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簡史》
當代大哲學家馮友蘭先生於1947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受聘擔任講座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其英文講稿後經整理寫成《中國哲學簡史》，於1948年由美國著名出版公司麥克米蘭出版。此書一出，立即成為西方人瞭解和學習中國哲學的超級入門書。其後又有法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南斯拉夫文、日文等譯本出版。五十多年來，該書一直是世界各大學中國哲學的通用教材，在西方影響很大。論者認為，本書是馮友蘭先生哲學與思想融鑄的結晶。以一本篇幅有限的哲學史專著，打通古今中外的相關知識，其中充滿睿智與哲人洞見。特別是作者對現實問題的關懷，頗具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大家風範。本書對於今日中國的讀者，不失為一本教興豐厚的議論經典。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該書沒有中文本。直到20世紀80年代，該書才由馮友蘭先生的學生第一次根據英文本譯成中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於1985年出版。中文本首版印刷十萬冊，很快售罄，成為當時學術界的暢銷書。
作者：馮友蘭
翻譯：趙複三
作者簡介：
馮友蘭，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預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1919年赴美留學，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抗戰期間，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曾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印度德里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1952年後一直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1923年夏，馮友蘭以《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順利通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畢業答辯，獲哲學博士學位。是年秋回國後，沿博士論文方向寫成《一種人生觀》。1924年又寫成《人生哲學》，作為高中教材之用，在這本書中，馮友蘭確立了其新實在主義的哲學信仰，並開始把新實在主義同程朱理學的結合。在燕京大學任教期間，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分別於1931年、1934年完成《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後作為大學教材，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從1939年到1946年7年馮友蘭連續出版了六本書，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新理學》（1937）、《新世訓》（1940）、《新事論》（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過“貞元六書”，馮友蘭創立了新理學思想體系，使他成為中國當時影響最大的哲學家。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馮友蘭學術思想的轉型期。新中國成立後，馮友蘭放棄其新理學體系，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哲學史。著有《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二冊、《中國哲學史論文集》、《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四十年的回顧》和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等書。
目錄：
第一章 中國哲學的精神
第二章 中國哲學的背景
第三章 各家的起源
第四章 孔子：第一位教師
第五章 墨子：孔子的第一個反對者
第六章 道家第一階段：楊朱
第七章 儒家的理想主義派：孟子
第八章 名家
第九章 道家第二階段：老子
第十章 道家第三階段：莊子
第十一章 後期墨家
第十二章 陰陽家和先秦的宇宙發生論
第十三章 儒家的現實主義派：荀子
第十四章 韓非和法家
第十五章 儒家的形上學
第十六章 世界政治和世界哲學
第十七章 將漢帝國理論化的哲學家：董仲舒
第十八章 儒家的獨尊和道家的復興
第十九章 新道家：主理派
第二十章 新道家：主情派
第二十一章 中國佛學的建立
第二十二章 禪宗：靜默的哲學
第二十三章 新儒家：宇宙發生論者
第二十四章 新儒家：兩個學派的開端
第二十五章 新儒家：理學
第二十六章 新儒家：心學
第二十七章 西方哲學的傳入
第二十八章 中國哲學在現代世界
《中國哲學簡史》 繁體版 精讀本
第五章
墨子：孔子的第一個反對者
孔子之後，下一個主要的哲學家是墨子。他姓墨名翟。《史記》上沒有說他是哪國人，關於他的生平也說的很少，實際上等於沒有說。因而關於墨子是哪國人歷來有意見分歧。有些學者說他是宋(今豫東魯西)人，另一些學者說他是魯人。他的生卒也不能肯定是哪年，大概是在西元前479一前381年以內。研究墨子思想。主要資料是《墨子》一書，共五十三篇，是墨子本人及其後學的著作總集。
墨子創立的學派名為墨家。在古代，墨子與孔子享有同等的盛名。墨學的影響也不亞於孔學。把這兩個人進行對比，是很有趣的。孔子對於西周的傳統制度、禮樂文獻，懷有同情的瞭解，力求以倫理的言辭論證它們是合理的，正當的；墨子則相反，認為它們不正當，不合用，力求用簡單一些，而且在他看來有用一些的東西代替之。簡言之，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辯護者，辯護它是合理的，正當的，墨子則是它的批判者。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是戰鬥的傳教士。他傳教的目的在於，把傳統的制度和常規，把孔子以及儒家的學說，一齊反對掉。
墨家的社會背景
在周代、天子、諸侯、封建主都有他們的軍事專家。當時軍隊的骨幹，由世襲的武士組成。隨著周代後期封建制度的解體，這些武士專家喪失了爵位，流散各地，誰雇傭他們就為誰服務，以此為生。這種人被稱為“遊俠”，《史記》說他們“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遊俠列傳》)。這些都是他們的職業道德。大部分的墨學就是這種道德的發揮。
在中國歷史上，儒和俠都源出於依附貴族“家”的專家，他們本身都是上層階級的分子。到了後來，儒仍然大都出身於上層或中層階級；而俠則不然，更多的是出身於下層階級。在古代，禮樂之類的社會活動完全限於貴族；所以從平民的觀點看來。禮樂之類都是奢侈品，毫無實用價值。墨子和墨家，正是從這個觀點，來批判傳統制度及其辯護者孔子和儒家。這種批判，加上對他們本階級的職業道德的發揮和辯護，就構成墨家哲學的核心。
墨子及其門徒出身於俠，這個論斷有充分的證據。從《墨子》以及同時代的其他文獻，我們知道，墨者組成一個能夠進行軍事行動的團體，紀律極為嚴格。這個團體的首領稱為“钜子”，對於所有成員具有決定生死的權威。墨子就是這個團體的第一任钜子，他領導門徒實際進行的軍事行動至少有一次，就是宋國受到鄰國楚國侵略威脅的時候，他們為宋國準備了軍事防禦。
這段情節很有趣，見於《墨子》的《公輸》篇。據此篇說，有一位著名的機械發明家公輸般，當時受楚國雇用，造成一種新式的攻城器械。楚國準備用這種新式器械進攻宋國。墨子聽說這件事，就去到楚國，要對楚王進行勸阻。在那裡，他和公輸般在楚王面前演習了他們的進攻和防禦的器械。墨子先解下他的腰帶，用它擺成一座城，又拿一根小棍棒當作武器。接著公輸般使用九種不同的微型進攻器械，九次都被墨子擊退了。最後，公輸般用盡了他的全部進攻器械，可是墨子的防禦手段還遠遠沒有用完。於是公輸般說：“我知道怎樣打敗你，但是我不願意說出來。”墨子回答說：“我知道你的辦法，但是我也不願意說出來。”楚王問墨子這是什麼意思，墨子繼續說：“公輸般是在想殺我。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早已手持我的防禦器械，在宋國的城上等候楚國侵略者，就算殺了我，你也不能滅絕他們。”楚王聽了這番話，嚷了起來：“好啦好啦！我說不要攻宋了。”這段故事若是真的，倒是為當今世界解決兩國爭端，樹立了良好榜樣。戰爭不必在戰場上進行。只要兩國的科學家、工程師把他們實驗中的攻守武器拿出來較量一番，戰爭也就不戰而決勝負了！
不管這段故事是真是假，也可以反映出墨者團體的性質，別的書上也說到這種性質。例如《淮南子·泰族訓》中說：“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墨子》一書的本身，差不多有九篇是講防禦戰術和守城器械。這一切表明，當初組成墨家的人是一群武士。
可是，墨子及其門徒。與普通的遊俠有兩點不同。第一點，普通的遊俠只要得到酬謝，或是受到封建主的恩惠，那就不論什麼仗他們都打；墨子及其門徒則不然，他們強烈反對侵略戰爭，所以他們只願意參加嚴格限於自衛的戰爭。第二點，普通的遊俠只限於信守職業道德的條規，無所發揮；可是墨子卻詳細闡明瞭這種職業道德，論證它是合理的，正當的。這樣，墨子的社會背景雖然是俠，卻同時成為一個新學派的創建人。
墨子對儒家的批評
墨子認為，“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焉”：(l)儒者不相信天鬼存在，“天鬼不悅”。 (2)儒者堅持厚葬，父母死後實行三年之喪，因此把人民的財富和精力都浪費了。(3)儒者強調音樂，造成同樣的後果。(4)儒者相信前定的命運，造成人們懶惰，把自己委之於命運(《墨子·公孟》)。《墨子》的《非儒》篇還說：“累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盛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眾。”這些批評顯示出儒墨社會背景不同。在孔子以前，早已有些飽學深思的人放棄了對天帝鬼神的信仰。下層階級的人，對於天鬼的懷疑、通常是發生得遲緩一些。墨子所持的是下層階級的觀點。他反對儒家的第一點。意義就在此。第二、第三點，也是在這個基礎上提出的。至於第四點。則是不相干的，因為儒家雖然常常講到“命”，所指的並不是墨子攻擊的那種前定的命。前一章已經指出過這一點，就是在儒家看來。命是指人們所能控制的範圍以外的東西。但是，他若是竭盡全力，總還有一些東西是在他力所能及的控制範圍以內。因此，人只有已經做了他自己能夠做的一切以後，對於那些仍然要來到的東西才只好認為是不可避免的，只好平靜地、無可奈何地接受它。這才是儒家所講的“知命”的意思。
兼愛
儒家的中心觀念仁、義，墨子並沒有批評；在《墨子》一書中，他倒是常講到仁、義，常講仁人、義人。不過他用這些名詞所指的，與儒家所指的，還是有些不同。照墨子的意思，仁、義是指兼愛，仁人、義人就是實行這種兼愛的人。兼愛是墨子哲學的中心概念。墨子出於遊俠，兼愛正是遊俠職業道德的邏輯的延伸。這種道德，就是，在他們的團體內“有福同享，有禍同當”(這是後來的俠客常常說的話)。以這種團體的概念為基礎，墨子極力擴大它，方法是宣揚兼愛學說，即天下的每個人都應該同等地、無差別地愛別的一切人。《墨子》中有三篇專講兼愛。墨子在其中首先區別他所謂的“兼” 與“別”。堅持兼愛的人他名之為“兼士”，堅持愛有差別的人他名之為“別士”。 “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他為他的朋友做的事也就很少很少。兼士則不然，他“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他為他的朋友做到他能做的一切。作出了這樣的區別之後，墨子問道：兼與別哪一個對呢？(引語見《墨子·兼愛下》)然後墨子用他的“三表”來判斷兼與別(以及一切言論)的是非。所謂三表，就是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墨子 ·非命中》)“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三表之中，最後一表最重要。“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是墨子判定一切價值的標準。
這個標準，也就是墨子用以證明兼愛最可取的主要標準。在《兼愛下》這一篇中，他辯論說：“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眾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曰：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非人者必有以易之。…… 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猶為己也。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學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眾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兼愛下》)墨子用這種功利主義的辯論，證明兼愛是絕對正確的。仁人的任務是為天下興利除害，他就應當以兼愛作為他自己以及天下所有的人的行動標準，這叫做以“兼”為“正”。 “以兼為正，是以聰耳明目，相與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為動宰乎。而有道肄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為正，即若其利也。”(同上)這也就是墨子的理想世界，它只能通過實行兼愛而創造出來。
天志和明鬼
可是還有一個根本問題：如何說服人們兼愛呢？你可以把上面所說的告訴人們，說實行兼愛是利天下的唯一道路，說仁人是實行兼愛的人。可是人們還會問：我個人行動為什麼要利天下？我為什麼必須成為仁人？你可以進一步論證說，如果對全天下有利，也就是對天下的每個人都有利。或者用墨子的話說，“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兼愛中》) 這樣說來，愛別人就是一種個人保險或投資，它是會得到償還的。可是絕大多數人都很近視，看不出這種長期投資的價值。也還有一些實例，說明這樣的投資根本得不到償還。
為了誘導人們實行兼愛，所以墨子在上述的道理之外，又引進丁許多宗教的、政治的制裁。因此，《墨子》有幾篇講“天志”，“明鬼”。其中說，天帝存在，天帝愛人，天帝的意志是一切人要彼此相愛。天帝經常監察人的行動，特別是統治者的行動。他以禍懲罰那些違反天意的人，以福獎賞那些順從天意的人。除了天帝，還有許多小一些的鬼神，他們也同天帝一樣，獎賞那些實行兼愛的人，懲罰那些交相“別”的人。
有一個墨子的故事與此有關，很有趣味。故事說：“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為善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鬼神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人？”( 《墨子·公孟》)如果用現代邏輯的術語，墨子可以說，鬼神的懲罰是一個人有病的充足原因，而不是必要原因。
一種似是而非的矛盾
現在正是個適當的時候來指出，不論墨家、儒家，在對待鬼神的存在和祭祀鬼神的態度上，都好像是矛盾的。墨家相信鬼神存在。可是同時反對喪葬和祭祀的縟禮，固然好像是矛盾的。儒家強調喪禮和祭禮，可是並不相信鬼神存在，同樣也好像是矛盾的。墨家在談到儒家的時候，自己也十—分明快地指出過這種矛盾。公孟子是個儒家的人。 “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孟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墨子·公孟》)儒家、墨家這些好像是矛盾的地方，都不是真正的矛盾。照儒家所說，行祭禮的原因不再是因為相信鬼神真正存在，當然相信鬼神存在無疑是祭禮的最初原因。行禮只是祭祀祖先的人出於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禮的意義是詩的，不是宗教的。這個學說後來被荀子及其學派詳細地發揮了，本書第十三章將要講到。所以根本沒有什麼真正的矛盾。
同樣在墨家的觀點中也沒有實際的矛盾。因為墨子要證明鬼神存在，本來是為了給他的兼愛學說設立宗教的制裁，並不是對於超自然的實體有任何真正的興趣。所以他把天下大亂歸咎於“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並且接著問道：“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墨子· 明鬼下》)所以他的“天志”、“明鬼”之說都不過是誘導人們相信：實行兼愛則受賞，不實行兼愛則受罰。在人心之中有這樣的一種信仰也許是有用的，因此墨子需要它。 “節用”、“節葬”也是有用的，因此墨子也需要它。從墨子的極端功利主義觀點看來，需要這兩種東西是毫不矛盾的，因為兩者都是有用的。
國家的起源
人們若要實行兼愛，除了宗教的制裁，還需要政治的制裁。《墨子》有《尚同》三篇，其中闡述了墨子的國家起源學說。照這個學說所說，國君的權威有兩個來源：人民的意志和天帝的意志。它更進一步說，國君的主要任務是監察人民的行動，獎賞那些實行兼愛的人、懲罰那些不實行兼愛的人。為了有效地做到這一點，他的權威必須是絕對的。在這一點上，我們可能要問：為什麼人們竟然自願選擇，要有這樣的絕對極威來統治他們呢？
墨子的回答是，人們接受這樣的權威，並不是由於他們選中了它，而是由於他們無可選擇。照他所說，在建立有組織的國家之前，人們生活在如湯瑪斯·霍布士所說的 “自然狀態”之中。在這個時候“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墨子·尚同上》)如此說來，國君最初是由人民意志設立的，是為了把他們從無政府狀態中拯救出來。
在另一篇中墨子又說：“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貧、眾寡、安危、治亂也。”(《墨子·尚同中》)照這個說法，國家和國君又都是通過天帝的意志設立的了。
不論國君是怎樣獲得權力的，只要他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照墨子所說，天子就要“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這就引導出墨子的名言：“上同而不下比” (同上)，就是說，永遠同意上邊的，切莫依照下邊的……如是墨子論證出，國家必須是極權主義的，國君的權威必須是絕對的。這是他的國家起源學說的必然結論。因為國家的設立，有其明確的目的，就是結束混亂，混亂的存在則是由於“天下之人異義”。因此國家的根本職能是“一同國之義”(均見《墨子·尚同上》)。一國之內，只能有一義存在，這一義必須是國家自身確定的一義。別的義都是不能容忍的，因為如果存在別的義，人們很快就會返回到“自然狀態”，除了天下大亂，一無所有。在這種政治學說裡，我們也可以看出，墨子發展了俠的職業道德，那是非常強調團體內的服從和紀律的。它無疑也反映了墨子時代的混亂政治局面，使得許多人嚮往一個中央集極的政權，哪怕是一個專制獨裁的也好。
這樣，就只能夠存在一義。義，墨子認為就是“交相兼”，不義就是“交相別”。這也就是唯一的是非標準。通過訴諸這種政治制裁，結合他的宗教制裁，墨子希望，能夠使天下一切人都實行他的兼愛之道。
墨子的學說就是如此。與墨子同時的一切文獻，一致告訴我們，墨子本人的言行，就是他自己學說的真正範例。
第六章
道家第一階段：楊朱
《論語》記載，孔子周遊列國時遇到一些他稱為“隱者”(《微子》)的“避世”( 《憲問》)的人。這些隱者嘲笑孔子，認為孔子救世的努力都是徒勞。有一位隱者把孔子說成“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同上)。孔子的弟子子路，有一次回答了這些攻擊，說： “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早期道家和隱者
隱者正是這樣的“欲潔其身”的個人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他們還是敗北主義者，他們認為這個世界太壞了，不可救藥。有一位隱者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論語·微子》)這些人大都離群索居，遁跡山林，道家可能就是出於這種人。
可是道家也不是普通的隱者，只圖“避世”而“欲潔其身，不想在理論上為自己的退隱行為辯護。道家是這樣的人，他們退隱了。還要提出一個思想體系。賦予他們的行為以意義。他們中間，最早的著名的代表人物看來是楊朱。
楊朱的生卒年代未詳，但是一定生活在墨子(西元前約479一前約381年)與孟子(西元前約371一前約289年)之間。因為墨子從未提到他，而在孟子的時代他已經具有與墨家同等的影響。孟子本人說過：“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膝文公下》)《列子》是道家著作，其中有一篇題為《楊朱》。照傳統的說法，它代表揚朱的哲學。但是現代的學者已經深深懷疑《列子》這部書的真實性，而且《楊朱》篇中的思想，大都與其他先秦的可信的資料所記載的楊宋思想不合。《楊朱》篇的主旨是極端的縱欲主義，而在其他的先秦著作中從來沒有指責楊朱是縱欲主義的。楊朱的思想真相如何，可惜已經沒有完整的記載了，只好從散見於別人著作的零星材料中細繹出來。
楊朱的基本觀念
《孟子》說：“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盡心上》)《呂氏春秋》(公示前三世紀)說：“陌生貴己。”(《審分覽·不二》)《韓非子》(西元前三世紀) 說：“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輕物重生之士也。”(《顯學》)《淮南子》(西元前二世紀)說：“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汜論訓》)在以上引文中，《呂氏春秋》說的陽生，近來學者們已經證明就是楊朱。《韓非子》說的“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的人，也一定是楊朱或其門徒，因為在那個時代再沒有別人有此主張。把這些資料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楊朱的兩個基本觀念：“為我”， “輕物重生”。這些觀念顯然是反對墨子的，墨子是主張兼愛的。《韓非子》說的楊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與《孟子》說的楊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有些不同。可是這兩種說法與楊朱的基本觀念是一致的。後者與“為我”一致，前者與“輕物重生” 一致。兩者可以說是一個學說的兩個方面。
楊朱基本觀念的例證
上述揚朱思想的兩個方面，都可以在道家文獻中找到例證。《莊子·逍遙遊》有個故事說：“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許由這個隱者，把天下給他，即使白白奉送，他也不要。當然他也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這是《韓非子》所說的楊朱思想的例證。
前面提到《列子》的《楊朱》篇，其中有個故事說；“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自；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這是楊朱學說另一方面的例證。《列子·揚朱》篇還說：“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我們不能相信這些話真是楊朱說的，但是這些話把楊朱學說的兩個方面，把早期道家的政治哲學，總結得很好。
《老子》、《莊子》中的楊朱思想
在《老子》、《莊子》以及《呂氏春秋》中都能見到楊朱基本觀念的反映。《呂氏春秋》說：“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孟春紀·重己》)這段話說明瞭為什麼應當輕物重生。即使失了天下，也許有朝一日能夠再得，但是一旦死了，就永遠不能再活。《老子》裡有些話含有同樣的思想。例如，“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第十三章) 這就是說，在為人處世中，貴重自己身體超過貴重天下的人，可以把天下給予他；愛他自己超過愛天下的人，可以將天下委託他。又如“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第四十四章)都表現出輕物重生的思想。《莊子》的《養生主》裡說；“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這也是沿著楊朱思想的路線走，先秦道家認為，這是保身全生免受人世傷害的最好的辦法。一個人的行為若是很壞，受到社會懲罰，顯然不是全生的方法。但是一個人的行為若是太好，獲得美名，這也不是全生的方法。《莊子》另一篇中說：“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間世》)一個享有有才有用的美名的人，他的命運將會和桂樹、漆樹一樣。
所以《莊子》裡有一些話讚美無用之用。《人間世》篇中講到一棵很大的櫟社樹，是不材之木，無所可用，所以匠人不砍它。櫟社樹托夢對匠人說；“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這一篇最後說；“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無用是全生的方法。善於全生的人，一定不能多為惡，但是也一定不能多為善。他一定要生活在善惡之間。他力求無用，但是到頭來，無用對於他有大用。
道家的發展
這一章所講的是先秦道家哲學發展的第一階段。先秦道家哲學的發展，一共有三個主要階段。屬於楊朱的那些觀念，代表第一階段。《老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二階段。《莊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三階段即最後階段。我說《老子》、《莊子》的大部分思想，是因為在《老子》裡也有代表第一、第三階段的思想，在《莊子》裡也有代表第一、第二階段的思想。這兩部書，像中國古代別的書一樣，都不是成於一人之手，而是不同時期不同的人寫的，它們實際上是道家著作、言論的彙編。
道家哲學的出發點是全生避害。為了全生避害，楊朱的方法是“避”。這也就是普通隱者的方法，他們逃離人世，遁跡山林，心想這樣就可以避開人世的惡。可是人世間事情多麼複雜，不論你隱藏得多麼好，總是有些惡仍然無法避開。所以有些時候，“避” 的方法還是不中用。《老子》的大部分思想表示出另一種企圖，就是揭示宇宙事物變化的規律。事物變，但是事物變化的規律不變。一個人如果懂得了這些規律，並且遵循這些規律以調整自己的行動，他就能夠使事物轉向對他有利。這是先秦道家發展的第二階段。
可是即使如此，也還是沒有絕對的保證。不論自然界、社會界、事物的變化中總是有些沒有預料到的因素。儘管小心翼翼。仍然有受害的可能。老子這才把話說穿了：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老子》第十三章)這種大徹大悟之言，《莊子》有許多地方加以發揮，產生了齊生死、一物我的理論。它的意思也就是，從一個更高的觀點看生死，看物我。從這個更高的觀點看事物，就能夠超越現實的世界。這也是“避”的一種形式；然而不是從社會到山林，而很像是從這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這是先秦道家發展的第三階段，也是最後階段。《莊子》的《山木》篇有個故事，把這一切發展都表現出來了。故事說：“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放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這個故事的前部分，表現的就是楊朱所實行的全生理論，後部分則是莊子的理論。這裡所說的“材”，相當於前面引用的《養生主》所說的“為善”。“不材”，相當於 “為惡”。“材與不材之間”，相當於“緣督以為經”。可是一個人如果不能從一個更高的觀點看事物、那麼這一切方法沒有哪一個能夠絕對保證他不受傷害。不過。從更高的觀點看事物，也就意味著取消自我。我們可以說，先秦道家都是為我的。只是後來的發展，使這種為我走向反面，取消了它自身。
第七章
儒家的理想主義派：孟子
《史記》記載，孟子(西元前371？一前289？年)是鄒(今山東省南部)人。他從孔子的孫子子思的門人學習儒家學說。當時的齊國(也在今山東省)是個大國，有幾代齊王很愛好學術。他們在齊國首都西門—稷門附近，建立一個學術中心，名叫“稷下”。稷下學者“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孟子一度是稷下的著名學者之一。他也曾遊說各國諸侯，但是他們都不聽從他的學說。他最後只好回來與弟子們作《孟子》七篇。這部書記載了孟子與諸侯、與弟子的談話。《孟子》後來被推祟為“四書”之一，“四書”是近千年來儒家教育的基礎。
孟子代表儒家的理想主義的一翼，稍晚的荀子代表儒家的現實主義的一翼。這樣說是什麼意思，往下就可以明白。
人性善
我們已經知道，孔子對於“仁”講了很多，對“義”“利”之辨也分得很清。每個人應當毫不考慮自己利益，無條件地做他應該做的事，成為他應該成為的人。換句話說，他應當“推已及人”，這實質上就是行“仁”。但是孔子雖然講了這些道理，他卻沒有解釋為什麼每個人應該這樣做。孟子就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在回答的過程中，孟子建立了人性本善的學說。性善的學說使孟子贏得了極高的聲望。
人性是善的，還是惡的，——確切地說，就是，人性的本質是什麼？——向來是中國哲學中爭論最激烈的問題之一。據孟子說，他那個時候，關於人性的學說，除了他自己的學說以外，還另有三種學說。第一種是說人性既不善又不惡。第二種是說人性既可善又可惡(這意思似乎是說人性內有善惡兩種成分)，第三種是說有些人的人性善，有些人的人性惡(詳《孟子·告子上》)。持第一種學說者是告子，他是與孟子同時的哲學家。《孟子》中保存了他和孟子的幾段很長的辯論，所以我們對於第一種學說比對於其他兩種知道得多一些。
孟子說人性善，他的意思並不是說，每個人生下來就是孔子，就是聖人。他的學說，與上述第二種學說的一個方面有某些相似之處，也就是說，認為人性內有種種善的成分。他的確承認，也還有些其他成分，本身無所謂善惡，若不適當控制，就會通向惡。這些成分，他認為就是人與其他動物共有的成分。這些成分代表著人的生命的“動物”方面，嚴格地說，不應當認為是“人”性部分。
孟子提出大量論證，來支持性善說，有段論證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沐惕側隱之心。……由是觀之，無側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側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孫醜上》)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此“四端”，若充分擴充，就變成四種“常德”，即儒家極其強調的仁、義、禮、智。這些德，若不受外部環境的阻礙，就會從內部自然發展(即擴充)，有如種子自己長成樹，蓓蕾自己長成花。這也就是孟子同告子爭論的根本之點。告子認為人性本身無善無不善，因此道德是從外面人為地加上的東西，即所謂“義，外也”。
這裡就有一個問題：為什麼人應當讓他的“四端”。而不是讓他的低級本能，自由發展？孟子的回答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就在於有此“四端”。所以應當發展“四端”，因為只有通過發展“四端”、人才真正成為“人”。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離婁下》)他這樣回答了孔子沒有想到的這個問題。
儒墨的根本分歧
我們由此看出了儒墨的根本分歧。孟子以“距楊墨”為己任，他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墨子·膝文公下》)很明顯，楊朱的學說是反對仁義的，因為仁義的本質是利他，而楊朱的原則是利己。但是墨子的兼愛，目的也是利他，在利他這方面他甚至比儒家的調子更高。那麼，孟子在他的批判中，為什麼把墨子和楊朱混在一起呢？
對於這個問題，傳統的回答是，由於墨家主張愛無差等，而儒家主張愛有差等。換句話說，在愛人的問題上，墨家強調同等，儒家強調差等。《墨子》裡有段話說明瞭這個分歧，有個巫馬子對墨子說：“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墨子·耕柱》)巫馬子是儒家的人，竟然說“愛我身於吾親”，很可能是墨家文獻的誇大其詞。這顯然與儒家強調的孝道不合。除了這一句以外，巫馬子的說法總的看來符合儒家精神。因為照儒家看來，應當愛有差等。
談到這些差等，孟子說：“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孟子同墨者夷之辯論時，問他“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孟子·媵文公上》)對於兄之子的愛，自然會厚於對鄰人之子的愛。在孟子看來，這是完全正常的；人應當做的就是推廣這種愛使之及於更遠的社會成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 梁惠王上》)這就是孟子所說的“善推其所為”(同上)。這種推廣是在愛有差等的原則基礎上進行的。
愛家人，推而至於也愛家人以外的人，這也就是行“忠恕之道”，回過來說也就是行“仁”，這都是孔子宣導的。這其間並無任何強迫，因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側隱之心，不忍看得別人受苦。這是“仁之端也”，發展這一端就使人自然地愛人。但是同樣自然的是，愛父母總要勝過愛其他一般的人，愛是有差等的。
儒家的觀點是這樣。墨家則不然，它堅持說，愛別人和愛父母應當是同等的。這會不會弄成薄父母而厚別人，且不必管它，反正是要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消除儒家的有差等的愛。孟子抨擊“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的時候，心中所想的正是這一點。
在愛的學說上，儒墨的上述分歧，孟子及其以後的許多人都很清楚地指出過。但是除此以外，還有一個更帶根本性的分歧。這就是，儒家認為，仁是從人性內部自然地發展出來的；而墨家認為，兼愛是從外部人為地附加於人的。
也可以說，墨子也回答了孔子沒有想到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人應當行仁義？不過他的回答是根據功利主義。他強調超自然的和政治的制裁以強迫和誘導人們實行兼愛，也與儒家為仁義而仁義的原則不合。若把第五章所引《墨子·兼愛》篇的話與本章所引《孟子》論“四端”的話加以比較，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兩家的根本分歧。
政治哲學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墨家的國家起源論，也是一種功利主義的理論。現在再看儒家的國家起源論，又與它不同。孟子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媵文公上》)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在於有人倫以及建立在人倫之上的道德原則。國家和社會起源於人倫。照墨家說，國家的存在是因為它有用；照儒家說，國家的存在是因為它應當存在”人只有在人倫即人與人的關係中，才得到充分的實現和發展。孟子像亞力士多德，主張“人是政治的動物”，主張只有在國家和社會中，才能夠充分發展這些人倫。國家是一個道德的組織，國家的元首必須是道德的領袖。因此儒家的政治哲學認為，只有聖人可以成為真正的王。孟子把這種理想，描繪成在理想化的古代已經存在。據他說，有個時期聖人堯為天子(據說是活在西元前二十四世紀)。堯老了，選出一個年輕些的聖人舜，教繪他怎樣為君，於是在堯死後舜為天子。同樣地，舜老了選出一個年輕些的聖人禹作他的繼承人。天子的寶座就這樣由聖人傳給聖人，照孟子說，這樣做是因為應當這樣做。
君若沒有聖君必備的道德條件，人民在道德上就有革命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殺了君，也不算弑君之罪。這是因為，照孟子說，君若不照理想的君道應當做的做，他在道德上就不是君了，按孔子正名的學說，他只是“一夫”，如孟子所說的(《孟子· 梁惠王下》。孟子還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孟子的這個思想，在中國的歷史中，以至在晚近的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的創建中，曾經發生巨大的影響。西方民主思想在辛亥革命中也發揮了作用，這是事實，但是對於人民群眾來說，本國的古老的有權革命的思想，它的影響畢竟大得多。
墨子：孔子的第一個反對者
孔子之後，下一個主要的哲學家是墨子。他姓墨名翟。《史記》上沒有說他是哪國人，關於他的生平也說的很少，實際上等於沒有說。因而關於墨子是哪國人歷來有意見分歧。有些學者說他是宋(今豫東魯西)人，另一些學者說他是魯人。他的生卒也不能肯定是哪年，大概是在西元前479一前381年以內。研究墨子思想。主要資料是《墨子》一書，共五十三篇，是墨子本人及其後學的著作總集。
墨子創立的學派名為墨家。在古代，墨子與孔子享有同等的盛名。墨學的影響也不亞於孔學。把這兩個人進行對比，是很有趣的。孔子對於西周的傳統制度、禮樂文獻，懷有同情的瞭解，力求以倫理的言辭論證它們是合理的，正當的；墨子則相反，認為它們不正當，不合用，力求用簡單一些，而且在他看來有用一些的東西代替之。簡言之，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辯護者，辯護它是合理的，正當的，墨子則是它的批判者。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是戰鬥的傳教士。他傳教的目的在於，把傳統的制度和常規，把孔子以及儒家的學說，一齊反對掉。
墨家的社會背景
在周代、天子、諸侯、封建主都有他們的軍事專家。當時軍隊的骨幹，由世襲的武士組成。隨著周代後期封建制度的解體，這些武士專家喪失了爵位，流散各地，誰雇傭他們就為誰服務，以此為生。這種人被稱為“遊俠”，《史記》說他們“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遊俠列傳》)。這些都是他們的職業道德。大部分的墨學就是這種道德的發揮。
在中國歷史上，儒和俠都源出於依附貴族“家”的專家，他們本身都是上層階級的分子。到了後來，儒仍然大都出身於上層或中層階級；而俠則不然，更多的是出身於下層階級。在古代，禮樂之類的社會活動完全限於貴族；所以從平民的觀點看來。禮樂之類都是奢侈品，毫無實用價值。墨子和墨家，正是從這個觀點，來批判傳統制度及其辯護者孔子和儒家。這種批判，加上對他們本階級的職業道德的發揮和辯護，就構成墨家哲學的核心。
墨子及其門徒出身於俠，這個論斷有充分的證據。從《墨子》以及同時代的其他文獻，我們知道，墨者組成一個能夠進行軍事行動的團體，紀律極為嚴格。這個團體的首領稱為“钜子”，對於所有成員具有決定生死的權威。墨子就是這個團體的第一任钜子，他領導門徒實際進行的軍事行動至少有一次，就是宋國受到鄰國楚國侵略威脅的時候，他們為宋國準備了軍事防禦。
這段情節很有趣，見於《墨子》的《公輸》篇。據此篇說，有一位著名的機械發明家公輸般，當時受楚國雇用，造成一種新式的攻城器械。楚國準備用這種新式器械進攻宋國。墨子聽說這件事，就去到楚國，要對楚王進行勸阻。在那裡，他和公輸般在楚王面前演習了他們的進攻和防禦的器械。墨子先解下他的腰帶，用它擺成一座城，又拿一根小棍棒當作武器。接著公輸般使用九種不同的微型進攻器械，九次都被墨子擊退了。最後，公輸般用盡了他的全部進攻器械，可是墨子的防禦手段還遠遠沒有用完。於是公輸般說：“我知道怎樣打敗你，但是我不願意說出來。”墨子回答說：“我知道你的辦法，但是我也不願意說出來。”楚王問墨子這是什麼意思，墨子繼續說：“公輸般是在想殺我。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早已手持我的防禦器械，在宋國的城上等候楚國侵略者，就算殺了我，你也不能滅絕他們。”楚王聽了這番話，嚷了起來：“好啦好啦！我說不要攻宋了。”這段故事若是真的，倒是為當今世界解決兩國爭端，樹立了良好榜樣。戰爭不必在戰場上進行。只要兩國的科學家、工程師把他們實驗中的攻守武器拿出來較量一番，戰爭也就不戰而決勝負了！
不管這段故事是真是假，也可以反映出墨者團體的性質，別的書上也說到這種性質。例如《淮南子·泰族訓》中說：“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墨子》一書的本身，差不多有九篇是講防禦戰術和守城器械。這一切表明，當初組成墨家的人是一群武士。
可是，墨子及其門徒。與普通的遊俠有兩點不同。第一點，普通的遊俠只要得到酬謝，或是受到封建主的恩惠，那就不論什麼仗他們都打；墨子及其門徒則不然，他們強烈反對侵略戰爭，所以他們只願意參加嚴格限於自衛的戰爭。第二點，普通的遊俠只限於信守職業道德的條規，無所發揮；可是墨子卻詳細闡明瞭這種職業道德，論證它是合理的，正當的。這樣，墨子的社會背景雖然是俠，卻同時成為一個新學派的創建人。
墨子對儒家的批評
墨子認為，“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焉”：(l)儒者不相信天鬼存在，“天鬼不悅”。 (2)儒者堅持厚葬，父母死後實行三年之喪，因此把人民的財富和精力都浪費了。(3)儒者強調音樂，造成同樣的後果。(4)儒者相信前定的命運，造成人們懶惰，把自己委之於命運(《墨子·公孟》)。《墨子》的《非儒》篇還說：“累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盛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眾。”這些批評顯示出儒墨社會背景不同。在孔子以前，早已有些飽學深思的人放棄了對天帝鬼神的信仰。下層階級的人，對於天鬼的懷疑、通常是發生得遲緩一些。墨子所持的是下層階級的觀點。他反對儒家的第一點。意義就在此。第二、第三點，也是在這個基礎上提出的。至於第四點。則是不相干的，因為儒家雖然常常講到“命”，所指的並不是墨子攻擊的那種前定的命。前一章已經指出過這一點，就是在儒家看來。命是指人們所能控制的範圍以外的東西。但是，他若是竭盡全力，總還有一些東西是在他力所能及的控制範圍以內。因此，人只有已經做了他自己能夠做的一切以後，對於那些仍然要來到的東西才只好認為是不可避免的，只好平靜地、無可奈何地接受它。這才是儒家所講的“知命”的意思。
兼愛
儒家的中心觀念仁、義，墨子並沒有批評；在《墨子》一書中，他倒是常講到仁、義，常講仁人、義人。不過他用這些名詞所指的，與儒家所指的，還是有些不同。照墨子的意思，仁、義是指兼愛，仁人、義人就是實行這種兼愛的人。兼愛是墨子哲學的中心概念。墨子出於遊俠，兼愛正是遊俠職業道德的邏輯的延伸。這種道德，就是，在他們的團體內“有福同享，有禍同當”(這是後來的俠客常常說的話)。以這種團體的概念為基礎，墨子極力擴大它，方法是宣揚兼愛學說，即天下的每個人都應該同等地、無差別地愛別的一切人。《墨子》中有三篇專講兼愛。墨子在其中首先區別他所謂的“兼” 與“別”。堅持兼愛的人他名之為“兼士”，堅持愛有差別的人他名之為“別士”。 “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他為他的朋友做的事也就很少很少。兼士則不然，他“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他為他的朋友做到他能做的一切。作出了這樣的區別之後，墨子問道：兼與別哪一個對呢？(引語見《墨子·兼愛下》)然後墨子用他的“三表”來判斷兼與別(以及一切言論)的是非。所謂三表，就是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墨子 ·非命中》)“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三表之中，最後一表最重要。“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是墨子判定一切價值的標準。
這個標準，也就是墨子用以證明兼愛最可取的主要標準。在《兼愛下》這一篇中，他辯論說：“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眾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曰：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非人者必有以易之。…… 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猶為己也。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學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眾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兼愛下》)墨子用這種功利主義的辯論，證明兼愛是絕對正確的。仁人的任務是為天下興利除害，他就應當以兼愛作為他自己以及天下所有的人的行動標準，這叫做以“兼”為“正”。 “以兼為正，是以聰耳明目，相與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為動宰乎。而有道肄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為正，即若其利也。”(同上)這也就是墨子的理想世界，它只能通過實行兼愛而創造出來。
天志和明鬼
可是還有一個根本問題：如何說服人們兼愛呢？你可以把上面所說的告訴人們，說實行兼愛是利天下的唯一道路，說仁人是實行兼愛的人。可是人們還會問：我個人行動為什麼要利天下？我為什麼必須成為仁人？你可以進一步論證說，如果對全天下有利，也就是對天下的每個人都有利。或者用墨子的話說，“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兼愛中》) 這樣說來，愛別人就是一種個人保險或投資，它是會得到償還的。可是絕大多數人都很近視，看不出這種長期投資的價值。也還有一些實例，說明這樣的投資根本得不到償還。
為了誘導人們實行兼愛，所以墨子在上述的道理之外，又引進丁許多宗教的、政治的制裁。因此，《墨子》有幾篇講“天志”，“明鬼”。其中說，天帝存在，天帝愛人，天帝的意志是一切人要彼此相愛。天帝經常監察人的行動，特別是統治者的行動。他以禍懲罰那些違反天意的人，以福獎賞那些順從天意的人。除了天帝，還有許多小一些的鬼神，他們也同天帝一樣，獎賞那些實行兼愛的人，懲罰那些交相“別”的人。
有一個墨子的故事與此有關，很有趣味。故事說：“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為善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鬼神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人？”( 《墨子·公孟》)如果用現代邏輯的術語，墨子可以說，鬼神的懲罰是一個人有病的充足原因，而不是必要原因。
一種似是而非的矛盾
現在正是個適當的時候來指出，不論墨家、儒家，在對待鬼神的存在和祭祀鬼神的態度上，都好像是矛盾的。墨家相信鬼神存在。可是同時反對喪葬和祭祀的縟禮，固然好像是矛盾的。儒家強調喪禮和祭禮，可是並不相信鬼神存在，同樣也好像是矛盾的。墨家在談到儒家的時候，自己也十—分明快地指出過這種矛盾。公孟子是個儒家的人。 “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孟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墨子·公孟》)儒家、墨家這些好像是矛盾的地方，都不是真正的矛盾。照儒家所說，行祭禮的原因不再是因為相信鬼神真正存在，當然相信鬼神存在無疑是祭禮的最初原因。行禮只是祭祀祖先的人出於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禮的意義是詩的，不是宗教的。這個學說後來被荀子及其學派詳細地發揮了，本書第十三章將要講到。所以根本沒有什麼真正的矛盾。
同樣在墨家的觀點中也沒有實際的矛盾。因為墨子要證明鬼神存在，本來是為了給他的兼愛學說設立宗教的制裁，並不是對於超自然的實體有任何真正的興趣。所以他把天下大亂歸咎於“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並且接著問道：“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墨子· 明鬼下》)所以他的“天志”、“明鬼”之說都不過是誘導人們相信：實行兼愛則受賞，不實行兼愛則受罰。在人心之中有這樣的一種信仰也許是有用的，因此墨子需要它。 “節用”、“節葬”也是有用的，因此墨子也需要它。從墨子的極端功利主義觀點看來，需要這兩種東西是毫不矛盾的，因為兩者都是有用的。
國家的起源
人們若要實行兼愛，除了宗教的制裁，還需要政治的制裁。《墨子》有《尚同》三篇，其中闡述了墨子的國家起源學說。照這個學說所說，國君的權威有兩個來源：人民的意志和天帝的意志。它更進一步說，國君的主要任務是監察人民的行動，獎賞那些實行兼愛的人、懲罰那些不實行兼愛的人。為了有效地做到這一點，他的權威必須是絕對的。在這一點上，我們可能要問：為什麼人們竟然自願選擇，要有這樣的絕對極威來統治他們呢？
墨子的回答是，人們接受這樣的權威，並不是由於他們選中了它，而是由於他們無可選擇。照他所說，在建立有組織的國家之前，人們生活在如湯瑪斯·霍布士所說的 “自然狀態”之中。在這個時候“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墨子·尚同上》)如此說來，國君最初是由人民意志設立的，是為了把他們從無政府狀態中拯救出來。
在另一篇中墨子又說：“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貧、眾寡、安危、治亂也。”(《墨子·尚同中》)照這個說法，國家和國君又都是通過天帝的意志設立的了。
不論國君是怎樣獲得權力的，只要他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照墨子所說，天子就要“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這就引導出墨子的名言：“上同而不下比” (同上)，就是說，永遠同意上邊的，切莫依照下邊的……如是墨子論證出，國家必須是極權主義的，國君的權威必須是絕對的。這是他的國家起源學說的必然結論。因為國家的設立，有其明確的目的，就是結束混亂，混亂的存在則是由於“天下之人異義”。因此國家的根本職能是“一同國之義”(均見《墨子·尚同上》)。一國之內，只能有一義存在，這一義必須是國家自身確定的一義。別的義都是不能容忍的，因為如果存在別的義，人們很快就會返回到“自然狀態”，除了天下大亂，一無所有。在這種政治學說裡，我們也可以看出，墨子發展了俠的職業道德，那是非常強調團體內的服從和紀律的。它無疑也反映了墨子時代的混亂政治局面，使得許多人嚮往一個中央集極的政權，哪怕是一個專制獨裁的也好。
這樣，就只能夠存在一義。義，墨子認為就是“交相兼”，不義就是“交相別”。這也就是唯一的是非標準。通過訴諸這種政治制裁，結合他的宗教制裁，墨子希望，能夠使天下一切人都實行他的兼愛之道。
墨子的學說就是如此。與墨子同時的一切文獻，一致告訴我們，墨子本人的言行，就是他自己學說的真正範例。
第六章
道家第一階段：楊朱
《論語》記載，孔子周遊列國時遇到一些他稱為“隱者”(《微子》)的“避世”( 《憲問》)的人。這些隱者嘲笑孔子，認為孔子救世的努力都是徒勞。有一位隱者把孔子說成“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同上)。孔子的弟子子路，有一次回答了這些攻擊，說： “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早期道家和隱者
隱者正是這樣的“欲潔其身”的個人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他們還是敗北主義者，他們認為這個世界太壞了，不可救藥。有一位隱者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論語·微子》)這些人大都離群索居，遁跡山林，道家可能就是出於這種人。
可是道家也不是普通的隱者，只圖“避世”而“欲潔其身，不想在理論上為自己的退隱行為辯護。道家是這樣的人，他們退隱了。還要提出一個思想體系。賦予他們的行為以意義。他們中間，最早的著名的代表人物看來是楊朱。
楊朱的生卒年代未詳，但是一定生活在墨子(西元前約479一前約381年)與孟子(西元前約371一前約289年)之間。因為墨子從未提到他，而在孟子的時代他已經具有與墨家同等的影響。孟子本人說過：“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膝文公下》)《列子》是道家著作，其中有一篇題為《楊朱》。照傳統的說法，它代表揚朱的哲學。但是現代的學者已經深深懷疑《列子》這部書的真實性，而且《楊朱》篇中的思想，大都與其他先秦的可信的資料所記載的楊宋思想不合。《楊朱》篇的主旨是極端的縱欲主義，而在其他的先秦著作中從來沒有指責楊朱是縱欲主義的。楊朱的思想真相如何，可惜已經沒有完整的記載了，只好從散見於別人著作的零星材料中細繹出來。
楊朱的基本觀念
《孟子》說：“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盡心上》)《呂氏春秋》(公示前三世紀)說：“陌生貴己。”(《審分覽·不二》)《韓非子》(西元前三世紀) 說：“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輕物重生之士也。”(《顯學》)《淮南子》(西元前二世紀)說：“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汜論訓》)在以上引文中，《呂氏春秋》說的陽生，近來學者們已經證明就是楊朱。《韓非子》說的“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的人，也一定是楊朱或其門徒，因為在那個時代再沒有別人有此主張。把這些資料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楊朱的兩個基本觀念：“為我”， “輕物重生”。這些觀念顯然是反對墨子的，墨子是主張兼愛的。《韓非子》說的楊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與《孟子》說的楊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有些不同。可是這兩種說法與楊朱的基本觀念是一致的。後者與“為我”一致，前者與“輕物重生” 一致。兩者可以說是一個學說的兩個方面。
楊朱基本觀念的例證
上述揚朱思想的兩個方面，都可以在道家文獻中找到例證。《莊子·逍遙遊》有個故事說：“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許由這個隱者，把天下給他，即使白白奉送，他也不要。當然他也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這是《韓非子》所說的楊朱思想的例證。
前面提到《列子》的《楊朱》篇，其中有個故事說；“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自；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這是楊朱學說另一方面的例證。《列子·揚朱》篇還說：“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我們不能相信這些話真是楊朱說的，但是這些話把楊朱學說的兩個方面，把早期道家的政治哲學，總結得很好。
《老子》、《莊子》中的楊朱思想
在《老子》、《莊子》以及《呂氏春秋》中都能見到楊朱基本觀念的反映。《呂氏春秋》說：“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孟春紀·重己》)這段話說明瞭為什麼應當輕物重生。即使失了天下，也許有朝一日能夠再得，但是一旦死了，就永遠不能再活。《老子》裡有些話含有同樣的思想。例如，“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第十三章) 這就是說，在為人處世中，貴重自己身體超過貴重天下的人，可以把天下給予他；愛他自己超過愛天下的人，可以將天下委託他。又如“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第四十四章)都表現出輕物重生的思想。《莊子》的《養生主》裡說；“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這也是沿著楊朱思想的路線走，先秦道家認為，這是保身全生免受人世傷害的最好的辦法。一個人的行為若是很壞，受到社會懲罰，顯然不是全生的方法。但是一個人的行為若是太好，獲得美名，這也不是全生的方法。《莊子》另一篇中說：“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間世》)一個享有有才有用的美名的人，他的命運將會和桂樹、漆樹一樣。
所以《莊子》裡有一些話讚美無用之用。《人間世》篇中講到一棵很大的櫟社樹，是不材之木，無所可用，所以匠人不砍它。櫟社樹托夢對匠人說；“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這一篇最後說；“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無用是全生的方法。善於全生的人，一定不能多為惡，但是也一定不能多為善。他一定要生活在善惡之間。他力求無用，但是到頭來，無用對於他有大用。
道家的發展
這一章所講的是先秦道家哲學發展的第一階段。先秦道家哲學的發展，一共有三個主要階段。屬於楊朱的那些觀念，代表第一階段。《老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二階段。《莊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三階段即最後階段。我說《老子》、《莊子》的大部分思想，是因為在《老子》裡也有代表第一、第三階段的思想，在《莊子》裡也有代表第一、第二階段的思想。這兩部書，像中國古代別的書一樣，都不是成於一人之手，而是不同時期不同的人寫的，它們實際上是道家著作、言論的彙編。
道家哲學的出發點是全生避害。為了全生避害，楊朱的方法是“避”。這也就是普通隱者的方法，他們逃離人世，遁跡山林，心想這樣就可以避開人世的惡。可是人世間事情多麼複雜，不論你隱藏得多麼好，總是有些惡仍然無法避開。所以有些時候，“避” 的方法還是不中用。《老子》的大部分思想表示出另一種企圖，就是揭示宇宙事物變化的規律。事物變，但是事物變化的規律不變。一個人如果懂得了這些規律，並且遵循這些規律以調整自己的行動，他就能夠使事物轉向對他有利。這是先秦道家發展的第二階段。
可是即使如此，也還是沒有絕對的保證。不論自然界、社會界、事物的變化中總是有些沒有預料到的因素。儘管小心翼翼。仍然有受害的可能。老子這才把話說穿了：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老子》第十三章)這種大徹大悟之言，《莊子》有許多地方加以發揮，產生了齊生死、一物我的理論。它的意思也就是，從一個更高的觀點看生死，看物我。從這個更高的觀點看事物，就能夠超越現實的世界。這也是“避”的一種形式；然而不是從社會到山林，而很像是從這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這是先秦道家發展的第三階段，也是最後階段。《莊子》的《山木》篇有個故事，把這一切發展都表現出來了。故事說：“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放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這個故事的前部分，表現的就是楊朱所實行的全生理論，後部分則是莊子的理論。這裡所說的“材”，相當於前面引用的《養生主》所說的“為善”。“不材”，相當於 “為惡”。“材與不材之間”，相當於“緣督以為經”。可是一個人如果不能從一個更高的觀點看事物、那麼這一切方法沒有哪一個能夠絕對保證他不受傷害。不過。從更高的觀點看事物，也就意味著取消自我。我們可以說，先秦道家都是為我的。只是後來的發展，使這種為我走向反面，取消了它自身。
第七章
儒家的理想主義派：孟子
《史記》記載，孟子(西元前371？一前289？年)是鄒(今山東省南部)人。他從孔子的孫子子思的門人學習儒家學說。當時的齊國(也在今山東省)是個大國，有幾代齊王很愛好學術。他們在齊國首都西門—稷門附近，建立一個學術中心，名叫“稷下”。稷下學者“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孟子一度是稷下的著名學者之一。他也曾遊說各國諸侯，但是他們都不聽從他的學說。他最後只好回來與弟子們作《孟子》七篇。這部書記載了孟子與諸侯、與弟子的談話。《孟子》後來被推祟為“四書”之一，“四書”是近千年來儒家教育的基礎。
孟子代表儒家的理想主義的一翼，稍晚的荀子代表儒家的現實主義的一翼。這樣說是什麼意思，往下就可以明白。
人性善
我們已經知道，孔子對於“仁”講了很多，對“義”“利”之辨也分得很清。每個人應當毫不考慮自己利益，無條件地做他應該做的事，成為他應該成為的人。換句話說，他應當“推已及人”，這實質上就是行“仁”。但是孔子雖然講了這些道理，他卻沒有解釋為什麼每個人應該這樣做。孟子就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在回答的過程中，孟子建立了人性本善的學說。性善的學說使孟子贏得了極高的聲望。
人性是善的，還是惡的，——確切地說，就是，人性的本質是什麼？——向來是中國哲學中爭論最激烈的問題之一。據孟子說，他那個時候，關於人性的學說，除了他自己的學說以外，還另有三種學說。第一種是說人性既不善又不惡。第二種是說人性既可善又可惡(這意思似乎是說人性內有善惡兩種成分)，第三種是說有些人的人性善，有些人的人性惡(詳《孟子·告子上》)。持第一種學說者是告子，他是與孟子同時的哲學家。《孟子》中保存了他和孟子的幾段很長的辯論，所以我們對於第一種學說比對於其他兩種知道得多一些。
孟子說人性善，他的意思並不是說，每個人生下來就是孔子，就是聖人。他的學說，與上述第二種學說的一個方面有某些相似之處，也就是說，認為人性內有種種善的成分。他的確承認，也還有些其他成分，本身無所謂善惡，若不適當控制，就會通向惡。這些成分，他認為就是人與其他動物共有的成分。這些成分代表著人的生命的“動物”方面，嚴格地說，不應當認為是“人”性部分。
孟子提出大量論證，來支持性善說，有段論證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沐惕側隱之心。……由是觀之，無側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側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孫醜上》)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此“四端”，若充分擴充，就變成四種“常德”，即儒家極其強調的仁、義、禮、智。這些德，若不受外部環境的阻礙，就會從內部自然發展(即擴充)，有如種子自己長成樹，蓓蕾自己長成花。這也就是孟子同告子爭論的根本之點。告子認為人性本身無善無不善，因此道德是從外面人為地加上的東西，即所謂“義，外也”。
這裡就有一個問題：為什麼人應當讓他的“四端”。而不是讓他的低級本能，自由發展？孟子的回答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就在於有此“四端”。所以應當發展“四端”，因為只有通過發展“四端”、人才真正成為“人”。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離婁下》)他這樣回答了孔子沒有想到的這個問題。
儒墨的根本分歧
我們由此看出了儒墨的根本分歧。孟子以“距楊墨”為己任，他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墨子·膝文公下》)很明顯，楊朱的學說是反對仁義的，因為仁義的本質是利他，而楊朱的原則是利己。但是墨子的兼愛，目的也是利他，在利他這方面他甚至比儒家的調子更高。那麼，孟子在他的批判中，為什麼把墨子和楊朱混在一起呢？
對於這個問題，傳統的回答是，由於墨家主張愛無差等，而儒家主張愛有差等。換句話說，在愛人的問題上，墨家強調同等，儒家強調差等。《墨子》裡有段話說明瞭這個分歧，有個巫馬子對墨子說：“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墨子·耕柱》)巫馬子是儒家的人，竟然說“愛我身於吾親”，很可能是墨家文獻的誇大其詞。這顯然與儒家強調的孝道不合。除了這一句以外，巫馬子的說法總的看來符合儒家精神。因為照儒家看來，應當愛有差等。
談到這些差等，孟子說：“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孟子同墨者夷之辯論時，問他“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孟子·媵文公上》)對於兄之子的愛，自然會厚於對鄰人之子的愛。在孟子看來，這是完全正常的；人應當做的就是推廣這種愛使之及於更遠的社會成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 梁惠王上》)這就是孟子所說的“善推其所為”(同上)。這種推廣是在愛有差等的原則基礎上進行的。
愛家人，推而至於也愛家人以外的人，這也就是行“忠恕之道”，回過來說也就是行“仁”，這都是孔子宣導的。這其間並無任何強迫，因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側隱之心，不忍看得別人受苦。這是“仁之端也”，發展這一端就使人自然地愛人。但是同樣自然的是，愛父母總要勝過愛其他一般的人，愛是有差等的。
儒家的觀點是這樣。墨家則不然，它堅持說，愛別人和愛父母應當是同等的。這會不會弄成薄父母而厚別人，且不必管它，反正是要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消除儒家的有差等的愛。孟子抨擊“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的時候，心中所想的正是這一點。
在愛的學說上，儒墨的上述分歧，孟子及其以後的許多人都很清楚地指出過。但是除此以外，還有一個更帶根本性的分歧。這就是，儒家認為，仁是從人性內部自然地發展出來的；而墨家認為，兼愛是從外部人為地附加於人的。
也可以說，墨子也回答了孔子沒有想到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人應當行仁義？不過他的回答是根據功利主義。他強調超自然的和政治的制裁以強迫和誘導人們實行兼愛，也與儒家為仁義而仁義的原則不合。若把第五章所引《墨子·兼愛》篇的話與本章所引《孟子》論“四端”的話加以比較，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兩家的根本分歧。
政治哲學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墨家的國家起源論，也是一種功利主義的理論。現在再看儒家的國家起源論，又與它不同。孟子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媵文公上》)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在於有人倫以及建立在人倫之上的道德原則。國家和社會起源於人倫。照墨家說，國家的存在是因為它有用；照儒家說，國家的存在是因為它應當存在”人只有在人倫即人與人的關係中，才得到充分的實現和發展。孟子像亞力士多德，主張“人是政治的動物”，主張只有在國家和社會中，才能夠充分發展這些人倫。國家是一個道德的組織，國家的元首必須是道德的領袖。因此儒家的政治哲學認為，只有聖人可以成為真正的王。孟子把這種理想，描繪成在理想化的古代已經存在。據他說，有個時期聖人堯為天子(據說是活在西元前二十四世紀)。堯老了，選出一個年輕些的聖人舜，教繪他怎樣為君，於是在堯死後舜為天子。同樣地，舜老了選出一個年輕些的聖人禹作他的繼承人。天子的寶座就這樣由聖人傳給聖人，照孟子說，這樣做是因為應當這樣做。
君若沒有聖君必備的道德條件，人民在道德上就有革命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殺了君，也不算弑君之罪。這是因為，照孟子說，君若不照理想的君道應當做的做，他在道德上就不是君了，按孔子正名的學說，他只是“一夫”，如孟子所說的(《孟子· 梁惠王下》。孟子還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孟子的這個思想，在中國的歷史中，以至在晚近的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的創建中，曾經發生巨大的影響。西方民主思想在辛亥革命中也發揮了作用，這是事實，但是對於人民群眾來說，本國的古老的有權革命的思想，它的影響畢竟大得多。
如果聖人為王，他的治道就叫做王道。照孟子和後來的儒家說，有兩種治道。一種是“王”道，另一種是“霸”道。它們是完全不同的種類。聖王的治道是通過道德指示和教育；霸主的治道是通過暴力的強迫。王道的作用在於德，霸道的作用在於力。在這一點上，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孫醜上》)後來的中國政治哲學家一貫堅持王霸的區別。用現代的政治術語來說，民主政治就是王道，因為它代表著人民的自由結合；而法西斯政治就是霸道，因為它的統治是靠恐怖和暴力。
聖王的王道為人民的福利盡一切努力，這意味著他的國家一定要建立在殷實的經濟基礎上。由於中國經常占壓倒之勢的是土地問題，所以據孟子看來，王道最重要的經濟基礎在於平均分配士地，這是很自然的。他的理想的土地制度，就是以“井田”著稱的制度。按照這個制度，每平方裡(一裡約為三分之一英里)土地分成九個方塊，每塊為一百畝。中央一塊叫做“公田”，周圍八塊是八家的私田，每家一塊。八家合種公田，自種私田。公田的產品交給政府，私田的產品各家自留。九個方塊安排得像個“井”字，因此叫做“井田制度”(《孟子·媵文公上》)。
孟子進一步描繪這個制度說，各家在其私田中五畝宅基的周圍，要種上桑樹，這樣，老年人就可以穿上絲稠了。各家還要養雞養豬，這樣，老年人就有肉吃了。這若做到了，則王道治下的每個人都可以“養生送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
這不過僅僅是王道之“始”，因為它僅只是人民獲得高度文化的經濟基礎。還要 “謹癢序之教，中之以孝悌之義”，使人人受到一定的教育，懂得人倫的道理，只有這樣，王道才算完成。
行這種王道，並不是與人性相反的事情，而恰恰是聖王發展他自己的“惻隱之心” 的直接結果。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孟子·公孫醜上》)在孟子思想中。“不忍人之心“與”惻隱之心”是一回事。我們已經知道，照儒家所說，仁，只不過是惻隱之心的發展；惻隱之心又只有通過愛的實際行動來發展；而愛的實際行動又只不過是“善推其所為”，也就是行忠恕之道。王道不是別的，只是聖王實行愛人、實行忠恕的結果。
照孟子所說，王道並無奧妙，也不難。《孟子·梁惠王上》中記載。有一次齊宣王看見一頭牛被人牽去作犧牲，他“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因而命令用羊替換它。於是孟子對宣王說，這就是他的“不忍人之心”的例子，只要他能夠把它推廣到人事上，他就是行王道。宣王說他辦不到，因為他有好貨、好色的毛病。孟子說，人人好貨、好色，王如果由知道自己的欲望，從而也知道他的所有人民的欲望，並採取措施盡可能滿足這些欲望，這樣做的結果不是別的，正是王道。
孟子對宣王所說的一切，沒有別的，就只是“善推其所為”，這正是行忠恕之道。在這裡我們看出，孟子如何發展了孔子的思想。孔子闡明忠恕之道時，還只限於應用到個人自我修養方面，而孟子則將其應用範圍推廣到治國的政治方面。在孔子那裡，忠恕還只是“內聖”之道，經過孟子的擴展，忠恕又成為“外王”之道。
即使是在“內聖”的意義上，孟子對於這個道的概念，也比孔子講得更清楚。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這裡所說的 “心”就是“不忍人之心”，就是“惻隱之心”。所以充分發展了這個心，也就知道了我們的性。又據孟子說，我們的性是“天之所與我者”(《孟子·告子上》)，所以知道了性，也就知道了天。
神秘主義
照孟子和儒家中孟子這一派講來，宇宙在實質上是道德的宇宙。人的道德原則也就是宇宙的形上學原則，人性就是這些原則的例證。孟子及其學派講到天的時候，指的就是這個道德的宇宙。理解了這個道德的宇宙。就是孟子所說的“知天”。一個人如果能知天，他就不僅是社會的公民，而且是宇宙的公民，即孟子所說的“天民”(《孟子·盡心上》)。孟子進一步區別“人爵”與“天爵”。他說：“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上》)換句話說，天爵都是在價值世界裡才能夠達到的境地，至於人爵都是人類世界裡純屬世俗的概念。一個天民，正因為他是天民，所關心的只是天爵，而不是人爵。
孟子還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怨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盡心上》)換句話說，一個人通過充分發展它的性，就不僅知天，而且同天。一個人也只有充分發展他的不忍人之心，他才內有仁德。要達到仁，最好的方法是行忠恕。通過行忠恕，他的自我、自私，都逐步減少了。一旦減無可減，他就感覺到再也沒有人與我的分別，再也沒有人與天的分別。這就是說，他已經同天，即與宇宙同一，成為一個整體。由此就認識到“萬物皆備於我”。從這句話我們看到了孟子哲學中的神秘主義成分，
若要更好地瞭解這種神秘主義，就得看一看孟子對於“浩然之氣”的討論，在其中，孟子描述了自己的精神修養發展過程。《孟子·公孫醜上》告訴我們，有一位弟子問孟子有什麼特長，孟子回答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這位弟子又問什麼是浩然之氣，孟子回答說；“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浩然之氣”是孟子獨創的名詞。到後來，孟子的影響日益增大，這個名詞也就不罕見了，但是在先秦僅此一見。至於它到底意指什麼，連孟子也承認“難言也”(同上)。可是這段討論，先講了兩個武士和他們養氣的方法。從這一點我推測出，孟子的“氣”也就是“勇氣”的氣，“士氣”的氣。它和武士的勇氣、士氣性質相同。當然也有所不同，就是它更被形容為“浩然”，浩然是盛大流行的樣子。武士所養的氣是關係到人和人的東西，所以只是一種道德的價值。但是浩然之氣則是關係到人和宇宙的東西，因而是一種超道德的價值。它是與宇宙同一的人的氣，所以孟子說它“塞於天地之間”。
養浩然之氣的方法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可以叫做“知道”。道就是提高精神境界的道。另一方面，孟子叫做“集義”，就是經常做一個“天民”在宇宙中應當做的事。把這兩方面結合起來，就是孟子說的“配義與道”。
一個人能夠“知道”而且長期“集義”，浩然之氣就自然而然地產生。絲毫的勉強也會壞事。就像孟子說的：“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偃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同上)一個人種莊稼，一方面當然要培育它，但是另一方面千萬不可“助長”。養浩然之氣正像種莊稼，當然要做些事，那就是行仁義。雖然孟子在這裡只說到義，沒有說到仁，實際上並無不同，因為仁是內部內容，其外部表現就是義。一個人若是經常行義，浩然之氣就會自然而然從他的內心出現。
雖然這種浩然之氣聽起來怪神秘，可是照孟子所說，它仍然是每個人都能夠養成的。這是因為浩然之氣不是別的，就是充分發展了的人性，而每個人的人性基本上是相同的。人性相同，正如每個人的身體形狀相同。孟子舉了個例子，他說，鞋匠做鞋子，雖然不瞭解顧客的腳實際有多大，但是他做的總是鞋子，而不是草籃子(《孟子·告子上》)。這是因為人的腳都是大同小異的。人性的情況也一樣，聖人的本性與其他人的也相同。所以每個人都能夠成為聖人。只要他充分地發展他的本性就行了。正如孟子斷言的： “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這是孟子的教育學說，歷來的儒家都堅持這個學說。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