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黨史全傳

中國國民黨黨史全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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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革命的倡導與黨的建立

一、清末的危難

中國人，經常以擁有五千年悠久光輝的歷史為榮。我們是東亞大陸固有的主人，以儒學思想為主流的中華文化是東方文明的代表，漢唐盛世曾經是當時世界上最富強、最開化的國家。然而，到了清代末葉，中華民族的歷史卻轉入了逆境，我們的生存遭受到西方列強空前嚴重的挑戰︰在西方國家強大威力的侵逼下，中華民族面臨存亡絕續的危急關頭﹗

發生於清道光十九年至二十二年（一八三九－一八四二）間的中、英鴉片戰爭，是近代中國歷史屈辱的開端。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簽訂了，中國人開始割地、賠款。可悲的是︰清廷並沒有因失敗而覺悟；仍然繼續其愚昧政策與顢頇態度，因而在以後的五十年內，連續遭受到英法聯軍之役（一八五八－一八六Ｏ）、中法安南之役（一八八四－一八八五）、中日甲午之役（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及八國聯軍之役（一九ＯＯ）的慘敗﹗人民被屠殺，領土被竊奪，資源被=掠，各國並已劃定了勢力範圍，準備進一步把中國瓜分。國家危險的情形，正如與中會章程前言中所痛切指陳者︰「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我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多，蠶食鯨吞，已見效於踵接，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嗚呼危哉﹗」

二、為民族找出生路的孫中山先生

面臨國亡種滅的危難，中國人，甘心坐以待斃？還是奮起自救？中華民族畢竟是優秀民族，有識之士，不禁大聲疾呼，開始了自救自強的行動。清同光之交（一八六二－一八九四），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倡導的洋務運動––亦即自強運動，應是救國行動的第一波。前後三十多年的經營，曾造成「同治中興」的氣象，結果卻經不起「甲午戰爭」的考驗，一敗塗地﹗這說明只著重於「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必須謀求思想與制度的根本改革，始見功效。

甲午戰爭的慘敗，給中國人帶來了沉痛的刺激和教訓，憂時愛國之士開始了救國圖存的行動，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一派讀書人，要求清廷變法圖強，終於激起了「戊戌政變」（一八九八）的悲劇，這證明要依靠清廷來變法維新，是辦不到的。康、梁等人於逃亡國外後仍沉迷於君主立憲，因違反了當時的世界潮流，立憲派也就注定要隨時代的進展而被淘汰了。然則，清政腐敗，危如纍卵，中華民族的生路究竟在哪裡？

民族的生路終於出現在國人面前了，那就是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革命運動。孫先生生於中國，受教育於夏威夷和香港。他了解中國積弱不振的原因，更通曉西方國家政情和世界大勢的變化，認為只有啟導順天應人的革命行動，才是救國強種的唯一道路，因此他在二十歲的時候－即「乙酉中法戰敗之年」（一八八五），就決心倡導「傾覆清廷，創建民國」的革命事業。更具體的說︰孫先生是要以革命的手段，改變中國人的命運，創造新時代的歷史；要在「非常的破壞」之後，繼之以「非常的建設」，把一個暮氣沉沉、腐敗落後的中國，建設成一個獨立自主的、平等自由的、統一強大的、進步文明的現代化國家，不僅能永久適存於世界，而且要為世界人類做出重大的貢獻。這樣的一個新中國，孫先生把她定名為中華民國，其建國理想是︰「以此世界至大至優之民族，而造成一世界至進步、至莊嚴、至富強、至安樂之國家，而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

三、興中會的創立與乙未廣州首義

要救國必須革命，要革命必須立黨。就在甲午戰爭那年的農曆十月二十七日，亦即公元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卑涉銀行(Bishop Bank)華籍經理何寬的住宅，召集當地僑社愛國人士李昌、劉祥、程蔚南、鄧蔭南等二十餘人，組成了中國近代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孫先生親自制定了興中會的章程，並明定會員宣誓誓詞亦即興中會的革命宗旨是︰「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

興中會的創立，就是中國國民黨建黨的開始。十一月二十四日，也經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一二四次會議決議定為建黨紀念日。興中會在檀香山成立後僅一個多月，孫先生便前往香港，於次年（一八九五）二月二十一日在香港設立了興中會總機關部。三月十六日召開興中會幹部會議，決定於秋間在廣州發動首次革命起義，並以陸皓東所設計的青天白日旗為革命軍旗，民國建立後復定為中國國民黨黨旗。

興中會決定在廣州起義，日期定於農曆九月初九日重陽節，亦即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孫先生於事前親赴廣州主持，楊衢雲、謝纘泰等則在香港策應。計畫雖十分周密，不幸卻消息外洩，香港運送械彈又有失誤，以致志士們行動未及展開，即遭到拘捕。陸皓東等數人壯烈殉難，他在臨刑前的供詞中警告清吏︰「一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這種慷慨激昂、視死如歸的精神，激勵著愛國的革命志士們，繼續作前仆後繼的英勇奮鬥。

四、國民革命的本質

第一次起義失敗了，革命的火炬卻從此燃起，世界各國都知道中國出現了救國救民的革命黨。孫先生開始了環遊世界宣揚革命思想的行程，歷經一八九六年十月在倫敦被清廷駐英公使館誘捕事件，立即使他聲名遠播，為各國公認為中國革命黨的領袖，無不寄以同情和欽敬，不少外籍人士開始與孫先生結交，並予以援助。

孫先生首倡革命，取義於「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古訓，寓「弔民伐罪」以及「拯斯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的深意。至一九Ｏ六年，孫先生正式把他領導的革命，稱為「國民革命」，他在同盟會〈軍政府宣言〉中，有兩段重要的說明︰「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為其樞機而已。」「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組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一月一日，孫先生以總理身分核定發表的〈中國國民黨改進宣言〉，對國民革命的本質作了更為具體的說明︰「今日革命則立於民眾之地位，而為之嚮導，所關切者民眾之利害，所發抒者民眾之情感。……故革命事業，由民眾發之，亦由民眾成之。」

上文所稱國民或民眾，意指全體中國人，無畛域之別，更無階級之分，宜在同一主義與同一目標之下，共同奮鬥，所爭者全體國民的利益，所求者全體國民的幸福。因此孫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本質上是全民革命，而非階級革命；範圍上為全面革命，而非局部革命；進程上為全程革命，而非階段革命；其最後目的則在實現全體中國人的自由、平等與安樂。正如同盟會「軍政府宣言」所揭示者︰「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

五、方義與方略

孫先生自述︰「余之從事革命，建主義以為標的，定方略以為歷程，集畢生之力以赴之，百折而不撓，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趨於一主義之下以同致力，於是有立黨。」這裡所稱的主義，就是三民主義；所稱的方略，就是革命建國進行的程序，由軍政、訓政而憲政。

三民主義，最初稱三大主義。三大主義的目的，是要同時解決三大問題，即民族問題、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孫先生把三大問題定名為民族、民權和民生，解決三大問題的主義稱三大主義，三大主義均以民為本，故稱三民主義，其實施的方向則是民族地位的提昇、民主政治的推行，與均富社會的建設。

革命是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建國是經緯萬端的大工程，既不可一蹴而幾，更不可輕率從事。孫先生因此確定了軍政、訓政與憲政的程序，循序而進，有條不紊，期為中華民國奠定穩固的基礎，為中華民族的前途開創出光明幸福的遠景。

主義、方略的實行，須有適時適勢而切實有效的政綱與政策。以興中會而言，依據孫先生的提示與興中會章程的規定，其政綱為︰設報館以開風氣，立學校以育人才，興大利以厚民生，除積弊以培國脈；其政策則為︰立黨、宣傳與起義。

貳、光芒萬丈的同盟會時代

一、知識青年的覺醒

第一次革命起義失敗後，孫先生經日本到美國再轉歐洲，沿途向僑眾宣傳革命，但此時風氣未開，效果未著。興中會雖也在橫濱、檀香山、臺灣、南非等地建立了分會，但會員不多，不容易改變僑眾的思想。更加上海外的保皇黨人反對革命，檀香山興中會會員且有不少轉而支持保皇黨者。因而孫先生曾慨嘆︰「由乙未初敗，以至於庚子，此五年（一八九五－一九ＯＯ）之間，實為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的時代。」

就革命運動發展過程而言，庚子（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ＯＯ）這年是個關鍵性的年代。這一年，北方發生了八國聯軍之役，北京陷落，清帝逃亡，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和約，國民於憤激之餘，加深了對清廷的憎惡，不再對清廷抱持任何希望，這自然有利於革命思想的傳播。在長江流域，發生了唐才常領導以「勤王」為號召的自立軍之役，由於康有為、梁啟超未能全力支持，致遭敗績，因而不少參加此次行動的志士如秦力山等，於亡命日本東京後即決心脫離康、梁，獻身革命。最重要的一件事，則是孫先生親自來到臺北，發動了海峽對岸的惠州三洲田之役－孫先生親自領導的第二次起義。這是一次堂堂正正的革命壯舉，革命軍在鄭士良的指揮下，高舉青天白日的旗幟，轉戰十數日，曾經生擒了清廷的歸善縣丞杜鳳梧。這次起義，雖然由於缺乏接濟而失敗，其影響卻甚深遠。孫先生嘗謂︰「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咀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壤。」由於人心丕變，革命風潮乃逐漸形成。

思想變化最劇烈者，乃為留學日本及歐洲的青年學生。一九Ｏ一至一九Ｏ三的三年間，各省留日學生先後創刊了《國民報》、《游學譯編》、《浙江潮》、《湖北學生界》、《江蘇》等十餘種雜誌，刊行了《開智錄》、《F報擷華》、《新廣東》、《新湖南》、《黃帝魂》等專書，鼓吹民族主義與革命思想，呈洶湧澎湃之勢。這時孫先生居住在橫濱，不時和這些知識青年如張繼、程家檉等接觸，並曾支持「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之發起，亦曾為《江蘇》雜誌撰寫過分析中國政情與前途的文章。這股思潮很快影響到上海學術界，於是有鄒容《革命軍》的發表、「蘇報案」的發生以及「愛國學社」的成立。蔡元培在上海組成了「光復會」，黃興在湖南成立了「華興會」，並於一九Ｏ四年十一月發動了長沙之役。國內外知識青年思想已普遍覺醒，行動也逐漸聯為一體，孫先生於是再作美歐之行，計劃把各地的革命青年組織起來，共同致力於革命救國的大業。
二、革命力量的大結合－同盟會成立

孫先生於一九Ｏ四年秋離開日本，先到檀香山重整革命團體。再到舊金山把致公堂的章程修改，賦予革命任務。然後去歐洲，把留學德、法、比、英的中國學生組織起來。一九Ｏ五年七月，孫先生來到東京，和華興會領袖黃興等人洽商組織統一革命團體。成功了，同年八月二十日，中國同盟會遂在東京正式成立。
在革命進程上，同盟會成立是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其主要特徵有四︰

其一，其成員包括十七省的留日學生及海外華僑青年，年齡多在二十歲至二十五歲之間，知識青年在革命活動中開始居於主導地位。且將海內外革命團體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結合為一體，形成了革命勢力的空前大團結。

其二，同盟會選舉孫中山先生為總理，孫先生從此成為各方公認的革命領袖，在他統一領導下進行革命建國的行動，免除了歷史上各次革命F雄並立的紛亂局面，自然也減少了人民可能遭受到的痛苦。

其三，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誓詞，亦即革命建國的綱領，是為三民主義思想體系的雛形。同年十一月，同盟會本部創刊「民報」，孫先生於「發刊詞」中，正式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是明白宣示以三民主義為革命建國最高綱領的開端。

其四，同盟會於國內各省及海外各地，普遍建立了革命組織，使所有中國人都有參與國民革命的機會，落實了全民革命的方略，於提振民族精神與建立統一之國家觀念，具有重大的影響力。
孫先生對同盟會，抱有極大的希望和信心。他認為同盟會會員皆全國英俊之士，才識俱佳，將為革命歷史開一新紀元。他並曾很自信的說︰「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布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布中華民國之思想焉。」

一九Ｏ六年十月至十二月間，同盟會本部召開一系列的幹部會議，制定了「革命方略」，決定革命程序為軍法之治、約法之治及憲法之治三個時期，並公布了革命軍起義的名號、組織、政策及各項文告。孫先生並於《民報》週年紀念大會發表演講時，剴切闡明民生主義與五權憲法的要義，決定了中華民國將以五權憲法為憲政規範的基本原則。孫先生認為五權憲法是他的一項新發明，將中國固有的監察權、考試權與西方國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融為一體，足以杜絕西方三權分立的流弊。

同盟會成立後的革命行動，表現得積極而強勁。尤其是在文字宣傳與武裝起義兩方面，最為生動、激昂而頻繁。下面將分別加以簡明的敘述。

三、氣勢磅礡的文字宣傳

文字宣傳的功能，在於闡明革命主義和政策，使人民均能了解信服，並願身體力行，以促進革命思潮的擴展，蔚成主導時代的潮流。

同盟會成立前後，康有為、梁啟超一派保皇黨人主張君主立憲的言論頗為高漲，對革命運動的進行構成重大的妨礙。因此，同盟會的宣傳喉舌，針對保皇黨的君憲言論，展開了激烈的論戰。此一理論戰場，遍及日本、美洲、南洋、港澳等地，而以東京為主戰場。同盟會的《民報》與保皇黨的《新民叢報》互相辯駁，歷時達三年（一九Ｏ五－一九Ｏ七）之久，論戰的文字不下百餘萬言，論戰的焦點則在於︰《民報》主張排滿革命，且種族革命、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必須齊頭並進，主張民主憲政，認為革命不會招致瓜分，亦不會使中國發生內亂；《新民叢報》則主張保皇，行君主立憲，反對種族革命與社會革命，認為革命將引起瓜分慘禍，並將造成「亂無已時」的混亂局面。《民報》方面人才濟濟，汪精衛、胡漢民、朱執信、宋教仁、章炳麟、廖仲愷等，均為筆鋒精銳之士，《新民叢報》方面唯一的戰將乃是梁啟超，自然顯得勢孤力單。君主立憲的主張是違反世界潮流的，論戰的結果，《新民叢報》自然被《民報》的言論壓制了。保皇黨至此偃旗息鼓，革命的聲勢因之益振。

南洋地區的論戰，主要是革命派的《中興日報》與君憲派的《南洋總匯報》對壘，港澳地區則是革命派的《中國日報》對抗君憲派的《商報》。論戰結果，也同樣是君憲言論失敗而終至銷聲匿跡。革命黨人於文字宣傳之外，復以講演、辯論及演劇等方式，對僑眾進行宣傳，更曾大量刊印《革命軍》、《駁康有為政見書》等小，廣為散佈。革命思想的傳播一日千里，真正達到了黨人的期望︰「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同盟會在國內的宣傳，係以上海為中心。繼《蘇報》、《國民日日報》之後，于右任先後創刊《民呼報》、《民吁報》及《民立報》，為上海革命宣傳的重鎮。尤其是《民立報》，於一九一年十月十一日創刊，至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八月因二次革命失敗停刊，曾在辛亥革命前後，擔任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四、前仆後繼的起義行動

同盟會成立之際，北京發生吳樾轟擊清廷派遣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事件，立使清廷為之膽寒。次年（一九六）同盟會員劉道一與龔春臺等，在湘贛邊境發動了萍瀏醴之役，聲勢浩大，清廷調派四省兵力始克平定。當革命軍與清兵苦戰之際，東京同盟會員憤激異常，競相投效。孫中山先生記述當時情形︰「東京之會員，莫不激昂慷慨，怒髮衝冠，亟思飛渡內地，身臨前敵，與虜拚命。每日到機關部請命投軍者甚眾。稍有緩卻，則多痛哭流淚，以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義憤，良足嘉尚。」

一九Ｏ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革命行動出現了風起雲湧之勢。孫先生在安南河內設立了指揮部，在黃興、胡漢民等人協助下，連續發動了四次起義︰潮州黃岡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欽州王光山之役、廣西鎮南關之役。孫先生並曾親臨鎮南關督戰，士氣如虹。同年內，安徽安慶有徐錫麟起義，浙江紹興有秋瑾起義，徐、秋雖均死難，其精神志節則永垂不朽。四川同盟會員謝奉琦等亦在川境內，數度起事，不幸均未成功。一九Ｏ八年春，孫先生又命黃興發動了欽廉上思之役與雲南河口之役。黃興先後督師奮戰兩月餘，聲威大著。

由於革命軍連續在粵、桂、滇三省舉義，清廷乃向法國駐安南總督提出交涉，法國安南當局遂勒令孫先生離開河內，西南軍事行動遂暫告沉寂。然黨人再接再厲，一九Ｏ八年十一月，有熊成基策動安慶新軍起義事件，一九一Ｏ年一月，有熊成基在哈爾濱謀刺清出洋考察海軍大臣載洵不成，被捕遇害事件。同年二月，廣州又爆發了倪映典領導的新軍起義事件，死難至百餘人之多，極為慘烈。兩個月後，北京又發生了汪精衛、黃復生等謀刺清攝政王載灃不成被捕事件，清廷權貴均為之大驚失色。各省清吏亦多懾於革命黨人的視死如歸，心志開始動搖了。

五、碧血黃花浩氣長存

一連串起義行動的失敗，自然也形成對黨人士氣的打擊，再加上反對者的造謠誣衊，原本熱血沸騰的革命志士，也不免有些灰心氣短。只有孫中山先生，一秉勇往直前的精神，從不氣餒。他於一九一年十月，從美國經日本到達了馬來亞的庇能(Penang)－即檳榔嶼，召集了一次幹部會議，再圖大舉。參加會議的人有黃興、趙聲、胡漢民、鄧澤如等人，於聽取孫先生對於革命情勢的分析以及未來計畫之後，決定籌募巨款，在廣州發動一次驚天動地的壯舉。並決定在香港設立統籌部，由黃興、趙聲、胡漢民負責策劃，孫先生因南洋各地不允久留，乃再赴歐美各地宣傳籌款。一切按計畫進行，五個月後便爆發了轟動全國的廣州「三二九之役」。

「三二九」是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亦即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這是歷次起義行動中，最為壯烈的一次，同盟會全力以赴，事先並在長江流域各省作了部署，計劃於廣州起義後，長江各省立即響應，革命軍即分兵北上，直趨南京、武漢，屆時清廷即有土崩瓦解的可能。不幸這次「驚天地泣鬼神」的革命行動失敗了﹗最少有八十六位青年志士壯烈犧牲，其中有七十二具忠骸叢葬於黃花岡，黃花岡從此成為革命聖地，浩氣長存，流芳千古﹗
烈士們的身分，有留學生、教師、新聞記者等知識份子，有軍人、技師、商人、教士，更有不少是工人和農人。其中不少是來自南洋各地的華僑，留學生則係來自日本的同盟會第十四支部成員。這證明中國近代的革命是全民革命，是愛國志士的結合，不分職業，更沒有階級界限。也有不少志士參加了起義而幸能脫險，包括了臺灣籍的羅福星和許贊元。

烈士們，不少是文武兼備、卓識超群的青年知識份子，他們捨生取義，視死如歸，如林覺民、方聲洞等人稟告父母和訣別愛妻的遺書，大義凜然，有血有淚。被捕的志士們，亦無不激昂慷慨，從容就義。他們的悲壯事蹟和英烈精神，震驚中外，更喚醒了全中國的人心，凝結成革命黨人的黨魂。

「三二九之役」的影響是廣遠的，其價值是不朽的。孫先生認為黃花岡烈士們轟轟烈烈的表現，不但「震動全球」，且造成了國內革命浪潮的高漲，成為半年後武昌起義的動力。他說︰「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止。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

六、華僑志士毀家紓難

革命黨人多為有心卻無恆產之人，本身可以置生死於不顧，然革命舉義非有相當的財力，不能成事。孫先生親自領導的十次起義中，有好幾次都是因為財力不足而功虧一簣，鎮南關之役便是一例。革命之初，募款不易，所需經費多靠少數熱心同志之毀家紓難，如孫先生兄長孫眉、香港興中會員李紀堂，都因大力捐輸以資助革命而致破產。興中會時代之第一、二次起義，費用均來自檀香山和香港兩地的愛國志士。

同盟會成立後，為圖大舉，乃開始向華僑募款。據統計，自黃岡之役到河口之役共六次革命起義，所耗經費約計二十萬元，約有半數來自安南、暹羅及南洋各地華僑之捐款，其餘多為黨人自行捐輸，尚有極少數來自美洲華僑的捐助。捐款最踴躍者，為張靜江、黃景南等。

廣州新軍之役（一九一Ｏ）的經費約三萬元，其中三分之一來自美國華僑之捐助，餘由革命黨人自籌。辛亥（一九一一）廣州「三二九之役」規模最大，需款亦最多。據黃興、胡漢民之報告，約計一十七萬餘元，全數由南洋及美洲華僑捐助。其捐輸之踴躍亦令人感動。

南洋方面捐款較多者，為譚德棟、鄭螺生、李源水等。譚捐一千五百元現款及五千元貨物，鄭允變賣福建江蘇鐵路股票，李亦允變賣打滿.股以助餉。鄧澤如陪同黃興往來各埠勸募，熱誠感人。美洲方面，域多利（Victoria維多利亞）致公堂為助成義舉，乃將其會所出售獲三萬四千餘元悉以匯港，最為慷慨，舊金山、滿地可（Montreal蒙特婁）捐款亦均在一萬元以上。總之，「革命黨人以一往直前之氣，忘身殉國，其慷慨助餉，多為華僑。」故曰︰「華僑為革命之母」。

參、辛亥革命與民國創建

一、武昌起義

辛亥八月十九日即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革命軍在武昌起義，成立中華民國鄂軍軍政府，推黎元洪為都督。各省革命黨人紛紛起事響應，五十日內，即有十五省宣告光復，清廷之覆亡已成必然之勢。此一事件，史稱「辛亥革命」，不僅為中國歷史上的大事，抑且為二十世紀初期世界重大事件之一，是中國近代一切改革的起點，是名副其實的歷史新紀元。

革命軍何以在武昌起義？又為何於此時起義？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不可不加深思。確切的說，有三個主要的因素︰

其一，武昌為武漢三鎮的首府，湖北省的省會，地當綰轂南北的要衝，且為革命黨人勢力集中之地。廣州「三二九之役」發動時，武昌黨人即計劃響應，由於廣州失敗了，武昌乃暫時隱忍，保存實力，伺機而動。且宋教仁、譚人鳳等一直主張在中部起義，南方既失利，武昌遂被認為是最適當的發難地點。

其二，辛亥四、五月間，四川發生了反對川漢鐵路收歸國有，堅決爭取由川人自建的風潮，是為「四川路潮」。川督趙爾豐武力鎮壓，激起川民憤激。七月間，已成燎原之勢。革命黨人參加其間，使保路運動與反清革命結合為一體，榮縣首先揭示同盟會宗旨，宣布起義。清廷急調端方率湖北新軍入川鎮壓，武漢轉而空虛，因予革命黨人乘機而起的機會。

其三，同年七月間，譚人鳳、宋教仁、陳其美等在上海組成同盟會中部總會，譚、宋往來於滬、寧、漢、湘間，使長江流域之革命勢力聯為一體。武漢亦派居正等到上海聯絡，洽購槍械，與尚在香港的黃興接洽，請其赴漢指揮。武漢有了外援，已呈引滿待發之勢。

當然，革命軍之急於在十月十日起事，係因各處機關被破獲，已有同志被捕遇害，黨員名冊已為清軍搜去，危在旦夕，因而下定死中求生的決心；於當日晚間首由工程營中同志熊秉坤等發難，次日即將武漢三鎮光復，成功之速，有如石破天驚。中華民國建國後，遂定十月十日為國慶日，也稱雙十節。每逢此日，全國同胞及海外僑胞，無不張燈結綵，熱烈慶祝。

武昌起義，係以同盟會會員為主導而策劃的。兩個發動起義的團體－文學社與共進會，其成員雖非盡屬同盟會員，但其主要負責人如胡瑛、居正、劉公、蔣翊武、孫武、張振武、劉堯澂、范騰霄等，都是同盟會員。文學社其後並決議全部加入同盟會。起義後的建制，如採用中華民國國號，依同盟會〈革命方略〉之規定組織軍政府，以同盟會之對外政策內容通告各國駐漢領事館等，亦均足證明武昌起義，乃同盟會人策動一系列革命行動之重要一環。

革命軍起義後，清廷大為震驚。先派廕昌率兵南下，繼則起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令北洋勁旅馮國璋、段祺瑞兩部進軍漢口，與革命軍交戰。革命軍－當時稱民軍，也組成民軍戰時總司令部，由黃興任民軍戰時總司令，抵禦袁軍。黃興在漢督戰四十餘日，以民軍質、量均遠遜於袁軍，未能奏勝。然由於黃興之艱苦支持，各省乃能先後光復，袁知大勢已去，遂不能不派人與民軍談和。

二、民心嚮義各省光復

辛亥革命決定成敗的關鍵，不在武漢決戰，而在各省迅速光復，旋乾轉坤。最早宣布光復的兩省是湖南與陝西，兩省均於十月二十二日（農曆九月初一日）光復，亦均為同盟會員所主動。繼之而起者，則有江西、山西、雲南、貴州、上海、江蘇、浙江、廣西、安徽、廣東、福建、四川、山東等省區。其中以滬、蘇、浙三省區之光復，影響全局，最為重要，主其事者則為陳其美（英士）、徐紹楨、林述慶等，立憲派人士張謇、湯壽潛及原任江蘇巡撫之程德全，亦有贊助之功。

上海光復後，陳其美出任滬軍都督。他組成了蘇浙聯軍，於十二月二日光復南京，革命成功的形勢乃定。陳其美之部下多為同盟會員中允文允武之幹才，黃郛、蔣中正、張、何應欽等乃其健者。蔣中正先生曾策劃並參加了光復杭州之役，擔任敢死隊的指揮官，英勇無比，首先衝入督署。其軍容及戰績，上海《民立報》曾以「浙江敢死隊之壯觀」為題作詳細報導，譽之為「吾國之模範敢死隊」。蔣先生年甫二十五歲，初臨戰陣，即旗開得勝。但他功成不居，於杭州光復後，立即返滬佐陳其美訓練部隊，並曾任滬軍第五團團長。

各省光復之如此迅速，乃由於革命思想已深入人心，革命風潮已瀰漫全國。一位歷史學者說︰「辛亥革命的種子，主要是由孫中山先生所播下的。」使革命種子萌芽而加以灌溉使其茁壯的，則是革命先烈們的鮮血。誠然，辛亥革命過程中，新軍、立憲派人士以及若干清吏的參與，也是成功的因素。然而這些人的思想由原來的中立甚至反對革命，而終於同情或轉向革命，其關鍵又不能不承認係在於︰革命思想已成為支配時勢的主流，推翻滿清並改建民主共和國家已是國人共同的希望，任何人都難以抗拒，也無法抗拒。

三、中華民國開國宏規

中華民國國號，為光復各省所共同接受，沒有人提出異議。建立臨時政府的提議，卻是由武昌和上海分別發動，都主張由光復各省派出代表組成代表會，決定組織臨時政府的程序，集會地點初在上海，繼在武昌，最後係在南京。參加代表會的有十七省的代表，已是全國二十二省的大多數。代表會通過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並決議臨時政府設於南京，大總統一職則等待孫先生回國以後，再進行選舉。

革命黨人要在武昌起義的事，黃興於離開香港赴上海前曾電告孫中山先生，並請他「匯款應急」。孫先生時在美國，於赴典華(Denver丹佛）途中接到電報，但無密碼憑以譯出。及抵典華，尚未及復電黃興，即在報端獲知革命軍佔領武昌的消息，自然欣喜異常。但他沒有立刻回國，因為他認為此時外交工作最為重要，決定去英國交涉，希望說服英國朝野影響日本，以阻止日本趁機危害中國。他去了倫敦，辦妥交涉後，經法國東歸。在巴黎時，致電《民立報》轉「民國軍政府」，說明他對組織臨時政府的意見。

孫先生的態度有如光風霽月，見識閎富而卓越，他雖懷天下為公、無私無我的胸襟，然各省代表咸認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非孫先生莫屬。孫先生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返國抵滬，四天後－十二月二十九日，各省代表會在南京舉行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國家元首選舉－臨時大總統選舉會，到十七省代表共投十七票，孫先生以十六票當選為中華民國首任臨時大總統。又過四天，孫先生在南京就職，明令以辛亥陰曆十一月十三日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為中華民國元旦，正式宣告中華民國成立。

孫先生以臨時大總統身分，宣告了內政與外交方針。內政方面，認定「國家之本，在於人民」，本五族一家的精神，厲行民族、領土、軍政、內治、財政之統一，其關於民族與領土統一之主張，確定了民族平等的原則與中華民國的疆域。

外交方面，以平等互惠、睦誼和平為原則，期能建立國格的尊嚴，並將見重於國際社會。

民國元年一月三日，孫先生發表了南京臨時政府各部總長的人選，九個部的九位總長中，只有陸軍部總長黃興、外交部總長王寵惠、教育部總長蔡元培三人為同盟會員，其餘均為清廷舊吏及立憲派人士之新近贊同革命者。這種開恢宏、大公無私的胸襟，十足表現出孫先生大政治家的器度和風範。各部次長要擔負實際的責任，均由富有才學且做事幹練之同盟會員擔任，以示對國民負責。總、次長多數為中年與青年人，表現出蓬蓬勃勃的朝氣，新政府充滿了除舊佈新的氣象。

孫先生是中國第一位依選舉方式產生的國家元首，但他不以最高統治者自居，自認為是為國民服務的公僕，此乃我國傳統政治觀念中一次大革命、大改變、大進步。隨後，孫先生先後發布命令，廢除滿清一切苛令，禁止買賣人口，保障蛋戶惰民人權，嚴令禁煙禁毒，不准刑訊體罰，下令剪辮放足，革除前清官廳「大人老爺」之稱呼，慎重農事，重視銓選，倡導法治，尊崇學術，並重視輿情與民意，樹立了民主政治的規範，表現出崇法務實而又負責創新的政風。

四、孫先生辭讓大總統

孫先生擔任臨時大總統，只有三個月。事實上，他在二月十三日即向臨時參議院辭臨時大總統職，並薦袁世凱自代。這是為了什麼呢？

理由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者有二︰

其一，是出於革命黨人重義務輕權利的道德觀。革命黨人把革命犧牲看作是對國家民族的義務，服公職乃是為國民服務，並非權利。基於這一觀念，在孫先生回國前，黃興等同盟會領袖即曾表示，假如袁世凱能促使清帝退位，並效忠共和政體，如此可以避免戰爭而能達成創建民國的目的，未嘗不可推選袁氏為臨時大總統。孫先生回國後亦持同樣立場，故於就任臨時大總統後，亦曾致電袁氏，表示推誠相待之心。袁通過上海南北議和的運用，並嗾使其部下將領對清廷實行脅迫，終於逼使清帝退位，袁亦宣布擁護共和。孫先生實踐前諾，因於清帝於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宣布退位之次日，即向臨時參議院辭職並推薦袁氏，臨時參議院遂於二月十五日選舉袁世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

其二，是出於早日實現國家統一，以避免外人干涉而帶來災難的現實需要。此時所指外人，係俄、英、日三國。俄嗾外蒙獨立，英嗾西藏內侵，日本則蓄意進行武力干涉，目的在佔有東三省。倘中國因總統職位之爭而形成南北對立甚至交戰，不僅人民塗炭，國家亦將面臨外侮。特別是日人陰謀，已有蠢蠢欲動之勢。孫先生以國家安危和人民禍福為首要考慮，因而辭讓大總統，盼袁以其經驗和實力，衛護民國。孫先生此項用心，歷史學者頗能見其高瞻遠矚，梁敬錞曾作如下之評論︰「即使到現在，我們必須承認，這是當時所可能的最好結局。如果是其他解決方式，南北雙方的敵對將再度爆發，日本也將加入戰爭，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可能早在這時候就已發生了。」

孫先生於元年四月一日解職。南方軍隊由黃興以南京留守名義又維持了兩個多月，分別予以裁併遣散。六月四日，黃興亦辭留守職。同盟會兩位領袖先後退出政壇，並分別從事於鐵路及礦業之建設，此種功成身退的事例，無論中外，實不多見。

五、同盟會擴組為國民黨

同盟會本部本設於日本東京。辛亥上海光復後，自東京遷至上海，並公開設事務所於辛家花園。及孫先生歸國抵滬，乃召集幹部會議，商訂暫行章程，發表宣言，申明「欲造成圓滿強固之國家」、「必須完全貫徹三大主義」之主張，並聲明︰「俟民國成立全局大定之後，再訂期開全體大會改為最閎大之政黨。」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同盟會本部亦遷往南京。一月二十二日，舉行首次會員大會，改為公開之政黨。繼於三月三日再開會員大會，制定新章，選舉幹部，並通過政綱。孫先生當選為總理，黃興、黎元洪為協理，實則黎駐武昌，從未與聞同盟會事。實際居領袖地位者，為孫、黃兩先生。總理、協理之下設幹事會，分設總務、交際、政事、理財、文書五部，每部設主任幹事一人。依據新章，政綱有九條︰

（一）完成行政統一，促進地方自治；
（二）實行種族同化；
（三）採取國家社會政策；
（四）普及義務教育；
（五）主張男女平權；
（六）厲行徵兵制度；
（七）整理財政，釐定稅制；
（八）力謀國際平等；
（九）注重移民墾殖事業。

依據新章，同盟會本部設於中央政府所在地。臨時政府於元年四月九日遷往北京後，同盟會本部亦於四月二十五日遷往北京，另設同盟會本部機關部於上海。實則孫、黃兩先生及主要同盟會幹部均在上海，上海機關部乃被視為同盟會的權力中心。

民國建國後，人民因有集會結社之自由，黨社出現，有如雨後春筍，反同盟會之黨社亦先後出現。臨時政府北遷後，政情隨之有了急劇的變化。同盟會在臨時參議院中已面臨反對黨共和黨的挑戰，黎元洪一系人士及舊立憲派，依附袁世凱北洋系實力派為後盾，初現與同盟會對抗的情勢，曾任同盟會政事部與總務部主任幹事的宋教仁，乃有聯合宗旨相同之政黨以結成大黨，擴張黨勢的計畫。宋一向主張政黨內閣，計劃組成大黨以爭取國會議員選舉的優勢，而後掌握政權。

宋教仁擴組大黨計畫，曾獲得孫、黃兩先生的同意。宋先與臨時參議院中居第三大黨地位的統一共和黨洽商，繼有國民公黨願意加入，旋又有國民共進會與共和實進會兩黨，自願合併。至八月上旬，五黨合組大黨定名為國民黨的協議正式達成，同盟會即由孫、黃兩先生聯名於八月十三日發表改組為國民黨的通告。八月二十五日，國民黨在北京正式成立，是為本黨建黨以來之第三度改組，黨的歷史進入了國民黨時期。

國民黨為一普通政黨。其宗旨為︰「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黨綱有五條︰保持政治統一、發展地方自治、厲行種族同化、採用民生政策、維持國際和平。黨本部設於北京，採理事制。成立大會中，選出九位理事︰孫文、黃興、宋教仁、王寵惠、王人文、王芝祥、吳景濂、張鳳翽、貢桑諾爾布。九月三日，由各理事通訊投票，選舉孫先生為理事長。本部另設參議三十人，設幹事，分五部辦事︰總務、交際、政事、文事、會計。另設政務研究會，其職掌︰「研究各項政務，決定政見，籌畫政略。」

國民黨於國家政治，傾向於兩黨政治的實施。成立宣言中曾謂︰「一國政黨之興，只宜二大對峙，不宜小分立。方今言淆亂，宇內雲擾，吾人尤不敢不有以正之，示天下以範疇。」民主之國，行兩黨制之民主憲政，倘能順利建立規範，自屬美事。無如政治環境並不適合民主憲政之施行，國民黨雖於首屆國會選舉中獲得勝利，卻無法轉變袁世凱的封建與獨裁思想，宋教仁竟以身殉，民初政黨政治的實驗終告失敗。

肆、維護民國法統的奮鬥

一、袁世凱背叛民國
袁世凱本是清廷的舊臣，是封建時代培養出來的人物。雖也有相當的經驗和才幹，無乃思想落伍，尚沉緬於帝制的迷夢。就任臨時大總統時，雖也曾宣誓「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蘄達國家於安全強固之域」。但並不明悉民主共和為何義，亦不知「主權在民」的本旨，只想集權力於一身，建立獨裁政治。同盟會以及由同盟會擴組而成的國民黨，卻堅持民主共和為不可變更的立國原則，總統要依據約法行使其職權，政府須受國會的監督。由於基本政治理念不同，袁一開始即防制國民黨，且扶植梁啟超一系舊立憲派人結成政黨與國民黨對抗。

國會選舉以前，袁對國民黨雖心懷忌恨，尚無公然壓制的行動。國會選舉國民黨獲勝的結果公布後，袁就不能容忍了。他把強烈主張政黨內閣制的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視作是最大的障礙，竟採用了最卑的手段，於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購兇刺殺宋教仁於上海，這就是當時轟動一時的「宋案」。

「宋案」是袁世凱開始制壓國民黨的第一步。隨後他向五國銀行團進行了非法大借款，秘密調動北洋軍南下，並下令罷免了國民黨籍的三省都督WW江西的李烈鈞、安徽的柏文蔚、廣東的胡漢民，向國民黨步步進逼。國民黨人忍無可忍，遂於二年七月發動了武力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自二年七月十二日在江西湖口首揭討袁旗幟開始，到同年九月十二日重慶討袁軍失敗結束。雖曾有江西、江蘇、安徽、上海、廣東、湖南、福建、重慶等省市高舉義旗，卻由於實力相差懸殊，國民黨人又因意見不一而喪失機先，終難免失敗的厄運。國民黨的領袖們遂又不得不再度亡命國外，這是極為慘痛的一幕﹗

袁世凱把最大的制衡他濫權的國民黨解散了，蔣翊武、林述慶、程家檉、徐鏡心等國民黨幹才，相繼被殺害。袁開始為所欲為，解散國會及各省省議會，廢止民國元年臨時參議院制定由孫大總統正式公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改變民國官制，重用清代遺臣，並修改大總統選舉法，使自己變成了終身制的總統。到了民國四年，竟又明目張膽的進行帝制活動，終於演出了「洪憲帝制」的醜劇－令將民國五年改為「中華帝國洪憲元年」，袁自封為「皇帝」，中華民國的法統因而中斷﹗

二、中華革命黨與討袁之役

「二次革命」失敗，對國民黨的打擊太大了。黨部被解散，黨員被捕殺，有幸逃往海外的，又多灰心喪志，認為短時間內無法再與袁氏抗爭了。只有孫中山先生，從不消極，從不灰心，他於二年八月十八日抵達日本東京後，對失敗的原因痛加檢討，決定結合最有革命精神和決心的同志組成新黨，繼續討袁。這個新黨，就是中華革命黨，是本黨黨史上第四個階段。

依據中華革命黨的原始文獻，早在民國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已有黨員王統、黃元秀、朱卓文、陸惠生、馬素五人入黨。十月二十九日，張人傑（靜江）、蔣中正也在國內上海入黨。經過將近十個月的籌備，始於民國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在東京舉行選舉大會，孫先生當選為總理。七月八日，再在築地精養軒舉行成立大會，孫先生宣誓就總理職，並頒布親自擬訂之「中華革命黨總章」。依據「總章」，中華革命黨的宗旨為「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目的為「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其進行程序，則分三時期︰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黨員入黨，以服從黨魁為唯一條件，並於誓書上姓名下加蓋指模，以示決心。這是為了矯正國民黨組織渙散紀律廢弛的弊病，而特別注重組織的嚴密與紀律的嚴格。實在說來，中華革命黨的組成是一次成功的革新，重新恢復了同盟會時代的革命精神﹗

中華革命黨本部於總理之下，分設五部，各部部長由總理委任。其人選為︰總務部陳其美、黨務部居正、軍務部許崇智、政治部胡漢民、財政部張人傑。各部均設副部長，人事時有變動，首任副部長為謝持、馮自由、周應時、楊庶堪和廖仲愷，亦均忠貞精幹之士。五部中，總務部居首要地位，陳其美被認為是孫先生當時最得力的助手。

中華革命黨以推翻袁世凱的獨裁統治為中心目標，除於各省建立支部發展組織外，並派遣軍事人員策動起事。三年九月二十日起，孫先生一連召集了十七次幹部會議－議題以軍事為先決問題。結果制定了中華革命黨革命方略，規定中華革命黨在各省組織之討袁軍稱中華革命軍，以總理為中華革命軍大元帥，並明定以青天白日旗為軍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為國旗。

民國三年六月間，蔣中正在上海，李國柱在湖南，都曾發動討袁行動，但都失敗了。四年九月以後，上海成為黨人活動的中心，先炸毀為袁氏宣傳帝制的亞細亞報館，繼於十一月五日刺殺上海鎮守使鄭汝成，至十二月五日，陳其美、蔣中正、吳忠信等又發動了肇和軍艦起義及陸上攻擊行動。朱執信在廣東也組織了民軍，不時出動。五年四月，中華革命軍東北軍舉兵於山東濰縣，攻取昌樂、周村、高密等十餘縣，威逼濟南，聲勢甚壯。此時孫先生已秘密回到上海，指揮全局，他命令各地的中華革命軍，與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義於雲南的護國軍一致行動，共擊袁氏。袁氏帝制在國人一致反對及強大軍事壓力之下，被迫取消了，袁亦於五年六月六日病死。中華民國得慶再生，實由於中華革命黨和雲南護國軍的共同奮鬥，護國軍的影響力尤大，唐繼堯、蔡鍔、李烈鈞於民國再造，功不可沒。

中華革命黨為維護民國而討袁，實也付出了相當昂貴的代價。肩負領導責任的范鴻仙、夏之麒、夏爾璵、楊王鵬、鍾明光、陳其美等，先後殉難，尤以陳其美的遇刺，造成本黨無可彌補的損失。孫先生曾與唐紹儀聯名致電北京政府請予國葬，嘗謂陳其美一生勳烈媲美於黃興，而死義之烈則過之，其精神志節足可垂範於後世﹗

三、民國法統再遭中斷

袁世凱死亡後，黎元洪繼任為大總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孫先生在上海發表宣言，要求黎、段恢復民國元年公布的臨時約法，重新召集國會，並懲辦參加袁氏帝制的禍首，西南護國軍諸領袖亦提出同樣的主張。黎表示可以接受，段則依違拖延。六月二十五日，海軍駐上海之第一艦隊及練習艦隊宣布獨立，以要求恢復約法與國會，段乃不再堅持，由黎元洪於同月二十九日下令仍遵行民國元年孫大總統公布之臨時約法，並定期於八月一日在北京重新召開民國二年四月開幕的第一屆國會。南方的要求既已達到，護國軍的軍務院遂宣布撤銷，討袁軍事全部結束，中國仍維持統一的局面。

中華革命黨本部已遷回上海，但黨的活動卻集中於甫行恢復的國會，希望通過本黨籍議員在議會中的奮鬥，以維護並發揚共和國家的精神。但國會中派系複雜，各方的言論更形紛歧，段與黎不能合作，軍閥在段的暗示下已有干政的跡象，北京政象仍是一片渾濁與黑暗。本黨國會議員謝持自北京上書孫先生，慨嘆︰「近日京中祇有總統、總理等事之議論，國家兩字久不聞矣。」

孫先生在上海，對國事認為應從地方自治之建設開始，以訓練國民的政治能力。曾發表過數次有關地方自治與五權憲法的講演，並於民國六年二月著成《民權初步》一書，作為訓練國民實施民權的教材。他並繼續寫成〈中國存亡問題〉，闡述中國不應參加歐洲戰爭的理由，但段祺瑞、梁啟超等人則力主參戰，段並利用暴民及軍閥壓迫國會，令孫先生非常失望而氣憤，他數電黎元洪請嚴懲滋擾國會之暴徒。

到民國六年五月，黎、段的衝突已達白熱化。段因被免職而嗾使督軍團干預國政，黎則因招安徽督軍張勳調停內爭，而竟釀成國會二度被解散，張勳擁清廢帝溥儀復辟，黎亦不能自保的悲劇。面臨此一民國法統再度中斷的危局，孫先生立即通告黨員，決心為維持共和而討逆護法。七月八日，孫先生即率同志離滬赴粵，以護法大義號召國人。

四、護法之役

護法，即維護中華民國的法統。民國法統所繫，即是臨時約法與國會。孫先生領導本黨同志為護法之爭，亦即為民主政治而爭，是為護法之役。

孫先生係於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七月十七日抵達廣州，海軍艦隊由海軍總長程璧光率領隨即南下，天津、上海兩地之國會議員亦接踵而至，贊同護法。八月二十五日，國會議員在廣州召開非常會議，三十一日通過〈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九月一日選舉孫先生為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主持護法討逆。次日，國會非常會議選舉雲南唐繼堯與廣西陸榮廷為元帥，以為臂助。

同年九月十日，孫先生就大元帥職，發表宣言，決心戡定北方亂局，恢復民元約法。十月七日，護法軍劉建藩、林修梅等部在湘南遭北軍傅良佐部攻擊，護法戰爭開始。十一月十八日，孫先生以大元帥身分通電全國，申明護法決心︰「非至約法完全恢復，國會職權完全行使時，斷不廢止。」

孫先生以護法大義號召中外，旗幟堂堂。兩廣及湘、黔、滇、川各省亦表示擁護，基礎亦可謂穩固。然事實卻證明護法事業並不順利，數遭挫折。唐繼堯拒就元帥職，陸榮廷包藏禍心，海軍態度亦依違其間。及七年二月海軍總長程璧光遇刺之後，陸榮廷之桂系軍人與國會中之政學會議員勾結，陰謀變更軍政府之組織以迫使孫先生去職。四月末，國會決議將軍政府由大元帥之領袖制改為七總裁之合議制，孫先生因於五月四日辭大元帥職，二十一日離粵返滬。國會選出七總裁後復以政學會首領岑春為主席總裁，宗旨大變，倡議與北方和談爭取權力。是為護法事業之第一次挫折。

孫先生返回上海後，決心從事著述，以啟發國民思想及從事心理建設。先後著成《孫文學說》及《實業計畫》兩書，並創刊《建設》雜誌，以指引五四運動時代紛歧複雜之思潮。民國九年十二月，粵軍陳炯明部驅逐桂系軍人及政學會政客，收復廣州。孫先生乃重回廣州，繼續護法。十年，國會非常會議決議改軍政府為中華民國政府，期能在外交方面打開新局面。孫先生當選為大總統，於十年五月五日在廣州就職，是為「非常大總統」。孫先生於平定廣西後，復計劃舉兵北伐，不意突遭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之打擊，再度離粵回滬。是為護法事業之第二次挫折。

陳炯明與北方直系軍閥暗中勾結，陳叛變前後，直系亦有要求「南北兩總統同時下野」之呼聲。直系復以贊成護法，恢復民二國會為手段，壓迫民七由皖系安福國會選出之大總統徐世昌下臺，迎黎元洪復位。國會既在北京復會，南方即失去護法的理由。直系此一策略實為一石兩鳥，其真正目的則在藉舊國會之召開，選出其渠帥曹錕為大總統，民國十二年遂有曹錕賄選的醜聞出現，國會議員的失格深為國人所不齒。

孫先生回到上海後，懲前毖後，決定放棄護法的進一步行動，而致力於本黨黨務的改革與討陳（炯明）軍事的進行。

伍、黨的改組與全國統一

一、五四浪潮與本黨改組

當護法事業首遭挫折，孫先生由粵回滬致力於心理與物質建設的著述期間，北京於民國八年五月四日發生了學生愛國運動，史稱「五四運動」。其口號為「內除國賊，外爭主權」，這代表了全體中國人的願望，很快便傳播至各大都市，工商界亦起而響應，更加當時所謂「新思想」的輸入，立即引起了全國性的思想大震盪，紛歧錯雜，莫衷一是。孫先生認為這是值得注意的大變化，必須引導青年思想於建設方面，方為正途。因此他命戴傳賢等創刊《建設》雜誌，自撰發刊詞說明其宗旨︰「發刊建設雜誌，以鼓吹建設之思潮，闡明建設之原理，冀廣傳吾黨建設之主義，成為國民之常識，使人人知建設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設為易行之事功。由是萬眾一心以赴之，而建設一世界最富強最快樂的國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此建設雜誌之目的也。」

孫先生掌握時代脈動，認為本黨必須負起主導思潮的使命，因而決定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並於八年十月十日正式通告中外，並同時公布〈中國國民黨規約〉，明定本黨宗旨為︰「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是為三民主義一詞見於黨章之始。從此時起，本黨歷史進入了第五個時期WW中國國民黨時期，黨名沿用至今，未曾改變。

〈中國國民黨規約〉的公布，也是黨務改組的先聲。此項改組工作，分三個階段進行，至十三年一月始告完成。依據「規約」，黨本部設於上海。設總理一人，綜攬黨務。黨員須守黨紀，不得兼入他黨。九年十一月，「規約」重加增訂，改稱「總章」，明定本黨「以三民主義為宗旨」，「以創立五權憲法為目的」。自八年十月至九年十一月之黨務改組，可稱第一階段。

民國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孫先生回廣州恢復軍政府，繼續護法。黨本部則仍設於上海，另於廣州設「特設辦事處」以處理黨務。十一年六月陳炯明叛變，孫先生於八月再回上海後，立即召集同志籌商黨務的改進，並指派同志十餘人組成小組，研議並起草新的總章、黨綱及宣言。歷時四個月，各項文件始定稿。經總理孫先生核定後，於十二年一月一日先發表宣言，二日再宣布黨綱及總章。是為黨務改組的第二階段。

此次黨務「改進」，充滿了進步的精神。仍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黨綱，對其內容則有了具體而明確的詮釋。宣言中並公布了三項十二條政綱，如民族平等、教育普及、改正條約、恢復自由平等之國際地位、實行普選、充分民權、制定土地法及保護工人法、男女平等、改善農民生活等，均包括在內。黨中央設總務、黨務、財務、宣傳、交際五部，及法制、政治、軍事、農工、婦女五個委員會，已將黨的組織基礎擴展到社會每一層面。本部設中央幹部會議，每月開會一次，規劃黨務，決定政策，由總理親自主持，運作上至為靈活。總章中列有紀律專章，規定黨員如有兼入他黨、公然叛黨、洩漏黨機密、妨害黨名譽之情事者，即予除名；一經除名，非有特殊忠貞行為經總理特許者，不得回復黨籍。孫先生提示今後革命事業進行方法，主要為政治、軍事、黨務三者；政治、軍事並非完全可靠，只有黨務進行，「是確有把握的，有勝無敗的」。黨務進行，尤須重視宣傳工作。這都是此次黨務改進最明顯的特色。

民國十二年一月，陳炯明已被來自廣西的滇桂軍逐出廣州，滇桂軍請求孫先生回粵主持，孫先生因再回粵建立大元帥大本營，任命蔣中正為大本營參謀長，致力於廣東革命基地的鞏固與開拓WW掃除廣東境內的叛逆軍。八月，孫先生派蔣先生率團赴蘇俄，考察其軍事與政治。十月，開始著手黨的改組，令上海黨本部結束工作，以廣州為黨中央所在地，令設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主持黨務改組並籌備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為黨務改組的第三階段，也是最徹底、最重要的一次全面性改組。

二、黨的新紀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一月二十日在廣州揭幕，由總理孫先生親自主持。出席國內外代表一九八人，會期十一天（中間曾休會三天），到三十日閉幕。大會除聽取國內外各地黨務報告外，並通過黨章、宣言，及組織國民政府之必要、紀律問題、海關問題等要案，選出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二十四人，候補十七人，中央監察委員五人，候補五人，建立了強固的中央領導機構，將組織發展到各省區及海外各地，使本黨成為一個有活力的新機體，為國家前途展現出新希望。所以孫先生在大會開幕詞中，肯定的說︰「今天這個盛會，是本黨開大會的第一次，也是中華民國的新紀元。」

大會最重要的文件，就是「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孫先生於大會討論宣言及閉會致詞時，均曾對宣言的旨趣，剴切的予以說明。宣言的內容分為三段︰第一段是講中國國內的現狀，第二段是解釋本黨的三民主義，第三段是本黨的政綱。政綱又分對內對外兩部分︰對內十六條，含均權主義、省憲、縣自治、普選、以考試救選舉之窮、保障民權、行徵兵制度、安置土匪游民、廢除釐金等雜稅、均足民食、改善農民生活、制定勞工法、男女平等，普及教育、制定土地法及國營企業；對外七條，最富號召力且為國人所一致喝采支持者為第一條︰「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之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黨的「總章」，序言中首先標明制定「總章」的緣由︰「促進三民主義之實現，五權憲法之建立。」大會通過了「國民政府建國大綱」，第一條規定︰「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這就規範了本黨和政府的最高指導綱領，即是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這一原則，從未改變。

「總章」明文規定「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孫先生為總理」，並規定全國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有權選舉中央執、監委員，修改黨章，制定政綱及決定政策。此一新制度的建立，使本黨通過全國代表大會即可適應時代思潮和社會環境的變遷，而制定新的政綱政策，並可促進人事的新陳代謝，隨時代而進步，永不停滯，永不衰退。

大會開會期間，孫先生即於一月二十七日起，開始有系統的講演三民主義，至八月二十四日，共講十六講，經孫先生親自核定後出版，這就是普遍流行的三民主義講演本，也是孫先生親自講述、親自訂正的唯一正本，別無第二種。後來中共黨徒混淆視聽，妄稱所謂「新三民主義」、「舊三民主義」，實在是一種欺騙伎倆，意圖製造本黨理論上的矛盾，從中漁利。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前，孫先生即決定創辦一所軍官學校以培養革命武力。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曾決議定名為「國民軍軍官學校」，任蔣中正為校長。孫先生審慎考慮後，定名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設校址於黃埔，令蔣中正、廖仲愷負責籌備；旋明令任命蔣中正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十三年六月十六日，軍官學校正式開學，孫先生以總理身分親往訓話，對軍校學生寄以最殷切的期望︰「今天在這地方開這個軍官學校，獨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革命事業，就是救國救民，我一生革命，便是擔負這種責任。諸君都到這個學校內來求學，我要求諸君，便從今天起，共同擔負這種責任。」

蔣校長沒有讓孫先生失望。他以不滿五百人的軍校學生為基幹，建立了國民革命軍，成為本黨革命的新生力量，不到四年的時間，即統一了全國，為國家開創了新的局面。

三、革命領導的傳承

民國十二年十月，曹錕賄選竊位為北京政府大總統。孫先生以大元帥名義下令討伐，並盼段祺瑞、張作霖等採一致行動。十三年九月，孫先生決定出師北伐，任譚延闓為北伐軍總司令，並移大本營於韶關，命胡漢民留守廣州，以示決心。十月，北方局勢突然發生變化︰馮玉祥等發動北京政變，迫曹錕下野，另與張作霖、段祺瑞等電請孫先生即赴北京，共商國是。孫先生乃自韶關回抵廣州，決定北上謀求國家之和平統一。十一月十日，發表北上宣言，提出兩項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廢除不平等條約，期能實現國家之自由與獨立。

十一月十三日，孫先生離粵北上。經上海、日本，十二月四日抵達天津。但發現北方情勢有變，段祺瑞已就任臨時執政，倡議開善後會議以抵銷國民會議，並聲言「外崇國信」，不敢作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交涉。孫先生深感失望，身體也漸感不適。十二月三十一日，抱病至北京，病情轉重，至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不幸在北京逝世。遺體初厝於北京西山碧雲寺，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後，於十八年六月一日奉安於南京中山陵。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尊稱孫先生為中華民國國父。

孫先生逝世，本黨中央諸負責同志於悲痛之餘，宣告全國，繼續推進國民革命，實現孫先生遺志。五月二十四日，中央全會決議接受孫先生遺囑，繼續為克竟革命事業之全功而努力。七月一日，由大本營改組而成之國民政府，正式在廣州成立。

孫先生逝世時，蔣中正先生正統率黃埔校軍東征陳炯明叛部，在棉湖一役，獲空前大捷，東江遂告底定。民國十四年六月，蔣先生以黨軍司令官率部回師廣州，戡平滇桂軍之變，革命基地因得鞏固。十月，發動第二次東征，克復惠州並完全平定東江，解除了本黨四年來的威脅，廣東全省已統一於國民政府政令之下，廣西隨後亦歸附於本黨之領導。十五年一月，本黨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蔣先生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並為中央常務委員，開始擔負中央決策的重任，並著手整軍肅黨，準備北伐，以完成孫先生未竟的革命事業。

四、蔣總司令督師北伐

北伐是孫中山先生未曾完成的事業，也是本黨革命建國必須經過的道路。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後，蔣中正先生即準備北伐，但受到蘇俄顧問和中共份子的阻撓。十五年三月發生的「中山艦事件」，幸賴蔣先生以明快果決手段解決後，本黨於五月中旬召開二屆二中全會於廣州，通過「整理黨務案」，並決議出師北伐。六月五日，國民政府特任蔣中正先生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七月九日，蔣總司令就職，並舉行北伐誓師大典。由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授印，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代表中央黨部授旗，中央執行委員孫科奉總理孫先生遺像。蔣總司令於宣誓後，校閱大軍，發表演說，並發布宣言，申明北伐目的︰「在造成獨立之國家，以三民主義為基礎，維護國家及人民之利益。」

當時北方軍閥勢力，有三大系統︰一為吳佩孚舊直系，以武漢為中心，據長江流域及北方豫、陝等省，吳自稱十四省聯軍總司令；一為孫傳芳新直系，以南京為中心，據蘇、浙、閩、皖、贛五省，孫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一為張作霖奉系，據有東三省及冀、魯兩省，以北京為中心，張僭稱大元帥，以元首自居。三系軍閥兵力合計逾八十萬人，然係割據局面，各自為政。國民革命軍當時編有八個軍，兵力僅八萬人，且不能全部投入戰場。惟國民革命軍有主義信仰，且為弔民伐罪之王者之師，紀律嚴明，士氣如虹，更加卓越高明的指揮以及政略戰略的良好配合，故能以少勝多，以寡擊眾，分進合擊，所向無敵。汀泗橋、賀勝橋兩役之鏖兵，南昌爭奪戰之奮勇，均足使敵軍喪膽，望風披靡。十五年十月十日，克復武漢三鎮。十一月八日，克復南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即進駐南昌，規劃東南作戰計畫。同時令何應欽部東路軍向閩、浙進攻，於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攻克上海，由南昌東進之中路軍則於同月二十三日攻取南京。至是東南大定，其成功之速，中外人士咸表震驚。南京龍蟠虎踞，總理孫先生生前即有意選定為國都，本黨中央政治會議因於十六年四月十七日決議，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並自四月十八日起開始辦公，發表宣言，宣示中外。

五、清黨討共

國民革命軍北伐，勢如破竹；黨務與政治上，卻因共黨份子的蓄意破壞，造成嚴重的阻礙與不幸的分裂。緣自民國十一年冬，孫先生在上海籌謀黨務改進之際，蘇俄來華代表越飛(AdolfA·Joffee)曾表示願援助中國革命之意，第三國際亦決議令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孫先生欲防制蘇俄利用軍閥為禍中國，並引導共產黨徒走向國民革命正路，因而決定採行「聯俄容共」政策。然「聯俄」並非接受共產主義，相反的，孫先生要求越飛承認「共產主義及蘇維埃制度均不能適用於中國」。「容共」，係容納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參加國民黨為黨員，信仰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紀律，努力國民革命事業。中共創始人李大釗（守常）曾在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席上提出保證︰「我等之加入本黨，是為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於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斷乎不是為取巧討便宜，借國民黨的名義作共產黨的運動而來的。」

孫先生在世之日，共產份子尚不敢明目張膽的破壞本黨。孫先生逝世之後，中共在俄共的指使操縱下，全力進行分化破壞，北伐期間且變本加厲，妄圖竊奪國民革命的領導權，以致造成了「寧漢分裂」的悲劇。十六年三月，共黨分子連續發動暴亂事件，甚至劫殺外人，妄圖造成外人對國民革命的干涉，並破壞本黨的政策與形象；甚且在湘、鄂製造工農暴動，分化革命將領，製造所謂「聯俄、聯共、工農」之「三大政策」，以混淆三民主義理論，並妄圖建立所謂「中共與國民黨左派的聯合政權」。面對此種嚴重危機，本黨中央監察委員會遂於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在上海舉行全體會議，決議護黨救國，亦即清除破壞本黨的共產份子，故稱「清黨」。四月十二日，上海軍警解除共黨控制之上海總工會糾察隊武裝，是為本黨清黨討共的開端。蘇、浙、閩、粵、桂、川等省繼起行動，湘、鄂、贛三省亦發生反共風潮，在武漢之「國民黨左派」汪精衛（兆銘）等旋亦覺悟，於七月間由「分共」而反共。八月，寧、漢雙方洽商合作，並重建中樞。比及十七年二月舉行二屆四中全會，本黨始重趨於團結，旋即發起第二期北伐。

本黨清黨以後，中共召開「八七會議」，決定實行武裝叛亂，先後發動南昌、海陸豐、廣州等地的暴動，燒殺掠奪，較之歷代流寇，尤為慘酷。國民政府乃令國民革命軍進行追剿；並因蘇俄駐華使領館掩護及參與中共暴動，而於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宣布與蘇俄絕交。

六、全國統一

民國十七年二月二日，本黨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舉行，會期六天，會中通過「集中革命勢力限期完成北伐案」，將北方馮玉祥、閻錫山兩部編入北伐軍戰鬥序列。國民政府特任蔣中正為北伐全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沿津浦路北進；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沿平漢路北進；閻錫山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由山西、綏遠直襲北京之後方。稍後復將李宗仁部編列為第四集團軍，為總預備隊。四月七日，蔣總司令發表北伐誓師詞，各軍依戰鬥序列，同時出擊，以北京為攻擊總目標。

第一集團軍於四月十日攻入山東省境，旋即收復魯南。十八日，日本政府竟發表出兵山東聲明，派其第六師團福田彥助部登陸青島，進駐濟南，其欲阻撓國民革命軍北伐之企圖，極為明顯。北伐軍於五月一日克復濟南，五月三日即發生了日軍尋釁攻擊北伐軍，慘殺我外交特派員蔡公時及無辜軍民的慘案，史稱「五三慘案」。日軍提出革命軍退出濟南的無理要求，並侮辱我方交涉人員外交部長黃郛等人，目的在挑起戰爭，阻止北伐，以破壞中國之統一。蔣總司令洞悉日本人的陰謀，乃密令軍隊退出濟南，星夜渡河，繞道北上，日人之狡計遂不得逞。蔣總司令認為五月三日「是中華民族最恥辱的一個日子」，決心抗日雪恥。他在五月十日的日記寫道︰「以後每日六時起床，必作國恥紀念一次，勿間斷，以至國恥洗雪淨盡為止。」

民國十七年六月八日，國民革命軍克復北京，北伐軍事告一段落。同月十六日，新疆宣布服從國民政府。二十日，中央政治會議議決︰北京改名北平，直隸省改名河北省。七月六日，蔣總司令偕國民革命軍高級將領至北平西山碧雲寺總理孫先生靈前致祭，申言︰「北伐告成，建設伊始，當依遺教，力求貫徹。」
第二期北伐的攻擊對象，本為奉軍及奉軍系統內之直魯聯軍。直魯軍不敵北伐軍的銳勢，奉軍主帥張作霖見大勢已去，且不願允諾日人的乘機勒索，乃於六月二日宣布退出北京，回駐東北。不意於六月四日在北寧鐵路皇姑屯車站被日人炸斃。其子張學良繼統兵戎，不願再作內戰，於七月一日通電聲明決不妨礙國家統一。然日人威迫利誘，阻撓東北當局服從國民政府。張氏終不顧日人之威脅，於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令東北全境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十餘年來之分裂局面，遂告統一，中華民國歷史也步入另一新的里程。

陸、訓政時期的憂患與建設

一、訓政開始

北伐告成，軍政時期結束。本黨依據總理孫先生建國程序的規定，準備實施訓政。民國十七年八月十四日二屆五中全會決議︰國民政府依建國大綱之規定，設立五院︰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十月三日，中央常務委員會議通過〈訓政大綱〉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依〈訓政大綱〉之規定︰中華民國於訓政期間，由中國國民黨代表國民行使政權，訓練人民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的能力，以立憲政之基礎。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則為指導國民政府施行重要國務之決策與監督機構，實為訓政時期治權權力中心。十月八日，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一七三次會議決議︰任蔣中正、譚延闓、胡漢民、蔡元培、戴傳賢、王寵惠等十六人為國民政府委員，推蔣中正先生為國民政府主席，以譚延闓、胡漢民、王寵惠、戴傳賢、蔡元培五人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院長。

民國十七年十月十日國慶日，新任國民政府主席、委員、五院院長，在南京本黨中央黨部大禮堂正式宣誓就職。由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代表本黨中央監誓並授印，蔣中正主席代表國民政府接受。蔣主席當即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宣示四端︰

（一）發育國民強毅之體力，以挽救萎靡文弱之頹風；

（二）保持中國固有之德性，以剷除苟且自私之惡習；

（三）增進科學必需之常識，以闢除愚蠢錮蔽之迷信；

（四）灌進世界最新之文化，以力求社會國家之進步。

政治新局面的展開，帶給國民新精神和新希望，本黨開始擔負起民族復興和國家建設的全部責任，遵循「以黨建國」的原則，領導全國同胞努力前進。

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訓政開始，國家施政及黨務發展的方針亟待確定，本黨因於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三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南京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大會由蔣中正、胡漢民、譚延闓等九人為主席團，蔣中正作黨務報告。十九日通過追認〈訓政綱領〉，復於二十一日通過〈確定總理主要遺教為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根本法〉，規定「舉凡國家建設之規模，人權民權之根本原則與分際，政府權力與其組織之綱要，及行使政權之方法，皆須以總理遺教為依歸」。此項決議，乃〈建國大綱〉第一條「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之實踐。

對於「黨章」，大會亦作了若干修正。如「預備黨員」之規定，及取消「省縣黨部聯席會議」、「黨團組織」等，均具重要意義。全國代表大會的會期及中央執行委員任期，亦由一年改為二年。

政治方面，大會通過「確定訓政時期，黨、政府、人民行使政權、治權之分際與方略」、「確定地方自治之方略及程序，以立政治建設之基礎」兩大要案。軍事方面，大會通過「確定國軍編遣進行程序大綱為國民政府整軍之綱領案」；經濟方面，大會通過「訓政時期經濟建設實施綱要方針案」；教育方面，大會通過「確定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案」。總之，大會於策定訓政時期國家建設之全盤方針，均有細密切實的考慮，作成切合實際需要的決策，被認為是國民政府實施「新政」的開端。

大會閉幕後，本黨即積極籌備總理靈櫬奉安大典。南京總理陵園自十五年開始興建，至十八年五月完成。中央遂成立奉安籌備委員會，由孔祥熙任總幹事，並派遣迎靈專員前赴北平迎靈。五月二十六日，啟靈南下。國民政府蔣主席偕夫人及宋子文等迎於蚌埠。二十八日靈車抵浦口，國民政府委員及本黨中央執、監委員均渡江恭迎。至南京，停厝中央黨部三日，各界公祭。六月一日舉行奉安大典，安葬總理靈櫬於紫金山麓之中山陵，由譚延闓親書「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於此」碑文，勒石紀念。

三、為整肅綱紀而平亂

訓政之順利推行，一方面有賴於政令軍令的統一，一方面要有安定的環境和充足的人力及財力。北伐完成了統一，卻沒有想到由於統一後的國軍編遣問題，招致了一批軍事將領的誤解和不滿，野心人士復從旁煽動利用，不幸自十八年三月起，爆發了一連串反對本黨中央與國民政府的叛亂行動，終至演變為十九年的「中原戰爭」－一場不幸的內戰，國家元氣為之大傷，各地民眾更無辜蒙受到慘痛的災禍。

這場不幸的戰禍，實由於幾位高級將領的殘餘封建觀念作祟。他們仍把軍隊視作是私人的政治資本，地方割據的落伍想法無法革除。所幸本黨中央堅持嚴正的立場，以國家綱紀與民族前途為最大考慮，毅然興師敉亂；並明令撤銷各地政治分會及各集團軍總司令部，以期軍令、政令與財政的統一。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之日，蔣主席即通電取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及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以為首倡。蔣主席旋被推為全國陸海空軍總司令，統率國軍討伐叛逆。十九年九月，叛亂敉平，國家始轉危為安。此次變亂，為國家帶來兩項災難︰一為共軍－當時稱共匪，亦稱赤匪－的乘機坐大，在江西建立了基地；一為蘇聯乘機侵略東北邊境，是即「中東路事件」，東北當局因中央政府無法分兵支援而不得不與蘇方妥協。

四、國民會議

敉平叛亂後，蔣主席立即決定兩件事︰一為發動對江西共軍的進剿，於十九年十一月下令開始第一次圍剿；一為建議中央定期召開國民會議，制定約法，以為訓政時期的施政依據。本黨中央遂於十一月十二日在南京召開三屆二中全會，於十五日決議︰二十年五月五日在南京召開國民會議。全會並通過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以原任行政院長譚延闓已於九月二十二日逝世，決議由蔣中正兼任；監察院長蔡元培亦已辭職，原由趙戴文繼任，趙旋亦請辭，乃決議由于右任繼任。

國民會議之召開，為總理孫先生之遺志。北伐軍事結束後，本黨於十七年八月舉行二屆五中全會，即曾決議︰「訓政時期應遵照總理遺教頒布約法。」此次國民會議之召開，其主要任務即在制定訓政時期約法。依據〈國民會議組織法〉，國民會議係由「各省市之職業團體、中國國民黨及蒙古、西藏、海外華僑所選出之代表組織之」，本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依法出席，候補中央執、監委員及國民政府各部會首長，亦得列席。集本黨、政府主要負責人與全國各地與海外華僑代表於一堂，共商國是，在民國歷史上尚屬創舉。

民國二十年五月五日，國民會議在南京開幕，出席代表四百四十七人，由蔣中正主席致開幕詞。會期十二日，至五月十七日閉幕。會議於五月十二日通過〈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同年六月一日由國民政府公布施行。此一訓政時期根本大法，於序文中說明其立法主旨︰「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既由軍政時期入於訓政時期，允宜公布約法，共同遵守，以期促成憲政，授政於民選之政府。」

〈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計含八章，共八十九條。第三條規定「中華民國永為統一共和國」，第四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旗定為紅地，左上角青天白日」，乃為對中華民國國體、國旗之規範。其關於人民權利義務之規定、國民生計之開拓、國民教育之推行、中央與地方權限之規定，亦均富有進步之民主主義精神。其將〈訓政綱領〉列為專章（第三章），尤為此一約法之特色。約法並規定憲法草案由立法院議訂，俟全國有半數省分達到憲政開始時期，即全國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國民政府即應召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

五、內憂外患紛至沓來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夜晚，駐屯南滿鐵路的日軍自行將柳條湖一小段鐵軌炸毀，誣稱係遭中國邊防軍破壞，竟向瀋陽北大營中國駐軍發動猛烈攻擊，並佔領瀋陽。此一震驚中外的日本侵華事件，即慘痛的「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完全出自日本關東軍的預謀。事變前，日軍已先製造所謂「中村事件」、「萬寶山事件」及「朝鮮排華事件」；事變後，迅即瘋狂擴大戰爭，相繼攻佔我東北三省，並將清廢帝溥儀自天津誘赴長春，作為製造偽組織的傀儡。

事變發生後，國人無不義憤填膺，抗日聲浪響徹每一個角落。然國民政府衡量本身實力以及國際情勢，認為還不是全面抗日的有利時機，因而採取外交途徑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要求國際聯盟維護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及國聯盟約的精神，以有效手段制裁日本的侵略行為。本黨中央一本忍辱負重的精神，一面促進黨內同志的團結，一面加強抗敵禦侮的準備，並成立特種外交委員會3冷靜研商應付日本侵略的有效策略。

同年十一月十二日，本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開幕。蔣中正主席代表大會主席團提出團結禦侮辦法，要求全黨同志捐棄成見，一致對外，當為大會接受。大會以應付空前嚴重之國難為首要考慮，先後通過召開國難會議、加強軍備及國防、譴責日寇侵略暴行、實施邊區及國家建設方針、保護回國華僑等要案，並發表宣言，以集中民力、充實國力、改革政治、雪恥圖強相號召，具見其堅忍不拔、淬勵奮發的愛國赤誠。

十二月，蔣中正先生為了促成黨內的團結，毅然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暨全國陸海空軍總司令職務，國民政府亦隨之改組。中央政治會議推選林森擔任國民政府主席，孫科出任行政院長。孫院長旋又辭職，中央政治會議因決議由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並邀蔣中正先生重回南京主持軍事––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政局始告安定。

就在此際，上海爆發了「一二八事變」。日本駐滬海軍陸戰隊於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晚突向我上海駐軍攻擊，挑起了長達四十天的熾烈戰火。我駐滬第十九路軍及第五軍英勇抵抗，使日軍雖四次增兵，終不得逞。經由英、美、法、義四國調停，始簽訂「淞滬停戰協定」，日軍退回原防。但日本的侵華行動並未停止，二十二年侵佔熱河，進攻長城各隘，威脅平津，最後壓迫我華北當局簽訂「塘沽停戰協定」。二十三年，製造南京「藏本事件」，二十四年又製造所謂「河北事件」及「張北事件」，壓迫國軍撤退，並策動所謂「華北自治」；二十五年復又嗾使並支持偽蒙軍進侵綏遠。日軍步步進逼，華北危如纍卵，處此空前嚴重的國難時期，本黨及政府秉持安內攘外政策，妥為運籌，埋頭建設，終於增強了國力，為全面抗日做好了準備。

六、「黃金十年」－艱苦建設的成就

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的十年－民國十七年至二十六年（一九二八－一九三七），是內憂外患交相侵逼的艱苦時代，卻也是本黨在極端困苦的環境下，於國家的統一和建設創造出輝煌成就的時代。

主要的內憂是中共的叛亂，主要的外患是日本的侵略，兩者相間迭乘，有時又互為呼應。面對此種複雜而危險的情勢，本黨及國民政府毅然決定先安內、後攘外︰安內是要敉平叛逆勢力，實現真正的統一與團結，而後一致對外；攘外即是禦侮雪恥，收復失地，並維護國家主權的獨立與領土的完整。蔣委員長是制定並執行國家決策的負責人，被認為是眾望所歸的民族領袖。

對內方面，蔣委員長先後對江西共軍根據地發動五次圍剿，終於把中共殘餘勢力驅逐至陝北一隅；同時以政治與軍事並用手段，解決了馮玉祥導演的「察變」、十九路軍諸將領發動的「閩變」，以及歷時已五年的兩廣半獨立狀態。至二十五年（一九三六）秋，除東北各省及新疆外，全國各省已在國民政府直接統轄之下，國家真正統一的局面乃告實現。對外方面，隨著建設的進步與國力的增強，政府對日態度逐漸趨於強硬，二十四年十月華北危機達於頂峰時，政府已有不惜一戰的決心；二十五年綏東戰爭爆發，政府以實力支援綏遠當局主動進攻，造成百靈廟大捷，外交部也奉令斷然中止了與日本間「調整國交」的談判。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本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開幕，會期十二天。這是一次團結會議，出列席人員在五百人以上，南北雙方一度對中央發生誤會或曾懷異見者，均捐棄成見前來參加。這也是一次決定制憲大計和對外方針的決策會議，大會決議於翌年公布憲法草案並決定召集國民大會日期，完成制憲；蔣委員長並向大會建陳對日方針，經大會決議接受，其原則是︰「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

大會並通過「中國國民黨黨員守則」、「國難時期集中力量充實國防建設」、「改良兵役制度實行徵兵」、「確定文化建設原則與推進方針以復興民族」等要案，國人對本黨觀感為之一新，信心亦大增。二十五年五月五日，憲法草案公布，是為「五五憲草」，我國的制憲歷程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國家建設的突飛猛進，尤為訓政及國難時期的最大特色。無論外交、政治、交通、國防、財政、經濟、教育等方面，都有突破性與革命性的進展；蔣委員長親自主持的廬山訓練、峨嵋訓練及新生活運動的推行，對軍政人員精神的培養、素質的提高以及社會風氣的改善，尤著功效。據估計︰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的建設成績，超過民國元年至二十年的總和；二十五年一年的成績，則又超過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四年的總和。進步是明顯而驚人的，因而有國際人士稱之為「黃金十年」。十年間艱苦建設的成績，特別是國防力量的增強，使中華民國無懼於日本的侵略，亦奠定了對日抗戰終獲勝利的基礎。

柒、抗戰建國~一場全民參與的自衛聖戰

一、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發生於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持最高統帥蔣委員長於西安的不幸事件，無論是對內對外，都發生了重大的影響。對內而言，使剿共安內工作功虧一簣，使中共獲得絕處逢生的機會，種下了戰時破壞、戰後叛亂的禍根。對外而言，由於事變發生時舉國憤慨的情緒及蔣委員長脫險抵京後萬民歡騰的熱情，使日本軍閥體會到中國民眾已在蔣委員長領導下團結起來，因而決定提早發動全面侵華行動，否則必將失去實現其獨霸亞洲之狂妄夢想的機會。二十六年五月起，日本「華北駐屯軍」即開始尋釁，不斷在北平近郊舉行大規模野戰演習，七月七日夜晚，藉口一名兵士失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並於次日晨即向盧溝橋畔的宛平城開砲轟擊，我守軍立即還擊。此即「七七事變」的爆發，亦稱「盧溝橋事變」。

七七事變發生後，日方口頭上佯稱「不擴大」，要求「現地解決」，實際上日本內閣卻通過增兵案，準備大舉進攻。我中央政府洞悉日本詭謀，本「不求戰亦不避戰」的立場，一面進行交涉，一面準備應戰。七月十七日，蔣委員長在廬山談話會宣布︰盧溝橋事變不是偶然的，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我國並不求戰，但到最後關頭戰爭無法避免時，我全國同胞唯有奮起抗戰，犧牲到底，「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七月二十八日，日軍陸空聯合大舉進攻南苑，第二十九軍宋哲元部司令部所在地，第二十九軍立即通電「守土抗戰」。二十九日，蔣委員長宣布國家已到最後關頭，三十一日發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呼籲全國軍民一致奮起，「與倭寇拚個他死我活」。

八月十三日，日軍又在上海點燃戰火。全面抗戰開始了，日本的侵略行動有增無已，並喊出「三月亡華」的狂妄口號。這是一場神聖的民族生存保衛戰，也是一場為維護人類公理正義和保障亞洲安全的殊死戰。舉國上下一致團結在蔣委員長領導下，英勇而悲壯的展開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也最慘烈的抗日戰爭。

二、空前的民族大團結

當時，日本是強國，中國是弱國；日本希望速戰速決，中國堅持長期抵抗。中國必須動員全民族的力量，在統一的領導之下悉力以赴，始能戰勝強敵。因此，政府自「九一八事變」之後，即努力於黨內外的一致團結，期能共赴國難。早在二十三年七月，蔣委員長即曾與中國青年黨人左舜生會晤於廬山，是為黨派合作的開端。二十六年一月，蔣委員長再與曾琦、李璜、左舜生等晤敘於奉化，兩黨合作的基礎乃告建立。同年七月，政府舉行廬山談話會，邀請各黨派主要負責人及全國學術界、產業界巨子參加，共同對國是交換意見，與會人士均一致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日，全國大團結的局面遂告形成。蔣委員長發表決策性談話，要求「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一致團結動員，共赴國難，全國各黨派、各行業、各地區、各民族熱烈響應，中國終於出現了近代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大團結。政府為博採各方意見，因而設立了國防參議會，聘請各黨派人士及無黨派之社會賢達為參議員，適時向政府提供建議。

中共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即開始要求改編其軍隊參加抗日的談判。七七事變發生，其領導人聯名上電蔣委員長，表明服從統一領導擔任抗日任務的誠意。周恩來、朱德等人曾至南京、廬山會商，向政府提出了四項「諾言」，並於九月二十二日公開宣布，是為「共赴國難宣言」。其要點為︰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戰前線之職責。

「宣言」公布後次日－－九月二十三日，蔣委員長發表談話，希望中共黨人能夠「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軍事委員會並已發布命令，收編共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以朱德為總指揮，編入第二戰區戰鬥序列，參加抗戰。中共果能實踐其諾言，自為國家民族之福，事實卻證明中共又一次欺騙了政府和全國同胞，不僅未能實踐諾言，反而破壞軍令與政令，專力於自身組織的擴張與力量的壯大，成為戰時破壞國家民族的罪魁禍首。

三、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重大決策

抗戰初期，上海保衛戰最為激烈而悲壯。國軍經過近三個月的浴血奮戰，於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十二日撤離上海，國民政府乃於同月二十日宣布遷都重慶，主要軍政機構則集中武漢，武漢遂成為抗戰指揮中心。本黨為適應戰時體制，經中央常務委員會決議由國防最高會議代行中央政治委員會職權，並決議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策訂對日抗戰的基本政略和具體方針，以確保抗戰建國的必勝和必成。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三月二十九日，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昌揭幕。由於避免日機空襲，會議均在晚間八時後舉行，會場氣氛極為肅穆而緊張。會期雖僅四天，卻通過重要決議案二十餘案，其對抗戰建國的貢獻與影響，實屬重大而深遠。決議案中，具有特殊重要性且影響及於抗戰全局者，為下開四項︰

（一）設置總裁、副總裁；
（二）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
（三）設立國民參政會；
（四）制定並公布〈抗戰建國綱領〉。

大會第四日－二十七年四月一日，一致通過推選蔣中正先生為本黨總裁，行使「黨章」中總理的職權，是為本黨在總理逝世後領袖制之再次確立。總裁於當日就職，並以「對日抗戰與本黨前途」為題對大會講話，宣示本黨的職志在收復臺灣，是為本黨公開宣布以光復臺灣為奮鬥目標之始。

依據大會通過的「改進黨務並調整黨政關係案」，本黨取消預備黨員制度，另設三民主義青年團，以組訓全國青年，共同致力於抗建大業。七月九日，三民主義青年團正式成立，由本黨總裁兼任團長，並任陳誠為中央團部首任書記長。青年團為戰時青年運動的指導機構，於青年組訓、戰時服務及發動知識青年從軍等運動，貢獻良多。曾於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建議以三月二十九日為青年節，當經核定施行，是為今日青年節的由來。

國民參政會係由國防參議會改組而成，並擴大其組織與職權，為戰時最高民意機構。其成員除各黨派受聘者外，另由各省區、各行業及邊疆與僑區選任參政員一百五十人。首次大會於二十七年七月六日在漢口開幕，歷時十日。其最重要之決議，為通過擁護本黨臨全大會制定之〈抗戰建國綱領〉及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於士氣民心有極大的鼓舞作用，中外觀感均為之一新。
〈抗戰建國綱領〉為戰時國家施政的最高依據，分總則、外交、軍事、政治、經濟、民眾運動、教育七章，共三十二條。其前提為「總則」兩條︰

（一）確定三民主義暨總理遺教為一般抗戰行動及建國之最高準繩；
（二）全國抗戰力量，應在本黨及蔣委員長領導之下，集中全力，奮勵邁進。其內容則結合軍事需要與民生建設，而以全民總動員以期抗戰之勝利。此一綱領，為各黨派共同擁護，其功效乃超越本黨而為全國一致遵行的規範。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二月七日，國防最高委員會成立，由本黨總裁任委員長。黨、政、軍結合為一體，均在蔣委員長統一領導之下，故國人尊稱蔣委員長為戰時中國的最高領袖。

四、廢除不平等條約

廢除不平等條約為本黨一向努力追求實現的目標，亦為總理孫先生生前的基本主張。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國民政府已先後將漢口、九江等地英租界收回；定都南京後，復將鎮江、門兩處英租界及威海衛租借地收回。外交部曾數度發表聲明，要求廢除舊約，重訂新約，且展開收回法權的交涉，並實行關稅自主。二十年五月四日，政府頒布〈管轄在華外人實施條例〉，將自二十一年元旦起，取消外人領事裁判權；以九一八事變發生，國難驟至，此一條例遂延期實施。二十三年，收回廬山英國租借避暑地。二十六年抗戰開始後，我國獨立支持反侵略戰爭四年之久。三十年（一九四一）日本突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我政府正式對日本及其盟國德、義宣戰，遂與美、英等國成為盟友。三十一年一月一日，中、英、美、蘇等二十六國在華盛頓簽訂反侵略宣言，結為同盟國。一月四日，蔣委員長為盟國領袖推任為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中國遂躋身四強之一。二月，蔣委員長訪問印度，國軍入緬作戰，我國際聲望日隆，美、英兩國遂於同年十月九日通知我國，願自動撤消在華治外法權及其他有關權益，與我國另訂平等新約。翌日國慶日，我政府正式宣布此項消息，全國同胞無不鼓舞歡欣。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美、中英新約分別在華盛頓及重慶簽字。我國百年來所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與恥辱，終得湔雪，總理孫先生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遺囑，完全實現，中華民國遂得以獨立主權國家列於大國強國之林，為同盟國反侵略戰爭的重要支柱。

不平等條約廢除後，蔣委員長特發表《中國之命運》一書，於詳述不平等條約之由來及其對民族發展之嚴重影響外，復警醒國人︰隨著國家獨立自由地位的獲得，國民的義務感與責任心，更應加強。書中並對建國事業作了具體規劃，勗勉青年立志參加建國工作，勇於承擔繼往開來的大責重任。

中美、中英平等新約簽訂之日WW一月十一日，其後訂為司法節，意義至為深長。三十二年十二月，美國國會決議取消一八八二年所制定限制中國移民的排華法案，中國人民在美受到平等待遇及應有的尊重。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應邀訪美在參眾兩院發表演說，盛況空前，尤其提高了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與聲望。

五、開羅會議

民國三十二年八月一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於重慶。本黨五屆十一中全會一致決議由蔣委員長繼任國民政府主席，於十月十日正式宣誓就職。四十二天之後－十一月二十三日，蔣主席即以中華民國元首身分，與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chill)會議於埃及首都開羅，這就是決定戰後日本命運和亞洲新形勢的開羅會議。

開羅會議為期四天，十一月二十六日結束。其主要決定，見於十二月三日由中、美、英三國政府同時發表的「開羅會議宣言」，要點有三︰

（一）三大盟國此次作戰之目的，在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並剝奪其自前次世界大戰中在太平洋所佔奪之所有島嶼；
（二）使日本竊自中國的領土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等須歸還中華民國；
（三）於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獨立。

開羅會議，為中華民國元首以平等地位與美、英兩強領袖共同討論亞洲問題的第一次。宣言內容雖簡短至不及二百五十字，卻決定了日本戰後的命運；臺灣、澎湖之歸還中華民國，尤使本黨自興中會以來即以收復失土為目標的奮鬥，獲得令人滿意的成就。蔣主席力主允諾韓國於戰後予以獨立，尤其發揮了民族主義濟弱扶傾的美德，其高瞻遠矚的世界眼光，不愧為當代偉大的政治家。

六、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是抗戰的第八個年度。上距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亦有七年之久。由於國際情勢及抗日戰局均有了劇烈的轉變，戰後的可能變化與因應亦不能不預作籌謀，本黨因決定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五月五日，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陪都重慶開幕。出列席人員達九百餘人，為歷屆代表大會規模最大的一次。會期十七天，至同月二十三日閉幕。大會除選舉蔣中正先生連任總裁、修改黨章、通過政綱外，並決議於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開始憲政。此一決議，充分表示本黨實施民主憲政的決心；蓋抗戰尚未勝利，行憲困難尚多，有識之士多有以提前制憲行憲為可慮者，本黨不遑顧也。

大會於黨務方面，通過五大議案︰

（一）為促進憲政實現之各種必要措施案；
（二）為籌措黨費案；
（三）為關於健全黨務及黨的組訓活動案；
（四）為加強宣傳案；
（五）為民眾運動案。

為擴大黨的陣容，中央執行委員名額增至二百二十二人，候補執行委員增至九十人，中央監察委員增至一百零四人，候補監察委員增至四十四人，均於五月二十日選出。邊疆民族同志當選者，計有麥斯武德、羅桑堅贊、白雲梯、沙克都爾札布、達理札雅、滿楚克札布、章嘉、堯樂博士等十數人，足證本黨為代表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黨，亦即為全民福祉而奮鬥的黨。

對戰時中共問題－中共破壞抗戰及歷次談判，大會亦作成決議︰「尋求政治解決之道」，寄望中共黨人「共體時艱，實踐宿諾，在不妨礙抗戰、危害國家之範圍內，一切問題，可以商談解決」。

大會對民生經濟，特予重視。計通過「勞工政策綱領」、「農民

政策綱領」、「戰後社會安全初步設施綱領」、「民眾保育政策綱領」、「工業建設綱領實施原則」、「農業政策綱領」、「土地政策綱領」、「土地資金化」、「戰士授田」等案，有興利除弊，百事並舉之氣概。祇以戰後中共倡亂，各項政策均無法實施，社會民生乃日趨於凋敝。

七、抗戰勝利與臺灣光復

民國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國聯合發表「波茨坦宣言」，促日本立即無條件投降，否則即將面臨被毀滅的危險。日本政府拒絕接受，妄言繼續「無條件抵抗」，美國乃於八月六日投擲第一顆原子彈於廣島，九日復投擲第二顆原子彈於長崎，蘇聯亦趁火打=於同日對日本宣戰，大軍攻入東北，日本迫不得已，乃於八月十日照會中、美、英、蘇四國政府，表示願接受波茨坦宣言，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十一日，四國政府復文接受日本投降。十四日，日本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之決定，我蔣主席乃於十五日向全國軍民廣播︰「我中國同胞須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祇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今天敵軍已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並不要企圖報復，更不要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污辱，我們只要對他們為他們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拔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復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復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

蔣主席放眼於中、日兩民族永久的友誼與和平，採取了如此寬大仁慈的政策，不少日本人至今仍感德懷恩。蔣主席並於八月十五日電令南京日軍駐華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即與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接洽投降。九月九日，何應欽以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特派受降代表身分，接受在華日軍正式投降於南京，長達八年之艱苦對日抗戰遂告結束。甲午（一八九四）戰敗以及五十年來受盡日人侵凌壓迫搶掠殺戮的恥辱，亦為之湔雪淨盡。

依開羅會議之決定，臺灣、澎湖應歸還中華民國；故聯合國最高統帥部於日本投降後發布的第一號命令，規定日軍駐臺部隊，應向中華民國政府投降。國民政府顧慮臺灣長期為日人統治的特殊情形，決設臺灣行政長官公署辦理受降與接收事宜。十月十七日，國軍先頭部隊抵達臺灣。次日，臺灣行政長官公署開始在臺北辦公。二十五日，臺灣區接受日軍投降典禮在臺北中山堂舉行，臺灣乃正式回歸中華民國版圖，並訂十月二十五日為臺灣光復節，國土重光，萬民歡騰，五十年異族統治的羞辱，隨之消失。一位臺籍紳士在其《回憶錄》的〈前記〉中，以剛毅的語氣說︰「我敢斷言︰臺灣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祖國，也永遠不會丟棄民族文化；在日本人的強暴統治之下，渡過了艱辛苦難的五十年之後，我們全體臺灣人民終以純潔的中華血統歸還給祖國，以純潔的愛國心奉獻給祖國，做為臺灣省一份子的我，禁不住深深感到由衷的愉快。」

捌、行憲的過程與障礙

一、勝利聲中的新國難

第二次世界大戰各盟國中，中華民國作戰的時間最久，蒙受的損失最重，勝利後面臨的困難也最多。其他盟國勝利後均能順利而迅速的復員，中華民國則於接收復員之外，遭逢到新的國難︰蘇聯的佔據東北與中共的坐大及倡亂。

史達林(Joseph Stalin)是赤色帝國主義者，一意攫取中國東北的利權。早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德黑蘭會議時，他即提出恢復一九四年日俄戰爭前俄國在東北權利的要求，作為參加對日作戰的代價。一九四五年即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史達林又對美國總統羅斯福進行政治勒索，簽訂了「雅爾達密約」，埋下了戰後一切錯誤和不幸的根源。八月九日蘇聯對日宣戰，目的不在打擊日本，但日本已失去抵抗意志，而在佔領中國東北，結果如願以償。中國政府受制於美國政策及「雅爾達密約」，不能不派出代表團赴莫斯科談判，希望能挽回若干權利。但談判尚在進行中，由於蘇聯對日宣戰及日本投降，中華民國政府為換取蘇軍的如期撤退，並爭取戰後休養生息、和平建設的時間，忍痛於八月十四日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一個嚴重損害國家主權和尊嚴的不平等條約。

依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東北的中東路與南滿路合併為中國長春鐵路，由中、蘇共同經營，旅順港亦由中、蘇共同使用，均為期三十年；且在「維持外蒙現狀」的原則下，中國政府忍痛有條件承認外蒙獨立。蘇聯給予中國的保證則是︰承認並尊重中國在東三省的充分主權與領土及行政的完整，同意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以道義與軍需品的援助，不干涉新疆最近發生的變亂，保證三個月內完全撤退進佔東北的蘇軍。但是蘇聯不僅未能履行此一條約的義務，反而支持中共叛亂，中華民國政府乃於民國三十九年九月向聯合國控訴蘇聯違約，聯合國亦通過中國控蘇案，我政府立刻宣布取消此一屈辱的「友好同盟條約」，因此一條約而衍生的外蒙獨立亦屬無效，故外蒙在法理上仍為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分。

中國戰後最大的困難，乃是中共問題。中共在戰時從未認真的與日軍作戰，只在敵後作若干牽制性游擊活動，而其攻擊目標則為淪陷區國軍及游擊部隊，一味割據地盤，擴展武力，破壞金融，違抗政令。抗日戰爭爆發時，其人數不過四萬人；日本投降時，朱德公開宣稱中共已佔有十九個「解放區」，控制一億五千萬人民，擁有一百萬正規軍，二百二十萬民兵。再加上蘇聯將獲自日本關東軍的武器裝備共軍，中共已有足夠力量向政府挑戰。三十四年六月，一部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訪問延安時，毛澤東公然說，他「要出另一個太陽給蔣先生看看」，其狂妄與得意之心態，分明是戰後要與政府攤牌的明證。因有此叛謀，故當蔣主席於八月十一日命令第十八集團軍（即共軍）「就原地駐防待命」時，朱德即毫無忌憚的公然抗命，並下令華北各地共軍迅速向東北及政府區進攻，朱德並以「延安總部」名義命令各地日軍向共軍投降。八月十三日，毛澤東又公然詆毀蔣主席，謂中共自五月以來已對內戰有精神準備，「決定寸土必爭」，全力阻止國軍進入淪陷區接收主權。朱德再於八月十六日致電蔣主席，要求參加受降並「立即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措詞粗暴，有如無知莽夫﹗日本投降後十天之內，共軍先後攻佔六合、夏縣、威海衛、承德等數十座具有戰略價值的城市，戰火事實上已在華北及東北地區燃燒起來。

二、由重慶會談到政治協商

儘管中共已決心向本黨及政府挑戰，蔣主席卻認為抗戰甫告勝利，不忍人民再遭受另一次戰火荼毒，仍欲以政治方式解決爭端，以達和平建國的目標。蔣主席於日本投降後，三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商談，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亦赴延安勸說並保證其安全，毛始於八月二十八日在赫爾利與張治中陪同下到重慶。

八月二十九日，政府代表張F等人與中共代表周恩來等人開始會談。此後四十一天之內，共會談五次，是為「重慶會談」。毛在重慶，表面上支持團結統一並服從蔣主席之領導，甚至於九月十八日出席國民參政會茶會致詞時，還曾高呼「三民主義萬歲」、「蔣主席萬歲」，但暗中卻又密令共軍加速攻勢，說「你們打得越急越好，我在重慶就愈安全」。其毫無誠意，於此可見一斑！
「重慶會談」結果，於十月十日以「會談紀要」方式發表。內容包括五項︰其首項為「關於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中共同意「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立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蔣主席所倡導之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第二項談政治民主化問題，第三項談國民大會問題，第四項談軍隊國家化問題，第五項談受降問題。其中關於促進政治民主化，協議如下︰「由政府召集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並決定保障人民自由，承認黨派合法，推行地方自治，釋放政治犯。」

這就是「政治協商會議」的由來，事實上就是中共所主張的「黨派會議」，政府同意召開此項會議，實為基於和平建國的誠意，對中共所作的一大讓步。然毛澤東於十月十一日自重慶返回延安後，表面上說「中國今日只有一條路，就是和，和為貴，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錯的」。實際上，共軍卻於十月間進入長春，猛攻歸綏，並侵佔魯南臨城、棗莊等要地，戰火正方興未艾。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十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出席國民黨、共產黨、青年黨、國家社會黨、民主同盟、救國會、職業教育社、民治派、第三黨及無黨籍人士共三十八人，會期二十一天。其主要協議為︰

（一）改組國民政府，委員定為四十人，由國民政府主席就中國國民黨內外人士選任之。
（二）國民政府改組後，以和平建國綱領為施政準繩；和平建國綱領總則明定「遵奉三民主義為建國之最高指導原則」。
（三）軍隊屬於國家，黨派退出軍隊，改組軍事委員會為國防部，隸屬於行政院，並進行整編中共軍隊。
（四）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
（五）提出憲法草案（五五憲草）修改原則十二項，並組織憲草

審議委員會，參酌各方意見，作成憲草修正案提國民大會討論。
上項協議雖不能令人滿意，然既係各黨派代表及無黨派人士共同商定，本黨及政府均誠心遵守。中共則以條款於彼並非完全有利，乃又節外生枝，蓄意破壞，先要求在國府委員名額中掌有行使否決權的席位，繼又拒絕提出參加國民大會的代表名單，使國民大會不能如期召開；再則曲解本黨六屆二中全會關於憲法問題的決議，誣衊本黨違背了政協決議。其目的乃在破壞憲政的實行，所謂政協決議，不過作為其叛亂奪權的煙幕而已。

三、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定與施行

政治協商會議原決定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開制憲國民大會，然由於中共的阻撓以及東北軍事情勢的緊張，無法如期召集，國民政府因於四月二十四日宣布延期。七月三日，國防最高委員會第一九七次會議決議，國民大會延期至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次日由國民政府明令公布。中共則反對如故。九月三日，蔣主席接受美國來華調處國共衝突之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所提建議，設五人小組商談政府改組及召開國民大會問題，仍不能說服中共放棄反對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的立場。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制憲國民大會在南京開幕。為期待中共及民主同盟最後能派出代表參加，故又延期三天，同月十五日始行開議。出席各省區、各職業團體選出之代表，及中國國民黨、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無黨籍社會賢達人士之代表，計一千三百八十一人，開正式會議二十次，至十二月二十五日三讀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全文，並決議三十六年一月一日公布憲法，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開始實施。我國制憲工作備歷艱辛，至是終告完成。然由於中共及其幕後操縱之民主同盟拒不參加，致使行憲過程中又有了若干阻礙。

中華民國憲法首列「引言」，說明制憲的基本立場︰「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託，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制定本憲法，頒行全國，永矢咸遵。」正文凡十四章，一百七十五條，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這是中華民國立國的基礎，也是全體國民共遵共行的信念。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憲法開始實施，中華民國的建國工作，進入了憲政時期。不意憲政開始之際，即中共全面叛亂之時，政府因於三十六年七月宣布實行動員戡亂。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行憲後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南京召開，歷時三十四日。大會於選舉蔣中正為總統、李宗仁為副總統外，並為了應付因中共全面叛亂而形成的危急情勢，乃制定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由政府於同年五月十日公布，甚主要內容是︰「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為緊急處分，不受憲法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三條所規定程序之限制。」
這一條款，構成憲法之輔助，其目的在保障社會安寧與人民生活，其作用為積極的防禍，而非消極的限制。此乃非常時期的必要措施，世界各民主國家於遭逢危難時，亦均採取類似的行動，以維護其國家與人民的利益。

四、黨與團的統一

三民主義青年團為本黨在戰時統一領導青年組訓的組織，是本黨的生力軍，亦是革命的先鋒隊，戰時的表現極為優異，其影響力亦甚大。本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儘早實施憲政，因而組織上和政策上，均作了若干配合憲政而採行的變革。總裁蔣先生曾考慮到三民主義青年團在行憲後的地位問題。他交議的「促進憲政實現之各種必要措施案」，就曾規定「三民主義青年團改屬於政府，擔任訓練青年的責任」。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三民主義青年團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廬山，通過「今後團務工作方針」與「黨與團工作劃分」等案，團的工作已傾向於參加國家的五大建設。憲政伊始，政治情勢和社會環境都有顯著的變動，總裁認為革命力量應予集中，黨團領導應當統一，因於三十六年七月指示中央黨部與中央團部負責同志，研擬黨與團統一的方案。

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九日，本黨六屆四中全會在南京開幕。十二日，通過「統一中央黨部團部組織案」，一般人稱之為「黨團合併」。其主要規定︰¯三民主義青年團本屆中央幹事，一律為本黨本屆中央執行委員；候補幹事，一律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一律為本屆中央監察委員；候補監察，一律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全會通過後，提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追認。中央執行委員會除原有各部會外，增設青年部，為本黨領導及組訓青年之機構；另設理論研究委員會，負對主義及政綱政策之理論研究責任。

繼中央黨部與中央團部合併為統一之中央黨部之後，省市縣級之黨團組織亦相繼統一。原黨部之書記長為統一後黨部之書記長，原團部書記長則為統一後黨部之副書記長。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一律取得中國國民黨黨員身分。黨、團經營之事業與財產亦由統一後之黨部統一管理。黨與團的統一，使本黨組織趨於嚴密，行動亦更為靈活，在憲政體制之下，對國家施政決策可發揮「發動機」的作用。

五、戡亂失利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七月四日，政府國務會議通過「厲行全國總動員戡平共匪叛亂方案」，國家遂進入動員戡亂時期。一面行憲，一面戡亂，自然是非常艱鉅的任務；本黨為政府的後盾，所負責任更比已往任何時期為重大。

戡亂前期－－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以前，國軍是居於優勢的。雖然由於馬歇爾在華調處時的袒共態度，造成若干束縛與阻礙，國軍仍能在東北與華北掌握主動，予中共以重創。同年十二月，東北戰局開始惡化。三十七年一月起，華北共軍開始主動向國軍進攻。如一月間河北的淶水戰役，二月間遼寧的遼陽戰役，三月間陝北的宜川戰役，四月間山東的淄博及昌濰戰役，六月間的河南開封戰役，國軍都蒙受極大的損失。九月中旬山東省會濟南的保衛戰是攸關戡亂全局勝負的關鍵。濟南一失，東北的錦州、長春、瀋陽，西北的延安、包頭、張家口，華北的鄭州、開封，均告不守。十一月，徐蚌會戰－中共稱之為「淮海戰役」－敗績，平津守將繼之變節，局勢惡化遂一發不可收拾。一部分本黨負責同志意志動搖，出現了內潰自伐的現象，造成了總裁蔣先生於三十八年一月毅然引退，全局頓失中心而形成分崩離析的悲慘局面。總裁曾經很沉痛的告誡同志︰「我之下野的決定，固不能說全無國際環境之影響，但其重要因素，還是由於我們內在矛盾的關係為多。」

蔣總裁從總統職位引退後，李副總統宗仁代行總統職權，先則惑於中共的「和談」，繼又不作支撐全局的規劃，共軍遂得渡江南侵，不到八個月的時間，大陸就淪於中共之手。李代總統竟棄職赴美，置黨國命運於不顧。政府於三十八年四月開始播遷，本黨中央隨同行動。先遷廣州，繼於同年十月西遷重慶，復於十二月遷往成都。旋因局勢有變，乃以緊急行動撤離成都，經海南轉來臺北。十二月十一日，中央黨部在臺北開始辦公。三十九年一月五日，中央常務委員會在臺北復會，本黨歷史隨之揭開了新的篇章。所幸者，播遷期中，各工作同志盡忠職守，公而忘私，全部公物文卷及黨史史料，均安全疏運來臺，未有任何損失，良堪告慰於同志與同胞﹗

玖、建設台灣的過程與成就

一、黨的改造～一切從頭做起
總裁蔣先生於抗戰勝利後，即感到本黨無論在精神上、組織上、紀律上，以及工作範圍與方法上，都有徹底檢討改進的必要。黨與團的統一，就是健全本黨組織的第一步。戡亂失敗的原因固然不只一端，總裁卻認為「戡亂失敗最後一步就是黨的失敗」，因此他在引退後下定決心整頓黨務，從頭做起。他說︰「我打算下野後，先埋頭整理黨務，從頭做起，以求恢復黨的革命精神，重建黨的革命力量。」

民國三十八年三月，蔣經國先生奉命研究黨務改進方針。他提出一份〈重整革命之初步組織意見書〉，總裁認為可行，但一時不宜物色各部門主管人選，未能立即施行。四月二十二日，李宗仁、何應欽等人到杭州晉謁總裁，商討和談破裂共軍渡江後的應付方針，決定反共到底。總裁提議於本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之下設「非常委員會」，為本黨決策機構，凡政府重大政策先經非常委員會討論通過，再由政府依法定程序執行。如此以黨輔政，政府就有了可資憑藉的後盾。與會諸人，皆表同意。四月二十八日，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一八七次會議通過「中央執行委員會非常委員會組織條例」，規定非常委員會為「本黨對於政治問題之決策機構，代行中央政治委員會之職權」。設主席一人，總裁擔任；副主席一至二人，由總裁就委員中提經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之。委員十一至十五人，其人選亦由總裁提經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六月十一日，中常會第一九七次會議通過推蔣中正、李宗仁、孫科、居正等十二人為非常委員。七月十六日，第二Ｏ三次常會通過總裁提名，以李宗仁為非常委員會副主席。兩天後－七月十八日，總裁向中常會第二Ｏ四次會議提出「本黨改造案」，附「本黨改造綱要」含條文三十條，對黨的屬性、基礎、組織、小組工作、領導、作風、黨員權利義務等，均有所創新。常會決議接受，並嚴格執行。這是本黨厲行改造的具體行動，祇以時勢急迫，未能有效推行於全黨。

民國三十八年七月一日，本黨在臺北陽明山設立總裁辦公室，網羅各方面人才，為總裁決策及行動的幕僚機構。十月六日，革命實踐研究院成立，為本黨中上級幹部的訓練機構。本黨在大陸雖不能有效推動改造工作，在臺灣卻已開始重建革命組織與精神的奠基工作。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一日，總裁應朝野各界之一致籲請，復行總統職權，並決定徹底改造本黨。七月二十二日，中央常務委員會召集臨時會議，通過總裁交議之「本黨改造案」－含「關於實施本黨改造之說明」、「本黨改造綱要」及「本黨改造之措施及其程序」三種文件，並決議︰「迅付施行。」七月二十六日，總裁宣布中央評議委員及中央改造委員名單，計中央評議委員為吳敬恆、居正、于右任等二十九人，中央改造委員為十六人︰陳誠、張其昀、張道藩、谷正綱、鄭彥棻、陳雪屏、胡健中、袁守謙、崔書琴、谷鳳翔、曾虛白、蔣經國、蕭自誠、沈昌煥、郭澄、連震東。

民國三十九年八月五日，本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組織精簡為七組五會，工作人員皆新進精銳之士，陣容堅強。此次改造，最顯著的精神為︰其一，明定本黨屬性為「革命民主政黨」；其二，裁撤中央監察委員會，採評議委員制，領導更趨於一元化；其三，注重基層組織與民眾團體；其四，建立幹部訓練制度；其五，確立新的黨政關係。改造工作歷時兩年又三個月，至四十一年十月完成。同年十月十日，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臺北開幕，綜結改造成果，修訂本黨黨章，接受總裁手著之《反共抗俄基本論》，通過「反共抗俄時期工作綱領」及「加強大陸地區對敵鬥爭工作」等要案。總裁親自對大會提出「政治報告」，檢討成敗得失，綿密詳盡而痛切深入，句句感人肺腑。總裁指示本黨今後努力方向是︰（一）澄清黨內的思想－瞭解三民主義的思想基礎是民族精神；（二）在臺灣建立復興革命的基礎－從民族、民權、民生三方面加倍努力，為民服務，愛鄉愛國，從精神、行動和生活上樹立三民主義的楷模。

二、保衛臺灣與建設臺灣

大陸淪於中共之手，臺灣地區即成為我反共復國的唯一基地，其地位的重要是無可比擬的。就本黨而言，臺灣有如北伐前的廣東，與抗戰期間的四川，為本黨成敗及國家存亡的關鍵所在。
然而，光復初期的臺灣，內而百業蕭條，人心不安；外而共黨窺伺，國際間謬論頻出，危機四伏。因而，本黨與政府播遷來臺後的首要任務，就是保衛臺灣。當時，總裁曾提出五大方針和五項辦法，作為政府施政和本黨努力的準繩。五大方針是︰穩定經濟，整頓軍紀，安定社會，團結內部，建立民主制度；五項辦法是︰保持幣信，充實準備；貫徹命令，剷除浮濫；保密防奸，肅清匪諜；打破派系，集中意志；養成守法精神，實行地方自治。總裁把這些事項，看作是「我們在臺灣救亡圖存的基本工作」，同時也是建設臺灣的先決條件。

保衛臺灣的最有效措施，乃是總裁復任總統後斷然下令把舟山和海南的國軍撤退到臺灣來，全力防守臺灣，這一舉措，使得中共「五月攻臺」的企圖為之粉碎。其他如臺幣改革的成功，清除匪諜的徹底，也都是使臺灣轉危為安的重要因素。民國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美國政府恢復對我國的支持和援助後，復興基地的安全就多了一層保障。但危機並未消除，中共於四十三年十二月進攻一江山，四十七年的砲擊金門，都是其妄圖進攻臺灣的明證。但由於在臺海戰役中吃了敗仗，中共才不敢輕舉妄動，暫時放鬆「武力解放臺灣」的腳步。

防衛臺灣或是鞏固臺灣，都需要強大的力量。要有強大的力量，就必須從建設臺灣做起。因此，防衛臺灣與建設臺灣，都是本黨和政府同時推動的艱鉅任務。四十一年元旦，總裁以總統身分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就強調建設臺灣為反共抗俄總動員的中心任務，其目標有二︰一為建設臺灣為反攻大陸的基地，一為建設臺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總裁並特別指出建設臺灣的遠大目標︰「我們建設臺灣，是要以臺灣作為一個反共復國的基地來建設；作為一個遠東反共中心堡壘來建設。建設臺灣的目的，乃在於全國，在於亞洲，在於全世界的人類。其空間的範圍，固然不限於臺灣；其時間的範圍，也不限於目前。」

政策上，建設臺灣的依據乃是本黨總理的遺教、總裁的著述和指示，以及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全會的重要決議。特別是四十二年十一月發表的《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五十二年十一月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現階段工作綱領」，五十三年十一月九屆二中全會通過的「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五十八年四月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策進全面實施平均地權及貫徹實施耕者有其田綱領」，五十九年三月十屆二中全會通過的「現階段農村經濟建設綱領」等要案，更具有整體性建設典範的價值。本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的政綱，更與國家施政計畫密切結合，同為策進各項建設推行辦法的準據。

三、十項超越性的建樹

建設臺灣是長期性的、持續性的、全面性的工作，進入七十年代以後，我國的建設成就已震驚全世界，視之為「奇蹟」。在所有建設之中有十項重大建樹，名聞國際，被認為是成功的範例。那就是︰

其一，土地改革的成功。依據民生主義實施的土地改革，由三七五減租到公地放領，到實施耕者有其田，到農地重劃，不但改善了農民生活，而且繁榮了農村，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成為世界上開發中國家土地改革成功的楷模，亞非及中南美諸國均派人前來臺灣學習。

其二，地方自治的實施。臺灣自民國三十九年開始實施地方自治，制度日臻完備，工作日見拓展，民權的行使已由地方及於中央，職業團體的組織極為普遍，其活動至為踴躍。

其三，反共理論的完備與反共意志的堅強。共產主義的蔓延成為世界性的災禍，反共乃是自由民族的共同事業。本黨具有最豐富的反共經驗，中華民國為最堅強的反共國家，蔣總裁更是世人公認的反共先知先導，他的著作《蘇俄在中國》則被視為自由世界反共人士所必讀之經典。早在四十年代，蔣總裁即斷言共產必敗，視之今日共產主義的沒落，世人當益佩蔣總裁的卓識與遠見。反共是屬於民族主義的實踐，其主要目標在維護中華民族傳統歷史與文化。

其四，教育普及。健全的民主政治，必須奠基於人民知識程度的普遍提高，因而普及教育乃是健全民主政治的先決條件。臺灣地區，國民義務教育自民國五十七年起即已延長為九年，就學率之高為亞洲各國之冠。高等教育尤為發達，全部在學人口已達人口總額的四分之一以上。由於教育普及，建設人才即不虞缺乏，人口的素質亦普遍提高，已接近總理孫先生希望實現「無民非士」的理想。

其五，青年輔導的成功。本黨一向以青年知識分子為革命建國的主力，也一向重視青年的組訓與輔導。民國四十一年十月，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其性質為教育性、群眾性、戰鬥性，所舉辦的愛國教育與戰鬥技藝訓練，足以補學校正常教育之不足，且構成校園蓬勃朝氣與社會安定和諧的一大動力。近年來，其活動已拓展至國外，於輔導青年人格的健全發展與生活技能的培養，具有卓越的貢獻。

其六，國軍退除役官兵的妥善安置。退除役軍人的安置，為我國近代史上最難獲得妥善解決的嚴重問題，總理孫先生於民國十二年曾提倡「兵工政策」，但各地舊式軍人不願實行。政府遷臺後，於行政院內設立專責機構，負責退除役軍人的就學、就業、就醫與就養，逐漸發展成一套完美的制度，為世界各國所稱羨。尤其是榮民工程處的設立，不僅對國內建設作了重大的貢獻，而且揚名國際，為國家樹立了信譽，也贏取了友誼和尊重。

其七，援外與國際合作。民國五十四年以前，中華民國是接受美援的國家，也是運用美援最為成功的國家。美援停止後，政府與人民發揮自立自強精神，不但各項建設均能按預定計畫進行，而且開始以農技、工程、醫藥及其他科技，援助四十多個未開發及開發中國家。七十九年復設立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尤其受到國際間的肯定、重視與歡迎。

其八，經濟發展創造了奇蹟。我國經濟發展的突飛猛進，為世界各國有目共睹，視為奇蹟。無論在國民所得、國際貿易、產業結構、國民儲蓄等方面，都創造了輝煌業績。如今國民所得在八千美元以上，擁有世界第二高位的外匯存底，為美國的第五大貿易伙伴，全世界的第十一大貿易國，被認為不容忽視的經濟強國，為對國際經濟金融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一員。

其九，有效因應國際變局的能力。四十年來的建設過程，絕不是一帆風順，而是橫逆頻生。先是幾次嚴重的天災，繼是被迫退出聯合國的羞辱，接踵而來的是中、日斷交斷航，兩次世界性能源危機，以及中、美斷交等挫折，形成了極為嚴重的挑戰。面對重重困難，政府和人民均能本「莊敬自強」的精神，作「慎謀能斷」的因應，終能化危機為轉機，使損害減至最低限度，國家仍能在驚濤駭浪中巍然矗立，國力亦與日俱增。這就是大有為政府的大有為表現，當今之世，並不多見。

其十，國防自主觀念與能力的展現。過去在大陸時代，科技落後，因而在抗戰期間，軍事上不能不仰賴於美國的援助。政府遷臺後，逐步建立自主性國防觀念與戰鬥體系，表現出高度的自立自強精神。近二十年來，更努力於國防科技的發展，以是在武器裝備與教育訓練方面，都有突破性成就，已為各先進軍事工業國家刮目相視，對華政策也有了轉變。

四、經國先生的擔當與遠見

本黨蔣故主席經國先生是一位深具睿智遠見，行政經驗最為豐富的平民領袖。他於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七個月－－民國六十一年五月，接任行政院院長，可謂受命於國家危難之際，負責於橫逆交迫之時，其任務之艱鉅可以想見。但他沈潛冷靜，決定以剛毅踏實的態度克服困難，為國家開創光明的前程。同年十二月，舉辦自由地區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是充實中央民意機構的第一步。六十二年十二月，宣布十大建設之龐大計畫，更為臺灣經濟起飛奠定了穩固的基礎，也在國際間重新建立起中華民國不畏橫逆、勇往邁進的新形象。

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五日，本黨總裁亦即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先生逝世。總統職務，依憲法規定由副總統嚴家淦先生繼任，本黨總裁一職，則由四月二十八日召開之中央臨時全體會議決議︰保留黨章「總裁」一章，永留紀念，另推舉蔣經國先生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並兼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是為經國先生擔任本黨領袖之始。

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本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臺北舉行。大會於通過「全黨奉行總裁遺囑」、修正黨章及「強化黨的建設案」後，復一致推舉蔣經國先生為本黨主席。蔣主席並對大會提出政治報告，認為這次大會是一次繼往開來，承先啟後的會議，領袖、黨魂、主義乃是國民革命的憑藉，並對「革命民主政黨」的屬性和事實，作了精闢的詮釋。

民國六十七年二月，第一屆國民大會第六次會議在臺北召開。三月二十一日，選舉蔣經國先生為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次日，再選舉謝東閔先生為副總統。五月二十日，正副總統正式就職。二十二日，蔣總統提名孫運璿為行政院長，當獲立法院高票同意後，於二十六日正式任命。就在此際，經國先生宣布由政府籌設農業基金，資助農民，期使臺灣農業全面機械化，農民稱慶。
蔣主席經國先生就任總統後尚不滿六個月，國家即再度遭受到外交上的嚴重衝擊︰六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國宣布次年一月一日承認中共偽政權，並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蔣主席在痛心之餘，堅忍沉著，一方面發布緊急處分命令，令有關機關作必要之應變措施，並延期舉辦正在進行中之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維持社會安定；一方面忍辱負重，與美國進行據理力爭的交涉，終能維持兩國間的實質關係。這一關係，就國家整體利益而言，是重要而且必要的。

俟國內外情勢穩定後，蔣主席決心貫徹民主憲政，於六十九年十二月恢復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他要求本黨同志尊重民意，團結民心，指示以「中國國民黨永遠和民眾在一起」為本黨中心主張，犧牲奉獻，為民服務。

民國七十年三月二十九日，本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臺北近郊陽明山中山樓揭幕。蔣主席致詞勗勉全黨同志，堅苦卓絕，繼往開來，集合全民智慧力量，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目標。大會一致選舉經國先生繼續擔任本黨主席，並通過「貫徹復興基地民生主義社會經濟建設」、「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等要案，於四月五日發表大會宣言後，圓滿閉幕。

民國七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蔣主席經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七次會議以高票選舉為中華民國第七任總統，翌日，復選舉李登輝先生為副總統。總統、副總統於五月二十日就職，旋提名俞國華為行政院長。蔣總統於就職致詞時，強調今後施政當本「國家利益第一，民眾福祉為先」的一貫方針，為民主法治而奮鬥。俞國華院長則以推動十四項建設為中心任務，期使中華民國逐步進入已開發國家之林。

民國七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本黨召開第十二屆三中全會，蔣主席親自主持。他要求黨務革新，並以黨務革新帶動政治革新，以開創國家民族的新局面。六月二十四日復鄭重宣布︰在國家力求革新進步的道路上，我們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不變，我們推動民主憲政的決心不變，我們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信心也不變。
民國七十六年六月以後，蔣主席展開大幅度的政治改革。七月一日，明令公布〈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十五日，宣布臺灣地區解除戒嚴。同日對中央常會講話，說明本黨的基本立場︰「唯有恪遵憲法，反對共產主義與反對國土分裂，我們才能達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最後目標；也唯有讓中國統一在民主政治制度之下，世界和平才有希望。」

其他改革，如屠宰稅的廢止、田賦的取消、大陸探親的開放、充實中央民意機構的策劃、開放新辦報紙登記與組織政黨等，都是大開大闔的作為，贏得舉世一致的讚譽。蔣主席同時也要求本黨同志要對歷史負責，對民眾交代。他說︰「本黨是執政黨，一切作為，要向全民負責，要為國家的治亂負責，也就是要對歷史負責。凡已決定要做的，以及肯定對國家民眾有益而應做的，必須全力貫徹執行，以求對民眾有所交代。」

蔣主席經國先生經常深入民間，最關心民眾的生活與需要。他眼光遠大，觀察銳利，領導本黨十三年，使黨務工作與民眾利益結合在一起，同時也啟發了民眾，認識本黨、支持本黨，共同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大業而努力。

拾、現階段的任務與方向

一、李主席登輝先生接下了重擔

蔣主席經國先生不幸於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十三日病逝臺北。同日，副總統李登輝先生依憲法規定繼任總統。一月二十七日，本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決議由李先生代理主席職務。同年七月七日，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臺北林口體育館開幕，次日正式選舉李先生為中國國民黨主席，擔負起領導全黨開創新局的重責大任。

李主席登輝先生是一位胸襟開闊、氣度恢宏的學者政治家，他能堅持理想，掌握時代，以務實穩健的作風，推動政治與黨務的革新。更以理性嚴肅的態度，策定大陸政策，向最妥當、最有利於國家和人民的方向求開拓、求發展。

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本黨歷史中是一次劃時代的大會，規模最大，代表性最高，民主精神最為顯著，政治氣魄最為恢宏。大會經熱烈討論後，通過有關「主義思想」、「本黨政綱」、「大陸政策」、「黨務革新」、「黨章修訂」五大要案，充分顯示出前瞻性、進步性的精神。大會的信念是「革新求進步，奮鬥爭千秋」，努力的方向則是「立足臺灣，放眼大陸，胸懷全中國」。

民國七十九年二月，第一屆國民大會第八次會議召開，進行總統、副總統的選舉。本黨先於二月十一日舉行十三屆中央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提名李主席登輝先生與李元簇先生為總統、副總統本黨候選人，分別於三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以最高票當選，並於五月二十日就職。李主席在就任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典禮中致詞，以「開創中華民族的新時代」與國人相期許。並宣示將於最短期間，依法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革新憲政體制，確立政黨政治，促進中國的統一與富強，為中華民族開創一個更恢宏璀璨的新時代，使全世界所有的中國人活得有意義，有尊嚴﹗

二、推動憲政改革

中華民國憲法依據本黨總理孫先生五權分立的原則而制定，「明權能之分，合中外之長」，有其不可磨滅的優點，亦為中華民國立國法統的根源。然而四十餘年以來，潮流時勢與環境都發生了劇烈的改變，民眾和社會更有了新的需要，因此憲政體制的改革，乃成為必不可緩之事。然而，憲政體制的改革，重點在於就中央民意機構、地方制度及政府體制等問題，依據當前環境的需要，作必要且具前瞻性的修訂，而非改弦更張，置立國精神、法統尊嚴及多年累積之行憲經驗於不顧。憲政改革的積極意義，在使憲法精神與日俱新、與時俱進，不僅在法理上更合於國情，而且規範更完備，制度更適切，運用更靈活，俾能充分發揮其根本大法的功能，為我國民主政治奠立長治久安的宏規。

民國八十年五月一日，「動員戡亂時期」正式終止；憲法所附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亦隨之失效。國民大會已於同年四月召開臨時會議，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作為第二屆國民大會進行修憲的基礎。此項增修條文，重點在調整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產生的類別與比例︰其中以自由地區為主體，比例最高，僑居國外國民之代表仍予維持，名額減低；大陸地區則列入全國不分區名額中，藉以表明中央民意代表的全國性意義。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係於八十年十二月舉行，八十一年二月開始執行職權，討論並決議第二階段的修憲工作。

本黨為執政黨，負有建立健全民主政治的使命，對於憲法的修訂，應負主導責任。中央因成立第二階段修憲的策劃小組，並已積極展開工作。第二階段憲政改革計有五大議題︰

（一）有關總統選舉與國民大會問題；
（二）有關總統、行政院與立法院之關係問題；
（三）有關考試院與監察院問題；
（四）有關地方制度與中央權限劃分問題；
（五）其他有關憲法修改問題。

修憲策劃小組曾設置研究小組，分別對五項議題進行深入之研究，並提出切實可行的辦法，提供國民大會作為抉擇的參考。第二屆國民大會先依據憲法增修條文及修憲策劃小組的建議，順利的完成了第二階段的修憲工作，對監察院的職能重加調整，並賦予地方自治及省市長開放民選以法源依據。繼於八十三年五月明定總統、副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貫徹主權在民，合理調整行政院院長副署範圍，落實責任政治，明定國民大會設議長、副議長，提升議事效率。八十五年三月，完成首次總統、副總統直接民選，民主化改革向前邁進一大步。為因應總統直選後之政治情勢，增進政府行政效率，提升國家競爭力，開創國家新機運，乃於八十六年七月，又完成了第四階段的修憲工作，憲政改革已初步告成。

本黨推動憲政改革，就是誠心誠意對歷史和人民負責的具體表現。面對若干反對勢力的無理訴求，改革的道路顯得十分崎嶇而艱辛，但本黨必能按照預定步驟，踏實進行，期在必成。確信絕大多數民眾對本黨主張都會贊同並支持，對李主席登輝先生更寄以最大的信任與期待。

三、主導國家統一

實現國家的統一與富強，為本黨一貫努力的目標。由於中共竊據大陸僭立共黨政權，才造成臺海兩岸長期分裂的局面。事實上，本黨在臺灣號召反共復國，就是要使中國人能夠在自由民主統一的制度下，過幸福美滿的生活。近十數年來，國際情勢與大陸情況都有很大的改變，本黨促進國家統一的努力也加快了腳步。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蔣故主席經國先生對本黨十一屆四中全會致詞時，即曾宣布︰「中國必須統一，中國必須富強，中國人必須能過免於恐怖和不虞匱乏的日子，是每個中國人的共同願望。」
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本黨的決策。這一決策的依據，是三民主義在中華民國復興基地臺灣建設成功的啟示，與共產主義為害中國，並已為多數國家所唾棄的事實。蔣故主席經國先生在〈中國之統一與世界和平〉專文中，曾提出一個極富啟示性的問題︰「試想，如果把我們臺灣復興基地的經驗與成就，按照人口、土地、資源的比例去推算，一個民主、自由、統一的三民主義新中國，將使中國人民獲得怎樣的福祉？又將對全世界提供怎樣的積極性貢獻？」

李主席登輝先生於就任第八任總統的講話中，提示所有的中國人，應共謀以和平與民主的方式，達成國家統一的共同目標。他在民國七十九年發表的各項書告和談話中，也多次強調「中國統一是所有中國人一致的願望」，「中國必須統一，也必將統一」。同年十月，總統明令設立國家統一委員會，來策進未來中國統一的大業。本黨所追求的統一，是光榮的統一，也是以增進全體中國人永久福祉為前提的統一；這一光榮卻也異常艱鉅的任務，必須在本黨主導下始能順利的達成。

民國八十年三月，李主席以總統身分核定了國家統一委員會經慎思熟慮並參證多方面因素而擬訂的「國家統一綱領」，使統一大業的進行，有了確切的依據。「綱領」明定統一的目標，為「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其進程則依近程的交流互惠、中程的互信合作與遠程的協商統一，分階段逐步推動；兩岸商談的原則是︰理性、和平、對等與互惠。此一「綱領」的制定，本於兼顧理想與現實的態度，以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為考量，並以全體同胞的永久福祉為依歸，大公無私，情理兼顧，應為世界各地的中國人所接受、所認同，並共同努力期其早日實現。

李主席再三強調︰「自從登輝繼任中華民國總統以來，無時不以維護臺海和平、開展兩岸良性互動為念。雖然我們的努力，業已獲致相當的成果；但是，由於中共始終無視於中華民國在臺、澎、金、馬地區存在發展的現實，致使兩岸關係時生波折。」「雖然中共如此缺乏理性，但是我們追求國家和平統一的決心絕不會改變，努力更不會停止。」

然而，國家統一的道路上仍有不少阻礙。一是中共的堅持「一國兩制」，不認中華民國政府為對等商談的對象；一為日趨囂張的臺獨言論與行動，對國家統一工作構成破壞與威脅。處此困難境地，本黨的責任更是無比的重大；未來的國家前途，實取決於本黨力量之盛衰，而本黨力量之盛衰，又繫於黨是否能適應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的革新、進步。

四、厲行黨務革新

本黨自建黨以來，一直是個善於掌握時代和適應潮流的黨；從不忽略與漠視環境和時勢的變化，而能作適時適度的因應。能守經更能達變，乃是本黨歷史上的特色。

民國七十五年三月，蔣故主席經國先生曾對出列席十二屆三中全會的同志們，講述過民國建國以來本黨奮鬥的艱苦歷程，用以勗勉大家要強化黨的功能，邁向勝利的新里程。他要求中央常務委員會「實實在在做好黨的工作」，「以黨的革新帶動行政革新」，「以行政革新帶動全面革新」，希望做到︰「使我們的黨更團結，更能夠與民眾結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堅固不可破的，合乎時代的，永遠是松柏長青的中國國民黨。」

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承先啟後，開拓國家光明前途」的決議案，要求以民國七十五年為「黨務再革新的出發點」，黨務革新遂成為本黨現階段的一項重要任務。

民國七十七年七月，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本黨「現階段黨務革新綱領」，主要精神在調整黨的組織結構，強化組織功能，加強政策領導及決策程序。次（七十八）年六月，李主席登輝先生於十三屆二中全會開會典禮致詞時，指出本黨「要以最大的決心，隨時檢討惕厲，調整、強化本黨組織，吸收培養建國人才，調和增進民眾利益。」－－繼續依循現代化與民主化的大道前進。全會通過「革新黨務，為國舉才，落實輔選動員，達成政治任務」案，規定黨務革新的主要工作。

李主席對黨務改革極為重視。七十八年十二月六日在中常會講話檢討黨務，指示「迅速成立黨務革新推動小組」。同月十三日，復指示加速執行黨務革新工作，以使本黨成為一個民主化與現代化的全民政黨。同時指示︰該小組即由中央委員會宋秘書長楚瑜召集副秘書長及有關同志負責執行；由組織工作會承辦秘書業務。

黨務革新工作，在宋秘書長積極推動下，至八十年七月，中央精簡部分已告完成，並於八月七日向中常會提出〈黨務革新－中央精簡案貫徹執行情形報告〉。省級及地方，亦於十月間大致告成。宋秘書長並於中央工作會議中對黨務革新的精神作如下之說明︰「革新黨務的目標，並不只是有形的把人員、單位裁併，即算完成；黨務革新，其實是一種發自內心不斷自省與求新求變的精神表現，我們不能以目前的成就自滿，要持續不斷的精進，今後每一個人在工作的精神和方法上，都要加以調整。」

八十二年三月，許水德先生接任秘書長，強調為民服務，黨要在民眾中深植根基。同年十二月的縣市長選舉，證明本黨仍為絕大多數民眾堅定支持。

八十五年八月，吳伯雄先生接任秘書長，堅持我們只有以知恥知病的態度，不斷地反省檢討，勇於改革，奮發精進，重拾民眾對本黨的信心，爭取人民對本黨的持續支持，才能維護國家生存發展，保障人民安全福祉。

八十六年十二月，章孝嚴先生接任秘書長，無時不以新思考、新作為與本黨黨務工作同志共勉，期使本黨黨務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激烈政黨競爭的環境中，永保領先群倫，且成為一個與時並進的、最現代化的政黨。

然而，面臨著政黨競爭激烈的變局，本黨必須調整組織與機能，改進觀念與做法，在民主憲政的體制下，循政黨政治的常軌，為國家利益與民眾福祉而奉獻心力。本黨在國外，尤為三千萬華僑所熱心支持，即在國際政黨組織與活動方面，本黨亦積極參與，受到歡迎與重視，並為「太平洋民主聯盟」暨「國際民主聯盟」的正式會員。本黨近年來推動的國際活動，是全民外交的一環，也是協助政府拓展外交新局的一種方式，李主席與秘書長均指示，今後更當繼續努力加強與國際友好政黨的聯繫與合作。
五、再創一個新紀元

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臺北市臺北國際會議中心隆重舉行。出列席人員數近二千五百人，盛況空前。李主席登輝先生於開會致詞時，昭告同志︰「我們正站在歷史的轉捩點上」，本黨在臺灣四十多年的勵精圖治，所獲得的重大成就，已經構成「一個歷史的新開端」。李主席並提示同志︰「站在此一歷史的轉捩點上，本黨所負的責任，實是無比的重大。如何經由本次大會的召開，堅持民主原則，促進全黨團結，加速國家建設，推動統一大業，實乃我全體同志共同的責任。」

大會的收穫至為豐碩，尤以黨章的修正，深具劃時代的歷史意義，依黨章規定，本黨屬性已由「革命民主政黨」進而為「民主政黨」，「以實現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宗旨，負有建設中華民國為自由、民主、均富、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使命」。主席由全體代表選舉產生；設置四位副主席以輔佐主席，並由主席提請大會一致同意由李元簇、郝柏村、林洋港、連戰四同志為副主席；中央常務委員三十一人中，其中十五人由主席指派，十六人則由全體代表選舉產生。八十三年八月，十四屆二中全會改選中央常務委員，代表性更為顯著。中央常務委員會於當前面臨的重大政治任務，精詳策劃，步步落實，排除萬難，勇往直前，期為中華民國民主憲政奠定穩固之基礎。

民國八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臺北市臺北國際會議中心隆重舉行。李主席登輝先生於開幕致詞時，昭告同志︰「各位所掌握的，不只是本黨發展的方向，更是中華民國的命運，和二千一百六十萬人民的前途福祉。這是重大的歷史責任，也是莊嚴的時代使命。」經過四天的熱烈會議，通過了黨章修訂案、政綱、現階段政治任務提示，及大會宣言等多項且重大意義的決議案，並且極為順利的選舉產生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李登輝先生眾望所歸，仍以高票蟬連黨主席，繼續領導。並由主席提請大會一致同意由連戰、李元簇、俞國華、邱創煥四同志為副主席。相信在中國國民黨與時俱進的自我策勵，與洞察時代潮流掌握機先帶領之下，中華民國的前途充滿光明，必將為國家締造另一個劃時代的光輝成就。李主席於閉幕致詞時，更堅定提示︰「會議的結束，正是奮鬥的開始，各位的堅定決心與鬥志，是本黨承擔跨世紀國家建設重任的動力源泉，也是本黨強化組織體質、增進團結意識、奠定永續執政的堅強保證。相信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寶貴結論，必定能再一次揭開中國國民黨邁向新時代的序幕，開創中華民國的新紀元。」

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五日舉行的立法委員、北、高市長暨市議員選舉，是公元二千年之前的最後一次選舉，攸關國家的跨世紀建設至鉅。本黨贏得立法委員大幅過半的席次，臺北市市長也從民進黨手中光復，可以說是打了一場光榮的勝仗。選舉過程中，本黨將堅定貫徹民主改革的決心直接傳達給廣大國人。與此同時，政府已果敢有效的作為，安度金融風暴的考驗，並且鐵腕整頓國內企業財務危機，進一步健全了經濟發展環境。可以說，本黨是以具體的施政績效和無比的改革毅力，贏得民心。而李主席「新台灣人」相互包容、彼此尊重的理念揭示了一種新的團結共識的堅強理論基礎，更是受到大家的認同與支持。

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李主席登輝先生在致詞時表示，副總統連戰、行政院長蕭萬長是代表本黨參加第十任總統、副總統的最佳人選，也是全民最期待的人選，他期勉所有同志全力以赴，使連戰、蕭萬長高票當選，帶領中華民國邁向新世紀。二十九日，會議圓滿閉幕。這次會議，策定了「本黨現階段政治任務提示案」與「安定、正義、繁榮、創新－跨世紀國家建設案」，特別是確認通過提名連戰副總統和行政院長蕭萬長，代表本黨參加第十總統府總統選舉，堅定有力地證明國民黨有能力帶領中華民國邁進輝煌的新時代。正如李主席在閉幕典禮致詞中所指出：「本黨自創建以來，及與中華民國的命運不可分；今天，在即將邁向新世紀的關鍵時刻，本黨更對中華民革的前途與發展，以及二千二百萬人民的安全與福祉，負有莊嚴的使命。」

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台灣地區不幸發生規模七點三的強烈地震，造成民眾生命及財產慘重傷亡損失。李主席登輝先生第一天就赴災區探訪，之後天天不斷，並密切配合災情，指示救災與重建。他最沉痛的哀悼和關懷，就是用日夜不停振作精神於領導救災與重建工作，來充分表達。副主席連先生也以實實在在的所作所為，來印證他始終如一的從政哲學；他在救災、重建工作期間，將其沉穩內斂臨事不斷的成熟性格，表露無遺。行政院在蕭常務委員萬長主持下，震後二十分鐘，以令消防署成立中央救災中心，積極展開各項救災與重建工作。在在用實際行動，證明本黨確實是永遠與民眾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難。深信在本黨帶領下，全國同胞一定能夠在苦難中不喪失信心，在挫折中更升出勇氣，團結心力，攜手共創更美麗的明天。

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本黨召開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議，通過中央常務委員會秘書長章孝嚴先生與總統府秘書長黃昆輝先生的職務對調人事案，意義非常重大，代表本黨從那天開始，全面總動員，積極投入第十任總統大選的選舉工作。
六、浴火重生再創新猷

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十八日，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本黨不幸遭遇重大挫折而失去政權。三月十九日臨時中常會決定設置中國國民黨改造委員會，從事人事、組織與運作的全面改革。三月二十四日，李主席登輝先生在臨時中常會宣布辭去主席職務，並推舉連戰副主席接任代理主席暨擔任改造委員會召集人。連副主席接任代理主席後，任命林豐正先生為本黨秘書長，並發表談話指出，我們要有痛定思痛的決心、臥薪嚐膽的精神，齊一心志、進行一次快速的、全面性的改造；我們要以無比的豪情壯志，將眼光放在未來，從我們手上失去的就要從我們手上贏回來。

林豐正先生接任秘書長後，以脫下西裝、挽起袖子的基本精神，從零開始，與全國同志共同從新創造本黨的執政機會。強調本黨應掌握多元化、年輕化、本土化，進行改造，並將以精實化、草根化、社區化及義工化等方向做為本黨發展未來的指標。

六月十七日，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臨時會議，在台北市國父紀念館隆重舉行。這次大會最重要的決定，一是補選本黨主席，代理主席連戰先生以百分之九十四點八三的高得票率順利當選本黨主席；二是通過黨的改造案，提出了許多具體的建議。第五次大會通過主席提名之蕭萬長、王金平、蔣仲苓、吳伯雄、林澄枝同志等五位副主席。六月十八日，連主席於閉會致詞時，確切地指出：「總結本次臨時會中所獲致之成果，可以彰顯出本黨面對挫敗，真誠改造的勇氣與決心。」「臨時全會的劫數，就是改造行動的開始！」「我們一定要讓青天白日溫煦的光芒，再度普照美麗寶島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個歡顏」「展望未來，雖然艱難，但是由於諸位同志在這一次大會的心血付出，我們已經看到未來勝利的曙光！」

八十九年九月二十日，中常會通過「中央委員會組織規程」的修定案，確定組織精簡後的中央委員會，將原有十八個工作會，簡併為政策、組織發展、文化傳播、行政管理等四個委員會，與國家發展研究院、考核紀律委員會及投資事業管理委員會。專職員額則從原有的三百一十四位裁減為二百六十人，貫徹本黨在總統選舉期間向人民提出的承諾與主張，實踐為國家人民奮鬥的理念。

總之，此次總統選舉的挫敗，使本黨面臨空前的危機，黨的改造再造，已是刻不容緩。本黨會重新再起，唯有痛定思痛，拋棄舊有的習性，如為民眾所詬病的黑金、黨產…等，一切從零開始，重新出發，以新的思維、觀念、作風，勵精圖治，順應社會潮流，結合民心，積極接受挑戰，由挫敗中站起來，浴火重生，再創新猷。

取自中國國民黨全球資訊網的黨史全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