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口述歷史》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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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張學良 口述 唐德剛 撰寫
張學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漢卿，號毅庵，乳名雙喜、小六子。陸軍一級上將，漢族，祖籍遼寧海城，1901年6月3日（夏曆4月17日）出生於遼寧省台安縣九間鄉鄂家村張家堡屯（舊稱桑子林詹家窩鋪）。人稱“少帥”，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的長子。
唐德剛 1920年生於安徽省合肥縣西鄉（今屬肥西縣）山南館唐家圩，德剛幼時在私塾念書，舊學邃密，十多歲即已圈點過一遍《資治通鑒》。1939年秋考入重慶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易名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和黃彰健等人同學；此一時期的中大歷史系有“沙坪壩的黃金時代”之說，柳詒征、朱希祖、繆鳳林、郭廷以、向達、沈剛伯、賀昌群、白壽彝、韓儒林等史學家皆執教於此；1943年畢業，獲學士學位。1944年在安徽學院史地系講授《西洋通史》。1948年，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曾講授《漢學概論》、《中國史》、《亞洲史》、《西洋文化史》等課程，並兼任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館長7年。1972年受聘為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後兼任系主任12年。曾任紐約文藝協會會長，旅居美、加安徽同鄉會會長。
唐德剛的散文可讀性頗高，旅美學人夏志清教授譽之為“唐派散文”。夏志清先生在《胡適雜憶》序中說，唐德剛先生“應公認是當代中國別樹一幟的散文家。他倒沒有走胡適的老路，寫一清如水的純白話。德剛古文根柢深厚，加上天性詼諧，寫起文章來，口無遮攔，氣勢極盛，讀起來真是妙趣橫生。”
唐德剛與師郭廷以，都是中國近代史的大家，也是華裔史學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動人物。身為中國近代史大家，唐德剛是華裔史學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動人物。著有《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顧維鈞回憶錄》、《吳國禎回憶錄》、《晚清七十年》、《張學良口述歷史》《袁氏當國》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唐德剛作品集六冊。除此之外，他還撰有小說《戰爭與愛情》，被文學史家夏志清稱為“別樹一幟的散文 家”。
他受柳詒征及其他學衡前輩影響極深，肯定中國文化。對美國華人史有所研究。
他在中國時曾在國軍內當小兵，做過中學教員。在美國長期從事歷史研究及口述歷史工作，與當時政要如顧維鈞、李宗仁、陳立夫等人多有接觸。和當時人在紐約的胡適則為忘年之交，有師生之誼，曾著《胡適口述自傳》（1981）、《胡適雜憶》（1979）、《中美外交史》、《中美百年史》、《第三種美國人》、《美國民權運動》、《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中美關係》、長篇小說《戰爭與愛情》及劇本和大量詩詞。
唐德剛一生都不是象牙塔里的學者，二十多年來，他積極投入人道主義團體發起的運動，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和暴行，要求日本道歉和賠償。無論集會、演講、遊行，他都親自參加。上世紀70年代初，釣魚島被日本佔領，唐德剛是海外保釣運動最早的參與者之一，曾代表紐約地區華人撰寫“保釣宣言”，並親自送往日本駐紐約及華盛頓使領館。2002年，他又與楊振寧一道，發起全球徵集一億人簽名行動，抗議日本右翼登釣魚島，並要求日本對中國民間賠款。
1972年冬，唐德剛首次返回闊別25年的安徽探親，看望老母，此後長期為中美交流出力，先後多次訪華、講學。逝世前，唐德剛將全部藏書共計124箱悉數捐給老家的安徽大學。2002年，曾經在“土改”中被沒收的唐德剛老家的房子，發還給他了。唐德剛說，“我要這房子做什麼。”於是他用這房子辦了一所希望小學，還專程回國，捐獻了5000美金。
夫人吳昭文，是中國國民黨元老吳開先之女。
2009年10月26日晚間，於美國三藩市家中因腎衰竭過世，享年89歲。
本書簡介
回首百年，張學良是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人物之一。本性最適合做一個聲色犬馬的公子哥兒，可現實偏要壓他一肩的戎馬戰事和國恨家仇，更遇上“九一八事變”，不抵抗的罪名令他幾成民族公敵；西安事變促成了抗日統一戰線，他自己卻從此被幽禁半個世紀，也因此贏得了世人的敬重。他無限感慨地說：“我的事情是到36歲，以後就沒有了；從21歲到36歲，這就是我的生命。”國內雖然已經出版過很多有關張氏生平的書，但少見真正有分量有價值的。本書由史學名家唐德剛先生擔綱完成，以張氏自述為主體，以唐德剛論張學良的數萬文字為輔，正好地彌補了以往各種圖書的錯謬與不足。更兼唐的論說精闢而有洞明世事人情的味道。一邊是研究物件的“自白”，一邊是研究者的“審視”，兩相對照著看，歷史變得更為真切、真實而生動。
目 錄
序
• 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
第一章 身世：大帥起自草莽
我們家上輩子的人，沒有一個是正經在床上死的，我父親一提到這事兒就掉眼淚。—— 張學良
• 張家發跡前
• “那國家的玩意兒，能隨便給你麼”
• 大帥本是草莽英雄
• 父親有雄才
第二章 年少時：將門父子情
因為我和父親的關係，不但於東三省，甚至於世界都發生了變化。不是我當軍人，不是我管東北，也沒有這些，說起來太多呀！我說是上帝的意旨。——張學良
• 少年聰慧
• 本想學救人，卻變成殺人
第三章 女人們：平生無缺憾，唯一好女人
我從來不追女人的，很少，沒有。可以說一兩個女人我追過，其他的我沒追過。都是女人追我。—— 張學良
• 賢妻良母于鳳至
• 我和趙四
• 非常喜歡梁九小姐
• 很多女朋友
• 葉公超、顧維鈞逸事
第四章 內戰和將領們
打死的都是相當的佼佼者，剩下的無能後輩，來請功受賞。這要真是有意義的戰爭還可以，這個戰爭幹什麼呢？—— 張學良
• 我的帶兵之道
• 吳佩孚：西蜀無大將，廖化為先鋒
• 郭松齡：寧折也不彎
• 南口軍紀案
• 張宗昌之死
• 厭倦了內戰
• 我就想自個兒逃了
第五章 不做東北皇帝
你跟他呀，傀儡還要裝得像傀儡樣呀，你要知道，給日本當傀儡，你那個傀儡都不好當得很呐！—— 張學良
• 東北易幟
• 閻錫山幹不過我
• 美麗的東北
• 市長風波
• 和汪精衛的交往
• 熱河失守：東北軍是我的包袱
• 墨索里尼小姐
• 胡漢民
第六章 “九一八”與西安事變
我真怒了，所以我才會有“西安事變”。我怒了什麼呢？我的意思是這麼一句話：你這個老頭子，我要教訓教訓你！—— 張學良
• 要還，就把東三省還國家
• 我的事情就是到36歲
《張學良口述歷史》繁體版 精讀本
張學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漢卿，號毅庵，乳名雙喜、小六子。陸軍一級上將，漢族，祖籍遼寧海城，1901年6月3日（夏曆4月17日）出生於遼寧省台安縣九間鄉鄂家村張家堡屯（舊稱桑子林詹家窩鋪）。人稱“少帥”，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的長子。
唐德剛 1920年生於安徽省合肥縣西鄉（今屬肥西縣）山南館唐家圩，德剛幼時在私塾念書，舊學邃密，十多歲即已圈點過一遍《資治通鑒》。1939年秋考入重慶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易名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和黃彰健等人同學；此一時期的中大歷史系有“沙坪壩的黃金時代”之說，柳詒征、朱希祖、繆鳳林、郭廷以、向達、沈剛伯、賀昌群、白壽彝、韓儒林等史學家皆執教於此；1943年畢業，獲學士學位。1944年在安徽學院史地系講授《西洋通史》。1948年，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曾講授《漢學概論》、《中國史》、《亞洲史》、《西洋文化史》等課程，並兼任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館長7年。1972年受聘為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後兼任系主任12年。曾任紐約文藝協會會長，旅居美、加安徽同鄉會會長。
唐德剛的散文可讀性頗高，旅美學人夏志清教授譽之為“唐派散文”。夏志清先生在《胡適雜憶》序中說，唐德剛先生“應公認是當代中國別樹一幟的散文家。他倒沒有走胡適的老路，寫一清如水的純白話。德剛古文根柢深厚，加上天性詼諧，寫起文章來，口無遮攔，氣勢極盛，讀起來真是妙趣橫生。”
唐德剛與師郭廷以，都是中國近代史的大家，也是華裔史學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動人物。身為中國近代史大家，唐德剛是華裔史學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動人物。著有《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顧維鈞回憶錄》、《吳國禎回憶錄》、《晚清七十年》、《張學良口述歷史》《袁氏當國》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唐德剛作品集六冊。除此之外，他還撰有小說《戰爭與愛情》，被文學史家夏志清稱為“別樹一幟的散文 家”。
他受柳詒征及其他學衡前輩影響極深，肯定中國文化。對美國華人史有所研究。
他在中國時曾在國軍內當小兵，做過中學教員。在美國長期從事歷史研究及口述歷史工作，與當時政要如顧維鈞、李宗仁、陳立夫等人多有接觸。和當時人在紐約的胡適則為忘年之交，有師生之誼，曾著《胡適口述自傳》（1981）、《胡適雜憶》（1979）、《中美外交史》、《中美百年史》、《第三種美國人》、《美國民權運動》、《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中美關係》、長篇小說《戰爭與愛情》及劇本和大量詩詞。
唐德剛一生都不是象牙塔里的學者，二十多年來，他積極投入人道主義團體發起的運動，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和暴行，要求日本道歉和賠償。無論集會、演講、遊行，他都親自參加。上世紀70年代初，釣魚島被日本佔領，唐德剛是海外保釣運動最早的參與者之一，曾代表紐約地區華人撰寫“保釣宣言”，並親自送往日本駐紐約及華盛頓使領館。2002年，他又與楊振寧一道，發起全球徵集一億人簽名行動，抗議日本右翼登釣魚島，並要求日本對中國民間賠款。
1972年冬，唐德剛首次返回闊別25年的安徽探親，看望老母，此後長期為中美交流出力，先後多次訪華、講學。逝世前，唐德剛將全部藏書共計124箱悉數捐給老家的安徽大學。2002年，曾經在“土改”中被沒收的唐德剛老家的房子，發還給他了。唐德剛說，“我要這房子做什麼。”於是他用這房子辦了一所希望小學，還專程回國，捐獻了5000美金。
夫人吳昭文，是中國國民黨元老吳開先之女。
2009年10月26日晚間，於美國三藩市家中因腎衰竭過世，享年89歲。
本書簡介
回首百年，張學良是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人物之一。本性最適合做一個聲色犬馬的公子哥兒，可現實偏要壓他一肩的戎馬戰事和國恨家仇，更遇上“九一八事變”，不抵抗的罪名令他幾成民族公敵；西安事變促成了抗日統一戰線，他自己卻從此被幽禁半個世紀，也因此贏得了世人的敬重。他無限感慨地說：“我的事情是到36歲，以後就沒有了；從21歲到36歲，這就是我的生命。”國內雖然已經出版過很多有關張氏生平的書，但少見真正有分量有價值的。本書由史學名家唐德剛先生擔綱完成，以張氏自述為主體，以唐德剛論張學良的數萬文字為輔，正好地彌補了以往各種圖書的錯謬與不足。更兼唐的論說精闢而有洞明世事人情的味道。一邊是研究物件的“自白”，一邊是研究者的“審視”，兩相對照著看，歷史變得更為真切、真實而生動。
目 錄
序
• 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
第一章 身世：大帥起自草莽
我們家上輩子的人，沒有一個是正經在床上死的，我父親一提到這事兒就掉眼淚。—— 張學良
• 張家發跡前
• “那國家的玩意兒，能隨便給你麼”
• 大帥本是草莽英雄
• 父親有雄才
第二章 年少時：將門父子情
因為我和父親的關係，不但於東三省，甚至於世界都發生了變化。不是我當軍人，不是我管東北，也沒有這些，說起來太多呀！我說是上帝的意旨。——張學良
• 少年聰慧
• 本想學救人，卻變成殺人
第三章 女人們：平生無缺憾，唯一好女人
我從來不追女人的，很少，沒有。可以說一兩個女人我追過，其他的我沒追過。都是女人追我。—— 張學良
• 賢妻良母于鳳至
• 我和趙四
• 非常喜歡梁九小姐
• 很多女朋友
• 葉公超、顧維鈞逸事
第四章 內戰和將領們
打死的都是相當的佼佼者，剩下的無能後輩，來請功受賞。這要真是有意義的戰爭還可以，這個戰爭幹什麼呢？—— 張學良
• 我的帶兵之道
• 吳佩孚：西蜀無大將，廖化為先鋒
• 郭松齡：寧折也不彎
• 南口軍紀案
• 張宗昌之死
• 厭倦了內戰
• 我就想自個兒逃了
第五章 不做東北皇帝
你跟他呀，傀儡還要裝得像傀儡樣呀，你要知道，給日本當傀儡，你那個傀儡都不好當得很呐！—— 張學良
• 東北易幟
• 閻錫山幹不過我
• 美麗的東北
• 市長風波
• 和汪精衛的交往
• 熱河失守：東北軍是我的包袱
• 墨索里尼小姐
• 胡漢民
第六章 “九一八”與西安事變
我真怒了，所以我才會有“西安事變”。我怒了什麼呢？我的意思是這麼一句話：你這個老頭子，我要教訓教訓你！—— 張學良
• 要還，就把東三省還國家
• 我的事情就是到36歲
《張學良口述歷史》繁體版 精讀本
第三章 女人們：平生無缺憾，唯一好女人
賢妻良母于鳳至
那個遼源州的商務會長啊！後來就是我的岳父，他跟我父親非常地好，他看中了我父親。人們常說慧眼識真金，他說我父親這人可不是個平常人，他將來一定會有作為，就給我訂親家。我太太比我大三歲，就訂親了！我們那時候都要訂親，我根本就不知道她什麼樣的，所以，我跟我太太就是不太和氣的。
我的孫子、孫女好多呢！那些亂七八糟的都是我太太把我放縱的。
我跟你說什麼道理，我跟我太太啊！我不喜歡我的太太，我們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我跟我太太說，你嫁錯了人，你是賢妻良母呀！可是張學良不要這個賢妻良母。我是上戰場的人，那打起仗來，真不知道誰能回來誰回不來。我跟你說，她對我很好啊！怎麼好？我給你說個中道理，你們大家大概都不知道，我太太生我的這個第四個孩子的時候，就得了很重的病，差不多是不治之病。
那時，她的母親還在，那我父親很喜歡我這個太太，我父親跟她的父親也很好，所以我們做了親。她比我大三歲，那會她病得已經差不多了，中外醫生都束手了，都說她一定要死了，那麼，她給我扔下四個小孩子呀！於是，我岳母和我母親她們就商量，我太太有一個侄女，就要我娶她這個侄女，以便給她照料她的孩子。
這我就反對，我跟她們說，她現在病這麼重，真要我娶她的侄女，那我不就是這邊結婚，那邊催她死嗎？那叫她心裡多難過？我說，這樣，我答應你們，如果她真的死了，我一定娶她侄女，你當面告訴她，她自己要願意，願意她侄女將來給她帶孩子，管著孩子。這樣呢？大家放心了！
她後來病就好了，沒死。那麼她就為這件事情很感動，所以對我也就很放縱，就不管我了，拈花惹草的。她也知道我和她不大合適。
（後來）她隨我到南京，又到了上海，我的太太拜這個宋老太太為乾娘，那時候都興認乾親，我太太是宋老太太的乾女兒。
[編者注] 于鳳至曾拜宋美齡的母親為乾娘，宋母認她為四女兒。
我和趙四
有人開玩笑說，張學良跟趙四小姐恩愛。其實，如果不是把張學良關起來了，他可能早就去找別的女朋友了！
我跟你說，我這個生活呀！就到了三十六歲，假如沒有西安事變，我不知道我還會有什麼經驗呢。
所以，我現在的太太，有一天，她跟我說句話，她說如果不是西安事變，咱倆也早完了，我早不跟你在一塊了，你這亂七八糟的事情我也受不了！
我跟你說，她是這樣子，當年我到溪口（1937年1月）的時候呀！蔣夫人不讓她跟著我，覺得她像個姨太太一樣，蔣先生也是不方便的。可是到了北投（張學良在臺北的寓所），到了這個地方以後，蔣夫人非常喜歡她。我跟她結婚，差不多是蔣夫人的力量。我們結婚的時候，蔣公沒去，蔣夫人去了，可以說我們能結婚，有蔣夫人一半的力量。蔣夫人非常喜歡她，當年不喜歡她，後來非常喜歡。
非常喜歡梁九小姐
我過去做事情，我這個人我自己向來是有分寸的，我也知道我自己，我自己給我下個考語：平生無缺憾，唯一好女人。
我這個也是（有）種種原因。
我的第一個原因，我父親也等於放縱我，也不是放縱。
我父親他最喜歡晚上吃完晚飯以後沒事，他一個人坐在那兒喝酒，我那時候是專門找這個時候陪他喝兩盅。他喝酒啊！吃點肉，就跟他喝兩盅，他喝得多一點，也不是喝醉，喝得有意思了，這事兒就好辦了！要錢也好，跟他商量事兒，就好辦了！他有時候在我這個母親這兒，有時候在我那個母親那兒。
有一天，（父親）在我第五個母親那兒喝酒，喝著喝著他說，媽的，你這小子啊！你當我不知道你呢？你淨出去跟女人在外頭混，混女人。我告訴你，玩女人可以，你可別讓女人把你玩了！我的五母親說，得了吧！你兒子夠壞的了，你還教呢！
潘鄧，你懂不懂？潘安漂亮，鄧通有錢，這罵人呐，都說女人。“潘驢鄧小閑”，這你懂嗎？那個閑哇，就是侍候女人，你得有閑功夫。我說我呀！這哪樣都有了，可是我沒有閑。但是我有一樣，權勢。我年輕，我就有權勢啊！人還不是都喜歡權勢，可是我可以告慰我自個兒，我這個人從來不加女人以權勢的。我跟女人是這樣，你要不理我呀！我也就不朝前。
我跟你說一個人，現在這個人死掉了，她自殺了！
你也許能知道，天津最有名的梁家，梁家有四位小姐。這個梁老頭是真有意思，他有很講究的大樓，樓上不點電燈，都點油燈。為什麼呢？怕電燈走火。那麼闊氣，沒有汽車。他是天津怡和的買辦，是何東最好的朋友。他有四個小姐，我非常喜歡他的九小姐，他這個九小姐嫁給這個葉公超的哥哥，自殺死的。
我就跟（她）開玩笑。她說，張先生你不要跟我開玩笑，好不好？我問她，你喜歡我不喜歡我？她說我喜歡你，你不要跟我開玩笑。她說你能娶我嗎？你真能娶我嗎？
後來，她嫁人了，她嫁了以後，我還到（過）她家裡，可憐呐！她說，張先生你到我家，我不能請你吃一頓飯，我沒有錢請你吃飯。
她死得很可憐呐，她爸爸很有錢，她出嫁的時候，葉公超的哥哥也很有錢，因為他有錢，她爸爸就陪嫁了四千塊錢，那麼葉公超的哥哥就看不上她。你聽我慢慢講她的故事。
葉公超的哥哥有肺病，到青島養肺病，她生了一個兒子，養肺病的時候，他很苦啊！她陪著。病稍微好點兒，在一個宴會的席上，有一位太太就跟她丈夫開玩笑，灌他酒，這個太太是誰，我現在不知道了，反正也是一個交際花之類的，灌他酒。他的太太就跟他說一句話，說你（病）剛好，你少喝一點吧！這不是好話麼？他過去就給她打了，給她一個耳光。
她轉身走了，坐火車上上海去了，自己坐火車，在火車上自殺死的。死了以後，她留下個兒子。
她這個父親死了以後給她留下四十萬，這四十萬塊錢，那時候何世理我們商量，大家說絕對不去給她丈夫，大家給她管著，等孩子大了給孩子，不給他。
可憐呐，這個女的，自己自殺了，吃了好多個洋火頭兒。很剛烈的一個人。
那個何世理的兒子的丈母娘，就是梁九的妹妹，梁九、梁十、梁十一，記不得是梁十還是梁十一了，我跟梁十是好朋友。這個梁家的太太非常聰明，這梁十也對我很好，她媽看出來了，她把她閨女送走了！（後來）梁十死在大陸上。
很多女朋友
我有好多女朋友，我最奇怪的是這三個女朋友的丈夫，那一個比一個不用說了，他們大概明明白白知道我跟他們的太太（的事），可是裝傻。不是沒地位，都是相當有地位的，很奇怪的。我就說奇怪的人、奇怪的事情。
有一樣啊！我有勢力，和權勢這也有很大關係，我並不是仗著我權勢來，人家是因為我的權勢而來，這也很有關係。還有我就不說了，我再說這個你就明白，女人要沾上我，她就不離開了！我要是年青人，我就開課了，講怎麼管女人的事情啊！
那三個女朋友是哪三個，我不說，我不說了！我告訴你這個，中外都算上，白人、中國人，那個嫖的不算，花錢買的、賣淫的不算，我有十一個女朋友，情婦！我的情婦算一算有十一個。
我跟你說一段小故事，我說過吧！不是無名小輩啊！
我到上海的時候，我到人家裡，她家請客。她給我寫過一個紙條，我說過嗎？紙條上寫的：請你可憐可憐我，今天晚上你不要走。我就給那個紙條改了兩個字，請你可憐可憐我，今天晚上你放我走。這是誰，這不能說，不能講，這個人已經死了！
她是我表哥的姨太太，我表哥給我父親做部下。
她並不是個好人，是個暗娼，我表哥娶了她，那我常到他家去玩去，那時我才十六歲嘛，有一天家裡沒人，她調戲我，所以我壞蛋就是從她身上學來的，我也因此看不起女人。
我這個表嫂呀！大家都給她起個外號，說她是連長。懂得麼？她男朋友有一個連那麼多。
我再給你講一個，我這三個裡頭的一個，她的先生是個很有錢的一個商人，相當有錢。我跟他太太來往，他太太是中式女校的學生，上海一個女校的學生，我跟他太太來往。我專門講“春兒”的故事了呵！他的太太陪著我玩，常常兩個人開著汽車。
有這麼一天，我到他家裡去，在客廳兩個人衣服都脫了，兩個人剛脫了，她跑了！她跟我講啊！她說所謂的她丈夫，實際是她姐夫，她跟她姐夫發生關係了，她離不開他了！那麼她就是她姐夫的外家，所以我就跟她倆玩，差不多就（發）生關係了嘛，她跑了！
（後來）她回來問我，我不好意思，我怎麼說？我這人很規矩啊！這個地方向來我不強迫女人的，以後我就不來往了，我就不找她了！
過了兩年多了，她有一天上我這來，找我來了！她來了，我跟她開玩笑，我說這可不是我找你啊！是你送來的。她丈夫姓齊，我說你來你丈夫知道麼？咱倆的事你跟你丈夫說過麼？你丈夫呢？她說他讓我來的。我說他讓你來的，當然就可以公開了，沒事了！
我就說這三個特別的，這個是她丈夫有點事求我，這個事情給他解決了，解決以後，她丈夫跟她倆來謝我了，我跟她丈夫開玩笑，我說你別謝了，你也有代價的。她丈夫也笑了！
另外一個更奇怪了，另外一個人，我跟他太太非常好的，他看出來了，後來我和他太太發生關係了！她自己告訴我，她說他跟我講啊！你跟小張兩個人玩要小心啊！這個傢伙靠不住的。她說我撲哧笑了！還有什麼靠不住的，都已經發生關係了！
她丈夫差不多也知道，很奇怪的，她丈夫很有地位的，很奇怪，我打電話，她丈夫說你接電話吧！有你一個好朋友來電話。
我在電話裡都聽見了！
我給你講一個真的故事，你不講心理學，你就不知道這男人的事情，很奇怪。
有這麼一個真實故事，還有首詩呢。他這個人呐，他這（兩）個太太，一個姐姐，一個妹妹，我這是親眼看見的。他姓蘇，大夥就管他叫蘇大個子，他的兩個太太，姐妹兩個，隨便跟人家搞，他不管。我親眼看見過，那時候我還年輕呢！十幾歲的時候，他請我吃飯，我親眼看見他太太，人家吃飯的時候，他太太就像一般的姑娘坐到人家大腿上，他的第二個太太，就是那個妹妹，飯還沒吃完，她們倆就走了！那時就覺得不是好事，她們倆就走了，待一會她們倆回來了，一點也不在乎。他也一點不在乎。
這還不是最奇怪的，後面的事情更難讓人理解了，這個姓蘇的人已經死了，病死了，兩個太太都自盡了！那這是怎麼個事兒？讓人不能理解，不明白。丈夫死了，（這）兩個人都死了！你說這是什麼道理？所以這人呐，有些個事情你不知道底細，你沒法知道它到底是怎麼個事情。你說這究竟是怎麼個道理？他怎麼就兩個人都自殺？一個人自殺還不行，姐妹兩個人都自殺了！
男女關係要說保守，也要看是怎麼個情況。我跟你講，這個事情，我現在常常說這麼一句話，人就是一張紙蒙住臉，別把那張紙揭開，你要揭開了，那後幕就不定是怎麼回事，你別揭開。仁義道德，就歷史上那個理學家呀！你知道那個理學家的故事？宋朝的，我忘了是誰，他就是跟他侄女兩個人。那還是理學家呢！和他自己的親侄女，是誰我忘記了，說不出來了！
人就是一張紙，你別揭穿，你要揭穿就那麼回事。
有句誰說的話，也很有意思，你知道清朝的大儒紀曉嵐他說的話嗎？生我的，我不敢。我生的，我不淫。其餘無可無不可。這是紀曉嵐說的話。
在西山，康熙皇帝就問他，你怎麼了，怎麼回事？
哎呀！老臣呐，好久沒回家了！
他好多日子沒回家了，康熙怎麼樣？就賜給他兩個宮女。倆宮女陪他，你說這紀曉嵐的事兒。
我現在就是張狂。
我這人最好扯的，什麼話都扯。要是沒有太太、沒有女人，我更會扯淡，喝點兒酒（太太）就警告我說你不要再扯淡了！人家說老要張狂少要穩，我現在就是張狂。
天氣熱了，我前一段感冒就是因為脫衣服感冒的，老了，歲數大了！
我現在我不好意思說，我接觸了十一個人，這十一個人都是正經人呐。我接觸的一個小姐，我不能說這個小姐是誰，那簡直淫蕩極了，我沒看見過這樣的人呐，跟這個一般的姑娘不一樣，我從來沒看見過這個。我不能說她名字，這個人簡直啊！我跟你說她淫蕩到什麼程度，她每一回見我面，不管在誰家，她一定要來這個。
她這人奇怪了，她從來不跟我說實話，後來我並不太喜歡她。
那我說你跟什麼人學來的？她就不說，不說啊！我這人最不喜歡人家不跟我說實話了！我喜歡女人我問她事，她就告訴我，我就喜歡。她不告訴我實話，我說算了，我不讓你說了！
這個人那簡直是，我所接觸的女人，就是賣淫婦都有，（但）都沒有她這麼淫蕩。我說這話，就是（說）這人和別人不一樣的。
我有一次去跟她告別，我要走了，就去看她，見她一下，我說我要回東北去了！我剛要走，她說你就這麼走了？非要來這個不可，你說這人奇怪不奇怪？
她需要，她一定需要，當然我也曉得她一定旁的男人還有，但是，她絕對不告訴我別的男人誰，我想不明白她怎麼會這樣。
後來這個人更好玩，我給她拿錢，把她送到美國去了，她跟老先生就是蔣先生的那個親戚，在一個船上。後來她回國了，到美國念書回來了，她是上海中學的學生，她回來了，我到旅館去看她，她頭一件事就要求這個事。我跟她說你到美國還不有的是男朋友嗎？你怎麼解決呢？她說那你管我怎麼解決呢？
我說，這個性慾高不高男女也不一樣，我看她大概非常需要。
我跟你講，這人呐，我想我這個人也是天生的不同。這人的年齡、生活不同，對男女關係的要求也不同。
葉公超、顧維鈞逸事
對葉公超我看出了一件事兒，我不說這女的是誰，我不能說啊！
我看出一件事，很怪。那個時候我不瞭解葉公超，葉公超與太太不和。有一次葉公超在病院裡養病，我看見一個女人來看他，我就很奇怪，這個女人來看他幹什麼。我不能說這個女人是誰，不是說是誰的太太，而是一個商家，很有名的一個商家的太太。我也認識這個太太，我還很奇怪她怎麼來看他呢？那你這一說我就明白了，他是好色。那個太太長得相當漂亮。不過我不曉得葉公超這段兒。
葉公超，我總管他叫小葉，怎麼管他叫小葉？
那時候他在梁家，我們在梁家打網球。那時候天津也很可憐的，只有梁家有網球場，我喜歡打，那麼就到梁家打網球。
他那時候剛從美國回來，大夥要買點什麼，就說，小葉你去買點兒冰激淋，買點汽水去，支使他。拿錢要他去，就支使他。他不打球，在旁邊坐著、跑腿。我後來就一直管他叫小葉。他對旁人講：他還管我叫小葉？
我跟他叔叔是好朋友。
他後來在菲律賓的時候，寫了一個東西，他還寫西安事變，他告訴我的。他說我有個東西。這個東西到現在哪兒去了不知道。他寫的一個東西，相當於他五十年的日記差不多，裡頭有西安事變。他跟我說，這個東西交給了一個人，我甚至可以找到這個人，現在說不來他叫什麼，中國人，在美國開了一個公司。他說交給了這個人的太太，轉到了這個人手裡頭。
他並且自個兒說：我死了以後，最好是五十周年的時候發表。
這個事情因為蔣先生也知道了，蔣先生就叫我去給找這個東西，我特別托人去，這個人不提，說我不知道。那麼這個東西到底是在哪兒就不知道了！
有人就說，它在另外一個外國人手裡，不知道了！
孫中山我見過一回，病重的時候，在天津。
你知道他的病怎麼來的？就因為見我父親以後病的。他本來有病，見我父親那天很冷，大概屋子裡很熱，感冒了，所以，病情發作了！
他病重的時候，我去看過他，晚上去的。孫先生跟我說了幾句要緊的話，我到現在還記得。他對我說啊！現在國家的責任就在你們年輕人身上，你是東北人——當然他不是特別指我的身份地位。——你們介乎日、俄紅白這兩大帝國主義勢力之間，你們很難應付，尤其是你們東北的年輕人，責任就更重。
這是我見過他的一面，生活中我有好多總理給我寫的信，都是總理簽字的，我想不起來擱哪兒了！
顧維鈞麼？當年我們擱北平的時候，我有一個女朋友，這個女朋友，你要問我，名字現在我也可以說。他看中了，他要我給他介紹，我說我才不給你拉皮條呢！你願意去你去，你什麼你都整？我說你什麼你都想，他就讓我給他介紹，我說我才不給你介紹呢。
顧維鈞這個人，我非常佩服，這個人呐，我批評他，實在是個能幹的人，但是他不賣力氣。他要是真賣力氣他真行，可是他不賣力氣。這個人，我跟他我們兩個人過得很好！
梅蘭芳看到他，都打千啊！所以後來我們到上海，梅蘭芳看見我就躲開，不好意思，名人是一個原因，我們是看他毫不客氣啊！
我們奉天有一句話，非常到家的一句土話：洩底就怕老鄉親。你是怎麼回事，我都知道。他不願意讓人家知道這事，他已經是名人了嘛！
我跟他兩家很好，我們倆在一起，他太太也知道。我們在巴黎要出去玩去，他太太說叫他帶你去玩去。我在巴黎我也不會說法文呵！她說叫他帶你去嘛！
跟顧太太熟呀！我就是跟他後來的太太在一塊玩。楊**還在的時候，那時候他倆就是公開的秘密，一點也不在乎，他們兩個人，尤其是這個楊太太，一點也不在乎，我真佩服她。我們在一起打牌，在一塊玩。
那時是西安事變之前，我總在楊xx家裡打麻將，他們倆我們嘴裡誰都不說，不過心裡都明白。看他倆的樣子，他跟楊xx的太太恐怕早就有關係了！為什麼呢？楊xx的太太生了一個小姑娘，小姑娘我看那已經三、四歲了，那跟這個顧長得一模一樣的，那長得！
我跟你不說正經事，咱們說扯淡的事，我們打牌，我心裡明明白白的，就不講他什麼事了，不給他講穿了！我們在楊xx家裡打牌，外頭有事請客，要到外頭吃飯去，牌也不打了，還說什麼啊？就走吧！他們兩個一定要上樓，要去待一會，兩個人幹什麼啊？明明白白地幹什麼去啊！吃完飯各人回各人家，散了，他倆一定上樓，她就一點也不在乎。
我在楊xx家裡打麻將，顧太太來了，拽著顧走，顧坐那兒就不走，這個顧太太指名罵楊xx的太太，指名罵，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這顧太太拿著茶水，給顧的頭上嘩嘩嘩地澆下去。顧呢！我就是不動彈。澆完了，她也沒辦法了，走了！她當我們面罵楊的太太，罵的那個話，不好聽得很呐，那楊的太太也坐那兒，也不動。我們在那兒也不好意思。
這個楊啊！也很奇怪，我跟他也很好！這個男人啊！他真的奇怪，他跟我們講過，他說，外頭的人都說我太太跟顧有關係，我說我看不出來。
可是呢！他也幹他的。楊另外有個女朋友，他這個女朋友是誰呢？那個駕飛機的叫什麼，你知道不？一個女的，那時候女的會駕飛機的，恐怕就她 一個人。他跟她倆，公開地。他一天也不在家，我們在這兒玩沒他，他就跟那個女人去玩去。所以我們那時候說笑話，我們就在後頭說笑話，說他幹他的，她幹她的。就是哥倆分家，你懂得不？各人幹各人的。
顧太太，黃xx，不是現在的太太啊！看見我，說我喜歡她。我說你別往你自己臉上貼金。
她是怎麼回事呢？大概她是這麼一段事情，當年顧逃亡的時候，住在北京飯店，我去拜訪她，拜訪她是要打聽顧的消息。她就很隨便。她比我大差不多那麼一倍的歲數了，我討厭她透了！
顧太太最壞，我不理她，她恨透我了！我和顧是好朋友，她有的是男朋友，我和她毫不客氣，我做的一些事情她氣死了！顧太太過三十幾歲的生日，我找到一張她的相片，上面寫著年月日，要按相片上的時間推算，那她當時才兩歲。我就說，你們看，這顧太太兩歲的時候就長得這麼大。這就是我幹的事。我看見有什麼毛病，馬上就給她說出來。
她和我已離婚的太太很好，一起打牌，她偷牌。就這麼一個人。
第四章 內戰和將領們
我的帶兵之道
你知道奉軍是怎麼起來的？怎麼叫奉軍？奉軍的勢力怎麼大起來的？
黎元洪當總統的時候，段祺瑞當國務總理，黎元洪買了一批軍火，計劃是從秦皇島上岸。段祺瑞就派個人，叫伍大泉，我到現在還記得，伍大泉奉命經手辦這件事，段祺瑞當時也正在擴充軍力。由於機密被段的陸軍部次長徐樹錚探知，他就同原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楊宇霆密商，由我們奉軍派兵去秦皇島截械瓜分。
那個時候我還小呢！奉天就派張景惠這一團人馬來了！那些軍火一到秦皇島，張景惠就把槍械全部劫走了！那麼，奉天就擴充軍隊了，擴充了五個旅，（那批軍火）大概夠（裝備）三萬人的。我現在記不清楚了，不知對不對。那個黎元洪要編三個師，那些軍火，是日本軍火。那麼這就成立一個奉軍，奉軍的名義就從這兒來的。那麼，這就壯大了奉軍，奉軍的勢力打這兒就起來了！
我父親是奉軍總司令，徐樹錚是副司令，楊宇霆是參謀長。
後來因為怎麼個事，我就弄不太清楚了！徐樹錚總想利用奉軍勢力消除異己，引起我父親的不滿。因此，當直皖於1920年6月火拼時，就是徐樹錚以奉軍司令部的名義，請馮玉祥的舅舅陸建章吃飯的。那個時候，陸建章大概是給馮煥虎活動，徐樹錚把他請來，就在天津把他槍斃了！當時為這件事，我父親非常火，就把這個徐樹錚的副司令給取消了，派孫烈臣當副司令，這段大概查歷史能查到。因此楊宇霆，就沒敢回奉天，就走了！他回奉天甚至就可能處死他也說不定。
楊宇霆是在徐樹錚那一方面，大概是這樣。
後來我就慢慢起來了！
我講的這些都是實錄呀！這裡頭的情節是非常複雜的。
[編者注] 秦皇島劫軍火一事，時間為1917年2月，總統應為馮國璋，不是黎元洪。徐樹錚任奉軍副司令一事，時間為1918年3月。徐樹錚誘殺陸建章一事，時間應為1918年6月，不是1920年6月。張作霖解除徐樹錚副司令職務一事，時間為1918年8月。
第一次直奉戰爭，（奉軍）分東路軍和西路軍。西路軍是整個垮了；東路軍分三個梯隊，頭一個梯隊是張作相，他那個梯隊也垮了！第二梯隊是我；第三梯隊就是李景林。那時候他是旅長，我也是旅長。殘餘的兵力就是我們這第二梯隊和第三梯隊。等到山海關阻擊戰，就是我們這兩個人領著兩部分人打的，打得很凶。其餘的全垮了！
那時奉天的兵權都在張作相手中，我父親的性格是，交給誰就是誰了！
等山海關戰役打完了，大軍回到奉天，奉天就成立東三省陸軍整理處，我是整理處的參謀長，整理處有總監，有副監。實在說呢！副監就是姜登選，這個姜登選怎麼跟這個郭松齡鬧不和？這個話說來太長了！他是副監，實際是他負責任，但是一切軍隊的問題，都是我在負責，調動軍隊了，整理軍隊呀！都是我負責任。
我那時候二十二歲。
我怎麼會拿了這麼大的軍權呢？張作相的軍權怎麼到我手裡去了？這事我後來才知道的。
原來是奉天的張作相和一些旅長，給我父親寫了一個條陳，勸我父親說，回奉天后要整頓軍隊，並要求讓張作相推薦我。我是在多年後，在我父親的公文桌裡看到這個條陳的。
整理處有兩個副監，一個是孫烈臣，但他是不來的，名義上是副監。再一個副監是姜登選，行政由他負責任的。我是參謀長，整頓軍隊的事情全都交給我，都是我負責。
軍隊大整頓、大改編後，舊派、新派就是從這兒分出來的，舊派有人反對我，就是因為這個事情，那我毫不客氣，給槍斃了好幾個。
第一次直奉戰爭打敗仗了，回來搞審判，我就給槍斃了好幾個。所以奉天的老派人恨透我了，我這個人，不是老實人呐！
我跟你講啊！我很少上前線督戰去，很少。我把命令下了，你就照那樣去做。我的部下現在有的還在，你可以問他們去，我這個人就是這樣的，我把事情交托給你了，無論做什麼事情，你負責任，我決不干涉你那一套，但是，你搞壞了，我可毫不客氣，決不饒了你。
現在我已經九十歲了，人呐，主要是心情，心情要開朗、開放，不在乎。我不是說笑話，我這個人也許明天早上一槍就要把我槍決了，我今天晚上還睡我的大覺。我作戰的時候就這樣的規矩，也可以說是學的拿破崙，我把命令下完以後，我就睡覺去，我睡覺是*屁股睡覺去，從來不穿衣服睡覺的，穿衣服睡覺我會睡不好的。尤其冬天，我要穿衣服睡覺我會冷著的。因為我不會把被子蓋得那麼嚴，醫院、旅館的那個被子我絕對不蓋的，我蓋不了，我一定蓋軟被、很軟的。
所以，我作戰時把命令下完了，我就睡我的大覺，沒有事情不興找我，有事情再說。
第一次奉直戰爭的時候，我帶著一（個）團，我們非常吃緊的時候，敵人把我們包圍了，我們就決定突圍了！那麼就由郭松齡，他帶著三個團，我們是兩個旅四個團，那麼我拿著一團人來守主陣地。
我一講到這兒我心裡非常難過，我喜歡我的部下，我真喜歡我的小兵啊！那麼怎麼辦，我負責任帶著人，防守這個陣地。假如敵人要把這陣地沖了，那就完了，整個全軍覆沒啊！因為郭松齡帶著三團人前往埋伏，我拿一團人在正面擋著，很稀薄的。那麼，我就晚上到前線去督戰。
我一到前線，這些小兵，還管我叫團長，看到我就喊，哎呀！團長你跑這兒幹什麼來了？我說，我不瞞你們說，咱們現在非常的危急。我把軍情告訴了他們，我說，怎麼樣？我現在派了郭松齡帶著三個團迂回到敵人的後頭去了，現在我們一團人擺在這三個團兵力的正面，假如敵人他們今天晚上要攻破這兒，那我們就完蛋，整個就完蛋了！所以，我要在這兒，跟大家在一起。
哎！你回去，你不要在這兒待著，好不好？
我說，我跟你們在一塊兒。
不要，不要，團長你回去，他們說，要是把我們都打死了呀！那是沒辦法了，假使要是有一個人在，團長你放心，我們絕對不退卻。你回去吧！
我說我跑得很渴呀！我要喝點水。
他說，那不是有水麼？你拿回那邊喝，你趕快回去，我們送你回去！
我說，不要，不要，那樣不行，目標太大了！我一個人跑回去，我就在那個村莊裡面呢！我跑回那個村莊大概有兩三百公尺，我能跑回去，你們不許動啊！我就怕槍炮把他們打著。
我一個人從這戰壕跑，大家都站著，看著我一個人跑。
我和部下都很親，很親。
東北軍最厲害的就是炮兵。那時，中國的炮兵可以說沒有正式訓練過，從東北軍開始，才有正式訓練。這個炮兵那是鄒作華的功勞，鄒作華那時候是投降我的，他原來是段祺瑞的邊防軍呀！他訓練的東北炮兵是真正的炮兵。
怎麼叫“正式訓練”呢？炮兵有一種急速的炮，比如說我們的炮兵擺在哪兒，敵人是不知道的，他看不見炮兵，我們可是照樣打他，這是一方面。二呢？東北的炮兵多，怎麼多呢？國內多數炮兵都是買外國的炮，一個炮頂多帶五百發炮彈，唯有東北軍的大炮是我們自己造。
我們的炮彈怎麼樣子，是什麼炮彈？叫順發炮彈，怎麼叫順發？人家外國，像日本的炮彈，一種是空炸，一種是碰炸，就是碰在地上炸。我們這個呢？就是在炮彈前頭有個東西，像管似的，有個彈簧在裡頭，它打到地下，會馬上蹦起來，再爆炸，所以叫順發炮彈。還有一種呢？不是順發的，前頭沒那塊玩意兒，就是直接爆炸的，那都是奉天兵工廠造的。
實在地說，東北軍威風大的原因，也不是東北軍比旁人能打，就是這個炮兵厲害。
我們打南口的時候，跟馮玉祥打仗，他那南口守的最厲害了，我們有兩個團七十二門野炮，差不多最少也打了五六萬發炮彈，因為是我兵工廠自己造的炮彈，這個炮彈可跟外國的炮彈不一樣，沒人家那麼好，可也是炮彈。
[編者注] 鄒作華，1894—1973年，字岳樓，吉林永吉人，日本士官學校炮兵科出身，曾任奉軍炮軍司令。
第一次奉直戰爭的時候，段祺瑞方面是非常贊成的，因為他要報直皖戰爭之仇，利用奉天來報這個仇。這樣，出走的楊宇霆就回到奉天了，那時候我父親的參謀長姓齊，我父親不喜歡他，不用這個人，楊宇霆就接替了他，回來當參謀長，又回來了！
他曾對我說，我當年在職的時候啊！如果你能幹點什麼，那奉天肯定比現在還強。所以，那個時候，楊宇霆就抓住我了！那麼我就外出帶兵打仗，他在裡面策應，輔助我父親。
後來我跟楊宇霆弄得不大和的原因，就是因為郭松齡，郭松齡根本就和楊宇霆不和，怎麼不和呢？楊宇霆當年當參謀長，郭松齡是一個少校參謀，是陸軍大學畢業的，回來的時候當了中校參謀，他為借錢也不知為什麼，他倆就弄翻了！郭松齡這個人，性情非常暴躁，就不辭而去，走了，到廣州去了！為此，我和楊宇霆多少就有點隔閡。
吳佩孚：西蜀無大將，廖化為先鋒
你要寫我呀！你想問我的事情，包括這個問題，我都忘了，那是你的事，你願意怎麼寫，怎麼寫，我毫無意見，我也不改，只有事情有錯的，我可以改。其餘，你要怎麼寫，我毫不改，我也毫不關心。你願意罵你就罵，你願意說你就說，我毫不在乎，我就是這樣一個人。你隨便，你願意怎麼寫，怎麼寫，我也不給你送運動費，讓你誇誇我！
我看你寫的那個李德鄰的回憶錄，你給我的，我不是完全看，稍微翻了一翻。
[編者注] 李宗仁，字德鄰，1891—1969年，今廣西桂林人，國民黨高級將領。《李宗仁回憶錄》，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
北洋的那些個人，我知道的那我都可以給你講，一個一個講。
第一個，我先說說跟我打過仗，我的對手吳佩孚，我最不佩服他。
他那真是“西蜀無大將，廖化為先鋒”。我不曉得吳佩孚當年怎麼會得到那麼大的名氣。當然了，他是能夠寫點字的人，當年帶兵的大都是老粗啦。但也許因為這個原因，說到他作戰，那是毫無能力，我真是看不起他。所以，第二次直奉戰爭，叫我們給打個稀哩嘩啦！當然，第一次奉直戰爭，我們是打敗了，那時候因為奉天軍隊太不行呀！
我就說我對他的印象，我給你講幾段。可惜呀！非常的可惜，第二次奉直戰爭的時候，他有些檔落在我手裡頭，這個東西我當寶貝留著，可惜在北京丟掉了，在我家裡丟掉了！
我說的這個東西，大概你兩位都沒看過。就是從前辦壽給人寫東西用的一種印得很好看的紙，（吳佩孚）他老先生他都印好的。我們在哪兒得到的呢？那個時候，陝軍第一師師長叫張治公參加了山海關之戰，張治公被我們打得最緊張的時候，向吳佩孚求援。吳佩孚是總司令，就給他寫了這麼一個東西回來，他也不像我們軍隊下命令，有一定的規矩，他就隨心所欲給寫了這麼一個東西。後頭我忘記了，要緊的是前頭，頭一句：張學良黃毛乳子算什麼東西？底下就是寫你不必怕他了，本大帥明天到那兒，他立刻就得跑掉！他一來，我就得跑！
你說我拿著這玩意兒，我怎麼拿到的？我們把張治公打敗了，把他司令部都給抄了，這樣看見的。我看見大笑，你這樣指揮軍隊，這軍人他怎麼能給打仗？
這是第二次奉直戰爭，我把這東西留下來，當寶貝留著，我自己想裝個鏡框擱屋擺著，呵呵！
真是看不起他，這個人除了會吹之外，沒有別的。第二次奉直戰爭還有一件事情，他手下有個旅長，姓馮，在山海關的一個角落，山海關正面的左翼，我們的軍隊給襲擊了，叫我們給打敗了！這個人好像叫馮玉榮，山海關打敗了，這個人就自殺了！那這是一個很有責任的人呵！（結果吳佩孚）他到那兒去，把這個人腦袋給割下掛起來！
這算什麼呀！你指揮部下，對部下是這樣對待？！人家已經自殺死了，你還割下人家腦袋幹什麼呀？要殺的話，應該殺你自個兒！
我跟你說，我現在給你解釋這個，他這個人真是不會用兵，山海關作戰的時候，我們奉天實實在在地出了七萬人，他光山海關來的二十一萬，比我們多三倍，但怎麼叫我們給打敗了？
你不是軍人，我說這話你恐怕不太明白，我們軍隊裡最忌諱的一件事情，叫各個擊破，他把他的軍隊就是陸續地增加，明白？來了一個師，叫我們給打完了；再來一師，叫我們給打完了；他繼續增加。那這原因，也不光是他指揮軍隊指揮得不好，他的這個後方的交通呀、運輸啊！他海上還運輸呢！他把交通指揮得非常混亂，軍隊運不上來。所以，沒等他增援的來，就叫我們給打敗了！
[編者注] 第二次直奉戰爭，時間為1924年9月。張治公，應是陝軍第二師師長，第二次直奉戰爭中，任第七路司令。馮玉榮，直軍第13混成旅旅長。
第二次奉直戰爭，山海關作戰的時候，我們沒打成功！
山海關是我們的正面，是我的第三軍團的正面，事實第一軍團軍團長是姜登選，副軍團長是韓麟春，第三軍團我是軍團長，郭松齡是副軍團長。實際上，在前線指揮的，一個是韓麟春，一個是郭松齡。在後頭，我就跟姜登選組織司令部，當年就叫一三聯軍，我等於是總司令，姜登選等於我的副司令。
山海關是我們第三軍團的主攻目標，我們死了很多人。我跟你講簡單一段，攻堅的時候，我有一個團呀！差不多整個全完了！然而，由韓麟春指揮的第一軍團卻把九門口那打開了！
我就決心把郭松齡的第三軍團的軍隊都調到九門口去，這就有很多的問題來了，山海關正面怎麼辦呢？所以，我說吳佩孚那真是沒有用呀！我們山海關就擱了一旅人在這兒守衛，旅長是闞朝璽。這個人在東北軍裡頭，是我們看不起的一個人，後來當了漢奸。假如當時吳佩孚能看明白，他要從山海關打出來，那我們就完蛋，我們沒有軍隊了！
結果，吳佩孚終於沒有看明白，他不會出關，就死待在那兒，死守著山海關，所以，我就說吳佩孚是沒用的東西。不但吳佩孚，就連馮玉祥的軍隊也都如此，馮玉祥的軍隊很會打仗，比吳佩孚軍隊還會打，但是不會活用，簡單說也是沒有軍事人才。
郭松齡：寧折也不彎
這裡頭有點小問題，我們奉天歷史上就有這個問題，韓麟春呀、姜登選呀！他們是叫士官派，那麼郭松齡是陸大派，像我們講武堂底下出來的，算是跟陸大派一系的。
那麼他們就不太和，所以，後來郭松齡怎麼把姜登選給槍斃了呢！也有旁的意思。我是在他們中間調和的。姜登選當時是奉天整理處的副監，我是整理處的參謀長。郭松齡有一點點我最看不起他，我說他，比女人還小器，他就非常不願意，常常不願意我跟韓麟春、姜登選他們一堆玩呀、說話呀！用女人的話（說）就是吃醋。
話又得往長說了！九門口那邊是韓麟春第一軍團打開的。那麼，我們就要增援韓麟春、姜登選。現在把郭松齡的軍隊調過去，幫助繼續打九門口，郭松齡他心裡就有點慚愧呀：我沒把山海關這方面打開，現在就是幫著人家去打呀！
我們是第三軍團，一個軍團三個師了，那時候叫三個旅。那是早晨，直系軍隊在高山上都看見我們的軍隊了，從九門口進去，擺開往裡走，擱山路往里加軍隊，增援來了呀！
這三旅人差不多走了一天，都是很窄的山路往裡面進。那麼，郭松齡的心裡可能就有點不願意，山海關沒打下來，嫌丟臉了！到那兒去他們就鬧意見，進去就吵架了！
起因是為一件小事，郭松齡就火了，跟姜登選鬧意見，他不打了！他把軍隊從前線帶回來了，都調回來了，夜間呀！說起這段呀！我差不多又掉眼淚了！我在後方軍團部，他們打來個電話，說郭軍團長把軍隊都帶回去了！啊？我就奇怪了，哎呀！
我明白了，我就趕快跟郭松齡通電話，我罵他兩句，我說，你幹什麼？你怎麼地？你要幹什麼，你怎麼把軍隊帶回來了？為什麼？他哢嚓把電話摞下了，他不說了！我說這事兒糟了！韓麟春就諷刺我，說你看你，把這個郭松齡慣的！姜登選說，得了，你別再對著老弟，把老弟整苦了，你別管他了！我說我趕快就去。
那麼我就去找郭松齡，晚上黑，痛苦呀！不容易。山路，我騎著馬，差不多夜間跑了九十裡，我要找這個郭松齡，找他的軍隊。路上就碰見我的軍隊都回來了，我問他們，怎麼回來了，為什麼回來？他們說，是郭軍團長下的命令。
於是，我就給他們下命令，原地停止。原地就都停下來了，我說，郭軍團長在什麼地方呢？他們說，我們不知道，不知道他在哪兒，好像在前邊呢！他好像出來了！
找到郭松齡，費了很大勁。郭松齡在一個小店的小店房，在那兒睡覺呢！天要亮還沒亮呢！他在那睡著了！他一看我來了，很驚訝。我說，茂宸，起來，起來。我找來，他感到很奇怪。那個小店房有個後院，我就拿上板凳說，咱倆到後頭說去。
我說，茂宸，你要幹什麼？他是我老師呀！當年是我的教官。我說你是我的老師，你的歲數比我大，我這套都是你教給我的，我說你要幹這件事情，我是你的學生，我也是你的後輩，比你年輕。我後來說，我說可是你忘掉了，今天這個事情不同了，我是你長官，你是我的部下，今天我是你長官。現在就咱們倆人，我來見你，我身上什麼都沒帶，而你手上有槍，你現在要幹這個事情，要想把軍隊帶走，那你應該先把我打死。我說，你要不打死我，那我是你的長官，你就動不了，我就要給你下命令！你現在有兩個選擇，要麼把我打死，要麼你聽我命令。你自個兒選擇！
後來，郭松齡就哭了，就好像說，我慚愧呀！我沒把山海關打開。我現在跟著人家，幫著人家去忙。因為另外一件事情，他們又這樣子，好像在羞辱我。
他說，我很難過，給你丟臉呀！我說，你不要那麼講，給我丟什麼臉？他說，我現在只求一死。我說，你不要說這話。
他哭，我說，你何必掉眼淚呢？
他說，我現在呀！我不去幫（人家打），我求一死，我願意自己死。我說，那好，你既然決心要死，那好辦呀！你說你給我丟人，你沒把山海關打開，你現在又決心一死，那你上戰場上去死，你拼命往裡打，那你不是又給我增了面子，你也得到好死了麼？要死，你死在戰場上好不好？
他點頭說，好！
那時，天也亮了，我說，我一宿沒吃飯，你也沒吃飯，喝點稀飯回去。這樣，他人也好了，回心轉意了，又把軍隊帶回去了！
我給你講，怎麼把人家秦皇島給打下來的。
白天郭松齡就帶著三旅人，從這九門口進去了！後來我們打勝了，人家直隸軍說了我們才知道，那山上敵軍都看見了：唉呀媽呀！奉天到底來了多少軍隊？昨天白天進了一天，今天又來了！怎麼來那麼多個軍隊來夾擊九門口來了？
敵人哪兒知道，郭又把軍隊給帶回來了！
就好像作假一樣！把那敵人嚇壞了，說這傢伙他們來了多少人呐？
其實都郭松齡一個人幹的事，他老人家是沒管旁的，先聲奪人，就拼命打進去了，一下子就打到秦皇島。地形你知道？整個把山海關包圍了，所有的火車都給切斷了，火車都出軌了，哎呀！後來我到山海關看，張作相捂著我眼睛，說你別看。唉呀！軍人到那個程度上！
我有一個團長，這個你不知道了，我後來獎賞他，給他張家口的督統（做），大家都很奇怪，督統那個時候差不多軍長才能做，那他們就不知道這段故事。當時就是他當這個團長，頭一個打到秦皇島去，他給我寫個紙條回來，他說，軍團長你趕快派軍隊來，我逮到的俘虜，不要說拿槍，光拿嘴巴子都能把我的兵吃掉！
他一個團，俘虜了一萬多人呐，那麼樣厲害的軍隊！我就趕快到秦皇島去。我們那個小兵，對俘虜喊：“架槍！”“面沖裡！”“不許往外看！”一切尊嚴全無。兵敗如山倒呀！所以，我就跟我的部下說，你看看，我們帶兵的，該有多難過，你想想，這個滋味呀！我是當軍人的，我看著很難過。
就這樣子把吳佩孚打個稀哩嘩啦，打完了，就是因為（郭松齡）他這一怒，所以我說是天意呀！
[編者注] 士官系，指出身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將領，以楊宇霆為代表。陸大系，指出身於北京陸軍大學及保定軍官學校的將領，以郭松齡為代表。
我一生常自詡，不怕死，不貪生，不屈服，不賣國！
要講起我的歷史，那笑話多了！
我跟吳佩孚在山海關作戰的時候，你猜我跑到哪兒去了？我跑到秦皇島去了！我在秦皇島打網球，還洗了澡！
我跟英國海軍船上的人認識，就弄了個小艇。
他說，我把你眼睛給你蒙上。我說，為什麼？他就開玩笑說，你過分，到秦皇島要經過山海關，人家的陣地你不就都看見了麼？
我們坐個舢板，撑著船，就跑到秦皇島去了，到秦皇島洗了澡，打了球，我就又回來了！
我部下說，你這不是開玩笑，你這是冒大險。要是人家知道，就把我俘虜去了！這就是我幹的事。
郭松齡這個人，非常猜忌，比如說我們一個團裡頭，有三個營長，那他一定配上互相牽制的人在裡頭。我跟他說，茂宸，你怎麼這樣幹法？我說，我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要疑他，就不用他；我要用他，我就全權交給他。
那他說，我可不是這樣子，人可不能這樣子！
唉！我說，茂宸，假如我對你那樣子呢？
他說，咱倆的關係不同嘛！
我說，茂宸，也不是那麼不同。
待人呐，不容易呀！
他自己說，我要不是遇見你呀！就沒有今日。我們夫婦倆在家裡，只有兩個茶碗，一個茶碗還是沒把的，就可憐到這樣。沒有你呀！我也早就完了！
他當年是我提拔起來的。言下之意，不是我，他這個人就完了，不定怎麼樣了，也許被長官槍斃了！
他自己給他自己下了一個考語：“魯莽躁切，跋扈侵權”。那他真是這樣，我也早看出來了！不僅我自個兒知道，我也公開跟他講過這話。
這個郭松齡要叛變，有叛變這個心呀！我早就看出來了！他隨時有叛變的可能，你看他就敢那麼幹嘛！
完了以後我就勸他，我說，茂宸呐，你怎麼這樣呢？他就告訴我，他說，我寧折也不彎。我跟他說，茂宸呐，我這人可跟你完全不同，我是寧彎也不折。他說，你怎麼這麼大哲學？我批評他說，不是哲學，做人嘛，你怎麼能這樣呢？
我說，茂宸，萬一你有什麼事情，我一點不在乎。即使你叛變的話，我也問心無愧。
我父親罵我一句話，說，你除了老婆不跟郭茂宸去睡之外，吃一個水果，你都要給他一塊！
所以，後來他叛變，我當時就有這個意識。我說，你就是叛變了，你也出不去我這手，換句話，你叛變，我能把你制止。到後來，他真是叛變了！
他叛變失敗，怎麼失敗的你知道不？跟他老先生呀！我差點沒投了海呀！他把我整的。
我父親呢？這麼說好像是誇我的，我是領導，好多事他都要聽我這套。我給他上條陳，他不聽。他不聽主要還是楊宇霆在裡頭（的緣故），那郭松齡的問題，我早就看出來了！
這個第二次直奉戰爭完了，就分配權力。分配權力郭松齡沒分配著。郭松齡他自己就跟我講，他說，算我倒楣，當你的部下。旁人都起來了，都是督軍了！我不但沒有督軍，還是在你底下當個副手。可是你被你爸爸壓著，我可倒楣了！
換句話說，那時候要人打仗幹活都是我的軍隊，可是請功領賞不是我。
所以，我給我父親上條陳，他便不高興了，我父親罵我說，你小子要地盤？我說，不是，不是那個意思。我的意思就是給郭松齡一個地盤。我說，你這樣可以安撫他，你不願意給他，你給我個名義呀！我實際上交由郭松齡來管，由他來做就是了！我給我父親做了很大一個計劃，他不聽。
老帥為什麼不同意這個事情，我不能很有證據。我父親不聽的主要原因，與楊宇霆有關，在參謀部裡，我父親聽他的。
他老先生叛變的時候，給他奉軍所有的軍隊都打了個電報，說是公舉我當東三省總司令、奉天省長。事發後，我就坐船到了秦皇島，去見他。但他不見我，他不見我是小事。可我接到奉天發來的電報，這個電報我一看很奇怪，開頭稱我張漢卿先生閣下，後頭題名張作霖、王永江。我父親喊我張漢卿先生呀！你說叫我難過不難過？那麼電文呢？就說現在那些個軍隊呀！公舉你當東三省總司令、奉天省長，請你回來接事吧！你說，我看了那電報，心裡多難過？要不是部下看守著，我真是差點投海了！
真的！那時候，大家就不明白這個叛變到底怎麼回事，連我部下也不知道，也不懂得。開始時，大家不知道這個事情我到底處於什麼位置上，你明白了？都懷疑是我們兩個人鬧的鬼。你知道，因為我們倆太好了！
那後來怎麼樣？後來呀！人們一直都認為我是他那個叛軍的總司令，他是副司令。
郭松齡到了新民府，他已經差不多完全成功了！他知道對面就是我，我在對面跟他拼了，我還照樣給他寫信，跟他開玩笑。這時，他自己就任了總司令，這是他第一個錯誤。第二個錯誤，是他把我的信都給公開了，給我的部下看了，什麼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以此來表示我對他最好！可是，這樣一公開，那些旅長、團長都不接受他的命令了，很多人不打了！
說鄒作華放出去的炮彈不爆炸，那說的是假話，不但那樣，鄒作華當時還真心幫他。
[編者注] 郭松齡倒戈一事，時間為1925年11月22日或說24日，到12月24日兵敗被槍決。
郭松齡倒戈失敗以後，失敗的過程就不說了，那更有意思，那些故事呐更有意思。
並且我也給郭松齡太太求情，我說她是女人。我父親大罵我一頓。在電話裡罵。
我給他求情，我說，他當然應該處死了，他有罪了麼，但應該開個軍事法庭來審，要他說出來，他到底為什麼？
我平常是非常佩服他的，到最後我很看不起他，到最後要死的時候，呵！沒出息。你跑什麼？要是我，我不跑。這是你的事情，這樣你往哪兒跑？就是一死麼！
到後來把他抓住後，他給我寫個條子，他就說只求速死。很可惜我把這條子弄丟了！
郭松齡起兵倒戈的動因呢？和他太太有很大的關係。起兵之前，他跟馮玉祥聯繫，又聯繫上了，因他太太聯繫上的。
郭松齡失敗以後，他的四個軍長有一個軍長跑了，有個軍長是在另外的地方就沒回來，他三個軍長都叫我俘虜了，都是我的部下啊！我說你們這三個人啊！你們怎麼不跑呢？我說好吧！你們各言其志，你們能走遠麼？你們說你們想怎麼的？誰也不吱聲。
我說好吧！你們不願意當面說，那就一個一個說。
有一個姓範的，他說我跟郭軍團長也沒有什麼關係的，司令是知道的，我是沒辦法，讓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你饒了我吧！
第二位，姓劉，他弟兄三個都是我的部下，一個打（仗）受傷了，一個陣亡了！他就講，軍團長，你念我們弟兄三個，一個殘廢了，一個死了，這賬，你找茂宸算就是了！
第三個，這人叫劉偉，原來也是我的一個大部下之一，性格倔強。我問他，劉佩高，你怎麼幹這個不是人的事？劉說，有不是人的長官，才有我這個不是人的部下。他跟我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忍心把我們槍決，那好，你給我一把槍吧！我自殺算了！
前面那兩個我沒用，劉偉我又用他了！當時我又給他任命，還是當旅長，把軍隊還給他，後來，同馮玉祥部隊在南口打，我就把他派前線去了！
我父親的一個參謀處長給我打個電話，他說，你好大膽子，你怎麼把他派前線去了？我說，你是大本營，你有什麼命令你給我下好了，但你不要干涉我的行動，那是我的職責，這責任由我來負。
過灤河，他打前線，他那時候當旅長呢！他率領的一個整團，十三個連長都先後陣亡了！他自己講，他就在前線督戰，旁人都能退卻，我決不能退卻！我退卻，人家會說我是假的，旁人都能保生，我只有陣亡。
這個人，我很喜歡，他一度出任第十一軍軍長。但很可惜，他由於思想壓力太大，後來竟然精神失常了，提起這事，我心裡難過呀！
南口軍紀案
我跟馮玉祥是拜把兄弟，馮玉祥倒戈完全跟我有很大關係，我給了他五十萬塊錢，那時候我們秘密勾結，誰也不知道，一點兒也不知道。是一個牧師，姓劉的，是個美國人，奉天青年會的總幹事，他給我們拉的關係。
剛才你問我佩服誰，這軍人當中啊！我最佩服徐永昌，跟我的脾氣差不多。打了敗仗了，他跟我講他幹什麼呢？他什麼嗜好都沒有，麻將也不打，酒也不喝，專門喜歡跟女人扯淡，最喜歡女人。
他在鄭州的時候，已經打敗了，那時候國民政府軍都來了，他帶著山西軍隊和馮玉祥的軍隊在前線作戰，軍隊都退了，他老先生還跟那女的在一塊堆兒扯，那個女人哭，捨不得。
傅作義跟我很好，怎麼很好呢？我讓你知道這個內容。
我父親下命令要把傅作義槍決了，我就沒給他槍決。為什麼啊？已經投降的人，暗中我就把他放走了！他跟我一個參謀長是同學，住在我參謀長家裡。
[編者注] 馮玉祥倒戈一事，指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總統曹錕，時間為1924年10月22日晚。徐永昌，1887—1959年，今山西原平人，高級將領。
我父親這人呐，給我的任務向來都是無法完成的。
那時，在南口戰役中，奉天的第一師師長是穆春，他的這個師打仗很出力，是吳俊升從黑龍江帶過來的。第一師經過小庫侖時，他們在一個喇嘛廟裡歇息，就把人家廟給洗劫了，把好多值錢的東西給搶走了！以後呢？人家就告到我父親那兒，我父親就給我下命令，把這一師全體人都槍斃了！你說這個讓我怎麼完成？
那我就想啊！這件事情，要查出來是誰幹的，是他們這個師的哪一個團，是團裡什麼人幹的，把那個負主要責任的槍決就行了，然後再把這個師給解散了！
後來，我就把士兵給解散了，把那些有銜的長官們召喚到我這裡來。我的意思是把軍官們叫到跟前，我就宣佈，這些事情，讓他們舉出來是什麼人幹的，由我負責到老帥那兒求情，誰有責任就辦誰，其餘的人都無關。
可是，沒料到我那侍衛長年輕，不善處理問題。這些長官們來的時候，他們身上都帶有槍，都帶有隨行兵。
這個時候，在車站的外頭，在票房那裡，我們裡頭有一個傢伙，不守紀律，他想發財，幹什麼發財呢？他看見人家帶槍，他就要繳械，人家就給他一槍。
聽到外頭“叭”的一槍，這裡頭可不得了了，我的衛隊就開槍了，對方也開槍還擊，這就打起來了，我的衛隊長被打死了，還有我一個姓唐的秘書也被打死了，幾乎也把我打死！
那槍彈都往我這車廂上打，我的秘書們嚇得都趴在地下把痰桶給戴上了，那痰桶——鐵路上做的都是鐵的，有那麼厚——都中彈了！打死了好多人。那時，朱光沐還不是我身邊頂要緊的人，自從打死了不少秘書，他們就從這時起來了！
後來，我的衛兵就開了機關槍，幾乎把這些人都打死了，死的死，傷的傷，僅有幾個人逃走了！唉呀！我難過極了！其實，許多人都不相干。
我說，算了，算了，別打了，別打了！我氣死了！
我就叫我的一個副官，是我原來的一個參謀長的姑爺，這參謀長打仗打死了，我特別關照他的姑爺，讓他當副官。我讓他出去喊話，就說大家不要打了！就聽“嘭”的一聲，那邊的人就給他打死了！
我的人打紅了眼，這兩架機關槍架起來打，打得傷的傷、死的死，都不動彈了！我說得了，死了的給埋葬了吧！那些傷的就給他們治呀！在這兒一扒，裡頭還有活的，挖出來一個活的，這個活的是誰呢？是穆春的參謀長，他的參謀長是誰呢？是當年我在講武堂時給我講地形的教官，一身都是血。
這參謀長跟我見面就說，軍團長啊！我不幹了！說什麼也不幹了！我什麼事兒也不想了，你給我幾個路費，我要回家。我就說他很有意思，他沒死，渾身都是血，也沒受傷。後來回家了，呵呵！
[編者注] 南口軍紀案，時間約為1926年6月。
張宗昌之死
你說張宗昌後來被我接到北京來了，住了一段又接到天津去，被人暗殺死了，我很難過。是誰說給你聽的？你擱哪兒看的這些？什麼時候？胡說八道！
張宗昌逃到日本，後來在日本不能待了，錢也花完了，他就回到北京。那麼，我就勸他，我說你呀！好好在這兒待著。那時候我也沒太多錢，我一個月給他三萬塊錢，他那個腦袋，花錢花得冤大頭似的。我說你好好在這兒待著，總有一天用著你的，中國和日本總有一天會打的，總有一天要打起來，打起來你最好的用武之地是到東北組織遊擊隊，這是你最好的出路。
他自己這麼講，他說南京我去不了，陳英士你曉得嗎？陳英士就是他刺殺的。他說我因為這個關係，陳立夫、陳果夫都在，南京我是去不了了，我是沒法子了！所以我就勸他，我說你好好在這待著，你規規矩矩待著，總有一天你有用武之地的。
那麼，他那天走沒告訴我，他是偷著跑的，跑山東去了！
上山東去幹什麼呢？那時候石友三在山東，他就想溝通石友三，要在山東搞名堂。
他走的時候，沒敢擱正陽門上火車，他擱一個小車站上的火車，他怕我不讓他去。他自己也沒想到是這個結果，他是到山東去搞不安定啊！
這裡我要說我一個秘密的事兒。
顧少川的那個黃太太，看中了張宗昌，她拼命地就看中他了！我就告訴張宗昌，我說你不要亂來啊！她男朋友多得很啊！那個太太呵！那個太太那可真是，簡直是太不要臉皮了，就找年輕的，公開的秘密了！她丈夫當然知道了，那哪能不知道呢？他當然知道了，她說各人幹各人的。
我跟你說，我不講是誰，我最近看書，這人寫我的一篇文章，我跟你講你就要寫。
這位先生啊！我跟他太太倆有關係，他自己明明白白知道，他不但知道，我們兩個在這屋扯淡，他就上那屋待著去，就這麼一位先生，很有名的，不是無名小輩啊！我後來我跟他倆公開說，他對我很好，我跟他說，你這個人怎麼這個樣子？他太太的姐姐現在還在臺灣呢。你怎麼放縱她到這個樣子？他說，她只要不鬧我就算了，她願意跟誰就跟誰，我才不管她呢。
這位先生最近寫了好大一篇文章，寫我寫得很確實，當年我在他家玩兒什麼的。他沒寫我跟他太太的事。
[編者注] 張宗昌之死，時間為1932年9月。張宗昌，字效坤，山東掖縣人。陳英士，即陳其美，1878—1916年，浙江湖州人，被張宗昌暗殺。陳立夫、陳果夫，系陳其美大哥之子。顧少川，即顧維鈞，1888—1985年，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人，民國時期高級外交官。
厭倦了內戰
我們在鄭州是叫人家給三面包圍了，晚上黑，人家上來把我們的大炮都給拉跑了！接到報告後，我擔心發生更大的麻煩，馬上下令說，你們別打，千萬別打，一打就亂套了！讓他們拉去吧！天亮咱們再說。他們就把我們的山炮給拉跑一門。結果，天亮（後）他們的總司令被我們給打死了！
（當時）我的部下要求退卻，我總是有兩個夥計，郭松齡死了以後，我的夥計就是韓麟春。我向來是這樣的：一般的事情呢！他做；重要的事情就找我，但凡一找我，一定是有問題，出了大問題。
我那些部下不敢見我，就先找韓麟春，韓麟春就找我，給我氣死了，他說，你去吧！看你部下去吧！我問他什麼事。他說，他們要求退卻，我就問他，這是你們誰的主意？他們誰也不吱聲。
你知道我向來不發脾氣的，平常一旦發脾氣，他們都怕得很呐！我要稍微把臉拉下來，他們就怕我。我問他們這是誰的主意，他們就知道不好了！
後來，有個姓應的，這個人原來是這個皖系第8師的旅長，是我們奉天人，後來投到了奉系，在我手下也當旅長了！大家都對他挺恭敬的，因為他歲數大點。那麼他就過來，他說，是我的意思。我說，真是你啊！你不要裝老牌子，真是你提的嗎？那麼大家就看出我的意思，大家都說，軍團長別生氣，不是他一個人，是我們大夥同意的，你要辦就辦我們大家，不要辦他一個人。
把我氣的！我說，你們這些人呐，（如果僅僅是）咱們幾個人，要跑，那我撒腿就會跑。那很簡單。可是我們有這麼些個軍隊，還有炮兵，這麼些個人，隨便說撤退就能退嗎？假如你們真是要退，現在我給你們一個命令：非得把這個敵人打退了以後，你們才能退！我們現在跟敵人粘著，怎麼退？我們幾個人跑了，行，那我們這些個軍隊怎麼走？軍隊要渡過這個黃河，我們還有這些炮兵怎麼渡過這黃河？
我們那時候都是重炮，你撤不撤？
我跟你說，戰爭的勝負，只能說是上帝的眷顧。
當時，把我氣得簡直沒話說了！那時候韓麟春他抽鴉片煙，不過，他抽鴉片煙沒多大癮，而我一怒之下，就在那兒抽他的鴉片，拼命抽，把我自個兒都抽糊塗了！
我們那時候有個鐵道隊長，姓曹，這個人現在哪兒去了我不知道。那時候都走鐵道啊！那個鐵道的車呀！當年還是張宗昌在中東路時製作的，我們管它叫“鐵甲車”，敵人也有。其實就是什麼呢？就拿道木啊！拿鐵板擋著，中間夾上水泥，然後，擱一個炮，擱機關槍。好壞不管了！
我們打仗時有懸賞，那個時候吳佩孚軍隊的指揮官姓高，叫高汝棟，這高汝棟還是我的一個同學呢！我認得他，他是保定軍官學校的。當時，他是前敵的總指揮，我們就說，懸賞十萬塊錢，要把他抓住。
你知道我們軍隊的規矩，用軍隊裡的話說就是，喧嘩無好事。你懂嗎？這是《孫子兵法》上講的。
我早上還睡大覺呢！不管天有多冷，我向來睡覺是赤裸了，光屁股睡。
一大早上，就聽外面亂嚷嚷的。頭一回這樣兒，我還沒醒，吵嚷什麼？我就趕快把衣服穿上，想看看到底吵什麼。
有人（報告）說，曹隊長在外頭。我說，叫他進來。進來後我就問，曹隊長，你幹什麼？他說，我是來管軍團長討賞的，我要錢。我喝斥他說，什麼事你笑嘻嘻的？他原來是給我當參謀，我當參謀長時，他當團參謀。我說，你說正經話，不要扯淡。幹什麼呢？怎麼回事？他說，我把高汝棟給打死了！我說你別瞎扯淡，到底怎麼回事？
他說，是這麼回事。我們的鐵甲車，在平漢路作戰，打仗的時候，鐵甲車後面都是跟著好多個步兵。那天跟了兩個連的步兵前進。打進來打出去，差不多打了三進三出。後來，我們軍隊退了，把鐵甲車給扔在外頭了！底下人就來報告，說人家步兵都退了，把我們給扔在外頭了！連長安慰士兵說，你不用怕，一會兒我們的火車會回來拉我們，這天還黑著呢。
天剛一亮，這鐵甲車也動了！那鐵甲車後頭就是一個炮，俄國的炮，當年是張宗昌裝的。
哎呀！鐵甲車終於移動了！可是，跑了一陣子，那裡頭有個連長就說，不對，方向不對，是往那邊走了，不是往咱們這邊走。再一看，原來是敵人的鐵甲車把我們的鐵甲車鉤上了，勾走了！
這是敵人的鐵甲車啊！那兒就是高汝棟的司令部，他看見這兒有一輛車，就給掛走了！
我們這鐵甲車裡有個班長，是管這個炮的，他說，他媽的，我給他一炮算了！這個時候不打，什麼時候打？那旁的人忙說，你打不得，你一打，咱們離這麼近，炮筒子就炸了！他說，去他媽的，我不管那套！結果，使那麼大勁兒，“咣”一炮，就把他們前頭整個鐵甲車撞殘了，一車的人都死在車上。並不是被人打死的，也不是炮彈炸的，裡頭的人都是震死、悶死了過去了，有的人眼珠子出來了，有的人腸子出來了，有的人腿打壞了！
你說這軍隊！這一下，我們不但沒退卻，反而打勝了！
我一聽趕緊說，趕快下命令，趕快追擊。我們就出擊了，好傢伙，一下子打出去幾十裡，把他們的總司令給打死了，把軍長也給俘虜了，把師長也給俘虜了，整個打了個大勝仗。
打仗，你不能說是運氣，不能說是誰怎麼地，他們都挺敢打，這就是戰場。我打勝仗敗仗打了多少回呀！有時候你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就像這個事兒似的，那也沒預料到呵！
[編者注] 此事約發生在1927年3月。
我二十一歲就作戰了，所以說對這內戰我是恨透了，我打死了多少人呐。
因為什麼反對內戰？我父親後來不打仗是（因為）我，我在我父親跟前痛哭流涕呀！我從河南回來，我到河南那叫什麼陽那個地方，往隴海路那面去的火車站上，不是信陽，我們把車停在那兒。
唉呀！我看見這樣一個情景，我非常難過，眼淚都掉下來了！我看見一個老人趴在地上，餓得呀可憐極了，給他錢他都不要。我們把吃的饅頭扔給他，饅頭扔在地上，他就連土帶什麼抓著就吃呀！我就追問他，我說，你怎麼這樣？家裡沒人了嗎？沒有兒女麼？他就說連年在這打仗，都給抓去當兵去了，拉走了，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們這老的不能走，弄得沒有飯吃呀！
這是在河南，我這個人一著急就說不出來人名地名，那我當時就自個兒問我自個兒：誰做的孽？我們軍人做的孽！
回來我跟我父親說，讓我休息幾天。他說你不要作戰了，你休息兩天吧！
自個和自個打，今天跟你打，明天跟他打，明天又合，後天又不打，打死了那麼多人。我跟你說，我那時候作戰心裡難過得很，我父親知道我。打死的都是相當的佼佼者，剩下的無能後輩，來請功受賞。這要真是有意義的戰爭還可以，這個戰爭幹什麼呢？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明天我跟你又去打他，後天又好了，又去打，這打什麼意思呢？這幹什麼呀？
為什麼打內戰呀？為什麼呢？真正是有目的還可以。
我真是厭倦，我一直厭煩內戰，就是剿共我也不願意剿，這有什麼意思呀？而且彼此都是很厲害的。
我就想自個兒逃了
北伐軍打到河南，我退走時留了一封信，那個時候北伐軍前線大概是白崇禧指揮。我這封信留給誰呢？我的司令部在隴海鐵路，隴海局的負責的那時候還不叫局長，是叫督辦什麼的，我留給他的。這封信我大致還記得，很長一封信，我說我告訴他們幾個事情，我們剩下好多的糧食，我知道糧食不能讓敵人得去，要放把火燒掉的，但是老百姓沒糧食吃，你們拿去賑濟老百姓。大概是這樣，我忘記了！第二點我說那個黃河鐵橋我會炸的，我也知道你們會追擊來的，我把它毀了你一時修不上的。但我沒毀，我沒炸，那橋樑是國家的。第三點還告訴他什麼事兒。有三件事情，我留了一封信，很長的一封信。
我跟你說一段小故事，張發奎你知道不？可惜他死了，他不死你可以問他。
我們倆都到了英國，郭太琦當英國公使的時候，郭太琦請客，給我們倆介紹，張發奎說你不要介紹，我們認識。他說，哎！你們倆怎麼認識？他說我們倆最認識了，他認識我我認識他，就數我們倆打得最凶。
我們倆碰上了，北伐的時候在河南，張發奎說我自從北伐沒碰上過這樣的軍隊，我那個軍隊那天誰打的呢？就是王紀他爸爸——王樹常，第十軍，那打得可真凶了！王樹常和王樹翰倆不是一家子，兩個不一樣，是我兩個大將，一個文的、一個武的。所以我跟張發奎說笑話，說不打不交。
我們從前不認識，就是在英國認識的，後來我跟張發奎很好呀！他還到這來過。
我們有一天，在一個飲茶的什麼地方吃飯，一個他，一個張會堂，空軍的，也是我朋友。我們三個姓張的在那吃飯，過了差不多有三四個月了，我又到那兒吃飯去了，那兒的人說你們三個張將軍，那兩個都沒有了，都沒有了！我說你這意思就是我還沒死呢。他說不是不是。
我們倆很好呀！真的很好！
當時那仗可打得凶，把蔣先生從前最喜歡的一個團長給打死了，後來郝柏村告訴我，說那個傢伙姓蔣呀！是蔣先生最喜歡的一個團長（蔣先雲）。
我那天手底下也陣亡好幾個呢！有一個人讓我心裡很難過，他還是國民黨呢！在我手底下當團長，我也知道他是國民黨，我也不管，我這個人向來不管。過去說我手底下誰是共產黨，我知道誰是共產黨，你要幹你就幹，你憑你良心。
我們打得好凶呐，那打得可真凶，所以我跟張發奎說，我打仗我也沒碰見這麼樣厲害的，說他是“鐵軍”嘛！
打仗這個事兒是這樣的，軍隊的戰鬥力是和你自個統治的關係、首領的關係、編制上的關係、行政的關係相聯繫的，個頭、體格與那毫無關係。
[編者注] 此節戰事發生於1927年5月，張學良信中第三點指“我有些重傷患官兵，不便移動，請貴官本人道的觀念，加以醫救，不勝感激”。王樹常，1885—1960年，遼寧遼陽人，東北軍高級將領。張發奎，1896—1980年，字向華，廣東始興人，國民黨高級將領。郝柏村，1919年生，江蘇鹽城人，國民黨高級官員。
當然，東北軍當年開始的時候（並不厲害），第二次奉直戰爭，東北軍很好，良心話，訓練得很好，那時候郭松齡負責訓練，我訓練兵（訓練得）並不好！等到郭松齡叛變了以後，這個東北軍的訓練就沒有那麼好了，尤其是我帶的東北軍更壞。
怎麼更壞呢？那時候我們東北軍分三派了，一個是張宗昌帶的，一個是李景林帶的，一個是我帶的。那時候東北是發奉票，我們軍隊是給奉票，奉票不值錢呀！我們那餉比人家差得太多了！
要說我們過去失敗不失敗的緣由，我心裡是知道的，可是我無能為力了！怎麼無能為力了？我們東北軍這個伙食，原來軍隊都是當兵的掙自己的錢，就是自己吃自己的。因為經常作戰，作戰的時候就給發糧，士兵們喜歡，願意作戰呀！但回來了，又是你自己吃你自己的。東北軍後來就分開了，就是糧食是糧食，餉是餉，糧食由公家發。後來東北軍沒辦法，我們就發點糧食，我們明明知道軍隊裡頭吃這個糧食是怎麼吃的，比方說這一連人，本來應該一百人，他現在剩了九十個、八十個，他還是領一百個人的糧食，那糧食那錢哪兒去？明明知道就是給他們軍隊上了，所以這樣子慢慢地，就跟咱們軍隊剛到臺灣一樣，你自己去自力更生去，所以這事情慢慢弊病就出來了！
開始時候沒弊病，慢慢弊病出來，就把這個紀律弄壞了！後來的東北軍實在就是腐敗下來了，就是錢的問題、餉的問題。人家張宗昌什麼的都能拿走，他們自己地方有錢；可是我們沒有，還一樣。他們把軍隊都擴充了，我帶的軍隊沒擴充。郭松齡倒戈也是跟這有一點（關係）。張宗昌出去的時候本來是一個旅呀！第二次奉直戰爭的時候，他一個旅一擴編，差不多是好幾個軍；李景林是一個師，一個師就編成三個軍。那麼我們沒有擴編，所以這郭松齡嘴不說，心裡也是難過的。
我的部下都有這個想法。這是事實嘛，我有什麼法子呀！我那時候給我父親出幾個道兒，我父親罵我，媽的，你小子要當督軍，你要想起來？
沒辦法！當然我沒辦法，所以，那時候我有一次就想走了，不幹了，把那東西扔那兒，不做了，我真想不幹了！那時候韓麟春跟我很好，他跟我講，他說要走（也）是我走，你走，你能夠把你的軍隊的事、能夠把你兒子的事扔下走嗎？你往哪兒走呀？
我就想走了，就想出國，自個逃走了，不幹了，不幹這個了！
我什麼都幹，香煙我不抽，抽大煙，那個煙太小。人家是吃喝嫖賭，我是吃喝嫖賭抽，我什麼都幹，我抽鴉片。
我跟鴉片第一次作戰、第一次抽鴉片是因為發火了，氣的。
第五章 不做東北皇帝
東北易幟
我有一首詩，倒是想要告訴你——
謁延平（王）詞：
逆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義抗強胡。
我最得意後頭兩句：
豐功豈在尊明朔，確保臺灣入版圖。
你看出我這詩有什麼意思在裡頭？我是在講我自己呢。
假如我不是這樣，東北不是就沒有了嗎？我和日本一合作，我就是東北的皇帝呀！日本人真請我當皇帝了，真請過我，跟我聲明了，做皇帝！
誰幹的呢？就是土肥原呐。他是王道論呐。
話兒都說明了，我就因為這個跟土肥原說崩了，我就知道東北不得了了！
他一直不死心，那個時候他不讓我跟中央合作：你當東北的皇帝，我日本捧你，日本幫你。
我為這事情跟他火了！
那個時候，奉天負責任的日本人叫秦真次，他們叫特務長官，我把秦真次找來，我說你把土肥原換掉。
土肥原，他不是我的顧問，他是北京政府的顧問，跟我父親來了，就當這個東北的顧問。本來日本“二十一條”裡頭定的是有條約的，說奉天的軍人要有兩個顧問，一個上校、一個上尉，兩個顧問。一定得請日本兩個顧問的，那是訂好的，“二十一條”上有的。
所以，我就跟這個說請你把土肥原換掉的時候，他說你沒有權呐，要不要他你沒權，這是我日本政府的權呐。可把我氣死了！
我這人呐，人家都說我是怪人，說我惹事情，都是這麼惹出來的。
我說我沒權啊！是，他是我的顧問，我可是沒權換呐。那好，我說我有權沒權，我不跟你見面，這我就有權了！
我就告訴我那個叫陳起的傳達，我說土肥原顧問隨時哪個時候來，隨時我都不見，你就說我不見！
當著土肥原的面，我就跟他講，我說你聽著了？！我可以不見呐！我不跟你談話，我不見你，你是我的顧問，我不見你！
你說你讓誰當顧問？他們讓步了！
這問題就大了，就是後來那個日本人被槍斃了！有一個日本軍人跟我很好，這個軍人不講他的名字了，我就叫他。他是空軍的中校，後來他就被派來當顧問。當顧問不要緊呀！我的顧問是他，我們倆處得很好呀！可是後來有人告訴我，說他被槍斃了！
我問過日本人，日本人都說不知道，反正“九一八”事變以後，他回日本去，回去就把他關起來了，日本軍人呀！把他槍斃了！
不久呀！秦真次調回日本去了，土肥原回來當長官。哎呀！我知道這個事情糟了，我就曉得這個問題大了！他回來當特務長官，他不但是沒有下去，還升官了，東北的特務都在他手裡頭，我就知道要有事情了！
我這麼跟你說呀！這個日本人呐，我跟你說我那個時候的幾個人。跟我說實話的這幾個人，一個是當時我的顧問，叫翟山。這個人說了句話，他說，中日衝突不但不是中國之福，也不是日本之福。還有些個人，我先說一個人，他叫什麼，我現在在嘴邊說不出來，日本關東軍的一個長官，還一個關東軍的司令。這兩個人都很好，很想把這個事情搞好，這兩個人的名字我都說不出來了！
那時候，因為東北的大連、旅順條約要滿了，我那個時候就想收回，那個日本強硬派的武官就跟我講，他說我們日本有句話，那個城是用箭射回來的，你擱箭射回它去。什麼意思？那個城呵！我是用箭射來的，你要拿回去，你就要用箭射回去，你想擱嘴要？
可是我就說這幾個人，這幾個人的名字就在嘴邊，不參考我說不上來他是誰了，我們都說得很好！我對他們說，我的主張啊！中日的問題要是不解決，將來總是一件大問題。
當時日本那些有野心的軍人，就想把中國吞併了，把中國整個滅亡了！可是這些有知識的人是有思想的，就像我說的那兩個人。
我對他們說，大連、旅順名義上是我們的，事實上我們是收不回來的，我們沒有這個能力收回來，我們名義上收，大連、旅順都是你們日本人的，只不過說主權是我們的，事實上還是你們管。我們用一種選舉的辦法，讓地方選舉，用選舉的辦法選舉誰當權，就由誰來管理。名義上是我們中國收回，但是大連、旅順就像成為一個公共市一樣。
他們都很贊成，後來這兩個人都叫日本人給弄死了！
一個就是我說的這個關東軍司令官，關東軍的司令官呀！他有一個晚上吃酒，晚上回去的時候就死了！他跟我倆很好，我們倆，相當得好！那這個關東軍的長官呀！文的，也叫日本人給弄死了，不是殺掉了，是把他毒死了！
那麼我再說，日本的公使，那個時候叫大使了，他叫什麼，我嘴邊說不出來，頭一任大使，唉呀！我們倆談得來。再有那個日本的總領事，姓林，叫林久治郎，我在他的領事館呀！差不多談到晚上十二點，倆人談得呀！他說我回東京去一定先把東北的問題解決，我倆談得很好！他回去（的）時候，在旅館裡頭，晚上黑呀！就死了！說他自殺了，什麼人打死的不知道。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知道，這個日本呀！一個國家到了這樣子，不祥之兆就來了，結果它自己把日本自己毀了，哪兒能這樣子辦法。
日本人不是都是壞人，就說那個林久治郎，他是總領事呀！我們倆好！
我跟你說個笑話，他後來來辦交涉，他說，張學良，你先別看，我走了你再看，我把它放這兒，我是奉命而來。他就說笑話，他說我把公文放這兒，你別看，別跟我強嘴，咱倆別強搶，我放在這兒，我奉命來，我放在這兒我就走，你回去你再怎麼答覆你自個答覆去，我不管。
我就說日本人也不是都那麼壞呀！他也真是沒辦法。他跟我講，他說的話是真話呀！他說我們做特務的人都昏了頭。我說怎麼講？他說他們什麼材料都收買，找情報販子，什麼玩意兒都收買。他說我告訴你，別的事情不說，我就告訴你，在我的總領事館，有一個副領事是專門管這個的，你知道他經費多少錢？他的經費比我的領事館的都多，他有十萬塊的特別費，他的特別費要開銷他就得買（情報），他說甚至於呀！你的字紙簍裡撕的字紙他都買。他說那些軍人呀沖昏了（頭），那些真的假的不管什麼玩意，什麼他們都信。
他告訴我一件事，日本給我一個勳章，是總領事給我送來的，日本方面的報紙說，我把勳章拿起來就摔地上了！
這個總領事說，哪兒有那麼回事呀！但是我們的諜報就說你摔地上了，誰給的諜報就不知道了！
所有各省都掛起來了，這個旗呀！是我們被服廠一夜兩天秘密做出來的，我們把旗發出去，所有的旗都掛出來，日本人居然不知道，我就講這段事情。
曲折？沒有什麼曲折，就是他們逼我們不許掛，不要跟南京走。我跟你講過，那個人我佩服他到萬分，就是田中派來的特使——林權助。這個人，那真是外交天才。他本來是誰呀？他是皇太子——就是日本後來的皇帝的老師呀！
哎呀！這個人可會講極了，那他把我講得呀！勸說我好多的話，都是那個時候的話，“不改為父三年之志，可謂孝也”什麼的！
我沒給你講過這段？我總是不給他一個明確答覆，模棱兩可。
到最後呀！這個人好厲害，所以我很佩服他，後來我也想我自己，我感覺我有一點太過於興奮，有一點失言。
在林權助那個事情上，我認為我失言，我自己後悔得了不得，我也吃了點酒。
他要走，回日本去。最後我請他吃飯，他再三逼我，他就跟我講，他說我呀！我這麼大歲數，他跟我父親認識的，他說我跟你父親的關係，又是田中派我來當的特使，奉命而來，你始終不跟我說一句落實的話，竟說這種模模糊糊的。
那意思呀！是說我這老頭子，這麼大歲數來到你這兒，我回去無所交待呀！我沒得到你一句話呀！
我也喝了一點酒，我本來那個時候是不太能喝酒的，喝了一點酒，那麼稍微跟他說了一說，說到最後，我說你老先生替我打算的，替我想的，你想的事情很周到了，比我自己想得都多，我自己都沒想到。
那他很高興，他說很好！
我說，不過有一件事情，你沒替我想到。他說哪件事情？我很願意知道。我說你忘記了我是中國人。
他不講話了，他不但不講話，我去送行的時候，他帶了個隨員還要跟我講，他指指他，不讓他跟我講，不讓他再提。所以我知道我失言了！
我怎麼失言？他回去後就說，以後你們不要想了，用日本那一套，以後不要想這個人。他回去在日本公開發表了，回日本公開地講，他說日本不要對這個人再做什麼打算。所以日本就決心對付我了！我這一句話就失言，我說你沒想到我是中國人，我的意思是我要不是中國人可以，我是中國人呀！所以我說我失言，日本以後就開始對付我了！
有人說我不易幟，自己獨立的話，東北可能可以保下來。那我就變成日本的傀儡了！那東北是大呀！你大概不知道，可是我們完全在日本人手裡，日本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呀！
換一句話說，這句話根本就是很不懂得情理的話，我怎麼責備不懂得情理？我父親為什麼死的？我先問問，為什麼他們要把他炸死？他就是不給他們當傀儡！你要做，你就得當我的傀儡呀！明白這話？
日本要幹什麼呢？對你好嗎？它是要侵吞你呀！
我跟日本人說笑話，日本人我也有好朋友。我說，你們日本人呀！不能夠叫人家跟你合作，我說一句笑話，就好像我有老婆偷你的人，你別吱聲，咱倆就算了，你幹嗎還要誇口，說他媽的那小子他老婆跟我睡覺了！我說你們日本人就愛幹這種事。
你跟他呀！傀儡還要裝得像傀儡樣呀！你要知道，給日本當傀儡，你那個傀儡都不好當得很呐！
說大帥如果在的話，不會跟中央合作，這話那可不一定，那就不知道了！
我就說這個事情，這話也有道理，那時候我父親回到奉天，下面他要怎麼做，那不知道。
我說日本人混蛋，也許那時候操縱我父親能比操縱我容易。他們沒想到我這個傢伙是這樣的。
我現在九十歲了，我也不做政治的事情，我才敢說這句話，誰也沒想到我張學良這個人這麼樣討厭，不論是誰，大家都認為我是個年輕小孩。
你知道，就連楊宇霆他也想操縱我，都想操縱我，（但）我這人不受操縱的，今天說一句話，就連蔣先生也想操縱我，我也是不受操縱的，我到今天我也不受操縱的。我有我自己的主意，我有我自己的見解。那我這人做事就這樣，那時候我也不信基督教，我問心無愧，我就這麼做，我不是為我自己。
[編者注] 1928年6月4日，張作霖乘坐專列經過瀋陽附近皇姑屯火車站時，被炸身亡，史稱“皇姑屯事件”。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擁護南京中央政府。
閻錫山幹不過我
閻錫山這一點這個事情，好像是誰告訴我的，說那個徐永昌講的，他說閻錫山幹不過我，好像是徐永昌對誰說的。
說幹不過我，什麼意思？
我就說閻錫山這個傻瓜，“擴大會議”他偏偏要拉著我，我從來都是模棱兩可的，說給我這個部長，給我那個地位什麼的，我從來都沒明確，我也沒說反對，我也沒說答應，沒答應就等於反對呀！要不怎麼說幹政治呢！我總是模棱兩可的。
他就沒想到，我在那塊兒擺著那麼些個軍隊，那我的軍隊一出去，你看怎麼樣？我在山海關擺著那麼些個軍隊，他一點沒防備這手兒啊！那我軍隊一出去，他不就垮了嗎？然後我就打了個巧電，我打了個電報，武裝調停啊！我就說他沒防備這手兒，如果他要防備，他不能那麼垮了，所以你說政治，幹政治這個事！
他大概量我不會怎麼樣，才那樣做的，這就不曉得了！
這事兒是這麼開始的，閻錫山在開“擴大會議”前，他給我打了個電報，並且我的秘書長還到他那兒去過一回。那個時候，我們對中央不滿，對中央政治上不滿呐。那麼閻錫山就說，咱們兩個人，有這個資格，我們兩個人對中央政府去個電報，去個建議電報。就像今天人們常說的一樣，要改革，什麼事情都要改革一下。
那我給他回個電報說，我贊成你，那你領銜吧！你擬個電報稿子。你擬，我贊成。
等到他擬回來電報稿子，我一看，哎？他就是請蔣先生下野的，這是個什麼事？！我就給他回個電報，我說，你請蔣先生下野，可咱倆說是請中央政府改革，你說請蔣先生下野，那麼他下野，是你幹還是我幹呢？到底誰幹呢？是你要幹嗎？我說，你要請蔣先生下野，我不署名啊！我不署名！
我特意派我的秘書長去他那兒一趟。我說，你這什麼意思呀？你說咱倆開始的時候，來往電報說是諫政中央政府，應該改革，我答應了你，而你怎麼忽然變了？你怎麼要蔣先生下野呢？下野幹什麼？後來，他告訴我的秘書長說，蔣先生不走，你沒法改革。
孫傳芳跑掉幹什麼？殺了楊宇霆，為什麼他就跑掉了？他害怕！
他是這個樣子，我講到孫傳芳了，這人呐，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不甘寂寞。他在奉天當寓公，本來是很好的。
他有一次啊！他到我現在的太太那兒，那是我在外頭的一個家，他就到那去見我。
那個時候就是“擴大會議”要起來的時候。讓他幹什麼呢？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那是“擴大會議”的首領啊！他們讓他到江南去活動，孫當過五省總司令呵！給他一個五省的宣撫使、還是招安使這麼一個角。那麼，他就客氣地問我的意見如何。
但是事實上呢？他是讓我幫他點忙。幫他點人，幫他點槍，他沒有東西嘛，空手而去呀？意思是如此。但他就是很客氣。他那時候腿上還鬧點病，我就管他叫孫馨帥。
我說你問我、徵求我意見，馨帥，你混到現在，你還給閻老西當個別動隊長嗎？他聽了就知道我反對呀！他就沒吱聲。等到“擴大會議”召開了，我一動作，他就更害怕了，他怕我扣他，所以，他就偷偷跑掉了！
這個人，孫傳芳這個人，後來我也看透了！
閻百川那時候他就沒想到我會出兵，他也沒想到我幹那手呀！我的軍隊會派出來呀！所以我說閻百川、馮玉祥他們不夠，為什麼，你們就想你那麼樣，你沒看看我東北那麼些個軍隊在你旁邊待著，我要一動彈你可怎麼辦？他就沒想到這事，他想我不會動彈，那我軍隊一出來他不立刻就完了嗎，就垮了！
就這樣我打了“巧電”這個電報，我的電報就是武裝調停，我那個調停裡頭包含有兩個意思：你不停，我就打你；中央要不停，我就幫著你打中央。你明白這意思不？我這話是兩說的，我就是要中國停戰，不要打仗。我的心裡呀！實實在在反對內戰，反對透了！
[編者注] 1930年3月，國民黨各派反蔣力量發表聯名通電，推舉閻錫山為全國陸海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為副司令。4月，中原大戰爆發。8月，反蔣派在北平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簡稱“擴大會議”，另立“中央”，與南京政府對抗。9月18日，張學良發表巧電，派兵入關，武裝調停，反蔣聯軍失敗。馨帥，即孫傳芳，1885—1935年，字馨遠，山東曆城人。閻錫山，1883—1960年，字百川，山西五台人。
美麗的東北
在松花江裡的魚呀！他們講，小的呀！都要一百、兩百斤，小崽兒，都要好幾個人抬呀！
我最遠到過同江，我為什麼到同江去呢？我到同江一路上還很有意思，很有些故事。
我就跟那個沈鴻烈，我們兩個一起去的。當時在同江，中國跟俄國起了一個衝突，在同江那個地方起了一個衝突，因為界線劃得不清，我奉命去調查這件事情，同江的名字，那個地方真正的名字叫拉河蘇蘇。
我就講這個鰉魚，那時候我父親在呢！有一年黑龍江省政府送我父親一條魚，我母親就要看看這個魚，這個魚是沒法讓看，光把魚腦袋給她抬過來，擱個大簍筐，兩個人就抬著，就看了這麼個魚頭。
我不敢說啊！我隨便這麼一說呵！大概我們吃的鰉魚肚子，就是它的肚子。東北最好吃的就是松花江的白魚，那白魚就跟這個鰣魚是一個味道，但它沒刺兒。
那天誰給我講，臺灣這兒來了客人，主人一般講究吃活魚。我們在東北的時候，一般能吃到的也就是凍的魚，因為那魚出水就死了！
我吃過一次新鮮的，怎麼吃的新鮮的？就是我去調查去了，我們帶著一個船，當時還帶著軍隊，因為那兒有土匪呀！我們走到一個地方，那個地方水淺，船走不了了，就停在那兒了！晚上黑，船不能靠邊，就搭了一個跳板，搭下來。
晚上，有月亮，我就聽我的兵們吵，我就說吵什麼，鬧什麼？他們說看見河裡有個魚，挺冷的天呐，八、九月間了，他們下去就去抓，把這個魚活著給抓上來了，一條白魚。第二天早上，我們在船上，擱白水煮煮，那好吃極了，新鮮白魚那太好吃了！我本來不大吃腥的玩意，所以我說人呐。那個真是美味了，可惜我沒有蘇東坡做首詩的天份。
現在我也很愛吃了，就是沙門，那時候在江上抓到魚，把它扔在邊上，打魚的不要那個魚，把它扔在河邊，現在值錢了，當年沒人吃。那時咱們怎麼樣呢？有那個人，把它撿去，拿到哈爾濱去賣給俄國人。中國人不吃。
所以，吳鐵城說過一句話，沒到過東北呀！你不知道中國之大。
你知道人家管我們東北叫什麼？特別是對奉天人，就是遼寧人，叫“白帽子”，這個“白帽子”，我想大概是從旗人那裡頭說出來的，大概的意思我還不明白，為什麼管我們叫“白帽子”？
當年我對朝鮮人很恨，他們專門給日本人幹壞事，就仗著日本勢力欺負中國人。
你們知道東北人蔘嗎？那採人蔘的，可真是可憐呐，採人蔘的大多數都是山東人，沒有我們土人。到那是冬天去採，不是夏天採，常常就死到（大山）裡頭，迷途呀！他要迷了途，帶的吃的沒有了，他就沒辦法，就出不來了，連凍帶餓就死裡頭了！
對人蔘我父親是內行，他對蔘茸最內行了！
他們採人蔘的人講，說那大雪，那都下得多厚啊！奉天的冬天，你沒到過奉天吧？那冬天什麼都看不見，那都是雪啊！
他採的時候，說看著那個雪，一看那雪有個洞，底下一定就有。他們說挖人蔘不是用鐵東西挖的，是拿竹子和木頭來挖。冬天那很凍很凍的冰，不過在雪底下比較軟一點，就一定要今天把人蔘挖出來，要是不挖出來，說它會跑了！我想那是迷信。
那人蔘都是這麼大，是普通的，差不多都是這麼大，一般的我想有半両到一両這麼重吧！我說不出來。我們那裡講，七両是珍，八両就是寶。八両的很少，我們家有一個八両的，是人家多少年挖到這麼一個回去，送給我父親了，一直在我那個客廳裡，裝在一個匣子裡，就整個擱那兒擺著。
挖人蔘的人苦得很呐，常常就凍死在裡頭。
在東北打獵，那所謂一些獵戶呀！那是另外一種事情了！我們在東北的時候，獵戶他們都是在吉林那邊，對他們都相當怕呀！第一樣，都是槍打得好，他們指望著槍活著麼；還一樣，打獵的人，屁股上都帶著一塊皮子，因為他是坐著打，他們打獵都是坐下打。換句話說，他們也在當土匪。有時候遇上獵戶，就是遇到土匪了！
我當時在吉林邊防軍，那個東北土匪都是在那一帶，所以，後來日本起來、東北抗戰的時候，那時候出名的幾個人，都是在那個地方。他們當年就在那兒，什麼事都幹的，土匪也幹，什麼事都幹。
我們奉天就是這樣，不能說全體呀！差不多都是這樣，就現在這個時候，所謂青紗帳起，晚上女人上炮臺啊！男人睡覺。因為男人白天要出去，所以，女人上炮臺。看外頭有什麼，有什麼動靜（沒）。
那東北的情況啊！我們東北人講，好狗不吃家裡的食兒：就是土匪不搶家裡的。我們東北那兒的土匪大多都是，尤其我家那，都是擱熱河來的。這晚上就來了，來襲擊你了！所以晚上這女人都上炮臺（看著）。
我們講響，什麼叫響呢？這家炮臺很好，晚上這女人差不多都到這家來，女人晚上上炮臺，都帶著槍，拿步槍，躲在炮臺上，假如有什麼動靜，女人開槍，睡覺的男人就都起來了！所以女人都會打槍，都會放槍。
市長風波
我跟俄國打仗，是很自不量力呀！那個時候就很想要施展一下子，不是旁的施展，不是擴張，就是想要把東北的地位提高了，那就必須跟外國人打勝一下子。
我們本來跟俄國打仗，剛開始打勝了，俄國把他們的軍隊換了，換了加倫，後來他來了！那打得慘呐，有一個旅整個全滅了，是一個姓韓的當旅長，整個全滅呀！團長自殺的自殺，陣亡的陣亡，全軍覆滅，都沒有了！
[編者注] 1929年7月，中蘇之間由於中東鐵路權歸屬問題爆發衝突，史稱“中東路事件”。
我那個二弟弟（張學銘），我最不喜歡他，他總是覺得我起來得很快。我就罵我的二弟弟，我親弟弟，他當天津市長，是我最生氣的事情。
我在這個地方發表點秘密，你們兩個人都好寫東西啊！這是我到現在，平生最抱歉、最難過的一件事情，這完全是吳鐵城幹的。
就是因為天津市長、北京市長、青島市長這三個市長，我本來都有內定的人，甚至天津市長我已經內定，是臧啟芳。後來臧啟芳為這件事情很不高興，以後我就跟他開玩笑。本來臧啟芳他自己都知道了，我跟臧啟芳都談過了！
這個吳鐵城啊！他送我人情，但吳鐵城有壞意，我（也）不能說他有壞意。他是一方面送我人情，一方面吳鐵城在東北做工作啊！要拉攏他們這三個人。因為這三個人，一個是我弟弟，一個是周大文，周大文是我玩兒的一個朋友，是給我父親管電報的。我那時候有個秘密的姨太太住在他家，是這麼樣一個朋友，你知道了？那麼這個胡若愚呢！是我那時候到北京在一塊玩兒的朋友。我絕對不想讓他們參加政治上的事情。可是吳鐵城就保薦他們三個了，中央就直接任命了！
本來那時候，就連主席什麼都是我自個兒說了算，不但不能說是保舉，簡直就等於我委任一樣，反正中央承認了！
那麼中央就忽然發表這事，我非常的氣，就想給蔣先生打個電報，給頂回去。
我有這個權呐？有這個力量啊？我再三考慮呀！我想我這要頂回去，他們三個沒關係，吳鐵城這個事兒就不好辦了，老先生當然要火了呀！吳鐵城這一下子就完蛋了！
我再三考慮，就沒頂。
我平生這是最難過的一件事情，就是這吳鐵城幹的事，因為我跟吳鐵城也是好朋友啊！你怎麼幹這麼一件事兒？你怎麼不跟我商量一下子呢？
我想他有兩層意義，一個是送我這個人情，看看我和他們都很好的，他就保舉了！二一樣，他也拉攏這三個，而且他們這三個人也都會點兒外頭的。那吳鐵城拉他們，也許就能知道一些內幕的消息啊什麼的，知道得多，以後好使用他們三個人。
我為這個事情非常難過，到現在我心裡頭還難過。
這事兒和張嶽公沒關係，那時候他不在東北，走開了！就吳鐵城在東北，住在那兒，長住。張嶽公這個人呐，做事兒慎重得很呐，那個人可是穩得很。這吳鐵城就不穩。後來我想想，假如這件事我當初真火了，要那麼一干呐，他們三個是小事，他們三個算不了什麼，可是吳鐵城這下子完了，吳鐵城的前途就完了！
吳鐵城不是蔣先生的人，是胡漢民的。那麼吳鐵城也把中央這秘密的事告訴我好多，那時候我對中央的事兒不詳細呵！那吳鐵城告訴我誰是誰，張嶽公是怎麼樣，誰誰怎麼樣，誰的背景什麼樣。所以我說我要（真）這麼一下子，就把吳鐵城送下來了！所以我就沒法子了，我為這件事非常難過。
我的部下也為這件事很誤會我，人家不知道是吳鐵城搞的，以為是我的意思啊！當時那主席呀什麼的都是我下命令，說誰就是誰。那個時候是這樣的，“擴大會議”完了，北方的事老先生都交給我了，整個兒交給我了！山西的事什麼事兒都交給我了，我要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我怎麼處置就答應我怎麼處置，沒有說不的那個字。我連跟中央商量都不（用）商量，就是我打個電話給中央就是了，那就是那兒樣的。換句話說，那北方整個兒就在手裡。
所以，大家都要來想著幾個省主席的位置呀！
北京的那個市長位置，我好多個軍長都惦記著呢！王樹常就是我的軍長嘛，第四軍軍長，他出任主席。那個於學忠也是我的軍長，出任北京的警備司令。等到那察哈爾的都統，是我的一個旅長啊！旅長出去當察哈爾的主席。所以這個天津市的市長，好多部下都想這個位置。怎麼出來（周大文）這麼一個人呢？那兒誰都知道他是我父親的一個譯電員呐。
北平的市長，我還沒想是誰呢！腦子還沒想呢。
[編者注] 此事發生的時間約在1931年3月，此處的臧啟芳，據張之宇女士考證，應系臧式毅之誤，見《張學良探微》。吳鐵城，1888—1953年，今廣東中山人，國民黨高級官員。張岳公，即張群，1889—1991年，字嶽軍，今四川成都人，國民黨高級官員。
天津原應是臧啟芳出任，臧啟芳原來教我念過幾天書，可因為東北大學鬧事情，我對臧啟芳很不器重，幾乎要把他們都槍決了！我這人要發脾氣，說槍決人家就槍決人家。
東北大學學生鬧風潮，哪兒是學生鬧風潮啊！其實是他們幾個教授鬧風潮。為什麼呢？教授想著一件事兒，沒想到手兒，他們就鼓動學生鬧風潮。我凶得很呐，就到學校去。後來，我那個秘書長老爺給我下一跪，他說你可千萬別幹這事兒，他說那可不能。
我想把他們幾個都槍決了，我沒看過學生鬧風潮，當教授的也鼓動學生鬧風潮的。你不知道，我這人年輕的時候凶得很。
我到東北大學跟學生們說，我這個東北大學的校長，不是運動來的，是你們把我請來的，我今天也有權，你們鬧吧！你要再鬧啊！我說我有兩個手段：一個是我把東北大學解散關門，我告訴你們個明白，你們隨便，你們自己決定；第二呀！我告訴你們，你們再鬧，我可派軍隊來啊！軍隊把你們包圍了，我要使用武裝力量。你們自個兒決定。那學生立刻就老實了，都服氣了！
當時我要把臧啟芳他們四個人都槍決，我那個秘書長就給我下跪，他說，你不能啊！我說，你這是幹什麼？他說，不是，我知道你發脾氣，你真幹呐！你不要發脾氣，你饒了他們吧！
後來我把臧啟芳從東北大學就調到哈爾濱當處長去了，是中東路的一個處長，很好的一個差事。
[編者注] 臧啟芳，1894—1961年，字哲先，遼寧蓋平人，1930年10月曾代理天津市長，後曾任東北大學校長。
和汪精衛的交往
那會兒，中央開會，那我們無聊，盡做打油詩，我不曉得誰做的了：一生豬狗熊，兩眼財權勢，三是吹拍騙，四為禮義廉。
我本來是坐在前頭的，後來蔣先生規定的，按歲數論，六十歲的坐頭一排，我那時候才不到三十歲，二十幾歲，我坐在最後頭，汪精衛在前面，我寫打油詩：少活三十年，座位下三排；沒前我不怕，屁味實難聞！
沒事盡在那兒做打油詩，會開得無聊。
大委員小委員，中委執委常委，委實無聊。
男幹事女幹事，男幹事幹女幹事。
那時候蔣先生有三個詞：死幹、硬幹、快幹。我就寫：死幹硬幹快幹，幹得有趣！
呵呵！不說了，不說了，嚇得這幾位太太都不說話了，一會兒要罵了！
開會大家沒事就寫個條子，你給我（傳），我給你（傳），委實無聊麼？真的是委實無聊！
汪精衛是這樣，你聽我講這段故事，我對汪精衛非常地佩服，我佩服汪精衛。
那個時候是所謂三角同盟，總理先派的代表是孫德升，跟這個很老很老的，姓甯（甯武）的，後來當了共產黨。再後來就是派汪精衛和李石曾。他們來了，我那時候還沒做太高，就是招待他們。
我就跟汪精衛談，他那口才真是一流！我就問他一件事情，我從報紙上看的，因為他的行蹤我很注意，我很佩服他，年輕時候我最佩服汪精衛呀！那些年輕的革命家，李烈鈞、胡漢民呐這些個人。我就問他，報紙上報（道）你過大連，你去吊慶親王，真的嗎？你吊他幹什麼？
他說真的，是我吊的，他說我吊他有個原因。他就告訴我說，我當年被捕，慶親王審的。要殺我，慶親王可以殺我，但慶親王沒殺我。他說，慶親王就跟我講啊！說，你們這革命呀！是有原因的，看我們清朝太壞了，假如你們成功哇，我看你也不能強過我們清朝。
他說的這句話應驗了，我們今天成功了，還真不如人家清朝，弄得這麼糟糕！
我這段說的是真的，我們就是這樣一個關係，來往得很好！
[編者注] 三角同盟，1919年，孫中山與段祺瑞（皖系）、張作霖（奉系）聯合，結成反直三角同盟。
我跟汪精衛倆鬧彆扭，就是一件什麼事？跟汪精衛鬧翻的事是怎麼鬧翻的？後來也沒什麼太多關係，就一件事情鬧翻的。兩個人鬧得很翻。
我在北平負責任的時候，“九一八”事變以後，我在北京負責任，他到北京來了，跟宋子文兩人來的，宋子文是我的好朋友。拿著蔣先生一封信，他說我有蔣先生一封信拿來，那時蔣先生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這封信呢？蔣先生很客氣，就說汪院長到你那兒，跟你談一談，你好好跟汪院長談一談。
我就簡單跟你說吧！他來了，就說現在你的軍隊應該跟日本人打一下。他的主意是讓我們跟日本打一下子。
我就問他，咱們真打嗎？你中央有什麼辦法嗎？他說你要不打，南京政府受不了呀！你打一下子。我一聽，說是不是中央裡有所準備？沒有！能打怎麼樣？一定打敗！那我一聽，為什麼要打？他說首先在外面壓力太大，你呀！軍隊動一動，打一打，跟日本人打一打，做個樣子。要不這樣，政府恐怕就維持不住了！
他們要我跟日本打一下，可以平息國內的反對聲浪。
我說，汪先生你說什麼？我說我張學良從來沒讓我部下給我去打地盤，我利用我部下。你那麼樣做，我問心有愧，我不惜打一仗，拿我部下生命來換你們政治生命呀？那不是我張學良。
我說蔣先生的信是這樣的，蔣先生在信裡讓你跟我商量，蔣先生要給我下命令，那我沒法子，那我就打。你為什麼不給我下命令？他那時候是行政院長，我說你為什麼不給我下命令？你給我下命令，我當然要服從，我沒法子，我非服從不行呀；你既然這個事情讓我自個兒自動，我不幹。你中央是不是有所準備？你真要打，那我打。你不介入，（只）讓我敷衍一下子，舍掉我（那我不幹）。
我說這話就是主題。我這個人呐，我這人說話，有時候一著急毫不客氣的，我說我張學良從來沒拿我部下做交易，犧牲我部下而來換我的政治生命。而且你中央政府的政治生命力，你別找我張學良。
他說，那這是蔣先生讓來的。我說蔣先生的信裡說得很明白呀！是要你和我商量呀！我說如果你中央政府要怎麼樣，他軍事委員會有權呐，他給我下命令發動，我就得發動。他下命令了嗎？你跟我商量，就是要我拿個意見，你要我拿意見，就是你要問我了，你要問我，我就是這個意見。
他就非常生氣，好像是我以行政院長身份來跟你談，你給我碰了這麼大一個釘子。
還有呢？這出事情是我不對。我這人不對的地方，我就說我不對。我晚上跟宋子文出去玩去了，我就沒理他。我跟宋子文倆是好朋友，我們兩個出去上北海玩去了！
他在這件事情上非常不高興：你不好好招呼我，你跟宋子文倆去玩。他為這個事情非常火，回去就辭職了！
那他回到南京，他就辭職了，打出通電來罵我。我也辭職了！但是我辭職中央會挽留，他辭職了就走開了！就這麼樣，兩個人就鬧翻了！
“中央黨部”（事件）以後，他給我寫了很長一封信，他也不客氣，他說，老要張狂少要穩。他是覺得我不尊重他，就是我不聽他的話。實際上是這麼個意思：我來了這麼大個行政院長跟你商量，你給我碰個大釘子！
我從來就說這句話，我從來不拿我部下，利用我部下給我打個地盤，現在我的部下還有啊！你可以訪問我部下，所以我部下現在對我還是尊敬。
我從來沒有這樣，你到歷史上去翻。那個時候我跟我父親南征北戰，我在我父親手底下是個將，讓我打什麼我就打什麼。可是到我自己手裡，你看我打過什麼仗？我自己每次打仗都是為了中央統一。
[編者注] 張學良、汪精衛發生衝突一事，時間在1932年6月。
中央黨部的事情是這樣的，所以有人問我一句話，他說張先生你為什麼救他，你救他幹嗎？我說你問我這句話，就證明你這個人呐，腦子沒有。我說那是霎時間的事情，一秒鐘的事情，我腦子還能想一想？
那天那個事情非常的奇怪，我多少會點武術，我跟你說我最奇怪的就是那天，我們本來先去謁陵，那天的氣氛非常奇怪，那時候蔣先生的那個警衛跟我有聯絡，他說你自己要小心呵！他就告訴我說今天的氣氛非常緊張，他並沒說有什麼事，他也不知道，就是那天的氣氛非常的緊張。
是這麼個事情，現在說起來很可笑。我們總跟這個吳鐵城啊！大家開玩笑，大家都彼此開玩笑。我們那時候年輕，在一塊兒盡扯淡，盡開玩笑，在那沒事等著嘛，都站在那兒。
我是站在那個上頭很高的地方，我們就開玩笑，我們說吳鐵城是林森的乾兒子，開他玩笑。因為吳鐵城當年跟林森在九江待過。
那天，張繼他們幾個老先生在前臺，張繼先生穿花道呢子的一套中山裝，那天這個張溥泉（張繼）穿著黃大呢子中山裝，我們在後頭幾排。在後頭我們就開玩笑，大夥就說，呵！這個張溥泉今天怎麼這麼漂亮！說你看張先生今天那麼漂亮，穿上花道呢子照相了！
大家就開著玩笑，要不然我還不知道是誰，我就那麼看著張溥泉。
這時就要照相了，大家就等著委員長蔣先生。
那天很奇怪，蔣先生沒出來，那天老先生並不是有意不出來，蔣先生沒出來的原因，後來我們知道，他好像是因為閻錫山來大家都鼓掌，而汪精衛進來沒人鼓掌，好像這麼一回事。還有呢？好像他跟那個秘書長葉楚傖不知為什麼，（蔣先生）他罵了幾句，生氣了，火了，他沒出來。他在罵葉楚傖來的，也是因為汪精衛的事兒，也是因為李長浩佈置得不合適，他生氣了！
本來大家在外面等著照相，那他不來了，所以大家就照相。因為沒出來，後來惹出了好多閑誤會。
那麼大家等他，後來說他不出來了，那就照相。一照完相，剛一轉身要走，開槍了！
你知道當年呐，南斯拉夫，那時還不叫南斯拉夫，叫塞爾維亞。他那個王儲到法國去，有一個相片呐，一開槍打，那個員警就拿刀往車上來，人家都往一塊擁擠去抓那個刺客。
咱這好，“聾子放炮仗”，懂不懂這句話？散了！聾子放炮仗，不知道炮仗響了沒響。
這一打槍，大家是“嘩”都炸了，那跑的笑話多了，就別提那個了！
我是坐山觀景，關鍵是我在高處。我在第三層上，這人都跑了，我一個人在那兒看怎麼回事。我一看，霎時間的事，這張繼老先生就跑上去抱住一個人，就抱那個兇手。那個兇手也不是太厲害的，厲害是拿槍打人厲害，別的他不厲害，後來才知道，他是一個左輪槍，他的槍裡呀！裝了三個子彈，也不是四個子彈，子彈是布勞寧的子彈，你也懂得嗎？打出來是一樣打出來，但是沒有力量呐。他大概是買不到，也許是誤會了，一想那布勞寧是鋼的，鋼彈比鉛彈有勁兒。因為布勞寧子彈不能走來福線，不能轉呐。它松啊！小啊！
我就看他抱住了那個人，看得很清楚，這麼抱住，那個人就拿著手槍，這麼打他，他抱著他麼。
哎呀！這個張溥泉他怎麼這麼大膽子，那傢伙拿著槍，他那個槍沒有子彈了，有子彈他就把張溥泉打死了！所以想起來這個事情，那真是！那人家都跑了，我站在那看熱鬧。
哎喲！這張溥泉，我就喊他，就下去幫他忙去了！我下去，我從前學過武，學過一點，不是學得很好，我就上去對兇手先給個絆腳，啪！他就倒下了，張溥泉就撲到他身上，就這麼個經過。
那最難的就是那個照電影的，還在那照電影，他應該把電影照下來的麼。別的人都嚇跑了，都跑了，連員警都跑了，什麼警衛，那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張溥泉兩個人了！
那時候在上海的《申報》，我忘了是怎麼報（道）的了，兩個人不都是北方人嗎？張溥泉是河北的，我是東北的，所以他們就說是北方之強啦！
孫鳳鳴這個人好厲害。後來知道是汪精衛的一個衛士，他給孫一槍，把孫打傷了，本來他沒傷啊！打他一槍，不但打他一槍，還踢他一腳，踩他一腳，所以他就不行了！
孫鳳鳴這個人，可以和荊軻刺秦齊名，可惜呀！
他打了三槍。我跟你說，我這人好研究事情，你要我幹什麼，我大事小事我都研究。我太太總罵我，你什麼事都研究！
我是個軍人，我從軍人的角度來給你解釋，他那是一個左輪槍，他這個槍裡，放了三個子彈，只有三個子彈，擱的布勞寧子彈。他為什麼不擱鉛彈？這個人一定想，布勞寧子彈打得厲害。其實他是個大錯誤，因為布勞寧子彈不能經過來福線，子彈頭小。
可他這三槍，這個人的三槍打的，我給你解釋，汪精衛挨了三槍，一槍是打在這兒，打在臉上，一槍打在背上，打在胳膊背上，一槍打在後頭。汪精衛臉上挨一槍，臂上挨一槍，這個後心挨一槍。你聽我給你講啊！我給你解釋，他這個人怎麼打的。他開手就奔他這後心打的頭一槍，這一定是他頭一槍，啪，他頭一槍就打著了；汪精衛一轉身，他就給他一槍，就沖他的心口，沖他的背，啪，就給他一槍。這個人的槍法打得好，在那個時候他不亂呐，你知道不？你要曉得，你得要明白當時的這個情況，一個人在那個時候，還能夠鎮靜住。你想你研究研究他的槍，頭一槍他就往他的背、往心打去了，正沖他的心打去了，這汪精衛大概一扭身，所以打他背上了，他還是沖他這個地方來的。
那汪精衛大概一回身，他第二槍就來了，就打在他這胳膊上了，都沖他這重點來的。第三槍，汪精衛一回頭，他再一回頭就給他腦袋上來一槍，打他腦袋上了！
你看這個人打的，他並不是在這跟前兒的，都離得挺老遠的，差不多有這麼一個距離。那你就研究他這個人，沉著、穩。他沒梆梆梆梆就亂放，不是那樣子。所以說這個人夠一個刺客。
我是個軍人，可以說他打槍的時候，他拿著這個手槍，手一點沒顫，打得很準，一點沒有猶豫，很沉著，這是拿他這個行動來判斷。
那麼把他逮到以後，問案的時候，我也過去了！他那時已經昏倒了，這是汪精衛的一個衛士幹的，打他一槍，踢他一腳。本來我們要把刺客抓住，因為這個差點沒把張溥泉給打死，這個傢伙過去就給孫一槍。我說你怎麼回事？張溥泉都抓住他了，你還給他一槍，你把他打死？我非常懷疑這個人，當時我在報告裡說我懷疑這個人，要查處這個人，我說都要活捉了，你還打他幹什麼？
那個時候，劉月衡是中醫院院長，劉月衡跟他（孫）講，你不要誤會呀！他說你別懷疑我，我是醫院的院長，我不是跟你過不去的，是醫生，是給你治病的。你現在不能活了，明天你就要死了！他說死就死麼。他（劉）說不是這個意思，我問問你，你死了你怎麼辦？家裡有什麼人，誰給你收屍？就要問出他點兒什麼。
這個刺客，問他話，問他家，他說我沒有什麼人。
那你老婆呢？
我幹這玩意還要老婆啊？
你姓什麼？他都不說。
他說死了你隨便給我扔哪兒，叫狗吃了算了，我家沒人。那麼劉月衡說，我不是騙你，問你家裡有人沒人不是騙你，是問你有人好收斂你的嗎？他說沒有，我死了你就把我扔了！
對孫鳳鳴，我佩服他有幾樣事，這個人真夠一個兇手，夠一個刺客，值得。
誰說他來的目標是對蔣，不是想打汪精衛？這是誰說的？這個人呐，他跟我說明了，他說我專門來刺汪精衛的，跟蔣先生沒關係。
他是怎麼回事，你知道？他是王亞樵的人。他當刺客殺汪精衛的頭一天，那天晚上，王亞樵把太太給他睡一宿。
這王亞樵厲害。後來這個事情證明了，王亞樵是一個殺人的，是被他們廣東人買的，真正的幕後是劉廬隱，是劉廬隱要打的，他要專門打廣東人：宋子文、汪精衛、楊暢卿、楊永泰，都是廣東人，這都王亞樵幹的。王亞樵並沒有目的要打誰，王亞樵是收了劉廬隱的錢，所以那種說法那是扯淡，那純粹就沒有關係。
大陸有個人寫我，他送我一本（書），一步一步地說（這個事），他送我一本，我根本呀就連翻都沒翻，因為我一看就討厭，本來我就看字費事，我就沒看，因為現在臺灣翻的本呀！臺灣翻的東西亂。
所以第一我請求你呀！假如你跟他通信的時候，你替我謝謝他。他是怎麼轉來的我忘記了，上面他還有簽名，交給我的，怎麼來的，我都……因為那個東西我連翻都沒翻。我沒看，當時就是那麼一看，就沒看到那上面有簽的名，我就這麼看一看，是大陸（簡體）字，我就放在那兒了！現在因為你這本新翻出來了，我就看了，他那個序言呀！完了看了第二篇，我現在正看到第二，你知道我看書很費事呀！我現在差不多（要用）25倍放大鏡呀！現在所以我得一個一點小字那麼往下看。
我給你講，現在的人呐，怎麼講，我說這句也得罪你了，就總想胡寫亂寫，毫無根據地，總要顯擺顯擺我能寫東西，他整個就是在說假話，根本不負這個責任。
王亞樵這個人也是很厲害的，他讓刺客頭一天晚上跟他的女人睡覺。王亞樵死也是死在這個女人手裡，後來到了梧州，她把他出賣了，就是這個女人。你知道他的情形？他死就死在這個女人身上，這個女人和戴笠勾結打他，打他的那些人。
實際是王亞樵拿錢，他的背後呀！背後真正的後臺還是胡漢民、劉珍謹，還是他們。目標專打廣東的。
[編者注] 孫鳳鳴刺殺汪精衛，又稱中央黨部事件，時間為1935年11月1日。林森，1867—1943年，字子超，福建閩侯人，國民黨。張繼，1882—1947年，字溥泉，今河北滄州人，國民黨。王亞樵，1887—1936年，安徽合肥人，民國時期著名殺手。
汪精衛這個人，我之前還對他（印象）不錯，後來他當了漢奸了！
我倒是對這個陳璧君，覺得她了不得，那天給你講了沒？
事情完了，把鐵門關上了，大家都跑了，進去了！汪先生他受了傷了，滿臉都是血，擱臉上耷拉血，在那個柱子邊上，就在地上坐著。
我最後才進來，我一進來，汪精衛的太太她出來，跟我走個碰頭，差點碰著，她問，哎！張先生，你看到汪先生沒有？我說汪先生那不在那裡嗎？她看見汪精衛她就過去了，汪精衛就哭了，跟她說，我完了！我完了！我要死了！
這點我佩服她了，我真佩服她了！這個女人啊！你想一個女人看見丈夫挨了槍，而她丈夫說我完了，你想她頭一句話說什麼？那不是做假的，好像人家問我你為什麼救汪？那時候我也不能細想啊？那時候她也沒想啊！她罵汪精衛，她說你剛強點兒好不好？我忘記她怎麼說的了，反正意思是剛強點兒。幹革命的還不早晚有這麼一手？幹革命的早晚就是這個結果！這傢伙多厲害？幹革命的早晚就這個！
你知道她跟汪精衛的關係麼？
當年他倆並不認識，都是國民黨，她救汪精衛。她是一個女的國民黨，並不認識，汪精衛那天要捐軀刺殺攝政王（1910年）。她就答應汪精衛，她說我給你幹一下子吧！你明天要死了，我沒有旁的送給你。她就答應他，本來兩個人不認識，就擱這麼，後來汪精衛就和她到一起了！
就說這個女人也是厲害的，真正夠國民黨的資格。
她坐在我前頭，我不知道汪精衛怕她不，我看著都怕。
這個張嘯林，知道這個人嗎？杜月笙知道嗎？當然他們是幫會的人啊！
杜月笙跟我講，他說你到上海誰也別怕，有我杜月笙。
他給我三個電話號碼，他說假如你這傢伙滿街亂跑，哪天叫人把你卡住（了）啊！你給我打電話。他說你可小心王亞樵，王亞樵並不一定要和你有仇有恨，只要誰要買，給他錢他就幹。他不管誰。
你知道那個故事麼？王亞樵管杜月笙要十萬塊錢，敲杜月笙十萬塊錢。我說月笙這事兒是真的？他說是真的。我說十萬塊錢是你給他的？他說是我給的。我說月笙你怕他麼？他說我怕他幹嗎？我說你不怕他你怎麼給他十萬塊錢？唉！他說漢卿，你可真是，不是我杜月笙低頭，我十萬塊錢算得了什麼？我給他十萬塊錢就拉倒了，我何必跟他找什麼彆扭？何況我給完以後，他就聽我的話了！
我跟杜月笙是好朋友。
我再跟你說一件事兒，我在北方負責的時候，杜月笙找到我了，求我幫點小忙。他跟我說明白了，他說我弄點鴉片煙抽，要到北方來賣，你想法給我保鏢。我說我怎麼給你保鏢？那我不能給你保。我說要不那麼辦吧！你帶的什麼你別說，我也不管，我派車，派我自己的座車，你太太跟你來，我去接你一下就是了！你不要跟我說，你帶的什麼東西我不管，假如有人搜把你搜去我也不管，反正我派一個車把你接來就是了！
我對杜月笙也是非常佩服，因為他是個人物，不能不說他是個人物。
熱河失守：東北軍是我的包袱
湯玉麟為什麼跟王永江鬧得不好？王永江比較好戰。
王永江不是我父親的部下，跟我父親過去沒關係，文人之中，他屬遼陽派。當時我父親的秘書長大概是袁金鎧，是遼陽派的，他推薦王永江的。
王永江相當有名，那時他當警務處處長。我這個事情我記不太清楚了！在那個時候，我父親當師長，湯玉麟是旅長。
按湯玉麟他們的意思，警務處長應該在軍人裡頭（選拔）出來，那忽然出來一個文人當警務處長，他就非常反對。他們不合就是從這兒起的，鬧得很凶呀！
詳細的我不清楚，他們那時候常常開會，大概在會場上鬧起來的。那時我還是小孩子，不太知道，反正湯反對這個事情，當時的情況不說它了！湯回去了，（一氣之下）把軍隊也帶走了，帶了一團人走了！差點打起來，後來他還是回來了，回來認罪。
湯玉麟這個人粗野得很，他外號叫“湯大虎”，糊塗的人我們叫“大虎”、“混人”，不是蠻。
那熱河就是他失守的！
我負責東三省的時候，我最難過的事就是這一件事情，我本來打算要撤換他的，可是我不敢撤換他，為什麼不敢？就是因為當時已經是“九一八”事變以後了，我怕我一動他，他就投了日本人。真沒辦法！
本來，我都預備好了，我在北京預備讓宋哲元當熱河都統，把湯玉麟換下來，可是躊躇再三，終於沒有去做。因為我做錯了一件事，就是殺了楊宇霆。
我自個說，我大錯了一件事，就是殺了楊宇霆。為什麼大錯呢？他怕我麼？他怕我！那你看呐，他怕我調他上北京，他不敢來！他不來，他明白——他怕我幹掉他、殺他！
當年，他們都不怕我，覺得我是個年輕小孩子。待我把楊宇霆殺掉了，他們一看，好傢伙，這個孩子，這麼凶！
當年，我父親有個部下，叫孫烈臣，知道這個人嗎？那個時候，我當整理處參謀長時，我們在一起吃飯。他就說，如果老帥要殺我，一定就是你要殺我、要槍決我呀！他的意思是說，去執行的人一定是我，最後是我去殺他。
[編者注] 王永江，1872—1927年，字岷源，號鐵龕，今遼寧金州人，曾任奉天省長、東北大學校長。宋哲元，1885—1940年，字明軒，山東樂陵人，國民黨高級將領。
湯玉麟失守熱河以後，我當然要放掉軍權，我是失敗呀！
宋子文、蔣先生和我三個人在一起說話，蔣先生看見我，說一句話，就是：現在船上有三個人，這個船上不能載三個人，總得有一個先跳下去。
我說，要跳下去，那我先跳。蔣先生的意思是讓我辭職呀！回來我就辭職了！
誰說我不願意辭職呀！我這個人是扔就扔掉了，當然我不辭職他也沒法子，我這個人向來是拿得起放得下，不是那麼回事。
宋子文我們兩個是好朋友，我跟宋子文最好！宋子文跟蔣先生不和，為什麼不和呢？這話也難說，宋子文的脾氣也很壞，使喚人非常刻薄。
蔣先生對我，實在是很不錯的，要不為什麼蔣先生死了我有副對聯吊他呢。
蔣先生跟我講啊！他什麼話都跟我講，他說，漢卿，我知道你好玩呀！回來你不要再玩了！第二樣，他說你選擇，你出去以前，國內對你都不諒解呀！你選擇你願意做哪樣事情，我給你兩個事情。那個時候一個叫劉黑七的土匪鬧得很厲害，他說，一個（是）你去打劉黑七，一個是你去打共產黨。
那時候還沒給我派職務呢！當時汪精衛的意思是，就讓我當京滬衛戍司令，我自己講良心話我願意當京滬衛戍司令，頭一樣就是可以到上海玩玩什麼的，不想再幹別的，同時我也跟蔣先生說明白了，但是蔣先生他不答應。
這個大概一般人不明白，東北軍是我的包袱。我當時跟蔣先生說，我不想帶東北軍了，所以（要是）我當了京滬衛戍司令，就不能帶東北軍了，我想不帶兵了，不幹了，那是個包袱呀！這個包袱始終是我脫不掉的包袱。到最後，還是緣於這個包袱。
一般東北軍人就是責怪我這句話：你跟蔣先生是這樣的關係，我們是跟你來的，我們現在怎麼辦？無家可歸，無處可去，中央也不要我們，打死了也不能領撫恤金，軍令部的規定領撫恤金，都是回本鄉本土的去領，那我們都回到東北去領？這事兒不講理了吧！
所以，我這個包袱沒法抖了，你明白我的意思？當時我自己是國難家仇，這東北真是我的包袱。後來戴笠跟我講一句話，當年我們都不諒解你說這句話，說東北軍是你的包袱，現在我們也有包袱了，也是一樣的，我這些部下怎麼辦？
[編者注] 日軍入侵，熱河失守，時間為1933年3月；3月11日，張學良發表辭職通電。
墨索里尼小姐
這個端納呵！那個楊宇霆的死也有他的關係，他告密，楊宇霆拉他告密。
他本來是《泰晤士報》的記者，後來在北京辦了一個什麼玩意，他是北京的顧問。後來我到奉天去，就把他帶回奉天當顧問，是我私人的顧問，並不是公家的。私人的顧問沒法子給錢，我就讓他辦這個、辦那個，給他弄兩個錢兒。當年我有這麼兩個英國私人顧問，都是這樣開支的。為什麼要我私人出錢？原因是這樣的，我要是政府請他們當顧問，日本人就會也有要求當顧問，那麼這是我私人的顧問，我私人拿錢，就好推了！
端納後來寫過一個東西。聽說有人把它買去了，我覺得恐怕不可能。有人說是在一個外國人手裡頭。這個東西他買去他就要發表出來了，要賣錢呐，所以說不大可能是買去的。
還有個人，叫什麼來的，他的公司就在我嘴邊我說不上來，他的公司現在還有呢。原來他這個公司在奉天的時候，大概是做進出口的這種生意，在外國買賣中國的東西這個樣子，叫什麼來的這個公司，我說不出來，這個人好像姓李，也是很有名的一個人物。
[編者注] 威廉·端納，澳大利亞人，曾先後擔任過孫中山、張學良和蔣介石夫婦的私人顧問。
我的煙癮和我的這個大夫有關係，我犯了鴉片煙癮，他就打一針解藥。問題就在這兒，開始一天就打一針兩針就行了，後來越打越多。煙癮發作是什麼感覺啊！難受啊！我那時候用句土話說，是活人叫死東西給管著。你要不能跟它應付完了，那你什麼都做不了！
戒煙要靠很大的毅力。我跟你說，不是我吹，一個人如果能把這煙戒了，那這個人就了不得！
我跟你說，煙癮一犯，難受得像什麼似的，那肉就好像沒皮膚一樣，就好像燙了以後沒有皮膚一樣。尿尿、大小便都不敢坐，燙得難受。那滋味呀！
這個人是外國人，德國（裔）的美國人，名叫米勒。他給我打一種藥，我連著三天處於昏迷狀態，什麼都不知道。要是中國醫生，就不敢那麼做。這個人他對我很好！他膽大。我那個部下跟他說，你要是把他治死了，我可救不了你，你的命可就沒了！
這事是這樣的，早先在奉天時代，米勒是孔祥熙認識的朋友，我不認識他。他到奉天為他的醫院募捐。我就幫上他點兒忙，捐了十萬塊錢。後來他用募捐的十萬塊在奉天建了一個小療養院。後來，他又在漢口也搞了一個療養院，我又捐了十萬塊錢。替老先生捐的這二十萬塊錢。這樣，我跟米勒也算是相當好的朋友了！
不過，他後來寫了一本書，說了好多話，其中有一些不應該說的話。
[編者注] 戒毒一事，時間為1933年3月，張學良辭職後即飛往上海，戒毒即在此時。下面說的出國去歐洲，也是在這一年，回國時間是1934年1月。
我跟墨索里尼小姐（墨索里尼的女兒），我倆是好朋友。
她的先生，就是齊亞諾，在中國當公使，後來叫墨索里尼給槍決了！
那時，我正是北方負責人，她到北京來，我招呼她、招待她，就這樣認識的。我陪她出去玩玩，到處看看，吃吃飯，就這樣。
當時沒其他特殊關係，我也沒想到她會喜歡上我。
是這樣子，她有一個秘書，是一個女的，一個義大利小姐，這個小姐告訴我，我才知道。不過她真是對我很好！臨走她告訴我兩句話，那時候我有嗜好（煙癮）。她說，我希望你呀！把嗜好戒掉，積極抗日。就這兩句話。
這個秘書小姐後來告訴我，她說，你這個人呐，簡直是不同凡人！
她走的時候，我派我的車送她到天津口。後去上海的時候，秘書小姐說她在車上大哭一場，我說她哭什麼？她說哭你不理她，你怎麼一點也不理會她，她喜歡上你了！我說她喜歡上我有什麼用呢？她說她是真的，你不理她，她難過了，大哭呀！
我和她是屬於應酬招待，都是一種禮貌上的，人家說了我才知道的，那麼這是一段。
後來我辭退，也到了上海，去戒針的時候見到她。給我戒針的美國大夫米勒告訴我說，每天早晨都有一個外國女的打電話來，問你的情況，問你戒針怎麼樣，身體好不好！哦，我一想，一定是她——墨索里尼小姐。
所以，我後來就跟她到義大利去了，她也是拿專車把我接進去的。到了義大利，後來就待不了了，人家那麼客氣，對我那樣好，所以，後來我就走開了！
我和她沒有關係，完全是好朋友。我對她客氣得很。
墨索里尼對我很好，我見過墨索里尼幾次，我認為墨索里尼說的話也是好話。
我到那兒去，他也知道我身上多少是帶著任務的，他認為我有政治活動。他跟我講，你到歐洲來是沒有用的，現在歐洲自顧不暇呀！中國要想對付日本，義大利一點力量也沒有，我們沒有這個力量。能對付日本的，只有美國，英法都自顧不暇呀！
墨索里尼說得也對。
後來墨索里尼就非常地（發）火，為什麼火了呢？我可惜了當時的那些信件，因為國聯制裁義大利的時候，中國是一腔沒發，同意完全制裁。他說，我義大利對你們中國這麼好，你們還這樣對我，非常氣！回去大罵我，我說我不負政治上的責任。
胡漢民
胡漢民沒有反對我，他不是反對，他當年有誤會。
我到南京的時候，蔣先生對我非常客氣，那我是國民政府的委員，我的秘書長是給了考試院長。
他當時是這樣說的，他說，蔣先生，你不應該這樣子，好像是拿名氣給人家，你好好地，他是年青人呐，你好好地待他。
說起來，胡漢民這人相當正派，胡漢民這人呐！
我給你講胡漢民這一段兒。
我在國外回來的時候呀！經過香港，他的意思是要把我留在香港，他派胡木蘭，他女兒，到船上接我，接我去見他。有他，還有一個叫蕭福成的。
在那兒，他就勸我，不讓我回到南京，我沒答應。他說，你這時候好好玩玩，到廣東、廣西去玩玩，好不好？意思意思。我說，我已經跟蔣先生約好了，我一定回到南京去，我到南京看一看再說。
他跟我講啊！他說汪精衛啊！他罵汪先生。他罵汪精衛罵得比咱們好，這老頭說的話！他說當年呐，在總理面前是我們兩個人，一個是汪精衛，一個是他。他說，總理總是派汪精衛到外頭辦外交，派他做這些事。幹這些事都得說假話呀！不能說真話，他說汪精衛習慣了，跟誰都說假話。對誰都假。他說我老待在總理面前，是什麼話都敢講，什麼話都說。總理也原諒我，我什麼話都說，我也說慣了！
亂鏘鏘說實話，得，惹禍了，再說實話就惹禍了！他那意思就是罵蔣先生。
很有意思的一句話，一個是汪精衛說假話，一個是我說實話，而說實話的，得罪總理呀！也就是說什麼總理（都）不在乎，好聽不好聽的都不管，他說我說慣了，再說就說錯了！很有意思。
“四維學會”是這麼回事情，那個時候我這個人的思想變得也很快，我在歐洲回來了，就主張唯一領袖。那時候的藍衣社不是我，後來老先生答應了，讓我做這個學會，就叫四維學會。
“四維學會”裡頭有一部分是我的人，一部分是老先生的人。那現在還剩下誰了？鄧文儀是，劉健群死了，好像還有個姓劉的，現在活（著）的，還有袁守謙，現在還在的，大概就剩他們幾個了！裡頭最熱心的有個叫什麼喬，現在這個人也沒有了，死掉了！
學會後來沒有多少日子就散了！
第六章 “九一八”與西安事變
要還，就把東三省還國家
我現在要有幾點聲明，你記一下，我都記住了，沒寫下來，就擱我腦袋記著來的，本來我想寫的，我不寫了，你知道我寫東西非常費事。你預備好了，我這兩天覺沒睡好，腦筋不太清。
第一個，說我的二伯父是當土匪被殺的，我跟你講過這段故事嗎？他不是被殺的，所謂土匪，就是因為我的二伯父去報仇去，後來是被判了十年刑，我不知道那個時候前清的規矩是怎麼樣，說是坐獄，他並沒去坐獄，是我二伯父的二伯父，就是我的二爺，替他坐獄了，後來那個人就死在獄裡了！我不知道前清是可以有人替坐獄的，這個我不知道，我不懂。
我的二伯父後來就當了地方的保衛團，我們叫保衛團，是保衛團的團總。他去剿匪的時候，打仗陣亡的，他死的時候我還去了！他是陣亡的，打死的，我還看他的傷了，一槍從這打進去，從這出來。他彎著腰，自個拎著槍，那土匪拿槍打過來的。那一仗裡死了三個人，還有另外兩個人也被打死了！他叫張作孚。這是第一個聲明。
第二個聲明，這個我更是要重要聲明，它那上面講呀！不過後來它也講了一點點，講我回到東北，有很多的為難，就說張作相跟我有競爭的意思。沒這個事情，不但沒有，這個地方我還要特別聲明。
我本人起來，並不是我父親幫的，當然我父親要扶持我了，那上面說我是我父親提起來的，我不是的。完全是張作相把我提拔起來的，完全是他一手把我提起來的，我跟你簡單說，我的提起來的原因是什麼原因呢？張作相這個人對我父親啊！比我自己對我父親都好！我看見我父親對他呀！有時候我都毛骨悚然，那隨便就罵呀！他都已經當師長了，隨便就罵他，他也就是那麼恭恭敬敬在那兒等著。
我講我的歷史了，與別的無關呀！
我在講武堂呀！並不是我有多大能力，實在是那時候講武堂裡都是行武的人，尤其我進去以後也是很努力，因為我這人怕將，將這句話你懂不懂？怕激將，沒進講武堂以前，我父親就說，你算了算了，你別進，你別進，別給我丟臉，你別幹了一半下來，你在講武堂受不了！他也不是激將，也是實在話。
我年輕的時候身體很不好，進講武堂以後身體才好的，那麼我進了講武堂就很用功，那麼我頭一期頭一個月考，我就考第一，那第二個月考，我又考個第一，第三個季考的時候，我又考了第一。不過第三個月考的時候，我沒考第一，季考，一季一季考，我又考第一。
那麼就在學校裡鬧了風頭了，學生就說教官是看我是大帥的少爺啊！
某一天，我們堂上的教育長叫熙洽，你知道熙洽是誰？他是保皇黨的，不過熙洽這個人很厲害的，他是張作相的人。張作相當團長時候，他就是張作相的團副，我們叫團副，現在叫副團長，當年叫團副，他是從日本回來的。當年那時候團副大多數都是像教練官一樣，訓練軍隊。
這個教育長那天忽然上堂來了，就到堂上把座位都給我們調了，調完了就當堂出了四個題，四道題就是和步、馬、炮、工有關的四種題。講武堂是兩堂，我們這個講堂的人，全堂的人就我一個把這四個題給答上來了！那麼教育長就把這個題當堂拿出來給學生看，說我絕不作弊，他不知道我出的題呀！你看你們誰也沒答對、沒答全呀！
因此，我在講武堂就差不多露頭角了、出名了，就因為這件事情。那麼這件事情就傳到張作相的耳朵裡去了，張作相看見我就講了句話，是我們奉天話：有出息呀！
我那時候年輕，才十九歲，並不顧慮一切，後來我才知道他存心了，他就存心要提拔我。簡單地說，所以沒出講武堂，我就當團長了！那時候張作相是27師師長兼衛隊旅旅長，是我父親的總參議，他有這麼三個職位。那這個衛隊旅旅長，他就沒辭掉，所以他就把這個第2衛隊旅的第2團團長的任命給我了，那時我還沒出學校呢。原來的這個團長，他把他調到旁的當團長去了，就讓我做這個團長。
所以我說我是一手受他提拔的，不是老帥，我進講武堂的名義，是因為我是我父親衛隊營的營長，那時候我父親答應我的，你要好好幹，我給你衛隊營營長（做）。那麼我在講武堂當學生，實際上已經是衛隊營長的名義，因為我們那時候都是調去的軍官。
那麼我就當他的團長，實際他那意思就是讓我當他的旅長，我當時是不知道，不明白。我那個團長還沒就任，還在學校，他那旅裡頭有什麼事，都讓人來問我。我那時候年輕，你問我，我就答應呀！參謀長出缺了，他把參謀長也調走了，副團長出缺了，你推薦個人吧！我就推薦。
事實他就是預備我當旅長，我自己當時不知道呀！你要問我，我就說唄，旅裡有事就問我。那我出來了，就任團長，就任也沒幾個月，他就讓我給他代理旅長，他有好多缺呀！他讓我去代那我就代，我給他差不多代了五年也不六年，我才真正當了旅長了！我就說是他提拔我。
那以後，中間的我不說了，他當了吉林督軍，他就保我當27師師長。
[編者注] 此節是張氏針對某本寫他的書上的不實內容，所作的聲明。熙洽，1883—1950年，愛新覺羅氏，1932年曾出任偽滿洲國財政總長等職。
到我父親死的時候，我能接管奉天，那實實在在是因為他，我父親的事情，我可以擔任一部分呀！
那麼在奉天、在那個大的會議場合，我跟你講過這段沒講過？這段很有意思的。
我父親死後，我回到奉天，奉天不光是軍人呀、政治呀什麼什麼與會的人，還有地方的人物，大家開很大的大會，奉天那時候還未跟中央接觸呢！開會就是決定誰來做東三省保安司令，也就是奉天的首領了，那當然應該是張作相。
張作相再三在會場上說，我一講到這，有時候我就想掉眼淚，他講呀！他說大元帥要是好好地去掉，就是好好死掉，那我一定接他的事，那他現在是這樣的遭遇呀！那我一定要你繼承他的事業。他那意思，是說我父親要是好好地死，好好的事情讓我做，我當然就做，那麼現在既然是這樣的遭遇，那絕對讓兒子上來。所以我一說到這裡，我心裡就很難過。
當著眾人的面，他說漢卿，你心裡不要多想，不要，我怎麼樣服從大元帥，我就怎樣服從你。那他是我長官啊！他一直是我長官。但是他也說明白了，他說你要不好好做呀！你要不好好幹，我到屋子裡我拎著你耳朵我打你耳光子。我們奉天都講感情，所以我很難過呀！他不但沒有爭，整個是他把我推上去、推出來。後來大家都通過了！
我當年是有點為難，為難什麼呢？他們都是我的老前輩了，尤其他是我的長官，那我有事情更是不能如意地做呀！當然我有重要的事情，我要徵求他的意見，那有時候他的意思跟我不一樣，我就得為難了！他們是一種很保守的老人呀！那這個事情是有的，但是沒有爭這個事情，那是沒有的。有顧慮當然是有的，這是一個張作相的問題。
我在東北的家產都扔給日本人了，我給你講過這事兒沒有？你要知道我在東北的家產有多大？我沒講過，我在那個時候的錢，雖然不能說稱億吧！反正我有五六千萬家產。日本人把我的家產都要還我呀！“九一八”以後要還我呀！他們弄了三列火車把我的東西都送來了，我那畫都很值錢呀！我跟本莊繁是好朋友，很好的朋友，我上日本也是他陪我去的。他給我寫封信，說你那東西是我花錢給你包上的，都包得很好，三列火車，送到北京正陽門外車站。
他還派來一個人，還寫封信給我。我大火呀！我說你這是在羞辱我呀！我是地方長官呀！我決不拿我自己東西，要還，你把東三省還國家！這些東西，原來在我家裡怎麼擺的，你給我照樣擺好，我自己會拿回來。可是你要不給我拿回去呀！我可給你個羞辱，別說面子上不好，我全放火燒了，我就在這燒了，那時候你的臉上就不好看了，你趕快照樣都拿回去。
我的家產怎麼樣呢？大倉跟我家過去有關係的，我的姐姐跟姐夫去日本都是大倉照顧的，大倉說你把家產託付給我，我給你管理。我說我跟你是朋友，但今天我跟你日本人是敵人。我就是這麼倔強的一個人，因為這個，我的家裡親戚包括父母都罵我說，你這個小子。
我把我那個堂弟槍斃了，他跟日本人勾結。當然抓到證據呀！我沒證據怎麼能槍斃他？日本人給他槍，還給他招兵買馬。他這些事都是在我的家鄉做的，“九一八”事變了，我雖然不在東北，但我東北還有人呀！把他槍決是我派去的人把他打死的。
這個本莊繁啊！我到日本去的時候，是他跟我去的，我們倆相當地好！“九一八”事變，本莊繁他把我的私人的東西裝了三列火車給我送走了，寫一封信，送到北平，打發個人給我寫了封信。我火了就因為這封信，他說我打發來的這個人呐，是我很接近的，否則我就不會派他去了！咱倆是私人的關係，你的東西我送還給你了！
我火就火在這兒，我說我是封疆大吏，我將疆土丟掉了，你送還我的東西，你是給我羞醜，我的東西照樣給我拿回去，原來擺在哪兒你給我擺在哪兒。他自個兒想，你看我花六千塊錢呐，用我私人的錢，我個人的錢給你做包裹，給你送來的。我說你呀！我原來怎麼擺的你給我怎麼擺，我自己會拿。你要還我，首先你要還我土地，我的土地你還給我，我是封疆大吏，你這樣是羞辱我。
他說不拿，我跟那個人說你不拿，我可跟你毫不客氣啊！你別說到那個時候，你給本莊繁丟臉。我就有點火了，那時候在北京的正陽門外火車站，我說我放火都燒了，我說我給你丟臉，不是要跟你作對，是給你丟臉。
這樣就又拉回去了，他就都拍賣了！所以外頭現在有好多東西，都是他給我拍賣出來的。都是我的東西，還有我私人的畫，最要緊的是我的畫，那些畫差不多有幾千件。那個東西呀！我看過別人有一兩件，我才知道他拍賣了，不過他聲明了，他給我拍賣了！那都是我的家產呐。
我家啊！原來跟日本的大倉有來往、很好的。等到“九一八”事變，大倉就出來跟我說，你把你的家財，可以託付給我，我給你代為保管。我說你別客氣，我跟你毫不客氣，（以前）我們是朋友，但今天我們是敵人，我說你願意拿你就拿，沒關係。
[編者注] 本莊繁，日本軍人，曾任張作霖的軍事顧問。1931年8月起任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日本投降後自殺。
我跟你講一個故事，有一個人，也是我的部下，這個人已經死掉了，他很可憐呐。他本來是我部下，我臨出國的時候，我託付我的部下關照他，那時候他跟我當中校，我本來很想提拔他。那我可以說這個人是誰，吳俊升你曉得吧？是吳俊升的兒子，也是我在講武堂的學生。我就想提拔他。
等我回來，他就沒有了，他不幹了，不做了！我就心裡很不高興，我就說我的部下，是不是你們對他做啥了，有對不起的事情？他們說，副司令，你得當面問他自己了，我們沒幹啥。
那麼我到漢口的時候，我就讓他來，就想問問他。
他就很奇怪，一天晚上來的。很奇怪，來了我就心裡奇怪，怎麼白天不來晚上來呢？我問他，我說是不是他們對你有什麼？沒有那你怎麼就走了？他不肯說。我就問他為什麼，我說你就說麼，你跟我講麼。他跟我講啊！他說是這樣，日本人把他的財產都還給他了，把他在東北的財產都還給他了，但有一個條件，不能再做中國的事情，不能給中國政府做事情。
我說那好了，我說你今天出去，從今以後我不許你進我的門，我不認識你這個人。你從今以後你不要再上我的門。我也告訴你，你來了我也不見你。你就因為這麼點兒錢，你就不做中國人了？就因為你這麼點兒錢呐？我說我沒想到你是這麼一個人。
這個人真是可惜了，他趁（掙）的錢、他的家產比我大，奉天他家是第一。他死的時候，一個銅板都沒有，我說當然了！死的時候十塊錢他都沒有，窮死了，你能想像嗎？
他父親是黑龍江督軍，那時候，在奉天也就像這個時候，要辦一個事情，他捐點兒地，你別說他旁的，就是這個，就是他捐點地，這地就有兩個火車站那麼大。
東北地方大，講地都論畋講，十畝一畋，一方是多少呢？一方是三十畋，三十畋就是三百畝。他家大概有五萬方。
為什麼地方大，為什麼？我就講這個歷史，你才能明白。
我們那時候的大家——就是國家也有相當的地呀！——都是蒙古人的，蒙古的王府（爺）、蒙古人，他自己把家裡的地呀！開放賣。本來那個地方，都是蒙古人的地方，他那王爺把地劃出一部分，來賣。他拿一半錢，我們政府拿一半錢。那麼他一賣那就是賣好大一片呀！奉天好幾個縣呐，一賣就出來兩個三個新縣呐，兩個三個縣治呀！
我的事情就是到36歲
人呀！失敗成功不知道，了不起的人一樣會有失敗，我的一生是失敗的，為什麼？一事無成兩鬢斑。
我不是謙虛，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做的一首詩：白髮催人老，虛名誤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雲。張岳公（張群）他總罵我，說這首詩最沒意思。
如果我這一生重新來過？我九十歲了，還來什麼？明年興許就完蛋了！
我給我自己下了一個考語，最近有個好朋友見我，我就跟他說一句，我說你不要再說那個話了，英雄？什麼英雄，泄了氣的英雄了！
現在我自個兒想我自個兒，可以說我失敗！
我年輕時候，做事完全憑我自己，我也沒有跟人商量，有時候很大很大的事，有一兩次我是跟王樹翰商量。我對他還相當的信任，他是我的秘書長，這個人對我也很負責。我從來沒跟誰計較過，全憑我自己。
現在想我自己做的那些事情，我年輕時就是驕傲了！怎麼驕傲？經過幾次大事，郭松齡倒戈，郭松齡倒戈是個很難度過的事情；我父親的死，是我最難度過的。這都是大事，內憂外患，我都給對付了，那我也度過了！後來跟中央的合作，這些事我都做了，我都度過了這些難關，因此，我自己得意得很。那時候蔣先生差不多等於把北方勢力完全交給我了！我常常自個兒說，翻手作雲，覆手作雨，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說有其二，有其一了！北方都交給我了，管理那麼些個省，我那時候才二十八、九歲呀！
所以，我自己現在想起來，是我自己驕傲了，我沒跟人家考慮好了！我從來不像人家，考慮將來這個事情怎麼地，我不考慮，我就認為這個事情我當做，我就做！我就跟你說句話，我有決心的時候，都是這樣決定的：我是不是有私心在裡頭？我是不是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問心無愧？好了，沒有！我問心無愧，我沒有私心！我敢跟你說，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變）沒有私人利益在裡頭，我沒混過與我自己地位、利益有關的東西，我沒有！假設我自個要地位、利益，我就沒有西安事變。我跟你說，我大權在握，富貴在手，我什麼都不要，所以蔣先生也能原諒我。我是管蔣先生要錢，還是管他要過地盤？我沒有！
我犧牲我自己，為什麼？我第一個問題就是不要打了！
蔣先生是原諒我了，不原諒我，他不把我槍斃呀？我到南京是預備被槍斃的，我是應該被處死刑的，我是個軍人，我懂得。我也帶兵，也帶過部下。假設我的部下這樣，我就把他槍斃了！
到南京，我真是都準備好，預備死！我這個人就是這麼一個人呀！我不在乎的，真是不在乎！就是今天我還敢說這句話，當你面說，假如國家要用（得）著我，雖然九十歲了，我赴湯蹈火我不推辭！好事我不幹，假設那個事沒人能幹，沒人敢幹，我今天雖然九十了，我還是想。可是為私人事情，我也不幫誰私人忙，也不幫誰，我就是過去，我也不是幫蔣先生忙，也不是幫誰私人的忙，我完全是問心無愧！
西安事變的時候，（有人）說我放了蔣公是為了給蔣夫人一個生日禮物。
到南京的時候，那我真決心去死啊！南京把我槍決了，我不敢說；要是我部下這樣子，我就把他槍決了！那我對老先生，我要負起責任呐，可以說，大部分的決心我是下定要死了！
他不在了，現在我講，否則，我不講。本來我是決心至死不說出來這個事情的，西安這事，至死我不說出去的，不是因為面子的事情。你問我，我不能不說。
別人說“擴大會議”的時候，我是幫蔣先生的忙。不是！是我的主張，我認為他那麼做是不對的。
我跟蔣先生兩個衝突，沒旁的衝突，就是衝突這兩句話，就是兩句話：他是要“安內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內”。我們兩個衝突就是衝突這點，沒有旁的衝突，一點衝突沒有，旁的沒有衝突。
所以呀！蔣先生的那個秘書，叫汪日章，他說，我從來沒聽見有人敢跟他這樣子吵的！
我跟蔣先生是痛陳呐，蔣先生也罵我，罵得很厲害的！我說，這樣下去，你就等於投降呀！蔣先生說，漢卿呀！你真是，你無恥，咱們軍人從來沒有“降”這個字。我說，你這樣做比投降還厲害，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你這樣子叫人家不戰就把我們中國一點點吞去，你不等於比投降還不如？
蔣先生大罵我呀！我跟他這樣吵呀！蔣先生當時看我的情形很怪，後來也很安慰我幾句。
還有蔣先生幾句話，現在他已經不在了，（否則）我不願意說出來。他一句話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為學生運動時候，我不好意思再說他了，因為我真是氣呀！他說用機關槍打，我說機關槍不去打日本人，怎麼能打學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這句話把我激怒了！
我這個人是這樣子，你別看我太太跟我這麼凶，她可是怕我發火，我要是發了火，我誰也不怕的，我發火會開槍打人的。我真怒了，所以我才會有西安事變。我怒了什麼呢？我的意思是這麼一句話：你這個老頭子，我要教訓教訓你！
我現在已經九十歲了，我就是這麼一個人。我最近我自己發現一個事兒，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歲，以後就沒有了，真是三十六歲，從二十一歲到三十六歲，這就是我的生命。
蔣公這個人，我認為他失敗了！
蔣先生這個人，我跟你講，我不願意批評他。蔣先生這個人很頑固，很守舊的，太守舊了！這麼講吧！我擱這麼一句話批評他，假設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就這麼一句話。他認為我說的事都是對的，我做的事情就應該是對的，他就剩個派頭。
說實在的，蔣先生對我，我暗中想，他對我也相當看得起。覺得我有種？這話倒不敢說，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戰他的權威，我損害了他的尊嚴。
但是，我到了南京的時候，我也說這句話，我當時在西安，我也說過這個話，不曉得西安現在還有人在不在，不過最近死了一個人，還有我的處長都在那兒。我當時就說，好像燈泡，我暫時把它關一下，我給它擦一擦，我再給它開開，讓它更亮。實際上我這樣做，他不是更亮了？
我到南京，他們問我，你為什麼你要自己來送。我說說句不客氣的話，我說那是個泥菩薩呀！所謂首領就是個泥菩薩呀！我把那泥菩薩已經扳倒了，那我只好把這個泥菩薩扶起來。它有靈，拿（它）我腦袋疼，不能不給他磕頭呀！
到南京，我一樣是請罪，（再）一樣我也是讓他維護權威，既然這樣答應了！
那蔣先生也真是說到做到，當時我沒跟他講，現在我可以說，他後來也真是做到了，他沒說假話：我不剿共，我不剿共，跟共產黨合作。
這是他親自跟我講的。不是我當時聽到，我絕不說這話。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他不願意我把這個事情說出來，但這個事情，我現在都可以直截了當說的。
我是跟周恩來見面了，我跟你說，中國現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來，我最佩服他。
這個人，我們倆一見面，他一句話就把我刺透了，他也相當佩服我，你看周恩來說沒？可以說我們倆一見面，我當時我答應周恩來了！周恩來說，如果你能夠做保證，那我們共產黨呀可以放棄掉這些個事情，我們很希望這樣，你能領導，我們更願意。我說我去說服。我自個太自驕了，我說我去說服蔣先生，我可能把他說服了，我負責任，我說我給你保證，如果你們這個條件是真的，都是這樣，不變。他說好！
我說這樣子，我跟蔣先生去說說，我這方面我負責任，你那說的話可算話，大家說話說了算。那也許我上了他們的當也不一定，這話別這麼講，但是周恩來我們倆說得很確實，他說，如果你真能做到這，我們立刻執行計劃。不過，他說，他要求兩個條件：一個，把陝北這個地方還給我們留著，讓我們的後方家眷在這兒待著；一個，你不要把我們共產黨給消滅。這是兩個條件，其餘那我們一切都服從中央，軍隊也交給中央改編。我們當時訂的是這樣計劃。
那麼後來等抗戰時候，我跟蔣先生還請求帶兵呢！蔣先生的秘書長跟我講，他說那就是蔣先生怕你呀！你知道那是拿你當個靈芝啊！當個寶貝，這邊拿著你，那邊也拿著你，怕你跑到那邊去。
那個時候我們想這樣，說好了，閻錫山、東北軍、共產黨都聯合，三方面軍隊這麼擺著，作戰的時候這麼擺著，我們絕對跟你，服從你指揮，跟你作戰、合作，都說好了！
我為什麼跑到閻錫山那兒去呢？西安事變之前，那時候，我已經跟共產黨有聯繫。我就說中央呀——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我說出來我也不怕了，中央糊裡糊塗，他就不知道我跟共產黨已經有聯繫了！和戴（笠）先生我們頭一次見面，他說我真沒想到你會這樣，我說你那些特務淨做些扯淡的事，你“特務”不了了！
閻錫山這個傢伙是老謀深算的，他沒有什麼感情，講什麼同情不同情的。
有人說，西安事變，閻錫山拍了一個電報寄給我，電報裡面說叫我殺掉蔣介石。我沒收過這種電報，我不知道，換句話說，我記得沒這事，反正我沒看到。
我那個時候，你知道西安事變以後，那時候我忙得了不得，應付著各方面的事情，我差不多都好幾天晚上沒睡覺，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了，四面八方的。
所以後來回到洛陽，我就倒頭睡覺了，累得很，太困了！
還有人說閻錫山扯我的後腿，我很生氣，好像本來是大家相同的，後來又怪我不對。這事兒我不知道，那政治這個事是不一定的，他自個要留個地步，不能那麼講，明白嗎？說這話是不懂這個政治。
還有，我告訴你，我還曉得，什麼事都得想揭穿了！
錢大鈞，好是好，但是他繼續做我的參謀長，就不會有西安事變，（則）這個話不能那麼說。晏道剛也不是喜歡不喜歡，錢大鈞也不是喜歡不喜歡的問題。簡單說，我那個參謀長，就是蔣先生派來的一個間諜一樣，這個晏道剛是一個好人，是一個老實人，錢大鈞比他油條。
所以蔣先生對晏道剛很氣，他（晏）並沒事前發現我的事情，那事兒他沒留心，他雖然在這兒也不知道，換句話說，他也沒有那麼注意，他沒那麼多心，就說，他是老實人麼。
那特務就淨胡扯淡，正經事兒他也不知道。CC裡做的更糟糕，後來他們那些個玩意兒我都看見了，胡說八道，根本沒那回事情，他報告的事情都沒有那回事情，那報告的什麼玩意兒？根本花那個錢那真冤枉透了！
所以說，那個時候中央就吃這虧吃大了，所以對各省都沒好感，對哪個省都沒好感的原因，就是他們（特務）在裡頭搞的，中央就信那套，其實人家並沒那個事兒。
我這人用人就不同了，我管東三省，我從來不幹那些事，我做事兒我要疑了你，我就不用你，我用你，我就把全權給你。我向來這樣做事。
所以人啊！我這個基督徒，你怎麼待人，人也怎麼還你，那孟子說的話一點不錯：君之視臣如草芥，臣之視君如寇仇。你怎麼待人家，人家也怎麼待你，你用這法待人，人家開始不知道，慢慢知道了，嗯！人麼，當然人家也是人。
我現在九十歲，你記住我的話，尤其是年輕人，做事情，我告訴你要緊的兩句話：問心無愧。也許我錯了，但是我會聽。我對你們真心。
張學思抗戰的時候（1937年）到溪口去看我，他本來是黃埔的學生，是蔣先生的學生，黃埔十一期的。
那次是這樣，不是談話，那時候我身邊都有特務。那談話也沒談正經事，他談他是共產黨。我看書，他說你不要看那些沒用的書，那不是正經書。那個時候，他很厲害，他說明他是共產黨，他在學校就是，就搞。所以我說，國民黨過去是大失敗，他們同學好多是共產黨。他在軍官學校的時候他就是共產黨，他們叫CP（Communist Party）呀還是什麼CY。
他畢業的時候，本來我是把他推薦到胡宗南的軍隊，那麼他是沒去，他沒去，就跑到東北軍去了！他大概上東北軍要搞什麼，後來他在裡頭鼓搗得很厲害，東北軍後來有好多都跑到共產黨那邊去了！比如現在那個最厲害的呂正操、萬毅。
張學思後來被害死了，就說他是東北幫的首領，那時候就是這個“四人幫”說他是東北幫，就是因為這個。
在我的兄弟之中，我最喜歡這個弟弟，你要知道，我從前說過這句話，我甯給好漢牽馬墜磴，我不給懶漢當祖宗。你懂我這句話？我這個弟弟有骨頭，有骨氣。我那二弟弟我罵他色大膽小。這個傢伙真有骨氣，我的弟弟之中他最有骨氣。
他不但是罵我，我那個三弟，就是他三哥，他倆是同母的，我的三弟在北戴河喜歡一個女人，是一個中國一半外國一半（的混血女人）。你說那個時候找外國人啊！我母親就非常地氣，我的第四個母親，我父親的第四個太太，生他們兩個兄弟的，就拿鞭子打他，讓他跪下，打我這三弟弟，大打一頓。我的四弟弟在那塊兒看，等兩人回去了，我三弟弟就哭，就罵我這四弟弟，說你沒手足之情，媽媽那麼打我，你就不說一句？你不講情呵！你連一句話都沒講，那麼打我呀！你在旁邊一句話都不講。他說我不講話更好，怎麼的呢？我要講的話，我就讓她再打你。
這個骨氣的傢伙，本來我預備讓他在海軍、在東北做，他很喜歡海軍，他鳧水鳧得很好！
全書選載完畢
賢妻良母于鳳至
那個遼源州的商務會長啊！後來就是我的岳父，他跟我父親非常地好，他看中了我父親。人們常說慧眼識真金，他說我父親這人可不是個平常人，他將來一定會有作為，就給我訂親家。我太太比我大三歲，就訂親了！我們那時候都要訂親，我根本就不知道她什麼樣的，所以，我跟我太太就是不太和氣的。
我的孫子、孫女好多呢！那些亂七八糟的都是我太太把我放縱的。
我跟你說什麼道理，我跟我太太啊！我不喜歡我的太太，我們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我跟我太太說，你嫁錯了人，你是賢妻良母呀！可是張學良不要這個賢妻良母。我是上戰場的人，那打起仗來，真不知道誰能回來誰回不來。我跟你說，她對我很好啊！怎麼好？我給你說個中道理，你們大家大概都不知道，我太太生我的這個第四個孩子的時候，就得了很重的病，差不多是不治之病。
那時，她的母親還在，那我父親很喜歡我這個太太，我父親跟她的父親也很好，所以我們做了親。她比我大三歲，那會她病得已經差不多了，中外醫生都束手了，都說她一定要死了，那麼，她給我扔下四個小孩子呀！於是，我岳母和我母親她們就商量，我太太有一個侄女，就要我娶她這個侄女，以便給她照料她的孩子。
這我就反對，我跟她們說，她現在病這麼重，真要我娶她的侄女，那我不就是這邊結婚，那邊催她死嗎？那叫她心裡多難過？我說，這樣，我答應你們，如果她真的死了，我一定娶她侄女，你當面告訴她，她自己要願意，願意她侄女將來給她帶孩子，管著孩子。這樣呢？大家放心了！
她後來病就好了，沒死。那麼她就為這件事情很感動，所以對我也就很放縱，就不管我了，拈花惹草的。她也知道我和她不大合適。
（後來）她隨我到南京，又到了上海，我的太太拜這個宋老太太為乾娘，那時候都興認乾親，我太太是宋老太太的乾女兒。
[編者注] 于鳳至曾拜宋美齡的母親為乾娘，宋母認她為四女兒。
我和趙四
有人開玩笑說，張學良跟趙四小姐恩愛。其實，如果不是把張學良關起來了，他可能早就去找別的女朋友了！
我跟你說，我這個生活呀！就到了三十六歲，假如沒有西安事變，我不知道我還會有什麼經驗呢。
所以，我現在的太太，有一天，她跟我說句話，她說如果不是西安事變，咱倆也早完了，我早不跟你在一塊了，你這亂七八糟的事情我也受不了！
我跟你說，她是這樣子，當年我到溪口（1937年1月）的時候呀！蔣夫人不讓她跟著我，覺得她像個姨太太一樣，蔣先生也是不方便的。可是到了北投（張學良在臺北的寓所），到了這個地方以後，蔣夫人非常喜歡她。我跟她結婚，差不多是蔣夫人的力量。我們結婚的時候，蔣公沒去，蔣夫人去了，可以說我們能結婚，有蔣夫人一半的力量。蔣夫人非常喜歡她，當年不喜歡她，後來非常喜歡。
非常喜歡梁九小姐
我過去做事情，我這個人我自己向來是有分寸的，我也知道我自己，我自己給我下個考語：平生無缺憾，唯一好女人。
我這個也是（有）種種原因。
我的第一個原因，我父親也等於放縱我，也不是放縱。
我父親他最喜歡晚上吃完晚飯以後沒事，他一個人坐在那兒喝酒，我那時候是專門找這個時候陪他喝兩盅。他喝酒啊！吃點肉，就跟他喝兩盅，他喝得多一點，也不是喝醉，喝得有意思了，這事兒就好辦了！要錢也好，跟他商量事兒，就好辦了！他有時候在我這個母親這兒，有時候在我那個母親那兒。
有一天，（父親）在我第五個母親那兒喝酒，喝著喝著他說，媽的，你這小子啊！你當我不知道你呢？你淨出去跟女人在外頭混，混女人。我告訴你，玩女人可以，你可別讓女人把你玩了！我的五母親說，得了吧！你兒子夠壞的了，你還教呢！
潘鄧，你懂不懂？潘安漂亮，鄧通有錢，這罵人呐，都說女人。“潘驢鄧小閑”，這你懂嗎？那個閑哇，就是侍候女人，你得有閑功夫。我說我呀！這哪樣都有了，可是我沒有閑。但是我有一樣，權勢。我年輕，我就有權勢啊！人還不是都喜歡權勢，可是我可以告慰我自個兒，我這個人從來不加女人以權勢的。我跟女人是這樣，你要不理我呀！我也就不朝前。
我跟你說一個人，現在這個人死掉了，她自殺了！
你也許能知道，天津最有名的梁家，梁家有四位小姐。這個梁老頭是真有意思，他有很講究的大樓，樓上不點電燈，都點油燈。為什麼呢？怕電燈走火。那麼闊氣，沒有汽車。他是天津怡和的買辦，是何東最好的朋友。他有四個小姐，我非常喜歡他的九小姐，他這個九小姐嫁給這個葉公超的哥哥，自殺死的。
我就跟（她）開玩笑。她說，張先生你不要跟我開玩笑，好不好？我問她，你喜歡我不喜歡我？她說我喜歡你，你不要跟我開玩笑。她說你能娶我嗎？你真能娶我嗎？
後來，她嫁人了，她嫁了以後，我還到（過）她家裡，可憐呐！她說，張先生你到我家，我不能請你吃一頓飯，我沒有錢請你吃飯。
她死得很可憐呐，她爸爸很有錢，她出嫁的時候，葉公超的哥哥也很有錢，因為他有錢，她爸爸就陪嫁了四千塊錢，那麼葉公超的哥哥就看不上她。你聽我慢慢講她的故事。
葉公超的哥哥有肺病，到青島養肺病，她生了一個兒子，養肺病的時候，他很苦啊！她陪著。病稍微好點兒，在一個宴會的席上，有一位太太就跟她丈夫開玩笑，灌他酒，這個太太是誰，我現在不知道了，反正也是一個交際花之類的，灌他酒。他的太太就跟他說一句話，說你（病）剛好，你少喝一點吧！這不是好話麼？他過去就給她打了，給她一個耳光。
她轉身走了，坐火車上上海去了，自己坐火車，在火車上自殺死的。死了以後，她留下個兒子。
她這個父親死了以後給她留下四十萬，這四十萬塊錢，那時候何世理我們商量，大家說絕對不去給她丈夫，大家給她管著，等孩子大了給孩子，不給他。
可憐呐，這個女的，自己自殺了，吃了好多個洋火頭兒。很剛烈的一個人。
那個何世理的兒子的丈母娘，就是梁九的妹妹，梁九、梁十、梁十一，記不得是梁十還是梁十一了，我跟梁十是好朋友。這個梁家的太太非常聰明，這梁十也對我很好，她媽看出來了，她把她閨女送走了！（後來）梁十死在大陸上。
很多女朋友
我有好多女朋友，我最奇怪的是這三個女朋友的丈夫，那一個比一個不用說了，他們大概明明白白知道我跟他們的太太（的事），可是裝傻。不是沒地位，都是相當有地位的，很奇怪的。我就說奇怪的人、奇怪的事情。
有一樣啊！我有勢力，和權勢這也有很大關係，我並不是仗著我權勢來，人家是因為我的權勢而來，這也很有關係。還有我就不說了，我再說這個你就明白，女人要沾上我，她就不離開了！我要是年青人，我就開課了，講怎麼管女人的事情啊！
那三個女朋友是哪三個，我不說，我不說了！我告訴你這個，中外都算上，白人、中國人，那個嫖的不算，花錢買的、賣淫的不算，我有十一個女朋友，情婦！我的情婦算一算有十一個。
我跟你說一段小故事，我說過吧！不是無名小輩啊！
我到上海的時候，我到人家裡，她家請客。她給我寫過一個紙條，我說過嗎？紙條上寫的：請你可憐可憐我，今天晚上你不要走。我就給那個紙條改了兩個字，請你可憐可憐我，今天晚上你放我走。這是誰，這不能說，不能講，這個人已經死了！
她是我表哥的姨太太，我表哥給我父親做部下。
她並不是個好人，是個暗娼，我表哥娶了她，那我常到他家去玩去，那時我才十六歲嘛，有一天家裡沒人，她調戲我，所以我壞蛋就是從她身上學來的，我也因此看不起女人。
我這個表嫂呀！大家都給她起個外號，說她是連長。懂得麼？她男朋友有一個連那麼多。
我再給你講一個，我這三個裡頭的一個，她的先生是個很有錢的一個商人，相當有錢。我跟他太太來往，他太太是中式女校的學生，上海一個女校的學生，我跟他太太來往。我專門講“春兒”的故事了呵！他的太太陪著我玩，常常兩個人開著汽車。
有這麼一天，我到他家裡去，在客廳兩個人衣服都脫了，兩個人剛脫了，她跑了！她跟我講啊！她說所謂的她丈夫，實際是她姐夫，她跟她姐夫發生關係了，她離不開他了！那麼她就是她姐夫的外家，所以我就跟她倆玩，差不多就（發）生關係了嘛，她跑了！
（後來）她回來問我，我不好意思，我怎麼說？我這人很規矩啊！這個地方向來我不強迫女人的，以後我就不來往了，我就不找她了！
過了兩年多了，她有一天上我這來，找我來了！她來了，我跟她開玩笑，我說這可不是我找你啊！是你送來的。她丈夫姓齊，我說你來你丈夫知道麼？咱倆的事你跟你丈夫說過麼？你丈夫呢？她說他讓我來的。我說他讓你來的，當然就可以公開了，沒事了！
我就說這三個特別的，這個是她丈夫有點事求我，這個事情給他解決了，解決以後，她丈夫跟她倆來謝我了，我跟她丈夫開玩笑，我說你別謝了，你也有代價的。她丈夫也笑了！
另外一個更奇怪了，另外一個人，我跟他太太非常好的，他看出來了，後來我和他太太發生關係了！她自己告訴我，她說他跟我講啊！你跟小張兩個人玩要小心啊！這個傢伙靠不住的。她說我撲哧笑了！還有什麼靠不住的，都已經發生關係了！
她丈夫差不多也知道，很奇怪的，她丈夫很有地位的，很奇怪，我打電話，她丈夫說你接電話吧！有你一個好朋友來電話。
我在電話裡都聽見了！
我給你講一個真的故事，你不講心理學，你就不知道這男人的事情，很奇怪。
有這麼一個真實故事，還有首詩呢。他這個人呐，他這（兩）個太太，一個姐姐，一個妹妹，我這是親眼看見的。他姓蘇，大夥就管他叫蘇大個子，他的兩個太太，姐妹兩個，隨便跟人家搞，他不管。我親眼看見過，那時候我還年輕呢！十幾歲的時候，他請我吃飯，我親眼看見他太太，人家吃飯的時候，他太太就像一般的姑娘坐到人家大腿上，他的第二個太太，就是那個妹妹，飯還沒吃完，她們倆就走了！那時就覺得不是好事，她們倆就走了，待一會她們倆回來了，一點也不在乎。他也一點不在乎。
這還不是最奇怪的，後面的事情更難讓人理解了，這個姓蘇的人已經死了，病死了，兩個太太都自盡了！那這是怎麼個事兒？讓人不能理解，不明白。丈夫死了，（這）兩個人都死了！你說這是什麼道理？所以這人呐，有些個事情你不知道底細，你沒法知道它到底是怎麼個事情。你說這究竟是怎麼個道理？他怎麼就兩個人都自殺？一個人自殺還不行，姐妹兩個人都自殺了！
男女關係要說保守，也要看是怎麼個情況。我跟你講，這個事情，我現在常常說這麼一句話，人就是一張紙蒙住臉，別把那張紙揭開，你要揭開了，那後幕就不定是怎麼回事，你別揭開。仁義道德，就歷史上那個理學家呀！你知道那個理學家的故事？宋朝的，我忘了是誰，他就是跟他侄女兩個人。那還是理學家呢！和他自己的親侄女，是誰我忘記了，說不出來了！
人就是一張紙，你別揭穿，你要揭穿就那麼回事。
有句誰說的話，也很有意思，你知道清朝的大儒紀曉嵐他說的話嗎？生我的，我不敢。我生的，我不淫。其餘無可無不可。這是紀曉嵐說的話。
在西山，康熙皇帝就問他，你怎麼了，怎麼回事？
哎呀！老臣呐，好久沒回家了！
他好多日子沒回家了，康熙怎麼樣？就賜給他兩個宮女。倆宮女陪他，你說這紀曉嵐的事兒。
我現在就是張狂。
我這人最好扯的，什麼話都扯。要是沒有太太、沒有女人，我更會扯淡，喝點兒酒（太太）就警告我說你不要再扯淡了！人家說老要張狂少要穩，我現在就是張狂。
天氣熱了，我前一段感冒就是因為脫衣服感冒的，老了，歲數大了！
我現在我不好意思說，我接觸了十一個人，這十一個人都是正經人呐。我接觸的一個小姐，我不能說這個小姐是誰，那簡直淫蕩極了，我沒看見過這樣的人呐，跟這個一般的姑娘不一樣，我從來沒看見過這個。我不能說她名字，這個人簡直啊！我跟你說她淫蕩到什麼程度，她每一回見我面，不管在誰家，她一定要來這個。
她這人奇怪了，她從來不跟我說實話，後來我並不太喜歡她。
那我說你跟什麼人學來的？她就不說，不說啊！我這人最不喜歡人家不跟我說實話了！我喜歡女人我問她事，她就告訴我，我就喜歡。她不告訴我實話，我說算了，我不讓你說了！
這個人那簡直是，我所接觸的女人，就是賣淫婦都有，（但）都沒有她這麼淫蕩。我說這話，就是（說）這人和別人不一樣的。
我有一次去跟她告別，我要走了，就去看她，見她一下，我說我要回東北去了！我剛要走，她說你就這麼走了？非要來這個不可，你說這人奇怪不奇怪？
她需要，她一定需要，當然我也曉得她一定旁的男人還有，但是，她絕對不告訴我別的男人誰，我想不明白她怎麼會這樣。
後來這個人更好玩，我給她拿錢，把她送到美國去了，她跟老先生就是蔣先生的那個親戚，在一個船上。後來她回國了，到美國念書回來了，她是上海中學的學生，她回來了，我到旅館去看她，她頭一件事就要求這個事。我跟她說你到美國還不有的是男朋友嗎？你怎麼解決呢？她說那你管我怎麼解決呢？
我說，這個性慾高不高男女也不一樣，我看她大概非常需要。
我跟你講，這人呐，我想我這個人也是天生的不同。這人的年齡、生活不同，對男女關係的要求也不同。
葉公超、顧維鈞逸事
對葉公超我看出了一件事兒，我不說這女的是誰，我不能說啊！
我看出一件事，很怪。那個時候我不瞭解葉公超，葉公超與太太不和。有一次葉公超在病院裡養病，我看見一個女人來看他，我就很奇怪，這個女人來看他幹什麼。我不能說這個女人是誰，不是說是誰的太太，而是一個商家，很有名的一個商家的太太。我也認識這個太太，我還很奇怪她怎麼來看他呢？那你這一說我就明白了，他是好色。那個太太長得相當漂亮。不過我不曉得葉公超這段兒。
葉公超，我總管他叫小葉，怎麼管他叫小葉？
那時候他在梁家，我們在梁家打網球。那時候天津也很可憐的，只有梁家有網球場，我喜歡打，那麼就到梁家打網球。
他那時候剛從美國回來，大夥要買點什麼，就說，小葉你去買點兒冰激淋，買點汽水去，支使他。拿錢要他去，就支使他。他不打球，在旁邊坐著、跑腿。我後來就一直管他叫小葉。他對旁人講：他還管我叫小葉？
我跟他叔叔是好朋友。
他後來在菲律賓的時候，寫了一個東西，他還寫西安事變，他告訴我的。他說我有個東西。這個東西到現在哪兒去了不知道。他寫的一個東西，相當於他五十年的日記差不多，裡頭有西安事變。他跟我說，這個東西交給了一個人，我甚至可以找到這個人，現在說不來他叫什麼，中國人，在美國開了一個公司。他說交給了這個人的太太，轉到了這個人手裡頭。
他並且自個兒說：我死了以後，最好是五十周年的時候發表。
這個事情因為蔣先生也知道了，蔣先生就叫我去給找這個東西，我特別托人去，這個人不提，說我不知道。那麼這個東西到底是在哪兒就不知道了！
有人就說，它在另外一個外國人手裡，不知道了！
孫中山我見過一回，病重的時候，在天津。
你知道他的病怎麼來的？就因為見我父親以後病的。他本來有病，見我父親那天很冷，大概屋子裡很熱，感冒了，所以，病情發作了！
他病重的時候，我去看過他，晚上去的。孫先生跟我說了幾句要緊的話，我到現在還記得。他對我說啊！現在國家的責任就在你們年輕人身上，你是東北人——當然他不是特別指我的身份地位。——你們介乎日、俄紅白這兩大帝國主義勢力之間，你們很難應付，尤其是你們東北的年輕人，責任就更重。
這是我見過他的一面，生活中我有好多總理給我寫的信，都是總理簽字的，我想不起來擱哪兒了！
顧維鈞麼？當年我們擱北平的時候，我有一個女朋友，這個女朋友，你要問我，名字現在我也可以說。他看中了，他要我給他介紹，我說我才不給你拉皮條呢！你願意去你去，你什麼你都整？我說你什麼你都想，他就讓我給他介紹，我說我才不給你介紹呢。
顧維鈞這個人，我非常佩服，這個人呐，我批評他，實在是個能幹的人，但是他不賣力氣。他要是真賣力氣他真行，可是他不賣力氣。這個人，我跟他我們兩個人過得很好！
梅蘭芳看到他，都打千啊！所以後來我們到上海，梅蘭芳看見我就躲開，不好意思，名人是一個原因，我們是看他毫不客氣啊！
我們奉天有一句話，非常到家的一句土話：洩底就怕老鄉親。你是怎麼回事，我都知道。他不願意讓人家知道這事，他已經是名人了嘛！
我跟他兩家很好，我們倆在一起，他太太也知道。我們在巴黎要出去玩去，他太太說叫他帶你去玩去。我在巴黎我也不會說法文呵！她說叫他帶你去嘛！
跟顧太太熟呀！我就是跟他後來的太太在一塊玩。楊**還在的時候，那時候他倆就是公開的秘密，一點也不在乎，他們兩個人，尤其是這個楊太太，一點也不在乎，我真佩服她。我們在一起打牌，在一塊玩。
那時是西安事變之前，我總在楊xx家裡打麻將，他們倆我們嘴裡誰都不說，不過心裡都明白。看他倆的樣子，他跟楊xx的太太恐怕早就有關係了！為什麼呢？楊xx的太太生了一個小姑娘，小姑娘我看那已經三、四歲了，那跟這個顧長得一模一樣的，那長得！
我跟你不說正經事，咱們說扯淡的事，我們打牌，我心裡明明白白的，就不講他什麼事了，不給他講穿了！我們在楊xx家裡打牌，外頭有事請客，要到外頭吃飯去，牌也不打了，還說什麼啊？就走吧！他們兩個一定要上樓，要去待一會，兩個人幹什麼啊？明明白白地幹什麼去啊！吃完飯各人回各人家，散了，他倆一定上樓，她就一點也不在乎。
我在楊xx家裡打麻將，顧太太來了，拽著顧走，顧坐那兒就不走，這個顧太太指名罵楊xx的太太，指名罵，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這顧太太拿著茶水，給顧的頭上嘩嘩嘩地澆下去。顧呢！我就是不動彈。澆完了，她也沒辦法了，走了！她當我們面罵楊的太太，罵的那個話，不好聽得很呐，那楊的太太也坐那兒，也不動。我們在那兒也不好意思。
這個楊啊！也很奇怪，我跟他也很好！這個男人啊！他真的奇怪，他跟我們講過，他說，外頭的人都說我太太跟顧有關係，我說我看不出來。
可是呢！他也幹他的。楊另外有個女朋友，他這個女朋友是誰呢？那個駕飛機的叫什麼，你知道不？一個女的，那時候女的會駕飛機的，恐怕就她 一個人。他跟她倆，公開地。他一天也不在家，我們在這兒玩沒他，他就跟那個女人去玩去。所以我們那時候說笑話，我們就在後頭說笑話，說他幹他的，她幹她的。就是哥倆分家，你懂得不？各人幹各人的。
顧太太，黃xx，不是現在的太太啊！看見我，說我喜歡她。我說你別往你自己臉上貼金。
她是怎麼回事呢？大概她是這麼一段事情，當年顧逃亡的時候，住在北京飯店，我去拜訪她，拜訪她是要打聽顧的消息。她就很隨便。她比我大差不多那麼一倍的歲數了，我討厭她透了！
顧太太最壞，我不理她，她恨透我了！我和顧是好朋友，她有的是男朋友，我和她毫不客氣，我做的一些事情她氣死了！顧太太過三十幾歲的生日，我找到一張她的相片，上面寫著年月日，要按相片上的時間推算，那她當時才兩歲。我就說，你們看，這顧太太兩歲的時候就長得這麼大。這就是我幹的事。我看見有什麼毛病，馬上就給她說出來。
她和我已離婚的太太很好，一起打牌，她偷牌。就這麼一個人。
第四章 內戰和將領們
我的帶兵之道
你知道奉軍是怎麼起來的？怎麼叫奉軍？奉軍的勢力怎麼大起來的？
黎元洪當總統的時候，段祺瑞當國務總理，黎元洪買了一批軍火，計劃是從秦皇島上岸。段祺瑞就派個人，叫伍大泉，我到現在還記得，伍大泉奉命經手辦這件事，段祺瑞當時也正在擴充軍力。由於機密被段的陸軍部次長徐樹錚探知，他就同原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楊宇霆密商，由我們奉軍派兵去秦皇島截械瓜分。
那個時候我還小呢！奉天就派張景惠這一團人馬來了！那些軍火一到秦皇島，張景惠就把槍械全部劫走了！那麼，奉天就擴充軍隊了，擴充了五個旅，（那批軍火）大概夠（裝備）三萬人的。我現在記不清楚了，不知對不對。那個黎元洪要編三個師，那些軍火，是日本軍火。那麼這就成立一個奉軍，奉軍的名義就從這兒來的。那麼，這就壯大了奉軍，奉軍的勢力打這兒就起來了！
我父親是奉軍總司令，徐樹錚是副司令，楊宇霆是參謀長。
後來因為怎麼個事，我就弄不太清楚了！徐樹錚總想利用奉軍勢力消除異己，引起我父親的不滿。因此，當直皖於1920年6月火拼時，就是徐樹錚以奉軍司令部的名義，請馮玉祥的舅舅陸建章吃飯的。那個時候，陸建章大概是給馮煥虎活動，徐樹錚把他請來，就在天津把他槍斃了！當時為這件事，我父親非常火，就把這個徐樹錚的副司令給取消了，派孫烈臣當副司令，這段大概查歷史能查到。因此楊宇霆，就沒敢回奉天，就走了！他回奉天甚至就可能處死他也說不定。
楊宇霆是在徐樹錚那一方面，大概是這樣。
後來我就慢慢起來了！
我講的這些都是實錄呀！這裡頭的情節是非常複雜的。
[編者注] 秦皇島劫軍火一事，時間為1917年2月，總統應為馮國璋，不是黎元洪。徐樹錚任奉軍副司令一事，時間為1918年3月。徐樹錚誘殺陸建章一事，時間應為1918年6月，不是1920年6月。張作霖解除徐樹錚副司令職務一事，時間為1918年8月。
第一次直奉戰爭，（奉軍）分東路軍和西路軍。西路軍是整個垮了；東路軍分三個梯隊，頭一個梯隊是張作相，他那個梯隊也垮了！第二梯隊是我；第三梯隊就是李景林。那時候他是旅長，我也是旅長。殘餘的兵力就是我們這第二梯隊和第三梯隊。等到山海關阻擊戰，就是我們這兩個人領著兩部分人打的，打得很凶。其餘的全垮了！
那時奉天的兵權都在張作相手中，我父親的性格是，交給誰就是誰了！
等山海關戰役打完了，大軍回到奉天，奉天就成立東三省陸軍整理處，我是整理處的參謀長，整理處有總監，有副監。實在說呢！副監就是姜登選，這個姜登選怎麼跟這個郭松齡鬧不和？這個話說來太長了！他是副監，實際是他負責任，但是一切軍隊的問題，都是我在負責，調動軍隊了，整理軍隊呀！都是我負責任。
我那時候二十二歲。
我怎麼會拿了這麼大的軍權呢？張作相的軍權怎麼到我手裡去了？這事我後來才知道的。
原來是奉天的張作相和一些旅長，給我父親寫了一個條陳，勸我父親說，回奉天后要整頓軍隊，並要求讓張作相推薦我。我是在多年後，在我父親的公文桌裡看到這個條陳的。
整理處有兩個副監，一個是孫烈臣，但他是不來的，名義上是副監。再一個副監是姜登選，行政由他負責任的。我是參謀長，整頓軍隊的事情全都交給我，都是我負責。
軍隊大整頓、大改編後，舊派、新派就是從這兒分出來的，舊派有人反對我，就是因為這個事情，那我毫不客氣，給槍斃了好幾個。
第一次直奉戰爭打敗仗了，回來搞審判，我就給槍斃了好幾個。所以奉天的老派人恨透我了，我這個人，不是老實人呐！
我跟你講啊！我很少上前線督戰去，很少。我把命令下了，你就照那樣去做。我的部下現在有的還在，你可以問他們去，我這個人就是這樣的，我把事情交托給你了，無論做什麼事情，你負責任，我決不干涉你那一套，但是，你搞壞了，我可毫不客氣，決不饒了你。
現在我已經九十歲了，人呐，主要是心情，心情要開朗、開放，不在乎。我不是說笑話，我這個人也許明天早上一槍就要把我槍決了，我今天晚上還睡我的大覺。我作戰的時候就這樣的規矩，也可以說是學的拿破崙，我把命令下完以後，我就睡覺去，我睡覺是*屁股睡覺去，從來不穿衣服睡覺的，穿衣服睡覺我會睡不好的。尤其冬天，我要穿衣服睡覺我會冷著的。因為我不會把被子蓋得那麼嚴，醫院、旅館的那個被子我絕對不蓋的，我蓋不了，我一定蓋軟被、很軟的。
所以，我作戰時把命令下完了，我就睡我的大覺，沒有事情不興找我，有事情再說。
第一次奉直戰爭的時候，我帶著一（個）團，我們非常吃緊的時候，敵人把我們包圍了，我們就決定突圍了！那麼就由郭松齡，他帶著三個團，我們是兩個旅四個團，那麼我拿著一團人來守主陣地。
我一講到這兒我心裡非常難過，我喜歡我的部下，我真喜歡我的小兵啊！那麼怎麼辦，我負責任帶著人，防守這個陣地。假如敵人要把這陣地沖了，那就完了，整個全軍覆沒啊！因為郭松齡帶著三團人前往埋伏，我拿一團人在正面擋著，很稀薄的。那麼，我就晚上到前線去督戰。
我一到前線，這些小兵，還管我叫團長，看到我就喊，哎呀！團長你跑這兒幹什麼來了？我說，我不瞞你們說，咱們現在非常的危急。我把軍情告訴了他們，我說，怎麼樣？我現在派了郭松齡帶著三個團迂回到敵人的後頭去了，現在我們一團人擺在這三個團兵力的正面，假如敵人他們今天晚上要攻破這兒，那我們就完蛋，整個就完蛋了！所以，我要在這兒，跟大家在一起。
哎！你回去，你不要在這兒待著，好不好？
我說，我跟你們在一塊兒。
不要，不要，團長你回去，他們說，要是把我們都打死了呀！那是沒辦法了，假使要是有一個人在，團長你放心，我們絕對不退卻。你回去吧！
我說我跑得很渴呀！我要喝點水。
他說，那不是有水麼？你拿回那邊喝，你趕快回去，我們送你回去！
我說，不要，不要，那樣不行，目標太大了！我一個人跑回去，我就在那個村莊裡面呢！我跑回那個村莊大概有兩三百公尺，我能跑回去，你們不許動啊！我就怕槍炮把他們打著。
我一個人從這戰壕跑，大家都站著，看著我一個人跑。
我和部下都很親，很親。
東北軍最厲害的就是炮兵。那時，中國的炮兵可以說沒有正式訓練過，從東北軍開始，才有正式訓練。這個炮兵那是鄒作華的功勞，鄒作華那時候是投降我的，他原來是段祺瑞的邊防軍呀！他訓練的東北炮兵是真正的炮兵。
怎麼叫“正式訓練”呢？炮兵有一種急速的炮，比如說我們的炮兵擺在哪兒，敵人是不知道的，他看不見炮兵，我們可是照樣打他，這是一方面。二呢？東北的炮兵多，怎麼多呢？國內多數炮兵都是買外國的炮，一個炮頂多帶五百發炮彈，唯有東北軍的大炮是我們自己造。
我們的炮彈怎麼樣子，是什麼炮彈？叫順發炮彈，怎麼叫順發？人家外國，像日本的炮彈，一種是空炸，一種是碰炸，就是碰在地上炸。我們這個呢？就是在炮彈前頭有個東西，像管似的，有個彈簧在裡頭，它打到地下，會馬上蹦起來，再爆炸，所以叫順發炮彈。還有一種呢？不是順發的，前頭沒那塊玩意兒，就是直接爆炸的，那都是奉天兵工廠造的。
實在地說，東北軍威風大的原因，也不是東北軍比旁人能打，就是這個炮兵厲害。
我們打南口的時候，跟馮玉祥打仗，他那南口守的最厲害了，我們有兩個團七十二門野炮，差不多最少也打了五六萬發炮彈，因為是我兵工廠自己造的炮彈，這個炮彈可跟外國的炮彈不一樣，沒人家那麼好，可也是炮彈。
[編者注] 鄒作華，1894—1973年，字岳樓，吉林永吉人，日本士官學校炮兵科出身，曾任奉軍炮軍司令。
第一次奉直戰爭的時候，段祺瑞方面是非常贊成的，因為他要報直皖戰爭之仇，利用奉天來報這個仇。這樣，出走的楊宇霆就回到奉天了，那時候我父親的參謀長姓齊，我父親不喜歡他，不用這個人，楊宇霆就接替了他，回來當參謀長，又回來了！
他曾對我說，我當年在職的時候啊！如果你能幹點什麼，那奉天肯定比現在還強。所以，那個時候，楊宇霆就抓住我了！那麼我就外出帶兵打仗，他在裡面策應，輔助我父親。
後來我跟楊宇霆弄得不大和的原因，就是因為郭松齡，郭松齡根本就和楊宇霆不和，怎麼不和呢？楊宇霆當年當參謀長，郭松齡是一個少校參謀，是陸軍大學畢業的，回來的時候當了中校參謀，他為借錢也不知為什麼，他倆就弄翻了！郭松齡這個人，性情非常暴躁，就不辭而去，走了，到廣州去了！為此，我和楊宇霆多少就有點隔閡。
吳佩孚：西蜀無大將，廖化為先鋒
你要寫我呀！你想問我的事情，包括這個問題，我都忘了，那是你的事，你願意怎麼寫，怎麼寫，我毫無意見，我也不改，只有事情有錯的，我可以改。其餘，你要怎麼寫，我毫不改，我也毫不關心。你願意罵你就罵，你願意說你就說，我毫不在乎，我就是這樣一個人。你隨便，你願意怎麼寫，怎麼寫，我也不給你送運動費，讓你誇誇我！
我看你寫的那個李德鄰的回憶錄，你給我的，我不是完全看，稍微翻了一翻。
[編者注] 李宗仁，字德鄰，1891—1969年，今廣西桂林人，國民黨高級將領。《李宗仁回憶錄》，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
北洋的那些個人，我知道的那我都可以給你講，一個一個講。
第一個，我先說說跟我打過仗，我的對手吳佩孚，我最不佩服他。
他那真是“西蜀無大將，廖化為先鋒”。我不曉得吳佩孚當年怎麼會得到那麼大的名氣。當然了，他是能夠寫點字的人，當年帶兵的大都是老粗啦。但也許因為這個原因，說到他作戰，那是毫無能力，我真是看不起他。所以，第二次直奉戰爭，叫我們給打個稀哩嘩啦！當然，第一次奉直戰爭，我們是打敗了，那時候因為奉天軍隊太不行呀！
我就說我對他的印象，我給你講幾段。可惜呀！非常的可惜，第二次奉直戰爭的時候，他有些檔落在我手裡頭，這個東西我當寶貝留著，可惜在北京丟掉了，在我家裡丟掉了！
我說的這個東西，大概你兩位都沒看過。就是從前辦壽給人寫東西用的一種印得很好看的紙，（吳佩孚）他老先生他都印好的。我們在哪兒得到的呢？那個時候，陝軍第一師師長叫張治公參加了山海關之戰，張治公被我們打得最緊張的時候，向吳佩孚求援。吳佩孚是總司令，就給他寫了這麼一個東西回來，他也不像我們軍隊下命令，有一定的規矩，他就隨心所欲給寫了這麼一個東西。後頭我忘記了，要緊的是前頭，頭一句：張學良黃毛乳子算什麼東西？底下就是寫你不必怕他了，本大帥明天到那兒，他立刻就得跑掉！他一來，我就得跑！
你說我拿著這玩意兒，我怎麼拿到的？我們把張治公打敗了，把他司令部都給抄了，這樣看見的。我看見大笑，你這樣指揮軍隊，這軍人他怎麼能給打仗？
這是第二次奉直戰爭，我把這東西留下來，當寶貝留著，我自己想裝個鏡框擱屋擺著，呵呵！
真是看不起他，這個人除了會吹之外，沒有別的。第二次奉直戰爭還有一件事情，他手下有個旅長，姓馮，在山海關的一個角落，山海關正面的左翼，我們的軍隊給襲擊了，叫我們給打敗了！這個人好像叫馮玉榮，山海關打敗了，這個人就自殺了！那這是一個很有責任的人呵！（結果吳佩孚）他到那兒去，把這個人腦袋給割下掛起來！
這算什麼呀！你指揮部下，對部下是這樣對待？！人家已經自殺死了，你還割下人家腦袋幹什麼呀？要殺的話，應該殺你自個兒！
我跟你說，我現在給你解釋這個，他這個人真是不會用兵，山海關作戰的時候，我們奉天實實在在地出了七萬人，他光山海關來的二十一萬，比我們多三倍，但怎麼叫我們給打敗了？
你不是軍人，我說這話你恐怕不太明白，我們軍隊裡最忌諱的一件事情，叫各個擊破，他把他的軍隊就是陸續地增加，明白？來了一個師，叫我們給打完了；再來一師，叫我們給打完了；他繼續增加。那這原因，也不光是他指揮軍隊指揮得不好，他的這個後方的交通呀、運輸啊！他海上還運輸呢！他把交通指揮得非常混亂，軍隊運不上來。所以，沒等他增援的來，就叫我們給打敗了！
[編者注] 第二次直奉戰爭，時間為1924年9月。張治公，應是陝軍第二師師長，第二次直奉戰爭中，任第七路司令。馮玉榮，直軍第13混成旅旅長。
第二次奉直戰爭，山海關作戰的時候，我們沒打成功！
山海關是我們的正面，是我的第三軍團的正面，事實第一軍團軍團長是姜登選，副軍團長是韓麟春，第三軍團我是軍團長，郭松齡是副軍團長。實際上，在前線指揮的，一個是韓麟春，一個是郭松齡。在後頭，我就跟姜登選組織司令部，當年就叫一三聯軍，我等於是總司令，姜登選等於我的副司令。
山海關是我們第三軍團的主攻目標，我們死了很多人。我跟你講簡單一段，攻堅的時候，我有一個團呀！差不多整個全完了！然而，由韓麟春指揮的第一軍團卻把九門口那打開了！
我就決心把郭松齡的第三軍團的軍隊都調到九門口去，這就有很多的問題來了，山海關正面怎麼辦呢？所以，我說吳佩孚那真是沒有用呀！我們山海關就擱了一旅人在這兒守衛，旅長是闞朝璽。這個人在東北軍裡頭，是我們看不起的一個人，後來當了漢奸。假如當時吳佩孚能看明白，他要從山海關打出來，那我們就完蛋，我們沒有軍隊了！
結果，吳佩孚終於沒有看明白，他不會出關，就死待在那兒，死守著山海關，所以，我就說吳佩孚是沒用的東西。不但吳佩孚，就連馮玉祥的軍隊也都如此，馮玉祥的軍隊很會打仗，比吳佩孚軍隊還會打，但是不會活用，簡單說也是沒有軍事人才。
郭松齡：寧折也不彎
這裡頭有點小問題，我們奉天歷史上就有這個問題，韓麟春呀、姜登選呀！他們是叫士官派，那麼郭松齡是陸大派，像我們講武堂底下出來的，算是跟陸大派一系的。
那麼他們就不太和，所以，後來郭松齡怎麼把姜登選給槍斃了呢！也有旁的意思。我是在他們中間調和的。姜登選當時是奉天整理處的副監，我是整理處的參謀長。郭松齡有一點點我最看不起他，我說他，比女人還小器，他就非常不願意，常常不願意我跟韓麟春、姜登選他們一堆玩呀、說話呀！用女人的話（說）就是吃醋。
話又得往長說了！九門口那邊是韓麟春第一軍團打開的。那麼，我們就要增援韓麟春、姜登選。現在把郭松齡的軍隊調過去，幫助繼續打九門口，郭松齡他心裡就有點慚愧呀：我沒把山海關這方面打開，現在就是幫著人家去打呀！
我們是第三軍團，一個軍團三個師了，那時候叫三個旅。那是早晨，直系軍隊在高山上都看見我們的軍隊了，從九門口進去，擺開往裡走，擱山路往里加軍隊，增援來了呀！
這三旅人差不多走了一天，都是很窄的山路往裡面進。那麼，郭松齡的心裡可能就有點不願意，山海關沒打下來，嫌丟臉了！到那兒去他們就鬧意見，進去就吵架了！
起因是為一件小事，郭松齡就火了，跟姜登選鬧意見，他不打了！他把軍隊從前線帶回來了，都調回來了，夜間呀！說起這段呀！我差不多又掉眼淚了！我在後方軍團部，他們打來個電話，說郭軍團長把軍隊都帶回去了！啊？我就奇怪了，哎呀！
我明白了，我就趕快跟郭松齡通電話，我罵他兩句，我說，你幹什麼？你怎麼地？你要幹什麼，你怎麼把軍隊帶回來了？為什麼？他哢嚓把電話摞下了，他不說了！我說這事兒糟了！韓麟春就諷刺我，說你看你，把這個郭松齡慣的！姜登選說，得了，你別再對著老弟，把老弟整苦了，你別管他了！我說我趕快就去。
那麼我就去找郭松齡，晚上黑，痛苦呀！不容易。山路，我騎著馬，差不多夜間跑了九十裡，我要找這個郭松齡，找他的軍隊。路上就碰見我的軍隊都回來了，我問他們，怎麼回來了，為什麼回來？他們說，是郭軍團長下的命令。
於是，我就給他們下命令，原地停止。原地就都停下來了，我說，郭軍團長在什麼地方呢？他們說，我們不知道，不知道他在哪兒，好像在前邊呢！他好像出來了！
找到郭松齡，費了很大勁。郭松齡在一個小店的小店房，在那兒睡覺呢！天要亮還沒亮呢！他在那睡著了！他一看我來了，很驚訝。我說，茂宸，起來，起來。我找來，他感到很奇怪。那個小店房有個後院，我就拿上板凳說，咱倆到後頭說去。
我說，茂宸，你要幹什麼？他是我老師呀！當年是我的教官。我說你是我的老師，你的歲數比我大，我這套都是你教給我的，我說你要幹這件事情，我是你的學生，我也是你的後輩，比你年輕。我後來說，我說可是你忘掉了，今天這個事情不同了，我是你長官，你是我的部下，今天我是你長官。現在就咱們倆人，我來見你，我身上什麼都沒帶，而你手上有槍，你現在要幹這個事情，要想把軍隊帶走，那你應該先把我打死。我說，你要不打死我，那我是你的長官，你就動不了，我就要給你下命令！你現在有兩個選擇，要麼把我打死，要麼你聽我命令。你自個兒選擇！
後來，郭松齡就哭了，就好像說，我慚愧呀！我沒把山海關打開。我現在跟著人家，幫著人家去忙。因為另外一件事情，他們又這樣子，好像在羞辱我。
他說，我很難過，給你丟臉呀！我說，你不要那麼講，給我丟什麼臉？他說，我現在只求一死。我說，你不要說這話。
他哭，我說，你何必掉眼淚呢？
他說，我現在呀！我不去幫（人家打），我求一死，我願意自己死。我說，那好，你既然決心要死，那好辦呀！你說你給我丟人，你沒把山海關打開，你現在又決心一死，那你上戰場上去死，你拼命往裡打，那你不是又給我增了面子，你也得到好死了麼？要死，你死在戰場上好不好？
他點頭說，好！
那時，天也亮了，我說，我一宿沒吃飯，你也沒吃飯，喝點稀飯回去。這樣，他人也好了，回心轉意了，又把軍隊帶回去了！
我給你講，怎麼把人家秦皇島給打下來的。
白天郭松齡就帶著三旅人，從這九門口進去了！後來我們打勝了，人家直隸軍說了我們才知道，那山上敵軍都看見了：唉呀媽呀！奉天到底來了多少軍隊？昨天白天進了一天，今天又來了！怎麼來那麼多個軍隊來夾擊九門口來了？
敵人哪兒知道，郭又把軍隊給帶回來了！
就好像作假一樣！把那敵人嚇壞了，說這傢伙他們來了多少人呐？
其實都郭松齡一個人幹的事，他老人家是沒管旁的，先聲奪人，就拼命打進去了，一下子就打到秦皇島。地形你知道？整個把山海關包圍了，所有的火車都給切斷了，火車都出軌了，哎呀！後來我到山海關看，張作相捂著我眼睛，說你別看。唉呀！軍人到那個程度上！
我有一個團長，這個你不知道了，我後來獎賞他，給他張家口的督統（做），大家都很奇怪，督統那個時候差不多軍長才能做，那他們就不知道這段故事。當時就是他當這個團長，頭一個打到秦皇島去，他給我寫個紙條回來，他說，軍團長你趕快派軍隊來，我逮到的俘虜，不要說拿槍，光拿嘴巴子都能把我的兵吃掉！
他一個團，俘虜了一萬多人呐，那麼樣厲害的軍隊！我就趕快到秦皇島去。我們那個小兵，對俘虜喊：“架槍！”“面沖裡！”“不許往外看！”一切尊嚴全無。兵敗如山倒呀！所以，我就跟我的部下說，你看看，我們帶兵的，該有多難過，你想想，這個滋味呀！我是當軍人的，我看著很難過。
就這樣子把吳佩孚打個稀哩嘩啦，打完了，就是因為（郭松齡）他這一怒，所以我說是天意呀！
[編者注] 士官系，指出身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將領，以楊宇霆為代表。陸大系，指出身於北京陸軍大學及保定軍官學校的將領，以郭松齡為代表。
我一生常自詡，不怕死，不貪生，不屈服，不賣國！
要講起我的歷史，那笑話多了！
我跟吳佩孚在山海關作戰的時候，你猜我跑到哪兒去了？我跑到秦皇島去了！我在秦皇島打網球，還洗了澡！
我跟英國海軍船上的人認識，就弄了個小艇。
他說，我把你眼睛給你蒙上。我說，為什麼？他就開玩笑說，你過分，到秦皇島要經過山海關，人家的陣地你不就都看見了麼？
我們坐個舢板，撑著船，就跑到秦皇島去了，到秦皇島洗了澡，打了球，我就又回來了！
我部下說，你這不是開玩笑，你這是冒大險。要是人家知道，就把我俘虜去了！這就是我幹的事。
郭松齡這個人，非常猜忌，比如說我們一個團裡頭，有三個營長，那他一定配上互相牽制的人在裡頭。我跟他說，茂宸，你怎麼這樣幹法？我說，我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要疑他，就不用他；我要用他，我就全權交給他。
那他說，我可不是這樣子，人可不能這樣子！
唉！我說，茂宸，假如我對你那樣子呢？
他說，咱倆的關係不同嘛！
我說，茂宸，也不是那麼不同。
待人呐，不容易呀！
他自己說，我要不是遇見你呀！就沒有今日。我們夫婦倆在家裡，只有兩個茶碗，一個茶碗還是沒把的，就可憐到這樣。沒有你呀！我也早就完了！
他當年是我提拔起來的。言下之意，不是我，他這個人就完了，不定怎麼樣了，也許被長官槍斃了！
他自己給他自己下了一個考語：“魯莽躁切，跋扈侵權”。那他真是這樣，我也早看出來了！不僅我自個兒知道，我也公開跟他講過這話。
這個郭松齡要叛變，有叛變這個心呀！我早就看出來了！他隨時有叛變的可能，你看他就敢那麼幹嘛！
完了以後我就勸他，我說，茂宸呐，你怎麼這樣呢？他就告訴我，他說，我寧折也不彎。我跟他說，茂宸呐，我這人可跟你完全不同，我是寧彎也不折。他說，你怎麼這麼大哲學？我批評他說，不是哲學，做人嘛，你怎麼能這樣呢？
我說，茂宸，萬一你有什麼事情，我一點不在乎。即使你叛變的話，我也問心無愧。
我父親罵我一句話，說，你除了老婆不跟郭茂宸去睡之外，吃一個水果，你都要給他一塊！
所以，後來他叛變，我當時就有這個意識。我說，你就是叛變了，你也出不去我這手，換句話，你叛變，我能把你制止。到後來，他真是叛變了！
他叛變失敗，怎麼失敗的你知道不？跟他老先生呀！我差點沒投了海呀！他把我整的。
我父親呢？這麼說好像是誇我的，我是領導，好多事他都要聽我這套。我給他上條陳，他不聽。他不聽主要還是楊宇霆在裡頭（的緣故），那郭松齡的問題，我早就看出來了！
這個第二次直奉戰爭完了，就分配權力。分配權力郭松齡沒分配著。郭松齡他自己就跟我講，他說，算我倒楣，當你的部下。旁人都起來了，都是督軍了！我不但沒有督軍，還是在你底下當個副手。可是你被你爸爸壓著，我可倒楣了！
換句話說，那時候要人打仗幹活都是我的軍隊，可是請功領賞不是我。
所以，我給我父親上條陳，他便不高興了，我父親罵我說，你小子要地盤？我說，不是，不是那個意思。我的意思就是給郭松齡一個地盤。我說，你這樣可以安撫他，你不願意給他，你給我個名義呀！我實際上交由郭松齡來管，由他來做就是了！我給我父親做了很大一個計劃，他不聽。
老帥為什麼不同意這個事情，我不能很有證據。我父親不聽的主要原因，與楊宇霆有關，在參謀部裡，我父親聽他的。
他老先生叛變的時候，給他奉軍所有的軍隊都打了個電報，說是公舉我當東三省總司令、奉天省長。事發後，我就坐船到了秦皇島，去見他。但他不見我，他不見我是小事。可我接到奉天發來的電報，這個電報我一看很奇怪，開頭稱我張漢卿先生閣下，後頭題名張作霖、王永江。我父親喊我張漢卿先生呀！你說叫我難過不難過？那麼電文呢？就說現在那些個軍隊呀！公舉你當東三省總司令、奉天省長，請你回來接事吧！你說，我看了那電報，心裡多難過？要不是部下看守著，我真是差點投海了！
真的！那時候，大家就不明白這個叛變到底怎麼回事，連我部下也不知道，也不懂得。開始時，大家不知道這個事情我到底處於什麼位置上，你明白了？都懷疑是我們兩個人鬧的鬼。你知道，因為我們倆太好了！
那後來怎麼樣？後來呀！人們一直都認為我是他那個叛軍的總司令，他是副司令。
郭松齡到了新民府，他已經差不多完全成功了！他知道對面就是我，我在對面跟他拼了，我還照樣給他寫信，跟他開玩笑。這時，他自己就任了總司令，這是他第一個錯誤。第二個錯誤，是他把我的信都給公開了，給我的部下看了，什麼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以此來表示我對他最好！可是，這樣一公開，那些旅長、團長都不接受他的命令了，很多人不打了！
說鄒作華放出去的炮彈不爆炸，那說的是假話，不但那樣，鄒作華當時還真心幫他。
[編者注] 郭松齡倒戈一事，時間為1925年11月22日或說24日，到12月24日兵敗被槍決。
郭松齡倒戈失敗以後，失敗的過程就不說了，那更有意思，那些故事呐更有意思。
並且我也給郭松齡太太求情，我說她是女人。我父親大罵我一頓。在電話裡罵。
我給他求情，我說，他當然應該處死了，他有罪了麼，但應該開個軍事法庭來審，要他說出來，他到底為什麼？
我平常是非常佩服他的，到最後我很看不起他，到最後要死的時候，呵！沒出息。你跑什麼？要是我，我不跑。這是你的事情，這樣你往哪兒跑？就是一死麼！
到後來把他抓住後，他給我寫個條子，他就說只求速死。很可惜我把這條子弄丟了！
郭松齡起兵倒戈的動因呢？和他太太有很大的關係。起兵之前，他跟馮玉祥聯繫，又聯繫上了，因他太太聯繫上的。
郭松齡失敗以後，他的四個軍長有一個軍長跑了，有個軍長是在另外的地方就沒回來，他三個軍長都叫我俘虜了，都是我的部下啊！我說你們這三個人啊！你們怎麼不跑呢？我說好吧！你們各言其志，你們能走遠麼？你們說你們想怎麼的？誰也不吱聲。
我說好吧！你們不願意當面說，那就一個一個說。
有一個姓範的，他說我跟郭軍團長也沒有什麼關係的，司令是知道的，我是沒辦法，讓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你饒了我吧！
第二位，姓劉，他弟兄三個都是我的部下，一個打（仗）受傷了，一個陣亡了！他就講，軍團長，你念我們弟兄三個，一個殘廢了，一個死了，這賬，你找茂宸算就是了！
第三個，這人叫劉偉，原來也是我的一個大部下之一，性格倔強。我問他，劉佩高，你怎麼幹這個不是人的事？劉說，有不是人的長官，才有我這個不是人的部下。他跟我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忍心把我們槍決，那好，你給我一把槍吧！我自殺算了！
前面那兩個我沒用，劉偉我又用他了！當時我又給他任命，還是當旅長，把軍隊還給他，後來，同馮玉祥部隊在南口打，我就把他派前線去了！
我父親的一個參謀處長給我打個電話，他說，你好大膽子，你怎麼把他派前線去了？我說，你是大本營，你有什麼命令你給我下好了，但你不要干涉我的行動，那是我的職責，這責任由我來負。
過灤河，他打前線，他那時候當旅長呢！他率領的一個整團，十三個連長都先後陣亡了！他自己講，他就在前線督戰，旁人都能退卻，我決不能退卻！我退卻，人家會說我是假的，旁人都能保生，我只有陣亡。
這個人，我很喜歡，他一度出任第十一軍軍長。但很可惜，他由於思想壓力太大，後來竟然精神失常了，提起這事，我心裡難過呀！
南口軍紀案
我跟馮玉祥是拜把兄弟，馮玉祥倒戈完全跟我有很大關係，我給了他五十萬塊錢，那時候我們秘密勾結，誰也不知道，一點兒也不知道。是一個牧師，姓劉的，是個美國人，奉天青年會的總幹事，他給我們拉的關係。
剛才你問我佩服誰，這軍人當中啊！我最佩服徐永昌，跟我的脾氣差不多。打了敗仗了，他跟我講他幹什麼呢？他什麼嗜好都沒有，麻將也不打，酒也不喝，專門喜歡跟女人扯淡，最喜歡女人。
他在鄭州的時候，已經打敗了，那時候國民政府軍都來了，他帶著山西軍隊和馮玉祥的軍隊在前線作戰，軍隊都退了，他老先生還跟那女的在一塊堆兒扯，那個女人哭，捨不得。
傅作義跟我很好，怎麼很好呢？我讓你知道這個內容。
我父親下命令要把傅作義槍決了，我就沒給他槍決。為什麼啊？已經投降的人，暗中我就把他放走了！他跟我一個參謀長是同學，住在我參謀長家裡。
[編者注] 馮玉祥倒戈一事，指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總統曹錕，時間為1924年10月22日晚。徐永昌，1887—1959年，今山西原平人，高級將領。
我父親這人呐，給我的任務向來都是無法完成的。
那時，在南口戰役中，奉天的第一師師長是穆春，他的這個師打仗很出力，是吳俊升從黑龍江帶過來的。第一師經過小庫侖時，他們在一個喇嘛廟裡歇息，就把人家廟給洗劫了，把好多值錢的東西給搶走了！以後呢？人家就告到我父親那兒，我父親就給我下命令，把這一師全體人都槍斃了！你說這個讓我怎麼完成？
那我就想啊！這件事情，要查出來是誰幹的，是他們這個師的哪一個團，是團裡什麼人幹的，把那個負主要責任的槍決就行了，然後再把這個師給解散了！
後來，我就把士兵給解散了，把那些有銜的長官們召喚到我這裡來。我的意思是把軍官們叫到跟前，我就宣佈，這些事情，讓他們舉出來是什麼人幹的，由我負責到老帥那兒求情，誰有責任就辦誰，其餘的人都無關。
可是，沒料到我那侍衛長年輕，不善處理問題。這些長官們來的時候，他們身上都帶有槍，都帶有隨行兵。
這個時候，在車站的外頭，在票房那裡，我們裡頭有一個傢伙，不守紀律，他想發財，幹什麼發財呢？他看見人家帶槍，他就要繳械，人家就給他一槍。
聽到外頭“叭”的一槍，這裡頭可不得了了，我的衛隊就開槍了，對方也開槍還擊，這就打起來了，我的衛隊長被打死了，還有我一個姓唐的秘書也被打死了，幾乎也把我打死！
那槍彈都往我這車廂上打，我的秘書們嚇得都趴在地下把痰桶給戴上了，那痰桶——鐵路上做的都是鐵的，有那麼厚——都中彈了！打死了好多人。那時，朱光沐還不是我身邊頂要緊的人，自從打死了不少秘書，他們就從這時起來了！
後來，我的衛兵就開了機關槍，幾乎把這些人都打死了，死的死，傷的傷，僅有幾個人逃走了！唉呀！我難過極了！其實，許多人都不相干。
我說，算了，算了，別打了，別打了！我氣死了！
我就叫我的一個副官，是我原來的一個參謀長的姑爺，這參謀長打仗打死了，我特別關照他的姑爺，讓他當副官。我讓他出去喊話，就說大家不要打了！就聽“嘭”的一聲，那邊的人就給他打死了！
我的人打紅了眼，這兩架機關槍架起來打，打得傷的傷、死的死，都不動彈了！我說得了，死了的給埋葬了吧！那些傷的就給他們治呀！在這兒一扒，裡頭還有活的，挖出來一個活的，這個活的是誰呢？是穆春的參謀長，他的參謀長是誰呢？是當年我在講武堂時給我講地形的教官，一身都是血。
這參謀長跟我見面就說，軍團長啊！我不幹了！說什麼也不幹了！我什麼事兒也不想了，你給我幾個路費，我要回家。我就說他很有意思，他沒死，渾身都是血，也沒受傷。後來回家了，呵呵！
[編者注] 南口軍紀案，時間約為1926年6月。
張宗昌之死
你說張宗昌後來被我接到北京來了，住了一段又接到天津去，被人暗殺死了，我很難過。是誰說給你聽的？你擱哪兒看的這些？什麼時候？胡說八道！
張宗昌逃到日本，後來在日本不能待了，錢也花完了，他就回到北京。那麼，我就勸他，我說你呀！好好在這兒待著。那時候我也沒太多錢，我一個月給他三萬塊錢，他那個腦袋，花錢花得冤大頭似的。我說你好好在這兒待著，總有一天用著你的，中國和日本總有一天會打的，總有一天要打起來，打起來你最好的用武之地是到東北組織遊擊隊，這是你最好的出路。
他自己這麼講，他說南京我去不了，陳英士你曉得嗎？陳英士就是他刺殺的。他說我因為這個關係，陳立夫、陳果夫都在，南京我是去不了了，我是沒法子了！所以我就勸他，我說你好好在這待著，你規規矩矩待著，總有一天你有用武之地的。
那麼，他那天走沒告訴我，他是偷著跑的，跑山東去了！
上山東去幹什麼呢？那時候石友三在山東，他就想溝通石友三，要在山東搞名堂。
他走的時候，沒敢擱正陽門上火車，他擱一個小車站上的火車，他怕我不讓他去。他自己也沒想到是這個結果，他是到山東去搞不安定啊！
這裡我要說我一個秘密的事兒。
顧少川的那個黃太太，看中了張宗昌，她拼命地就看中他了！我就告訴張宗昌，我說你不要亂來啊！她男朋友多得很啊！那個太太呵！那個太太那可真是，簡直是太不要臉皮了，就找年輕的，公開的秘密了！她丈夫當然知道了，那哪能不知道呢？他當然知道了，她說各人幹各人的。
我跟你說，我不講是誰，我最近看書，這人寫我的一篇文章，我跟你講你就要寫。
這位先生啊！我跟他太太倆有關係，他自己明明白白知道，他不但知道，我們兩個在這屋扯淡，他就上那屋待著去，就這麼一位先生，很有名的，不是無名小輩啊！我後來我跟他倆公開說，他對我很好，我跟他說，你這個人怎麼這個樣子？他太太的姐姐現在還在臺灣呢。你怎麼放縱她到這個樣子？他說，她只要不鬧我就算了，她願意跟誰就跟誰，我才不管她呢。
這位先生最近寫了好大一篇文章，寫我寫得很確實，當年我在他家玩兒什麼的。他沒寫我跟他太太的事。
[編者注] 張宗昌之死，時間為1932年9月。張宗昌，字效坤，山東掖縣人。陳英士，即陳其美，1878—1916年，浙江湖州人，被張宗昌暗殺。陳立夫、陳果夫，系陳其美大哥之子。顧少川，即顧維鈞，1888—1985年，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人，民國時期高級外交官。
厭倦了內戰
我們在鄭州是叫人家給三面包圍了，晚上黑，人家上來把我們的大炮都給拉跑了！接到報告後，我擔心發生更大的麻煩，馬上下令說，你們別打，千萬別打，一打就亂套了！讓他們拉去吧！天亮咱們再說。他們就把我們的山炮給拉跑一門。結果，天亮（後）他們的總司令被我們給打死了！
（當時）我的部下要求退卻，我總是有兩個夥計，郭松齡死了以後，我的夥計就是韓麟春。我向來是這樣的：一般的事情呢！他做；重要的事情就找我，但凡一找我，一定是有問題，出了大問題。
我那些部下不敢見我，就先找韓麟春，韓麟春就找我，給我氣死了，他說，你去吧！看你部下去吧！我問他什麼事。他說，他們要求退卻，我就問他，這是你們誰的主意？他們誰也不吱聲。
你知道我向來不發脾氣的，平常一旦發脾氣，他們都怕得很呐！我要稍微把臉拉下來，他們就怕我。我問他們這是誰的主意，他們就知道不好了！
後來，有個姓應的，這個人原來是這個皖系第8師的旅長，是我們奉天人，後來投到了奉系，在我手下也當旅長了！大家都對他挺恭敬的，因為他歲數大點。那麼他就過來，他說，是我的意思。我說，真是你啊！你不要裝老牌子，真是你提的嗎？那麼大家就看出我的意思，大家都說，軍團長別生氣，不是他一個人，是我們大夥同意的，你要辦就辦我們大家，不要辦他一個人。
把我氣的！我說，你們這些人呐，（如果僅僅是）咱們幾個人，要跑，那我撒腿就會跑。那很簡單。可是我們有這麼些個軍隊，還有炮兵，這麼些個人，隨便說撤退就能退嗎？假如你們真是要退，現在我給你們一個命令：非得把這個敵人打退了以後，你們才能退！我們現在跟敵人粘著，怎麼退？我們幾個人跑了，行，那我們這些個軍隊怎麼走？軍隊要渡過這個黃河，我們還有這些炮兵怎麼渡過這黃河？
我們那時候都是重炮，你撤不撤？
我跟你說，戰爭的勝負，只能說是上帝的眷顧。
當時，把我氣得簡直沒話說了！那時候韓麟春他抽鴉片煙，不過，他抽鴉片煙沒多大癮，而我一怒之下，就在那兒抽他的鴉片，拼命抽，把我自個兒都抽糊塗了！
我們那時候有個鐵道隊長，姓曹，這個人現在哪兒去了我不知道。那時候都走鐵道啊！那個鐵道的車呀！當年還是張宗昌在中東路時製作的，我們管它叫“鐵甲車”，敵人也有。其實就是什麼呢？就拿道木啊！拿鐵板擋著，中間夾上水泥，然後，擱一個炮，擱機關槍。好壞不管了！
我們打仗時有懸賞，那個時候吳佩孚軍隊的指揮官姓高，叫高汝棟，這高汝棟還是我的一個同學呢！我認得他，他是保定軍官學校的。當時，他是前敵的總指揮，我們就說，懸賞十萬塊錢，要把他抓住。
你知道我們軍隊的規矩，用軍隊裡的話說就是，喧嘩無好事。你懂嗎？這是《孫子兵法》上講的。
我早上還睡大覺呢！不管天有多冷，我向來睡覺是赤裸了，光屁股睡。
一大早上，就聽外面亂嚷嚷的。頭一回這樣兒，我還沒醒，吵嚷什麼？我就趕快把衣服穿上，想看看到底吵什麼。
有人（報告）說，曹隊長在外頭。我說，叫他進來。進來後我就問，曹隊長，你幹什麼？他說，我是來管軍團長討賞的，我要錢。我喝斥他說，什麼事你笑嘻嘻的？他原來是給我當參謀，我當參謀長時，他當團參謀。我說，你說正經話，不要扯淡。幹什麼呢？怎麼回事？他說，我把高汝棟給打死了！我說你別瞎扯淡，到底怎麼回事？
他說，是這麼回事。我們的鐵甲車，在平漢路作戰，打仗的時候，鐵甲車後面都是跟著好多個步兵。那天跟了兩個連的步兵前進。打進來打出去，差不多打了三進三出。後來，我們軍隊退了，把鐵甲車給扔在外頭了！底下人就來報告，說人家步兵都退了，把我們給扔在外頭了！連長安慰士兵說，你不用怕，一會兒我們的火車會回來拉我們，這天還黑著呢。
天剛一亮，這鐵甲車也動了！那鐵甲車後頭就是一個炮，俄國的炮，當年是張宗昌裝的。
哎呀！鐵甲車終於移動了！可是，跑了一陣子，那裡頭有個連長就說，不對，方向不對，是往那邊走了，不是往咱們這邊走。再一看，原來是敵人的鐵甲車把我們的鐵甲車鉤上了，勾走了！
這是敵人的鐵甲車啊！那兒就是高汝棟的司令部，他看見這兒有一輛車，就給掛走了！
我們這鐵甲車裡有個班長，是管這個炮的，他說，他媽的，我給他一炮算了！這個時候不打，什麼時候打？那旁的人忙說，你打不得，你一打，咱們離這麼近，炮筒子就炸了！他說，去他媽的，我不管那套！結果，使那麼大勁兒，“咣”一炮，就把他們前頭整個鐵甲車撞殘了，一車的人都死在車上。並不是被人打死的，也不是炮彈炸的，裡頭的人都是震死、悶死了過去了，有的人眼珠子出來了，有的人腸子出來了，有的人腿打壞了！
你說這軍隊！這一下，我們不但沒退卻，反而打勝了！
我一聽趕緊說，趕快下命令，趕快追擊。我們就出擊了，好傢伙，一下子打出去幾十裡，把他們的總司令給打死了，把軍長也給俘虜了，把師長也給俘虜了，整個打了個大勝仗。
打仗，你不能說是運氣，不能說是誰怎麼地，他們都挺敢打，這就是戰場。我打勝仗敗仗打了多少回呀！有時候你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就像這個事兒似的，那也沒預料到呵！
[編者注] 此事約發生在1927年3月。
我二十一歲就作戰了，所以說對這內戰我是恨透了，我打死了多少人呐。
因為什麼反對內戰？我父親後來不打仗是（因為）我，我在我父親跟前痛哭流涕呀！我從河南回來，我到河南那叫什麼陽那個地方，往隴海路那面去的火車站上，不是信陽，我們把車停在那兒。
唉呀！我看見這樣一個情景，我非常難過，眼淚都掉下來了！我看見一個老人趴在地上，餓得呀可憐極了，給他錢他都不要。我們把吃的饅頭扔給他，饅頭扔在地上，他就連土帶什麼抓著就吃呀！我就追問他，我說，你怎麼這樣？家裡沒人了嗎？沒有兒女麼？他就說連年在這打仗，都給抓去當兵去了，拉走了，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們這老的不能走，弄得沒有飯吃呀！
這是在河南，我這個人一著急就說不出來人名地名，那我當時就自個兒問我自個兒：誰做的孽？我們軍人做的孽！
回來我跟我父親說，讓我休息幾天。他說你不要作戰了，你休息兩天吧！
自個和自個打，今天跟你打，明天跟他打，明天又合，後天又不打，打死了那麼多人。我跟你說，我那時候作戰心裡難過得很，我父親知道我。打死的都是相當的佼佼者，剩下的無能後輩，來請功受賞。這要真是有意義的戰爭還可以，這個戰爭幹什麼呢？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明天我跟你又去打他，後天又好了，又去打，這打什麼意思呢？這幹什麼呀？
為什麼打內戰呀？為什麼呢？真正是有目的還可以。
我真是厭倦，我一直厭煩內戰，就是剿共我也不願意剿，這有什麼意思呀？而且彼此都是很厲害的。
我就想自個兒逃了
北伐軍打到河南，我退走時留了一封信，那個時候北伐軍前線大概是白崇禧指揮。我這封信留給誰呢？我的司令部在隴海鐵路，隴海局的負責的那時候還不叫局長，是叫督辦什麼的，我留給他的。這封信我大致還記得，很長一封信，我說我告訴他們幾個事情，我們剩下好多的糧食，我知道糧食不能讓敵人得去，要放把火燒掉的，但是老百姓沒糧食吃，你們拿去賑濟老百姓。大概是這樣，我忘記了！第二點我說那個黃河鐵橋我會炸的，我也知道你們會追擊來的，我把它毀了你一時修不上的。但我沒毀，我沒炸，那橋樑是國家的。第三點還告訴他什麼事兒。有三件事情，我留了一封信，很長的一封信。
我跟你說一段小故事，張發奎你知道不？可惜他死了，他不死你可以問他。
我們倆都到了英國，郭太琦當英國公使的時候，郭太琦請客，給我們倆介紹，張發奎說你不要介紹，我們認識。他說，哎！你們倆怎麼認識？他說我們倆最認識了，他認識我我認識他，就數我們倆打得最凶。
我們倆碰上了，北伐的時候在河南，張發奎說我自從北伐沒碰上過這樣的軍隊，我那個軍隊那天誰打的呢？就是王紀他爸爸——王樹常，第十軍，那打得可真凶了！王樹常和王樹翰倆不是一家子，兩個不一樣，是我兩個大將，一個文的、一個武的。所以我跟張發奎說笑話，說不打不交。
我們從前不認識，就是在英國認識的，後來我跟張發奎很好呀！他還到這來過。
我們有一天，在一個飲茶的什麼地方吃飯，一個他，一個張會堂，空軍的，也是我朋友。我們三個姓張的在那吃飯，過了差不多有三四個月了，我又到那兒吃飯去了，那兒的人說你們三個張將軍，那兩個都沒有了，都沒有了！我說你這意思就是我還沒死呢。他說不是不是。
我們倆很好呀！真的很好！
當時那仗可打得凶，把蔣先生從前最喜歡的一個團長給打死了，後來郝柏村告訴我，說那個傢伙姓蔣呀！是蔣先生最喜歡的一個團長（蔣先雲）。
我那天手底下也陣亡好幾個呢！有一個人讓我心裡很難過，他還是國民黨呢！在我手底下當團長，我也知道他是國民黨，我也不管，我這個人向來不管。過去說我手底下誰是共產黨，我知道誰是共產黨，你要幹你就幹，你憑你良心。
我們打得好凶呐，那打得可真凶，所以我跟張發奎說，我打仗我也沒碰見這麼樣厲害的，說他是“鐵軍”嘛！
打仗這個事兒是這樣的，軍隊的戰鬥力是和你自個統治的關係、首領的關係、編制上的關係、行政的關係相聯繫的，個頭、體格與那毫無關係。
[編者注] 此節戰事發生於1927年5月，張學良信中第三點指“我有些重傷患官兵，不便移動，請貴官本人道的觀念，加以醫救，不勝感激”。王樹常，1885—1960年，遼寧遼陽人，東北軍高級將領。張發奎，1896—1980年，字向華，廣東始興人，國民黨高級將領。郝柏村，1919年生，江蘇鹽城人，國民黨高級官員。
當然，東北軍當年開始的時候（並不厲害），第二次奉直戰爭，東北軍很好，良心話，訓練得很好，那時候郭松齡負責訓練，我訓練兵（訓練得）並不好！等到郭松齡叛變了以後，這個東北軍的訓練就沒有那麼好了，尤其是我帶的東北軍更壞。
怎麼更壞呢？那時候我們東北軍分三派了，一個是張宗昌帶的，一個是李景林帶的，一個是我帶的。那時候東北是發奉票，我們軍隊是給奉票，奉票不值錢呀！我們那餉比人家差得太多了！
要說我們過去失敗不失敗的緣由，我心裡是知道的，可是我無能為力了！怎麼無能為力了？我們東北軍這個伙食，原來軍隊都是當兵的掙自己的錢，就是自己吃自己的。因為經常作戰，作戰的時候就給發糧，士兵們喜歡，願意作戰呀！但回來了，又是你自己吃你自己的。東北軍後來就分開了，就是糧食是糧食，餉是餉，糧食由公家發。後來東北軍沒辦法，我們就發點糧食，我們明明知道軍隊裡頭吃這個糧食是怎麼吃的，比方說這一連人，本來應該一百人，他現在剩了九十個、八十個，他還是領一百個人的糧食，那糧食那錢哪兒去？明明知道就是給他們軍隊上了，所以這樣子慢慢地，就跟咱們軍隊剛到臺灣一樣，你自己去自力更生去，所以這事情慢慢弊病就出來了！
開始時候沒弊病，慢慢弊病出來，就把這個紀律弄壞了！後來的東北軍實在就是腐敗下來了，就是錢的問題、餉的問題。人家張宗昌什麼的都能拿走，他們自己地方有錢；可是我們沒有，還一樣。他們把軍隊都擴充了，我帶的軍隊沒擴充。郭松齡倒戈也是跟這有一點（關係）。張宗昌出去的時候本來是一個旅呀！第二次奉直戰爭的時候，他一個旅一擴編，差不多是好幾個軍；李景林是一個師，一個師就編成三個軍。那麼我們沒有擴編，所以這郭松齡嘴不說，心裡也是難過的。
我的部下都有這個想法。這是事實嘛，我有什麼法子呀！我那時候給我父親出幾個道兒，我父親罵我，媽的，你小子要當督軍，你要想起來？
沒辦法！當然我沒辦法，所以，那時候我有一次就想走了，不幹了，把那東西扔那兒，不做了，我真想不幹了！那時候韓麟春跟我很好，他跟我講，他說要走（也）是我走，你走，你能夠把你的軍隊的事、能夠把你兒子的事扔下走嗎？你往哪兒走呀？
我就想走了，就想出國，自個逃走了，不幹了，不幹這個了！
我什麼都幹，香煙我不抽，抽大煙，那個煙太小。人家是吃喝嫖賭，我是吃喝嫖賭抽，我什麼都幹，我抽鴉片。
我跟鴉片第一次作戰、第一次抽鴉片是因為發火了，氣的。
第五章 不做東北皇帝
東北易幟
我有一首詩，倒是想要告訴你——
謁延平（王）詞：
逆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義抗強胡。
我最得意後頭兩句：
豐功豈在尊明朔，確保臺灣入版圖。
你看出我這詩有什麼意思在裡頭？我是在講我自己呢。
假如我不是這樣，東北不是就沒有了嗎？我和日本一合作，我就是東北的皇帝呀！日本人真請我當皇帝了，真請過我，跟我聲明了，做皇帝！
誰幹的呢？就是土肥原呐。他是王道論呐。
話兒都說明了，我就因為這個跟土肥原說崩了，我就知道東北不得了了！
他一直不死心，那個時候他不讓我跟中央合作：你當東北的皇帝，我日本捧你，日本幫你。
我為這事情跟他火了！
那個時候，奉天負責任的日本人叫秦真次，他們叫特務長官，我把秦真次找來，我說你把土肥原換掉。
土肥原，他不是我的顧問，他是北京政府的顧問，跟我父親來了，就當這個東北的顧問。本來日本“二十一條”裡頭定的是有條約的，說奉天的軍人要有兩個顧問，一個上校、一個上尉，兩個顧問。一定得請日本兩個顧問的，那是訂好的，“二十一條”上有的。
所以，我就跟這個說請你把土肥原換掉的時候，他說你沒有權呐，要不要他你沒權，這是我日本政府的權呐。可把我氣死了！
我這人呐，人家都說我是怪人，說我惹事情，都是這麼惹出來的。
我說我沒權啊！是，他是我的顧問，我可是沒權換呐。那好，我說我有權沒權，我不跟你見面，這我就有權了！
我就告訴我那個叫陳起的傳達，我說土肥原顧問隨時哪個時候來，隨時我都不見，你就說我不見！
當著土肥原的面，我就跟他講，我說你聽著了？！我可以不見呐！我不跟你談話，我不見你，你是我的顧問，我不見你！
你說你讓誰當顧問？他們讓步了！
這問題就大了，就是後來那個日本人被槍斃了！有一個日本軍人跟我很好，這個軍人不講他的名字了，我就叫他。他是空軍的中校，後來他就被派來當顧問。當顧問不要緊呀！我的顧問是他，我們倆處得很好呀！可是後來有人告訴我，說他被槍斃了！
我問過日本人，日本人都說不知道，反正“九一八”事變以後，他回日本去，回去就把他關起來了，日本軍人呀！把他槍斃了！
不久呀！秦真次調回日本去了，土肥原回來當長官。哎呀！我知道這個事情糟了，我就曉得這個問題大了！他回來當特務長官，他不但是沒有下去，還升官了，東北的特務都在他手裡頭，我就知道要有事情了！
我這麼跟你說呀！這個日本人呐，我跟你說我那個時候的幾個人。跟我說實話的這幾個人，一個是當時我的顧問，叫翟山。這個人說了句話，他說，中日衝突不但不是中國之福，也不是日本之福。還有些個人，我先說一個人，他叫什麼，我現在在嘴邊說不出來，日本關東軍的一個長官，還一個關東軍的司令。這兩個人都很好，很想把這個事情搞好，這兩個人的名字我都說不出來了！
那時候，因為東北的大連、旅順條約要滿了，我那個時候就想收回，那個日本強硬派的武官就跟我講，他說我們日本有句話，那個城是用箭射回來的，你擱箭射回它去。什麼意思？那個城呵！我是用箭射來的，你要拿回去，你就要用箭射回去，你想擱嘴要？
可是我就說這幾個人，這幾個人的名字就在嘴邊，不參考我說不上來他是誰了，我們都說得很好！我對他們說，我的主張啊！中日的問題要是不解決，將來總是一件大問題。
當時日本那些有野心的軍人，就想把中國吞併了，把中國整個滅亡了！可是這些有知識的人是有思想的，就像我說的那兩個人。
我對他們說，大連、旅順名義上是我們的，事實上我們是收不回來的，我們沒有這個能力收回來，我們名義上收，大連、旅順都是你們日本人的，只不過說主權是我們的，事實上還是你們管。我們用一種選舉的辦法，讓地方選舉，用選舉的辦法選舉誰當權，就由誰來管理。名義上是我們中國收回，但是大連、旅順就像成為一個公共市一樣。
他們都很贊成，後來這兩個人都叫日本人給弄死了！
一個就是我說的這個關東軍司令官，關東軍的司令官呀！他有一個晚上吃酒，晚上回去的時候就死了！他跟我倆很好，我們倆，相當得好！那這個關東軍的長官呀！文的，也叫日本人給弄死了，不是殺掉了，是把他毒死了！
那麼我再說，日本的公使，那個時候叫大使了，他叫什麼，我嘴邊說不出來，頭一任大使，唉呀！我們倆談得來。再有那個日本的總領事，姓林，叫林久治郎，我在他的領事館呀！差不多談到晚上十二點，倆人談得呀！他說我回東京去一定先把東北的問題解決，我倆談得很好！他回去（的）時候，在旅館裡頭，晚上黑呀！就死了！說他自殺了，什麼人打死的不知道。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知道，這個日本呀！一個國家到了這樣子，不祥之兆就來了，結果它自己把日本自己毀了，哪兒能這樣子辦法。
日本人不是都是壞人，就說那個林久治郎，他是總領事呀！我們倆好！
我跟你說個笑話，他後來來辦交涉，他說，張學良，你先別看，我走了你再看，我把它放這兒，我是奉命而來。他就說笑話，他說我把公文放這兒，你別看，別跟我強嘴，咱倆別強搶，我放在這兒，我奉命來，我放在這兒我就走，你回去你再怎麼答覆你自個答覆去，我不管。
我就說日本人也不是都那麼壞呀！他也真是沒辦法。他跟我講，他說的話是真話呀！他說我們做特務的人都昏了頭。我說怎麼講？他說他們什麼材料都收買，找情報販子，什麼玩意兒都收買。他說我告訴你，別的事情不說，我就告訴你，在我的總領事館，有一個副領事是專門管這個的，你知道他經費多少錢？他的經費比我的領事館的都多，他有十萬塊的特別費，他的特別費要開銷他就得買（情報），他說甚至於呀！你的字紙簍裡撕的字紙他都買。他說那些軍人呀沖昏了（頭），那些真的假的不管什麼玩意，什麼他們都信。
他告訴我一件事，日本給我一個勳章，是總領事給我送來的，日本方面的報紙說，我把勳章拿起來就摔地上了！
這個總領事說，哪兒有那麼回事呀！但是我們的諜報就說你摔地上了，誰給的諜報就不知道了！
所有各省都掛起來了，這個旗呀！是我們被服廠一夜兩天秘密做出來的，我們把旗發出去，所有的旗都掛出來，日本人居然不知道，我就講這段事情。
曲折？沒有什麼曲折，就是他們逼我們不許掛，不要跟南京走。我跟你講過，那個人我佩服他到萬分，就是田中派來的特使——林權助。這個人，那真是外交天才。他本來是誰呀？他是皇太子——就是日本後來的皇帝的老師呀！
哎呀！這個人可會講極了，那他把我講得呀！勸說我好多的話，都是那個時候的話，“不改為父三年之志，可謂孝也”什麼的！
我沒給你講過這段？我總是不給他一個明確答覆，模棱兩可。
到最後呀！這個人好厲害，所以我很佩服他，後來我也想我自己，我感覺我有一點太過於興奮，有一點失言。
在林權助那個事情上，我認為我失言，我自己後悔得了不得，我也吃了點酒。
他要走，回日本去。最後我請他吃飯，他再三逼我，他就跟我講，他說我呀！我這麼大歲數，他跟我父親認識的，他說我跟你父親的關係，又是田中派我來當的特使，奉命而來，你始終不跟我說一句落實的話，竟說這種模模糊糊的。
那意思呀！是說我這老頭子，這麼大歲數來到你這兒，我回去無所交待呀！我沒得到你一句話呀！
我也喝了一點酒，我本來那個時候是不太能喝酒的，喝了一點酒，那麼稍微跟他說了一說，說到最後，我說你老先生替我打算的，替我想的，你想的事情很周到了，比我自己想得都多，我自己都沒想到。
那他很高興，他說很好！
我說，不過有一件事情，你沒替我想到。他說哪件事情？我很願意知道。我說你忘記了我是中國人。
他不講話了，他不但不講話，我去送行的時候，他帶了個隨員還要跟我講，他指指他，不讓他跟我講，不讓他再提。所以我知道我失言了！
我怎麼失言？他回去後就說，以後你們不要想了，用日本那一套，以後不要想這個人。他回去在日本公開發表了，回日本公開地講，他說日本不要對這個人再做什麼打算。所以日本就決心對付我了！我這一句話就失言，我說你沒想到我是中國人，我的意思是我要不是中國人可以，我是中國人呀！所以我說我失言，日本以後就開始對付我了！
有人說我不易幟，自己獨立的話，東北可能可以保下來。那我就變成日本的傀儡了！那東北是大呀！你大概不知道，可是我們完全在日本人手裡，日本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呀！
換一句話說，這句話根本就是很不懂得情理的話，我怎麼責備不懂得情理？我父親為什麼死的？我先問問，為什麼他們要把他炸死？他就是不給他們當傀儡！你要做，你就得當我的傀儡呀！明白這話？
日本要幹什麼呢？對你好嗎？它是要侵吞你呀！
我跟日本人說笑話，日本人我也有好朋友。我說，你們日本人呀！不能夠叫人家跟你合作，我說一句笑話，就好像我有老婆偷你的人，你別吱聲，咱倆就算了，你幹嗎還要誇口，說他媽的那小子他老婆跟我睡覺了！我說你們日本人就愛幹這種事。
你跟他呀！傀儡還要裝得像傀儡樣呀！你要知道，給日本當傀儡，你那個傀儡都不好當得很呐！
說大帥如果在的話，不會跟中央合作，這話那可不一定，那就不知道了！
我就說這個事情，這話也有道理，那時候我父親回到奉天，下面他要怎麼做，那不知道。
我說日本人混蛋，也許那時候操縱我父親能比操縱我容易。他們沒想到我這個傢伙是這樣的。
我現在九十歲了，我也不做政治的事情，我才敢說這句話，誰也沒想到我張學良這個人這麼樣討厭，不論是誰，大家都認為我是個年輕小孩。
你知道，就連楊宇霆他也想操縱我，都想操縱我，（但）我這人不受操縱的，今天說一句話，就連蔣先生也想操縱我，我也是不受操縱的，我到今天我也不受操縱的。我有我自己的主意，我有我自己的見解。那我這人做事就這樣，那時候我也不信基督教，我問心無愧，我就這麼做，我不是為我自己。
[編者注] 1928年6月4日，張作霖乘坐專列經過瀋陽附近皇姑屯火車站時，被炸身亡，史稱“皇姑屯事件”。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擁護南京中央政府。
閻錫山幹不過我
閻錫山這一點這個事情，好像是誰告訴我的，說那個徐永昌講的，他說閻錫山幹不過我，好像是徐永昌對誰說的。
說幹不過我，什麼意思？
我就說閻錫山這個傻瓜，“擴大會議”他偏偏要拉著我，我從來都是模棱兩可的，說給我這個部長，給我那個地位什麼的，我從來都沒明確，我也沒說反對，我也沒說答應，沒答應就等於反對呀！要不怎麼說幹政治呢！我總是模棱兩可的。
他就沒想到，我在那塊兒擺著那麼些個軍隊，那我的軍隊一出去，你看怎麼樣？我在山海關擺著那麼些個軍隊，他一點沒防備這手兒啊！那我軍隊一出去，他不就垮了嗎？然後我就打了個巧電，我打了個電報，武裝調停啊！我就說他沒防備這手兒，如果他要防備，他不能那麼垮了，所以你說政治，幹政治這個事！
他大概量我不會怎麼樣，才那樣做的，這就不曉得了！
這事兒是這麼開始的，閻錫山在開“擴大會議”前，他給我打了個電報，並且我的秘書長還到他那兒去過一回。那個時候，我們對中央不滿，對中央政治上不滿呐。那麼閻錫山就說，咱們兩個人，有這個資格，我們兩個人對中央政府去個電報，去個建議電報。就像今天人們常說的一樣，要改革，什麼事情都要改革一下。
那我給他回個電報說，我贊成你，那你領銜吧！你擬個電報稿子。你擬，我贊成。
等到他擬回來電報稿子，我一看，哎？他就是請蔣先生下野的，這是個什麼事？！我就給他回個電報，我說，你請蔣先生下野，可咱倆說是請中央政府改革，你說請蔣先生下野，那麼他下野，是你幹還是我幹呢？到底誰幹呢？是你要幹嗎？我說，你要請蔣先生下野，我不署名啊！我不署名！
我特意派我的秘書長去他那兒一趟。我說，你這什麼意思呀？你說咱倆開始的時候，來往電報說是諫政中央政府，應該改革，我答應了你，而你怎麼忽然變了？你怎麼要蔣先生下野呢？下野幹什麼？後來，他告訴我的秘書長說，蔣先生不走，你沒法改革。
孫傳芳跑掉幹什麼？殺了楊宇霆，為什麼他就跑掉了？他害怕！
他是這個樣子，我講到孫傳芳了，這人呐，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不甘寂寞。他在奉天當寓公，本來是很好的。
他有一次啊！他到我現在的太太那兒，那是我在外頭的一個家，他就到那去見我。
那個時候就是“擴大會議”要起來的時候。讓他幹什麼呢？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那是“擴大會議”的首領啊！他們讓他到江南去活動，孫當過五省總司令呵！給他一個五省的宣撫使、還是招安使這麼一個角。那麼，他就客氣地問我的意見如何。
但是事實上呢？他是讓我幫他點忙。幫他點人，幫他點槍，他沒有東西嘛，空手而去呀？意思是如此。但他就是很客氣。他那時候腿上還鬧點病，我就管他叫孫馨帥。
我說你問我、徵求我意見，馨帥，你混到現在，你還給閻老西當個別動隊長嗎？他聽了就知道我反對呀！他就沒吱聲。等到“擴大會議”召開了，我一動作，他就更害怕了，他怕我扣他，所以，他就偷偷跑掉了！
這個人，孫傳芳這個人，後來我也看透了！
閻百川那時候他就沒想到我會出兵，他也沒想到我幹那手呀！我的軍隊會派出來呀！所以我說閻百川、馮玉祥他們不夠，為什麼，你們就想你那麼樣，你沒看看我東北那麼些個軍隊在你旁邊待著，我要一動彈你可怎麼辦？他就沒想到這事，他想我不會動彈，那我軍隊一出來他不立刻就完了嗎，就垮了！
就這樣我打了“巧電”這個電報，我的電報就是武裝調停，我那個調停裡頭包含有兩個意思：你不停，我就打你；中央要不停，我就幫著你打中央。你明白這意思不？我這話是兩說的，我就是要中國停戰，不要打仗。我的心裡呀！實實在在反對內戰，反對透了！
[編者注] 1930年3月，國民黨各派反蔣力量發表聯名通電，推舉閻錫山為全國陸海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為副司令。4月，中原大戰爆發。8月，反蔣派在北平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簡稱“擴大會議”，另立“中央”，與南京政府對抗。9月18日，張學良發表巧電，派兵入關，武裝調停，反蔣聯軍失敗。馨帥，即孫傳芳，1885—1935年，字馨遠，山東曆城人。閻錫山，1883—1960年，字百川，山西五台人。
美麗的東北
在松花江裡的魚呀！他們講，小的呀！都要一百、兩百斤，小崽兒，都要好幾個人抬呀！
我最遠到過同江，我為什麼到同江去呢？我到同江一路上還很有意思，很有些故事。
我就跟那個沈鴻烈，我們兩個一起去的。當時在同江，中國跟俄國起了一個衝突，在同江那個地方起了一個衝突，因為界線劃得不清，我奉命去調查這件事情，同江的名字，那個地方真正的名字叫拉河蘇蘇。
我就講這個鰉魚，那時候我父親在呢！有一年黑龍江省政府送我父親一條魚，我母親就要看看這個魚，這個魚是沒法讓看，光把魚腦袋給她抬過來，擱個大簍筐，兩個人就抬著，就看了這麼個魚頭。
我不敢說啊！我隨便這麼一說呵！大概我們吃的鰉魚肚子，就是它的肚子。東北最好吃的就是松花江的白魚，那白魚就跟這個鰣魚是一個味道，但它沒刺兒。
那天誰給我講，臺灣這兒來了客人，主人一般講究吃活魚。我們在東北的時候，一般能吃到的也就是凍的魚，因為那魚出水就死了！
我吃過一次新鮮的，怎麼吃的新鮮的？就是我去調查去了，我們帶著一個船，當時還帶著軍隊，因為那兒有土匪呀！我們走到一個地方，那個地方水淺，船走不了了，就停在那兒了！晚上黑，船不能靠邊，就搭了一個跳板，搭下來。
晚上，有月亮，我就聽我的兵們吵，我就說吵什麼，鬧什麼？他們說看見河裡有個魚，挺冷的天呐，八、九月間了，他們下去就去抓，把這個魚活著給抓上來了，一條白魚。第二天早上，我們在船上，擱白水煮煮，那好吃極了，新鮮白魚那太好吃了！我本來不大吃腥的玩意，所以我說人呐。那個真是美味了，可惜我沒有蘇東坡做首詩的天份。
現在我也很愛吃了，就是沙門，那時候在江上抓到魚，把它扔在邊上，打魚的不要那個魚，把它扔在河邊，現在值錢了，當年沒人吃。那時咱們怎麼樣呢？有那個人，把它撿去，拿到哈爾濱去賣給俄國人。中國人不吃。
所以，吳鐵城說過一句話，沒到過東北呀！你不知道中國之大。
你知道人家管我們東北叫什麼？特別是對奉天人，就是遼寧人，叫“白帽子”，這個“白帽子”，我想大概是從旗人那裡頭說出來的，大概的意思我還不明白，為什麼管我們叫“白帽子”？
當年我對朝鮮人很恨，他們專門給日本人幹壞事，就仗著日本勢力欺負中國人。
你們知道東北人蔘嗎？那採人蔘的，可真是可憐呐，採人蔘的大多數都是山東人，沒有我們土人。到那是冬天去採，不是夏天採，常常就死到（大山）裡頭，迷途呀！他要迷了途，帶的吃的沒有了，他就沒辦法，就出不來了，連凍帶餓就死裡頭了！
對人蔘我父親是內行，他對蔘茸最內行了！
他們採人蔘的人講，說那大雪，那都下得多厚啊！奉天的冬天，你沒到過奉天吧？那冬天什麼都看不見，那都是雪啊！
他採的時候，說看著那個雪，一看那雪有個洞，底下一定就有。他們說挖人蔘不是用鐵東西挖的，是拿竹子和木頭來挖。冬天那很凍很凍的冰，不過在雪底下比較軟一點，就一定要今天把人蔘挖出來，要是不挖出來，說它會跑了！我想那是迷信。
那人蔘都是這麼大，是普通的，差不多都是這麼大，一般的我想有半両到一両這麼重吧！我說不出來。我們那裡講，七両是珍，八両就是寶。八両的很少，我們家有一個八両的，是人家多少年挖到這麼一個回去，送給我父親了，一直在我那個客廳裡，裝在一個匣子裡，就整個擱那兒擺著。
挖人蔘的人苦得很呐，常常就凍死在裡頭。
在東北打獵，那所謂一些獵戶呀！那是另外一種事情了！我們在東北的時候，獵戶他們都是在吉林那邊，對他們都相當怕呀！第一樣，都是槍打得好，他們指望著槍活著麼；還一樣，打獵的人，屁股上都帶著一塊皮子，因為他是坐著打，他們打獵都是坐下打。換句話說，他們也在當土匪。有時候遇上獵戶，就是遇到土匪了！
我當時在吉林邊防軍，那個東北土匪都是在那一帶，所以，後來日本起來、東北抗戰的時候，那時候出名的幾個人，都是在那個地方。他們當年就在那兒，什麼事都幹的，土匪也幹，什麼事都幹。
我們奉天就是這樣，不能說全體呀！差不多都是這樣，就現在這個時候，所謂青紗帳起，晚上女人上炮臺啊！男人睡覺。因為男人白天要出去，所以，女人上炮臺。看外頭有什麼，有什麼動靜（沒）。
那東北的情況啊！我們東北人講，好狗不吃家裡的食兒：就是土匪不搶家裡的。我們東北那兒的土匪大多都是，尤其我家那，都是擱熱河來的。這晚上就來了，來襲擊你了！所以晚上這女人都上炮臺（看著）。
我們講響，什麼叫響呢？這家炮臺很好，晚上這女人差不多都到這家來，女人晚上上炮臺，都帶著槍，拿步槍，躲在炮臺上，假如有什麼動靜，女人開槍，睡覺的男人就都起來了！所以女人都會打槍，都會放槍。
市長風波
我跟俄國打仗，是很自不量力呀！那個時候就很想要施展一下子，不是旁的施展，不是擴張，就是想要把東北的地位提高了，那就必須跟外國人打勝一下子。
我們本來跟俄國打仗，剛開始打勝了，俄國把他們的軍隊換了，換了加倫，後來他來了！那打得慘呐，有一個旅整個全滅了，是一個姓韓的當旅長，整個全滅呀！團長自殺的自殺，陣亡的陣亡，全軍覆滅，都沒有了！
[編者注] 1929年7月，中蘇之間由於中東鐵路權歸屬問題爆發衝突，史稱“中東路事件”。
我那個二弟弟（張學銘），我最不喜歡他，他總是覺得我起來得很快。我就罵我的二弟弟，我親弟弟，他當天津市長，是我最生氣的事情。
我在這個地方發表點秘密，你們兩個人都好寫東西啊！這是我到現在，平生最抱歉、最難過的一件事情，這完全是吳鐵城幹的。
就是因為天津市長、北京市長、青島市長這三個市長，我本來都有內定的人，甚至天津市長我已經內定，是臧啟芳。後來臧啟芳為這件事情很不高興，以後我就跟他開玩笑。本來臧啟芳他自己都知道了，我跟臧啟芳都談過了！
這個吳鐵城啊！他送我人情，但吳鐵城有壞意，我（也）不能說他有壞意。他是一方面送我人情，一方面吳鐵城在東北做工作啊！要拉攏他們這三個人。因為這三個人，一個是我弟弟，一個是周大文，周大文是我玩兒的一個朋友，是給我父親管電報的。我那時候有個秘密的姨太太住在他家，是這麼樣一個朋友，你知道了？那麼這個胡若愚呢！是我那時候到北京在一塊玩兒的朋友。我絕對不想讓他們參加政治上的事情。可是吳鐵城就保薦他們三個了，中央就直接任命了！
本來那時候，就連主席什麼都是我自個兒說了算，不但不能說是保舉，簡直就等於我委任一樣，反正中央承認了！
那麼中央就忽然發表這事，我非常的氣，就想給蔣先生打個電報，給頂回去。
我有這個權呐？有這個力量啊？我再三考慮呀！我想我這要頂回去，他們三個沒關係，吳鐵城這個事兒就不好辦了，老先生當然要火了呀！吳鐵城這一下子就完蛋了！
我再三考慮，就沒頂。
我平生這是最難過的一件事情，就是這吳鐵城幹的事，因為我跟吳鐵城也是好朋友啊！你怎麼幹這麼一件事兒？你怎麼不跟我商量一下子呢？
我想他有兩層意義，一個是送我這個人情，看看我和他們都很好的，他就保舉了！二一樣，他也拉攏這三個，而且他們這三個人也都會點兒外頭的。那吳鐵城拉他們，也許就能知道一些內幕的消息啊什麼的，知道得多，以後好使用他們三個人。
我為這個事情非常難過，到現在我心裡頭還難過。
這事兒和張嶽公沒關係，那時候他不在東北，走開了！就吳鐵城在東北，住在那兒，長住。張嶽公這個人呐，做事兒慎重得很呐，那個人可是穩得很。這吳鐵城就不穩。後來我想想，假如這件事我當初真火了，要那麼一干呐，他們三個是小事，他們三個算不了什麼，可是吳鐵城這下子完了，吳鐵城的前途就完了！
吳鐵城不是蔣先生的人，是胡漢民的。那麼吳鐵城也把中央這秘密的事告訴我好多，那時候我對中央的事兒不詳細呵！那吳鐵城告訴我誰是誰，張嶽公是怎麼樣，誰誰怎麼樣，誰的背景什麼樣。所以我說我要（真）這麼一下子，就把吳鐵城送下來了！所以我就沒法子了，我為這件事非常難過。
我的部下也為這件事很誤會我，人家不知道是吳鐵城搞的，以為是我的意思啊！當時那主席呀什麼的都是我下命令，說誰就是誰。那個時候是這樣的，“擴大會議”完了，北方的事老先生都交給我了，整個兒交給我了！山西的事什麼事兒都交給我了，我要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我怎麼處置就答應我怎麼處置，沒有說不的那個字。我連跟中央商量都不（用）商量，就是我打個電話給中央就是了，那就是那兒樣的。換句話說，那北方整個兒就在手裡。
所以，大家都要來想著幾個省主席的位置呀！
北京的那個市長位置，我好多個軍長都惦記著呢！王樹常就是我的軍長嘛，第四軍軍長，他出任主席。那個於學忠也是我的軍長，出任北京的警備司令。等到那察哈爾的都統，是我的一個旅長啊！旅長出去當察哈爾的主席。所以這個天津市的市長，好多部下都想這個位置。怎麼出來（周大文）這麼一個人呢？那兒誰都知道他是我父親的一個譯電員呐。
北平的市長，我還沒想是誰呢！腦子還沒想呢。
[編者注] 此事發生的時間約在1931年3月，此處的臧啟芳，據張之宇女士考證，應系臧式毅之誤，見《張學良探微》。吳鐵城，1888—1953年，今廣東中山人，國民黨高級官員。張岳公，即張群，1889—1991年，字嶽軍，今四川成都人，國民黨高級官員。
天津原應是臧啟芳出任，臧啟芳原來教我念過幾天書，可因為東北大學鬧事情，我對臧啟芳很不器重，幾乎要把他們都槍決了！我這人要發脾氣，說槍決人家就槍決人家。
東北大學學生鬧風潮，哪兒是學生鬧風潮啊！其實是他們幾個教授鬧風潮。為什麼呢？教授想著一件事兒，沒想到手兒，他們就鼓動學生鬧風潮。我凶得很呐，就到學校去。後來，我那個秘書長老爺給我下一跪，他說你可千萬別幹這事兒，他說那可不能。
我想把他們幾個都槍決了，我沒看過學生鬧風潮，當教授的也鼓動學生鬧風潮的。你不知道，我這人年輕的時候凶得很。
我到東北大學跟學生們說，我這個東北大學的校長，不是運動來的，是你們把我請來的，我今天也有權，你們鬧吧！你要再鬧啊！我說我有兩個手段：一個是我把東北大學解散關門，我告訴你們個明白，你們隨便，你們自己決定；第二呀！我告訴你們，你們再鬧，我可派軍隊來啊！軍隊把你們包圍了，我要使用武裝力量。你們自個兒決定。那學生立刻就老實了，都服氣了！
當時我要把臧啟芳他們四個人都槍決，我那個秘書長就給我下跪，他說，你不能啊！我說，你這是幹什麼？他說，不是，我知道你發脾氣，你真幹呐！你不要發脾氣，你饒了他們吧！
後來我把臧啟芳從東北大學就調到哈爾濱當處長去了，是中東路的一個處長，很好的一個差事。
[編者注] 臧啟芳，1894—1961年，字哲先，遼寧蓋平人，1930年10月曾代理天津市長，後曾任東北大學校長。
和汪精衛的交往
那會兒，中央開會，那我們無聊，盡做打油詩，我不曉得誰做的了：一生豬狗熊，兩眼財權勢，三是吹拍騙，四為禮義廉。
我本來是坐在前頭的，後來蔣先生規定的，按歲數論，六十歲的坐頭一排，我那時候才不到三十歲，二十幾歲，我坐在最後頭，汪精衛在前面，我寫打油詩：少活三十年，座位下三排；沒前我不怕，屁味實難聞！
沒事盡在那兒做打油詩，會開得無聊。
大委員小委員，中委執委常委，委實無聊。
男幹事女幹事，男幹事幹女幹事。
那時候蔣先生有三個詞：死幹、硬幹、快幹。我就寫：死幹硬幹快幹，幹得有趣！
呵呵！不說了，不說了，嚇得這幾位太太都不說話了，一會兒要罵了！
開會大家沒事就寫個條子，你給我（傳），我給你（傳），委實無聊麼？真的是委實無聊！
汪精衛是這樣，你聽我講這段故事，我對汪精衛非常地佩服，我佩服汪精衛。
那個時候是所謂三角同盟，總理先派的代表是孫德升，跟這個很老很老的，姓甯（甯武）的，後來當了共產黨。再後來就是派汪精衛和李石曾。他們來了，我那時候還沒做太高，就是招待他們。
我就跟汪精衛談，他那口才真是一流！我就問他一件事情，我從報紙上看的，因為他的行蹤我很注意，我很佩服他，年輕時候我最佩服汪精衛呀！那些年輕的革命家，李烈鈞、胡漢民呐這些個人。我就問他，報紙上報（道）你過大連，你去吊慶親王，真的嗎？你吊他幹什麼？
他說真的，是我吊的，他說我吊他有個原因。他就告訴我說，我當年被捕，慶親王審的。要殺我，慶親王可以殺我，但慶親王沒殺我。他說，慶親王就跟我講啊！說，你們這革命呀！是有原因的，看我們清朝太壞了，假如你們成功哇，我看你也不能強過我們清朝。
他說的這句話應驗了，我們今天成功了，還真不如人家清朝，弄得這麼糟糕！
我這段說的是真的，我們就是這樣一個關係，來往得很好！
[編者注] 三角同盟，1919年，孫中山與段祺瑞（皖系）、張作霖（奉系）聯合，結成反直三角同盟。
我跟汪精衛倆鬧彆扭，就是一件什麼事？跟汪精衛鬧翻的事是怎麼鬧翻的？後來也沒什麼太多關係，就一件事情鬧翻的。兩個人鬧得很翻。
我在北平負責任的時候，“九一八”事變以後，我在北京負責任，他到北京來了，跟宋子文兩人來的，宋子文是我的好朋友。拿著蔣先生一封信，他說我有蔣先生一封信拿來，那時蔣先生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這封信呢？蔣先生很客氣，就說汪院長到你那兒，跟你談一談，你好好跟汪院長談一談。
我就簡單跟你說吧！他來了，就說現在你的軍隊應該跟日本人打一下。他的主意是讓我們跟日本打一下子。
我就問他，咱們真打嗎？你中央有什麼辦法嗎？他說你要不打，南京政府受不了呀！你打一下子。我一聽，說是不是中央裡有所準備？沒有！能打怎麼樣？一定打敗！那我一聽，為什麼要打？他說首先在外面壓力太大，你呀！軍隊動一動，打一打，跟日本人打一打，做個樣子。要不這樣，政府恐怕就維持不住了！
他們要我跟日本打一下，可以平息國內的反對聲浪。
我說，汪先生你說什麼？我說我張學良從來沒讓我部下給我去打地盤，我利用我部下。你那麼樣做，我問心有愧，我不惜打一仗，拿我部下生命來換你們政治生命呀？那不是我張學良。
我說蔣先生的信是這樣的，蔣先生在信裡讓你跟我商量，蔣先生要給我下命令，那我沒法子，那我就打。你為什麼不給我下命令？他那時候是行政院長，我說你為什麼不給我下命令？你給我下命令，我當然要服從，我沒法子，我非服從不行呀；你既然這個事情讓我自個兒自動，我不幹。你中央是不是有所準備？你真要打，那我打。你不介入，（只）讓我敷衍一下子，舍掉我（那我不幹）。
我說這話就是主題。我這個人呐，我這人說話，有時候一著急毫不客氣的，我說我張學良從來沒拿我部下做交易，犧牲我部下而來換我的政治生命。而且你中央政府的政治生命力，你別找我張學良。
他說，那這是蔣先生讓來的。我說蔣先生的信裡說得很明白呀！是要你和我商量呀！我說如果你中央政府要怎麼樣，他軍事委員會有權呐，他給我下命令發動，我就得發動。他下命令了嗎？你跟我商量，就是要我拿個意見，你要我拿意見，就是你要問我了，你要問我，我就是這個意見。
他就非常生氣，好像是我以行政院長身份來跟你談，你給我碰了這麼大一個釘子。
還有呢？這出事情是我不對。我這人不對的地方，我就說我不對。我晚上跟宋子文出去玩去了，我就沒理他。我跟宋子文倆是好朋友，我們兩個出去上北海玩去了！
他在這件事情上非常不高興：你不好好招呼我，你跟宋子文倆去玩。他為這個事情非常火，回去就辭職了！
那他回到南京，他就辭職了，打出通電來罵我。我也辭職了！但是我辭職中央會挽留，他辭職了就走開了！就這麼樣，兩個人就鬧翻了！
“中央黨部”（事件）以後，他給我寫了很長一封信，他也不客氣，他說，老要張狂少要穩。他是覺得我不尊重他，就是我不聽他的話。實際上是這麼個意思：我來了這麼大個行政院長跟你商量，你給我碰個大釘子！
我從來就說這句話，我從來不拿我部下，利用我部下給我打個地盤，現在我的部下還有啊！你可以訪問我部下，所以我部下現在對我還是尊敬。
我從來沒有這樣，你到歷史上去翻。那個時候我跟我父親南征北戰，我在我父親手底下是個將，讓我打什麼我就打什麼。可是到我自己手裡，你看我打過什麼仗？我自己每次打仗都是為了中央統一。
[編者注] 張學良、汪精衛發生衝突一事，時間在1932年6月。
中央黨部的事情是這樣的，所以有人問我一句話，他說張先生你為什麼救他，你救他幹嗎？我說你問我這句話，就證明你這個人呐，腦子沒有。我說那是霎時間的事情，一秒鐘的事情，我腦子還能想一想？
那天那個事情非常的奇怪，我多少會點武術，我跟你說我最奇怪的就是那天，我們本來先去謁陵，那天的氣氛非常奇怪，那時候蔣先生的那個警衛跟我有聯絡，他說你自己要小心呵！他就告訴我說今天的氣氛非常緊張，他並沒說有什麼事，他也不知道，就是那天的氣氛非常的緊張。
是這麼個事情，現在說起來很可笑。我們總跟這個吳鐵城啊！大家開玩笑，大家都彼此開玩笑。我們那時候年輕，在一塊兒盡扯淡，盡開玩笑，在那沒事等著嘛，都站在那兒。
我是站在那個上頭很高的地方，我們就開玩笑，我們說吳鐵城是林森的乾兒子，開他玩笑。因為吳鐵城當年跟林森在九江待過。
那天，張繼他們幾個老先生在前臺，張繼先生穿花道呢子的一套中山裝，那天這個張溥泉（張繼）穿著黃大呢子中山裝，我們在後頭幾排。在後頭我們就開玩笑，大夥就說，呵！這個張溥泉今天怎麼這麼漂亮！說你看張先生今天那麼漂亮，穿上花道呢子照相了！
大家就開著玩笑，要不然我還不知道是誰，我就那麼看著張溥泉。
這時就要照相了，大家就等著委員長蔣先生。
那天很奇怪，蔣先生沒出來，那天老先生並不是有意不出來，蔣先生沒出來的原因，後來我們知道，他好像是因為閻錫山來大家都鼓掌，而汪精衛進來沒人鼓掌，好像這麼一回事。還有呢？好像他跟那個秘書長葉楚傖不知為什麼，（蔣先生）他罵了幾句，生氣了，火了，他沒出來。他在罵葉楚傖來的，也是因為汪精衛的事兒，也是因為李長浩佈置得不合適，他生氣了！
本來大家在外面等著照相，那他不來了，所以大家就照相。因為沒出來，後來惹出了好多閑誤會。
那麼大家等他，後來說他不出來了，那就照相。一照完相，剛一轉身要走，開槍了！
你知道當年呐，南斯拉夫，那時還不叫南斯拉夫，叫塞爾維亞。他那個王儲到法國去，有一個相片呐，一開槍打，那個員警就拿刀往車上來，人家都往一塊擁擠去抓那個刺客。
咱這好，“聾子放炮仗”，懂不懂這句話？散了！聾子放炮仗，不知道炮仗響了沒響。
這一打槍，大家是“嘩”都炸了，那跑的笑話多了，就別提那個了！
我是坐山觀景，關鍵是我在高處。我在第三層上，這人都跑了，我一個人在那兒看怎麼回事。我一看，霎時間的事，這張繼老先生就跑上去抱住一個人，就抱那個兇手。那個兇手也不是太厲害的，厲害是拿槍打人厲害，別的他不厲害，後來才知道，他是一個左輪槍，他的槍裡呀！裝了三個子彈，也不是四個子彈，子彈是布勞寧的子彈，你也懂得嗎？打出來是一樣打出來，但是沒有力量呐。他大概是買不到，也許是誤會了，一想那布勞寧是鋼的，鋼彈比鉛彈有勁兒。因為布勞寧子彈不能走來福線，不能轉呐。它松啊！小啊！
我就看他抱住了那個人，看得很清楚，這麼抱住，那個人就拿著手槍，這麼打他，他抱著他麼。
哎呀！這個張溥泉他怎麼這麼大膽子，那傢伙拿著槍，他那個槍沒有子彈了，有子彈他就把張溥泉打死了！所以想起來這個事情，那真是！那人家都跑了，我站在那看熱鬧。
哎喲！這張溥泉，我就喊他，就下去幫他忙去了！我下去，我從前學過武，學過一點，不是學得很好，我就上去對兇手先給個絆腳，啪！他就倒下了，張溥泉就撲到他身上，就這麼個經過。
那最難的就是那個照電影的，還在那照電影，他應該把電影照下來的麼。別的人都嚇跑了，都跑了，連員警都跑了，什麼警衛，那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張溥泉兩個人了！
那時候在上海的《申報》，我忘了是怎麼報（道）的了，兩個人不都是北方人嗎？張溥泉是河北的，我是東北的，所以他們就說是北方之強啦！
孫鳳鳴這個人好厲害。後來知道是汪精衛的一個衛士，他給孫一槍，把孫打傷了，本來他沒傷啊！打他一槍，不但打他一槍，還踢他一腳，踩他一腳，所以他就不行了！
孫鳳鳴這個人，可以和荊軻刺秦齊名，可惜呀！
他打了三槍。我跟你說，我這人好研究事情，你要我幹什麼，我大事小事我都研究。我太太總罵我，你什麼事都研究！
我是個軍人，我從軍人的角度來給你解釋，他那是一個左輪槍，他這個槍裡，放了三個子彈，只有三個子彈，擱的布勞寧子彈。他為什麼不擱鉛彈？這個人一定想，布勞寧子彈打得厲害。其實他是個大錯誤，因為布勞寧子彈不能經過來福線，子彈頭小。
可他這三槍，這個人的三槍打的，我給你解釋，汪精衛挨了三槍，一槍是打在這兒，打在臉上，一槍打在背上，打在胳膊背上，一槍打在後頭。汪精衛臉上挨一槍，臂上挨一槍，這個後心挨一槍。你聽我給你講啊！我給你解釋，他這個人怎麼打的。他開手就奔他這後心打的頭一槍，這一定是他頭一槍，啪，他頭一槍就打著了；汪精衛一轉身，他就給他一槍，就沖他的心口，沖他的背，啪，就給他一槍。這個人的槍法打得好，在那個時候他不亂呐，你知道不？你要曉得，你得要明白當時的這個情況，一個人在那個時候，還能夠鎮靜住。你想你研究研究他的槍，頭一槍他就往他的背、往心打去了，正沖他的心打去了，這汪精衛大概一扭身，所以打他背上了，他還是沖他這個地方來的。
那汪精衛大概一回身，他第二槍就來了，就打在他這胳膊上了，都沖他這重點來的。第三槍，汪精衛一回頭，他再一回頭就給他腦袋上來一槍，打他腦袋上了！
你看這個人打的，他並不是在這跟前兒的，都離得挺老遠的，差不多有這麼一個距離。那你就研究他這個人，沉著、穩。他沒梆梆梆梆就亂放，不是那樣子。所以說這個人夠一個刺客。
我是個軍人，可以說他打槍的時候，他拿著這個手槍，手一點沒顫，打得很準，一點沒有猶豫，很沉著，這是拿他這個行動來判斷。
那麼把他逮到以後，問案的時候，我也過去了！他那時已經昏倒了，這是汪精衛的一個衛士幹的，打他一槍，踢他一腳。本來我們要把刺客抓住，因為這個差點沒把張溥泉給打死，這個傢伙過去就給孫一槍。我說你怎麼回事？張溥泉都抓住他了，你還給他一槍，你把他打死？我非常懷疑這個人，當時我在報告裡說我懷疑這個人，要查處這個人，我說都要活捉了，你還打他幹什麼？
那個時候，劉月衡是中醫院院長，劉月衡跟他（孫）講，你不要誤會呀！他說你別懷疑我，我是醫院的院長，我不是跟你過不去的，是醫生，是給你治病的。你現在不能活了，明天你就要死了！他說死就死麼。他（劉）說不是這個意思，我問問你，你死了你怎麼辦？家裡有什麼人，誰給你收屍？就要問出他點兒什麼。
這個刺客，問他話，問他家，他說我沒有什麼人。
那你老婆呢？
我幹這玩意還要老婆啊？
你姓什麼？他都不說。
他說死了你隨便給我扔哪兒，叫狗吃了算了，我家沒人。那麼劉月衡說，我不是騙你，問你家裡有人沒人不是騙你，是問你有人好收斂你的嗎？他說沒有，我死了你就把我扔了！
對孫鳳鳴，我佩服他有幾樣事，這個人真夠一個兇手，夠一個刺客，值得。
誰說他來的目標是對蔣，不是想打汪精衛？這是誰說的？這個人呐，他跟我說明了，他說我專門來刺汪精衛的，跟蔣先生沒關係。
他是怎麼回事，你知道？他是王亞樵的人。他當刺客殺汪精衛的頭一天，那天晚上，王亞樵把太太給他睡一宿。
這王亞樵厲害。後來這個事情證明了，王亞樵是一個殺人的，是被他們廣東人買的，真正的幕後是劉廬隱，是劉廬隱要打的，他要專門打廣東人：宋子文、汪精衛、楊暢卿、楊永泰，都是廣東人，這都王亞樵幹的。王亞樵並沒有目的要打誰，王亞樵是收了劉廬隱的錢，所以那種說法那是扯淡，那純粹就沒有關係。
大陸有個人寫我，他送我一本（書），一步一步地說（這個事），他送我一本，我根本呀就連翻都沒翻，因為我一看就討厭，本來我就看字費事，我就沒看，因為現在臺灣翻的本呀！臺灣翻的東西亂。
所以第一我請求你呀！假如你跟他通信的時候，你替我謝謝他。他是怎麼轉來的我忘記了，上面他還有簽名，交給我的，怎麼來的，我都……因為那個東西我連翻都沒翻。我沒看，當時就是那麼一看，就沒看到那上面有簽的名，我就這麼看一看，是大陸（簡體）字，我就放在那兒了！現在因為你這本新翻出來了，我就看了，他那個序言呀！完了看了第二篇，我現在正看到第二，你知道我看書很費事呀！我現在差不多（要用）25倍放大鏡呀！現在所以我得一個一點小字那麼往下看。
我給你講，現在的人呐，怎麼講，我說這句也得罪你了，就總想胡寫亂寫，毫無根據地，總要顯擺顯擺我能寫東西，他整個就是在說假話，根本不負這個責任。
王亞樵這個人也是很厲害的，他讓刺客頭一天晚上跟他的女人睡覺。王亞樵死也是死在這個女人手裡，後來到了梧州，她把他出賣了，就是這個女人。你知道他的情形？他死就死在這個女人身上，這個女人和戴笠勾結打他，打他的那些人。
實際是王亞樵拿錢，他的背後呀！背後真正的後臺還是胡漢民、劉珍謹，還是他們。目標專打廣東的。
[編者注] 孫鳳鳴刺殺汪精衛，又稱中央黨部事件，時間為1935年11月1日。林森，1867—1943年，字子超，福建閩侯人，國民黨。張繼，1882—1947年，字溥泉，今河北滄州人，國民黨。王亞樵，1887—1936年，安徽合肥人，民國時期著名殺手。
汪精衛這個人，我之前還對他（印象）不錯，後來他當了漢奸了！
我倒是對這個陳璧君，覺得她了不得，那天給你講了沒？
事情完了，把鐵門關上了，大家都跑了，進去了！汪先生他受了傷了，滿臉都是血，擱臉上耷拉血，在那個柱子邊上，就在地上坐著。
我最後才進來，我一進來，汪精衛的太太她出來，跟我走個碰頭，差點碰著，她問，哎！張先生，你看到汪先生沒有？我說汪先生那不在那裡嗎？她看見汪精衛她就過去了，汪精衛就哭了，跟她說，我完了！我完了！我要死了！
這點我佩服她了，我真佩服她了！這個女人啊！你想一個女人看見丈夫挨了槍，而她丈夫說我完了，你想她頭一句話說什麼？那不是做假的，好像人家問我你為什麼救汪？那時候我也不能細想啊？那時候她也沒想啊！她罵汪精衛，她說你剛強點兒好不好？我忘記她怎麼說的了，反正意思是剛強點兒。幹革命的還不早晚有這麼一手？幹革命的早晚就是這個結果！這傢伙多厲害？幹革命的早晚就這個！
你知道她跟汪精衛的關係麼？
當年他倆並不認識，都是國民黨，她救汪精衛。她是一個女的國民黨，並不認識，汪精衛那天要捐軀刺殺攝政王（1910年）。她就答應汪精衛，她說我給你幹一下子吧！你明天要死了，我沒有旁的送給你。她就答應他，本來兩個人不認識，就擱這麼，後來汪精衛就和她到一起了！
就說這個女人也是厲害的，真正夠國民黨的資格。
她坐在我前頭，我不知道汪精衛怕她不，我看著都怕。
這個張嘯林，知道這個人嗎？杜月笙知道嗎？當然他們是幫會的人啊！
杜月笙跟我講，他說你到上海誰也別怕，有我杜月笙。
他給我三個電話號碼，他說假如你這傢伙滿街亂跑，哪天叫人把你卡住（了）啊！你給我打電話。他說你可小心王亞樵，王亞樵並不一定要和你有仇有恨，只要誰要買，給他錢他就幹。他不管誰。
你知道那個故事麼？王亞樵管杜月笙要十萬塊錢，敲杜月笙十萬塊錢。我說月笙這事兒是真的？他說是真的。我說十萬塊錢是你給他的？他說是我給的。我說月笙你怕他麼？他說我怕他幹嗎？我說你不怕他你怎麼給他十萬塊錢？唉！他說漢卿，你可真是，不是我杜月笙低頭，我十萬塊錢算得了什麼？我給他十萬塊錢就拉倒了，我何必跟他找什麼彆扭？何況我給完以後，他就聽我的話了！
我跟杜月笙是好朋友。
我再跟你說一件事兒，我在北方負責的時候，杜月笙找到我了，求我幫點小忙。他跟我說明白了，他說我弄點鴉片煙抽，要到北方來賣，你想法給我保鏢。我說我怎麼給你保鏢？那我不能給你保。我說要不那麼辦吧！你帶的什麼你別說，我也不管，我派車，派我自己的座車，你太太跟你來，我去接你一下就是了！你不要跟我說，你帶的什麼東西我不管，假如有人搜把你搜去我也不管，反正我派一個車把你接來就是了！
我對杜月笙也是非常佩服，因為他是個人物，不能不說他是個人物。
熱河失守：東北軍是我的包袱
湯玉麟為什麼跟王永江鬧得不好？王永江比較好戰。
王永江不是我父親的部下，跟我父親過去沒關係，文人之中，他屬遼陽派。當時我父親的秘書長大概是袁金鎧，是遼陽派的，他推薦王永江的。
王永江相當有名，那時他當警務處處長。我這個事情我記不太清楚了！在那個時候，我父親當師長，湯玉麟是旅長。
按湯玉麟他們的意思，警務處長應該在軍人裡頭（選拔）出來，那忽然出來一個文人當警務處長，他就非常反對。他們不合就是從這兒起的，鬧得很凶呀！
詳細的我不清楚，他們那時候常常開會，大概在會場上鬧起來的。那時我還是小孩子，不太知道，反正湯反對這個事情，當時的情況不說它了！湯回去了，（一氣之下）把軍隊也帶走了，帶了一團人走了！差點打起來，後來他還是回來了，回來認罪。
湯玉麟這個人粗野得很，他外號叫“湯大虎”，糊塗的人我們叫“大虎”、“混人”，不是蠻。
那熱河就是他失守的！
我負責東三省的時候，我最難過的事就是這一件事情，我本來打算要撤換他的，可是我不敢撤換他，為什麼不敢？就是因為當時已經是“九一八”事變以後了，我怕我一動他，他就投了日本人。真沒辦法！
本來，我都預備好了，我在北京預備讓宋哲元當熱河都統，把湯玉麟換下來，可是躊躇再三，終於沒有去做。因為我做錯了一件事，就是殺了楊宇霆。
我自個說，我大錯了一件事，就是殺了楊宇霆。為什麼大錯呢？他怕我麼？他怕我！那你看呐，他怕我調他上北京，他不敢來！他不來，他明白——他怕我幹掉他、殺他！
當年，他們都不怕我，覺得我是個年輕小孩子。待我把楊宇霆殺掉了，他們一看，好傢伙，這個孩子，這麼凶！
當年，我父親有個部下，叫孫烈臣，知道這個人嗎？那個時候，我當整理處參謀長時，我們在一起吃飯。他就說，如果老帥要殺我，一定就是你要殺我、要槍決我呀！他的意思是說，去執行的人一定是我，最後是我去殺他。
[編者注] 王永江，1872—1927年，字岷源，號鐵龕，今遼寧金州人，曾任奉天省長、東北大學校長。宋哲元，1885—1940年，字明軒，山東樂陵人，國民黨高級將領。
湯玉麟失守熱河以後，我當然要放掉軍權，我是失敗呀！
宋子文、蔣先生和我三個人在一起說話，蔣先生看見我，說一句話，就是：現在船上有三個人，這個船上不能載三個人，總得有一個先跳下去。
我說，要跳下去，那我先跳。蔣先生的意思是讓我辭職呀！回來我就辭職了！
誰說我不願意辭職呀！我這個人是扔就扔掉了，當然我不辭職他也沒法子，我這個人向來是拿得起放得下，不是那麼回事。
宋子文我們兩個是好朋友，我跟宋子文最好！宋子文跟蔣先生不和，為什麼不和呢？這話也難說，宋子文的脾氣也很壞，使喚人非常刻薄。
蔣先生對我，實在是很不錯的，要不為什麼蔣先生死了我有副對聯吊他呢。
蔣先生跟我講啊！他什麼話都跟我講，他說，漢卿，我知道你好玩呀！回來你不要再玩了！第二樣，他說你選擇，你出去以前，國內對你都不諒解呀！你選擇你願意做哪樣事情，我給你兩個事情。那個時候一個叫劉黑七的土匪鬧得很厲害，他說，一個（是）你去打劉黑七，一個是你去打共產黨。
那時候還沒給我派職務呢！當時汪精衛的意思是，就讓我當京滬衛戍司令，我自己講良心話我願意當京滬衛戍司令，頭一樣就是可以到上海玩玩什麼的，不想再幹別的，同時我也跟蔣先生說明白了，但是蔣先生他不答應。
這個大概一般人不明白，東北軍是我的包袱。我當時跟蔣先生說，我不想帶東北軍了，所以（要是）我當了京滬衛戍司令，就不能帶東北軍了，我想不帶兵了，不幹了，那是個包袱呀！這個包袱始終是我脫不掉的包袱。到最後，還是緣於這個包袱。
一般東北軍人就是責怪我這句話：你跟蔣先生是這樣的關係，我們是跟你來的，我們現在怎麼辦？無家可歸，無處可去，中央也不要我們，打死了也不能領撫恤金，軍令部的規定領撫恤金，都是回本鄉本土的去領，那我們都回到東北去領？這事兒不講理了吧！
所以，我這個包袱沒法抖了，你明白我的意思？當時我自己是國難家仇，這東北真是我的包袱。後來戴笠跟我講一句話，當年我們都不諒解你說這句話，說東北軍是你的包袱，現在我們也有包袱了，也是一樣的，我這些部下怎麼辦？
[編者注] 日軍入侵，熱河失守，時間為1933年3月；3月11日，張學良發表辭職通電。
墨索里尼小姐
這個端納呵！那個楊宇霆的死也有他的關係，他告密，楊宇霆拉他告密。
他本來是《泰晤士報》的記者，後來在北京辦了一個什麼玩意，他是北京的顧問。後來我到奉天去，就把他帶回奉天當顧問，是我私人的顧問，並不是公家的。私人的顧問沒法子給錢，我就讓他辦這個、辦那個，給他弄兩個錢兒。當年我有這麼兩個英國私人顧問，都是這樣開支的。為什麼要我私人出錢？原因是這樣的，我要是政府請他們當顧問，日本人就會也有要求當顧問，那麼這是我私人的顧問，我私人拿錢，就好推了！
端納後來寫過一個東西。聽說有人把它買去了，我覺得恐怕不可能。有人說是在一個外國人手裡頭。這個東西他買去他就要發表出來了，要賣錢呐，所以說不大可能是買去的。
還有個人，叫什麼來的，他的公司就在我嘴邊我說不上來，他的公司現在還有呢。原來他這個公司在奉天的時候，大概是做進出口的這種生意，在外國買賣中國的東西這個樣子，叫什麼來的這個公司，我說不出來，這個人好像姓李，也是很有名的一個人物。
[編者注] 威廉·端納，澳大利亞人，曾先後擔任過孫中山、張學良和蔣介石夫婦的私人顧問。
我的煙癮和我的這個大夫有關係，我犯了鴉片煙癮，他就打一針解藥。問題就在這兒，開始一天就打一針兩針就行了，後來越打越多。煙癮發作是什麼感覺啊！難受啊！我那時候用句土話說，是活人叫死東西給管著。你要不能跟它應付完了，那你什麼都做不了！
戒煙要靠很大的毅力。我跟你說，不是我吹，一個人如果能把這煙戒了，那這個人就了不得！
我跟你說，煙癮一犯，難受得像什麼似的，那肉就好像沒皮膚一樣，就好像燙了以後沒有皮膚一樣。尿尿、大小便都不敢坐，燙得難受。那滋味呀！
這個人是外國人，德國（裔）的美國人，名叫米勒。他給我打一種藥，我連著三天處於昏迷狀態，什麼都不知道。要是中國醫生，就不敢那麼做。這個人他對我很好！他膽大。我那個部下跟他說，你要是把他治死了，我可救不了你，你的命可就沒了！
這事是這樣的，早先在奉天時代，米勒是孔祥熙認識的朋友，我不認識他。他到奉天為他的醫院募捐。我就幫上他點兒忙，捐了十萬塊錢。後來他用募捐的十萬塊在奉天建了一個小療養院。後來，他又在漢口也搞了一個療養院，我又捐了十萬塊錢。替老先生捐的這二十萬塊錢。這樣，我跟米勒也算是相當好的朋友了！
不過，他後來寫了一本書，說了好多話，其中有一些不應該說的話。
[編者注] 戒毒一事，時間為1933年3月，張學良辭職後即飛往上海，戒毒即在此時。下面說的出國去歐洲，也是在這一年，回國時間是1934年1月。
我跟墨索里尼小姐（墨索里尼的女兒），我倆是好朋友。
她的先生，就是齊亞諾，在中國當公使，後來叫墨索里尼給槍決了！
那時，我正是北方負責人，她到北京來，我招呼她、招待她，就這樣認識的。我陪她出去玩玩，到處看看，吃吃飯，就這樣。
當時沒其他特殊關係，我也沒想到她會喜歡上我。
是這樣子，她有一個秘書，是一個女的，一個義大利小姐，這個小姐告訴我，我才知道。不過她真是對我很好！臨走她告訴我兩句話，那時候我有嗜好（煙癮）。她說，我希望你呀！把嗜好戒掉，積極抗日。就這兩句話。
這個秘書小姐後來告訴我，她說，你這個人呐，簡直是不同凡人！
她走的時候，我派我的車送她到天津口。後去上海的時候，秘書小姐說她在車上大哭一場，我說她哭什麼？她說哭你不理她，你怎麼一點也不理會她，她喜歡上你了！我說她喜歡上我有什麼用呢？她說她是真的，你不理她，她難過了，大哭呀！
我和她是屬於應酬招待，都是一種禮貌上的，人家說了我才知道的，那麼這是一段。
後來我辭退，也到了上海，去戒針的時候見到她。給我戒針的美國大夫米勒告訴我說，每天早晨都有一個外國女的打電話來，問你的情況，問你戒針怎麼樣，身體好不好！哦，我一想，一定是她——墨索里尼小姐。
所以，我後來就跟她到義大利去了，她也是拿專車把我接進去的。到了義大利，後來就待不了了，人家那麼客氣，對我那樣好，所以，後來我就走開了！
我和她沒有關係，完全是好朋友。我對她客氣得很。
墨索里尼對我很好，我見過墨索里尼幾次，我認為墨索里尼說的話也是好話。
我到那兒去，他也知道我身上多少是帶著任務的，他認為我有政治活動。他跟我講，你到歐洲來是沒有用的，現在歐洲自顧不暇呀！中國要想對付日本，義大利一點力量也沒有，我們沒有這個力量。能對付日本的，只有美國，英法都自顧不暇呀！
墨索里尼說得也對。
後來墨索里尼就非常地（發）火，為什麼火了呢？我可惜了當時的那些信件，因為國聯制裁義大利的時候，中國是一腔沒發，同意完全制裁。他說，我義大利對你們中國這麼好，你們還這樣對我，非常氣！回去大罵我，我說我不負政治上的責任。
胡漢民
胡漢民沒有反對我，他不是反對，他當年有誤會。
我到南京的時候，蔣先生對我非常客氣，那我是國民政府的委員，我的秘書長是給了考試院長。
他當時是這樣說的，他說，蔣先生，你不應該這樣子，好像是拿名氣給人家，你好好地，他是年青人呐，你好好地待他。
說起來，胡漢民這人相當正派，胡漢民這人呐！
我給你講胡漢民這一段兒。
我在國外回來的時候呀！經過香港，他的意思是要把我留在香港，他派胡木蘭，他女兒，到船上接我，接我去見他。有他，還有一個叫蕭福成的。
在那兒，他就勸我，不讓我回到南京，我沒答應。他說，你這時候好好玩玩，到廣東、廣西去玩玩，好不好？意思意思。我說，我已經跟蔣先生約好了，我一定回到南京去，我到南京看一看再說。
他跟我講啊！他說汪精衛啊！他罵汪先生。他罵汪精衛罵得比咱們好，這老頭說的話！他說當年呐，在總理面前是我們兩個人，一個是汪精衛，一個是他。他說，總理總是派汪精衛到外頭辦外交，派他做這些事。幹這些事都得說假話呀！不能說真話，他說汪精衛習慣了，跟誰都說假話。對誰都假。他說我老待在總理面前，是什麼話都敢講，什麼話都說。總理也原諒我，我什麼話都說，我也說慣了！
亂鏘鏘說實話，得，惹禍了，再說實話就惹禍了！他那意思就是罵蔣先生。
很有意思的一句話，一個是汪精衛說假話，一個是我說實話，而說實話的，得罪總理呀！也就是說什麼總理（都）不在乎，好聽不好聽的都不管，他說我說慣了，再說就說錯了！很有意思。
“四維學會”是這麼回事情，那個時候我這個人的思想變得也很快，我在歐洲回來了，就主張唯一領袖。那時候的藍衣社不是我，後來老先生答應了，讓我做這個學會，就叫四維學會。
“四維學會”裡頭有一部分是我的人，一部分是老先生的人。那現在還剩下誰了？鄧文儀是，劉健群死了，好像還有個姓劉的，現在活（著）的，還有袁守謙，現在還在的，大概就剩他們幾個了！裡頭最熱心的有個叫什麼喬，現在這個人也沒有了，死掉了！
學會後來沒有多少日子就散了！
第六章 “九一八”與西安事變
要還，就把東三省還國家
我現在要有幾點聲明，你記一下，我都記住了，沒寫下來，就擱我腦袋記著來的，本來我想寫的，我不寫了，你知道我寫東西非常費事。你預備好了，我這兩天覺沒睡好，腦筋不太清。
第一個，說我的二伯父是當土匪被殺的，我跟你講過這段故事嗎？他不是被殺的，所謂土匪，就是因為我的二伯父去報仇去，後來是被判了十年刑，我不知道那個時候前清的規矩是怎麼樣，說是坐獄，他並沒去坐獄，是我二伯父的二伯父，就是我的二爺，替他坐獄了，後來那個人就死在獄裡了！我不知道前清是可以有人替坐獄的，這個我不知道，我不懂。
我的二伯父後來就當了地方的保衛團，我們叫保衛團，是保衛團的團總。他去剿匪的時候，打仗陣亡的，他死的時候我還去了！他是陣亡的，打死的，我還看他的傷了，一槍從這打進去，從這出來。他彎著腰，自個拎著槍，那土匪拿槍打過來的。那一仗裡死了三個人，還有另外兩個人也被打死了！他叫張作孚。這是第一個聲明。
第二個聲明，這個我更是要重要聲明，它那上面講呀！不過後來它也講了一點點，講我回到東北，有很多的為難，就說張作相跟我有競爭的意思。沒這個事情，不但沒有，這個地方我還要特別聲明。
我本人起來，並不是我父親幫的，當然我父親要扶持我了，那上面說我是我父親提起來的，我不是的。完全是張作相把我提拔起來的，完全是他一手把我提起來的，我跟你簡單說，我的提起來的原因是什麼原因呢？張作相這個人對我父親啊！比我自己對我父親都好！我看見我父親對他呀！有時候我都毛骨悚然，那隨便就罵呀！他都已經當師長了，隨便就罵他，他也就是那麼恭恭敬敬在那兒等著。
我講我的歷史了，與別的無關呀！
我在講武堂呀！並不是我有多大能力，實在是那時候講武堂裡都是行武的人，尤其我進去以後也是很努力，因為我這人怕將，將這句話你懂不懂？怕激將，沒進講武堂以前，我父親就說，你算了算了，你別進，你別進，別給我丟臉，你別幹了一半下來，你在講武堂受不了！他也不是激將，也是實在話。
我年輕的時候身體很不好，進講武堂以後身體才好的，那麼我進了講武堂就很用功，那麼我頭一期頭一個月考，我就考第一，那第二個月考，我又考個第一，第三個季考的時候，我又考了第一。不過第三個月考的時候，我沒考第一，季考，一季一季考，我又考第一。
那麼就在學校裡鬧了風頭了，學生就說教官是看我是大帥的少爺啊！
某一天，我們堂上的教育長叫熙洽，你知道熙洽是誰？他是保皇黨的，不過熙洽這個人很厲害的，他是張作相的人。張作相當團長時候，他就是張作相的團副，我們叫團副，現在叫副團長，當年叫團副，他是從日本回來的。當年那時候團副大多數都是像教練官一樣，訓練軍隊。
這個教育長那天忽然上堂來了，就到堂上把座位都給我們調了，調完了就當堂出了四個題，四道題就是和步、馬、炮、工有關的四種題。講武堂是兩堂，我們這個講堂的人，全堂的人就我一個把這四個題給答上來了！那麼教育長就把這個題當堂拿出來給學生看，說我絕不作弊，他不知道我出的題呀！你看你們誰也沒答對、沒答全呀！
因此，我在講武堂就差不多露頭角了、出名了，就因為這件事情。那麼這件事情就傳到張作相的耳朵裡去了，張作相看見我就講了句話，是我們奉天話：有出息呀！
我那時候年輕，才十九歲，並不顧慮一切，後來我才知道他存心了，他就存心要提拔我。簡單地說，所以沒出講武堂，我就當團長了！那時候張作相是27師師長兼衛隊旅旅長，是我父親的總參議，他有這麼三個職位。那這個衛隊旅旅長，他就沒辭掉，所以他就把這個第2衛隊旅的第2團團長的任命給我了，那時我還沒出學校呢。原來的這個團長，他把他調到旁的當團長去了，就讓我做這個團長。
所以我說我是一手受他提拔的，不是老帥，我進講武堂的名義，是因為我是我父親衛隊營的營長，那時候我父親答應我的，你要好好幹，我給你衛隊營營長（做）。那麼我在講武堂當學生，實際上已經是衛隊營長的名義，因為我們那時候都是調去的軍官。
那麼我就當他的團長，實際他那意思就是讓我當他的旅長，我當時是不知道，不明白。我那個團長還沒就任，還在學校，他那旅裡頭有什麼事，都讓人來問我。我那時候年輕，你問我，我就答應呀！參謀長出缺了，他把參謀長也調走了，副團長出缺了，你推薦個人吧！我就推薦。
事實他就是預備我當旅長，我自己當時不知道呀！你要問我，我就說唄，旅裡有事就問我。那我出來了，就任團長，就任也沒幾個月，他就讓我給他代理旅長，他有好多缺呀！他讓我去代那我就代，我給他差不多代了五年也不六年，我才真正當了旅長了！我就說是他提拔我。
那以後，中間的我不說了，他當了吉林督軍，他就保我當27師師長。
[編者注] 此節是張氏針對某本寫他的書上的不實內容，所作的聲明。熙洽，1883—1950年，愛新覺羅氏，1932年曾出任偽滿洲國財政總長等職。
到我父親死的時候，我能接管奉天，那實實在在是因為他，我父親的事情，我可以擔任一部分呀！
那麼在奉天、在那個大的會議場合，我跟你講過這段沒講過？這段很有意思的。
我父親死後，我回到奉天，奉天不光是軍人呀、政治呀什麼什麼與會的人，還有地方的人物，大家開很大的大會，奉天那時候還未跟中央接觸呢！開會就是決定誰來做東三省保安司令，也就是奉天的首領了，那當然應該是張作相。
張作相再三在會場上說，我一講到這，有時候我就想掉眼淚，他講呀！他說大元帥要是好好地去掉，就是好好死掉，那我一定接他的事，那他現在是這樣的遭遇呀！那我一定要你繼承他的事業。他那意思，是說我父親要是好好地死，好好的事情讓我做，我當然就做，那麼現在既然是這樣的遭遇，那絕對讓兒子上來。所以我一說到這裡，我心裡就很難過。
當著眾人的面，他說漢卿，你心裡不要多想，不要，我怎麼樣服從大元帥，我就怎樣服從你。那他是我長官啊！他一直是我長官。但是他也說明白了，他說你要不好好做呀！你要不好好幹，我到屋子裡我拎著你耳朵我打你耳光子。我們奉天都講感情，所以我很難過呀！他不但沒有爭，整個是他把我推上去、推出來。後來大家都通過了！
我當年是有點為難，為難什麼呢？他們都是我的老前輩了，尤其他是我的長官，那我有事情更是不能如意地做呀！當然我有重要的事情，我要徵求他的意見，那有時候他的意思跟我不一樣，我就得為難了！他們是一種很保守的老人呀！那這個事情是有的，但是沒有爭這個事情，那是沒有的。有顧慮當然是有的，這是一個張作相的問題。
我在東北的家產都扔給日本人了，我給你講過這事兒沒有？你要知道我在東北的家產有多大？我沒講過，我在那個時候的錢，雖然不能說稱億吧！反正我有五六千萬家產。日本人把我的家產都要還我呀！“九一八”以後要還我呀！他們弄了三列火車把我的東西都送來了，我那畫都很值錢呀！我跟本莊繁是好朋友，很好的朋友，我上日本也是他陪我去的。他給我寫封信，說你那東西是我花錢給你包上的，都包得很好，三列火車，送到北京正陽門外車站。
他還派來一個人，還寫封信給我。我大火呀！我說你這是在羞辱我呀！我是地方長官呀！我決不拿我自己東西，要還，你把東三省還國家！這些東西，原來在我家裡怎麼擺的，你給我照樣擺好，我自己會拿回來。可是你要不給我拿回去呀！我可給你個羞辱，別說面子上不好，我全放火燒了，我就在這燒了，那時候你的臉上就不好看了，你趕快照樣都拿回去。
我的家產怎麼樣呢？大倉跟我家過去有關係的，我的姐姐跟姐夫去日本都是大倉照顧的，大倉說你把家產託付給我，我給你管理。我說我跟你是朋友，但今天我跟你日本人是敵人。我就是這麼倔強的一個人，因為這個，我的家裡親戚包括父母都罵我說，你這個小子。
我把我那個堂弟槍斃了，他跟日本人勾結。當然抓到證據呀！我沒證據怎麼能槍斃他？日本人給他槍，還給他招兵買馬。他這些事都是在我的家鄉做的，“九一八”事變了，我雖然不在東北，但我東北還有人呀！把他槍決是我派去的人把他打死的。
這個本莊繁啊！我到日本去的時候，是他跟我去的，我們倆相當地好！“九一八”事變，本莊繁他把我的私人的東西裝了三列火車給我送走了，寫一封信，送到北平，打發個人給我寫了封信。我火了就因為這封信，他說我打發來的這個人呐，是我很接近的，否則我就不會派他去了！咱倆是私人的關係，你的東西我送還給你了！
我火就火在這兒，我說我是封疆大吏，我將疆土丟掉了，你送還我的東西，你是給我羞醜，我的東西照樣給我拿回去，原來擺在哪兒你給我擺在哪兒。他自個兒想，你看我花六千塊錢呐，用我私人的錢，我個人的錢給你做包裹，給你送來的。我說你呀！我原來怎麼擺的你給我怎麼擺，我自己會拿。你要還我，首先你要還我土地，我的土地你還給我，我是封疆大吏，你這樣是羞辱我。
他說不拿，我跟那個人說你不拿，我可跟你毫不客氣啊！你別說到那個時候，你給本莊繁丟臉。我就有點火了，那時候在北京的正陽門外火車站，我說我放火都燒了，我說我給你丟臉，不是要跟你作對，是給你丟臉。
這樣就又拉回去了，他就都拍賣了！所以外頭現在有好多東西，都是他給我拍賣出來的。都是我的東西，還有我私人的畫，最要緊的是我的畫，那些畫差不多有幾千件。那個東西呀！我看過別人有一兩件，我才知道他拍賣了，不過他聲明了，他給我拍賣了！那都是我的家產呐。
我家啊！原來跟日本的大倉有來往、很好的。等到“九一八”事變，大倉就出來跟我說，你把你的家財，可以託付給我，我給你代為保管。我說你別客氣，我跟你毫不客氣，（以前）我們是朋友，但今天我們是敵人，我說你願意拿你就拿，沒關係。
[編者注] 本莊繁，日本軍人，曾任張作霖的軍事顧問。1931年8月起任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日本投降後自殺。
我跟你講一個故事，有一個人，也是我的部下，這個人已經死掉了，他很可憐呐。他本來是我部下，我臨出國的時候，我託付我的部下關照他，那時候他跟我當中校，我本來很想提拔他。那我可以說這個人是誰，吳俊升你曉得吧？是吳俊升的兒子，也是我在講武堂的學生。我就想提拔他。
等我回來，他就沒有了，他不幹了，不做了！我就心裡很不高興，我就說我的部下，是不是你們對他做啥了，有對不起的事情？他們說，副司令，你得當面問他自己了，我們沒幹啥。
那麼我到漢口的時候，我就讓他來，就想問問他。
他就很奇怪，一天晚上來的。很奇怪，來了我就心裡奇怪，怎麼白天不來晚上來呢？我問他，我說是不是他們對你有什麼？沒有那你怎麼就走了？他不肯說。我就問他為什麼，我說你就說麼，你跟我講麼。他跟我講啊！他說是這樣，日本人把他的財產都還給他了，把他在東北的財產都還給他了，但有一個條件，不能再做中國的事情，不能給中國政府做事情。
我說那好了，我說你今天出去，從今以後我不許你進我的門，我不認識你這個人。你從今以後你不要再上我的門。我也告訴你，你來了我也不見你。你就因為這麼點兒錢，你就不做中國人了？就因為你這麼點兒錢呐？我說我沒想到你是這麼一個人。
這個人真是可惜了，他趁（掙）的錢、他的家產比我大，奉天他家是第一。他死的時候，一個銅板都沒有，我說當然了！死的時候十塊錢他都沒有，窮死了，你能想像嗎？
他父親是黑龍江督軍，那時候，在奉天也就像這個時候，要辦一個事情，他捐點兒地，你別說他旁的，就是這個，就是他捐點地，這地就有兩個火車站那麼大。
東北地方大，講地都論畋講，十畝一畋，一方是多少呢？一方是三十畋，三十畋就是三百畝。他家大概有五萬方。
為什麼地方大，為什麼？我就講這個歷史，你才能明白。
我們那時候的大家——就是國家也有相當的地呀！——都是蒙古人的，蒙古的王府（爺）、蒙古人，他自己把家裡的地呀！開放賣。本來那個地方，都是蒙古人的地方，他那王爺把地劃出一部分，來賣。他拿一半錢，我們政府拿一半錢。那麼他一賣那就是賣好大一片呀！奉天好幾個縣呐，一賣就出來兩個三個新縣呐，兩個三個縣治呀！
我的事情就是到36歲
人呀！失敗成功不知道，了不起的人一樣會有失敗，我的一生是失敗的，為什麼？一事無成兩鬢斑。
我不是謙虛，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做的一首詩：白髮催人老，虛名誤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雲。張岳公（張群）他總罵我，說這首詩最沒意思。
如果我這一生重新來過？我九十歲了，還來什麼？明年興許就完蛋了！
我給我自己下了一個考語，最近有個好朋友見我，我就跟他說一句，我說你不要再說那個話了，英雄？什麼英雄，泄了氣的英雄了！
現在我自個兒想我自個兒，可以說我失敗！
我年輕時候，做事完全憑我自己，我也沒有跟人商量，有時候很大很大的事，有一兩次我是跟王樹翰商量。我對他還相當的信任，他是我的秘書長，這個人對我也很負責。我從來沒跟誰計較過，全憑我自己。
現在想我自己做的那些事情，我年輕時就是驕傲了！怎麼驕傲？經過幾次大事，郭松齡倒戈，郭松齡倒戈是個很難度過的事情；我父親的死，是我最難度過的。這都是大事，內憂外患，我都給對付了，那我也度過了！後來跟中央的合作，這些事我都做了，我都度過了這些難關，因此，我自己得意得很。那時候蔣先生差不多等於把北方勢力完全交給我了！我常常自個兒說，翻手作雲，覆手作雨，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說有其二，有其一了！北方都交給我了，管理那麼些個省，我那時候才二十八、九歲呀！
所以，我自己現在想起來，是我自己驕傲了，我沒跟人家考慮好了！我從來不像人家，考慮將來這個事情怎麼地，我不考慮，我就認為這個事情我當做，我就做！我就跟你說句話，我有決心的時候，都是這樣決定的：我是不是有私心在裡頭？我是不是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問心無愧？好了，沒有！我問心無愧，我沒有私心！我敢跟你說，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變）沒有私人利益在裡頭，我沒混過與我自己地位、利益有關的東西，我沒有！假設我自個要地位、利益，我就沒有西安事變。我跟你說，我大權在握，富貴在手，我什麼都不要，所以蔣先生也能原諒我。我是管蔣先生要錢，還是管他要過地盤？我沒有！
我犧牲我自己，為什麼？我第一個問題就是不要打了！
蔣先生是原諒我了，不原諒我，他不把我槍斃呀？我到南京是預備被槍斃的，我是應該被處死刑的，我是個軍人，我懂得。我也帶兵，也帶過部下。假設我的部下這樣，我就把他槍斃了！
到南京，我真是都準備好，預備死！我這個人就是這麼一個人呀！我不在乎的，真是不在乎！就是今天我還敢說這句話，當你面說，假如國家要用（得）著我，雖然九十歲了，我赴湯蹈火我不推辭！好事我不幹，假設那個事沒人能幹，沒人敢幹，我今天雖然九十了，我還是想。可是為私人事情，我也不幫誰私人忙，也不幫誰，我就是過去，我也不是幫蔣先生忙，也不是幫誰私人的忙，我完全是問心無愧！
西安事變的時候，（有人）說我放了蔣公是為了給蔣夫人一個生日禮物。
到南京的時候，那我真決心去死啊！南京把我槍決了，我不敢說；要是我部下這樣子，我就把他槍決了！那我對老先生，我要負起責任呐，可以說，大部分的決心我是下定要死了！
他不在了，現在我講，否則，我不講。本來我是決心至死不說出來這個事情的，西安這事，至死我不說出去的，不是因為面子的事情。你問我，我不能不說。
別人說“擴大會議”的時候，我是幫蔣先生的忙。不是！是我的主張，我認為他那麼做是不對的。
我跟蔣先生兩個衝突，沒旁的衝突，就是衝突這兩句話，就是兩句話：他是要“安內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內”。我們兩個衝突就是衝突這點，沒有旁的衝突，一點衝突沒有，旁的沒有衝突。
所以呀！蔣先生的那個秘書，叫汪日章，他說，我從來沒聽見有人敢跟他這樣子吵的！
我跟蔣先生是痛陳呐，蔣先生也罵我，罵得很厲害的！我說，這樣下去，你就等於投降呀！蔣先生說，漢卿呀！你真是，你無恥，咱們軍人從來沒有“降”這個字。我說，你這樣做比投降還厲害，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你這樣子叫人家不戰就把我們中國一點點吞去，你不等於比投降還不如？
蔣先生大罵我呀！我跟他這樣吵呀！蔣先生當時看我的情形很怪，後來也很安慰我幾句。
還有蔣先生幾句話，現在他已經不在了，（否則）我不願意說出來。他一句話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為學生運動時候，我不好意思再說他了，因為我真是氣呀！他說用機關槍打，我說機關槍不去打日本人，怎麼能打學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這句話把我激怒了！
我這個人是這樣子，你別看我太太跟我這麼凶，她可是怕我發火，我要是發了火，我誰也不怕的，我發火會開槍打人的。我真怒了，所以我才會有西安事變。我怒了什麼呢？我的意思是這麼一句話：你這個老頭子，我要教訓教訓你！
我現在已經九十歲了，我就是這麼一個人。我最近我自己發現一個事兒，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歲，以後就沒有了，真是三十六歲，從二十一歲到三十六歲，這就是我的生命。
蔣公這個人，我認為他失敗了！
蔣先生這個人，我跟你講，我不願意批評他。蔣先生這個人很頑固，很守舊的，太守舊了！這麼講吧！我擱這麼一句話批評他，假設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就這麼一句話。他認為我說的事都是對的，我做的事情就應該是對的，他就剩個派頭。
說實在的，蔣先生對我，我暗中想，他對我也相當看得起。覺得我有種？這話倒不敢說，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戰他的權威，我損害了他的尊嚴。
但是，我到了南京的時候，我也說這句話，我當時在西安，我也說過這個話，不曉得西安現在還有人在不在，不過最近死了一個人，還有我的處長都在那兒。我當時就說，好像燈泡，我暫時把它關一下，我給它擦一擦，我再給它開開，讓它更亮。實際上我這樣做，他不是更亮了？
我到南京，他們問我，你為什麼你要自己來送。我說說句不客氣的話，我說那是個泥菩薩呀！所謂首領就是個泥菩薩呀！我把那泥菩薩已經扳倒了，那我只好把這個泥菩薩扶起來。它有靈，拿（它）我腦袋疼，不能不給他磕頭呀！
到南京，我一樣是請罪，（再）一樣我也是讓他維護權威，既然這樣答應了！
那蔣先生也真是說到做到，當時我沒跟他講，現在我可以說，他後來也真是做到了，他沒說假話：我不剿共，我不剿共，跟共產黨合作。
這是他親自跟我講的。不是我當時聽到，我絕不說這話。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他不願意我把這個事情說出來，但這個事情，我現在都可以直截了當說的。
我是跟周恩來見面了，我跟你說，中國現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來，我最佩服他。
這個人，我們倆一見面，他一句話就把我刺透了，他也相當佩服我，你看周恩來說沒？可以說我們倆一見面，我當時我答應周恩來了！周恩來說，如果你能夠做保證，那我們共產黨呀可以放棄掉這些個事情，我們很希望這樣，你能領導，我們更願意。我說我去說服。我自個太自驕了，我說我去說服蔣先生，我可能把他說服了，我負責任，我說我給你保證，如果你們這個條件是真的，都是這樣，不變。他說好！
我說這樣子，我跟蔣先生去說說，我這方面我負責任，你那說的話可算話，大家說話說了算。那也許我上了他們的當也不一定，這話別這麼講，但是周恩來我們倆說得很確實，他說，如果你真能做到這，我們立刻執行計劃。不過，他說，他要求兩個條件：一個，把陝北這個地方還給我們留著，讓我們的後方家眷在這兒待著；一個，你不要把我們共產黨給消滅。這是兩個條件，其餘那我們一切都服從中央，軍隊也交給中央改編。我們當時訂的是這樣計劃。
那麼後來等抗戰時候，我跟蔣先生還請求帶兵呢！蔣先生的秘書長跟我講，他說那就是蔣先生怕你呀！你知道那是拿你當個靈芝啊！當個寶貝，這邊拿著你，那邊也拿著你，怕你跑到那邊去。
那個時候我們想這樣，說好了，閻錫山、東北軍、共產黨都聯合，三方面軍隊這麼擺著，作戰的時候這麼擺著，我們絕對跟你，服從你指揮，跟你作戰、合作，都說好了！
我為什麼跑到閻錫山那兒去呢？西安事變之前，那時候，我已經跟共產黨有聯繫。我就說中央呀——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我說出來我也不怕了，中央糊裡糊塗，他就不知道我跟共產黨已經有聯繫了！和戴（笠）先生我們頭一次見面，他說我真沒想到你會這樣，我說你那些特務淨做些扯淡的事，你“特務”不了了！
閻錫山這個傢伙是老謀深算的，他沒有什麼感情，講什麼同情不同情的。
有人說，西安事變，閻錫山拍了一個電報寄給我，電報裡面說叫我殺掉蔣介石。我沒收過這種電報，我不知道，換句話說，我記得沒這事，反正我沒看到。
我那個時候，你知道西安事變以後，那時候我忙得了不得，應付著各方面的事情，我差不多都好幾天晚上沒睡覺，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了，四面八方的。
所以後來回到洛陽，我就倒頭睡覺了，累得很，太困了！
還有人說閻錫山扯我的後腿，我很生氣，好像本來是大家相同的，後來又怪我不對。這事兒我不知道，那政治這個事是不一定的，他自個要留個地步，不能那麼講，明白嗎？說這話是不懂這個政治。
還有，我告訴你，我還曉得，什麼事都得想揭穿了！
錢大鈞，好是好，但是他繼續做我的參謀長，就不會有西安事變，（則）這個話不能那麼說。晏道剛也不是喜歡不喜歡，錢大鈞也不是喜歡不喜歡的問題。簡單說，我那個參謀長，就是蔣先生派來的一個間諜一樣，這個晏道剛是一個好人，是一個老實人，錢大鈞比他油條。
所以蔣先生對晏道剛很氣，他（晏）並沒事前發現我的事情，那事兒他沒留心，他雖然在這兒也不知道，換句話說，他也沒有那麼注意，他沒那麼多心，就說，他是老實人麼。
那特務就淨胡扯淡，正經事兒他也不知道。CC裡做的更糟糕，後來他們那些個玩意兒我都看見了，胡說八道，根本沒那回事情，他報告的事情都沒有那回事情，那報告的什麼玩意兒？根本花那個錢那真冤枉透了！
所以說，那個時候中央就吃這虧吃大了，所以對各省都沒好感，對哪個省都沒好感的原因，就是他們（特務）在裡頭搞的，中央就信那套，其實人家並沒那個事兒。
我這人用人就不同了，我管東三省，我從來不幹那些事，我做事兒我要疑了你，我就不用你，我用你，我就把全權給你。我向來這樣做事。
所以人啊！我這個基督徒，你怎麼待人，人也怎麼還你，那孟子說的話一點不錯：君之視臣如草芥，臣之視君如寇仇。你怎麼待人家，人家也怎麼待你，你用這法待人，人家開始不知道，慢慢知道了，嗯！人麼，當然人家也是人。
我現在九十歲，你記住我的話，尤其是年輕人，做事情，我告訴你要緊的兩句話：問心無愧。也許我錯了，但是我會聽。我對你們真心。
張學思抗戰的時候（1937年）到溪口去看我，他本來是黃埔的學生，是蔣先生的學生，黃埔十一期的。
那次是這樣，不是談話，那時候我身邊都有特務。那談話也沒談正經事，他談他是共產黨。我看書，他說你不要看那些沒用的書，那不是正經書。那個時候，他很厲害，他說明他是共產黨，他在學校就是，就搞。所以我說，國民黨過去是大失敗，他們同學好多是共產黨。他在軍官學校的時候他就是共產黨，他們叫CP（Communist Party）呀還是什麼CY。
他畢業的時候，本來我是把他推薦到胡宗南的軍隊，那麼他是沒去，他沒去，就跑到東北軍去了！他大概上東北軍要搞什麼，後來他在裡頭鼓搗得很厲害，東北軍後來有好多都跑到共產黨那邊去了！比如現在那個最厲害的呂正操、萬毅。
張學思後來被害死了，就說他是東北幫的首領，那時候就是這個“四人幫”說他是東北幫，就是因為這個。
在我的兄弟之中，我最喜歡這個弟弟，你要知道，我從前說過這句話，我甯給好漢牽馬墜磴，我不給懶漢當祖宗。你懂我這句話？我這個弟弟有骨頭，有骨氣。我那二弟弟我罵他色大膽小。這個傢伙真有骨氣，我的弟弟之中他最有骨氣。
他不但是罵我，我那個三弟，就是他三哥，他倆是同母的，我的三弟在北戴河喜歡一個女人，是一個中國一半外國一半（的混血女人）。你說那個時候找外國人啊！我母親就非常地氣，我的第四個母親，我父親的第四個太太，生他們兩個兄弟的，就拿鞭子打他，讓他跪下，打我這三弟弟，大打一頓。我的四弟弟在那塊兒看，等兩人回去了，我三弟弟就哭，就罵我這四弟弟，說你沒手足之情，媽媽那麼打我，你就不說一句？你不講情呵！你連一句話都沒講，那麼打我呀！你在旁邊一句話都不講。他說我不講話更好，怎麼的呢？我要講的話，我就讓她再打你。
這個骨氣的傢伙，本來我預備讓他在海軍、在東北做，他很喜歡海軍，他鳧水鳧得很好！
全書選載完畢
《張學良口述自傳》
不抵抗政策的真正決策者
胡志偉
http：//hi.baidu.com/sun188cn/blog/item/002d96a4846077f39052eed4.html
不抵抗政策的真正決策者
胡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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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對史學研究的最大裨益，是澄清了對日抗戰“不抵抗”政策的責任屬誰。張學良在離開中國萬里之遙，一再對來訪的中外記者強調：“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就是不要跟他們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避開他……當時咱們對日本的挑釁——南京事件也好，濟南事件也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時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封疆大吏，我沒能把日本看透，沒想到日本會真敢那樣胡來，我事前沒料到，情報也不夠，我要負責任！當年我要是知道這日本是動真格，我這個人敢把天戳個窟窿，我還不敢跟他拼嗎？整個九一八的歷史跟外邊所說的不一樣，他們給我諉過，我不承認，我的過就是我的過！”以致於號稱“史學大師”的唐德剛恍然大悟道：“這個是歷史大翻案啊！我們五十多年來都聽說是蔣介石打電報給你，不讓你抵抗，那這個假造檔造得很巧妙呀！”所謂“銑電”始見於臺灣作家李敖編著之《張學良研究續集》，這一論調延續於李著《蔣介石研究》系列叢書以及李與汪榮祖合著的《蔣介石評傳》。李敖原稱“銑電”發表於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經轉輾摘抄，已被說成九月十六或十二日，連吳相湘、司馬桑敦、黎東方等知名學者都受了誤導。但今年一月份出版的北京《炎黃春秋》雜誌（直屬國務院文化部）上刊載了中共中央智囊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曾景忠教授的長文，徹底否認了“銑電”的存在；該所另一位馳名中外的史學家楊天石也承認，在保存完整的民國檔案中根本未見此所謂“銑電”。張學良晚年多次對中外記者絕口否認將所謂“銑電”藏在貼身或讓於鳳至偷帶到國外保存，使這一流傳半個多世紀的彌天大謊終於徹底破產。
澄清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方針研究的誤區
曾景忠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曾景忠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長期以來大陸通行一種說法：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對日本關東軍的進攻未予抵抗，是張學良“忍痛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命令，使他蒙上“不抵抗將軍”駡名，做了蔣的“替罪羔羊”。研究中存在一些誤區，需要澄清。
1. 蔣介石、張學良之間並非簡單的上下級關係，張學良具有相當的獨立性，他與蔣的意見不同時，對蔣的命令可以不聽，防守錦州問題即是如此。
2. 這一觀點主要靠一些回憶錄作依據，而許多回憶資料的說法存在種種漏洞。
3. 事變前中國一方對日軍挑釁採取“力避衝突”方針，對此蔣張二人具有共識。事變前蔣氏指示對日軍挑釁採取“力避衝突”方針，對事變後張學良實行不抵抗政策不無影響，但事變前“力避衝突” 與事變發生後“不抵抗”方針，二者有明顯區別。
4. 事變發生後，張學良和榮臻等人的電文均證明，是張學良對東北軍下了不抵抗命令。
5.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處置事變的方針，並非可以簡單地歸結為不抵抗政策。國民政府對事變的處置是，訴諸國聯，並準備抵抗。四個月後就發生了一·二八淞滬抗戰，採取的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針。
6. 張學良晚年一再說過，下不抵抗命令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中央政府。
1949 年後，有關九一八事變時中國東北軍對日本關東軍的進攻“不抵抗”問題，大陸通行的說法是：張學良奉行蔣介石不抵抗主義方針。這種觀點遠播，影響及於海外。有的著作批評對九一八事變的處置，國民政府事變前“嚴令張學良所部東北軍不作任何抵抗”，事變發生時，蔣介石又令“東北軍絕對不抵抗”[1] (p124) 。或者說：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向張學良下“不抵抗”命令，張學良“忍痛執行”蔣的“不抵抗主義”方針[2] 。“張學良只不過是不抵抗政策的執行者，蔣介石才是不抵抗主義的發明人”[3] (p172) 。有論者說：日本人佔領了張學良奉天的軍事大本營，張學良遵循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對日本人的進攻，他一退再退， 把整個東北讓給了日本人，在全國民眾的一片唾駡聲中，他又做了蔣介石的替罪羔羊。“不抵抗將軍”的臭名落在他的頭上。[4] (p310) 對東北的淪陷， “張學良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若要把這一切都歸罪於他，則似乎太不公平，因為他僅僅是不抵抗政策的執行者，而這一政策的制定者卻是南京的蔣介石[5] (p81) 。事實究竟如何？ 本文擬就此試作澄清。
一 澄清之一：東北當局絕對聽從國民政府的指示、命令嗎？
所謂張學良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方針，其前提為，將九一八事變發生前後張學良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單純地視作一般的地方與中央、下級與上級的關係，前者是絕對聽從後者的指示命令的。這未免將蔣介石與張學良之間的關係看得太簡單了。
事實上，國民政府1928 年完成北伐，東北易幟後，中國只大致實現了統一。但是這種統一在相當程度上還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實際上，國民政府的號令並不能暢通無阻地行於全國，一些地方軍政勢力擁兵自重、自成體系、各行其是的情況還延續了相當一段時間。特別是有些地方的軍政集團還與國民政府中央發生戰爭，最大的一次是1930 年的中原大戰。可見，北伐完成、東北易幟後國民政府統一全國，並未達到真正完全的統一。而東北當局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亦為如此，甚至比其他地方表現出更明顯的獨立性。
東北易幟前，東北當局與國民政府中央雙方的代表談判了較長的時間，中央政府滿足了東北地方保持相當獨立性的一些具體條件。正如張學良所稱：“餘之願與國民政府妥協者，蓋欲完成中國統一，實行分治合作，以實現東三省經濟和平政策故也。”[6] (p102) 他所要求於國民政府者，即是與中央“分治合作”。奉系軍事集團統治的東北三省，外加熱河省，成立東北政務委員會，統管東北四省政務。名義上，各省官員由中央政府任免，實際上東北各省人事決定權操於東北當局之手，中央政府只是補行任免手續而已。關於在東北成立國民黨黨部問題，東北易幟後仍暫時緩行。至1931 年2 月26 日，國民黨東北黨務指導委員會才成立，由張學良擔任東北黨務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外交方面，總的說權力歸於中央政府，但東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動的情況。1929 年中東路事件後，張學良派代表蔡運升赴伯力與蘇聯談判，於12月22 日訂立《伯力議定書》。此事報告國民政府後，國民政府1930 年1 月30日議決：《伯力協議書》已逾(中東) 路案範圍，不予批准。2 月6 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伯力會議，蔡運升越權瀆職，應從嚴議處[7] (p37) 。1930年11 月12 日—12 月4 日，張學良出席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時，與蔣介石商定，東北外交完全歸中央辦理，而在內部決徵詢張學良之意見。[8] (p528)
軍事上，原奉系軍隊由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統率。奉軍改稱東北軍，四省統一編排。中央政府不能調動其一兵一卒。東北軍擁有瀋陽兵工廠和軍事學校，裝備訓練自成一體，並有航空部隊、海軍，實力強大。東北軍內甚至自詡較中央軍“佔很大優勢”。張學良晚年回憶說：東北易幟之初， “我們奉天軍擁有30 萬兵力，有海軍，還有飛機。蔣介石的軍隊不過20 萬，沒有海軍和飛機。所以從數字上看， 我們佔很大優勢”[9] (p5922593) 。
東北軍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軍事集團。1930 年中原大戰時，閻錫山、馮玉祥和蔣介石雙方都竭力拉攏張學良東北軍站到自己一邊。張學良更借勢自重，坐山觀虎鬥。實力雄厚的張學良東北軍入關，成為中原大戰中國民政府中央蔣氏與“擴大會議” 派決定最後勝負的關鍵。南京國民政府6 月21 日以任命張為陸海空軍副司令一職相請，張遲遲不作表態。直到中央軍打下了濟南，勝敗形勢已經分明，張學良才命令東北軍入關(9 月18 日) ，進行“武裝調停”，基本上不費多大力氣，取得了華北地盤。由此可見，張學良東北軍之獨立性及其在國內軍政大局中之地位，非同尋常。從此，蔣介石對張學良之倚重有加。1930 年11月14 日，蔣介石與張學良磋商北方善後，決定北方政局由張學良全權處理。[10] (p121) 1931 年廣東與南京對立，西南方面也竭力拉攏張學良，張雖然不同於中原大戰時的騎牆態度，但亦偶作曖昧，使蔣介石更須對他倚畀。1931 年5 月1 日，東北軍改編，原則是既與中央軍序列一致，又保持東北軍之獨立，故東北邊防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獨立旅、獨立騎兵旅。[8] (p5542555)
財政經濟方面，東北亦自成體系。諸如興安屯墾，修路築港，財經管理，由東北當局自行規劃和實施。東北軍政費用自收自支。因東北地域遼闊， 物產豐富， 東北財政經濟比較寬裕。[11] (p97) [12] (p120) 自1922 年直奉戰爭後，張作霖宣佈東北獨立，東北一直截留鹽稅等國稅收入。
統稅收入也獨自處理。[4] (p60261) 曾任遼寧省財政局長的張振鷺證實，東北既不向南京中央財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濟東北財政。[4] (p60261) 東北原自行發行貨幣———奉票，1929 年12 月張學良召開東北財經會議，決定奉票由東三省官銀號與邊業銀行、中央銀行、交通銀行四行聯合準備，聯合管理、發行。1930 年初，成立東北金融整理委員會。東北軍取得華北的地盤後，成立河北財政特派員公署， 該署將國稅收入撥付副司令行營軍需處。[4] (p91292)
至1930 年11 月，東北外交、交通、財政移歸中央辦理。12 月6 日， 《大公報》記者向張學良提問：東北財政、交通是否須交中央？ 張學良答：“不特東北，凡北方全部，胥應立於統一政府之下。惟地方當然應有管理建議之權，如東北交通委員會並不裁撤。”[6] (p3892398) 東北之中國鐵路原自行管理，後東北地方與中央政府商定，國有四(平) 洮(南) 、吉(林) 長(春) 、天(寶山) 圖(們)三線交鐵道部，吉敦、奉海、吉會三線由東北管理，國民政府監督。聯繫關內外最重要的北甯路，東北方面反對交中央鐵道部，張學良親電國民政府，稱北甯路難於移交鐵道部管理。有關另一條鐵路大動脈的管理機構平漢鐵路局遷往漢口事，張學良與鐵道部長孫科亦意見相左。[8] (p5242526)
從上述幾個方面均可看出，東北地方當局對國民政府之獨立性的程度。
當年國民政府即認為， “國民政府對東北的統治，事實上是有名無實”[13] (p618) 。國聯調查團通過調查發現，東北當局，“凡軍事、民事、財政、外交，其與中央政府之關係，純系乎一種自願之合作，至必須嚴格服從之各項命令、訓令，不甚忍受於滿洲”[14] (p48) 。自1928 年12 月，東北宣佈服從中央政府，“實則在滿洲之武人統治制度依然存在，與從前無異”[15] (p478) 。雖然這種說法未必很準確，但它確實反映了東北當局對國民政府相當大程度上的獨立性。蔣介石說：“事實上，東北在‘九一八’以前，僅名義上歸屬於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至少可以說非革命勢力範圍以內之地”[16] (p114) 。東北地方當局對國民政府中央相當大程度上的獨立性，自然決定了張學良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非同於一般的地方長官、軍隊將領與國家政府首領、軍事統帥的關係。有的論著說，“東北王”張作霖死後，張學良子承父位，“繼承父業，成為東北王”[4] (p309)。張學良身任東北地方軍政黨的最高職務：東北政務委員會主席，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國民黨東北黨務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於東北地區的特殊獨立地位，即便張氏僅僅擔任這些職務，國民政府中央也是不能輕易指揮得動他的。張學良以地方實權人物，又兼任一些中央職務，諸如國民政府委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更重要的是，中原大戰後，張學良升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1931年1月，國民政府令在北平設立副司令行營。所有東北、華北各省(遼、吉、黑、熱、冀、察、晉、綏)軍事，均受張學良節制。1月16日國民政府通電，自本月1日起，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公文均由張學良副司令副署。[8] (p5372541) 4月19日，副司令行營在北平成立。張學良宣佈：“陸海空軍副司令部為最高機關之一。”[6] (p460) 他還向外國記者宣佈：“今後發出軍事命令時，決定余與蔣介石連署宣佈。”[6] (p462)
有的著述評論說：“1931年張學良在政治生涯中處於登峰造極的時期，在國民政府中的權力居於僅次於蔣介石的第二號地位。”[9] (p670) 確實，在諸多地方實力派人物中，當時張學良的地位之隆、權力之重，均為其他人物所不及。
很明顯，自東北易幟後，蔣介石與張學良之間表面上是上下級關係，後又增添正副手之關係，而實質上他們是各自獨立的軍政集團首領間的平行盟友關係。蔣有什麼指示，往往要與張商量，徵詢其同意。張對中央政府的命令有時服從，有時不服從。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多次請張學良到南京研商方策或出席會議，多數情況下張藉口身體狀況、公務繁忙不肯赴南京。12月間，日軍向遼西進逼，進攻錦州，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介石、宋子文和外交部長顧維鈞多次命令或勸導張學良，不能從遼西撤兵，要對日軍的進攻進行抵抗，但張不聽，還是自行撤兵。張學良不是凡南京政府指示他都執行的。試想，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如果張學良執意抵抗，中央政府即使不同意也阻止不了他抵抗;相反，中央政府命令他抵抗，他卻不服從、不抵抗，防守錦州問題即是如此。正因為如此，一些學者認為，張學良“作為奉系軍閥的後代，尚有相對而言的獨立性和抗禦蔣的實力及脾性”[17] 。蔣張二人形式上是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的關係，實質上卻是“平等的同盟關係”。“中央無法強迫張學良做他不願意做的事情”，張對東北有決策方面的許可權。[4] (p60261)
二 澄清之二：能輕信回憶錄的記述嗎？
有關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抵抗”方針決策責任的判別，有些論著往往依靠某些回憶錄作為憑證。殊不知，並非所有的回憶錄都是準確可靠的。回憶錄或因年代較長，回憶者記憶有誤，或有感情因素，有意褒貶，均在所難免。對於回憶資料中真偽雜陳的情況，需要認真考訂核實，不能不加查考，隨便拿來就用，否則，容易發生以訛傳訛現象。有的論著引證曾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之回憶：“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將軍在北平，一夜之間十幾次電南京蔣介石請示，南京方面卻若無其事地十幾次複電不准抵抗，把槍架起來，把倉庫鎖起來，一律點交日軍。”[3] (p173) ① 前已分析，東北當局對中央政府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特別在軍事方面。張學良身當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只居蔣介石一人之下，而蔣氏對他也不能隨意指揮。9月18日，蔣介石離開南京，南京還有誰能對張學良發號施令呢？況且，命令這樣具體，讓東北軍“把槍架起來，把倉庫鎖起來”，而且“一律點交日軍”，指揮到這樣具體的程度，有這種可能嗎？一夜之間，十幾次請示，十幾次複電，有這種必要，有這種可能嗎？而從顧維鈞回憶和張學良副司令行營秘書處機要室主任洪 等人的回憶，張學良是19日才致電南京報告瀋陽事變情況的。國民政府中央得知瀋陽事變的資訊，是在19日，這也可從國民黨中央臨時會議的記錄和邵元沖日記等資料中得到證明。總之，郭維城的回憶漏洞很多，難以憑信。且不論九一八事變當夜，張學良“十幾次電南京”請示的說法，多麼難以令人置信，只說一點即可知其不確：當天夜裡蔣介石本人根本就不在南京。蔣氏於事變發生的當天(9月18日)乘艦前往南昌督師剿共。[7] (p126) 19日晚，在南京之國民黨中央黨部召開臨時會議，決定“電請蔣主席回京(南京) ”[13] (p275)。再如，另有一段回憶錄說：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在南京軍事法庭上辯護說：“過去國人都責怪我出賣東北。現在我要讀一封蔣委員長給我的電報，請大家看看我是不是抗日。”說著，從衣袋裡掏出個小錢包，從中拿出蔣介石的電報，宣讀，大意是：瀋陽事變，命令張學良不抵抗。[3] (p173)這段回憶固然具體生動，甚至說到張學良“從衣袋裡掏出個小錢包”這樣的細節。但是，它絕不可靠也是很明顯的。當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等軍法會審庭審判記錄的檔案資料已經公佈。查閱已公佈的審判記錄，在張學良回答軍法會審判庭提問的辯護詞中，絕無這一內容。這次軍法會審庭審判的主題是西安事變問題，當問及：“黨員官吏向中央建議，向有一定程式..君既有所主張，自應婉詞向中央及蔣委員長陳請採納。
乃平日未曾向中央有所建議，突然出此(指兵諫)，有何辯解？”張申辯：“我曾將我們意見，前後數次口頭及書面上報告過蔣委員長”，因“我們痛切的難過國土年年失卻，漢奸日日增加”，“無法表現意見於我們的國人，也無法貢獻於委員長，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領袖容納我的主張”。張表示：“中國抗日非委員長領導不可。”他指斥的是“親日者之障礙高過於抗日者之進行”。他申辯時未將矛頭指向蔣介石，而是“信崇蔣先生之偉大精誠”，要“恢復及崇高領袖之尊嚴”。[9] (p4752476)這是張氏申辯的基調。張學良怎麼會拿出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電報(假如有的話)，來證明自己是抗日的呢？而且，這次軍法會審庭審判長李烈鈞和審判官鹿鐘麟二人，在回憶這次對張學良的審判經過的文章中，對蔣介石均有不滿之辭，甚至指斥那次審判“簡直是演戲”，蔣介石對張學良，“幕前看到的都像是大仁大義，寬大為懷，可是幕後所幹的卻盡是陰險毒辣，窮凶極惡”。“組織高等軍法會審的一幕，看來好像尊重法律，煞有介事，揭穿來講，無非是蔣介石玩弄的一套把戲。”而對張學良在受審時的表現，他們二人的回憶文章中頗有讚譽，如說：“張漢卿態度光明磊落，對話直率，無所畏懼。”張“神色自若，直言不諱，侃侃而談”，“不愧為張作霖之子”。他們甚至在回憶錄裡，將張氏在申辯中以民初李烈鈞在湖口反袁與西安事變中逼蔣相比擬，面質李烈鈞本人這段情節都寫出來了。[19] (p2932301) [20] (p2912300)如果在審判過程中，果真有張學良將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電報拿出來宣讀，李、鹿二氏絕不會不將這一段頗有戲劇性，而且是揭露蔣介石的情節寫入他們的回憶錄中的。因此，將這些資料對照一下，我們可以判定，所謂回憶張學良在南京受軍法審判的過程中，掏出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電報宣讀的那個資料，誠不足信。
與郭維城回憶相近，還有荊有岩的回憶：事變發生後，榮臻(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打電話報告北平副司令行營。行營當即請示南京，得蔣介石指示：不能打，並已經由王正廷(外交部長)報告國聯。南京接電話者為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熊斌，電話由南京轉牯嶺。蔣一再指示不要抵抗。[21] (p117)荊的說法，似乎彌補了郭維城說法的一個漏洞，講清楚了蔣介石九一八之夜不在南京。南京接電話的是軍事委員會的熊斌，由熊斌向蔣介石請示後，再向北平轉達蔣的指示。可是，荊氏回憶錄越說得這樣具體，漏洞也越多。
第一，9月①郭維城回憶載《東北日報》，查對原文，引據書中引文內“南京方面”，應為“而蔣介石”。報導中還談到郭維城將軍說：“蔣介石(命令不許抵抗的)這些電文(報)，一直到現在還保存著。”出處見參考文獻[ 18]。18日夜裡，蔣氏是否在牯嶺，就成問題。蔣氏9月18日乘軍艦從南京出發，當天夜裡能否就趕到廬山？
第二，據可靠記載：“蔣介石於19日乘艦至湖口，換船，經鄱陽湖，至南昌。”[7] (p126)蔣氏18日根本就沒有從軍艦上下來，根本不會上廬山。第三，國民政府最早也要等到19日才得知瀋陽事變的資訊，然後才可能由外交部長王正廷指示中國駐國聯代表，向國聯報告日本軍隊在東北向中國進攻。怎麼可能在18日夜裡就會說出已經由王正廷報告國聯呢？這顯然是事後瞭解到王正廷指示報告國聯等情節，硬將它安到回憶九一八之夜的情況中去的。所以，這些回憶均與歷史事實不合，不足憑信。
有不少回憶錄的作者並非某一事件的當事人，但也對某一事件說得有聲有色。對於這些情況，引用時更要留心。有關不抵抗主義的責任問題，馮玉祥也有一段說法：“日本人佔了東北，蔣介石也沒有什麼辦法。果然在‘九·一八’這天先把遼寧的北大營佔了，接著又把遼寧省城佔了。張學良的參謀長由遼寧打電話報告張學良，問張怎麼辦。張正在戲園子看戲，才打完了嗎啡針，張回答他的參謀長說：‘日本人要佔什麼地方，隨日本人佔，我們是不抵抗主義。’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張請示過蔣介石，蔣對張學良說：‘無論日本人佔什麼地方，都隨日本人佔，我們是不抵抗主義。’蔣說：‘這話是我說的，但你不許對別人說。’當時的全國輿論，因為張學良說的不抵抗主義，大家都攻擊張學良，但張學良有苦說不出來。”馮玉祥這段說法，出自其《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這本書，是馮玉祥將軍和蔣介石在政治上分手之後，在美國口述，並由其夫人李德全筆錄而成的。”[22] (p27)馮氏所述蔣介石對張學良的話，不知是張學良親自對他說的，還是他從別人那裡聽到的，其可靠性也很值得懷疑。馮氏與蔣介石的關係，前後反復，至抗日戰爭勝利後到美國時，他已與蔣徹底翻臉。馮氏對蔣的言行所作論述似難憑信。從前述“不抵抗主義”一語的起源看，系出自臧式毅和榮臻致張學良電，而非首先出自蔣介石或張學良。馮氏所雲，顯然不確，因此也很難以其為據。
一篇敘述杜重遠事蹟的文章說：“‘九一八’事變之夜，他(指杜重遠)和一位老前輩孫季賢先生正住在天津交通旅館。據孫老先生回憶說，當時天津電話局會計主任李桂五邀他二人旁聽(北)平沈(陽)間電話，張學良正傳達蔣介石的反動命令：‘有抵抗者，開槍者，槍斃，這是蔣委員長的命令。’”[23] (p248)天津電話局會計主任竟然邀請客人偷聽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張學良顯然是軍事機密的電話，這一情節著實驚人，也真不可思議。張學良與瀋陽東北邊防公署間的機密電話能讓電話局偷聽嗎？偷聽電話時，是一人聽再轉告其他二人呢，還是放大電話的音量三個人同時聽呢？他們是九一八那天夜裡一直在偷聽北平與瀋陽間的長途電話，偶然聽到張學良下令的電話嗎？否則，當時他們怎麼知道張學良要向東北軍部下通電話下命令呢？命令中“有抵抗者，開槍者，槍斃”，話說得這樣斬釘截鐵，這樣嚴厲，對不執行不抵抗命令的將士竟這樣懲處。蔣介石能對東北軍下這樣的命令嗎？這段回憶編得都有點荒唐。
三 澄清之三：“力避衝突”與“不抵抗”方針相同嗎？
九一八事變前，日本有意製造、利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煽起反華浪潮，為發動武力侵佔東北作準備。中國政府對日方的挑釁採取了“力避衝突”的方針。蔣介石與張學良對此具有共識。蔣氏“力避衝突”方針，張學良加以貫徹執行。這一“力避衝突”方針，對張學良事變發生後實行“不抵抗”方針或許不無影響，特別是在事變剛開始爆發，還未能判別關東軍製造柳條湖炸軌和進攻北大營，與此前屢起釁端的不同，尚誤以為是尋常故起釁端之時。但事變發生前預防日軍借挑起事端發動武裝進攻的“力避衝突”方針，與事變發生後，應對日軍的武裝進攻和佔領而實行的“不抵抗”方針，這二者是有區別的。
但一些著述偏將這兩者混為一談。例如，應德田的回憶說：“事變後一二天，面臨國家危亡的緊急關頭，當張學良將軍正在考慮如何採取對策的時候，接到了蔣介石命令他不准抵抗的緊急密電：‘瀋陽日軍行動，可作為地方事件，望力避衝突，以免事態擴大。一切對日交涉，聽候中央處理可也。蔣中正。’(這封電報的內容，是後來在西安時張學良將軍親口對我說的。一次，我與他談到聯共抗日問題，他說，關於抗日問題，‘不抵抗’的罪名無論如何加不到他的頭上，並向我口述了這封電報的原文。) ”[24] (p11212)
應氏早年由張學良保送公費留學美國，九一八事變後才回到國內，1934年後在東北軍總部任職(上校，參謀，秘書室負責人)，是張學良手下的少壯派核心人物，參與發動西安事變的機密。他回憶張學良轉述蔣介石致張學良電報的內容，是否準確，不得而知。但從時間看，應氏所稱蔣致張學良電報命令不准抵抗，是在“事變後一二日”。可見，不是事變發生當時，蔣介石命令東北軍不抵抗的。事變後一二日，當為9月19日或20日，當時蔣氏剛剛得知事變發生的資訊，尚未回到南京。蔣9月21日回到南京前曾致電張學良，讓他到南京共商處理事變對策(後張未赴寧，而是派萬福麟、鮑文樾到南京聽候蔣的指示的)，在這一過程中，蔣是否會對張發密電指示方針，亦很可疑。而從內容看，應氏所述電報指示，仍與事變發生前所說相同，即“力避衝突”。這也不符合事理，因為這時已不是“避免衝突”，而是如何應付日軍的武裝進攻和佔領了。不知是否張學良自己將“力避衝突”與“不抵抗”混為一談，或是應德田將張學良所述事變前蔣的指示誤植到事變發生後了。總之，“不抵抗”與“力避衝突”性質不同，應德田的回憶即使確有其事，也不能證明事變發生時張學良實行的“不抵抗主義”方針，是出自蔣介石。
再者，應德田回憶有關九一八事變後一二天蔣介石命令不准抵抗的電報事，是在西安事變前夕張學良親口對他說的。西安事變發生前，在是否停止剿共軍事問題上張學良對蔣介石有一股怨氣，在述及致使他和東北軍痛失家園的九一八事變時，他是否也帶有情緒，此點似乎不能排除。如果張學良確實講到過，“‘不抵抗’的罪名無論如何加不到他的頭上”，也未免是推卸責任了。且不管蔣介石的責任如何，對於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對日本關東軍的進攻不加抵抗，丟失大片國土，張學良本人無論怎樣都難辭其咎。連認為蔣介石應負不抵抗責任的東北軍高級將領何柱國也是承認這一點的。何柱國說：“東北軍的不抵抗，蔣介石固然要負主使之責，而東北軍自己也並不是沒有責任的。”[25] (p53) 有關事變發生前，蔣介石曾下令張學良，對日本軍隊可能發生的進攻，施行不抵抗政策，這方面的回憶錄，最重要的，是當年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秘書處主任洪 和東北軍旅長何柱國二人的回憶。洪回憶：1931年8月16日蔣介石曾致張學良一電(稱“銑電”)，謂：“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與民族於不顧。”張學良曾將此電轉知東北各軍事長官一體遵守。[26] (p24) 何柱國回憶：9月12日，蔣介石曾由漢口乘專車來石家莊，張學良自北平乘專車前去，二人在專車上晤談。當時何駐防石家莊，擔任其二人會晤之週邊警戒。會晤後，張氏告何：日軍可能要在東北動手，蔣氏要求張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們回擊了，事情就不好辦了。明明是日軍先開釁的，他們可以硬說是我們先打他的。他們嘴大，我們嘴小，到那時就分辯不清了。[27] (p66) ; [23] (p264) ; [28] (p2102217) 如果這兩則回憶屬實，也是在事變前命令東北軍避免與日軍衝突，免予日方藉口，遂其擴大事態、發動武裝進攻和佔領的狡計。此與日軍發動武力進攻之事變發生後，仍命令東北軍放下武器，毫不抵抗，任憑日軍宰割，尚不相同。九一八事變時正在北大營的東北軍第七旅團長王鐵漢，事後對“不抵抗”問題作過分析：當時榮(臻)廳長、王(以哲)旅長何以下令‘不抵抗’？根據二十一年(應為民國二十年)的日記，知道‘不抵抗’出自“不與抵抗”的‘魚’電，那是二十年八月六日(應為九月六日)，張司令長官從北平發給榮臻廳長的。原電：‘查現在日方對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分容忍，不與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當夜事變發生，榮廳長用長途電話向北平報告的是十時三十分鐘以前的情況，那時日軍只是炮擊北大營，瀋陽及其他各處，都沒有變化。張司令長官基於累日日軍演習司空見慣一點，仍令遵照‘魚’電批示辦理。等到瀋陽當局發覺日軍大舉進攻，再向北平請示，電話線已被日軍割斷，雖改發無線電，但輾轉到達張氏面前，已是十九日上午，日軍業經佔領瀋陽，實已超出‘尋事’的範圍太大。現在回頭想起來，‘不與抵抗’系以(日方)‘尋事’為條件，當不會以‘佔領’為條件。如果北平當局所得為‘全面佔領’的情況，究竟是否仍令遵照‘魚’電，應有問題。這就是說，‘不抵抗’似由於情況不明及通信不靈而促成的。..當時在瀋陽的軍政負責人員，昧於情勢，事前未能提高警覺，來防備敵人的侵襲，臨事未能適應情況，作權宜積極的措施，遂於倉皇失措中以‘不抵抗’應付問題，實為一件最大的錯誤。既系敵人‘攻佔’而非‘尋事’的情況，就不應作消極的‘不抵抗’之處置。倉皇中以‘不抵抗’來應付問題，實為一大錯誤。[2] (p2882289)王鐵漢身為一名團長，對上層決策未必瞭解。他敢批評當年在東北瀋陽的軍政負責人員，未批評蔣介石與張學良。但他將事變前遇有敵人尋事(挑釁)，力避衝突，“不與抵抗”，與事變發生後敵人已開始進攻“佔領”，仍命令“不抵抗”兩種情況作出區分，應是有道理的。其實，遇敵尋釁，忍讓退避，決不先開火，是為事發前確定之“力避衝突”方針;至事變發生之後，遇敵開火進攻，不加還擊，甚至讓出陣地，是為“不抵抗”;至己方已被敵攻，反而自解武裝，即發生傷亡，亦不還手，“束手繳械”，讓出營房城池，任由敵方佔領，這是徹底、絕對的“不抵抗”，是“不抵抗”的極致，即所謂的“不抵抗主義”也。我以為，“不抵抗”與“不抵抗主義”沒有界限，只是後者為前者發展至極端而已。但“力避衝突”與“不抵抗主義”有別是顯而易見的。對於事變前，蔣介石主張對日軍挑釁“力避衝突”的回憶資料，臺灣學者劉維開撰文考析，洪鈁回憶中之“銑電”，不僅大陸無原始檔案作證，即臺灣所藏《蔣中正總統檔案》中亦查閱不到根據。他認為：“洪鈁的回憶是否正確，則是一個疑問。”而對何柱國之回憶，劉維開亦考訂：9月12日蔣介石整日在南京活動，並未有至石家莊之行程;從蔣、張二人當日的活動看，二人幾乎不可能有時間見面。[28] [29]顯然，這些回憶資料的準確性猶需考訂核實。
四 澄清之四：究竟是誰下達的不抵抗命令？
有些學者將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和張學良的兩段文電連在一起，試圖論證：“張學良是不抵抗主義的執行者，無論九一八事變前或是九一八事變後，都是蔣介石給張學良下達的不抵抗命令。”他們寫道：“9月23日，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發佈的《國民政府告全國民眾書》中說：‘已經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避免衝突。’9月24日，張學良致蔣介石、王正廷的急電中，已經隱諱(晦)地說清了這個問題：‘先是我方以日軍迭在北大營等處演習示威，行動異常，偶一不慎，深恐釀起事端，曾經電令各軍，遇有日軍尋釁，務須慎重，避免衝突。當時日軍突如其來，殊出意外。我軍乃向官方請示辦法。官方即根據前項命令，不許衝突。又以日軍此舉，不過尋常尋釁性質，為免除事件擴大起見，絕對抱不抵抗主義。’這個‘官方’只能是蔣介石，因為蔣介石是全國陸海空軍總司令，張學良是副司令，張學良只能向蔣介石請示，是不言而喻的。”[30] (p30231)這段論證存在不少問題，須作討論。一是猛一下從時間看，國民政府發佈的告民眾書在前(9月23日)，張學良致蔣介石、王正廷電在後(24日)，這一敘述容易使人誤解張學良因執行國民政府“避免衝突”的指示而抱不抵抗主義的。然而，張學良24日電中所述是9月18日夜之事，遠在國民政府告民眾書發表之前好幾天。須注意者，看這段話時不要按語句的前後順序將事情的前後順序弄顛倒了。
二是事變前避免衝突的方針對事變後實行抵抗可能不無影響，但二者性質不同，前已論及。而且，事變發生後“避免衝突”的指示，顯為對“全國軍隊”遇到可能發生的日軍挑釁情況而言，至於東北，那裡已經發生衝突，而且日軍已經大肆進攻並佔領許多城市了。
三是說“官方”只能是蔣介石”的解釋頗值得商榷。張學良電文第一句“先是我方..曾經電令各軍..避免衝突”，應指張學良和東北當局“電令各軍”，因為只有張學良才可能直接對東北軍各部下令。當然，這裡主語“我方”，是相對於日方，強調指中國一方。力避衝突，本是中央政府的意旨，張學良亦同意此主張，並下令執行。故“電令各軍避免衝突”，即東北當局按照中央指示下令之意。如“官方”指蔣介石，後面“官方根據前項命令”，就只好理解為蔣介石根據張學良和東北當局的命令了。這在邏輯上顯然是說不通的。合乎情理的解釋應是相反，“官方”應為張學良和東北當局，電文內容就解釋得通了。就詞義而言，“官方”系相對於民間之意，並非專指中央。當年通用的語言，地方當局也是可稱作“官方”的。這裡且舉一例佐證。《申報》曾載：“太原8日專電官方接京電，中央將於太原設西北政治分會，任閻為主席，明令日內可發表。”[31]官方即指晉省地方當局也。四是引述者解釋“官方”只能是蔣介石的理由是，“因為蔣介石是全國陸海空軍總司令，張學良是副司令，張學良只能向蔣介石請示”。這也說得似是而非。蔣介石固然可以被稱為“官方”，張學良身為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東北軍政領導人，為什麼不能被稱作“官方”呢？張學良固然可以請示蔣介石，東北軍內部亦可請示張學良。張學良既擔任陸海空軍副司令這一全國性職務，同時他又是東北政務委員會主席、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東北軍完全可以向他這個“官方”請示的。事實經過亦為如此，下面再述。五是可以補出張學良9月24日電文“絕對抱不抵抗主義”後兩句話：“未幾，日軍攻入北大營內，驅殺士兵，毫無顧忌。我軍不得已，乃退出營房。”[6] (p499)電文意思非常清楚：9月18日夜，“我軍乃向官方請示辦法”(東北軍將領榮臻、王以哲請示張學良)，“官方即根據前項命令(指張學良根據此前避免衝突的命令)，不許衝突..絕對抱不抵抗主義..日軍攻入北大營內..我軍不得已，乃退出營房”。事情的經過不是一清二楚嗎？事變發生後，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榮臻立即打電話向遠在北平的張學良將軍請示應付辦法。榮臻對事變過程的報告中說：“報告張副司令 信號聲音爆發後，餘即電話詢問各方，得知日軍襲擊北大營。當即向北平張副司令，以電話報告。當經奉示，尊重國際和平宗旨，避免衝突。故轉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長，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繳械，佔入營房，均可聽其自便等因。彼時，又接報告，知工業區迫擊炮廠、火藥廠均被日軍襲擊。當時朱光沐(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秘書兼東北電政管理局局長)、王以哲等，又以電話向張副司令報告，奉諭，仍不抵抗。遂與王以哲、朱光沐同到(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宅研究辦法，決定無論日軍行動如何擴大，攻擊如何猛烈，而我方均持鎮靜。故全城商民軍政各界，均無抵抗行為。”[12] (p2452246)守衛北大營的東北軍第七旅官兵是根據張學良的不抵抗命令退出北大營的。
或者可以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採取了忍痛含憤、訴諸國聯、彌合分裂、準備抵抗的方針。這一方針雖然不僅沒有對日軍侵佔東北立予抵抗的內容，並且還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但是，它與“不抵抗主義”是有區別的。其關鍵在於“準備抵抗”。此點固為11月舉行的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採取的方針及其後下令錦州抵抗的史實所證實，同時亦為事變之初，蔣介石指示對日軍可能在國民政府直轄部隊及其守衛地區發動進攻，應進行自衛的方針，以及開始考慮準備全國抗戰之史實所證實。事變之初，9月21日，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兼南昌行營參謀長熊式輝自南昌向蔣介石轉報駐煙臺海軍劉珍年師長哿辰電：“聞日本於巧晚進攻遼寧，皓晚將省垣完全佔領，軍警盡被繳械。又，日軍艦一艘開來煙港，海軍有今日續來登岸消息。除飭嚴加戒備，究應如何態度，乞示方針。”[13] (p281) 22日，蔣介石批復：“煙臺劉師長 日軍侵略，已提出國聯。此時我國應上下一致，嚴守紀律確定步驟，勿為日人藉口。故先勸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軌外行動，以待國際公理與國內之團結。如果敵海軍登岸，則我方劃出一地嚴陣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時須忍耐、堅定、鎮靜，謹守之。中正養午。”[13] (p283)
9月22日，熊式輝自龍華向蔣介石呈報請示：“淞滬為通商巨埠，日艦駐舶甚多，交涉萬一不能迅速解決，日方擴大行動，對我要塞、兵工廠及重要機關施行威脅襲擊時，我陸海軍究如何行動？”23日，蔣介石批示：“應當防範。如日軍越軌行動，我軍應以武裝自衛可也。”[13] (p2852286)同日，蔣介石致電軍政部長何應欽，指示對日方略：我應採取正當防範。如日軍有越軌行動，我應以武裝自衛。[7] (p132)軍政部長何應欽亦於同日發佈告誡全國軍人書，指出：我同胞一方面應服從政府之指導，靜候國際公道之解決，一方面，尤應恪守軍人之天職，妥籌實力自衛之準備。[35] (p1205) 9月25日，蔣介石致電山東省政府主席韓複榘：“我軍應在濰縣多加兵力，以防日軍出青島或煙臺，侵入濟南。我軍決在濰縣附近與之抗戰。全部計畫容會頒發。”[13] (p288)10月3日，蔣介石開始考慮全國備戰計畫，決定“以西北為政府之第二根據地，而以洛陽與西安為陪都”[7] (p136)。6日，他並手擬對日開戰時之宣戰大旨，要求各國元首應共負公約上之責任，以共同保持世界和平。[7] (p1362137)
10月5日，上海市長張群電告中央政府：日本海軍有於日內在上海華界登陸示威消息，請示應付方針。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特種外交委員會於10月6日議決：“(一)在此種嚴重形勢下，惟有嚴令各地方軍警當局，盡力維持秩序，不使住在內地日本人民生命財產有被分割之危險，以免為日本海軍陸戰隊在內地登陸及炮擊沿海口岸要地之藉口;(二)日本海軍出動情形，如系為恫嚇中國政府及示威之企圖，無論提出任何條件，我政府決不為其屈服。在此原則之下，一切應付辦法，請主席隨時處辦。”[36] (p25227)蔣介石於同日電示上海市長張群：“日本軍隊如果在華界挑釁，我軍應規定一防禦線，集中配備，俟其進攻，即行抵抗，希與天翼(熊式輝)兄妥商決定。”[13] (p290) 據參加當天特種外交委員會的邵元沖記載：“關於日本近日軍艦來長江之應付，決定令淞滬軍警長官嚴為防禦，必要時取自衛行動。又，對於日軍侵犯首都時，亦決定堅持不屈，以期抵抗。”[37] (p781)
國民政府有準備抵抗的決心，也向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透露過。據報載：10月8日，上海各界知名代表人物曾應召到南京，聞聽過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有關對日方針的說明。當問及：如果日方向沿江沿海擴大擾亂，則如何？蔣氏答：當然抵抗。當問及：抵抗有無相當準備？蔣氏答：當然有準備。[38]至11月中旬，馬佔山報告日軍攻擊江省，希望向國聯報告，請求制止，蔣介石電告馬：對江省抗戰，“已急催張副司令派隊援助”[13] (p301)。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作出了由蔣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決定(後因國民黨內部矛盾，蔣氏北上未成，後又被逼下野)。12月當日軍向錦州進逼時，國民政府又一再命令張學良不能從遼西撤兵，對日軍的進犯進行堅決抵抗。但張學良拒絕執行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擅從遼西撤兵。張學良與國民政府的對日方針明顯有別，此處不細說了。從上述資料可以看出，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中央處理九一八事變的方針，並非如一些著述所說，可以簡單地歸結為“不抵抗”政策。正因為蔣介石與國民政府對九一八事變的處理有著準備抵抗的內容，儘管國民政府對於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尋釁已竭力忍讓，但日本侵略軍在上海發起武裝進攻後，中國軍隊(首先是十九路軍)終於奮起抵抗。九一八事變時，南京中央政府無法駕馭而由張學良一手掌握的東北軍實行不抵抗方針。然而，就在四個月後，國民政府直接掌控的軍隊在上海對日本侵略軍進行了英勇的抵抗。除第十九路軍外，蔣介石讓何應欽調動京滬線上的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合組為第五軍開赴上海參戰。[39] (p441) 國民政府開始實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對日方針。這是與“不抵抗主義”有重大區別的。
張學良晚年澄清：不抵抗命令出自他本人，而非中央政府
有關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政策，張學良晚年多次談及。他反復說明，九一八事變時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國民政府中央。
1990年，日本廣播協會採訪張學良時，張氏說：“到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是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負責任..我不能把‘九一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政策。”“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但採訪錄認為：“關於不抵抗政策，張學良極力證明並非蔣介石的責任，考慮到他現在所處的立場，不得不做如是說。”[9] (p6092610)意指張學良身居臺灣，不能不這樣說，上述不能代表張的真實思想。其實不然。張學良從來是好漢做事好漢當的性格。一般來說，他不大會曲從於形勢，言不由衷。特別是到了1990年，不僅蔣介石早已逝去，蔣經國亦已辭世，他已逐步解除幽禁，基本上獲得自由。[40] (p93)是年6月1日，臺灣政要張群等人和張學良的親友公開為張九十歲生日慶壽，可視作張學良獲得自由的標誌。日本廣播協會採訪他是在這之後。沒過多久，他即赴美訪遊。假如說，蔣氏父子，尤其是蔣介石在世時，他談歷史問題還有所顧忌的話，這時應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為如此，他這時才主動邀請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教授記錄“為他的回憶錄捉刀”。1991年張學良赴美在紐約期間，他又主動要求與哥倫比亞大學年輕留學生座談抗日戰爭歷史，由此引發了哥大口述歷史處與張學良合作，記錄他口述歷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接受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人訪談時，有人問：“大陸拍攝的電影《西安事變》說：蔣介石下手諭，令你對日本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呢？”張學良立即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儘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41] (p1182119)
他不僅公開答記者問如是說，即在私下對他所信任的人也是這樣講的。有文章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曾給張學良10餘件電報函件，令其不抵抗。後來張氏夫人于鳳至讓張學良赴歐考察時，特地保存在倫敦滙豐銀行保險櫃中。因為有這些函電，西安事變後，於鳳至即以此威脅，使國民政府中央和蔣介石不敢加害張學良。有的學者指出：閻、王晚年均在大陸，也寫過有關張學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將不抵抗命令原件存於滙豐銀行這樣的大事。[42243]而據為張學良所信任，替張氏記錄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張之宇記載：“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我是封疆大吏，中東路，九一八事件，對蘇、日關係，平時我有自主權，不能說有了事，推卸責任。外間傳說我有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諭存在於鳳至手中，是扯淡。於鳳至不是那種人。”[44] (p1702174) 張學良對為他記錄自述歷史的著名歷史學者唐德剛的談話記錄中，有如下一段記述：“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裡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他解釋當時為什麼下令不抵抗：沒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指侵佔整個東北———引者注)..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不抵抗，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當唐述及，五十多年都說蔣介石電令不抵抗，張學良還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時，張學良回答說：“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45] (p4312434)
文章出處：《史學月刊》2003年第8期
二戰盟軍各國的文獻資料顯示，各國人民都以同情呵護的態度對待本國軍隊。哪怕他們的軍隊有時沒有打好仗，哪怕他們中有很多官兵投降當了俘虜，本國人民照樣以極大的同情和關注去救援和安撫他們。當然，對於軍隊的醜聞，人民也會發牢騷甚至進行嚴厲指責，但"呵護本國軍隊"的感情基礎始終穩固。唯獨在我們中國，有出乎意料的多數人以貶低嘲諷本國軍隊的表現為能事。有些“愛國賊”痛恨本國軍隊的感情甚至超過了對日寇的痛恨。他們樂意讚揚蘇聯、美國、英國、法國、甚至德國日本的軍隊，卻絕不情願給本國軍隊哪怕一句肯定的評語。他們對斯大林格勒、諾曼第、珍珠港什麼的說起來眉飛色舞如數家珍。而對本國軍民浴血抵抗的戰役卻幾乎一無所知。這些人經常自稱是"愛國"者。但我始終搞不清他們愛的是哪一國？胸膛裡跳動的是中國心還是俄國心抑或是日本心？
這些"愛國"者無非說，那時中國國軍連吃敗仗，大片地放棄國土。這就是"消極抵抗"或者"不抵抗"，就是"賣國"等等。
吃敗仗和棄守國土就等於"消極抵抗"或者"不抵抗"，就是"賣國"嗎？勝敗乃兵家常事，全世界都是這個理，何獨中國軍隊不能吃敗仗？
別忘了，開戰前就舉國一致地認同了中國軍隊吃敗仗的必然性。 全國都贊同持久戰，確認了中國軍隊在防禦和相持階段的失敗和退卻的必要性。中國政府在七七事變後即明定持久戰方針，各界皆聲明擁戴。約一年後，延安毛澤東也以《論持久戰》一文表達對政府方針的認同。既然接受持久戰方針，既然都承認開始階段是防禦階段，也就認同了開始階段一定會吃敗仗。如果在開始階段就能頂住不敗甚至連打勝仗，那形勢就不是敵強我弱而是相反，就不需要什麼防禦和相持階段，直接反攻就行了，還打什麼"持久"戰？沒有在最初階段的失敗與退卻。沒有人在這個階段去犧牲去消耗日軍，就不可能有後來的相持與反攻。
說白了，七七事變後敵強我弱的的形勢下，中國的軍隊要麼就是不抵抗，要麼就是去抵抗去送死，也就是去打敗仗。這在這個時候，除了犧牲挨打以外沒有別的選擇。明知會敗的仗還是要打，沒有為全民族而犧牲的精神是做不到的。衡量誰抗日誰不抗日的標準就是看他敢不敢犧牲，敢不敢明知是敗仗也要打。有的人口頭上也同意持久戰一說，心裡想的卻是讓別人去"持久"去消耗去犧牲。自己保存實力藏起來。這種人越多，國家亡得就越快。
中國國軍的可貴之處不是百戰百勝，而是敢於抵抗敢於送死。可以說，在抗日戰爭初期死傷慘重敗得一塌糊塗的部隊，才是真正抗日的部隊。他們以自己的犧牲奉獻去推遲敵人的勝利，從而換取國家的生存。真正的民族勇士們，抱定必死的信念，以弱擊強，以十換一去消耗敵人。明知是以卵擊石也不回避，明知是白白送命也還是前行。幾個師幾個軍被打垮了，再動員起更多的師更多的軍奔赴沙場。華北淪陷了，退到華中再組織抗擊。首都陷落了，遷都重慶繼續抗戰。不投降，不妥協，咬緊牙關前赴後繼誓死抵抗到最後一人。慘烈的民族大犧牲，真正體現著我中華民族不屈的精神，這才是我中華真正的民族英魂！
況且，難道只有我們中國在戰爭初期打敗仗嗎？其他盟國軍隊在戰爭初期能表現得好些？否。發動戰爭的侵略者在戰爭初期肯定要勝利，這本來是戰爭的規律。戰爭的初始階段一定會出現侵略方捷報頻傳，反侵略方敗績累累的現象。如果侵略者沒有把握至少在戰爭初期打勝仗的話，他們何必發動戰爭？因此二次大戰中處於反侵略地位的各國，在戰爭初期都毫無例外地有"兵敗如山倒"的經歷：英法聯軍被德國人打得丟盔棄甲，倉惶逃過英吉利海峽，法國宣佈投降，亡國。在亞洲，除了珍珠港慘敗以外，美英軍隊還被從菲律賓和馬來半島一直趕到澳大利亞和印度等國去，同時也有數十萬英美印度軍投降被俘。而蘇聯紅軍在戰爭初期表現最糟糕。在頭半個月就被德國正面推進500餘公里，投降被俘的紅軍官兵達百萬以上。有的竟是以軍為單位投降的。用"降將如毛，降兵如潮"來形容這種局面最合適。可以說，蘇聯紅軍創下了敗退最快，投降被俘最多的紀錄。
一個中國人，如果沒有偏見，沒有崇洋媚外觀念的話，在對比英美法蘇等列強在二戰初期的表現後，不可能看不到我們中國國軍在盟軍各部隊中出色表現。中國國軍在開戰時裝備最差，素質最弱，因而犧牲最大。但他們的退卻速度最慢！這傲人的成就是擺在歷史上鐵一般的事實。洋人們刻意貶低我國軍隊的表現倒也罷了。而那麼多中國人自己看不起自己，專長窩裡鬥狠，這樣的民族還有什麼出息？
當時中國國軍是盟國軍隊中條件最差的一支，是舉世公認的事實。這支軍隊裝備最老舊簡陋，給養最微薄，醫療衛生條件最差，百分之80以上的軍人是文盲。最糟糕的是國軍的各部隊不久之前還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態下。一些部隊其實不久前還是軍閥武裝甚至土匪武裝，有的官兵甚至還要借大洋和煙土的刺激才能打仗。就說"抗日名將"揚虎城率領的西北軍，瞭解底細人都知道該軍剛從土匪"轉正"過來不久，除了搶掠百姓外幾乎一無所能。西安事變中楊部在西安城肆意搶劫，搶到眼紅時連張學良辦的"東北邊業銀行"也不能倖免。銀行經理自恃是張學良的親戚而出面阻攔，竟被匪兵開搶打死在門前臺階上。
中國政府為了民族的生存，不計前嫌儘量攏絡容納一切聲稱願意抗日的隊伍。幾乎是什麼烏龜王八都收容。說實在話，中國政府當時能夠組織起來的，也只有這樣一支近乎於烏合之眾的"軍隊"。派這樣的軍隊倉促上陣，吃敗仗幾乎是注定的。更何況還有那種不但不抗日而且專門襲擊國軍的"第五縱隊"。其他國家的軍隊敗陣後撤時，且不說能受到友軍和民眾的慰問安置，至少沒有遭"自己人"襲擊的後顧之憂。而中國就有這樣一些部隊，當國軍和日寇血戰時，他們躲在後方遠遠地看著。見到國軍打敗後撤了，他們就冒出來包圍國軍，要繳他們的槍，理由竟然是"既然你們不抗日，就把槍留給我們去打日寇。"！說得多好聽，做得又是多卑鄙呀。
在抗日戰爭初期不吃敗仗，當然也是能做到的。那就是光空喊些抗日口號，躲來躲去避免和日寇交手，或者搞搞生產，開開文藝座談會什麼的就行了。老實說日寇聰明得很，他們當然很願意和某些地方的勢力達成默契相安無事，然後集中兵力進攻不妥協不投降的中國政府。
中國國軍抗擊日寇，最難，最苦，最冤，犧牲最大。我想起他們，眼前總浮現出一群衣衫不整，營業不良，大字不識，迷信深重，愛講下流話，少數甚至還別著煙槍的黃臉黑髮的漢子們。他們並不懂得很多政治道理，說不出漂亮閃光的語言，也沒有太多傑出勇敢的行為。他們能做的，基本上是在長官的驅使之下，向著敵人放槍或衝鋒。當血性勇氣被激發起來的時候，他們奮不顧身地與敵寇殺個天昏地暗你死我活。當大勢不利勇氣難以維持時他們也會害怕畏縮逃命或者投降。他們真的不是文學作品中所描繪的"鋼鐵戰士"。他們是出生在我中華土地上既繼承了民族優秀品質也繼承了劣根的華人，和我們今天的芸芸眾生並無大差異。他們的的確確很不起眼。然而，就是靠著成千上萬這樣很不起眼的人，我們的民族得以倖存。
他們是我們別無選擇的父兄，我們別無選擇為他們驕傲。
這些"愛國"者無非說，那時中國國軍連吃敗仗，大片地放棄國土。這就是"消極抵抗"或者"不抵抗"，就是"賣國"等等。
吃敗仗和棄守國土就等於"消極抵抗"或者"不抵抗"，就是"賣國"嗎？勝敗乃兵家常事，全世界都是這個理，何獨中國軍隊不能吃敗仗？
別忘了，開戰前就舉國一致地認同了中國軍隊吃敗仗的必然性。 全國都贊同持久戰，確認了中國軍隊在防禦和相持階段的失敗和退卻的必要性。中國政府在七七事變後即明定持久戰方針，各界皆聲明擁戴。約一年後，延安毛澤東也以《論持久戰》一文表達對政府方針的認同。既然接受持久戰方針，既然都承認開始階段是防禦階段，也就認同了開始階段一定會吃敗仗。如果在開始階段就能頂住不敗甚至連打勝仗，那形勢就不是敵強我弱而是相反，就不需要什麼防禦和相持階段，直接反攻就行了，還打什麼"持久"戰？沒有在最初階段的失敗與退卻。沒有人在這個階段去犧牲去消耗日軍，就不可能有後來的相持與反攻。
說白了，七七事變後敵強我弱的的形勢下，中國的軍隊要麼就是不抵抗，要麼就是去抵抗去送死，也就是去打敗仗。這在這個時候，除了犧牲挨打以外沒有別的選擇。明知會敗的仗還是要打，沒有為全民族而犧牲的精神是做不到的。衡量誰抗日誰不抗日的標準就是看他敢不敢犧牲，敢不敢明知是敗仗也要打。有的人口頭上也同意持久戰一說，心裡想的卻是讓別人去"持久"去消耗去犧牲。自己保存實力藏起來。這種人越多，國家亡得就越快。
中國國軍的可貴之處不是百戰百勝，而是敢於抵抗敢於送死。可以說，在抗日戰爭初期死傷慘重敗得一塌糊塗的部隊，才是真正抗日的部隊。他們以自己的犧牲奉獻去推遲敵人的勝利，從而換取國家的生存。真正的民族勇士們，抱定必死的信念，以弱擊強，以十換一去消耗敵人。明知是以卵擊石也不回避，明知是白白送命也還是前行。幾個師幾個軍被打垮了，再動員起更多的師更多的軍奔赴沙場。華北淪陷了，退到華中再組織抗擊。首都陷落了，遷都重慶繼續抗戰。不投降，不妥協，咬緊牙關前赴後繼誓死抵抗到最後一人。慘烈的民族大犧牲，真正體現著我中華民族不屈的精神，這才是我中華真正的民族英魂！
況且，難道只有我們中國在戰爭初期打敗仗嗎？其他盟國軍隊在戰爭初期能表現得好些？否。發動戰爭的侵略者在戰爭初期肯定要勝利，這本來是戰爭的規律。戰爭的初始階段一定會出現侵略方捷報頻傳，反侵略方敗績累累的現象。如果侵略者沒有把握至少在戰爭初期打勝仗的話，他們何必發動戰爭？因此二次大戰中處於反侵略地位的各國，在戰爭初期都毫無例外地有"兵敗如山倒"的經歷：英法聯軍被德國人打得丟盔棄甲，倉惶逃過英吉利海峽，法國宣佈投降，亡國。在亞洲，除了珍珠港慘敗以外，美英軍隊還被從菲律賓和馬來半島一直趕到澳大利亞和印度等國去，同時也有數十萬英美印度軍投降被俘。而蘇聯紅軍在戰爭初期表現最糟糕。在頭半個月就被德國正面推進500餘公里，投降被俘的紅軍官兵達百萬以上。有的竟是以軍為單位投降的。用"降將如毛，降兵如潮"來形容這種局面最合適。可以說，蘇聯紅軍創下了敗退最快，投降被俘最多的紀錄。
一個中國人，如果沒有偏見，沒有崇洋媚外觀念的話，在對比英美法蘇等列強在二戰初期的表現後，不可能看不到我們中國國軍在盟軍各部隊中出色表現。中國國軍在開戰時裝備最差，素質最弱，因而犧牲最大。但他們的退卻速度最慢！這傲人的成就是擺在歷史上鐵一般的事實。洋人們刻意貶低我國軍隊的表現倒也罷了。而那麼多中國人自己看不起自己，專長窩裡鬥狠，這樣的民族還有什麼出息？
當時中國國軍是盟國軍隊中條件最差的一支，是舉世公認的事實。這支軍隊裝備最老舊簡陋，給養最微薄，醫療衛生條件最差，百分之80以上的軍人是文盲。最糟糕的是國軍的各部隊不久之前還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態下。一些部隊其實不久前還是軍閥武裝甚至土匪武裝，有的官兵甚至還要借大洋和煙土的刺激才能打仗。就說"抗日名將"揚虎城率領的西北軍，瞭解底細人都知道該軍剛從土匪"轉正"過來不久，除了搶掠百姓外幾乎一無所能。西安事變中楊部在西安城肆意搶劫，搶到眼紅時連張學良辦的"東北邊業銀行"也不能倖免。銀行經理自恃是張學良的親戚而出面阻攔，竟被匪兵開搶打死在門前臺階上。
中國政府為了民族的生存，不計前嫌儘量攏絡容納一切聲稱願意抗日的隊伍。幾乎是什麼烏龜王八都收容。說實在話，中國政府當時能夠組織起來的，也只有這樣一支近乎於烏合之眾的"軍隊"。派這樣的軍隊倉促上陣，吃敗仗幾乎是注定的。更何況還有那種不但不抗日而且專門襲擊國軍的"第五縱隊"。其他國家的軍隊敗陣後撤時，且不說能受到友軍和民眾的慰問安置，至少沒有遭"自己人"襲擊的後顧之憂。而中國就有這樣一些部隊，當國軍和日寇血戰時，他們躲在後方遠遠地看著。見到國軍打敗後撤了，他們就冒出來包圍國軍，要繳他們的槍，理由竟然是"既然你們不抗日，就把槍留給我們去打日寇。"！說得多好聽，做得又是多卑鄙呀。
在抗日戰爭初期不吃敗仗，當然也是能做到的。那就是光空喊些抗日口號，躲來躲去避免和日寇交手，或者搞搞生產，開開文藝座談會什麼的就行了。老實說日寇聰明得很，他們當然很願意和某些地方的勢力達成默契相安無事，然後集中兵力進攻不妥協不投降的中國政府。
中國國軍抗擊日寇，最難，最苦，最冤，犧牲最大。我想起他們，眼前總浮現出一群衣衫不整，營業不良，大字不識，迷信深重，愛講下流話，少數甚至還別著煙槍的黃臉黑髮的漢子們。他們並不懂得很多政治道理，說不出漂亮閃光的語言，也沒有太多傑出勇敢的行為。他們能做的，基本上是在長官的驅使之下，向著敵人放槍或衝鋒。當血性勇氣被激發起來的時候，他們奮不顧身地與敵寇殺個天昏地暗你死我活。當大勢不利勇氣難以維持時他們也會害怕畏縮逃命或者投降。他們真的不是文學作品中所描繪的"鋼鐵戰士"。他們是出生在我中華土地上既繼承了民族優秀品質也繼承了劣根的華人，和我們今天的芸芸眾生並無大差異。他們的的確確很不起眼。然而，就是靠著成千上萬這樣很不起眼的人，我們的民族得以倖存。
他們是我們別無選擇的父兄，我們別無選擇為他們驕傲。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發動了武裝軍事政變，將蔣介石劫持扣留，蔣介石衛士排67名警衛全部被殺。對此，大陸在建政后大肆宣揚張學良為“千古功臣”，是民族英雄。然而，鮮為人知的是，晚年張學良卻稱自己為“罪人中的罪魁”。
當年，蔣介石為了集中精力抗日，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並發動了對毛澤東的五次圍剿。中央紅軍在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中，遭到了致命的打擊而被迫逃亡，在經歷了長征后，在陝北重新建立了根據地。此時毛澤東的一貫支持者蘇聯開始面臨著東西方戰爭的威脅，因此開始要求和命令各國共產黨謀求與本國政府建立反對法西斯的“民族統一戰線”，以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繼續“保衛蘇聯”和“武裝保衛蘇聯”；即在中國，要求毛澤東要“聯蔣抗日”。但蘇聯採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統一戰線，又要試圖通過建立統一戰線來實現共產黨的領導，以使統一戰線在實際上成為一個引導群眾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策略及手段。正是在蘇聯的指示下，毛澤東於1935年8月1日發表了“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稱，要與國民黨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又要“大家起來，衝破日寇蔣賊的萬重壓迫，勇敢地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以取代正在抗日和積極準備全面抗日的中華民國政府。毛澤東及其紅軍終於在日本侵略中國四年之後，在歷經一年多輾轉逃亡后，在蘇聯的命令下，第一次喊出了抗日的口號，並從此開始了借抗日以反蔣、借抗日以圖存和借抗日以擴張的共產革命“新階段”。而當時國民政府為了應付西北形勢的需要，特別任命蔣介石任西北剿匪總司令，東北軍的張學良、第十七路總指揮楊虎城為副總司令，共同擔任剿共任務。面臨著國民黨數倍於己軍力的包圍，毛澤東為了求得生存空間，採取了如下策略：一是在政治上打起“聯蔣抗日”旗號，但實質上卻是暗地裡反蔣不抗日；二是國統區利用民眾抗日情緒，策劃“抗日救亡”運動。
張學良發動了西安軍事叛變。1990年代在中國大陸報刊上公開揭露：當時“張學良決心殺蔣並已選定殺蔣人選”的事實，以及張、楊要和毛澤東聯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變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聯合國民政府”；而並非僅僅是張簡單的提出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等主張。事實上在西安事變發生當天，毛澤東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稱，西安事變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定而發生的，毛澤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分裂”。然而，出乎張、楊意料的是，西安軍事叛變之後，全國各界一片抗議和譴責之聲。清華大學的教授一致表示反對，被捧為戰士的聞一多的態度猶為鮮明。
最讓張、楊沒有想到的是蘇聯的反應。擔心同時將面臨東西線作戰的斯大林在事變后立即親自擬電命令毛澤東：絕不容許毛澤東殺蔣。希望借張之手殺掉蔣介石的毛澤東只好派周恩來去說服張、楊以及面見蔣介石。在周恩來對其動以“天倫之情”，一再向蔣保證能將被扣留在蘇聯的蔣經國弄回國，讓他父子團圓，從而博得了蔣的原諒和許諾，即停止剿共和聯合抗日。面對着全國的聲討和蘇聯“背信棄義”，輕信盲從的張學良陷於深深的懊悔中，因此決定陪同蔣介石回南京，表示負荊請罪。張學良送蔣回到南京后，一直被囚禁、軟禁，後來隨蔣到了台灣。九十年代在美國定居，2001年去世。在其有生之年，無論大陸怎樣“盛情邀請”，他都再不曾回到故土。
那麼，後來的張學良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發動的西安事變的？1954年，張學良在見過蔣介石后，寫了《西安事變反醒錄》。張認為自己“當時對共產黨認識不清，為實現抗日心愿，以致害了國家，害了人民，十分後悔。”蔣的第二個兒子蔣緯國生前回憶了與張學良幾次喝酒的情形：“他酒醉了之後就抱着我痛哭說，老弟啊，我這老哥哥做錯了事啦！”晚年虔信基督教的張學良在1990年6月1日的90歲生日時，引用《聖經》中的話說：“我是一個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據悉，張從來沒有抱怨過蔣介石對他的囚禁。1991年他到美國后，《紐約時報》曾對其進行採訪，張解釋他為何決定送蔣離開西安並接受懲罰時說：“那是叛亂，我不得不負起責任。”只是張學良醒悟的太晚了！
自1936年西安事變至今幾十年中，海內外出版了很多關於這一事件的書籍，截止1991年底，僅中國大陸就已出版了23種；另外還有張學良接受各種媒體採訪的談話。但海峽兩岸對張學良的評價卻像黑、白那樣兩極：大陸把他譽為“民族英雄”，台灣定他為“歷史罪人”。到底怎樣給張學良蓋棺論定？要回答它，就必須弄清楚七個關鍵性問題：
第一、日本侵佔東三省，張學良為什麼不抵抗？
第二、蔣介石為何不同意“抗日”？
第三、張學良為什麼發動兵諫？
第四、西安事變造成什麼後果？
第五、誰應該對西安事變負責？
第六、張學良為何近一生被囚禁？
第七、張學良怎樣看待中國那段歷史？
第一、張學良為什麼在東北不抵抗？
1990年12月9日，張學良在台灣軟禁幾十年後首次接受記者採訪時這樣解釋：“當時的中央不是蔣總統，是孫科，當時中央給我的指示是，相應處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認那時判斷錯誤。我下令不抵抗是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除了所謂“錯估局勢”，張學良可能還有不願直說的原因，那就是東北軍根本不是日本關東軍的對手，如果抵抗就是全軍覆沒。包括張學良在內的中國軍閥們，都是靠部隊多少而存在的，沒有了東北軍，就沒有了張學良的地位。
在日本關東軍攻打熱河之前，中國有識之士都認為張學良這個當時吸毒成性、沉湎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沒有能力指揮整個華北的抗日，軍政老將宋哲元、商震、龐炳勛等都要求蔣介石親自北上，指揮抗日。著名知識份子胡適、丁文江、翁文灝三人當時曾聯名致電蔣介石，指出華北抗日，不是張學良能夠領導的，熱河如果再輕易失守，政府責任難逃，籲請蔣介石速來華北親自指揮。蔣介石接到胡適等人電報后覆電說，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當天夜裡，熱河全境就被日軍佔領。地質學家丁文江批評張學良既無指揮能力，又不親赴前線督師，但卻戀權不放，陷東北百姓於水火，貽誤國家。
第二、東北失守之後，蔣介石為什麼不同意張學良要抗日的主張，最後激發出西安事變？
從常識和邏輯來說，當時連一般老百姓都無法容忍日本侵略，作為一個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中國領導人，蔣介石怎麼可能就不準備抗日呢？從蔣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強烈的民族主義分子，這點從無論如何都堅持“一個中國”中都可看出。蔣介石寧肯中華民國忍辱退出聯合國，也絕不放棄大陸版圖，更不走台獨。而且八年抗戰的歷史事實已證明，蔣介石不僅堅定抗日，而且領導了整個抗戰。據香港學者李谷城的研究統計，八年抗戰，國民黨軍隊傷亡340萬人，共產黨軍隊傷亡61萬人。從犧牲的人數大小也可以看出誰在承擔主要的戰場和責任。從台海兩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證實，蔣介石並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時機上和張學良有嚴重分歧，蔣介石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即抗日之前，先統一內部，清剿紅軍。以當時中國的國力無法與日本匹敵，必須盡量爭取時間，以儲備力量。史學家黃仁宇在《從大歷史讀“蔣介石日記”》一書中說，當時蔣介石“深知兩方的實力，如即此倉卒應戰，只有自取敗亡。”因此蔣的策略是，盡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發，以爭取時間組建更多師團，建造兵工企業，構築能夠對日作戰的國家能力。當時中國知識界對此保持清醒頭腦的是胡適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適發表“華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張“停戰謀和”，指出以中國之國情“不足以對日言戰”；“戰則必大敗，而和則未必大亂”。胡適後來還提出，“日本倘能自華撤兵停戰，中國不惜承認滿洲國”。胡適為文解釋說，當年比利時曾被德國佔領，法國割兩省給普魯士，都是由於實力懸殊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後來有實力又收回。
第三、張學良為什麼發動兵諫？
熱河失守后，全國輿論沸騰。從此張學良被人罵為“不抵抗將軍”，連他的弟弟都因此被人羞辱。張學良的四弟張學思曾任解放軍海軍參謀長，文革時被紅衛兵批鬥打死。張學良本想通過抗日洗刷“不抵抗將軍”的污名，不僅無法實現，而且東北軍和紅軍交手兩次，兩次大敗。張學良是在父親被暗殺后匆促繼承父業，成為東北軍最高長官。他從小不愛讀書，喜歡的是毒品、女人，他的知識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遊行空喊抗日的學生，更談不上對中國當時的國情認知到胡適那種水平；而且他對蔣介石的戰略部署根本不知情。除此之外，張學良還有一個隱秘的動機，那就是利用兵諫逼蔣抗日之後，他就可以在西北聯合紅軍和西北軍而割據，洗刷不抗日的污名，且可與蔣分庭抗禮。
張學良當時已經看到回東北無望，因此聯合紅軍和西北軍建成“西北聯軍”，並成立以他為首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在西北割據和稱王。但張學良即使有這樣的認知局限和隱秘動機，如果沒有另兩個條件，西安事變也不會發生：一個是他權傾一時。張學良從他的軍閥父親張作霖的所謂軍事學校“講武堂”一畢業，就被任命為旅長，那年他才19歲；而當年底就被晉陞為陸軍少將。發動西安事變那年張學良才36歲，就已晉陞為陸軍一級上將，是除了蔣之外，全中國最高軍事領袖；另一個是他的東北人性格，張學良自己說，“東北人有優點，但毛病也很多，魯莽，好衝動，捅婁子，我正是這種性格，而且人家讓我捅一個婁子，我一定捅倆。”這樣的知識水平和軍權，又加上魯莽性格，不出西安事變才怪了。
第四、西安事變造成什麼後果？
在西安事變爆發前一年，紅軍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進行兩萬五千里長征，其間兵員損失慘重。在西安事變前夕，另立中央的張國燾又帶幾萬紅軍出走，毛澤東的陝北紅軍僅剩下不足兩萬人，這時圍剿紅軍的國民黨中央軍、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加起來有33萬人，紅軍處於空前的險境。但西安事變改變了這一切。共產黨軍隊不但不再被圍剿，而且被正式承認為國民政府軍隊，建制八路軍和新四軍。在八年抗戰中，毛澤東實行“三分抗日，八分發展”的內部政策，至抗戰結束時，兩萬人的紅軍發展到八路軍90萬，新四軍30萬，共產黨有了120多萬軍隊。日本歷史學家松元一男在《張學良和中國》中說：“在西安事變里獲益最多者是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失去了身為國家元首的面子，張學良種下了被監禁半個世紀以上的開端，楊虎城也導致了被慘殺的命運，但是對共產黨來說，拜西安事變之賜，紅軍得以蘇生、發展而取得天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張少帥之福。因為認清這個事實，中國共產黨一直把張學良看成‘千古功臣’。”
第五、誰應該對西安事變負責？
西安事變是中國近代歷史中最具戲劇性的事件，因為中國兩千年歷史，從沒有過這種方式的兵諫。兵諫等同於軍事政變，而政變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領袖成為傀儡，因為無論從常識或邏輯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變政見，一旦重獲權力，絕不可能接受這種方式。但張學良就是這樣一個不按邏輯，不遵常識，不想後果做事的人。在捉蔣前的師軍長會議上，他宣布要動手，眾人無語，只有王以哲軍長問“捉了之後怎麼辦？”張學良回答，先捉了再說。著有《張學良側寫》一書的台灣作者郭冠英是張學良的崇拜者，和張“往來甚密”。但他也表示，張學良“是公子哥性格，沒常性，做事衝動，毫無計劃，與這種人共事，‘做他長官頭痛，做他部下倒霉’……結果是‘害朋友，毀部屬’。”但說張學良做事全無計劃也不盡客觀，大陸發表的史料已證實，在西安事變之前，張學良曾秘密和周恩來等共產黨人見面會談，提出“你們在外面逼，我在裡面攻，內外夾攻，把蔣扭過來”的方案。據上述朱永德研究西安事變的論文，“張學良曾認真的要求加入共產黨，如今共產國際否決他入黨要求之文件也已刊出，足見張與共產黨之間所有之關係已非尋常。”因此西安事變發生后，張學良“等待來自莫斯科的是讚揚和無盡的軍事援助。”
第六、張學良為何近一生被囚禁？
張學良陪同蔣介石抵達南京后，受到軍法審判，以“劫持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但第二年張學良就獲特赦，隨後被長期“管束”，實則幽禁，直到蔣家父子去世、李登輝擔任總統時才獲得完全的自由。
西安事變，不僅使蔣介石喪失顏面，還有政府高官及蔣的幾乎全部衛士被打死。從蔣介石的角度，這種行為顯然於國民政府之法律、於中國文化之倫理、於長官下屬關係之情理，都完全不容。因而當時軍法審判張學良，獲得國人支持。傅斯年等知識份子當時還提出“對張懲處極刑”。但蔣介石不是使用法律手段，而是特赦后一直不釋放，終生軟禁張學良。
有意思的是，張學良到死都不怪罪蔣介石長期軟禁他。張學良說，“我幾十年失去自由是應該的。如果我是蔣介石，我會槍斃了張學良，因為這是背叛啊！但蔣先生讓我活下來，這是蔣先生的寬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蔣先生殺了楊虎城，因為應該殺的是我。”張學良接着還提到，他父親張作霖曾耳提面命，訓誡“做軍人要置生死於度外，要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對此，張學良一生不敢有忘，早把生死視同平常。軍人叛變是死罪，但我卻活了下來。40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張學良其他談話可以感到，張學良對當年那種劫持蔣介石的方式已痛悔，他多次說自己“魯莽衝動”即是委婉表達後悔之意。他在紐約時還明確說他發動西安事變是“闖了大禍”，自己是“罪人”。
第七、張學良怎樣看待中國那段歷史？
《張學良側寫》作者郭冠英說，“張學良這個人，大陸把他捧得太高，台灣又把他貶得太低。”台灣把張學良貶為“千古罪人”，主要是指西安事變導致共產黨最後坐大。但沒有西安事變，是否共產黨一定在中國消失？，很難下這種絕對判斷。但大陸把張學良捧為“抗日民族英雄”則完全是從政治而不是事實出發。因為連張學良本人看了蔣的日記也明白了，蔣介石不僅要抗日，而且有詳盡的戰略計劃。因此西安事變並不存在促使蔣介石抗日這回事，而只是把原來計劃的爭取時間、積蓄力量的戰略部署破壞了；把全面抗日的時間表提前了。這除了對日本人有利，對中國人則是巨大的災難——抗戰的慘烈已完全證明了這一點，因為中國從各方面都準備不足。
史學家許倬雲曾對此評論說，“當時中國在選擇抗日的時機上還是太急了一點，假如能再延遲五年，情況很可能完全不一樣。”這位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所以提出“延遲五年”就是因為1941年珍珠港事件美國對日宣戰之前，中國的抗日戰爭基本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實在是孤軍血戰。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導致中國被迫倉促提前全面抗日，對中國人、中華民族，都有害而無利。表面看張學良好像是“愛國”，但其實是害國。
因此台灣作家柏楊斷言：“將來無論是統是獨，張學良都不是英雄。”
《紐約時報》在張學良去世后刊發的長篇訃告中也毫不客氣地指出，張學良雖然有20萬東北軍，但他沉迷於毒品和女色，是個出名的“花花公子”。他的心思不在抗日，而是在和墨索里尼的女兒打情罵俏等社交活動。
張學良在宋美齡的勸導下皈依了基督教，但其實他是個“假基督徒”。基督教的核心教義之一是懺悔，但張學良對做過的錯事卻從無真正的懺悔。多次採訪過張學良的郭冠英說：“其實張學良從未懺悔，他當然不好大聲說他做對了，他只好說‘做了就做了，沒什麼懺悔的問題’……”
1994年2月一群華人在夏威夷同張學良聚會時，張自我總結說：“我已經93歲了，我這一生有三愛：愛打麻將；愛說笑話；愛唱老歌。只要有的玩，我就不累。”這就是被視為“民族英雄”的張學良——全然一個市井村夫，而且是活得最俗氣、最糊塗、最沒靈魂的那種。
張學良給無數人題了無數的打油詩，一生唯一“明白”的自我畫像可能是：
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盡英雄；我雖並非英雄漢，惟有好色似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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