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色管理》
解析中國皇朝管理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index_65660.html
解析中國皇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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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要：
本書選擇中國歷代王朝的興衰作為研究物件，選取了5,000年歷史長河中帶有典型意義的若干朝代以及若干君王的統治，進行了麻雀解剖式的分析研究。書中將每一個君王統治的王朝比照為一個企業組織，將君王比照為企業家，而每一個君王統治的時期就相當於一個企業的生命週期，由此將企業生命週期的各個階段與一個君王統治的各個時期相對應，對王朝進行“擬企業化”分析，根據史實資料，通過對一個統治王朝的“開基—成長—巔峰—轉折—衰亡”過程的分析，來驗證其與企業生命週期的相似性。
本書特色：
構思精巧、視角獨到，選擇了成熟的管理學理論，以管理學的方法研究王朝興衰，以史實驗證“擬企業化”研究的有效。
將管理學的基本理論運用於歷史學研究，通過對若干個體的解剖找到帶有共性乃至規律性的原因。
作者簡介：
馮成平：管理治國論壇壇主，紅色管理、黃色管理、藍色管理、管理治國理念的宣導者。參與全民健身、和平頌、企業文化、學習型社會等大型活動的策劃組織和實施，策劃與實施影視作品《同舟共濟》、《體育法》等，策劃出版《落日的輝煌》、《豐碑》、《看奧運》、《毛澤東讀書集成》、《奧林匹克宣言》等作品。
白少飛：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政治學理論專業，就職於北京商務中心區管理委員會。參與中國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研究課題組，合著有《城市基層權力重組社區建設探討》，發表《行政社會化的理念與路徑》等多篇學術論文。
本書選擇中國歷代王朝的興衰作為研究物件，選取了5,000年歷史長河中帶有典型意義的若干朝代以及若干君王的統治，進行了麻雀解剖式的分析研究。書中將每一個君王統治的王朝比照為一個企業組織，將君王比照為企業家，而每一個君王統治的時期就相當於一個企業的生命週期，由此將企業生命週期的各個階段與一個君王統治的各個時期相對應，對王朝進行“擬企業化”分析，根據史實資料，通過對一個統治王朝的“開基—成長—巔峰—轉折—衰亡”過程的分析，來驗證其與企業生命週期的相似性。
本書特色：
構思精巧、視角獨到，選擇了成熟的管理學理論，以管理學的方法研究王朝興衰，以史實驗證“擬企業化”研究的有效。
將管理學的基本理論運用於歷史學研究，通過對若干個體的解剖找到帶有共性乃至規律性的原因。
作者簡介：
馮成平：管理治國論壇壇主，紅色管理、黃色管理、藍色管理、管理治國理念的宣導者。參與全民健身、和平頌、企業文化、學習型社會等大型活動的策劃組織和實施，策劃與實施影視作品《同舟共濟》、《體育法》等，策劃出版《落日的輝煌》、《豐碑》、《看奧運》、《毛澤東讀書集成》、《奧林匹克宣言》等作品。
白少飛：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政治學理論專業，就職於北京商務中心區管理委員會。參與中國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研究課題組，合著有《城市基層權力重組社區建設探討》，發表《行政社會化的理念與路徑》等多篇學術論文。
序
總 序
導 讀
目 錄
第一章 開基與創業：打天下
開基與創業：打天下
第一節 亂世新生：創業的環境
第二節 創業領袖：企劃能力與人格魅力
第三節 人才：不是成本是資源
第四節 創業制度：簡約而不簡單
第五節 創業文化：開創新願景
第二章 成長與穩定：坐天下
成長與穩定：坐天下
第一節 重在建構：成長的環境
第三節 控制人才：“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
第四節 組織制度：基業長青的結構基礎
第五節 成長期文化：無為中的成長
第三章 擴張與繁榮：天下盛世
擴張與繁榮：天下盛世
第一節 邁向巔峰：盛世的環境
第二節 判若兩人的盛世之主
第三節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盡才
第四節 盛世制度：集權與分權的博弈
第五節 主體文化與和諧社會
第四章 改革與轉折：中興之路
改革與轉折：中興之路
第一節 盛世隱憂：變革的環境
第二節 中興之主：洞察力與魄力
總 序
導 讀
目 錄
第一章 開基與創業：打天下
開基與創業：打天下
第一節 亂世新生：創業的環境
第二節 創業領袖：企劃能力與人格魅力
第三節 人才：不是成本是資源
第四節 創業制度：簡約而不簡單
第五節 創業文化：開創新願景
第二章 成長與穩定：坐天下
成長與穩定：坐天下
第一節 重在建構：成長的環境
第三節 控制人才：“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
第四節 組織制度：基業長青的結構基礎
第五節 成長期文化：無為中的成長
第三章 擴張與繁榮：天下盛世
擴張與繁榮：天下盛世
第一節 邁向巔峰：盛世的環境
第二節 判若兩人的盛世之主
第三節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盡才
第四節 盛世制度：集權與分權的博弈
第五節 主體文化與和諧社會
第四章 改革與轉折：中興之路
改革與轉折：中興之路
第一節 盛世隱憂：變革的環境
第二節 中興之主：洞察力與魄力
《黃色管理》：解析中國皇朝管理 原文
總序
管理治國，中華文明復興的必由之路
古代中國曾經輝煌、也幾度盛世，為什麼人們看到的卻是經常性的王朝演變、週期性的興衰更替，而且到最後遠遠落後于歐美列強？近代中國各派思想相互激蕩，各種力量交互登場，為什麼中華民族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從獨立解放到再度實現偉大復興？為什麼西方工業化國家能夠相繼崛起，並長期維持安定的秩序、引領現代改革的方向？
對這些問題，人們從多個學科、多個角度，在不同層次上、不同框架中分析、評斷，可謂見仁見智、不一而足。但能否尋找一個統一的視角、綜合的學科，擔當起描述這些現象、解釋人們困惑、解決相關問題呢？我們最終選擇了對組織、任務和人都很關注的學科——管理學。因為我們發現，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今，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所有這些興衰、成敗，都是組織、任務和人的交互作用，都不可回避管理——這個由實踐產生理論、從經驗走向科學的人類智慧結晶。
我們在管理學的框架內，把古代王朝、現代政黨、民族國家都比作組織，把實現世代相傳、推動民族復興和確保長期先進都作為任務，把王朝、政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看作組織領導人，內部有組織成員，外部是組織環境，用現代管理學來描述、解釋這諸多現象。初始也有以企業代表組織、以企業負責人泛指組織領導者，把組織管理與企業管理相對接，在經濟範疇內從企業組織的視角解讀的計畫。但是，當材料足夠豐富、研究繼續深入時，我們驚奇地發現，這一管理已不只是一個企業組織的普通管理問題，而是關於一切組織包括了經濟組織、社會組織、政治組織乃至國家社會在內的“大管理”。
管理學科作為一種實踐和一個思考與研究的領域，不僅是面向企業、面向市場的，還是面向大眾、面向社會的，更是面向權力、面向國家的。當市場經濟呼喚科學管理，現代國家講求科學執政時，“管理治國”理念和“管理也是生產力”的論斷一併成為引領時代變革、推動社會進步的興國之道。
基於“管理治國”理念，我們綜合考察當前中國所處的時代環境，建構了“三色管理”體系，即紅色管理、黃色管理、藍色管理。我們用“紅色管理”來定名現代管理與中國共產黨的學科結合，寫就《紅色管理——向中國共產黨學管理》，是把中國共產黨管理實踐活動理論化、學科化的大膽嘗試；用“黃色管理”來定名現代管理與古代王朝的學科結合，寫就《黃色管理——解析中國皇朝管理》，圍繞古代中國皇帝及其皇朝進行管理學透視，因為黃色是中國古代皇家的特權顏色，由此我們稱之為黃色管理；用“藍色管理”來定名現代管理與西方國家先進管理思想的學科結合，寫就《藍色管理——破解西方管理本源》，破解現代管理的本源思想（這些管理思想起源於西方國家並在西方國家的發展演變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進而借鑒國外的先進管理經驗，把適合於中國國情的有益的東西進行歸納總結後拿過來。
我們的本意不在梳理歷史（黨史、皇朝史、思想史），何況管理學的本義也不在此。 “三色管理”體系是以管理學科學理論為基礎，用中國人“獨特的思維方式”重新解讀歷史：管理學的科學方法將是我們的分析工具，歷史的演進成為我們的研究物件，全新的思考角度讓過去服務于未來。
“三色管理”立足管理學又不囿於管理學，指向管理而不局限於管理，不是以純粹的合乎管理學的語言為表達約束，而是從歷史中體悟管理和管理學的深意，做的是真正的“大管理”。
一定的管理理論體系必須適應一定的歷史、社會、文化條件。因此，我們有必要追溯整個20世紀在“中國文化向何處去”的問題上始終存在著的三種主張——自由主義的全盤西化論、保守主義的儒學複歸論和*主義的綜合創新論，以便為我們的大管理理論體系的建立提供向度。
自由主義的全盤西化論。這一主張對西方理論不加反思地接受，把本土資源作為論證西方理論實現西方社會思想的工具，無視西方學者已經深刻揭示的現代化危機等傾向仍然存在。事實上，一種民族的文化傳統和文化慣性是在血液裡流淌的，學習外來經驗不可能如同電腦更新資料一樣把植根于自身傳統的文化觀念徹底覆蓋，這是西方文化在中國水土不服的深層原因。
保守主義的儒學複歸論。一部分人尋求的不是對文化的“自知之明”，而是一種勢頭很猛的誇張的復舊，其中尤有甚者，宣揚“聖賢是文化之本，文化由歷代聖賢創造”，認為中國100年近代史都錯了，走的都是所謂“文化歧出”、“以夷變夏”的路；甚至主張“把儒教重新定為國教，建立一個儒教社會”。這種倒退復古、明顯排外的取向當然不是提倡文化自覺的本意。
新民主主義綜合創新論。事實上，在對待文化的問題上，毛澤東早已給我們確立了一個基本的立場：“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從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提出古今中外法（關於批判地繼承民族文化遺產，吸收和借鑒中外一切優秀文化，毛澤東歸納為“古今中外法”）和新民主主義論，到80年代提出改革開放論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再到90年代提出的“新民主”，一直到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人一直高舉著新民主主義綜合創新論的文化大旗，代表著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正確方向和思想主潮。
由此可見，中華文明復興逐步實現的進程，既不是全盤西化的過程，也不能是復活舊學占統治地位的過程，而只能是在當代中國發展著的*主義指導下，在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的同時，大膽地借鑒和吸收人類文明有益成果的過程，是一個中華文明在自主創新中實現復興的過程。
歷史的成功揭示了未來的方向，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體系同樣需要將“中國傳統文化”、“西方先進思想”和“獨特的思維方式”有機結合起來。“三色管理”為中國特色理論體系的建立邁出了堅實的一步：中國共產黨的管理大道“紅色管理”將是航燈，始終引領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對中國古代帝王及皇朝管理的管理學透視“黃色管理”將是鏡鑒，助推中華文明的再度輝煌；對西方管理學本源的破解“藍色管理”將是火花，激發每一個炎黃子孫的創業夢想。
在引領中國走向文明復興的道路上，中國共產黨必須將價值理性的中國定位與工具理性的全球化視角結合起來。*總書記在許多場合都描繪過中國對世界未來的建設性藍圖，即構建一個以多元文明並存為基礎的和諧世界。
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和文明衝突仍然難以消弭，一個多元文明的世界仍然在競爭和衝突中前行，全球多元文明之間的平等對話和公平競爭至今仍然是有待實現的願望。只有理解多種文化，才有條件在這個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裡確立自己的位置，經過自主的適應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共同建立一個有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種文化能和平共處、各抒所長、聯手發展的共處守則。
正在建構多極世界秩序的道路上、胸襟越來越開放、實力越來越強大的中國的復興具有世界性的意義。這個人類歷史上重要的文明體的復興，對於推進全球多元文明之間的對話與交流有著實質性的作用。這個淵源古老的文明國家在精神上經歷了近兩個世紀的艱難漂流之後，正對自己的文明傳統生出越來越濃的興趣，發出越來越強的自信。從本質上說，中國崛起就是中華文明的復興。復興進程中的精神故土有望煥發新的光輝。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正是在中國文明偉大轉變的時節登場的。積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反映了新世紀新階段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不懈追求。我們在深入學習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同時，由衷地被這樣一種精神、一種力量鼓舞著、推動著，惟有更加努力地進行理論思考和學術研究，使當代的先進管理思想與中國國情相融合、把管理學的普遍規律與中國特有的管理資源相對接，為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體系而大膽嘗試、不懈探索。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三色管理”體系正是我們走出的第一步。
總序
管理治國，中華文明復興的必由之路
古代中國曾經輝煌、也幾度盛世，為什麼人們看到的卻是經常性的王朝演變、週期性的興衰更替，而且到最後遠遠落後于歐美列強？近代中國各派思想相互激蕩，各種力量交互登場，為什麼中華民族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從獨立解放到再度實現偉大復興？為什麼西方工業化國家能夠相繼崛起，並長期維持安定的秩序、引領現代改革的方向？
對這些問題，人們從多個學科、多個角度，在不同層次上、不同框架中分析、評斷，可謂見仁見智、不一而足。但能否尋找一個統一的視角、綜合的學科，擔當起描述這些現象、解釋人們困惑、解決相關問題呢？我們最終選擇了對組織、任務和人都很關注的學科——管理學。因為我們發現，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今，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所有這些興衰、成敗，都是組織、任務和人的交互作用，都不可回避管理——這個由實踐產生理論、從經驗走向科學的人類智慧結晶。
我們在管理學的框架內，把古代王朝、現代政黨、民族國家都比作組織，把實現世代相傳、推動民族復興和確保長期先進都作為任務，把王朝、政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看作組織領導人，內部有組織成員，外部是組織環境，用現代管理學來描述、解釋這諸多現象。初始也有以企業代表組織、以企業負責人泛指組織領導者，把組織管理與企業管理相對接，在經濟範疇內從企業組織的視角解讀的計畫。但是，當材料足夠豐富、研究繼續深入時，我們驚奇地發現，這一管理已不只是一個企業組織的普通管理問題，而是關於一切組織包括了經濟組織、社會組織、政治組織乃至國家社會在內的“大管理”。
管理學科作為一種實踐和一個思考與研究的領域，不僅是面向企業、面向市場的，還是面向大眾、面向社會的，更是面向權力、面向國家的。當市場經濟呼喚科學管理，現代國家講求科學執政時，“管理治國”理念和“管理也是生產力”的論斷一併成為引領時代變革、推動社會進步的興國之道。
基於“管理治國”理念，我們綜合考察當前中國所處的時代環境，建構了“三色管理”體系，即紅色管理、黃色管理、藍色管理。我們用“紅色管理”來定名現代管理與中國共產黨的學科結合，寫就《紅色管理——向中國共產黨學管理》，是把中國共產黨管理實踐活動理論化、學科化的大膽嘗試；用“黃色管理”來定名現代管理與古代王朝的學科結合，寫就《黃色管理——解析中國皇朝管理》，圍繞古代中國皇帝及其皇朝進行管理學透視，因為黃色是中國古代皇家的特權顏色，由此我們稱之為黃色管理；用“藍色管理”來定名現代管理與西方國家先進管理思想的學科結合，寫就《藍色管理——破解西方管理本源》，破解現代管理的本源思想（這些管理思想起源於西方國家並在西方國家的發展演變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進而借鑒國外的先進管理經驗，把適合於中國國情的有益的東西進行歸納總結後拿過來。
我們的本意不在梳理歷史（黨史、皇朝史、思想史），何況管理學的本義也不在此。 “三色管理”體系是以管理學科學理論為基礎，用中國人“獨特的思維方式”重新解讀歷史：管理學的科學方法將是我們的分析工具，歷史的演進成為我們的研究物件，全新的思考角度讓過去服務于未來。
“三色管理”立足管理學又不囿於管理學，指向管理而不局限於管理，不是以純粹的合乎管理學的語言為表達約束，而是從歷史中體悟管理和管理學的深意，做的是真正的“大管理”。
一定的管理理論體系必須適應一定的歷史、社會、文化條件。因此，我們有必要追溯整個20世紀在“中國文化向何處去”的問題上始終存在著的三種主張——自由主義的全盤西化論、保守主義的儒學複歸論和*主義的綜合創新論，以便為我們的大管理理論體系的建立提供向度。
自由主義的全盤西化論。這一主張對西方理論不加反思地接受，把本土資源作為論證西方理論實現西方社會思想的工具，無視西方學者已經深刻揭示的現代化危機等傾向仍然存在。事實上，一種民族的文化傳統和文化慣性是在血液裡流淌的，學習外來經驗不可能如同電腦更新資料一樣把植根于自身傳統的文化觀念徹底覆蓋，這是西方文化在中國水土不服的深層原因。
保守主義的儒學複歸論。一部分人尋求的不是對文化的“自知之明”，而是一種勢頭很猛的誇張的復舊，其中尤有甚者，宣揚“聖賢是文化之本，文化由歷代聖賢創造”，認為中國100年近代史都錯了，走的都是所謂“文化歧出”、“以夷變夏”的路；甚至主張“把儒教重新定為國教，建立一個儒教社會”。這種倒退復古、明顯排外的取向當然不是提倡文化自覺的本意。
新民主主義綜合創新論。事實上，在對待文化的問題上，毛澤東早已給我們確立了一個基本的立場：“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從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提出古今中外法（關於批判地繼承民族文化遺產，吸收和借鑒中外一切優秀文化，毛澤東歸納為“古今中外法”）和新民主主義論，到80年代提出改革開放論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再到90年代提出的“新民主”，一直到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人一直高舉著新民主主義綜合創新論的文化大旗，代表著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正確方向和思想主潮。
由此可見，中華文明復興逐步實現的進程，既不是全盤西化的過程，也不能是復活舊學占統治地位的過程，而只能是在當代中國發展著的*主義指導下，在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的同時，大膽地借鑒和吸收人類文明有益成果的過程，是一個中華文明在自主創新中實現復興的過程。
歷史的成功揭示了未來的方向，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體系同樣需要將“中國傳統文化”、“西方先進思想”和“獨特的思維方式”有機結合起來。“三色管理”為中國特色理論體系的建立邁出了堅實的一步：中國共產黨的管理大道“紅色管理”將是航燈，始終引領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對中國古代帝王及皇朝管理的管理學透視“黃色管理”將是鏡鑒，助推中華文明的再度輝煌；對西方管理學本源的破解“藍色管理”將是火花，激發每一個炎黃子孫的創業夢想。
在引領中國走向文明復興的道路上，中國共產黨必須將價值理性的中國定位與工具理性的全球化視角結合起來。*總書記在許多場合都描繪過中國對世界未來的建設性藍圖，即構建一個以多元文明並存為基礎的和諧世界。
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和文明衝突仍然難以消弭，一個多元文明的世界仍然在競爭和衝突中前行，全球多元文明之間的平等對話和公平競爭至今仍然是有待實現的願望。只有理解多種文化，才有條件在這個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裡確立自己的位置，經過自主的適應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共同建立一個有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種文化能和平共處、各抒所長、聯手發展的共處守則。
正在建構多極世界秩序的道路上、胸襟越來越開放、實力越來越強大的中國的復興具有世界性的意義。這個人類歷史上重要的文明體的復興，對於推進全球多元文明之間的對話與交流有著實質性的作用。這個淵源古老的文明國家在精神上經歷了近兩個世紀的艱難漂流之後，正對自己的文明傳統生出越來越濃的興趣，發出越來越強的自信。從本質上說，中國崛起就是中華文明的復興。復興進程中的精神故土有望煥發新的光輝。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正是在中國文明偉大轉變的時節登場的。積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反映了新世紀新階段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不懈追求。我們在深入學習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同時，由衷地被這樣一種精神、一種力量鼓舞著、推動著，惟有更加努力地進行理論思考和學術研究，使當代的先進管理思想與中國國情相融合、把管理學的普遍規律與中國特有的管理資源相對接，為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體系而大膽嘗試、不懈探索。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三色管理”體系正是我們走出的第一步。
馮成平
2007年11月
2007年11月
導讀
一、本書核心概念
1、關於黃色管理。本書闡釋的管理，不僅限於企業管理，而是廣義上的組織管理，或者稱之為“大管理”，即對組織與時代環境、組織與階段領導、組織與人才管理、組織與制度結構、組織與文化政策的管理學透視。其意義並不僅僅停留、糾纏在微細上，而更多的是著眼、施動於宏觀層面。
2、關於“五五制”。因古代中國皇朝的特點，我們析出黃色管理的五個因數（時代環境、階段領袖、人才管理、組織制度、文化政策），五個階段（開基、成長、巔峰、轉折、衰亡），稱之為黃色管理“五五制”。並且發現，五個因數在五個階段的表現和作用是不同的，各有所側重。其實，這毫不意外，在現代組織的產生、成長、衰亡過程，管理也具有同樣的特徵。
3、關於五個階段。五個階段的劃分，在西漢、唐朝、北宋、明朝、清朝，比較典型。這不單是因為這些朝代歷時長、皇帝多的緣故，還有就是在這幾個朝代，各階段的特徵都較為明顯，分界也相對清晰。而其他朝代，如秦朝、東漢、兩晉、隋朝、南宋、元朝，歷經時間短，這一階段的特徵尚未凸現，就被下一階段的特徵湮滅了，以致顯得錯綜複雜。更不用說局面更為混亂的三國、南北朝和五代了。但並不是說，除那五個比較典型的朝代之外，其他皇朝就沒有經歷那五個階段，或者說缺少其中的某一階段。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個皇朝，就如同一個組織，但凡開始行為，就總有一個生命，因而也就回避不掉生命週期問題，同時也就有起步、成長、巔峰、轉折、衰亡。只不過，有這樣一種可能，因為該組織的生命力不是很強大，甚至生命跡象顯得微弱，生命週期也不是很長，導致本應該分別出現在五個階段的特徵，交叉顯現，時空重疊，渾然一體。給人以“尚未開始，即告結束”的勃興、倉猝之感。其實，儘管生命是短暫的，階段仍是齊全的，雖然不盡是層層演進的。就好像我們常打的一個比方：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4、關於五個因數。和上面所談的五個階段一樣，五個因數並不是在任何一個階段都有顯著特徵的。因為，每一階段的時空條件和任務要求不同，不僅五個因數的所占比重不同，五個因數的功能作用更是不同。還必須說明的是，時代環境、階段領袖、人才管理、組織制度、文化政策這五個因數不是從管理學原理中直接拿來的，而是透過管理學來管窺歷史，從對歷史的解析中得出來的。不是先驗的，而是提煉的。不是用結論來框定歷史的，而是歷史自身的邏輯。當然，這五個因數與現代管理學一般原理中的環境、領導、人員、組織、文化很是相仿，五個階段也與組織行為學中的生命週期即組織從產生、成長到最終衰落的過程極為類似，這不正說明了“黃色管理”理念的理論自洽性與現實鑒戒力嗎？！
二、本書核心主張
黃色管理“五五制”，不等於各因數在各階段佔有均等的比重。換言之，因為階段環境的特殊性，每個階段對各個因數的要求是不一樣的，就像集團領袖和人才管理是第一階段開基創業階段的重中之重，組織制度的建構之于第二階段成長穩定階段尤為突出。這裡，我們縱以階段，橫以因數，縱橫交錯，希冀用歷史演繹管理學，用管理學管窺歷史。
第一階段，即開基創業時期。這一時期的外部環境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大風起於青萍之末的時代，也是英雄的起步階段，是時勢造就英雄的時代。領袖（領導核心）在這一階段的作用是必須大書特書的，因為這是個群雄蜂起、逐鹿中原的時代，哪股勢力勝出、哪股英雄落敗，哪個集團人才濟濟、哪個團夥窮途末路，都與集團領袖有著至關重要的關係，當然也勢必影響到亂世的結局，看誰能笑到最後。人才管理在這一時期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緊迫性也是其他階段不能比擬的，因為在這一個白手起家的創業階段，誰掌握了人才，誰就將擁有一切。無怪乎，當世奇才比爾·蓋茨如此說道：他只要帶走他們公司一百個人，就能再造一個微軟。由此也可看出，在第一階段，第二個因數（領袖）與第三個因數（人才）基本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沒有英明領袖，很難聚攏人才；聚攏不了人才，領袖也不會笑到最後。組織制度在這一階段則是相對簡單一些，這是與階段環境相適應的，瞬息萬變的局勢容不得複雜的組織結構和制度安排，均是靈活為要，彈性至上，當機為斷。這與其他幾個階段相對完善和縝密的組織建構、制度安排、程式設計明顯不同，因為他們的功能是有本質區別的。文化政策，在這裡更像是集團“軟實力”的同義詞，因為文化的控制功能在這一階段還不突出，所起的作用基本著重於：包裝、宣傳、粉飾自我，製造、引導、利用輿論，醜化、分化、打擊對手。
第二階段，即成長穩定階段。這一時期的外部環境是民心思定、百廢待興，組織的歷史使命也較為確切，那就是期許基業長青。相應地，總體戰略目標由原來的靈活運用各種手段徹底摧毀舊秩序，轉變為鞏固領導、逐步規範、有效建構新秩序。成長的環境需要創新管理，重新建構。戰略需要轉軌，制度需要完備，這是守成階段的任務，更是集團領袖的責任。集團領袖有否擔當、能否擔當，都將在這一階段表露無遺。把創業基點演繹為成長支點，是對集團領導的基本要求。導引成功，組織就可能繼續成長以至邁向頂峰；沉溺于勝利，組織就可能跨不過守成以致短命而亡。人才管理也由創業階段的施展各種手段延攬人才，轉變成創設體制吸納、規範、控制人才。這時候，與創業功臣共用果實而走向和平共處，還是因獨吞勝利果實而導致兵戈相向，成為人事調整的首要方面。納入體制內進行人事管理，一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制度建構對於剛完成創業的組織來說無疑是重中之重。高層權力的橫向分工、整體權力的縱向切割、組織權力的運行保障都有賴於組織設計和制度安排。長期持久的生命力只能來自於管理能力，而管理能力又取決於組織設計和制度安排。文化政策在這一階段等同于軟環境建設，起到智力支持與精神保障的作用，既明確了組織發展的方向，又團結並穩定了人心，從而促進組織的成長。
第三階段，即擴張繁榮階段。這一時期組織的內外部環境是一切井然有序，穩定中達到鼎盛，規範中保有收益，風平浪靜已經成為組織的生命常態。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兩面性，隱藏的矛盾和盛世的表像如影隨形，如果不加注意，那麼盛世就可能成為組織衰落的起點。此時組織的實力使然，領導者的野心大為膨脹，收購、兼併等對外擴張取代自我創造和穩步增長，成為組織主流行為。正所謂，自滿與成功俱來，成為組織使命的一大威脅。成就巔峰和導致衰落乃同一階段同一人所為，讓我們不能不思考：盛世領袖兩面性格的形成因素和行為後果。這時如何實現對其錯誤傾向的最大限度約束，將是組織能否持久繁榮的關鍵。處於巔峰的組織，無疑成為人才流向的目的地。這時，發現和支持真正的人才，與阻止濫竽充數者進入組織，特別是進入組織領導層，是人才管理的基準點；人才的培養和儲備、內部關係的協調等，也是人才管理的主要著力點。一般地，組織在巔峰時期，相互矛盾的現象將同時出現：一面是領導權力的加強，一面是執行層面的歪曲；一面是加緊總部集權，一面是區域勢力坐大；一面是越來越嚴密的監察監督制度，一面是大批體制內人員的腐化貪污。這個現象只有從組織與制度層面描述、解釋與解決，才能使人悅服。文化政策在這一階段仍然影響著組織的發展，只是受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可能出現兩個趨勢：或繼續開放，或趨於保守和控制。如何在控制與開放之間獲致平衡，既不要過於嚴格控制，以保持組織的文化活力，又不要過於開放，以保證組織目標上的統一，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
第四階段，即改革中興階段。組織的生命頂峰已經過去，盛世光環掩映下的問題漸次暴露，多方面矛盾日積月累加劇惡化，外部環境已經不容樂觀。基業的承繼者必須對各種挑戰有所回應，方不致“家道就此敗落”。即使這時的領導者本身因為種種原因而不具備這種擔當，也還是希望局面有所改觀的。如此以來，勝任領導角色，便可能出現中興的局面，反之，或曇花一現，或一敗塗地。主張改革者本身的素質和實力將直接決定改革的進度與深度，哪怕終究是以失敗結束。實際上若以最後結果論成敗的話，這一階段即每一皇朝的後半期的改革，絕大多數是以失敗告終的。但是，即使是失敗，也有持續時間長短、改革力度強弱、鋪開領域寬窄、後世影響大小等指標來評定新政的，如慶曆新政，如熙豐變法，如張居正改革。而與這幾個指標直接相關的，便是改革家的魄力、格局與謀略。改革能否抓住實質，也就是大家所關心的、最在意的、改革所觸及到的利益，以及能否應對轉折階段的問題標症：人事敗壞、財政困難和組織離心力。這是在組織制度層面解釋與解決變革問題的關鍵，至於該次改革能夠發揮多大效能，則要看藍圖如何化為路線圖，路線圖怎樣成為現實了。改革有沒有承繼和發揚組織既有的：創業時期的艱苦奮鬥作風、創造思考能力、進取精神、團結狀態，成長時期的穩定持重作風、規範約束能力、向上精神、合作狀態，鼎盛時段的宏偉大器格局、開拓進取能力、寬容精神、和諧狀態；能不能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基礎上，向組織本身業已滋生的、不合時宜的組織文化挑戰，在傳承中予以更新，進而對已然凝固、沉淪的習氣有所調適，以增強組織對環境變化應有的調適能力，是這一階段組織文化的功能邏輯。
第五階段，即衰落滅亡階段。組織的生命週期走到盡頭時，其內外部環境都已經險惡至極，組織已無法有效應對環境所帶來的危機，內憂與外患已經發展到令人捉襟見肘、窮於應付的地步，組織面臨著完全崩潰的壓力。當組織尚有藥可醫時，經領導者採取措施後可以爭取稍長的存活機會；但一旦病入膏肓，即使領導再有擔當、再能作為，其實也已回春乏術。除了最高領導者應承擔的責任之外，組織人事已經徹底腐爛。“君非君，臣非臣”，領導和員工關係持續緊張，人事權或被異化、或被權勢人物把持，既有人事管理機制已然起不到任何激勵、保健作用，人才或歸於山林中、或走向對立面、或得不到任事，總之，體制內人事管理已然萬劫不復。組織制度也已經漏洞百出，積重難返，結構僵化、制度失靈、行為走形，在物化形態上組織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管理層已經不再將“東家”放在眼裡；地方勢力已經座大到不再聽從“總公司”的號令，整個集團組織已經陷入分崩離析的境地。經過幾代人建立、積澱、凝結的組織文化，此時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每當組織到了覆亡的邊緣，其原來的組織文化開始模糊，逐漸失去勾勒願景、凝聚人心、激發鬥志、強化信念的功效，甚至連符號意義都蕩然無存。不僅組織的目標群體不把組織的存在當回事，就是組織成員乃至高層管理者也不再把組織文化當回事。原來統一、和諧的組織，面臨著四分五裂的危險。與此同時，組織的競爭對手們，紛紛利用組織衰落階段的缺點弊端，加大宣傳攻勢，利用宣傳來瓦解組織存在的合法性基礎，瓜分、蠶食該組織原來的勢力範圍。質言之，文化上的衰落既是組織衰落的先聲，同時也是組織衰落的結果。在這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組織也就無可避免的走向了滅亡。
一、本書核心概念
1、關於黃色管理。本書闡釋的管理，不僅限於企業管理，而是廣義上的組織管理，或者稱之為“大管理”，即對組織與時代環境、組織與階段領導、組織與人才管理、組織與制度結構、組織與文化政策的管理學透視。其意義並不僅僅停留、糾纏在微細上，而更多的是著眼、施動於宏觀層面。
2、關於“五五制”。因古代中國皇朝的特點，我們析出黃色管理的五個因數（時代環境、階段領袖、人才管理、組織制度、文化政策），五個階段（開基、成長、巔峰、轉折、衰亡），稱之為黃色管理“五五制”。並且發現，五個因數在五個階段的表現和作用是不同的，各有所側重。其實，這毫不意外，在現代組織的產生、成長、衰亡過程，管理也具有同樣的特徵。
3、關於五個階段。五個階段的劃分，在西漢、唐朝、北宋、明朝、清朝，比較典型。這不單是因為這些朝代歷時長、皇帝多的緣故，還有就是在這幾個朝代，各階段的特徵都較為明顯，分界也相對清晰。而其他朝代，如秦朝、東漢、兩晉、隋朝、南宋、元朝，歷經時間短，這一階段的特徵尚未凸現，就被下一階段的特徵湮滅了，以致顯得錯綜複雜。更不用說局面更為混亂的三國、南北朝和五代了。但並不是說，除那五個比較典型的朝代之外，其他皇朝就沒有經歷那五個階段，或者說缺少其中的某一階段。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個皇朝，就如同一個組織，但凡開始行為，就總有一個生命，因而也就回避不掉生命週期問題，同時也就有起步、成長、巔峰、轉折、衰亡。只不過，有這樣一種可能，因為該組織的生命力不是很強大，甚至生命跡象顯得微弱，生命週期也不是很長，導致本應該分別出現在五個階段的特徵，交叉顯現，時空重疊，渾然一體。給人以“尚未開始，即告結束”的勃興、倉猝之感。其實，儘管生命是短暫的，階段仍是齊全的，雖然不盡是層層演進的。就好像我們常打的一個比方：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4、關於五個因數。和上面所談的五個階段一樣，五個因數並不是在任何一個階段都有顯著特徵的。因為，每一階段的時空條件和任務要求不同，不僅五個因數的所占比重不同，五個因數的功能作用更是不同。還必須說明的是，時代環境、階段領袖、人才管理、組織制度、文化政策這五個因數不是從管理學原理中直接拿來的，而是透過管理學來管窺歷史，從對歷史的解析中得出來的。不是先驗的，而是提煉的。不是用結論來框定歷史的，而是歷史自身的邏輯。當然，這五個因數與現代管理學一般原理中的環境、領導、人員、組織、文化很是相仿，五個階段也與組織行為學中的生命週期即組織從產生、成長到最終衰落的過程極為類似，這不正說明了“黃色管理”理念的理論自洽性與現實鑒戒力嗎？！
二、本書核心主張
黃色管理“五五制”，不等於各因數在各階段佔有均等的比重。換言之，因為階段環境的特殊性，每個階段對各個因數的要求是不一樣的，就像集團領袖和人才管理是第一階段開基創業階段的重中之重，組織制度的建構之于第二階段成長穩定階段尤為突出。這裡，我們縱以階段，橫以因數，縱橫交錯，希冀用歷史演繹管理學，用管理學管窺歷史。
第一階段，即開基創業時期。這一時期的外部環境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大風起於青萍之末的時代，也是英雄的起步階段，是時勢造就英雄的時代。領袖（領導核心）在這一階段的作用是必須大書特書的，因為這是個群雄蜂起、逐鹿中原的時代，哪股勢力勝出、哪股英雄落敗，哪個集團人才濟濟、哪個團夥窮途末路，都與集團領袖有著至關重要的關係，當然也勢必影響到亂世的結局，看誰能笑到最後。人才管理在這一時期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緊迫性也是其他階段不能比擬的，因為在這一個白手起家的創業階段，誰掌握了人才，誰就將擁有一切。無怪乎，當世奇才比爾·蓋茨如此說道：他只要帶走他們公司一百個人，就能再造一個微軟。由此也可看出，在第一階段，第二個因數（領袖）與第三個因數（人才）基本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沒有英明領袖，很難聚攏人才；聚攏不了人才，領袖也不會笑到最後。組織制度在這一階段則是相對簡單一些，這是與階段環境相適應的，瞬息萬變的局勢容不得複雜的組織結構和制度安排，均是靈活為要，彈性至上，當機為斷。這與其他幾個階段相對完善和縝密的組織建構、制度安排、程式設計明顯不同，因為他們的功能是有本質區別的。文化政策，在這裡更像是集團“軟實力”的同義詞，因為文化的控制功能在這一階段還不突出，所起的作用基本著重於：包裝、宣傳、粉飾自我，製造、引導、利用輿論，醜化、分化、打擊對手。
第二階段，即成長穩定階段。這一時期的外部環境是民心思定、百廢待興，組織的歷史使命也較為確切，那就是期許基業長青。相應地，總體戰略目標由原來的靈活運用各種手段徹底摧毀舊秩序，轉變為鞏固領導、逐步規範、有效建構新秩序。成長的環境需要創新管理，重新建構。戰略需要轉軌，制度需要完備，這是守成階段的任務，更是集團領袖的責任。集團領袖有否擔當、能否擔當，都將在這一階段表露無遺。把創業基點演繹為成長支點，是對集團領導的基本要求。導引成功，組織就可能繼續成長以至邁向頂峰；沉溺于勝利，組織就可能跨不過守成以致短命而亡。人才管理也由創業階段的施展各種手段延攬人才，轉變成創設體制吸納、規範、控制人才。這時候，與創業功臣共用果實而走向和平共處，還是因獨吞勝利果實而導致兵戈相向，成為人事調整的首要方面。納入體制內進行人事管理，一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制度建構對於剛完成創業的組織來說無疑是重中之重。高層權力的橫向分工、整體權力的縱向切割、組織權力的運行保障都有賴於組織設計和制度安排。長期持久的生命力只能來自於管理能力，而管理能力又取決於組織設計和制度安排。文化政策在這一階段等同于軟環境建設，起到智力支持與精神保障的作用，既明確了組織發展的方向，又團結並穩定了人心，從而促進組織的成長。
第三階段，即擴張繁榮階段。這一時期組織的內外部環境是一切井然有序，穩定中達到鼎盛，規範中保有收益，風平浪靜已經成為組織的生命常態。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兩面性，隱藏的矛盾和盛世的表像如影隨形，如果不加注意，那麼盛世就可能成為組織衰落的起點。此時組織的實力使然，領導者的野心大為膨脹，收購、兼併等對外擴張取代自我創造和穩步增長，成為組織主流行為。正所謂，自滿與成功俱來，成為組織使命的一大威脅。成就巔峰和導致衰落乃同一階段同一人所為，讓我們不能不思考：盛世領袖兩面性格的形成因素和行為後果。這時如何實現對其錯誤傾向的最大限度約束，將是組織能否持久繁榮的關鍵。處於巔峰的組織，無疑成為人才流向的目的地。這時，發現和支持真正的人才，與阻止濫竽充數者進入組織，特別是進入組織領導層，是人才管理的基準點；人才的培養和儲備、內部關係的協調等，也是人才管理的主要著力點。一般地，組織在巔峰時期，相互矛盾的現象將同時出現：一面是領導權力的加強，一面是執行層面的歪曲；一面是加緊總部集權，一面是區域勢力坐大；一面是越來越嚴密的監察監督制度，一面是大批體制內人員的腐化貪污。這個現象只有從組織與制度層面描述、解釋與解決，才能使人悅服。文化政策在這一階段仍然影響著組織的發展，只是受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可能出現兩個趨勢：或繼續開放，或趨於保守和控制。如何在控制與開放之間獲致平衡，既不要過於嚴格控制，以保持組織的文化活力，又不要過於開放，以保證組織目標上的統一，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
第四階段，即改革中興階段。組織的生命頂峰已經過去，盛世光環掩映下的問題漸次暴露，多方面矛盾日積月累加劇惡化，外部環境已經不容樂觀。基業的承繼者必須對各種挑戰有所回應，方不致“家道就此敗落”。即使這時的領導者本身因為種種原因而不具備這種擔當，也還是希望局面有所改觀的。如此以來，勝任領導角色，便可能出現中興的局面，反之，或曇花一現，或一敗塗地。主張改革者本身的素質和實力將直接決定改革的進度與深度，哪怕終究是以失敗結束。實際上若以最後結果論成敗的話，這一階段即每一皇朝的後半期的改革，絕大多數是以失敗告終的。但是，即使是失敗，也有持續時間長短、改革力度強弱、鋪開領域寬窄、後世影響大小等指標來評定新政的，如慶曆新政，如熙豐變法，如張居正改革。而與這幾個指標直接相關的，便是改革家的魄力、格局與謀略。改革能否抓住實質，也就是大家所關心的、最在意的、改革所觸及到的利益，以及能否應對轉折階段的問題標症：人事敗壞、財政困難和組織離心力。這是在組織制度層面解釋與解決變革問題的關鍵，至於該次改革能夠發揮多大效能，則要看藍圖如何化為路線圖，路線圖怎樣成為現實了。改革有沒有承繼和發揚組織既有的：創業時期的艱苦奮鬥作風、創造思考能力、進取精神、團結狀態，成長時期的穩定持重作風、規範約束能力、向上精神、合作狀態，鼎盛時段的宏偉大器格局、開拓進取能力、寬容精神、和諧狀態；能不能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基礎上，向組織本身業已滋生的、不合時宜的組織文化挑戰，在傳承中予以更新，進而對已然凝固、沉淪的習氣有所調適，以增強組織對環境變化應有的調適能力，是這一階段組織文化的功能邏輯。
第五階段，即衰落滅亡階段。組織的生命週期走到盡頭時，其內外部環境都已經險惡至極，組織已無法有效應對環境所帶來的危機，內憂與外患已經發展到令人捉襟見肘、窮於應付的地步，組織面臨著完全崩潰的壓力。當組織尚有藥可醫時，經領導者採取措施後可以爭取稍長的存活機會；但一旦病入膏肓，即使領導再有擔當、再能作為，其實也已回春乏術。除了最高領導者應承擔的責任之外，組織人事已經徹底腐爛。“君非君，臣非臣”，領導和員工關係持續緊張，人事權或被異化、或被權勢人物把持，既有人事管理機制已然起不到任何激勵、保健作用，人才或歸於山林中、或走向對立面、或得不到任事，總之，體制內人事管理已然萬劫不復。組織制度也已經漏洞百出，積重難返，結構僵化、制度失靈、行為走形，在物化形態上組織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管理層已經不再將“東家”放在眼裡；地方勢力已經座大到不再聽從“總公司”的號令，整個集團組織已經陷入分崩離析的境地。經過幾代人建立、積澱、凝結的組織文化，此時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每當組織到了覆亡的邊緣，其原來的組織文化開始模糊，逐漸失去勾勒願景、凝聚人心、激發鬥志、強化信念的功效，甚至連符號意義都蕩然無存。不僅組織的目標群體不把組織的存在當回事，就是組織成員乃至高層管理者也不再把組織文化當回事。原來統一、和諧的組織，面臨著四分五裂的危險。與此同時，組織的競爭對手們，紛紛利用組織衰落階段的缺點弊端，加大宣傳攻勢，利用宣傳來瓦解組織存在的合法性基礎，瓜分、蠶食該組織原來的勢力範圍。質言之，文化上的衰落既是組織衰落的先聲，同時也是組織衰落的結果。在這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組織也就無可避免的走向了滅亡。
第一章
開基與創業：打天下
秦朝末年，群雄蜂起，逐鹿天下。先有陳勝、吳廣起於大澤鄉，後有項梁、項羽起自會稽，此後英布、彭越、陳嬰以及部分六國勢力的後裔也紛紛起兵反秦。在這些起義軍中，芒碭山斬白蛇起義的劉邦並不起眼，他既沒有舊時貴族的顯赫身份，只是“泗上一亭長”（相當於現在鄉政府下面的“片長”），沒有絕世的武功（當時的楚霸王“力能拔山”），也沒有雄厚的家資（出身于小富農家庭）。但是，歷史卻最終選擇了劉邦，建立了西漢王朝。劉邦坐上皇位後，曾問手下的大臣“我之所以能夠取得天下，而項羽失去天下的原因是什麼？”諸臣的回答都沒有令劉邦滿意，劉邦自己總結道“在軍事的策劃上我比不上張良；治理國家，保障後勤供應，我比不上蕭何；率領百萬大軍，進行戰鬥，我比不上韓信。我能將他們爭取過來，各用所長，這是打敗項羽的主要原因”。（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這確實是劉邦勝利的原因，但是，僅僅知人善任就能取得勝利嗎？
隋朝末年，全國反隋的浪潮日益高漲。翟讓、李密領導的瓦崗軍屢戰屢勝，逼近東都洛陽；江淮杜伏威、河北竇建德的軍隊也節節勝利；在隋朝內部，楊玄感也舉起反叛大旗，企圖推翻隋煬帝。在如此複雜的局面中，李淵和李世民父子起兵反隋。在當時的各路諸侯力量對比中，李淵父子並沒有特別突出的優勢。但是，最終勝利的卻是他們。李淵雖然擁有太原留守的職務，但是楊玄感也是隋朝的高官；李淵手下擁有一批能臣幹將，李密領導的瓦崗軍也是人才濟濟；余者杜伏威、竇建德、王世充、劉黑闥等各路人馬也都不是等閒之輩。那麼在大唐王朝創業的過程中，又是哪些因素使其戰勝各路強敵，獲得最終勝利呢？
元朝末年，出身和尚的朱元璋參加了郭子興的紅巾軍。在紅巾軍中，朱元璋只是一名親隨（勤務兵），但是他卻能在不幾年中從親隨到九夫長，繼而成為大元帥，稱吳國公、吳王，成為紅巾軍的領袖。即便如此，在當時的局勢中，朱元璋領導的紅巾軍，只是諸多割據勢力中不太起眼的一支。朱元璋佔據的地區東有張士誠、方國珍，西有徐壽輝、陳友諒，南有陳友定，還有元朝的大將八思爾不花等。從“地利”的戰略角度分析，朱元璋所處的乃是“絕地”。但是，朱元璋接受了儒士朱升的戰略建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將戰略劣勢轉變為戰略優勢，首先西進戰勝陳友諒，次而揮戈東擊張士誠，北伐元朝首都燕京，最終統一全國，建立了大明王朝。那麼，朱元璋從一個普通士兵，輾轉而成吳王，又推翻元朝統治，掃平各路反王，獲得最終勝利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在創業階段，創業者處在一個高手如林、競爭激烈的環境中。不論上面談到的劉邦、李淵、朱元璋，還是其他王朝的奠基者，在開始創業的時期，自身的力量都不具備突出的優勢，甚至還處於劣勢。像劉邦，他的主要對手項羽出身將門，起兵之後兵精糧足，手下謀臣、武將如林，在實力上處於絕對優勢，但最終的結局是劉邦勝出，項羽烏江自刎。李淵太原起兵之時，瓦崗軍已經如日中天，足以號令群雄，但是瓦崗軍的主要幹將卻最終被納到了李世民手下。朱元璋的案例最典型，他是中國歷史上出身最寒微的開國皇帝。他二十五歲參軍，只是主將手下的一名小小的親隨，卻在四十一歲那年建元稱帝，建立明朝，其間只有十六年的時間。可以想見的是，在當時的條件下，像朱元璋那樣的人多如牛毛，但最終勝出的惟有朱元璋。這其中的道道不能不值得我們思索、回味！
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從整體上看就是一部皇朝興衰更替的歷史；而每一個皇朝的歷史又必定從其開基創業開始。創業的路充滿艱難困苦，創業的路也充滿了鬥爭和智慧。在本章，我們將和讀者一起走過皇朝開基者的心路歷程，從中發現他們的智慧，領略他們的才情，學習他們的經驗，汲取失敗的教訓，找到創業者事業成功的法門。
任何創業的開始，都是順勢而生。因此把握天下大勢，準確定位自我，就成為創業成功的第一個條件。天下大勢于己有利，還需要以正確的戰略統領行動，以充滿智慧的謀略實現願景。如何實現呢？第一，要有人才。第二，要有聚攏人才的意識和本領。第三，要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將人才打造成有機的創業團隊。第四，建構有效率的制度，確保組織的執行力。可以說有效率的執行是組織創業成功的關鍵，而只有靈活的制度才可能實現效率，這是創業階段的組織特點。第五，創業組織的活力和戰鬥力，必須有組織文化上的支撐。有針對性的精神建設和文化宣傳將激發起不可估量的士氣。具備了這些條件，成功自會在努力和順其自然的張合中到來。
開基與創業：打天下
秦朝末年，群雄蜂起，逐鹿天下。先有陳勝、吳廣起於大澤鄉，後有項梁、項羽起自會稽，此後英布、彭越、陳嬰以及部分六國勢力的後裔也紛紛起兵反秦。在這些起義軍中，芒碭山斬白蛇起義的劉邦並不起眼，他既沒有舊時貴族的顯赫身份，只是“泗上一亭長”（相當於現在鄉政府下面的“片長”），沒有絕世的武功（當時的楚霸王“力能拔山”），也沒有雄厚的家資（出身于小富農家庭）。但是，歷史卻最終選擇了劉邦，建立了西漢王朝。劉邦坐上皇位後，曾問手下的大臣“我之所以能夠取得天下，而項羽失去天下的原因是什麼？”諸臣的回答都沒有令劉邦滿意，劉邦自己總結道“在軍事的策劃上我比不上張良；治理國家，保障後勤供應，我比不上蕭何；率領百萬大軍，進行戰鬥，我比不上韓信。我能將他們爭取過來，各用所長，這是打敗項羽的主要原因”。（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這確實是劉邦勝利的原因，但是，僅僅知人善任就能取得勝利嗎？
隋朝末年，全國反隋的浪潮日益高漲。翟讓、李密領導的瓦崗軍屢戰屢勝，逼近東都洛陽；江淮杜伏威、河北竇建德的軍隊也節節勝利；在隋朝內部，楊玄感也舉起反叛大旗，企圖推翻隋煬帝。在如此複雜的局面中，李淵和李世民父子起兵反隋。在當時的各路諸侯力量對比中，李淵父子並沒有特別突出的優勢。但是，最終勝利的卻是他們。李淵雖然擁有太原留守的職務，但是楊玄感也是隋朝的高官；李淵手下擁有一批能臣幹將，李密領導的瓦崗軍也是人才濟濟；余者杜伏威、竇建德、王世充、劉黑闥等各路人馬也都不是等閒之輩。那麼在大唐王朝創業的過程中，又是哪些因素使其戰勝各路強敵，獲得最終勝利呢？
元朝末年，出身和尚的朱元璋參加了郭子興的紅巾軍。在紅巾軍中，朱元璋只是一名親隨（勤務兵），但是他卻能在不幾年中從親隨到九夫長，繼而成為大元帥，稱吳國公、吳王，成為紅巾軍的領袖。即便如此，在當時的局勢中，朱元璋領導的紅巾軍，只是諸多割據勢力中不太起眼的一支。朱元璋佔據的地區東有張士誠、方國珍，西有徐壽輝、陳友諒，南有陳友定，還有元朝的大將八思爾不花等。從“地利”的戰略角度分析，朱元璋所處的乃是“絕地”。但是，朱元璋接受了儒士朱升的戰略建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將戰略劣勢轉變為戰略優勢，首先西進戰勝陳友諒，次而揮戈東擊張士誠，北伐元朝首都燕京，最終統一全國，建立了大明王朝。那麼，朱元璋從一個普通士兵，輾轉而成吳王，又推翻元朝統治，掃平各路反王，獲得最終勝利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在創業階段，創業者處在一個高手如林、競爭激烈的環境中。不論上面談到的劉邦、李淵、朱元璋，還是其他王朝的奠基者，在開始創業的時期，自身的力量都不具備突出的優勢，甚至還處於劣勢。像劉邦，他的主要對手項羽出身將門，起兵之後兵精糧足，手下謀臣、武將如林，在實力上處於絕對優勢，但最終的結局是劉邦勝出，項羽烏江自刎。李淵太原起兵之時，瓦崗軍已經如日中天，足以號令群雄，但是瓦崗軍的主要幹將卻最終被納到了李世民手下。朱元璋的案例最典型，他是中國歷史上出身最寒微的開國皇帝。他二十五歲參軍，只是主將手下的一名小小的親隨，卻在四十一歲那年建元稱帝，建立明朝，其間只有十六年的時間。可以想見的是，在當時的條件下，像朱元璋那樣的人多如牛毛，但最終勝出的惟有朱元璋。這其中的道道不能不值得我們思索、回味！
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從整體上看就是一部皇朝興衰更替的歷史；而每一個皇朝的歷史又必定從其開基創業開始。創業的路充滿艱難困苦，創業的路也充滿了鬥爭和智慧。在本章，我們將和讀者一起走過皇朝開基者的心路歷程，從中發現他們的智慧，領略他們的才情，學習他們的經驗，汲取失敗的教訓，找到創業者事業成功的法門。
任何創業的開始，都是順勢而生。因此把握天下大勢，準確定位自我，就成為創業成功的第一個條件。天下大勢于己有利，還需要以正確的戰略統領行動，以充滿智慧的謀略實現願景。如何實現呢？第一，要有人才。第二，要有聚攏人才的意識和本領。第三，要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將人才打造成有機的創業團隊。第四，建構有效率的制度，確保組織的執行力。可以說有效率的執行是組織創業成功的關鍵，而只有靈活的制度才可能實現效率，這是創業階段的組織特點。第五，創業組織的活力和戰鬥力，必須有組織文化上的支撐。有針對性的精神建設和文化宣傳將激發起不可估量的士氣。具備了這些條件，成功自會在努力和順其自然的張合中到來。
第一節亂世新生：創業的環境
一、把握整體態勢：知“天時、地利、人和”
中國歷史上，每一個開基皇帝所面對的第一個圖景基本都是天下大亂、民不聊生。挑戰原有統治秩序的反叛力量，如同激流破堤，蜂擁而起的起義軍和擁兵自重的地方軍閥征戰不迭。這一圖景的最明顯特徵就是：“亂”。亂則生變，亂給那些胸懷抱負、野心勃勃的人提供了機會；亂給那些不安於現狀，力圖改變自己地位的人提供了舞臺。在一個已經穩定成長的時代，各種秩序已經建立，即使胸懷天下也很難有機會施展。所謂亂世出英雄，有心創業的人身處亂世之中，俟機尋找自己創業的道路。這就是“時勢造英雄”。但是，身處亂世中的人何止百萬，為什麼只有少數的幾位能夠因時而變、順勢而生，躋身于英雄之列，獲得最終的勝利呢？這些成功的創業人，不僅實現了自己的抱負，也改變了歷史，這就是“英雄創造了歷史”。
置身於亂世之中的開基者，尤其需要把天下大勢了然於胸，深知“天時、地利、人和”。知“天時”，就是要明白歷史發展的規律，看透局勢發展的大方向；知“地利”，就是要對其時的環境有所瞭解，對各地的民俗有所瞭解；知“人和”，就是要知道人們需要什麼、厭惡什麼，知道民心向背。對於身處現代社會的創業者，也同樣繞不過這幾點。說白了，這個工作就是創辦企業或啟動事業的前期理論準備和市場調查摸底。成功的創業者不僅要吃透一時一地的“天下大勢”，戰略地思考，果敢地決策；對整體局勢的發展也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能僅滿足于一時的增長、局部的領先。因為，“亂世”也有一個不斷發展、演變的過程，創業者對亂世的把握需要隨著亂世的變化而不斷更定。
西漢開國皇帝劉邦，在押解一批囚犯到驪山的途中，由於天下大雨，道路泥濘，誤了日期，劉邦就把這些囚犯放了，率領他們佔據芒碭山。對於劉邦而言，這是改變他一生的決定。他之所以敢這麼做，是因為劉邦明白秦朝的統治過於殘酷，必將導致天下大亂，自取滅亡。如果劉邦的這個例子不夠清晰，再看唐高祖李淵和太宗李世民父子起兵反隋的決定。起兵前夕，李世民對李淵說：“現在皇上昏聵，百姓困窮，晉陽城外都是戰場，大人若還抱殘守缺，那麼下面有盜賊，朝廷有嚴刑，自己很快就會被滅掉。在當前形勢下，不如順應民心，興義兵，把禍害轉為福氣，這正是上天給我們的好機會啊”（《資治通鑒》）。李世民不僅吃透了當時的民心向背，更是把握了局勢發展的大方向。宋太祖趙匡胤敢於在離國都六十裡的陳橋驛發動兵變奪取後周的江山，也是知道自己的舉動是“順天應民”，決不是莽撞之舉。
當然，創業者決定起事，並沒有這麼簡單。要知道古時舉兵起事，遠比現在的投資創業風險高。如果對當時的整體態勢沒有把握，信心和決心是很難確定的。當然，險還是要冒的；這類似賭博，但遠比賭博危險和困難。明太祖朱元璋在皇覺寺當和尚期間，曾經做過三年的 “游方僧”（外出化緣、討飯的和尚）。這期間雖然很辛苦，用他自己的話說“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徜徉。西風鶴唳，俄淅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禦制皇陵碑》）但正是在這一段悲風淒雨的遊歷過程中，朱元璋熟識了腳下這片土地的河流、山脈、地理，尤其是人情、風物，他擴展了眼界，見了世面，豐富了社會知識。更為重要的是，接觸到當時西系紅巾軍領袖彭瑩玉的一些弟子，開始瞭解天下大勢。回到皇覺寺後的一天，參加了郭子興紅巾軍的湯和（朱元璋的兒時夥伴）給朱元璋來了一封信，力勸他加入紅巾軍。對於朱元璋來說，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當然，後來他還是決定去參軍，他的創業路由此開始。其實，對於謀求創業的人們來說，最終的決定還是來自對整體態勢的把握。
如果對整體態勢不清不明，即使起事也只是隨波逐流，事業不會有大的起色。三國時期，劉備在涿郡起兵之後，雖然有關羽、張飛的輔佐，但其時他對局勢發展並沒有準確的把握。只能是帶著關羽、張飛先投公孫瓚，後投曹操、袁紹，又轉投劉表，甚至還委身于草莽呂布手下。按照司馬徽的說法，是因為劉備沒有高人相助。當他三顧茅廬，諸葛亮的隆中對，為劉備深入分析了天下大勢及發展趨勢。劉備得到諸葛亮，獲得曠世奇才是一；最重要的還是通過諸葛亮與曹魏、孫吳並庭抗禮，佔據了“人和”。這是劉備成功創業的關鍵。明朝末年，闖王李自成起於寒微，耗盡時力，才打下了北京城。但是他沒有準確把握當時局勢的發展，沒把山海關守將吳三桂和對中原虎視眈眈的後金當回事，最終導致兵敗九宮山，殺身成仁。可見疏忽局勢發展，即使取得了一時成就，也將導致全域的失敗。
不能準確估計局勢，只憑匹夫之勇的創業者還有唐朝末年的黃巢起義軍。黃巢在起兵之後，短短幾年時間就攫取了唐朝大部分土地，但是，頭領黃巢缺乏天下一局的觀念，沒認真考慮當時唐王朝的殘存勢力和歷史發展的大趨勢，最終只能被史家稱作“流寇”。流寇就是創業失敗。西楚霸王項羽也缺乏對歷史發展趨勢的深入認知。項羽在自稱霸王之後，並沒有及時總結六國滅亡的教訓，仍然自恃勇力，分封諸王，大搞已經被歷史拋棄的封建制。他不明白，秦始皇及秦二世之所以遭人怨恨，不在於天下一統與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而在於法令繁苛與濫用民力。平民所要求的不是倒扳時針，而是生活上的安定與和平。如果在統一之下，可以獲得自由與安寧，人們怎會懷念以前的封建和戰爭頻仍的戰國七雄時代。劉邦比項羽高明的地方就在於此。說一句題外話，劉邦也沒有徹底摒棄封建制，而是採用封建與郡縣並行，結果一樣爆發了七國之亂。這不能不說是疏於把握大勢所導致的、本可以避免的後果。
二、準確定位自我：“知己知彼”
正確把握了整體態勢，明瞭“天時、地利、人和”，舉起了創業的大旗之後，還必須對自己的長處和短處以及自己在整個格局中的地位有個準確的定位。這其實就是要求創業者“知己知彼”，俗語說就是“知道自己能吃幾碗乾飯”。
定位自我，最易犯的錯誤就是自高自大，過分估計自己的力量。俗話說得好，“沒有金剛鑽，不攬瓷器活”。犯這個錯誤的主要原因，乃是被一時的勝利沖昏了頭腦。剛剛闖天下的人，一般不會犯這類錯誤，因為這時他們的周邊多是已經有些成就的對手。但是，一旦取得了幾個勝利，自信心就可能膨脹，開始認為自己無所不能。隋朝末年，亂局伊始，反隋而起的各路大軍中，瓦崗軍並不出眾。李密上山后擴充了隊伍，進兵滎陽，大敗隋朝名將張須陀（唐朝開過大將秦瓊秦叔寶，就是張須陀的手下猛將，此役戰敗後投降了瓦崗軍）。讓李密自認為瓦崗軍已經天下無敵，是發生在大業十三年（西元617年）奪取洛口倉之戰。瓦崗軍此役威震東都洛陽，天下振動。隨著節節勝利，李密逐漸地自負、膨脹，這表現為：第一，在強敵如林中稱帝，等於把自己放到火上烤，成為各路起義軍攻擊的靶子。第二，打算依靠自己的威名做反隋的盟主。他致書李淵“以天下為己任，屢有大言”，並打算讓李淵帶頭，會盟諸侯，推舉李密為盟主。李淵得書，笑著說：李密狂妄自大，我在關中還有很多事情沒有辦完，如果拒絕，就會成為敵人；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皋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專等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鷸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資治通鑒》）。李密的狂妄自大，最終被李淵當作工具利用。
自我定位的另一個極端，是認識不到自己的優勢，一味自唾自棄，明知機遇已經降臨，還認為自己實力不足，不敢去做。這種錯誤常發生在那些創業初期屢遭挫折、頻受打擊的人身上。人的信心需要勝利來積累，尤其是艱苦的創業期，更需要勝利來支撐局面。一個本來很自信的人，失敗一次可能不認為是自身能力的問題，但是兩次、三次，以至多次失敗之後，就會低估自己的實際能力和力量。因此，若想創業成功，創業者遇到挫折和失敗，既不應自怨自艾，也不要怨天尤人，相反應自我查究和進行諮詢，找到失敗的原因和成功的要素。道理雖然簡單，真正做到的卻不多。殊不知，只要能做到這一點，一般就意味著成功。隋末李淵可謂典型。大業十三年五月，李淵、李世民父子兵伐長安，在霍邑遭遇到隋朝大將宋老生的頑強抵抗，久攻不下，又天降大雨。在這種情勢下，李淵認為自己的實力不足以攻克霍邑，進兵長安；竟然提出要退兵晉陽。其時的長安已經非常空虛。霍邑的宋老生雖是一員猛將，但是李淵的兵力並不少，民望也不低。李淵被一時的挫折蒙蔽了。而李世民則對敵我力量的對比看的很透徹，認為：當前糧食都成熟了，不缺乏糧草；且宋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只顧守著洛口倉的糧食，根本沒有遠大的戰略。劉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先前我們起兵反隋乃是為了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現在應該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天遇到小敵，就遽然班師，恐怕那些跟隨我們的人會立即解體，還守太原孤城之地為賊，又怎能保全自身。”（《資治通鑒》）隨後的勢態發展證明，李世民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李淵在歷史上被稱為“奉聖子起兵”，即依靠英明的兒子起兵，是不虛的。
現代管理中，特別是企業在始創階段，對自身力量的正確估計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對整體態勢的把握，對己方和對手力量有一個正確的估計是制定正確戰略的必要條件，而正確的戰略則是指導創業團隊的綱領。綱領對了頭，才有可能在強手如林的競爭中佔據一席之地。一般而言，高估自己的力量，利令智昏，容易造成樹敵過多，實際上壓縮、甚至喪失了自己的生存空間；而低估自己的力量，自暴自棄，則容易丟掉已經到手的機遇。特別是那些起步不久的企業，由於自己的品牌和實力還沒有被熟悉和接受，所以推廣過程很艱難，也較容易遭到挫折，甚至失敗。這時，保持自信、自我提氣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
一、把握整體態勢：知“天時、地利、人和”
中國歷史上，每一個開基皇帝所面對的第一個圖景基本都是天下大亂、民不聊生。挑戰原有統治秩序的反叛力量，如同激流破堤，蜂擁而起的起義軍和擁兵自重的地方軍閥征戰不迭。這一圖景的最明顯特徵就是：“亂”。亂則生變，亂給那些胸懷抱負、野心勃勃的人提供了機會；亂給那些不安於現狀，力圖改變自己地位的人提供了舞臺。在一個已經穩定成長的時代，各種秩序已經建立，即使胸懷天下也很難有機會施展。所謂亂世出英雄，有心創業的人身處亂世之中，俟機尋找自己創業的道路。這就是“時勢造英雄”。但是，身處亂世中的人何止百萬，為什麼只有少數的幾位能夠因時而變、順勢而生，躋身于英雄之列，獲得最終的勝利呢？這些成功的創業人，不僅實現了自己的抱負，也改變了歷史，這就是“英雄創造了歷史”。
置身於亂世之中的開基者，尤其需要把天下大勢了然於胸，深知“天時、地利、人和”。知“天時”，就是要明白歷史發展的規律，看透局勢發展的大方向；知“地利”，就是要對其時的環境有所瞭解，對各地的民俗有所瞭解；知“人和”，就是要知道人們需要什麼、厭惡什麼，知道民心向背。對於身處現代社會的創業者，也同樣繞不過這幾點。說白了，這個工作就是創辦企業或啟動事業的前期理論準備和市場調查摸底。成功的創業者不僅要吃透一時一地的“天下大勢”，戰略地思考，果敢地決策；對整體局勢的發展也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能僅滿足于一時的增長、局部的領先。因為，“亂世”也有一個不斷發展、演變的過程，創業者對亂世的把握需要隨著亂世的變化而不斷更定。
西漢開國皇帝劉邦，在押解一批囚犯到驪山的途中，由於天下大雨，道路泥濘，誤了日期，劉邦就把這些囚犯放了，率領他們佔據芒碭山。對於劉邦而言，這是改變他一生的決定。他之所以敢這麼做，是因為劉邦明白秦朝的統治過於殘酷，必將導致天下大亂，自取滅亡。如果劉邦的這個例子不夠清晰，再看唐高祖李淵和太宗李世民父子起兵反隋的決定。起兵前夕，李世民對李淵說：“現在皇上昏聵，百姓困窮，晉陽城外都是戰場，大人若還抱殘守缺，那麼下面有盜賊，朝廷有嚴刑，自己很快就會被滅掉。在當前形勢下，不如順應民心，興義兵，把禍害轉為福氣，這正是上天給我們的好機會啊”（《資治通鑒》）。李世民不僅吃透了當時的民心向背，更是把握了局勢發展的大方向。宋太祖趙匡胤敢於在離國都六十裡的陳橋驛發動兵變奪取後周的江山，也是知道自己的舉動是“順天應民”，決不是莽撞之舉。
當然，創業者決定起事，並沒有這麼簡單。要知道古時舉兵起事，遠比現在的投資創業風險高。如果對當時的整體態勢沒有把握，信心和決心是很難確定的。當然，險還是要冒的；這類似賭博，但遠比賭博危險和困難。明太祖朱元璋在皇覺寺當和尚期間，曾經做過三年的 “游方僧”（外出化緣、討飯的和尚）。這期間雖然很辛苦，用他自己的話說“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徜徉。西風鶴唳，俄淅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禦制皇陵碑》）但正是在這一段悲風淒雨的遊歷過程中，朱元璋熟識了腳下這片土地的河流、山脈、地理，尤其是人情、風物，他擴展了眼界，見了世面，豐富了社會知識。更為重要的是，接觸到當時西系紅巾軍領袖彭瑩玉的一些弟子，開始瞭解天下大勢。回到皇覺寺後的一天，參加了郭子興紅巾軍的湯和（朱元璋的兒時夥伴）給朱元璋來了一封信，力勸他加入紅巾軍。對於朱元璋來說，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當然，後來他還是決定去參軍，他的創業路由此開始。其實，對於謀求創業的人們來說，最終的決定還是來自對整體態勢的把握。
如果對整體態勢不清不明，即使起事也只是隨波逐流，事業不會有大的起色。三國時期，劉備在涿郡起兵之後，雖然有關羽、張飛的輔佐，但其時他對局勢發展並沒有準確的把握。只能是帶著關羽、張飛先投公孫瓚，後投曹操、袁紹，又轉投劉表，甚至還委身于草莽呂布手下。按照司馬徽的說法，是因為劉備沒有高人相助。當他三顧茅廬，諸葛亮的隆中對，為劉備深入分析了天下大勢及發展趨勢。劉備得到諸葛亮，獲得曠世奇才是一；最重要的還是通過諸葛亮與曹魏、孫吳並庭抗禮，佔據了“人和”。這是劉備成功創業的關鍵。明朝末年，闖王李自成起於寒微，耗盡時力，才打下了北京城。但是他沒有準確把握當時局勢的發展，沒把山海關守將吳三桂和對中原虎視眈眈的後金當回事，最終導致兵敗九宮山，殺身成仁。可見疏忽局勢發展，即使取得了一時成就，也將導致全域的失敗。
不能準確估計局勢，只憑匹夫之勇的創業者還有唐朝末年的黃巢起義軍。黃巢在起兵之後，短短幾年時間就攫取了唐朝大部分土地，但是，頭領黃巢缺乏天下一局的觀念，沒認真考慮當時唐王朝的殘存勢力和歷史發展的大趨勢，最終只能被史家稱作“流寇”。流寇就是創業失敗。西楚霸王項羽也缺乏對歷史發展趨勢的深入認知。項羽在自稱霸王之後，並沒有及時總結六國滅亡的教訓，仍然自恃勇力，分封諸王，大搞已經被歷史拋棄的封建制。他不明白，秦始皇及秦二世之所以遭人怨恨，不在於天下一統與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而在於法令繁苛與濫用民力。平民所要求的不是倒扳時針，而是生活上的安定與和平。如果在統一之下，可以獲得自由與安寧，人們怎會懷念以前的封建和戰爭頻仍的戰國七雄時代。劉邦比項羽高明的地方就在於此。說一句題外話，劉邦也沒有徹底摒棄封建制，而是採用封建與郡縣並行，結果一樣爆發了七國之亂。這不能不說是疏於把握大勢所導致的、本可以避免的後果。
二、準確定位自我：“知己知彼”
正確把握了整體態勢，明瞭“天時、地利、人和”，舉起了創業的大旗之後，還必須對自己的長處和短處以及自己在整個格局中的地位有個準確的定位。這其實就是要求創業者“知己知彼”，俗語說就是“知道自己能吃幾碗乾飯”。
定位自我，最易犯的錯誤就是自高自大，過分估計自己的力量。俗話說得好，“沒有金剛鑽，不攬瓷器活”。犯這個錯誤的主要原因，乃是被一時的勝利沖昏了頭腦。剛剛闖天下的人，一般不會犯這類錯誤，因為這時他們的周邊多是已經有些成就的對手。但是，一旦取得了幾個勝利，自信心就可能膨脹，開始認為自己無所不能。隋朝末年，亂局伊始，反隋而起的各路大軍中，瓦崗軍並不出眾。李密上山后擴充了隊伍，進兵滎陽，大敗隋朝名將張須陀（唐朝開過大將秦瓊秦叔寶，就是張須陀的手下猛將，此役戰敗後投降了瓦崗軍）。讓李密自認為瓦崗軍已經天下無敵，是發生在大業十三年（西元617年）奪取洛口倉之戰。瓦崗軍此役威震東都洛陽，天下振動。隨著節節勝利，李密逐漸地自負、膨脹，這表現為：第一，在強敵如林中稱帝，等於把自己放到火上烤，成為各路起義軍攻擊的靶子。第二，打算依靠自己的威名做反隋的盟主。他致書李淵“以天下為己任，屢有大言”，並打算讓李淵帶頭，會盟諸侯，推舉李密為盟主。李淵得書，笑著說：李密狂妄自大，我在關中還有很多事情沒有辦完，如果拒絕，就會成為敵人；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皋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專等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鷸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資治通鑒》）。李密的狂妄自大，最終被李淵當作工具利用。
自我定位的另一個極端，是認識不到自己的優勢，一味自唾自棄，明知機遇已經降臨，還認為自己實力不足，不敢去做。這種錯誤常發生在那些創業初期屢遭挫折、頻受打擊的人身上。人的信心需要勝利來積累，尤其是艱苦的創業期，更需要勝利來支撐局面。一個本來很自信的人，失敗一次可能不認為是自身能力的問題，但是兩次、三次，以至多次失敗之後，就會低估自己的實際能力和力量。因此，若想創業成功，創業者遇到挫折和失敗，既不應自怨自艾，也不要怨天尤人，相反應自我查究和進行諮詢，找到失敗的原因和成功的要素。道理雖然簡單，真正做到的卻不多。殊不知，只要能做到這一點，一般就意味著成功。隋末李淵可謂典型。大業十三年五月，李淵、李世民父子兵伐長安，在霍邑遭遇到隋朝大將宋老生的頑強抵抗，久攻不下，又天降大雨。在這種情勢下，李淵認為自己的實力不足以攻克霍邑，進兵長安；竟然提出要退兵晉陽。其時的長安已經非常空虛。霍邑的宋老生雖是一員猛將，但是李淵的兵力並不少，民望也不低。李淵被一時的挫折蒙蔽了。而李世民則對敵我力量的對比看的很透徹，認為：當前糧食都成熟了，不缺乏糧草；且宋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只顧守著洛口倉的糧食，根本沒有遠大的戰略。劉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先前我們起兵反隋乃是為了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現在應該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天遇到小敵，就遽然班師，恐怕那些跟隨我們的人會立即解體，還守太原孤城之地為賊，又怎能保全自身。”（《資治通鑒》）隨後的勢態發展證明，李世民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李淵在歷史上被稱為“奉聖子起兵”，即依靠英明的兒子起兵，是不虛的。
現代管理中，特別是企業在始創階段，對自身力量的正確估計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對整體態勢的把握，對己方和對手力量有一個正確的估計是制定正確戰略的必要條件，而正確的戰略則是指導創業團隊的綱領。綱領對了頭，才有可能在強手如林的競爭中佔據一席之地。一般而言，高估自己的力量，利令智昏，容易造成樹敵過多，實際上壓縮、甚至喪失了自己的生存空間；而低估自己的力量，自暴自棄，則容易丟掉已經到手的機遇。特別是那些起步不久的企業，由於自己的品牌和實力還沒有被熟悉和接受，所以推廣過程很艱難，也較容易遭到挫折，甚至失敗。這時，保持自信、自我提氣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
第二節創業領袖：企劃能力與人格魅力
一、企劃能力：豎起開基創業的旗幟
“勵志照亮人生，創業改變命運”這句話，隨著央視欄目“贏在中國”的熱播而廣為周知。這句話對創業的描述非常形象生動，也很鼓舞人。欄目程式的設計基本是循著創業的實際歷程：首先觀察選手對創業形勢的把握和對自我的定位；再就是審視選手的創業戰略，其實就是考察選手的企劃能力。對形勢把握的好，自我定位的准，提出的創業設想就較為切合實際；企劃能力較強，提出的創業戰略就具備說服力，帶有煽動性。因為，戰略在創業階段實際上起著旗幟的作用，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就是力量，尤其在實力不太強的起步階段，毫不誇張地說，旗幟就是一切。因此，創業的第二步，就是為創業制定指導方針，為開基奠定理論基礎。
制定正確的戰略，前提條件是知“天時、地利、人和”和“知己知彼”。從中國古代皇帝創業歷程中總結出來的這些經驗，與現代西方管理學的觀點可謂不謀而合。現代管理中戰略制定之前的“SWOT”（即：優勢和劣勢、機遇和威脅）分析，實際就是“知己知彼”的洋名。“知己知彼”為制定正確的戰略方針提供了前提。實際上，分析整體態勢和敵我力量對比與正確制定戰略是一體的，我們將其分為兩個步驟，不過是為了分析上的方便。劉備在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后，隆中對就是一個分析整體態勢、準確定位自我，並為開基制定戰略的有機體。當時北有曹操占“天時”，挾天子以令諸侯；東有孫權占“地利”，依靠長江之險；而西川劉璋暗弱，不是一個守成之主。諸葛亮給劉備的總戰略是佔據荊州，西進西川，北讓曹操，東聯孫權，成三足鼎立之勢，以圖匡複漢室。劉備堅持這個戰略取得了創業成功；後期為給關羽報仇，放棄聯吳制曹戰略，直接導致蜀漢一蹶不振，就可見戰略管理的重要作用。
所謂戰略，就是為指導組織達成目標，而採取的一系列決策和行動的總綱領。組織在創業階段，唯一目標就是建立自己的王國。確定了目標，就要有一個實現目標的總體計畫，這個總體計畫就是戰略。諸葛亮隆中對提出的“三分天下”就是指導劉備集團實現目標的總戰略。漢高祖劉邦接受張良的建議，西避漢中，積蓄力量，以待反擊，就是劉邦集團這一時期的總戰略。明太祖朱元璋接受朱升建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就是朱元璋集團的行動戰略。這些都是成功的戰略。當然也有失敗的例子，一如前面提到的隋末李密的“反隋盟主”戰略，非但不如己願，反而丟了性命。一個失敗的戰略，根子在於對天下大勢和敵我力量的錯誤判斷。所謂“違天不祥”，意思就是誤判局勢，進而戰略錯誤，終致失敗。
戰略對於創業的重要性極為明瞭。首先，戰略為組織成員提供了明確的前進方向和實現目標的明確路線。如果沒有一個明確的戰略，可能導致組織內部相互衝突的目標和相互矛盾的行動。其次，戰略使得組織成為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有機體。在正確戰略的指導下，組織內部遵循共同的原則行動，將形成“1+1＞2”的合力效應。因戰略正確而取得勝利的帝王不勝枚舉。劉備在邀請諸葛亮之前，由於沒有正確的戰略，行動總體上是無規則的運動，總也找不到適合自己的道路。諸葛亮提出“三分天下”後，劉備集團立刻就體現了高效的戰鬥力和強大的生命力。戰略對頭，所有的困難都不構成障礙；戰略不對頭，所有的困難都將是不可逾越的鴻溝，甚至原本是自己的優勢也會變成劣勢。
用經濟學的話來說，就是要在約束條件下，成本最小的那條路徑就是組織應該遵循的戰略。需要指出的是，此處的成本是實現目標的總成本。有的戰略可能看似多走了彎路，但卻是總成本最小的戰略。發現和制定這樣的戰略，已經不是一個可以分析的問題，它需要智慧。與科學相較，它更是一門藝術。宋太祖趙匡胤制定統一全國的戰略，堪稱為經典之作。在趙匡胤之前，後周世宗柴榮就有統一全國的打算，並付諸了行動。周世宗柴榮本人非常勇敢，對待百姓也尚屬“仁德之君”，但是由於他的戰略不對頭，最終還是沒有實現。宋太祖趙匡胤吸取了周世宗的教訓，採用了“先南後北”的戰略方針，即先取富庶的江南，等實力強大了再消滅北漢，與遼國爭鋒。趙匡胤認為在實力不夠強大的情況下，倒不如留下北漢，讓他充當北方的屏障，等自己強大了再逐一攻取。這個戰略的高明之處就在於：先平定南方，以南方的物資財富為基礎，解決國家財政匱乏的問題；同時避免與遼國直接為敵，以積蓄力量，等待時機。事實證明，這一戰略是極為明智的。當時，遼國正處於上升階段，生機勃勃，如果一開始就與遼國為敵，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後果不堪設想。
二、動態戰略管理：隨風飄揚的旗幟
戰略不是一個靜態的東西。戰略首先是一個過程，正確的戰略不是一勞永逸的戰略。戰略需要隨著整體態勢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在天下大勢、敵我力量對比發生質的變化時，指導行動的戰略也需要隨之變化。這在現代管理意義上稱作“動態戰略管理”。其實，將戰略理解為一個過程可能會更準確。從更抽象的意義上講，戰略是一個規則，在這個規則指導之下，創業者及時調整行動的階段性目標和行動綱領，以求最大限度的打擊敵人和發展自身。
動態戰略管理最充分的運用于古代皇帝開基打天下的過程中。秦末楚漢相爭的開始階段，項羽佔有絕對優勢，是名副其實的“霸王”。這是因為在起事之初，項羽準確把握當時局勢，有效利用自己的身份和社會資本，再加上他勇猛過人，所以命運之神垂青於他。但是天下大勢不斷發展，項羽的戰略思維卻沒有隨著局勢變化而調整，仍舊停留在過去。取得一些勝利後，項羽更是得意忘形，自立為西楚霸王不說，還以霸王的身份封了十八家王，然後不思進取，自高自大，認為天下他一人說了算。而劉邦集團善於在局勢的變動中發現最優戰略，不斷調整行動。劉邦被封為漢王后，非常不滿，認為這違反了楚懷王“先入關中者王之”的約定，所以想馬上攻打項羽。但是劉邦集團中的蕭何等人認為，現在劉邦的力量遠不及項羽，不如暫時委曲求全接受漢王封號，治理好巴蜀、漢中，然後以此為根據地，再伺機攻打項羽。劉邦接受了這個戰略，且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以待時機。隨著局勢變化，劉邦逐漸強大，項羽則不斷衰落。如果這時劉邦集團不及時調整戰略，仍然留在關中，可能其他諸侯會抓住這個機會，劉邦也就不會成為後來的漢高祖了。劉邦捕捉到局勢變化帶來的機會，並有效利用了這個機會。西元205年三月，劉邦留下蕭何治理關中，趁項羽的主力部隊正在*七國叛亂之機，親自帶領人馬，率主力出關東下，展開了歷時四年的楚漢戰爭。
西元1357年，朱元璋集團打下徽州後，儒士朱升為朱元璋提出了“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韜晦之計。但是，隨著局勢的發展變化，朱元璋集團面臨圍攻。而經過幾年的韜光養晦，自己的力量也有了增長。此時，要想保全自己，戰略方針就需要及時做出調整，需要以攻為守。因此，朱元璋集團及時改變戰略，集中優勢兵力，首先解決來自西面的勁敵陳友諒。
戰略作為指導和協調整個組織行動的指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一個組織領袖在戰略制定的過程中，既需要發揚*、群策群力，還需要英明果斷，只要認准了，就要堅持下去。仔細分析開基皇帝戰略制定的過程可以發現，充分吸納各方面人士的建議是事業成功的一個普遍規律。一如劉邦集團，劉邦本人並沒有多少高明的見解，但是劉邦能夠及時、虛心接受謀士蕭何、張良的建議，並果斷地做出決策，直到集團行動取得勝利。宋太祖趙匡胤定下的“北守南攻”戰略，經過了相當長時間的盤算。大臣張永德首先提出不可直接攻擊北漢，而要首先破壞北漢和遼的關係。趙匡胤對此表示贊同，但還沒有下定決心。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宋太祖苦思用兵方略，難以入睡，便約了皇弟趙光義深夜去扣宰相趙普的大門。趙普吃驚，問太祖“夜深極寒，陛下為何出來？”太祖回答道“一榻之外，皆他人地，怎能睡得安穩？”接著太祖提出首先攻擊北漢統一天下。趙普反駁認為應首先平定南方，而後攻擊北漢和遼國。太祖笑著說“這正是我的意思，剛才只不過試探你而已”。這個過程體現有三，即制定戰略第一要領導者深思熟慮，第二要多方聽取意見，當然，最後還要領袖果斷拍板決定。
三、謀略不是科學是藝術
戰略是創業集團實現目標的總綱領，而要將戰略付諸實施，還需把戰略綱領可操作化，就是謀略。謀略是實施戰略綱領的具體辦法。從管理層次上講，謀略要比戰略低一個層次，它是具有現實可行性與可操作性的辦法。只有戰略而沒有可操作的謀略，戰略的執行性就大打折扣，甚至僅是一個空想。當然沒有正確的、切合實際的戰略，謀略也只是沒有明確目標和正確指引的謀略，也不會取得成功。縱觀開國皇帝的創業歷程，成功的君主無不是謀略高手。創業階段，謀略要緊緊圍繞實現創業的總目標，在總戰略的指引下解決創業遇到的具體問題。
謀略的核心特徵是權謀與機變，用通俗的語言來講，就是能夠隨機應變，仔細地分析具體問題，給出行之有效的辦法。漢高祖五年（西元前202年）十月，劉邦在陽夏追擊項羽，並派人約韓信、彭越前來會師，共擊項羽。但是韓信和彭越卻故意誤期不到，致使劉邦在固陵孤軍作戰，打了敗仗。劉邦集團這個時期的總戰略是出重兵徹底擊敗項羽。但是，這個總戰略遇到了集團內部的分裂危險。如何解決呢？這就要看謀略的效用了。劉邦問張良，韓信和彭越為什麼不聽從調遣？張良估計他們用兵不進是為了索要封地。此時的韓信已經佔領了齊地，手下謀士勸韓信自立為王。韓信派使者到劉邦那裡，提出如果要安頓、治理好齊地，需要給韓信更高的權力，因此韓信請求劉邦封他為“假齊王”。劉邦非常生氣，認為韓信是要脫離漢朝自立，“假齊王”只是掩人耳目而已。劉邦剛要發作，張良在桌子底下踢了劉邦一腳，劉邦恍然大悟，立即順勢道“大丈夫做王就要做真齊王，要假王幹什麼”，並馬上封韓信為齊王。事實證明，劉邦的這個謀略是正確的、成功的。如果劉邦不這樣做，而是與韓信翻臉，那麼韓信很有可能自立為王，甚至反過頭來攻擊劉邦，以當時韓信的實力，與劉邦、項羽三分天下不是沒有可能，更何況當時項羽也已經在規勸韓信自立。張良的桌下一腳，踢下西漢二百多年的江山。
宋太祖趙匡胤陳橋驛黃袍加身，奪了周世宗的天下，當然首先應該歸於趙匡胤兵變奪權的總戰略。但是，如何既奪權還控制首都局面，需要謀略得當。這個謀略主要是趙匡胤集團的核心人物趙普和趙光義（宋太宗）完成的。趙匡胤集團首先謊報軍情，說是契丹國派兵攻打後周，後周小皇帝只能派總管禁軍的殿前都檢點趙匡胤領兵出征。這實際上是將兵變地點挪出了環境複雜的京城。到達離京城只有六十裡地的陳橋驛，部隊停止了前進，趙普和趙光義私下策動兵士造反，並將早已準備好的黃袍披在了趙匡胤身上。這時的趙匡胤應該說是奪了權，完美無缺。但是，趙匡胤卻又抓住兵將擁戴他做皇帝的時機，約法三章，規定回到京城後不得濫殺無辜。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在五代時期，兵士們破城之後的濫殺和搶劫是一大弊病。而對於如何約束將士並沒有很好的辦法。趙匡胤借助自己登基的機會，宣佈了紀律，非常成功。
遇到問題時，如何提出有效的解決辦法？這需要創業集團的集體智慧和領袖的權謀能力。考慮辦法時，不能僅限於原有的經驗，要有發散性思維。與對手比誰看得遠、想得深。朱元璋集團打下惠州、渡過長江後，糧食不足。雖然有“廣積糧”的戰略，但是如何“積糧”呢？當時的各路起義軍都普遍使用“捎糧”，即搶糧的辦法。朱元璋在開始時也採取這種辦法，並發佈軍令“凡入敵境，聽從捎糧。若攻城而彼抗拒，任將士檢括，聽為己物。”（《國初事蹟》）。“檢括”的意思就是抄掠，不過還要重一些，嚴重到一搶而光，不留一點的地步。朱元璋的手下大將胡大海和常遇春先後指出“捎糧”的做法太過殘酷，老百姓受不了，也不是經久之計。朱元璋和他的幕僚想到了古代屯田的例子。龍鳳四年，朱元璋任命元帥康茂才為都水營田使，負責興修水利，屯田養兵。屯田才一年，倉庫就滿了。龍鳳五年五月，朱元璋下令禁止所屬各州縣再徵收糧食，這一道命令受到了農民的衷心擁護，也成就了後起的朱元璋。
四、人格魅力：紅纓槍不如吸鐵石
創業的過程是一個由弱到強、不斷戰勝對手，直到取得最終勝利的過程。這個過程動盪不安、各派人馬往來廝殺。既與打下天下後，力圖穩固統治的成長階段不同，也與國力旺盛、天下太平的盛世不同。創業過程面臨的敵人在力量上一般都與自己差不多，有時自己還處於絕對劣勢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未來能否取得勝利，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信心的。而且，在創業過程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先天的擁有控制他人的權力；要想組成一個富有戰鬥力的團隊，團隊內部成員的秩序又是必不可少的。殘酷的競爭環境和複雜的鬥爭形式，需要創業團隊有超過對手的智慧和戰鬥力。這首先需要創業團隊內部團結、富有生機和活力、具有超強戰鬥力。在這個創業團隊中，領導核心的確立是關鍵。領導核心必須是一個具有王者風範的領袖，而且事實證明，最後奪取了政權的開基者正是如此。換言之，沒有王者風範也根本笑不到最後。集團領袖的作用在打下天下以後，特別是在天下穩定、太平盛世的時期，並不那麼顯著。因為那時權威已經樹立，制度已經規範，社會比較穩定；具體原因將在後文另行分析。下面這個例子足以說明這一點。在明朝中後期，作為一國領袖的萬曆皇帝曾經有二十多年不上朝的經歷，明王朝雖然就此敗落，但整個王朝的運行所受的影響並不明顯。但是在創業階段，領袖的作用至關重要。創業團隊有了一個優秀的領袖，成功幾率相應也就較大。
一個創業團隊有了一個具有王者風範的領袖後，就能夠組織一個富有遠見卓識、能夠看透局勢、制定正確戰略的領導集體；有了這個領導集體，就能夠組織一個富有戰鬥力的創業集團。元末郭子興的紅巾軍集團在郭子興父子時，沒有多少驕人的業績，且內部矛盾重重。孫德崖、彭大、趙均用等人雖然也是紅巾軍，但並不聽從郭子興的號令，而且還不時攻擊郭子興。可以說，在郭子興父子的領導下，這個創業集團沒有成長潛力，沒有顯示出創業的激情，絕非一支績優股，反而逐漸淪為垃圾股。正是朱元璋的出現使這個團隊發生了質變。朱元璋不僅調和了集團內部的矛盾，還依靠自己的能力進一步擴大了隊伍和地盤。朱元璋建立威信的過程，除了有對時局的透徹把握，能夠制定正確的戰略外，主要還在於他能夠禮賢下士，根據團隊成員每一個人的特長安排任務，並能夠公平的處理內部矛盾。虹縣人胡大海智力過人，作戰勇敢，朱元璋立即任命他為先鋒官，一鼓攻克和州。自從朱元璋成為這個團隊的領袖後，這個創業團隊的業績直線上升，最終掃滅群雄，顛覆元朝，建立明朝。
兩漢交錯期間，綠林、赤眉起義反對王莽。起義軍雖然在開始取得了一些勝利，但是當王莽回過神來，組織大軍圍剿時，起義軍開始遇到危機。外部王莽的軍隊拼命圍剿，起義軍內部沒有一個擁有絕對權威的領袖，矛盾重重。義軍內部各派系鬥爭的結果是立軟弱無能的劉玄為帝（年號更始，即更始帝）。如果在太平盛世，像劉玄這樣的皇帝至少不是一個昏君，但是在創業階段，這樣一個軟弱無能的“皇帝”又怎能擔當領袖統帥群雄。西元22年，王莽派王邑、王尋率領四十二萬人馬，號稱百萬，圍困綠林軍的軍事重地昆陽，而守城的綠林軍只有*千人。在這改寫歷史的關鍵時刻，劉秀（後來的東漢開國皇帝漢光武帝）以冷靜的分析和遠見卓識，說服眾將守城待援，自己只率領十三騎出城調集援軍。援軍來到之後，劉秀率三千敢死隊偷渡昆水，衝擊王邑和王尋的大營。昆陽城中的綠林軍也沖出來與劉秀的援軍內外夾擊，終敗王邑和王尋。昆陽之戰，劉秀以自己的才能和勇敢，創造了兩萬打敗四十二萬的奇跡。
昆陽之戰使劉秀在綠林軍中的聲威大震，劉秀成為事實上的領袖。昆陽之戰也開啟了劉秀的帝王之路。在這場戰役中，劉秀嶄露頭角，盡情揮灑了他的“王者風範”，他所體現出來的膽量、見識、氣度和決策能力都是無人能及的。正因為如此，他才能號令群雄，成為創業集團的領袖。而這個創業集團也因為有了劉秀這個領袖才能所向披靡，最終創業成功。
縱觀中國古代皇帝的創業歷程，我們總能發現成功創業集團都有一個英明的領袖，和以這個領袖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劉邦集團領袖劉邦，核心領導層是被劉邦稱為“三傑”的蕭何、張良和韓信，其他重要成員有曹參、樊噲、周勃、英布、彭越等人；隋末李淵集團的實際領袖是李世民，其領導集體有劉文靜、裴寂、李靖、徐世績（隋唐演義中的徐茂功）、長孫無忌、房玄齡、秦瓊、程知節（程咬金）、殷開山、尉遲敬德等人；五代末年趙匡胤集團領袖趙匡胤，核心成員有趙光義、趙普，以及趙匡胤的“義社十兄弟”石守信、王審倚等人；元末朱元璋集團領袖朱元璋，核心人物有李善長、馮國用、劉基（劉伯溫）、徐達、胡大海、常遇春、湯和、鄧愈等人。
團隊領導者需要有人格魅力和王者風範。取天下之道，有“霸道”，有“人道”，但更要的是“王道”。“王”者，不向人施威而威自生，不向人發號施令，而別人甘心聽從，“王者”之氣，使他人心悅，眾人心服。在這樣的團隊中，大家不計較個人得失，一心只為團隊發展壯大。在現代，人們形容一個商界鉅子，常常說他建立了一個“帝國”。這也正說明了他的事業、為人、風範、舉止等都體現出一個強勢的王者風範。
一個創業團隊的成功需要一個領導集體和領導核心，而一個創業者要想取得成功也必須組建一個強有力的團隊。不依靠團隊的力量，只依靠自己的那點“智慧”，即使能夠制定正確的戰略，本人也是謀略過人，也不可能取得成功。更何況一個人即使渾身是鐵，最多能打幾顆釘呢？紅纓槍再無敵，也只是單槍匹馬。君不見縱使西楚霸王項羽力拔山兮，也終敗於沒有武功的劉邦，可見僅有匹夫之勇是難有擔當的。創業階段，好鋼鍛造的紅纓槍反而不如一塊吸鐵石，吸鐵石自身雖沒有過人的武功，卻能夠產生向心力和凝聚力，把各類英傑團聚到一起，終成正果。因此，創業過程中需要團隊作業，需要團隊力量。楚漢之爭中的項羽，號稱“霸王”，不可謂不勇；起事于“亡秦必楚”的氛圍中，不可謂沒有謀略，否則他不會成為各路諸侯的“霸主”。他的勇敢和膽識在巨鹿之戰中表現得非常明顯。他的手下也不是沒有謀臣武將。韓信不是曾經在項羽帳前做過小兵嗎？范增不也是文韜武略之人嗎？可惜項羽過於相信自己的力量，有韓信這樣的大將他棄之不用，有範增這樣的謀臣他聽而不聞。難怪劉邦在談到自己成功而項羽失敗的原因時說，項羽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不會用人，好不容易有個範增，他還不聽範增的計謀。項羽確實厲害，但偉大的是項羽的個性，而不是他的做法。他之所以失敗，並非由於命定。他的錯誤是只能發揮一己之智之力。用我們的話說，項羽失敗的最根本原因在於沒有組織起來一個富有戰鬥力的創業團隊，或許他根本沒這個意識，或許覺得根本沒這個必要吧。
把握天下大勢，知“天時、地利、人和”與“知己知彼”，創業的第一個步驟；制定正確的戰略，擁有足夠的謀略，確立一個領導核心，組成一個創業團隊，創業的第二個步驟。這兩個步驟，議論的成份多，如何做的成份少，基本上屬於“紙上談兵”，等於才開始動腳走路，漫漫征途剛開始。但是，我們不可以因為這兩個步驟是“務虛”而忽視它們。沒有這兩個步驟，創業的長征就是漫無目的、亦步亦趨；你可能很努力，可能很勤奮，也可能很有創意，但如果對天下大勢和敵我態勢判斷錯誤，很可能戰略錯誤；而在錯誤的戰略指引下，即使你有過人的謀略，你有一個人才濟濟的團隊，也可能會在漫漫征途中迷失方向；即使僥倖達到目的地，你也會多走彎路，困難重重。僅有這兩步永遠也創不了業，成功創業還需要第三步，還需要其他條件的支撐。
第三步關注的是什麼呢？關注的是行動力，是組織的效率，以及效率的支撐。我們可以發現歷史上，成功創業的皇帝關注三個因素：人才、制度和文化支持。人才是創業成功的源動力。與成長階段和盛世階段不同，創業階段尤其需要人才的支撐。成長階段和盛世階段，由於沒有*裸的、你死我活的敵我鬥爭，所以對待人才主要是“養起來”，不要讓人才成為皇朝統治的異己力量。而在創業階段，處在激烈的敵我鬥爭之中，必須多方面吸收人才為己所用。所謂“不拘一格降人才”，在創業階段，對人才的需求不是通過漫長的考試來選拔。因為每一個創業者都知道，沒有人才，一切都是空談。
一、企劃能力：豎起開基創業的旗幟
“勵志照亮人生，創業改變命運”這句話，隨著央視欄目“贏在中國”的熱播而廣為周知。這句話對創業的描述非常形象生動，也很鼓舞人。欄目程式的設計基本是循著創業的實際歷程：首先觀察選手對創業形勢的把握和對自我的定位；再就是審視選手的創業戰略，其實就是考察選手的企劃能力。對形勢把握的好，自我定位的准，提出的創業設想就較為切合實際；企劃能力較強，提出的創業戰略就具備說服力，帶有煽動性。因為，戰略在創業階段實際上起著旗幟的作用，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就是力量，尤其在實力不太強的起步階段，毫不誇張地說，旗幟就是一切。因此，創業的第二步，就是為創業制定指導方針，為開基奠定理論基礎。
制定正確的戰略，前提條件是知“天時、地利、人和”和“知己知彼”。從中國古代皇帝創業歷程中總結出來的這些經驗，與現代西方管理學的觀點可謂不謀而合。現代管理中戰略制定之前的“SWOT”（即：優勢和劣勢、機遇和威脅）分析，實際就是“知己知彼”的洋名。“知己知彼”為制定正確的戰略方針提供了前提。實際上，分析整體態勢和敵我力量對比與正確制定戰略是一體的，我們將其分為兩個步驟，不過是為了分析上的方便。劉備在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后，隆中對就是一個分析整體態勢、準確定位自我，並為開基制定戰略的有機體。當時北有曹操占“天時”，挾天子以令諸侯；東有孫權占“地利”，依靠長江之險；而西川劉璋暗弱，不是一個守成之主。諸葛亮給劉備的總戰略是佔據荊州，西進西川，北讓曹操，東聯孫權，成三足鼎立之勢，以圖匡複漢室。劉備堅持這個戰略取得了創業成功；後期為給關羽報仇，放棄聯吳制曹戰略，直接導致蜀漢一蹶不振，就可見戰略管理的重要作用。
所謂戰略，就是為指導組織達成目標，而採取的一系列決策和行動的總綱領。組織在創業階段，唯一目標就是建立自己的王國。確定了目標，就要有一個實現目標的總體計畫，這個總體計畫就是戰略。諸葛亮隆中對提出的“三分天下”就是指導劉備集團實現目標的總戰略。漢高祖劉邦接受張良的建議，西避漢中，積蓄力量，以待反擊，就是劉邦集團這一時期的總戰略。明太祖朱元璋接受朱升建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就是朱元璋集團的行動戰略。這些都是成功的戰略。當然也有失敗的例子，一如前面提到的隋末李密的“反隋盟主”戰略，非但不如己願，反而丟了性命。一個失敗的戰略，根子在於對天下大勢和敵我力量的錯誤判斷。所謂“違天不祥”，意思就是誤判局勢，進而戰略錯誤，終致失敗。
戰略對於創業的重要性極為明瞭。首先，戰略為組織成員提供了明確的前進方向和實現目標的明確路線。如果沒有一個明確的戰略，可能導致組織內部相互衝突的目標和相互矛盾的行動。其次，戰略使得組織成為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有機體。在正確戰略的指導下，組織內部遵循共同的原則行動，將形成“1+1＞2”的合力效應。因戰略正確而取得勝利的帝王不勝枚舉。劉備在邀請諸葛亮之前，由於沒有正確的戰略，行動總體上是無規則的運動，總也找不到適合自己的道路。諸葛亮提出“三分天下”後，劉備集團立刻就體現了高效的戰鬥力和強大的生命力。戰略對頭，所有的困難都不構成障礙；戰略不對頭，所有的困難都將是不可逾越的鴻溝，甚至原本是自己的優勢也會變成劣勢。
用經濟學的話來說，就是要在約束條件下，成本最小的那條路徑就是組織應該遵循的戰略。需要指出的是，此處的成本是實現目標的總成本。有的戰略可能看似多走了彎路，但卻是總成本最小的戰略。發現和制定這樣的戰略，已經不是一個可以分析的問題，它需要智慧。與科學相較，它更是一門藝術。宋太祖趙匡胤制定統一全國的戰略，堪稱為經典之作。在趙匡胤之前，後周世宗柴榮就有統一全國的打算，並付諸了行動。周世宗柴榮本人非常勇敢，對待百姓也尚屬“仁德之君”，但是由於他的戰略不對頭，最終還是沒有實現。宋太祖趙匡胤吸取了周世宗的教訓，採用了“先南後北”的戰略方針，即先取富庶的江南，等實力強大了再消滅北漢，與遼國爭鋒。趙匡胤認為在實力不夠強大的情況下，倒不如留下北漢，讓他充當北方的屏障，等自己強大了再逐一攻取。這個戰略的高明之處就在於：先平定南方，以南方的物資財富為基礎，解決國家財政匱乏的問題；同時避免與遼國直接為敵，以積蓄力量，等待時機。事實證明，這一戰略是極為明智的。當時，遼國正處於上升階段，生機勃勃，如果一開始就與遼國為敵，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後果不堪設想。
二、動態戰略管理：隨風飄揚的旗幟
戰略不是一個靜態的東西。戰略首先是一個過程，正確的戰略不是一勞永逸的戰略。戰略需要隨著整體態勢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在天下大勢、敵我力量對比發生質的變化時，指導行動的戰略也需要隨之變化。這在現代管理意義上稱作“動態戰略管理”。其實，將戰略理解為一個過程可能會更準確。從更抽象的意義上講，戰略是一個規則，在這個規則指導之下，創業者及時調整行動的階段性目標和行動綱領，以求最大限度的打擊敵人和發展自身。
動態戰略管理最充分的運用于古代皇帝開基打天下的過程中。秦末楚漢相爭的開始階段，項羽佔有絕對優勢，是名副其實的“霸王”。這是因為在起事之初，項羽準確把握當時局勢，有效利用自己的身份和社會資本，再加上他勇猛過人，所以命運之神垂青於他。但是天下大勢不斷發展，項羽的戰略思維卻沒有隨著局勢變化而調整，仍舊停留在過去。取得一些勝利後，項羽更是得意忘形，自立為西楚霸王不說，還以霸王的身份封了十八家王，然後不思進取，自高自大，認為天下他一人說了算。而劉邦集團善於在局勢的變動中發現最優戰略，不斷調整行動。劉邦被封為漢王后，非常不滿，認為這違反了楚懷王“先入關中者王之”的約定，所以想馬上攻打項羽。但是劉邦集團中的蕭何等人認為，現在劉邦的力量遠不及項羽，不如暫時委曲求全接受漢王封號，治理好巴蜀、漢中，然後以此為根據地，再伺機攻打項羽。劉邦接受了這個戰略，且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以待時機。隨著局勢變化，劉邦逐漸強大，項羽則不斷衰落。如果這時劉邦集團不及時調整戰略，仍然留在關中，可能其他諸侯會抓住這個機會，劉邦也就不會成為後來的漢高祖了。劉邦捕捉到局勢變化帶來的機會，並有效利用了這個機會。西元205年三月，劉邦留下蕭何治理關中，趁項羽的主力部隊正在*七國叛亂之機，親自帶領人馬，率主力出關東下，展開了歷時四年的楚漢戰爭。
西元1357年，朱元璋集團打下徽州後，儒士朱升為朱元璋提出了“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韜晦之計。但是，隨著局勢的發展變化，朱元璋集團面臨圍攻。而經過幾年的韜光養晦，自己的力量也有了增長。此時，要想保全自己，戰略方針就需要及時做出調整，需要以攻為守。因此，朱元璋集團及時改變戰略，集中優勢兵力，首先解決來自西面的勁敵陳友諒。
戰略作為指導和協調整個組織行動的指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一個組織領袖在戰略制定的過程中，既需要發揚*、群策群力，還需要英明果斷，只要認准了，就要堅持下去。仔細分析開基皇帝戰略制定的過程可以發現，充分吸納各方面人士的建議是事業成功的一個普遍規律。一如劉邦集團，劉邦本人並沒有多少高明的見解，但是劉邦能夠及時、虛心接受謀士蕭何、張良的建議，並果斷地做出決策，直到集團行動取得勝利。宋太祖趙匡胤定下的“北守南攻”戰略，經過了相當長時間的盤算。大臣張永德首先提出不可直接攻擊北漢，而要首先破壞北漢和遼的關係。趙匡胤對此表示贊同，但還沒有下定決心。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宋太祖苦思用兵方略，難以入睡，便約了皇弟趙光義深夜去扣宰相趙普的大門。趙普吃驚，問太祖“夜深極寒，陛下為何出來？”太祖回答道“一榻之外，皆他人地，怎能睡得安穩？”接著太祖提出首先攻擊北漢統一天下。趙普反駁認為應首先平定南方，而後攻擊北漢和遼國。太祖笑著說“這正是我的意思，剛才只不過試探你而已”。這個過程體現有三，即制定戰略第一要領導者深思熟慮，第二要多方聽取意見，當然，最後還要領袖果斷拍板決定。
三、謀略不是科學是藝術
戰略是創業集團實現目標的總綱領，而要將戰略付諸實施，還需把戰略綱領可操作化，就是謀略。謀略是實施戰略綱領的具體辦法。從管理層次上講，謀略要比戰略低一個層次，它是具有現實可行性與可操作性的辦法。只有戰略而沒有可操作的謀略，戰略的執行性就大打折扣，甚至僅是一個空想。當然沒有正確的、切合實際的戰略，謀略也只是沒有明確目標和正確指引的謀略，也不會取得成功。縱觀開國皇帝的創業歷程，成功的君主無不是謀略高手。創業階段，謀略要緊緊圍繞實現創業的總目標，在總戰略的指引下解決創業遇到的具體問題。
謀略的核心特徵是權謀與機變，用通俗的語言來講，就是能夠隨機應變，仔細地分析具體問題，給出行之有效的辦法。漢高祖五年（西元前202年）十月，劉邦在陽夏追擊項羽，並派人約韓信、彭越前來會師，共擊項羽。但是韓信和彭越卻故意誤期不到，致使劉邦在固陵孤軍作戰，打了敗仗。劉邦集團這個時期的總戰略是出重兵徹底擊敗項羽。但是，這個總戰略遇到了集團內部的分裂危險。如何解決呢？這就要看謀略的效用了。劉邦問張良，韓信和彭越為什麼不聽從調遣？張良估計他們用兵不進是為了索要封地。此時的韓信已經佔領了齊地，手下謀士勸韓信自立為王。韓信派使者到劉邦那裡，提出如果要安頓、治理好齊地，需要給韓信更高的權力，因此韓信請求劉邦封他為“假齊王”。劉邦非常生氣，認為韓信是要脫離漢朝自立，“假齊王”只是掩人耳目而已。劉邦剛要發作，張良在桌子底下踢了劉邦一腳，劉邦恍然大悟，立即順勢道“大丈夫做王就要做真齊王，要假王幹什麼”，並馬上封韓信為齊王。事實證明，劉邦的這個謀略是正確的、成功的。如果劉邦不這樣做，而是與韓信翻臉，那麼韓信很有可能自立為王，甚至反過頭來攻擊劉邦，以當時韓信的實力，與劉邦、項羽三分天下不是沒有可能，更何況當時項羽也已經在規勸韓信自立。張良的桌下一腳，踢下西漢二百多年的江山。
宋太祖趙匡胤陳橋驛黃袍加身，奪了周世宗的天下，當然首先應該歸於趙匡胤兵變奪權的總戰略。但是，如何既奪權還控制首都局面，需要謀略得當。這個謀略主要是趙匡胤集團的核心人物趙普和趙光義（宋太宗）完成的。趙匡胤集團首先謊報軍情，說是契丹國派兵攻打後周，後周小皇帝只能派總管禁軍的殿前都檢點趙匡胤領兵出征。這實際上是將兵變地點挪出了環境複雜的京城。到達離京城只有六十裡地的陳橋驛，部隊停止了前進，趙普和趙光義私下策動兵士造反，並將早已準備好的黃袍披在了趙匡胤身上。這時的趙匡胤應該說是奪了權，完美無缺。但是，趙匡胤卻又抓住兵將擁戴他做皇帝的時機，約法三章，規定回到京城後不得濫殺無辜。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在五代時期，兵士們破城之後的濫殺和搶劫是一大弊病。而對於如何約束將士並沒有很好的辦法。趙匡胤借助自己登基的機會，宣佈了紀律，非常成功。
遇到問題時，如何提出有效的解決辦法？這需要創業集團的集體智慧和領袖的權謀能力。考慮辦法時，不能僅限於原有的經驗，要有發散性思維。與對手比誰看得遠、想得深。朱元璋集團打下惠州、渡過長江後，糧食不足。雖然有“廣積糧”的戰略，但是如何“積糧”呢？當時的各路起義軍都普遍使用“捎糧”，即搶糧的辦法。朱元璋在開始時也採取這種辦法，並發佈軍令“凡入敵境，聽從捎糧。若攻城而彼抗拒，任將士檢括，聽為己物。”（《國初事蹟》）。“檢括”的意思就是抄掠，不過還要重一些，嚴重到一搶而光，不留一點的地步。朱元璋的手下大將胡大海和常遇春先後指出“捎糧”的做法太過殘酷，老百姓受不了，也不是經久之計。朱元璋和他的幕僚想到了古代屯田的例子。龍鳳四年，朱元璋任命元帥康茂才為都水營田使，負責興修水利，屯田養兵。屯田才一年，倉庫就滿了。龍鳳五年五月，朱元璋下令禁止所屬各州縣再徵收糧食，這一道命令受到了農民的衷心擁護，也成就了後起的朱元璋。
四、人格魅力：紅纓槍不如吸鐵石
創業的過程是一個由弱到強、不斷戰勝對手，直到取得最終勝利的過程。這個過程動盪不安、各派人馬往來廝殺。既與打下天下後，力圖穩固統治的成長階段不同，也與國力旺盛、天下太平的盛世不同。創業過程面臨的敵人在力量上一般都與自己差不多，有時自己還處於絕對劣勢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未來能否取得勝利，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信心的。而且，在創業過程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先天的擁有控制他人的權力；要想組成一個富有戰鬥力的團隊，團隊內部成員的秩序又是必不可少的。殘酷的競爭環境和複雜的鬥爭形式，需要創業團隊有超過對手的智慧和戰鬥力。這首先需要創業團隊內部團結、富有生機和活力、具有超強戰鬥力。在這個創業團隊中，領導核心的確立是關鍵。領導核心必須是一個具有王者風範的領袖，而且事實證明，最後奪取了政權的開基者正是如此。換言之，沒有王者風範也根本笑不到最後。集團領袖的作用在打下天下以後，特別是在天下穩定、太平盛世的時期，並不那麼顯著。因為那時權威已經樹立，制度已經規範，社會比較穩定；具體原因將在後文另行分析。下面這個例子足以說明這一點。在明朝中後期，作為一國領袖的萬曆皇帝曾經有二十多年不上朝的經歷，明王朝雖然就此敗落，但整個王朝的運行所受的影響並不明顯。但是在創業階段，領袖的作用至關重要。創業團隊有了一個優秀的領袖，成功幾率相應也就較大。
一個創業團隊有了一個具有王者風範的領袖後，就能夠組織一個富有遠見卓識、能夠看透局勢、制定正確戰略的領導集體；有了這個領導集體，就能夠組織一個富有戰鬥力的創業集團。元末郭子興的紅巾軍集團在郭子興父子時，沒有多少驕人的業績，且內部矛盾重重。孫德崖、彭大、趙均用等人雖然也是紅巾軍，但並不聽從郭子興的號令，而且還不時攻擊郭子興。可以說，在郭子興父子的領導下，這個創業集團沒有成長潛力，沒有顯示出創業的激情，絕非一支績優股，反而逐漸淪為垃圾股。正是朱元璋的出現使這個團隊發生了質變。朱元璋不僅調和了集團內部的矛盾，還依靠自己的能力進一步擴大了隊伍和地盤。朱元璋建立威信的過程，除了有對時局的透徹把握，能夠制定正確的戰略外，主要還在於他能夠禮賢下士，根據團隊成員每一個人的特長安排任務，並能夠公平的處理內部矛盾。虹縣人胡大海智力過人，作戰勇敢，朱元璋立即任命他為先鋒官，一鼓攻克和州。自從朱元璋成為這個團隊的領袖後，這個創業團隊的業績直線上升，最終掃滅群雄，顛覆元朝，建立明朝。
兩漢交錯期間，綠林、赤眉起義反對王莽。起義軍雖然在開始取得了一些勝利，但是當王莽回過神來，組織大軍圍剿時，起義軍開始遇到危機。外部王莽的軍隊拼命圍剿，起義軍內部沒有一個擁有絕對權威的領袖，矛盾重重。義軍內部各派系鬥爭的結果是立軟弱無能的劉玄為帝（年號更始，即更始帝）。如果在太平盛世，像劉玄這樣的皇帝至少不是一個昏君，但是在創業階段，這樣一個軟弱無能的“皇帝”又怎能擔當領袖統帥群雄。西元22年，王莽派王邑、王尋率領四十二萬人馬，號稱百萬，圍困綠林軍的軍事重地昆陽，而守城的綠林軍只有*千人。在這改寫歷史的關鍵時刻，劉秀（後來的東漢開國皇帝漢光武帝）以冷靜的分析和遠見卓識，說服眾將守城待援，自己只率領十三騎出城調集援軍。援軍來到之後，劉秀率三千敢死隊偷渡昆水，衝擊王邑和王尋的大營。昆陽城中的綠林軍也沖出來與劉秀的援軍內外夾擊，終敗王邑和王尋。昆陽之戰，劉秀以自己的才能和勇敢，創造了兩萬打敗四十二萬的奇跡。
昆陽之戰使劉秀在綠林軍中的聲威大震，劉秀成為事實上的領袖。昆陽之戰也開啟了劉秀的帝王之路。在這場戰役中，劉秀嶄露頭角，盡情揮灑了他的“王者風範”，他所體現出來的膽量、見識、氣度和決策能力都是無人能及的。正因為如此，他才能號令群雄，成為創業集團的領袖。而這個創業集團也因為有了劉秀這個領袖才能所向披靡，最終創業成功。
縱觀中國古代皇帝的創業歷程，我們總能發現成功創業集團都有一個英明的領袖，和以這個領袖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劉邦集團領袖劉邦，核心領導層是被劉邦稱為“三傑”的蕭何、張良和韓信，其他重要成員有曹參、樊噲、周勃、英布、彭越等人；隋末李淵集團的實際領袖是李世民，其領導集體有劉文靜、裴寂、李靖、徐世績（隋唐演義中的徐茂功）、長孫無忌、房玄齡、秦瓊、程知節（程咬金）、殷開山、尉遲敬德等人；五代末年趙匡胤集團領袖趙匡胤，核心成員有趙光義、趙普，以及趙匡胤的“義社十兄弟”石守信、王審倚等人；元末朱元璋集團領袖朱元璋，核心人物有李善長、馮國用、劉基（劉伯溫）、徐達、胡大海、常遇春、湯和、鄧愈等人。
團隊領導者需要有人格魅力和王者風範。取天下之道，有“霸道”，有“人道”，但更要的是“王道”。“王”者，不向人施威而威自生，不向人發號施令，而別人甘心聽從，“王者”之氣，使他人心悅，眾人心服。在這樣的團隊中，大家不計較個人得失，一心只為團隊發展壯大。在現代，人們形容一個商界鉅子，常常說他建立了一個“帝國”。這也正說明了他的事業、為人、風範、舉止等都體現出一個強勢的王者風範。
一個創業團隊的成功需要一個領導集體和領導核心，而一個創業者要想取得成功也必須組建一個強有力的團隊。不依靠團隊的力量，只依靠自己的那點“智慧”，即使能夠制定正確的戰略，本人也是謀略過人，也不可能取得成功。更何況一個人即使渾身是鐵，最多能打幾顆釘呢？紅纓槍再無敵，也只是單槍匹馬。君不見縱使西楚霸王項羽力拔山兮，也終敗於沒有武功的劉邦，可見僅有匹夫之勇是難有擔當的。創業階段，好鋼鍛造的紅纓槍反而不如一塊吸鐵石，吸鐵石自身雖沒有過人的武功，卻能夠產生向心力和凝聚力，把各類英傑團聚到一起，終成正果。因此，創業過程中需要團隊作業，需要團隊力量。楚漢之爭中的項羽，號稱“霸王”，不可謂不勇；起事于“亡秦必楚”的氛圍中，不可謂沒有謀略，否則他不會成為各路諸侯的“霸主”。他的勇敢和膽識在巨鹿之戰中表現得非常明顯。他的手下也不是沒有謀臣武將。韓信不是曾經在項羽帳前做過小兵嗎？范增不也是文韜武略之人嗎？可惜項羽過於相信自己的力量，有韓信這樣的大將他棄之不用，有範增這樣的謀臣他聽而不聞。難怪劉邦在談到自己成功而項羽失敗的原因時說，項羽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不會用人，好不容易有個範增，他還不聽範增的計謀。項羽確實厲害，但偉大的是項羽的個性，而不是他的做法。他之所以失敗，並非由於命定。他的錯誤是只能發揮一己之智之力。用我們的話說，項羽失敗的最根本原因在於沒有組織起來一個富有戰鬥力的創業團隊，或許他根本沒這個意識，或許覺得根本沒這個必要吧。
把握天下大勢，知“天時、地利、人和”與“知己知彼”，創業的第一個步驟；制定正確的戰略，擁有足夠的謀略，確立一個領導核心，組成一個創業團隊，創業的第二個步驟。這兩個步驟，議論的成份多，如何做的成份少，基本上屬於“紙上談兵”，等於才開始動腳走路，漫漫征途剛開始。但是，我們不可以因為這兩個步驟是“務虛”而忽視它們。沒有這兩個步驟，創業的長征就是漫無目的、亦步亦趨；你可能很努力，可能很勤奮，也可能很有創意，但如果對天下大勢和敵我態勢判斷錯誤，很可能戰略錯誤；而在錯誤的戰略指引下，即使你有過人的謀略，你有一個人才濟濟的團隊，也可能會在漫漫征途中迷失方向；即使僥倖達到目的地，你也會多走彎路，困難重重。僅有這兩步永遠也創不了業，成功創業還需要第三步，還需要其他條件的支撐。
第三步關注的是什麼呢？關注的是行動力，是組織的效率，以及效率的支撐。我們可以發現歷史上，成功創業的皇帝關注三個因素：人才、制度和文化支持。人才是創業成功的源動力。與成長階段和盛世階段不同，創業階段尤其需要人才的支撐。成長階段和盛世階段，由於沒有*裸的、你死我活的敵我鬥爭，所以對待人才主要是“養起來”，不要讓人才成為皇朝統治的異己力量。而在創業階段，處在激烈的敵我鬥爭之中，必須多方面吸收人才為己所用。所謂“不拘一格降人才”，在創業階段，對人才的需求不是通過漫長的考試來選拔。因為每一個創業者都知道，沒有人才，一切都是空談。
第三節人才：不是成本是資源
人才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特別是在創業階段，可以說哪一個創業集團擁有了人才，首先在力量上擁有了優勢。那麼什麼是人才？人才為什麼對於創業而言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作為創業之主又如何識別人才、使用人才來實現創業集團的戰略目標呢？創業階段的人才政策有著什麼樣的特徵？
創業階段，人才不僅指那些學富五車、博古通今的謀臣，也不僅是勇猛過人、力可拔山、于萬馬軍中輕取敵將首級的大將，還指那些有一技之長，能夠完成某項特殊任務的人。因此，人才的定義首先是與具體的條件、環境、任務、目標相聯繫的。千里馬拉犁、負鹽，不如黃牛；千金之劍，以之折薪不如笨斧；“當其時，當其事則凡才亦奏神奇之效”。
一、成就創業者的愛才之癖
創業集團首先需要認識到僅依靠自己不能成就大事。要實現成功的創業，沒有團隊的力量和智慧是不可能的。楚漢相爭中的項羽沒有那種愛才的心，看不起陳平、韓信低微的出身，輕慢隨意，使之先後投奔到劉邦集團。如果在成長階段和盛世階段，失去一個、兩個人才可能不會對皇朝的穩定造成多大傷害，但是在競爭白熱化的創業階段，損失一個關鍵人物，就可能造成全域失敗的後果。
對人才的渴求，應該貫穿整個創業階段。吸納人才時禮賢下士，獲得人才後以禮相待，對人才極大尊重。範增是項羽集團的第一謀臣，足智多謀，富有鬥爭經驗。僅從鴻門宴上，範增建議殺死劉邦這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出範增非等閒之輩。但是，項羽卻過於自大，不聽範增的正確意見。項羽的自高自大、獨斷專行和剛愎自用最終送了自己的命。項羽臨死之前總結自己失敗的原因，認為“天亡我，非戰之罪”，說明這種剛愎自用的心態還沒有改變。讀來掩卷，不亦悲乎！
同是陳平、韓信二人，到劉邦集團後所受的待遇截然不同。陳平投奔劉邦後，劉邦立即拜陳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相當於軍級首長）。韓信投奔劉邦後，劉邦剛開始沒有發現韓信的才能。但是劉邦的優點在於，一旦知道，立即“選擇良辰吉日，齋戒，設立壇場，備好禮儀”，拜韓信為大將。所以說，對於人才的選拔和使用，不能看表面形式，而要看實質，看對待人才的理念。沒有這種理念，即使身邊猛將、謀臣如雲，也不會起什麼作用。劉邦的人才理念就數次幫助他成功的獲得人才。劉邦剛開始創業時，比較輕視儒生的作用。在行軍到酈食其的家鄉陳留地界時，酈食其通過朋友的介紹來到劉邦的大營求見劉邦。劉邦其時坐在床邊讓兩個女子給他洗腳，見了酈食其也不起身示禮。酈食其也不下拜，而是徑直問劉邦“足下是想幫助秦朝來*各路起義軍呢，還是想率領起義軍推翻秦朝？”劉邦一聽大罵酈食其是“豎儒”，說天下百姓都苦於秦朝的*，所以投奔義軍想推翻秦朝，怎麼會幫助秦朝呢？酈食其就嚴肅地對劉邦說，如果真想起義兵誅暴秦，就不應該對長者這樣無禮。他覺得酈食其說的有道理。劉邦趕緊洗完腳，穿好衣服，請酈食其上座，表示歉意，並且誠懇地向他請教打擊秦朝的計策。此後酈食其多次為劉邦集團出謀劃策，立了大功。
有了愛才的意識，就有了求得人才和使用人才的可能性。但是，僅有意識是遠遠不夠的，還需有行動，有尋訪人才、識別人才、使用人才的具體政策和行動。
二、廣開才路：創業路上沒有局外人
如前所述，創業階段，天下處於亂世之中，群雄蜂起，一個又一個的創業集團都在尋找人才。但是，亂世之中，人才並不是都願意出山的，人才也不是只可以到你這個創業集團中服務。這就需要創業者能夠在複雜的局面中，發現人才，並通過自己的誠意和人格魅力獲得人才的衷心擁戴。
縱觀中國古代的開國君主的創業歷程，可以發現在創業階段主要有如下幾種訪賢問聖、獲得人才的途徑：
其一，就是“慕其名而拜訪”。對於那些早已名聲在外的超級人才而言，並不是隨便哪個創業集團都樂意去的。由於他們早已名聲在外，所以會有許多創業集團盯著他們。這時，就看哪個創業集團具有誠意，最有發展前途，並且願意以最隆重的禮節去拜訪、應請這些賢士了。
一如劉備的三顧茅廬。諸葛亮臥居隆中，對天下大勢卻如此的瞭解，說明他的本意並不是要一輩子“躬耕於南陽”，而是在等待明主。劉備抓住了這個機會。宋太祖的宰相趙普，也是趙匡胤聽說趙普的盛名後親自登門拜訪而得來的。當年趙匡胤奉後周世宗柴榮之命，征伐南唐，大軍攻至滁州，由於地勢險峻，四面環山，易守難攻，只能出奇兵制勝。聽到趙普的盛名，趙匡胤立即除去戎裝，微服拜訪，請教破滁州之計，並讓趙普成為了自己的首席智囊。
有時候，即使數次拜訪，並不一定能使人才出山為我所用。不過，能夠獲得一個謀略或思路，也可以事半功倍。朱元璋集團在打下徽州後，通過鄧愈的介紹，認識了老儒朱升。老儒朱升只是告訴了朱元璋九個字：“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但就是這九個字，成就了朱元璋集團的創業夢想。
其二，頒佈各種“求賢令”。這種方式的優點是可以在大範圍內招納到各種人才；缺點是那些早已名聲在外的高層次人才，一般不會受到這種“招賢令”的影響，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價值，需要創業集團的最高領袖親自去請，才能顯出自己的身份。三國時代的曹操便是典型。曹操充分認識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他比較系統的研究和總結了前代的人才舉措，提出了“唯才是舉”的原則，並付諸實踐，廣招天下賢才，終成謀臣如雲、戰將如林的局面，曹操集團的勢力一直位列三國之首。曾先後三次下令求廣賢才。建安十五年（210），他在《求賢令》中提出“唯才是舉”的選拔人才原則，突破了當時選人唯憑家世門第的藩籬。建安十九年（214），他在《敕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中進一步強調說：“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庸可廢乎！有司明思其意，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在建安二十三年（217），曹操又在《舉賢勿拘品行令》中，列舉出伊尹、傅說、管仲、蕭何、曹參、韓信、陳平、吳起等人，說他們雖然“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但卻“卒能成王業，聲著千載。”為此，他下令：“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見笑之人，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三次求賢令，實實在在地反映出曹操求賢若渴以成王業的迫切心情。
其三，樹立愛才的形象。這種方式需要創業集團，特別是集團領袖，傳播愛惜人才的名聲，從而吸引有志之士主動投奔。仍然拿劉備來說，劉備在創業早期，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充其量是一個不那麼正統的旁枝皇親。但是，在早期的創業過程中，劉備就樹立了“寬厚仁者”的良好形象，使得一些人才主動投奔到劉備集團中來。第一個是趙雲。趙雲原是公孫瓚手下的大將，與劉備共事時間不長，劉備的仁者形象還是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公孫瓚失敗之後，趙雲有一身武藝，但沒有盲目的加入到其他創業集團。加入劉備集團之後，成為常勝將軍，立下汗馬功勞。劉備還征服了像司馬徽、徐庶等當時的名流。司馬徽沒有親自輔佐劉備，但他還是仰慕劉備的“仁義”，向他推薦了諸葛亮。徐庶則是親自跑到劉備那裡，為劉備集團服務的。可以說，如果劉備沒有“忠厚長者”的風範，是產生不了這種效應的。
隋末的李世民集團也是通過自己愛才如命的良好形象吸引了一大批人才。在民間名聲頗大的秦瓊、程咬金，原來是瓦崗山李密集團的人。在李密失敗後投靠了洛陽的王世充集團。但是，“（秦）叔寶薄世充之多詐”（瞧不起王世充奸詐），在一次與唐軍的戰鬥中，秦叔寶與程咬金、吳黑闥、牛進達等人在戰鬥間隙，突然離開了王世充，投靠了李世民集團。後來這些人在李世民集團的創業過程中，出力頗多，成為李世民集團最終取得天下的重要力量。
應該說明的是，能夠吸引各路豪傑紛紛投奔的形象，並不僅僅是惜才、愛才，而是整個創業集團，特別是集團領袖的個人魅力。不論通過哪種方式延攬人才，創業集團領導核心的魅力都是重要的因素。沒有這種個人魅力，即使你一天三次到人家家中去，也不見得能夠延攬到人才。
其四，通過舉薦獲得人才。這是發現和識別人才的一個比較便捷的途徑。由於人的才能並不是一個可以直接觀察到的東西，當場考試固然是一個較好方式，但是才能顯現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一場考試並不能有效地識別人才。這樣，通過知情者的引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由於熟人、朋友比較瞭解對方，知道這個人到底有“幾把耍子”。如為朱元璋貢獻“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朱升就是朱元璋的手下大將鄧愈推薦的；劉備集團的諸葛亮，則是由司馬徽推薦的；東吳集團領袖孫策在得到周瑜之後，周瑜立即向孫策推薦了“江東二張”的彭城人張昭張子布和廣陵人張紘張子綱，爾後張昭和張紘又相繼推薦了其他人，使得江東的東吳集團一時人才濟濟。質言之，推薦人才較易產生連鎖效應。
三、不拘一格：創業由此加速
創業集團延攬和識別人才時，必須遵循一個原則，即不拘一格，唯才是舉。創業階段，創業集團始終面臨混亂的局勢。在這種混亂的局勢中，湧顯出各種各樣的人物。沒落的舊統治勢力、各路草莽英雄、甚至偷雞摸狗之徒，還有自己的仇人等等，這些人可能並不招創業集團領袖的喜歡，但是，一個優秀的創業者應該記住的是，自己不是在“選女婿”，而是在尋找能夠幫助自己、和自己一起創業打天下的幫手。除了才能之外的一切標準都不適用。
這一點與皇朝的成長和盛世階段不同。在成長階段，就人才而言是各得其所，只要不對皇朝的統治造成威脅就可以了。特別是到了盛世階段，由於大量人才都想到體制中來，就需要一種相對複雜的機制來分辨人才和篩選人才。因此，創造出多種式樣的考試和選舉制度。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完全依賴一個人的出身來選拔人才，不看人才的真實本領，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局面。另一個典型是科舉制度。科舉制度名義上是按照人的才能取士，但是還是對舉子的身份和出身作了嚴格的規定。如規定商人的後代不可參加考試等等。這些約束在創業期間比較少見，原因在於這個時期是人才的“賣方市場”，各個創業集團都明白聚攏人才的重要性，人才成為一種極度稀缺的資源。在這種情勢下，選拔人才的唯一標準是有沒有創業打天下的能力，而不是其他。
劉邦本身出身於小農家庭，他的手下大將樊噲是一個賣狗肉的屠夫。李淵集團，在準備起兵反隋的時候就非常注意發現人才，“接待人倫，不限貴賤”。李淵和劉邦不同，劉邦出身於小農家庭，僅做過一個小小的亭長，而李淵出身顯赫，其家族是當時關隴貴族集團的重要成員，還是隋朝的皇親（李淵的母親是隋煬帝的姨母，李淵和隋煬帝是姨表親）。因此，李淵“不限貴賤”充分說明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必要性。當時，出身皇家奴隸的錢九隴，因為“善騎射”而受到李淵的信任，並讓錢九隴“常置左右”。後來，錢九隴屢立戰功而授紫光祿大夫，又拜左監門侍郎，右武衛將軍等職，封郇國公。在李淵集團中，出身皇家奴隸的還有一個叫樊興的，也因戰功卓著而加封右監門將軍、榮國公。這一點也是李淵集團能夠打敗眾多對手，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
不拘一格降人才，其實質不僅是“遍羅人才，唯才是舉”，還包括“知人善任，擇人任勢”。對人才既看小節，但更該識大體，這才是對待人才的正確態度。秦朝末年，反秦勢力蜂起，陳平先投奔了魏王咎，又離開魏國投奔項羽。楚漢相爭時，劉邦舉兵東向，陳平又投靠了劉邦。劉邦封陳平為都尉。漢軍諸將對此十分不滿，告訴劉邦說陳平是項羽的逃兵，還不知道底細，就封他高官，似乎不妥。而且，聽說陳平的人品很壞，曾經盜嫂受金（與他的嫂子有不正當的關係；在楚國時，接受別人的賄賂）。劉邦聽了這些話後，對陳平也產生了懷疑，就責問引薦陳平的魏無知。魏無知回答說：我所以引薦陳平是因為陳平的才能；而您問的卻是陳平的德行。現在有一個叫尾生的人，非常有孝道，但對我們的勝敗卻沒有絲毫影響，您是不是要用尾生這個人呢？現在我們與項羽打仗，正是用人之際，又何必懷疑陳平盜嫂受金呢？劉邦聽後恍然大悟，重賞陳平，加拜為護軍中尉，諸位大將再也沒有可說的了。
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第三個要點是如何對待原來的仇人和來自對方營壘中的人。這個問題能充分展現創業集團及其領導核心的胸懷。那些心胸狹隘的創業團隊及其領袖一般不會寬容對待自己原來的仇人，而胸襟曠闊的創業者，一般不僅包容自己原來的仇人，甚至更為優待對方。只要他是個豪傑、英雄，是個人才，就延攬過來，為我所用，而不管這個人是仇人還是親戚。所謂“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就是這個意思。
宋太祖趙匡胤在沒有發跡時，曾經去投靠王彥超、董尊誨。但是王彥超卻將趙匡胤拒之門外，董尊誨甚至還當著眾人的面辱駡過趙匡胤。自古道“士可殺不可辱”，這對趙匡胤來說是一個極其掉面子的事。但是，趙匡胤卻能不計私嫌舊怨，在奪取皇位後照舊錄用和重用。王彥超在後來曾經上表請罪，但趙匡胤卻馬上派人傳旨慰撫，並令他立即入殿覲見。曾經辱慢過趙匡胤的董尊誨在趙匡胤奪取皇位後，自認得罪非輕，所以伏地請死。趙匡胤不僅沒有怪罪，還誠懇地對他說：“現在我正在用人之際，難道還計較舊怨不成嗎？你不必擔心，我將繼續錄用你。”趙匡胤說到做到，不但仍然委任他為軍事指揮官，而且還把他提拔到羅州刺史；同時，又設法把董尊誨的母親從遼國統治下的幽州接到汴京，使之母子團聚。董尊誨感激不盡，遂效命太祖，屢立戰功。
在李淵和李世民創業集團中，這種不計舊怨的精神更是體現的淋漓盡致。屈突通是隋朝大將，曆隋文帝和隋煬帝兩主，對隋朝忠心耿耿，一直是李淵集團的死對頭。李淵起兵攻打長安時，屈突通就與李淵結下了仇。李淵攻取長安後，屈突通退守河東，仍然是李淵的死敵。在被李淵包圍後，屈突通被擒，並被押至長安。李淵知道屈突通是個不可多得的大將，並沒有計較原來的仇隙，反而加封屈突通為兵部尚書（李淵集團的國防部長），賜爵蔣國公，兼秦公元帥府長史。這些都是握有重兵的實權部門，而李淵卻讓自己的仇敵擔任，不可謂不大度。事實證明，李淵的做法是對的。屈突通降唐後，先後跟隨李世民西平薛舉，東征王世充，為統一全國，打下天下做出了重要貢獻。貞觀十七年（西元634年），屈突通也在李世民的開國功臣之列，圖形于淩煙閣。為了創業而不計較個人恩怨，這個品能作為創業者來說是尤為重要的。
四、擇人任勢：能量是這樣釋放的
廣招人才，目的還是使用，給人才提供一個最大限度發揮才能的環境和平臺。這一點關係著能否讓自己費勁心思招納的人才盡其所用，發揮最大的效力。選拔人才和使用人才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有效地使用人才，不僅使創業集團充滿活力和戰鬥力，而且會憑此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形成一個良性迴圈。
使用人才首先是標準和原則；其次還要靠藝術和智慧。縱觀中國歷史，因為用人不當而創業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僅有能力原則還不夠，還需要創業者有用人的智慧。首先是要根據每個人才的特長，安排其工作和職位，務必使其發揮最大的效應。其次，對於人才要觀其大節，不求全責備。最後，還要有用人的度量，所謂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這些都是歷代皇朝創業者總結出來的經驗。
孟嘗君是戰國時期齊國集團的核心人物之一。一次，孟嘗君要驅逐一位不喜歡的食客，正巧遇到好友魯仲連，魯仲連對他講了一番十分耐人尋味的話，使他改變了主意。魯仲連說：猿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鱉；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故物舍其所長，取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他這段話的大意是，人都是各有所長，亦有所短，若棄長取短，人人都成了愚人；若用其所短，就更為不智。魯仲連的一番話，說得孟嘗君茅塞頓開，不再驅逐那位食客。這段話對於那些創業者來說，道出了使用人才的深刻道理。孟嘗君沒有驅逐那位食客，而食客則在最危險的時刻救了孟嘗君的命。西元前 277 年，孟嘗君應秦昭王之邀入秦。秦昭王把孟嘗君囚了起來，企圖將他殺死。孟嘗君知道後，派人請求秦昭王的寵姬幫助，這個寵姬說：“妾願得君狐白裘。”孟嘗君曾有一件狐白裘，價值千金，天下無雙，但剛到秦國時，他便獻給了秦昭王。在這個關鍵時刻，他的食客起了作用。一個在下座、能作狗盜的人說：“臣能得狐白裘。”於是，他在半夜中學狗叫入秦宮，盜取了孟嘗君所獻的狐白裘，轉手獻給了秦王寵姬。孟嘗君因而被秦昭王釋放。半夜時分，孟嘗君到達函谷關。秦昭王放走孟嘗君後，又有些後悔，派人騎快馬傳令各關口，不放孟嘗君出關。秦國有一條法令，到雞鳴時才能開關，放人過境。孟嘗君惟恐追兵趕上，急於出關，問門客有何辦法，有一門客當即回答說，他能學雞鳴，願效力。此人一鳴，眾雞齊鳴，守關者一聽雞鳴，立即開關放人，孟嘗君一行人得以出關，返回齊國。是為：雞鳴狗盜，各有所用。此雖為世人所鄙，但在關鍵時刻，卻起到了其他人無法起到的作用。
使用人才，還要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這句話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很難。原因在於，首先需要創業集團的領袖有過人的度量，能夠放心大膽的用人；其次，如果一旦用人失敗，創業集團也要承擔損失。李世民使用尉遲敬德，堪稱經典。李世民率領軍隊攻打劉武周時，在階休收降了尉遲敬德和尋相。李世民立即加封尉遲敬德為右一府統軍，仍舊統帥其舊部八千餘人。不久，與尉遲敬德一起降唐的尋相叛唐，有人懷疑尉遲敬德也有叛變的可能，勸李世民將其斬首。李世民認為，尉遲敬德若要叛變，不可能在尋相之後。為了安慰尉遲敬德，他當面向尉遲敬德表示，決不相信別人的猜疑，如果尉遲敬德要離唐而去，他願意以金寶相送，以表曾經共事之情。實際上，這是李世民促使尉遲敬德效忠他的有力手段。也正因為如此，尉遲敬德對李淵集團更加的忠心不二。
人才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特別是在創業階段，可以說哪一個創業集團擁有了人才，首先在力量上擁有了優勢。那麼什麼是人才？人才為什麼對於創業而言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作為創業之主又如何識別人才、使用人才來實現創業集團的戰略目標呢？創業階段的人才政策有著什麼樣的特徵？
創業階段，人才不僅指那些學富五車、博古通今的謀臣，也不僅是勇猛過人、力可拔山、于萬馬軍中輕取敵將首級的大將，還指那些有一技之長，能夠完成某項特殊任務的人。因此，人才的定義首先是與具體的條件、環境、任務、目標相聯繫的。千里馬拉犁、負鹽，不如黃牛；千金之劍，以之折薪不如笨斧；“當其時，當其事則凡才亦奏神奇之效”。
一、成就創業者的愛才之癖
創業集團首先需要認識到僅依靠自己不能成就大事。要實現成功的創業，沒有團隊的力量和智慧是不可能的。楚漢相爭中的項羽沒有那種愛才的心，看不起陳平、韓信低微的出身，輕慢隨意，使之先後投奔到劉邦集團。如果在成長階段和盛世階段，失去一個、兩個人才可能不會對皇朝的穩定造成多大傷害，但是在競爭白熱化的創業階段，損失一個關鍵人物，就可能造成全域失敗的後果。
對人才的渴求，應該貫穿整個創業階段。吸納人才時禮賢下士，獲得人才後以禮相待，對人才極大尊重。範增是項羽集團的第一謀臣，足智多謀，富有鬥爭經驗。僅從鴻門宴上，範增建議殺死劉邦這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出範增非等閒之輩。但是，項羽卻過於自大，不聽範增的正確意見。項羽的自高自大、獨斷專行和剛愎自用最終送了自己的命。項羽臨死之前總結自己失敗的原因，認為“天亡我，非戰之罪”，說明這種剛愎自用的心態還沒有改變。讀來掩卷，不亦悲乎！
同是陳平、韓信二人，到劉邦集團後所受的待遇截然不同。陳平投奔劉邦後，劉邦立即拜陳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相當於軍級首長）。韓信投奔劉邦後，劉邦剛開始沒有發現韓信的才能。但是劉邦的優點在於，一旦知道，立即“選擇良辰吉日，齋戒，設立壇場，備好禮儀”，拜韓信為大將。所以說，對於人才的選拔和使用，不能看表面形式，而要看實質，看對待人才的理念。沒有這種理念，即使身邊猛將、謀臣如雲，也不會起什麼作用。劉邦的人才理念就數次幫助他成功的獲得人才。劉邦剛開始創業時，比較輕視儒生的作用。在行軍到酈食其的家鄉陳留地界時，酈食其通過朋友的介紹來到劉邦的大營求見劉邦。劉邦其時坐在床邊讓兩個女子給他洗腳，見了酈食其也不起身示禮。酈食其也不下拜，而是徑直問劉邦“足下是想幫助秦朝來*各路起義軍呢，還是想率領起義軍推翻秦朝？”劉邦一聽大罵酈食其是“豎儒”，說天下百姓都苦於秦朝的*，所以投奔義軍想推翻秦朝，怎麼會幫助秦朝呢？酈食其就嚴肅地對劉邦說，如果真想起義兵誅暴秦，就不應該對長者這樣無禮。他覺得酈食其說的有道理。劉邦趕緊洗完腳，穿好衣服，請酈食其上座，表示歉意，並且誠懇地向他請教打擊秦朝的計策。此後酈食其多次為劉邦集團出謀劃策，立了大功。
有了愛才的意識，就有了求得人才和使用人才的可能性。但是，僅有意識是遠遠不夠的，還需有行動，有尋訪人才、識別人才、使用人才的具體政策和行動。
二、廣開才路：創業路上沒有局外人
如前所述，創業階段，天下處於亂世之中，群雄蜂起，一個又一個的創業集團都在尋找人才。但是，亂世之中，人才並不是都願意出山的，人才也不是只可以到你這個創業集團中服務。這就需要創業者能夠在複雜的局面中，發現人才，並通過自己的誠意和人格魅力獲得人才的衷心擁戴。
縱觀中國古代的開國君主的創業歷程，可以發現在創業階段主要有如下幾種訪賢問聖、獲得人才的途徑：
其一，就是“慕其名而拜訪”。對於那些早已名聲在外的超級人才而言，並不是隨便哪個創業集團都樂意去的。由於他們早已名聲在外，所以會有許多創業集團盯著他們。這時，就看哪個創業集團具有誠意，最有發展前途，並且願意以最隆重的禮節去拜訪、應請這些賢士了。
一如劉備的三顧茅廬。諸葛亮臥居隆中，對天下大勢卻如此的瞭解，說明他的本意並不是要一輩子“躬耕於南陽”，而是在等待明主。劉備抓住了這個機會。宋太祖的宰相趙普，也是趙匡胤聽說趙普的盛名後親自登門拜訪而得來的。當年趙匡胤奉後周世宗柴榮之命，征伐南唐，大軍攻至滁州，由於地勢險峻，四面環山，易守難攻，只能出奇兵制勝。聽到趙普的盛名，趙匡胤立即除去戎裝，微服拜訪，請教破滁州之計，並讓趙普成為了自己的首席智囊。
有時候，即使數次拜訪，並不一定能使人才出山為我所用。不過，能夠獲得一個謀略或思路，也可以事半功倍。朱元璋集團在打下徽州後，通過鄧愈的介紹，認識了老儒朱升。老儒朱升只是告訴了朱元璋九個字：“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但就是這九個字，成就了朱元璋集團的創業夢想。
其二，頒佈各種“求賢令”。這種方式的優點是可以在大範圍內招納到各種人才；缺點是那些早已名聲在外的高層次人才，一般不會受到這種“招賢令”的影響，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價值，需要創業集團的最高領袖親自去請，才能顯出自己的身份。三國時代的曹操便是典型。曹操充分認識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他比較系統的研究和總結了前代的人才舉措，提出了“唯才是舉”的原則，並付諸實踐，廣招天下賢才，終成謀臣如雲、戰將如林的局面，曹操集團的勢力一直位列三國之首。曾先後三次下令求廣賢才。建安十五年（210），他在《求賢令》中提出“唯才是舉”的選拔人才原則，突破了當時選人唯憑家世門第的藩籬。建安十九年（214），他在《敕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中進一步強調說：“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庸可廢乎！有司明思其意，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在建安二十三年（217），曹操又在《舉賢勿拘品行令》中，列舉出伊尹、傅說、管仲、蕭何、曹參、韓信、陳平、吳起等人，說他們雖然“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但卻“卒能成王業，聲著千載。”為此，他下令：“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見笑之人，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三次求賢令，實實在在地反映出曹操求賢若渴以成王業的迫切心情。
其三，樹立愛才的形象。這種方式需要創業集團，特別是集團領袖，傳播愛惜人才的名聲，從而吸引有志之士主動投奔。仍然拿劉備來說，劉備在創業早期，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充其量是一個不那麼正統的旁枝皇親。但是，在早期的創業過程中，劉備就樹立了“寬厚仁者”的良好形象，使得一些人才主動投奔到劉備集團中來。第一個是趙雲。趙雲原是公孫瓚手下的大將，與劉備共事時間不長，劉備的仁者形象還是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公孫瓚失敗之後，趙雲有一身武藝，但沒有盲目的加入到其他創業集團。加入劉備集團之後，成為常勝將軍，立下汗馬功勞。劉備還征服了像司馬徽、徐庶等當時的名流。司馬徽沒有親自輔佐劉備，但他還是仰慕劉備的“仁義”，向他推薦了諸葛亮。徐庶則是親自跑到劉備那裡，為劉備集團服務的。可以說，如果劉備沒有“忠厚長者”的風範，是產生不了這種效應的。
隋末的李世民集團也是通過自己愛才如命的良好形象吸引了一大批人才。在民間名聲頗大的秦瓊、程咬金，原來是瓦崗山李密集團的人。在李密失敗後投靠了洛陽的王世充集團。但是，“（秦）叔寶薄世充之多詐”（瞧不起王世充奸詐），在一次與唐軍的戰鬥中，秦叔寶與程咬金、吳黑闥、牛進達等人在戰鬥間隙，突然離開了王世充，投靠了李世民集團。後來這些人在李世民集團的創業過程中，出力頗多，成為李世民集團最終取得天下的重要力量。
應該說明的是，能夠吸引各路豪傑紛紛投奔的形象，並不僅僅是惜才、愛才，而是整個創業集團，特別是集團領袖的個人魅力。不論通過哪種方式延攬人才，創業集團領導核心的魅力都是重要的因素。沒有這種個人魅力，即使你一天三次到人家家中去，也不見得能夠延攬到人才。
其四，通過舉薦獲得人才。這是發現和識別人才的一個比較便捷的途徑。由於人的才能並不是一個可以直接觀察到的東西，當場考試固然是一個較好方式，但是才能顯現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一場考試並不能有效地識別人才。這樣，通過知情者的引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由於熟人、朋友比較瞭解對方，知道這個人到底有“幾把耍子”。如為朱元璋貢獻“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朱升就是朱元璋的手下大將鄧愈推薦的；劉備集團的諸葛亮，則是由司馬徽推薦的；東吳集團領袖孫策在得到周瑜之後，周瑜立即向孫策推薦了“江東二張”的彭城人張昭張子布和廣陵人張紘張子綱，爾後張昭和張紘又相繼推薦了其他人，使得江東的東吳集團一時人才濟濟。質言之，推薦人才較易產生連鎖效應。
三、不拘一格：創業由此加速
創業集團延攬和識別人才時，必須遵循一個原則，即不拘一格，唯才是舉。創業階段，創業集團始終面臨混亂的局勢。在這種混亂的局勢中，湧顯出各種各樣的人物。沒落的舊統治勢力、各路草莽英雄、甚至偷雞摸狗之徒，還有自己的仇人等等，這些人可能並不招創業集團領袖的喜歡，但是，一個優秀的創業者應該記住的是，自己不是在“選女婿”，而是在尋找能夠幫助自己、和自己一起創業打天下的幫手。除了才能之外的一切標準都不適用。
這一點與皇朝的成長和盛世階段不同。在成長階段，就人才而言是各得其所，只要不對皇朝的統治造成威脅就可以了。特別是到了盛世階段，由於大量人才都想到體制中來，就需要一種相對複雜的機制來分辨人才和篩選人才。因此，創造出多種式樣的考試和選舉制度。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完全依賴一個人的出身來選拔人才，不看人才的真實本領，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局面。另一個典型是科舉制度。科舉制度名義上是按照人的才能取士，但是還是對舉子的身份和出身作了嚴格的規定。如規定商人的後代不可參加考試等等。這些約束在創業期間比較少見，原因在於這個時期是人才的“賣方市場”，各個創業集團都明白聚攏人才的重要性，人才成為一種極度稀缺的資源。在這種情勢下，選拔人才的唯一標準是有沒有創業打天下的能力，而不是其他。
劉邦本身出身於小農家庭，他的手下大將樊噲是一個賣狗肉的屠夫。李淵集團，在準備起兵反隋的時候就非常注意發現人才，“接待人倫，不限貴賤”。李淵和劉邦不同，劉邦出身於小農家庭，僅做過一個小小的亭長，而李淵出身顯赫，其家族是當時關隴貴族集團的重要成員，還是隋朝的皇親（李淵的母親是隋煬帝的姨母，李淵和隋煬帝是姨表親）。因此，李淵“不限貴賤”充分說明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必要性。當時，出身皇家奴隸的錢九隴，因為“善騎射”而受到李淵的信任，並讓錢九隴“常置左右”。後來，錢九隴屢立戰功而授紫光祿大夫，又拜左監門侍郎，右武衛將軍等職，封郇國公。在李淵集團中，出身皇家奴隸的還有一個叫樊興的，也因戰功卓著而加封右監門將軍、榮國公。這一點也是李淵集團能夠打敗眾多對手，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
不拘一格降人才，其實質不僅是“遍羅人才，唯才是舉”，還包括“知人善任，擇人任勢”。對人才既看小節，但更該識大體，這才是對待人才的正確態度。秦朝末年，反秦勢力蜂起，陳平先投奔了魏王咎，又離開魏國投奔項羽。楚漢相爭時，劉邦舉兵東向，陳平又投靠了劉邦。劉邦封陳平為都尉。漢軍諸將對此十分不滿，告訴劉邦說陳平是項羽的逃兵，還不知道底細，就封他高官，似乎不妥。而且，聽說陳平的人品很壞，曾經盜嫂受金（與他的嫂子有不正當的關係；在楚國時，接受別人的賄賂）。劉邦聽了這些話後，對陳平也產生了懷疑，就責問引薦陳平的魏無知。魏無知回答說：我所以引薦陳平是因為陳平的才能；而您問的卻是陳平的德行。現在有一個叫尾生的人，非常有孝道，但對我們的勝敗卻沒有絲毫影響，您是不是要用尾生這個人呢？現在我們與項羽打仗，正是用人之際，又何必懷疑陳平盜嫂受金呢？劉邦聽後恍然大悟，重賞陳平，加拜為護軍中尉，諸位大將再也沒有可說的了。
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第三個要點是如何對待原來的仇人和來自對方營壘中的人。這個問題能充分展現創業集團及其領導核心的胸懷。那些心胸狹隘的創業團隊及其領袖一般不會寬容對待自己原來的仇人，而胸襟曠闊的創業者，一般不僅包容自己原來的仇人，甚至更為優待對方。只要他是個豪傑、英雄，是個人才，就延攬過來，為我所用，而不管這個人是仇人還是親戚。所謂“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就是這個意思。
宋太祖趙匡胤在沒有發跡時，曾經去投靠王彥超、董尊誨。但是王彥超卻將趙匡胤拒之門外，董尊誨甚至還當著眾人的面辱駡過趙匡胤。自古道“士可殺不可辱”，這對趙匡胤來說是一個極其掉面子的事。但是，趙匡胤卻能不計私嫌舊怨，在奪取皇位後照舊錄用和重用。王彥超在後來曾經上表請罪，但趙匡胤卻馬上派人傳旨慰撫，並令他立即入殿覲見。曾經辱慢過趙匡胤的董尊誨在趙匡胤奪取皇位後，自認得罪非輕，所以伏地請死。趙匡胤不僅沒有怪罪，還誠懇地對他說：“現在我正在用人之際，難道還計較舊怨不成嗎？你不必擔心，我將繼續錄用你。”趙匡胤說到做到，不但仍然委任他為軍事指揮官，而且還把他提拔到羅州刺史；同時，又設法把董尊誨的母親從遼國統治下的幽州接到汴京，使之母子團聚。董尊誨感激不盡，遂效命太祖，屢立戰功。
在李淵和李世民創業集團中，這種不計舊怨的精神更是體現的淋漓盡致。屈突通是隋朝大將，曆隋文帝和隋煬帝兩主，對隋朝忠心耿耿，一直是李淵集團的死對頭。李淵起兵攻打長安時，屈突通就與李淵結下了仇。李淵攻取長安後，屈突通退守河東，仍然是李淵的死敵。在被李淵包圍後，屈突通被擒，並被押至長安。李淵知道屈突通是個不可多得的大將，並沒有計較原來的仇隙，反而加封屈突通為兵部尚書（李淵集團的國防部長），賜爵蔣國公，兼秦公元帥府長史。這些都是握有重兵的實權部門，而李淵卻讓自己的仇敵擔任，不可謂不大度。事實證明，李淵的做法是對的。屈突通降唐後，先後跟隨李世民西平薛舉，東征王世充，為統一全國，打下天下做出了重要貢獻。貞觀十七年（西元634年），屈突通也在李世民的開國功臣之列，圖形于淩煙閣。為了創業而不計較個人恩怨，這個品能作為創業者來說是尤為重要的。
四、擇人任勢：能量是這樣釋放的
廣招人才，目的還是使用，給人才提供一個最大限度發揮才能的環境和平臺。這一點關係著能否讓自己費勁心思招納的人才盡其所用，發揮最大的效力。選拔人才和使用人才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有效地使用人才，不僅使創業集團充滿活力和戰鬥力，而且會憑此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形成一個良性迴圈。
使用人才首先是標準和原則；其次還要靠藝術和智慧。縱觀中國歷史，因為用人不當而創業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僅有能力原則還不夠，還需要創業者有用人的智慧。首先是要根據每個人才的特長，安排其工作和職位，務必使其發揮最大的效應。其次，對於人才要觀其大節，不求全責備。最後，還要有用人的度量，所謂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這些都是歷代皇朝創業者總結出來的經驗。
孟嘗君是戰國時期齊國集團的核心人物之一。一次，孟嘗君要驅逐一位不喜歡的食客，正巧遇到好友魯仲連，魯仲連對他講了一番十分耐人尋味的話，使他改變了主意。魯仲連說：猿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鱉；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故物舍其所長，取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他這段話的大意是，人都是各有所長，亦有所短，若棄長取短，人人都成了愚人；若用其所短，就更為不智。魯仲連的一番話，說得孟嘗君茅塞頓開，不再驅逐那位食客。這段話對於那些創業者來說，道出了使用人才的深刻道理。孟嘗君沒有驅逐那位食客，而食客則在最危險的時刻救了孟嘗君的命。西元前 277 年，孟嘗君應秦昭王之邀入秦。秦昭王把孟嘗君囚了起來，企圖將他殺死。孟嘗君知道後，派人請求秦昭王的寵姬幫助，這個寵姬說：“妾願得君狐白裘。”孟嘗君曾有一件狐白裘，價值千金，天下無雙，但剛到秦國時，他便獻給了秦昭王。在這個關鍵時刻，他的食客起了作用。一個在下座、能作狗盜的人說：“臣能得狐白裘。”於是，他在半夜中學狗叫入秦宮，盜取了孟嘗君所獻的狐白裘，轉手獻給了秦王寵姬。孟嘗君因而被秦昭王釋放。半夜時分，孟嘗君到達函谷關。秦昭王放走孟嘗君後，又有些後悔，派人騎快馬傳令各關口，不放孟嘗君出關。秦國有一條法令，到雞鳴時才能開關，放人過境。孟嘗君惟恐追兵趕上，急於出關，問門客有何辦法，有一門客當即回答說，他能學雞鳴，願效力。此人一鳴，眾雞齊鳴，守關者一聽雞鳴，立即開關放人，孟嘗君一行人得以出關，返回齊國。是為：雞鳴狗盜，各有所用。此雖為世人所鄙，但在關鍵時刻，卻起到了其他人無法起到的作用。
使用人才，還要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這句話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很難。原因在於，首先需要創業集團的領袖有過人的度量，能夠放心大膽的用人；其次，如果一旦用人失敗，創業集團也要承擔損失。李世民使用尉遲敬德，堪稱經典。李世民率領軍隊攻打劉武周時，在階休收降了尉遲敬德和尋相。李世民立即加封尉遲敬德為右一府統軍，仍舊統帥其舊部八千餘人。不久，與尉遲敬德一起降唐的尋相叛唐，有人懷疑尉遲敬德也有叛變的可能，勸李世民將其斬首。李世民認為，尉遲敬德若要叛變，不可能在尋相之後。為了安慰尉遲敬德，他當面向尉遲敬德表示，決不相信別人的猜疑，如果尉遲敬德要離唐而去，他願意以金寶相送，以表曾經共事之情。實際上，這是李世民促使尉遲敬德效忠他的有力手段。也正因為如此，尉遲敬德對李淵集團更加的忠心不二。
第四節創業制度：簡約而不簡單
大家對於制度這個詞並不陌生，制度不是一個簡單的東西。概括而言，制度是一組約束和指導人們如何行為的規則。制度是組織得以成立的框架，它支撐了組織的運行，是組織運行的載體。那麼，創業階段的制度具有什麼特徵，在創業過程中的重要性如何？與成長和盛世階段相比，它又有哪些不同呢？
創業階段，一個混亂的格局，各個集團紛紛擴大自己的力量，激烈的軍事對抗時時都在發生，戰爭成敗對整個創業集團的安危存亡很是關鍵。因此，創業階段的制度可以概括為一種戰時制度。這個階段的制度特徵與皇朝成長和繁榮階段的制度有著根本的區別。這種區別不僅在於制度設計的基本原則不同，還在於整個制度框架的表現形式不同。戰時制度具有臨時性和靈活性，可以根據戰況的變化而隨時改變制度結構。
一、憑威望說話，靠魅力維繫
創業階段，集團領袖除了以理想凝聚力量，以激情調動熱誠，以現實說服疑惑外，憑威望說話，靠魅力維繫制度也較為關鍵。因為，在這個起步階段，沒有更多的利益可以當即兌現給跟隨者，好比期貨一樣，惟有把財富寄存在明天，領袖給跟隨者展示美好的圖景，大家則跟隨領袖在今天努力打拼。這種理想、激情、現實、威望、魅力，都成為創業集團的粘合劑。
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制度，將八旗力量控制在自己手中，成為自己爭奪天下的有利工具，主要就在於努爾哈赤自“十三副遺甲起兵”以來，屢戰屢勝，從而在女真族人中建立的崇高威望。而努爾哈赤之所以能夠所向披靡，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還在於他有五位鐵杆大臣。這五大臣跟隨努爾哈赤一起創業，乃是努爾哈赤的個人魅力感召而至。
在元末的眾多競爭對手中，朱元璋的創業集團應該說是數一數二的。這不能不歸功於他的創業集團的高效率，以及由此帶來的強大的戰鬥力。這首先在於該集團有一個結構良好的制度。這個制度的維繫，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主要還是依靠朱元璋的個人魅力及其在諸將中的威望。朱元璋在眾多有名的開基皇帝中是地位最低的一個，他沒有顯赫的家世，也沒有家資，只是一名從皇覺寺中跑出來當兵的和尚。就是這個和尚還沒有成為創業集團的真正領袖時，已經在用他的魅力和智慧維持這個集團的正常運轉了。
劉備請諸葛亮出山擔任軍師，關羽、張飛依仗自己立過戰功，又是集團首領劉備的結義兄弟，對執掌大權的諸葛亮並不服氣。其時正趕上曹操派遣李典、夏侯惇率領大軍攻打新野。劉備將指揮權交給了諸葛亮。但是，關羽、張飛二人並不聽從派遣。這種情況在皇朝的成長時期或和平時期，諸葛亮完全可以用不服從命令的理由殺掉二人。但是，在創業階段，整個集團的運行還需要勇冠三軍、藝壓群雄的關羽和張飛，因此，這種不服從命令、公然違反制度的行為得到了容忍。最後，還是劉備的威望發生了作用，以領袖和大哥的身份要求關羽和張飛聽從命令。這是依靠個人威望維繫制度運轉的典型。
二、讓經理人擁有自主權
這個特徵是由創業階段複雜多變的局勢所決定的。在創業階段，競爭對手眾多，局勢變化多端，戰機稍縱即逝，如果採取嚴格中央集權的決策體制，很可能會貽誤甚而失掉有利的戰機。試想，當敵人突然增兵前線，而己方將領沒有就近調動軍隊的權力，需要一層一層地向上彙報，然後領導核心研究研究，決定後再傳達到前線，此時我方可能早已經被消滅了。縱觀中國古代開基皇帝的創業歷程，基本都遵循了這個制度設計規則。例如，秦朝末年和楚漢相爭時的劉邦集團，劉邦集團中的韓信、英布、彭越等人，都是手握重兵的大將，他們直接率領的軍隊甚至比集團領袖劉邦還多。在固陵之戰中，劉邦單靠自己直接率領的軍隊不能打敗項羽的，需要韓信和英布、彭越等人率軍前來相助。
三、靈活有效率，彈性出效益
創業階段，創業集團的制度設計相對簡單，從最高決策層到第一線的傳導途徑非常便捷。這是創業階段集團面臨千變萬化的競爭環境決定的，有利的戰機稍縱即逝，如果資訊傳遞機制和命令傳達機制過於複雜，那麼創業集團的整體效率肯定會大打折扣。而且在創業時期，由於面對強大的競爭對手，也沒有多少精力來設計組織制度。好在創業階段的目標單一而明確，基本不需要多麼複雜的制度。大多數創業集團一般都會借用上一個朝代的制度，並將之大大簡化，突出其效率特徵。劉邦創業集團，其官職和組織結構就大部分借用了秦朝的制度。甚至在分封異姓王（依靠異姓王直接統帥和治理各大戰區）這個行之有效的制度上，也是在學習戰國時代的經驗。朱元璋獲得實際領導地位後，也是大量借用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設立中書省，各個統治區域設立行中書省，作為中央行政機構的派出機關，全權負責當地的事務。軍事制度方面，朱元璋集團在平定陳友諒集團以前，諸將都是直接由最高決策層直接指揮的，彼此互不統屬。這樣就減少中間層次，便於資訊和命令的上傳下達。
不過，簡單有簡單的好處，也有簡單的弊端。就說朱元璋集團吧，起初沒有一個總的統帥部來統領人馬，這樣做有好處，但是也有缺點，那就是諸將的權力太大，不好控制。有一次，大將常遇春打了一個大勝仗，但是常遇春卻全部殺死了降兵。同樣作為大將，徐達阻止不住，因為徐達在制度上沒有約束常遇春的權力。隨著戰事的發展和環境的變化，朱元璋決定加封徐達為大元帥，節制諸將。這是實際上是在最高決策層和直接臨敵的大將之間插入了一個資訊和命令的傳遞環節，以及根據前方形勢代為處置的稍高執行層。
總而言之，創業階段的制度結構，必須滿足三點要求：即創業需要的簡單、靈活和效率。簡單、靈活的制度設計原則，最大限度的減少組織內耗，降低資訊傳遞成本，能夠在競爭環境發生變化時及時自我調整，受到了創業者的青睞。
第五節 創業文化：開創新願景
相比于領袖、人才、制度等因素，文化是一種軟環境，是一種軟競爭力。企業家和管理學家們對文化的定義多種多樣，但從其本質來說，一個組織、一個企業的文化首先是組織在與外部環境的互動中、組織成員之間的互動中所形成的一種共識，這種共識包括組織的整體價值觀以及組織成員的共同願景，在這個共同願景之下，組織成員維繫在一起，形成不同於單個人簡單加總的組織；其次，組織的文化還表現為組織成員的內在行為規範。
文化是組織得以存在和發展的“靈魂”。制度不健全，可以通過各種措施加以健全，缺乏人才，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招攬人才；但是，一個沒有文化維繫的組織，其生存和發展就沒有內在的動力，組織成員的結合只不過是一盤散沙，形不成有效的戰鬥力。再次，對於一個組織來說，文化還是一種環境，一種氛圍。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有什麼樣的環境，就有什麼樣的氛圍。一個奉行嚴格官僚文化的企業，職員們的工作可能非常敬業、勤懇，但卻始終處於一個呆板、僵化的工作環境中；而一個奉行無為而治文化的組織中，職員們可能較為自由散漫，但卻適合那種富於創造性和挑戰性的行業。那麼，在皇朝的創業階段，創業集團的文化特質何在呢？
一、從確定文化的內核開始
創業的戰略固然重要，但總要在一定的指導思想下產生。這個指導思想就是組織文化的內核。對於皇朝的創業集團來說，一般是在強手如林、敵強我弱的環境中形成的。創業成功主要還是依靠創業集團的資質、努力，以及際遇。在這種情況之下，創業集團的領導核心一般不會有意識的進行文化建設；對集團的指導思想也沒有明確的概念。劉邦在芒碭山起義，並沒有意識到自己領導的創業集團以哪種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在創業的初期階段，劉邦也沒有對掌握知識的儒生產生好感，認為自己之所以能夠形成一股勢力，主要還是依靠自己和手下大將的勇猛。但是，這種狀況沒有維持很久，劉邦便認識到創業集團需要一個明確的指導思想作為整個組織的行動的指南。
當然，在歷史上也有其他的創業集團在開始起事之初，就明確了集團的核心指導思想。三國時期的劉備在出山之初就以“匡扶漢室”，拯救黎民於水火的儒家思想作為自己創業集團的指導思想。在這種指導思想之下，劉備集團的整個戰略指導方針就是打擊那些背叛漢室的集團，以所謂的“仁義”來號召天下。劉備集團，包括劉備本人在內，無不時時處處以“仁義”自居，以儒家的正統自居；在自稱漢中王之後，劉備集團與曹操集團發生戰爭時，劉備還以“奉衣帶詔討賊”來為自己的行為尋找依據。
清太祖努爾哈赤在起兵反對明朝之初，其指導思想是掠奪明朝的財產與人口；對滿洲和漢人的區別十分重視。這種指導思想是典型的遊牧民族的文化特徵。但是，隨著創業的不斷前進，這種指導思想開始不斷融合漢族儒家文化的成分，不斷整合滿族、蒙古和漢族的各種統治思想，不斷吸收佛教的各種思想因素，逐漸形成自己的指導思想。這個融合過程實際上一直持續到順治、康熙年間。
實際上，這種指導思想不甚明確的狀況主要還是由於創業集團本身的性質決定的。最典型的明末農民起義。李自成作為明末農民起義的領袖，起義之初就沒有明確的指導思想；通過李自成集團的行為，我們可以將其概括為打擊豪強地主，建立農民自己的政權。但是，在整個創業過程中，這種指導思想不僅沒有及時整合儒家、法家等統治思想，而是蛻變為流寇思想，享受一時是一時。即使不能把失敗主因歸為沒有明確的指導思想，這無疑是李自成失敗的重要原因。
朱元璋參加的紅巾軍在開始起事的時候，其指導思想比較短視，也不明確，主要還是打擊官府和豪強。實際上這也是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普遍思想。自朱元璋成為集團核心之後，他逐漸認識到，只依靠創業集團成員的一腔熱情和對官府的痛恨是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統治的；要想創業成功必須要整合集團的指導思想，將集團成員的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一個思想框架之內。
朱元璋出身于貧雇農家庭，本身沒有讀過多少書。但是，他在讀書學習文化這件事上非常自覺，刻苦研習。朱元璋成為集團的實際領袖後，改變集團原來的輕視文人和文化的政策，轉而積極爭取文人。這就為整合集團指導思想提供了前提條件。每逢佔領一個地方，朱元璋總要訪求當地有名的儒生，羅致在幕府裡做事。即使請不來，也要去請教。這表明了朱元璋集團的文化意識非常濃厚；對集團的意識形態建設和思想建設相當重視。
二、文化也是戰鬥力
文化表現在對組織成員行為的約束上，就成為執行力和戰鬥力。什麼樣的文化內核決定什麼樣的行為。這一點在中國皇朝歷史上的創業階段得到了驗證。可以說，文化政策將左右這個創業集團能否成功。最明顯的例子是元世祖忽必烈。在忽必烈進入中原，佔領曲阜孔廟時，忽必烈心血來潮，挽弓搭箭，照著孔老夫子的塑像就是一箭。要是射別人，甚至是個活人，對於忽必烈來說也可能毫髮無損，但是他忘記了孔老夫子是何許人也。孔老夫子是中原人民心中的聖人啊！忽必烈的這一箭實際上是宣告了即將統治中原的大元帝國的文化內核和指導思想。這個指導思想就是打擊中原的文化傳統，並宣告元朝的統治將不以儒學為根據。雖然後來元朝的皇帝們不得不改變了這一基調，照樣還得奉行儒家思想，照樣還得開科取士，但是這一箭造成的影響卻久久沒有消失。這也是元朝只在中原統治了不到一百年就被推翻了的原因之一吧。
上面我們說到三國時期的劉備集團，“匡扶漢室”的正統儒家思想，為劉備集團贏得了“人和”的美譽。在這個指導思想之下，集團成員的行為得到了約束，執行力和戰鬥力得到了提高。在“匡扶漢室”的思想指導下，劉備不僅獲得了許多人才的擁戴，而且還獲得了一般民眾的支持。在集團內部，一旦成員之間出現矛盾，劉備也總是以這個口號來平息矛盾，解決問題。劉備集團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非常團結的集團，這種文化的指導作用不可忽視。
組織的戰鬥力還表現在組織內部環境的和諧與統一上。在創業階段，創業集團的成員來自四面八方，有著不同的背景和生活經歷。而且他們對於創業集團總戰略的認識並不是那麼一致。像劉邦集團，其成員不僅有樊噲那樣的屠夫，還有蕭何這樣的小吏，韓信這樣的大將，陸賈、張良這樣的文人。出身下層的軍官，一般不會想得那麼遠；比較有文化和見識的人則會給集團一個遠大的目標。那麼，如何縮小這些差異呢？就要依靠文化，依靠統一的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文化建設將集團的總體戰略目標落實到每一個成員，使每一個成員都認識到自己的使命和職責所在。使命感強了，就會激發出原來不曾有的潛力；而對自己職責的認識，則減少了成員之間的協調成本。
三、自創品牌：宣傳無極限
組織的指導思想一經確立，不僅需要在組織內部得到認同，更需要通過各種手段傳播出去。這實際是擴大組織的文化影響力，創建組織的文化品牌。這種文化傳播和擴散的手段在現代企業管理中一如廣告的作用。
包裝自己，宣傳優點；揭露彌彰，攻擊對手。這是創業階段宣傳的功能。但是，任何宣傳都必須以集團的文化建設為基礎。對於宣傳自己的優點而言，並不是要去做“假廣告”，欺騙大眾，而是要將自己的形象藝術處理，再宣傳出去，樹立自己在群眾中的威望；揭露敵人的殘酷和缺點，也不是要去“造謠、誹謗”，而是將對手真正的缺點告訴大眾。實際上，宣傳可以起兩個作用，一是資訊傳遞，告訴大家事情的真相，告訴大家那些是真實的，哪些是虛假的，說明事情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二是樹立形象，推銷自我，廣為告知。這不僅是宣傳自己的策略，還是對天下負責的一種態度。在中國古代歷史上，那些比較有成就的創業君主，無不重視文化和宣傳的作用。“悶聲發大財”、“酒香不怕巷子深”，這些道理並不適合創業階段的文化和宣傳政策。
朱元璋集團在平定福建、兩廣之後，打算出兵北伐，將蒙元統治者徹底趕出中原。而要使北方人民明白大軍北伐的道理，就必須解除北方官僚地主對紅巾軍的恐怖、疑懼心理，並瓦解元軍的軍心士氣。這時候宣傳工作首當其衝。朱元璋非常重視，並派集團內部的大筆桿子宋濂親自操刀，寫了一篇告北方官吏、人民的檄文。這篇檄文氣勢磅礴，對鼓舞北伐軍的士氣，打擊蒙元軍隊的軍心起了重大作用。這篇檄文首先揭露了元朝的腐朽和對人民的殘酷統治。檄文說“元朝的臣子，不遵祖宗的訓導，破壞綱常……，作為君主應該是人民的宗主，朝廷應該是天下的根本，禮義乃是禦世的大防，像元朝的這些行為，怎麼可以來繼續統治天下呢？”這些話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揭露元朝政府的腐化。其次，檄文還大力宣傳朱元璋集團的起兵反元的正當性，說明朱元璋集團順天應人，應該取代元朝的統治，“予恭承天命，方欲遣兵北逐胡虜，拯生民於塗炭，複漢官之威儀”。此外，檄文還告訴北方的百姓和官吏，“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被我者自竄於塞外”。這是朱元璋集團中儒生系統的代表性著作，從中我們看出文化和宣傳起的作用。首先，說明自己行動的正當性，以統一集團的意志，激發成員的鬥志；其次，揭露敵人的腐朽和統治的殘酷，籠絡民心；第三，還提供了傳達資訊的功能。文告發佈以後，北伐軍所到之處，山東、河南州縣紛紛投降，名城如濟南、益都、汴梁、河南府都不戰而降。北伐軍因之得以順利進軍，在很短的時間內，便“直搗黃龍府”。
後金努爾哈赤集團在天命三年（西元1618年），發佈“七大恨”告天，*明朝。這實際上是努爾哈赤的一篇宣傳文告，這篇宣傳文告也都具備了上面我們所講的要素：宣傳自己的正當性，揭露敵人的腐朽，說明自己行動的正當性。“七大恨”的第一條就說明朝“起釁邊陲，害我父、祖”，即傾訴對明朝實行民族壓迫政策的不滿。這篇*文告在歷史上非常出名，它基本囊括了我們前面討論的文化宣傳的幾個要素。
關於宣傳文告所起的作用，還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例子。三國時期，袁紹集團*曹操，袁紹讓當時的大才子陳琳起草*曹操的檄文。曹操當時正患頭疼，臥床不起，當曹操聽手下讀完陳琳的文告後，竟然被嚇得一躍而起，頭疼症也被嚇跑了。這充分說明了宣傳對敵人的威嚇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袁紹雖然能夠在宣傳上做出這樣好的成績，但最終還是被曹操打敗了。這也說明，文化和宣傳要發揮作用，必須建立在創業集團自身擁有足夠的實力基礎之上。沒有良好的硬體設施，光靠宣傳是不行的；但是，在擁有了良好的硬體設施後，再加上出色的宣傳，則會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漫漫創業路，翹首盼黎明。創業是漫長的，但漸趨接近目標的愉悅難以言表；創業是辛苦的，但勝利接踵而來的*極為個別。但凡自我期許者，無不以創業為人生快事。
回顧創業徑，蒼茫橫翠微。史書千年，幾經反復。咀嚼著開基皇帝們的創業心路，點滴在心頭。指點江山、圖以帝國，縱橫捭闔、止於寶座。讓人歎為觀止的同時，又怎能不想從中體悟點什麼呢。歷史已然逝去，大道巋然猶存。由是，重走開基皇帝的創業之路，發現古時的開基與現代的創業極為類同，尤其創業所面對的亂世新生，階段所獨有的創業領袖、人才管理、制度結構、文化政策等方面，無不使人深思。
創業讓人激情澎湃，守成給人的感覺呢？
當天下大勢，分久必合之後，打天下的創業集團相應的就轉成了坐天下的統治集團。同樣的一個集團，還是那些人，由於環境的變化，他們的地位和關係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如果創業集團能夠處理好這些變化，那麼創業集團就會順利地變為統治集團。如果創業集團在環境已經發生變化後，還不能隨著變化調試自身，那麼，這個天下就可能坐不穩。
皇朝的成長階段，繼之的守成之主，一樣的任重道遠。
大家對於制度這個詞並不陌生，制度不是一個簡單的東西。概括而言，制度是一組約束和指導人們如何行為的規則。制度是組織得以成立的框架，它支撐了組織的運行，是組織運行的載體。那麼，創業階段的制度具有什麼特徵，在創業過程中的重要性如何？與成長和盛世階段相比，它又有哪些不同呢？
創業階段，一個混亂的格局，各個集團紛紛擴大自己的力量，激烈的軍事對抗時時都在發生，戰爭成敗對整個創業集團的安危存亡很是關鍵。因此，創業階段的制度可以概括為一種戰時制度。這個階段的制度特徵與皇朝成長和繁榮階段的制度有著根本的區別。這種區別不僅在於制度設計的基本原則不同，還在於整個制度框架的表現形式不同。戰時制度具有臨時性和靈活性，可以根據戰況的變化而隨時改變制度結構。
一、憑威望說話，靠魅力維繫
創業階段，集團領袖除了以理想凝聚力量，以激情調動熱誠，以現實說服疑惑外，憑威望說話，靠魅力維繫制度也較為關鍵。因為，在這個起步階段，沒有更多的利益可以當即兌現給跟隨者，好比期貨一樣，惟有把財富寄存在明天，領袖給跟隨者展示美好的圖景，大家則跟隨領袖在今天努力打拼。這種理想、激情、現實、威望、魅力，都成為創業集團的粘合劑。
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制度，將八旗力量控制在自己手中，成為自己爭奪天下的有利工具，主要就在於努爾哈赤自“十三副遺甲起兵”以來，屢戰屢勝，從而在女真族人中建立的崇高威望。而努爾哈赤之所以能夠所向披靡，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還在於他有五位鐵杆大臣。這五大臣跟隨努爾哈赤一起創業，乃是努爾哈赤的個人魅力感召而至。
在元末的眾多競爭對手中，朱元璋的創業集團應該說是數一數二的。這不能不歸功於他的創業集團的高效率，以及由此帶來的強大的戰鬥力。這首先在於該集團有一個結構良好的制度。這個制度的維繫，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主要還是依靠朱元璋的個人魅力及其在諸將中的威望。朱元璋在眾多有名的開基皇帝中是地位最低的一個，他沒有顯赫的家世，也沒有家資，只是一名從皇覺寺中跑出來當兵的和尚。就是這個和尚還沒有成為創業集團的真正領袖時，已經在用他的魅力和智慧維持這個集團的正常運轉了。
劉備請諸葛亮出山擔任軍師，關羽、張飛依仗自己立過戰功，又是集團首領劉備的結義兄弟，對執掌大權的諸葛亮並不服氣。其時正趕上曹操派遣李典、夏侯惇率領大軍攻打新野。劉備將指揮權交給了諸葛亮。但是，關羽、張飛二人並不聽從派遣。這種情況在皇朝的成長時期或和平時期，諸葛亮完全可以用不服從命令的理由殺掉二人。但是，在創業階段，整個集團的運行還需要勇冠三軍、藝壓群雄的關羽和張飛，因此，這種不服從命令、公然違反制度的行為得到了容忍。最後，還是劉備的威望發生了作用，以領袖和大哥的身份要求關羽和張飛聽從命令。這是依靠個人威望維繫制度運轉的典型。
二、讓經理人擁有自主權
這個特徵是由創業階段複雜多變的局勢所決定的。在創業階段，競爭對手眾多，局勢變化多端，戰機稍縱即逝，如果採取嚴格中央集權的決策體制，很可能會貽誤甚而失掉有利的戰機。試想，當敵人突然增兵前線，而己方將領沒有就近調動軍隊的權力，需要一層一層地向上彙報，然後領導核心研究研究，決定後再傳達到前線，此時我方可能早已經被消滅了。縱觀中國古代開基皇帝的創業歷程，基本都遵循了這個制度設計規則。例如，秦朝末年和楚漢相爭時的劉邦集團，劉邦集團中的韓信、英布、彭越等人，都是手握重兵的大將，他們直接率領的軍隊甚至比集團領袖劉邦還多。在固陵之戰中，劉邦單靠自己直接率領的軍隊不能打敗項羽的，需要韓信和英布、彭越等人率軍前來相助。
三、靈活有效率，彈性出效益
創業階段，創業集團的制度設計相對簡單，從最高決策層到第一線的傳導途徑非常便捷。這是創業階段集團面臨千變萬化的競爭環境決定的，有利的戰機稍縱即逝，如果資訊傳遞機制和命令傳達機制過於複雜，那麼創業集團的整體效率肯定會大打折扣。而且在創業時期，由於面對強大的競爭對手，也沒有多少精力來設計組織制度。好在創業階段的目標單一而明確，基本不需要多麼複雜的制度。大多數創業集團一般都會借用上一個朝代的制度，並將之大大簡化，突出其效率特徵。劉邦創業集團，其官職和組織結構就大部分借用了秦朝的制度。甚至在分封異姓王（依靠異姓王直接統帥和治理各大戰區）這個行之有效的制度上，也是在學習戰國時代的經驗。朱元璋獲得實際領導地位後，也是大量借用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設立中書省，各個統治區域設立行中書省，作為中央行政機構的派出機關，全權負責當地的事務。軍事制度方面，朱元璋集團在平定陳友諒集團以前，諸將都是直接由最高決策層直接指揮的，彼此互不統屬。這樣就減少中間層次，便於資訊和命令的上傳下達。
不過，簡單有簡單的好處，也有簡單的弊端。就說朱元璋集團吧，起初沒有一個總的統帥部來統領人馬，這樣做有好處，但是也有缺點，那就是諸將的權力太大，不好控制。有一次，大將常遇春打了一個大勝仗，但是常遇春卻全部殺死了降兵。同樣作為大將，徐達阻止不住，因為徐達在制度上沒有約束常遇春的權力。隨著戰事的發展和環境的變化，朱元璋決定加封徐達為大元帥，節制諸將。這是實際上是在最高決策層和直接臨敵的大將之間插入了一個資訊和命令的傳遞環節，以及根據前方形勢代為處置的稍高執行層。
總而言之，創業階段的制度結構，必須滿足三點要求：即創業需要的簡單、靈活和效率。簡單、靈活的制度設計原則，最大限度的減少組織內耗，降低資訊傳遞成本，能夠在競爭環境發生變化時及時自我調整，受到了創業者的青睞。
第五節 創業文化：開創新願景
相比于領袖、人才、制度等因素，文化是一種軟環境，是一種軟競爭力。企業家和管理學家們對文化的定義多種多樣，但從其本質來說，一個組織、一個企業的文化首先是組織在與外部環境的互動中、組織成員之間的互動中所形成的一種共識，這種共識包括組織的整體價值觀以及組織成員的共同願景，在這個共同願景之下，組織成員維繫在一起，形成不同於單個人簡單加總的組織；其次，組織的文化還表現為組織成員的內在行為規範。
文化是組織得以存在和發展的“靈魂”。制度不健全，可以通過各種措施加以健全，缺乏人才，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招攬人才；但是，一個沒有文化維繫的組織，其生存和發展就沒有內在的動力，組織成員的結合只不過是一盤散沙，形不成有效的戰鬥力。再次，對於一個組織來說，文化還是一種環境，一種氛圍。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有什麼樣的環境，就有什麼樣的氛圍。一個奉行嚴格官僚文化的企業，職員們的工作可能非常敬業、勤懇，但卻始終處於一個呆板、僵化的工作環境中；而一個奉行無為而治文化的組織中，職員們可能較為自由散漫，但卻適合那種富於創造性和挑戰性的行業。那麼，在皇朝的創業階段，創業集團的文化特質何在呢？
一、從確定文化的內核開始
創業的戰略固然重要，但總要在一定的指導思想下產生。這個指導思想就是組織文化的內核。對於皇朝的創業集團來說，一般是在強手如林、敵強我弱的環境中形成的。創業成功主要還是依靠創業集團的資質、努力，以及際遇。在這種情況之下，創業集團的領導核心一般不會有意識的進行文化建設；對集團的指導思想也沒有明確的概念。劉邦在芒碭山起義，並沒有意識到自己領導的創業集團以哪種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在創業的初期階段，劉邦也沒有對掌握知識的儒生產生好感，認為自己之所以能夠形成一股勢力，主要還是依靠自己和手下大將的勇猛。但是，這種狀況沒有維持很久，劉邦便認識到創業集團需要一個明確的指導思想作為整個組織的行動的指南。
當然，在歷史上也有其他的創業集團在開始起事之初，就明確了集團的核心指導思想。三國時期的劉備在出山之初就以“匡扶漢室”，拯救黎民於水火的儒家思想作為自己創業集團的指導思想。在這種指導思想之下，劉備集團的整個戰略指導方針就是打擊那些背叛漢室的集團，以所謂的“仁義”來號召天下。劉備集團，包括劉備本人在內，無不時時處處以“仁義”自居，以儒家的正統自居；在自稱漢中王之後，劉備集團與曹操集團發生戰爭時，劉備還以“奉衣帶詔討賊”來為自己的行為尋找依據。
清太祖努爾哈赤在起兵反對明朝之初，其指導思想是掠奪明朝的財產與人口；對滿洲和漢人的區別十分重視。這種指導思想是典型的遊牧民族的文化特徵。但是，隨著創業的不斷前進，這種指導思想開始不斷融合漢族儒家文化的成分，不斷整合滿族、蒙古和漢族的各種統治思想，不斷吸收佛教的各種思想因素，逐漸形成自己的指導思想。這個融合過程實際上一直持續到順治、康熙年間。
實際上，這種指導思想不甚明確的狀況主要還是由於創業集團本身的性質決定的。最典型的明末農民起義。李自成作為明末農民起義的領袖，起義之初就沒有明確的指導思想；通過李自成集團的行為，我們可以將其概括為打擊豪強地主，建立農民自己的政權。但是，在整個創業過程中，這種指導思想不僅沒有及時整合儒家、法家等統治思想，而是蛻變為流寇思想，享受一時是一時。即使不能把失敗主因歸為沒有明確的指導思想，這無疑是李自成失敗的重要原因。
朱元璋參加的紅巾軍在開始起事的時候，其指導思想比較短視，也不明確，主要還是打擊官府和豪強。實際上這也是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普遍思想。自朱元璋成為集團核心之後，他逐漸認識到，只依靠創業集團成員的一腔熱情和對官府的痛恨是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統治的；要想創業成功必須要整合集團的指導思想，將集團成員的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一個思想框架之內。
朱元璋出身于貧雇農家庭，本身沒有讀過多少書。但是，他在讀書學習文化這件事上非常自覺，刻苦研習。朱元璋成為集團的實際領袖後，改變集團原來的輕視文人和文化的政策，轉而積極爭取文人。這就為整合集團指導思想提供了前提條件。每逢佔領一個地方，朱元璋總要訪求當地有名的儒生，羅致在幕府裡做事。即使請不來，也要去請教。這表明了朱元璋集團的文化意識非常濃厚；對集團的意識形態建設和思想建設相當重視。
二、文化也是戰鬥力
文化表現在對組織成員行為的約束上，就成為執行力和戰鬥力。什麼樣的文化內核決定什麼樣的行為。這一點在中國皇朝歷史上的創業階段得到了驗證。可以說，文化政策將左右這個創業集團能否成功。最明顯的例子是元世祖忽必烈。在忽必烈進入中原，佔領曲阜孔廟時，忽必烈心血來潮，挽弓搭箭，照著孔老夫子的塑像就是一箭。要是射別人，甚至是個活人，對於忽必烈來說也可能毫髮無損，但是他忘記了孔老夫子是何許人也。孔老夫子是中原人民心中的聖人啊！忽必烈的這一箭實際上是宣告了即將統治中原的大元帝國的文化內核和指導思想。這個指導思想就是打擊中原的文化傳統，並宣告元朝的統治將不以儒學為根據。雖然後來元朝的皇帝們不得不改變了這一基調，照樣還得奉行儒家思想，照樣還得開科取士，但是這一箭造成的影響卻久久沒有消失。這也是元朝只在中原統治了不到一百年就被推翻了的原因之一吧。
上面我們說到三國時期的劉備集團，“匡扶漢室”的正統儒家思想，為劉備集團贏得了“人和”的美譽。在這個指導思想之下，集團成員的行為得到了約束，執行力和戰鬥力得到了提高。在“匡扶漢室”的思想指導下，劉備不僅獲得了許多人才的擁戴，而且還獲得了一般民眾的支持。在集團內部，一旦成員之間出現矛盾，劉備也總是以這個口號來平息矛盾，解決問題。劉備集團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非常團結的集團，這種文化的指導作用不可忽視。
組織的戰鬥力還表現在組織內部環境的和諧與統一上。在創業階段，創業集團的成員來自四面八方，有著不同的背景和生活經歷。而且他們對於創業集團總戰略的認識並不是那麼一致。像劉邦集團，其成員不僅有樊噲那樣的屠夫，還有蕭何這樣的小吏，韓信這樣的大將，陸賈、張良這樣的文人。出身下層的軍官，一般不會想得那麼遠；比較有文化和見識的人則會給集團一個遠大的目標。那麼，如何縮小這些差異呢？就要依靠文化，依靠統一的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文化建設將集團的總體戰略目標落實到每一個成員，使每一個成員都認識到自己的使命和職責所在。使命感強了，就會激發出原來不曾有的潛力；而對自己職責的認識，則減少了成員之間的協調成本。
三、自創品牌：宣傳無極限
組織的指導思想一經確立，不僅需要在組織內部得到認同，更需要通過各種手段傳播出去。這實際是擴大組織的文化影響力，創建組織的文化品牌。這種文化傳播和擴散的手段在現代企業管理中一如廣告的作用。
包裝自己，宣傳優點；揭露彌彰，攻擊對手。這是創業階段宣傳的功能。但是，任何宣傳都必須以集團的文化建設為基礎。對於宣傳自己的優點而言，並不是要去做“假廣告”，欺騙大眾，而是要將自己的形象藝術處理，再宣傳出去，樹立自己在群眾中的威望；揭露敵人的殘酷和缺點，也不是要去“造謠、誹謗”，而是將對手真正的缺點告訴大眾。實際上，宣傳可以起兩個作用，一是資訊傳遞，告訴大家事情的真相，告訴大家那些是真實的，哪些是虛假的，說明事情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二是樹立形象，推銷自我，廣為告知。這不僅是宣傳自己的策略，還是對天下負責的一種態度。在中國古代歷史上，那些比較有成就的創業君主，無不重視文化和宣傳的作用。“悶聲發大財”、“酒香不怕巷子深”，這些道理並不適合創業階段的文化和宣傳政策。
朱元璋集團在平定福建、兩廣之後，打算出兵北伐，將蒙元統治者徹底趕出中原。而要使北方人民明白大軍北伐的道理，就必須解除北方官僚地主對紅巾軍的恐怖、疑懼心理，並瓦解元軍的軍心士氣。這時候宣傳工作首當其衝。朱元璋非常重視，並派集團內部的大筆桿子宋濂親自操刀，寫了一篇告北方官吏、人民的檄文。這篇檄文氣勢磅礴，對鼓舞北伐軍的士氣，打擊蒙元軍隊的軍心起了重大作用。這篇檄文首先揭露了元朝的腐朽和對人民的殘酷統治。檄文說“元朝的臣子，不遵祖宗的訓導，破壞綱常……，作為君主應該是人民的宗主，朝廷應該是天下的根本，禮義乃是禦世的大防，像元朝的這些行為，怎麼可以來繼續統治天下呢？”這些話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揭露元朝政府的腐化。其次，檄文還大力宣傳朱元璋集團的起兵反元的正當性，說明朱元璋集團順天應人，應該取代元朝的統治，“予恭承天命，方欲遣兵北逐胡虜，拯生民於塗炭，複漢官之威儀”。此外，檄文還告訴北方的百姓和官吏，“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被我者自竄於塞外”。這是朱元璋集團中儒生系統的代表性著作，從中我們看出文化和宣傳起的作用。首先，說明自己行動的正當性，以統一集團的意志，激發成員的鬥志；其次，揭露敵人的腐朽和統治的殘酷，籠絡民心；第三，還提供了傳達資訊的功能。文告發佈以後，北伐軍所到之處，山東、河南州縣紛紛投降，名城如濟南、益都、汴梁、河南府都不戰而降。北伐軍因之得以順利進軍，在很短的時間內，便“直搗黃龍府”。
後金努爾哈赤集團在天命三年（西元1618年），發佈“七大恨”告天，*明朝。這實際上是努爾哈赤的一篇宣傳文告，這篇宣傳文告也都具備了上面我們所講的要素：宣傳自己的正當性，揭露敵人的腐朽，說明自己行動的正當性。“七大恨”的第一條就說明朝“起釁邊陲，害我父、祖”，即傾訴對明朝實行民族壓迫政策的不滿。這篇*文告在歷史上非常出名，它基本囊括了我們前面討論的文化宣傳的幾個要素。
關於宣傳文告所起的作用，還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例子。三國時期，袁紹集團*曹操，袁紹讓當時的大才子陳琳起草*曹操的檄文。曹操當時正患頭疼，臥床不起，當曹操聽手下讀完陳琳的文告後，竟然被嚇得一躍而起，頭疼症也被嚇跑了。這充分說明了宣傳對敵人的威嚇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袁紹雖然能夠在宣傳上做出這樣好的成績，但最終還是被曹操打敗了。這也說明，文化和宣傳要發揮作用，必須建立在創業集團自身擁有足夠的實力基礎之上。沒有良好的硬體設施，光靠宣傳是不行的；但是，在擁有了良好的硬體設施後，再加上出色的宣傳，則會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漫漫創業路，翹首盼黎明。創業是漫長的，但漸趨接近目標的愉悅難以言表；創業是辛苦的，但勝利接踵而來的*極為個別。但凡自我期許者，無不以創業為人生快事。
回顧創業徑，蒼茫橫翠微。史書千年，幾經反復。咀嚼著開基皇帝們的創業心路，點滴在心頭。指點江山、圖以帝國，縱橫捭闔、止於寶座。讓人歎為觀止的同時，又怎能不想從中體悟點什麼呢。歷史已然逝去，大道巋然猶存。由是，重走開基皇帝的創業之路，發現古時的開基與現代的創業極為類同，尤其創業所面對的亂世新生，階段所獨有的創業領袖、人才管理、制度結構、文化政策等方面，無不使人深思。
創業讓人激情澎湃，守成給人的感覺呢？
當天下大勢，分久必合之後，打天下的創業集團相應的就轉成了坐天下的統治集團。同樣的一個集團，還是那些人，由於環境的變化，他們的地位和關係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如果創業集團能夠處理好這些變化，那麼創業集團就會順利地變為統治集團。如果創業集團在環境已經發生變化後，還不能隨著變化調試自身，那麼，這個天下就可能坐不穩。
皇朝的成長階段，繼之的守成之主，一樣的任重道遠。
第二章
成長與穩定：坐天下
西元前202年二月，劉邦在定陶汜水（今山東曹縣附近）即皇帝位，定國號為漢，成為漢王朝的開國皇帝，史稱漢高祖，又稱漢高帝。王后呂雉改稱皇后，太子劉盈稱皇太子。然而，雖說登上了夢寐以求的皇位，問題和困難依然不少。第一個問題：數年的秦末戰爭後，民生凋敝，百廢待興，“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四匹同一毛色的馬拉的車），而將相或乘牛車”。天子和將相都如此困難，何況平民百姓？第二個問題：手下大將、重臣大權在握，皇位並不沒有想像中的穩固。韓信、彭越等諸位異姓王名為臣子，實同割據。如何開萬世之基業，劉邦對此煞費苦心。第三個問題：手下大將們多是草莽出身，在創業階段是與自己同吃苦、共患難的兄弟，打下天下後，大臣們每天上朝都與劉邦稱兄道弟、吵吵嚷嚷，劉邦感覺不到做皇帝的尊嚴。這些問題的實質是一個創業集團如何成功地轉化為統治集團。
秦始皇自稱“始皇帝”，要將秦朝的統治世世代代傳下去，自己的子孫就是“二世”、“三世”，以至“無窮世”。但是，歷史的發展並不以秦始皇的個人意志為轉移。秦朝至二世就滅亡了。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勢力非常強大，所謂“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能夠正確地處理創業和守成的關係，創業集團順利轉化為統治集團，那麼“二世而亡”的悲劇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秦始皇的戰略方針和制度設計，沒有解決創業之後的守成問題。賈誼在《過秦論》中總結秦朝滅亡的原因：秦朝滅亡是因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具體而言，就是秦始皇沒有針對百廢待興的外部環境，與民休養，而是繼續大興土木、揮霍無度，殘酷剝削百姓，致使激起民變，二世而亡。
五代末年，後周之主世宗柴榮，攻北漢、打南唐，開疆拓土，不可謂不是英雄。針對五代時期的種種弊端，柴榮整編軍隊，嚴治貪污，肅清盜賊，治理水患，疏通漕運，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但這些措施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五代時期最主要的問題：防止重權在握的臣下篡位，擺脫短時間改朝換代的易主劫難。五代時期，軍閥混戰，各個統治集團都依靠手握重兵的大將相互攻伐，但是，這些大將們既手握重兵，難保不篡權自立。柴榮的失敗就是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沒有從制度上解決鞏固皇權的問題，最終被趙匡胤陳橋驛兵變，奪取了皇位。因此，對於創業者來說，在打下天下以後，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便成了首要問題。趙匡胤在奪取政權之後，認識到後周之所以滅亡、五代十國之所以頻繁易主換位，乃行“杯酒釋兵權”，解除了重兵在握的大將們的兵權，繼而從制度設計上保證王朝穩定運作，成功地從創業集團轉化為統治集團。
清朝統治者入關之初，實行的還是瘋狂掠奪和殘酷*的戰略方針。這個方針在攻打明朝，與明朝、李闖王爭奪天下的階段，可能還不算致命之舉。但在已經奪取天下，面臨如何鞏固皇權的情況下，還實行“圈地”、“剃頭”等野蠻政策，就有可能喪失已經打下的天下。清朝統治者也很快認識到應該建立穩定的秩序和制度，從創業集團轉變為統治集團。因此，在順治朝和康熙朝，採取了一系列的方式轉變戰略和政策，廢止“圈地”，實行科舉，開科取士，籠絡漢族知識份子，穩定朝政。這些措施保證了清朝統治達二百多年。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成功的創業集團，並不必然是一個成功的守成集團；優秀的創業者並不都能成為合格的統治者。在漫長的歷史中，短命王朝不計其數，長命王朝卻乏善可陳。原因何在？本章將從坐天下的內外部環境出發，透析使一個王朝能夠長治久安的各種因素。
對於一個組織、集團而言，要想在爭得一席之地後，鞏固自己的地位，首先應該敏銳地把握內外部環境的變化，按照基業常青的使命設定，及時調整組織的戰略。此一階段的領導者，必須高瞻遠矚，思考組織的未來。制度設計與人才政策成為皇朝秩序的關鍵。除此之外，還要打造強勢的文化與組織的戰略相協調，充分發揮文化的穩定和推動作用。一個創業集團能夠把握這五點：外部環境變化、戰略調整、安頓人才、制度設計和文化建設，就具備了“開萬世之基業”的條件。如果處理不好，我們看到的將又是一個“短命王朝”。
創業階段已然過去，群雄廝殺已然不再，對手或已被摧毀、或轉入了地下，反正已經退出競爭舞臺，局面歸於平靜。笑到最後的創業之主或許感到些許的寂寞，一種英雄的寂寞，高處不勝寒的寂寞。但是，寂寞在心，萬鈞在身。開基者能否成功地因應這種情勢，把住戰略轉軌，事關全域、根本和未來。
那麼，創業階段過後，組織的外部環境怎樣，落腳點又何在呢？
一、創業爭奪戰後的荒涼
創業階段實質上是一個戰亂階段，各種勢力紛紛起兵，相互征戰。過後留下的是社會滿目瘡痍的局面。“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可能有些誇張，卻道出了戰亂的破壞力和建設的急迫性。戰爭本身就不是一個建設性的力量，而具有巨大的破壞性。在戰爭的洗滌下，不僅整個經濟社會遭到了巨大的破壞，各種秩序也被破壞，社會處於極度的衰竭之中。
經歷了秦朝十五年的嚴酷壓榨和長達八年的反秦戰爭、楚漢戰爭，漢初社會殘破不堪，人民大量死傷流亡，“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十二三”。許多農民流亡他鄉，不得耕作；有的還為生活所迫，不得不自賣為奴。社會財富極端匱乏，“自天子不能具鉤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投機商人囤積居奇，致使“物踴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
五代時期，中原一帶干戈不息，兵無寧日。後樑集團朱溫與後唐集團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為了爭奪土地和人口，整整混戰了十七年。甚至掘開滑州的黃河堤岸，造成冀、魯、豫平原十餘次的嚴重水災，幾千里的地方滌蕩一空。
在這民生凋敝的局面下，對於已經打下天下的創業集團而言，必須主動把握天下民心，順應百姓的要求，改戰時戰略為穩定戰略。這一點對於現代組織同樣重要，無論是執政後的政治組織，還是取得市場份額後的經濟組織，抑或其他社會組織，創業成功後就應及時調整戰略，鞏固市場、權位，不應再相向而行，與歷史期待漸行漸遠。
二、充滿期待：擴張後的市場
創業結束，成長伊始，另一大變化就是統治區域的擴大。創業階段，創業集團基本是偏於一隅，勢力範圍較小。區域小，各種行政措施和對地方的控制都比較原始。且由於處在戰時環境中，管理體制也必然是一種為戰爭服務的體制。這種體制在戰時和行政區域比較小的條件下，比較靈活且動員能力較強。創業成功，就意味著統治地位在更大範圍的確立。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一般而言，所謂的創業成功，即是統治區域擴大到“天下”，所謂“天下一統”。這就面臨著一個如何調整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如何及時、有效的管理各個地方的問題。
元朝佔據中原之前，不過是蒙古高原上的一個遊牧民族，其地域雖廣，但族人不過十萬；實際行政區域是比較小的。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提高戰鬥力，成吉思汗將所有的族人分成95個千戶，千戶制（千戶、百戶、十戶三級劃分）成為當時蒙古社會的基本統治制度。實行兵民合一的機制，每一個蒙古人都是戰士，都要跟隨成吉思汗出兵放馬，攻城掠地。攻下城池之後，任由士兵搶掠，作為士兵出兵的薪餉和激勵。對於打天下來說，這是一種激勵比較強、比較有效率的機制。但是，天下一統以後，這種體制就不行了，必須對其進行改革，以適應新的外部環境的要求。就好比當代組織，初創時期專注於一個界定較為清晰、環境較為熟悉的地域，創業隊伍不大，管理機制相對簡單靈活，基本不存在管理幅度、層次的問題。但是，一旦市場擴大、延展，隨之而來的便是制度如何建構、力量如何集結、目標如何實現、使命如何完成的系列需求。
與元朝相類似的是清朝。在清朝入關之前，努爾哈赤實行的所謂“八旗制度”。這種制度將所有的滿洲人編為正黃、鑲黃、正白、鑲白、正紅、鑲紅、正藍、鑲藍八旗。規定每300人為1牛錄，設牛錄額真1人；5牛錄為1甲喇，設甲喇額真1人；5甲喇為1固山，設固山額真1人。八旗制度也是一種兵民合一的制度，凡滿洲成員皆隸于滿洲八旗之下。旗具有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職能。入關前，八旗兵丁平時從事生產勞動，戰時荷戈從征，軍械糧草自備。這種制度保證了八旗士兵的戰鬥力。當時，整個八旗士兵不過二十萬，卻戰敗了超過百萬的明朝軍隊。但在進入中原之後，全民皆兵的制度就不適用了。在入關之前，當時後金統治區域不過白山黑水之地，人口不過幾十萬人，而進入中原之後，行政區域擴大了幾十倍，人口增加了幾十倍，甚至幾百倍。在如此廣闊的行政區域再實行八旗制度，就沒有任何優勢可言了。
對於組織而言，就是在成功擴大市場後，如何對已經佔有的市場進行有效管理的問題。創業階段，佔領市場是第一要務，只要是能有效、迅速地發展、壯大自己，打敗對手的管理制度，就是“好”制度。但是，轉入“坐天下”階段之後，由於市場的擴大，有效鞏固市場和管理市場就成為首要目標，原來的那種極具靈活性的管理體制就需要進行相應的改革。
三、實力格局：創業隊友成潛在對手
創業階段，由於各個創業集團都面臨著強大的對手，屬於一種戰亂危局，因此，為了儘快地戰敗對手，奪取戰略主動權，每一個創業集團都盡可能地給那些直接臨敵的大將們較大的自主權力。這一點我們在上一章已經作了說明。但是，創業成功之後，外部環境已經趨於平穩，集團內部的結構和權力配置就需要及時調整，形成一個運作有序、結構穩定的統治集團，並妥善安置這些獨當一面的大將。這是創業階段向成長階段轉化的必然步驟。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各個創業集團內部總會形成一個功臣集團。這些功臣都在創業階段立下了赫赫戰功，而且由於戰時需要，功臣們都手握重兵，權高位重。西漢的劉邦集團，在創業期間和建國初期分封了楚王韓信、趙王張敖、韓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長沙王吳芮等異姓王。這些異姓王都有封地，在封地內有收稅、鑄幣等權力，而且都手握重兵。東漢創業之主光武帝劉秀爭奪天下的過程中，也聚攏了一大批足智多謀、驍勇善戰的將軍。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謂“雲台二十八將”，即鄧禹、馬成、吳漢、王梁、賈複、陳俊、耿弇（yǎn）、杜藏、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佑、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等28人。這些人在創業打天下期間東征西殺，都手握重兵，掌握著很大一部分權力。
北宋開國之主趙匡胤能夠奪取政權，黃袍加身，主要還是靠“義社十兄弟”，即石守信、王審琦、慕容延釗、高懷德、趙彥輝等人。這些人除了是趙匡胤的結義兄弟外，還都是後周掌握重兵的將領。這些將領雖然擁戴趙匡胤坐上了皇位，但他們自己也有一批手下，難保不出現黃袍加身、奪取趙匡胤皇位的另一個“陳橋驛”。對於這一點，趙匡胤早已認識到了。太祖在一次與宰相趙普的談話中，問趙普：“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土地，其何故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之計，其道如何？”趙普的回答是：“唐季以來戰鬥不息，國家不寧，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它奇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則天下安已。”趙普的回答不僅對當時的北宋皇朝可謂一針見血，對其他皇朝又何嘗不是呢？
變化了的外部環境，相應地要求組織權力結構的及時調整。劉邦做皇帝之後，手下陸賈時常在他面前說《詩》、《書》。劉邦對此不以為然，對陸賈說：“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回答說：“居馬上而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秦）氏。向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 （《史記·酈生陸賈列傳》）這就是“可以馬上得天下，而不可以馬上治天下”的典故。面對外部環境的變化，原來的創業集團應該及時調整自己的戰略，儘快轉化為合格的統治集團。
民生凋敝，是為著創業的戰爭耗竭了時力，社會蕭條，組織疲憊，組織內外都要求休養生息，重整心力，是創業階段的必然結果，守成階段的實然基礎。區域擴大，是創業所追求的應然結果，但是肢體的延展要求頭腦的轉變、機制的再造。君弱臣強，是創業結束、守成伊始的力量格局，是創業功能的結構化體現，如何變革實力格局，還必須創新管理，重新建構。戰略需要轉軌，制度需要完備，這是守成階段的任務，更是座上皇帝的責任。組織領導者有否擔當、能否擔當，都將在這一階段表露無遺。
第二節 守成領袖：高瞻遠矚
創業成功之後，組織的外部環境發生了質的變化：由原來的天下大亂轉變為百廢待興、民心思安；由原來的處於一隅轉變為統治全國；由原來的一致對外轉變為內部權力的重新分配。相應地，組織的總體戰略目標由原來的創業打天下轉變為開基坐天下；戰略手段由原來的馬上打天下轉變為座上治天下；而這個戰略意圖的實現需要通過制度穩定下來，形成規範性的行為準則。
那麼，主要由誰來應對環境轉變、主導戰略轉軌？對這一階段的領導核心有什麼素質上的要求？他又是如何實現這個意志的呢？實質上，這個問題是對我們前面提出的由創業集團成功轉變為守成集團的進一步解釋，也將解決基業長青的問題。創業階段，領袖具有吸引人才和統領集團作戰的個人魅力。但是，能夠成功創業不一定就能夠開萬世之基業。皇朝能否長治久安關鍵在於及時轉換戰略目標；而目標能否成為現實，能否做到基業長青，還在於組織領導者是否高瞻遠矚。所謂謀一隅者不足謀全域，謀一時者不足謀萬世，外部環境變化之後，如果領袖素質不能及時跟進調整，創業的成績很可能就在短期內喪失，成為“短命王朝”。
優秀的創業者在創業階段可謂“無往而不勝”，創業時期的勝利使得這些創業者高估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志得意滿，往往不能冷靜地考慮現實條件的變化，仍然抱守創業時期的經驗，不及時調整自身的素質，也就不能及時調整戰略目標和戰略手段。這是導致“短命王朝”的主觀原因。
歷史上的短命王朝，諸如秦朝、蜀漢、隋朝、五代各朝。這些王朝的開基者，在起步階段都是一方豪傑，能夠脫穎而出，統一天下，至少能夠佔據一個區域。秦始皇在創業階段不僅能夠團結人才，而且制定了正確的戰略方針。嬴政統一六國之前，秦國人才濟濟，李斯、尉繚、王翦、王賁、蒙毅、蒙恬等都是文韜武略；秦國各項制度又都是著眼於軍隊的戰鬥力，功必賞、罪必罰，軍令嚴明。秦國掃平天下的戰略也較為得當，遠交近攻的謀略使得六國難以團結一致對付秦國。其時，六國的領土五倍于秦，軍隊總兵力十倍于秦，秦始皇仍成功統一六國。然而，秦朝又是典型的“二世而亡”。秦朝短命的原因，可以從領導者的必備素質和戰略意志兩個方面深入分析。首先，在統一全國之後，秦始皇本人變得驕傲狂妄，專制*，任奸拒諫，不信大臣，不親士民，成為脫離萬眾的孤家寡人。而秦二世胡亥更是缺乏一個守成君主的應有素質，信任宦官趙高，不聽朝政，殺戮良臣。司馬遷在《史記》中形象地描述了秦始皇的狂妄之態，“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於之侔”。其次，秦朝開基之後，戰略總方針沒有順應歷史潮流進行修正，秦始皇父子完全拋棄了“安土息民”的正確戰略，窮奢極欲，窮兵黷武，大興土木，封山封仙，橫徵暴斂，法繁刑酷，中外鹹怨，天下寒心，以致二世就土崩瓦解。秦二世胡亥在位之時，全國男子不能耕種，都被徵調去修長城、建阿房宮；婦女不能耕織，全國道路上充滿刑徒。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就發生在這個時期。而陳勝、吳廣之起于大澤鄉，劉邦之起於芒碭山，都是在路上，押解刑徒的路上起事。
歷史的經驗如此，現代社會又何嘗不是如此。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短短三十年，曾經湧現過多少風光無限的企業，曾經湧現出多少志得意滿的創業者，這些企業、這些創業者而今安在？懷漢新是這樣，吳炳新是這樣，胡志標也是這樣。這些“想當年”的英雄創業人物，如今都如歷史的過眼雲煙，成了“短命王朝”的現代版。
那麼，在由創業轉為守成的道路上，對集團領袖的要求有哪些呢？第一，須具備戰略轉軌能力，導引組織成功轉型；第二，要有足夠的學識和經驗，對歷史、現實和未來做出明智的判斷；第三，善於聽取意見，能夠辨識忠奸；第四，以謀略來實現戰略意圖。
一、戰略轉軌：把創業基點演繹為成長支點
創業階段的戰略制定，有“馬上皇帝”的企劃能力來因應；守成階段的戰略轉軌，則須是“座上皇帝”的導引能力來把舵。首先是轉變總體戰略目標，需要從一切為了擊敗對手、實現成功創業的總體戰略目標，轉變為持續增長的戰略目標，即要“開萬世之基業”；其次，轉變戰略手段，需要從創業階段的靈活性轉變為穩定性的策略，要使整個組織的運行建立在制度化和規範化的基礎之上；第三，相應地，皇朝穩定運行的總體指導思想和制度設計標準以及文化政策，也必須適應新的形勢，轉變成一切為了實現皇朝的長治久安。
1、總體戰略目標：開萬世之基業
總體戰略目標的重要性毋需諱言，一個組織能否長久生存和發展，首先在於其總體戰略目標是否適應組織的外部環境。此時的外部環境是“亂世”到“思安”，“百廢”到“待興”，作為組織的目標就應該是休養生息和安定和諧，保證組織的穩定，並為組織的長治久安創造條件。
那些在歷史上能夠長期存在，並創造了盛世局面的皇朝，其開基者在打下天下之後，都及時調整戰略目標，由戰時戰略轉變為穩定民心和社會。劉邦集團戰敗項羽集團、成功奪取天下之後，吸取了秦朝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採取了清靜無為、以柔制剛、以靜制動、以退為進、以守為攻、刑德相輔的黃老之術。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從高祖劉邦，經過呂後和惠帝劉盈，到文帝和景帝，一直實行提倡節儉、節約民用、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特別是漢文帝，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禦，無所增益”，他本人身穿用“戈締”做得袍子，而所謂“戈締”就是當時最普通的衣料。他所寵愛的慎夫人，穿著短裙。他們的帷帳上連花紋也沒有。可以稱得上是歷史上少有的“節儉皇帝”。這種與民休息的政策，終使漢初經濟社會在秦末幾十年征戰的凋敝局面得到了改善，出現了歷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為後來漢武盛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有些皇朝則不然，秦朝和隋朝就是這樣的例子。秦始皇創業成功之後，仍然實行一種揮霍浪費、窮兵黷武的戰略，大修阿房宮，殘酷剝削人民，最終二世而亡。隋煬帝楊廣繼位之後，建行宮、開運河、征高麗，最後落得個“好頭顱誰來斬之”的悲慘下場。
2、戰略手段：一切為了天下
創業階段，領導者看重的是征殺疆場的戰將，需要的是戰勝敵手，“馬上得天下”沒有半點虛假。但是，創業結束之後，必須改變這種僅看重戰功的戰略手段。這個轉變，首先要相對減輕軍隊在政府中的權重。其次，要縮減士兵員額，將戰鬥人員轉變為生產人員。第三，提高文人在政府中的地位，建立文人官僚政府。這三個步驟並不是截然分開的，應該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我們可以將歷史上轉型比較成功的概括為如下幾種類型：
第一種，就是誅戮功臣型。成功創業之後，對於那些手握重兵的戰將，採取全部殺掉或部分殺掉的措施，解除其兵權，同時裁撤兵員。這一類型的代表是漢高祖劉邦和明太祖朱元璋，特別是朱元璋。朱元璋當上皇帝並統一全國之後，對原來跟隨自己打天下的功臣大開殺戒，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明初的這三大案基本上將帶兵打仗的開國大將們清除乾淨。隨之，朱元璋將這些大將的兵權收歸到皇帝手中，大量裁減兵員。這種方式顯得過於殘酷，所以在歷史上，劉邦和朱元璋的這種誅戮功臣遭到了人們的貶斥。但是，從組織管理的角度來看，採取措施是必要的，只是這種措施不太得當而已。一個皇朝的長治久安，需要一個穩定的行政體系，而潛在的軍事力量割據則是穩定秩序的最大隱患。
第二種，和平共處型。這種類型是指通過和平手段逐步奪取將領的兵權，提高君主的權力和文官政府的權力。這個類型的代表是清朝。清朝在入關之前，實行的是八旗制度和四大貝勒議政制度。帶兵的貝勒們擁有較大的權力，而且這些貝勒可以通過議政會議（所謂八王議政）來左右君主的決策。清朝入關之後，首先是將滿洲八旗和其他人民分離開來，沒有將八旗制度推廣到全國。即使建立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也是將八旗的軍隊制度與普通人民分離開來。這樣就將旗主貝勒直接管轄人民的行政權力完全剝奪了。但是，對旗主貝勒本人，並沒有加以消滅，而是將他們養在關外。但是，這些旗主貝勒還擁有管轄本旗人員的權力。這樣一旦出現統治危機，滿洲統治集團還有一個可以依靠的力量。這種類型實際上是剝奪了帶兵將領的治民權，但沒有完全剝奪將領的軍權。因此，在有清一代，沒有出現滿洲八旗兵造反的事件。這種分離軍隊將領的軍權與行政權力的措施，應該是既能穩定社會秩序，又能保證軍隊始終掌握在統治集團高層的一種措施。
第三種，和解共生型。一如宋太祖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五代時期，手握重兵的武將謀權篡位比較普遍。趙匡胤在後周做將領時，曾親眼目睹了後周太祖郭威黃袍加身，奪取後漢隱帝劉承佑皇位的事件。後漢乾佑二年（西元949年），遼兵來犯，郭威帶領軍隊迎戰。走到澶州，將士數千人忽然大噪，高喊“我們已經與劉氏成為了仇敵，不能再保他了”，希望擁立郭威為皇帝，並撕下黃旗披在郭威身上，高喊“萬歲”。郭威死後，後周世宗柴榮即位，柴榮死後，後周恭帝柴宗訓即位。此時趙匡胤為殿前都檢點，掌握軍權。西元961年，同樣的故事發生了。趙匡胤帶領人馬出兵抗遼，在陳橋驛黃袍加身，做了皇帝。之後，趙匡胤認識到，要使自己的皇朝能夠延續下去，就需要解除帶兵大將的軍權。怎麼去掉呢？趙匡胤的辦法是“杯酒釋兵權”。一天，趙匡胤召集宿將石守信、王審琦等人飲酒，在酒酣之際，他摒退左右，說：我沒有你們的支持，就做不成皇帝。但做了皇帝又不快樂，整天愁悶，還不如做個節度使呢。這些宿將詢問緣故，趙匡胤說：皇帝這個位子，誰不想做呢？即使你們沒有篡位的心，你們的下屬將黃袍披在你們身上，你們能不做嗎？這些大將們立即明白了皇帝的意思，紛紛上書要求辭去兵權。這種方式的好處是可以保證宿將們的榮華富貴，將他們的兵權完全剝奪。弊端是政府需要支付大量的財政，養著這批功臣。而且，在拿掉武將們的兵權後，由文臣帶兵戰鬥力大大削弱。有宋一代，軍隊疲弱，沒有戰鬥力，所以根本不能抵抗入侵。北宋時期，不僅沒有收復幽雲十六州，還被金國所滅，顯然是趙匡胤沒想到的。
宋朝雖然無力抵禦外敵，但是內部卻沒有發生兵變、奪權等。東漢的“杯酒釋兵權”卻直接導致了豪強地主勢力的增強，造成了東漢後期的軍閥混戰。東漢集團在奪取天下之後，對重臣宿將實行“高秩厚禮，允答元功，俊文深憲，責成吏職”的政策。這項政策的內容是：對於功臣，增其賞邑，保其福祿，但不任以吏職。雲台二十八將，開國三十二功臣，雖然爵位很高，但都不擔任實際職務。等於把他們的參與政治決策和行政管理的權力都收回了。然而，東漢卻因此借重外戚和宦官來管理朝政，終致東漢末年的大亂。
3、戰略實現：組織與制度鑄就秩序
制度是一切戰略目標和戰略手段的實現形式。制度的作用是將長期的戰略意圖形成穩定的行為規範。創業階段，制度設計的原則是靈活性，這是因為組織的戰略目標是戰勝對手，實現成功創業；而在守成階段，制度設計的原則就是穩定和秩序，這是因為組織的戰略目標已經變為穩定自己的統治。
在中國皇朝的發展演變史上，每一個成功創業的集團無不想把自己的統治長久維持下去，但是天不遂人願，仍然出現了許多“短命王朝”。這些短命王朝有的也轉變了戰略，但是卻沒有將戰略意圖真正實現。原因很多，但沒有一個運行良好的制度作為保證，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五代時期，後周太祖郭威和世宗柴榮，登上皇位之後，實行了許多措施來穩定自己的統治，但最終還是讓趙匡胤奪取了政權。郭威和柴榮在世的時候，憑藉個人的威望，維持這些政策措施的施行。一旦郭威和柴榮去世，沒有了個人威望作為後盾，那些良好的措施就立即失去了效力。如果建立有一個穩定的、運行良好的制度，即使郭威和柴榮去世，整個朝廷可能會依照制度繼續運行下去。
當前中國許多民營企業陷入了“短命王朝”的怪圈之中。這些企業能在競爭中脫穎而出，證明在創業階段的戰鬥力和生命力是頑強的。創業成功之後，大多數的創業集團還是能夠及時調整戰略目標，希望自己的企業能夠不斷增長和發展下去。但是，如何實現自己的戰略意圖，卻在制度建構方面失卻考慮。一般而言，創業領袖在創業集團中都樹立有崇高的威望，依靠個人的威望維繫企業的運行，在創業階段不致出現大的差錯。但是在創業成功之後，個人威望是很容易失去的，一旦失去，又缺乏相應的後續制度保證，組織的命運很快就到頭了。
二、治國智慧：對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判斷
治國智慧是一個座上皇帝成功開創萬世之基業的關鍵所在。治國智慧首先需要有對歷史的領悟。“以歷史為鏡可以明得失”，對照歷史，可以發現前朝得國、治國、失國的經驗和教訓，為己所用。清朝皇帝有一個傳統，在每天上朝之前，都要仔細閱讀前朝的實錄，這種閱讀不是一時之事，而是要貫穿到整個生命歷程中。前朝的歷史不僅要讀，而且要每天都讀，從中吸取治國的有益經驗。
清朝前期的康熙帝玄燁是造就清朝二百多年江山的開基之主。在位期間，他除鼇拜、平三藩、收臺灣，使大清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大王朝之一。在他死後，臣下給他上的廟號是“聖祖”。一般而言，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皇帝的廟號都是“宗”，但康熙帝卻也成了祖。其原因就在於康熙帝“名為守成，實同創業”，為大清朝的江山社稷奠定了一個穩固的基礎。那麼，康熙帝的這些治國經驗和智慧來自哪裡呢？首先就來自他對歷史的學習和領悟。過人的功業，因有過人的智慧；而過人的智慧，因有過人的學習。“學習”二字，是解開康熙一生開創大業秘密的一把鑰匙。康熙身上有著三種血統、三種文化和三種品格。他的父親是滿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親是漢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誨，又向蘇麻喇姑（蘇墨爾，孝莊隨嫁貼身侍女）學習蒙古語，向滿洲師傅學習騎射，跟漢族師傅接受儒家教育。康熙的勇武與奮進，受到了滿洲文化的影響；高遠與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薰陶；仁愛與韜略，來自漢族儒學的營養。康熙帝吸收了中華多民族的、西方多國家的，悠久而又新進、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營養。這為他展現帝王才氣，實現宏圖大業，奠定了基礎。康熙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嗜書好學的帝王。他五歲入書房讀書，晝夜苦讀，不論寒暑，甚至廢寢忘食。又喜好書法，“每日寫千餘字，從無間斷”。他讀“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必使字字成誦，從來不肯自欺”。後來，他要求皇子讀書，讀滿百遍，還要背誦，這是他早年讀書經驗的傳承。康熙繼位後，學習更加勤奮，甚至過勞咯血。他讀書不是為消遣，而是為“體會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國、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宮，談《周易》，看《尚書》，讀《左傳》，誦《詩經》，賦詩著文，習以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釋卷。
而反觀秦朝，其之所以短命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注意吸取歷史的教訓，不注意從歷史中尋找治國智慧。賈誼說“假使秦王能夠學習前朝的歷史，以及殷朝和周朝的事蹟，學習其治國的經驗和智慧，來管理自己的朝廷，那麼後來即使有一些不成器的君主，也還不至於有滅亡的危險”（《史記》）賈誼的話很有道理。但是，秦始皇父子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不僅沒有吸收前朝治國的智慧，甚至對於秦國先祖安土息民的經驗也棄而不用，反其道而行之。缺乏治國的智慧，又何談領導一個王朝成功轉型以至長治久安呢。
治國還需對現實狀況的透徹把握。一些創業君主，在打天下的過程中，雄才大略，定天下的時候，也是滿腹經綸，但就是缺乏對現實局勢的準確把握，導致失敗。錯誤的戰略之所以出現，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沒有吃透其時的現實條件，以主觀臆斷來代替客觀現實。
蜀漢劉備集團，創業期間可謂成績出眾；佔據四川後，力量也不弱，取天下的戰略方針也非常明確，加之有蜀道天險，應該說具備進一步開拓疆域的實力和機遇。但是，劉備在進入四川，登上皇帝的寶座後，沒有看透當時的形勢。在關羽失掉荊州後，急於為關羽報仇，收復荊州。從道理上說，這個伐吳決定也不能說錯。只要再次佔領荊州，就可以東出中原，與曹魏爭雄。而當時的戰略態勢是，劉備集團如果出兵東吳，就會陷入兩面受敵的窘境中。出擊東吳的最大戰果也不過是收回荊州，以當時蜀漢的力量不可能徹底擊敗東吳。但是，劉備自恃有雄兵七十萬，堅持伐吳，最終身死白帝城。劉備的兒子劉禪，不僅沒有治國的經驗，對現實的判斷更是錯上加錯。他聽從丞相諸葛亮的計策，多次應允諸葛亮帶兵伐魏。實際上，從當時來看，蜀漢的經濟力量是三國中最弱小的，其時應將戰略重點放在治理國家上，而不是繼續窮兵黷武，東征西伐。
第三，治國要求對未來的明智判斷。作為守成皇帝，不僅要考慮自己在位時王朝的安危，還需要奠定王朝未來發展的基礎。對未來的明智判斷，是建立在對歷史經驗的吸取和對現實情況判斷的基礎上的。
漢初，劉邦分封了許多異姓王。但是，歷史的經驗教訓和現實的逼迫，使得劉邦轉變了想法，認識到分封異姓王與維持劉氏家族的統治地位和漢王朝的長治久安是背道而馳的。因此，當漢朝元氣初步恢復後，劉邦便開始了剪除異姓王的鬥爭。這場鬥爭始于高祖五年，止于高祖十二年，前後共八年時間。在消滅異姓王的過程中，劉邦又錯誤地認為分封劉氏子弟為王能屏藩皇室，也無離心背德之虞。所以，在高祖十二年劉邦殺白馬起誓：有再封異姓王的天下共討之，史稱“刑白之盟”。這個判斷雖然比分封異姓王進了一步，但還是沒有把握住總趨向，從而埋下了“七國之亂”的禍根。到文、景二帝終於認識到，要保證王朝的完全和穩定，同姓王也不能要。因此，從文帝開始，經過景帝，雖然沒有把同姓王徹底消滅，但還是逐步削減了諸王的實力，統一了全國的行政和財政。反觀西晉時期的晉武帝，則沒有汲取歷史的教訓，致使歷史重演，最終釀就了“八王之亂”，西晉也成為短命王朝的一個代表。
三、用人不當是最大的失誤
皇帝需要有一批謀臣為王朝謀劃未來。而在眾人之中，有忠有奸；在意見之中，有好有壞，需要領導者從中辨別，採納正確的意見。尤其當意見不再是對與錯涇渭分明，而是在各種不同的正確意見中進行選擇。選擇的出發點是保證萬世基業能夠長青。
因為用人不當，奸臣當道而導致短命王朝的有很多，最典型的莫過於秦朝。秦二世胡亥當政期間，這個問題非常尖銳。首先，胡亥重用了宦官趙高。作為一個宦官，趙高利用幫助胡亥登上皇位的機會，獲得了胡亥的信任，並大權在握。趙高無惡不作，無所不為。他首先向胡亥建議殺掉秦始皇的大兒子扶蘇，又建議殺掉大將蒙恬和蒙毅。如果說這還是集團內部權力鬥爭的話，那麼趙高建議胡亥身居後宮，不理朝政，則是在亂政了。二世二年，趙高對胡亥說：天子之所以常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也。胡亥居然聽從了趙高的建議，深居宮中，不理朝政，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所有的大事都交給趙高來決定。在秦朝的統治還沒有徹底鞏固的時候，秦卻暴疾而亡。
四、謀略：目標管理中的策略
由於某一件事情沒有解決好而誤了大事的例子史上並不少見。但是，需要說明的是，謀略相對於戰略，畢竟層次要低。沒有正確的戰略指標和戰略手段，即使謀略再高明，解決了一時一地的問題，也不能取得長期的成果。而戰略正確，卻缺乏解決具體問題的謀略，也不會實現長期的戰略目標。
在漢景帝時期，漢景帝認識到同姓諸王對中央政府的威脅，因此聽從晁錯的建議開始削藩。這個戰略無疑是正確的。當時諸侯國，在自己的領地之內擁有軍權、行政權、鑄幣權等權力，儼然一個“獨立王國”。如果地盤大、人口多、資源豐富，其實力可以超過中央政府的實力。當時吳國的吳王劉濞，地處長江中下游，富饒之國，魚米之鄉。吳王煎礦得錢，煮水得鹽，富甲一方，勢可敵國。長此以往，勢必尾大不掉，成為中央政府的心腹之患。但是如何進行削藩呢？這就是一個謀略問題。削藩的同時要保持社會的穩定，這就是一個矛盾。景帝在沒有全面考慮諸侯國和中央政府的勢力對比，也沒有在削藩之前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就下旨削藩，而且也沒有將藩國的全部土地都取消，只是先削去了楚王的東海郡和趙王的常山郡，以及膠西王的六個縣。這只能打草驚蛇，使得這些諸侯王對削藩有所警惕，而且給他們反擊朝廷提供了準備時間。在吳王劉濞起兵造反之後，景帝又犯了一個錯誤，聽從袁盎的意見，殺掉了主持削藩的晁錯。這一招不僅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更是給諸侯國提供了起兵的口實，證明諸侯王們“清君側、誅晁錯”的口號是正確的。削藩前期，中央政府一直處於被動挨打的地步，還差點被諸侯王們推翻。之後，景帝吸取教訓，重用周亞夫為平叛大將。周亞夫向景帝建議：楚兵彪悍輕捷，難與爭鋒，應該暫時放棄梁國的部分地方，引誘並牽制吳國和楚國的軍隊，達到守梁而疲敵的目的，同時斷絕吳國和楚國的糧道，只有這樣才能取勝。景帝聽從了周亞夫的策略，只三個月就平定了七國之亂。
我們前面提到，五代時期武將擁兵自重，成為五代更迭頻繁的主要原因之一。這個問題解決得好壞，直接影響長治久安能否實現。五代後漢隱帝劉承佑，他也意識到武將們可能造反，但他的謀略是趁武將們帶兵在外時，殺掉這些武將的全家，以威嚇這些武將。此舉可恨，尤為可笑。大將郭威聽到自己被抄家之後，立即帶兵返回京城，囚禁了隱帝，然後廢漢而自立，建立了後周王朝。趙匡胤則是“杯酒釋兵權”，用榮華富貴的生活換取了武將們手中的兵權，從而結束了五代時期朝代更迭頻仍的歷史怪圈。
成長與穩定：坐天下
西元前202年二月，劉邦在定陶汜水（今山東曹縣附近）即皇帝位，定國號為漢，成為漢王朝的開國皇帝，史稱漢高祖，又稱漢高帝。王后呂雉改稱皇后，太子劉盈稱皇太子。然而，雖說登上了夢寐以求的皇位，問題和困難依然不少。第一個問題：數年的秦末戰爭後，民生凋敝，百廢待興，“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四匹同一毛色的馬拉的車），而將相或乘牛車”。天子和將相都如此困難，何況平民百姓？第二個問題：手下大將、重臣大權在握，皇位並不沒有想像中的穩固。韓信、彭越等諸位異姓王名為臣子，實同割據。如何開萬世之基業，劉邦對此煞費苦心。第三個問題：手下大將們多是草莽出身，在創業階段是與自己同吃苦、共患難的兄弟，打下天下後，大臣們每天上朝都與劉邦稱兄道弟、吵吵嚷嚷，劉邦感覺不到做皇帝的尊嚴。這些問題的實質是一個創業集團如何成功地轉化為統治集團。
秦始皇自稱“始皇帝”，要將秦朝的統治世世代代傳下去，自己的子孫就是“二世”、“三世”，以至“無窮世”。但是，歷史的發展並不以秦始皇的個人意志為轉移。秦朝至二世就滅亡了。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勢力非常強大，所謂“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能夠正確地處理創業和守成的關係，創業集團順利轉化為統治集團，那麼“二世而亡”的悲劇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秦始皇的戰略方針和制度設計，沒有解決創業之後的守成問題。賈誼在《過秦論》中總結秦朝滅亡的原因：秦朝滅亡是因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具體而言，就是秦始皇沒有針對百廢待興的外部環境，與民休養，而是繼續大興土木、揮霍無度，殘酷剝削百姓，致使激起民變，二世而亡。
五代末年，後周之主世宗柴榮，攻北漢、打南唐，開疆拓土，不可謂不是英雄。針對五代時期的種種弊端，柴榮整編軍隊，嚴治貪污，肅清盜賊，治理水患，疏通漕運，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但這些措施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五代時期最主要的問題：防止重權在握的臣下篡位，擺脫短時間改朝換代的易主劫難。五代時期，軍閥混戰，各個統治集團都依靠手握重兵的大將相互攻伐，但是，這些大將們既手握重兵，難保不篡權自立。柴榮的失敗就是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沒有從制度上解決鞏固皇權的問題，最終被趙匡胤陳橋驛兵變，奪取了皇位。因此，對於創業者來說，在打下天下以後，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便成了首要問題。趙匡胤在奪取政權之後，認識到後周之所以滅亡、五代十國之所以頻繁易主換位，乃行“杯酒釋兵權”，解除了重兵在握的大將們的兵權，繼而從制度設計上保證王朝穩定運作，成功地從創業集團轉化為統治集團。
清朝統治者入關之初，實行的還是瘋狂掠奪和殘酷*的戰略方針。這個方針在攻打明朝，與明朝、李闖王爭奪天下的階段，可能還不算致命之舉。但在已經奪取天下，面臨如何鞏固皇權的情況下，還實行“圈地”、“剃頭”等野蠻政策，就有可能喪失已經打下的天下。清朝統治者也很快認識到應該建立穩定的秩序和制度，從創業集團轉變為統治集團。因此，在順治朝和康熙朝，採取了一系列的方式轉變戰略和政策，廢止“圈地”，實行科舉，開科取士，籠絡漢族知識份子，穩定朝政。這些措施保證了清朝統治達二百多年。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成功的創業集團，並不必然是一個成功的守成集團；優秀的創業者並不都能成為合格的統治者。在漫長的歷史中，短命王朝不計其數，長命王朝卻乏善可陳。原因何在？本章將從坐天下的內外部環境出發，透析使一個王朝能夠長治久安的各種因素。
對於一個組織、集團而言，要想在爭得一席之地後，鞏固自己的地位，首先應該敏銳地把握內外部環境的變化，按照基業常青的使命設定，及時調整組織的戰略。此一階段的領導者，必須高瞻遠矚，思考組織的未來。制度設計與人才政策成為皇朝秩序的關鍵。除此之外，還要打造強勢的文化與組織的戰略相協調，充分發揮文化的穩定和推動作用。一個創業集團能夠把握這五點：外部環境變化、戰略調整、安頓人才、制度設計和文化建設，就具備了“開萬世之基業”的條件。如果處理不好，我們看到的將又是一個“短命王朝”。
創業階段已然過去，群雄廝殺已然不再，對手或已被摧毀、或轉入了地下，反正已經退出競爭舞臺，局面歸於平靜。笑到最後的創業之主或許感到些許的寂寞，一種英雄的寂寞，高處不勝寒的寂寞。但是，寂寞在心，萬鈞在身。開基者能否成功地因應這種情勢，把住戰略轉軌，事關全域、根本和未來。
那麼，創業階段過後，組織的外部環境怎樣，落腳點又何在呢？
一、創業爭奪戰後的荒涼
創業階段實質上是一個戰亂階段，各種勢力紛紛起兵，相互征戰。過後留下的是社會滿目瘡痍的局面。“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可能有些誇張，卻道出了戰亂的破壞力和建設的急迫性。戰爭本身就不是一個建設性的力量，而具有巨大的破壞性。在戰爭的洗滌下，不僅整個經濟社會遭到了巨大的破壞，各種秩序也被破壞，社會處於極度的衰竭之中。
經歷了秦朝十五年的嚴酷壓榨和長達八年的反秦戰爭、楚漢戰爭，漢初社會殘破不堪，人民大量死傷流亡，“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十二三”。許多農民流亡他鄉，不得耕作；有的還為生活所迫，不得不自賣為奴。社會財富極端匱乏，“自天子不能具鉤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投機商人囤積居奇，致使“物踴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
五代時期，中原一帶干戈不息，兵無寧日。後樑集團朱溫與後唐集團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為了爭奪土地和人口，整整混戰了十七年。甚至掘開滑州的黃河堤岸，造成冀、魯、豫平原十餘次的嚴重水災，幾千里的地方滌蕩一空。
在這民生凋敝的局面下，對於已經打下天下的創業集團而言，必須主動把握天下民心，順應百姓的要求，改戰時戰略為穩定戰略。這一點對於現代組織同樣重要，無論是執政後的政治組織，還是取得市場份額後的經濟組織，抑或其他社會組織，創業成功後就應及時調整戰略，鞏固市場、權位，不應再相向而行，與歷史期待漸行漸遠。
二、充滿期待：擴張後的市場
創業結束，成長伊始，另一大變化就是統治區域的擴大。創業階段，創業集團基本是偏於一隅，勢力範圍較小。區域小，各種行政措施和對地方的控制都比較原始。且由於處在戰時環境中，管理體制也必然是一種為戰爭服務的體制。這種體制在戰時和行政區域比較小的條件下，比較靈活且動員能力較強。創業成功，就意味著統治地位在更大範圍的確立。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一般而言，所謂的創業成功，即是統治區域擴大到“天下”，所謂“天下一統”。這就面臨著一個如何調整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如何及時、有效的管理各個地方的問題。
元朝佔據中原之前，不過是蒙古高原上的一個遊牧民族，其地域雖廣，但族人不過十萬；實際行政區域是比較小的。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提高戰鬥力，成吉思汗將所有的族人分成95個千戶，千戶制（千戶、百戶、十戶三級劃分）成為當時蒙古社會的基本統治制度。實行兵民合一的機制，每一個蒙古人都是戰士，都要跟隨成吉思汗出兵放馬，攻城掠地。攻下城池之後，任由士兵搶掠，作為士兵出兵的薪餉和激勵。對於打天下來說，這是一種激勵比較強、比較有效率的機制。但是，天下一統以後，這種體制就不行了，必須對其進行改革，以適應新的外部環境的要求。就好比當代組織，初創時期專注於一個界定較為清晰、環境較為熟悉的地域，創業隊伍不大，管理機制相對簡單靈活，基本不存在管理幅度、層次的問題。但是，一旦市場擴大、延展，隨之而來的便是制度如何建構、力量如何集結、目標如何實現、使命如何完成的系列需求。
與元朝相類似的是清朝。在清朝入關之前，努爾哈赤實行的所謂“八旗制度”。這種制度將所有的滿洲人編為正黃、鑲黃、正白、鑲白、正紅、鑲紅、正藍、鑲藍八旗。規定每300人為1牛錄，設牛錄額真1人；5牛錄為1甲喇，設甲喇額真1人；5甲喇為1固山，設固山額真1人。八旗制度也是一種兵民合一的制度，凡滿洲成員皆隸于滿洲八旗之下。旗具有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職能。入關前，八旗兵丁平時從事生產勞動，戰時荷戈從征，軍械糧草自備。這種制度保證了八旗士兵的戰鬥力。當時，整個八旗士兵不過二十萬，卻戰敗了超過百萬的明朝軍隊。但在進入中原之後，全民皆兵的制度就不適用了。在入關之前，當時後金統治區域不過白山黑水之地，人口不過幾十萬人，而進入中原之後，行政區域擴大了幾十倍，人口增加了幾十倍，甚至幾百倍。在如此廣闊的行政區域再實行八旗制度，就沒有任何優勢可言了。
對於組織而言，就是在成功擴大市場後，如何對已經佔有的市場進行有效管理的問題。創業階段，佔領市場是第一要務，只要是能有效、迅速地發展、壯大自己，打敗對手的管理制度，就是“好”制度。但是，轉入“坐天下”階段之後，由於市場的擴大，有效鞏固市場和管理市場就成為首要目標，原來的那種極具靈活性的管理體制就需要進行相應的改革。
三、實力格局：創業隊友成潛在對手
創業階段，由於各個創業集團都面臨著強大的對手，屬於一種戰亂危局，因此，為了儘快地戰敗對手，奪取戰略主動權，每一個創業集團都盡可能地給那些直接臨敵的大將們較大的自主權力。這一點我們在上一章已經作了說明。但是，創業成功之後，外部環境已經趨於平穩，集團內部的結構和權力配置就需要及時調整，形成一個運作有序、結構穩定的統治集團，並妥善安置這些獨當一面的大將。這是創業階段向成長階段轉化的必然步驟。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各個創業集團內部總會形成一個功臣集團。這些功臣都在創業階段立下了赫赫戰功，而且由於戰時需要，功臣們都手握重兵，權高位重。西漢的劉邦集團，在創業期間和建國初期分封了楚王韓信、趙王張敖、韓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長沙王吳芮等異姓王。這些異姓王都有封地，在封地內有收稅、鑄幣等權力，而且都手握重兵。東漢創業之主光武帝劉秀爭奪天下的過程中，也聚攏了一大批足智多謀、驍勇善戰的將軍。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謂“雲台二十八將”，即鄧禹、馬成、吳漢、王梁、賈複、陳俊、耿弇（yǎn）、杜藏、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佑、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等28人。這些人在創業打天下期間東征西殺，都手握重兵，掌握著很大一部分權力。
北宋開國之主趙匡胤能夠奪取政權，黃袍加身，主要還是靠“義社十兄弟”，即石守信、王審琦、慕容延釗、高懷德、趙彥輝等人。這些人除了是趙匡胤的結義兄弟外，還都是後周掌握重兵的將領。這些將領雖然擁戴趙匡胤坐上了皇位，但他們自己也有一批手下，難保不出現黃袍加身、奪取趙匡胤皇位的另一個“陳橋驛”。對於這一點，趙匡胤早已認識到了。太祖在一次與宰相趙普的談話中，問趙普：“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土地，其何故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之計，其道如何？”趙普的回答是：“唐季以來戰鬥不息，國家不寧，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它奇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則天下安已。”趙普的回答不僅對當時的北宋皇朝可謂一針見血，對其他皇朝又何嘗不是呢？
變化了的外部環境，相應地要求組織權力結構的及時調整。劉邦做皇帝之後，手下陸賈時常在他面前說《詩》、《書》。劉邦對此不以為然，對陸賈說：“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回答說：“居馬上而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秦）氏。向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 （《史記·酈生陸賈列傳》）這就是“可以馬上得天下，而不可以馬上治天下”的典故。面對外部環境的變化，原來的創業集團應該及時調整自己的戰略，儘快轉化為合格的統治集團。
民生凋敝，是為著創業的戰爭耗竭了時力，社會蕭條，組織疲憊，組織內外都要求休養生息，重整心力，是創業階段的必然結果，守成階段的實然基礎。區域擴大，是創業所追求的應然結果，但是肢體的延展要求頭腦的轉變、機制的再造。君弱臣強，是創業結束、守成伊始的力量格局，是創業功能的結構化體現，如何變革實力格局，還必須創新管理，重新建構。戰略需要轉軌，制度需要完備，這是守成階段的任務，更是座上皇帝的責任。組織領導者有否擔當、能否擔當，都將在這一階段表露無遺。
第二節 守成領袖：高瞻遠矚
創業成功之後，組織的外部環境發生了質的變化：由原來的天下大亂轉變為百廢待興、民心思安；由原來的處於一隅轉變為統治全國；由原來的一致對外轉變為內部權力的重新分配。相應地，組織的總體戰略目標由原來的創業打天下轉變為開基坐天下；戰略手段由原來的馬上打天下轉變為座上治天下；而這個戰略意圖的實現需要通過制度穩定下來，形成規範性的行為準則。
那麼，主要由誰來應對環境轉變、主導戰略轉軌？對這一階段的領導核心有什麼素質上的要求？他又是如何實現這個意志的呢？實質上，這個問題是對我們前面提出的由創業集團成功轉變為守成集團的進一步解釋，也將解決基業長青的問題。創業階段，領袖具有吸引人才和統領集團作戰的個人魅力。但是，能夠成功創業不一定就能夠開萬世之基業。皇朝能否長治久安關鍵在於及時轉換戰略目標；而目標能否成為現實，能否做到基業長青，還在於組織領導者是否高瞻遠矚。所謂謀一隅者不足謀全域，謀一時者不足謀萬世，外部環境變化之後，如果領袖素質不能及時跟進調整，創業的成績很可能就在短期內喪失，成為“短命王朝”。
優秀的創業者在創業階段可謂“無往而不勝”，創業時期的勝利使得這些創業者高估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志得意滿，往往不能冷靜地考慮現實條件的變化，仍然抱守創業時期的經驗，不及時調整自身的素質，也就不能及時調整戰略目標和戰略手段。這是導致“短命王朝”的主觀原因。
歷史上的短命王朝，諸如秦朝、蜀漢、隋朝、五代各朝。這些王朝的開基者，在起步階段都是一方豪傑，能夠脫穎而出，統一天下，至少能夠佔據一個區域。秦始皇在創業階段不僅能夠團結人才，而且制定了正確的戰略方針。嬴政統一六國之前，秦國人才濟濟，李斯、尉繚、王翦、王賁、蒙毅、蒙恬等都是文韜武略；秦國各項制度又都是著眼於軍隊的戰鬥力，功必賞、罪必罰，軍令嚴明。秦國掃平天下的戰略也較為得當，遠交近攻的謀略使得六國難以團結一致對付秦國。其時，六國的領土五倍于秦，軍隊總兵力十倍于秦，秦始皇仍成功統一六國。然而，秦朝又是典型的“二世而亡”。秦朝短命的原因，可以從領導者的必備素質和戰略意志兩個方面深入分析。首先，在統一全國之後，秦始皇本人變得驕傲狂妄，專制*，任奸拒諫，不信大臣，不親士民，成為脫離萬眾的孤家寡人。而秦二世胡亥更是缺乏一個守成君主的應有素質，信任宦官趙高，不聽朝政，殺戮良臣。司馬遷在《史記》中形象地描述了秦始皇的狂妄之態，“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於之侔”。其次，秦朝開基之後，戰略總方針沒有順應歷史潮流進行修正，秦始皇父子完全拋棄了“安土息民”的正確戰略，窮奢極欲，窮兵黷武，大興土木，封山封仙，橫徵暴斂，法繁刑酷，中外鹹怨，天下寒心，以致二世就土崩瓦解。秦二世胡亥在位之時，全國男子不能耕種，都被徵調去修長城、建阿房宮；婦女不能耕織，全國道路上充滿刑徒。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就發生在這個時期。而陳勝、吳廣之起于大澤鄉，劉邦之起於芒碭山，都是在路上，押解刑徒的路上起事。
歷史的經驗如此，現代社會又何嘗不是如此。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短短三十年，曾經湧現過多少風光無限的企業，曾經湧現出多少志得意滿的創業者，這些企業、這些創業者而今安在？懷漢新是這樣，吳炳新是這樣，胡志標也是這樣。這些“想當年”的英雄創業人物，如今都如歷史的過眼雲煙，成了“短命王朝”的現代版。
那麼，在由創業轉為守成的道路上，對集團領袖的要求有哪些呢？第一，須具備戰略轉軌能力，導引組織成功轉型；第二，要有足夠的學識和經驗，對歷史、現實和未來做出明智的判斷；第三，善於聽取意見，能夠辨識忠奸；第四，以謀略來實現戰略意圖。
一、戰略轉軌：把創業基點演繹為成長支點
創業階段的戰略制定，有“馬上皇帝”的企劃能力來因應；守成階段的戰略轉軌，則須是“座上皇帝”的導引能力來把舵。首先是轉變總體戰略目標，需要從一切為了擊敗對手、實現成功創業的總體戰略目標，轉變為持續增長的戰略目標，即要“開萬世之基業”；其次，轉變戰略手段，需要從創業階段的靈活性轉變為穩定性的策略，要使整個組織的運行建立在制度化和規範化的基礎之上；第三，相應地，皇朝穩定運行的總體指導思想和制度設計標準以及文化政策，也必須適應新的形勢，轉變成一切為了實現皇朝的長治久安。
1、總體戰略目標：開萬世之基業
總體戰略目標的重要性毋需諱言，一個組織能否長久生存和發展，首先在於其總體戰略目標是否適應組織的外部環境。此時的外部環境是“亂世”到“思安”，“百廢”到“待興”，作為組織的目標就應該是休養生息和安定和諧，保證組織的穩定，並為組織的長治久安創造條件。
那些在歷史上能夠長期存在，並創造了盛世局面的皇朝，其開基者在打下天下之後，都及時調整戰略目標，由戰時戰略轉變為穩定民心和社會。劉邦集團戰敗項羽集團、成功奪取天下之後，吸取了秦朝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採取了清靜無為、以柔制剛、以靜制動、以退為進、以守為攻、刑德相輔的黃老之術。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從高祖劉邦，經過呂後和惠帝劉盈，到文帝和景帝，一直實行提倡節儉、節約民用、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特別是漢文帝，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禦，無所增益”，他本人身穿用“戈締”做得袍子，而所謂“戈締”就是當時最普通的衣料。他所寵愛的慎夫人，穿著短裙。他們的帷帳上連花紋也沒有。可以稱得上是歷史上少有的“節儉皇帝”。這種與民休息的政策，終使漢初經濟社會在秦末幾十年征戰的凋敝局面得到了改善，出現了歷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為後來漢武盛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有些皇朝則不然，秦朝和隋朝就是這樣的例子。秦始皇創業成功之後，仍然實行一種揮霍浪費、窮兵黷武的戰略，大修阿房宮，殘酷剝削人民，最終二世而亡。隋煬帝楊廣繼位之後，建行宮、開運河、征高麗，最後落得個“好頭顱誰來斬之”的悲慘下場。
2、戰略手段：一切為了天下
創業階段，領導者看重的是征殺疆場的戰將，需要的是戰勝敵手，“馬上得天下”沒有半點虛假。但是，創業結束之後，必須改變這種僅看重戰功的戰略手段。這個轉變，首先要相對減輕軍隊在政府中的權重。其次，要縮減士兵員額，將戰鬥人員轉變為生產人員。第三，提高文人在政府中的地位，建立文人官僚政府。這三個步驟並不是截然分開的，應該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我們可以將歷史上轉型比較成功的概括為如下幾種類型：
第一種，就是誅戮功臣型。成功創業之後，對於那些手握重兵的戰將，採取全部殺掉或部分殺掉的措施，解除其兵權，同時裁撤兵員。這一類型的代表是漢高祖劉邦和明太祖朱元璋，特別是朱元璋。朱元璋當上皇帝並統一全國之後，對原來跟隨自己打天下的功臣大開殺戒，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明初的這三大案基本上將帶兵打仗的開國大將們清除乾淨。隨之，朱元璋將這些大將的兵權收歸到皇帝手中，大量裁減兵員。這種方式顯得過於殘酷，所以在歷史上，劉邦和朱元璋的這種誅戮功臣遭到了人們的貶斥。但是，從組織管理的角度來看，採取措施是必要的，只是這種措施不太得當而已。一個皇朝的長治久安，需要一個穩定的行政體系，而潛在的軍事力量割據則是穩定秩序的最大隱患。
第二種，和平共處型。這種類型是指通過和平手段逐步奪取將領的兵權，提高君主的權力和文官政府的權力。這個類型的代表是清朝。清朝在入關之前，實行的是八旗制度和四大貝勒議政制度。帶兵的貝勒們擁有較大的權力，而且這些貝勒可以通過議政會議（所謂八王議政）來左右君主的決策。清朝入關之後，首先是將滿洲八旗和其他人民分離開來，沒有將八旗制度推廣到全國。即使建立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也是將八旗的軍隊制度與普通人民分離開來。這樣就將旗主貝勒直接管轄人民的行政權力完全剝奪了。但是，對旗主貝勒本人，並沒有加以消滅，而是將他們養在關外。但是，這些旗主貝勒還擁有管轄本旗人員的權力。這樣一旦出現統治危機，滿洲統治集團還有一個可以依靠的力量。這種類型實際上是剝奪了帶兵將領的治民權，但沒有完全剝奪將領的軍權。因此，在有清一代，沒有出現滿洲八旗兵造反的事件。這種分離軍隊將領的軍權與行政權力的措施，應該是既能穩定社會秩序，又能保證軍隊始終掌握在統治集團高層的一種措施。
第三種，和解共生型。一如宋太祖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五代時期，手握重兵的武將謀權篡位比較普遍。趙匡胤在後周做將領時，曾親眼目睹了後周太祖郭威黃袍加身，奪取後漢隱帝劉承佑皇位的事件。後漢乾佑二年（西元949年），遼兵來犯，郭威帶領軍隊迎戰。走到澶州，將士數千人忽然大噪，高喊“我們已經與劉氏成為了仇敵，不能再保他了”，希望擁立郭威為皇帝，並撕下黃旗披在郭威身上，高喊“萬歲”。郭威死後，後周世宗柴榮即位，柴榮死後，後周恭帝柴宗訓即位。此時趙匡胤為殿前都檢點，掌握軍權。西元961年，同樣的故事發生了。趙匡胤帶領人馬出兵抗遼，在陳橋驛黃袍加身，做了皇帝。之後，趙匡胤認識到，要使自己的皇朝能夠延續下去，就需要解除帶兵大將的軍權。怎麼去掉呢？趙匡胤的辦法是“杯酒釋兵權”。一天，趙匡胤召集宿將石守信、王審琦等人飲酒，在酒酣之際，他摒退左右，說：我沒有你們的支持，就做不成皇帝。但做了皇帝又不快樂，整天愁悶，還不如做個節度使呢。這些宿將詢問緣故，趙匡胤說：皇帝這個位子，誰不想做呢？即使你們沒有篡位的心，你們的下屬將黃袍披在你們身上，你們能不做嗎？這些大將們立即明白了皇帝的意思，紛紛上書要求辭去兵權。這種方式的好處是可以保證宿將們的榮華富貴，將他們的兵權完全剝奪。弊端是政府需要支付大量的財政，養著這批功臣。而且，在拿掉武將們的兵權後，由文臣帶兵戰鬥力大大削弱。有宋一代，軍隊疲弱，沒有戰鬥力，所以根本不能抵抗入侵。北宋時期，不僅沒有收復幽雲十六州，還被金國所滅，顯然是趙匡胤沒想到的。
宋朝雖然無力抵禦外敵，但是內部卻沒有發生兵變、奪權等。東漢的“杯酒釋兵權”卻直接導致了豪強地主勢力的增強，造成了東漢後期的軍閥混戰。東漢集團在奪取天下之後，對重臣宿將實行“高秩厚禮，允答元功，俊文深憲，責成吏職”的政策。這項政策的內容是：對於功臣，增其賞邑，保其福祿，但不任以吏職。雲台二十八將，開國三十二功臣，雖然爵位很高，但都不擔任實際職務。等於把他們的參與政治決策和行政管理的權力都收回了。然而，東漢卻因此借重外戚和宦官來管理朝政，終致東漢末年的大亂。
3、戰略實現：組織與制度鑄就秩序
制度是一切戰略目標和戰略手段的實現形式。制度的作用是將長期的戰略意圖形成穩定的行為規範。創業階段，制度設計的原則是靈活性，這是因為組織的戰略目標是戰勝對手，實現成功創業；而在守成階段，制度設計的原則就是穩定和秩序，這是因為組織的戰略目標已經變為穩定自己的統治。
在中國皇朝的發展演變史上，每一個成功創業的集團無不想把自己的統治長久維持下去，但是天不遂人願，仍然出現了許多“短命王朝”。這些短命王朝有的也轉變了戰略，但是卻沒有將戰略意圖真正實現。原因很多，但沒有一個運行良好的制度作為保證，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五代時期，後周太祖郭威和世宗柴榮，登上皇位之後，實行了許多措施來穩定自己的統治，但最終還是讓趙匡胤奪取了政權。郭威和柴榮在世的時候，憑藉個人的威望，維持這些政策措施的施行。一旦郭威和柴榮去世，沒有了個人威望作為後盾，那些良好的措施就立即失去了效力。如果建立有一個穩定的、運行良好的制度，即使郭威和柴榮去世，整個朝廷可能會依照制度繼續運行下去。
當前中國許多民營企業陷入了“短命王朝”的怪圈之中。這些企業能在競爭中脫穎而出，證明在創業階段的戰鬥力和生命力是頑強的。創業成功之後，大多數的創業集團還是能夠及時調整戰略目標，希望自己的企業能夠不斷增長和發展下去。但是，如何實現自己的戰略意圖，卻在制度建構方面失卻考慮。一般而言，創業領袖在創業集團中都樹立有崇高的威望，依靠個人的威望維繫企業的運行，在創業階段不致出現大的差錯。但是在創業成功之後，個人威望是很容易失去的，一旦失去，又缺乏相應的後續制度保證，組織的命運很快就到頭了。
二、治國智慧：對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判斷
治國智慧是一個座上皇帝成功開創萬世之基業的關鍵所在。治國智慧首先需要有對歷史的領悟。“以歷史為鏡可以明得失”，對照歷史，可以發現前朝得國、治國、失國的經驗和教訓，為己所用。清朝皇帝有一個傳統，在每天上朝之前，都要仔細閱讀前朝的實錄，這種閱讀不是一時之事，而是要貫穿到整個生命歷程中。前朝的歷史不僅要讀，而且要每天都讀，從中吸取治國的有益經驗。
清朝前期的康熙帝玄燁是造就清朝二百多年江山的開基之主。在位期間，他除鼇拜、平三藩、收臺灣，使大清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大王朝之一。在他死後，臣下給他上的廟號是“聖祖”。一般而言，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皇帝的廟號都是“宗”，但康熙帝卻也成了祖。其原因就在於康熙帝“名為守成，實同創業”，為大清朝的江山社稷奠定了一個穩固的基礎。那麼，康熙帝的這些治國經驗和智慧來自哪裡呢？首先就來自他對歷史的學習和領悟。過人的功業，因有過人的智慧；而過人的智慧，因有過人的學習。“學習”二字，是解開康熙一生開創大業秘密的一把鑰匙。康熙身上有著三種血統、三種文化和三種品格。他的父親是滿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親是漢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誨，又向蘇麻喇姑（蘇墨爾，孝莊隨嫁貼身侍女）學習蒙古語，向滿洲師傅學習騎射，跟漢族師傅接受儒家教育。康熙的勇武與奮進，受到了滿洲文化的影響；高遠與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薰陶；仁愛與韜略，來自漢族儒學的營養。康熙帝吸收了中華多民族的、西方多國家的，悠久而又新進、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營養。這為他展現帝王才氣，實現宏圖大業，奠定了基礎。康熙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嗜書好學的帝王。他五歲入書房讀書，晝夜苦讀，不論寒暑，甚至廢寢忘食。又喜好書法，“每日寫千餘字，從無間斷”。他讀“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必使字字成誦，從來不肯自欺”。後來，他要求皇子讀書，讀滿百遍，還要背誦，這是他早年讀書經驗的傳承。康熙繼位後，學習更加勤奮，甚至過勞咯血。他讀書不是為消遣，而是為“體會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國、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宮，談《周易》，看《尚書》，讀《左傳》，誦《詩經》，賦詩著文，習以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釋卷。
而反觀秦朝，其之所以短命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注意吸取歷史的教訓，不注意從歷史中尋找治國智慧。賈誼說“假使秦王能夠學習前朝的歷史，以及殷朝和周朝的事蹟，學習其治國的經驗和智慧，來管理自己的朝廷，那麼後來即使有一些不成器的君主，也還不至於有滅亡的危險”（《史記》）賈誼的話很有道理。但是，秦始皇父子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不僅沒有吸收前朝治國的智慧，甚至對於秦國先祖安土息民的經驗也棄而不用，反其道而行之。缺乏治國的智慧，又何談領導一個王朝成功轉型以至長治久安呢。
治國還需對現實狀況的透徹把握。一些創業君主，在打天下的過程中，雄才大略，定天下的時候，也是滿腹經綸，但就是缺乏對現實局勢的準確把握，導致失敗。錯誤的戰略之所以出現，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沒有吃透其時的現實條件，以主觀臆斷來代替客觀現實。
蜀漢劉備集團，創業期間可謂成績出眾；佔據四川後，力量也不弱，取天下的戰略方針也非常明確，加之有蜀道天險，應該說具備進一步開拓疆域的實力和機遇。但是，劉備在進入四川，登上皇帝的寶座後，沒有看透當時的形勢。在關羽失掉荊州後，急於為關羽報仇，收復荊州。從道理上說，這個伐吳決定也不能說錯。只要再次佔領荊州，就可以東出中原，與曹魏爭雄。而當時的戰略態勢是，劉備集團如果出兵東吳，就會陷入兩面受敵的窘境中。出擊東吳的最大戰果也不過是收回荊州，以當時蜀漢的力量不可能徹底擊敗東吳。但是，劉備自恃有雄兵七十萬，堅持伐吳，最終身死白帝城。劉備的兒子劉禪，不僅沒有治國的經驗，對現實的判斷更是錯上加錯。他聽從丞相諸葛亮的計策，多次應允諸葛亮帶兵伐魏。實際上，從當時來看，蜀漢的經濟力量是三國中最弱小的，其時應將戰略重點放在治理國家上，而不是繼續窮兵黷武，東征西伐。
第三，治國要求對未來的明智判斷。作為守成皇帝，不僅要考慮自己在位時王朝的安危，還需要奠定王朝未來發展的基礎。對未來的明智判斷，是建立在對歷史經驗的吸取和對現實情況判斷的基礎上的。
漢初，劉邦分封了許多異姓王。但是，歷史的經驗教訓和現實的逼迫，使得劉邦轉變了想法，認識到分封異姓王與維持劉氏家族的統治地位和漢王朝的長治久安是背道而馳的。因此，當漢朝元氣初步恢復後，劉邦便開始了剪除異姓王的鬥爭。這場鬥爭始于高祖五年，止于高祖十二年，前後共八年時間。在消滅異姓王的過程中，劉邦又錯誤地認為分封劉氏子弟為王能屏藩皇室，也無離心背德之虞。所以，在高祖十二年劉邦殺白馬起誓：有再封異姓王的天下共討之，史稱“刑白之盟”。這個判斷雖然比分封異姓王進了一步，但還是沒有把握住總趨向，從而埋下了“七國之亂”的禍根。到文、景二帝終於認識到，要保證王朝的完全和穩定，同姓王也不能要。因此，從文帝開始，經過景帝，雖然沒有把同姓王徹底消滅，但還是逐步削減了諸王的實力，統一了全國的行政和財政。反觀西晉時期的晉武帝，則沒有汲取歷史的教訓，致使歷史重演，最終釀就了“八王之亂”，西晉也成為短命王朝的一個代表。
三、用人不當是最大的失誤
皇帝需要有一批謀臣為王朝謀劃未來。而在眾人之中，有忠有奸；在意見之中，有好有壞，需要領導者從中辨別，採納正確的意見。尤其當意見不再是對與錯涇渭分明，而是在各種不同的正確意見中進行選擇。選擇的出發點是保證萬世基業能夠長青。
因為用人不當，奸臣當道而導致短命王朝的有很多，最典型的莫過於秦朝。秦二世胡亥當政期間，這個問題非常尖銳。首先，胡亥重用了宦官趙高。作為一個宦官，趙高利用幫助胡亥登上皇位的機會，獲得了胡亥的信任，並大權在握。趙高無惡不作，無所不為。他首先向胡亥建議殺掉秦始皇的大兒子扶蘇，又建議殺掉大將蒙恬和蒙毅。如果說這還是集團內部權力鬥爭的話，那麼趙高建議胡亥身居後宮，不理朝政，則是在亂政了。二世二年，趙高對胡亥說：天子之所以常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也。胡亥居然聽從了趙高的建議，深居宮中，不理朝政，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所有的大事都交給趙高來決定。在秦朝的統治還沒有徹底鞏固的時候，秦卻暴疾而亡。
四、謀略：目標管理中的策略
由於某一件事情沒有解決好而誤了大事的例子史上並不少見。但是，需要說明的是，謀略相對於戰略，畢竟層次要低。沒有正確的戰略指標和戰略手段，即使謀略再高明，解決了一時一地的問題，也不能取得長期的成果。而戰略正確，卻缺乏解決具體問題的謀略，也不會實現長期的戰略目標。
在漢景帝時期，漢景帝認識到同姓諸王對中央政府的威脅，因此聽從晁錯的建議開始削藩。這個戰略無疑是正確的。當時諸侯國，在自己的領地之內擁有軍權、行政權、鑄幣權等權力，儼然一個“獨立王國”。如果地盤大、人口多、資源豐富，其實力可以超過中央政府的實力。當時吳國的吳王劉濞，地處長江中下游，富饒之國，魚米之鄉。吳王煎礦得錢，煮水得鹽，富甲一方，勢可敵國。長此以往，勢必尾大不掉，成為中央政府的心腹之患。但是如何進行削藩呢？這就是一個謀略問題。削藩的同時要保持社會的穩定，這就是一個矛盾。景帝在沒有全面考慮諸侯國和中央政府的勢力對比，也沒有在削藩之前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就下旨削藩，而且也沒有將藩國的全部土地都取消，只是先削去了楚王的東海郡和趙王的常山郡，以及膠西王的六個縣。這只能打草驚蛇，使得這些諸侯王對削藩有所警惕，而且給他們反擊朝廷提供了準備時間。在吳王劉濞起兵造反之後，景帝又犯了一個錯誤，聽從袁盎的意見，殺掉了主持削藩的晁錯。這一招不僅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更是給諸侯國提供了起兵的口實，證明諸侯王們“清君側、誅晁錯”的口號是正確的。削藩前期，中央政府一直處於被動挨打的地步，還差點被諸侯王們推翻。之後，景帝吸取教訓，重用周亞夫為平叛大將。周亞夫向景帝建議：楚兵彪悍輕捷，難與爭鋒，應該暫時放棄梁國的部分地方，引誘並牽制吳國和楚國的軍隊，達到守梁而疲敵的目的，同時斷絕吳國和楚國的糧道，只有這樣才能取勝。景帝聽從了周亞夫的策略，只三個月就平定了七國之亂。
我們前面提到，五代時期武將擁兵自重，成為五代更迭頻繁的主要原因之一。這個問題解決得好壞，直接影響長治久安能否實現。五代後漢隱帝劉承佑，他也意識到武將們可能造反，但他的謀略是趁武將們帶兵在外時，殺掉這些武將的全家，以威嚇這些武將。此舉可恨，尤為可笑。大將郭威聽到自己被抄家之後，立即帶兵返回京城，囚禁了隱帝，然後廢漢而自立，建立了後周王朝。趙匡胤則是“杯酒釋兵權”，用榮華富貴的生活換取了武將們手中的兵權，從而結束了五代時期朝代更迭頻仍的歷史怪圈。
第三節控制人才：“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
創業階段，人才是創業集團走向成功的動力。沒有人才的創業不過是一個童話。創業階段，由於存在多個相互競爭的集團，人才在選擇物件時有充分的餘地；而創業者要想招攬到人才，就必須通過各種策略吸引、延攬人才。創業成功之後，要想坐穩天下，也得需要人才的輔佐。那麼，在守成階段是不是也和創業階段一樣，不拘一格降人才呢？
外部環境的變化，守成集團面對有大量人才，其時不再是如何吸引人才，而是如何從中選出對自己有用的人才，對王朝的長治久安有用的人才。而選出的人才，由於缺乏集中展示自己才華的戰時環境，所以能力的發揮和表現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期。而且，選出的人才一旦進入統治集團，成為官員，將會掌握較大的權力，帶來較高的收益。這勢必要求守成治國的君主能夠識人、用人，並能夠監控各級官員的行為，保證王朝的穩定。
現代管理中，人力資源管理包括三個要素：招聘和選拔、績效評估、勞資關係。在中國古代皇朝也可以找到相應的要素。招聘和選拔即是對官員的選拔；績效評估即是對官員的監察和課考；勞資關係可以等同于皇帝與官員的關係。在守成階段，一個規範的人才制度會成為後世人才政策的框架，直接影響王朝的穩定和發展。因此，守成君主的人才政策和人才制度的重要性，對於一個王朝來說，怎麼強調都不過分。對官員的監察和課考，與這一階段的制度建設緊密聯繫，我們將在第四節進行分析。
一、廣納英才：“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
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舉考試結束後，站在午門城樓上看著新進的進士們魚貫進入朝堂，高興得對左右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這句話充分表達了坐定天下的皇帝們對於人才的態度，那就是要將人才都納入到體制中來，為我所用。但是與創業階段不同，現在皇帝們不再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了。坐天下的皇帝是人才唯一的“買方”，已經有資本、有條件對人才進行挑選，並將這種挑選納入到一個比較穩定的制度框架之內。皇朝成長階段，對人才進行選拔和招聘大體上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是鄉舉裡選，即通過推薦進行的人才選拔；二是九品中正制，這是薦舉制的一個變種，實際上是依門第進行選拔；第三是科舉制。
1、鄉舉裡選：薦舉拔人是捷徑
我們曾談到創業集團通過薦舉選拔人才，只不過這種薦舉沒有制度化，也不規範。一旦進入治平階段，就必須也必然啟動制度建構，並在制度建構中行為。
鄉舉裡選主要是在漢朝，特別是在高祖、文帝和景帝時期逐步發展，漢武帝基本定型，且一直延續到東漢末年。該制度大體可分為兩類：一是不定期的，譬如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往往就下一道詔書，希望全國各地選舉人才到朝廷；或是遇著大荒年，大水災，或是大瘟疫，這表示政府行政失職，遭受天遣，也常下詔希望地方推舉賢人，來為政府說話，或替國家做事。這些選舉是無定期的。這樣選舉來的人，多半稱為賢良。賢良選到了政府以後，照例由政府提出幾個政治上重大的問題，這叫做策問。策，一種竹片。問題寫在竹簡上，故稱策問。一道道的策問，請賢良們大家發表意見，這叫對策。政府看了他們的意見，再分別挑選任用，這是一個方式。這一種選舉，既不定期，也無一定的選舉機關。地方民意也可舉，三公九卿、政府大僚，也可舉。
第二種是特殊的選舉，譬如政府今年要派人出使匈奴，出使西域，需要通曉其他語言，能應變。政府下詔徵求，只要自己有此才幹，就可以報選。又如黃河決口，需要曉習治水的人，大家知道有這種人才，大家可以舉，自己覺得有把握，自己也可直接來應選。這是一種特殊的選舉。
後來又推行一種有定期的選舉，那就是選舉孝廉。漢代一向有詔令地方察舉孝子廉吏。作為地方長官，其職責不僅在管理行政，還需為國家物色人才；若一年之內，連一個孝子一個廉吏都選不出，是沒有盡到長官的責任。無論如何，每年每郡都要舉出一兩個孝子廉吏。漢代一百多個郡，至少每年要有兩百多個孝廉舉上朝廷。漢代逐漸形成了這樣一種一年一舉的郡國孝廉。
在漢朝初年，這種制度還沒有定型，就已經成為西漢選拔人才的主要方式。通過這種薦舉制，朝廷可以將絕大多數的人才納入到體制中來。在現代組織管理中，重要崗位的選拔、重要人才的延攬，也多採取薦舉的方式。這個方式的最大優點是，薦舉人對被薦舉的人才比較熟悉，能夠全方位說明物件的各方面優點和缺點，及至選任後進入角色也比經考試錄用的人員為快。也因為基本瞭解當事人，知道他哪方面能力強、哪方面能力不足，可以盡可能地做到能力與崗位相匹配。
2、九品中正制：古時的門第、現時的裙帶
及至東漢末年，天下大亂，漢獻帝逃亡，中央與地方之間失卻了有效聯繫，一切制度全歸紊亂，鄉舉裡選的制度，也就無從推行。朝廷用人沒有了標準，尤其是武人在行伍中濫用人員，不依制度。新生的曹魏集團，以陳群為尚書，掌管吏部，始創九品中正制。制度規定，當時在中央任職、德名兼備的大僚，由各州郡分別公推大中正一人，由大中正下再產生小中正。然後由中央分發人才調查表，此項表格中，把人才分成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表內詳載其年籍各項，分別品第，並加評語。主持這項工作的稱九品中正。這些表格，由小中正襄助大中正核定後呈送吏部，吏部便根據此種表冊之等第和評語來斟酌任用，行使黜陟。這樣一來，官吏之任命與升降，有相對成型的標準。曹魏初年行此制時，吏治得到澄清。曹操集團能夠奪取天下、守住基業，與這個制度也有一定關係。
但是，九品中正制的最大缺點在於做官要依靠個人的名望，要得到當朝大臣的肯定。而名望是個比較虛的東西，獲得名望的最可依賴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出身于高門之家。一統天下的晉代，一直到南北朝，都繼續採用九品中正制，這樣日積月累，優點用之殆盡，缺點日益突出、擴大，毛病就惡化為致命傷了。首先是人人都想獲大中正的提拔，便紛紛集中到大中正所在地的中央。再則中正評語，連做官人和未做官人通體鑒評，吏部憑此升黜，如是則官吏升降，其權操之中正，而不操於本官之上司。於是做官的為襲取社會名譽，卻不管自己本官職務與實際工作，而其上司也無法奈何他。到了南北朝時期，這種九品中正制的選拔人才機制終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
從組織演變和動態管理的角度來看，九品中正制實際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環境的變化，薦舉制的一個變種。不再是鄉舉裡選，而是一種普遍考評，相當於制設一張通用的人才普查表，從而鎖定一個目標群體，然後根據評測結果相應安排人才的工作。此制度優點在於組織可以擁有一個龐大的人才資訊庫，缺點在於容易被表面現象蒙蔽，僅依靠印象或關係來評價人才。如此的結果，清談盛行，裙帶眾多，真才匿跡，實幹空乏，致使長達三百多年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不僅沒有出現一個盛世，反而是政權並立，更換頻迭。
3、科舉制：延續至今的學識選人
科舉制的本質就是不設前提、通過考試、公開招聘人才。科舉制初創于隋，成熟于唐。唐太宗李世民的“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的典故，就是採用科舉制選拔人才的寫照。從皇朝的發展史來看，科舉制為皇朝的穩定和繁榮提供了條件。透過科舉制度，各路人才都可以依靠自己的學識進入到體制中來，為統治集團服務。這不僅為皇朝的發展提供了人才資源，而且將大批體制外的人才納入到了體制內。除此之外，科舉所考察的科目都是有利於皇朝穩定的科目，通過科舉，這些學問成為了當時知識份子奉行的圭臬，從而為皇朝的統治穩定提供了意識形態支援，這一點我們還將在文化建設部分分析。
科舉制的人才選拔方式，首先在於其選拔程式。科舉制的程式設計是認才不認人，不論出身，只要能夠通過考試，基本可以順利進入統治集團。其次，科舉制的選拔標準主要是注重學問和學識。這比依靠門第和聲望的選拔方式，更能考察人的能力。雖然學問大不一定能力高，但是畢竟有一個較為妥當的標準了。再次，科舉制的覆蓋範圍廣。薦舉制的一個缺點就是，那些沒有多少熟人，地處偏遠的人才，被薦舉的機會大大少於那些住在名城大都、關係廣泛的。在科舉制下，生活在什麼地方、與那些人交往，都不再成為人才進入體制內的障礙，至少不再是主要障礙。
當然，這種考試制度也存在有自己的弊端。首先，一次考試的局限性。通過一次考試，是不可能全面考察出人才的全面素質，況且“一考定終身”，實質上失去了選拔人才的本意。對於人才，有通才和專才之分，而科舉考試是所有考生都面對同樣的考題。這樣，就會把一些真正需要的人才拒之門外。其次，考試的內容多是書面知識，現實能力較難甄別。
儘管有某些局限，對於那些希望將人才納入到體制內的君主而言，科舉制在當時還是最公平和最有效率的。另外，也不能完全抹殺薦舉的作用。從皇朝成長階段看人才選拔機制，可以得出的經驗是：第一選拔行為要制度化和規範化，第二選拔方式要儘量的客觀，第三另行輔之以其他如薦舉等方式。
二、創業成果：分享還是獨佔
創業階段，由於環境比較艱苦，形式比較緊迫，創業集團的領導層與其他成員之間的關係不會出現大的問題。但是，創業成功之後，由於君臣之間絕對地位的變化，組織面臨壓力的變化，他們之間的關係也發生變化。這種關係處理的好壞，直接影響到皇朝目標的實現。
歷代皇朝的演變給定的邏輯是，第一代守成君主與臣下的關係，不僅決定了皇朝今後的君臣關係趨向，而且還將影響到皇朝能否在創業之後直接進入穩定成長的階段。君臣關係處理的好，臣下的積極性很好調動，氛圍也較為和諧；而處理不好，則可能會使整個集團充滿了恐懼和擔憂，直接影響到皇朝的長治久安。在歷史上，這一階段的君臣關係類型，大體上可以總結為以下三種類型：和平共處型、伴君伴虎型和臣強主弱型。
1、和平共處型
這是最理想的一種關係類型：君臣之間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能夠激發各方面積極性，維繫了組織的團結和戰鬥力。
歷史上的守成君主，在君臣關係上做得比較好的首推唐太宗。唐太宗在唐朝創業時期就是創業集團的主要領導核心。之後，他成為第一代的守成君主。但是唐太宗並沒有因此自高自大，而是正確處理了朝廷與戰功顯赫的大將們之間的關係。他沒有通過殘酷的手段將手握重兵的大將們除掉，大將們也由於唐太宗對待君臣關係的正確措施，沒有擁兵自重，造成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可以說，貞觀之治的出現與李世民能夠正確處理君臣關係有很大的關係。
貞觀元年，他對大臣們說：“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冀憑直言鯁議，致天下太平”（《貞觀政要》）。這段話說出了君臣關係的實質：雖然有賢明的皇帝，但如果所用非人，則不能實現天下大治的目標；而如果只有賢明的大臣，而皇帝昏聵，也不能達到天下大治。基於這個認識，李世民在處理君臣關係問題上，具有四個明顯的特徵：一是選賢任能，不計親仇；二是虛心納諫，共商國是；三是知人善任，委任責成；四是視疾弔喪，親如家人。這些特徵概括了中國古代王朝賢明君主用人的所有優點。總的來看，這幾個特點在貞觀年間是貫徹始終的。
領導之于下屬，僅依靠制度上的措施來使用和控制，只能是停留在做事層面，而輔之以感情來相處，則很容易形成團隊，交至心靈。雖然工作上的歸工作，感情上的歸感情，但是下屬對領導的遵從若只是一個制度上必須，不是發自內心的話，很難長久的和平共處。開國名將李勣暴疾，醫生說必須用須灰治療。李世民就把自己的鬍鬚剪下來，燒成灰來和藥，為李勣治療。李勣病好了之後到李世民面前謝恩，頓首流血。李世民回答他說：我是為了江山社稷，不是為了你個人啊，你謝什麼呢？除了對臣下在生活上關心外，李世民還主張要以至誠待臣下。《資治通鑒》中記載，李世民曾對臣下說：皇帝自己就很奸詐，又怎麼去責備臣下奸詐呢？我以至誠治理天下，每當看到前朝的帝王們用奸詐的權術來對待他們的臣下，我對此感到非常恥辱。從某種意義上說，誠信是團隊精神的基礎。君主以誠待臣下，臣下也必然以誠報答君主，君臣相待以誠，其力斷金的。制度固然重要，是組織正常運轉的基礎。但是，制度並不是萬能的，當組織對環境變化的適應力逐漸遲鈍，制度也必僵化。要想使組織長久處於一種向上的狀態，主動權還是在於組織的領導。只要組織領導深諳領導之道，對下屬生活上予以關心，成長上給與幫助，下屬必定竭盡全力。
2、伴君伴虎型
君臣關係的第二種類型是伴君伴虎型。如此的君主關係，肇始于君主自恃對臣下的絕對權力，給臣下一種天威莫測的感覺，臣下們就如同伴隨著一隻隨時會發威吃人的老虎一樣，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經常地處於一種恐懼之中。此景此情，臣下對君主不再是知無不言，反而時時刻刻揣摩君主意圖，以君主的態度為態度，以君主的意見為意見。道理很簡單：組織環境千般變化，萬般複雜，很需要組織成員群策群力，集思廣益地解決問題。
朱元璋能在元末各路義軍中脫穎而出，建立大明王朝，不說英明，也絕對不是一個昏聵的君主。然而，建國之後，朱元璋卻大肆殺戮功臣，將大臣的權力儘量收到自己手中。他通過胡惟庸案廢除了宰相，自己身兼二任：帝國元首和帝國總理，成為歷史上權力最大的皇帝。並下旨：以後子孫做皇帝，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朱元璋不僅廢除了丞相，而且實行一種恐怖統治。為了控制官員的一言一行，朱元璋設立了錦衣衛，由宦官直接領導。這個機構可以在法司之外獨立行動，只對皇帝一人負責。發現有犯錯誤的官員，可以立即逮捕，不用通過法司機構。在這種高壓政策之下，大臣們對於國事，特別是帝國的決策事宜，就沒有多大的發言權了。作為第一代的守成君主，朱元璋的這些做法，直接影響了整個明朝的君臣關係。成祖朱棣直接繼承了乃父在君臣關係上的措施，對官員非常殘酷。明朝大儒方孝孺是建文皇帝的人，朱棣打下南京後，逼迫方孝孺投降。方孝孺不降，結果朱棣下令“夷其十祖”，方孝孺本人淩遲處死。就連朱棣的妹妹甯國公主夫婦也被朱棣*。朱棣還嫌一個錦衣衛不夠用，又設立了東廠監督官員的日常生活。之後連開創有明一代“仁宣之治”的仁宗和宣宗在內，全數利用錦衣衛和東廠對官員嚴加監控。
朱元璋廢除丞相之後，天下之事無論大小全部取決於皇帝一人。朱元璋每天日理萬機，政務繁重。這對朱元璋本人來說，還能勉力承受。畢竟他出身窮苦，受這點苦算不了什麼。明成祖朱棣在年輕時也是跟隨朱元璋創業打天下的馬上皇帝，精力充沛，處理如此繁重的政務也不在話下。但他們的子孫呢？從小生長在深宮，身體本來就弱，又不信任大臣為他做事，大臣也由於這種恐怖的君臣關係，不敢為朝廷納諫獻策。如是在明朝就出現了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大臣二十多年見不到皇帝的怪事。一方面是皇帝對大臣的不信任，另一方面是皇帝對大臣的嚴密監控和恐怖統治，在這樣的情況下，大臣們只有懾于皇帝的權勢和對皇帝的恐懼而已。明朝末年，李自成殺進北京皇宮，崇禎皇帝撞擊景陽鐘召集大臣救駕，竟然無一人前來，這不能不說是朱元璋一手造成的惡果。
3、臣強主弱型
君臣關係的第三種類型是臣強主弱型。這種類型是最不好的。臣強主弱，很容易出現客大欺店、奴大欺主的局面。這種類型的君主關係很少能造就一個長治久安的王朝。要麼是開國初期發生內戰，要麼是很快被握有實權的大臣篡位。這種情況與第二種類型伴君如伴虎型，正好是兩個極端，都阻礙著組織的發展壯大。第三種類型後果最嚴重：部下可以完全將組織占為己有。這在歷史上，臣下推翻原來統治而自立的不斷發生。
三國時期，魏國在三國中實力最強。但是，魏國的二世、三世皇帝們卻處理君臣關係失當，大權被司馬懿把持。魏明帝曹睿去世之前，兵權已很大程度上被司馬懿控制。明帝以後事囑託司馬懿，叫自己的兒子曹芳抱著司馬懿的脖子，司馬懿頓首流涕。很顯然，曹芳沒有認識到危險性，即位後仍然不對司馬懿採取措施，還犯了大忌，把大權交到了司馬懿的政敵曹爽手中。司馬懿消滅曹爽之後，大權獨攬，並在死後將兵權交給了兒子司馬昭。司馬昭之心是路人皆知的，就是要滅魏自立。曹髦雖然認識到了這種臣強主弱的危險性，但是為時已晚，司馬家族的勢力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曹髦曾經打算帶領人馬去殺司馬昭，但是兵權都在司馬氏手中，曹髦只好帶領幾百個童僕去刺殺司馬昭，結果可想而知，曹魏政權終被司馬炎篡奪。
皇朝成長階段的人才政策，應該與這個階段的外部環境和總體戰略目標相吻合，也就是要使人才能夠為已經建立的王朝服務，以擔負基業長青的使命。在現代組織中，組織領導核心也會面臨著同樣的問題：第一，與創業時期的部下如何對待建業的成果？是共用還是獨吞，這直接影響到集團的內部環境和戰鬥士氣。第二，如何選拔人才，盡可能地把天下人才納入體制內，為我所用，至少也起到減少對立隱患的作用。第三，建立規範化的人才選拔機制、使用機制和監督機制，並輔之以精神力量的感召。第四，建立一種什麼樣的雇傭關係或說勞資關係，從歷史的經驗看，和平共處型是最長久的一種類型。
第四節 組織制度：基業長青的結構基礎
制度對於組織存在和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創業成功之後，創業集團隨之演變為守成的統治集團，戰略演變為開萬世之基業，擬為組織的長期發展奠定基礎。這個基礎，在其物化形態上，就是制度。制度作為一個王朝實現其戰略目標的載體，框定了王朝未來的發展趨向。由於歷史的局限性，組織創建之初的制度建構可能並不都適合新的環境和歷史發展規律，但是，之後的改革還是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的，所以探討守成時期制度的利弊得失，對於現代組織的制度建構與管理發展，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制度實際上是規範組織成員行為的規則；它提供一個框架，設定一套規則，約束成員行為。就一個剛剛創業成功的王朝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規範三種權力關係：首先是君權與相權；其次是中央與地方；第三是考核與監察。
第一種權力關係，即君權與相權的關係。在現代組織管理中，就是所謂的董事會、股東與總經理、經理層的關係，是東家與掌櫃的關係。如何建構一種既融洽又規範的君臣關係，是重中之重。第二種權力關係，即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在現代組織管理中，就是所謂的總公司與區域分公司之間的關係。能否提供一個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分公司的框架，直接決定了總公司能否維持穩定和統一。地方勢力太大，會產生分公司對總公司的離心力，嚴重的則會導致總公司的瓦解。在歷史上，由於地方勢力過於強大而導致王朝崩潰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如果分公司的權力過小，則會失去動力和活力。因為分公司是總公司利潤的主要來源，分公司的衰弱，必然導致總公司的萎縮。由於地方勢力過小，事事聽命於中央而導致王朝衰弱的例子也有許多。第三種權力關係，則是組織與員工的關係。這種關係，既是組織如何引進、使用、監督員工的人才管理問題，又是組織依靠制度建設推動集團穩定成長的核心組成部分。我們知道，隨著組織結構的複雜化程度不斷加深，員工的行為越不容易被引導、監督。在工廠和車間內，工作可以通過產量來衡量，但是在現代商務活動中，則很難被觀察和量化。
一、君權與相權：董事長與總經理
古代中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皇帝一個人是沒有精力來統管天下的所有事情，這需要官僚系統來説明皇帝治理天下。而宰相則是官僚系統的代表。宰相總領百官，具體處理王朝的日常政務。但是，宰相不是天下之主，只是皇帝“雇傭”來替自己管理天下的“總經理”。宰相權力與皇帝權力的關係，就是相權與君權的關係，也就是董事長與總經理的關係。統治集團內最重要的權力關係就是君權與相權的關係。在中國皇朝發展史上，君權與相權之間的制度架構，也在不斷發生變化。但不管怎樣變化，皇帝的主要目的還是為了維持皇朝的穩定和長治久安。君權與相權的關係，乃是實現皇朝總體戰略目標的一個手段。當然，能否實現目標，還受制於其他許多因素。
宰相，或稱丞相，這個職位形成于秦始皇時代。李斯是秦朝的第一任宰相。漢承秦制，依舊在中央政府設置宰相職位，總領朝綱。漢初宰相的權力非常大，對皇帝可以直言不諱，甚至可以自作主張，處理大政。這與當時丞相大多由功臣勳舊擔任，君權與相權關係尚未定型有關。這種狀況也符合我們所分析的，在創業剛剛結束的時候，在創業期間掌握大權的大臣宿將大多數還掌握著較大的權力。曹參做丞相時，整天無所事事。惠帝劉盈對此表示不滿。曹參竟然回答：皇帝陛下垂拱而治，我們這些人則負責具體事務的管理。這等於向東家叫板，宣佈公司的事務東家不能干預，這是掌櫃的權力。當然，“蕭規曹隨”所蘊含的深意是另一回事了。漢文帝時，丞相申屠嘉上朝奏事。文帝的佞臣鄧通站在文帝的身邊，態度十分傲慢。申屠嘉對此十分不滿，對文帝說：陛下寵愛鄧通，可以使他富貴，但是朝廷的禮儀卻不能不嚴肅。文帝沒有當回事，就說，我回頭告訴他就是了。在散朝之後，申屠嘉傳鄧通到丞相府，並警告說如果不來就把他殺掉。最後是文帝親自求情才赦免了鄧通。
這說明在漢朝初期，丞相的權力是比較大的。其好處是丞相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高效率的處理政務；在遇到王朝危機時，可以挺身而出，保護王朝的安危。在漢朝初年，呂後臨朝稱制，掌握了漢朝的大權，並打算廢掉劉氏集團，建立呂氏集團的統治。其時，正是丞相陳平聯合周勃消滅了諸呂，重新確立劉氏江山。當然，這種相權較大的制度安排也有弊端。若適逢有野心的丞相，可能取而代之。
漢朝守成階段，設定宰相就是一個人，實行領袖制宰相。左宰相和御史大夫只相當於副宰相。而到了唐初貞觀年間，宰相的權力被分割到了三個部門：即尚書省、中書省和門下省。這三個省的長官都是宰相。三省長官在決定重大事宜時，要召開政事堂會議，能參加政事堂會議，並有發言權和決策權的官員都可視作宰相。這種制度下，宰相的權力還是很大的，能夠獨立決定許多大事。皇帝的詔書和敕令都必須經過政事堂會議，並有“中書門下之印”發佈全國，才有效力。若未加蓋“中書門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發出的命令，在當時是認為違法的，不能被各級機關所承認。這種制度對皇權是一種比較大的約束。所以在武則天時期，曾有這樣的說法：“不經鳳閣鸞台，何得為敕”（中書省武則天改稱鳳閣，門下省武則天改稱鸞台），這仍是說一切皇帝詔命，必經中書門下兩省。
上面的單一宰相制和集體宰相制，實際都是相權比較大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皇帝的權力受到了約束。但總的趨勢是皇權日益集中，相權不斷被分割。到了明清兩朝，隨著君主專制的加強，相權已被大大削弱，而且連名義上的宰相職位都被取消了。明太祖朱元璋通過胡惟庸案，取消了宰相的職務，而由皇帝自己處理全國政務。此時的朱元璋可謂董事長兼總經理，其忙碌程度可想而知。後來，朱元璋不得不另想辦法，這就是在皇帝辦公的地方設立內閣，安排內閣學士值班，以備皇帝隨時顧問。此時的內閣學士，不論官品（四品、五品的小官），還是實際權力（只備皇帝顧問，沒有任何決策權）都比較小。但是，朱元璋的子孫後代沒有他那樣充沛的精力，所以逐漸提升了內閣的權力，內閣有了“票擬之權”，即代替皇帝處理政務，但需要經過皇帝批准之後，才能有效。到明朝中後期，內閣的權力和地位逐漸上升，內閣首席大學士被稱為“首輔”，這個首輔，不是名副其實的漢唐宰相，只是類似。漢、唐宰相對政務是有決策權的，明朝的內閣和內閣首輔則沒有，即使做出了決策，也是代替皇帝決策，最終的權力在皇帝；內閣只不過是皇帝的秘書處，內閣首輔是皇帝的秘書長。到了清朝，沿襲明制，不設宰相；設立內閣作為皇帝的秘書處。康熙朝，又設立南書房，以備皇帝顧問和代皇帝處理政務。雍正和乾隆年間，設立軍機處，逐漸代替了南書房的地位，成為清朝的“宰相”。
從歷史上來看，君權和相權的關係，一直是皇朝中央政府權力關係的核心。二者關係處理得當，可為皇朝由守成階段順利轉入盛世階段提供強有力的保證，在一定程度上促成該皇朝的基業長青。因為，這對關係，從根上說是一個組織架構的核心，對應的決策和執行功能也是管理過程的最要。從邏輯上講，皇權必須由一定的相權來輔佐，這不僅可以使皇帝潛在後臺，省卻具體事物的纏身，而且是正確決策的前提和基礎，還能騰出力氣來保證對執行的監督。拿到當代來講，其中原因和利害關係，已是十分明瞭，不再贅述。
二、中央與地方：總公司與分公司
現代經濟中，總公司與分公司的關係，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分公司是總公司的一部分，作為總公司的派出機構，參與市場活動。分公司在組織結構、人事安排、財務管理等方面都與總公司有相對應的機構。在這種制度下，分公司的一切活動都受制於總公司的戰略安排。在歷史上，這種模式可以視作郡縣制。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地方政府無論在法制上，還是在軍事、財政上，都受制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長官由中央政府任命，對中央政府負責。第二種類型，分公司是獨立的公司，擁有自己獨立的人事管理、財務權力，總公司對分公司的控制通過分公司的股權結構來進行；總公司是分公司的母公司，但是總公司不插手分公司的具體運營和管理事務。在歷史上，這種模式可以視作封建制。以皇帝為代表的中央政府通過分封控制地方。各個封國在自己國內擁有軍事、財政和人事管理的權力。封國對中央政府的義務在於封國要宣誓對皇帝效忠，向皇帝納貢，在戰爭中，派軍隊支持皇帝。
先說封建制。封建制真正流行於周朝。周朝裂土封疆，在中央政府之外，分封了八百多個諸侯國。這些諸侯國名義上是周王的領地，由周王分封給貴族和功臣，實際上，周王對諸侯國沒有行政管轄權。各個諸侯國定期向周王繳納貢賦，在周王出征時，派兵勤王，幫助周王打仗。秦朝統一六國之後，取消了封建制，在原來諸侯國的領地上，建立了直屬中央的郡縣制。劉邦集團創業成功，建立漢朝，面臨集團內部的組織構架問題，劉邦集團的領導層認為“秦乃亡於舍封建行郡縣”。便分封了一批異姓王，這些異姓王實際上就是諸侯國，以期避免秦亡之禍。諸侯國同周朝時期一樣，在民政、財政和軍事上都獨立於中央。後來劉邦看到異姓王將導致地方勢力尾大不掉。因此，劉邦剷除了各個異姓王，並于諸將殺白馬起誓，約定“非劉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但是，劉邦卻又大封同姓王，企圖以同姓王的諸侯國來屏藩中央，保證劉氏王朝的統治。這些同姓王在自己的封國內，擁有獨立於中央的權力。事實上，同姓王也一樣不能保證王朝的穩定和統一。劉邦在去世之前，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分封吳王劉濞時，劉邦拍著劉濞的後背說：五十年後東南有人作亂，不會是你吧？果真被劉邦說中了，景帝時，七國之亂的罪魁禍首就是這個劉濞。從歷史上看，漢以後，凡是實行封建制的朝代，都不穩定，且深受其害。西晉初年，晉武帝大封同姓司馬氏為王，其本意是讓這些同姓王保衛中央政府，但是，迎來的卻是“八王之亂”。隨著歷史的發展，這種分封諸王的封建制，逐漸被郡縣制所代替。
唐朝的柳宗元曾專門寫過《封建論》，來論述封建制與郡縣制的利弊得失。他指出，封建制不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秦朝實行郡縣制而在短期內滅亡，不在於實行了郡縣制，而在於秦朝的*，在秦朝末年的戰亂中，“有叛國而無叛郡”。
在秦漢之後，雖然郡縣制成為各個朝代處理中央與地方關係的主要模式，但是封建制並沒有徹底消失。前面所說的西晉大封諸王，就是一個例子。封建制在歷史上一直存在到清朝，雖然封建制已經不是主流。在唐、宋、元、明、清諸朝，皇帝分封自己的子侄為王的事例一直存在，但這種分封卻沒有把王的領地的行政管轄權劃給諸王；諸王只是衣食租稅，對於自己的封地，沒有實際的管轄權。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之初，分封自己的子侄三十多人為王。這些王都有兵權。因而也出現了燕王朱棣的起兵造反，奪取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的江山。而朱棣稱帝后，趕緊削減了諸王的權力。諸王一旦被封為王爺，按照明朝的規定，必須立即到封國去。但在自己的領地上，這些王爺不僅沒有任何實際權力，而且還受到地方官的嚴密監視。到了清朝，除了八旗旗主被封為王爺外，每一任皇帝都封自己的一些兒子和兄弟為王，但這些王只是親王，不僅沒有自己的領地，而且還得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活動，嚴格受制于皇帝。
但是，郡縣制也有自己的弊端，那就是地方政府嚴格受制於中央，沒有自己獨立的行政權力，一旦遇事，需要層層上報到中央，然後等待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命令，沒有或者只有很少的自由處置權。在古代的交通通訊條件下，資訊上報至中央，再等待中央的指令，需要很長一段時間，這就造成了地方事務的拖遝和無效率，嚴重損害了政府行政的效率。在宋朝，這個問題更為嚴重。太祖趙匡胤通過“杯酒釋兵權”解除了統兵大將的軍權，又通過分割地方政府的權力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勢力。地方政府在路這一級被分為四個衙門：安撫使司、轉運使司、提點刑獄使司、提舉常平司，即所謂的“帥、漕、憲、倉”四司。各路內的使司任職有交叉又互不統屬，互異互補，互申互察。這種做法，雖成功建設監察網路，防範了地方長官專權，卻也造成了地方政府行政滯後、遲緩的弊病。有宋一代，守內虛外，重文輕武，致使經濟繁榮，但軍事上羸弱，倍受其他政權的壓制，不能不說與這種地方勢力衰微的特徵有緊密關係。
實際上，這兩種處理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模式，各有利弊。郡縣制將地方政府當作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和分支機搆，有利於中央政府統一政令和法律，提高總體行政效率；其弊端則在於削弱了地方政府在具體事務上的自由處置權，增加了資訊交通的成本。封建制將地方當作中央的藩國，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各個諸侯國的藩王可以根據地方特點，自主、充分地發揮地方優勢，提高效率；而其弊端則是容易導致地方勢力尾大不掉，形成地方對中央的離心勢力。
在現實中，到底哪一種模式更好，則取決於具體的環境和條件。就現代企業集團而言，則須按照行業特點和面臨的市場形式具體進行選擇。
三、考核與監察：監事會與管理層
守成坐天下的君主要想實現王朝的長治久安，為子孫後代開萬世之基業，必須建立一套控制和激勵人才的制度，也就是歷史上的課考、監察制度。創業階段，對於人才業績的考察和監督，是較為直接的，這與當時面臨的環境和設定的戰略目標有關。創業階段，創業集團的主要戰略目標就是戰敗對手。對於人才而言，能否在戰場上戰勝對手，能否給集團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議和謀略，一目了然，較好評斷。因此，在創業階段沒有形成制度化的考察和監督制度，是很自然的。但是守成階段，統治集團的主要戰略目標變成穩定和長治久安，就需要衍生出制度化和規範化的業績考察和監督機制，來保證組織的激勵作用。這種考察和監督制度，一是對任用官員的業績考察，即課考制度；二是對官員行為的監督，即監察制度。
課考制度，關鍵是如何有效衡量官員的業績。對官員勤務和功績的例行考察，也是皇朝行政控制的重要手段。在秦漢時期，地方官在每年年底，都派出所謂的“計吏”攜帶“計簿”前赴中央政府“上計”，向總部報告生產、稅收、財務、戶口、刑獄等情況，並接受考課。這種考課制度是最高統治集團瞭解官員勤務和業績的主要手段。因此，皇帝常常親自“受計”，丞相負責考課內容，御史大夫則負責按察虛實。考課時需要對官員按照業績進行排序，作為升遷的主要依據。此後的各個朝代，基本承繼有這種考課制度。
現代企業集團在佔領了一部分市場之後，也需要派出經理人員來具體管理和負責各個市場的運營。相當於中央政府的總公司通過考察這些分公司的業績，並按照業績來對分公司經理進行獎懲。這種制度的建立和維持是總公司控制分公司的重要手段，也是對人才使用做出的制度安排。這種課考制度越是嚴格和客觀，公司的運作就越良好，越有效率。從歷史的經驗看，那些生命週期較長的王朝，在經常性課考制度方面就堅持的比較好，而那些短命王朝，課考制度就比較鬆弛。
守成階段有作為的皇帝，是比較看重課考制度的。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就對課考較為嚴格：一如他對“空印案”的嚴厲處置上。按照規定，每年各地方的布政使、府、州、縣等都得派“計吏”到戶部報告地方財政收支帳目。為了籌算錢糧、軍需等款項，必須由各府將本府情況報到布政使司衙門，布政使司衙門再報到戶部，這樣層層上報，最後戶部審核數目是否完全相符；如果數目不符，則需要駁回重新填造。各地的布政使司有的離京城比較遠，重新填造不方便，因此為了避免麻煩，上計的官員都帶有事先預備好的蓋過官印的空白文書，遇有被駁回，就隨時填報。在洪武十五年，朱元璋發現了這個弊政，立即下令嚴辦。
通過課考制度，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地控制地方官員的業績，從而間接監察官員的努力程度。在古代中國的皇朝史上，課考、監察體系一般是兩個獨立的系統。前面討論的課考是戶部的責任，而監察機關主要是禦史系統和都察院。
監察制度比較嚴密的首推明朝，而明朝監察制度的完善，主要還是朱元璋的作為。朱元璋在創業階段，東征西殺，統一了全國；在守成階段，高瞻遠矚，他的一些制度設計，基本都著眼于大明王朝的長治久安。監察制度方面，從明初開始，就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兩套監察體系，明確體現了分權和制衡的精神。在中央，六科和都察院共同行使糾舉百官的職責；在地方，中央派出的巡撫、巡按，以及地方按察司共同承擔對外省各級官員的監察，縱橫交錯，多管齊下，既相互補充又相互制約，組成一張嚴密的監察網。課考和監察制度，是在正反兩面著眼，對於一個希望穩定發展、基業長青、大有作為的組織而言，是極其重要的。
成長階段，重在建構。組織設計和制度安排又是王朝初建階段的重中之重，直接決定著王朝未來發展趨勢和發展特徵。守成之主對組織設計和制度安排的態度、理念，以及作為，在這個王朝發展的全部階段打上深深的烙印。是短命而亡，還是長期生存；是積貧積弱，還是迅速鼎盛；是烏煙瘴氣，還是清平向上；是僵化不變，還是與時俱進，都在其中。近視的眼光、靜態的觀點，也許會取得一些成效並勉強支撐下來，卻帶不來任何長期的優勢，更不用說基業長青。長期持久的生命力只能來自於管理能力，而管理能力又取決於組織設計和制度安排。進一步講，只有這樣，組織才能有效，也才具備戰略轉軌和根據環境提早採用最新戰略的素質和能力，才會逐漸使之完善、定型，從而躍居巔峰。劉邦為著屏藩中央，分封同姓王，導致了後來的“七國之亂”；晉武帝司馬炎不見前車之鑒，分封諸王，導致後來的“八王之亂”；北宋重文輕武、削弱地方勢力，造成北宋王朝的疲敝與軟弱；朱元璋廢除宰相，導致了明朝皇帝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荒唐的皇帝。這些歷史經驗和教訓，都得之于皇朝的守成階段成長時期，很值得現代管理者們注意，畢竟組織不是一個由只需加油的機器、自顧而立的場所和僵硬不變的體制堆砌起來的無生命物體，而是類似於人的活生生的生命體，不加以剖析結構、無所謂解構功能，將無法逃避衰亡期的迅速到來，甚至與鼎盛時期絕緣。
第五節 成長期文化：無為中的成長
創業成功之後，創業集團自然轉化成為統治集團；其地位、作用等都發生了變化。現在的統治集團要面對自身內部的各種問題，還面臨著統治集團和普通民眾之間的矛盾。怎樣解決和調適這些問題，就是這個階段文化建設的主要任務。而這個階段皇朝的一切行為，無不都是從確立皇朝的統治思想開始的。
一、文化核心：注重關注背景的因素
組織文化的內核在於組織的指導思想。指導思想實際上確定了整個組織的價值觀，確定了整個組織的行為規範。組織內部成員的關係調整、組織與外部環境之間的溝通和互動，都需要組織的文化內核予以確認。
在中國歷史上，文化思潮主要表現為儒家、法家、道家以及佛教。儒家向來被稱為正統思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及天下一統的儒家思想一直是正統王朝的指導思想。但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在皇朝的不同發展階段，儒家的地位也是不同的。究竟誰為主導，需看該思想能否適應當時的內外部環境。中國歷史的發展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那就是治理國家的原則需要從理論上加以闡發和得到論證，政務舉措也必須合於某種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學說，才能視為正統。
秦始皇集團在掃平六國、統一天下之後，選擇的指導思想是法家思想。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韓非子。法家持歷史進化論，認為政治措施應該適應“貴貴而尊官”和“爭於氣力”的當代社會；堅持“性惡論”，經常警告說不能輕信人的善意，治國只能依靠暴力強制，並通過周密設計的法律以禁人為惡。本著這樣的治國原則，秦始皇在統一全國之後，實行了非常嚴厲的刑罰制度。在秦朝，光死刑就有三十多種名目，連坐、族誅等酷刑使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被判處徒刑的，實際上就是做了官府的奴隸。犯罪的人被編為軍隊，開到前線去打仗，即使不被抓去打仗，也被充軍和罰做苦工。光被秦始皇派去修建驪山墳墓的囚徒就有七十多萬人。歷史證明，這種嚴刑峻法並沒有保住秦朝的江山。秦朝的滅亡，從根源上說，在於其治國的指導思想不合時宜。
劉邦集團反其道而行之，在創業階段就拿秦朝的嚴刑酷法作為反對秦朝的主要理由，並以此來進行宣傳。劉邦攻陷咸陽後，立即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這種簡約的法律規定與秦朝嚴密複雜的法律規定一比較，就得到了咸陽百姓的擁戴，史書記載“秦民喜”（《史記》）。劉邦創業成功後面臨的也是民生凋零，百廢待興。基於此，道家的“清靜無為”之說脫穎而出，為漢初的“休養生息”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因此，自劉邦，經過惠帝、呂後，一直到文帝和景帝，漢朝的治國思想就是黃老之術，講究清靜無為，不擾民，輕徭薄賦，輕減刑罰。漢初的丞相蕭何、陳平都使用這種清靜無為的方針來治理國政。曹參當上宰相之後，曾經好多天不上朝理事，還整天在家裡和朋友飲酒作樂。年輕的漢惠帝劉盈對此十分不滿，就派人前去詢問曹參，為什麼不理朝政？曹參反問惠帝：陛下的英明神武比得上高皇帝（劉邦）嗎？劉盈說比不上。曹參又問，陛下看我和蕭何哪個的本事大呢？惠帝回答，你看起來不如蕭何。曹參立即回答：高皇帝與蕭何相國平定了天下，法令明確無誤，現在陛下垂拱而治，我和百官恪守職責，遵循原有的法度而不更改，不就可以了嗎？這就是所謂蕭規曹隨的典故。通過這個故事，可以發現在漢初，黃老“無為而治”的思想得到了完全地貫徹。到漢武盛世，治國思想由信奉道家無為而治轉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從反面印證了外部環境的作用，以及治國思想之於皇朝發展的重要性。
漢初黃老無為的治國思想，也在皇帝的身上留下了烙印。文帝號稱“節儉”皇帝，不僅如此，他還減免全國的賦稅，曾經免收全國田賦十二年之久。此外，他還免除了許多嚴刑峻法，廢除“一人有罪，坐其家室”的連坐之法，廢除了“誹謗、妖言之罪”，廢除了肉刑等等。可以說，漢初的“文景之治”，實際上就是黃老治國思想的證明和實現。
不同治國思想的選擇，導致不同的治國方略和不同的具體政策，繼而又導致皇朝的不同命運。元朝和清朝都是少數民族建立的全國政權，但終元一朝就沒有出現過一段比較穩定的時期，更甭奢望享受鼎盛時期帶來的成功和輝煌了；而同是少數民族政權的清朝，則很快出現了康乾盛世，且持續了百年之久；元朝在中原的統治，只有不到一百年，而清朝則統治有二百六十年之長。同是少數統治，結果為何迥異，我們發現原因在於兩個統治集團在建國之初，選擇治國方略不同使然。元朝在中原建立起自己的統治之後，採取的治國方略是以犧牲其他各族人民的利益來滿足本族的利益；以蒙古族為絕對的統治者。在這種治國思想的指導下，元朝統治者將各族人民分為四等，各有差別：蒙古人為第一等，色目人為第二等，漢人為第三等，南人為第四等。不僅如此，還通過殘暴的軍事高壓政策壓迫其他各族人民。如此就是元朝的短命。而清朝在入關之後，很快就改變了創業階段的方略，選擇了新的治國思想，即滿漢一體。在這種治國思想的指導下，清朝很快就獲得了全國人民的認可，從而穩固了自己的統治。
二、守成還需內嚴外寬
從歷史上看，穩定階段的皇朝指導思想一般都會選擇與民休息的道家思想。這種思想表現在制度上就是休養生息。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寬鬆的思想和政策，主要是針對普通民眾而言的。與民休息的另一面則是嚴格約束統治集團內部。這也是中國歷史上所謂的“外儒內法”思想的含義。對“外儒內法”思想的理解，應該從這樣的角度來看：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在中國古代皇朝的歷史上，各級官僚乃是“牧民”之官，是普通百姓的“父母官”；對官僚隊伍的放縱實際上就意味著對普通百姓的壓迫。所以，這種“外儒內法”並不矛盾。
明太祖朱元璋在取得政權之後，實行的是與民休息的寬鬆政策，從思想淵源上看，乃是道家和儒家的混合；但是，我們知道朱元璋又是一個對官僚極其不信任和非常嚴格的皇帝。朱元璋在對待官僚的態度上實際上是法家的思想。為了不讓各級官吏下鄉擾民，朱元璋專門下旨要求各級官員，特別是基層官員不得無事下鄉擾民，如果有百姓發現官吏下鄉，可以向朝廷舉報。朱元璋對待貪污官吏的態度更嚴厲、殘酷，扒皮實草等酷刑都用上了。這實際上乃是法家思想的外化：人主乃是孤家寡人，沒有可以信任的人；人性乃是惡的，做君主的是通過各種手段控制臣下的私心貪欲。
穩定和成長階段的這種外松內緊的制度文化，還可以從清朝初期的康熙、雍正時期看出來。康熙朝時期，經過明末戰亂之後，百廢待興，在這種情況下，統治集團非常自然的要採用儒家和道家的寬、仁政策，因為“寬則得眾”。儘管當時清朝廷對政治反抗者施以嚴刑、治以峻法，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是尚得緩刑，對士民施以柔術。以寬，拂定眾心；以寬，籠絡士人；以寬，休養生息；以寬，治政安民。但是，在對待統治集團內部的官僚集團時，法家的嚴厲暴露無遺。雍正皇帝被稱為“抄家皇帝”，其嚴猛為政的跡象在即位之初已經顯露端倪。雍正不僅對大臣大行殺戮，而且對其親兄弟也不放過；不僅從肉體上消滅貪官污吏，而且還從人格上侮辱那些不順自己心意的大臣。大臣錢名世因與年羹堯交通，在年羹堯被誅殺之後，錢名世也被罷官回家，雍正別出心裁賜給錢名世一塊匾額，上書“名教罪人”，要錢名世掛在自己家的大門口上。但是，值得指出的是，雍正的嚴猛只是針對官僚集團的；而對一部分人的嚴猛客觀上往往使另一部分人感到了寬仁。在處理朝廷與普通百姓的關係上，雍正堅持了寬仁和平的思想和政策。而以嚴猛手段打擊不法官吏，嚴肅官僚紀律，本身就為廣大百姓提供了一個相對寬鬆的社會生活環境。
三、在成長中尋找文化的支撐
在皇朝初期，由於剛剛結束戰亂局面，人民的心思還沒有統一到新王朝。這時，皇朝很需要通過一種比較迅速、快捷和有效的方式，將新王朝的治國思想、治國方略，以及新王朝的指導思想廣泛傳播開來，取得人民的認可和擁護，從而為皇朝的穩定奠定思想基礎。這些都是新王朝面臨的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加快發展學校和教育。學校和教育除了穩定人心、宣傳新王朝的指導思想、培養人才之外，還有第三個功能，就是可以建立王朝的人才儲備庫和蓄水池，在人才過多的時候，儲備起來，既可緩解壓力，又備不時之需。
首先，學校教育要與組織發展的整體文化內核相結合。這種通過學校教育將統治集團的治國思想和治國理念制度化的方式，就是官學的產生和發展。在漢朝以前，教育是私人的教育。孔子招收三千弟子，實際上是民辦學校，孔子要靠收學費來維持生計，這個學費就是“束脩”。到了漢朝，官學也只局限於最高學府：太學，並且太學只有一所。隨著歷史的演進和發展，各個統治集團逐漸認識到了學校教育的重要性，從而紛紛舉辦官學，並且將官學逐漸從中央辦到省一級，繼而府一級，縣一級。明清兩朝是學校教育最完善和最繁盛的時期。在宋朝，政府辦的官學還只到州級（府級），而到了明朝中央有國子監，地方上有府州縣學，基層有社學，衛所有衛學。學校的設立遍及社會各個角落。當時人們對這種普遍的學校教育稱之為：“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明朝的這種學校教育繁盛的局面，與朱元璋重視教育有很大的關係。在創業時代，朱元璋就在自己的領地內大力發展學校教育。如此就好比為組織培養一批忠誠的員工，並對鎖定的目標群體有著極有力的吸引力和說服力。
其次，學校教育要與組織的人才培養和人才選拔結合起來。這實際上又是通過學校教育把皇朝的人才培養和人才選拔合在了一起。在漢朝，最高學府太學，不僅宣講學問，還是一個官員培養單位。太學是當時的國立大學，只有一個，這裡面的學生，考試畢業分兩等，當時稱科。甲科出身的為郎；乙科為吏。郎和吏，都是漢王朝的後備幹部，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之後，可以獲得實際的官職。到了科舉制較為發達的宋代，特別是明代以後，學校教育則完全與科舉結合了起來。學校教育從內容和形式都與科舉制度緊密相連，成為科舉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參加科舉必須學校出身，學校也以培養科舉人才為目的。這就是所謂的“科舉必由學校”。府州縣學分別與科舉考試中的童試、鄉試、會試相對應，又與秀才、舉人、進士等科舉名號相對應。
第三，重視學校教育的宣傳作用。學校教育本身就是一種知識和資訊的傳播活動，這種活動具有集體性和統一性的特徵。組織的戰略意圖、政策措施以及具體的行政事務，可以通過這個網路傳達到普通民眾那裡。當然，對於現代組織而言，組織內部培訓的資訊傳達作用可能比較小。但是，通過內部培訓，把本組織領導層的戰略意圖和政策動向傳達給組織成員，也還是比較有效率的一種方法。
為了享受這一夜，我們戰鬥了一生。詩人公劉先生如是說。用一生的戰鬥換來的這一夜，是成功創業者獨品的芳醇。芳醇令人迷醉，可究竟能否持久，考驗著把酒的人。不錯，起於萍末的闖王李自成戰鬥了一生，也享受了一夜，卻旋即喪失了流血、流淚、流汗掙來的基業。起於寒微的朱元璋也戰鬥了一生，卻不止享受了一夜，還開創了大明王朝十六帝近三百年的基業。為什麼創業路近似，命運大不同？！百思一問。
創業未有轉入守成。外部環境之於組織是何等重要，環境的轉變要求組織各方面必須隨之調整，甚至重構，才能免除早衰之苦、夭折之運。那些安享創業果實、不思持之以恆、缺乏核心理念的人，是不具備高瞻遠矚能力的，連創業後的守成期都難以度過，更甭奢談長青的基業了。
創業轉入守成，重在建構。因為剛剛塵埃落定的創業期是靈活多變，但缺乏規範與控制；此時最為急迫的就是轉軌，不僅體現在戰略上、戰術上，更要落實在制度上、規範上，包括組織架構、核心理念、管理程式、資訊系統、激勵制度、人才制度以及其他適應守成階段需要的組織特性。
非如此，不能邁向組織的生命頂峰。
創業階段，人才是創業集團走向成功的動力。沒有人才的創業不過是一個童話。創業階段，由於存在多個相互競爭的集團，人才在選擇物件時有充分的餘地；而創業者要想招攬到人才，就必須通過各種策略吸引、延攬人才。創業成功之後，要想坐穩天下，也得需要人才的輔佐。那麼，在守成階段是不是也和創業階段一樣，不拘一格降人才呢？
外部環境的變化，守成集團面對有大量人才，其時不再是如何吸引人才，而是如何從中選出對自己有用的人才，對王朝的長治久安有用的人才。而選出的人才，由於缺乏集中展示自己才華的戰時環境，所以能力的發揮和表現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期。而且，選出的人才一旦進入統治集團，成為官員，將會掌握較大的權力，帶來較高的收益。這勢必要求守成治國的君主能夠識人、用人，並能夠監控各級官員的行為，保證王朝的穩定。
現代管理中，人力資源管理包括三個要素：招聘和選拔、績效評估、勞資關係。在中國古代皇朝也可以找到相應的要素。招聘和選拔即是對官員的選拔；績效評估即是對官員的監察和課考；勞資關係可以等同于皇帝與官員的關係。在守成階段，一個規範的人才制度會成為後世人才政策的框架，直接影響王朝的穩定和發展。因此，守成君主的人才政策和人才制度的重要性，對於一個王朝來說，怎麼強調都不過分。對官員的監察和課考，與這一階段的制度建設緊密聯繫，我們將在第四節進行分析。
一、廣納英才：“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
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舉考試結束後，站在午門城樓上看著新進的進士們魚貫進入朝堂，高興得對左右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這句話充分表達了坐定天下的皇帝們對於人才的態度，那就是要將人才都納入到體制中來，為我所用。但是與創業階段不同，現在皇帝們不再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了。坐天下的皇帝是人才唯一的“買方”，已經有資本、有條件對人才進行挑選，並將這種挑選納入到一個比較穩定的制度框架之內。皇朝成長階段，對人才進行選拔和招聘大體上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是鄉舉裡選，即通過推薦進行的人才選拔；二是九品中正制，這是薦舉制的一個變種，實際上是依門第進行選拔；第三是科舉制。
1、鄉舉裡選：薦舉拔人是捷徑
我們曾談到創業集團通過薦舉選拔人才，只不過這種薦舉沒有制度化，也不規範。一旦進入治平階段，就必須也必然啟動制度建構，並在制度建構中行為。
鄉舉裡選主要是在漢朝，特別是在高祖、文帝和景帝時期逐步發展，漢武帝基本定型，且一直延續到東漢末年。該制度大體可分為兩類：一是不定期的，譬如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往往就下一道詔書，希望全國各地選舉人才到朝廷；或是遇著大荒年，大水災，或是大瘟疫，這表示政府行政失職，遭受天遣，也常下詔希望地方推舉賢人，來為政府說話，或替國家做事。這些選舉是無定期的。這樣選舉來的人，多半稱為賢良。賢良選到了政府以後，照例由政府提出幾個政治上重大的問題，這叫做策問。策，一種竹片。問題寫在竹簡上，故稱策問。一道道的策問，請賢良們大家發表意見，這叫對策。政府看了他們的意見，再分別挑選任用，這是一個方式。這一種選舉，既不定期，也無一定的選舉機關。地方民意也可舉，三公九卿、政府大僚，也可舉。
第二種是特殊的選舉，譬如政府今年要派人出使匈奴，出使西域，需要通曉其他語言，能應變。政府下詔徵求，只要自己有此才幹，就可以報選。又如黃河決口，需要曉習治水的人，大家知道有這種人才，大家可以舉，自己覺得有把握，自己也可直接來應選。這是一種特殊的選舉。
後來又推行一種有定期的選舉，那就是選舉孝廉。漢代一向有詔令地方察舉孝子廉吏。作為地方長官，其職責不僅在管理行政，還需為國家物色人才；若一年之內，連一個孝子一個廉吏都選不出，是沒有盡到長官的責任。無論如何，每年每郡都要舉出一兩個孝子廉吏。漢代一百多個郡，至少每年要有兩百多個孝廉舉上朝廷。漢代逐漸形成了這樣一種一年一舉的郡國孝廉。
在漢朝初年，這種制度還沒有定型，就已經成為西漢選拔人才的主要方式。通過這種薦舉制，朝廷可以將絕大多數的人才納入到體制中來。在現代組織管理中，重要崗位的選拔、重要人才的延攬，也多採取薦舉的方式。這個方式的最大優點是，薦舉人對被薦舉的人才比較熟悉，能夠全方位說明物件的各方面優點和缺點，及至選任後進入角色也比經考試錄用的人員為快。也因為基本瞭解當事人，知道他哪方面能力強、哪方面能力不足，可以盡可能地做到能力與崗位相匹配。
2、九品中正制：古時的門第、現時的裙帶
及至東漢末年，天下大亂，漢獻帝逃亡，中央與地方之間失卻了有效聯繫，一切制度全歸紊亂，鄉舉裡選的制度，也就無從推行。朝廷用人沒有了標準，尤其是武人在行伍中濫用人員，不依制度。新生的曹魏集團，以陳群為尚書，掌管吏部，始創九品中正制。制度規定，當時在中央任職、德名兼備的大僚，由各州郡分別公推大中正一人，由大中正下再產生小中正。然後由中央分發人才調查表，此項表格中，把人才分成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表內詳載其年籍各項，分別品第，並加評語。主持這項工作的稱九品中正。這些表格，由小中正襄助大中正核定後呈送吏部，吏部便根據此種表冊之等第和評語來斟酌任用，行使黜陟。這樣一來，官吏之任命與升降，有相對成型的標準。曹魏初年行此制時，吏治得到澄清。曹操集團能夠奪取天下、守住基業，與這個制度也有一定關係。
但是，九品中正制的最大缺點在於做官要依靠個人的名望，要得到當朝大臣的肯定。而名望是個比較虛的東西，獲得名望的最可依賴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出身于高門之家。一統天下的晉代，一直到南北朝，都繼續採用九品中正制，這樣日積月累，優點用之殆盡，缺點日益突出、擴大，毛病就惡化為致命傷了。首先是人人都想獲大中正的提拔，便紛紛集中到大中正所在地的中央。再則中正評語，連做官人和未做官人通體鑒評，吏部憑此升黜，如是則官吏升降，其權操之中正，而不操於本官之上司。於是做官的為襲取社會名譽，卻不管自己本官職務與實際工作，而其上司也無法奈何他。到了南北朝時期，這種九品中正制的選拔人才機制終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
從組織演變和動態管理的角度來看，九品中正制實際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環境的變化，薦舉制的一個變種。不再是鄉舉裡選，而是一種普遍考評，相當於制設一張通用的人才普查表，從而鎖定一個目標群體，然後根據評測結果相應安排人才的工作。此制度優點在於組織可以擁有一個龐大的人才資訊庫，缺點在於容易被表面現象蒙蔽，僅依靠印象或關係來評價人才。如此的結果，清談盛行，裙帶眾多，真才匿跡，實幹空乏，致使長達三百多年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不僅沒有出現一個盛世，反而是政權並立，更換頻迭。
3、科舉制：延續至今的學識選人
科舉制的本質就是不設前提、通過考試、公開招聘人才。科舉制初創于隋，成熟于唐。唐太宗李世民的“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的典故，就是採用科舉制選拔人才的寫照。從皇朝的發展史來看，科舉制為皇朝的穩定和繁榮提供了條件。透過科舉制度，各路人才都可以依靠自己的學識進入到體制中來，為統治集團服務。這不僅為皇朝的發展提供了人才資源，而且將大批體制外的人才納入到了體制內。除此之外，科舉所考察的科目都是有利於皇朝穩定的科目，通過科舉，這些學問成為了當時知識份子奉行的圭臬，從而為皇朝的統治穩定提供了意識形態支援，這一點我們還將在文化建設部分分析。
科舉制的人才選拔方式，首先在於其選拔程式。科舉制的程式設計是認才不認人，不論出身，只要能夠通過考試，基本可以順利進入統治集團。其次，科舉制的選拔標準主要是注重學問和學識。這比依靠門第和聲望的選拔方式，更能考察人的能力。雖然學問大不一定能力高，但是畢竟有一個較為妥當的標準了。再次，科舉制的覆蓋範圍廣。薦舉制的一個缺點就是，那些沒有多少熟人，地處偏遠的人才，被薦舉的機會大大少於那些住在名城大都、關係廣泛的。在科舉制下，生活在什麼地方、與那些人交往，都不再成為人才進入體制內的障礙，至少不再是主要障礙。
當然，這種考試制度也存在有自己的弊端。首先，一次考試的局限性。通過一次考試，是不可能全面考察出人才的全面素質，況且“一考定終身”，實質上失去了選拔人才的本意。對於人才，有通才和專才之分，而科舉考試是所有考生都面對同樣的考題。這樣，就會把一些真正需要的人才拒之門外。其次，考試的內容多是書面知識，現實能力較難甄別。
儘管有某些局限，對於那些希望將人才納入到體制內的君主而言，科舉制在當時還是最公平和最有效率的。另外，也不能完全抹殺薦舉的作用。從皇朝成長階段看人才選拔機制，可以得出的經驗是：第一選拔行為要制度化和規範化，第二選拔方式要儘量的客觀，第三另行輔之以其他如薦舉等方式。
二、創業成果：分享還是獨佔
創業階段，由於環境比較艱苦，形式比較緊迫，創業集團的領導層與其他成員之間的關係不會出現大的問題。但是，創業成功之後，由於君臣之間絕對地位的變化，組織面臨壓力的變化，他們之間的關係也發生變化。這種關係處理的好壞，直接影響到皇朝目標的實現。
歷代皇朝的演變給定的邏輯是，第一代守成君主與臣下的關係，不僅決定了皇朝今後的君臣關係趨向，而且還將影響到皇朝能否在創業之後直接進入穩定成長的階段。君臣關係處理的好，臣下的積極性很好調動，氛圍也較為和諧；而處理不好，則可能會使整個集團充滿了恐懼和擔憂，直接影響到皇朝的長治久安。在歷史上，這一階段的君臣關係類型，大體上可以總結為以下三種類型：和平共處型、伴君伴虎型和臣強主弱型。
1、和平共處型
這是最理想的一種關係類型：君臣之間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能夠激發各方面積極性，維繫了組織的團結和戰鬥力。
歷史上的守成君主，在君臣關係上做得比較好的首推唐太宗。唐太宗在唐朝創業時期就是創業集團的主要領導核心。之後，他成為第一代的守成君主。但是唐太宗並沒有因此自高自大，而是正確處理了朝廷與戰功顯赫的大將們之間的關係。他沒有通過殘酷的手段將手握重兵的大將們除掉，大將們也由於唐太宗對待君臣關係的正確措施，沒有擁兵自重，造成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可以說，貞觀之治的出現與李世民能夠正確處理君臣關係有很大的關係。
貞觀元年，他對大臣們說：“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冀憑直言鯁議，致天下太平”（《貞觀政要》）。這段話說出了君臣關係的實質：雖然有賢明的皇帝，但如果所用非人，則不能實現天下大治的目標；而如果只有賢明的大臣，而皇帝昏聵，也不能達到天下大治。基於這個認識，李世民在處理君臣關係問題上，具有四個明顯的特徵：一是選賢任能，不計親仇；二是虛心納諫，共商國是；三是知人善任，委任責成；四是視疾弔喪，親如家人。這些特徵概括了中國古代王朝賢明君主用人的所有優點。總的來看，這幾個特點在貞觀年間是貫徹始終的。
領導之于下屬，僅依靠制度上的措施來使用和控制，只能是停留在做事層面，而輔之以感情來相處，則很容易形成團隊，交至心靈。雖然工作上的歸工作，感情上的歸感情，但是下屬對領導的遵從若只是一個制度上必須，不是發自內心的話，很難長久的和平共處。開國名將李勣暴疾，醫生說必須用須灰治療。李世民就把自己的鬍鬚剪下來，燒成灰來和藥，為李勣治療。李勣病好了之後到李世民面前謝恩，頓首流血。李世民回答他說：我是為了江山社稷，不是為了你個人啊，你謝什麼呢？除了對臣下在生活上關心外，李世民還主張要以至誠待臣下。《資治通鑒》中記載，李世民曾對臣下說：皇帝自己就很奸詐，又怎麼去責備臣下奸詐呢？我以至誠治理天下，每當看到前朝的帝王們用奸詐的權術來對待他們的臣下，我對此感到非常恥辱。從某種意義上說，誠信是團隊精神的基礎。君主以誠待臣下，臣下也必然以誠報答君主，君臣相待以誠，其力斷金的。制度固然重要，是組織正常運轉的基礎。但是，制度並不是萬能的，當組織對環境變化的適應力逐漸遲鈍，制度也必僵化。要想使組織長久處於一種向上的狀態，主動權還是在於組織的領導。只要組織領導深諳領導之道，對下屬生活上予以關心，成長上給與幫助，下屬必定竭盡全力。
2、伴君伴虎型
君臣關係的第二種類型是伴君伴虎型。如此的君主關係，肇始于君主自恃對臣下的絕對權力，給臣下一種天威莫測的感覺，臣下們就如同伴隨著一隻隨時會發威吃人的老虎一樣，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經常地處於一種恐懼之中。此景此情，臣下對君主不再是知無不言，反而時時刻刻揣摩君主意圖，以君主的態度為態度，以君主的意見為意見。道理很簡單：組織環境千般變化，萬般複雜，很需要組織成員群策群力，集思廣益地解決問題。
朱元璋能在元末各路義軍中脫穎而出，建立大明王朝，不說英明，也絕對不是一個昏聵的君主。然而，建國之後，朱元璋卻大肆殺戮功臣，將大臣的權力儘量收到自己手中。他通過胡惟庸案廢除了宰相，自己身兼二任：帝國元首和帝國總理，成為歷史上權力最大的皇帝。並下旨：以後子孫做皇帝，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朱元璋不僅廢除了丞相，而且實行一種恐怖統治。為了控制官員的一言一行，朱元璋設立了錦衣衛，由宦官直接領導。這個機構可以在法司之外獨立行動，只對皇帝一人負責。發現有犯錯誤的官員，可以立即逮捕，不用通過法司機構。在這種高壓政策之下，大臣們對於國事，特別是帝國的決策事宜，就沒有多大的發言權了。作為第一代的守成君主，朱元璋的這些做法，直接影響了整個明朝的君臣關係。成祖朱棣直接繼承了乃父在君臣關係上的措施，對官員非常殘酷。明朝大儒方孝孺是建文皇帝的人，朱棣打下南京後，逼迫方孝孺投降。方孝孺不降，結果朱棣下令“夷其十祖”，方孝孺本人淩遲處死。就連朱棣的妹妹甯國公主夫婦也被朱棣*。朱棣還嫌一個錦衣衛不夠用，又設立了東廠監督官員的日常生活。之後連開創有明一代“仁宣之治”的仁宗和宣宗在內，全數利用錦衣衛和東廠對官員嚴加監控。
朱元璋廢除丞相之後，天下之事無論大小全部取決於皇帝一人。朱元璋每天日理萬機，政務繁重。這對朱元璋本人來說，還能勉力承受。畢竟他出身窮苦，受這點苦算不了什麼。明成祖朱棣在年輕時也是跟隨朱元璋創業打天下的馬上皇帝，精力充沛，處理如此繁重的政務也不在話下。但他們的子孫呢？從小生長在深宮，身體本來就弱，又不信任大臣為他做事，大臣也由於這種恐怖的君臣關係，不敢為朝廷納諫獻策。如是在明朝就出現了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大臣二十多年見不到皇帝的怪事。一方面是皇帝對大臣的不信任，另一方面是皇帝對大臣的嚴密監控和恐怖統治，在這樣的情況下，大臣們只有懾于皇帝的權勢和對皇帝的恐懼而已。明朝末年，李自成殺進北京皇宮，崇禎皇帝撞擊景陽鐘召集大臣救駕，竟然無一人前來，這不能不說是朱元璋一手造成的惡果。
3、臣強主弱型
君臣關係的第三種類型是臣強主弱型。這種類型是最不好的。臣強主弱，很容易出現客大欺店、奴大欺主的局面。這種類型的君主關係很少能造就一個長治久安的王朝。要麼是開國初期發生內戰，要麼是很快被握有實權的大臣篡位。這種情況與第二種類型伴君如伴虎型，正好是兩個極端，都阻礙著組織的發展壯大。第三種類型後果最嚴重：部下可以完全將組織占為己有。這在歷史上，臣下推翻原來統治而自立的不斷發生。
三國時期，魏國在三國中實力最強。但是，魏國的二世、三世皇帝們卻處理君臣關係失當，大權被司馬懿把持。魏明帝曹睿去世之前，兵權已很大程度上被司馬懿控制。明帝以後事囑託司馬懿，叫自己的兒子曹芳抱著司馬懿的脖子，司馬懿頓首流涕。很顯然，曹芳沒有認識到危險性，即位後仍然不對司馬懿採取措施，還犯了大忌，把大權交到了司馬懿的政敵曹爽手中。司馬懿消滅曹爽之後，大權獨攬，並在死後將兵權交給了兒子司馬昭。司馬昭之心是路人皆知的，就是要滅魏自立。曹髦雖然認識到了這種臣強主弱的危險性，但是為時已晚，司馬家族的勢力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曹髦曾經打算帶領人馬去殺司馬昭，但是兵權都在司馬氏手中，曹髦只好帶領幾百個童僕去刺殺司馬昭，結果可想而知，曹魏政權終被司馬炎篡奪。
皇朝成長階段的人才政策，應該與這個階段的外部環境和總體戰略目標相吻合，也就是要使人才能夠為已經建立的王朝服務，以擔負基業長青的使命。在現代組織中，組織領導核心也會面臨著同樣的問題：第一，與創業時期的部下如何對待建業的成果？是共用還是獨吞，這直接影響到集團的內部環境和戰鬥士氣。第二，如何選拔人才，盡可能地把天下人才納入體制內，為我所用，至少也起到減少對立隱患的作用。第三，建立規範化的人才選拔機制、使用機制和監督機制，並輔之以精神力量的感召。第四，建立一種什麼樣的雇傭關係或說勞資關係，從歷史的經驗看，和平共處型是最長久的一種類型。
第四節 組織制度：基業長青的結構基礎
制度對於組織存在和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創業成功之後，創業集團隨之演變為守成的統治集團，戰略演變為開萬世之基業，擬為組織的長期發展奠定基礎。這個基礎，在其物化形態上，就是制度。制度作為一個王朝實現其戰略目標的載體，框定了王朝未來的發展趨向。由於歷史的局限性，組織創建之初的制度建構可能並不都適合新的環境和歷史發展規律，但是，之後的改革還是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的，所以探討守成時期制度的利弊得失，對於現代組織的制度建構與管理發展，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制度實際上是規範組織成員行為的規則；它提供一個框架，設定一套規則，約束成員行為。就一個剛剛創業成功的王朝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規範三種權力關係：首先是君權與相權；其次是中央與地方；第三是考核與監察。
第一種權力關係，即君權與相權的關係。在現代組織管理中，就是所謂的董事會、股東與總經理、經理層的關係，是東家與掌櫃的關係。如何建構一種既融洽又規範的君臣關係，是重中之重。第二種權力關係，即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在現代組織管理中，就是所謂的總公司與區域分公司之間的關係。能否提供一個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分公司的框架，直接決定了總公司能否維持穩定和統一。地方勢力太大，會產生分公司對總公司的離心力，嚴重的則會導致總公司的瓦解。在歷史上，由於地方勢力過於強大而導致王朝崩潰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如果分公司的權力過小，則會失去動力和活力。因為分公司是總公司利潤的主要來源，分公司的衰弱，必然導致總公司的萎縮。由於地方勢力過小，事事聽命於中央而導致王朝衰弱的例子也有許多。第三種權力關係，則是組織與員工的關係。這種關係，既是組織如何引進、使用、監督員工的人才管理問題，又是組織依靠制度建設推動集團穩定成長的核心組成部分。我們知道，隨著組織結構的複雜化程度不斷加深，員工的行為越不容易被引導、監督。在工廠和車間內，工作可以通過產量來衡量，但是在現代商務活動中，則很難被觀察和量化。
一、君權與相權：董事長與總經理
古代中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皇帝一個人是沒有精力來統管天下的所有事情，這需要官僚系統來説明皇帝治理天下。而宰相則是官僚系統的代表。宰相總領百官，具體處理王朝的日常政務。但是，宰相不是天下之主，只是皇帝“雇傭”來替自己管理天下的“總經理”。宰相權力與皇帝權力的關係，就是相權與君權的關係，也就是董事長與總經理的關係。統治集團內最重要的權力關係就是君權與相權的關係。在中國皇朝發展史上，君權與相權之間的制度架構，也在不斷發生變化。但不管怎樣變化，皇帝的主要目的還是為了維持皇朝的穩定和長治久安。君權與相權的關係，乃是實現皇朝總體戰略目標的一個手段。當然，能否實現目標，還受制於其他許多因素。
宰相，或稱丞相，這個職位形成于秦始皇時代。李斯是秦朝的第一任宰相。漢承秦制，依舊在中央政府設置宰相職位，總領朝綱。漢初宰相的權力非常大，對皇帝可以直言不諱，甚至可以自作主張，處理大政。這與當時丞相大多由功臣勳舊擔任，君權與相權關係尚未定型有關。這種狀況也符合我們所分析的，在創業剛剛結束的時候，在創業期間掌握大權的大臣宿將大多數還掌握著較大的權力。曹參做丞相時，整天無所事事。惠帝劉盈對此表示不滿。曹參竟然回答：皇帝陛下垂拱而治，我們這些人則負責具體事務的管理。這等於向東家叫板，宣佈公司的事務東家不能干預，這是掌櫃的權力。當然，“蕭規曹隨”所蘊含的深意是另一回事了。漢文帝時，丞相申屠嘉上朝奏事。文帝的佞臣鄧通站在文帝的身邊，態度十分傲慢。申屠嘉對此十分不滿，對文帝說：陛下寵愛鄧通，可以使他富貴，但是朝廷的禮儀卻不能不嚴肅。文帝沒有當回事，就說，我回頭告訴他就是了。在散朝之後，申屠嘉傳鄧通到丞相府，並警告說如果不來就把他殺掉。最後是文帝親自求情才赦免了鄧通。
這說明在漢朝初期，丞相的權力是比較大的。其好處是丞相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高效率的處理政務；在遇到王朝危機時，可以挺身而出，保護王朝的安危。在漢朝初年，呂後臨朝稱制，掌握了漢朝的大權，並打算廢掉劉氏集團，建立呂氏集團的統治。其時，正是丞相陳平聯合周勃消滅了諸呂，重新確立劉氏江山。當然，這種相權較大的制度安排也有弊端。若適逢有野心的丞相，可能取而代之。
漢朝守成階段，設定宰相就是一個人，實行領袖制宰相。左宰相和御史大夫只相當於副宰相。而到了唐初貞觀年間，宰相的權力被分割到了三個部門：即尚書省、中書省和門下省。這三個省的長官都是宰相。三省長官在決定重大事宜時，要召開政事堂會議，能參加政事堂會議，並有發言權和決策權的官員都可視作宰相。這種制度下，宰相的權力還是很大的，能夠獨立決定許多大事。皇帝的詔書和敕令都必須經過政事堂會議，並有“中書門下之印”發佈全國，才有效力。若未加蓋“中書門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發出的命令，在當時是認為違法的，不能被各級機關所承認。這種制度對皇權是一種比較大的約束。所以在武則天時期，曾有這樣的說法：“不經鳳閣鸞台，何得為敕”（中書省武則天改稱鳳閣，門下省武則天改稱鸞台），這仍是說一切皇帝詔命，必經中書門下兩省。
上面的單一宰相制和集體宰相制，實際都是相權比較大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皇帝的權力受到了約束。但總的趨勢是皇權日益集中，相權不斷被分割。到了明清兩朝，隨著君主專制的加強，相權已被大大削弱，而且連名義上的宰相職位都被取消了。明太祖朱元璋通過胡惟庸案，取消了宰相的職務，而由皇帝自己處理全國政務。此時的朱元璋可謂董事長兼總經理，其忙碌程度可想而知。後來，朱元璋不得不另想辦法，這就是在皇帝辦公的地方設立內閣，安排內閣學士值班，以備皇帝隨時顧問。此時的內閣學士，不論官品（四品、五品的小官），還是實際權力（只備皇帝顧問，沒有任何決策權）都比較小。但是，朱元璋的子孫後代沒有他那樣充沛的精力，所以逐漸提升了內閣的權力，內閣有了“票擬之權”，即代替皇帝處理政務，但需要經過皇帝批准之後，才能有效。到明朝中後期，內閣的權力和地位逐漸上升，內閣首席大學士被稱為“首輔”，這個首輔，不是名副其實的漢唐宰相，只是類似。漢、唐宰相對政務是有決策權的，明朝的內閣和內閣首輔則沒有，即使做出了決策，也是代替皇帝決策，最終的權力在皇帝；內閣只不過是皇帝的秘書處，內閣首輔是皇帝的秘書長。到了清朝，沿襲明制，不設宰相；設立內閣作為皇帝的秘書處。康熙朝，又設立南書房，以備皇帝顧問和代皇帝處理政務。雍正和乾隆年間，設立軍機處，逐漸代替了南書房的地位，成為清朝的“宰相”。
從歷史上來看，君權和相權的關係，一直是皇朝中央政府權力關係的核心。二者關係處理得當，可為皇朝由守成階段順利轉入盛世階段提供強有力的保證，在一定程度上促成該皇朝的基業長青。因為，這對關係，從根上說是一個組織架構的核心，對應的決策和執行功能也是管理過程的最要。從邏輯上講，皇權必須由一定的相權來輔佐，這不僅可以使皇帝潛在後臺，省卻具體事物的纏身，而且是正確決策的前提和基礎，還能騰出力氣來保證對執行的監督。拿到當代來講，其中原因和利害關係，已是十分明瞭，不再贅述。
二、中央與地方：總公司與分公司
現代經濟中，總公司與分公司的關係，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分公司是總公司的一部分，作為總公司的派出機構，參與市場活動。分公司在組織結構、人事安排、財務管理等方面都與總公司有相對應的機構。在這種制度下，分公司的一切活動都受制於總公司的戰略安排。在歷史上，這種模式可以視作郡縣制。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地方政府無論在法制上，還是在軍事、財政上，都受制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長官由中央政府任命，對中央政府負責。第二種類型，分公司是獨立的公司，擁有自己獨立的人事管理、財務權力，總公司對分公司的控制通過分公司的股權結構來進行；總公司是分公司的母公司，但是總公司不插手分公司的具體運營和管理事務。在歷史上，這種模式可以視作封建制。以皇帝為代表的中央政府通過分封控制地方。各個封國在自己國內擁有軍事、財政和人事管理的權力。封國對中央政府的義務在於封國要宣誓對皇帝效忠，向皇帝納貢，在戰爭中，派軍隊支持皇帝。
先說封建制。封建制真正流行於周朝。周朝裂土封疆，在中央政府之外，分封了八百多個諸侯國。這些諸侯國名義上是周王的領地，由周王分封給貴族和功臣，實際上，周王對諸侯國沒有行政管轄權。各個諸侯國定期向周王繳納貢賦，在周王出征時，派兵勤王，幫助周王打仗。秦朝統一六國之後，取消了封建制，在原來諸侯國的領地上，建立了直屬中央的郡縣制。劉邦集團創業成功，建立漢朝，面臨集團內部的組織構架問題，劉邦集團的領導層認為“秦乃亡於舍封建行郡縣”。便分封了一批異姓王，這些異姓王實際上就是諸侯國，以期避免秦亡之禍。諸侯國同周朝時期一樣，在民政、財政和軍事上都獨立於中央。後來劉邦看到異姓王將導致地方勢力尾大不掉。因此，劉邦剷除了各個異姓王，並于諸將殺白馬起誓，約定“非劉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但是，劉邦卻又大封同姓王，企圖以同姓王的諸侯國來屏藩中央，保證劉氏王朝的統治。這些同姓王在自己的封國內，擁有獨立於中央的權力。事實上，同姓王也一樣不能保證王朝的穩定和統一。劉邦在去世之前，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分封吳王劉濞時，劉邦拍著劉濞的後背說：五十年後東南有人作亂，不會是你吧？果真被劉邦說中了，景帝時，七國之亂的罪魁禍首就是這個劉濞。從歷史上看，漢以後，凡是實行封建制的朝代，都不穩定，且深受其害。西晉初年，晉武帝大封同姓司馬氏為王，其本意是讓這些同姓王保衛中央政府，但是，迎來的卻是“八王之亂”。隨著歷史的發展，這種分封諸王的封建制，逐漸被郡縣制所代替。
唐朝的柳宗元曾專門寫過《封建論》，來論述封建制與郡縣制的利弊得失。他指出，封建制不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秦朝實行郡縣制而在短期內滅亡，不在於實行了郡縣制，而在於秦朝的*，在秦朝末年的戰亂中，“有叛國而無叛郡”。
在秦漢之後，雖然郡縣制成為各個朝代處理中央與地方關係的主要模式，但是封建制並沒有徹底消失。前面所說的西晉大封諸王，就是一個例子。封建制在歷史上一直存在到清朝，雖然封建制已經不是主流。在唐、宋、元、明、清諸朝，皇帝分封自己的子侄為王的事例一直存在，但這種分封卻沒有把王的領地的行政管轄權劃給諸王；諸王只是衣食租稅，對於自己的封地，沒有實際的管轄權。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之初，分封自己的子侄三十多人為王。這些王都有兵權。因而也出現了燕王朱棣的起兵造反，奪取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的江山。而朱棣稱帝后，趕緊削減了諸王的權力。諸王一旦被封為王爺，按照明朝的規定，必須立即到封國去。但在自己的領地上，這些王爺不僅沒有任何實際權力，而且還受到地方官的嚴密監視。到了清朝，除了八旗旗主被封為王爺外，每一任皇帝都封自己的一些兒子和兄弟為王，但這些王只是親王，不僅沒有自己的領地，而且還得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活動，嚴格受制于皇帝。
但是，郡縣制也有自己的弊端，那就是地方政府嚴格受制於中央，沒有自己獨立的行政權力，一旦遇事，需要層層上報到中央，然後等待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命令，沒有或者只有很少的自由處置權。在古代的交通通訊條件下，資訊上報至中央，再等待中央的指令，需要很長一段時間，這就造成了地方事務的拖遝和無效率，嚴重損害了政府行政的效率。在宋朝，這個問題更為嚴重。太祖趙匡胤通過“杯酒釋兵權”解除了統兵大將的軍權，又通過分割地方政府的權力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勢力。地方政府在路這一級被分為四個衙門：安撫使司、轉運使司、提點刑獄使司、提舉常平司，即所謂的“帥、漕、憲、倉”四司。各路內的使司任職有交叉又互不統屬，互異互補，互申互察。這種做法，雖成功建設監察網路，防範了地方長官專權，卻也造成了地方政府行政滯後、遲緩的弊病。有宋一代，守內虛外，重文輕武，致使經濟繁榮，但軍事上羸弱，倍受其他政權的壓制，不能不說與這種地方勢力衰微的特徵有緊密關係。
實際上，這兩種處理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模式，各有利弊。郡縣制將地方政府當作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和分支機搆，有利於中央政府統一政令和法律，提高總體行政效率；其弊端則在於削弱了地方政府在具體事務上的自由處置權，增加了資訊交通的成本。封建制將地方當作中央的藩國，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各個諸侯國的藩王可以根據地方特點，自主、充分地發揮地方優勢，提高效率；而其弊端則是容易導致地方勢力尾大不掉，形成地方對中央的離心勢力。
在現實中，到底哪一種模式更好，則取決於具體的環境和條件。就現代企業集團而言，則須按照行業特點和面臨的市場形式具體進行選擇。
三、考核與監察：監事會與管理層
守成坐天下的君主要想實現王朝的長治久安，為子孫後代開萬世之基業，必須建立一套控制和激勵人才的制度，也就是歷史上的課考、監察制度。創業階段，對於人才業績的考察和監督，是較為直接的，這與當時面臨的環境和設定的戰略目標有關。創業階段，創業集團的主要戰略目標就是戰敗對手。對於人才而言，能否在戰場上戰勝對手，能否給集團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議和謀略，一目了然，較好評斷。因此，在創業階段沒有形成制度化的考察和監督制度，是很自然的。但是守成階段，統治集團的主要戰略目標變成穩定和長治久安，就需要衍生出制度化和規範化的業績考察和監督機制，來保證組織的激勵作用。這種考察和監督制度，一是對任用官員的業績考察，即課考制度；二是對官員行為的監督，即監察制度。
課考制度，關鍵是如何有效衡量官員的業績。對官員勤務和功績的例行考察，也是皇朝行政控制的重要手段。在秦漢時期，地方官在每年年底，都派出所謂的“計吏”攜帶“計簿”前赴中央政府“上計”，向總部報告生產、稅收、財務、戶口、刑獄等情況，並接受考課。這種考課制度是最高統治集團瞭解官員勤務和業績的主要手段。因此，皇帝常常親自“受計”，丞相負責考課內容，御史大夫則負責按察虛實。考課時需要對官員按照業績進行排序，作為升遷的主要依據。此後的各個朝代，基本承繼有這種考課制度。
現代企業集團在佔領了一部分市場之後，也需要派出經理人員來具體管理和負責各個市場的運營。相當於中央政府的總公司通過考察這些分公司的業績，並按照業績來對分公司經理進行獎懲。這種制度的建立和維持是總公司控制分公司的重要手段，也是對人才使用做出的制度安排。這種課考制度越是嚴格和客觀，公司的運作就越良好，越有效率。從歷史的經驗看，那些生命週期較長的王朝，在經常性課考制度方面就堅持的比較好，而那些短命王朝，課考制度就比較鬆弛。
守成階段有作為的皇帝，是比較看重課考制度的。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就對課考較為嚴格：一如他對“空印案”的嚴厲處置上。按照規定，每年各地方的布政使、府、州、縣等都得派“計吏”到戶部報告地方財政收支帳目。為了籌算錢糧、軍需等款項，必須由各府將本府情況報到布政使司衙門，布政使司衙門再報到戶部，這樣層層上報，最後戶部審核數目是否完全相符；如果數目不符，則需要駁回重新填造。各地的布政使司有的離京城比較遠，重新填造不方便，因此為了避免麻煩，上計的官員都帶有事先預備好的蓋過官印的空白文書，遇有被駁回，就隨時填報。在洪武十五年，朱元璋發現了這個弊政，立即下令嚴辦。
通過課考制度，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地控制地方官員的業績，從而間接監察官員的努力程度。在古代中國的皇朝史上，課考、監察體系一般是兩個獨立的系統。前面討論的課考是戶部的責任，而監察機關主要是禦史系統和都察院。
監察制度比較嚴密的首推明朝，而明朝監察制度的完善，主要還是朱元璋的作為。朱元璋在創業階段，東征西殺，統一了全國；在守成階段，高瞻遠矚，他的一些制度設計，基本都著眼于大明王朝的長治久安。監察制度方面，從明初開始，就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兩套監察體系，明確體現了分權和制衡的精神。在中央，六科和都察院共同行使糾舉百官的職責；在地方，中央派出的巡撫、巡按，以及地方按察司共同承擔對外省各級官員的監察，縱橫交錯，多管齊下，既相互補充又相互制約，組成一張嚴密的監察網。課考和監察制度，是在正反兩面著眼，對於一個希望穩定發展、基業長青、大有作為的組織而言，是極其重要的。
成長階段，重在建構。組織設計和制度安排又是王朝初建階段的重中之重，直接決定著王朝未來發展趨勢和發展特徵。守成之主對組織設計和制度安排的態度、理念，以及作為，在這個王朝發展的全部階段打上深深的烙印。是短命而亡，還是長期生存；是積貧積弱，還是迅速鼎盛；是烏煙瘴氣，還是清平向上；是僵化不變，還是與時俱進，都在其中。近視的眼光、靜態的觀點，也許會取得一些成效並勉強支撐下來，卻帶不來任何長期的優勢，更不用說基業長青。長期持久的生命力只能來自於管理能力，而管理能力又取決於組織設計和制度安排。進一步講，只有這樣，組織才能有效，也才具備戰略轉軌和根據環境提早採用最新戰略的素質和能力，才會逐漸使之完善、定型，從而躍居巔峰。劉邦為著屏藩中央，分封同姓王，導致了後來的“七國之亂”；晉武帝司馬炎不見前車之鑒，分封諸王，導致後來的“八王之亂”；北宋重文輕武、削弱地方勢力，造成北宋王朝的疲敝與軟弱；朱元璋廢除宰相，導致了明朝皇帝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荒唐的皇帝。這些歷史經驗和教訓，都得之于皇朝的守成階段成長時期，很值得現代管理者們注意，畢竟組織不是一個由只需加油的機器、自顧而立的場所和僵硬不變的體制堆砌起來的無生命物體，而是類似於人的活生生的生命體，不加以剖析結構、無所謂解構功能，將無法逃避衰亡期的迅速到來，甚至與鼎盛時期絕緣。
第五節 成長期文化：無為中的成長
創業成功之後，創業集團自然轉化成為統治集團；其地位、作用等都發生了變化。現在的統治集團要面對自身內部的各種問題，還面臨著統治集團和普通民眾之間的矛盾。怎樣解決和調適這些問題，就是這個階段文化建設的主要任務。而這個階段皇朝的一切行為，無不都是從確立皇朝的統治思想開始的。
一、文化核心：注重關注背景的因素
組織文化的內核在於組織的指導思想。指導思想實際上確定了整個組織的價值觀，確定了整個組織的行為規範。組織內部成員的關係調整、組織與外部環境之間的溝通和互動，都需要組織的文化內核予以確認。
在中國歷史上，文化思潮主要表現為儒家、法家、道家以及佛教。儒家向來被稱為正統思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及天下一統的儒家思想一直是正統王朝的指導思想。但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在皇朝的不同發展階段，儒家的地位也是不同的。究竟誰為主導，需看該思想能否適應當時的內外部環境。中國歷史的發展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那就是治理國家的原則需要從理論上加以闡發和得到論證，政務舉措也必須合於某種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學說，才能視為正統。
秦始皇集團在掃平六國、統一天下之後，選擇的指導思想是法家思想。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韓非子。法家持歷史進化論，認為政治措施應該適應“貴貴而尊官”和“爭於氣力”的當代社會；堅持“性惡論”，經常警告說不能輕信人的善意，治國只能依靠暴力強制，並通過周密設計的法律以禁人為惡。本著這樣的治國原則，秦始皇在統一全國之後，實行了非常嚴厲的刑罰制度。在秦朝，光死刑就有三十多種名目，連坐、族誅等酷刑使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被判處徒刑的，實際上就是做了官府的奴隸。犯罪的人被編為軍隊，開到前線去打仗，即使不被抓去打仗，也被充軍和罰做苦工。光被秦始皇派去修建驪山墳墓的囚徒就有七十多萬人。歷史證明，這種嚴刑峻法並沒有保住秦朝的江山。秦朝的滅亡，從根源上說，在於其治國的指導思想不合時宜。
劉邦集團反其道而行之，在創業階段就拿秦朝的嚴刑酷法作為反對秦朝的主要理由，並以此來進行宣傳。劉邦攻陷咸陽後，立即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這種簡約的法律規定與秦朝嚴密複雜的法律規定一比較，就得到了咸陽百姓的擁戴，史書記載“秦民喜”（《史記》）。劉邦創業成功後面臨的也是民生凋零，百廢待興。基於此，道家的“清靜無為”之說脫穎而出，為漢初的“休養生息”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因此，自劉邦，經過惠帝、呂後，一直到文帝和景帝，漢朝的治國思想就是黃老之術，講究清靜無為，不擾民，輕徭薄賦，輕減刑罰。漢初的丞相蕭何、陳平都使用這種清靜無為的方針來治理國政。曹參當上宰相之後，曾經好多天不上朝理事，還整天在家裡和朋友飲酒作樂。年輕的漢惠帝劉盈對此十分不滿，就派人前去詢問曹參，為什麼不理朝政？曹參反問惠帝：陛下的英明神武比得上高皇帝（劉邦）嗎？劉盈說比不上。曹參又問，陛下看我和蕭何哪個的本事大呢？惠帝回答，你看起來不如蕭何。曹參立即回答：高皇帝與蕭何相國平定了天下，法令明確無誤，現在陛下垂拱而治，我和百官恪守職責，遵循原有的法度而不更改，不就可以了嗎？這就是所謂蕭規曹隨的典故。通過這個故事，可以發現在漢初，黃老“無為而治”的思想得到了完全地貫徹。到漢武盛世，治國思想由信奉道家無為而治轉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從反面印證了外部環境的作用，以及治國思想之於皇朝發展的重要性。
漢初黃老無為的治國思想，也在皇帝的身上留下了烙印。文帝號稱“節儉”皇帝，不僅如此，他還減免全國的賦稅，曾經免收全國田賦十二年之久。此外，他還免除了許多嚴刑峻法，廢除“一人有罪，坐其家室”的連坐之法，廢除了“誹謗、妖言之罪”，廢除了肉刑等等。可以說，漢初的“文景之治”，實際上就是黃老治國思想的證明和實現。
不同治國思想的選擇，導致不同的治國方略和不同的具體政策，繼而又導致皇朝的不同命運。元朝和清朝都是少數民族建立的全國政權，但終元一朝就沒有出現過一段比較穩定的時期，更甭奢望享受鼎盛時期帶來的成功和輝煌了；而同是少數民族政權的清朝，則很快出現了康乾盛世，且持續了百年之久；元朝在中原的統治，只有不到一百年，而清朝則統治有二百六十年之長。同是少數統治，結果為何迥異，我們發現原因在於兩個統治集團在建國之初，選擇治國方略不同使然。元朝在中原建立起自己的統治之後，採取的治國方略是以犧牲其他各族人民的利益來滿足本族的利益；以蒙古族為絕對的統治者。在這種治國思想的指導下，元朝統治者將各族人民分為四等，各有差別：蒙古人為第一等，色目人為第二等，漢人為第三等，南人為第四等。不僅如此，還通過殘暴的軍事高壓政策壓迫其他各族人民。如此就是元朝的短命。而清朝在入關之後，很快就改變了創業階段的方略，選擇了新的治國思想，即滿漢一體。在這種治國思想的指導下，清朝很快就獲得了全國人民的認可，從而穩固了自己的統治。
二、守成還需內嚴外寬
從歷史上看，穩定階段的皇朝指導思想一般都會選擇與民休息的道家思想。這種思想表現在制度上就是休養生息。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寬鬆的思想和政策，主要是針對普通民眾而言的。與民休息的另一面則是嚴格約束統治集團內部。這也是中國歷史上所謂的“外儒內法”思想的含義。對“外儒內法”思想的理解，應該從這樣的角度來看：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在中國古代皇朝的歷史上，各級官僚乃是“牧民”之官，是普通百姓的“父母官”；對官僚隊伍的放縱實際上就意味著對普通百姓的壓迫。所以，這種“外儒內法”並不矛盾。
明太祖朱元璋在取得政權之後，實行的是與民休息的寬鬆政策，從思想淵源上看，乃是道家和儒家的混合；但是，我們知道朱元璋又是一個對官僚極其不信任和非常嚴格的皇帝。朱元璋在對待官僚的態度上實際上是法家的思想。為了不讓各級官吏下鄉擾民，朱元璋專門下旨要求各級官員，特別是基層官員不得無事下鄉擾民，如果有百姓發現官吏下鄉，可以向朝廷舉報。朱元璋對待貪污官吏的態度更嚴厲、殘酷，扒皮實草等酷刑都用上了。這實際上乃是法家思想的外化：人主乃是孤家寡人，沒有可以信任的人；人性乃是惡的，做君主的是通過各種手段控制臣下的私心貪欲。
穩定和成長階段的這種外松內緊的制度文化，還可以從清朝初期的康熙、雍正時期看出來。康熙朝時期，經過明末戰亂之後，百廢待興，在這種情況下，統治集團非常自然的要採用儒家和道家的寬、仁政策，因為“寬則得眾”。儘管當時清朝廷對政治反抗者施以嚴刑、治以峻法，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是尚得緩刑，對士民施以柔術。以寬，拂定眾心；以寬，籠絡士人；以寬，休養生息；以寬，治政安民。但是，在對待統治集團內部的官僚集團時，法家的嚴厲暴露無遺。雍正皇帝被稱為“抄家皇帝”，其嚴猛為政的跡象在即位之初已經顯露端倪。雍正不僅對大臣大行殺戮，而且對其親兄弟也不放過；不僅從肉體上消滅貪官污吏，而且還從人格上侮辱那些不順自己心意的大臣。大臣錢名世因與年羹堯交通，在年羹堯被誅殺之後，錢名世也被罷官回家，雍正別出心裁賜給錢名世一塊匾額，上書“名教罪人”，要錢名世掛在自己家的大門口上。但是，值得指出的是，雍正的嚴猛只是針對官僚集團的；而對一部分人的嚴猛客觀上往往使另一部分人感到了寬仁。在處理朝廷與普通百姓的關係上，雍正堅持了寬仁和平的思想和政策。而以嚴猛手段打擊不法官吏，嚴肅官僚紀律，本身就為廣大百姓提供了一個相對寬鬆的社會生活環境。
三、在成長中尋找文化的支撐
在皇朝初期，由於剛剛結束戰亂局面，人民的心思還沒有統一到新王朝。這時，皇朝很需要通過一種比較迅速、快捷和有效的方式，將新王朝的治國思想、治國方略，以及新王朝的指導思想廣泛傳播開來，取得人民的認可和擁護，從而為皇朝的穩定奠定思想基礎。這些都是新王朝面臨的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加快發展學校和教育。學校和教育除了穩定人心、宣傳新王朝的指導思想、培養人才之外，還有第三個功能，就是可以建立王朝的人才儲備庫和蓄水池，在人才過多的時候，儲備起來，既可緩解壓力，又備不時之需。
首先，學校教育要與組織發展的整體文化內核相結合。這種通過學校教育將統治集團的治國思想和治國理念制度化的方式，就是官學的產生和發展。在漢朝以前，教育是私人的教育。孔子招收三千弟子，實際上是民辦學校，孔子要靠收學費來維持生計，這個學費就是“束脩”。到了漢朝，官學也只局限於最高學府：太學，並且太學只有一所。隨著歷史的演進和發展，各個統治集團逐漸認識到了學校教育的重要性，從而紛紛舉辦官學，並且將官學逐漸從中央辦到省一級，繼而府一級，縣一級。明清兩朝是學校教育最完善和最繁盛的時期。在宋朝，政府辦的官學還只到州級（府級），而到了明朝中央有國子監，地方上有府州縣學，基層有社學，衛所有衛學。學校的設立遍及社會各個角落。當時人們對這種普遍的學校教育稱之為：“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明朝的這種學校教育繁盛的局面，與朱元璋重視教育有很大的關係。在創業時代，朱元璋就在自己的領地內大力發展學校教育。如此就好比為組織培養一批忠誠的員工，並對鎖定的目標群體有著極有力的吸引力和說服力。
其次，學校教育要與組織的人才培養和人才選拔結合起來。這實際上又是通過學校教育把皇朝的人才培養和人才選拔合在了一起。在漢朝，最高學府太學，不僅宣講學問，還是一個官員培養單位。太學是當時的國立大學，只有一個，這裡面的學生，考試畢業分兩等，當時稱科。甲科出身的為郎；乙科為吏。郎和吏，都是漢王朝的後備幹部，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之後，可以獲得實際的官職。到了科舉制較為發達的宋代，特別是明代以後，學校教育則完全與科舉結合了起來。學校教育從內容和形式都與科舉制度緊密相連，成為科舉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參加科舉必須學校出身，學校也以培養科舉人才為目的。這就是所謂的“科舉必由學校”。府州縣學分別與科舉考試中的童試、鄉試、會試相對應，又與秀才、舉人、進士等科舉名號相對應。
第三，重視學校教育的宣傳作用。學校教育本身就是一種知識和資訊的傳播活動，這種活動具有集體性和統一性的特徵。組織的戰略意圖、政策措施以及具體的行政事務，可以通過這個網路傳達到普通民眾那裡。當然，對於現代組織而言，組織內部培訓的資訊傳達作用可能比較小。但是，通過內部培訓，把本組織領導層的戰略意圖和政策動向傳達給組織成員，也還是比較有效率的一種方法。
為了享受這一夜，我們戰鬥了一生。詩人公劉先生如是說。用一生的戰鬥換來的這一夜，是成功創業者獨品的芳醇。芳醇令人迷醉，可究竟能否持久，考驗著把酒的人。不錯，起於萍末的闖王李自成戰鬥了一生，也享受了一夜，卻旋即喪失了流血、流淚、流汗掙來的基業。起於寒微的朱元璋也戰鬥了一生，卻不止享受了一夜，還開創了大明王朝十六帝近三百年的基業。為什麼創業路近似，命運大不同？！百思一問。
創業未有轉入守成。外部環境之於組織是何等重要，環境的轉變要求組織各方面必須隨之調整，甚至重構，才能免除早衰之苦、夭折之運。那些安享創業果實、不思持之以恆、缺乏核心理念的人，是不具備高瞻遠矚能力的，連創業後的守成期都難以度過，更甭奢談長青的基業了。
創業轉入守成，重在建構。因為剛剛塵埃落定的創業期是靈活多變，但缺乏規範與控制；此時最為急迫的就是轉軌，不僅體現在戰略上、戰術上，更要落實在制度上、規範上，包括組織架構、核心理念、管理程式、資訊系統、激勵制度、人才制度以及其他適應守成階段需要的組織特性。
非如此，不能邁向組織的生命頂峰。
第三章
擴張與繁榮：天下盛世
漢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漢武帝劉徹任命霍去病為驃騎將軍（位同大將軍），率領騎兵萬人，從隴西出塞，轉戰六天，越過焉支山千餘裡，殺敵八千餘，俘虜匈奴渾邪王子，繳獲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天，漢武帝又派遣霍去病與公孫敖率數萬騎出北地，深入兩千多裡，越過居延澤，攻至祁連山，擊敗匈奴軍主力，俘獲匈奴酋塗王和單于閼氏、王子等百余人，殲敵三萬多人。這是大漢王朝對匈奴開戰以來的空前大捷。這次戰役後，漢朝控制了河西地區，截斷了匈奴和羌人的聯繫，打開了內地通往西域的道路。這兩次戰役只是漢武帝對匈奴作戰四十餘年、十五次大戰中的兩次。武帝對匈奴連年開戰的同時，亦向正南、西南和東南大肆擴張。元光五年（前130年），招撫夜郎國；元鼎五年（前112年），消滅南越割據政權，設交趾等九郡；元封二年（前109年）盡滅西南夷。元封三年（前108年），出兵朝鮮，設玄菟、樂浪、真番、臨屯四郡。武帝的雄才大略，使漢朝實現了全盛。大漢王朝不僅軍事力量強大，而且經濟發達、社會穩定、文化繁榮，成為當時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國。但是，物極必反。武帝的好大喜功、窮兵黷武給漢帝國帶來了空前的壓力，社會陷入一種恐慌情緒中。漢武帝晚年對此也有認識，並於征和三年（前90年）向天下頒佈“輪台罪己詔”，以求改過自新。但為時已晚，大漢帝國無可奈何地走向了下坡路！
大唐帝國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國勢強盛，百姓富庶。大詩人杜甫那首最為人們所稱引的《憶昔》詩寫道：“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狼，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既生動形象，又不失歷史真實。杜佑在《通典》中記載當時盛況：十三文就可買一鬥大米；青州、齊州的穀子每鬥只要五文。兩京大米每鬥不超過二十文，麵粉只有三十二文，絹一疋二百一十二文。東至宋州、汴州，西至岐州，道路兩旁都有旅店酒肆招待客人，酒饌豐溢。每店都有驢，可以租給客人乘坐，叫做驛驢。南面到荊州、襄陽，北邊到太原、范陽，西面到蜀川、涼府，都有店肆，以供商旅，就是旅途千里，也可以不持寸刃。天寶元年（742年），國家的戶數在八百五十二萬，人口約五千萬，世界各國的商人、留學生湧入首都長安，使長安成為人口眾多的國際大都會。但是，大唐帝國的盛世很快就被“安史之亂”打斷，陷入到兵荒馬亂之中。之後幾經努力，風光不再。
大清帝國乾隆年間，弘曆皇帝在平定準格爾、回疆，攻取大小金川，掃平廓爾喀之後，自詡武功卓著，命作《禦制十全記》，令寫滿、漢、蒙、藏四種文體，建碑勒文，自稱“得國之正，擴土之廣，臣服之普，民庶之安”，無與倫比。乾隆的“十全武功”是：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臺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為十。大清國在康熙、乾隆年間天下太平，史稱“康乾盛世”。當時大清國國力之強盛，遠勝於歐洲諸國。亞當?斯密在著名的《國富論》中比較了當時世界上各個大國的經濟實力，得出的結論是大清帝國的總體經濟實力與整個歐洲的經濟實力相當。但是，盛世好景不長，腐朽氣息襲來。乾隆後期，權臣和珅貪污受賄，竟然聚斂了相當於清政府七年國庫收入的財富！首席大臣如此，整個帝國的官僚體系可想而知！
如上三個盛世，都是乘祖輩之積累，加皇帝自身之英明，而實現的擴張與繁榮。這一階段，不僅皇朝的統治穩定，社會秩序良好，經濟發展繁榮，而且普通大眾的生活也非常富足、安定。盛世不僅是一個皇帝的輝煌，一個王朝的輝煌，更是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輝煌！盛世是皇朝開基者所希望的，也是廣大百姓所希望的。但是，歷史的規律顯示，盛世不可能曠日持久，日中必損。這個規律是中國皇朝發展的獨特規律，還是所有組織演進的必然規律呢？是否在盛世之後，都會出現這種衰退的趨勢？本章從剖析歷史上的皇朝盛世開始，討論群組織實現盛世的條件、盛世階段的特徵以及盛世之下的隱憂。
歷史上，盛世的出現不是偶然的，盛世需要條件。首先在於物質和文化基礎；其次在於天下大勢；再次則是皇帝素質。盛世之下的隱憂，同樣是不容回避的現實問題，要求其時君主能夠體察矛盾的積累，而不只沉浸于“揚名立萬”。
第一節 邁向巔峰：盛世的環境
如果說，創業成功為組織的生存創設了基點，制度的成功建構則為組織的穩定和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支點，由此，組織的實力快速增長、擴張，攀上了夢寐以求的生命巔峰。此時，組織的環境也發生著重大的變化。就皇朝而言，首先是統治基礎得到了穩固，統治集團的地位和威望被普遍接受，民眾已經認可。這種情況類似於企業在打開市場之後，通過一個階段的快速增長，消費者對企業的認可程度、甚至美譽度大大提高。在這種情況下，競爭壓力就不是那麼迫切和明顯了。其次，各種制度已經比較規範，皇朝的一切運行進入一個規範和穩定階段。守成階段創立的各種制度，經過幾代人的修改和調適，已經比較完善。再次，經過快速增長積累的大量物質財富，為皇朝的繁榮和擴張提供了物質基礎。
然而，物極必反，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其反面。第一，物久生弊。一個制度成熟之後，表面運行很穩定；而隨著環境的變遷，如果仍是照章行事，就容易變得官僚起來，進而隱含各種詬病。第二，自滿與成功俱來，野心同實力共增，擴張的野心成為組織的一大威脅。第三，盛世階段，組織成員在歌舞昇平中逐漸喪失鬥志。不用再為組織的安危擔憂，不用再為組織的未來操心，所關注的僅是自己的名利地位，自己的榮辱得失。
上述這兩個極端，繁榮是“好”的極端，繁榮之下的隱憂則是“壞”的極端。這兩個方面也都對皇朝的戰略目標、人才政策、制度安排、文化建設等產生影響。“好”的情況占優時，皇朝的繁榮期就相應延長；一旦“壞”的極端，即盛世之下的隱憂逐漸累積、凸現，盛世就告結束，皇朝無可避免的滑進下一個階段。
一、盛世基點：穩定與成長的碩果
經過建國初期幾代皇帝的努力，皇朝的統治基本穩定下來，社會秩序也已安定。盛世皇帝從先輩那裡接手了一個穩定且具有增長潛力的皇朝。也就是說，組織建構比較齊全、運行比較規範，環境基本穩定，目標群體比較固定，與目標群體之間的關係也已相互信任，達到相互支援的狀態。
西漢劉邦集團在成功創業之後，經過惠帝劉盈、呂後、文帝和景帝一段穩定和快速增長，到武帝劉徹即位時，已經具有進入盛世的社會和經濟基礎。經濟上，經過漢初近百年的休養生息，已出現一段治世即“文景之治”，漢朝的社會財富已經是極大豐富。全國人口規模和糧食產量都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準。這種富足是漢初皇帝和大臣們想都沒想過的。政治上，景帝平定了“七國之亂”，理順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隨著經濟的發展，再加上漢文帝削減各種嚴刑酷法，社會治安進入秩序化的軌道，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雖說誇張，但社會治安確實非常好。對外關係上，雖然還有一些外族的侵擾，但總體上還算平靜，只有匈奴時不時侵犯邊境；和親政策也起了一定作用，沒有再發生漢初劉邦被匈奴圍困白登山的慘狀。這是漢朝到武帝時期能夠出現繁榮盛世局面的前提條件。如果沒有漢初近百年的穩定和快速增長，就不可能出現漢武帝的大漢盛世。
大唐帝國的開元盛世也是這種情況。經過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武后則天、睿宗李旦、中宗李顯等幾代皇帝的休養生息政策，唐代統治逐步穩定下來，經濟也是快速增長。唐初實行的租庸調製、府兵制以及輕徭薄賦的財政政策，到開元初年產生明顯的效果。而太宗李世民開創的貞觀之治，不僅為開元盛世的出現奠定了經濟上的基礎，而且奠定了政治上的基礎。快速發展的封建經濟，以及與民休息的政策方針，使社會秩序非常穩定。在太宗貞觀年間，有一年全國因犯死刑而處死的人還不到三十人。武則天時代政壇上的血雨腥風雖然慘烈，但對普通民眾的影響並不大，也沒有發生較大的軍閥混戰的局面。武則天的統治也還是遵循貞觀年間的治國理念，輕徭薄賦，重視農業生產，吏治也比較清廉。從治國的角度來看，武則天應該屬於開明君主之列，雖然對待政敵的措施比較殘酷。隨著睿宗李旦和中宗李顯的相繼去世，武則天時代的政治風波也漸近尾聲。李隆基接手的大唐帝國是一個處於上升期的成熟組織，不僅經濟力量蒸蒸日上，而且各種制度臻于完備，官僚體系運轉處於最有效率的時期。大唐盛世就此走上大道。
朱明帝國在經過朱元璋、建文帝和成祖朱棣幾代皇帝後，到仁宗朱高熾和宣宗朱瞻基年間，也攀上皇朝頂峰。朱元璋創業成功後，同樣是與民休息。開墾荒地、移民屯田、廢除元朝遺留奴隸制、重視農業，興修水利等措施使得明初社會經濟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朱元璋嚴肅整治吏治，為明王朝提供了一個高效清廉的官僚體系。中央集權的進一步鞏固和中央對地方的嚴格控制，使得明王朝的政治趨於穩定。建文帝本身就是一個學者型皇帝，在其統治期間依然延續了乃祖朱元璋的治國方略。建文帝最失敗的地方在於其削藩謀略的失誤，不僅沒有削掉諸王，反而被他的叔叔燕王朱棣奪了權。但是，朱棣當上皇帝後，依然秉承他侄子建文帝的削藩方針。由於朱棣的策略得當，極大的削弱了諸王權力，這些藩王不再是權傾一方，僅是衣食租稅的逍遙王爺了。因此，雖然明初有燕王奪權的內戰，但總體治國方略並沒有發生變化，到仁宗高熾和宣宗瞻基年間，明朝也實現了“仁宣之治”的繁榮盛世。
清朝入關後，經過順治帝福臨、康熙帝玄燁和雍正帝胤禛幾代皇帝的努力，到乾隆年間到達極盛。清初康熙皇帝滅三藩、平蒙古、治漕運、收臺灣，為清王朝奠定穩定統一的基礎。清朝領土空前廣大，人口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峰。而康熙帝“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更是減輕了農民的負擔，鞏固了清朝的統治。到康熙中期，清朝統治者的滿洲身份逐漸被漢族知識份子和廣大百姓所認可。康熙帝唯一的缺點是晚年倦政，與官員們和光同塵，造成清朝官員貪污的第一次浪潮。值得慶倖的是，隨後的雍正帝很快彌補了康熙的這個失誤。雍正帝被稱為“抄家皇帝”，對待貪污*的官員十分嚴厲，甚至殘酷，雍正末年出現了清朝少有的吏治清廉。不僅如此，雍正帝還*了企圖奪權的幾個王爺，重新鞏固了中央權位。雍正帝去世後，乾隆帝給他的廟號是“世宗憲皇帝”，意思就是框定了清王朝的治國大綱。到乾隆初年，國庫存銀已達七千萬兩，而雍正初年還不足五百萬兩。乾隆即位之時，是一個經濟發展、財政充裕、社會穩定、官員清廉的良好局面。正是在這個基礎之上，大清帝國才在乾隆年間實現極盛。
二、當心繁榮底下的隱憂
盛世王朝給人的印象是一個蒸蒸日上的富足社會。但是，在這個富足社會底下，卻有一股不可忽視的暗流。盛世之主如果能及時發現並著力消解這個暗流，盛世局面就可能長久延續；而如果被繁榮表像所迷惑，盛世就可能成為王朝衰落的起點。所謂盛世危局，只有對盛世下的暗流時常保持警惕之心，才能杜絕或延緩危局出現，維繫盛世。
盛世皇帝自身是第一股“暗流”。盛世皇帝都很英明，但他們大多生活在養尊處優的環境之中，基本沒嘗過創業的艱辛，也沒有親歷過王朝初建階段的種種危機。而創業皇帝一般都出身底層，通過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走到最高統治者的地位。他們大多數瞭解民間疾苦，能夠體諒民情和民心。守成皇帝登上皇帝寶座時，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容易和美好。他們的政敵時時在覬覦他們的皇位。天下初定，百廢待興，他們面對的是戰亂留下的一個爛攤子。經濟上的匱乏，政治上的壓力，他們的處境不比創業時期好多少。但是，到了盛世，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政權已經穩定下來，制度規範運行，官員素質也大大提高，思想統一，文化繁榮，這些都令人興奮不已。也正是如此，沒有親身經歷和感受過創業和守成的困苦的皇帝，對大好局面的珍惜之情，就沒有先人們深。雖然個人素質較高，但這種經歷上的缺陷，卻是無法彌補的。在這種情況下，盛世皇帝就極容易陷入一種好大喜功、自我感覺良好的狀態之中。而這種狀態對於王朝發展來說，百弊而無一利。
不論是漢朝的武帝劉徹，還是唐玄宗李隆基，北宋的仁宗趙禎、英宗趙曙，明朝的仁宗朱高熾、宣宗朱瞻基，清朝的乾隆帝，都出生在王朝快速成長階段。社會趨於穩定，經濟正在發展，文化正在復興，他們的成長歷程就是一部皇朝強大史，遇到的都是令人欣喜的事情。一種與生俱來的優越感和自豪感在皇帝和各級官僚身上都有體現。
官僚系統是皇朝的經理層，作為董事長的皇帝要通過以宰相為總經理的官僚體系施行統治。而官僚系統中，上至位元列一品的宰相，下至不入流的小官，也都是在這種快速發展中成長起來的。他們沒有經過戰亂，之所以能夠做上官員，靠的不是征戰殺伐的戰功，而是閉門苦讀聖賢書，通過薦舉或者科舉考試得到的官位。當然，還有靠裙帶關係的，不過這畢竟是少數。在盛世皇帝的感染下，也覺得他們自己很優越，都不自覺地、無意識地染上了天朝上邦的高貴感。
盛世皇帝和官僚們的這種高貴感，需要物質財富的支撐，而恰恰就在這個階段，皇朝積累的巨大財富為奢侈浪費提供了支撐。漢武帝登基之後，馬上修正漢朝初年無為而治的治國方略。除了在政治上加強皇帝權力、削弱宰相的權力外，還在經濟上改變漢初的輕徭薄賦方針，從而增加皇帝可以控制的經濟資源。這集中表現在鹽鐵專營的政策上。當時對鹽鐵是否實行政府專營進行了曠日持久的全國大討論，這些討論後來被收進著名的《鹽鐵論》中。結果實行政府專營的意見占了上風。實行政府專營實際上是增加了皇帝可以掌握的財富，從而擴大了皇帝的活動範圍。既有優越感，又有財富上的支持，漢武帝便開始在都城大修宮殿，大肆封賞大臣，大肆對外擴張。官僚們也被繁榮景象迷了眼，跟隨著皇帝一起奢靡。奢靡之風對皇帝和官僚是一種享受，對普通民眾卻是沉重的負擔。
民眾負擔開始加重時，才是真正的暗流。而那些優越感甚重的皇帝和官僚們，卻最容易忽視這股暗流，這是皇朝盛世難以為繼的主要原因。
三、野心造成無限制的擴張
盛世的繁榮使得盛世君主和官僚們具有了一種傲視內外、天下無敵的感覺。這種感覺因為有雄厚的經濟基礎的支撐，對外擴張的野心就開始無限膨脹。
漢朝初年，匈奴經常襲擾，最嚴重的一次竟然攻到了首都長安附近。剛剛創業成功的劉邦帶兵親征匈奴，怎奈力量不足，被匈奴騎兵圍困在白登山，差點喪了命。此後，文帝和景帝對匈奴採取守勢，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還採取了和親政策。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漢武帝時到了極盛時期，對匈奴的仇恨不可不報。在漢武帝時期，對匈奴的戰爭一直持續了四十年。這一戰爭到了後期，完全失去了守衛皇朝的意義，成為武帝炫耀大漢國威、實現擴張野心的手段。此外，武帝對其他政權的戰爭，大部分屬於不必要的戰爭，純屬滿足日加膨脹的野心。
乾隆年間對大小金川的戰爭也是皇帝野心膨脹的產物。大小金川，地不過四百里，人不滿三萬，卻征討五年，三次換帥，耗銀七千萬兩，士卒死傷三萬餘人。最直白的說，乾隆帝為了湊足自己的十全武功，不惜民力。不僅如此，乾隆皇帝還發大兵剿滅國內的白蓮教，以求天下太平的美譽。
這種野心膨脹不僅存在於古代封建皇朝，就是在現代企業中，也大量存在。一個企業，發展到極盛時期，企業的領導人，包括中下層管理人員，甚至部分員工，其野心極大膨脹。如果在其他階段，即使有膨脹的野心，也沒有擴張的實力。但是極盛階段，有大肆擴張的本錢，再加上組織的膨脹野心，這種無限制的擴張就會成為現實。而不顧及現實條件約束的擴張，就將成為企業鼎盛期結束的直接誘因，並加快組織衰退期的到來。
那麼，作為組織決策者的最高領導核心，要有著怎樣的素質才能帶領組織邁向巔峰，而又需要怎樣的素質才能洞察到隱藏在繁榮背後的隱憂？換句話說，怎樣的皇帝既能帶領皇朝走向盛世，又可以防止皇朝盛世下的隱憂演變成“顯憂”，而不至於落入盛世——衰退的迴圈怪圈中呢？
第二節 判若兩人的盛世之主
沒有英明、幹練的才能和宏偉的抱負，盛世君主就不能把皇朝帶向繁榮的巔峰；而盛世君主身上的膨脹野心和後期的昏聵又把皇朝送上了衰落的道路。因這兩個方面，我們就無法給這些盛世君主簡單的蓋棺定論。英明與昏聵集于一身，理智與膨脹合為一體，這兩種極端的性格在盛世君主一人身上體現。
對於身處現代的企業家而言，由守成階段發展到盛世階段的過程中，企業領導人表現的是熟稔的管理技巧、高瞻遠矚的戰略胸懷、腳踏實地的工作精神。但是，在這種盛世環境中，企業領導人也很容易犯野心膨脹和自高自大的錯誤，從而葬送了企業的大好發展前途。正所謂，自滿與成功俱來。
一、皇上聖明：超級領導者
皇上聖明是古代中國皇朝的官僚們恭維皇帝的常用語。但在一些情況下，它也代表了皇帝真正有能力、有魄力。創業君主不容易獲得這個稱號，因為創業君主雖然勇猛，有人格魅力，但身處群雄爭戰的亂世中，即使打敗了對手，創業成功，也會因為出身的卑賤和戰爭中的殘酷而被臣下所看低；況且，創業皇帝的大臣們都是戰功顯赫之輩，他們同皇帝是共患難的關係，不會整天“聖明”不離口。而守成的皇帝們，得到這個稱號的機會也不多。這可能是守成皇帝既要對付政敵，又要面對創業的功臣，也可能是因為守成皇帝所處的環境還是民生凋敝的景象。但是，盛世皇帝則不同。他的出身是高貴的，他的權力是強大的，他沒有對手，他掌握的資源幾乎是無限的，他掌握著對臣下的生殺大權，這些因素都使得官員們對盛世皇帝產生了崇拜、敬畏之心。
盛世皇帝所繼承的穩定和快速成長的皇朝，是其能夠成就一番偉業的必要條件，但是只有這個條件還不夠，還需要盛世皇帝本人的素質。首先，盛世階段的皇帝需要有總攬全域的戰略感，要能夠敏銳的把握皇朝的通體態勢，要善於借勢。這些條件不僅要求盛世英主站得高、看得遠，還需要盛世英主熟諳謀略。其次，盛世君王要勤政、愛民。皇朝發展到盛世階段，國勢日盛，政務繁多，這要求皇帝必須勤于政務，拿得起、放得下；除此之外，還要愛惜民力，關心百姓切身的事務，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良好的秩序環境。第三，不僅要善於借勢，還要善於借力。一個人的能力終究有限，在盛世階段，政務繁多、情況複雜，盛世君主更需要團結手下的官員，激發官員的潛力，共同為盛世創造條件。因此，善於納諫和團結朝臣，對於盛世之主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善於借勢。首先需要對皇朝即將邁向盛世的總體局勢了然於胸。在此基礎上，判斷皇朝發展的趨向，洞察問題並策略地加以解決。大清朝經過近百年的穩定和成長階段，到雍正末年已經具備了轉向盛世的基礎條件。乾隆帝即位後，政治上矯正了其祖父康熙過於寬和其父親雍正過於嚴苛的弊端，實行“寬嚴相濟”的戰略方針，整頓吏治，厘定各項典章制度，優待士人，安撫雍正朝受打擊之宗室。在經濟上，則獎勵墾荒，興修水利，全國呈現出一派繁榮昌盛之勢。
勤政是第二個主要特徵。事實上，勤政也是盛世之主控制皇朝發展方向的主要手段。在歷史上，盛世君主的勤政都是出了名的。乾隆在即位之後，勵精圖治，“勤於政事，每有奏報，立時批示，每夜必遭內侍出問，批衣坐待，動至達旦”（《清鑒》）。唐朝在武則天之後，睿宗和中宗相繼即位。但是，這兩位皇帝受其母武則天的壓抑太深，在當上皇帝之後，不僅性格軟弱，對於帝國的政務並不關心。這導致了睿宗和中宗時期，太平公主、安樂公主、韋後等人把持朝綱，掌管了帝國的大政。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之後，一改睿宗和中宗倦于政事，大權旁落的作風，成為唐朝歷史上少有的勤政皇帝。據記載，唐玄宗李隆基非常勤於政事，常常“未明求衣，日昃忘食”，天不明就起來穿衣，日頭偏西了都不吃飯。歷史上的其他盛世君主，諸如漢武帝、宋仁宗、宋英宗、明宣宗等等，都是被史學家讚譽的勤政皇帝。
勤政是一個方面，盛世君主除了勤政之外，還需要愛民。這裡的愛民與皇朝初年守成皇帝的愛民有所區別。這裡的愛民不僅是體恤民力，還要時刻關注百姓的切實需要。在封建社會，農業不僅是農民維持生存的基本產業，也是皇朝的“國本”。在皇朝初期，守成皇帝們已經認識到了農業的重要性。到了盛世階段，對於農業發展更要特別關注。這種情況類似於當企業發展到盛世階段時，企業的領導人就要特別關注企業主導產業的發展，想盡一切辦法為主導產業的發展提供條件。開元二年，為了增加農業勞動力，唐玄宗下令淘汰天下僧尼，強制還俗一萬多人。水利是農業生產的主要依靠。玄宗對此十分重視，他完善了皇朝農業生產基地關中平原的灌溉系統，拆毀影響水道的水硝，當地百姓大受其利。他還在河東道、關內道、河南道等地大興屯田，墾田面積達到五百萬畝，解決了軍隊的糧食供應問題。
勤政愛民是盛世君主獲得官員和百姓擁戴的主要手段。但是，這還不夠，盛世君主要想成功，還需要激發官僚系統的潛力，善於團結不同背景的官員。這就是納諫和團結。善於納諫和善於團結不同類型的人一起工作，就是善於借力。唐玄宗李隆基前期的兩個宰相姚崇、宋璟，在治國理念上有所區別。《新唐書》記載說：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而同歸於治，此天之所以佐唐中興也。但是，玄宗能夠充分發揮二人的優點，借此實現了大唐帝國的繁榮盛世。姚崇當宰相之前，就對玄宗提出了十條建議。這十條建議都是針對武則天、睿宗和中宗年間的弊政所提出的，又吸收了歷史上的治國經驗，可以說是開元年間皇朝的執政綱領。李隆基看後，認為姚崇說的對，就表示“朕能行之”，全部接受了姚崇的建議，並且認真地付諸實施。宋璟一貫主張選拔人才，寬賦役，省刑罰。開元七年，因皇后父親王仁皎的喪事，宋璟上書李隆基，提出宣導節儉，並要制定制度，認真執行，“不因人以動搖，不變法以愛憎”。李隆基都接受了，並親筆作答“所進當書之左右，出入觀省，以戒終身”。
漢武帝成就大漢帝國的繁榮盛世，與他善於選拔和任用人才是密切相關的。在漢武帝年間，文臣有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司馬相如、朱買臣、桑弘羊等，武將有衛青、霍去病、霍光等。這些文臣武將都是大漢帝國極盛時期的頂樑柱，沒有他們的鼎力幫助，漢武帝不可能實現偉業。班固在《漢書》中總結道“（這些文臣武將）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二、雄才大略的反面
盛世君主的昏聵與其英明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在皇朝的極盛時期，帝國在各個方面都表現出了迅猛發展的勢頭。盛世君主如果不能正確判斷整體局勢，則很容易被盛世的表面現象所迷惑。盛世君主們看到的是皇朝的富足與強大，官員們報告的也都是皇朝太平與安寧，是外邦的臣服與崇拜。而此時，由於盛世君主原來的英明，又蒙蔽了盛世君主現在的理智。臣下的建議已經不能為盛世君主所採納。對皇朝發展局勢判斷的失誤，必然導致皇朝戰略方針的偏誤。
欲望的誘惑和經濟的富足共同催生了盛世君主的奢華生活。皇帝的奢侈生活也深深影響了帝國的官員。既然皇帝都開始享受盛世的宴席了，官員們也有了奢侈的理由。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生活條件上的這種剛性，使得各級官員在生活上相互攀比，俸銀不夠了就用手中的權力去換。而權力的腐化是最大的敵人。皇帝和官員的腐化，使得統治集團的戰鬥力不斷下降。文臣愛錢，武將怕死，整個皇朝帝國陷入了衰退的景象之中。
漢武帝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個盛世英主。但是，隨著漢帝國盛世的發展，武帝的野心開始膨脹，原來的勤政愛民、善於納諫等良好的品質也隨著盛世的發展而逐漸消失。繼之而來的是窮兵黷武、大肆鋪張浪費。武帝年間，北伐匈奴，西通西域，東征朝鮮，南平吳越，這些戰爭有些是漢帝國為保衛國家不受侵犯而進行的，但大多數屬於對外擴張。擴張是否為皇朝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呢？《史記》在評價武帝的功過時指出，在武帝即位初期，漢朝是“人給家足”，府藏皆滿；但經過武帝前後連續三十二年的戰爭之後，漢朝變得“海內虛耗”，國庫空虛，人民匱乏。到漢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更是險象環生，關東流民達到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尚有四十萬口。而關中正是漢帝國首都長安周圍。社會矛盾日益嚴重，釀成了天漢年間的農民起義，天下騷動，起義遍及關東地區，大者數千人，小群數百人，攻城邑，掠鄉里。盛世之下潛藏的暗流開始湧動。而武帝的狂妄自大，終致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衛太子的巫蠱案件便是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激化的表現。衛太子是武帝的衛皇后所生的兒子，大將軍衛青的外甥。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立為太子。因為政見不合，於征和二年（前91年）和武帝的矛盾激化。有人告發太子使用巫蠱詛咒武帝，太子因而被武帝廢黜，而後自殺。這一案件涉及到統治集團內部的高層，包括衛皇后和她的家族、武帝寵愛的李夫人及其家族，以及宰相公孫賀一家，“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社會矛盾的激化，加之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激化，漢帝國盛世衰退由此開始。武帝在晚年也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他說：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者，靡費天下者，悉罷之。後來又把所有的方士神仙等統統罷黜，並對群臣說：我原來愚昧，被方士們所欺騙。天下哪裡有神仙呢，都是些妖精。但是，武帝的悔悟已經太遲了，漢王朝的盛世在武帝末年便結束了，隨之的是一步一步的沒落。
唐明皇李隆基帶領大唐帝國實現盛世後，身上的破壞性因素開始發作。大約從開元二十四年任用李林甫為相時，玄宗就開始走下坡路了。天寶三年在爭奪兒媳婦楊玉環之後，更是急轉直下。在開元二十六年以前，李隆基堅決拒絕增加自己的稱號；開元二十七年之後，李隆基為自己的豐功偉業所陶醉，稱號一加再加，到天寶十三年，增加到十六個字：“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李隆基的那種自高自大、狂妄無邊的態度。楊玉環為貴妃後，李隆基開始縱情享樂，不理朝政。勤政和愛民兩大品質失卻。安史之亂發生在大唐帝國最繁榮的盛世期間，也是對明皇不明的一大嘲諷。從此，唐朝長達一百多年的衰退開始了。所謂物極必反，唐朝開元盛世與安史之亂就是最合適的注腳。
清朝的乾隆皇帝更是史上皇帝“好大喜功”第一人。為了湊足自己的十全武功，竟然不惜國力，連年發動戰爭。前面所說的大小金川之戰，即是一例。而乾隆為了顯示自己的功績和大清帝國的富足、強大，先後六次下江南，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此來粉飾太平，炫耀自己的功德。殊不知，就在乾隆下江南期間，白蓮教已經在貧苦農民之間流行，並發動了小規模的起義。除此之外，官僚集團的腐化也隨著皇帝的腐化而逐步加重。在乾隆後期，弘曆驕傲自大，腐化墮落，任用非人，使得吏治一步步走向廢弛。乾隆寵臣和珅的家奴劉全的家產就有二十多萬兩白銀，更何況和珅。甘肅總督勒爾謹、布政使王亶望、王延贊，冒賑貪污，僅王亶望一人就貪污一百萬兩白銀；全省貪污兩萬兩以上的州縣官共有三十三人，基本上是無官不貪。清朝統治集團已經集體腐化。盛世之下有危局。乾隆給他兒子嘉慶留下的是一個腐化透頂的爛攤子。盛世雖昨日，今朝難為繼。
盛世君主一手締造盛世，一手耗竭盛世，這個現象並不奇怪。因為自滿與成功結伴而來。給現代管理者的啟示在於，當組織發展到生命巔峰時，首先考慮的不該是如何擴張，而要洞察盛世隱憂。問題可能並不大，但是千里之堤，毀於蟻穴。擴張確是組織發展壯大的必由之路，但擴張要考慮自身的綜合實力和外部環境。在中國當前的經濟條件下，民營企業的破產，大多是由於在極盛時期不顧自己實力和外部條件，大肆擴張導致的。擴張需要企業在資金、人員、管理、市場等方面有足夠的實力。管理學中的“短木板理論”早就說明，木桶最短的那塊木條決定了木桶的容量；同樣，組織最薄弱的環節決定了組織發展的極限。擴張是一件決定組織發展前途和未來的大事，作為組織的領導人和決策者，必須冷靜，不要被盛世的表面現象所迷惑。
盛世階段的君主享有了皇朝發展最輝煌的榮譽，但是也是皇朝衰落的罪魁禍首。盛世君主是整個皇朝發展歷史中，最複雜的一個，也是最難評價的一個。好在我們不是歷史學家，不用費盡心思對他們進行評價。我們需要做的是分析盛世君主實現盛世的條件是什麼。戰略判斷力、謀略，這是善於借勢；勤政愛民的政治品格，這是所具備的個性；納諫、團結，這是善於借力，這三個條件是我們從盛世君主身上發現的能夠實現盛世的條件。而錯誤的戰略判斷、好大喜功，奢侈浪費，不恤民力，統治集團內部分裂、腐化，則是所得的教訓。
第三節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盡才
皇朝發展到盛世階段，人才的供給和需求形勢都發生較大的變化。隨著皇朝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穩定，以及文化的普及，各類人才大批湧現。但是，封建社會，朝廷是人才的唯一的的買主，正所謂“學會文武藝，貨賣帝王家”。一個很有才份的年輕人，經過近二十年的刻苦學習，通過層層考試和選拔，最終目的就是進入到朝廷的官僚體系中。但是，官員不可以無限增加，而希望加入官員隊伍的人卻層出不窮。考選激烈。加入官員行列的困難越來越大，希望加入的人卻越來越多。由於做官是人才的唯一出路和最高目標，而又因為官員的數量相對于人才的數量是有限的，所以在這個時期就出現了相對的人才過剩，如何處理這個人才過剩問題，成為盛世皇朝人才政策的主要問題。盛世皇朝人才政策的第二個問題是大量的人才企圖湧入到統治集團中來，如何控制人才的素質，如何選拔出皇朝需要的人才。官員數量有限，而人才眾多，這就出現了人才選拔機制中的*機會。人才選拔出來以後，如何使用，即皇帝如何監督和控制官員。這個問題包括如何處理好君主和臣下關係，以及朝廷如何監督和監察官員。這是盛世皇朝人才政策面臨的第三個問題。
一、人才素質仍是第一著眼點
如前所述，皇朝盛世階段，人才形勢是供大於求，且大量人才擁到加入統治集團的道路上來。這給皇朝初期建立起來的人才選拔制度造成極大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有兩種途徑，一是嚴格制度的執行，堅持規定的選拔原則；二是改變選拔人才的制度，使之符合盛世階段的特徵。
漢朝初期實行薦舉制。我們在第二章中已經說明漢初的這種薦舉制主要有三種薦舉方式：定期薦舉、不定期薦舉和特殊薦舉。在漢初，由於社會經濟剛剛起步，人才還沒有充盈到供給大大過於需求的程度，所以選材方式並不是那麼嚴格和規範。有時候，各地薦舉的孝廉還達不到朝廷所需之數。在漢初，皇帝曾有一次下詔，大意說：你們偌大一個郡，若說竟沒有一個孝子一個廉吏可以察舉到朝廷，那是太說不過去的事。而且地方長官的職責，不僅在管理行政，還該替國家物色人才；若一年之內，連一個孝子一個廉吏都選不出，可見是沒有盡到長官的責任。但是，這種情況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到了武帝極盛時期，對人才的選拔逐漸嚴格了起來。在漢武帝時代，不定期的薦舉和特殊薦舉逐漸消失了，只剩下定期的薦舉。而且，為了保證人才的品質，在被薦舉到朝廷之後，還需要到太學學習一段時間，然後再經過一個作“郎官”或者“吏”的實習階段，才能真正加入到政府當中去，成為正式官員。漢朝的這種人才選拔制度的改變，實際上是適應了盛世階段人才供求的形勢。在這種條件下，朝廷人才的選拔機制所做出的改變，為盛世階段的發展也提供了合格的人才。
人才選拔機制到盛世階段發生變化的另一種情況是更加嚴格的執行原來的人才選拔機制。我們在第二章已經說到，在魏晉時代，九品中正制代替了鄉舉裡選的人才選拔機制。九品中正制在皇朝的開始階段，還能夠為朝廷選拔出比較合格的人才。一旦到了王朝的繁榮階段，這種選拔機制的弊端就日漸突出。在皇朝繁榮階段，人才大量湧現，九品中正制選拔人才是依靠當朝的大員進行推薦，而能與這些當朝大員有機會接觸的都是那些高門貴族，終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這個制度在歷史上存在的時間並不長。
科舉制是中國歷史上流行時間最長、對中國歷史影響也最深的人才選拔制度。由於天下初定，新王朝初建，一方面人才的供給不至於太多，另一方面新王朝需要大批官員來充實官僚隊伍。但是，隨著盛世階段的來臨，不管是不是人才，都希望通過科舉獲得進入統治集團的資格。科舉中的舞弊行為開始增多。所以在盛世階段，如何保證科舉制的公平性一直是個大問題。辦法主要是嚴肅考場紀律，嚴禁作弊行為。對科場舞弊處理最嚴重的是明朝和清朝。在這兩個朝代，特別是這兩個朝代的盛世階段，湧入到科舉中的人越來越多，而官員的職位並沒有增加多少。槍替，是清代科舉考試中經常出現的。所謂槍替，就是請人冒名入場代寫試卷。那些受雇替考的人，就叫槍手。槍替是一種科場舞弊行為。對此，《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286有明確的規定：“槍手代請，為學政之大弊。嗣後凡有代筆之槍手，照誆騙舉監生員人等財物指稱買求中式例，枷號三月，發煙瘴地方充軍。其雇代請代筆之人，照舉監生員夾浼營幹買求中式例，發煙瘴地方充軍。知情保結之廩生，照知情不首例，杖一百。” 據此，不管是受雇替別人考試的人，還是請人代考的考生本人，最後都要發配到邊遠煙瘴地區充軍。到乾隆年間，對科場舞弊的懲罰力度更加嚴格了。對於槍替，有這樣一個案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七月，廣西土田州知州岑宜棟的長子岑照赴廣西省城參加鄉試，入場前，他先到永安州知州葉道和的寓所拜訪了兩次，懇請這位知州找個有些才學又可信賴的人代考。葉道和讓一位在他的州衙內充當了多年幕友的曹文藻，充作考場內的書辦，混入場內，替岑照答寫了全部三場試卷，事前許諾考中後有謝銀三百兩。岑照果然高中解元。案發後，乾隆做出這樣的處理決定：考生岑照、永安知州葉道和，立即處斬；槍手曹文藻等人，絞監候，秋後處決；岑照的父親土田知州岑宜棟，罰銀五萬兩。
如此的景象警示現代的組織：組織歷經創業、守成，步入盛世期，此時加入組織，特別是組織的管理層，已然沒有了創業時的艱辛、守成時的困苦，反而是收益可觀，未來有著穩定的預期。這樣，不是真正為組織所需的一些人投機鑽營企圖加入到組織中來。如果組織不能嚴格人才選拔制度，致使大批濫竽充數之人進入到組織中來，組織的性質就會發生改變，戰鬥力也可能大大削弱，最終難逃衰敗的命運。需要明確的是，每當組織到了盛世階段，那些妄圖加入到組織中來，無償享受組織回報的人就會增多，組織如何阻擋這些人，選拔出真正需要的人才，是關係組織生命力和戰鬥力的關鍵問題。
二、適時做好人才儲備與培養
盛世階段人才相對過剩，僅靠嚴格選拔制度也不是唯一的辦法。人才終究是有用的，即使不進入官員行列，也不能讓人才埋沒鄉野，更不能讓人才游離在體制外，站到皇朝的對立面。因此，另一種措施：將人才儲備起來，建立人才的蓄水池。人才蓄水池的功能在於，在人才相對過剩的時候，把人才吸納進人才儲備庫中，這樣，人才不僅能夠保留下來，還能夠實現“增值”：這個儲備庫不僅儲備人才，還培養人才。在中國古代皇朝歷史中，翰林院和國子監扮演著這樣的角色。這兩個機構，翰林院主要是人才儲備，兼人才培養和實習機構；國子監主要是人才培養，兼有人才儲備的職能。這兩個機構不一定僅在皇朝的盛世階段設置，但它們在皇朝盛世階段作用最大。創業時期，人才根本就不夠用，還何談人才儲備？守成階段，新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大量的職位，人才相對過剩的程度並不高。只有到了盛世階段，人才輩出，而官員的職位有限，怎麼辦呢？選拔出來的人才，先到翰林院去學習和實習一段時間，或者到國子監去呆一段時間，等朝廷出現了官員空缺，再把這個人才從翰林院調出委以實際官職。
太學是漢朝的最高學府，也是漢朝高層次人才的培養基地和儲備庫。為了培養人才和儲備一批官員的後備人才，武帝劉徹建立了太學。太學不僅作為最高學府，培養五經博士，講解《易經》、《詩經》、《尚書》、《禮記》、《公羊傳》、《谷梁傳》、《左傳》、《周官》、《爾雅》等，學習和宣講朝廷的統治思想和治國理念。此外，太學也是武帝時代官員的培養和儲備機構。漢朝的人才選拔制度是薦舉制。經過各級官府薦舉到中央的人才，先到太學學習一段時間。之後經考試，成績甲等的進入皇宮充作“郎”官，跟隨皇帝和大臣學習政府政務管理；成績乙等的，進入各級地方政府充作“吏”，跟隨各級地方官學習地方政務的管理。如果“郎”和“吏”在實習期間表現良好，就可以進入到帝國官員行列，成為正式的官員。
自漢以後，太學一直是朝廷重要的人才培養機構。到了唐朝，則設立了國子監，作為國家的最高人才培養和儲備機構。國子監的學生在入學後，學習一段時間後考試，通過的學生則國子監向禮部推薦參加科舉考試，正式進入官員的行列。如果學業不佳而多年不堪薦送，或薦送後連年落第，則要被學校解退、除名。到了玄宗年間，由於參加科舉考試的生員人數大增，玄宗李隆基下詔要求天下的舉人全部得進入國子監學習一段時間，才能參加科舉考試。這一做法不僅延緩了大量生員直接湧入到政府機構的壓力，而且也通過國子監的教育和培訓提高了政府官員的素質。
北宋初年，僅設有國子監，學生名額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員的子弟。隨著宋朝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大量人才開始湧入到朝廷中來。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開始以東京開封錫慶院興辦太學，招收內舍生兩百人。仁宗的這個做法，為宋朝的人才培養和選拔制度奠定了基礎。此後，宋朝的人才選拔，兼顧從太學和從科舉，既儲備了大量的人才，又通過培訓提高了官員的素質。
翰林院初設于唐玄宗年間。玄宗李隆基選拔了一批擅長文辭的官員為自己起草詔書，這些官員供職的機構就叫做翰林院。到了明朝，翰林院逐漸成了皇朝儲備和培養人才的主要機構。明代，“翰林之盛，前代絕無也”。按品秩，翰林院不過是一個五品衙門，尚不如一個地方的府級單位，但因其政治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絕不是其他同品級部門所能比肩的，尤其在人才培養和儲備方面的特殊功能，反映了明代政府對政治人才特別是高層政治人才培植的高度重視和用心經營。翰林院既是明代通過科舉考試彙集優秀人才之所在，又是明代高層政治人物的輸出基地。《明史·職官志》記載，“通計明一代宰輔一百七十餘人，由翰林者十九。”這就無怪人們把翰林院視為“儲相之所”。
明代科舉進士分為三等，一等直接進入翰林院，二等為翰林院庶起士，取得翰林院的預備資格，三等則委以地方基層官吏或其他職務。可見，能夠直接進入翰林院的，僅科舉進士名列前茅者，這一批人才，朝廷高度重視，精心培植。翰林院既處理政事，同時更鍛煉能力、增長見識。譬如，以皇帝名義頒發的各種誥敕本應由閣臣起草，但實際上多由翰林代筆，這有助於翰林熟悉政務、豐富閱歷；編寫明代歷朝實錄一般由閣臣領銜，翰林實際編修，翰林由此加深對前朝政典故事的瞭解；而在經筵侍講中，翰林既熟悉了朝廷儀制和國家要政，同時由於經筵講讀而形成的亦君臣亦師生的關係，成為翰林官在院期間或日後為官主政時對皇帝施加影響的重要條件。此外，翰林有著更多的親近鴻儒、接近權要的機會，又能飽覽史料邸報，參加某些重要會議，便於深入而又具體的研習政局時事。這都使得翰林學士不斷積累政治學識和經驗，為日後準備了較好的政治素養。錢穆先生在其名著《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就頗為贊*代翰林院的儲才功能，認為明代進士在翰林院期間，一面讀書修學，一面獲取政治知識，靜待政府的大用，翰林院成為一個儲才養望之所。明代許多大學問家、大政治家都是翰林出身，他們並不是只懂八股文章，而多是朝廷著意培植且負有清望的人才。
人才是組織保持生命力和戰鬥力的主要資源。組織要想獲得適應組織發展的人才，不僅需要嚴格人才的選拔，還必須注意人才的培養和儲備。組織內部人才的培養，不僅是技能上的培養，更重要的是適應組織特徵的人才培養。例如翰林學士在通過科舉考試之後，經過在翰林院的政務實習，真正瞭解皇朝的運作過程和步驟，熟悉皇朝政務的運作模式。現代組織的外部條件與皇朝的外部條件有著重大的差異，但道不同理同，將人才的儲備與人才的培養結合在一起，無疑是最有效的方式。
三、自滿與成功俱來的領導者
盛世君主能夠帶領皇朝邁向生命巔峰，是所有君主中最自負、最高傲的君主。如何處理這種條件下君主與臣下的關係，比較微妙。乾隆年間，阿桂由兵部尚書調進軍機處，進入到了皇帝的最高決策圈子。阿桂出身於軍隊，帶有了軍人的那種直爽，基本上是言無不盡，經常向乾隆提出坦率的建議。但是，乾隆對他卻有申飭，雖然採納了他的建議，但總是從中找出一些無足輕重的瑕疵，來反駁阿桂。阿桂對此很苦惱。大學士紀昀也同在軍機處當差，發現了這種情況。有一次，阿桂又受到乾隆的申飭，紀昀立即把阿桂叫到一邊，問他，當今皇上是否英明之主？阿桂說乾隆確實是一個英明的君主，甚至比康熙和雍正都英明。紀昀隨即問阿桂，既然主上是英明之主，你的建議如果比主上還英明，那麼你不就是僭越嗎？你表現得比皇帝還英明，以皇帝那種高傲的性格，又怎能不找回面子，故意挑毛病，申飭你呢？阿桂聽後恍然大悟，此後再向乾隆提建議時，總是留出讓乾隆修改的餘地，以表現出皇帝是最英明的君主。這個故事很能說明問題。盛世君主生長在富貴之中，從小就面對臣下的恭維，而盛世的大臣一般都是通過科舉進入官員行列，沒有顯赫的戰功獲得皇帝的尊重。一旦皇帝的這種高傲開始膨脹，又沒有大臣能夠勸諫，盛世的良好局面也就到頭了。
擴張與繁榮：天下盛世
漢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漢武帝劉徹任命霍去病為驃騎將軍（位同大將軍），率領騎兵萬人，從隴西出塞，轉戰六天，越過焉支山千餘裡，殺敵八千餘，俘虜匈奴渾邪王子，繳獲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天，漢武帝又派遣霍去病與公孫敖率數萬騎出北地，深入兩千多裡，越過居延澤，攻至祁連山，擊敗匈奴軍主力，俘獲匈奴酋塗王和單于閼氏、王子等百余人，殲敵三萬多人。這是大漢王朝對匈奴開戰以來的空前大捷。這次戰役後，漢朝控制了河西地區，截斷了匈奴和羌人的聯繫，打開了內地通往西域的道路。這兩次戰役只是漢武帝對匈奴作戰四十餘年、十五次大戰中的兩次。武帝對匈奴連年開戰的同時，亦向正南、西南和東南大肆擴張。元光五年（前130年），招撫夜郎國；元鼎五年（前112年），消滅南越割據政權，設交趾等九郡；元封二年（前109年）盡滅西南夷。元封三年（前108年），出兵朝鮮，設玄菟、樂浪、真番、臨屯四郡。武帝的雄才大略，使漢朝實現了全盛。大漢王朝不僅軍事力量強大，而且經濟發達、社會穩定、文化繁榮，成為當時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國。但是，物極必反。武帝的好大喜功、窮兵黷武給漢帝國帶來了空前的壓力，社會陷入一種恐慌情緒中。漢武帝晚年對此也有認識，並於征和三年（前90年）向天下頒佈“輪台罪己詔”，以求改過自新。但為時已晚，大漢帝國無可奈何地走向了下坡路！
大唐帝國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國勢強盛，百姓富庶。大詩人杜甫那首最為人們所稱引的《憶昔》詩寫道：“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狼，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既生動形象，又不失歷史真實。杜佑在《通典》中記載當時盛況：十三文就可買一鬥大米；青州、齊州的穀子每鬥只要五文。兩京大米每鬥不超過二十文，麵粉只有三十二文，絹一疋二百一十二文。東至宋州、汴州，西至岐州，道路兩旁都有旅店酒肆招待客人，酒饌豐溢。每店都有驢，可以租給客人乘坐，叫做驛驢。南面到荊州、襄陽，北邊到太原、范陽，西面到蜀川、涼府，都有店肆，以供商旅，就是旅途千里，也可以不持寸刃。天寶元年（742年），國家的戶數在八百五十二萬，人口約五千萬，世界各國的商人、留學生湧入首都長安，使長安成為人口眾多的國際大都會。但是，大唐帝國的盛世很快就被“安史之亂”打斷，陷入到兵荒馬亂之中。之後幾經努力，風光不再。
大清帝國乾隆年間，弘曆皇帝在平定準格爾、回疆，攻取大小金川，掃平廓爾喀之後，自詡武功卓著，命作《禦制十全記》，令寫滿、漢、蒙、藏四種文體，建碑勒文，自稱“得國之正，擴土之廣，臣服之普，民庶之安”，無與倫比。乾隆的“十全武功”是：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臺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為十。大清國在康熙、乾隆年間天下太平，史稱“康乾盛世”。當時大清國國力之強盛，遠勝於歐洲諸國。亞當?斯密在著名的《國富論》中比較了當時世界上各個大國的經濟實力，得出的結論是大清帝國的總體經濟實力與整個歐洲的經濟實力相當。但是，盛世好景不長，腐朽氣息襲來。乾隆後期，權臣和珅貪污受賄，竟然聚斂了相當於清政府七年國庫收入的財富！首席大臣如此，整個帝國的官僚體系可想而知！
如上三個盛世，都是乘祖輩之積累，加皇帝自身之英明，而實現的擴張與繁榮。這一階段，不僅皇朝的統治穩定，社會秩序良好，經濟發展繁榮，而且普通大眾的生活也非常富足、安定。盛世不僅是一個皇帝的輝煌，一個王朝的輝煌，更是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輝煌！盛世是皇朝開基者所希望的，也是廣大百姓所希望的。但是，歷史的規律顯示，盛世不可能曠日持久，日中必損。這個規律是中國皇朝發展的獨特規律，還是所有組織演進的必然規律呢？是否在盛世之後，都會出現這種衰退的趨勢？本章從剖析歷史上的皇朝盛世開始，討論群組織實現盛世的條件、盛世階段的特徵以及盛世之下的隱憂。
歷史上，盛世的出現不是偶然的，盛世需要條件。首先在於物質和文化基礎；其次在於天下大勢；再次則是皇帝素質。盛世之下的隱憂，同樣是不容回避的現實問題，要求其時君主能夠體察矛盾的積累，而不只沉浸于“揚名立萬”。
第一節 邁向巔峰：盛世的環境
如果說，創業成功為組織的生存創設了基點，制度的成功建構則為組織的穩定和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支點，由此，組織的實力快速增長、擴張，攀上了夢寐以求的生命巔峰。此時，組織的環境也發生著重大的變化。就皇朝而言，首先是統治基礎得到了穩固，統治集團的地位和威望被普遍接受，民眾已經認可。這種情況類似於企業在打開市場之後，通過一個階段的快速增長，消費者對企業的認可程度、甚至美譽度大大提高。在這種情況下，競爭壓力就不是那麼迫切和明顯了。其次，各種制度已經比較規範，皇朝的一切運行進入一個規範和穩定階段。守成階段創立的各種制度，經過幾代人的修改和調適，已經比較完善。再次，經過快速增長積累的大量物質財富，為皇朝的繁榮和擴張提供了物質基礎。
然而，物極必反，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其反面。第一，物久生弊。一個制度成熟之後，表面運行很穩定；而隨著環境的變遷，如果仍是照章行事，就容易變得官僚起來，進而隱含各種詬病。第二，自滿與成功俱來，野心同實力共增，擴張的野心成為組織的一大威脅。第三，盛世階段，組織成員在歌舞昇平中逐漸喪失鬥志。不用再為組織的安危擔憂，不用再為組織的未來操心，所關注的僅是自己的名利地位，自己的榮辱得失。
上述這兩個極端，繁榮是“好”的極端，繁榮之下的隱憂則是“壞”的極端。這兩個方面也都對皇朝的戰略目標、人才政策、制度安排、文化建設等產生影響。“好”的情況占優時，皇朝的繁榮期就相應延長；一旦“壞”的極端，即盛世之下的隱憂逐漸累積、凸現，盛世就告結束，皇朝無可避免的滑進下一個階段。
一、盛世基點：穩定與成長的碩果
經過建國初期幾代皇帝的努力，皇朝的統治基本穩定下來，社會秩序也已安定。盛世皇帝從先輩那裡接手了一個穩定且具有增長潛力的皇朝。也就是說，組織建構比較齊全、運行比較規範，環境基本穩定，目標群體比較固定，與目標群體之間的關係也已相互信任，達到相互支援的狀態。
西漢劉邦集團在成功創業之後，經過惠帝劉盈、呂後、文帝和景帝一段穩定和快速增長，到武帝劉徹即位時，已經具有進入盛世的社會和經濟基礎。經濟上，經過漢初近百年的休養生息，已出現一段治世即“文景之治”，漢朝的社會財富已經是極大豐富。全國人口規模和糧食產量都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準。這種富足是漢初皇帝和大臣們想都沒想過的。政治上，景帝平定了“七國之亂”，理順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隨著經濟的發展，再加上漢文帝削減各種嚴刑酷法，社會治安進入秩序化的軌道，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雖說誇張，但社會治安確實非常好。對外關係上，雖然還有一些外族的侵擾，但總體上還算平靜，只有匈奴時不時侵犯邊境；和親政策也起了一定作用，沒有再發生漢初劉邦被匈奴圍困白登山的慘狀。這是漢朝到武帝時期能夠出現繁榮盛世局面的前提條件。如果沒有漢初近百年的穩定和快速增長，就不可能出現漢武帝的大漢盛世。
大唐帝國的開元盛世也是這種情況。經過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武后則天、睿宗李旦、中宗李顯等幾代皇帝的休養生息政策，唐代統治逐步穩定下來，經濟也是快速增長。唐初實行的租庸調製、府兵制以及輕徭薄賦的財政政策，到開元初年產生明顯的效果。而太宗李世民開創的貞觀之治，不僅為開元盛世的出現奠定了經濟上的基礎，而且奠定了政治上的基礎。快速發展的封建經濟，以及與民休息的政策方針，使社會秩序非常穩定。在太宗貞觀年間，有一年全國因犯死刑而處死的人還不到三十人。武則天時代政壇上的血雨腥風雖然慘烈，但對普通民眾的影響並不大，也沒有發生較大的軍閥混戰的局面。武則天的統治也還是遵循貞觀年間的治國理念，輕徭薄賦，重視農業生產，吏治也比較清廉。從治國的角度來看，武則天應該屬於開明君主之列，雖然對待政敵的措施比較殘酷。隨著睿宗李旦和中宗李顯的相繼去世，武則天時代的政治風波也漸近尾聲。李隆基接手的大唐帝國是一個處於上升期的成熟組織，不僅經濟力量蒸蒸日上，而且各種制度臻于完備，官僚體系運轉處於最有效率的時期。大唐盛世就此走上大道。
朱明帝國在經過朱元璋、建文帝和成祖朱棣幾代皇帝後，到仁宗朱高熾和宣宗朱瞻基年間，也攀上皇朝頂峰。朱元璋創業成功後，同樣是與民休息。開墾荒地、移民屯田、廢除元朝遺留奴隸制、重視農業，興修水利等措施使得明初社會經濟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朱元璋嚴肅整治吏治，為明王朝提供了一個高效清廉的官僚體系。中央集權的進一步鞏固和中央對地方的嚴格控制，使得明王朝的政治趨於穩定。建文帝本身就是一個學者型皇帝，在其統治期間依然延續了乃祖朱元璋的治國方略。建文帝最失敗的地方在於其削藩謀略的失誤，不僅沒有削掉諸王，反而被他的叔叔燕王朱棣奪了權。但是，朱棣當上皇帝後，依然秉承他侄子建文帝的削藩方針。由於朱棣的策略得當，極大的削弱了諸王權力，這些藩王不再是權傾一方，僅是衣食租稅的逍遙王爺了。因此，雖然明初有燕王奪權的內戰，但總體治國方略並沒有發生變化，到仁宗高熾和宣宗瞻基年間，明朝也實現了“仁宣之治”的繁榮盛世。
清朝入關後，經過順治帝福臨、康熙帝玄燁和雍正帝胤禛幾代皇帝的努力，到乾隆年間到達極盛。清初康熙皇帝滅三藩、平蒙古、治漕運、收臺灣，為清王朝奠定穩定統一的基礎。清朝領土空前廣大，人口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峰。而康熙帝“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更是減輕了農民的負擔，鞏固了清朝的統治。到康熙中期，清朝統治者的滿洲身份逐漸被漢族知識份子和廣大百姓所認可。康熙帝唯一的缺點是晚年倦政，與官員們和光同塵，造成清朝官員貪污的第一次浪潮。值得慶倖的是，隨後的雍正帝很快彌補了康熙的這個失誤。雍正帝被稱為“抄家皇帝”，對待貪污*的官員十分嚴厲，甚至殘酷，雍正末年出現了清朝少有的吏治清廉。不僅如此，雍正帝還*了企圖奪權的幾個王爺，重新鞏固了中央權位。雍正帝去世後，乾隆帝給他的廟號是“世宗憲皇帝”，意思就是框定了清王朝的治國大綱。到乾隆初年，國庫存銀已達七千萬兩，而雍正初年還不足五百萬兩。乾隆即位之時，是一個經濟發展、財政充裕、社會穩定、官員清廉的良好局面。正是在這個基礎之上，大清帝國才在乾隆年間實現極盛。
二、當心繁榮底下的隱憂
盛世王朝給人的印象是一個蒸蒸日上的富足社會。但是，在這個富足社會底下，卻有一股不可忽視的暗流。盛世之主如果能及時發現並著力消解這個暗流，盛世局面就可能長久延續；而如果被繁榮表像所迷惑，盛世就可能成為王朝衰落的起點。所謂盛世危局，只有對盛世下的暗流時常保持警惕之心，才能杜絕或延緩危局出現，維繫盛世。
盛世皇帝自身是第一股“暗流”。盛世皇帝都很英明，但他們大多生活在養尊處優的環境之中，基本沒嘗過創業的艱辛，也沒有親歷過王朝初建階段的種種危機。而創業皇帝一般都出身底層，通過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走到最高統治者的地位。他們大多數瞭解民間疾苦，能夠體諒民情和民心。守成皇帝登上皇帝寶座時，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容易和美好。他們的政敵時時在覬覦他們的皇位。天下初定，百廢待興，他們面對的是戰亂留下的一個爛攤子。經濟上的匱乏，政治上的壓力，他們的處境不比創業時期好多少。但是，到了盛世，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政權已經穩定下來，制度規範運行，官員素質也大大提高，思想統一，文化繁榮，這些都令人興奮不已。也正是如此，沒有親身經歷和感受過創業和守成的困苦的皇帝，對大好局面的珍惜之情，就沒有先人們深。雖然個人素質較高，但這種經歷上的缺陷，卻是無法彌補的。在這種情況下，盛世皇帝就極容易陷入一種好大喜功、自我感覺良好的狀態之中。而這種狀態對於王朝發展來說，百弊而無一利。
不論是漢朝的武帝劉徹，還是唐玄宗李隆基，北宋的仁宗趙禎、英宗趙曙，明朝的仁宗朱高熾、宣宗朱瞻基，清朝的乾隆帝，都出生在王朝快速成長階段。社會趨於穩定，經濟正在發展，文化正在復興，他們的成長歷程就是一部皇朝強大史，遇到的都是令人欣喜的事情。一種與生俱來的優越感和自豪感在皇帝和各級官僚身上都有體現。
官僚系統是皇朝的經理層，作為董事長的皇帝要通過以宰相為總經理的官僚體系施行統治。而官僚系統中，上至位元列一品的宰相，下至不入流的小官，也都是在這種快速發展中成長起來的。他們沒有經過戰亂，之所以能夠做上官員，靠的不是征戰殺伐的戰功，而是閉門苦讀聖賢書，通過薦舉或者科舉考試得到的官位。當然，還有靠裙帶關係的，不過這畢竟是少數。在盛世皇帝的感染下，也覺得他們自己很優越，都不自覺地、無意識地染上了天朝上邦的高貴感。
盛世皇帝和官僚們的這種高貴感，需要物質財富的支撐，而恰恰就在這個階段，皇朝積累的巨大財富為奢侈浪費提供了支撐。漢武帝登基之後，馬上修正漢朝初年無為而治的治國方略。除了在政治上加強皇帝權力、削弱宰相的權力外，還在經濟上改變漢初的輕徭薄賦方針，從而增加皇帝可以控制的經濟資源。這集中表現在鹽鐵專營的政策上。當時對鹽鐵是否實行政府專營進行了曠日持久的全國大討論，這些討論後來被收進著名的《鹽鐵論》中。結果實行政府專營的意見占了上風。實行政府專營實際上是增加了皇帝可以掌握的財富，從而擴大了皇帝的活動範圍。既有優越感，又有財富上的支持，漢武帝便開始在都城大修宮殿，大肆封賞大臣，大肆對外擴張。官僚們也被繁榮景象迷了眼，跟隨著皇帝一起奢靡。奢靡之風對皇帝和官僚是一種享受，對普通民眾卻是沉重的負擔。
民眾負擔開始加重時，才是真正的暗流。而那些優越感甚重的皇帝和官僚們，卻最容易忽視這股暗流，這是皇朝盛世難以為繼的主要原因。
三、野心造成無限制的擴張
盛世的繁榮使得盛世君主和官僚們具有了一種傲視內外、天下無敵的感覺。這種感覺因為有雄厚的經濟基礎的支撐，對外擴張的野心就開始無限膨脹。
漢朝初年，匈奴經常襲擾，最嚴重的一次竟然攻到了首都長安附近。剛剛創業成功的劉邦帶兵親征匈奴，怎奈力量不足，被匈奴騎兵圍困在白登山，差點喪了命。此後，文帝和景帝對匈奴採取守勢，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還採取了和親政策。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漢武帝時到了極盛時期，對匈奴的仇恨不可不報。在漢武帝時期，對匈奴的戰爭一直持續了四十年。這一戰爭到了後期，完全失去了守衛皇朝的意義，成為武帝炫耀大漢國威、實現擴張野心的手段。此外，武帝對其他政權的戰爭，大部分屬於不必要的戰爭，純屬滿足日加膨脹的野心。
乾隆年間對大小金川的戰爭也是皇帝野心膨脹的產物。大小金川，地不過四百里，人不滿三萬，卻征討五年，三次換帥，耗銀七千萬兩，士卒死傷三萬餘人。最直白的說，乾隆帝為了湊足自己的十全武功，不惜民力。不僅如此，乾隆皇帝還發大兵剿滅國內的白蓮教，以求天下太平的美譽。
這種野心膨脹不僅存在於古代封建皇朝，就是在現代企業中，也大量存在。一個企業，發展到極盛時期，企業的領導人，包括中下層管理人員，甚至部分員工，其野心極大膨脹。如果在其他階段，即使有膨脹的野心，也沒有擴張的實力。但是極盛階段，有大肆擴張的本錢，再加上組織的膨脹野心，這種無限制的擴張就會成為現實。而不顧及現實條件約束的擴張，就將成為企業鼎盛期結束的直接誘因，並加快組織衰退期的到來。
那麼，作為組織決策者的最高領導核心，要有著怎樣的素質才能帶領組織邁向巔峰，而又需要怎樣的素質才能洞察到隱藏在繁榮背後的隱憂？換句話說，怎樣的皇帝既能帶領皇朝走向盛世，又可以防止皇朝盛世下的隱憂演變成“顯憂”，而不至於落入盛世——衰退的迴圈怪圈中呢？
第二節 判若兩人的盛世之主
沒有英明、幹練的才能和宏偉的抱負，盛世君主就不能把皇朝帶向繁榮的巔峰；而盛世君主身上的膨脹野心和後期的昏聵又把皇朝送上了衰落的道路。因這兩個方面，我們就無法給這些盛世君主簡單的蓋棺定論。英明與昏聵集于一身，理智與膨脹合為一體，這兩種極端的性格在盛世君主一人身上體現。
對於身處現代的企業家而言，由守成階段發展到盛世階段的過程中，企業領導人表現的是熟稔的管理技巧、高瞻遠矚的戰略胸懷、腳踏實地的工作精神。但是，在這種盛世環境中，企業領導人也很容易犯野心膨脹和自高自大的錯誤，從而葬送了企業的大好發展前途。正所謂，自滿與成功俱來。
一、皇上聖明：超級領導者
皇上聖明是古代中國皇朝的官僚們恭維皇帝的常用語。但在一些情況下，它也代表了皇帝真正有能力、有魄力。創業君主不容易獲得這個稱號，因為創業君主雖然勇猛，有人格魅力，但身處群雄爭戰的亂世中，即使打敗了對手，創業成功，也會因為出身的卑賤和戰爭中的殘酷而被臣下所看低；況且，創業皇帝的大臣們都是戰功顯赫之輩，他們同皇帝是共患難的關係，不會整天“聖明”不離口。而守成的皇帝們，得到這個稱號的機會也不多。這可能是守成皇帝既要對付政敵，又要面對創業的功臣，也可能是因為守成皇帝所處的環境還是民生凋敝的景象。但是，盛世皇帝則不同。他的出身是高貴的，他的權力是強大的，他沒有對手，他掌握的資源幾乎是無限的，他掌握著對臣下的生殺大權，這些因素都使得官員們對盛世皇帝產生了崇拜、敬畏之心。
盛世皇帝所繼承的穩定和快速成長的皇朝，是其能夠成就一番偉業的必要條件，但是只有這個條件還不夠，還需要盛世皇帝本人的素質。首先，盛世階段的皇帝需要有總攬全域的戰略感，要能夠敏銳的把握皇朝的通體態勢，要善於借勢。這些條件不僅要求盛世英主站得高、看得遠，還需要盛世英主熟諳謀略。其次，盛世君王要勤政、愛民。皇朝發展到盛世階段，國勢日盛，政務繁多，這要求皇帝必須勤于政務，拿得起、放得下；除此之外，還要愛惜民力，關心百姓切身的事務，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良好的秩序環境。第三，不僅要善於借勢，還要善於借力。一個人的能力終究有限，在盛世階段，政務繁多、情況複雜，盛世君主更需要團結手下的官員，激發官員的潛力，共同為盛世創造條件。因此，善於納諫和團結朝臣，對於盛世之主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善於借勢。首先需要對皇朝即將邁向盛世的總體局勢了然於胸。在此基礎上，判斷皇朝發展的趨向，洞察問題並策略地加以解決。大清朝經過近百年的穩定和成長階段，到雍正末年已經具備了轉向盛世的基礎條件。乾隆帝即位後，政治上矯正了其祖父康熙過於寬和其父親雍正過於嚴苛的弊端，實行“寬嚴相濟”的戰略方針，整頓吏治，厘定各項典章制度，優待士人，安撫雍正朝受打擊之宗室。在經濟上，則獎勵墾荒，興修水利，全國呈現出一派繁榮昌盛之勢。
勤政是第二個主要特徵。事實上，勤政也是盛世之主控制皇朝發展方向的主要手段。在歷史上，盛世君主的勤政都是出了名的。乾隆在即位之後，勵精圖治，“勤於政事，每有奏報，立時批示，每夜必遭內侍出問，批衣坐待，動至達旦”（《清鑒》）。唐朝在武則天之後，睿宗和中宗相繼即位。但是，這兩位皇帝受其母武則天的壓抑太深，在當上皇帝之後，不僅性格軟弱，對於帝國的政務並不關心。這導致了睿宗和中宗時期，太平公主、安樂公主、韋後等人把持朝綱，掌管了帝國的大政。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之後，一改睿宗和中宗倦于政事，大權旁落的作風，成為唐朝歷史上少有的勤政皇帝。據記載，唐玄宗李隆基非常勤於政事，常常“未明求衣，日昃忘食”，天不明就起來穿衣，日頭偏西了都不吃飯。歷史上的其他盛世君主，諸如漢武帝、宋仁宗、宋英宗、明宣宗等等，都是被史學家讚譽的勤政皇帝。
勤政是一個方面，盛世君主除了勤政之外，還需要愛民。這裡的愛民與皇朝初年守成皇帝的愛民有所區別。這裡的愛民不僅是體恤民力，還要時刻關注百姓的切實需要。在封建社會，農業不僅是農民維持生存的基本產業，也是皇朝的“國本”。在皇朝初期，守成皇帝們已經認識到了農業的重要性。到了盛世階段，對於農業發展更要特別關注。這種情況類似於當企業發展到盛世階段時，企業的領導人就要特別關注企業主導產業的發展，想盡一切辦法為主導產業的發展提供條件。開元二年，為了增加農業勞動力，唐玄宗下令淘汰天下僧尼，強制還俗一萬多人。水利是農業生產的主要依靠。玄宗對此十分重視，他完善了皇朝農業生產基地關中平原的灌溉系統，拆毀影響水道的水硝，當地百姓大受其利。他還在河東道、關內道、河南道等地大興屯田，墾田面積達到五百萬畝，解決了軍隊的糧食供應問題。
勤政愛民是盛世君主獲得官員和百姓擁戴的主要手段。但是，這還不夠，盛世君主要想成功，還需要激發官僚系統的潛力，善於團結不同背景的官員。這就是納諫和團結。善於納諫和善於團結不同類型的人一起工作，就是善於借力。唐玄宗李隆基前期的兩個宰相姚崇、宋璟，在治國理念上有所區別。《新唐書》記載說：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而同歸於治，此天之所以佐唐中興也。但是，玄宗能夠充分發揮二人的優點，借此實現了大唐帝國的繁榮盛世。姚崇當宰相之前，就對玄宗提出了十條建議。這十條建議都是針對武則天、睿宗和中宗年間的弊政所提出的，又吸收了歷史上的治國經驗，可以說是開元年間皇朝的執政綱領。李隆基看後，認為姚崇說的對，就表示“朕能行之”，全部接受了姚崇的建議，並且認真地付諸實施。宋璟一貫主張選拔人才，寬賦役，省刑罰。開元七年，因皇后父親王仁皎的喪事，宋璟上書李隆基，提出宣導節儉，並要制定制度，認真執行，“不因人以動搖，不變法以愛憎”。李隆基都接受了，並親筆作答“所進當書之左右，出入觀省，以戒終身”。
漢武帝成就大漢帝國的繁榮盛世，與他善於選拔和任用人才是密切相關的。在漢武帝年間，文臣有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司馬相如、朱買臣、桑弘羊等，武將有衛青、霍去病、霍光等。這些文臣武將都是大漢帝國極盛時期的頂樑柱，沒有他們的鼎力幫助，漢武帝不可能實現偉業。班固在《漢書》中總結道“（這些文臣武將）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二、雄才大略的反面
盛世君主的昏聵與其英明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在皇朝的極盛時期，帝國在各個方面都表現出了迅猛發展的勢頭。盛世君主如果不能正確判斷整體局勢，則很容易被盛世的表面現象所迷惑。盛世君主們看到的是皇朝的富足與強大，官員們報告的也都是皇朝太平與安寧，是外邦的臣服與崇拜。而此時，由於盛世君主原來的英明，又蒙蔽了盛世君主現在的理智。臣下的建議已經不能為盛世君主所採納。對皇朝發展局勢判斷的失誤，必然導致皇朝戰略方針的偏誤。
欲望的誘惑和經濟的富足共同催生了盛世君主的奢華生活。皇帝的奢侈生活也深深影響了帝國的官員。既然皇帝都開始享受盛世的宴席了，官員們也有了奢侈的理由。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生活條件上的這種剛性，使得各級官員在生活上相互攀比，俸銀不夠了就用手中的權力去換。而權力的腐化是最大的敵人。皇帝和官員的腐化，使得統治集團的戰鬥力不斷下降。文臣愛錢，武將怕死，整個皇朝帝國陷入了衰退的景象之中。
漢武帝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個盛世英主。但是，隨著漢帝國盛世的發展，武帝的野心開始膨脹，原來的勤政愛民、善於納諫等良好的品質也隨著盛世的發展而逐漸消失。繼之而來的是窮兵黷武、大肆鋪張浪費。武帝年間，北伐匈奴，西通西域，東征朝鮮，南平吳越，這些戰爭有些是漢帝國為保衛國家不受侵犯而進行的，但大多數屬於對外擴張。擴張是否為皇朝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呢？《史記》在評價武帝的功過時指出，在武帝即位初期，漢朝是“人給家足”，府藏皆滿；但經過武帝前後連續三十二年的戰爭之後，漢朝變得“海內虛耗”，國庫空虛，人民匱乏。到漢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更是險象環生，關東流民達到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尚有四十萬口。而關中正是漢帝國首都長安周圍。社會矛盾日益嚴重，釀成了天漢年間的農民起義，天下騷動，起義遍及關東地區，大者數千人，小群數百人，攻城邑，掠鄉里。盛世之下潛藏的暗流開始湧動。而武帝的狂妄自大，終致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衛太子的巫蠱案件便是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激化的表現。衛太子是武帝的衛皇后所生的兒子，大將軍衛青的外甥。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立為太子。因為政見不合，於征和二年（前91年）和武帝的矛盾激化。有人告發太子使用巫蠱詛咒武帝，太子因而被武帝廢黜，而後自殺。這一案件涉及到統治集團內部的高層，包括衛皇后和她的家族、武帝寵愛的李夫人及其家族，以及宰相公孫賀一家，“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社會矛盾的激化，加之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激化，漢帝國盛世衰退由此開始。武帝在晚年也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他說：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者，靡費天下者，悉罷之。後來又把所有的方士神仙等統統罷黜，並對群臣說：我原來愚昧，被方士們所欺騙。天下哪裡有神仙呢，都是些妖精。但是，武帝的悔悟已經太遲了，漢王朝的盛世在武帝末年便結束了，隨之的是一步一步的沒落。
唐明皇李隆基帶領大唐帝國實現盛世後，身上的破壞性因素開始發作。大約從開元二十四年任用李林甫為相時，玄宗就開始走下坡路了。天寶三年在爭奪兒媳婦楊玉環之後，更是急轉直下。在開元二十六年以前，李隆基堅決拒絕增加自己的稱號；開元二十七年之後，李隆基為自己的豐功偉業所陶醉，稱號一加再加，到天寶十三年，增加到十六個字：“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李隆基的那種自高自大、狂妄無邊的態度。楊玉環為貴妃後，李隆基開始縱情享樂，不理朝政。勤政和愛民兩大品質失卻。安史之亂發生在大唐帝國最繁榮的盛世期間，也是對明皇不明的一大嘲諷。從此，唐朝長達一百多年的衰退開始了。所謂物極必反，唐朝開元盛世與安史之亂就是最合適的注腳。
清朝的乾隆皇帝更是史上皇帝“好大喜功”第一人。為了湊足自己的十全武功，竟然不惜國力，連年發動戰爭。前面所說的大小金川之戰，即是一例。而乾隆為了顯示自己的功績和大清帝國的富足、強大，先後六次下江南，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此來粉飾太平，炫耀自己的功德。殊不知，就在乾隆下江南期間，白蓮教已經在貧苦農民之間流行，並發動了小規模的起義。除此之外，官僚集團的腐化也隨著皇帝的腐化而逐步加重。在乾隆後期，弘曆驕傲自大，腐化墮落，任用非人，使得吏治一步步走向廢弛。乾隆寵臣和珅的家奴劉全的家產就有二十多萬兩白銀，更何況和珅。甘肅總督勒爾謹、布政使王亶望、王延贊，冒賑貪污，僅王亶望一人就貪污一百萬兩白銀；全省貪污兩萬兩以上的州縣官共有三十三人，基本上是無官不貪。清朝統治集團已經集體腐化。盛世之下有危局。乾隆給他兒子嘉慶留下的是一個腐化透頂的爛攤子。盛世雖昨日，今朝難為繼。
盛世君主一手締造盛世，一手耗竭盛世，這個現象並不奇怪。因為自滿與成功結伴而來。給現代管理者的啟示在於，當組織發展到生命巔峰時，首先考慮的不該是如何擴張，而要洞察盛世隱憂。問題可能並不大，但是千里之堤，毀於蟻穴。擴張確是組織發展壯大的必由之路，但擴張要考慮自身的綜合實力和外部環境。在中國當前的經濟條件下，民營企業的破產，大多是由於在極盛時期不顧自己實力和外部條件，大肆擴張導致的。擴張需要企業在資金、人員、管理、市場等方面有足夠的實力。管理學中的“短木板理論”早就說明，木桶最短的那塊木條決定了木桶的容量；同樣，組織最薄弱的環節決定了組織發展的極限。擴張是一件決定組織發展前途和未來的大事，作為組織的領導人和決策者，必須冷靜，不要被盛世的表面現象所迷惑。
盛世階段的君主享有了皇朝發展最輝煌的榮譽，但是也是皇朝衰落的罪魁禍首。盛世君主是整個皇朝發展歷史中，最複雜的一個，也是最難評價的一個。好在我們不是歷史學家，不用費盡心思對他們進行評價。我們需要做的是分析盛世君主實現盛世的條件是什麼。戰略判斷力、謀略，這是善於借勢；勤政愛民的政治品格，這是所具備的個性；納諫、團結，這是善於借力，這三個條件是我們從盛世君主身上發現的能夠實現盛世的條件。而錯誤的戰略判斷、好大喜功，奢侈浪費，不恤民力，統治集團內部分裂、腐化，則是所得的教訓。
第三節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盡才
皇朝發展到盛世階段，人才的供給和需求形勢都發生較大的變化。隨著皇朝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穩定，以及文化的普及，各類人才大批湧現。但是，封建社會，朝廷是人才的唯一的的買主，正所謂“學會文武藝，貨賣帝王家”。一個很有才份的年輕人，經過近二十年的刻苦學習，通過層層考試和選拔，最終目的就是進入到朝廷的官僚體系中。但是，官員不可以無限增加，而希望加入官員隊伍的人卻層出不窮。考選激烈。加入官員行列的困難越來越大，希望加入的人卻越來越多。由於做官是人才的唯一出路和最高目標，而又因為官員的數量相對于人才的數量是有限的，所以在這個時期就出現了相對的人才過剩，如何處理這個人才過剩問題，成為盛世皇朝人才政策的主要問題。盛世皇朝人才政策的第二個問題是大量的人才企圖湧入到統治集團中來，如何控制人才的素質，如何選拔出皇朝需要的人才。官員數量有限，而人才眾多，這就出現了人才選拔機制中的*機會。人才選拔出來以後，如何使用，即皇帝如何監督和控制官員。這個問題包括如何處理好君主和臣下關係，以及朝廷如何監督和監察官員。這是盛世皇朝人才政策面臨的第三個問題。
一、人才素質仍是第一著眼點
如前所述，皇朝盛世階段，人才形勢是供大於求，且大量人才擁到加入統治集團的道路上來。這給皇朝初期建立起來的人才選拔制度造成極大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有兩種途徑，一是嚴格制度的執行，堅持規定的選拔原則；二是改變選拔人才的制度，使之符合盛世階段的特徵。
漢朝初期實行薦舉制。我們在第二章中已經說明漢初的這種薦舉制主要有三種薦舉方式：定期薦舉、不定期薦舉和特殊薦舉。在漢初，由於社會經濟剛剛起步，人才還沒有充盈到供給大大過於需求的程度，所以選材方式並不是那麼嚴格和規範。有時候，各地薦舉的孝廉還達不到朝廷所需之數。在漢初，皇帝曾有一次下詔，大意說：你們偌大一個郡，若說竟沒有一個孝子一個廉吏可以察舉到朝廷，那是太說不過去的事。而且地方長官的職責，不僅在管理行政，還該替國家物色人才；若一年之內，連一個孝子一個廉吏都選不出，可見是沒有盡到長官的責任。但是，這種情況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到了武帝極盛時期，對人才的選拔逐漸嚴格了起來。在漢武帝時代，不定期的薦舉和特殊薦舉逐漸消失了，只剩下定期的薦舉。而且，為了保證人才的品質，在被薦舉到朝廷之後，還需要到太學學習一段時間，然後再經過一個作“郎官”或者“吏”的實習階段，才能真正加入到政府當中去，成為正式官員。漢朝的這種人才選拔制度的改變，實際上是適應了盛世階段人才供求的形勢。在這種條件下，朝廷人才的選拔機制所做出的改變，為盛世階段的發展也提供了合格的人才。
人才選拔機制到盛世階段發生變化的另一種情況是更加嚴格的執行原來的人才選拔機制。我們在第二章已經說到，在魏晉時代，九品中正制代替了鄉舉裡選的人才選拔機制。九品中正制在皇朝的開始階段，還能夠為朝廷選拔出比較合格的人才。一旦到了王朝的繁榮階段，這種選拔機制的弊端就日漸突出。在皇朝繁榮階段，人才大量湧現，九品中正制選拔人才是依靠當朝的大員進行推薦，而能與這些當朝大員有機會接觸的都是那些高門貴族，終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這個制度在歷史上存在的時間並不長。
科舉制是中國歷史上流行時間最長、對中國歷史影響也最深的人才選拔制度。由於天下初定，新王朝初建，一方面人才的供給不至於太多，另一方面新王朝需要大批官員來充實官僚隊伍。但是，隨著盛世階段的來臨，不管是不是人才，都希望通過科舉獲得進入統治集團的資格。科舉中的舞弊行為開始增多。所以在盛世階段，如何保證科舉制的公平性一直是個大問題。辦法主要是嚴肅考場紀律，嚴禁作弊行為。對科場舞弊處理最嚴重的是明朝和清朝。在這兩個朝代，特別是這兩個朝代的盛世階段，湧入到科舉中的人越來越多，而官員的職位並沒有增加多少。槍替，是清代科舉考試中經常出現的。所謂槍替，就是請人冒名入場代寫試卷。那些受雇替考的人，就叫槍手。槍替是一種科場舞弊行為。對此，《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286有明確的規定：“槍手代請，為學政之大弊。嗣後凡有代筆之槍手，照誆騙舉監生員人等財物指稱買求中式例，枷號三月，發煙瘴地方充軍。其雇代請代筆之人，照舉監生員夾浼營幹買求中式例，發煙瘴地方充軍。知情保結之廩生，照知情不首例，杖一百。” 據此，不管是受雇替別人考試的人，還是請人代考的考生本人，最後都要發配到邊遠煙瘴地區充軍。到乾隆年間，對科場舞弊的懲罰力度更加嚴格了。對於槍替，有這樣一個案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七月，廣西土田州知州岑宜棟的長子岑照赴廣西省城參加鄉試，入場前，他先到永安州知州葉道和的寓所拜訪了兩次，懇請這位知州找個有些才學又可信賴的人代考。葉道和讓一位在他的州衙內充當了多年幕友的曹文藻，充作考場內的書辦，混入場內，替岑照答寫了全部三場試卷，事前許諾考中後有謝銀三百兩。岑照果然高中解元。案發後，乾隆做出這樣的處理決定：考生岑照、永安知州葉道和，立即處斬；槍手曹文藻等人，絞監候，秋後處決；岑照的父親土田知州岑宜棟，罰銀五萬兩。
如此的景象警示現代的組織：組織歷經創業、守成，步入盛世期，此時加入組織，特別是組織的管理層，已然沒有了創業時的艱辛、守成時的困苦，反而是收益可觀，未來有著穩定的預期。這樣，不是真正為組織所需的一些人投機鑽營企圖加入到組織中來。如果組織不能嚴格人才選拔制度，致使大批濫竽充數之人進入到組織中來，組織的性質就會發生改變，戰鬥力也可能大大削弱，最終難逃衰敗的命運。需要明確的是，每當組織到了盛世階段，那些妄圖加入到組織中來，無償享受組織回報的人就會增多，組織如何阻擋這些人，選拔出真正需要的人才，是關係組織生命力和戰鬥力的關鍵問題。
二、適時做好人才儲備與培養
盛世階段人才相對過剩，僅靠嚴格選拔制度也不是唯一的辦法。人才終究是有用的，即使不進入官員行列，也不能讓人才埋沒鄉野，更不能讓人才游離在體制外，站到皇朝的對立面。因此，另一種措施：將人才儲備起來，建立人才的蓄水池。人才蓄水池的功能在於，在人才相對過剩的時候，把人才吸納進人才儲備庫中，這樣，人才不僅能夠保留下來，還能夠實現“增值”：這個儲備庫不僅儲備人才，還培養人才。在中國古代皇朝歷史中，翰林院和國子監扮演著這樣的角色。這兩個機構，翰林院主要是人才儲備，兼人才培養和實習機構；國子監主要是人才培養，兼有人才儲備的職能。這兩個機構不一定僅在皇朝的盛世階段設置，但它們在皇朝盛世階段作用最大。創業時期，人才根本就不夠用，還何談人才儲備？守成階段，新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大量的職位，人才相對過剩的程度並不高。只有到了盛世階段，人才輩出，而官員的職位有限，怎麼辦呢？選拔出來的人才，先到翰林院去學習和實習一段時間，或者到國子監去呆一段時間，等朝廷出現了官員空缺，再把這個人才從翰林院調出委以實際官職。
太學是漢朝的最高學府，也是漢朝高層次人才的培養基地和儲備庫。為了培養人才和儲備一批官員的後備人才，武帝劉徹建立了太學。太學不僅作為最高學府，培養五經博士，講解《易經》、《詩經》、《尚書》、《禮記》、《公羊傳》、《谷梁傳》、《左傳》、《周官》、《爾雅》等，學習和宣講朝廷的統治思想和治國理念。此外，太學也是武帝時代官員的培養和儲備機構。漢朝的人才選拔制度是薦舉制。經過各級官府薦舉到中央的人才，先到太學學習一段時間。之後經考試，成績甲等的進入皇宮充作“郎”官，跟隨皇帝和大臣學習政府政務管理；成績乙等的，進入各級地方政府充作“吏”，跟隨各級地方官學習地方政務的管理。如果“郎”和“吏”在實習期間表現良好，就可以進入到帝國官員行列，成為正式的官員。
自漢以後，太學一直是朝廷重要的人才培養機構。到了唐朝，則設立了國子監，作為國家的最高人才培養和儲備機構。國子監的學生在入學後，學習一段時間後考試，通過的學生則國子監向禮部推薦參加科舉考試，正式進入官員的行列。如果學業不佳而多年不堪薦送，或薦送後連年落第，則要被學校解退、除名。到了玄宗年間，由於參加科舉考試的生員人數大增，玄宗李隆基下詔要求天下的舉人全部得進入國子監學習一段時間，才能參加科舉考試。這一做法不僅延緩了大量生員直接湧入到政府機構的壓力，而且也通過國子監的教育和培訓提高了政府官員的素質。
北宋初年，僅設有國子監，學生名額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員的子弟。隨著宋朝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大量人才開始湧入到朝廷中來。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開始以東京開封錫慶院興辦太學，招收內舍生兩百人。仁宗的這個做法，為宋朝的人才培養和選拔制度奠定了基礎。此後，宋朝的人才選拔，兼顧從太學和從科舉，既儲備了大量的人才，又通過培訓提高了官員的素質。
翰林院初設于唐玄宗年間。玄宗李隆基選拔了一批擅長文辭的官員為自己起草詔書，這些官員供職的機構就叫做翰林院。到了明朝，翰林院逐漸成了皇朝儲備和培養人才的主要機構。明代，“翰林之盛，前代絕無也”。按品秩，翰林院不過是一個五品衙門，尚不如一個地方的府級單位，但因其政治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絕不是其他同品級部門所能比肩的，尤其在人才培養和儲備方面的特殊功能，反映了明代政府對政治人才特別是高層政治人才培植的高度重視和用心經營。翰林院既是明代通過科舉考試彙集優秀人才之所在，又是明代高層政治人物的輸出基地。《明史·職官志》記載，“通計明一代宰輔一百七十餘人，由翰林者十九。”這就無怪人們把翰林院視為“儲相之所”。
明代科舉進士分為三等，一等直接進入翰林院，二等為翰林院庶起士，取得翰林院的預備資格，三等則委以地方基層官吏或其他職務。可見，能夠直接進入翰林院的，僅科舉進士名列前茅者，這一批人才，朝廷高度重視，精心培植。翰林院既處理政事，同時更鍛煉能力、增長見識。譬如，以皇帝名義頒發的各種誥敕本應由閣臣起草，但實際上多由翰林代筆，這有助於翰林熟悉政務、豐富閱歷；編寫明代歷朝實錄一般由閣臣領銜，翰林實際編修，翰林由此加深對前朝政典故事的瞭解；而在經筵侍講中，翰林既熟悉了朝廷儀制和國家要政，同時由於經筵講讀而形成的亦君臣亦師生的關係，成為翰林官在院期間或日後為官主政時對皇帝施加影響的重要條件。此外，翰林有著更多的親近鴻儒、接近權要的機會，又能飽覽史料邸報，參加某些重要會議，便於深入而又具體的研習政局時事。這都使得翰林學士不斷積累政治學識和經驗，為日後準備了較好的政治素養。錢穆先生在其名著《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就頗為贊*代翰林院的儲才功能，認為明代進士在翰林院期間，一面讀書修學，一面獲取政治知識，靜待政府的大用，翰林院成為一個儲才養望之所。明代許多大學問家、大政治家都是翰林出身，他們並不是只懂八股文章，而多是朝廷著意培植且負有清望的人才。
人才是組織保持生命力和戰鬥力的主要資源。組織要想獲得適應組織發展的人才，不僅需要嚴格人才的選拔，還必須注意人才的培養和儲備。組織內部人才的培養，不僅是技能上的培養，更重要的是適應組織特徵的人才培養。例如翰林學士在通過科舉考試之後，經過在翰林院的政務實習，真正瞭解皇朝的運作過程和步驟，熟悉皇朝政務的運作模式。現代組織的外部條件與皇朝的外部條件有著重大的差異，但道不同理同，將人才的儲備與人才的培養結合在一起，無疑是最有效的方式。
三、自滿與成功俱來的領導者
盛世君主能夠帶領皇朝邁向生命巔峰，是所有君主中最自負、最高傲的君主。如何處理這種條件下君主與臣下的關係，比較微妙。乾隆年間，阿桂由兵部尚書調進軍機處，進入到了皇帝的最高決策圈子。阿桂出身於軍隊，帶有了軍人的那種直爽，基本上是言無不盡，經常向乾隆提出坦率的建議。但是，乾隆對他卻有申飭，雖然採納了他的建議，但總是從中找出一些無足輕重的瑕疵，來反駁阿桂。阿桂對此很苦惱。大學士紀昀也同在軍機處當差，發現了這種情況。有一次，阿桂又受到乾隆的申飭，紀昀立即把阿桂叫到一邊，問他，當今皇上是否英明之主？阿桂說乾隆確實是一個英明的君主，甚至比康熙和雍正都英明。紀昀隨即問阿桂，既然主上是英明之主，你的建議如果比主上還英明，那麼你不就是僭越嗎？你表現得比皇帝還英明，以皇帝那種高傲的性格，又怎能不找回面子，故意挑毛病，申飭你呢？阿桂聽後恍然大悟，此後再向乾隆提建議時，總是留出讓乾隆修改的餘地，以表現出皇帝是最英明的君主。這個故事很能說明問題。盛世君主生長在富貴之中，從小就面對臣下的恭維，而盛世的大臣一般都是通過科舉進入官員行列，沒有顯赫的戰功獲得皇帝的尊重。一旦皇帝的這種高傲開始膨脹，又沒有大臣能夠勸諫，盛世的良好局面也就到頭了。
一般而言，盛世階段的君臣關係在兩個極端之間擺動：一端是君臣關係良好，君主充分信任臣下，臣下對君主能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端是君臣關係惡劣，君主所寵信的大臣大多是阿諛奉承、不學無術，而他們則利用君主的昏聵，大搞*，為自己謀取利益，置皇朝的前途和未來於不顧。前面所講的漢武帝、唐玄宗、乾隆皇帝等盛世君主在用人和納諫上前後態度的變化，足以說明盛世階段君臣關係的這兩個極端。
明朝的盛世並沒有像漢朝、唐朝和清朝那樣明顯，但在仁宗和宣宗年間也步入了一個繁榮階段。明宣宗朱瞻基算得上是有明一代的盛世君主。朱瞻基整頓吏治，重用富有經驗的老臣的同時，還提拔了一些正直有才幹的新進，特別是嚴懲了一批貪官污吏。他首先對都察院進行了一次大換血。都察院的禦史本是朝廷的耳目，職責是監督不法官吏。如果都禦史帶頭不法，禦史可能效尤。禦史奉命巡查四方，地方的官員再去效法他們，導致整個官僚體系的腐化。所以，朱瞻基首先拿都察院開刀，把貪贓受賄、生活腐化的左都禦史劉觀貶官，流放到遼北戍邊，永不敘用。同時起用剛正不阿，公正廉明的通政使顧佐為左都禦史。朱瞻基還把都察院的原有官員全部調出，稍有劣跡的都發配邊地。
與臣下搞好關係並不是非得與臣下和光同塵，而是要重用清正剛廉的能臣良吏，罷黜腐朽無能的官員，形成一個清正剛廉的統治集體。朱瞻基在這一點上，頗有作為。除了重用顧佐為左都禦史外，他還把又懶又貪、碌碌無為的尚書陳山和才疏學淺的內閣大學士張瑛都貶官革職，從而使朝廷風氣為之一新。但是，朱瞻基在後宮任用宦官，則是一大敗筆。宣德元年，朱瞻基就在內府設置教習內官監的內書堂，大學士陳山負責教授。這是有明一代宦官干政的開端。宣宗酷愛蟋蟀（就是促織），經常派遣宦官到各地去搜羅上好的蟋蟀。宣宗覺得北京的蟋蟀不好，而蘇州的蟋蟀最好，就派宦官到蘇州採辦蟋蟀一千隻，不僅弄得當地百姓雞犬不寧，而且開了宦官干政的惡習。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的名篇《促織》就是描寫宣宗派宦官四出採辦蟋蟀導致的悲劇。在宣宗朝，宦官尚未形成專權的局面，但是到了宣宗兒子英宗朱祁鎮時，宦官王振專權，以致英宗土木堡被蒙古俘虜，這是大明帝國開始衰落的起點。
第四節 盛世制度：集權與分權的博弈
皇朝發展到盛世階段，其制度結構已經基本穩定。但是，由於盛世階段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的變化，制度結構也發生有一些改變。首先是君權與相權之間關係的變化。在盛世階段，君權都會得到加強；但是，同時也出現了權臣專權的現象。其次，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配置發生變化。一般的趨勢是中央相對于地方加強了權力，地方的權力被逐步削減。與此同時，地方割據勢力也在逐漸坐大。第三，隨著盛世的到來，對官員的監督監察制度變得更加嚴密，官員的一舉一動都逃不過朝廷的耳目。與此同時，卻又湧現了大批貪污腐化的官員和奸臣。這些現象都發生在皇朝的盛世階段，如何來理解這種矛盾的現象？
一、君權與相權：強權領導與強勢部屬
君權與相權的鬥爭一直是皇朝權力鬥爭的核心內容。在創業階段和守成階段，相權相對比較大，君權自覺不自覺、情願不情願地受到相權的約束。隨著皇朝進入盛世階段，君主的權力也隨之擴大，相權相對受到壓制。這有兩個原因：一是皇帝方面，作為盛世英主，秉承父祖的基業，皇帝極想做出一番豐功偉績，成就一番大事業，而相權卻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皇帝，盛世皇帝試圖改變這一局面；另一方面，盛世階段的官員大多是通過科舉或薦舉進入到朝廷決策層的，他們沒有前輩們的赫赫戰功，也缺乏有效約束君主的威望和勢力，這就給皇帝擴大權力提供了可能。如此君權勢必得到擴大，而相權則必然受到壓縮。
漢武帝即位之後，為擴大皇帝的權力，採取了加強中宮權力、排擠朝廷官員權力的謀略。漢武帝位列有作為的帝王，在政治體制上開設內、外朝，形成兩個官僚系統：一個是由大將軍、尚書等組成的內朝或內廷，是決策機關；一個是以丞相為首的外朝，是政務機關。漢武帝的內朝機構，實際上是皇帝的秘書處，是皇帝的私人機構。皇帝就依靠內朝的力量來抗衡外朝以丞相為首的官員勢力。內、外朝體制形成的根源在於漢初政治制度內在的矛盾，換言之，它是君權與相權鬥爭的產物。漢初承襲秦制，以丞相輔佐皇帝，丞相權勢之大，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種形勢在漢武帝即位之初，仍然沒有什麼改變。他即位不久的丞相田蚡，掌握任免大小官吏的大權，可謂權傾朝野。漢武帝對此十分不滿。一日，田蚡入宮奏事，武帝問他：你準備任用的官員都提完了嗎？我也打算用幾個人呢！（“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僅這一語就表明了武帝不滿丞相權柄之重。由此，漢武帝決心建立內朝，削弱相權。武帝通過賢良對策等方式，集中了一批有才幹的近侍之臣。他們由庶僚加銜侍中、諸曹、諸吏、給事中，從而成為入侍武帝的內臣。他們名為侍從之臣，實際參與謀議，這些內朝官員的秩爵並不顯要，但是身份特殊，他們不僅參與軍國大事的謀議，有時奉命與公卿大臣論辯，以致面折廷爭而詘大臣。這種做法就是用小官管大事，而這些小官又易於控制，從而收到以卑制尊、以輕馭重、以內禦外、尊君抑臣的目的。內朝預政是朝廷政治體制的重大改革，它加強了君權對國家各方面的控制。
自從明朝太祖朱元璋廢掉宰相之後，就一直沒有再設相位。清承明制，也沒有設立宰相的職位。但是，從康熙直到雍正年間，內閣權力一直比較大，皇帝的明發詔書都必須經過內閣發出，才有效力。後來，康熙帝為了加強皇帝的權力，大大抬高了作為皇帝秘書處的南書房的職權，以取代內閣。到了乾隆年間，君權進一步擴大，軍機處成為皇朝權力的中樞機關。軍機處的設立是清代中樞機構的重大變革，標誌著清代君權發展到了頂點。軍機處成立于雍正七年(1729年)，初名“軍機房”，不久改稱“辦理軍機處”，乾隆以後省去“辦理”二字，遂簡稱為“軍機處”了。軍機處本為辦理軍機事務而設，但因它便於發揮君主的專制*，所以一經出現，便被皇帝抓往不放，不但常設不廢，而且其職權愈來愈擴大。軍機處的職官有軍機大臣，俗稱“大軍機”，有軍機章京，俗稱“小軍機”。軍機大臣由皇帝從滿、漢大學士、尚書、侍郎等官員內特選，有些也由軍機章京升任。軍機大臣之任命，其名目為“軍機處行走”，或“軍機大臣上行走”。所謂“行走者”，即入值辦事之意。軍機處成立後，議政王大臣會議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廢止了，內閣變成只是辦理例行事務的機構，一切機密大政均歸於軍機處辦理。軍機處總攬軍、政大權二端，成為最高國家機關。軍機大臣無日不被召見，無日不承命辦事，出沒於宮廷之間。皇帝行動所到的地方，軍機大巨也無不隨從在側。但軍機處完全置於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於皇帝的私人秘書處。軍機處在權力上是執政的最高國家機關，而在形式上始終處於臨時機構的地位，不是朝廷的正式機構。軍機處辦公的地方不稱衙署，僅稱“值房”。軍機大臣的值房稱為“軍機堂”，初僅板屋數間，後來才改建瓦屋。軍機章京的值房，最初僅屋一間半、後來才有屋五間。軍機處也無專官，軍機大臣、軍機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職，皇帝可以隨時令其離開軍機處，回本衙門。軍機大臣既無品級，也無俸祿。軍機大臣之任命，並無制度上的規定可供遵循，完全出於皇帝的自由意志。軍機大臣的職責也沒有制度上的規定，一切都是皇帝臨時交辦的，所以軍機大臣只是承旨辦事而已。“只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這都說明軍機處是皇帝集權的最好的工具。
但是，在盛世階段，君權加強的同時，卻又容易出現權臣。此時的權臣不是皇朝末年的權臣。他們都受到皇帝的寵信，通過各種手段獲得大權，利用這些大權為自己謀利益，完全不把皇朝的前途放在心上。他們的權力不完全是由制度規定的，大多是來自皇帝的授意和指使。出現這種權臣的原因，並不是由於皇帝的弱小和皇權的式微，恰恰相反，他們的出現正是皇權無限擴大的結果。隨著皇權的擴大和不受約束，皇帝日益集中了朝廷的所有權力。但皇帝畢竟只是一個人，無法處理如此多的政務。怎麼辦呢？皇帝就會找出自己絕對信任的朝臣，作自己的首席秘書，越過政府直接為自己服務。而這個首席秘書，由於一般不通過政府的正式機構為皇帝服務，也就不受政府一般法規的制約。這就導致了這個首席秘書權力的無限擴大，最終形成了集權皇帝下的權臣。皇帝本來就是皇朝的代表，是皇朝的所有者，他又通過各種手段將皇朝的管理權也抓在自己手中，皇帝成為沒有約束的最高權力所有者。如果這時的皇帝是英明的君主，那麼這可能會提高皇朝的效率；但是，一旦這個皇帝腐化了，那麼整個皇朝就無可救藥了。而權臣的出現，只不過是君權擴大的直接後果。皇朝的決策權和行政權以及監督、監察權全部掌握在以皇帝為首的少數幾個人手中，導致的必然後果就是權力制衡原則被破壞，權力沒有了制衡，組織的運行就開始出現紊亂，皇朝盛世就該結束了。
我們來看一看乾隆盛世期間的大貪官和大權臣和珅是如何獲得乾隆的寵信，並成為有清一代的大權臣的。和珅是滿洲正紅旗人，姓鈕祜祿氏，家世低微。他自己是文秀才出身，稍通文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充當三等侍衛，似乎難有出人頭地之日。沒想到他的堂堂儀錶幫了大忙，乾隆四十年（1775年），皇帝在檢閱侍衛時發現了他。和珅時來運轉，不久升任御前侍衛和副都統。這只是他一連串好運的開端，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他接連升為戶部侍郎兼軍機大臣，兼內務府大臣，兼步軍統領，兼北京崇文門稅務監督。也就是說，他一人兼管財政、京畿軍事防衛，並擔任實際上的宰相。乾隆帝甚至不顧名份的低微，送給和珅小小的崇文門稅務監督這一肥缺，可見寵信的程度。四年後，他從戶部侍郎升為尚書，即由副部長升為部長，副都統改為都統，內務府大臣之上加銜領侍衛內大臣，軍機大臣之上加議政大臣、御前大臣，兼理藩院尚書，兼四庫全書館正總裁，取得了皇帝之下獨一無二的最高權力和最高威望。乾隆帝並且把和孝公主許配給和珅之子，君臣兩人結成兒女親家。
這種寵信逾越了常規，也打破了朝廷行政體制的平衡。本來，皇帝是最高統治者，首席軍機大臣負責向皇帝傳達群臣的意見，君臣通過進諫和納諫相互制約，朝政因此較為清明。但和珅堵死了這條上下交流的通道，他勾結太監，瞭解皇帝的喜怒好惡，把皇帝伺候得十分周到，乾隆聽不到任何不同的意見，和珅得到的則是僅遜于皇帝的權力和財富，任何不利於他或他的黨羽的消息都傳不到皇帝的耳朵裡，就是偶爾傳到和珅也有辦法消滅證據。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內閣學士尹壯圖彈劾各省大員私挪庫存銀兩，導致庫存銀兩不足。乾隆大怒，派尹壯圖到地方核查，和珅建議派戶部侍郎慶成同往，郎慶成名義上是協同訪查，實際上處處掣肘，每到一地，負責拖住尹壯圖，讓那些官員趕緊借錢填補虧空，結果尹壯圖毫無所獲，反而因為誣賴大臣丟了官。
乾隆對和珅的寵信沒有止境，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軍機大臣阿桂剛在攻打回民起義的戰鬥中得了勝利，皇帝卻讓無功有過的和珅再兼兵部尚書頭銜，外加管理戶部三庫，這如同讓狼看守羊群。兩年後，戰事徹底平定，和珅受封為一等男爵，交出兵部尚書銜，任戶部、吏部兩尚書，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由協辦大學士升為文華殿大學士，當戶部的管部大臣，有權管理戶部所有長官；五十三年（1789）晉升為三等伯爵；五十六年（1792）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嘉慶二年（1797），乾隆帝身為太上皇，仍不忘下旨，和珅改任刑部管部大臣，兼戶部管部大臣，嘉慶三年（1798）晉升為公爵。乾隆帝退居幕後，和珅專權更甚，嘉慶帝有什麼事反而要托和珅轉告父親。嘉慶四年（1799年），大清的太上皇乾隆壽終正寢，歷史上最大的貪官——和珅的官運和生命也走到了盡頭。
嘉慶雖然扳倒了和珅，但是，和珅給清朝帶來的危害遠沒有消除。乾隆創造了大清帝國的盛世，但也是大清帝國沒落的開端。在這個大權在握的皇帝身邊出現了一個同樣手握大權的權臣。和珅沒有政府首腦的名義，但卻擁有宰相的權力；宰相的權力終究還要受到皇朝體制的約束，而和珅這個“宰相”卻絲毫不受體制的約束，他所受的約束僅僅是如何矇騙乾隆皇帝。沒有正式名份，而掌握大權，是為權臣，和珅就是乾隆時期的權臣。
二、中央與地方：總部集權與區域勢力坐大
歷史上的各個皇朝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上，都有各自的特點。但總的歷史趨勢是逐步的中央集權。由封建制到郡縣制，由地方權力比較大的郡縣制，到地方權力比較小的郡縣制。秦漢郡縣的長官叫郡守和縣令，不僅職位比較高，實際權力也比較大。例如，在秦漢，郡守的職位是兩千石，與中央九卿的職位相同。到了後來，地方長官的職位和實權都在下降。宋朝府縣長官，不再是某某守，而是變成知府、知縣，其意思是府縣長官是中央政府派下去知某府事、知某縣事的，完全蛻變為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
一個皇朝發展到盛世階段，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分配會發生什麼變化呢？皇朝歷史顯示，此時將出現兩種矛盾的現象：一是中央政府在盛世君主的領導下，加強了對地方政府的控制，地方政府的權力空間萎縮；二是在中央政府加強控制的同時，地方勢力也在膨脹。但是，這種膨脹並不是恢復到原來的制度權位，而是一種背後的、私下的膨脹，是脫離制度化軌道的膨脹。這種膨脹的最後結果就是陽奉陰違，甚至造成地方割據。而由這種非制度性膨脹所致的地方勢力割據，其危害性更大，破壞性更強，對皇朝的影響也更大。
盛世階段，因為地方勢力膨脹而深受其害的典型事例是唐玄宗李隆基年間的安史之亂。唐玄宗在位時，為了加強邊境的防禦，在重要的邊境地區設立了十個軍鎮（也叫做藩鎮），軍鎮的長官叫節度使。節度使帶領軍隊，還兼管行政和財政，權力很大，地位很重要。按照當時的慣例，節度使立了功，就可能被調到朝廷當宰相。而在邊境將領中有一些胡族人。宰相李林甫認為胡人文化低，不應被調到朝廷當宰相，也避免影響了自己的宰相地位，就在唐玄宗面前竭力主張重用胡人，理由是胡人善戰，而且跟朝官沒聯繫，靠得住。安祿山通過各種手段騙取了唐玄宗和李林甫的信任，除了范陽、平盧兩鎮外，又兼了河東節度使，控制了北方邊境的大部地區。他秘密擴充兵力，提拔了史思明、蔡希德等一批猛將，任用漢族士人高尚、嚴莊幫他出謀劃策；又從邊境各族的降兵中挑選了八千名壯士，組成一支精兵，囤積糧草，磨礪武器，準備叛亂。天寶十四年（西元755年），安祿山帶領十五萬大兵，起兵反唐，這就是安史之亂。安史之亂後，唐朝的盛世就結束了，從此開始漫長的衰亡期，直至最後被叛將朱溫所滅。
君權與相權、地方與中央，在盛世階段表現出一種兩面性：一方面是君權和中央集權的加強，而另一方面則是權臣和地方勢力的惡性膨脹。從管理學的角度看，實際上是君權和相權、地方和中央之間的關係失卻了規範。私下膨脹的權力超出了制度安排的框架而不受約束，其危害最大。現代組織也會出現董事會和經理層、總公司和分公司的權力安排的變化。在權力分配變化的過程中，如何控制權力的私下膨脹，將權力納入規範的制度框架中活動，這才是組織最需要關心、最值得注意、最直接、最現實的方面。
三、監督與監察：嚴密控制與管理層腐化
對官員的監督和監察，是保證權力不腐化的重要制度安排。創業階段，創業集團對官員的監督和監察比較簡單，這與當時激烈的戰爭環境相適應。隨著皇朝的穩定和逐步成長，官員數量也隨之擴展，官員通過權力帶來的利益越來越大，因此對官員的監督和監察制度也隨之建立和完善。到了皇朝的盛世階段，經濟發展進入繁榮時期，社會也處於穩定階段，此時官員手中掌握權力的能量以及可能帶來的利益也最大，因此，對官員的監督和監察制度也應該更加嚴密。但是，通過歷史我們卻發現，在盛世階段，雖然對官員的監督和監察最嚴密、嚴厲，但官員的貪污和腐化也最嚴重。
皇朝盛世階段，對官員的監督和監察的嚴密化同君權和中央集權的發展同步。以漢武帝為例，為了加強皇帝對官員的控制，武帝用派禦史的方式對地方的豪強、官吏進行監督。武帝將全國分成了十三個監察區，每個區叫做部，每部派出一名刺史，中央區的刺史叫做司隸校尉，其他十二個州叫刺史。刺史在六個方面對地方進行監督，即“以六條問事”：一是豪強占田超過了限制數量，而且恃強淩弱；二是郡守不遵守詔書、法令，欺壓百姓，橫行地方，貪污*；三是郡守審判案件不體恤百姓，草菅人命，隨意賞罰，被百姓所嫉恨；四是選拔任命官吏不公平，排斥賢能之人，任用小人做官；五是郡守的子弟們仗勢欺人，郡守也為子弟向下屬求情，使下屬枉法辦事；六是郡守不忠於皇帝，而是和地方的豪強們勾結，搞權錢交易，損害國家利益。刺史的作用主要是為了防止郡守和地方的豪強們相互勾結、對抗中央，避免犯上作亂。元狩五年（前118年）漢武帝又設置了丞相司直一職。丞相司直秩比二千石，職責是協助丞相糾察不法官員。丞相司直的監察對象非常廣泛，上從皇帝貴戚近臣，下到地方的郡縣官員。其日常工作就是審閱經過丞相府的各種檔，發現問題進行彈劾。司隸校尉也是漢武帝時新設置的監察官。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設置司隸校尉，監察京師百官和三輔（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河（河東、河內、河南）及弘農七郡的官員。
禦史中丞、司隸校尉、丞相司直是武帝時期建立起來的三大監察系統。這三大監察系統互相監督，大大加強了皇帝對中央百官和地方官員的控制，從而保證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和皇帝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明朝是對官員的監督和監察最嚴密的朝代。到明朝中葉，大概相當於明王朝的盛世階段，明朝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兩套監察體系，在每套監察體系內，又都形成了雙軌監察，形成監察系統的相互制約和相互監督。在中央政府，最重要的監察機構是都察院。都察院設監察禦史，按全國十三布政使司分為十三道禦史，各道禦史分省巡查官員。同時將中央各部門分別劃歸於十三道之下，由各道禦史負責對中央官員進行監督監察。禦史秩卑而權重，足以威震百官。為了保證充分的監察效力，明代賦予禦史很大的獨立性。禦史雖然在行政系統上隸屬都察院，但禦史在行使監察職權時，不受都察院的控制，直接向皇帝本人負責。在中央政府，六科是另一套監察體系。所謂六科，即按照吏部、禮部、戶部、工部、兵部、刑部六部分科，監察六部官員。六科可以對六部官員的違法行為進行糾彈。六科原則上對口監察六部。與禦史的獨立性類似，六科給事中遇到事情可以單獨上奏，無需請示都給事中，並且六科給事中也可以彈劾自己的上司都給事中。
都察院十三道禦史分道出京，巡察地方官員，稱為巡按禦史。巡按禦史只是一個七品小官，相當於知縣的品級，但位卑而權重，監察對象都是地方上布政使、按察使等二、三品官員。巡按出巡稱為“行部”或者“按部”，“代天子巡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地方監察體系中的另一系統就是按察使。按察使司與禦史同稱“風憲官”。在省級地方“三司”中，按察司是專門負責監察的機構。按察司作為地方監察機關，與巡按禦史相互制衡，相互監督，形成了地方上監察體系中的雙軌制。
這些在盛世階段產生的監察制度，確實對控制官員的*行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即使在這種嚴密的控制之下，官員的*行為仍屢禁不止，更有甚者，一個皇朝的腐化最嚴重的官員大多出現在盛世階段。唐玄宗時，安祿山起兵反唐的口號就是清除楊國忠這個睡在皇帝身邊的大貪官。清朝乾隆年間的大貪官和珅，也是如此，不僅是巨貪，而且陷害忠良。一面是更加嚴格的監督和監察制度，一面是貪官、奸臣層出不窮。這些現象都出現在盛世皇朝，不能不令現代管理者沉思、回味。
個中原因，一如上面所談，就是權力的私下膨脹，越出了制度的監控範圍。而權力私下膨脹的罪魁禍首，還是盛世的君主。盛世君主自己掌握了巨大的權力，但是卻不讓大臣和地方依照制度掌握權力，這樣，君主的權力就沒有了約束，而沒有約束的權力則是*的源泉。
因此，對於現代組織來說，隨著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如何有效地控制各種形式的權力膨脹，就成為盛世階段組織制度建設的重中之重。
第五節 主體文化與和諧社會
我們知道，組織的文化政策是組織運行的軟環境，文化建設對於組織而言，不僅提供了協調成員行為的潤滑劑，而且也是激發組織成員潛力的酵母。組織具體實行什麼樣的文化政策，需要看其時的外部條件和組織的具體情況。盛世階段的組織處於最繁榮的時期，組織的規模也隨之擴大，因此，統一組織的指導思想是為首要。但是，這種一統的文化政策，本質是一種封閉的系統，它排斥與組織主流文化不符的思想，較容易造成文化僵化，最終壓制了組織的活力。文化控制，可以通過統一組織的指導思想，進而統一成員的行為，這是其優點；但是，控制文化的多元發展，則會窒息組織的活力，這是其缺點。文化開放，可以促進組織成員的多元思維，為組織提供發展的活力和動力，這是其優點；但是，開放的文化政策，則會引發多元思想對組織指導思想的衝擊，造成思想上的混亂，加大了協調成員行為的成本，這是其缺點。因此，對於盛世階段的組織而言，文化政策需要根據組織的具體環境，在控制與開放之間獲致平衡，既不要過於嚴格控制，以保持組織的文化活力；又不要過於放任，以保證組織思想上的統一。
皇朝發展到盛世階段，其文化建設也在發生著變化。繁榮期皇朝的文化內核開始改變穩定期的一些特徵，主體文化開始形成，並成為整個皇朝的指導思想。在中國歷史上，這一主導思想一般表現為儒家思想的大一統；但是在不同的朝代，其表現形式則大有差異。文化內核上的大一統，以及皇朝制度的完備和皇朝物質基礎的繁榮，外化在社會生活上，是“和光同塵”式的和諧社會的出現，也表現為文治和文化生活的繁榮。
一、文化內核的重構：主體文化的形成
在皇朝的成長階段，對普通百姓實行懷柔政策，對官僚集團實行嚴猛政策。這兩種政策的思想基礎是黃老的無為而治思想和法家思想。隨著繁榮期的到來，這兩種思想逐漸融合，形成皇朝的主體文化思想。在中國歷史上，這一主體思想主要還是以儒家為代表的仁孝治天下的思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歷史上皇朝盛世階段思想統一的典型代表。漢初，處於穩定和成長階段的漢王朝奉行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思想，對恢復和發展生產、安定社會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無為而治”思想統治之下，農業生產雖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因政府對農民控制得較松，許多農民為逃避賦稅而脫離戶籍，稱為“亡人”。政府對部分農民失去控制，這當然不利於中央集權的加強。在統治階級內部，雖然代表地方割據勢力的異姓王早已被消滅，同姓諸侯王的勢力也已從根本上削弱，但仍有一些皇室貴族、官僚和豪強地主、大商人的勢力逐漸膨脹，顯然是對中央集權的潛在威脅。在西漢前期妥協退讓政策下，匈奴勢力一天天擴大，肆意寇邊搶掠，直接關係西漢政權的生死存亡。武帝劉徹認為需要從治國思想上解套，而且把儒家思想看成是解決以上種種挑戰與問題的有利武器。
武帝劉徹剛被立為太子時，就深受儒學影響。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身歷四朝的竇太皇太后死了。武帝年已二十二歲，王太后寵愛兒子，不干預政事，漢武帝有了獨立處理國家大事的權力。並且採納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董仲舒宣稱：帝王受命於“天”，是秉承“天意”統治天下的，因此稱為“天子”。按照這個說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絕對的統治權威，這是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從天人關係出發，又根據“陽尊陰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綱”、“五常”的倫理學。董仲舒建議統一學術，統一思想，直截了當地提出了“大一統”的政治思想。漢武帝聽了“天人三策”，大為興奮，於是從其所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論改變了漢初統治的指導思想，由以前的崇尚黃老無為政治，改為崇尚儒學的禮樂文章，開啟了漢代燦爛文治的先河；砥礪了漢代士子好學尚文的一代風尚。國家以儒學選士，士子以儒行勵操，於是形成尊儒好學的風氣；歲貢賢能，形成定制，並以考績官吏。
在中國歷史上，儒家文化一直佔據著主導性的地位。但是，這個主導地位的確定，卻不是在皇朝開端。儒家文化作為指導思想，需要一定的條件。創業階段，創業集團主要還是如何打敗競爭對手，因此其指導思想顯得雜亂無章，哪一種思想能夠保證組織的生存和發展，就以哪一種思想作為指導思想；而到了穩定階段，百廢待興，如何保證皇朝的穩定成長，如何保證皇朝生產力的恢復和發展，成為確定指導思想的標準。盛世階段，儒家思想的仁、義、禮、智、信，開始為統治集團所認同，成為規範社會成員行為的主導性思想。
乾隆皇帝即位後，一改其父雍正皇帝的嚴猛政策，將儒家的仁治思想發揚光大，認為“朕意當今之政，莫若謹守皇考十三年以來之整理，而向日一一奉行不善，過於苛細者，漸次緩改，則吏治民安”（《乾隆實錄，卷十四》），即認為雍正朝的政策很嚴格，現在對於那些過於嚴格、苛細的政策，需要慢慢改變，以寬仁為政。他還反復告誡群臣，“朕主於寬，而諸王大臣嚴明振作以輔朕之寬，夫然後政合事理，卑朕可以常用其寬，而收寬之效，此則諸臣贊助之功也”。從歷史上概括，乾隆初年寬仁政治的基本特點，還是繼承了儒家的思想，緩和緊張的政治空氣，撫恤百姓，與民休息，團結官僚。雍正時期，對各級官僚的高壓政策，政治空氣過嚴過緊。乾隆即位之後，從“寬則得眾”、“君臣相得則治”這一儒家政治思想出發，立即採取措施，緩和矛盾，力圖重新建立融洽和諧的政治關係。
二、和諧是開放和寬容的同義語
皇朝盛世，文化上儒家思想的指導地位的確定，反映在社會生活上，則是“和光同塵”式的和諧社會。創業階段的戎馬倥傯、成長階段的嚴猛為政，過渡為繁榮時期的和諧社會。
繁榮期和諧社會的形成，有很多原因，需要解放了的生產力，需要雄厚的物質基礎，需要安定的社會；但是，就其根本，還在於文化內核中儒家為主導的政治指導思想。儒家的政治思想在統治集團看來，提供了君臣父子安于政治現狀的理論基礎；在廣大百姓看來，則提供了民為邦本、以民為貴的和諧統治政策。
乾隆從儒家的政治觀念出發，即位之後採取措施來緩和統治集團內部的各種矛盾，重新調整各種社會關係。對雍正時期因為侵貪挪用朝廷錢糧的官員，若家產盡絕，力不能完者，概與豁免，不許株連親族。雍正十三年，乾隆剛登基就一次寬免了六十九人。此後，又將歷年虧空案中，“其情罪有一線可寬者，悉與寬免，即已入官之房產未曾變價者，亦令該衙門查奏給還”。從乾隆二年春開始，在京大小文員俸銀加一倍賞給，如遇罰俸事件，止罰正俸，加俸照常支付。從儒家倫理出發，乾隆禁止了對大臣的刑辱。雍正十三年令“嗣後三品以上大員身罹罪譴，即奉旨革職拿問者，法司亦不得遽加三木。如有不得不夾迅者，亦必請旨，將此永著為例”（《乾隆實錄》卷七）。
乾隆在儒家思想的指導下，還在社會政策上大力採取與民休息的措施。乾隆即位後，要求官吏不得擾民，為政平靜自然。乾隆元年正月，特降諭旨，宣傳這一主張：“為治之道，在於休養生息，而民之所以休養，在乎去其累民者，使其心寬自得，以各謀其生，各安其業，而後富足可期”。其他的一系列惠民政策還包括：嚴禁匿災，嚴禁諱盜，實行蠲免，裁減稅收等。除上述幾個方面，乾隆還廢除契紙契根法，停止營田水利和井田，開放礦禁，從多方面減輕百姓負擔，放寬對百姓從事生產的限制，為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政策環境。
我們再來看大唐盛世的文化生活，更表現出萬邦和諧的氣象。在儒家主體文化下，唐玄宗李隆基對外來文化持開放和寬容態度。其時，跨越國界的貿易遠遠超過了漢朝的盛況，與周邊和遠方國家的文化交流也躍上了新的高度，對外來文明異乎尋常的歡迎與接納。唐文化特別是盛唐文化的繁榮昌盛，仰賴於一種積極的文化政策——立足於我、夷為我用。《劍橋中國史》指出：“與20世紀前中國歷史上任何其他時代相比（除了20世紀），初唐和中唐時的中國人自信心最強，最願意接受不同的新鮮事物。或許是因為來自異邦的世界性宗教使中國同波斯以東的所有其他亞洲國家建立了聯繫，或許是因為當時很多士族豪門為胡人後裔，或許是因為中國有強大的軍事力量鎮守絲綢之路，保證了商旅暢通無阻……總之，這個時期的中國人非常願意向世界敞開自己，希望得到其他國家優秀的東西。” 這種對外來文化兼收並蓄、為我所用的胸襟與氣度，是唐朝有別於其他朝代的高明之處。正如魯迅所說：“那時我們的祖先們，對於自己的文化抱有極堅強的把握，決不輕易動搖他們的自信力；同時對於別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與極精嚴的抉擇，決不輕易地崇拜或輕易地唾棄”；“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決不介懷”。
三、再定位後的文化管理
盛世不僅表現為物質生產上的極大豐富和強大武功，還表現為文化傳播和品牌經營，尋求知名度和美譽度。
中國歷史上的皇朝盛世，從維護皇朝的文化形象出發，從組織文化廣為傳播出發，無不重視本朝的文化網路建設。這首先體現在皇朝教育和官學的興盛。漢武帝創辦太學，其重要目的就在於將皇朝的主體文化，即儒家思想通過多種途徑廣為傳播。五經博士的設立，不僅在宣傳上確立了儒家的主導地位，還從各方面保障了儒家思想的深入鑽研和發揚光大。官吏的選拔也開始以是否掌握儒家典籍、是否以儒家的行為規範作為日常生活的行為規範。自隋唐科舉選官開始，科舉制便逐漸演變成以“代聖人立言”，闡發儒家傳統典籍為主。到了明清，更是以儒家的四書五經作為朝廷選拔官吏的主要標準。以科舉為目的的官學系統，主要以講授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為主。這種大規模的教育和宣傳攻勢，使得皇朝的主體文化得以深入人心，成為全體臣民的行為規範。
乾隆時期，皇朝越發重視文治建設，其涉及範圍異常廣泛。先是編纂和整理典籍文獻。乾隆朝以其在編纂、整理典章文獻方面的輝煌成就著稱於世。一是對歷史文獻、典章制度的彙集、編定，在於將主體文化發揚光大，點綴盛世。代表性成果《續通典》、《續通志》、《續文獻通考》等，尤其是編纂《四庫全書》，更是“文治之極隆而儒生之殊榮”，標誌著乾隆時期具有系統整理數千年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趨勢。二是對清朝歷史、制度的編纂與考訂，如《大清統一志》、《滿洲源流考》、《大清會典》等，都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編纂整理當代歷史及典章文獻，既是為了證明自己統治的合法性，也是為了使後代統治者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三是對當時重大歷史事件的記述，如《平定準噶爾方略》、《欽定剿捕臨清逆匪記略》、《欽定平定臺灣記略》等，編纂這類圖書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顯示皇帝的雄才大略，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總結經驗教訓，使後世子孫有效法之榜樣。
儒家思想認為治國要務莫過於得人，欲興文治，更是如此。乾隆中後期為加強文治，將盛世的文化建設推向巔峰，曾屢開恩科，選拔人才，巡幸東南也廣頒典籍，嘉惠士林。而他任用的各級官僚也多以培養人才，扶持後進為己任，像大學士于敏中，是《四庫全書》的最早宣導者之一，不但自己“精研朝章國故，切磋久之，達於實用”，而且重視人才的選用。如此，不僅使得皇朝的主體文化深入人心，客觀上也為後世厚植了文化基礎。
對於現代組織而言，在盛世階段，適應環境的變化，適時調整文化戰略，確立主體文化，推行寬仁文化，提倡感恩文化，創造和諧的內部和外部環境，是為盛世階段組織文化建設的重點。
盛世皇朝是一個令人激情澎湃的年代，是一個經濟發達、社會安定、人文薈萃的時代。盛世皇朝留給我們的印象總是陽光一片，普照大地！君當吟：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是何等的氣邁，怎樣的豪情！孜孜不倦地追求生命的頂峰，就是為了享受鼎盛時期的成功輝煌。
但是，在盛世皇朝繁榮昌盛的底下，卻潛藏著一股為人們所忽視的暗流，這股暗流不斷湧動，最終造成了皇朝盛世的結束。君不聞：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又是如何的使人噤若寒蟬，頓感高處不勝寒啊！咋遠離創業期的困苦，剛告別守成期的艱辛，才享受成功，自滿卻相隨而來。
實現鼎盛、保持鼎盛，是每個經過創業、守成的組織集團的使命，這需要積累，需要實力，同時也需要激情與夢想。而史上皇朝，所展現的又不僅是如此，權變的謀略與平衡的藝術也在要求之中。在達到鼎盛期之前，組織靈活有加，卻缺乏控制；在鼎盛期過後，組織控制有方，但卻變革無術。能長久逗留在規範有序、控制有方，又靈活多變的生命頂峰，將是多麼愜意的事情啊。
但一切是那麼的無奈，面對疾駛的青春年華。因著守成，組織邁向頂峰；頂峰卻有暗流。暗流終結了盛世，也順而開啟了皇朝的第四階段：轉折和改革。
既然進入了漫長的轉折期，既然不變革就難以繼續生存，很值得期待的未來實際又如何呢？我們拭目以待。
第四章
改革與轉折：中興之路
漢武帝以超群的氣魄帶領大漢皇朝登上了繁榮盛世的頂峰，一個強大的大漢帝國出現在東方：統治穩固、國富兵強、開邊拓土、聲名遠揚。但是，成就偉大的同時，隱伏的危機也在蔓延。大規模、長時期的對外戰爭，統治集團豪華奢侈的生活風氣，武帝的好大喜功、四方出巡，所有這些致使“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漢書》）。武帝晚年頒佈“輪台詔”，深悔自己的所作所為給皇朝帶來的災難，並由此開始了轉型。但是 “輪台詔”剛頒佈兩年（西元前87年），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就死去了，留給他只有八歲的兒子劉弗陵的是一個“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統治集團內部紛爭不已，各地民變蜂起的爛攤子。劉弗陵年紀幼小，不能親理朝政，由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輔政，此外還有車騎將軍金日、左將軍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面對武帝留下的爛攤子，如何繼續維持漢朝的統治，就成為了政策的重心。挽救危局，只能進行改革。朝廷不僅在治國方略上爭論不休，各種勢力還展開了激烈的權力爭奪戰。昭帝和霍光針對這種複雜的局面，不僅擺平了各派政治勢力的爭鬥，重新鞏固了中央政權，還調和了兩種治國方略，一舉扭轉了武帝末年以來的皇朝頹勢。昭帝的兒子劉詢是為宣帝。漢宣帝繼續了昭帝和霍光的治國方略，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這些改革重新穩定了漢帝國的統治。史書稱許，昭宣年間“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鹹精其能”。
再看“帝國的正午”——唐代，無論前期是多麼的輝煌，也逃不過治亂興衰的窠臼。唐朝到玄宗開元時期達到極盛，然而長期的太平日子使得李隆基由儉轉奢，由勵精圖治變為溺於聲色，由任用賢能變為任用奸佞，“安史之亂”最終開啟了大唐皇朝的衰落之門。至此，唐朝進入轉折階段。唐朝由盛至衰的轉折階段長達100多年，皇帝也歷經11位之多，肅宗李享是最明顯的分界線，其後直到懿宗李漼，這期間的皇帝還是多多少少抱有改革弊病延續帝祚的打算。較為知名的改革有肅宗和代宗朝的劉晏改革，德宗朝的兩稅法，順宗朝的永貞革新，憲宗朝的元和中興，武宗朝的會昌之政，然而這一切改革活動都未能扭轉唐王朝走下坡路的總趨勢。永貞革新，是在唐順宗李誦即位，改元永貞後，以王叔文為首的幾位並不算高級別官員主持的一番改革。那個時代，是唐王朝急劇衰敗。藩鎮割據，戰亂頻仍，政治危機十分嚴重；宦官專權，阻塞視聽，賢能得不到任用；體制內組織失效，制度走形；中央財政困難，人民負擔加重；“宮市”擾民，“五坊小兒”禍害，直接敗壞了社會風氣。總之，長久盛世下日積月累的腐朽傾向越來越嚴重，以至“腐朽傾向壓倒了進步傾向”（範文瀾語）。西元805年初，順宗李誦即位，有志革除弊政，中興唐室，於是，起用了一批有志於改革之士。“工言治道”的王叔文以翰林學士的身份行宰相事，並聚攏了韋執誼、柳宗元、陸質、韓曄等，協助他進行全面改革。這就是“永貞革新”。革新歷時146天，沒有什麼特別明確的改革思想和行動綱領，為後世評價不一。總體而言是：行之匆忙，收之蒼涼，時間短暫，回味悠長。可以說，王叔文他們竭盡全力，能做的都做了，該做的也在做，想做的正啟動，也看到了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所在，但缺乏對整體形勢的正確判斷，以及對支持者和反對派的準確估測，以致在奪權這一關鍵環節上貿然行動，功虧一簣，反而加速了改革的夭折。
大清帝國在乾隆朝達到頂峰，國力之強盛可謂如日中天。但是也沒跳出衰落的窠臼。在乾隆後期，清帝國的頹勢就已經顯現。等到嘉慶皇帝即位，整個帝國更是四處冒煙、滿壁漏洞。嘉慶朝的白蓮教起義竟然攻入了皇宮之中。及至道光皇帝期間，雖然道光皇帝算得上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克勤克儉”皇帝，但大清帝國卻不能在“節儉”之中恢復自己的榮耀。就在大清帝國面臨內部危機的時候，以前的皇朝不曾遇到的新情況出現了：堅船利炮的西方資本主義列強開始侵略中國。鴉片戰爭扯去了大清帝國最後一片*布，清帝國不可避免的進入了衰退期。咸豐皇帝一生顛沛流離。太平天國的農民軍佔領了大清帝國的富庶之地，原來能征善戰的八旗勁旅不堪一擊；內亂未平，外亂又起，不足兩萬人的英法聯軍竟將大清帝國最強大的蒙古鐵騎擊退，咸豐皇帝狼狽逃竄熱河；屈辱議和，使這位飽經憂患的青年皇帝死于離宮。面對這種內憂外患的環境，大清帝國的君臣們開始了徐圖中興的“洋務運動”。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張之洞等大臣們，開始了對傳統皇朝的改革之旅。然而，“同治中興”也好，“洋務運動”也罷，雖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甲午海戰”使大清帝國的君臣們認識到帝國已經到了苟延殘喘的地步，再不採取有力的措施，清帝國難逃覆亡的命運。希望有一番作為的光緒皇帝，憑著自己的勇氣進行了“戊戌變法”，但“戊戌變法”只不過是曇花一現，被稱作“百日維新”。
大凡一個組織從巔峰開始衰落，在環境的逼迫下，總會進行一些改革。這些改革的目的都是為了延續組織的生命，重新振作起向上的精神。但是，縱觀中國的皇朝更替史，我們發現，這些改革，有的成功，有的失敗；有的取得了一些成效，有的卻半路夭折。取得成效的，創造皇朝的一代中興，出現發展中的另一個高潮，雖然無論哪一方面也比不上盛世；中途夭折的，則是在已經積重難返的皇朝身上又壓了一個包袱。
成功固然有成功的道理；夭折的原因卻也很簡單，就是因為改革的敵對勢力太強大，改革者的力量太弱小，支持者的意志不堅定，改革的動力不牢靠。然而，再細細琢磨：若僅以力量的大小、強弱來對沖，勝者乃力大所致，則難免掉進了物理學意義上的力場陷阱。因為，力量的對比在改革之初就基本是明瞭的，為何還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呢？很明顯，結果簡單，原因複雜。
首先，盛世已經過去，盛世光環掩映下的問題漸次暴露，多方面矛盾日積月累加劇惡化，外部環境已經不容樂觀。
其次，基業的承繼者面臨如此的外部環境，必須對各種挑戰有所回應，方不致“家道就此敗落”。即使生逢其時的皇帝因為種種原因而不具備這種擔當，也還是希望局面有所改觀的。如此以來，勝任領導角色，便可能出現中興的局面，反之，或曇花一現，或一敗塗地。
再次，改革者自身的素質和實力將直接決定改革的進度與深度，哪怕終究是以失敗結束。實際上若以結果論成敗的話，這一階段即皇朝後半期的改革，絕大多數是以失敗告終的。但是，即使是失敗，也有持續時間長短、改革力度強弱、鋪開領域寬窄、後世影響大小等指標來評定新政的，如慶曆新政，如熙、豐變法，如張居正改革。而與這幾個指標直接相關的，便是改革家的魄力、格局與謀略。
複次，改革能否抓住實質，也就是大家所關心的、最在意的、改革所觸及到的利益——包括既得利益、將失利益、將得利益。這是面對改革，各種力量分化組合和秩序重構的基礎，也是組織得以正常運轉和制度有效規範的前提，至於該次改革能夠發揮多大效能，則要看藍圖如何化為路線圖，路線圖怎樣成為現實了。
最後，改革有沒有承繼和發揚組織既有的：創業時期的艱苦奮鬥作風、創造思考能力、進取精神、團結狀態，成長時期的穩定持重作風、規範約束能力、向上精神、合作狀態，鼎盛時段的宏偉大器格局、開拓進取能力、寬容精神、和諧狀態；能不能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基礎上，向組織本身業已滋生的、不合時宜的組織文化挑戰，在傳承中予以更新，進而對已然凝固、沉淪的習氣有所調適，以增強組織對環境變化應有的調適能力。
第一節 盛世隱憂：變革的環境
組織到了轉折階段，內部和外部危機不斷發生，如何進行危機管理，以及如何對組織進行改革，是組織領導者和組織成員不可回避的重大而又緊迫的課題。是整日憂心忡忡，還是對危機不管不問；是坐以待斃，還是有所作為；要想有所作為，又應該如何作為？不知不問、坐以待斃，又怎能甘心祖宗的基業毀在自己手中；有所作為、力圖振奮，又應該依靠誰，打擊誰？惟有冷靜地洞察環境，方有貼切的改革道路。
首先是要知曉自己的“家底”還有什麼，又失去了什麼？掌握在統治集團手中的調控餘地在哪裡？其次，作為改革的領導者和推動者，要清楚整個權力構架的脈絡，明瞭重新分配後的利益格局，從而厘定改革可以依靠的力量和必須打擊的力量。最後，對於組織最高領導者而言，把握皇朝的整體局勢和主要矛盾，才有可能掌控改革的方向和前途。
一、“家底”：失去了什麼？還有什麼？
對於轉折階段的統治集團來說，首先要摸清楚盛世之後的皇朝 “家底”。這個“家底”不僅是財政的充盈與否，還包括對經理層的瞭解和對消費者狀態的把握。一般而言，在組織巔峰階段後期，被盛世光環所掩蓋的各種憂患開始顯現。由於盛世領導者的無節制擴張和貪圖享樂，組織長期以來積累的物質財富和向上精神消失殆盡。盛世君主為子孫後代留下的除了曾經輝煌的一個記憶外，就是國庫空虛、社會凋敝、朝臣墮落、民心散亂的局面。這個局面就是改革的前提條件和外部環境。
盛世皇朝的擴張，當處於皇朝物質基礎能夠支持的範圍內時，可能會維持下去。一旦擴張遇到了皇朝物質基礎的極限，那麼不可避免的衰退就來臨了。保羅·甘迺迪在他著名的《大國的興衰》中，用世界歷史上主要帝國的興衰過程，論證了這個觀點：即大國的衰亡主要是因為它們無限度的擴張超出了國家本身能夠提供的物質基礎的限度，從而不能維持下去；而對於擴張性的大國而言，擴張的被迫停止就是衰退的來臨。
中國歷史上的皇朝也沒逃過這個規律。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期間，戰爭持續了四十三年，其用兵少則數萬，多則三十多萬人，軍費動輒數十億錢，軍功賞賜黃金一次達數十萬斤；連年勞民興役，如築朔方城沿邊屯田，“衣食皆仰給于縣官”。他即位之初，本來“人給家足”，府藏皆滿，但連續征戰之後，變成“海內虛耗”。漢武帝不僅大肆對外擴張，而且大興土木，徵發大量農民修建上林苑就是例子之一。雖然帝國的經濟還沒有破產，但是與盛世階段的府庫充盈相比，無疑天上地下。漢武帝自己也在《輪台罪己詔》中說：“前些日子專職衙門上奏，想把百姓的賦稅每人再加三十錢，用來資助邊防費用，這是進一步加深老弱孤獨的困境。……現在又要求派兵到遙遠的輪台屯田墾荒，這不是擾亂天下，使百姓陷於愁苦嗎？朕不忍心聽這樣的話！目前的要務在於禁止苛刻殘暴的法令，停止任意增加賦稅，專力以農為本，鼓勵養馬，恢復馬複令（以養馬免除賦役）。只要國家不缺乏費用，軍隊能維持邊防就行了。”可以說，漢帝國的擴張在武帝后期無可避免的受到了帝國經濟力量的限制；而擴張的停止宣告了帝國繁榮盛世的結束。漢昭帝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繼承皇位的。
乾隆帝與漢武帝犯同樣的錯誤：對外大肆擴張，窮兵黷武，對內大肆鋪張浪費，窮奢極欲。乾隆皇帝的所謂“十大武功”，極大地消耗了帝國的財政基礎。乾隆五十五年八月，恰好是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壽，權臣和珅等人親自操辦，“務極奢大，內外宮殿，大小儀物，無不新辦。自燕京至圓明園，樓臺飾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設寺院人物，動其機括，則門窗開闔，人物活動”。乾隆五十年，他還徵兆年過六十歲的在職、致仕官員三千余人，賜宴乾清宮，成為“千叟宴”。凡此種種，不僅耗費了巨額資金，使國家庫藏日益空虛，而且由於在巡幸和節慶期間各級官員的納賄送禮，也加速了整個統治階級的沒落和腐朽。連年征戰、征斂日繁，再加上接連不斷的水旱災害，作為帝國統治基礎的廣大農民的生活陷入了困苦之中。清帝國正面臨極為嚴重的社會危機。嘉慶皇帝接的就是這麼一個爛攤子。
除了漢、清兩個朝代比較典型外，其他朝代也是一樣。盛世只管盛世的享樂和威風。轉折階段皇朝的“家底”只是一個巨大的空殼子，看起來還有些盛世景象，但細究下去，就會發現留下的屈指可數了。作為轉折階段的統治集團，不論是新起的君主還是掌權的輔政，如果重新矯正、穩定從巔峰滑下來的皇朝列車，就必須對“家底”有個清晰而深刻的認識。
二、“格局”：依靠誰？打擊誰？
經濟上的相對凋敝是轉折和改革階段的物質基礎；之上則是經過重新洗牌的利益格局和權力格局。組織的利益格局和權力格局在創業階段就開始形成，各派勢力經過組織成長時期的重新分化和組合，到盛世階段已經比較穩定。各派勢力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正是在盛世階段，在這個比較穩定的政治格局中，有一些勢力悄悄崛起，而另一些勢力集團在悄悄沒落。這種變化在盛世繁榮的掩蓋下，並沒有凸現。而是隨著盛世的結束，經過重新洗牌的政治格局逐漸浮出水面。在轉折和改革階段，新興的政治力量要求按照自己的意願改革組織的政策和制度，以保證自己利益的實現；而保守的政治力量則不願退出政治舞臺，不願自己的利益被削減、被剝奪。從這一角度看，改革實際上就是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改革會觸動一些集團的既得利益，也會促使一批新興的政治力量的崛起。轉折階段的皇朝正是面臨如此複雜的政治格局。轉折階段，原來可以被皇帝信賴的政治力量或者衰落了，或者其本身已經膨脹到可以不把皇帝放在眼裡的地步。因此，只有認清皇朝的政治格局，找到自己可以依靠的力量，同時找到自己的潛在對手，才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還應該注意的是，轉折階段的政治格局和權力格局是不斷變化的；領導者更應動態的掌握政治格局，及時調整自己的政治態度和政治策略。
唐朝中後期，隨著“安史之亂”被逐漸平定，形成了三大勢力集團：一是宦官集團；二是藩鎮集團；三是原有的朝廷官員集團。前兩個都是玄宗李隆基在位之時逐漸形成的勢力。在開元年間，唐朝處於盛世階段，諸如宦官、藩鎮等都還不是異於中央的勢力集團。玄宗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任用宦官和設置藩鎮會帶來怎樣的麻煩，以至於唐朝的基業就毀在宦官和藩鎮之手。唐朝的宦官之禍實起于玄宗重用和信任高力士；而藩鎮的設立也是當時玄宗用兵佈防的一大敗筆。安史之亂是藩鎮勢力對中央權威的公然挑戰，雖然安祿山和史思明都被*，但從此之後，藩鎮的獨立傾向越來越大。自肅宗李亨、代宗李豫、德宗李適、順宗李誦，一直到憲宗李純，再到昭宗李曄被朱溫所滅，唐朝的這些皇帝們一直在與宦官、藩鎮和朝廷中的權臣作鬥爭。在這三大勢力集團中間，皇帝總要選一個自己可以依靠的力量。不是依靠宦官打擊權臣，就是依靠藩鎮打擊宦官。可以說唐朝轉折期的各項改革的成敗，都與皇帝選擇的依靠力量有關。唐順宗李誦在位期間，依靠朝廷官員的力量進行改革，打擊宦官和藩鎮勢力。這就是在引言中談到的短命的“永貞革新”。永貞革新的失敗是皇帝錯誤選擇依靠力量的直接後果。王叔文集團自身並沒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他們只是一些年輕的翰林學士。集團內部也是魚龍混雜，主力人物之一王伾胸無大志，在朝臣中也沒有人緣，沒有多少人願意跟他交往。而且這個王伾收賄納賄，極其腐敗。王伾為了納賄方便竟然在府中設立一個無門大櫃，以收受討官者的賄賂，為防止被盜，晚上就讓他老婆睡在櫃子上面。而李誦本人對王叔文集團也不是那麼信賴，在宦官首領俱文珍的勸說下，竟然罷免了自己依靠的改革力量的首領王叔文的翰林學士職位。宦官集團徹底擊敗王叔文集團之後，控制了皇帝，逼迫唐順宗退位，讓太子繼承。太子李純即位為唐憲宗。他將唐順宗尊為太上皇，並立即對王叔文集團全面開刀。唐憲宗在這三個勢力集團中選擇依靠朝臣和宦官打擊藩鎮。憲宗一朝打擊藩鎮的成績，成就了憲宗唐朝所謂“中興之主”。
三、重點與前景：在哪裡？走向哪裡？
轉折階段的組織哪裡都是矛盾，哪裡都有問題。要想有所作為，集團領袖就必須把握階段重點，找准問題的癥結，厘定主要矛盾，從而確定和把握改革的方向，堅定不移地走下去。對於轉折階段的組織而言，面臨的矛盾不外乎如下幾類：一是組織與外部競爭者的矛盾；二是組織和目標群體的矛盾；三是組織內部不同勢力之間的矛盾。第三類矛盾就是我們在上一小節中分析的不同勢力集團。對於具體的皇朝而言，這三個矛盾並不都是同等重要的。明確了皇朝轉折階段的主要矛盾和問題在哪裡，就能基本明確改革的總體方向。
首先來看皇朝與外部政權的矛盾。在中國歷史上，除了中原的“正統”王朝外，還存在著許多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這些政權對中原皇朝始終是一種威脅。從春秋戰國起，北方的遊牧民族政權就不斷侵擾中原。秦始皇修建長城，最主要的考慮就是要阻擋匈奴對秦朝的侵擾。秦漢時期，中原皇朝最大的外部敵人就是匈奴；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則是所謂的“五胡亂華”。到了隋唐時期，在北方是突厥、回鶻相繼而起，在西南方，則是崛起的吐蕃政權。到了五代十國和兩宋時期，契丹族建立的遼國和女真族建立的金國一直是宋朝的最大邊患，北宋亡于金國手中。此後，蒙古族進入中原，建立元朝；滿洲進入中原建立清朝。這些政權在中原皇朝強盛時，懾於皇朝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不敢覬覦中原。轉折階段的皇朝面臨著國內經濟、軍事力量的衰退，如何調整政策應對這些外患，是必須考慮的問題。如果這種邊患是皇朝生存的最大威脅，則調整政策應對這些政權，必須成為重點；而如果這些邊患不構成皇朝生存的最大威脅，則應安排在內部政策調整之後。
在皇朝內部，則有統治集團和被統治集團的矛盾。這個矛盾是影響皇朝興衰的最主要矛盾。在成長和盛世階段，統治集團和被統治集團一般不成其為問題。因為不僅統治集團享受著繁榮的好處，而且被統治集團也處於比較富足和安定的局面之中。但是，盛世階段皇朝統治集團的內外擴張政策引發了統治集團與被統治集團之間的緊張關係。在盛世後期，被統治集團的不滿就已經顯現。漢武帝統治末期，社會險象就已露苗頭。元封四年（西元前107年），關東出現流民二百萬口，無戶籍之民四十萬。天漢二年（西元前99年），關東地區發生農民暴動，“大群至數千人，功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兩千石。小群以數百掠鹵鄉里，不可勝數，道路不通”。清乾隆統治後期也出現了白蓮教、天理教等民間團體，這些團體是窮苦百姓不滿統治集團橫徵暴斂的聚合體。統治集團與被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直接影響著皇朝政策調整和改革的成敗，也是皇朝能否繼續下去的關鍵所在。
統治集團內部各個派別之間也出現了裂痕。在盛世階段，皇帝權威極大鞏固，統領各派政治力量不成問題。而一旦盛世結束，原來被皇帝權威壓制的各派政治力量無不起來爭奪權力。作為轉折階段的皇帝，怎樣調和、化解、凝聚以至繼續統領各派政治力量，是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在盛世階段，皇朝政治格局中主要就是兩股力量：皇帝與官僚集團之間的關係。而在轉折階段，除了這兩派力量之外，還出現了“第三種”勢力，即外戚和宦官集團。外戚和宦官在漢朝中後期，一直是左右皇權和相權，乃至左右整個朝廷大政方針的重要力量。唐朝的宦官更甚，在唐朝中後期，皇帝的廢立都操縱在了宦官手中。明朝的宦官雖然沒有操縱皇帝的廢立，但是明帝國的主要政策和政治格局還是受到宦官集團的極大影響。張居正作為內閣大學士、首輔，為了推行改革，還需要巴結宦官馮保，而如果沒有馮保的支持，張居正的改革也不會推行開來。清朝中後期，宦官雖然沒有專權，但是卻也極大地影響了清朝的政治格局。清朝同治、光緒年間的大太監李蓮英，雖然沒有任何政治權力，但他卻是朝廷大臣與最高統治者聯絡的紐帶。李鴻章作為軍機大臣，要去見慈禧太后還需要向李蓮英送賄賂，而李蓮英的一句話就可能會導致朝政的極大變化。
轉折階段的這三種矛盾，作為組織的領導者必須全面把握，明白自己所處的政治生態環境，知道現在“站在哪裡”，才能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
第二節 中興之主：洞察力與魄力
創業皇帝首先是馬上皇帝，創業皇帝依靠自己的人格魅力和企劃能力帶領創業集團打天下；守成皇帝需要高瞻遠矚，為皇朝建立一個穩定成長的框架；盛世之主則是雄才偉略，方能夠帶領皇朝走向繁榮的頂峰。身處轉折階段的皇帝又需要什麼呢？轉折階段，皇帝面臨的環境與創業階段、成長階段和盛世階段都不同。這是一個皇朝從巔峰走下坡路的階段，是一個矛盾重重、局面複雜的環境。創業階段，創業集團的戰略目標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打敗對手，奪取天下。成長階段，皇帝與各種政治力量的目標還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開萬世之基業，為皇朝穩定奠定基礎。盛世階段，皇帝面對已經穩定的局面，經濟已經恢復並發展起來，社會秩序基本穩定，國富民強，是一個蒸蒸日上的局面。而轉折階段的皇帝，面對著經濟凋敝，各種政治力量此消彼長、矛盾重重，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的局面。在這個局面之下，如何確定皇朝的戰略目標，如何平衡各種政治勢力以實現改革目標，是需要中興之主解決的首要問題。
不管是歷史上的皇朝，還是現代的組織，中興之主需要具備如下的素質：首先要有敏銳的洞察力。這是因為在轉折階段，各種政治利益交織在一起，局面紛繁複雜，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問題異常繁多。如果不能在這個複雜的環境中發現最主要的問題，那麼改革的方向、戰略就會發生錯位，而這個錯位所造成後果直接影響了皇朝能否實現中興。問題既定，方向既定，戰略既定，接下來的關鍵就是領導者必須具有改革的魄力和決心，能夠在各種壓力下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能夠以現實的精神對祖宗成法進行改革。這個魄力可以說是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除了洞察力和魄力之外，身處複雜環境中的中興之主還要有謀略能擺平各個政治集團，駕馭局勢的發展，為改革創造良好的政治環境。還有一點需要明確的是，改革不是皇帝一個人的事情，皇帝需要有一個可以依靠的改革集團和可以重托的改革者來推行。而選擇改革集團，並給予必要的支持，則是考驗中興之主識人善任的領導素質。因用人不當而導致改革失敗，甚至皇帝本人也因此被趕下臺來的事例，在中國歷史上不絕於書。
一、洞察力：對複雜形勢的判斷
轉折階段，皇帝面對的形勢是各種矛盾交織、政治力量錯綜、各種問題凸現。只有透過現象看本質，從紛雜的局勢中揪出關鍵，對複雜形勢做出果敢準確的判斷，改革才能有的放矢，而不是毫無目的，毫無章法。這是領導者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但洞察力對中興之主來說更為關鍵。
一如先前所述，漢武帝之後，漢昭帝劉弗陵、漢宣帝劉詢，以及輔政霍光，實現了西漢王朝的一次中興。雖然所謂的“昭宣之治”遠遠不能和武帝盛世相比，但也算是漢朝基業繼續發展的一次機會。當時，作為輔政的霍光和昭帝劉弗陵，沒有武斷地決定改革方向和改革重點，而是召開了歷史上有名的“鹽鐵政策”大辯論，討論武帝朝的政策得失，找出影響皇朝發展的最主要問題，對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理出了輕重緩急。始元六年（西元前81年），霍光佈置召集各郡國的賢良、文學六十餘人開了個“問民疾苦”的會議，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鹽鐵會議。御史大夫桑弘羊代表政府方面聽取意見。從會議論及的內容看，是對當時漢朝整體政策和實際情況的一次檢討會，持不同意見的雙方從各自的立場、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各項主要政策的利弊得失。這次會議為完成政策轉型和朝政改革起到了輿論準備的作用。會議之後，在霍光的主持下，朝廷堅決貫徹“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方針，開創了“昭宣中興”的新局面。
北宋中期，宋仁宗、宋神宗年間，北宋王朝走到了一個下坡路的臨界點。當時距離北宋開國整整一個世紀，宋太祖和宋太宗開創的治國之法已經“傳之數世弊且生”。在宋太祖和宋太宗創立北宋時，其立國的基本策略是剝奪武將的統兵權，削弱地方政府的權力，分割地方政府的行政權、財權和軍權，層層設官，官員與官員之間相互監督、相互制衡，從制度上保證了皇朝中央和皇帝個人的權力。但導致的嚴重後果是“天下之財力日益窮困，風俗日以衰壞”。尤其嚴重的是朝野上下精神衰敗，“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為”（《宋史紀事本末》）。宋神宗急於通過改革改變這種頹勢。改革的重點在哪裡？這是首要問題。王安石堅持以“理財”為中心進行改革，即以賦稅改革為主要目標，以此為出發點，改革整個國家的行政、經濟制度。王安石的好友、翰林學士司馬光不以為然，認為改革的主要目標應該在“節省冗費”上。司馬光認為祖宗的成法沒有錯，之所以造成當前的局面，不是因為賦稅政策，而是因為各級官員不節省，造成了國家財政的困難。他認為王安石所說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是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對於兩個人的爭論，宋神宗並沒有武斷的發表自己的意見，而是要求兩人在殿上進行爭論。宋神宗認識到王安石的意見更符合自己改革的需要，於是便在熙寧二年（西元1069年），起用王安石為參政知事，主持變法。
我們再來看明朝的張居正改革。張居正所處的時代是明穆宗朱載垕和明神宗朱翊鈞在位期間。此時離朱元璋建立明朝已經有近二百年了。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間最為痛恨的就是朝廷的*。明初的幾個株連萬人的大案基本上都與*有關。朱元璋制定的《大誥》主要就是針對官員的*。在明初幾代皇帝，*還沒有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但到了張居正所處的時代，*已經蔓延到了各個角落。張居正認為，雖然*表現在各個方面，但最根本的還是政治上的*，這是造成全面統治危機的根源。要挽救危機，必須懲治*，尤其必須矯正政治上的*。這是改革要首先解決的問題。那麼在改革的具體實行過程中，應該首先從哪裡入手解決*問題呢？當時的實際情況，張居正明白，問題不在於缺乏機構，也不是職責不清，更不是政令、章程不夠，明朝至此已經有二百餘年歷史，一切機構、規章早已是齊全的。現在的問題是沒有檢查督促，缺乏控制力和執行力，所以一切都是放任自流。於是張居正首先推出了考成法。
上述說明對於一項改革而言，第一就是選擇改革的優先次序，找出改革的重點，而這個重點就是組織面臨的主要矛盾和組織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其餘的問題才能提上議事日程。改革之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就在能否抓住這個主要問題。
二、突破舊法則的限制
為什麼要在轉折階段特別突出組織領導者的魄力和決心呢？因為在轉折階段，領導者面臨的政治格局最複雜，各派政治力量都有自己的利益和立場，也具備了與領導者相抗衡的一定實力。如果立志于改革的組織領導者沒有魄力和決心，就很容易被其他政治集團左右，從而導致改革尚未開始即告結束。創業階段，集團領袖面臨的環境雖然困苦，但誰是敵人、誰是盟友確是一目了然；守成階段，各個政治團體的利益衝突不大，還能夠團結在組織領導者周圍，為實現共同的目標而努力；盛世階段，集團領袖的力量和權威足以威懾和控制其他政治集團。這三個階段對於組織領導者而言，魄力固然重要，但其重要性遠不比轉折階段。
如果以立場來劃分，實際上所有的政治集團都可以二分為改革派和保守派。當然，這裡的改革派和保守派沒有任何感*彩，改革派並不一定是好人，保守派也不一定是壞人。這裡劃分的標準只有一條：那就是支持還是反對改革。君主的魄力就表現在能夠始終如一的支持改革派，站在改革派一邊。但是，一個皇朝經過上百年的發展之後，總會形成大批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些既得利益集團不僅在經濟上擁有大批財富，在政治上也掌握著大量資源。對於君主而言，改革實際上就是改掉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重新劃分利益格局。因此，君主所支持的改革派一般都是從經濟上或政治上的弱勢集團中提拔上來的。這些改革派特別是在政治場中並沒有多大的權威和發言權，要進行改革，就要對保守派開刀，無疑需要名義上的皇朝領袖皇帝的全力支持。沒有皇帝的支持，改革即使有很好的綱領，也不會繼續下去。在中國歷史上，失敗的改革，其首要原因幾乎都是改革派的力量過於弱小。正因為改革派的力量過於弱小，對於希望改革的君主來說，才更應該堅定的支持改革派，不為所謂的“祖宗成法”所拘束。
王安石變法之前的宋仁宗趙禎一朝，北宋就已實行過“慶曆新政”。如前所述，宋朝初年，太祖和太宗為防止五代更替頻繁的悲劇重演，從政治、經濟、軍事、人才選拔等方面重建政治結構，將行政權、軍權、財權、司法權和地方權力都集中到中央，集中到皇帝手裡。到宋真宗和宋仁宗兩朝，這種體制導致的問題越來越多，“因循不革，弊壞日甚”，造成了“冗兵、冗官、冗費”的全面危機局面。宋仁宗企圖改革弊政以挽救危機，便在慶曆三年（西元1043年）初，將“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的保守派官僚呂夷簡等相繼罷免。同年八月，任命范仲淹為參政知事，韓琦、富弼為樞密副使，歐陽修、蔡襄、王素、餘靖等為諫官，使改革派在朝廷中很快佔據了優勢，為改革提供了強大的組織力量。但是，改革很快就被保守派勢力所製造的濃重黑雲所遮蔽。新政沒有推行多久，改革派官員就在保守派官員的激烈反對中敗下陣來。慶曆四年（西元1044）年六月，離新政頒行之日僅僅八個月，慶曆新政的總設計和總指揮范仲淹就以防秋為名，宣撫陝西、河東。同年八月，富弼宣撫河北。接著，支持改革的其他官員也被以種種口實調離京城。新政派官員遭貶黜的同時，保守派的官員重新掌握了大權。此時的仁宗天天聽到的都是對范仲淹等人的惡言惡語，當年厲行改革的銳氣消失殆盡。“慶曆新政”僅僅推行了一年多就夭折了。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宋仁宗的動搖。
“慶曆新政”的事例足以說明組織最高權力者的態度是改革成敗的關鍵因素。在組織轉折階段進行的改革，首先是在原有的制度框架中進行的改革。組織的制度框架經過很長時間的發展已經非常穩定了，任何改革都是對既得利益集團的打擊，任何改革都是在一個非常狹小的制度空間中進行的，可以活動的餘地太小。而如果改革不改變根本的制度框架，那麼改革的進行就需要依靠組織的硬性權力來實施。若是改革不具備這個條件，就無法進行，即使勉強啟動，也很難成功。因此，改革若要想取得成功，領導一以貫之的支持是一個必要條件；如果希望通過改革實現組織的中興，領導就要有魄力和決心支持改革派，打擊保守派，就要敢於對祖宗成法說不。這個魄力是轉折階段組織成功變革的先決條件。
三、加強縱橫捭闔的駕馭能力
轉折階段，要想變法成功，實現中興，還需要有對全域的掌控能力。如果不能擺平各派政治勢力，消解保守派對改革的攻擊，那麼即使皇帝非常堅定的支持改革，也會遭到失敗的下場。前面我們所講的漢昭帝、漢宣帝的成功改革，與昭帝和宣帝兩位皇帝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平衡是分不開的。昭帝在位期間，充分信任和依靠霍光進行改革，但他並沒有簡單的打擊其他政治力量，而是充分吸取他們的意見，兼顧各個集團的利益。宣帝即位後，對霍光還是信任和依賴。但在霍光去世後，面對權勢和欲望日益膨脹的霍氏集團，宣帝果斷採取措施，滅掉了霍氏集團，為穩定朝政、鞏固改革成果創造了條件。
有唐一代轉折階段，藩鎮、宦官和官僚集團是三大主要的政治勢力，如何平衡，怎樣駕馭，是對皇帝權謀的嚴峻考驗。我們來看兩個實例：同在唐朝，一個是成功的，這就是成就了唐朝“元和中興”的唐憲宗；另一個失敗的例子，就是在“甘露事變”中被宦官監禁的唐文宗。通過這兩個相反的事例，我們更能看清楚組織最高領導者的駕馭能力之於改革成敗的關鍵作用。
唐憲宗李純，是唐朝第十二代皇帝，唐順宗李誦的長子。貞元四年(788)封廣陵郡王。他二十八歲繼承皇位，做了十五年皇帝。唐朝自中葉唐代宗寶應元年(西元762年)藩鎮割據局面正式形成，至唐憲宗元和末年掃平藩鎮，天下再歸一統，前後經歷六十多年。其間唐代宗、德宗、順宗，都曾為削除藩鎮、重新統一天下而努力，但都未能取得成功。而唐憲宗執政以後，卻在短短的十多年裡，先後平服西川、夏綏、鎮海、淮西、成德、平盧、盧龍等大河南北數十個藩鎮，使“安史之亂”以來中衰的大唐國勢重新為之一振，憲宗成為唐中後期唯一一位再度統一天下、實現國家中興的君主。那麼唐憲宗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我們且看唐憲宗的手段。
首先是唐憲宗的魄力和決心。元和年間，憲宗自始至終抱著“以法度裁制藩鎮”、一統天下的堅定信念和果敢意志，從不動搖。憲宗即位伊始，即把“舉貞觀、開元之政”作為自己奮鬥的目標，把平服天下藩鎮、重振大唐國威作為自己的首要目標。十幾年裡，孜孜以求，從未間斷。在順境中，憲宗一鼓作氣、毫不懈怠，努力爭取對藩鎮鬥爭的更大成功。在失利時，決不氣餒，總結教訓，積蓄力量，準備新的鬥爭。元和初年，征西川，定夏綏，平鎮海，憲宗敢於決斷。元和十一年(西元816年)，討淮西三年不下，罷兵呼聲彌蓋朝野，憲宗幾乎成為孤家寡人，但他堅持繼續作戰方針，終使淮西吳元濟授首。鐵城之敗，舉朝文武皆有懼色，憲宗卻以大家風度處之，坦言勝敗乃兵家常事，豈可因一敗喪失信心。元和十年(815年)河北藩鎮刺殺宰相于京師，謀暴動於東都，頗有天下大亂之勢。憲宗臨事不驚，果斷處置，終使平盧、成德企圖動搖憲宗討叛決心的陰謀破產。可以說，如果沒有憲宗始終如一的堅定信心和堅強意志，藩鎮的征討很可能就會像德宗時那樣半途而廢，功虧一簣。戰爭是敵我雙方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的較量，更是戰爭指揮者意志信心的較量。在戰爭的關鍵時刻，統帥者的信心與決心，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會超過政治的、軍事的因素，決定戰爭的勝負。
其次，則是唐憲宗的權謀。憲宗以法度制裁藩鎮，大體堅持先近後遠、先易後難、先招撫後用兵、先重點後一般的方針。元和初，首先解決了號稱朝廷“回翔之地”西川及家門口的綏夏。不久又收復了關係江淮財賦來源的鎮海。一年多中更換了三十多個藩鎮的節度、觀察、招撫之使，使天下藩鎮為之一震。元和中，進討成德失利以後，憲宗積蓄力量、招撫魏博，切斷了河北與淮西的聯繫，使淮西陷於孤立。討淮西，圍而困之，弱而擊之，雖多少是出於無奈，卻也不失為良策。討平盧，注意分化瓦解敵軍，重點打擊李師道，終於導致劉悟舉義。
憲宗的可貴之處還在於，一旦發現決策失誤，在多數情況下，能夠不失時機地予以克服與糾正。一征成德，官軍失利，憲宗利用拘捕盧從史之機及時罷兵；征淮西，一經發現任帥不當，便及時予以調正，終於發現了李朔心這樣的智勇之將；二征成德再次失利，憲宗不怕有損自己的尊嚴，接受大臣的勸告再次罷兵。成功的戰爭指揮者，並不在於他完全不存在失誤，重要的是他能夠從失誤中吸取教訓並予以及時糾正，從而取得最後的勝利。一如現時常說的，犯錯誤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犯再犯、執迷不悟。
唐憲宗的權謀還表現在用人上。憲宗即位以後，用人的基本原則是“任人唯賢”。但是，在一定的條件下，憲宗也會本著權力平衡的原則支配部分官員的任免。征西川，憲宗聽從宰相杜黃裳的推薦，徵用無名之將高崇文，終獲平西川、擒劉辟的成功。討淮西，數撤敗軍之將，終使李朔心夜襲蔡州、活捉吳元濟而顯名。在平定藩鎮的過程中，憲宗特別重視發揮宰相的作用，前後所用杜黃裳、李絳、李吉甫、武元衡、裴珀、裴度等都是有智有謀的人才，他們在協助憲宗討平藩鎮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在用兵的重大問題上，憲宗能夠廣泛聽取宰臣的意見，而這並不排除在一定的情況下，不為群言所左右、堅持己見的例外。
“君不密則失其臣，臣不密則失其身”，用這兩句來形容唐文宗打擊宦官勢力的失敗，再恰當不過了。唐文宗有當好皇帝的決心，卻不具備做好皇帝的能力和素質。如果唐文宗處於一個太平盛世，也不失為一個好皇帝。但偏偏他身處在一個家道衰落、宦官當權的時代。唐朝自穆宗以後，皇帝的廢立完全掌握在宦官手中。唐文宗在宦官操縱之下過日子，自己也很氣惱，一心一意想除掉宦官。有一次，唐文宗生了一場病，急於找醫生。正好宦官頭子王守澄手下有個官員叫做鄭注，精通醫道，就把他推薦給唐文宗治病。文宗服了他的藥，果然病一天天好了起來。唐文宗很高興，召見鄭注，發現鄭注口齒伶俐，像是個有才幹的人，就把他提拔為禦史大人。鄭注有個朋友李訓，原是個很不得志的小官員，聽到鄭注受到朝廷重用，就帶了一些禮物求見鄭注。鄭注正好想找個幫手，就請王守澄把李訓推薦給文宗。李訓也得到文宗的信任，後來，竟被提升為宰相。
李訓、鄭注兩人取得了唐文宗的信任，文宗把自己想除掉宦官的心事告訴他們。他們就跟文宗秘密商量，想法削弱王守澄的權。他們打聽到王守澄手下有個宦官仇士良，跟王守澄有矛盾，就請文宗封仇士良為左神策中尉，帶領一部分禁衛軍。接著，李訓又解除了王守澄的兵權。最後，唐文宗給王守澄一杯毒酒，把他殺了。去了王守澄，接下來就要除掉仇士良了。李訓聯絡禁衛軍將軍韓約，決定動手。西元835年的一天，唐文宗上朝的時候，韓約上殿啟奏，說禁衛軍大廳後院的一棵石榴樹上，昨天夜裡降了甘露。李訓當即帶領文武百官向文宗慶賀，還請唐文宗親自到後院觀賞甘露。唐文宗命令宰相李訓先去察看。李訓裝模作樣去兜了一圈回來說：“我去看了一下，恐怕不是真的甘露，請陛下派人複查。”唐文宗又命令仇士良帶領宦官去觀看。仇士良叫韓約陪著一起去。韓約走到門邊，神情緊張，臉色也發白了。仇士良發現這個情況，覺得奇怪，問韓約說：“韓將軍，您怎麼啦？”正說著，一陣風吹來，吹動了門邊掛的布幕。仇士良發現布幕裡埋伏了不少手拿明晃晃武器的兵士。仇士良大吃一驚，連忙退出，奔回唐文宗那裡。李訓看到仇士良逃走，立刻命令埋伏的衛士趕上去。哪知道仇士良和宦官們已經把文宗搶在手裡，把他拉進軟轎，抬起就走。李訓趕上去，拉住文宗的轎子不放，一個宦官搶前一步，朝李訓劈胸一拳，把他打倒在地。仇士良趁機扶著文宗的軟轎，進內宮去了。李訓預謀失敗，只好討了一件便衣，化裝逃走。仇士良立即派兵出宮，大規模逮捕一些參加預謀的官員，把他們全都殺害。李訓在路上被殺。鄭注正從鳳翔帶兵進京，得到消息，想退回鳳翔，也被監軍的宦官殺死。至此，唐文宗和李訓、鄭注策劃的殺宦官計謀徹底失敗，這次事變受株連被殺的有一千多人。這就是歷史上的“甘露之變”。自這個事件後，宦官把唐文宗嚴密監視起來，五年後得病死去。仇士良立文宗的兄弟李炎即位，就是唐武宗。
既如此，中期的帝王如果想重整中落頹勢，有使江山面貌一新的志向，真是任重而道遠。當然，欲扭轉頹廢之勢，最主要的還是領導者于複雜態勢中鎖住癥結所在，於保守氛圍中抱定矢志改革的決心，在問題接踵而來的飄搖中堅持改革方向毫不動搖，且能知人善任、發現改革中堅力量，敢於擔當，以一貫之地支持改革者。集團領袖支持的改革者則需用心、發力於魄力與能力之間。
後記
如果讓一個人說出，在中國歷史上誰過著最為享受的日子，誰具有極具排場的威風，他定會毫不猶豫地說，當然是皇帝了，還能有誰？！那時的皇帝富有四海，那時的皇權至高無上，那時的皇朝深不可測，對人們來說，是多麼難以抗拒的魔力和誘惑呀！可是，當我們稍加留神，就會注意到，皇帝雖富有四海，靜處“紫禁城”的內心卻是無比孤獨；皇權雖至高無上，對失去權力的恐懼卻是如影隨形；皇朝雖深不可測，大白於天下的卻是看不迭的興衰更替。打天下時，諸雄爭霸，豪情萬丈；定天下中，觥籌交錯，兔死狗烹；盛世之下，拓疆開土，路不拾遺；轉折階段，矢志改革，圖以中興；衰亡時期，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如此的圖景，如此的命運，誰是主角，又當何解？
多少年來，人們從自然經濟、小農意識、政治體制、傳統文化，乃至系統論、結構功能主義等角度來評斷中國古代封建的長久與帝制的延續，可謂見仁見智，不一而足。對封建王朝的主角——皇帝，也基本是在時勢與英雄、開明與昏庸的張合之間定性和定型的。給人的印象是，一旦牽扯到個人，尤其是皇帝本人，學科理性就變得忽隱忽現。是沒有合適的透視鏡，還是缺乏持鏡的人？就當前來看，我們傾向於後者。就工具而言，我們選擇了管理學，透過管理學來管窺中國古代歷史，透過靜態管理定位皇帝的角色，透過動態管理解析皇朝的迴圈，是為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靜結合。
縱觀歷史，我們給出兩個比擬：把古代中國的封建皇朝比作一個企業集團，把古代中國的封建皇帝比作一個企業領導人，儘管古代之事並不具備某些現代性，但我們通過研究發現二者有著諸多相似性與共通之處。基於此，我們分析一個（企業）組織的領導者應具備什麼樣的素質，又是如何實現他的意志的；分析一個（企業）組織的發展演變過程，從而研判它的生命週期，也就是在什麼階段是怎樣結構有如何管理。我們要做的工作——撰寫《黃色管理》一書，就是擬從靜態管理和動態管理兩個維度，圍繞角色定位和組織演變兩個基點，來盡可能地破解這麼一個歷史簡單定律：創業→成長→巔峰→轉折→衰亡。歷史和現實給出的邏輯是，這個簡單定律不僅是中國古代皇朝的生動描述，更為驚異的是，它也是中國現代（家族式）企業的生命週期的真實圖景。以古鑒今，由今觀古，不得不由衷地感歎：歷史之于現實，歷史的大門在任何時候都向任何人敞開，就看現實中的人誰能夠把握的更好，學到的最多；就好比先生之于學子，任誰都是一樣的傳道授業解惑，但誰成狀元誰卻落第，就非老師之力了。歷史之于現實，無疑也是“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再來看角色定位和組織演變，這是我們論述的兩個基點。
角色定位，是現代組織管理學的基本原則，是組織（群體）行為的靜態因數，它強調角色基礎、角色分工、角色能力和角色責任，其實就是現代組織的職位說明書。在這裡，一般預設有：首先是組織的各個方面，有無定位角色；其次是基於組織的任務，定位是否準確；再次是隨著條件的變化，角色有沒有進行及時調整；還有一個崗位與能力相匹配問題，也就是在一定的環境中，佔據這個位置的人的能力是否足夠勝任這個角色。在中國古代皇朝中，皇帝所擁有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和不受限制的權力，決定了皇帝的角色至關重要，他的素質基本決定了他所經營皇朝的興衰，也就演繹出一幕幕王朝興衰更替大戲。戲中主角之于戲劇的決定性，不容我們遲疑和回避。
組織演變，同樣是現代組織管理學的基點，是組織（群體）行為的動態因數，它強調外部環境、結構功能、制度變遷和組織願景，其實演變過程就是對組織進行動態管理的過程。在這裡，一般預設有：首先，組織面臨著什麼樣的外部環境；其次，外部環境對這一階段的組織及其領導者有什麼要求；其三，組織的戰鬥力是怎樣激發並形成機制的，即人才管理方面；其四，組織制度對組織運行起著什麼樣的規範作用，它的效率和效果有沒有經得起時間的檢驗，能否主動適應組織內外部條件的變化；其五，組織形成的文化有沒有生命力，是否得到承續和發揚，沒落的途中對思想文化是疏導還是圍堵、改造還是控制。
古代中國除了在其結構形態上有長期停滯的表徵外，還有另一種不能忽略的歷史現象——皇朝（皇權國家）的週期性更替。縱觀中國歷史，舊王朝覆滅的同時新王朝代之而起，呈現出一種時間上的週期性。而再細琢，就會發現，秦王朝以降的每個朝代，基本都呈現這樣一種圖景：一個個皇朝相繼興起、成長，又明裡鼎盛、暗伏危機，直至衰落、崩潰。皇權國家內部呈現的階段性，除了皇帝的角色（領導者的經營作用）外，也必須挖掘皇朝本身的（結構的、行為的、管理的、文化的）原因。就好比，以崇禎皇帝的個人素質，若放在皇朝的成長階段或者轉折階段，總之前五分之四階段吧，也不大可能背上亡國之君的名分，崇禎皇帝的“君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固然有為自己開脫責任之嫌，就當時明王朝混亂的管理制度、頹廢的社會局勢，實在是積重難返，明王朝的滅亡已是大勢所趨，挽狂瀾已非一人之力，崇禎皇帝的絕望之情難以言表。所以，惟有立足于皇帝和皇朝兩個基點，才可能最大限度的破解古代中國皇朝的興衰和更替，發現古代中國皇帝的管理成敗與得失。
行文至此，從讀者的角度看，通過本書究竟可以領會或體驗到什麼呢？我們的本意落為四點，那就是“瞭解點歷史，學一點管理，懂一點政治，品一點文化。”
其一，瞭解點歷史。這裡的歷史不再像大部分教科書那樣——基本是編年體；也不像帝王智謀、正說皇帝、戲說歷史之類——基本是故事選編；當然，也不會像歷史學術著作那樣宏篇大論、見微知著。本書嘗試著圍繞皇帝與皇朝及其相互作用和要求，來管窺古代中國的歷史。畢竟，一部皇帝史，一部中國史，說得誇張，卻也道出了關鍵所在。因此，我們想換個角度，在娓娓道來的輕鬆中瞭解點歷史。
其二，學一點管理。市面上“學管理”風頭正猛，“不為學問究，也被時髦追”，表明管理還是要學一點的。但究竟是學什麼管理、向誰學管理呢？想必是貼近生活的、聯繫實際的，當然，若能把讀者本人帶進其中，激發出特別的感覺更好。標準如此，那就惟有歷史了，已經滲透在骨子裡的自己的歷史。不用說“以古鑒今，由今觀古”，也不必拿“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來說事兒，細細捉摸，單是歷史中的管理案例就遴選不盡，管理經驗也精煉不窮，管理教訓更是汲取不夠。這方面，尤以古代中國皇帝的角色定位和管理得失，以及他所經營皇朝的興衰演變和動態管理為要。
其三，懂一點政治。自古以往的中國人都多多少少喜歡談點政事，哪怕是誇張的傳播，那怕是在“莫談國是”的時代，也都有內我的評價，至於懂多少“政治”或者政治講的恰當與否，好像沒有特別的要求。人天生為政治動物，終歸還是要懂一點政治的。政治從何處來呢？現實是一方面，而我們中國人自古還是傾向于從歷史中學的。清人龔自珍就有一句話：“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是的，歷史中不只有帝王的陰謀權術，散落其間的政治智慧，潛移默化的政治規則，日積月累的政治習慣，還有錢穆先生歷數過的政治得失，都在“法其可法，戒其可戒”（章太炎語）之列吧。
改革與轉折：中興之路
漢武帝以超群的氣魄帶領大漢皇朝登上了繁榮盛世的頂峰，一個強大的大漢帝國出現在東方：統治穩固、國富兵強、開邊拓土、聲名遠揚。但是，成就偉大的同時，隱伏的危機也在蔓延。大規模、長時期的對外戰爭，統治集團豪華奢侈的生活風氣，武帝的好大喜功、四方出巡，所有這些致使“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漢書》）。武帝晚年頒佈“輪台詔”，深悔自己的所作所為給皇朝帶來的災難，並由此開始了轉型。但是 “輪台詔”剛頒佈兩年（西元前87年），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就死去了，留給他只有八歲的兒子劉弗陵的是一個“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統治集團內部紛爭不已，各地民變蜂起的爛攤子。劉弗陵年紀幼小，不能親理朝政，由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輔政，此外還有車騎將軍金日、左將軍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面對武帝留下的爛攤子，如何繼續維持漢朝的統治，就成為了政策的重心。挽救危局，只能進行改革。朝廷不僅在治國方略上爭論不休，各種勢力還展開了激烈的權力爭奪戰。昭帝和霍光針對這種複雜的局面，不僅擺平了各派政治勢力的爭鬥，重新鞏固了中央政權，還調和了兩種治國方略，一舉扭轉了武帝末年以來的皇朝頹勢。昭帝的兒子劉詢是為宣帝。漢宣帝繼續了昭帝和霍光的治國方略，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這些改革重新穩定了漢帝國的統治。史書稱許，昭宣年間“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鹹精其能”。
再看“帝國的正午”——唐代，無論前期是多麼的輝煌，也逃不過治亂興衰的窠臼。唐朝到玄宗開元時期達到極盛，然而長期的太平日子使得李隆基由儉轉奢，由勵精圖治變為溺於聲色，由任用賢能變為任用奸佞，“安史之亂”最終開啟了大唐皇朝的衰落之門。至此，唐朝進入轉折階段。唐朝由盛至衰的轉折階段長達100多年，皇帝也歷經11位之多，肅宗李享是最明顯的分界線，其後直到懿宗李漼，這期間的皇帝還是多多少少抱有改革弊病延續帝祚的打算。較為知名的改革有肅宗和代宗朝的劉晏改革，德宗朝的兩稅法，順宗朝的永貞革新，憲宗朝的元和中興，武宗朝的會昌之政，然而這一切改革活動都未能扭轉唐王朝走下坡路的總趨勢。永貞革新，是在唐順宗李誦即位，改元永貞後，以王叔文為首的幾位並不算高級別官員主持的一番改革。那個時代，是唐王朝急劇衰敗。藩鎮割據，戰亂頻仍，政治危機十分嚴重；宦官專權，阻塞視聽，賢能得不到任用；體制內組織失效，制度走形；中央財政困難，人民負擔加重；“宮市”擾民，“五坊小兒”禍害，直接敗壞了社會風氣。總之，長久盛世下日積月累的腐朽傾向越來越嚴重，以至“腐朽傾向壓倒了進步傾向”（範文瀾語）。西元805年初，順宗李誦即位，有志革除弊政，中興唐室，於是，起用了一批有志於改革之士。“工言治道”的王叔文以翰林學士的身份行宰相事，並聚攏了韋執誼、柳宗元、陸質、韓曄等，協助他進行全面改革。這就是“永貞革新”。革新歷時146天，沒有什麼特別明確的改革思想和行動綱領，為後世評價不一。總體而言是：行之匆忙，收之蒼涼，時間短暫，回味悠長。可以說，王叔文他們竭盡全力，能做的都做了，該做的也在做，想做的正啟動，也看到了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所在，但缺乏對整體形勢的正確判斷，以及對支持者和反對派的準確估測，以致在奪權這一關鍵環節上貿然行動，功虧一簣，反而加速了改革的夭折。
大清帝國在乾隆朝達到頂峰，國力之強盛可謂如日中天。但是也沒跳出衰落的窠臼。在乾隆後期，清帝國的頹勢就已經顯現。等到嘉慶皇帝即位，整個帝國更是四處冒煙、滿壁漏洞。嘉慶朝的白蓮教起義竟然攻入了皇宮之中。及至道光皇帝期間，雖然道光皇帝算得上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克勤克儉”皇帝，但大清帝國卻不能在“節儉”之中恢復自己的榮耀。就在大清帝國面臨內部危機的時候，以前的皇朝不曾遇到的新情況出現了：堅船利炮的西方資本主義列強開始侵略中國。鴉片戰爭扯去了大清帝國最後一片*布，清帝國不可避免的進入了衰退期。咸豐皇帝一生顛沛流離。太平天國的農民軍佔領了大清帝國的富庶之地，原來能征善戰的八旗勁旅不堪一擊；內亂未平，外亂又起，不足兩萬人的英法聯軍竟將大清帝國最強大的蒙古鐵騎擊退，咸豐皇帝狼狽逃竄熱河；屈辱議和，使這位飽經憂患的青年皇帝死于離宮。面對這種內憂外患的環境，大清帝國的君臣們開始了徐圖中興的“洋務運動”。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張之洞等大臣們，開始了對傳統皇朝的改革之旅。然而，“同治中興”也好，“洋務運動”也罷，雖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甲午海戰”使大清帝國的君臣們認識到帝國已經到了苟延殘喘的地步，再不採取有力的措施，清帝國難逃覆亡的命運。希望有一番作為的光緒皇帝，憑著自己的勇氣進行了“戊戌變法”，但“戊戌變法”只不過是曇花一現，被稱作“百日維新”。
大凡一個組織從巔峰開始衰落，在環境的逼迫下，總會進行一些改革。這些改革的目的都是為了延續組織的生命，重新振作起向上的精神。但是，縱觀中國的皇朝更替史，我們發現，這些改革，有的成功，有的失敗；有的取得了一些成效，有的卻半路夭折。取得成效的，創造皇朝的一代中興，出現發展中的另一個高潮，雖然無論哪一方面也比不上盛世；中途夭折的，則是在已經積重難返的皇朝身上又壓了一個包袱。
成功固然有成功的道理；夭折的原因卻也很簡單，就是因為改革的敵對勢力太強大，改革者的力量太弱小，支持者的意志不堅定，改革的動力不牢靠。然而，再細細琢磨：若僅以力量的大小、強弱來對沖，勝者乃力大所致，則難免掉進了物理學意義上的力場陷阱。因為，力量的對比在改革之初就基本是明瞭的，為何還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呢？很明顯，結果簡單，原因複雜。
首先，盛世已經過去，盛世光環掩映下的問題漸次暴露，多方面矛盾日積月累加劇惡化，外部環境已經不容樂觀。
其次，基業的承繼者面臨如此的外部環境，必須對各種挑戰有所回應，方不致“家道就此敗落”。即使生逢其時的皇帝因為種種原因而不具備這種擔當，也還是希望局面有所改觀的。如此以來，勝任領導角色，便可能出現中興的局面，反之，或曇花一現，或一敗塗地。
再次，改革者自身的素質和實力將直接決定改革的進度與深度，哪怕終究是以失敗結束。實際上若以結果論成敗的話，這一階段即皇朝後半期的改革，絕大多數是以失敗告終的。但是，即使是失敗，也有持續時間長短、改革力度強弱、鋪開領域寬窄、後世影響大小等指標來評定新政的，如慶曆新政，如熙、豐變法，如張居正改革。而與這幾個指標直接相關的，便是改革家的魄力、格局與謀略。
複次，改革能否抓住實質，也就是大家所關心的、最在意的、改革所觸及到的利益——包括既得利益、將失利益、將得利益。這是面對改革，各種力量分化組合和秩序重構的基礎，也是組織得以正常運轉和制度有效規範的前提，至於該次改革能夠發揮多大效能，則要看藍圖如何化為路線圖，路線圖怎樣成為現實了。
最後，改革有沒有承繼和發揚組織既有的：創業時期的艱苦奮鬥作風、創造思考能力、進取精神、團結狀態，成長時期的穩定持重作風、規範約束能力、向上精神、合作狀態，鼎盛時段的宏偉大器格局、開拓進取能力、寬容精神、和諧狀態；能不能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基礎上，向組織本身業已滋生的、不合時宜的組織文化挑戰，在傳承中予以更新，進而對已然凝固、沉淪的習氣有所調適，以增強組織對環境變化應有的調適能力。
第一節 盛世隱憂：變革的環境
組織到了轉折階段，內部和外部危機不斷發生，如何進行危機管理，以及如何對組織進行改革，是組織領導者和組織成員不可回避的重大而又緊迫的課題。是整日憂心忡忡，還是對危機不管不問；是坐以待斃，還是有所作為；要想有所作為，又應該如何作為？不知不問、坐以待斃，又怎能甘心祖宗的基業毀在自己手中；有所作為、力圖振奮，又應該依靠誰，打擊誰？惟有冷靜地洞察環境，方有貼切的改革道路。
首先是要知曉自己的“家底”還有什麼，又失去了什麼？掌握在統治集團手中的調控餘地在哪裡？其次，作為改革的領導者和推動者，要清楚整個權力構架的脈絡，明瞭重新分配後的利益格局，從而厘定改革可以依靠的力量和必須打擊的力量。最後，對於組織最高領導者而言，把握皇朝的整體局勢和主要矛盾，才有可能掌控改革的方向和前途。
一、“家底”：失去了什麼？還有什麼？
對於轉折階段的統治集團來說，首先要摸清楚盛世之後的皇朝 “家底”。這個“家底”不僅是財政的充盈與否，還包括對經理層的瞭解和對消費者狀態的把握。一般而言，在組織巔峰階段後期，被盛世光環所掩蓋的各種憂患開始顯現。由於盛世領導者的無節制擴張和貪圖享樂，組織長期以來積累的物質財富和向上精神消失殆盡。盛世君主為子孫後代留下的除了曾經輝煌的一個記憶外，就是國庫空虛、社會凋敝、朝臣墮落、民心散亂的局面。這個局面就是改革的前提條件和外部環境。
盛世皇朝的擴張，當處於皇朝物質基礎能夠支持的範圍內時，可能會維持下去。一旦擴張遇到了皇朝物質基礎的極限，那麼不可避免的衰退就來臨了。保羅·甘迺迪在他著名的《大國的興衰》中，用世界歷史上主要帝國的興衰過程，論證了這個觀點：即大國的衰亡主要是因為它們無限度的擴張超出了國家本身能夠提供的物質基礎的限度，從而不能維持下去；而對於擴張性的大國而言，擴張的被迫停止就是衰退的來臨。
中國歷史上的皇朝也沒逃過這個規律。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期間，戰爭持續了四十三年，其用兵少則數萬，多則三十多萬人，軍費動輒數十億錢，軍功賞賜黃金一次達數十萬斤；連年勞民興役，如築朔方城沿邊屯田，“衣食皆仰給于縣官”。他即位之初，本來“人給家足”，府藏皆滿，但連續征戰之後，變成“海內虛耗”。漢武帝不僅大肆對外擴張，而且大興土木，徵發大量農民修建上林苑就是例子之一。雖然帝國的經濟還沒有破產，但是與盛世階段的府庫充盈相比，無疑天上地下。漢武帝自己也在《輪台罪己詔》中說：“前些日子專職衙門上奏，想把百姓的賦稅每人再加三十錢，用來資助邊防費用，這是進一步加深老弱孤獨的困境。……現在又要求派兵到遙遠的輪台屯田墾荒，這不是擾亂天下，使百姓陷於愁苦嗎？朕不忍心聽這樣的話！目前的要務在於禁止苛刻殘暴的法令，停止任意增加賦稅，專力以農為本，鼓勵養馬，恢復馬複令（以養馬免除賦役）。只要國家不缺乏費用，軍隊能維持邊防就行了。”可以說，漢帝國的擴張在武帝后期無可避免的受到了帝國經濟力量的限制；而擴張的停止宣告了帝國繁榮盛世的結束。漢昭帝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繼承皇位的。
乾隆帝與漢武帝犯同樣的錯誤：對外大肆擴張，窮兵黷武，對內大肆鋪張浪費，窮奢極欲。乾隆皇帝的所謂“十大武功”，極大地消耗了帝國的財政基礎。乾隆五十五年八月，恰好是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壽，權臣和珅等人親自操辦，“務極奢大，內外宮殿，大小儀物，無不新辦。自燕京至圓明園，樓臺飾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設寺院人物，動其機括，則門窗開闔，人物活動”。乾隆五十年，他還徵兆年過六十歲的在職、致仕官員三千余人，賜宴乾清宮，成為“千叟宴”。凡此種種，不僅耗費了巨額資金，使國家庫藏日益空虛，而且由於在巡幸和節慶期間各級官員的納賄送禮，也加速了整個統治階級的沒落和腐朽。連年征戰、征斂日繁，再加上接連不斷的水旱災害，作為帝國統治基礎的廣大農民的生活陷入了困苦之中。清帝國正面臨極為嚴重的社會危機。嘉慶皇帝接的就是這麼一個爛攤子。
除了漢、清兩個朝代比較典型外，其他朝代也是一樣。盛世只管盛世的享樂和威風。轉折階段皇朝的“家底”只是一個巨大的空殼子，看起來還有些盛世景象，但細究下去，就會發現留下的屈指可數了。作為轉折階段的統治集團，不論是新起的君主還是掌權的輔政，如果重新矯正、穩定從巔峰滑下來的皇朝列車，就必須對“家底”有個清晰而深刻的認識。
二、“格局”：依靠誰？打擊誰？
經濟上的相對凋敝是轉折和改革階段的物質基礎；之上則是經過重新洗牌的利益格局和權力格局。組織的利益格局和權力格局在創業階段就開始形成，各派勢力經過組織成長時期的重新分化和組合，到盛世階段已經比較穩定。各派勢力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正是在盛世階段，在這個比較穩定的政治格局中，有一些勢力悄悄崛起，而另一些勢力集團在悄悄沒落。這種變化在盛世繁榮的掩蓋下，並沒有凸現。而是隨著盛世的結束，經過重新洗牌的政治格局逐漸浮出水面。在轉折和改革階段，新興的政治力量要求按照自己的意願改革組織的政策和制度，以保證自己利益的實現；而保守的政治力量則不願退出政治舞臺，不願自己的利益被削減、被剝奪。從這一角度看，改革實際上就是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改革會觸動一些集團的既得利益，也會促使一批新興的政治力量的崛起。轉折階段的皇朝正是面臨如此複雜的政治格局。轉折階段，原來可以被皇帝信賴的政治力量或者衰落了，或者其本身已經膨脹到可以不把皇帝放在眼裡的地步。因此，只有認清皇朝的政治格局，找到自己可以依靠的力量，同時找到自己的潛在對手，才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還應該注意的是，轉折階段的政治格局和權力格局是不斷變化的；領導者更應動態的掌握政治格局，及時調整自己的政治態度和政治策略。
唐朝中後期，隨著“安史之亂”被逐漸平定，形成了三大勢力集團：一是宦官集團；二是藩鎮集團；三是原有的朝廷官員集團。前兩個都是玄宗李隆基在位之時逐漸形成的勢力。在開元年間，唐朝處於盛世階段，諸如宦官、藩鎮等都還不是異於中央的勢力集團。玄宗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任用宦官和設置藩鎮會帶來怎樣的麻煩，以至於唐朝的基業就毀在宦官和藩鎮之手。唐朝的宦官之禍實起于玄宗重用和信任高力士；而藩鎮的設立也是當時玄宗用兵佈防的一大敗筆。安史之亂是藩鎮勢力對中央權威的公然挑戰，雖然安祿山和史思明都被*，但從此之後，藩鎮的獨立傾向越來越大。自肅宗李亨、代宗李豫、德宗李適、順宗李誦，一直到憲宗李純，再到昭宗李曄被朱溫所滅，唐朝的這些皇帝們一直在與宦官、藩鎮和朝廷中的權臣作鬥爭。在這三大勢力集團中間，皇帝總要選一個自己可以依靠的力量。不是依靠宦官打擊權臣，就是依靠藩鎮打擊宦官。可以說唐朝轉折期的各項改革的成敗，都與皇帝選擇的依靠力量有關。唐順宗李誦在位期間，依靠朝廷官員的力量進行改革，打擊宦官和藩鎮勢力。這就是在引言中談到的短命的“永貞革新”。永貞革新的失敗是皇帝錯誤選擇依靠力量的直接後果。王叔文集團自身並沒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他們只是一些年輕的翰林學士。集團內部也是魚龍混雜，主力人物之一王伾胸無大志，在朝臣中也沒有人緣，沒有多少人願意跟他交往。而且這個王伾收賄納賄，極其腐敗。王伾為了納賄方便竟然在府中設立一個無門大櫃，以收受討官者的賄賂，為防止被盜，晚上就讓他老婆睡在櫃子上面。而李誦本人對王叔文集團也不是那麼信賴，在宦官首領俱文珍的勸說下，竟然罷免了自己依靠的改革力量的首領王叔文的翰林學士職位。宦官集團徹底擊敗王叔文集團之後，控制了皇帝，逼迫唐順宗退位，讓太子繼承。太子李純即位為唐憲宗。他將唐順宗尊為太上皇，並立即對王叔文集團全面開刀。唐憲宗在這三個勢力集團中選擇依靠朝臣和宦官打擊藩鎮。憲宗一朝打擊藩鎮的成績，成就了憲宗唐朝所謂“中興之主”。
三、重點與前景：在哪裡？走向哪裡？
轉折階段的組織哪裡都是矛盾，哪裡都有問題。要想有所作為，集團領袖就必須把握階段重點，找准問題的癥結，厘定主要矛盾，從而確定和把握改革的方向，堅定不移地走下去。對於轉折階段的組織而言，面臨的矛盾不外乎如下幾類：一是組織與外部競爭者的矛盾；二是組織和目標群體的矛盾；三是組織內部不同勢力之間的矛盾。第三類矛盾就是我們在上一小節中分析的不同勢力集團。對於具體的皇朝而言，這三個矛盾並不都是同等重要的。明確了皇朝轉折階段的主要矛盾和問題在哪裡，就能基本明確改革的總體方向。
首先來看皇朝與外部政權的矛盾。在中國歷史上，除了中原的“正統”王朝外，還存在著許多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這些政權對中原皇朝始終是一種威脅。從春秋戰國起，北方的遊牧民族政權就不斷侵擾中原。秦始皇修建長城，最主要的考慮就是要阻擋匈奴對秦朝的侵擾。秦漢時期，中原皇朝最大的外部敵人就是匈奴；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則是所謂的“五胡亂華”。到了隋唐時期，在北方是突厥、回鶻相繼而起，在西南方，則是崛起的吐蕃政權。到了五代十國和兩宋時期，契丹族建立的遼國和女真族建立的金國一直是宋朝的最大邊患，北宋亡于金國手中。此後，蒙古族進入中原，建立元朝；滿洲進入中原建立清朝。這些政權在中原皇朝強盛時，懾於皇朝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不敢覬覦中原。轉折階段的皇朝面臨著國內經濟、軍事力量的衰退，如何調整政策應對這些外患，是必須考慮的問題。如果這種邊患是皇朝生存的最大威脅，則調整政策應對這些政權，必須成為重點；而如果這些邊患不構成皇朝生存的最大威脅，則應安排在內部政策調整之後。
在皇朝內部，則有統治集團和被統治集團的矛盾。這個矛盾是影響皇朝興衰的最主要矛盾。在成長和盛世階段，統治集團和被統治集團一般不成其為問題。因為不僅統治集團享受著繁榮的好處，而且被統治集團也處於比較富足和安定的局面之中。但是，盛世階段皇朝統治集團的內外擴張政策引發了統治集團與被統治集團之間的緊張關係。在盛世後期，被統治集團的不滿就已經顯現。漢武帝統治末期，社會險象就已露苗頭。元封四年（西元前107年），關東出現流民二百萬口，無戶籍之民四十萬。天漢二年（西元前99年），關東地區發生農民暴動，“大群至數千人，功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兩千石。小群以數百掠鹵鄉里，不可勝數，道路不通”。清乾隆統治後期也出現了白蓮教、天理教等民間團體，這些團體是窮苦百姓不滿統治集團橫徵暴斂的聚合體。統治集團與被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直接影響著皇朝政策調整和改革的成敗，也是皇朝能否繼續下去的關鍵所在。
統治集團內部各個派別之間也出現了裂痕。在盛世階段，皇帝權威極大鞏固，統領各派政治力量不成問題。而一旦盛世結束，原來被皇帝權威壓制的各派政治力量無不起來爭奪權力。作為轉折階段的皇帝，怎樣調和、化解、凝聚以至繼續統領各派政治力量，是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在盛世階段，皇朝政治格局中主要就是兩股力量：皇帝與官僚集團之間的關係。而在轉折階段，除了這兩派力量之外，還出現了“第三種”勢力，即外戚和宦官集團。外戚和宦官在漢朝中後期，一直是左右皇權和相權，乃至左右整個朝廷大政方針的重要力量。唐朝的宦官更甚，在唐朝中後期，皇帝的廢立都操縱在了宦官手中。明朝的宦官雖然沒有操縱皇帝的廢立，但是明帝國的主要政策和政治格局還是受到宦官集團的極大影響。張居正作為內閣大學士、首輔，為了推行改革，還需要巴結宦官馮保，而如果沒有馮保的支持，張居正的改革也不會推行開來。清朝中後期，宦官雖然沒有專權，但是卻也極大地影響了清朝的政治格局。清朝同治、光緒年間的大太監李蓮英，雖然沒有任何政治權力，但他卻是朝廷大臣與最高統治者聯絡的紐帶。李鴻章作為軍機大臣，要去見慈禧太后還需要向李蓮英送賄賂，而李蓮英的一句話就可能會導致朝政的極大變化。
轉折階段的這三種矛盾，作為組織的領導者必須全面把握，明白自己所處的政治生態環境，知道現在“站在哪裡”，才能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
第二節 中興之主：洞察力與魄力
創業皇帝首先是馬上皇帝，創業皇帝依靠自己的人格魅力和企劃能力帶領創業集團打天下；守成皇帝需要高瞻遠矚，為皇朝建立一個穩定成長的框架；盛世之主則是雄才偉略，方能夠帶領皇朝走向繁榮的頂峰。身處轉折階段的皇帝又需要什麼呢？轉折階段，皇帝面臨的環境與創業階段、成長階段和盛世階段都不同。這是一個皇朝從巔峰走下坡路的階段，是一個矛盾重重、局面複雜的環境。創業階段，創業集團的戰略目標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打敗對手，奪取天下。成長階段，皇帝與各種政治力量的目標還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開萬世之基業，為皇朝穩定奠定基礎。盛世階段，皇帝面對已經穩定的局面，經濟已經恢復並發展起來，社會秩序基本穩定，國富民強，是一個蒸蒸日上的局面。而轉折階段的皇帝，面對著經濟凋敝，各種政治力量此消彼長、矛盾重重，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的局面。在這個局面之下，如何確定皇朝的戰略目標，如何平衡各種政治勢力以實現改革目標，是需要中興之主解決的首要問題。
不管是歷史上的皇朝，還是現代的組織，中興之主需要具備如下的素質：首先要有敏銳的洞察力。這是因為在轉折階段，各種政治利益交織在一起，局面紛繁複雜，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問題異常繁多。如果不能在這個複雜的環境中發現最主要的問題，那麼改革的方向、戰略就會發生錯位，而這個錯位所造成後果直接影響了皇朝能否實現中興。問題既定，方向既定，戰略既定，接下來的關鍵就是領導者必須具有改革的魄力和決心，能夠在各種壓力下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能夠以現實的精神對祖宗成法進行改革。這個魄力可以說是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除了洞察力和魄力之外，身處複雜環境中的中興之主還要有謀略能擺平各個政治集團，駕馭局勢的發展，為改革創造良好的政治環境。還有一點需要明確的是，改革不是皇帝一個人的事情，皇帝需要有一個可以依靠的改革集團和可以重托的改革者來推行。而選擇改革集團，並給予必要的支持，則是考驗中興之主識人善任的領導素質。因用人不當而導致改革失敗，甚至皇帝本人也因此被趕下臺來的事例，在中國歷史上不絕於書。
一、洞察力：對複雜形勢的判斷
轉折階段，皇帝面對的形勢是各種矛盾交織、政治力量錯綜、各種問題凸現。只有透過現象看本質，從紛雜的局勢中揪出關鍵，對複雜形勢做出果敢準確的判斷，改革才能有的放矢，而不是毫無目的，毫無章法。這是領導者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但洞察力對中興之主來說更為關鍵。
一如先前所述，漢武帝之後，漢昭帝劉弗陵、漢宣帝劉詢，以及輔政霍光，實現了西漢王朝的一次中興。雖然所謂的“昭宣之治”遠遠不能和武帝盛世相比，但也算是漢朝基業繼續發展的一次機會。當時，作為輔政的霍光和昭帝劉弗陵，沒有武斷地決定改革方向和改革重點，而是召開了歷史上有名的“鹽鐵政策”大辯論，討論武帝朝的政策得失，找出影響皇朝發展的最主要問題，對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理出了輕重緩急。始元六年（西元前81年），霍光佈置召集各郡國的賢良、文學六十餘人開了個“問民疾苦”的會議，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鹽鐵會議。御史大夫桑弘羊代表政府方面聽取意見。從會議論及的內容看，是對當時漢朝整體政策和實際情況的一次檢討會，持不同意見的雙方從各自的立場、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各項主要政策的利弊得失。這次會議為完成政策轉型和朝政改革起到了輿論準備的作用。會議之後，在霍光的主持下，朝廷堅決貫徹“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方針，開創了“昭宣中興”的新局面。
北宋中期，宋仁宗、宋神宗年間，北宋王朝走到了一個下坡路的臨界點。當時距離北宋開國整整一個世紀，宋太祖和宋太宗開創的治國之法已經“傳之數世弊且生”。在宋太祖和宋太宗創立北宋時，其立國的基本策略是剝奪武將的統兵權，削弱地方政府的權力，分割地方政府的行政權、財權和軍權，層層設官，官員與官員之間相互監督、相互制衡，從制度上保證了皇朝中央和皇帝個人的權力。但導致的嚴重後果是“天下之財力日益窮困，風俗日以衰壞”。尤其嚴重的是朝野上下精神衰敗，“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為”（《宋史紀事本末》）。宋神宗急於通過改革改變這種頹勢。改革的重點在哪裡？這是首要問題。王安石堅持以“理財”為中心進行改革，即以賦稅改革為主要目標，以此為出發點，改革整個國家的行政、經濟制度。王安石的好友、翰林學士司馬光不以為然，認為改革的主要目標應該在“節省冗費”上。司馬光認為祖宗的成法沒有錯，之所以造成當前的局面，不是因為賦稅政策，而是因為各級官員不節省，造成了國家財政的困難。他認為王安石所說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是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對於兩個人的爭論，宋神宗並沒有武斷的發表自己的意見，而是要求兩人在殿上進行爭論。宋神宗認識到王安石的意見更符合自己改革的需要，於是便在熙寧二年（西元1069年），起用王安石為參政知事，主持變法。
我們再來看明朝的張居正改革。張居正所處的時代是明穆宗朱載垕和明神宗朱翊鈞在位期間。此時離朱元璋建立明朝已經有近二百年了。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間最為痛恨的就是朝廷的*。明初的幾個株連萬人的大案基本上都與*有關。朱元璋制定的《大誥》主要就是針對官員的*。在明初幾代皇帝，*還沒有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但到了張居正所處的時代，*已經蔓延到了各個角落。張居正認為，雖然*表現在各個方面，但最根本的還是政治上的*，這是造成全面統治危機的根源。要挽救危機，必須懲治*，尤其必須矯正政治上的*。這是改革要首先解決的問題。那麼在改革的具體實行過程中，應該首先從哪裡入手解決*問題呢？當時的實際情況，張居正明白，問題不在於缺乏機構，也不是職責不清，更不是政令、章程不夠，明朝至此已經有二百餘年歷史，一切機構、規章早已是齊全的。現在的問題是沒有檢查督促，缺乏控制力和執行力，所以一切都是放任自流。於是張居正首先推出了考成法。
上述說明對於一項改革而言，第一就是選擇改革的優先次序，找出改革的重點，而這個重點就是組織面臨的主要矛盾和組織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其餘的問題才能提上議事日程。改革之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就在能否抓住這個主要問題。
二、突破舊法則的限制
為什麼要在轉折階段特別突出組織領導者的魄力和決心呢？因為在轉折階段，領導者面臨的政治格局最複雜，各派政治力量都有自己的利益和立場，也具備了與領導者相抗衡的一定實力。如果立志于改革的組織領導者沒有魄力和決心，就很容易被其他政治集團左右，從而導致改革尚未開始即告結束。創業階段，集團領袖面臨的環境雖然困苦，但誰是敵人、誰是盟友確是一目了然；守成階段，各個政治團體的利益衝突不大，還能夠團結在組織領導者周圍，為實現共同的目標而努力；盛世階段，集團領袖的力量和權威足以威懾和控制其他政治集團。這三個階段對於組織領導者而言，魄力固然重要，但其重要性遠不比轉折階段。
如果以立場來劃分，實際上所有的政治集團都可以二分為改革派和保守派。當然，這裡的改革派和保守派沒有任何感*彩，改革派並不一定是好人，保守派也不一定是壞人。這裡劃分的標準只有一條：那就是支持還是反對改革。君主的魄力就表現在能夠始終如一的支持改革派，站在改革派一邊。但是，一個皇朝經過上百年的發展之後，總會形成大批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些既得利益集團不僅在經濟上擁有大批財富，在政治上也掌握著大量資源。對於君主而言，改革實際上就是改掉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重新劃分利益格局。因此，君主所支持的改革派一般都是從經濟上或政治上的弱勢集團中提拔上來的。這些改革派特別是在政治場中並沒有多大的權威和發言權，要進行改革，就要對保守派開刀，無疑需要名義上的皇朝領袖皇帝的全力支持。沒有皇帝的支持，改革即使有很好的綱領，也不會繼續下去。在中國歷史上，失敗的改革，其首要原因幾乎都是改革派的力量過於弱小。正因為改革派的力量過於弱小，對於希望改革的君主來說，才更應該堅定的支持改革派，不為所謂的“祖宗成法”所拘束。
王安石變法之前的宋仁宗趙禎一朝，北宋就已實行過“慶曆新政”。如前所述，宋朝初年，太祖和太宗為防止五代更替頻繁的悲劇重演，從政治、經濟、軍事、人才選拔等方面重建政治結構，將行政權、軍權、財權、司法權和地方權力都集中到中央，集中到皇帝手裡。到宋真宗和宋仁宗兩朝，這種體制導致的問題越來越多，“因循不革，弊壞日甚”，造成了“冗兵、冗官、冗費”的全面危機局面。宋仁宗企圖改革弊政以挽救危機，便在慶曆三年（西元1043年）初，將“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的保守派官僚呂夷簡等相繼罷免。同年八月，任命范仲淹為參政知事，韓琦、富弼為樞密副使，歐陽修、蔡襄、王素、餘靖等為諫官，使改革派在朝廷中很快佔據了優勢，為改革提供了強大的組織力量。但是，改革很快就被保守派勢力所製造的濃重黑雲所遮蔽。新政沒有推行多久，改革派官員就在保守派官員的激烈反對中敗下陣來。慶曆四年（西元1044）年六月，離新政頒行之日僅僅八個月，慶曆新政的總設計和總指揮范仲淹就以防秋為名，宣撫陝西、河東。同年八月，富弼宣撫河北。接著，支持改革的其他官員也被以種種口實調離京城。新政派官員遭貶黜的同時，保守派的官員重新掌握了大權。此時的仁宗天天聽到的都是對范仲淹等人的惡言惡語，當年厲行改革的銳氣消失殆盡。“慶曆新政”僅僅推行了一年多就夭折了。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宋仁宗的動搖。
“慶曆新政”的事例足以說明組織最高權力者的態度是改革成敗的關鍵因素。在組織轉折階段進行的改革，首先是在原有的制度框架中進行的改革。組織的制度框架經過很長時間的發展已經非常穩定了，任何改革都是對既得利益集團的打擊，任何改革都是在一個非常狹小的制度空間中進行的，可以活動的餘地太小。而如果改革不改變根本的制度框架，那麼改革的進行就需要依靠組織的硬性權力來實施。若是改革不具備這個條件，就無法進行，即使勉強啟動，也很難成功。因此，改革若要想取得成功，領導一以貫之的支持是一個必要條件；如果希望通過改革實現組織的中興，領導就要有魄力和決心支持改革派，打擊保守派，就要敢於對祖宗成法說不。這個魄力是轉折階段組織成功變革的先決條件。
三、加強縱橫捭闔的駕馭能力
轉折階段，要想變法成功，實現中興，還需要有對全域的掌控能力。如果不能擺平各派政治勢力，消解保守派對改革的攻擊，那麼即使皇帝非常堅定的支持改革，也會遭到失敗的下場。前面我們所講的漢昭帝、漢宣帝的成功改革，與昭帝和宣帝兩位皇帝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平衡是分不開的。昭帝在位期間，充分信任和依靠霍光進行改革，但他並沒有簡單的打擊其他政治力量，而是充分吸取他們的意見，兼顧各個集團的利益。宣帝即位後，對霍光還是信任和依賴。但在霍光去世後，面對權勢和欲望日益膨脹的霍氏集團，宣帝果斷採取措施，滅掉了霍氏集團，為穩定朝政、鞏固改革成果創造了條件。
有唐一代轉折階段，藩鎮、宦官和官僚集團是三大主要的政治勢力，如何平衡，怎樣駕馭，是對皇帝權謀的嚴峻考驗。我們來看兩個實例：同在唐朝，一個是成功的，這就是成就了唐朝“元和中興”的唐憲宗；另一個失敗的例子，就是在“甘露事變”中被宦官監禁的唐文宗。通過這兩個相反的事例，我們更能看清楚組織最高領導者的駕馭能力之於改革成敗的關鍵作用。
唐憲宗李純，是唐朝第十二代皇帝，唐順宗李誦的長子。貞元四年(788)封廣陵郡王。他二十八歲繼承皇位，做了十五年皇帝。唐朝自中葉唐代宗寶應元年(西元762年)藩鎮割據局面正式形成，至唐憲宗元和末年掃平藩鎮，天下再歸一統，前後經歷六十多年。其間唐代宗、德宗、順宗，都曾為削除藩鎮、重新統一天下而努力，但都未能取得成功。而唐憲宗執政以後，卻在短短的十多年裡，先後平服西川、夏綏、鎮海、淮西、成德、平盧、盧龍等大河南北數十個藩鎮，使“安史之亂”以來中衰的大唐國勢重新為之一振，憲宗成為唐中後期唯一一位再度統一天下、實現國家中興的君主。那麼唐憲宗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我們且看唐憲宗的手段。
首先是唐憲宗的魄力和決心。元和年間，憲宗自始至終抱著“以法度裁制藩鎮”、一統天下的堅定信念和果敢意志，從不動搖。憲宗即位伊始，即把“舉貞觀、開元之政”作為自己奮鬥的目標，把平服天下藩鎮、重振大唐國威作為自己的首要目標。十幾年裡，孜孜以求，從未間斷。在順境中，憲宗一鼓作氣、毫不懈怠，努力爭取對藩鎮鬥爭的更大成功。在失利時，決不氣餒，總結教訓，積蓄力量，準備新的鬥爭。元和初年，征西川，定夏綏，平鎮海，憲宗敢於決斷。元和十一年(西元816年)，討淮西三年不下，罷兵呼聲彌蓋朝野，憲宗幾乎成為孤家寡人，但他堅持繼續作戰方針，終使淮西吳元濟授首。鐵城之敗，舉朝文武皆有懼色，憲宗卻以大家風度處之，坦言勝敗乃兵家常事，豈可因一敗喪失信心。元和十年(815年)河北藩鎮刺殺宰相于京師，謀暴動於東都，頗有天下大亂之勢。憲宗臨事不驚，果斷處置，終使平盧、成德企圖動搖憲宗討叛決心的陰謀破產。可以說，如果沒有憲宗始終如一的堅定信心和堅強意志，藩鎮的征討很可能就會像德宗時那樣半途而廢，功虧一簣。戰爭是敵我雙方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的較量，更是戰爭指揮者意志信心的較量。在戰爭的關鍵時刻，統帥者的信心與決心，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會超過政治的、軍事的因素，決定戰爭的勝負。
其次，則是唐憲宗的權謀。憲宗以法度制裁藩鎮，大體堅持先近後遠、先易後難、先招撫後用兵、先重點後一般的方針。元和初，首先解決了號稱朝廷“回翔之地”西川及家門口的綏夏。不久又收復了關係江淮財賦來源的鎮海。一年多中更換了三十多個藩鎮的節度、觀察、招撫之使，使天下藩鎮為之一震。元和中，進討成德失利以後，憲宗積蓄力量、招撫魏博，切斷了河北與淮西的聯繫，使淮西陷於孤立。討淮西，圍而困之，弱而擊之，雖多少是出於無奈，卻也不失為良策。討平盧，注意分化瓦解敵軍，重點打擊李師道，終於導致劉悟舉義。
憲宗的可貴之處還在於，一旦發現決策失誤，在多數情況下，能夠不失時機地予以克服與糾正。一征成德，官軍失利，憲宗利用拘捕盧從史之機及時罷兵；征淮西，一經發現任帥不當，便及時予以調正，終於發現了李朔心這樣的智勇之將；二征成德再次失利，憲宗不怕有損自己的尊嚴，接受大臣的勸告再次罷兵。成功的戰爭指揮者，並不在於他完全不存在失誤，重要的是他能夠從失誤中吸取教訓並予以及時糾正，從而取得最後的勝利。一如現時常說的，犯錯誤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犯再犯、執迷不悟。
唐憲宗的權謀還表現在用人上。憲宗即位以後，用人的基本原則是“任人唯賢”。但是，在一定的條件下，憲宗也會本著權力平衡的原則支配部分官員的任免。征西川，憲宗聽從宰相杜黃裳的推薦，徵用無名之將高崇文，終獲平西川、擒劉辟的成功。討淮西，數撤敗軍之將，終使李朔心夜襲蔡州、活捉吳元濟而顯名。在平定藩鎮的過程中，憲宗特別重視發揮宰相的作用，前後所用杜黃裳、李絳、李吉甫、武元衡、裴珀、裴度等都是有智有謀的人才，他們在協助憲宗討平藩鎮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在用兵的重大問題上，憲宗能夠廣泛聽取宰臣的意見，而這並不排除在一定的情況下，不為群言所左右、堅持己見的例外。
“君不密則失其臣，臣不密則失其身”，用這兩句來形容唐文宗打擊宦官勢力的失敗，再恰當不過了。唐文宗有當好皇帝的決心，卻不具備做好皇帝的能力和素質。如果唐文宗處於一個太平盛世，也不失為一個好皇帝。但偏偏他身處在一個家道衰落、宦官當權的時代。唐朝自穆宗以後，皇帝的廢立完全掌握在宦官手中。唐文宗在宦官操縱之下過日子，自己也很氣惱，一心一意想除掉宦官。有一次，唐文宗生了一場病，急於找醫生。正好宦官頭子王守澄手下有個官員叫做鄭注，精通醫道，就把他推薦給唐文宗治病。文宗服了他的藥，果然病一天天好了起來。唐文宗很高興，召見鄭注，發現鄭注口齒伶俐，像是個有才幹的人，就把他提拔為禦史大人。鄭注有個朋友李訓，原是個很不得志的小官員，聽到鄭注受到朝廷重用，就帶了一些禮物求見鄭注。鄭注正好想找個幫手，就請王守澄把李訓推薦給文宗。李訓也得到文宗的信任，後來，竟被提升為宰相。
李訓、鄭注兩人取得了唐文宗的信任，文宗把自己想除掉宦官的心事告訴他們。他們就跟文宗秘密商量，想法削弱王守澄的權。他們打聽到王守澄手下有個宦官仇士良，跟王守澄有矛盾，就請文宗封仇士良為左神策中尉，帶領一部分禁衛軍。接著，李訓又解除了王守澄的兵權。最後，唐文宗給王守澄一杯毒酒，把他殺了。去了王守澄，接下來就要除掉仇士良了。李訓聯絡禁衛軍將軍韓約，決定動手。西元835年的一天，唐文宗上朝的時候，韓約上殿啟奏，說禁衛軍大廳後院的一棵石榴樹上，昨天夜裡降了甘露。李訓當即帶領文武百官向文宗慶賀，還請唐文宗親自到後院觀賞甘露。唐文宗命令宰相李訓先去察看。李訓裝模作樣去兜了一圈回來說：“我去看了一下，恐怕不是真的甘露，請陛下派人複查。”唐文宗又命令仇士良帶領宦官去觀看。仇士良叫韓約陪著一起去。韓約走到門邊，神情緊張，臉色也發白了。仇士良發現這個情況，覺得奇怪，問韓約說：“韓將軍，您怎麼啦？”正說著，一陣風吹來，吹動了門邊掛的布幕。仇士良發現布幕裡埋伏了不少手拿明晃晃武器的兵士。仇士良大吃一驚，連忙退出，奔回唐文宗那裡。李訓看到仇士良逃走，立刻命令埋伏的衛士趕上去。哪知道仇士良和宦官們已經把文宗搶在手裡，把他拉進軟轎，抬起就走。李訓趕上去，拉住文宗的轎子不放，一個宦官搶前一步，朝李訓劈胸一拳，把他打倒在地。仇士良趁機扶著文宗的軟轎，進內宮去了。李訓預謀失敗，只好討了一件便衣，化裝逃走。仇士良立即派兵出宮，大規模逮捕一些參加預謀的官員，把他們全都殺害。李訓在路上被殺。鄭注正從鳳翔帶兵進京，得到消息，想退回鳳翔，也被監軍的宦官殺死。至此，唐文宗和李訓、鄭注策劃的殺宦官計謀徹底失敗，這次事變受株連被殺的有一千多人。這就是歷史上的“甘露之變”。自這個事件後，宦官把唐文宗嚴密監視起來，五年後得病死去。仇士良立文宗的兄弟李炎即位，就是唐武宗。
既如此，中期的帝王如果想重整中落頹勢，有使江山面貌一新的志向，真是任重而道遠。當然，欲扭轉頹廢之勢，最主要的還是領導者于複雜態勢中鎖住癥結所在，於保守氛圍中抱定矢志改革的決心，在問題接踵而來的飄搖中堅持改革方向毫不動搖，且能知人善任、發現改革中堅力量，敢於擔當，以一貫之地支持改革者。集團領袖支持的改革者則需用心、發力於魄力與能力之間。
後記
如果讓一個人說出，在中國歷史上誰過著最為享受的日子，誰具有極具排場的威風，他定會毫不猶豫地說，當然是皇帝了，還能有誰？！那時的皇帝富有四海，那時的皇權至高無上，那時的皇朝深不可測，對人們來說，是多麼難以抗拒的魔力和誘惑呀！可是，當我們稍加留神，就會注意到，皇帝雖富有四海，靜處“紫禁城”的內心卻是無比孤獨；皇權雖至高無上，對失去權力的恐懼卻是如影隨形；皇朝雖深不可測，大白於天下的卻是看不迭的興衰更替。打天下時，諸雄爭霸，豪情萬丈；定天下中，觥籌交錯，兔死狗烹；盛世之下，拓疆開土，路不拾遺；轉折階段，矢志改革，圖以中興；衰亡時期，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如此的圖景，如此的命運，誰是主角，又當何解？
多少年來，人們從自然經濟、小農意識、政治體制、傳統文化，乃至系統論、結構功能主義等角度來評斷中國古代封建的長久與帝制的延續，可謂見仁見智，不一而足。對封建王朝的主角——皇帝，也基本是在時勢與英雄、開明與昏庸的張合之間定性和定型的。給人的印象是，一旦牽扯到個人，尤其是皇帝本人，學科理性就變得忽隱忽現。是沒有合適的透視鏡，還是缺乏持鏡的人？就當前來看，我們傾向於後者。就工具而言，我們選擇了管理學，透過管理學來管窺中國古代歷史，透過靜態管理定位皇帝的角色，透過動態管理解析皇朝的迴圈，是為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靜結合。
縱觀歷史，我們給出兩個比擬：把古代中國的封建皇朝比作一個企業集團，把古代中國的封建皇帝比作一個企業領導人，儘管古代之事並不具備某些現代性，但我們通過研究發現二者有著諸多相似性與共通之處。基於此，我們分析一個（企業）組織的領導者應具備什麼樣的素質，又是如何實現他的意志的；分析一個（企業）組織的發展演變過程，從而研判它的生命週期，也就是在什麼階段是怎樣結構有如何管理。我們要做的工作——撰寫《黃色管理》一書，就是擬從靜態管理和動態管理兩個維度，圍繞角色定位和組織演變兩個基點，來盡可能地破解這麼一個歷史簡單定律：創業→成長→巔峰→轉折→衰亡。歷史和現實給出的邏輯是，這個簡單定律不僅是中國古代皇朝的生動描述，更為驚異的是，它也是中國現代（家族式）企業的生命週期的真實圖景。以古鑒今，由今觀古，不得不由衷地感歎：歷史之于現實，歷史的大門在任何時候都向任何人敞開，就看現實中的人誰能夠把握的更好，學到的最多；就好比先生之于學子，任誰都是一樣的傳道授業解惑，但誰成狀元誰卻落第，就非老師之力了。歷史之于現實，無疑也是“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再來看角色定位和組織演變，這是我們論述的兩個基點。
角色定位，是現代組織管理學的基本原則，是組織（群體）行為的靜態因數，它強調角色基礎、角色分工、角色能力和角色責任，其實就是現代組織的職位說明書。在這裡，一般預設有：首先是組織的各個方面，有無定位角色；其次是基於組織的任務，定位是否準確；再次是隨著條件的變化，角色有沒有進行及時調整；還有一個崗位與能力相匹配問題，也就是在一定的環境中，佔據這個位置的人的能力是否足夠勝任這個角色。在中國古代皇朝中，皇帝所擁有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和不受限制的權力，決定了皇帝的角色至關重要，他的素質基本決定了他所經營皇朝的興衰，也就演繹出一幕幕王朝興衰更替大戲。戲中主角之于戲劇的決定性，不容我們遲疑和回避。
組織演變，同樣是現代組織管理學的基點，是組織（群體）行為的動態因數，它強調外部環境、結構功能、制度變遷和組織願景，其實演變過程就是對組織進行動態管理的過程。在這裡，一般預設有：首先，組織面臨著什麼樣的外部環境；其次，外部環境對這一階段的組織及其領導者有什麼要求；其三，組織的戰鬥力是怎樣激發並形成機制的，即人才管理方面；其四，組織制度對組織運行起著什麼樣的規範作用，它的效率和效果有沒有經得起時間的檢驗，能否主動適應組織內外部條件的變化；其五，組織形成的文化有沒有生命力，是否得到承續和發揚，沒落的途中對思想文化是疏導還是圍堵、改造還是控制。
古代中國除了在其結構形態上有長期停滯的表徵外，還有另一種不能忽略的歷史現象——皇朝（皇權國家）的週期性更替。縱觀中國歷史，舊王朝覆滅的同時新王朝代之而起，呈現出一種時間上的週期性。而再細琢，就會發現，秦王朝以降的每個朝代，基本都呈現這樣一種圖景：一個個皇朝相繼興起、成長，又明裡鼎盛、暗伏危機，直至衰落、崩潰。皇權國家內部呈現的階段性，除了皇帝的角色（領導者的經營作用）外，也必須挖掘皇朝本身的（結構的、行為的、管理的、文化的）原因。就好比，以崇禎皇帝的個人素質，若放在皇朝的成長階段或者轉折階段，總之前五分之四階段吧，也不大可能背上亡國之君的名分，崇禎皇帝的“君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固然有為自己開脫責任之嫌，就當時明王朝混亂的管理制度、頹廢的社會局勢，實在是積重難返，明王朝的滅亡已是大勢所趨，挽狂瀾已非一人之力，崇禎皇帝的絕望之情難以言表。所以，惟有立足于皇帝和皇朝兩個基點，才可能最大限度的破解古代中國皇朝的興衰和更替，發現古代中國皇帝的管理成敗與得失。
行文至此，從讀者的角度看，通過本書究竟可以領會或體驗到什麼呢？我們的本意落為四點，那就是“瞭解點歷史，學一點管理，懂一點政治，品一點文化。”
其一，瞭解點歷史。這裡的歷史不再像大部分教科書那樣——基本是編年體；也不像帝王智謀、正說皇帝、戲說歷史之類——基本是故事選編；當然，也不會像歷史學術著作那樣宏篇大論、見微知著。本書嘗試著圍繞皇帝與皇朝及其相互作用和要求，來管窺古代中國的歷史。畢竟，一部皇帝史，一部中國史，說得誇張，卻也道出了關鍵所在。因此，我們想換個角度，在娓娓道來的輕鬆中瞭解點歷史。
其二，學一點管理。市面上“學管理”風頭正猛，“不為學問究，也被時髦追”，表明管理還是要學一點的。但究竟是學什麼管理、向誰學管理呢？想必是貼近生活的、聯繫實際的，當然，若能把讀者本人帶進其中，激發出特別的感覺更好。標準如此，那就惟有歷史了，已經滲透在骨子裡的自己的歷史。不用說“以古鑒今，由今觀古”，也不必拿“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來說事兒，細細捉摸，單是歷史中的管理案例就遴選不盡，管理經驗也精煉不窮，管理教訓更是汲取不夠。這方面，尤以古代中國皇帝的角色定位和管理得失，以及他所經營皇朝的興衰演變和動態管理為要。
其三，懂一點政治。自古以往的中國人都多多少少喜歡談點政事，哪怕是誇張的傳播，那怕是在“莫談國是”的時代，也都有內我的評價，至於懂多少“政治”或者政治講的恰當與否，好像沒有特別的要求。人天生為政治動物，終歸還是要懂一點政治的。政治從何處來呢？現實是一方面，而我們中國人自古還是傾向于從歷史中學的。清人龔自珍就有一句話：“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是的，歷史中不只有帝王的陰謀權術，散落其間的政治智慧，潛移默化的政治規則，日積月累的政治習慣，還有錢穆先生歷數過的政治得失，都在“法其可法，戒其可戒”（章太炎語）之列吧。
其四，品一點文化。當我們在為建設先進文化努力的時候，一定不能忽略：“文化的源泉是歷史”。在歷史中學習文化，就好比在曠野上品味香茗，有種心曠神怡、豁然開朗的感覺。而且，歷史中不盡是帝王冠以教化之名的思想控制手段和文人騷客之墨寶遺跡，更蘊含了修齊治平之精神境界和小康大同之理想追求。正是文化的傳承，綿延了五千年的中華文明。“中華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終沒有中斷、連續5000多年發展至今的文明。中華民族在漫長歷史發展中形成的獨具特色的文化傳統，深深影響了古代中國，也深深影響著當代中國。現時代中國強調的以人為本、與時俱進、社會和諧、和平發展，既有著中華文明的深厚根基，又體現了時代發展的進步精神。”這是*同志在美國耶魯大學的演講片斷。也可見，品一點歷史文化，無論于國於己，都還是不無裨益的。
歷史不盡惆悵，管理不盡深邃，政治不盡嚴肅，文化不盡枯燥。《黃色管理》要是能給大家這麼個感覺，應該說，就達到目的了。
全書選載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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