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月31日 後佔中第25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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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哲暐﹕這個崩壞而虛偽的時代——駁彭泓基、樂鞏南及宋恩榮
作者 莫哲暐
曾忝學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然學未有成，唯有繼續尋索。
【明報專訊】港共政權干預香港大學自主一事，擾攘多日。其間，有港大校友激烈筆戰，刀光劍影。本人非港大舊生，本無意介入，但讀到彭泓基及樂鞏南的文章，及聽到宋恩榮之言論，實在忍無可忍，決定加入戰團。
早前有教會團體舉辦電影會，播放《總主教之血》，電影主角為薩爾瓦多前總主教羅梅洛。羅總主教政治取態保守，少與獨裁軍政府對抗。後因友人Grande神父被刺殺，看清了政權暴虐之本質，故挺身而出，保衛人權，與軍政府對着幹。本人分享時指出，當時拉丁美洲的左右之爭非常激烈，右翼軍政府上台，必鎮壓左翼。而左翼中人也不甘示弱，組織游擊隊反抗，暗殺、綁架等慘案時有發生。而左翼由於有反教會傾向，教會中人多默許右翼政權的獨裁統治。政治從來不是非黑即白，尤其在拉丁美洲，左右兩翼均使用「顯性」暴力。不少人因而會得出以下結論：兩邊皆暴力，因此兩邊皆有錯，最緊要就是多多溝通。但這是虛偽或無知的。表面上雙方類同，但我們要懂得認清表面底下的結構問題與制度不公。當制度明顯偏袒一方時，你扮扮「中立」，就是助紂為虐。總主教就是看清了現實。其雖然譴責某些神父參與游擊隊，卻拒絕淪為「偽中立」、「偽理性」者，而是指摘軍政府維持不公制度、殺戮人民。政府威脅教會、破壞教堂，總主教仍拒絕低頭，最終蒙難。
香港相比於薩國，可謂和平得多，但權貴中產之虛偽，卻不遑多讓。當天衝進會議室之港大學生，與左翼游擊隊簡直是象蟻之比，然而權貴及法利塞人卻同樣選擇無視政權之魔爪，「小罵大幫忙」，而鋪天蓋地譴責學生。
回歸文本，待我等看看3位之論述。先談彭泓基。彭氏文章雖則語調溫和，但不減當中之虛妄。彭氏早前撰〈與程翔兄論「正義」 攜手一起「救救港大」！〉（《明報》，8月18日）一文，引用Amartya Sen，謂我等應該「容許多種不同的『正義』緣由存在」，不應「只能看到一種『公義』」，藉此批評學生唯我獨尊。程翔先生對此已有反駁。然彭氏不罷休，再撰〈與程翔兄再論「正義」——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明報，8月25日）反駁之，謂：「若正義的定義與是非尚未分清，就妄然定出不義，是否有值得商榷之處？對於真正的不義，例如日本侵華，屠殺千萬中國人，那是沒有任何異議的不義，我們皆應致力堅持抗爭！」另又指出：「每個人所感受到的『隱性暴力』都會不同，但有形的『暴力』則是顯而易見的……若當時學生因『隱性暴力』而義憤填膺，為什麼別人感受不到？」其後又表示：「但一切行為，都應有是非對錯的準則」，因此要譴責學生。以上論述，簡直狗屁不通。
隱性暴力制度不公是問題根源
彭的「道理」不難解讀：有權勢者的決定、制度不公，和「隱性暴力」，無清晰準則，可以各有各說，因此不需要下結論，應多多包容；至於學生的抗議較為激烈，很清楚，所以要痛斥。簡直荒謬絕倫。在拉丁美洲，不論政權及反抗者均用了「有形的暴力」，但導致暴力衝突不斷的，正是背後邪惡可恥的「隱性暴力」——制度不公。隱性暴力方是問題之根源。因此我等一般會「同情地理解」因反抗不公制度而使用武力者（不等於完全贊同），而厲聲譴責位高權重而武力鎮壓者。彭氏既然如此不齒「有形的暴力」，請撰寫鴻文譴責其校友孫文如何用暴力革命推翻滿清。另外，彭氏以為日本侵華真的「沒有任何異議」？那他應該去讀讀日本極右的正義觀。用彭氏的道理，我等也應該包容極右繼續宣示侵華乃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之論述，畢竟大家對「正義」的理解不同。以偽哲學論述去包裝自己的虛妄，擾亂視聽，實太可惡。
彭氏又斥責學生不懂「仁」與「禮」，缺乏尊重。本人實在無法再忍受某些人曲解孔孟之道去服侍政權。儒家以仁為禮之本，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心存仁愛，當渴望正道行於天下，所謂「天下為公」。見有不公而義憤填膺，正是仁之發揚。孟子謂：「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簡單直接，不難理解。不懂哲學，請不要扮懂，免丟人現眼。
政界無資格干涉學術研究
至於樂鞏南的文章，其實不值一駁，因為質素實在太低。但既然刊登了，稍駁也無妨。樂在〈有盲點不自知？還是不敢面對現實？〉（明報，8月3日）一文中謂：「延遲委任陳文敏教授為副校長的決定，並非一個學術自由的問題，而是一個管理架構任用的高層行政管理人員的問題」（其語病非常嚴重）。要把「大專學院高層人員之任用」與「學術自由自主」脫鈎，相信要有極高「智慧」方能明白，我等凡夫俗子真的領會不來。樂氏再撰〈走火入魔的象牙塔中人〉（明報，8月25日），要幫董建華翻案：「董先生並沒有干涉鍾（庭耀）的民調。他差遣路祥安去了解一下那『新出爐』的鍾氏民調，起碼是看看是否……客觀、公正」。又指出「你學術界先插了一腳進來政壇，試圖影響政局，那麼禮尚往來，有何不妥？」前句說董生無干涉，後句卻說是「禮尚往來」，即是有干涉，這叫「鬼拍後尾枕」。學術界研究政治現象，天經地義；政界卻無任何資格干涉學術研究，此乃世界通例。不過樂氏所秉持的應該是「祖國」邏輯，所以屬於世界之吾人，無可能理解。
很多對學生指控無證無據
最後是宋恩榮。宋先生日前出席電台節目，譴責闖入會議室之學生「自貶成無道德底線、禽獸不如」。此與早前李國章指控學生為「紅衛兵」之論述互相輝映。學生當日之行動激烈，毋庸置疑，但很多指控無證無據。例如中英文也不太懂的港大校董鍾樹根，就曾聲稱「一位女性校委則被示威者在停車場非法禁錮和圍罵，要求她『下跪』道歉才放人」，學生是「草菅人命」。原來立法會議員就可以隨意指控學生而不提任何證據，待遇真優厚。這班學者議員，會譴責香港的學生「禽獸不如」、有如「紅衛兵」、「草菅人命」，卻不會去譴責真正由毛澤東統領的紅衛兵「禽獸不如」，更不敢指控共產黨「草菅人命」。沐猴而冠者，在今日香港可以橫行。
這就是我們當下身處的時代：禮崩樂壞、虛偽充斥。殖民地奴才性格，遍佈各界。奴才與奴隸不同：奴隸充滿不甘，可以有反抗思想；奴才則是心甘情願做當權者的奴婢，迎上欺下，從中取利。再加上中共倡導的法西斯大一統極端民族主義，香港的奴才戴上了「愛國」的面具，對黨國卑躬屈膝、摧眉折腰，對人民則目露兇光、喊打喊殺。很悲哀。但正是處於荒誕時代，更要學懂勇敢生存，好能與邪惡勢力周旋下去。
陳家洛﹕人大8．31決定一周年 為中共補一課何謂「忠誠反對派」
作者是浸會大學 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明報專訊】一年前的今日，北京透過人大8．31決定否定真普選，香港民主進程受挫，民主運動以抗命不認命的精神否決有篩選的假普選安排，還政於民的期許再次落空。上星期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與民主黨不動聲色會面，市民的反應不算熱烈，負責安排的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事後受訪時表示認同中央此舉是想與泛民重修溝通渠道，又指當出現特別事件，雙方可能持有相反立場，屆時將難以溝通，所以認為現時雙方多作了解是好事。她認為今次雙方都有誠意想了解對方。被問到會否希望中央與其他政黨會面，梁愛詩表示，中央與任何政黨、團體等溝通都是好事。
有熟悉國情的評論認為這次秘會接觸是北京在嘗試「摸冰」而不是尋求「破冰」，形容貼切，也恰當地指出北京和香港民主派這種荒誕的關係，因為意識形態問題，有會面不代表有溝通，有溝通亦不表示有成果。不過，有人說香港需要「忠誠反對派」（loyal opposition），我們無從得知北京方面是不是希望透過這種會面方式，或者透過揀選三兩個民主派人士去北京參加9月3日的閱兵儀式，去尋找或者去塑造一些他們可以接受的「忠誠反對派」人物。筆者認為，要「角色扮演」，也需要認真地思考「忠誠反對派」這個角色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才對得住買飛入場（投票）的公眾。
不難想像，在北京和自問親北京人士心目中，在香港這個崇尚自由的地方，反對是阻止不了，所以好消息是反對是可以的，但壞消息則是反對派是否「忠誠」才是重點，而所謂忠誠就是對一黨專政的中共政權及其領導層的服從，而且一個人或者黨派是否「忠誠」還是要看領導人的心情了。所以，反對派是可以模仿一些親北京卻自命開明的人物試試擦邊球的，只是要時刻自我警惕和被提醒變幻莫測的「國情」，要四出收風，還要肯定中聯辦介入香港事務，說到要挑戰人大8．31決定更是想也不要想。如此一來，所謂「忠誠反對派」在本質上和「愛國論」所要求的沒有分別，主旨其實就是要「聽聽話話」，只是用上一個較為新潮的政治語言藝術而已。
先決條件 還政於民
矛盾的是，「忠誠反對派」的說法本身來自民主政治，先決條件是還政於民，各黨派在公平公正的民主選舉中自由競爭，勝者執政；敗者在野，反對派持之以恆地挑戰當權者，組織影子政府，也得到公帑支持，針對當權者施政作出有力的監察，而且不時提出不同主張，令當權者如坐針氈，謹慎行事，選民便有真正的選擇。「忠誠反對派」原來的重點在於「反對派」對民主政治的必要。Sir Ivor Jennings就認為「沒有強壯的反對力量，民主本身也保不住」。至於「忠誠」的對象，其實是指對選舉結果的虛心接受和尊重，說到底，公民的抉擇是民主制度的政治和道德基礎，在君主立憲制度下，英國王室明白和接受了在民主的憲制秩序中安身立命。
明乎此，除非北京虛心接受真普選，學會尊重香港人在自由開放選舉中的決定，不講「人大決定不可撼動」之類的謬誤，否則「忠誠反對派」的主張其實是「中共為體，西學為用」的山寨貨色，即使找到了一些「忠誠反對派」，按上文分析，也騙不了選民，注定失敗收場。更令筆者不安的是，由於這「忠誠」的要求，即是須向獨裁政權表示忠誠，在政治上難以令人接受，所以仍然掩飾着容不下不同意見的、狹隘的官方民族主義作為主幹，最後還是回到一些國民身分認同的老問題上，「因為是中國人，所以……」，而不服從的人就被質疑「是不是中國人、是不是奸細」之類。這些話表面上看是理直氣壯，其實是理曲辭窮，訴諸情緒綁架的廉價手段。
提防狹隘民族主義
今年1月辭世的德國社會學家Ulrich Beck就警惕我們，官方或是民間推動的民族主義和族群主義很容易令人墮入狹隘、排他、絕望的意識形態及行動方式，大大局限了人們的思考和想像空間，因而會令人無法有效地掌握當前全球一體化和區域整合過程中引發出辯證關係的複雜情况和種種意想不到的機會與挑戰，做了一時「政治正確」卻是累人累己的錯誤決定。Beck關注的固然是古今中外這些極端民粹的傾向對文明的破壞力，他更關注在今日全球化的秩序中，狂妄自大的國族論述才是死胡同。Beck認為民族主義分子把他們的傲慢與偏見包裝成絕對主義的後果只會導致他們的判斷脫離事實，在缺乏制衡的情况下變得愈來愈偏執。
Beck指民族主義是過時也是虛偽，因為地球村本身早已超越國家和民族，特別是一些國際城市本身就有由本土到國際的多重身分和豐富的跨文化經驗的優勢，本來就是一個最有希望做好「思考全球，在地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地方；社區、鄉鎮、城市、國家、國際連結並且產生「共同圈」（concentric circles）的特質，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平行邏輯關係，反而民族主義因為其排他性其實和這些「共同圈」本身的性格始終格格不入，因而愈來愈變得矯揉造作，惹人反感。
Beck試圖用「global domestic politics」去捕捉這種一環扣一環和充滿風險的不確定形勢，主張決策者必須秉持誠實、自省和負責任的態度去認真面對氣候變化、濫用核能、歐債危機、佔領運動、宗教爭端、非法移民、地緣衝突、民主化、全球貧富差距等課題，承認現有制度、政策的缺陷，切勿躲在民族主義和族群主義後，掩飾自己的無知和無力感。Beck肯定了政治決策和行動的可能，討厭「政治自殘至無事可做」的惰性（self-inflicted impotence of politics；there is nothing to be done）。
香港在1997年前本來就是一個國際城市，然而這個獨特的身分在「一國兩制」下被不斷蠶食：政治、經濟、教育、文化一窩蜂靠攏「一國」，官方和民間又不經大腦的隨意祭出民族主義和族群主義，實在是「政治自殘至無事可做」，窒礙理性的思考同時大大犧牲香港得天獨厚的國際地位。香港人不是要別人看我們的面色，也不會看人家的面色，這個城市本身有豐富的集體經驗和智慧去拆解問題，尋找出路，因為global domestic politics從來都是香港人熟悉的環境。「一國」和「兩制」矛盾多的是，但是用「一國」壓抑「兩制」，或者用廉價民族主義壓抑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是走錯了路開錯了藥，已經白白浪費了18年了，近年更是變本加厲，在民主改革的議題中不斷用「一國」矮化香港，當權者還不斷四出製造敵人，挑撥離間。下一個行政長官任期至2022年，剛好是「一國兩制」走了一半之時，與其尋找什麼「忠誠反對派」，以為如此就可以處理管治危險，倒不如把握時機痛定思痛，發揮香港和香港人的特質和優勝之處，在國際社會定好香港的位置，建立和鞏固公平透明的制度政策並且將視野和眼光放在2047及以後。
延伸閱讀：
．Sir Ivor Jennings,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1941.
．Ulrich Beck, Twenty Observations on a World in Turmoil, 2012.
人大「8．31」決定 奠港普選憲制基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六大意義正本清源 指明民主發展必由之路
去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認真審議行政長官報告和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嚴格按照香港基本法規定和法定程序，表決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確定香港可以從2017年開始實行「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為香港落實普選奠定了堅實的憲制性法律基礎。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發揮着立牌指路、正本清源的重要作用，對香港依法實現普選具有重要意義。
可惜的是，香港反對派竟鼓吹不符基本法的「公民提名」，以圖藉推翻全國人大「8．31」決定，搶奪香港的管治權，最終斷送香港普選的契機。今天，在「8．31」決定通過一周年之際，本報特別推出跨版專題，與讀者一起重溫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六個方面重大意義 ，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及憲制原則，期望港人未來能夠同心同德、合法合理地推動本港民主發展，令普選最終夢圓。
一、展示中央落實香港普選的高度誠意
在香港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多年來都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廣大香港市民的共同期盼。自特區政府2013年底啟動政改諮詢以來，中央政府不斷展現支持香港依法落實普選的高度誠意。「8．31」決定確定香港可從2017年開始實行「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讓香港民主飛躍發展。
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在人大決定簡介會上坦言，今次特首普選爭議比歷次都激烈，有人甚至用「山雨欲來風滿樓」、「危急存亡之秋」來形容當前香港的局面。因此，中央要用最大的決心和勇氣，在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上果斷地作出抉擇，不能因為極少數人唱衰香港、唱衰香港基本法、唱衰「一國兩制」就產生懷疑和動搖。
二、體現人大常委會在港政制發展的憲制責任
實現行政長官普選，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的重大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依法推進香港政制發展負有憲制責任，有必要就行政長官普選制度的若干核心要素作出決定。
李飛主任在人大決定簡介會上強調，「8．31」決定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決定的大部分內容涉及正確理解和執行香港基本法規定，有人可能感到決定內容「去到盡」，實際上是對應當規定的問題規定下來，「特首普選已爭論將近30年，必須糾正明顯偏離香港基本法的錯誤認識，否則永遠不可能實現普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必須果斷地作出決策。」
三、明確規定了香港社會均衡參與的原則
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訂明，行政長官選舉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時，必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以維護香港社會均衡參與的原則。
四、明確規定政制循序漸進發展的原則
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明確規定，制定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嚴格遵循香港基本法有關規定，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體現均衡參與，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循序漸進地發展適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正如李飛主任在人大決定簡介會上強調，怎麼落實行政長官普選？就是行政長官普選制度，必須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規定，符合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原則。
五、明確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並須獲「過半數」提委支持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審議「8．31」決定時明確指出，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既要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也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必須堅持行政長官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的原則，「這是『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基本要求，是行政長官的法律地位和重要職責所決定的，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客觀需要。」
「8．31」決定並確立，提委會須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2至3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李飛主任去年8月27日在人大常委會會議上說明草案時形容，香港基本法規定提委會是專門的提名機構，行使提名特首候選人的權力是作為機構整體行使權力，「過半數」決定是體現機構集體意志，有利均衡參與。
六、再次明確香港先實現特首普選，立法會普選隨後
全國人大常委「8．31」決定訂明，香港基本法附件二關於立法會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的現行規定不作修改，2016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繼續適用第五屆立法會產生辦法和法案、議案表決程序；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當時社會各界憂慮：政制原地踏步，立法會是否不能啟動全面普選？李飛主任在人大決定簡介會上強調，人大常委會於2007年的決定已明確規定，特首普選後才實行立法會普選，因普選對香港來說是重大政治變革，香港實行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要看特首普選後達到怎樣的社會效果，如這次因少數人阻礙不能如期落實特首普選，立法會普選也要推遲。
黃之鋒﹕民主運動出路 建構第三勢力
作者是學民思潮召集人
【明報專訊】人大8．31決定，象徵着中共治港方針的轉變，及後爆發無功而回的雨傘運動，意味着民主回歸此路不通，各路人馬便嘗試為「民主運動出路」尋找答案。繼本土派早在佔領前夕已由黃毓民、陳雲和港大學苑分別提出全民制憲、建構香港民族以及華夏邦聯的想像，近日亦有學者方志恒發表《香港革新論》、戴耀廷提出「自覺自主自決自治」、羅冠聰倡議修改《基本法》從而解凍社會制度，我亦曾倡議港人自決2047年的二次前途問題。
政黨被動 冷待民間討論
可惜，探討民主運動出路，作為民主派在佔領過後不能迴避的問題，在政改落幕的兩個多月也只獲零星關注，尚留於學術和社運圈子的小眾討論，正當公民社會盡力醞釀討論民主運動出路的氛圍，所有主流泛民政黨卻是對此近乎零表態零回應。也許談及未來路向就會觸及政治理念分歧，再度引來早已形成「路徑依賴」的黨內分裂，那就寧願「疊埋心水」多談民生少談政治，在鉛水和圍標風波窮追猛打，盡力演好監察政府的角色，為選舉作好準備比較實際，故此把政黨形容為選舉聯盟或選舉機器可能更為適切。
其實隨着過往數年公民社會興起，已漸漸顯露民間與泛民的路線分歧，社運組織亦隨之發展出一套與泛民政黨的互動模式，大抵就是透過短期關注特定議題，從而增加民間團體在該議題上的話語權，取締被認為是因循守舊的論述和路線，如反高鐵的論述是抵抗發展主義而非純粹反對巨額開支、在反國教和政改選擇全面不合作而非表態式反對，並以最終策動大型群眾運動為目標，迫使政府因着街頭動員的政治能量繼而讓步。
公民社會缺乏政治能量
反高鐵、反國教和雨傘運動就是循着這套邏輯推演下去，最終也分別促成堵路或佔領，但現實是3場運動裏僅有反國教取得實質成果，迫使政府擱置國民教育科。即使樂觀地認為這條街頭路線在未來還行得通，也頂多只是適用於不涉及中港權力分配的非政治性議題，因為雨傘運動把30年民主運動累積的籌碼「一鋪過曬冷」終是無功而回，已證明在憲政改革層面難於短期再度促成大型街頭運動，可見「議題式街頭動員」存有限制，在媒體曝光減少、運動告一段落和議題轉趨低調以後，政治能量和影響力便會蒸發掉。
相比起民間團體，政黨的確是整個民主陣營坐擁最多資源和話語權的組織，正如民進黨在台灣民主化歷程有着舉足輕重的位置，政黨理應是主導民主運動藍圖和方向的旗手，民間團體的角色則會傾向為着在主流政黨政治下被忽略的小眾和弱勢社群（婦女、勞工、性別、基層）發聲。然而，香港的情况卻是恰恰相反，此刻彷彿只有公民社會才會思考運動未來方向，政黨卻是冷處理「民主運動出路」的討論，繼續與公民社會脫節。
面對着社運組織的「議題式街頭動員」在憲政層面短期起不了效用，以及本來領導民主運動的政黨，把擬定下一波民主運動的責任推卸到公民社會，結果便出現民主陣營的落差和失衡。在述說宏大抽象的願景以後，不管民間約章還是革新保港，抑或我曾提出「公投修憲自決」三部曲，幾乎所有回應「民主運動出路」的構思，也是至少需要花上3、5、10年方能普及化和實現的概念。
第三勢力 未來運動基礎
問題在於，現時公民社會根本沒有足夠政治能量，能夠設定政治議程從而把理想轉化為實質的政治運動，所以即使談理念可談得天花龍鳳，但在實踐方面卻是無從入手。故此在經歷雨傘運動的範式轉移，具體出路必然是建構一個擁有社會動員力的第三勢力，呈現比傳統泛民更進步的願景，轉化雨傘運動所產生的政治能量。
正如台灣中研院的學者吳介民對第三勢力的評價：「公民運動需要自己的『政治議程』，否則不知與誰結盟、如何結盟，也無法將運動目標放入日常政治議程。」第三勢力的重要性在於作為銜接和邁向修憲和自決運動的基礎，若然在未來兩年連第三勢力也建構不了，過往數個月談的願景也只會是空中樓閣，因為促成運動還是看其設定議程的政治能量和社會影響力。
憶起1979年美麗島事件以後，部分台灣黨外運動組織者創辦《新潮流》，表示要「將反對事業從頭做起」，「痛切反省長期以來選舉與公職掛帥、以山頭主義為主導的黨外運動」，但願在雨傘運動將近一年，我們在告別民主回歸以後能夠重新起步，關注修憲和二次前途問題的學界和青年能夠組織第三勢力，方能在傳統泛民冷待的情况下，動搖政壇既有的政治板塊，方能推動下一波民主運動。
參選特首？ 梁錦松：交由上帝安排
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一直盛傳為2017年特首人選之一，他早前表示過沒有計劃參選，但他日前接受報章訪問時，只稱「無咁嘅考慮，我淨係話依家無計劃（參選）」，強調「交由上帝安排」，並沒有明言拒絕參選。
報道指他上周出席公開活動後接受訪問，身為基督徒的他指自己63歲，回望人生「無一個重要的改變生命的事件是我自己計劃出來」，又稱「機會好多時是跳出來，信神的，就會說是上帝安排的……有些事，上帝要你做，即使你唔想，你一定逃不掉」。
對於香港社會出現撕裂，他認為問題在於「鬥爭哲學」，不是你贏就是我輸，希望「有權的人」要懂謙卑，而年輕人以及小巿民也要體諒「政府唔容易做」。
早前now新聞台成功訪問80名選委，模擬提名2017年特首候選人，假設2017年特首普選有5名參選人成功入閘，包括現任特首梁振英、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行會成員葉劉淑儀，泛民則有梁家傑和馮檢基，結果根據人大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得票最多的仍是3名建制派，當中梁錦松得票52%，肯定可以出閘，葉劉淑儀和梁振英得票都逾46%，接近出閘門檻，2名泛民梁家傑和馮檢基均未能出閘。
民主黨少壯派向劉慧卿開火志在麥潤培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香港文匯
民主黨揚言在今年區選中採取「精兵制」，只會派90多名有較大機會勝算的黨員出戰，但奇怪的是，屬於少壯派的現任沙田區議員麥潤培，卻未獲民主黨推薦出選，原因是他得罪了民主黨新界東前綫派，因而遭封殺。早前他與少壯派本來打算在中委會上「翻案」，推翻有關決議，結果前綫系卻反將一軍，指如果麥成功「翻案」出選，他們將集體退黨，重演當年新民主同盟在區選前「兵變」的一幕。最終，民主黨因投鼠忌器而就範，否決了麥的出選。所以，近日麥潤培在宣傳品上已經不見了民主黨標誌。毫無疑問，在這場新界東交鋒之中，前綫系壓下了近年順風順水的少壯派。
然而，麥潤培並未死心，仍然希望以民主黨名義出選，這並非是因為他忠於民主黨，不離不棄，而是他的選區本屬民主黨傳統票倉，如果麥以獨立或其他政黨名義出選，民主黨的鐵票會否給予麥潤培將成疑問，而前綫系也很大機會派人出選，這樣分票之下，麥潤培要成功連任將困難重重。因此，他必須全力爭取以民主黨名義出選，但他過去與前綫系積怨甚深，雙方早已劍拔弩張，就算他得到少壯派支持，也未必能迫使前綫系以至主席劉慧卿回心轉意讓他出選，唯一辦法就是製造政治風波把水攪混，從而渾水摸魚。
「湊巧」的是，近日劉慧卿與兩名副主席、立法會議員胡志偉，以及劉慧卿新界東選區其指定接班人林卓廷與港澳辦官員會面後，少壯派如區諾軒等人，竟然向黨中央大興問罪之師，指責她們秘密會晤京官，會「惹人閒話」、「影響選情」云云。香港政黨與京官會面交換意見，其實不足為奇，過去現在將來亦一直在做，哪有什麼可批評？而參與會面者也有兩名少壯派副主席，更應無可質疑。少壯派突然開火，顯然要借題發揮，向劉慧卿及其所屬的前綫系還以顏色，為麥潤培一出烏氣。
對於少壯派的無理攻擊，劉慧卿自然心中有氣，立即強力反擊，但少壯派肯定不會就此罷休，將來必會在中委會上繼續發難，咬着劉慧卿不放，其目的就是要反制劉慧卿，藉炮轟黨中央，以此在麥潤培出選問題上增加籌碼。最諷刺的是，兩名副主席既身為少壯派核心，但又跟隨劉慧卿參與會面，在事件中兩面不是人，處於極為尷尬的境地，而兩人事後的拙劣回應，也顯示他們的政治水平只是「有限公司」，出任高位不過是「水鬼升城隍」而已。
顯然，民主黨正面臨少壯派與前綫系的激烈內鬥，少壯派要力保麥潤培，前綫系卻要除之而後快，兩方更擺出了強硬姿態，包括不排除退黨，企圖在區選前夕迫使領導層就範。在處理有關派系問題上，民主黨向來表現差劣，往往由內鬥最終演變成分裂。現在民主黨又將面對新一輪分裂風險，解決關鍵不在於息事寧人，也不在於全力打壓，而在於民主黨要重新回來中間理性道路，讓中間力量繼續成為黨內主流，將激進力量邊緣化，最大程度團結民主黨。但這恐怕只是外界的良好意願。
劉兆佳：中央盼引導民主黨成「忠誠反對派」
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日前單獨與民主黨高層密會，引起泛民及其支持者爭議，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今日分析，馮巍選擇同民主黨會面，是因為中央認為民主黨是可以爭取的對象。民主黨對中央有特殊意義，是較有國家民族觀念，以往亦曾經對話；中央仍然覺得泛民立場要改變，希望引導他們成為「忠誠的反對派」。
劉兆佳今早出席港台節目《千禧年代》時表示，中央希望泛民接受幾個基本原則，包括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對一國兩制有正確理解，接受現時政治體系，引導他們變成建制派的改革派，即變成「忠誠的反對派」：
「中央雖然認為泛民仍未能改變他們的基本立場，即改變與中央對抗的立場，但不等於他不想爭取他們，所以政改不通過之後，其實中央的基本國策，都盡量希望引導民主派走向與中央合作的方向，希望他們最後變成『忠誠的反對派』。
『忠誠的反對派』實際上的意思即是，接受了幾個基本的原則，包括承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地位、執政地位、中央對一國兩制有正確理解、尊重中央權力，這個所謂『忠誠反對派』，實際上如果反對派接受了這些原則，實際上變成了建制派的一部分，最終變成執政派也不出奇。」
民主黨較有國家觀念 對中央有特殊意義
被問到是否民主黨有潛質當「忠誠的反對派」，馮巍才和他們會面。劉兆佳指，至少對方不是死硬派，民主黨對中央來說有特殊意義，認為他們比較有國家民族國家觀念，走較溫和路線，亦最有群眾基礎。
他認為，泛民裏的忠誠反對派肯定不是很多， 中央希望愈來愈多人走向這方向，令政治生態更好。
劉兆佳指出，短期內走這路線，會引起激進路線攻擊，但長遠的發展空間大，但他承認這條路線是不容易守，需要有勇氣和認清發展。
不認為影響區議會選情
有人擔心今次會面將影響民主黨在區選中的選情，劉兆佳卻認為不會對區議會選情有太大影響。他稱，區議會沒有太大的爆炸性政治議題，亦看到輿論對會面的反應不錯。
他估計，類似和泛民的會面陸續有來，但未必是定期性，因為往後仍有多場選舉。
談到2017年特首選舉，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提出，由公務員治港較穩妥，劉兆佳認為，吳康民沒有說反對梁振英連任，相信他希望有更多人角逐特首，增加認受性。他相信中央亦希望2017年特首選舉是有競爭性的選舉，因為否決政改後，若果再搞出一個自動當選，會令港人更加不滿。
劉兆佳認為，以往幾屆政府都是以社會主流精英作基礎，但梁振英上台是以傳統愛國力量做基礎，是重大的政治轉變。他認為，梁振英與精英的隔膜仍未消除，與泛民關係亦破裂，所以施政不暢。劉兆佳相信，中央日後選特首，著眼點是要配合到中央對港政策，最能配搭團結各方的班子。
劉慧卿：不接受民主黨可成「忠誠反對派」的說法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今早分析，中央仍然覺得泛民立場要改變，希望引導他們成為「忠誠的反對派」。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表明不接受這個說法。
劉慧卿表示，不明白劉兆佳為何說，中央與民主黨見面，是希望爭取民主派成為「忠誠的反對派」，亦不接受這個講法：
「我不知道他是甚麼定義，我們接受香港人不是要搞獨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但有些中央的作為我們是很大意見。所以我們的定義與劉兆佳的定義可能不同，定義不同我更加不會接受他說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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