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資深教授籲改革校委會重建信譽 香港大學校委會主席梁智鴻任期行將屆滿，行會成員李國章會否接任主席受外界關注，在港大任教逾30年的英文系教授Douglas Kerr撰寫了一封公開信，在今日《南華早報》刊出。信中警告校委會已失去了大部分教職員、學生及校友的信心，呼籲新主席推動改革，重建校委會信譽。 Douglas Kerr的公開信讚揚陳文敏是資深學者，對大學貢獻良多，質疑校委會顯然是因為陳文敏政治立場支持民主，而否決其副校任命，是對港大自主的重大問題。公開信又引述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早前披露校委會否決任命的原因，Douglas Kerr形容有關理據無知、具惡意，令人不安及震驚，這事件已令校委會的信譽進一步沉淪，甚至令人認為校委會不認同保障學術自主是其核心價值之一。 Douglas Kerr在信中警告，新任主席若不尊重大學成員的意見，或不進行改革，只會令事情惡化。 Open letter: New chair of HKU council must seize the moment for governance reform Douglas Kerr says, in this open letter to the next HKU council chair, that a lot of support is available if he or she is willing to talk seriously about improving university governance Douglas Kerr
Dear Sir or Madam, Succeeding the hapless Leong Che-hung as chair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s governing council may not be an occasion for congratulation. Let me at least wish you good luck. The challenge is a formidable one. The crisis facing the council is largely of its own making, though we can see it 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way quite a few of Hong Kong's institutions are struggling to function in the current political climate,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You will be taking the helm of a governing body which has lost the confidence of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its constituency - the staff, students and alumni of the university. How did this happen? After a bizarre delay in even considering the matter, the council rejected the appointment of Johannes Chan Man-mun as pro-vice-chancellor in charge of academic staffing and resources. Professor Chan is a senior scholar and a proven academic manager who has done much for the university, and for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Hong Kong and on the mainland, and was the choice of the search committee. But he is also associated in people's minds with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t seemed obvious to many people that the council voted against him on the grounds of his politics. If a senior officer of the university is to be chosen (or rejected) on political grounds, this is a very serious matter for the autonomy of HKU, and the universities of Hong Kong. It is especially ominous since this pro-vice-chancellor's job is to oversee all matters of appointment, tenure and promotion.
***We are currently in our Open Period, so this event is open to all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nd Oxford Brookes. Make sure you don't miss out on the rest of our events by signing up for discounted membership before 22 October: http://www.oxford-union.org/joining/join*** Joshua Wong will be speaking about Demanding Democracy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Hong Kong. The founder of Hong Kong student activist group Scholarism, Joshua Wong is best known for leading fellow students in the pro-democracy Umbrella Movement, a massive protest that demanded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He was named one of TIME magazine’s 'Most Influential Teens of 2014' and nominated for TIME’s '2014 Person of the Year'. The Oxford Union 黃之鋒演講 （編按：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於10月19日抵達英國倫敦，應早前牛津辯論社（Oxford Union）之邀，到英國多間大學巡迴演講，適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日晚上抵達倫敦，開展五日四夜的國是訪問，黃之鋒亦參與了倫敦的示威。身在英國的青年學者哈光甜，寫下了旁聽黃之鋒在亞非學院（SOAS）演講後的感受。）
黃之鋒在牛津辯論社（Oxford Union）演講。 攝 : Rex Features via AP Images 10月20日晚7點，倫敦時間。亞非學院（SOAS）維儂校區的一間教室裏，年輕的黃之鋒已經做好了演講的準備。一個朋友約我同去──我很驚訝她竟然也感興趣，雖然她似乎並不知道「學民思潮」，也不知道這個英文名叫Joshua的小伙子在過去的幾年都經歷過什麼。她或許只是對香港感興趣，對「佔中」感興趣。「我就是想聽聽他怎麼說」，她淡淡地說。 不得不承認，我在事先一直給她打預防針：我害怕小伙子由於「佔中」的階段性失敗而變得激進，我害怕他因為年輕而很難保持立場的平衡，我害怕他在台上太過激動說不出完整的句子，我害怕他不斷重複單一的口號從而讓人們從同情轉為厭惡，我甚至害怕他的英文不過關，不能讓人們理解他的意思。對於一個剛上大學的熱血青年而言，這些都太正常不過，而且即便是看似更加成熟的佔中三子，在這方面也並沒有給人太多的意外。「淡淡地」是一種特別的態度，相比於我的熱忱──有的人可以「淡淡地」，不只是因為事不關己，更因為他們有這個選擇不去關心。就像是敘利亞的難民危機，你可以每天看看報紙、聽聽新聞，可以說幾句不痛不癢、不冷不熱的話，可對於有些人而言，這是他們的世界，他們一刻都不得喘息。所以我做不到「淡淡地」，並且對「淡淡地」深惡痛絕。就像是我對香港外籍傭工的問題不能做到「淡淡地」，並對香港本地很多人在此一問題上的「淡淡地」深惡痛絕。人們喜歡述說自己的苦，卻並不在乎於同一時刻給別人帶來更深的苦。 只是個「情感的」理解？ 我抓緊機會給朋友講述香港在20世紀上半葉的貿易史，講香港如何嵌入在龐大的東南亞網絡之中──我想告訴她，我上氣不接下氣地想告訴她，香港的逐漸繁榮，從很早就已經開始，而不單是中國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的結果。「這家越南餐館很好吃，我很推薦！」她在路上突然指給我。等我基本結束了講述，我們也已經走到了維儂校區──「是喔，看來真的需要情感的聯繫才能理解。」這是她的總結陳辭。也就是說，你再怎麼講歷史，到頭來只是個「情感的」理解，所以別人的不理解也就理所當然。這比強制讓你閉嘴還要讓人窒息。 偌大的演講廳，並沒有坐滿，但一兩百人還是有的。我拒絕按照樣貌來劃分人群，所以我根本沒有去注意有多少「亞洲面孔」。朋友把我介紹給她的朋友──「他也是大陸的」，她說。看到我有點遲疑，她立刻加上「因為他老婆是香港人，所以……」──所以我才會有「情感」的理解。所以香港的問題，我之所以關心，在於「我老婆是香港人」。700萬人的命運，因而變成了我的家事──雖然我很願意讓這700萬人，這膚色、文化、宗教和歷史都不盡相同的700萬人，都成為我的家人。但政治問題超越情感，正義問題無關家事。 演講乏善可陳 好戲在問答環節 黃之鋒的演講時間只有20分鐘，最多不超過半個小時，他八點鐘必須要離開去接受英國媒體的採訪。個子瘦瘦小小，幾乎是高中生的打扮，頭髮甚至還有點凌亂，再背上背囊，實在沒有什麼地方引人注目。遠遠看去，眼睛瞇成一條縫，再隱藏在粗框眼鏡後面，更給人一種遲鈍的感覺。演講內容也乏善可陳──除了熟悉的幾場運動，還有他這兩年在國際媒體上的各種名號，實在找不出任何新鮮的內容。這甚至讓人覺得，他在「推銷」自己的政治，而不是介入一個嚴肅的對話。我有些失望，但又知道問題環節肯定會火藥味十足──在大陸20年的生活經歷，從小學到大學，我幾乎都能猜到在場的一些大陸學生會提出什麼樣的問題：黃之鋒在演講中使用「country」來指稱香港，肯定會有學生說他是“separatist”（分離主義者）；他使用“self-determination”（自決）來描述香港的政治理想，而這個詞彙在二戰之後的去殖民進程中是與被壓迫、被殖民的人群尋求獨立運動的歷史結合在一起的──更不要說這個詞往往與美國前總統威爾遜聯繫在一起。或許小伙子並不完全熟悉這個詞的歷史，或許小伙子使用country並不一定意味着對香港政治的未來已經有了明確的立場──但這並不妨礙別人藉此來攻擊他，或者來激怒並激化他。他已經不能到中國大陸，甚至還以「影響與中國關係」為由被馬來西亞拒絕入境──如果有人想藉此機會讓他「一時衝動」講出更加激烈的話，進而一方面為北京下一步的行動尋找理由，另一方面讓他在演講觀眾面前出醜，這也是完全可能的。 黃之鋒的英文有着濃重的香港口音，但並不影響他傳達信息。即便在如此的狀況下，還是可以辨認出他是個鏗鏘有力的演講者──如果他用廣東話演講，如果他把廣東話中每一個字尾聲母的音都發足，把氣流的截止和唇的閉合都做到位，那他的演講會有打動人心的節奏感，而這種節律將是香港政治的詩歌。他必須要用英文演講，這在帶來新的可能性的同時，卻限制了他語言的力量。 「願意選擇一條更難的路」 但所有的好戲都在問答環節。有幾個問題讓人印象深刻。一位觀眾問得簡短而有力： 「你可以想見你有一天會放棄非暴力而走上暴力反抗的道路嗎？」黃之鋒的回答讓我感到意外和感動：他說相比於暴力，相比於發動幾十人（我的記憶可能有誤）進行暴力反抗，發動幾萬人、幾十萬人，甚至上百萬人進行持久有力的非暴力運動要更難──他甚至提到了罷工，甚至覺得發動罷工要比推行暴力反抗有效得多。他願意選擇一條更難的路，而不是一條更簡單的路──很明顯，他看到的，是一個長遠的政治未來。非暴力因而不只是一種策略和手段，非暴力也不是一種純粹的自我犧牲──非暴力裏面就已經蘊含着持久的政治本身，而他想要的政治，或許只能通過非暴力來獲得。政治的變革需要走曲線而不是直線──我很驚訝一個不到20歲的小伙子可以有這樣的想法。 他對另一個問題的回答也同樣讓人感動。有人指出香港泛民內部分裂，問他如何可以讓運動獲得更大的凝聚力和團結力，如何形成有力的組織來整合分散的力量。他的回答出人意料地簡單平和：他說人們就是有不同的意見，而且就是有人不同意我們的做法。他竟然說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支持泛民的立場──他沒有迴避問題，沒有迴避香港社會所謂的「撕裂」。他沒有斥責別人的漠不關心，他也沒有說要強制別人必須跟從他們的立場。在一個已經四分五裂、運動陷入低潮的時候，他還可以平和地承認團結的困難乃至於不可能。他說起那些因為害怕失去工作而沒有參與運動的人的時候，沒有譴責，沒有批評，甚至沒有惋惜，而只有一種讓人感動的理解，好像那些人的擔心也是他的，好像那些人的生命也是他的──「他們工作的是中資公司，他們老闆不讓他們參與──參與了就丟掉工作。他們有自己的孩子，他們要還貸款，他們怎麼能丟了工作呢？」我真希望這文章的讀者都能在現場聽到他說這話時候的語氣。 當然，爭議性的評論和問題也有。比如就有人指出了他使用「country」這個詞指稱香港，而我旁邊朋友的朋友也低聲對我的朋友說「他還在不停地用country這個詞」。「那你們要是獨立了，你們沒食品，沒水沒電，就什麼都沒有了……」我坐在後排，只捕捉到這一句，尤其是「no water」。「We paid for it！」觀眾中有人大聲喊，還有幾個不屑的噓聲。還有人問八九的問題，說六四之後學生只關了幾天就全都放出來了，沒有任何人因此獲刑──這一下子讓整個教室沸騰了。不少人不能相信有人會這樣說，連演講的組織者都請提問人把這句話重複一遍──因為他也很驚訝。而在提問者的聲音被反對和批評的聲音淹沒的時候，我背後的一個小伙子在喊：「Let the man speak！」「你可以上網去查查王丹」，我記得這好像是黃之鋒的回答。 中肯回答圈套式的問題 「那你是不是支持獨立？你是不是一個separatist？」另一個觀眾不出所料提了這個問題。我為小伙子捏把汗，心想這種圈套式的問題最好不要回答，但他還是回答了，而且回答得很中肯。他說這是一個可能的選項，但並不由他決定，而是要香港人自己決定，要香港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未來。把一個公共問題還原為一個個人立場問題（這和把歷史問題還原為「情感聯繫」幾乎是一樣的），然後再通過這種還原給人貼一個簡單的標籤，這既可能是出於無知，也可能是事先安排。 結束時掌聲經久不息，我背後的小伙兒還在吹口哨，而觀眾中同樣有人表情嚴肅、正襟危坐，「巋然不動」。黃之鋒穿上外套──一件很舊的運動外套。又背起他的背囊，還不停地轉過身來給觀眾鞠躬致謝，真的好像一個中規中矩的中學生下課時給老師鞠躬。九十度，誠懇得讓人覺得溫暖。和我一同的朋友開始和其他大陸的朋友打招呼，他們中的有些人坐在前排，或許也有份提問。 後記： 1971年余光中寫下《鄉愁》，最後一句是「大陸在那頭」，可前幾句卻都是關於母親和新娘。當這些女性一個個消逝了，「家」才變成了一個抽象的「大陸」──這是一個男性的鄉愁，是一個男性在思念「祖」國。 但這個故鄉，在1970年代回不去，現在則不僅回不去，而且也已經早就不復存在。如果說「海峽」是個地理的區隔，在當代，即便陸地連通、人員來往、語言共享，隔閡不僅不會消失，反而可能愈演愈烈。人們生活於其中的，表面上是面對面的即時交流，而實際上卻是名副其實的「黑客帝國」。
與此同時，六七暴動也令港英政府意識到連結街坊、建立社區的重要性。金佩瑋今年完成其探討社區建設的博士論文，裡面提到六七暴動後那兩年，政府陸續在各區協助成立社區組織，以非官方的途徑建立政府與民間之間的橋樑[7]。例子包括 1968 年成立的香港中區市民聯絡服務會，以及 1969 年成立的灣仔民政區各社團聯會敬老會(Wanchai District Organizations' Respect for the Aged Association)。這些街坊組織的成立，都反映港英政府當時有意培養地區領袖，扮演溝通橋樑的角色。
[2] Gavin Ure, Governors, Politics and the Colonial Office: Public Policy in Hong Kong, 1918-58, p.81
[3] John M. Carroll,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p.131
[4]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Kowloon Disturbances 1966, p.127.
[5] Report of the Working Party on Local Administration (The Dickinson Report)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7). 引自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頁251。
[6] 見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頁253。
[7] King Mary Ann Pui Wai, Indiscernable Coloniality Versus Inarticulate Decolonization: The Dynamics of Community Building Processes in Wanchai, unpublished PhD thesis, 2015. p.121
[8] RSHK 337-4-5396： “The ‘Keep Hong Kong Clean’ Campaign: Its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11th January 1973”
[11] Lam Siu Ling,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Community Building”, unpublished MPA thesis (1993),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引自呂大樂、呂清湖《矮化的公民概念：生活秩序與民間公共文化》，收錄於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2012，頁131。
[12] 詳見馬嶽《香港政治：發展歷程與核心課題》，2010，頁22。
[13] 源於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的分析，頁254。
[14] King Mary Ann Pui Wai, Indiscernable Coloniality Versus Inarticulate Decolonization: The Dynamics of Community Building Processes in Wanchai (Chapter 2: The Staged Community – Political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unpublished PhD thesis, 2015.
[15] 詳情可參閱金佩瑋論文的第三章，她訪問了 1989 – 1994 年的灣仔政務專員 Peter Mann。
[16] King Mary Ann Pui Wai, Indiscernable Coloniality Versus Inarticulate Decolonization: The Dynamics of Community Building Processes in Wanchai (Chapter 3: Feeding with an Empty Spoon – Implications of the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Scheme), unpublished PhD thesis, 2015.
第二是出現兩個重大議題，當年十月利東街宣布展開重建程序，而合和實業亦在同一星期推出 Mega Tower 新方案。甘甘在著作《走過浮花》中，稱之為「上天所賜的禮物」：「當社區出現重大議題，就是比試候選人解難能力的時候。我抖出過去在運動和學院裡的一切所學，真誠的嘗試協助居民分析和處理我一生人也沒遇過的問題。」結果證明居民受落。
金佩瑋記得，由 1985 年開始一連 18 年盤踞灣仔區議會主席一職的林貝聿嘉，正是這樣的人：「我問過以前啲 DO （民政事務專員 District Officer），個個都話阿 Peggy（林之洋名）好好，我做咩都支持。」很多區議會主席的角色就像政府的啦啦隊，這自然受到建制歡迎。「市建局錫哂你，大地產商又錫哂你。」甘甘當然不同意這種主席取態：「但你（作為主席）係咪會為社區帶來一些改變呢？我相信唔會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