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強征“慰安婦”鐵證如山

日本強征“慰安婦”鐵證如山

蘇智良

　　（作者為上海師範大學教授、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 人民日報 》（ 2015年08月15日 07 版）

　　據日本媒體報導，2015年年初，日本宗教團體“幸福的科學”曾派人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專案秘書處遞交了要求終止中國《慰安婦檔案》和《南京大屠殺檔案》申報世界記憶名錄的相關材料，理由是“強征慰安婦”與“南京大屠殺”是戰後被虛構出來的產物。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在這樣一個莊嚴的歷史時刻，作為曾經的戰爭策源地的日本，不去認真反思過去的戰爭罪行，而是百般抵賴與狡辯，道德上墮落到如此地步，真是令人感到既遺憾又憤怒。

　　一

　　大量的歷史資料印證了日本政府、軍隊推行“慰安婦”制度的過程與細節。日文資料除了吉見義明編輯的《從軍慰安婦資料集》（大月書店1992年版），還有鈴木裕子、山下英愛、外村大主編的《日軍慰安婦關係資料集成》（上下冊，明石書店2006年版），以及日本女性和平國民基金的《政府調查“從軍慰安婦”關係資料集成》（1—5卷，龍溪書店1998年版）。韓國挺身隊對策協議會、挺身隊研究會出版的《被強擄到中國去的朝鮮人慰安婦》（三一書房1996年版），講述了許多被強征、誘拐的個案。

　　中國出版的《侵華日軍“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版）披露了中國各省日軍慰安所調查資料。符和積主編的《鐵蹄下的血雨腥風——日軍侵瓊暴行實錄》（3冊，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陳祖梁的《血霧迷茫——滇緬抗日及日軍罪惡揭秘》（雲南美術出版社2004年版），張雙兵的《炮樓裡的女人——山西日軍性奴隸調查實錄》（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展示了中國各地調查的進展。2014年吉林省檔案館所藏關東軍檔案和日本戰犯檔案的公佈，讓人們瞭解了更多的日軍“慰安婦”制度的事實。

　　此外，臺北婦女救援基金會主編的《臺灣慰安婦報告》（臺北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台日官方檔案慰安婦史料彙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年版）等，反映了日本在臺灣殖民地推行慰安婦制度的內幕。

　　多年來，不少受害者作為人證挺身而出。在中國大陸、中國臺灣、韓國、朝鮮、菲律賓、東帝汶等，甚至是歐洲的荷蘭，數以百計的倖存者的證言，包括當地的歷史見證人，以及部分日本老兵，均證實了這一野蠻制度的存在，證實日軍以強迫、誘騙等手段強征“慰安婦”。這些被稱之為“慰安婦”的女性，沒有人身自由。在中國找到了數以百計的倖存者，她們在當時也沒有任何收入。有不少“慰安婦”戰時已被日軍迫害致死。

　　人證也包括來自加害者的供述與懺悔。日軍第117師團中將師團長鈴木啟久1954年7月口供：“1941年10月至1942年10月間，在天津唐山地區實施了經濟封鎖，……並在各駐紮地設立慰安所，抓了60名婦女作為慰安婦進行姦淫。”日軍第39師團中將師團長佐佐真之助1954年8月至1956年5月筆供： 1943年12月，在“荷蘭領屬東印度安汶島”，“強制的使用印尼婦女十數名，設立一個慰安所，供給日本兵士之用”。這足以說明，這些婦女在日軍控制下處於被奴役狀態。

　　上海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在中國各地進行了多年調查。在當年的日軍佔領地如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北京、天津、山東、山西、河南、江蘇、安徽、湖北、湖南、江西、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海南、雲南等地發現大量日軍慰安所遺址，在杭州、武漢、廣州、南京等城市均有數十個慰安所。其中上海能確認的慰安所有166個，是日軍在亞洲慰安所最多的城市。

　　在日本“慰安婦”問題上，國際社會已形成共識。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在美國、韓國、日本、加拿大等地舉行的各種聽證會，由歷史學界、法學界、社會學界、婦女界等的參與，推動國際共識的達成。1996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率先提出報告，認定“慰安婦”問題就是日本戰時推行的性奴隸制度，是戰爭犯罪。2000年東京民間法庭審判活動，參與活動者上萬人，60多位倖存者彙集到東京，300多名記者參與報導。2007年，美國、歐盟、加拿大、荷蘭以及韓國議會紛紛通過譴責日本推行“慰安婦”制度、敦促其謝罪道歉的決議。聯合國各主要機構也通過相類似的決議，如2014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表《日本人權審查結論》報告，認為日本應該為二戰期間的“慰安婦”問題承擔責任。在英文語境中，Comfort Women 日益為Sexual Slaves所替代。2014年，中國以日軍留下的日文文獻為主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記憶名錄。

二

　　《產經新聞》今年6月10日刊登報導說，福岡市的婦產科醫生、80歲的天兒都女士表示其父親麻生徹男拍攝的“慰安婦”照片，未經允許而被中國作為證據列入申遺資料之中；還說其父只是攝影愛好者，而沒有其他目的。

　　我們認為，這批照片是日方當事人證明當時日軍“慰安婦”制度實施以及細節的最典型、最重要的歷史文獻之一。

　　中方申遺書中，包含有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提交的日軍老兵、軍醫麻生徹男拍攝的慰安所相關照片。因為這批照片包含戰時日軍在中國建立的由軍隊直接建立或者監管建立的慰安所的軍事檔與實施，涉及“慰安婦”徵集與衛生檢診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史實。其中如《楊家宅慰安所木屋》《慰安所規定》和《江灣貼有日文對聯的慰安所》等作為重要歷史證據，被廣泛地使用于2000年東京審判“慰安婦”制度民間法庭、2001年海牙審判的終審活動、聯合國關於日軍“慰安婦”的聽證會、歷次各國“慰安婦”原告在日本法庭起訴等，成為“慰安婦”問題的最重要歷史文獻之一。這一點，作為麻生徹男的女兒、親自為其父親整理戰時遺留檔出版了《上海より上海へ》的天兒都女士自己也曾明確指出：“本冊（指《上海より上海へ》）中還收取了自昭和十三年開始的日本軍開設的慰安所和民間私營的慰安所兩個方面的照片資料，共10張。它們和論述從軍慰安婦的論文《關於花柳病積極防治的方法》，共同構成了從軍慰安婦的一級資料。”（引自《上海より上海へ》，1993年日文版，天兒都序言）

　　不僅如此，這批照片與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20年來對照片所記載的慰安所遺址口述調查，相互印證，共同構成了新的歷史文獻。因此經過嚴格審查，對照片真實性和唯一性調查所得的調查史料（包括口述與照片），也已列入《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

　　這些調查史料主要文獻價值包括，確認了麻生徹男照片中楊家宅慰安所遺址真實性，以及所在地為東沈家宅。

　　1937年秋，麻生徹男加入日本上海派遣軍，登陸上海，奉兵站之命，協助建立楊家宅慰安所、江灣慰安所等，並拍攝了這些照片。上個世紀90年代初，他在日本多次以自費印刷出版的形式向媒體披露這一事實，並將戰時日記書信與照片等最後結集為《從上海到上海》，由日本石風社於1993年出版。

　　根據他的記述，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對他所提及的上海日軍慰安所遺址進行了長期的調查，確認了這些慰安所的存在。如江灣慰安所的建築至今猶存，通過對舊照片中萬安路745號陽臺窗花等建築形制細部的對比，可以確認這裡就是貼有日文對聯的慰安所。在楊家宅慰安所遺址尋找到許多日式清酒瓶、日式鋁制飯盒、日式烤火盆等遺留實物，尋訪到史留留、沈美娣、沈福根、沈月仙、沈德福等歷史見證人，從而印證了麻生徹男記錄的真實性。而且，確認了被日軍和麻生徹男稱之為“楊家宅”的慰安所，其地址並不在楊家宅，而是在楊家宅北側的東沈家宅。

　　通過調查進一步確認，楊家宅慰安所為日本軍隊直營慰安所的准軍事設施性質。在調查中獲知，楊家宅慰安所作為日本陸軍直營慰安所，管制嚴格，不准一般平民靠近，有哨兵巡邏保衛。如根據當地居民沈美娣（1931年7月生）的回憶，“我家就住在楊家宅慰安所旁邊，慰安所門口有日本哨兵站崗巡邏，管得非常嚴格。我的親生父親就是被日軍打死在這裡。那個時候我只有9歲（約在1939年）。下面還有5歲和剛剛3個月的兩個妹妹。我父親沈毛夫當時在日資軍服廠做工，每天早晨6時出門，晚上6時回家，我們稱6進6出。一天回來後，因為家中第二天的蔬菜沒有了，便到菜地裡去挑些菜。當時天已經黑了下來。當我父親從菜地裡拿著菜回來時，正遇到慰安所的哨兵巡邏，那個哨兵看到我父親就大叫了一聲，我父親又不懂日本話，便不知怎樣才好，正在這時槍聲響了，我的父親中了彈，不久之後，就這樣被殘酷的日本鬼子給打死了。”沈美娣女士的父親被楊家宅慰安所哨兵槍殺，至今沒有得到任何賠償。

　　經過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20多年的研究，麻生徹男所攝的慰安所可以直接、形象地證明日軍慰安所的存在，與目前遺址所在地的口述記憶和物化的建築記憶一起，共同非常典型地形成了日軍實施慰安婦制度的證據鏈，是極為重要的文獻遺存，這就是中方申遺書將日本軍醫麻生徹男拍的戰時照片與戰時相關檔案一起申遺的理由。

三

　　天兒都女士認為，中國的申遺材料對該照片的描述歪曲了原攝像師的解釋，這違反了攝像師的道德權利。事實上，中方使用這些照片的原意，在於說明照片中提到的慰安所是歷史事實。所以申請書中特別指出照片“其特性和來源均真實可信”。除非日方能證明，是麻生徹男的照片捏造了事實，才能讓中方撤下。

　　首先，中方申請書使用麻生徹男那幾張照片的用意，是為了證明二戰時期的日軍建立了慰安所。其次，麻生徹男將戰時他所拍攝的這些女性的照片編輯出版，並非為了展示他的愛好，而是出自他本著歷史的反省精神，以非常嚴肅的態度來發表他的戰時照片作為歷史資料來留存的。這是麻生徹男非常令人敬佩的品德。刊載了上述用於申遺歷史文獻的照片的《上海より上海へ》日文版序言的開首，有麻生徹男于1986年編輯戰時女性照片時寫的這樣一段序：

　　“好人不當兵”，我們日本人對（具有這樣理念的）中國來說，不是一個好鄰居。念及我們國民皆兵的鄉風，再遙想1937年的南京，那麼，一億大和民族皆戰犯也。我作為當時大和民族的一員，從1937年開始的4年間，正生活在中國的華中地區。我將當時寫的3本書合為現在的一冊。由此，向各位奉上作為一個普通召集兵身份的婦產科醫生，當時如何思考、如何行動的我。期待理解，不勝榮幸。

　　麻生徹男的女兒天兒都女士在序文後有這樣的解釋：“寫這篇序文時候的我父親、原預備役陸軍軍醫大尉的麻生徹男，已於1998年（平成元年）7月11日以79歲之齡辭世。本書（即《上海より上海へ》）是他以自己印刷出版的《戰線女人考等等》為基礎內容編輯出版的。……為了知曉在太平洋戰爭之前的1937年到1941年間，在中國戰線上，女性被處於一個什麼樣的地位，請更多的女性來閱讀這本書。”這說明了麻生徹男作品內容與立場的一貫性，也說明了中方使用麻生徹男作品是為了記憶真實的歷史。這不但沒有違背麻生徹男的初衷，而且將麻生徹男記憶和思考歷史的初衷發揮到更大範圍中；更沒有侵害麻生徹男的名譽權。當時編輯本書，發出“為了知曉在太平洋戰爭之前的1937年到1941年間，在中國戰線上，女性被處於一個什麼樣的地位，請更多的女性來閱讀這本書”正義呼籲的、已經80高齡的天兒都女士，不知為什麼會改變初衷，還是另有隱情？

　　在另一個場合，天兒都女士曾承認日本在戰時建立了慰安所，但竟然說“慰安婦”制度是一種文明的制度。日本政府建立“慰安婦”制度，實質是用現代文明的國家機器來實現其反文明的目的，是用制度性野蠻來替代臨時性野蠻（偶發的強姦）。

　　目前，日本“慰安婦”制度罪行日益為世界所知曉，譴責聲越來越大，“慰安婦”雕像也傳播愈廣。奉勸日本某些人，正途只有一條，就是徹底認罪，深刻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