩翼官房，每翼立一「滿學」，一「漢學」，共有「宗學」四所。每學派王公一人為總管，其下設正教長一人，教長八人，皆以宗室中行輩較尊和年長的充任。再下設教習若干人，擔任教課事宜。修業以三年為期，期滿及格，分別引見皇帝錄用。此「學」屬於宗人府，一切獎懲大權，皆由該府執行。
覺羅學──最初只有「宗學」，皇族子孫一律和其他宗室子孫同入一「學」。後來以皇族子孫逐年增加，勢難相容，乃於雍正七年（西元1729年），於「宗學」外，又創辦一種專為皇族子孫讀書的「覺羅學」。生員入學的年齡，和宗學大致相同。
旗學──即「八旗學校」，名目很多：
八旗官學──京師八旗分為四處，每處設官學一所，專教親貴以外的八旗子弟，創辦於順治元年（西元1644年）。到康熙時才規定生員名額，滿州、蒙古各四十名，漢軍生員由四十名減為二十名。此學屬於「國子監」管轄，故每十日須赴「監」考課一次。雍正二年（西元1724年），於本學外，又添設「八旗蒙古官學」，每旗設立一所，專教蒙古語言。
八旗學堂──本「學」近於半官立性質，為八旗貧苦子弟讀書的處所。
八旗義學、景山官學、鹹安宮官學──此類學校創辦的宗旨，大致和「宗學」相同。內設滿、漢教習若干人，以進士、舉人和各地方學校選拔出來的各類優秀「貢生」充任。生員修業期間三年，期滿得分別錄用。
演算法館──這是清代研究自然科學的唯一學校，隸屬「國子監」。
俄羅斯學館──此「學」也隸屬「國子監」，專教「俄羅斯」子弟的。清代外國派遣學生前來我國留學的，據典章所載，有琉球、安南、朝鮮等國。俄羅斯設立一「學」，專教他們的學生。由此亦可見清初時，中俄兩國關係的密切了。
書院
書院在清代初年，並不很注重，到了中葉以後，才逐漸注意起來。不過本期「書院」的性質，和以前的不同：
在宋、元、明三代，「書院」多由名儒學者私人設立，朝廷不過從旁加以獎勵和維護；在清代，則完全成為官立的教育機構。乾隆元年（西元1736年），下詔各省整飭「書院」說：「『書院』之制，所以導進人才，廣學校所不及。……國子監雖設於京，而道裡遼遠，四方之士，不能胥會，則書院即古侯國之學也。」
當時的書院，似相當於省立高等學校或大學，但書院不給學位。當初一省往往有數所之多，於是有「省書院」和「道書院」等名目。其所聘教習，皆地方的名儒學者，平日有官課、有私課，辦理較為認真，而成績亦日著。於是各府、州、縣學的學生，皆願進「書院」讀書，因而「書院」已成為教育士子的學校，使原有的地方「儒學」名存實亡。
古代學校教育特色舉隅：結語
國家之治亂繫乎「人」，人才者，國民之本；學校者，人才之本；興學所以安國而長民也。因此之故，孟子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果能如此，那麼，一國之事無不舉，境內之民得安寧！中華民族五千年悠久的歷史，是神有意造就的半神文化，當然，攸關生民社稷的教育更是重點演繹的環節。
綜觀先秦至清代的學校教育制度，在天時、地利、人和的各類環境中，有意無意的由簡易到完備，由貴冑到庶民，由行藝至專科，由京城至各地，由官家達私人，由國內達海外。一路繁衍、一路補充、一路修正。只為建立人類正確的道德準則與生活規範，達成神傳教化為目的。
周朝以鄉三物教萬民
古代舉士皆出於學校。《周官》載：「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詩書禮樂，謂之四術；四術既修，九年大成。」（《通志》註：物猶事也，興猶舉也。）也就是說，把這六項德、行、藝和四術完整的教給萬民之後，鄉大夫（官名，《周禮》地官之屬。王有六鄉，每鄉「卿」一人，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皆其時地方自治之官吏，故諸侯亦皆有鄉大夫。）就能從中舉其能者、賢者，以「鄉飲酒禮」待為上賓，接著再將其著述或言論進獻於王，使之受重用。
《周禮》中記載：六德──智、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淵、任、恤；六藝──禮、樂、射、禦、書、數。而「鄉飲酒禮」即是上古之鄉學，三年業成之後，必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而舉薦其賢者能者，以晉升於君。將升之時，鄉大夫為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之謂。（見《儀禮˙鄉飲酒禮篇》）
唐代太學生嚴格的黜陟法則
「國子監六學」學生的「歲考」，如有以下情況出現的：口問大義，如三次列下等，和在學超過九年的；「律學」學生已經念了六年，仍不堪「貢舉」者；不服從教導，一年中違規期滿三十日、事故滿百日、親病滿二百日的；全都取消在學資格，罷歸為民！
諸學生通二經，「俊士」通三經，已及第而仍願留學的，「四門學生」補「太學生」，「太學生」補「國子學生」。
其學業有成的，由監司簡試，取其中成績最佳的二三百人舉送「尚書省」，和「鄉貢」同受「禮部」考試。
總計每年「明經」、「進士」及第的不過百人，「兩監」學生僅有一二十人罷了。
宋朝考查日常起居言行
兩宋時，對於學生，有所謂的「學行考查」，凡學生初進學校以後，由齋長、月諭逐日登記他們的操行和學業。到一季終了時，挑其可選的送至學諭處考查一次；學諭考查過了，過十日再由學錄考查；再過十日又由博士考查；最後又由長貳考查。長貳即國子祭酒和司業。一年終了時，由長貳會同教職員評定高下，登記於「行藝簿」以為升捨試驗的參考。（見《宋史˙選舉志˙職官志》）可見古時對在學學生的生活品德考查，極其嚴峻，關卡重重，絲毫疏忽不得！
教育宗旨首重德育
人間事雖有利有弊，可這神傳文化的精華，全在灌輸人們重德行善，一切都以此為依歸，所有全以此為出發點。由此我們可以得知，這半神文化的教育理念，全落在了「德行」上，不管設多少「學」，發展多少「特色」，但基礎全在「行藝」二字，行為不妥、言論不當就不行，幹什麼都沒門，當官更甭想！
任何一學或專門研究什麼科，都得選讀一小「經」或一大「經」，更鼓勵所有的經全選最佳！雖然古代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在培育人才，進一步為輔佐朝政而用，但就往後歷朝歷代所重視的四書五經等等考課，其課程內容探討與揭示的都是如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義理。所以道德倫理、言行規範是為人應有的生活準則！什麼都離不開「德行」，任何事都得依循理法！
古代雖然教育不能算是普及，可人的「求知慾」卻是古今相同的，那時的學生生涯也不簡單，讀經要講究打坐，姿勢更是要求嚴格，還得淨心、調息，拿起筆要講運氣呼吸的，求學過程一絲一毫敷衍不得，一言一行都有掌教者觀察與紀錄哪！反觀今日，開放「發禁」、「服禁」，提倡別傷害個人自尊，把個「德育」弄成了虛名；多樣化的社團活動充斥，奪去了大部分學經時間……其實，那些經書是古人智慧的結晶、為人處世的法典，並非像今日人們想像的那般呆板八股呢！
明代重視課外活動與分發實習
明朝監生的課外活動內容，多彩多姿。《南雍志》裡有不少記載，這兒僅舉幾項：
明太祖曾命戶部據實核覆天下土田，而蘇、松一帶有錢富戶，為了規避徭役與賦稅，想方設法以不正當手段徇私舞弊，相習成風，奸弊百出，於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皇上聞之，特地派遣國子生武淳等前往該區，隨著糧食生產的多寡，分成區塊，每區置糧長四人，讓他們召集裡甲中六、七十歲的耆老們，大夥兒親自到田畝間共同丈量之，測其大小、定其字號，並且在其間豎立名牌，書寫該地主名字及田地面積。如此編類為冊，發給地主「名狀」一紙以玆證明與確認。此項巨大工程於洪武二十年春二月戊子完成，遠望田間，名牌塊塊豎立，若魚鱗一般，故名「魚鱗圖冊」。至此，浙江布政使司及直隸、蘇州等府縣，地籍圖冊完成進呈朝廷，太祖喜悅，賜太學生武淳等豐厚賞贈。
洪武二十四年八月乙卯朔，戶部所貯藏的天下黃冊，全都送往後湖集中收架存置，委任監察禦史二員，戶科給事中一員，監生一千二百名，以舊冊比對清查。如有戶口、田糧紀錄遺失或差錯等事，就造冊直接上奏。其官員、監生合用的飲食、饌品、器皿等項，以及膳夫、廚婦，都於國子監裡徵調取用；如果還不夠，可於都稅司和上元、江寧縣等衙門支援撥用，其後奏准本國子監惟供給監生即可。凡官員、監生、吏卒、人匠等，每五日一次，得過湖至該地曬晾所有黃冊。
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乙亥，遣監生及人才分別至天下郡縣拜訪，督促官吏庶民修治水利，並酌給道裡費補助；永樂二年十月丁巳，翰林院進呈所纂錄的韻書，賜名《文獻大成》，可皇上認為尚未完備，遂命重修，以祭酒胡儼兼翰林院侍講及學士王景等為總裁，開館於文淵閣，禮部特地挑選能書善寫的監生配合謄寫；永樂五年三月癸酉，命禮部選監生胡敬、蔣禮等三十八人到翰林院學習譯書。每人每月給米一石，遇到開科取士時就令其就試，否則仍繼續翻譯所作文字。合格者獲准科舉出身並當官就職。該翻譯館設置於長安右門之外。以四種夷狄字學為主，分為四齋，命都指揮李賢以錦衣衛軍守門，務必令其完成。
由以上紀錄可以明白，明朝時把課外活動與實習分發聯繫起來的「太學生撥歷制」，發揮了極大效用，不僅彌補了官員人手的不足，也為監生提供了進階陞官的另一途徑。其實現今的所謂「建教合作」、「社區服務」……等等名堂，在七八百年前的時代早已熱鬧登場過啦，千萬別以為古人都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而已哪！
中土教化遠播域外
《明史˙選舉志》：直隸省省城為諸多士子、太學生雲集求學之處，連邊疆地區的雲南、四川皆有土官生──日本、琉球、暹羅諸國亦皆有官生入國子監讀書，朝廷時常加以厚賜，其從人、隨行並獲好處。雲南、四川等土官常派遣子弟、平民至京入監讀書者，人數眾多，其給賜與日本諸國相同，朝廷更在國子監前，另外建造百間房舍讓其居住。
《蔣一葵長安客話》：明朝建國初年，高麗派遣金濤等入太學，其後各國及土官亦皆遣子弟入監，監前別造房居之，名「王子書房」。現今太學前有「交趾號捨」，那是明成祖遷都北京又另設國子監以來，為處置交趾官生所建的。
神傳文化為教育奠基
瞧瞧！以往太學生的住宿籌畫多妥善呀！食、衣、住、行、育、樂全考慮周全，還有公俸補助可領，因此，當時的觀念認為能入學讀書，可是非常光宗耀祖的事兒呢！雖然有的人，可能因多方面的原因或命中沒有，早已七老八十了，還在讀書，那麼清朝時有這麼條規定：高年不第，賞以出身，以示其惠──鄉試不第，年屆九十之廩生監生，與年屆八十之貢生均賞給舉人；年過八十之生員均賞給副榜；會試不第，如年過百歲之李煒賞國子監司業頭銜；八十以上之李珩等賞翰林院檢討頭銜；七十以上之丁福隆等賞國子監學正頭銜。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皓首窮經」也非同小可，一個人窮畢生之力鑽研經書，滿腦子灌的都是古人窮通達禮的處世原則，一肚子裝的都是往聖先賢的道德智慧，雖然他屢試不第，雖然他命運多舛，可他這一生的一言一行，絕對中規中矩，絕對為人楷模，肯定如此，那絕對是個上天認可的好人，那麼可能今生或來世福報連連。
中國是神特地選定來輔導和傳播文化的地方，人的生活方式、人的思想理念、人的言談舉止、人該具有的道德內涵……等等，全在上天慈悲的安排與規劃中悄然引領，但是不管哪方面，無論涉及什麼，一切都以人的高道德操守為本，除此之外寸步難行！總之，神傳文化奠定了自古以來人類教育的基石──以「道德」教化，以「行藝」輔育。
《明儒學案》裡有這麼一段記載：樵夫朱恕，泰州草偃場人，聽王心齋（備註）講學，感覺津津有味，每回樵木，遇上開講，必定造訪該地專心聽之，餓了就向都養（主持講學之事的人）乞求漿湯，解開自家所帶的裹飯配食，聽畢，則滿心歡喜浩歌負薪而去。
陶匠韓樂吾，興化人，以陶瓦為業，私心羨慕樵夫朱恕的學養而從之學，久之，覺有所得，心有所獲，於是以教化風俗為己任，閒暇之餘，遇人請教就隨機指點。結果，農工商賈各行各業，跟從他遊學者有千餘人之多，秋天收成後的農閒暇隙，陶匠韓樂吾則聚徒講學，一村既畢，又至一村，前村歌誦後村答辯，弦誦之聲，洋洋然不絕於耳也。
這就是神傳文化的廣被之力！這就是教育潛移默化的功效！
備註：王艮，字止汝，號心齋，泰州安豐人（西元1483-1541年），是王陽明的弟子，也是泰州學派的創始者。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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