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口述歷史》上篇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index_42789.html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index_42789.html
作 者：張學良 口述 唐德剛 撰寫
張學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漢卿，號毅庵，乳名雙喜、小六子。陸軍一級上將，漢族，祖籍遼寧海城，1901年6月3日（夏曆4月17日）出生於遼寧省台安縣九間鄉鄂家村張家堡屯（舊稱桑子林詹家窩鋪）。人稱“少帥”，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的長子。
唐德剛 1920年生於安徽省合肥縣西鄉（今屬肥西縣）山南館唐家圩，德剛幼時在私塾念書，舊學邃密，十多歲即已圈點過一遍《資治通鑒》。1939年秋考入重慶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易名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和黃彰健等人同學；此一時期的中大歷史系有“沙坪壩的黃金時代”之說，柳詒征、朱希祖、繆鳳林、郭廷以、向達、沈剛伯、賀昌群、白壽彝、韓儒林等史學家皆執教於此；1943年畢業，獲學士學位。1944年在安徽學院史地系講授《西洋通史》。1948年，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曾講授《漢學概論》、《中國史》、《亞洲史》、《西洋文化史》等課程，並兼任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館長7年。1972年受聘為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後兼任系主任12年。曾任紐約文藝協會會長，旅居美、加安徽同鄉會會長。
唐德剛的散文可讀性頗高，旅美學人夏志清教授譽之為“唐派散文”。夏志清先生在《胡適雜憶》序中說，唐德剛先生“應公認是當代中國別樹一幟的散文家。他倒沒有走胡適的老路，寫一清如水的純白話。德剛古文根柢深厚，加上天性詼諧，寫起文章來，口無遮攔，氣勢極盛，讀起來真是妙趣橫生。”
唐德剛與師郭廷以，都是中國近代史的大家，也是華裔史學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動人物。身為中國近代史大家，唐德剛是華裔史學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動人物。著有《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顧維鈞回憶錄》、《吳國禎回憶錄》、《晚清七十年》、《張學良口述歷史》《袁氏當國》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唐德剛作品集六冊。除此之外，他還撰有小說《戰爭與愛情》，被文學史家夏志清稱為“別樹一幟的散文 家”。
他受柳詒征及其他學衡前輩影響極深，肯定中國文化。對美國華人史有所研究。
他在中國時曾在國軍內當小兵，做過中學教員。在美國長期從事歷史研究及口述歷史工作，與當時政要如顧維鈞、李宗仁、陳立夫等人多有接觸。和當時人在紐約的胡適則為忘年之交，有師生之誼，曾著《胡適口述自傳》（1981）、《胡適雜憶》（1979）、《中美外交史》、《中美百年史》、《第三種美國人》、《美國民權運動》、《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中美關係》、長篇小說《戰爭與愛情》及劇本和大量詩詞。
唐德剛一生都不是象牙塔里的學者，二十多年來，他積極投入人道主義團體發起的運動，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和暴行，要求日本道歉和賠償。無論集會、演講、遊行，他都親自參加。上世紀70年代初，釣魚島被日本佔領，唐德剛是海外保釣運動最早的參與者之一，曾代表紐約地區華人撰寫“保釣宣言”，並親自送往日本駐紐約及華盛頓使領館。2002年，他又與楊振寧一道，發起全球徵集一億人簽名行動，抗議日本右翼登釣魚島，並要求日本對中國民間賠款。
1972年冬，唐德剛首次返回闊別25年的安徽探親，看望老母，此後長期為中美交流出力，先後多次訪華、講學。逝世前，唐德剛將全部藏書共計124箱悉數捐給老家的安徽大學。2002年，曾經在“土改”中被沒收的唐德剛老家的房子，發還給他了。唐德剛說，“我要這房子做什麼。”於是他用這房子辦了一所希望小學，還專程回國，捐獻了5000美金。
夫人吳昭文，是中國國民黨元老吳開先之女。
2009年10月26日晚間，於美國三藩市家中因腎衰竭過世，享年89歲。
本書簡介
回首百年，張學良是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人物之一。本性最適合做一個聲色犬馬的公子哥兒，可現實偏要壓他一肩的戎馬戰事和國恨家仇，更遇上“九一八事變”，不抵抗的罪名令他幾成民族公敵；西安事變促成了抗日統一戰線，他自己卻從此被幽禁半個世紀，也因此贏得了世人的敬重。他無限感慨地說：“我的事情是到36歲，以後就沒有了；從21歲到36歲，這就是我的生命。”國內雖然已經出版過很多有關張氏生平的書，但少見真正有分量有價值的。本書由史學名家唐德剛先生擔綱完成，以張氏自述為主體，以唐德剛論張學良的數萬文字為輔，正好地彌補了以往各種圖書的錯謬與不足。更兼唐的論說精闢而有洞明世事人情的味道。一邊是研究物件的“自白”，一邊是研究者的“審視”，兩相對照著看，歷史變得更為真切、真實而生動。
目 錄
序
• 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
第一章 身世：大帥起自草莽
我們家上輩子的人，沒有一個是正經在床上死的，我父親一提到這事兒就掉眼淚。—— 張學良
• 張家發跡前
• “那國家的玩意兒，能隨便給你麼”
• 大帥本是草莽英雄
• 父親有雄才
第二章 年少時：將門父子情
因為我和父親的關係，不但於東三省，甚至於世界都發生了變化。不是我當軍人，不是我管東北，也沒有這些，說起來太多呀！我說是上帝的意旨。——張學良
• 少年聰慧
• 本想學救人，卻變成殺人
第三章 女人們：平生無缺憾，唯一好女人
我從來不追女人的，很少，沒有。可以說一兩個女人我追過，其他的我沒追過。都是女人追我。—— 張學良
• 賢妻良母于鳳至
• 我和趙四
• 非常喜歡梁九小姐
• 很多女朋友
• 葉公超、顧維鈞逸事
第四章 內戰和將領們
打死的都是相當的佼佼者，剩下的無能後輩，來請功受賞。這要真是有意義的戰爭還可以，這個戰爭幹什麼呢？—— 張學良
• 我的帶兵之道
• 吳佩孚：西蜀無大將，廖化為先鋒
• 郭松齡：寧折也不彎
• 南口軍紀案
• 張宗昌之死
• 厭倦了內戰
• 我就想自個兒逃了
第五章 不做東北皇帝
你跟他呀，傀儡還要裝得像傀儡樣呀，你要知道，給日本當傀儡，你那個傀儡都不好當得很呐！—— 張學良
• 東北易幟
• 閻錫山幹不過我
• 美麗的東北
• 市長風波
• 和汪精衛的交往
• 熱河失守：東北軍是我的包袱
• 墨索里尼小姐
• 胡漢民
第六章 “九一八”與西安事變
我真怒了，所以我才會有“西安事變”。我怒了什麼呢？我的意思是這麼一句話：你這個老頭子，我要教訓教訓你！—— 張學良
• 要還，就把東三省還國家
• 我的事情就是到36歲
《張學良口述歷史》繁體版 精讀本
張學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漢卿，號毅庵，乳名雙喜、小六子。陸軍一級上將，漢族，祖籍遼寧海城，1901年6月3日（夏曆4月17日）出生於遼寧省台安縣九間鄉鄂家村張家堡屯（舊稱桑子林詹家窩鋪）。人稱“少帥”，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的長子。
唐德剛 1920年生於安徽省合肥縣西鄉（今屬肥西縣）山南館唐家圩，德剛幼時在私塾念書，舊學邃密，十多歲即已圈點過一遍《資治通鑒》。1939年秋考入重慶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易名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和黃彰健等人同學；此一時期的中大歷史系有“沙坪壩的黃金時代”之說，柳詒征、朱希祖、繆鳳林、郭廷以、向達、沈剛伯、賀昌群、白壽彝、韓儒林等史學家皆執教於此；1943年畢業，獲學士學位。1944年在安徽學院史地系講授《西洋通史》。1948年，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曾講授《漢學概論》、《中國史》、《亞洲史》、《西洋文化史》等課程，並兼任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館長7年。1972年受聘為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後兼任系主任12年。曾任紐約文藝協會會長，旅居美、加安徽同鄉會會長。
唐德剛的散文可讀性頗高，旅美學人夏志清教授譽之為“唐派散文”。夏志清先生在《胡適雜憶》序中說，唐德剛先生“應公認是當代中國別樹一幟的散文家。他倒沒有走胡適的老路，寫一清如水的純白話。德剛古文根柢深厚，加上天性詼諧，寫起文章來，口無遮攔，氣勢極盛，讀起來真是妙趣橫生。”
唐德剛與師郭廷以，都是中國近代史的大家，也是華裔史學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動人物。身為中國近代史大家，唐德剛是華裔史學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動人物。著有《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顧維鈞回憶錄》、《吳國禎回憶錄》、《晚清七十年》、《張學良口述歷史》《袁氏當國》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唐德剛作品集六冊。除此之外，他還撰有小說《戰爭與愛情》，被文學史家夏志清稱為“別樹一幟的散文 家”。
他受柳詒征及其他學衡前輩影響極深，肯定中國文化。對美國華人史有所研究。
他在中國時曾在國軍內當小兵，做過中學教員。在美國長期從事歷史研究及口述歷史工作，與當時政要如顧維鈞、李宗仁、陳立夫等人多有接觸。和當時人在紐約的胡適則為忘年之交，有師生之誼，曾著《胡適口述自傳》（1981）、《胡適雜憶》（1979）、《中美外交史》、《中美百年史》、《第三種美國人》、《美國民權運動》、《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中美關係》、長篇小說《戰爭與愛情》及劇本和大量詩詞。
唐德剛一生都不是象牙塔里的學者，二十多年來，他積極投入人道主義團體發起的運動，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和暴行，要求日本道歉和賠償。無論集會、演講、遊行，他都親自參加。上世紀70年代初，釣魚島被日本佔領，唐德剛是海外保釣運動最早的參與者之一，曾代表紐約地區華人撰寫“保釣宣言”，並親自送往日本駐紐約及華盛頓使領館。2002年，他又與楊振寧一道，發起全球徵集一億人簽名行動，抗議日本右翼登釣魚島，並要求日本對中國民間賠款。
1972年冬，唐德剛首次返回闊別25年的安徽探親，看望老母，此後長期為中美交流出力，先後多次訪華、講學。逝世前，唐德剛將全部藏書共計124箱悉數捐給老家的安徽大學。2002年，曾經在“土改”中被沒收的唐德剛老家的房子，發還給他了。唐德剛說，“我要這房子做什麼。”於是他用這房子辦了一所希望小學，還專程回國，捐獻了5000美金。
夫人吳昭文，是中國國民黨元老吳開先之女。
2009年10月26日晚間，於美國三藩市家中因腎衰竭過世，享年89歲。
本書簡介
回首百年，張學良是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人物之一。本性最適合做一個聲色犬馬的公子哥兒，可現實偏要壓他一肩的戎馬戰事和國恨家仇，更遇上“九一八事變”，不抵抗的罪名令他幾成民族公敵；西安事變促成了抗日統一戰線，他自己卻從此被幽禁半個世紀，也因此贏得了世人的敬重。他無限感慨地說：“我的事情是到36歲，以後就沒有了；從21歲到36歲，這就是我的生命。”國內雖然已經出版過很多有關張氏生平的書，但少見真正有分量有價值的。本書由史學名家唐德剛先生擔綱完成，以張氏自述為主體，以唐德剛論張學良的數萬文字為輔，正好地彌補了以往各種圖書的錯謬與不足。更兼唐的論說精闢而有洞明世事人情的味道。一邊是研究物件的“自白”，一邊是研究者的“審視”，兩相對照著看，歷史變得更為真切、真實而生動。
目 錄
序
• 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
第一章 身世：大帥起自草莽
我們家上輩子的人，沒有一個是正經在床上死的，我父親一提到這事兒就掉眼淚。—— 張學良
• 張家發跡前
• “那國家的玩意兒，能隨便給你麼”
• 大帥本是草莽英雄
• 父親有雄才
第二章 年少時：將門父子情
因為我和父親的關係，不但於東三省，甚至於世界都發生了變化。不是我當軍人，不是我管東北，也沒有這些，說起來太多呀！我說是上帝的意旨。——張學良
• 少年聰慧
• 本想學救人，卻變成殺人
第三章 女人們：平生無缺憾，唯一好女人
我從來不追女人的，很少，沒有。可以說一兩個女人我追過，其他的我沒追過。都是女人追我。—— 張學良
• 賢妻良母于鳳至
• 我和趙四
• 非常喜歡梁九小姐
• 很多女朋友
• 葉公超、顧維鈞逸事
第四章 內戰和將領們
打死的都是相當的佼佼者，剩下的無能後輩，來請功受賞。這要真是有意義的戰爭還可以，這個戰爭幹什麼呢？—— 張學良
• 我的帶兵之道
• 吳佩孚：西蜀無大將，廖化為先鋒
• 郭松齡：寧折也不彎
• 南口軍紀案
• 張宗昌之死
• 厭倦了內戰
• 我就想自個兒逃了
第五章 不做東北皇帝
你跟他呀，傀儡還要裝得像傀儡樣呀，你要知道，給日本當傀儡，你那個傀儡都不好當得很呐！—— 張學良
• 東北易幟
• 閻錫山幹不過我
• 美麗的東北
• 市長風波
• 和汪精衛的交往
• 熱河失守：東北軍是我的包袱
• 墨索里尼小姐
• 胡漢民
第六章 “九一八”與西安事變
我真怒了，所以我才會有“西安事變”。我怒了什麼呢？我的意思是這麼一句話：你這個老頭子，我要教訓教訓你！—— 張學良
• 要還，就把東三省還國家
• 我的事情就是到36歲
《張學良口述歷史》繁體版 精讀本
序
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
當我招呼餐館經理，前來結帳時，經理竟然笑笑說，"全免了！"真使我大吃一驚，不知所措！原來國榮是這家餐館的房東。他向經理笑笑揮揮手，餐費九百美元就全免了！客人皆大歡喜。主人當然更是打躬作揖！
誰知這場純社交的宴會，卻出了一個嚴重的反面後果。張學良在紐約玩得昏天黑地之時，那孤零零一人，在三藩市含飴弄孫的趙夫人，便在華文報上和私人情報圈中，得到了張少帥返老還童的小報告。趙氏緊急電召無效之後，還得禦駕親征，才把個九十歲的老頑童，抓了回去。這則有趣的故事，筆者這兒，也是得自傳聞。八十老翁，臥病在床，就不為風流少帥來做其無謂的小考證了！讀者士女如愛小道消息，一通電話，問題就豁然開朗了嘛！若有讀者，有此雅興，而探出真相，尚懇不遺在遠，略書數行惠我，以明真相，就期盼不盡了！
這則小故事，對筆者本人來說，也可算是，黃狗偷食，黑狗當災吧！原來張公來紐約數月，一直都住在貝夫人家裡，張公因年高耳背，交際不便，他在公私場合，一切都仰賴他居停女主人的扶助。男客人已年高九十，而女主人也七十大幾，還有什麼男女大防之可"防"的呢？因此出雙入對，他二人自己，和一般朋友們，都不以為異，尤其在紐約這種第一號國際大都市，這又有什麼稀罕呢？本來不是什麼新聞嘛！
千不該，萬不該，是張學良不該有張大嘴巴，他常常公開地說，什麼趙夫人可敬，貝夫人可愛！更糟的是張學良這個國際馳名的大花花公子又口無遮攔，專門歡喜講男女關係的笑話，甚至作了一首打油詩，掛在口邊，嘲笑自己什麼"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我雖不是英雄漢，卻也好色似英雄"！因此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可敬的人"，聽到此小道消息，對"可愛的人"，就恨之骨髓了！
這原是女人間的"人情之常"。莎翁說，"女人呀！女人，你的名字就叫脆弱噢！"還不是這個意思？事實上，少帥爺在此出雙入對，大宴小酌，何日不然呢？只是那些宴會主人，趙夫人不認識罷了，我只因為認識趙夫人，並吃過她親手燒的蛋炒飯和魚翅湯，就變成當災的黑狗了！讀者諸士女，不妨試為在下設身處地想想，您如在那場合，您也跑不掉要當黑狗啊！夫複何言？ 其後我又因事去了臺北一趟，按禮節，我原應該向張府作一次禮貌性的拜訪，但是卻被劉紹唐兄阻攔了！因為"五爺"（少帥的五弟張學森）曾向他提供過有關他兄嫂的很不尋常的故事，紹唐對我說："他哥哥對你甚好，他嫂嫂對你深惡痛絕。"（學森似乎也同我直接說明？）我完全理解到，趙夫人因為一生都沒有安全感，對這一類事情的憎恨情結，我是完全理解和萬般同情的，但是我有什麼方法可以回避這種尷尬呢？回避不了，那就只有做"當災"的黑狗了！
後來山東來的王書君教授，應聘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作訪問學者，他早也選中了張學良的傳記為研究主題，頗有其獨到之處。這原是張少帥的福氣吧！可惜的是，書君初來此邦，人生地不熟，很難申請到美國基金會的支持。沒有基金會的支援，搞漢英雙語研究，那幾乎就不可能的了！
總之，張學良口述自傳，在哥大，就這麼陰錯陽差地給耽誤了下去。更不幸的是張學良自己也小看了"口述歷史"這一行道。他自始至終，認為"口述歷史"就只是"我講你寫"這麼個簡單的程式。因此他認為他只要找一個錄音員，"我講你寫"，一部像李宗仁那樣的回憶錄，就可以出爐了！從一開始我就警告他，沒有那麼簡單，但我也看出他面從心違的神情。這項心態，不只張氏一個。從李宗仁以次的"黨國要人"無不如此。朋友，你要把一位世界級的黨國要人，訓練得服服帖帖的，來聽你"學者的話"，尤其是像少帥這樣，"一生都未聽過人話的人"（見少帥自述）談何容易，談何容易！？ 另一錯誤，是他對美國學術界極其複雜的組織和運作，一無所知，而又強不知以為知，盲人騎瞎馬，就容易出事了！張學良在中國歷史上，雖還算不得是什麼世界級的大人物，但是在他名下鬧出的瀋陽事變和西安事變，卻是改寫了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兩大事件。是禍是福，雖今後千年都不會有"定論"，但是他卻是這兩大事變的主角。生前沒個"第一手"的交代，是太可惜的了！
在我個人來說，作個歷史的執筆人，在經過三、四十年，對此一問題的教與學，我自覺對張少帥的故事，已有個粗淺的認識。在退休之後，正有心預備對這段中國歷史，考慮如何下筆之時，真是無巧不成書，少帥這時也正在托人找我。首先他委託他的晚輩和助手王一方君來找我。一方不認識我，但是一方有個同學好友郭冠英，則是我在紐約認識的小老弟。一方乃改托郭君，到紐約來找我。這是1989年秋冬之交的事，這居然又是一個巧合，因為此時我正在臺北的“國立中央政治大學”，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會後高雄佛光山長老星雲大師，也正約我和劉紹唐先生一同去訪問佛光山，並作點學術報告，有關在五、六世紀時期一個中國和尚——慧深，可能來過美洲傳道的小考證。
這時郭君已探得我在高雄，乃掛電話到佛光山，把張公翌晨的邀請，轉報於我。我本想請他換個日期，但是郭君和劉紹唐，都勸我不要改動，因為張少帥此時，還沒有完全恢復自由，請一次客，至為不易，我受邀請還要高度保密才好。但是我又怎樣向星雲和尚交代呢？紹唐說此事由他來解決。他乃向星雲說，我有急事非立刻飛回臺北不可。
星雲是個最通情達理的大和尚，他不問情由，便招呼廟中的知客，明晨一定要送我二人，飛回臺北不可。
緊急飛回臺北之後，紹唐把我送到來來飯店，便逕自回去了，我則按指定時間，乘電梯上到指定的層次，當我步出電梯時，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卻又不像是飯店僱員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說“本樓今天不開放”。我看一看手中的紙條，說：「我是應約而來的嘛！」
“誰約你的？”他問。
“一位張先生。”
“您貴姓？”他又問。姓唐，我說。
“您是唐德剛教授？”
是的，我再回答。
這人忽然露出和善的笑容，並說：“張先生正在等您呢！”
說著，他便領我到單間的餐室，室外還另有兩位便衣人物在走動。他們彼此微笑一下，這人便打開餐室的門，申報說：“唐教授來了！”順手關了門，他便在餐室的門外了！
我舉目一看，這餐室相當大，餐桌之外還有沙發和其他設備，足夠十來個人用餐，沙發上正坐著一老一少在談話。那年長的戴著黑眼鏡，和毛線小帽。那顯然就是張將軍。他站起來，脫下毛線帽，和我親切地握手，連說“歡迎，歡迎”。站在他身邊的那青年，生得十分清秀，他自報說：“我是王一方”。
初次見到張氏這樣的歷史人物，我倒有點矜持呢！誰知張公對我則像個數十年的老友，久別重逢一樣，不拘形跡地高談闊論起來。使我也為之全部放鬆，跟他有說有笑。
我們談了些題外之言後，張公便言歸正傳地告訴我說，他之所以特地約我來相會，是他曾看過我的兩部書，十分欣賞。一部是《李宗仁回憶錄》，他說那部書寫得好，好在何處呢？他說他未見過李宗仁，但是他和“蔣”太熟了！你筆下所寫，李宗仁所說的“蔣”，就是百分之百的“蔣”，因為“蔣”正是這樣的人。張公連連誇獎我，“寫得好，寫得好”，並翹起他的大拇指。我向他解釋說，其實李傳只是個未完成的草稿。由於傳主的突然回國，就無法潤色了，這部回憶錄的複雜故事和執筆者的辛酸，原是說不完的，我也未便向他細說了！
另一部書呢？原來那只是一篇短文討論他自己的，叫做什麼《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他說寫他的文章，他看得多了，“是你寫得好。”好在何處呢？張公說，別人所寫他和“老帥”（張作霖）的關係，只是父子而已，你說我們父子倆不只是父子而已，我們父子是不同的兩代人……父親是綠林出身的舊軍閥；而我則是新式軍校出身的青年將領……我們雖是骨肉父子，而作風和心理，都有極大的區別。“這一點，你講得好，也講對了！”他翹起大拇指來，連聲稱讚。
他說得我大為驚奇，我什麼時候寫過這篇文章呢？經他解釋，我才想起，那是我替一位學生傅女士的博士論文的漢譯本所寫的序言。這漢譯本原計劃在大陸出版。因為那時兩岸的新聞界，尚不太溝通，我這篇序文，乃被臺灣報紙，斬頭去足，並另取個文題，成為一篇討論張學良的獨立的文章，在臺灣發表的，我自己還不知此文的存在，卻被張公看到了！
言歸正傳，張公說，他也想寫一部像“中英兩文”的《李宗仁回憶錄》那樣的書，並希望我能考慮執筆，云云。
他這番話說得我大為驚奇和感動。因為這正是我採用我自己的歷史哲學所寫的書，我認為一部中國現代史，便是一部中國現代化的“轉型史”——那也就是，從千年不變的“傳統中國”，在鴉片戰爭後（1842年）忽然開始“十年一變”，漸次變成個“現代中國”來。就說西南地區罷，從陸榮廷變到李宗仁，前者便是個舊式的軍閥，後者則是個有現代思想和現代訓練的革命軍人，所以前者便被後者取代了！
東北情形，亦復如此。上一代的舊式軍閥，被下一代的革命軍人取代了！只是在西南，上一代被下一代用武力打倒了；在東北，則是上一代被下一代，和平地接班了！方式不同，但是他們在現代中國的政治“轉型史”上，所發生的作用，則是大致相同的，這種歷史自動“轉型”的現象——也可以說，是歷史人物的“主觀意志”，敵不過歷史發展本身的“客觀規律”吧！
女大十八變，現代中國，在鴉片戰爭後，大致已變了十五六次了，如無意外發生，中國再變三兩次，大致就可變出個“定型”來……通過目前這一驚濤駭浪的“歷史三峽”之後，再向前走，自然會風平浪靜！其後，“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整個中國現代史，就可以慢慢地流向另一個“歷史定型”的太平之洋了！所以我個人對今後中國的歷史發展是甚為樂觀的。
上面這一段謬論，也可說是我個人治中國現代史，數十年觀察所累積的，私家的“歷史哲學”吧！平時不敢亂事宣揚，只在自己論史的著作和課堂裡偶爾提提罷了，史學界不同意的專家們，在讀後大搖其頭的，多著呢！想不到我這番謬論，竟被張少帥所看中，也算是個難得的知音吧！
他又強調，他目前也想寫一部中英兩文的《張學良回憶錄》，承他的高看，我就是他最理想的執筆人了！劃龍點睛，真使我受寵若驚。劉紹唐原先也就猜出張公找我的目的，並一再“預約”，由他的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中文本。張公雖然說得很誠懇，也很輕鬆。但他這一要求，對我卻引起了極大的心理震撼。老實說《李宗仁回憶錄》這部書，可把我整慘了！它幾乎把我整到棲身無所，啖飯無門的絕境，真不堪回首……我曾有專文紀錄我受難的經過（見中文版李傳諸近版序言）。俗語說“一朝被蛇咬，終身怕草繩”。目前這條大“草繩”，真使我心驚膽怕，其牽涉之廣，問題之多，作者受苦之大，非身當其沖的過來人不知也。
就以最簡單的一項來說吧，這部中英兩文，上百萬言的巨著，非執筆人下三、五年苦功，不足以面世。再者，執筆人和傳主，是當今世界上，絕對不同的兩種人。他二人背景、個性、訓練、任務和經驗，都絕對不同。總之，他二人是兩種不同的動物。尤其是傳主，像李宗仁和張學良，他們都是拿指揮刀的人，把發號施令，絕對服從，視為當然的。可是一旦誤入學術界，他們就要反其道而行了！朋友，像李宗仁，張學良，這種做了一輩子總司令的人物，如今掉轉頭來，讓別人指揮他，尤其是讓一個無名小卒來指揮他，接受以“筆桿來指揮槍桿”這個現實，其受委屈之心，終日彷徨不服的慘狀，可想而知也。可是拿槍桿的人，如果未受過嚴格訓練，是要打敗仗的。拿筆桿子的人亦然也。他們如未經嚴格訓練，而亂拿筆桿，其結果也是要出天大笑話的。張少帥後來，終於以拿槍桿方式，來拿筆桿，而出了天大笑話，也是必然的後果而已。言之可歎。
但是在張少帥見面的第一天，我不能說這些話。說出來他也不會相信的。我只反復地解釋，工程如何之大，困難如何之多。我自己年紀也大了，負擔不了如此的重任。但是我旋即發現，此話也不能多說，說多了，可能引起他不必要的多心。因而我只側重在工作方面，這種大工程不只是兩個人的事，它需要在中國或美國尋覓一個第一流大學作贊助機關，另外還要向第一流的基金會申請至少十萬美元以上的研究費，組織一個完善的研究計劃（Research Project），聘請合適的、精通中英雙語的歷史研究員，並組織個內行專家的贊助機構，來加以贊助和監督，而限期完成之。
但是這項研究工作，談何容易？哥倫比亞大學是這一行道的老祖宗，譽滿全球，而謗亦隨之，其“中國口述歷史學部”，搞了十多年，只有一部中英雙語的《李宗仁回憶錄》，算是全部完成的一項著作;另一部只有英語，沒有漢語的《顧維鈞回憶錄》，算是半完成的著作。其他如陳立夫、孔祥熙、張發奎、胡適等極其重要的歷史人物，就被冷落了！這些人在近代中國史上的功過是非，姑且不談，但是他們都是製造歷史的要人。沒有他們真實的傳記史料，一部民國史是寫不下去的。哥倫比亞大學也曾為此敦請過他們，不幸他們工作經年，最後都是半途而廢了！至於困難在何處，那就說來話長，且舉三兩個小例子，以見其餘。
其中尤其是有“蔣家天下陳家黨”之稱的陳立夫先生，他在50年代，被臺灣當權派放逐到美洲來，開雞場作難民，心懷不平。他要把他盛時的功業，和敗後的辛酸史，全部吐露出來，不吐不快。陳氏因而應約在哥大口述歷史學部，盤桓了好幾年，說盡了他的一黨一派之言，真是十分精彩，但是最後還是一張白紙。
陳曾到哥大親自來吵鬧一翻，也是枉然。不得已，最後他才另起爐灶，自己執筆，從頭來過，這部後來在臺北完成的書，就是另一部書了！他曾把這一手稿交與我，要我審評並譯成英文。我知難婉拒，並介紹好友董鼎山教授代勞。這便是後來在斯坦福大學出版的《陳立夫回憶錄》了！但這部在臺灣撰寫的回憶錄，與他早期的著作，就是不同的兩部書了！
當年經哥大邀請的國民黨時代軍政要人，還有孔祥熙、張發奎等人。孔是近代中國的摩根，財神菩薩，更是孫中山和蔣介石的連襟，因此他們在岳家相聚時，孫中山、蔣介石，都叫他“大哥”。他在民國史上，不論是好是壞，重要性就不用談了！
張發奎在北伐期中，曾是賀龍、葉挺、朱德的上級指揮官。歷史家如要搜搜，足以震動世界的“人民解放軍”的來龍去脈，還要從張發奎說起呢，張也為此頗為自豪而健談。不幸孔、張二人的回憶錄，也都因問題累累，而在哥大束之高閣。
筆者不憚煩而寫的這段小掌故，主旨只是在解釋搞口述歷史的困難。它不是像張學良這樣的歷史人物所想像的，“我講你寫”就成了！其實它的實際工作，比起一般的寫作，更為艱苦。何也？因為一般史書的寫作，只是根據各種史料，按圖索驥，寫其“書”而已矣。搞口述歷史就要多一層工作了，它在一般史學的著述程式之外，還要加上當事人關鍵性的“口述”，而這種口述，往往是劃龍點睛，與表面上的故事，甚至完全相反。
且舉一個陳立夫“口述”的小故事為例：
在抗戰開始前，陳奉蔣密令，以國民黨組織部長身份，遠赴西歐，候命繞道去莫斯科，爭取俄援。他密赴西歐，一住經月，俄未去成，忽又奉召返國，回國後，竟“因功”升任“國府委員”。
“陳伯，”我說：“那是當時中國最高的官位了！”
立夫先生笑笑說：“我因功升入養老院。”
原來這是當年國民黨中，“政學系”官僚所導演，離間他們蔣、陳關係的一幕最精彩的演出，“蔣家天下陳家黨”，可能也是他們叫出來的。事緣在某次國民黨中央的選舉上，陳立夫得票，居然比蔣還多出幾票，雖然蔣中正的“正”字也被監票人，當成五票，數了進去。
蔣一見此選舉結果，頓時大怒，竟舉起臺上的木椅，向陳立夫砸了過去。其實，這只是政學系一樁高明的陰謀，來離間他們蔣、陳的關係而已，當我把這一真實而有趣的小故事提出，向陳公請益時，陳還含笑地說，這不是陰謀，是他當時的確比蔣公在黨內，更得人心！
無論怎樣，陳從歐洲回來，國民黨就面目全非了！不用說他自己被調離組織部，“升官”成國府委員，他手下的得力幹部，也大半調差了！只有朱家驊被長成部長。朱原是立夫的副手，現在就成他的政敵了！抗戰期間，陳被調任教育部長。CC系在黨內的力量，就一分為二，而一蹶不振了！
所以“口述歷史”的重要性，往往為“著述歷史”所不能及。司馬遷的《史記》中很多精彩的章節，都是根據口述歷史寫成的。這本是我國史學上的老傳統，並不是現代洋人發明的。只是搞口述歷史要特別小心罷了！你如碰到政學系裡高明的政客，你可得防他一手，不要偏聽偏信，像蔣介石和陳立夫那樣，把政治現象無保留地信以為真，拿椅子砸人！
當我把這些小故事向張少帥，以談笑方式，簡略地說給他聽之後，我發現他半信半疑地當成“耳邊風”，他還是滔滔不絕地說他那一套。我對他這司令官的態度不以為異，因為我有為李宗仁工作的經驗，把個一級上將，訓練成博士班研究生，你得有超人的耐性。我和李宗仁將軍工作，是有充分的經驗的。只是我第一天就發現，張學良比李宗仁還要難纏得多。因為他自以為是的個性，比李宗仁還要堅強十倍呢！
張學良先生告我說，他的弱點是他一輩子未嘗有過“上司”。
“老帥不是你的上司嗎？”我說。
“他是我的父親，”他說：“父親究竟與上司不同。”
“蔣不是您的上司嗎？”我又問。
“所以他發我脾氣，我就把他抓起來呀！”他說著哈哈地大笑一陣。據張公告我，在西安事變爆發前數小時，他在西安召集了一個幹部會議，宣佈這項驚人的陰謀。大多數人都默默無言，只有於學忠和另一位高幹發言。於說：“少帥，抓起來很容易，您考慮沒有，以後怎麼樣放他呢？”張將軍告我說：“我告訴於學忠，現在不能考慮到那許多！先把蔣抓起來再說！”
我告訴張漢公，西安事變是改變世界歷史的大事呀！
“就是這麼幹起來的。”他認真地說：“別人都在胡說。”說後他又哈哈大笑。
在我和張公直接接觸之前，數十年來，我都認為，能幹出西安事變這樣大陰謀的人，一定是工於心計，老謀深算，誰知他竟是這樣一個任性而衝動的人物。真是百聞不如一見！但是我對他在歷史上的評價，卻未因此而前後易轍……他在中國歷史上，將永遠是個是非不定的人物。
隨後我們又言歸正傳，張公還是要我考慮替他寫一部李宗仁式的回憶錄。我雖然內心也覺得值得一寫，但是我還是誠懇地告訴他有關工作量和年齡的問題，事實上當今能以中英雙語為他寫自傳的歷史學者太多了！只是他不在此行，不認識罷了！
我並誠懇地問他：臺灣是人才濟濟的地方，為什麼要捨近求遠？他只是搖搖頭，意思是，在臺灣這個地方，替他寫傳記的人，不可能公正落筆，還是美國好。那我就向他建議，就仿照李宗仁的辦法，將來由哥倫比亞大學，主持其事。因此我們又言歸正傳，我估計寫他那樣一本雙語傳記，至少要有三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計劃（Research Project），和專任研究員和專任或兼職助理，有專用研究室，有足夠的參考圖書，最好還要有專家組織的顧問和襄贊委員會，動手之前，至少要有現成美金十萬、二十萬的基金。這都是一個一流大學的專門計劃。不是我這個七十老翁一個人可以幹得了的。
我這一番話說得他似乎將信將疑，我可以體會出他內心一定在想，寫本小書有這麼困難？他和其他行外人一樣，一定以為，寫本“回憶錄”，正如他一再說的，“我講你寫”就成了！這是一般人的想法。困難是實際工作體驗出來的，未吃過苦頭的人，是永遠不會相信的，這就是所謂內行外行之別了！因此張公一再地說：“還是你就照李宗仁傳的辦法，寫寫我嘛！”我內心立刻的反應，便是絕對不能“寫寫看”！經驗告訴我，沒有哪個張三，替李四寫傳，李四會感到滿意的，尤其是張三是內行，李四是外行。二者是極難一致的。
且舉個經驗上的小例子：
在我和李宗仁將軍工作之初，“李排長”曾向我大談其天下國家大事，是如何如何演變起來的，我就勸他多談談“炒排骨”（當排長）的經驗和故事，暫時少談當時的天下國家大事，因為一個李排長當時能知道多少軍國大事呢？
這時李公心懷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觀色的，後來李排長做了上將司令長官了，他又同我大談其二戰期間，英美對大戰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們對同盟國的政策，也應該如何如何，以為因應。要我詳細地記下來，算是他對國際局勢的分析。我很客氣地問他說：“德公呀，您這些國際情報，是哪裡來的呢？”原來是在抗戰中期，他以五戰區司令長官身份，回重慶述職，參加中央紀念周，“聽孫科說的”。
我又問李德公，“孫科的話就可以一言九鼎嗎？”他信心開始動搖了！
“我怕全部記下來，在將來的國際版上，會引起笑話呢！”我又補充一句。
李公若有所悟地告訴我，連說：“抽掉，抽掉！”
我在中國抗戰時期，曾當過上尉。李公當時是“一級上將”。但是隔行如隔山，寫歷史，上將就只好聽上尉指揮了！
在和張學良說話時，我就想到李宗仁。只是李比張謙虛多了，畢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張少帥，一離開軍校就當上將官呢！說句行道話，李在撰寫自傳上，是個可塑之材。但是從第一天開始，要把張在學術上訓練成一個歷史學徒，我實在無此信心，也看不出遠景來。
張將軍也告訴我一樁關於他信教的故事：
被關久了，很自然地他就對宗教發生了興趣，他最早的興趣是佛教，並看了些佛經，自覺頗有心得。早年在臺灣山區，某次蔣夫人來看他，發現他對佛教有了興趣，就說：“漢卿哪！你又錯了哎！”
“為什麼我‘又’錯了哎？”張公笑著說：“她的意思是說我，已經上過別人的當，這一次‘又’要上佛教的當！她說她要領導我走向真理，去相信基督教，她這項導引是做對了！”首先是趙四小姐被感化成為虔誠的基督徒，漸漸地他自己也就相信了！
信了基督教，他又更誠懇地說，他的整個生命也發生了變化，首先基督徒是不准有多妻制的，我得有個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得同我太太離婚，再和“現在太太”結婚。
他又說，他夫人現在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相信人世上任何事物，都是上帝安排好的，所以她極力反對寫什麼回憶錄，這樣那樣的，但是張某自己的看法倒稍有不同。寫回憶錄，不是為著搞什麼“辯冤白謗”，寫回憶錄只是替歷史留下一點真實的故事，免得人家胡說罷了！
張少帥這一席話，說得倒是深得我心，但是我還是說，他的回憶錄是應該寫的。但是工程浩大，絕不是我這個七十老翁，可以幹得了的！
“那你就開個頭嘛！”他說：“以後我們也可以跟李宗仁一樣，找哥倫比亞大學……”
他說這話，我知道，他是不會相信我的建議的，我也知道他心裡會在想，“寫一部回憶錄，我講你寫，有什麼天大的了不起呢？”他一再地說，他以後要請我到他家去，把這事好好談談。並堅持要我“開個頭”，以後再從長計議。
張漢公和我一談就是三個小時，主要是我二人對談。王一方君只在一旁照了好多照。我覺得應該是他睡午睡的時候了，雖然他還有說不盡的故事，而毫無倦容。最後還是我堅持他應回家休息。我要陪他一起下樓去。張公卻示意，要我先走，因為“門外還有人”。
這是張學良先生第一次和我見面。我個人在大學課堂裡，談了三、四十年的張學良了，這次才見到一個與我理想中完全不同的真的“張學良”，雖然我對他在歷史上的結論卻沒有多少改變。
在張授意下，王一方君送我上電梯，我走後，他二人才出門。
與張別後，劉紹唐又約我晚餐，為此事討論了很久，紹唐勸我寫下去。但是經驗和年齡都告訴我，我只能“開個頭”。其後我就去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把該館所藏有關張氏早年的書籍、檔案、新聞紀錄，和單篇文章，編了個參考書目，再根據其中要件仔細清查。這對一個七十歲的老童生，實在是個很大的包袱。所幸興致尚好，終於寫出以第一人稱的海城張氏的《關內源流》和《關外定居》的兩篇草稿，送請少帥增減和更正。
可是此時在臺北，我還有許多其他的雜務要處理。因為遠居異國，國內有許多邀請，萬裡飛行，參加不易，多半都回絕了！然既來了一次，順便在同一地區，多參加幾次學術會議，也是難得的機會嘛！此時在香港和大陸，我就接受了好幾個學術邀請會，需要參加。再者，平時到各地旅行總是三五天的事，這次不巧，我是住在我岳丈家裡，剛碰上他老人家病重住院。不久他就以九一高齡去世了！他的子女都在國外工作，求醫侍疾，來去匆匆。我助理後事也就責無旁貸了，所幸我這年有一年休假期，甚至可以申請退休。再者，岳丈死後遺留有房子、汽車、司機和阿媽，訂有合約，一時也辭退不了！我被迫鵲巢鳩佔，在臺北就做起“汽車階級”來了！
這時我也曾到張家請益，並把我的底稿送請他過目以便修正。當我車抵張府時，那個在張家門外巡邏的“便衣”，竟招手含笑鞠躬開門讓我進去。這大概因為我岳丈的汽車上，有一張“總統府通行證”的關係。這就使我想起，我的學生傅女士告我，她曾在張府門外被警衛驅逐的故事來。還是蘇秦說得好：人生富貴豈可忽略哉！無車無馬，怎能私闖公門。
張公看了我的草稿之後，雖也不無贊詞，但是他說他希望我做第一人稱（first person singular），他自己只做提供口述史料的“第三者”。這一來，那便和《李宗仁回憶錄》大異其趣了！
“為什麼呢？”我不免好奇地問他。他解釋說：「他不願傷害蔣夫人，蔣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許多話，在蔣夫人還活著的時候，他不願“直說”，只希望我讓他以“第三者口氣”發言。」
其後張公又派他的小助手王一方和一方的好友郭冠英，來約我到他家和一方家談笑餐敘了好多次。這時通過一方母親的敘述，張公和我才第一次知道，一方已過世的父親，王新衡先生和先岳吳開先，生前原是好友，同屬於國民黨的CC系。真是西諺所說的“世界太小”。
我這“第三者口吻”改動的工程不小。身邊既無書記，也缺少足夠的時間，我就到香港和大陸開會去了！一去經旬，回台時已耳目一新了！這時張公已獲得了人身自由。當局為宣佈此好消息，並要為他舉行個九旬大壽的慶祝會，需要九十位元元元“發起人”。張公把我的名字也放進去了！當他把此一好消息告我時。我為之大驚，問他能否將我的名字刪掉。張公還驚問何也？我說少帥九十高夀，在臺灣縱列出個兩百位發起人，也輪不到我。今日列名其中，會惹起寶島政學兩界不必要的反應。張公還笑我多心，連說不必顧慮。
果然就在此時，臺灣報紙登出了我為張公作傳的驚人消息。北京的報紙，隨之披露。接著，謠言傳出，國民黨秘書長宋楚瑜先生，也在查訊此事（後來宋兄還特地向我說明，他未嘗過問，想必另有權威）。此消息一經傳出，張學良先生首先就慌了，他剛剛重獲自由，難道又要回去？張公乃找我特別商量，要我二人發個“聯合聲明”，否認此事。
我告訴少帥，我斷無資格和他發什麼“聯合聲明”。先讓我單獨發個個人聲明，說我之認識張漢公，是我先岳和王新衡先生的友誼關係。但是我們也絕對沒有談過西安事變。發過這項聲明，我說我便立刻離開臺灣，新聞記者一定會再訪問你，那您就嚴正聲明絕無此事就好了！張公認為這倒不失為一個好主意。我們就這樣安排了！
這時原在臺灣出生的郭冠英也發慌了！他把我們錄的有限的錄音帶，匆忙地交我一份，帶回美國，另一份，就等著“警總”來查封了！其實這都是做賊心虛的空緊張。據說那時的臺灣當局，並無意要留難我們。言之可笑。但是經過這一場小風波，張學良回憶錄，也就和我個人絕緣了，雖然哥倫比亞大學裡的朋友們，對它還存有濃厚的興趣，加以哥大在學術界聲望高，張學良更是個傳奇人物，四美俱，二難並，由哥大出面主持此事，籌他個十萬八萬研究費，並非難事。
返美之後，我乃把這故事告訴了哥大年輕而有為的黎教授，黎君深通漢文漢語，是個研究近代中國的專家，因而黎對張學良也極有興趣。
我告訴黎君，張學良不久可能來紐約訪問，我將居間介紹他二人和一些相關學者見面，作詳細安排，就照《李宗仁回憶錄》的前例，找幾位年輕的、副教授級的青年有為學者，擔綱挑大樑，以期其成。黎安友教授是個有能力、有作為的青年教授，在美國漢學界中，中英文都是極好的。他聽到這消息，也大為高興。我們就這樣決定了！
果然不久，新獲自由的張少帥，就駕臨紐約。住在一位貝夫人家裡。貝家地處紐約市內最繁華，最高貴的五馬路中段，和蔣宋美齡居處相去咫尺。張少帥坐了五十年的大牢，這次忽然飛到世界最繁華的大都市來，紐約華人社區為之轟動，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自不在話下。他自己多少也有點飄飄然。畢竟是牢中囚徒，重見天日嘛！
在一個小型宴會裡，我就向他說出，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學部，有意邀請他談談合作寫傳的事。張公聞之大為興奮。他說他的一切交往全由貝夫人負責安排。回家之後，我立刻打電話給黎教授。黎立刻就選了幾個酒會的日期，讓張公選擇。黎再加約幾位哥大當局，大家見見面，第一次的酒會和餐會，由我做東。大家談出個眉目之後，再由哥大校方正式具函敦請，並簽訂合約。正式開工。
為此我就通知貝夫人，約好了日期，並在敝寓鄰近選擇了一家最好的中餐館，定下八百多元一桌，該館特製的，最好的酒席（因為我知道，張少帥在戰前家居午餐，都是一百銀元一頓。我那時是個中學生。我所繳納的伙食費是三十塊銀元一學期）。但是現在紐約做不到那麼好的中國酒席，就只好請少帥委屈點了！
約期前三日，我就打電話提醒貝夫人一下，到期我會親自開車來接。先到我家來一個閒談的酒會，酒後再去餐館用餐。誰知貝夫人竟然輕鬆地說：“漢公走了呀！”
我說：“我們不是約好的嗎？”
“他等不及就走了嘛！”
“走到哪兒去了？”我再問。
“到Florida去了哎！”她說。
“那他什麼時候回來呢？”我不必要地再問一聲。
“他不回紐約了！”她說：“直接回臺灣去。”
這對我真是五雷貫頂。但是我對一位七十歲的老太太，和九十歲的先生的失信，抱怨又有何用呢？但是我這席大客，請不請了呢？照請，那對其他的客人，也太尷尬了！宴會撤銷，對我自己也太尷尬了！不得已我乃打電話，把這一尷尬的情形，告訴老友黎教授，並商量如何收場。黎倒頗能理解，我乃把這桌大餐，臨時取消了，心頭真有說不出的滋味。
誰知事有意外，在大致一個月之後，一天我在紐約街頭，忽然碰到一位早年的中國學生，現在紐約一家華人教堂做牧師。他正在找我，並說他要請我吃飯，因為張學良將軍每個星期天，都在他的教堂做禮拜，他要約我同張見見面，因為他知道我對張有很大的興趣——在課堂裡曾說得很起勁嘛！
他這一邀請，真使我再來個五雷貫頂。回來後，我便立刻向貝夫人打電話，問她為什麼說不實之辭。貝太太說，邀請少帥的人太多了，怕他身段吃勿消，所以就藉口辭掉一切應酬。我要求與漢公直接通知。張公拿起電話就說：“德剛，你不是要請我吃飯嘛？我在等你邀請呢！”
聽到張公的抱怨，我真像汽車癟了胎似的，大歎一口。從何說起呢！
最後我們再重新約過，在原餐館，定了原樣的酒席。我又擬重掛電話給黎教授，一切照原計劃進行，不幸這時已近5月中旬，暑假開始了！哥大的重要教職員，都各有個人計劃，分別離校他去了！所幸原訂客人中袁家騮、吳健雄伉儷，和張公五十年前的舊識，劉廷芳先生和他的兒子劉國榮，還可應約前來，這時原在採訪張氏新聞的小郭，帶了部錄影機，也適時趕到。我就請他做攝影師，參加宴會，我開車，他照相，我們適時趕到紐約公園大道，接了張少帥和貝夫人，同來敝寓，先喝點雞尾酒，再同往餐館參加晚宴。張公在敝寓酒會之後，我們就直奔餐館了！
當我車抵餐館門前時，剛好有個停車車位，這時坐在後座的少帥就準備下車了！我請他稍待片刻，等我把汽車停好，再請他下車，車停好了，少帥忽然側身問我說：“德剛，你還會‘倒車’？”說得幾位在街邊等他的其他客人都笑了！他們都聽說，少帥會開汽車嘛！如今倒車有什麼可以驚訝的呢？
後來我才告訴那幾位好奇的朋友說，張氏當年所開的汽車，是30年代的汽車呀！那時的汽車可麻煩了！倒車要兩手兩足，四肢齊動！哪像諸位現時的寶車，倒車只要一手一足呢！少帥那時是位闊公子，美少年，開車不用考執照，下車不用自己“泊”，交給車夫就是了，還用擔心開倒車？
傳說中的張少帥，也曾親自開飛機，並曾帶著位義大利籍的女友，在北平（北京）天空翱翔;又說他在西安事變前，在1936年夏某日，他曾親自開飛機去延安（或保安），與周恩來秘密會談，奠定了共張之間的“聯合陣線”，云云。大致都是類似的想像之辭。
朋友們瞭解嗎？近現代中國是十年一變的，兩、三變之後就變得面目全非了！可憐我們的少帥，就在這大變動時代，卻坐了五十年不變的大牢，因此他的生活、思想，幾乎也五十年未變。一旦走出牢門，這大變了的花花世界，同五十年前的生活思想，就完全脫節了！就以男女關係來說吧！回憶少帥當年，身邊真是姬妾成隊，美女如雲。要啥有啥，誰敢不聽少帥的指揮？可是五十年之後，就只剩老太太，趙夫人一人了！如今飲食起居，安內攘外，一切都得聽夫人的話了！
“我有時發大脾氣，我太太還是讓我的。”漢公不免有時還在吹牛。
“平時不發脾氣呢？”我嬉皮笑臉地問他。
“那當然都由太太做主。”漢公誠懇地說。
時代畢竟變了！您縱是坐牢，個人生活方式，也得隨時代慢慢地改變噢。
趙夫人也曾告訴我說：“他被蔣關起來了，否則我同他也維持不下去。”這顯然也是趙夫人的由衷之言。
這晚這個“張作霖的兒子”興致特別好，在餐會上講了許多有關男女關係的笑話。把個一向端莊肅穆的“袁世凱的孫子”和孫媳，都笑得前仰後合。使這場酒會和餐會更顯得生氣勃勃。大家談笑一大陣之後，我和郭君，就要把他送回公園大道了！有關他寫回憶錄的事，因為有關人士全不在場，其他貴客，又全無興趣在張公和我們歡笑聲中，就留待異日了！
當我招呼餐館經理，前來結帳時，經理竟然笑笑說：“全免了！”真使我大吃一驚，不知所措。原來國榮是這家餐館的房東。他向經理笑笑揮揮手，餐費九百美元就全免了！客人皆大歡喜。主人當然更是打躬作揖！
誰知這場純社交的宴會，卻出了一個嚴重的反面後果。張學良在紐約玩得昏天黑地之時，那孤零零一人，在三藩市含飴弄孫的趙夫人，便在華文報上和私人情報圈中，得到了張少帥返老還童的小報告。趙氏緊急電召無效之後，還得禦駕親征，才把個九十歲的老頑童，抓了回去。這則有趣的故事，筆者這兒，也是得自傳聞。八十老翁，臥病在床，就不為少帥來做其無謂的小考證了！讀者士女如愛小道消息，一通電話，問題就豁然開朗了嘛！設有讀者，有此雅興，而探出真相，尚懇不遺在遠，略書數行惠我，以明真相，就期盼不盡了！
這則小故事，對筆者本人來說，也可算是，黃狗偷食，黑狗當災吧！原來張公來紐約數月，一直都住在貝夫人家裡，張公因年高耳背，交際不便，他在公私場合，一切都仰賴他居停女主人的扶助。男客人已年高九十，而女主人也七十大幾，還有什麼男女大防之可“防”的呢？因此出雙入對，他二人自己，和一般朋友們，都不以為異，尤其在紐約這種第一號國際大都市，這又有什麼稀罕呢？本來不是什麼新聞嘛！
千不該，萬不該，是張學良不該有張大嘴巴，他常常公開地說，什麼趙夫人可敬，貝夫人可愛！更糟的是張學良這個國際馳名的大Playboy又口無遮攔，專門歡喜講男女關係的笑話，甚至作了一首打油詩，掛在口邊，嘲笑自己什麼“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我雖不是英雄漢，卻也好色似英雄”！因此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可敬的人”，聽到此小道消息，對“可愛的人”，就恨之骨髓了！
這原是女人間的“人情之常”。莎翁說：“女人呀！女人，你的名字就叫脆弱噢！”還不是這個意思？事實上，少帥爺在此出雙入對，大宴小酌，何日不然呢？只是那些宴會主人，趙夫人不認識罷了，我只因為認識趙夫人，並吃過她親手燒的蛋炒飯和魚翅湯，就變成當災的黑狗了！讀者諸士女，不妨試為在下設身處地想想，您如在那場合，您也跑不掉要當黑狗啊！夫復何言？
其後我又因事去了臺北一趟，按禮節，我原應該向張府作一次禮貌性的拜訪，但是卻被劉紹唐兄阻攔了！因為“五爺”（少帥的五弟張學森）曾向他提供過有關他兄嫂的很不尋常的故事，紹唐對我說：“他哥哥對你甚好，他嫂嫂對你深惡痛絕。”（學森似乎也同我直接說明？）我完全理解到，趙夫人因為一生都沒有安全感，對這一類事情的憎恨情結，我是完全理解和萬般同情的，但是我有什麼方法可以回避這種尷尬呢？回避不了，那就只有做“當災”的黑狗了！
後來山東來的王書君教授，應聘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作訪問學者，他早也選中了張學良的傳記為研究主題，頗有其獨到之處。這原是張少帥的福氣吧！可惜的是，書君初來此邦，人生地不熟，很難申請到美國基金會的支持。沒有基金會的支援，搞漢英雙語研究，那幾乎就不可能的了！
總之，張學良口述自傳，在哥大，就這麼陰錯陽差地給耽誤了下去。更不幸的是張學良自己也小看了“口述歷史”這一行道。他自始至終，認為“口述歷史”就只是“我講你寫”這麼個簡單的程式。因此他認為他只要找一個錄音員，“我講你寫”，一部像李宗仁那樣的回憶錄，就可以出爐了！從一開始我就警告他，沒有那麼簡單，但我也看出他面從心違的神情。這項心態，不只張氏一個。從李宗仁以次的“回憶錄要人”無不如此。朋友，你要把一位世界級的回憶錄要人，訓練得服服帖帖的，來聽你“學者的話”，尤其是像少帥這樣，“一生都未聽過人話的人”（見少帥自述）談何容易，談何容易！？
另一錯誤，是他對美國學術界極其複雜的組織和運作，一無所知，而又強不知以為知，盲人騎瞎馬，就容易出事了！張學良在中國歷史上，雖還算不得是什麼世界級的大人物，但是在他名下鬧出的瀋陽事變和西安事變，卻是改寫了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兩大事件。是禍是福，雖今後千年都不會有“定論”，但是他卻是這兩大事變的主角。生前沒個“第一手”的交代，是太可惜的了！
還有，在西安事變前後，張與蔣宋兩家的經濟關係，也永遠是個迷。據顧維鈞先生告我，中原大戰期間，蔣、馮、閻、李都派有“專使”，長駐瀋陽，爭取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奉系張氏，參加他們內戰的陣營，據深知內容的顧氏告我，那時馮、閻的代表，所攜不過數千金，勉維食宿，而蔣總司令駐奉代表吳鐵城，卻身懷巨萬，與張的上下僚屬，一擲千金，酬應無虛夕;南京對張氏本人，則暗許至數百萬之巨，先付半數，余伺亂平再付。而少帥自己這時，則徜徉乎秦皇島上，作鼠首兩端的觀望。待時間成熟，條件如願，他就揮師入關，對內戰雙方，從事“武裝調停”。果然閻馮落荒而走，奉系就坐擁華北了！嗣後張氏偕眷作京滬之遊，與蔣府上下交往甚密，顧氏含笑告我說：“都為討債而來”！是耶，非耶？我與少帥往還，尚在交淺而不敢言深的初期階段，所以就未向他作深度的發問了！
（附注：“九一八”之前，顧曾長住瀋陽作少帥貴賓，深知內幕，與筆者所談幕後消息甚詳，亦頗足取信，筆者亦嘗以他事，向少帥試探，亦每經證實。）
以上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已，至於數十年來，教與學之間的史料與見聞，那真是，一部小小的車兒，如何載得起？若天假以年，以後有更多機緣與時間，再慢慢細述之吧！
在職業歷史家看來，西安事變的故事，經過數十年的發掘，已沒有什麼秘密可言。只是沒個當事人來“現身說法”一番，故事就沒有其應有的權威性了，張氏原有意，要親口來加以澄清的，深入的史家，聞一以知十，對張某的故事，原沒什麼不知之事，只是事由親口坦白，和盤托出，那才是職業史家規範的所謂“第一手史料”。如今結果還是一盤糊塗賬。何以如此呢？除陰陽家所迷信的“命也，運也”之外，那就不是兩萬字所能說得清楚的了！
主角已成古人，筆者不敏，曾看了他幾十年的戲，晚歲不知老之將至，還替他跑了一陣“龍套”，思之可笑，如今也年逾八旬，久病之餘，藥裹關心，對少帥故事，哪裡能說得完呢？
本篇全憑記憶執筆，冰天雪地，連身邊所積，盈箱累架的史料，也無力翻查。書被催成墨未濃，我們就暫時，說到此地為止吧！至懇知我的編者讀者，賜諒賜恕，為幸為感。
唐德剛
2003年農曆元旦於美國新澤西州寓所
第一章 身世：大帥起自草莽
當我招呼餐館經理，前來結帳時，經理竟然笑笑說，"全免了！"真使我大吃一驚，不知所措！原來國榮是這家餐館的房東。他向經理笑笑揮揮手，餐費九百美元就全免了！客人皆大歡喜。主人當然更是打躬作揖！
誰知這場純社交的宴會，卻出了一個嚴重的反面後果。張學良在紐約玩得昏天黑地之時，那孤零零一人，在三藩市含飴弄孫的趙夫人，便在華文報上和私人情報圈中，得到了張少帥返老還童的小報告。趙氏緊急電召無效之後，還得禦駕親征，才把個九十歲的老頑童，抓了回去。這則有趣的故事，筆者這兒，也是得自傳聞。八十老翁，臥病在床，就不為風流少帥來做其無謂的小考證了！讀者士女如愛小道消息，一通電話，問題就豁然開朗了嘛！若有讀者，有此雅興，而探出真相，尚懇不遺在遠，略書數行惠我，以明真相，就期盼不盡了！
這則小故事，對筆者本人來說，也可算是，黃狗偷食，黑狗當災吧！原來張公來紐約數月，一直都住在貝夫人家裡，張公因年高耳背，交際不便，他在公私場合，一切都仰賴他居停女主人的扶助。男客人已年高九十，而女主人也七十大幾，還有什麼男女大防之可"防"的呢？因此出雙入對，他二人自己，和一般朋友們，都不以為異，尤其在紐約這種第一號國際大都市，這又有什麼稀罕呢？本來不是什麼新聞嘛！
千不該，萬不該，是張學良不該有張大嘴巴，他常常公開地說，什麼趙夫人可敬，貝夫人可愛！更糟的是張學良這個國際馳名的大花花公子又口無遮攔，專門歡喜講男女關係的笑話，甚至作了一首打油詩，掛在口邊，嘲笑自己什麼"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我雖不是英雄漢，卻也好色似英雄"！因此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可敬的人"，聽到此小道消息，對"可愛的人"，就恨之骨髓了！
這原是女人間的"人情之常"。莎翁說，"女人呀！女人，你的名字就叫脆弱噢！"還不是這個意思？事實上，少帥爺在此出雙入對，大宴小酌，何日不然呢？只是那些宴會主人，趙夫人不認識罷了，我只因為認識趙夫人，並吃過她親手燒的蛋炒飯和魚翅湯，就變成當災的黑狗了！讀者諸士女，不妨試為在下設身處地想想，您如在那場合，您也跑不掉要當黑狗啊！夫複何言？ 其後我又因事去了臺北一趟，按禮節，我原應該向張府作一次禮貌性的拜訪，但是卻被劉紹唐兄阻攔了！因為"五爺"（少帥的五弟張學森）曾向他提供過有關他兄嫂的很不尋常的故事，紹唐對我說："他哥哥對你甚好，他嫂嫂對你深惡痛絕。"（學森似乎也同我直接說明？）我完全理解到，趙夫人因為一生都沒有安全感，對這一類事情的憎恨情結，我是完全理解和萬般同情的，但是我有什麼方法可以回避這種尷尬呢？回避不了，那就只有做"當災"的黑狗了！
後來山東來的王書君教授，應聘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作訪問學者，他早也選中了張學良的傳記為研究主題，頗有其獨到之處。這原是張少帥的福氣吧！可惜的是，書君初來此邦，人生地不熟，很難申請到美國基金會的支持。沒有基金會的支援，搞漢英雙語研究，那幾乎就不可能的了！
總之，張學良口述自傳，在哥大，就這麼陰錯陽差地給耽誤了下去。更不幸的是張學良自己也小看了"口述歷史"這一行道。他自始至終，認為"口述歷史"就只是"我講你寫"這麼個簡單的程式。因此他認為他只要找一個錄音員，"我講你寫"，一部像李宗仁那樣的回憶錄，就可以出爐了！從一開始我就警告他，沒有那麼簡單，但我也看出他面從心違的神情。這項心態，不只張氏一個。從李宗仁以次的"黨國要人"無不如此。朋友，你要把一位世界級的黨國要人，訓練得服服帖帖的，來聽你"學者的話"，尤其是像少帥這樣，"一生都未聽過人話的人"（見少帥自述）談何容易，談何容易！？ 另一錯誤，是他對美國學術界極其複雜的組織和運作，一無所知，而又強不知以為知，盲人騎瞎馬，就容易出事了！張學良在中國歷史上，雖還算不得是什麼世界級的大人物，但是在他名下鬧出的瀋陽事變和西安事變，卻是改寫了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兩大事件。是禍是福，雖今後千年都不會有"定論"，但是他卻是這兩大事變的主角。生前沒個"第一手"的交代，是太可惜的了！
在我個人來說，作個歷史的執筆人，在經過三、四十年，對此一問題的教與學，我自覺對張少帥的故事，已有個粗淺的認識。在退休之後，正有心預備對這段中國歷史，考慮如何下筆之時，真是無巧不成書，少帥這時也正在托人找我。首先他委託他的晚輩和助手王一方君來找我。一方不認識我，但是一方有個同學好友郭冠英，則是我在紐約認識的小老弟。一方乃改托郭君，到紐約來找我。這是1989年秋冬之交的事，這居然又是一個巧合，因為此時我正在臺北的“國立中央政治大學”，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會後高雄佛光山長老星雲大師，也正約我和劉紹唐先生一同去訪問佛光山，並作點學術報告，有關在五、六世紀時期一個中國和尚——慧深，可能來過美洲傳道的小考證。
這時郭君已探得我在高雄，乃掛電話到佛光山，把張公翌晨的邀請，轉報於我。我本想請他換個日期，但是郭君和劉紹唐，都勸我不要改動，因為張少帥此時，還沒有完全恢復自由，請一次客，至為不易，我受邀請還要高度保密才好。但是我又怎樣向星雲和尚交代呢？紹唐說此事由他來解決。他乃向星雲說，我有急事非立刻飛回臺北不可。
星雲是個最通情達理的大和尚，他不問情由，便招呼廟中的知客，明晨一定要送我二人，飛回臺北不可。
緊急飛回臺北之後，紹唐把我送到來來飯店，便逕自回去了，我則按指定時間，乘電梯上到指定的層次，當我步出電梯時，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卻又不像是飯店僱員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說“本樓今天不開放”。我看一看手中的紙條，說：「我是應約而來的嘛！」
“誰約你的？”他問。
“一位張先生。”
“您貴姓？”他又問。姓唐，我說。
“您是唐德剛教授？”
是的，我再回答。
這人忽然露出和善的笑容，並說：“張先生正在等您呢！”
說著，他便領我到單間的餐室，室外還另有兩位便衣人物在走動。他們彼此微笑一下，這人便打開餐室的門，申報說：“唐教授來了！”順手關了門，他便在餐室的門外了！
我舉目一看，這餐室相當大，餐桌之外還有沙發和其他設備，足夠十來個人用餐，沙發上正坐著一老一少在談話。那年長的戴著黑眼鏡，和毛線小帽。那顯然就是張將軍。他站起來，脫下毛線帽，和我親切地握手，連說“歡迎，歡迎”。站在他身邊的那青年，生得十分清秀，他自報說：“我是王一方”。
初次見到張氏這樣的歷史人物，我倒有點矜持呢！誰知張公對我則像個數十年的老友，久別重逢一樣，不拘形跡地高談闊論起來。使我也為之全部放鬆，跟他有說有笑。
我們談了些題外之言後，張公便言歸正傳地告訴我說，他之所以特地約我來相會，是他曾看過我的兩部書，十分欣賞。一部是《李宗仁回憶錄》，他說那部書寫得好，好在何處呢？他說他未見過李宗仁，但是他和“蔣”太熟了！你筆下所寫，李宗仁所說的“蔣”，就是百分之百的“蔣”，因為“蔣”正是這樣的人。張公連連誇獎我，“寫得好，寫得好”，並翹起他的大拇指。我向他解釋說，其實李傳只是個未完成的草稿。由於傳主的突然回國，就無法潤色了，這部回憶錄的複雜故事和執筆者的辛酸，原是說不完的，我也未便向他細說了！
另一部書呢？原來那只是一篇短文討論他自己的，叫做什麼《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他說寫他的文章，他看得多了，“是你寫得好。”好在何處呢？張公說，別人所寫他和“老帥”（張作霖）的關係，只是父子而已，你說我們父子倆不只是父子而已，我們父子是不同的兩代人……父親是綠林出身的舊軍閥；而我則是新式軍校出身的青年將領……我們雖是骨肉父子，而作風和心理，都有極大的區別。“這一點，你講得好，也講對了！”他翹起大拇指來，連聲稱讚。
他說得我大為驚奇，我什麼時候寫過這篇文章呢？經他解釋，我才想起，那是我替一位學生傅女士的博士論文的漢譯本所寫的序言。這漢譯本原計劃在大陸出版。因為那時兩岸的新聞界，尚不太溝通，我這篇序文，乃被臺灣報紙，斬頭去足，並另取個文題，成為一篇討論張學良的獨立的文章，在臺灣發表的，我自己還不知此文的存在，卻被張公看到了！
言歸正傳，張公說，他也想寫一部像“中英兩文”的《李宗仁回憶錄》那樣的書，並希望我能考慮執筆，云云。
他這番話說得我大為驚奇和感動。因為這正是我採用我自己的歷史哲學所寫的書，我認為一部中國現代史，便是一部中國現代化的“轉型史”——那也就是，從千年不變的“傳統中國”，在鴉片戰爭後（1842年）忽然開始“十年一變”，漸次變成個“現代中國”來。就說西南地區罷，從陸榮廷變到李宗仁，前者便是個舊式的軍閥，後者則是個有現代思想和現代訓練的革命軍人，所以前者便被後者取代了！
東北情形，亦復如此。上一代的舊式軍閥，被下一代的革命軍人取代了！只是在西南，上一代被下一代用武力打倒了；在東北，則是上一代被下一代，和平地接班了！方式不同，但是他們在現代中國的政治“轉型史”上，所發生的作用，則是大致相同的，這種歷史自動“轉型”的現象——也可以說，是歷史人物的“主觀意志”，敵不過歷史發展本身的“客觀規律”吧！
女大十八變，現代中國，在鴉片戰爭後，大致已變了十五六次了，如無意外發生，中國再變三兩次，大致就可變出個“定型”來……通過目前這一驚濤駭浪的“歷史三峽”之後，再向前走，自然會風平浪靜！其後，“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整個中國現代史，就可以慢慢地流向另一個“歷史定型”的太平之洋了！所以我個人對今後中國的歷史發展是甚為樂觀的。
上面這一段謬論，也可說是我個人治中國現代史，數十年觀察所累積的，私家的“歷史哲學”吧！平時不敢亂事宣揚，只在自己論史的著作和課堂裡偶爾提提罷了，史學界不同意的專家們，在讀後大搖其頭的，多著呢！想不到我這番謬論，竟被張少帥所看中，也算是個難得的知音吧！
他又強調，他目前也想寫一部中英兩文的《張學良回憶錄》，承他的高看，我就是他最理想的執筆人了！劃龍點睛，真使我受寵若驚。劉紹唐原先也就猜出張公找我的目的，並一再“預約”，由他的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中文本。張公雖然說得很誠懇，也很輕鬆。但他這一要求，對我卻引起了極大的心理震撼。老實說《李宗仁回憶錄》這部書，可把我整慘了！它幾乎把我整到棲身無所，啖飯無門的絕境，真不堪回首……我曾有專文紀錄我受難的經過（見中文版李傳諸近版序言）。俗語說“一朝被蛇咬，終身怕草繩”。目前這條大“草繩”，真使我心驚膽怕，其牽涉之廣，問題之多，作者受苦之大，非身當其沖的過來人不知也。
就以最簡單的一項來說吧，這部中英兩文，上百萬言的巨著，非執筆人下三、五年苦功，不足以面世。再者，執筆人和傳主，是當今世界上，絕對不同的兩種人。他二人背景、個性、訓練、任務和經驗，都絕對不同。總之，他二人是兩種不同的動物。尤其是傳主，像李宗仁和張學良，他們都是拿指揮刀的人，把發號施令，絕對服從，視為當然的。可是一旦誤入學術界，他們就要反其道而行了！朋友，像李宗仁，張學良，這種做了一輩子總司令的人物，如今掉轉頭來，讓別人指揮他，尤其是讓一個無名小卒來指揮他，接受以“筆桿來指揮槍桿”這個現實，其受委屈之心，終日彷徨不服的慘狀，可想而知也。可是拿槍桿的人，如果未受過嚴格訓練，是要打敗仗的。拿筆桿子的人亦然也。他們如未經嚴格訓練，而亂拿筆桿，其結果也是要出天大笑話的。張少帥後來，終於以拿槍桿方式，來拿筆桿，而出了天大笑話，也是必然的後果而已。言之可歎。
但是在張少帥見面的第一天，我不能說這些話。說出來他也不會相信的。我只反復地解釋，工程如何之大，困難如何之多。我自己年紀也大了，負擔不了如此的重任。但是我旋即發現，此話也不能多說，說多了，可能引起他不必要的多心。因而我只側重在工作方面，這種大工程不只是兩個人的事，它需要在中國或美國尋覓一個第一流大學作贊助機關，另外還要向第一流的基金會申請至少十萬美元以上的研究費，組織一個完善的研究計劃（Research Project），聘請合適的、精通中英雙語的歷史研究員，並組織個內行專家的贊助機構，來加以贊助和監督，而限期完成之。
但是這項研究工作，談何容易？哥倫比亞大學是這一行道的老祖宗，譽滿全球，而謗亦隨之，其“中國口述歷史學部”，搞了十多年，只有一部中英雙語的《李宗仁回憶錄》，算是全部完成的一項著作;另一部只有英語，沒有漢語的《顧維鈞回憶錄》，算是半完成的著作。其他如陳立夫、孔祥熙、張發奎、胡適等極其重要的歷史人物，就被冷落了！這些人在近代中國史上的功過是非，姑且不談，但是他們都是製造歷史的要人。沒有他們真實的傳記史料，一部民國史是寫不下去的。哥倫比亞大學也曾為此敦請過他們，不幸他們工作經年，最後都是半途而廢了！至於困難在何處，那就說來話長，且舉三兩個小例子，以見其餘。
其中尤其是有“蔣家天下陳家黨”之稱的陳立夫先生，他在50年代，被臺灣當權派放逐到美洲來，開雞場作難民，心懷不平。他要把他盛時的功業，和敗後的辛酸史，全部吐露出來，不吐不快。陳氏因而應約在哥大口述歷史學部，盤桓了好幾年，說盡了他的一黨一派之言，真是十分精彩，但是最後還是一張白紙。
陳曾到哥大親自來吵鬧一翻，也是枉然。不得已，最後他才另起爐灶，自己執筆，從頭來過，這部後來在臺北完成的書，就是另一部書了！他曾把這一手稿交與我，要我審評並譯成英文。我知難婉拒，並介紹好友董鼎山教授代勞。這便是後來在斯坦福大學出版的《陳立夫回憶錄》了！但這部在臺灣撰寫的回憶錄，與他早期的著作，就是不同的兩部書了！
當年經哥大邀請的國民黨時代軍政要人，還有孔祥熙、張發奎等人。孔是近代中國的摩根，財神菩薩，更是孫中山和蔣介石的連襟，因此他們在岳家相聚時，孫中山、蔣介石，都叫他“大哥”。他在民國史上，不論是好是壞，重要性就不用談了！
張發奎在北伐期中，曾是賀龍、葉挺、朱德的上級指揮官。歷史家如要搜搜，足以震動世界的“人民解放軍”的來龍去脈，還要從張發奎說起呢，張也為此頗為自豪而健談。不幸孔、張二人的回憶錄，也都因問題累累，而在哥大束之高閣。
筆者不憚煩而寫的這段小掌故，主旨只是在解釋搞口述歷史的困難。它不是像張學良這樣的歷史人物所想像的，“我講你寫”就成了！其實它的實際工作，比起一般的寫作，更為艱苦。何也？因為一般史書的寫作，只是根據各種史料，按圖索驥，寫其“書”而已矣。搞口述歷史就要多一層工作了，它在一般史學的著述程式之外，還要加上當事人關鍵性的“口述”，而這種口述，往往是劃龍點睛，與表面上的故事，甚至完全相反。
且舉一個陳立夫“口述”的小故事為例：
在抗戰開始前，陳奉蔣密令，以國民黨組織部長身份，遠赴西歐，候命繞道去莫斯科，爭取俄援。他密赴西歐，一住經月，俄未去成，忽又奉召返國，回國後，竟“因功”升任“國府委員”。
“陳伯，”我說：“那是當時中國最高的官位了！”
立夫先生笑笑說：“我因功升入養老院。”
原來這是當年國民黨中，“政學系”官僚所導演，離間他們蔣、陳關係的一幕最精彩的演出，“蔣家天下陳家黨”，可能也是他們叫出來的。事緣在某次國民黨中央的選舉上，陳立夫得票，居然比蔣還多出幾票，雖然蔣中正的“正”字也被監票人，當成五票，數了進去。
蔣一見此選舉結果，頓時大怒，竟舉起臺上的木椅，向陳立夫砸了過去。其實，這只是政學系一樁高明的陰謀，來離間他們蔣、陳的關係而已，當我把這一真實而有趣的小故事提出，向陳公請益時，陳還含笑地說，這不是陰謀，是他當時的確比蔣公在黨內，更得人心！
無論怎樣，陳從歐洲回來，國民黨就面目全非了！不用說他自己被調離組織部，“升官”成國府委員，他手下的得力幹部，也大半調差了！只有朱家驊被長成部長。朱原是立夫的副手，現在就成他的政敵了！抗戰期間，陳被調任教育部長。CC系在黨內的力量，就一分為二，而一蹶不振了！
所以“口述歷史”的重要性，往往為“著述歷史”所不能及。司馬遷的《史記》中很多精彩的章節，都是根據口述歷史寫成的。這本是我國史學上的老傳統，並不是現代洋人發明的。只是搞口述歷史要特別小心罷了！你如碰到政學系裡高明的政客，你可得防他一手，不要偏聽偏信，像蔣介石和陳立夫那樣，把政治現象無保留地信以為真，拿椅子砸人！
當我把這些小故事向張少帥，以談笑方式，簡略地說給他聽之後，我發現他半信半疑地當成“耳邊風”，他還是滔滔不絕地說他那一套。我對他這司令官的態度不以為異，因為我有為李宗仁工作的經驗，把個一級上將，訓練成博士班研究生，你得有超人的耐性。我和李宗仁將軍工作，是有充分的經驗的。只是我第一天就發現，張學良比李宗仁還要難纏得多。因為他自以為是的個性，比李宗仁還要堅強十倍呢！
張學良先生告我說，他的弱點是他一輩子未嘗有過“上司”。
“老帥不是你的上司嗎？”我說。
“他是我的父親，”他說：“父親究竟與上司不同。”
“蔣不是您的上司嗎？”我又問。
“所以他發我脾氣，我就把他抓起來呀！”他說著哈哈地大笑一陣。據張公告我，在西安事變爆發前數小時，他在西安召集了一個幹部會議，宣佈這項驚人的陰謀。大多數人都默默無言，只有於學忠和另一位高幹發言。於說：“少帥，抓起來很容易，您考慮沒有，以後怎麼樣放他呢？”張將軍告我說：“我告訴於學忠，現在不能考慮到那許多！先把蔣抓起來再說！”
我告訴張漢公，西安事變是改變世界歷史的大事呀！
“就是這麼幹起來的。”他認真地說：“別人都在胡說。”說後他又哈哈大笑。
在我和張公直接接觸之前，數十年來，我都認為，能幹出西安事變這樣大陰謀的人，一定是工於心計，老謀深算，誰知他竟是這樣一個任性而衝動的人物。真是百聞不如一見！但是我對他在歷史上的評價，卻未因此而前後易轍……他在中國歷史上，將永遠是個是非不定的人物。
隨後我們又言歸正傳，張公還是要我考慮替他寫一部李宗仁式的回憶錄。我雖然內心也覺得值得一寫，但是我還是誠懇地告訴他有關工作量和年齡的問題，事實上當今能以中英雙語為他寫自傳的歷史學者太多了！只是他不在此行，不認識罷了！
我並誠懇地問他：臺灣是人才濟濟的地方，為什麼要捨近求遠？他只是搖搖頭，意思是，在臺灣這個地方，替他寫傳記的人，不可能公正落筆，還是美國好。那我就向他建議，就仿照李宗仁的辦法，將來由哥倫比亞大學，主持其事。因此我們又言歸正傳，我估計寫他那樣一本雙語傳記，至少要有三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計劃（Research Project），和專任研究員和專任或兼職助理，有專用研究室，有足夠的參考圖書，最好還要有專家組織的顧問和襄贊委員會，動手之前，至少要有現成美金十萬、二十萬的基金。這都是一個一流大學的專門計劃。不是我這個七十老翁一個人可以幹得了的。
我這一番話說得他似乎將信將疑，我可以體會出他內心一定在想，寫本小書有這麼困難？他和其他行外人一樣，一定以為，寫本“回憶錄”，正如他一再說的，“我講你寫”就成了！這是一般人的想法。困難是實際工作體驗出來的，未吃過苦頭的人，是永遠不會相信的，這就是所謂內行外行之別了！因此張公一再地說：“還是你就照李宗仁傳的辦法，寫寫我嘛！”我內心立刻的反應，便是絕對不能“寫寫看”！經驗告訴我，沒有哪個張三，替李四寫傳，李四會感到滿意的，尤其是張三是內行，李四是外行。二者是極難一致的。
且舉個經驗上的小例子：
在我和李宗仁將軍工作之初，“李排長”曾向我大談其天下國家大事，是如何如何演變起來的，我就勸他多談談“炒排骨”（當排長）的經驗和故事，暫時少談當時的天下國家大事，因為一個李排長當時能知道多少軍國大事呢？
這時李公心懷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觀色的，後來李排長做了上將司令長官了，他又同我大談其二戰期間，英美對大戰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們對同盟國的政策，也應該如何如何，以為因應。要我詳細地記下來，算是他對國際局勢的分析。我很客氣地問他說：“德公呀，您這些國際情報，是哪裡來的呢？”原來是在抗戰中期，他以五戰區司令長官身份，回重慶述職，參加中央紀念周，“聽孫科說的”。
我又問李德公，“孫科的話就可以一言九鼎嗎？”他信心開始動搖了！
“我怕全部記下來，在將來的國際版上，會引起笑話呢！”我又補充一句。
李公若有所悟地告訴我，連說：“抽掉，抽掉！”
我在中國抗戰時期，曾當過上尉。李公當時是“一級上將”。但是隔行如隔山，寫歷史，上將就只好聽上尉指揮了！
在和張學良說話時，我就想到李宗仁。只是李比張謙虛多了，畢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張少帥，一離開軍校就當上將官呢！說句行道話，李在撰寫自傳上，是個可塑之材。但是從第一天開始，要把張在學術上訓練成一個歷史學徒，我實在無此信心，也看不出遠景來。
張將軍也告訴我一樁關於他信教的故事：
被關久了，很自然地他就對宗教發生了興趣，他最早的興趣是佛教，並看了些佛經，自覺頗有心得。早年在臺灣山區，某次蔣夫人來看他，發現他對佛教有了興趣，就說：“漢卿哪！你又錯了哎！”
“為什麼我‘又’錯了哎？”張公笑著說：“她的意思是說我，已經上過別人的當，這一次‘又’要上佛教的當！她說她要領導我走向真理，去相信基督教，她這項導引是做對了！”首先是趙四小姐被感化成為虔誠的基督徒，漸漸地他自己也就相信了！
信了基督教，他又更誠懇地說，他的整個生命也發生了變化，首先基督徒是不准有多妻制的，我得有個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得同我太太離婚，再和“現在太太”結婚。
他又說，他夫人現在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相信人世上任何事物，都是上帝安排好的，所以她極力反對寫什麼回憶錄，這樣那樣的，但是張某自己的看法倒稍有不同。寫回憶錄，不是為著搞什麼“辯冤白謗”，寫回憶錄只是替歷史留下一點真實的故事，免得人家胡說罷了！
張少帥這一席話，說得倒是深得我心，但是我還是說，他的回憶錄是應該寫的。但是工程浩大，絕不是我這個七十老翁，可以幹得了的！
“那你就開個頭嘛！”他說：“以後我們也可以跟李宗仁一樣，找哥倫比亞大學……”
他說這話，我知道，他是不會相信我的建議的，我也知道他心裡會在想，“寫一部回憶錄，我講你寫，有什麼天大的了不起呢？”他一再地說，他以後要請我到他家去，把這事好好談談。並堅持要我“開個頭”，以後再從長計議。
張漢公和我一談就是三個小時，主要是我二人對談。王一方君只在一旁照了好多照。我覺得應該是他睡午睡的時候了，雖然他還有說不盡的故事，而毫無倦容。最後還是我堅持他應回家休息。我要陪他一起下樓去。張公卻示意，要我先走，因為“門外還有人”。
這是張學良先生第一次和我見面。我個人在大學課堂裡，談了三、四十年的張學良了，這次才見到一個與我理想中完全不同的真的“張學良”，雖然我對他在歷史上的結論卻沒有多少改變。
在張授意下，王一方君送我上電梯，我走後，他二人才出門。
與張別後，劉紹唐又約我晚餐，為此事討論了很久，紹唐勸我寫下去。但是經驗和年齡都告訴我，我只能“開個頭”。其後我就去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把該館所藏有關張氏早年的書籍、檔案、新聞紀錄，和單篇文章，編了個參考書目，再根據其中要件仔細清查。這對一個七十歲的老童生，實在是個很大的包袱。所幸興致尚好，終於寫出以第一人稱的海城張氏的《關內源流》和《關外定居》的兩篇草稿，送請少帥增減和更正。
可是此時在臺北，我還有許多其他的雜務要處理。因為遠居異國，國內有許多邀請，萬裡飛行，參加不易，多半都回絕了！然既來了一次，順便在同一地區，多參加幾次學術會議，也是難得的機會嘛！此時在香港和大陸，我就接受了好幾個學術邀請會，需要參加。再者，平時到各地旅行總是三五天的事，這次不巧，我是住在我岳丈家裡，剛碰上他老人家病重住院。不久他就以九一高齡去世了！他的子女都在國外工作，求醫侍疾，來去匆匆。我助理後事也就責無旁貸了，所幸我這年有一年休假期，甚至可以申請退休。再者，岳丈死後遺留有房子、汽車、司機和阿媽，訂有合約，一時也辭退不了！我被迫鵲巢鳩佔，在臺北就做起“汽車階級”來了！
這時我也曾到張家請益，並把我的底稿送請他過目以便修正。當我車抵張府時，那個在張家門外巡邏的“便衣”，竟招手含笑鞠躬開門讓我進去。這大概因為我岳丈的汽車上，有一張“總統府通行證”的關係。這就使我想起，我的學生傅女士告我，她曾在張府門外被警衛驅逐的故事來。還是蘇秦說得好：人生富貴豈可忽略哉！無車無馬，怎能私闖公門。
張公看了我的草稿之後，雖也不無贊詞，但是他說他希望我做第一人稱（first person singular），他自己只做提供口述史料的“第三者”。這一來，那便和《李宗仁回憶錄》大異其趣了！
“為什麼呢？”我不免好奇地問他。他解釋說：「他不願傷害蔣夫人，蔣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許多話，在蔣夫人還活著的時候，他不願“直說”，只希望我讓他以“第三者口氣”發言。」
其後張公又派他的小助手王一方和一方的好友郭冠英，來約我到他家和一方家談笑餐敘了好多次。這時通過一方母親的敘述，張公和我才第一次知道，一方已過世的父親，王新衡先生和先岳吳開先，生前原是好友，同屬於國民黨的CC系。真是西諺所說的“世界太小”。
我這“第三者口吻”改動的工程不小。身邊既無書記，也缺少足夠的時間，我就到香港和大陸開會去了！一去經旬，回台時已耳目一新了！這時張公已獲得了人身自由。當局為宣佈此好消息，並要為他舉行個九旬大壽的慶祝會，需要九十位元元元“發起人”。張公把我的名字也放進去了！當他把此一好消息告我時。我為之大驚，問他能否將我的名字刪掉。張公還驚問何也？我說少帥九十高夀，在臺灣縱列出個兩百位發起人，也輪不到我。今日列名其中，會惹起寶島政學兩界不必要的反應。張公還笑我多心，連說不必顧慮。
果然就在此時，臺灣報紙登出了我為張公作傳的驚人消息。北京的報紙，隨之披露。接著，謠言傳出，國民黨秘書長宋楚瑜先生，也在查訊此事（後來宋兄還特地向我說明，他未嘗過問，想必另有權威）。此消息一經傳出，張學良先生首先就慌了，他剛剛重獲自由，難道又要回去？張公乃找我特別商量，要我二人發個“聯合聲明”，否認此事。
我告訴少帥，我斷無資格和他發什麼“聯合聲明”。先讓我單獨發個個人聲明，說我之認識張漢公，是我先岳和王新衡先生的友誼關係。但是我們也絕對沒有談過西安事變。發過這項聲明，我說我便立刻離開臺灣，新聞記者一定會再訪問你，那您就嚴正聲明絕無此事就好了！張公認為這倒不失為一個好主意。我們就這樣安排了！
這時原在臺灣出生的郭冠英也發慌了！他把我們錄的有限的錄音帶，匆忙地交我一份，帶回美國，另一份，就等著“警總”來查封了！其實這都是做賊心虛的空緊張。據說那時的臺灣當局，並無意要留難我們。言之可笑。但是經過這一場小風波，張學良回憶錄，也就和我個人絕緣了，雖然哥倫比亞大學裡的朋友們，對它還存有濃厚的興趣，加以哥大在學術界聲望高，張學良更是個傳奇人物，四美俱，二難並，由哥大出面主持此事，籌他個十萬八萬研究費，並非難事。
返美之後，我乃把這故事告訴了哥大年輕而有為的黎教授，黎君深通漢文漢語，是個研究近代中國的專家，因而黎對張學良也極有興趣。
我告訴黎君，張學良不久可能來紐約訪問，我將居間介紹他二人和一些相關學者見面，作詳細安排，就照《李宗仁回憶錄》的前例，找幾位年輕的、副教授級的青年有為學者，擔綱挑大樑，以期其成。黎安友教授是個有能力、有作為的青年教授，在美國漢學界中，中英文都是極好的。他聽到這消息，也大為高興。我們就這樣決定了！
果然不久，新獲自由的張少帥，就駕臨紐約。住在一位貝夫人家裡。貝家地處紐約市內最繁華，最高貴的五馬路中段，和蔣宋美齡居處相去咫尺。張少帥坐了五十年的大牢，這次忽然飛到世界最繁華的大都市來，紐約華人社區為之轟動，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自不在話下。他自己多少也有點飄飄然。畢竟是牢中囚徒，重見天日嘛！
在一個小型宴會裡，我就向他說出，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學部，有意邀請他談談合作寫傳的事。張公聞之大為興奮。他說他的一切交往全由貝夫人負責安排。回家之後，我立刻打電話給黎教授。黎立刻就選了幾個酒會的日期，讓張公選擇。黎再加約幾位哥大當局，大家見見面，第一次的酒會和餐會，由我做東。大家談出個眉目之後，再由哥大校方正式具函敦請，並簽訂合約。正式開工。
為此我就通知貝夫人，約好了日期，並在敝寓鄰近選擇了一家最好的中餐館，定下八百多元一桌，該館特製的，最好的酒席（因為我知道，張少帥在戰前家居午餐，都是一百銀元一頓。我那時是個中學生。我所繳納的伙食費是三十塊銀元一學期）。但是現在紐約做不到那麼好的中國酒席，就只好請少帥委屈點了！
約期前三日，我就打電話提醒貝夫人一下，到期我會親自開車來接。先到我家來一個閒談的酒會，酒後再去餐館用餐。誰知貝夫人竟然輕鬆地說：“漢公走了呀！”
我說：“我們不是約好的嗎？”
“他等不及就走了嘛！”
“走到哪兒去了？”我再問。
“到Florida去了哎！”她說。
“那他什麼時候回來呢？”我不必要地再問一聲。
“他不回紐約了！”她說：“直接回臺灣去。”
這對我真是五雷貫頂。但是我對一位七十歲的老太太，和九十歲的先生的失信，抱怨又有何用呢？但是我這席大客，請不請了呢？照請，那對其他的客人，也太尷尬了！宴會撤銷，對我自己也太尷尬了！不得已我乃打電話，把這一尷尬的情形，告訴老友黎教授，並商量如何收場。黎倒頗能理解，我乃把這桌大餐，臨時取消了，心頭真有說不出的滋味。
誰知事有意外，在大致一個月之後，一天我在紐約街頭，忽然碰到一位早年的中國學生，現在紐約一家華人教堂做牧師。他正在找我，並說他要請我吃飯，因為張學良將軍每個星期天，都在他的教堂做禮拜，他要約我同張見見面，因為他知道我對張有很大的興趣——在課堂裡曾說得很起勁嘛！
他這一邀請，真使我再來個五雷貫頂。回來後，我便立刻向貝夫人打電話，問她為什麼說不實之辭。貝太太說，邀請少帥的人太多了，怕他身段吃勿消，所以就藉口辭掉一切應酬。我要求與漢公直接通知。張公拿起電話就說：“德剛，你不是要請我吃飯嘛？我在等你邀請呢！”
聽到張公的抱怨，我真像汽車癟了胎似的，大歎一口。從何說起呢！
最後我們再重新約過，在原餐館，定了原樣的酒席。我又擬重掛電話給黎教授，一切照原計劃進行，不幸這時已近5月中旬，暑假開始了！哥大的重要教職員，都各有個人計劃，分別離校他去了！所幸原訂客人中袁家騮、吳健雄伉儷，和張公五十年前的舊識，劉廷芳先生和他的兒子劉國榮，還可應約前來，這時原在採訪張氏新聞的小郭，帶了部錄影機，也適時趕到。我就請他做攝影師，參加宴會，我開車，他照相，我們適時趕到紐約公園大道，接了張少帥和貝夫人，同來敝寓，先喝點雞尾酒，再同往餐館參加晚宴。張公在敝寓酒會之後，我們就直奔餐館了！
當我車抵餐館門前時，剛好有個停車車位，這時坐在後座的少帥就準備下車了！我請他稍待片刻，等我把汽車停好，再請他下車，車停好了，少帥忽然側身問我說：“德剛，你還會‘倒車’？”說得幾位在街邊等他的其他客人都笑了！他們都聽說，少帥會開汽車嘛！如今倒車有什麼可以驚訝的呢？
後來我才告訴那幾位好奇的朋友說，張氏當年所開的汽車，是30年代的汽車呀！那時的汽車可麻煩了！倒車要兩手兩足，四肢齊動！哪像諸位現時的寶車，倒車只要一手一足呢！少帥那時是位闊公子，美少年，開車不用考執照，下車不用自己“泊”，交給車夫就是了，還用擔心開倒車？
傳說中的張少帥，也曾親自開飛機，並曾帶著位義大利籍的女友，在北平（北京）天空翱翔;又說他在西安事變前，在1936年夏某日，他曾親自開飛機去延安（或保安），與周恩來秘密會談，奠定了共張之間的“聯合陣線”，云云。大致都是類似的想像之辭。
朋友們瞭解嗎？近現代中國是十年一變的，兩、三變之後就變得面目全非了！可憐我們的少帥，就在這大變動時代，卻坐了五十年不變的大牢，因此他的生活、思想，幾乎也五十年未變。一旦走出牢門，這大變了的花花世界，同五十年前的生活思想，就完全脫節了！就以男女關係來說吧！回憶少帥當年，身邊真是姬妾成隊，美女如雲。要啥有啥，誰敢不聽少帥的指揮？可是五十年之後，就只剩老太太，趙夫人一人了！如今飲食起居，安內攘外，一切都得聽夫人的話了！
“我有時發大脾氣，我太太還是讓我的。”漢公不免有時還在吹牛。
“平時不發脾氣呢？”我嬉皮笑臉地問他。
“那當然都由太太做主。”漢公誠懇地說。
時代畢竟變了！您縱是坐牢，個人生活方式，也得隨時代慢慢地改變噢。
趙夫人也曾告訴我說：“他被蔣關起來了，否則我同他也維持不下去。”這顯然也是趙夫人的由衷之言。
這晚這個“張作霖的兒子”興致特別好，在餐會上講了許多有關男女關係的笑話。把個一向端莊肅穆的“袁世凱的孫子”和孫媳，都笑得前仰後合。使這場酒會和餐會更顯得生氣勃勃。大家談笑一大陣之後，我和郭君，就要把他送回公園大道了！有關他寫回憶錄的事，因為有關人士全不在場，其他貴客，又全無興趣在張公和我們歡笑聲中，就留待異日了！
當我招呼餐館經理，前來結帳時，經理竟然笑笑說：“全免了！”真使我大吃一驚，不知所措。原來國榮是這家餐館的房東。他向經理笑笑揮揮手，餐費九百美元就全免了！客人皆大歡喜。主人當然更是打躬作揖！
誰知這場純社交的宴會，卻出了一個嚴重的反面後果。張學良在紐約玩得昏天黑地之時，那孤零零一人，在三藩市含飴弄孫的趙夫人，便在華文報上和私人情報圈中，得到了張少帥返老還童的小報告。趙氏緊急電召無效之後，還得禦駕親征，才把個九十歲的老頑童，抓了回去。這則有趣的故事，筆者這兒，也是得自傳聞。八十老翁，臥病在床，就不為少帥來做其無謂的小考證了！讀者士女如愛小道消息，一通電話，問題就豁然開朗了嘛！設有讀者，有此雅興，而探出真相，尚懇不遺在遠，略書數行惠我，以明真相，就期盼不盡了！
這則小故事，對筆者本人來說，也可算是，黃狗偷食，黑狗當災吧！原來張公來紐約數月，一直都住在貝夫人家裡，張公因年高耳背，交際不便，他在公私場合，一切都仰賴他居停女主人的扶助。男客人已年高九十，而女主人也七十大幾，還有什麼男女大防之可“防”的呢？因此出雙入對，他二人自己，和一般朋友們，都不以為異，尤其在紐約這種第一號國際大都市，這又有什麼稀罕呢？本來不是什麼新聞嘛！
千不該，萬不該，是張學良不該有張大嘴巴，他常常公開地說，什麼趙夫人可敬，貝夫人可愛！更糟的是張學良這個國際馳名的大Playboy又口無遮攔，專門歡喜講男女關係的笑話，甚至作了一首打油詩，掛在口邊，嘲笑自己什麼“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我雖不是英雄漢，卻也好色似英雄”！因此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可敬的人”，聽到此小道消息，對“可愛的人”，就恨之骨髓了！
這原是女人間的“人情之常”。莎翁說：“女人呀！女人，你的名字就叫脆弱噢！”還不是這個意思？事實上，少帥爺在此出雙入對，大宴小酌，何日不然呢？只是那些宴會主人，趙夫人不認識罷了，我只因為認識趙夫人，並吃過她親手燒的蛋炒飯和魚翅湯，就變成當災的黑狗了！讀者諸士女，不妨試為在下設身處地想想，您如在那場合，您也跑不掉要當黑狗啊！夫復何言？
其後我又因事去了臺北一趟，按禮節，我原應該向張府作一次禮貌性的拜訪，但是卻被劉紹唐兄阻攔了！因為“五爺”（少帥的五弟張學森）曾向他提供過有關他兄嫂的很不尋常的故事，紹唐對我說：“他哥哥對你甚好，他嫂嫂對你深惡痛絕。”（學森似乎也同我直接說明？）我完全理解到，趙夫人因為一生都沒有安全感，對這一類事情的憎恨情結，我是完全理解和萬般同情的，但是我有什麼方法可以回避這種尷尬呢？回避不了，那就只有做“當災”的黑狗了！
後來山東來的王書君教授，應聘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作訪問學者，他早也選中了張學良的傳記為研究主題，頗有其獨到之處。這原是張少帥的福氣吧！可惜的是，書君初來此邦，人生地不熟，很難申請到美國基金會的支持。沒有基金會的支援，搞漢英雙語研究，那幾乎就不可能的了！
總之，張學良口述自傳，在哥大，就這麼陰錯陽差地給耽誤了下去。更不幸的是張學良自己也小看了“口述歷史”這一行道。他自始至終，認為“口述歷史”就只是“我講你寫”這麼個簡單的程式。因此他認為他只要找一個錄音員，“我講你寫”，一部像李宗仁那樣的回憶錄，就可以出爐了！從一開始我就警告他，沒有那麼簡單，但我也看出他面從心違的神情。這項心態，不只張氏一個。從李宗仁以次的“回憶錄要人”無不如此。朋友，你要把一位世界級的回憶錄要人，訓練得服服帖帖的，來聽你“學者的話”，尤其是像少帥這樣，“一生都未聽過人話的人”（見少帥自述）談何容易，談何容易！？
另一錯誤，是他對美國學術界極其複雜的組織和運作，一無所知，而又強不知以為知，盲人騎瞎馬，就容易出事了！張學良在中國歷史上，雖還算不得是什麼世界級的大人物，但是在他名下鬧出的瀋陽事變和西安事變，卻是改寫了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兩大事件。是禍是福，雖今後千年都不會有“定論”，但是他卻是這兩大事變的主角。生前沒個“第一手”的交代，是太可惜的了！
還有，在西安事變前後，張與蔣宋兩家的經濟關係，也永遠是個迷。據顧維鈞先生告我，中原大戰期間，蔣、馮、閻、李都派有“專使”，長駐瀋陽，爭取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奉系張氏，參加他們內戰的陣營，據深知內容的顧氏告我，那時馮、閻的代表，所攜不過數千金，勉維食宿，而蔣總司令駐奉代表吳鐵城，卻身懷巨萬，與張的上下僚屬，一擲千金，酬應無虛夕;南京對張氏本人，則暗許至數百萬之巨，先付半數，余伺亂平再付。而少帥自己這時，則徜徉乎秦皇島上，作鼠首兩端的觀望。待時間成熟，條件如願，他就揮師入關，對內戰雙方，從事“武裝調停”。果然閻馮落荒而走，奉系就坐擁華北了！嗣後張氏偕眷作京滬之遊，與蔣府上下交往甚密，顧氏含笑告我說：“都為討債而來”！是耶，非耶？我與少帥往還，尚在交淺而不敢言深的初期階段，所以就未向他作深度的發問了！
（附注：“九一八”之前，顧曾長住瀋陽作少帥貴賓，深知內幕，與筆者所談幕後消息甚詳，亦頗足取信，筆者亦嘗以他事，向少帥試探，亦每經證實。）
以上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已，至於數十年來，教與學之間的史料與見聞，那真是，一部小小的車兒，如何載得起？若天假以年，以後有更多機緣與時間，再慢慢細述之吧！
在職業歷史家看來，西安事變的故事，經過數十年的發掘，已沒有什麼秘密可言。只是沒個當事人來“現身說法”一番，故事就沒有其應有的權威性了，張氏原有意，要親口來加以澄清的，深入的史家，聞一以知十，對張某的故事，原沒什麼不知之事，只是事由親口坦白，和盤托出，那才是職業史家規範的所謂“第一手史料”。如今結果還是一盤糊塗賬。何以如此呢？除陰陽家所迷信的“命也，運也”之外，那就不是兩萬字所能說得清楚的了！
主角已成古人，筆者不敏，曾看了他幾十年的戲，晚歲不知老之將至，還替他跑了一陣“龍套”，思之可笑，如今也年逾八旬，久病之餘，藥裹關心，對少帥故事，哪裡能說得完呢？
本篇全憑記憶執筆，冰天雪地，連身邊所積，盈箱累架的史料，也無力翻查。書被催成墨未濃，我們就暫時，說到此地為止吧！至懇知我的編者讀者，賜諒賜恕，為幸為感。
唐德剛
2003年農曆元旦於美國新澤西州寓所
第一章 身世：大帥起自草莽
張家發跡前
我們家的祖籍是河北大城，我們家本來是姓李的，是張家的女孩子嫁到李家去，生了個兒子，可是張家沒有後人，就把李家的孩子抱一個回來，過繼了一個，就姓張了！
這個族譜後來叫我給找到了！我年輕的時候淘氣，我們那裡的規矩，（男丁）過繼到另一家，還可以再娶一個太太。現在（到我這一輩時）原來的李家又沒有後人了，我回來就跟我父親商量，我父親說好，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我說你把我過繼過去，我還可以（多）娶個太太呢！
我父親這個人，小的時候很聰明。我怎麼知道呢？我們家那兒有一個姓姜的，我們管他叫姜爺爺，他給我講的，那時候我還是小孩呢，他就告訴我，他說你爸爸呀……
我父親還在啟蒙的時候，這個姓姜的跟我父親的老師認識，常到他書房去。你在私塾裡待過吧？就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念書。他說有一天呐，他們兩個人在面對面地說話，我父親站在地上念字，念到“禍福由之”這句話，那個“禍”字他不認識，老師就告訴他念“禍”。然後他就問第二個字（怎麼念）了，那姓姜的就在旁邊說話了：“禍”的反面，“禍”的反面。他就念下去：“福”。姓姜的就感到奇怪，他對我說，你爸爸這個小子，反應這麼快！那時你爸爸也就不過九、十歲的時候！
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還是那個姓姜的告訴我的。
我們那兒的鄉下，怕有賊來，為了防備，老百姓家都弄一個棒子，上面安一個紮槍頭，鐵頭，也不大，我們叫小紮槍。就擺在房間裡，萬一晚上有賊來呀！
有一天，父親上學，老師在學堂裡的一個門後面發現了這個玩意。老師就問了，那個紮槍頭，誰的呀？我父親說我的。那你拿這個玩意幹什麼？他說我昨天看見你拿板子打那個某某人的屁股，假如你今天打我，我就給你兩下子。老師就告訴我奶奶說，這個學生我可不教了，他要是給我那麼一下子，我就完了！
這都是那個姓姜的告訴我的。
[編者注] “你在私塾裡待過吧”的“你”，指張氏的談話對象唐德剛或郭冠英，全書多有這種情況，不另一一注明。
我們家裡在我父親年輕的時候，很苦很窮的。既然窮過苦過，為什麼人家說我的父親是土匪？
這也就是過年時候的事。
在我們那個地方有一個小土豪，姓王，有幾個錢，小土豪，不是頂有錢。那個人也不大正直，常去跑一個小賭場。
有個年輕的孩子家裡有錢，但歲數不大，不懂得事，跟這個姓王的兩人賭錢。年輕人把錢都輸了，輸光了，不光輸，還負那個姓王的，姓王的就逼他要現錢。年輕人說我輸光了，沒有現錢了！他說那不行，沒有錢，我上你家要。那個年輕人被他逼哭了！這時，我爺爺在旁邊就說話了：“算了吧，你都贏了那麼些了，就算了吧！”這下，那個姓王的不願意了，“礙著你什麼事情了，你管什麼？”這一下把我爺爺說火了，我爺爺也是很凶的一個人，那時候已經五十多歲了：“我說什麼？假如我要是說出來，你就在這站不住，你就待不了，你就癟了！”
這句話就翻了姓王的底兒了，他在那鬧鬼兒、做手腳，那麼，這個人就不吱聲了！
到下午了，大家都回家了，我爺爺和姓王的也回家，走在路上，姓王的就跟我爺爺說：“你要給我道歉，你管這個閒事幹嘛？”“你那個事情（指姓王的做手腳）我都看見了，你還瞞得過我？”說著兩人就吵起來了，那個說你得給我道歉，這個不但不道歉還罵他。於是，兩人就打起來了！我爺爺五十多歲的老頭打不過姓王的，人家是三十幾歲的年輕人，我爺爺就被打傷了！被打傷了我爺爺也還罵他，姓王的說，你好話好說我就饒了你，要不我就揍你！
後來，我爺爺就因為這個傷死了！
為了這事兒，我二伯父跟我父親就要報仇，要去打死那個姓王的。但是，那時候我們家沒有勢力呀！
當時有一個姓郝的，我們都喊他郝大爺，歲數很大了，是我父親的好朋友。過了好多年，他來找我，跟我嘟囔，說你爸爸拐走我一頭驢，你得賠我。
怎麼拐走一頭驢呢？
我這個二伯父很會跑的，身體好。我父親就不行了，跑不動。於是他就管這姓郝的借個驢，預備著哥倆到王家去報仇，完了騎那個驢好跑呀！
帶的是杆土槍，那時候的那種槍呀！不曉得你看過沒，扣著一個炮仗，不是點火繩的，就帶這麼一個槍去。
這個王家人口比較多，住著上房和下房，下房住著一個老太婆，人家住在上房，她住這兒。他們要翻牆進去時，因為這個牆是用石頭壘的，就嘩啦響了一下。這老太婆聽見了，出來一看，就喊有人、有人。
哥倆兒就捂著老太婆的嘴，不讓她喊，誰知一下把槍弄走火了，“砰”一下把老太婆打死了！槍一響，上房出來人了，我父親跟我二伯父兩個人就跑了，我父親是騎著驢跑的。
人家以為是土匪來了，就報官，說是“明火”。“明火”這兩個字懂不懂？就是搶劫的。
我父親逃走了，縣衙門就把我這個二伯父抓去，判了十年徒刑。因為打死人的是我父親，是他動槍的，所以我二伯父沒判死刑。
我父親是弟兄三個，我父親老三，我奶奶早就死掉了！
我的祖母呀！姓什麼我都不知道，有人說姓王，有人說不姓王，有人說姓邵，我不知道。我家裡的事情，除非我父親跟我說過的，我能知道，我父親沒跟我說過的我都不知道，家裡沒有旁人談這個事。
我父親也很少正兒八經地父子兩個談談家事，有的時候我父親隨便說的，我聽見了，不然我就不知道。那我所知道一點兒，就是我奶奶死的時候。
[編者注] 張學良的祖父張有財早年娶妻邵氏，生有一女，邵氏病逝後，張有財續娶本村寡婦王氏，生有二子一女，即作孚、作霖，女名不詳，另有一個王氏帶來的兒子作泰。
我們家上輩子的人，沒有一個是正經在床上死的，我父親一提到這事兒就掉眼淚。
我們家裡的人，實在地說，都是長得一表人才。我父親年輕的時候也是很漂亮，我的大爺，就是我的大伯父呀！很漂亮，是叫我爺爺給打死的。
我父親一講起我大爺這事，他就掉眼淚，他跟他大哥兩個人很好。他一說這事兒他就罵。他那時候才十九歲、二十歲。我的大爺和一個鄉下人的太太，他們倆有關係。我父親總罵，說這王八腦袋他當王八，管不住自己老婆，就告狀——向我爺爺那兒告狀去了！我爺爺火了，你知道，我們那地方的人都凶得很，他火了，他兒子做了不好的事，給他丟臉了！
我大爺也不知道，在家裡頭吃中飯呢，我們那兒都是炕，他倒著臉子坐在炕上的桌邊兒，後背朝著門吃飯呢，我爺爺進來就給他一棒子。聽見那人告狀啊，他有氣，這一棒子就打在腰上了，一棒子就給打倒了，就擱這麼死了！
我父親一提這事兒就哭，說這王八腦袋自己當王八，管不了老婆還亂告狀。
那我二伯呢，是剿匪時被打死的，以後他家裡的人就住在我家，我父親給養著。
“那國家的玩意兒，能隨便給你麼”
我這個人睫毛長，比一般人長，你看到沒，是不是特別長一點？我們東北有一句話，說眼睫毛長的人不認親。
我的二伯父，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叫張學誠，他到過日本，在日本念過書，也是講武堂的學生，後來被我給槍斃了，因為他跟日本人勾結。所以，那就有好多日子家裡我都不敢回去，怕二伯母跟我吵。二伯父的二兒子，叫張學文，在東北軍裡當過團長、旅長，現在到加拿大去了！
我還有個姑，姑父姓楊，在我父親手底下，27師的時候，我父親當師長，他在手底下當騎兵團長。原來張作相是騎兵團長，他就接（替）的張作相。
我最不喜歡我的這個姑父，我後來當了27師師長，他知道我不會對他有好臉兒，連見我面兒都沒見，自己就走了！
我還有個姨，就是我母親的妹妹，她的兒子來找我，我做事情啦，他來跟我商量。他說你給個顧問呐，我說為什麼給你個顧問？顧問不是我給的呀！那是政府的職位。他說你給一個就行了唄，你能給旁人怎麼就不能給我？我說你能幹什麼，給你個顧問？你有什麼理由能當顧問，有什麼資格、有什麼功勞可以當顧問呐？他說你不認親。我說你要錢，我給你幾個錢，就行了唄。那國家的玩意兒，能隨便給你麼？他就說你這人一點也不認親，你一點忙也不幫我們，也不說點兒話。
我們家的親戚都說我不認親。
大帥本是草莽英雄
（王家那件事後）我父親沒辦法，就逃走了，逃到了毅軍。那時候毅軍是宋慶的部隊，當他的部下。
我父親年輕時候，也很會挑很會打的，人家挑他當護兵。那時候叫“戈什”，我想這可能是滿洲話，後來我父親的那些衛士還有叫“戈什”的。他們這個“戈什頭兒”叫“戈什達”，於學忠的爸爸就當頭兒，我父親給他當過部下。
我父親給宋慶當衛士，因為這個緣故，那個宋慶對我父親很好，很不錯，後來過了幾年，我父親就升官了，是外委，這個官就是現在的準尉。那時的綠營官制從前面數是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守（備），後面就是千把外委兵，那個外委就是一個小官了！
升官了，就要榮耀回家，我父親就回到我們鄉下來了！
這時他離這個土匪的名聲就越來越近了！
剛到家裡，鄉下旁的人就給我父親送信，說王家的人看見你回來，上鄉政府報告去了，要抓你。沒辦法，我父親又跑，沒回軍營去，軍營在哪兒呀？在鴨綠江那兒，那時候宋慶駐到朝鮮去了！我父親也到過朝鮮，那時候跟日本打仗，就是甲午戰爭。
他沒辦法，就跑到一個地方。他認識那兒的一個人，一個獸醫，治馬的，他就跑到那兒避難去了，幫著人家，當一個下手，所以我父親會當（做）獸醫（活）。
就打這兒起，他反而起來了！
那時候的草莽英雄，凡是有馬的人，大多數都是有問題的，還有一種叫販馬的，就是偷人家馬來賣，都差不多，都經過這個獸醫，都在這個地方轉手。所以這獸醫呀！跟這些人最容易接觸。因此，我父親自然就認識一些草莽英雄。後來他們這些人，有些就成了我父親的朋友。
這時候正趕上義和團變亂，東北沒有政府了，政府人都跑了，地方都自保。村莊都自己自保了！
就是這個時候，我父親起來的，這就是人家說他是土匪的原因。
但是我父親並沒有當過打劫那樣的土匪。那他這叫什麼？他就是跟他那些朋友，有十幾個人，做“保險隊”。什麼叫保險？就是咱們唱戲的那話——坐地分贓。就是你這個村莊我給你保護，你那個村莊我給你保護，你每個月給我多少多少錢。如果有土匪來打你，有什麼旁人在這兒經過，我負責給你打，但是你拿錢。就這麼著，人家說我父親是土匪。其實他不是。他那時候大概有十幾個人，詳細的我不知道，我現在知道有張作相、張景惠，這是我知道的。
[編者注] 宋慶，1820—1902年，字祝三，山東蓬萊人，清代將領，手下軍隊號稱“毅軍”。於學忠，1890—1964年，字孝侯，山東蓬萊人，東北軍高級將領。張景惠，1871—1959年，字敘五，遼寧台安人，老奉系將領，“九一八”事變後曾出任偽滿洲國偽職。
接下來來了這麼一個人，叫海沙子，這是我父親最喜歡給我講的一段兒。
海沙子這個人勢力很大，我父親才有十幾條槍，這個人有二十多條槍，在那個地方勢力相當地大。他經過一個村寨，就是我出生的這個地方，叫八角台，現在叫台安縣。完了他就要錢，要過路費，管人要錢。我父親說那不行，我在這兒保護，你在這兒過要不要錢？那個人說要，你不給我錢就要打。我父親說，我呀！負責這個地方的責任，在這塊兒我拿人錢，咱倆一打的話就把這個村莊打得混亂了，咱倆對打好不好？我父親身上有傷就是這回落的。他說你的人在那邊，我的人在這邊，咱倆開槍對打，你把我打死呢，我這個地方就歸你，我把你打死呢，那你的部下歸我。
兩個人對打，我父親身上落了一槍傷，他一槍把那個海沙子打死了，海沙子的部下就都歸我父親了！
海沙子的第二個首領就是湯玉麟，湯玉麟不是我父親的老底柱，所以後來湯玉麟總是不大好，他就帶著海沙子底下的人投降了！我父親只有十幾條槍，再加上二十幾條，這時候就有了四十多條槍，那麼自己再弄點兒，就弄了五、六十條槍。
在當時呀！遼西那一帶有“四霸天”，四個霸天呐，我父親就成為“北霸天”，勢力相當大了！我不知道那其餘幾個是誰，那個馮庸曉得嗎？馮庸的父親就是馮德麟，也是一霸天。
後來，義和團這個事情完了，公家就要把這個地方有次序地清理，誰一說土匪、土匪，我父親被叫做土匪就這麼來的。人家說我父親是被招安的，投降的，這個至今我都不明白。
可是我父親還出去打仗呢，那時還沒招安呢，有土匪他還去打呢！我的小名叫雙喜，後來人家管我叫小六子，不叫雙喜了！為什麼叫雙喜呢？我父親出去打仗，打了個勝仗，回來（時）生的我，雙喜臨門，所以乳名就叫雙喜。
我父親被招安，那時的詳細情況我就不知道了！他們為什麼給他編了一個管帶？他頂多有一百多條槍，頂多！至於為什麼那時候他們那麼看重我父親，我也不曉得。可是一個管帶就相當於一個營了！招安的時候，我已經四五歲了，那時公家給了一部分軍隊。我就記得他那管帶裡頭有四個哨，這四個哨有的不是他的，是公家來的軍隊。朱子橋，你知道不？當過廣東主席，字子橋，他的名字我一下說不出來，我父親大概就歸他管，我那時候還小，記不得了！那孫烈臣，後來當吉林督軍，都是那時候派來的人，有公家的一部分人，有改編過來的，編了一個營。我父親就當管帶，我不明白為什麼給我父親個管帶，那時候他只有一百多個人呐。
做了管帶後，我父親駐防到新民府，那個新民府的知府姓增，叫增韞。
[編者注] 湯玉麟，1871—1937年，遼寧義縣人，老奉系高級將領。馮德麟，字麟閣，遼寧海城人，卒於1926年，東北早期的高級將領。朱子橋，1874—1941年，名慶瀾，字子橋，浙江山陰人，晚清及民國後曆在東北、四川、廣東等地任官。孫烈臣，1872—1924年，字占鼇，遼寧黑山人，老奉系高級將領。
父親有雄才
我父親那個人的脾氣很大，那時候新民府離奉天有一百二十里地，有日本人在那兒，我就是在新民府長大的。那裡有日本的娼妓，當兵的就去玩，結果和人家打架，把兵給打死兩個。打死兩個，我父親就火了，他的兵叫人給打死了呀！就辦交涉，一定叫人給償命，要兇手。那都是官府來辦交涉，交涉辦完了，一個人給賠償五百兩銀子。一個士兵，死了，人家日本賠償五百兩銀子，沒有償命。（那）他不要，我父親非要償命，把人打死了，給了五百兩銀子，我父親火了！過了兩三天他弄了一夥兒人，到那去把日本人打死三個。他想這沒關係呀！一個人五百兩銀子，我拿一千五百兩銀子就是了，你打死我兩個，我打死你三個，給你一千五百兩。
不過這事兒鬧得很厲害，軍隊就被調開了新民府，到了遼源州，遼源州在現在的吉林省內。我本來今天給你找了半天，怎麼找也找不到，把我累死也沒找到，我想把我家族的那個照片給你看看。
我的內人，我的原配，就是那時候訂下來的。
你知道那時候，人們對我父親都是敬而遠之，都是土匪軍隊嘛，都怕我父親。
後來蒙匪就起來了，陶克陶胡，知道這個人不？那不是鬧得很厲害嗎？一直到民國還鬧呢！陶克陶胡手底下有一個人叫牙什，他們兩個人是首領，都是蒙古人。那時候由黑龍江來的、吉林來的軍隊都打不了，又調來奉天的軍隊，也打不了！那把我父親調去，也參加打蒙匪。那麼我父親就把那蒙匪給打了！那苦可受大了，我父親一直把蒙匪給打敗，把蒙匪追得已經到外蒙了，把那牙什給打死了，逮著給殺了，把腦袋拿回來了，那時候都砍頭。所以我們家有功名啊，要我說，要不是前清亡了，我闊氣大了！
後來滿清政府就賞我父親一個功名，因為他把蒙匪給滅了！打完了，賞了他個功名，他不要，賞他功名他不要。那麼後來他就把那功名給分開了，給我奶奶一個誥封，就是我祖母哇，給她誥封。給我呢，是一個戶部郎中，花錢捐的，我知道，大概花了錢。戶部郎中是什麼玩意呢？我現在知道了，朝服我還穿過呢，就是財政部的一個科員，戶部郎中是五品呐，那時他們總跟我開玩笑，是皇上欽加的五品銜，我當小孩的時候，就戴紅頂子。
那個時候，我母親和父親拼命讓我念書呀！讓我將來當文官。要闊氣，當文官去。那我父親沒要這功名，就給我了！
現在跟你慢慢地就快講到民國了，還沒到民國呢，就革命了！
我接下來要講的這件事情，到現在我還不能夠知道，我很想找好多人問這件事，到底怎麼回事，但是還沒人知道。
我父親呢，他每年總是一次兩次地到省城，那時候總督就是趙爾巽。我父親沒有一個人可怕的，沒有怕的人，他就怕趙爾巽，就趙爾巽能說他。
他到奉天，正趕上革命，那時革命（軍）在奉天的軍隊（首領）叫藍天蔚，藍天蔚有一師，那時候不叫師，叫鎮。我忘了那時多少鎮了，忘了，大概有二十鎮吧！
這件事我慢慢地說出來，我很奇怪，我對這件事感到最奇怪。這裡面又插了許多的小故事。
我父親到奉天去是領餉，奉天那時候就有講武堂了，我後來也是講武堂（畢業）的。那時候的奉天講武堂裡有我父親的部下，包括張景惠都在那兒念書，大概有三十多個人。
他去見趙爾巽，趙爾巽告訴他，說你來得很好，我明天預備死了！我父親聽了很奇怪，你為什麼會死呀？你為什麼要死？他說，明天奉天的文武官員，就是藍天蔚等領著革命黨人，要推舉他當什麼委員會的委員長，就是都督一類的。趙爾巽說他們推舉我我不做，他們要舉立我，我就自己自盡，我就死。他是保皇黨，不過後來民國時不做官了，他弟弟趙爾豐你知道麼？後來在四川的家裡叫國民黨給殺的！
他說我預備死，我父親說你先別死，要死大家一塊都死！你告訴我怎麼回事，你告訴我。那趙爾巽就跟他講了，說他們明天要開會決定，那時候叫諮議會。我父親說好，你讓我明天去看看，你讓我看看，我看看怎麼一回事情。
第二天他就去開會了！
這個藍天蔚，我就不知道了，他是怎麼個人，是怎麼個事，這個人怎麼這麼沒出息，我就不知道他為什麼怎麼這樣子。
開會的時候，他兵臨城下呀！外頭都是他的軍隊呀！當時我父親也在臺上，大家就準備開會。那麼藍天蔚就宣佈出來，我要選趙某人當什麼什麼，大家贊成不贊成，誰不贊成、誰贊成？我父親就忽然站起來，把手槍“叭”就放在桌上：“我不贊成！”
這還了得，在主席臺上動槍了！
這時，藍天蔚一聲兒也沒吱，大家就啞口無言了，於是會也散了，給攪散了！
我父親就趕快進城，找趙爾巽去，告訴他說，我把會給攪散了，但是藍天蔚走開了，回到他的軍隊裡去，他一定會帶軍隊回來。你趕快給城關了，把城關了！
他（我父親）想他（藍）一定會帶軍隊回來，那麼你呀！把講武堂裡我那三十多個隊員（組織起來），給他們槍，我來保護這個城。趙爾巽說那好，我不但那樣，我把城裡我的衛隊、員警都交給你，由你指揮。他們來了，咱們打就是了！
這就奇怪了，我說的這段，我很希望有一個人能知道，他能知道當時的革命黨啊，就是錢公來（國民黨黨務指導員，曾做過張學良的秘書），你曉不曉得？中央委員，死掉了！
我很想知道這件事到底是怎麼個事情。
不但這樣，當時我父親就跟趙爾巽說，你給我命令，我把我的軍隊趕快調過來。從遼源州過來有好幾百里呀！他就連夜調他的軍隊。可這藍天蔚就（這麼）走了，這一段我就不明白，我怎麼也不明白，這藍天蔚帶著他的軍隊走了，就走了！他的軍隊那麼多，他有一個鎮呀！省城沒有多少人，他怕我父親把兵調來跟他打還是怎麼個事情？不曉得什麼意思，他走了！
那一陣子，我們住在新民府，藍天蔚退回（到）他的土地，得從新民府經過，他知道我們住在新民府。那時候我父親也有一小部分的軍隊駐在這兒，怕打仗預備著。
我母親也很凶啊，我十一歲我母親就死了！我那時候還是個小孩，不知道怎麼回事，我一點都不知道，我母親就跟我講啊，說今天晚上可能會出事。她給我三十塊大洋，用白布包著，圍在我腰上，給我系上，說今天晚上要打的時候，你就跑。我那時候有九歲、十歲吧，不知道怎麼回事，小孩子麼。我說，媽媽你呢？她說你別管我，你趕快跑，等著稍微平息點兒呢，你看哪個老頭好，跪下給人磕頭，把錢給人家，叫他帶你找你爸爸去。
後來我才明白：我媽媽預備著要自殺來的，要是人家打來，她把我放走，讓我跑，她就自殺。但我就不明白為什麼藍天蔚從新民府通過，就一直退到了他的地方，這一段事情就這樣平息了！
[編者注] 趙爾巽，1844—1927年，字次珊，漢軍正藍旗，山東泰安人。民國袁世凱稱帝時，封為“嵩山四友”之一。藍天蔚，1878—1921年，字秀豪，湖北黃陂人。關於這次攪會事件，及更多奉系史實，可參讀陶菊隱著《武夫當國：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1895—1928》。
我在這里加一段，就是現在趙爾巽的兒子趙世輝，是怎麼出世的？你知道為什麼他的小名叫天賜？
趙爾巽這老頭很有意思，他有個姨太太，那天晚上他說，明天我就要死了，今晚上我要幹一下子，但願能生個兒子。趙爾巽那時還沒兒子，結果，後來就這麼得了個兒子。
這以後，趙爾巽對我父親非常地看得起，本來我父親能起來，就是趙爾巽提拔起來的。那麼後來就民國了，後來編了個軍隊，就這麼起來的。
我們兄弟姐妹都一小訂的婚，很奇怪，就我這個三妹沒有訂婚。
我就簡短些說，到了北京，我父親當大元帥時（1927年），那時趙爾巽還在，趙爾巽就想給他兒子求婚，想娶我們家女兒。那我只有一個三妹了，我父親就沒答應。什麼原因呢？因為趙爾巽呐，我總跟他開玩笑，我就管趙爾巽叫爺爺，那麼我的妹妹也就管趙爾巽叫爺爺，那麼，他兒子高我妹妹一輩。我父親很講倫理，他就對這事不願意，沒答應。
不久哇，這個趙次帥，我們管他叫趙次帥，就病故了！我父親非常難過，為這件事情難過，說了好幾回。他說我呀！真覺得對不起他，好像我闊氣了，他想求婚我沒答應。我怕他誤會，好像這事我不肯。我不肯的原因不是為別的，就是因為輩數。我知道，我應該答應他。
等到回到奉天的時候，我父親也去世了！我就跟我母親（盧夫人）兩個商量：他們兩個老頭，都有這個心意，我是自由派的，就讓他們結婚好不好？我的母親很開通，很贊成，說這樣吧，咱們讓他們兩個會會面，對不對？他們如果自己願意，就好，如果不願意，我們也不能硬配。
那麼就請趙世輝到了奉天，結果他們倆很好，很願意，就這樣結合了！後來到臺灣來了，他們倆到我這兒來過。
她的兒子我很喜歡，她的兒子叫趙守文，是很了不起的醫生，當大夫的，婦科大夫。你沒看見過？她後來和白崇禧做了親，她的姑娘嫁給了白崇禧的兒子。
我和我兄弟姐妹總是開玩笑，我就講我和我三妹的笑話。
我三妹對我說，白崇禧的兒子很好，我說是很好。她說你看到過他嗎？你認識他？我說不認識。她說你不認識他，怎麼知道他很好哇，你怎麼知道？我說我怎麼知道他很好，能不好麼？我要有像你這樣的一個老丈母娘，我一腳就把你踹出去了！就沖你這丈母娘，他沒把你踹出去，我就知道他很好了！你住在白家那兒。
有人上美國回來，見到我跟我說，他說我到美國認識東北的一個人，陶鵬飛，你認識嗎？我笑了，我說我認識，我不但認識，還是我的學生，不但是我的學生，還是我的姑爺兒。他把眼睛一瞪，他是你姑爺兒？我看你好像他的姑爺兒。
[編者注] 白崇禧，1893—1966年，字健生，今廣西桂林人，國民黨高級將領。陶鵬飛，張學良長女閭瑛的丈夫。
我父親這個人啊，我就說我父親性格啊！
我有兩個長官，一個是蔣先生，一個是我父親。我對這兩個長官，我批評他們倆：我父親這人有雄才，大略不如蔣介公；介公呢？他有大略，雄才不如我父親。
我就說父親的雄才，說他這個人的性情，我給你說一兩件。我常跟我父親說，你這個作風啊！張勳那時在徐州召集開會，這段歷史上有的。召集開會，就是討論復辟。外頭傳呐，說他要復辟了！我父親也派（了）個代表，派他的一個參謀長（趙錫福）。
我父親說，因為這個，差點兒把你爹小命給送了！
有一次，我父親被人扔了炸彈，有三個人聯合炸他，結果其中兩個是自己把自己炸死了，剩下一個被逮住了！
“為什麼炸我，我跟你無仇無恨？”我父親問。
“你要復辟，你跟張勳兩個人開會，要搞復辟，所以我們才炸你！”
那時候張勳在開會議，召集各省要復辟。我父親說，那這個事你誤會了，我不但沒有參加，我還反對復辟。你們就因為這個，很可惜呀！可惜那兩個，就那麼犧牲了！
他說他們三個是同志。
我父親問，你還有旁的意思麼？
他說我沒旁的意思，我們也不恨你，我就恨復辟，我聽說你跟張勳了，要復辟，我是革命黨人，所以，我要把你炸死。
那你誤會了，大誤會，根本沒這件事。好！如果真是這麼回事，我現在就放你走，你出去打聽一下，假如說我有復辟的這個事情，你回來再炸我。
我再給你說一樣他的事情，他有幾樣事情我一講，頭髮都會站起來。
吳俊升知道不？黑龍江督軍。吳俊升是我五弟弟的幹爸爸，我喊他吳大爺。正月初三初四，反正是他來給我父親拜年的時候，我們也給吳大爺拜年。
他來的時候就預備好了，就是現在的本票，我們那個時候叫“扉子”，五千塊錢一張，他給我們一人一張。
我父親一見就火了！我父親管他叫吳大哥，他說：“吳大哥！你這是幹什麼？你這就不對了，過年了小孩給你拜年，給錢可以，你怎麼一個人給這麼多錢？”吳俊升說：“大帥呀！我的錢，我的一切還不都是大帥給的？都是你給的。”
我父親立刻就把臉繃起來了：“你說的是真話？”吳俊升看我父親把臉沉下來了，他一愣：“那我說的還能假嗎？”我父親說：“你可要說真話呀！既然你這樣說，你不要給他們錢，你呀！回到黑龍江好好地做事，不要讓黑龍江老百姓罵我的祖宗。”
這吳俊升趴地上就給我父親磕個頭，跪在地上就把頭磕了！
我就說，我父親能夠對付他們，你聽他說這個話，多厲害！我當時在旁邊站著，看得毛骨悚然。
他們不是拜把子的。
我父親是27師師長，馮德麟是28師師長，奉天原來有五路軍，吳俊升是後五路的統領，後來編了29師師長，和我父親可以說沒直接部屬的關係。不過我父親當督軍，那麼就是29師的師長也怕他。
[編者注] 1916年6月9日，張勳召集各省督軍舉行了第一次徐州會議，謀求新霸主地位，直至張勳復辟失敗，徐州會議先後召開四次。吳俊升，1863—1928年，字興權，山東曆城人，老奉系高級將領，死於“皇姑屯”事件。
第二章 年少時：將門父子情
少年聰慧
我父親非常艱苦，很艱苦，有好幾個原因，一個是我十一歲時，我母親死了！
我母親跟我父親受了好多年苦，苦到什麼程度？兩、三天沒吃到飯，沒有飯吃，就是我父親逃走那個時候。可是我十一歲，媽死了，所以我父親對我很特別，這是第一個。
第二點呢？我母親扔下我們三個人，我姐姐首芳、我一個，還有我一個弟弟，三個人。我是跟我姐姐也不和，跟我弟弟也不和，我都不喜歡。
那回，我大概是十五周歲吧！我父親一個人跟我說，他說呀！你曉得嗎？你媽媽死的時候留下幾萬塊錢，那個錢在你姐姐手裡頭，那個錢應該你們三個人分，不是你姐姐自己的，是你們三個人的，那也有你一份。
我瞅瞅我爸爸，笑了，我說那幾個錢算個什麼玩意兒？別說那幾個錢，就是你那個錢，我也沒看在眼裡。我爸爸把眼睛瞪得圓了，瞅瞅我。我說我能掙，我比你掙得多，我自己會掙。
我父親看著我，說，你好大的口氣。
我姐姐跟我第五個母親不大和睦。她寫了一封信給我父親，訴說我家裡的種種不公，我父親看了又生氣又難過，便把我找去了，拿信給我看。他說，好吧！我待你們姐弟三人不公平，那給你們幾個錢，你們自己去過吧！咱們也不用見面了！我說，爸爸，你生什麼氣呢？你著什麼急呢？她是個女兒，過幾年要出嫁了，她不是我們張家的人。你要看我呀！我是你兒子。你有事你不靠我？你管那些幹什麼？別理她得了，過兩年她不得走啊！你生什麼氣呀？有事情你可以都跟我說。我都是十五、六歲了！
那時我差不多十六歲，我父親就覺得我很奇怪，看我這個人很怪。
我父親在的時候，我們不敢吃好的，叫他看見了就打。
平常吃飯，廚房裡就開四個菜。我最怕我父親的就是吃飯，有兩件事兒。第一件事，他喜歡吃的菜，他就給你夾，哎呀！要說他吃的那玩藝兒，我可真不能吃！蠶蛹，吃過沒？他最喜歡吃那個。給我，我簡直不能吃，沒法吃！還有，他喜歡吃那個臭鴨蛋；第二件事，吃飯你可不能掉東西，飯粒掉桌子上，得揀起來吃了！掉地下，你也得揀起來吃了！這是最怕的！
我告訴你，你絕對沒想到我窮的時候，到怎麼窮啊？連買牙膏的錢都沒有了，我窮到這個時候。抗戰的時候，在貴州，我腰裡一個錢也沒有。公家應該什麼都管，但是牙膏這事兒得自己花錢買，就沒那個錢買牙膏。大夥吃飯，就是煮一鍋菜。也不能說苦，要說苦（也）不能說苦，是儉樸。
我父親頑固透了，頑固到什麼程度？到民國了，他不允許我剪辮子。
我父親當將軍的時候，那時候有個袁金鎧，到現在我都感激這個袁金鎧，他幫我好大的忙。我的老師跟我父親有關係，是我父親家鄉的，原來我父親小孩子時跟他念書，我父親對我的（這個）老師很看重，叫楊景鎮。他出了一個題目做古文，我這個古文把他惹火了，他跟我父親說你這個兒子我教不了，我不教了！我父親非常火。
那時候，我父親當將軍了，他的秘書長就是袁金鎧，為這件事，我非常感謝他。我父親要預備鞭子打我，給老師看，要打我，為什麼老師走了？我那時候已經十七、八歲了，那篇文章的全篇我記不得了，還記個大意。袁金鎧就問，為什麼生那麼大的氣？我父親說我這兒子太不爭氣，寫文章罵老師。
袁金鎧說，學生寫文章罵老師，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問我父親，你看過他這篇文章沒？我父親說我沒看。他說，好不好要來看看，我們看看好不好？就跟我要文章，我就拿出來了！什麼文章？老師的題目是《民主國之害甚於君主》，我一開頭頭一句還記得呢！我在裡面發揮好多，我到最後說，*國之害甚於君主，說這話的人是坐井觀天。老師說這句話是罵他。
這文章拿來一看，袁金鎧就說，唉呀！這個先生教不了這個學生，這學生不是這個先生可以教的。
我父親氣就消下來了，就不想打了！
後來我父親就說，你們是不是給我介紹一個先生？這樣我就不跟那個老師念了！
我就跟著另一個先生，那個先生姓白，白永貞，後來代理過奉天的省長，他教了我一年多，不到兩年，就跟我父親去說，他說你不要你兒子念書了，他不是念書的料，不是一個坐屋念書的人，他要幹什麼，你讓他幹什麼好了！
後來這個白永貞就辭館走開了！
[編者注] 袁金鎧，1869—1946年，字潔珊，遼陽人。
本想學救人，卻變成殺人
我父親想把我造就成一個文人。我也很奇怪呀！我這個人根本是想學救人，沒學成救人，結果後來變成殺人。我要學醫的，我到現在還喜歡醫生。我父親很好，他也不吱聲，也不說不贊成，可他不說我也沒辦法。後來我就學造藥、製藥，還想學農校。
我的後來和青年會關係很大，我認識一個人，叫陳英，青年人，當過奉天車輛局局長。那時我身體也不太好，其實我都不知道我能活這麼大歲數，我說感謝上帝，我的一切都是上帝給的。我年輕的時候還吐血，他就跟我說，你這是有肺病。
我年輕的時候——我跟你說天下事情，一會兒我太太要急了找我，你別笑話我怕老婆呀！——我本來是不想當軍人的，我自己知道，我這個人是想幹什麼呢？你知道？我是想做一個自由職業者，畫畫呀、當醫生呀什麼的，隨隨便便，我要幹什麼就幹什麼。還有，我說這句話你別笑話，自古英雄多好色，我還喜歡跟女人在一塊堆兒玩，我想自自由由的，可是我一有政治的事情在身上就不同了，後來就不同了，那時候我是想這個。
我父親這個人，很有意思，他也不說反對，但是他不讓我去走那個路，我也沒辦法，所以我說這是上帝的旨意。當然我這個當軍人呢！我自己現在想，因為我和父親的關係，不但於東三省，甚至於世界都發生了變化。不是我當軍人，不是我管東北，也沒有這些，說起來太多呀！我說是上帝的意旨。
我沒跟你講過，我跟（別）人都講過，陳英，就是陳自雄。
我就跟一個青年會的幹事兩個很好，我想逃走，要跑到美國去，我不管我父親了！我那個青年會幹事他是贊成我的，那個人說好吧！我幫你忙。他替我把船票都買好了，我到現在還記得，七十塊多美金買一張船票，那時候我自個弄的七十多塊美金，他給我船票買好了，他幫我忙啊！上美國去。船票都買了，三點的船票。
我上了他的當。他這傢伙真是會誨人，他跟我說你這個身體不好，我身體那時候很不好了，他說你英文也不是那麼好，你這個什麼數學這一套你都不懂，你上美國去能行嗎？那時候中國人還不能做工呀！他說我給你介紹一個教會人家。你幫人家打雜自給自活，你再念書。
我說好！
我跟他一直很好，他說你到了美國，那時候學生不能做事呢！他說我給你介紹到教會的人家裡去，你住在人家。我沒錢呀！住在人家裡，給人家幫幫忙。
後來陳英就知道了，他說你這人傻瓜，你到講武堂去，我還照樣去講武堂去教你呀！你還照樣可以學呀！（這樣）我就進了講武堂，在那兒當的軍人。
我現在是個基督徒了，這些事啊！不能說是迷信，這都是上帝的安排。
我就是這麼樣起來的。
本來天下的事情變化多端，我就說這個變化，日本人呀也看中我了，日本答應我進日本陸軍大學，那我非常高興呵！到日本陸軍大學去學習，我也不會日文,日本陸軍大學有這樣一個規矩,貴族這樣的人，可以帶著一個人，叫伴讀，都答應我這樣了！我就要上了日本的陸軍大學，得意得很，第一次奉直戰爭就起來了！要不是這個事，我就到日本去了，如果這樣到了日本陸軍大學，後來的事就又有了變化，我就變成派到日本去的了，當然就跟日本合作了，到日本留學回來的，那麼怎麼樣變化不知道，但是肯定會有變化。
後來這個陳英啊！這個人很好，他說你那麼辦，你就對不起你爸爸。他說你那麼做，真要走了的話，你不傷你父親心嗎？換句話說，那也做不好呵！我給你出個主意吧！那個時候他很聰明，我那個時候，什麼幾何、化學我都不懂，我就到他的學校去學。他就勸我，他說你跟你父親說你要學軍事，他一定願意。他就要逼你學軍事。那你到了美國以後，他管著你了？
主意不錯，好，他這個辦法想得好，我父親他這個當可上大了！
我就學軍事，這笑話就多了！
我考保定軍官學校考上了，我跟陳誠兄同學，他也第八期，不過我沒去。
那時辦講武堂了，講武堂的教育長熙洽是陳英的好朋友。陳英說，你到講武堂當學生去，我還照樣教你化學、物理。你當軍人，把身體鍛煉好一點，將來什麼都可以幹呐。
我說，好吧！
我去跟我父親說，我父親大吃一驚啊！他說什麼，你要上講武堂？你別給我丟人了，你去了幾天干不了，再出來？父親是講武堂的堂長，他就怕我丟人。當然，我這人就怕別人說這話，我說，什麼？人能幹的，我就能幹了！假使你那些人，那些學生都幹不了了，那我不是一樣的，大家都幹不了；要是都能幹了，我就能幹了！
他們都笑我，說你得了！這把我氣壞了！
我父親甚至答應說，你在講武堂要能畢業的話，回來我就給你當營長。
[編者注] 1919年3月，張作霖將原東三省講武堂改為東三省陸軍講武堂，張作相任堂長，熙洽為教育長。第一期從1919年5月入學，1920年4月畢業，張學良為一期生。
好了，我頭一個月就考了個第一，第二個月又考了個第一。
因為什麼考了個第一？也不是我出色，因為講武堂的學員都是軍人麼，我是個學生啊！我記憶力非常強啊想當初。現在老了，我到現在，那功課要緊的地方還能背下來呢。那麼在學校裡就鬧風頭了，就說這些教官因為我的地位關係呀！和我勾結作弊。
忽然這一天，我們教育長就上堂了，他就宣佈說，因為學生當中傳說教官們作弊，我今天來就是要驗證來了！叫我們把座位都調了，大家彼此座位都調了！
他出了四個題。
我們是兩個教育班，我們這個班差不多一百多個人，沒有一個人答完全了，就我一個人答全了，四個題，我都答完全了，都答對了！他當時在堂上，說我這可沒作弊呀！你們看，你們誰也沒答完。
本來大家還沒注意我、特別關注我，這麼一來，我在講武堂，在同學之中，在教官之中，就引人矚目了！我就這麼樣同郭松齡結成了朋友，這郭松齡也看中我了！
那個時候，張作相是東三省講武堂的堂長，我父親的兵權都在張作相那兒，我後來當軍人，一直都是張作相把我提拔起來的，張作相和我父親是拜把子，我們不是一家。
張作相是27師師長兼奉天衛隊旅旅長，本來他想讓出這旅長職務的，就因為我，他不讓了！我在學堂裡還沒畢業呢。到第三期快畢業的時候，我就當了他衛隊旅第二團團長，那會我還在學校，還沒到任呢。不但當了團長，他的旅裡有事情，什麼參謀出缺了、副官出缺了、旅裡還有什麼問題了，他都要問我，要我過問。我那時候沒出學校呢！那我毫不客氣，沒有顧忌，就等於我當旅長了一樣。
所以，我在講武堂當學員，從我當衛隊旅長開始，我實際上成了張作相的代理旅長，他僅是名義上的旅長，我一直跟在他後頭晉升，他是師長，我當旅長，他當督軍，我就當他的師長，直到拿到軍權，我都不知道怎麼拿到的。
他老先生當師長的時候，很節儉。我們那裡，吃雞蛋有種吃法叫炒雞蛋醬，就是把雞蛋擱點醬炒鹹了就飯吃，他老人家早晨吃雞蛋醬的時候，一個雞蛋還要剩一點兒留著中午再吃呢！
畢業後，我二十歲就正式當團長了！當團長的時候，我那些部下、那些小兵跟我開玩笑，管我叫“黃嘴鴨子團長”，意思就是還嫩著呢！我那個團的第二營營長，是當年我父親的一個號兵，他當了我的第二營營長，我小時候他抱著我玩過，（現在）我當他團長了！
他這小子總跟我開玩笑。
我非常認真，當團長的時候，外頭出操，我就在操場上站著不動彈，他跟我小聲說，他說團長啊！你回家玩去好不好？你不走，我們也不能走。他姓趙，我總說趙營長，你要再這樣，別說我罰你啊！結果我這個營長打仗，頭一仗就被打死了，我很想他。
我們家的祖籍是河北大城，我們家本來是姓李的，是張家的女孩子嫁到李家去，生了個兒子，可是張家沒有後人，就把李家的孩子抱一個回來，過繼了一個，就姓張了！
這個族譜後來叫我給找到了！我年輕的時候淘氣，我們那裡的規矩，（男丁）過繼到另一家，還可以再娶一個太太。現在（到我這一輩時）原來的李家又沒有後人了，我回來就跟我父親商量，我父親說好，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我說你把我過繼過去，我還可以（多）娶個太太呢！
我父親這個人，小的時候很聰明。我怎麼知道呢？我們家那兒有一個姓姜的，我們管他叫姜爺爺，他給我講的，那時候我還是小孩呢，他就告訴我，他說你爸爸呀……
我父親還在啟蒙的時候，這個姓姜的跟我父親的老師認識，常到他書房去。你在私塾裡待過吧？就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念書。他說有一天呐，他們兩個人在面對面地說話，我父親站在地上念字，念到“禍福由之”這句話，那個“禍”字他不認識，老師就告訴他念“禍”。然後他就問第二個字（怎麼念）了，那姓姜的就在旁邊說話了：“禍”的反面，“禍”的反面。他就念下去：“福”。姓姜的就感到奇怪，他對我說，你爸爸這個小子，反應這麼快！那時你爸爸也就不過九、十歲的時候！
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還是那個姓姜的告訴我的。
我們那兒的鄉下，怕有賊來，為了防備，老百姓家都弄一個棒子，上面安一個紮槍頭，鐵頭，也不大，我們叫小紮槍。就擺在房間裡，萬一晚上有賊來呀！
有一天，父親上學，老師在學堂裡的一個門後面發現了這個玩意。老師就問了，那個紮槍頭，誰的呀？我父親說我的。那你拿這個玩意幹什麼？他說我昨天看見你拿板子打那個某某人的屁股，假如你今天打我，我就給你兩下子。老師就告訴我奶奶說，這個學生我可不教了，他要是給我那麼一下子，我就完了！
這都是那個姓姜的告訴我的。
[編者注] “你在私塾裡待過吧”的“你”，指張氏的談話對象唐德剛或郭冠英，全書多有這種情況，不另一一注明。
我們家裡在我父親年輕的時候，很苦很窮的。既然窮過苦過，為什麼人家說我的父親是土匪？
這也就是過年時候的事。
在我們那個地方有一個小土豪，姓王，有幾個錢，小土豪，不是頂有錢。那個人也不大正直，常去跑一個小賭場。
有個年輕的孩子家裡有錢，但歲數不大，不懂得事，跟這個姓王的兩人賭錢。年輕人把錢都輸了，輸光了，不光輸，還負那個姓王的，姓王的就逼他要現錢。年輕人說我輸光了，沒有現錢了！他說那不行，沒有錢，我上你家要。那個年輕人被他逼哭了！這時，我爺爺在旁邊就說話了：“算了吧，你都贏了那麼些了，就算了吧！”這下，那個姓王的不願意了，“礙著你什麼事情了，你管什麼？”這一下把我爺爺說火了，我爺爺也是很凶的一個人，那時候已經五十多歲了：“我說什麼？假如我要是說出來，你就在這站不住，你就待不了，你就癟了！”
這句話就翻了姓王的底兒了，他在那鬧鬼兒、做手腳，那麼，這個人就不吱聲了！
到下午了，大家都回家了，我爺爺和姓王的也回家，走在路上，姓王的就跟我爺爺說：“你要給我道歉，你管這個閒事幹嘛？”“你那個事情（指姓王的做手腳）我都看見了，你還瞞得過我？”說著兩人就吵起來了，那個說你得給我道歉，這個不但不道歉還罵他。於是，兩人就打起來了！我爺爺五十多歲的老頭打不過姓王的，人家是三十幾歲的年輕人，我爺爺就被打傷了！被打傷了我爺爺也還罵他，姓王的說，你好話好說我就饒了你，要不我就揍你！
後來，我爺爺就因為這個傷死了！
為了這事兒，我二伯父跟我父親就要報仇，要去打死那個姓王的。但是，那時候我們家沒有勢力呀！
當時有一個姓郝的，我們都喊他郝大爺，歲數很大了，是我父親的好朋友。過了好多年，他來找我，跟我嘟囔，說你爸爸拐走我一頭驢，你得賠我。
怎麼拐走一頭驢呢？
我這個二伯父很會跑的，身體好。我父親就不行了，跑不動。於是他就管這姓郝的借個驢，預備著哥倆到王家去報仇，完了騎那個驢好跑呀！
帶的是杆土槍，那時候的那種槍呀！不曉得你看過沒，扣著一個炮仗，不是點火繩的，就帶這麼一個槍去。
這個王家人口比較多，住著上房和下房，下房住著一個老太婆，人家住在上房，她住這兒。他們要翻牆進去時，因為這個牆是用石頭壘的，就嘩啦響了一下。這老太婆聽見了，出來一看，就喊有人、有人。
哥倆兒就捂著老太婆的嘴，不讓她喊，誰知一下把槍弄走火了，“砰”一下把老太婆打死了！槍一響，上房出來人了，我父親跟我二伯父兩個人就跑了，我父親是騎著驢跑的。
人家以為是土匪來了，就報官，說是“明火”。“明火”這兩個字懂不懂？就是搶劫的。
我父親逃走了，縣衙門就把我這個二伯父抓去，判了十年徒刑。因為打死人的是我父親，是他動槍的，所以我二伯父沒判死刑。
我父親是弟兄三個，我父親老三，我奶奶早就死掉了！
我的祖母呀！姓什麼我都不知道，有人說姓王，有人說不姓王，有人說姓邵，我不知道。我家裡的事情，除非我父親跟我說過的，我能知道，我父親沒跟我說過的我都不知道，家裡沒有旁人談這個事。
我父親也很少正兒八經地父子兩個談談家事，有的時候我父親隨便說的，我聽見了，不然我就不知道。那我所知道一點兒，就是我奶奶死的時候。
[編者注] 張學良的祖父張有財早年娶妻邵氏，生有一女，邵氏病逝後，張有財續娶本村寡婦王氏，生有二子一女，即作孚、作霖，女名不詳，另有一個王氏帶來的兒子作泰。
我們家上輩子的人，沒有一個是正經在床上死的，我父親一提到這事兒就掉眼淚。
我們家裡的人，實在地說，都是長得一表人才。我父親年輕的時候也是很漂亮，我的大爺，就是我的大伯父呀！很漂亮，是叫我爺爺給打死的。
我父親一講起我大爺這事，他就掉眼淚，他跟他大哥兩個人很好。他一說這事兒他就罵。他那時候才十九歲、二十歲。我的大爺和一個鄉下人的太太，他們倆有關係。我父親總罵，說這王八腦袋他當王八，管不住自己老婆，就告狀——向我爺爺那兒告狀去了！我爺爺火了，你知道，我們那地方的人都凶得很，他火了，他兒子做了不好的事，給他丟臉了！
我大爺也不知道，在家裡頭吃中飯呢，我們那兒都是炕，他倒著臉子坐在炕上的桌邊兒，後背朝著門吃飯呢，我爺爺進來就給他一棒子。聽見那人告狀啊，他有氣，這一棒子就打在腰上了，一棒子就給打倒了，就擱這麼死了！
我父親一提這事兒就哭，說這王八腦袋自己當王八，管不了老婆還亂告狀。
那我二伯呢，是剿匪時被打死的，以後他家裡的人就住在我家，我父親給養著。
“那國家的玩意兒，能隨便給你麼”
我這個人睫毛長，比一般人長，你看到沒，是不是特別長一點？我們東北有一句話，說眼睫毛長的人不認親。
我的二伯父，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叫張學誠，他到過日本，在日本念過書，也是講武堂的學生，後來被我給槍斃了，因為他跟日本人勾結。所以，那就有好多日子家裡我都不敢回去，怕二伯母跟我吵。二伯父的二兒子，叫張學文，在東北軍裡當過團長、旅長，現在到加拿大去了！
我還有個姑，姑父姓楊，在我父親手底下，27師的時候，我父親當師長，他在手底下當騎兵團長。原來張作相是騎兵團長，他就接（替）的張作相。
我最不喜歡我的這個姑父，我後來當了27師師長，他知道我不會對他有好臉兒，連見我面兒都沒見，自己就走了！
我還有個姨，就是我母親的妹妹，她的兒子來找我，我做事情啦，他來跟我商量。他說你給個顧問呐，我說為什麼給你個顧問？顧問不是我給的呀！那是政府的職位。他說你給一個就行了唄，你能給旁人怎麼就不能給我？我說你能幹什麼，給你個顧問？你有什麼理由能當顧問，有什麼資格、有什麼功勞可以當顧問呐？他說你不認親。我說你要錢，我給你幾個錢，就行了唄。那國家的玩意兒，能隨便給你麼？他就說你這人一點也不認親，你一點忙也不幫我們，也不說點兒話。
我們家的親戚都說我不認親。
大帥本是草莽英雄
（王家那件事後）我父親沒辦法，就逃走了，逃到了毅軍。那時候毅軍是宋慶的部隊，當他的部下。
我父親年輕時候，也很會挑很會打的，人家挑他當護兵。那時候叫“戈什”，我想這可能是滿洲話，後來我父親的那些衛士還有叫“戈什”的。他們這個“戈什頭兒”叫“戈什達”，於學忠的爸爸就當頭兒，我父親給他當過部下。
我父親給宋慶當衛士，因為這個緣故，那個宋慶對我父親很好，很不錯，後來過了幾年，我父親就升官了，是外委，這個官就是現在的準尉。那時的綠營官制從前面數是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守（備），後面就是千把外委兵，那個外委就是一個小官了！
升官了，就要榮耀回家，我父親就回到我們鄉下來了！
這時他離這個土匪的名聲就越來越近了！
剛到家裡，鄉下旁的人就給我父親送信，說王家的人看見你回來，上鄉政府報告去了，要抓你。沒辦法，我父親又跑，沒回軍營去，軍營在哪兒呀？在鴨綠江那兒，那時候宋慶駐到朝鮮去了！我父親也到過朝鮮，那時候跟日本打仗，就是甲午戰爭。
他沒辦法，就跑到一個地方。他認識那兒的一個人，一個獸醫，治馬的，他就跑到那兒避難去了，幫著人家，當一個下手，所以我父親會當（做）獸醫（活）。
就打這兒起，他反而起來了！
那時候的草莽英雄，凡是有馬的人，大多數都是有問題的，還有一種叫販馬的，就是偷人家馬來賣，都差不多，都經過這個獸醫，都在這個地方轉手。所以這獸醫呀！跟這些人最容易接觸。因此，我父親自然就認識一些草莽英雄。後來他們這些人，有些就成了我父親的朋友。
這時候正趕上義和團變亂，東北沒有政府了，政府人都跑了，地方都自保。村莊都自己自保了！
就是這個時候，我父親起來的，這就是人家說他是土匪的原因。
但是我父親並沒有當過打劫那樣的土匪。那他這叫什麼？他就是跟他那些朋友，有十幾個人，做“保險隊”。什麼叫保險？就是咱們唱戲的那話——坐地分贓。就是你這個村莊我給你保護，你那個村莊我給你保護，你每個月給我多少多少錢。如果有土匪來打你，有什麼旁人在這兒經過，我負責給你打，但是你拿錢。就這麼著，人家說我父親是土匪。其實他不是。他那時候大概有十幾個人，詳細的我不知道，我現在知道有張作相、張景惠，這是我知道的。
[編者注] 宋慶，1820—1902年，字祝三，山東蓬萊人，清代將領，手下軍隊號稱“毅軍”。於學忠，1890—1964年，字孝侯，山東蓬萊人，東北軍高級將領。張景惠，1871—1959年，字敘五，遼寧台安人，老奉系將領，“九一八”事變後曾出任偽滿洲國偽職。
接下來來了這麼一個人，叫海沙子，這是我父親最喜歡給我講的一段兒。
海沙子這個人勢力很大，我父親才有十幾條槍，這個人有二十多條槍，在那個地方勢力相當地大。他經過一個村寨，就是我出生的這個地方，叫八角台，現在叫台安縣。完了他就要錢，要過路費，管人要錢。我父親說那不行，我在這兒保護，你在這兒過要不要錢？那個人說要，你不給我錢就要打。我父親說，我呀！負責這個地方的責任，在這塊兒我拿人錢，咱倆一打的話就把這個村莊打得混亂了，咱倆對打好不好？我父親身上有傷就是這回落的。他說你的人在那邊，我的人在這邊，咱倆開槍對打，你把我打死呢，我這個地方就歸你，我把你打死呢，那你的部下歸我。
兩個人對打，我父親身上落了一槍傷，他一槍把那個海沙子打死了，海沙子的部下就都歸我父親了！
海沙子的第二個首領就是湯玉麟，湯玉麟不是我父親的老底柱，所以後來湯玉麟總是不大好，他就帶著海沙子底下的人投降了！我父親只有十幾條槍，再加上二十幾條，這時候就有了四十多條槍，那麼自己再弄點兒，就弄了五、六十條槍。
在當時呀！遼西那一帶有“四霸天”，四個霸天呐，我父親就成為“北霸天”，勢力相當大了！我不知道那其餘幾個是誰，那個馮庸曉得嗎？馮庸的父親就是馮德麟，也是一霸天。
後來，義和團這個事情完了，公家就要把這個地方有次序地清理，誰一說土匪、土匪，我父親被叫做土匪就這麼來的。人家說我父親是被招安的，投降的，這個至今我都不明白。
可是我父親還出去打仗呢，那時還沒招安呢，有土匪他還去打呢！我的小名叫雙喜，後來人家管我叫小六子，不叫雙喜了！為什麼叫雙喜呢？我父親出去打仗，打了個勝仗，回來（時）生的我，雙喜臨門，所以乳名就叫雙喜。
我父親被招安，那時的詳細情況我就不知道了！他們為什麼給他編了一個管帶？他頂多有一百多條槍，頂多！至於為什麼那時候他們那麼看重我父親，我也不曉得。可是一個管帶就相當於一個營了！招安的時候，我已經四五歲了，那時公家給了一部分軍隊。我就記得他那管帶裡頭有四個哨，這四個哨有的不是他的，是公家來的軍隊。朱子橋，你知道不？當過廣東主席，字子橋，他的名字我一下說不出來，我父親大概就歸他管，我那時候還小，記不得了！那孫烈臣，後來當吉林督軍，都是那時候派來的人，有公家的一部分人，有改編過來的，編了一個營。我父親就當管帶，我不明白為什麼給我父親個管帶，那時候他只有一百多個人呐。
做了管帶後，我父親駐防到新民府，那個新民府的知府姓增，叫增韞。
[編者注] 湯玉麟，1871—1937年，遼寧義縣人，老奉系高級將領。馮德麟，字麟閣，遼寧海城人，卒於1926年，東北早期的高級將領。朱子橋，1874—1941年，名慶瀾，字子橋，浙江山陰人，晚清及民國後曆在東北、四川、廣東等地任官。孫烈臣，1872—1924年，字占鼇，遼寧黑山人，老奉系高級將領。
父親有雄才
我父親那個人的脾氣很大，那時候新民府離奉天有一百二十里地，有日本人在那兒，我就是在新民府長大的。那裡有日本的娼妓，當兵的就去玩，結果和人家打架，把兵給打死兩個。打死兩個，我父親就火了，他的兵叫人給打死了呀！就辦交涉，一定叫人給償命，要兇手。那都是官府來辦交涉，交涉辦完了，一個人給賠償五百兩銀子。一個士兵，死了，人家日本賠償五百兩銀子，沒有償命。（那）他不要，我父親非要償命，把人打死了，給了五百兩銀子，我父親火了！過了兩三天他弄了一夥兒人，到那去把日本人打死三個。他想這沒關係呀！一個人五百兩銀子，我拿一千五百兩銀子就是了，你打死我兩個，我打死你三個，給你一千五百兩。
不過這事兒鬧得很厲害，軍隊就被調開了新民府，到了遼源州，遼源州在現在的吉林省內。我本來今天給你找了半天，怎麼找也找不到，把我累死也沒找到，我想把我家族的那個照片給你看看。
我的內人，我的原配，就是那時候訂下來的。
你知道那時候，人們對我父親都是敬而遠之，都是土匪軍隊嘛，都怕我父親。
後來蒙匪就起來了，陶克陶胡，知道這個人不？那不是鬧得很厲害嗎？一直到民國還鬧呢！陶克陶胡手底下有一個人叫牙什，他們兩個人是首領，都是蒙古人。那時候由黑龍江來的、吉林來的軍隊都打不了，又調來奉天的軍隊，也打不了！那把我父親調去，也參加打蒙匪。那麼我父親就把那蒙匪給打了！那苦可受大了，我父親一直把蒙匪給打敗，把蒙匪追得已經到外蒙了，把那牙什給打死了，逮著給殺了，把腦袋拿回來了，那時候都砍頭。所以我們家有功名啊，要我說，要不是前清亡了，我闊氣大了！
後來滿清政府就賞我父親一個功名，因為他把蒙匪給滅了！打完了，賞了他個功名，他不要，賞他功名他不要。那麼後來他就把那功名給分開了，給我奶奶一個誥封，就是我祖母哇，給她誥封。給我呢，是一個戶部郎中，花錢捐的，我知道，大概花了錢。戶部郎中是什麼玩意呢？我現在知道了，朝服我還穿過呢，就是財政部的一個科員，戶部郎中是五品呐，那時他們總跟我開玩笑，是皇上欽加的五品銜，我當小孩的時候，就戴紅頂子。
那個時候，我母親和父親拼命讓我念書呀！讓我將來當文官。要闊氣，當文官去。那我父親沒要這功名，就給我了！
現在跟你慢慢地就快講到民國了，還沒到民國呢，就革命了！
我接下來要講的這件事情，到現在我還不能夠知道，我很想找好多人問這件事，到底怎麼回事，但是還沒人知道。
我父親呢，他每年總是一次兩次地到省城，那時候總督就是趙爾巽。我父親沒有一個人可怕的，沒有怕的人，他就怕趙爾巽，就趙爾巽能說他。
他到奉天，正趕上革命，那時革命（軍）在奉天的軍隊（首領）叫藍天蔚，藍天蔚有一師，那時候不叫師，叫鎮。我忘了那時多少鎮了，忘了，大概有二十鎮吧！
這件事我慢慢地說出來，我很奇怪，我對這件事感到最奇怪。這裡面又插了許多的小故事。
我父親到奉天去是領餉，奉天那時候就有講武堂了，我後來也是講武堂（畢業）的。那時候的奉天講武堂裡有我父親的部下，包括張景惠都在那兒念書，大概有三十多個人。
他去見趙爾巽，趙爾巽告訴他，說你來得很好，我明天預備死了！我父親聽了很奇怪，你為什麼會死呀？你為什麼要死？他說，明天奉天的文武官員，就是藍天蔚等領著革命黨人，要推舉他當什麼委員會的委員長，就是都督一類的。趙爾巽說他們推舉我我不做，他們要舉立我，我就自己自盡，我就死。他是保皇黨，不過後來民國時不做官了，他弟弟趙爾豐你知道麼？後來在四川的家裡叫國民黨給殺的！
他說我預備死，我父親說你先別死，要死大家一塊都死！你告訴我怎麼回事，你告訴我。那趙爾巽就跟他講了，說他們明天要開會決定，那時候叫諮議會。我父親說好，你讓我明天去看看，你讓我看看，我看看怎麼一回事情。
第二天他就去開會了！
這個藍天蔚，我就不知道了，他是怎麼個人，是怎麼個事，這個人怎麼這麼沒出息，我就不知道他為什麼怎麼這樣子。
開會的時候，他兵臨城下呀！外頭都是他的軍隊呀！當時我父親也在臺上，大家就準備開會。那麼藍天蔚就宣佈出來，我要選趙某人當什麼什麼，大家贊成不贊成，誰不贊成、誰贊成？我父親就忽然站起來，把手槍“叭”就放在桌上：“我不贊成！”
這還了得，在主席臺上動槍了！
這時，藍天蔚一聲兒也沒吱，大家就啞口無言了，於是會也散了，給攪散了！
我父親就趕快進城，找趙爾巽去，告訴他說，我把會給攪散了，但是藍天蔚走開了，回到他的軍隊裡去，他一定會帶軍隊回來。你趕快給城關了，把城關了！
他（我父親）想他（藍）一定會帶軍隊回來，那麼你呀！把講武堂裡我那三十多個隊員（組織起來），給他們槍，我來保護這個城。趙爾巽說那好，我不但那樣，我把城裡我的衛隊、員警都交給你，由你指揮。他們來了，咱們打就是了！
這就奇怪了，我說的這段，我很希望有一個人能知道，他能知道當時的革命黨啊，就是錢公來（國民黨黨務指導員，曾做過張學良的秘書），你曉不曉得？中央委員，死掉了！
我很想知道這件事到底是怎麼個事情。
不但這樣，當時我父親就跟趙爾巽說，你給我命令，我把我的軍隊趕快調過來。從遼源州過來有好幾百里呀！他就連夜調他的軍隊。可這藍天蔚就（這麼）走了，這一段我就不明白，我怎麼也不明白，這藍天蔚帶著他的軍隊走了，就走了！他的軍隊那麼多，他有一個鎮呀！省城沒有多少人，他怕我父親把兵調來跟他打還是怎麼個事情？不曉得什麼意思，他走了！
那一陣子，我們住在新民府，藍天蔚退回（到）他的土地，得從新民府經過，他知道我們住在新民府。那時候我父親也有一小部分的軍隊駐在這兒，怕打仗預備著。
我母親也很凶啊，我十一歲我母親就死了！我那時候還是個小孩，不知道怎麼回事，我一點都不知道，我母親就跟我講啊，說今天晚上可能會出事。她給我三十塊大洋，用白布包著，圍在我腰上，給我系上，說今天晚上要打的時候，你就跑。我那時候有九歲、十歲吧，不知道怎麼回事，小孩子麼。我說，媽媽你呢？她說你別管我，你趕快跑，等著稍微平息點兒呢，你看哪個老頭好，跪下給人磕頭，把錢給人家，叫他帶你找你爸爸去。
後來我才明白：我媽媽預備著要自殺來的，要是人家打來，她把我放走，讓我跑，她就自殺。但我就不明白為什麼藍天蔚從新民府通過，就一直退到了他的地方，這一段事情就這樣平息了！
[編者注] 趙爾巽，1844—1927年，字次珊，漢軍正藍旗，山東泰安人。民國袁世凱稱帝時，封為“嵩山四友”之一。藍天蔚，1878—1921年，字秀豪，湖北黃陂人。關於這次攪會事件，及更多奉系史實，可參讀陶菊隱著《武夫當國：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1895—1928》。
我在這里加一段，就是現在趙爾巽的兒子趙世輝，是怎麼出世的？你知道為什麼他的小名叫天賜？
趙爾巽這老頭很有意思，他有個姨太太，那天晚上他說，明天我就要死了，今晚上我要幹一下子，但願能生個兒子。趙爾巽那時還沒兒子，結果，後來就這麼得了個兒子。
這以後，趙爾巽對我父親非常地看得起，本來我父親能起來，就是趙爾巽提拔起來的。那麼後來就民國了，後來編了個軍隊，就這麼起來的。
我們兄弟姐妹都一小訂的婚，很奇怪，就我這個三妹沒有訂婚。
我就簡短些說，到了北京，我父親當大元帥時（1927年），那時趙爾巽還在，趙爾巽就想給他兒子求婚，想娶我們家女兒。那我只有一個三妹了，我父親就沒答應。什麼原因呢？因為趙爾巽呐，我總跟他開玩笑，我就管趙爾巽叫爺爺，那麼我的妹妹也就管趙爾巽叫爺爺，那麼，他兒子高我妹妹一輩。我父親很講倫理，他就對這事不願意，沒答應。
不久哇，這個趙次帥，我們管他叫趙次帥，就病故了！我父親非常難過，為這件事情難過，說了好幾回。他說我呀！真覺得對不起他，好像我闊氣了，他想求婚我沒答應。我怕他誤會，好像這事我不肯。我不肯的原因不是為別的，就是因為輩數。我知道，我應該答應他。
等到回到奉天的時候，我父親也去世了！我就跟我母親（盧夫人）兩個商量：他們兩個老頭，都有這個心意，我是自由派的，就讓他們結婚好不好？我的母親很開通，很贊成，說這樣吧，咱們讓他們兩個會會面，對不對？他們如果自己願意，就好，如果不願意，我們也不能硬配。
那麼就請趙世輝到了奉天，結果他們倆很好，很願意，就這樣結合了！後來到臺灣來了，他們倆到我這兒來過。
她的兒子我很喜歡，她的兒子叫趙守文，是很了不起的醫生，當大夫的，婦科大夫。你沒看見過？她後來和白崇禧做了親，她的姑娘嫁給了白崇禧的兒子。
我和我兄弟姐妹總是開玩笑，我就講我和我三妹的笑話。
我三妹對我說，白崇禧的兒子很好，我說是很好。她說你看到過他嗎？你認識他？我說不認識。她說你不認識他，怎麼知道他很好哇，你怎麼知道？我說我怎麼知道他很好，能不好麼？我要有像你這樣的一個老丈母娘，我一腳就把你踹出去了！就沖你這丈母娘，他沒把你踹出去，我就知道他很好了！你住在白家那兒。
有人上美國回來，見到我跟我說，他說我到美國認識東北的一個人，陶鵬飛，你認識嗎？我笑了，我說我認識，我不但認識，還是我的學生，不但是我的學生，還是我的姑爺兒。他把眼睛一瞪，他是你姑爺兒？我看你好像他的姑爺兒。
[編者注] 白崇禧，1893—1966年，字健生，今廣西桂林人，國民黨高級將領。陶鵬飛，張學良長女閭瑛的丈夫。
我父親這個人啊，我就說我父親性格啊！
我有兩個長官，一個是蔣先生，一個是我父親。我對這兩個長官，我批評他們倆：我父親這人有雄才，大略不如蔣介公；介公呢？他有大略，雄才不如我父親。
我就說父親的雄才，說他這個人的性情，我給你說一兩件。我常跟我父親說，你這個作風啊！張勳那時在徐州召集開會，這段歷史上有的。召集開會，就是討論復辟。外頭傳呐，說他要復辟了！我父親也派（了）個代表，派他的一個參謀長（趙錫福）。
我父親說，因為這個，差點兒把你爹小命給送了！
有一次，我父親被人扔了炸彈，有三個人聯合炸他，結果其中兩個是自己把自己炸死了，剩下一個被逮住了！
“為什麼炸我，我跟你無仇無恨？”我父親問。
“你要復辟，你跟張勳兩個人開會，要搞復辟，所以我們才炸你！”
那時候張勳在開會議，召集各省要復辟。我父親說，那這個事你誤會了，我不但沒有參加，我還反對復辟。你們就因為這個，很可惜呀！可惜那兩個，就那麼犧牲了！
他說他們三個是同志。
我父親問，你還有旁的意思麼？
他說我沒旁的意思，我們也不恨你，我就恨復辟，我聽說你跟張勳了，要復辟，我是革命黨人，所以，我要把你炸死。
那你誤會了，大誤會，根本沒這件事。好！如果真是這麼回事，我現在就放你走，你出去打聽一下，假如說我有復辟的這個事情，你回來再炸我。
我再給你說一樣他的事情，他有幾樣事情我一講，頭髮都會站起來。
吳俊升知道不？黑龍江督軍。吳俊升是我五弟弟的幹爸爸，我喊他吳大爺。正月初三初四，反正是他來給我父親拜年的時候，我們也給吳大爺拜年。
他來的時候就預備好了，就是現在的本票，我們那個時候叫“扉子”，五千塊錢一張，他給我們一人一張。
我父親一見就火了！我父親管他叫吳大哥，他說：“吳大哥！你這是幹什麼？你這就不對了，過年了小孩給你拜年，給錢可以，你怎麼一個人給這麼多錢？”吳俊升說：“大帥呀！我的錢，我的一切還不都是大帥給的？都是你給的。”
我父親立刻就把臉繃起來了：“你說的是真話？”吳俊升看我父親把臉沉下來了，他一愣：“那我說的還能假嗎？”我父親說：“你可要說真話呀！既然你這樣說，你不要給他們錢，你呀！回到黑龍江好好地做事，不要讓黑龍江老百姓罵我的祖宗。”
這吳俊升趴地上就給我父親磕個頭，跪在地上就把頭磕了！
我就說，我父親能夠對付他們，你聽他說這個話，多厲害！我當時在旁邊站著，看得毛骨悚然。
他們不是拜把子的。
我父親是27師師長，馮德麟是28師師長，奉天原來有五路軍，吳俊升是後五路的統領，後來編了29師師長，和我父親可以說沒直接部屬的關係。不過我父親當督軍，那麼就是29師的師長也怕他。
[編者注] 1916年6月9日，張勳召集各省督軍舉行了第一次徐州會議，謀求新霸主地位，直至張勳復辟失敗，徐州會議先後召開四次。吳俊升，1863—1928年，字興權，山東曆城人，老奉系高級將領，死於“皇姑屯”事件。
第二章 年少時：將門父子情
少年聰慧
我父親非常艱苦，很艱苦，有好幾個原因，一個是我十一歲時，我母親死了！
我母親跟我父親受了好多年苦，苦到什麼程度？兩、三天沒吃到飯，沒有飯吃，就是我父親逃走那個時候。可是我十一歲，媽死了，所以我父親對我很特別，這是第一個。
第二點呢？我母親扔下我們三個人，我姐姐首芳、我一個，還有我一個弟弟，三個人。我是跟我姐姐也不和，跟我弟弟也不和，我都不喜歡。
那回，我大概是十五周歲吧！我父親一個人跟我說，他說呀！你曉得嗎？你媽媽死的時候留下幾萬塊錢，那個錢在你姐姐手裡頭，那個錢應該你們三個人分，不是你姐姐自己的，是你們三個人的，那也有你一份。
我瞅瞅我爸爸，笑了，我說那幾個錢算個什麼玩意兒？別說那幾個錢，就是你那個錢，我也沒看在眼裡。我爸爸把眼睛瞪得圓了，瞅瞅我。我說我能掙，我比你掙得多，我自己會掙。
我父親看著我，說，你好大的口氣。
我姐姐跟我第五個母親不大和睦。她寫了一封信給我父親，訴說我家裡的種種不公，我父親看了又生氣又難過，便把我找去了，拿信給我看。他說，好吧！我待你們姐弟三人不公平，那給你們幾個錢，你們自己去過吧！咱們也不用見面了！我說，爸爸，你生什麼氣呢？你著什麼急呢？她是個女兒，過幾年要出嫁了，她不是我們張家的人。你要看我呀！我是你兒子。你有事你不靠我？你管那些幹什麼？別理她得了，過兩年她不得走啊！你生什麼氣呀？有事情你可以都跟我說。我都是十五、六歲了！
那時我差不多十六歲，我父親就覺得我很奇怪，看我這個人很怪。
我父親在的時候，我們不敢吃好的，叫他看見了就打。
平常吃飯，廚房裡就開四個菜。我最怕我父親的就是吃飯，有兩件事兒。第一件事，他喜歡吃的菜，他就給你夾，哎呀！要說他吃的那玩藝兒，我可真不能吃！蠶蛹，吃過沒？他最喜歡吃那個。給我，我簡直不能吃，沒法吃！還有，他喜歡吃那個臭鴨蛋；第二件事，吃飯你可不能掉東西，飯粒掉桌子上，得揀起來吃了！掉地下，你也得揀起來吃了！這是最怕的！
我告訴你，你絕對沒想到我窮的時候，到怎麼窮啊？連買牙膏的錢都沒有了，我窮到這個時候。抗戰的時候，在貴州，我腰裡一個錢也沒有。公家應該什麼都管，但是牙膏這事兒得自己花錢買，就沒那個錢買牙膏。大夥吃飯，就是煮一鍋菜。也不能說苦，要說苦（也）不能說苦，是儉樸。
我父親頑固透了，頑固到什麼程度？到民國了，他不允許我剪辮子。
我父親當將軍的時候，那時候有個袁金鎧，到現在我都感激這個袁金鎧，他幫我好大的忙。我的老師跟我父親有關係，是我父親家鄉的，原來我父親小孩子時跟他念書，我父親對我的（這個）老師很看重，叫楊景鎮。他出了一個題目做古文，我這個古文把他惹火了，他跟我父親說你這個兒子我教不了，我不教了！我父親非常火。
那時候，我父親當將軍了，他的秘書長就是袁金鎧，為這件事，我非常感謝他。我父親要預備鞭子打我，給老師看，要打我，為什麼老師走了？我那時候已經十七、八歲了，那篇文章的全篇我記不得了，還記個大意。袁金鎧就問，為什麼生那麼大的氣？我父親說我這兒子太不爭氣，寫文章罵老師。
袁金鎧說，學生寫文章罵老師，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問我父親，你看過他這篇文章沒？我父親說我沒看。他說，好不好要來看看，我們看看好不好？就跟我要文章，我就拿出來了！什麼文章？老師的題目是《民主國之害甚於君主》，我一開頭頭一句還記得呢！我在裡面發揮好多，我到最後說，*國之害甚於君主，說這話的人是坐井觀天。老師說這句話是罵他。
這文章拿來一看，袁金鎧就說，唉呀！這個先生教不了這個學生，這學生不是這個先生可以教的。
我父親氣就消下來了，就不想打了！
後來我父親就說，你們是不是給我介紹一個先生？這樣我就不跟那個老師念了！
我就跟著另一個先生，那個先生姓白，白永貞，後來代理過奉天的省長，他教了我一年多，不到兩年，就跟我父親去說，他說你不要你兒子念書了，他不是念書的料，不是一個坐屋念書的人，他要幹什麼，你讓他幹什麼好了！
後來這個白永貞就辭館走開了！
[編者注] 袁金鎧，1869—1946年，字潔珊，遼陽人。
本想學救人，卻變成殺人
我父親想把我造就成一個文人。我也很奇怪呀！我這個人根本是想學救人，沒學成救人，結果後來變成殺人。我要學醫的，我到現在還喜歡醫生。我父親很好，他也不吱聲，也不說不贊成，可他不說我也沒辦法。後來我就學造藥、製藥，還想學農校。
我的後來和青年會關係很大，我認識一個人，叫陳英，青年人，當過奉天車輛局局長。那時我身體也不太好，其實我都不知道我能活這麼大歲數，我說感謝上帝，我的一切都是上帝給的。我年輕的時候還吐血，他就跟我說，你這是有肺病。
我年輕的時候——我跟你說天下事情，一會兒我太太要急了找我，你別笑話我怕老婆呀！——我本來是不想當軍人的，我自己知道，我這個人是想幹什麼呢？你知道？我是想做一個自由職業者，畫畫呀、當醫生呀什麼的，隨隨便便，我要幹什麼就幹什麼。還有，我說這句話你別笑話，自古英雄多好色，我還喜歡跟女人在一塊堆兒玩，我想自自由由的，可是我一有政治的事情在身上就不同了，後來就不同了，那時候我是想這個。
我父親這個人，很有意思，他也不說反對，但是他不讓我去走那個路，我也沒辦法，所以我說這是上帝的旨意。當然我這個當軍人呢！我自己現在想，因為我和父親的關係，不但於東三省，甚至於世界都發生了變化。不是我當軍人，不是我管東北，也沒有這些，說起來太多呀！我說是上帝的意旨。
我沒跟你講過，我跟（別）人都講過，陳英，就是陳自雄。
我就跟一個青年會的幹事兩個很好，我想逃走，要跑到美國去，我不管我父親了！我那個青年會幹事他是贊成我的，那個人說好吧！我幫你忙。他替我把船票都買好了，我到現在還記得，七十塊多美金買一張船票，那時候我自個弄的七十多塊美金，他給我船票買好了，他幫我忙啊！上美國去。船票都買了，三點的船票。
我上了他的當。他這傢伙真是會誨人，他跟我說你這個身體不好，我身體那時候很不好了，他說你英文也不是那麼好，你這個什麼數學這一套你都不懂，你上美國去能行嗎？那時候中國人還不能做工呀！他說我給你介紹一個教會人家。你幫人家打雜自給自活，你再念書。
我說好！
我跟他一直很好，他說你到了美國，那時候學生不能做事呢！他說我給你介紹到教會的人家裡去，你住在人家。我沒錢呀！住在人家裡，給人家幫幫忙。
後來陳英就知道了，他說你這人傻瓜，你到講武堂去，我還照樣去講武堂去教你呀！你還照樣可以學呀！（這樣）我就進了講武堂，在那兒當的軍人。
我現在是個基督徒了，這些事啊！不能說是迷信，這都是上帝的安排。
我就是這麼樣起來的。
本來天下的事情變化多端，我就說這個變化，日本人呀也看中我了，日本答應我進日本陸軍大學，那我非常高興呵！到日本陸軍大學去學習，我也不會日文,日本陸軍大學有這樣一個規矩,貴族這樣的人，可以帶著一個人，叫伴讀，都答應我這樣了！我就要上了日本的陸軍大學，得意得很，第一次奉直戰爭就起來了！要不是這個事，我就到日本去了，如果這樣到了日本陸軍大學，後來的事就又有了變化，我就變成派到日本去的了，當然就跟日本合作了，到日本留學回來的，那麼怎麼樣變化不知道，但是肯定會有變化。
後來這個陳英啊！這個人很好，他說你那麼辦，你就對不起你爸爸。他說你那麼做，真要走了的話，你不傷你父親心嗎？換句話說，那也做不好呵！我給你出個主意吧！那個時候他很聰明，我那個時候，什麼幾何、化學我都不懂，我就到他的學校去學。他就勸我，他說你跟你父親說你要學軍事，他一定願意。他就要逼你學軍事。那你到了美國以後，他管著你了？
主意不錯，好，他這個辦法想得好，我父親他這個當可上大了！
我就學軍事，這笑話就多了！
我考保定軍官學校考上了，我跟陳誠兄同學，他也第八期，不過我沒去。
那時辦講武堂了，講武堂的教育長熙洽是陳英的好朋友。陳英說，你到講武堂當學生去，我還照樣教你化學、物理。你當軍人，把身體鍛煉好一點，將來什麼都可以幹呐。
我說，好吧！
我去跟我父親說，我父親大吃一驚啊！他說什麼，你要上講武堂？你別給我丟人了，你去了幾天干不了，再出來？父親是講武堂的堂長，他就怕我丟人。當然，我這人就怕別人說這話，我說，什麼？人能幹的，我就能幹了！假使你那些人，那些學生都幹不了了，那我不是一樣的，大家都幹不了；要是都能幹了，我就能幹了！
他們都笑我，說你得了！這把我氣壞了！
我父親甚至答應說，你在講武堂要能畢業的話，回來我就給你當營長。
[編者注] 1919年3月，張作霖將原東三省講武堂改為東三省陸軍講武堂，張作相任堂長，熙洽為教育長。第一期從1919年5月入學，1920年4月畢業，張學良為一期生。
好了，我頭一個月就考了個第一，第二個月又考了個第一。
因為什麼考了個第一？也不是我出色，因為講武堂的學員都是軍人麼，我是個學生啊！我記憶力非常強啊想當初。現在老了，我到現在，那功課要緊的地方還能背下來呢。那麼在學校裡就鬧風頭了，就說這些教官因為我的地位關係呀！和我勾結作弊。
忽然這一天，我們教育長就上堂了，他就宣佈說，因為學生當中傳說教官們作弊，我今天來就是要驗證來了！叫我們把座位都調了，大家彼此座位都調了！
他出了四個題。
我們是兩個教育班，我們這個班差不多一百多個人，沒有一個人答完全了，就我一個人答全了，四個題，我都答完全了，都答對了！他當時在堂上，說我這可沒作弊呀！你們看，你們誰也沒答完。
本來大家還沒注意我、特別關注我，這麼一來，我在講武堂，在同學之中，在教官之中，就引人矚目了！我就這麼樣同郭松齡結成了朋友，這郭松齡也看中我了！
那個時候，張作相是東三省講武堂的堂長，我父親的兵權都在張作相那兒，我後來當軍人，一直都是張作相把我提拔起來的，張作相和我父親是拜把子，我們不是一家。
張作相是27師師長兼奉天衛隊旅旅長，本來他想讓出這旅長職務的，就因為我，他不讓了！我在學堂裡還沒畢業呢。到第三期快畢業的時候，我就當了他衛隊旅第二團團長，那會我還在學校，還沒到任呢。不但當了團長，他的旅裡有事情，什麼參謀出缺了、副官出缺了、旅裡還有什麼問題了，他都要問我，要我過問。我那時候沒出學校呢！那我毫不客氣，沒有顧忌，就等於我當旅長了一樣。
所以，我在講武堂當學員，從我當衛隊旅長開始，我實際上成了張作相的代理旅長，他僅是名義上的旅長，我一直跟在他後頭晉升，他是師長，我當旅長，他當督軍，我就當他的師長，直到拿到軍權，我都不知道怎麼拿到的。
他老先生當師長的時候，很節儉。我們那裡，吃雞蛋有種吃法叫炒雞蛋醬，就是把雞蛋擱點醬炒鹹了就飯吃，他老人家早晨吃雞蛋醬的時候，一個雞蛋還要剩一點兒留著中午再吃呢！
畢業後，我二十歲就正式當團長了！當團長的時候，我那些部下、那些小兵跟我開玩笑，管我叫“黃嘴鴨子團長”，意思就是還嫩著呢！我那個團的第二營營長，是當年我父親的一個號兵，他當了我的第二營營長，我小時候他抱著我玩過，（現在）我當他團長了！
他這小子總跟我開玩笑。
我非常認真，當團長的時候，外頭出操，我就在操場上站著不動彈，他跟我小聲說，他說團長啊！你回家玩去好不好？你不走，我們也不能走。他姓趙，我總說趙營長，你要再這樣，別說我罰你啊！結果我這個營長打仗，頭一仗就被打死了，我很想他。
續……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