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類憶舊》

《黑五類憶舊》

編者： 焦國標 

焦國標，1963年出生，河南杞縣人。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報刊言論作家，雜文家。河南大學文學學士、古代漢語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博士。出版有《奉獻與義務的邊際》、《新聞之外的敏感》、《獨立的悲傷》和《你根本嚇不住人家》四部言論、雜文作品集，以及新聞史讀物《名士風流——文化名人的報刊生涯》。
目錄

前言
表姨爹
父親的骨灰在哪裡
侯振亞的兒子
學俄語的林芳
重重罪
革委主任賈作仁
四類分子有多少
紅、黑五類和中間類
被遺忘的族群
知青與書記
爺爺的身份
紀念父親齊尊周
淮安席橋記事
探父親
苦澀的懷念
會六國語又如何
同學相煎何太急
記住吳維尊
我寫過十次入黨申請
聖女王佩英
《黑五類憶舊》故事滙編  選錄轉載

前言

古今中外歷史上，很可能再也找不到比黑五類時代更黑暗、更荒唐的時代。這個時代在政治上已經結束20多年了，可是，它在話語上迄今未被充分記載和言說，在實際中雖然特定的黑五類不存在了，而黑五類性質的政治賤民並未在中國絕跡，因而我們有必要打撈黑五類這個現象和話題。
十三億中國人裡，起碼有一半人到死都不會忘記什麼是黑五類，無論其本人是不是黑五類。為另一半人口計，我們解釋一下什麼是黑五類。黑五類又叫五類份子，即地主份子、富農份子、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和右派份子，簡稱地富反壞右。1949年之後的最初幾年，中國大陸社會產生了四類政治賤民——四類份子，即五類份子中的前四類。1957年反右之後，右派份子晉升為政治賤民中的“新秀”，四類份子增至五類份子。文革初期，政治賤民的隊伍進一步擴大，又新增四類，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叛徒和特務四類，合為黑九類。文革中後期，新增的黑四類逐漸淡出，“經典性的”政治賤民仍然是黑五類。至1979年，右派改正（章伯均、羅隆基、儲安平等98人未獲改正，以表示反右沒錯，只是擴大化了），政治賤民回復到原先的四類。1984年，四類份子全部平反。至此，毛澤東中國此前幾十年製造的所有政治賤民都在政治上獲得同等國民待遇。
這只是理論上的黑五類。實際上，黑五類的子女也被稱為黑五類。官方資料稱，中國曾有2000多萬名四類份子，有50多萬名第五類份子（即右派份子）。有研究者推測，黑五類的子輩和孫輩是黑五類的5-6倍，因而受黑五類牽連的人數超過1億，佔當時總人口的15%。
其實受黑五類牽連的不止是他們的子輩和孫輩，近親也是受牽連者。比如，我的家鄉（河南開封）那時有“四大親屬”之說，具體指姥娘家、岳家、姑家和姐妹家。一個人，如果他的這四大親屬成分高（是黑五類），那麼他在升學、招工、招幹、尋（xin）媒、當兵、當鄉村教師和村幹部等等方面，都受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受黑五類牽連的絕不止超過1億，而可能一半以上的中國人都“不乾淨”。

我們現在隨便拉出一個40歲以上中國人“盤查”一下，就會發現他不是黑五類就是黑五類的親戚。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父親屬於壞份子，以至於父親去世時，他從遙遠的青海回家奔喪，在縣城請客吃飯都請不到人。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先生，父親屬於反革命，他本人曾連寫十次入黨申請書都不被批准。前總理朱鎔基是右派，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范敬宜是右派。劉少奇一家和鄧小平一家，是最黑最高的黑五類。民主黨派領袖、文化精英和學術大師，幾乎個個都是右派黑五類。
絕大部分黑五類實際上是那個時代中國社會各界的精英。地主富農是土地精英，反革命是政治精英，右派是知識精英，壞份子裡固然有地痞流氓惡棍懶漢，也有許多人是具有特立獨行人格、拒絕溜須諂上的人。1949年以後幾十年中國社會之所以全面沉淪墮落，與各界精英的全軍覆沒息息相關。改革開放的啟動和後勁，某種意義上說，也直接來自這批人的反彈和發功。黑五類遭受的苦難和屈辱，成為黑五類二代（如家電業巨頭張大中、地產大亨潘石屹、著名畫家陳丹青和藝術家艾未未等等）從苦難中奮起拼搏、改變人生命運的不竭動力。
《黑五類憶舊》是一個期刊性的故事匯編。當你閱讀其中一個個故事的時候，請不要僅限於故事本身，我希望你也同時走進故事主人公（迫害者和受害者）的內心：在那樣一個荒誕的時代，在那一個個罪惡的時刻，他們的心靈何其荒蕪，何其野蠻，何其淒慘，何其無助！鄧小平曾說，中國近幾十年發生的許多荒唐事，在西方不可能發生。我們不妨接著假設：黑五類現象在基督教世界可能出現嗎？不信上帝的族類，內心像蕃茄一樣多汁。不過這豐沛的汁液不是別的，全是苦毒。
如前所述，雖然黑五類走進了歷史，可決不意味著政治賤民現象在中國徹底消失。1984年四類份子摘帽以來的二十幾年裡，又有多少中國人成為新的政治賤民？又有多少中國人成為新時代的黑五類？讓我們記住黑五類，讓我們記住政治賤民！我們曾經從那裡走來，我們的災難曾經如此深重，我們的人性曾經如此不堪，我們的墮落曾經如此可恨！然而，我們更要反省、檢討源源不斷製造政治賤民的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
黑五類是全中國的替罪羊，是中華民族長大成人的階段性祭品，他為全體中國人背了十字架。
感謝你，黑五類！
黑五類，對不起！
焦國標   2010-7-30
表姨爹   作者 敖順康

那是1970年的春天，表姨爹從一個貧下中農走進了黑五類的行列，成了大隊小隊開批鬥會少不了的重要角色。
表姨爹原是生產隊的保管員。這年春天，表姨爹按照隊長的指示，找來3個社員，把谷種從倉裡撮到搭鬥裡，挑來幾挑水，先進行浸泡，撓出懸浮在水面上的秕粒，進行一番清洗篩選，再加點石灰水，給穀種消毒殺菌。消毒完畢，又去燒些溫水再浸泡。待水流盡，再蓋上麻袋，初步的工作就算完畢了。

此後每天都要淋幾次水，待穀種長出淺淺的新芽新腳，就拿到秧地均勻地撒在田地裡。
不知是怎麼回事，穀種竟長不出腳芽來。是天氣太冷？是淋水少了？是倒春寒？是沒注意天氣變化？還是溫度過高穀堆發熱燒壞了？往年也是這樣操作的，是穀種本身有問題？表姨爹還在思索尋找答案的時候，幾個革命者已帶著黑牌闖進他家，上面寫著表姨爹的名字，名字上打著紅叉。
只幾天工夫，表姨爹成了壞份子。說他故意把穀種泡壞，誠心擾亂社會主義，企圖搞垮集體的事業，是藏在群眾中的階級敵人，是專政的物件，要把他批倒批臭，讓他永世不能翻身。
在批鬥中，革命者們叫他交出指示者。可是哪來的指示者呀？表姨爹怎麼也交不出來。真是潑天的冤枉！從此，表姨爹白天在生產隊出工，晚上去接受批鬥。一家老小提心吊膽，在家門口目送親人離家去挨鬥。
“把壞份子揪上臺來！”主持會議的人叫道。兩個彪形大漢押著表姨爹，站上高板凳，腰被壓90度。“打倒壞份子！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遠不能翻身！”口號連天。
表姨爹一直想不通，常常獨自仰天長歎：這是啥世道呀？我是一個堂堂正正的貧下中農，世世代代都是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怎麼一下子就成了罪大惡極的壞份子呢？一次工作失誤就成了人民專政的物件，這壞份子的帽子也來得太容易了吧！
表姨爹白天幹活幹得筋疲力盡，晚上還要挨鬥，身體一天一天瘦了下去。不到兩年時間，因積勞成疾，加上精神折磨，就去世了，帶著冤屈，留下遺憾，永遠地走了。

一個壞份子就這樣誕生了，就這樣滅亡了……
補白：那次填寫《中學生登記表》的經歷我永生難忘。放學前，班主任們拿著這張破紙，拉下驢臉，對新生（初中生）第一次大聲嚇唬：“為了保衛偉大領袖，為了保衛紅色江山，密切注意階級敵人新動向，嚴防階級敵人破壞，家庭有問題的同學一定要如實填寫，不許錯填，不許漏填，不許隱瞞。
我們這些狗崽子知道自己是“家庭有問題的同學”，個個都嚇壞了，湊在一起，愁眉苦臉地商量：民族出身這一欄最好填，照實寫。可是個人出身和家庭出身欄該怎麼填呢？我們大眼對小眼，個個都傻眼了。有的說：個人出身乾脆填“狗崽子”算了，保證萬無一失。可立馬自己就又否定了：如果這樣填，那家庭出身只能填“老狗”了。老師看了可能會覺得好笑，可我們可能從此就永別校園了。
什麼事都難不倒狗崽子們。最後我們終於做出集體決定：個人出身統一填“小學生”，家庭出身欄各填各的，因為太亂七八糟了，有走資派、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偽滿官僚、外蒙特務、民族分裂份子，無法統一。鬧了半天，小事一樁，順利解決。狗崽子們臉上陰雲散去，又玩起摔跤、馱馬架的遊戲。直到天黑，狗崽子們玩餓了，才匆匆跑回家吃“狗食”。   孟鐵勇
父親的骨灰在哪裡   作者 丁 香
　
那年春天，我剛滿六歲。天氣很好，中午的太陽在天上亮晃晃的，鳥兒在街道邊的樹上跳來跳去唱得正歡，我提著外婆交給我的菜盒子給爸爸送飯去。菜盒子是外婆的叫法，現在叫飯盒。那是個三層搪瓷盒，藍底紅花。我喜歡那些花朵和明亮的寶藍色，總是一邊走一邊仔細看。有時將掛鉤弄脫，無法再掛上，就只得半提半捧小心翼翼往前挪。
爸爸在一家印染合作社當經理，離家不遠，只有一條街的路程。開初是外婆帶我去，後來我就爭著自己去。每次到了爸爸辦公室，他總是誇張地張開雙臂，接過菜盒子聞一聞，放在桌上，然後在我臉上親一下說：“好香！”然後再牽著我的小手，把我送出大門。走到街道拐角處，我總會回過頭去張望，他總站在那株老黃桷樹下向我揮手。
今天卻有點不對頭，跟我很熟，喜歡我的叔叔阿姨們，好像都不認識我了。進了大門，又看見牆上貼著一排用毛筆書寫的大字（後來知道這叫大字報）。雖然還沒上學，可爸爸已教我認識了好多字。我念不通那些文字，但認得爸爸的名字，上面劃了大叉。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
走進爸爸辦公室，一個陌生人坐在辦公桌後面。我有點驚慌，不過還是做出勇敢的樣子問他：“我爸爸呢？”那人並不回答我，只說：“把飯給我。”我把菜盒子往身後一藏：“不！”掛鉤脫落下來，菜盒子掉在地上，我急得哭了，大叫：“爸爸！爸爸！”那人過來幫我撿起盒子，帶我走出辦公室，拐彎抹角去了一間有點黑的屋子。
爸爸正在那兒來回踱步。他一下子顯得很瘦，鬍子都冒出來了（過去我從來沒見過他臉上有鬍子），眼睛比平時更大。他看見我，便停止踱步，趕緊走過來抱起我。我覺得他好用勁，抱得我雙臂都發痛了。他在我臉上狠狠地親了一陣，然後放我下地，說了一句：“回家去吧，好好走……”我不敢看他的眼睛，那裡面分明含有淚光。
當天爸爸沒有回家，此後我和兄弟們就再也沒有見過他。從媽媽鐵青的臉上，我們知道出了大事，可誰也不敢問。後來我長大了，回想當時的情景，或許當時爸爸已經意識到和我的那次見面將會成為永訣。
過了幾天，家裡來了一群大蓋帽，叫住媽媽，問了許多問題，又在爸爸書櫃裡翻了好一陣。爸爸書櫃裡大部份是外文書，有英文法文的，還有俄文的。我靠在門邊看他們折騰，心裡卻蔑視他們：諒你們也看不懂這些書！
那時，我家院子裡只住著幾戶人家，孩子很少。院裡裡有幾棵樹，其中最大最老的那一株是柚子樹。四五月間柚子花開的時節常有夜雨，早上起來，滿院的落葉，一地的碎花。我仔細地在落葉中尋找花瓣和花蕊，用小手絹包好放在枕邊。晚上，爸爸會走來坐在床邊，給我念英文“五十一個少女”的故事，念過英文再講一遍中文。我就在醉人的花香和爸爸似乎越來越遠的音樂般優美的念書聲中沉入夢鄉。
我家是父親隨和，母親嚴厲。此後的日子裡，我們家再也聽不到父親快樂的哼唱京戲的聲音，變得死氣沉沉。不知道默默等待了多久，終於有一天，媽媽給我穿戴好，帶我出門。她拿個大包袱，先是乘公共汽車，繼而又坐三輪車，最後到了“寧夏街”。這是我從街口的牌子上認得的，是我幾十年來印象最深的一個街名。媽媽沒告訴我，但我清楚地知道，這是去給爸爸送東西。想著就要見到爸爸，我又高興又激動，只是怕媽媽不高興，沒敢顯露出來。
三輪車載著我們在一個很高的門口停下。門前有人站崗，手裡拿著槍。媽媽拎著包袱進了旁邊的小門，片刻之後又空手走出來。我呢，呆呆地望著那兩道高牆夾著的似乎沒有盡頭的通道，眼淚象兩條小蟲在眼角蠕動，最後終於滾下來。我知道，我是再也見不著爸爸了。
記不得我們是怎麼回家的，眼前只是晃動著那條高牆夾著的灰色通道，還有那天爸爸抱我親我的情形。
在以後漫長的艱難歲月裡，生活的艱辛和每次運動來臨時那近乎恐怖的心境，全都與爸爸的“問題”有關。在學校和鄰里，我們都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我們不曾怨恨過爸爸，更沒被壓垮。但我和弟兄們也從不提起爸爸，像是有種默契，誰都不敢去觸摸那道永在滴血、永不癒合的傷口。我內心深處更有一種奇怪的意識：好像我為他所承受的壓力越大，他的壓力就會越輕，這樣才對得起他的愛。
爸爸仍然沒有一點消息，媽媽告訴我們她已辦了離婚手續。雖然年紀很小，我們都明白她是為了保護我們，儘管後來證明那是徒勞的。我們家裡那時有許多爸爸媽媽在教堂結婚的照片，爸爸穿黑西裝打領帶，媽媽披著雪白的婚紗一臉燦爛。連我們小孩子都知道這離婚是無奈之舉，別人豈能相信？媽媽幾十年單身，再也不曾涉足婚姻。
在那段物質嚴重匱乏的年代，我們4個不到10歲的孩子首先學會了生存。我們撿煤炭割草，抬水拾柴，上房補漏，下河撈魚。上小學時就在寒暑假期間找些零工做，掙點角票分幣補貼家用。我們不僅學習成績名列前茅，並且學會了勤勞簡樸的品行，希望用我們的努力換來與爸爸的早日重逢。
得到爸爸的消息是在文革期間。媽媽單位的革委會通過內查外調，將媽媽定為“國民黨師長姨太太”、“反革命份子家屬”。依據是我爸爸在上海讀大學時參加了國民黨，並在抗戰初期擔任過該党漢口區分部書記和特党委員，在擔任合作社經理期間又用集體基金給每個職工發了10元困難補助，這是在“挖社會主義牆角”。他們原打算把我爸抓來和媽媽一起批鬥，調查的結果竟是我爸早在進監不到一年的時候已告別了人世（到底真象如何，只有天知道）。缺了我爸，他們只好單獨揪鬥我媽，有些掃興。兩次揪鬥之後，沒什麼新東西，就限制媽媽自由，讓她去車間裡幹最髒最累的活，兩年後媽媽才脫離“牛棚”。
文革過後，許多受迫害的當事人或家屬紛紛奔走于平反昭雪的路上，我們家沒一個人動過這個念頭。1986 年，大規模的平反昭雪已接近尾聲。某天下午，我接到母親的電話，讓我趕快回家一趟。原來，法院來了兩個人，帶了一份200多字的文件，聲稱當年把內部矛盾錯判為敵我矛盾，現予糾正。我很不客氣地問：“他人呢？”他們說，早在六零年就病死在勞改農場。
“那麼把骨灰交出來，我要看。”
“這個，恐怕找不到了。再說那是監獄方面的事，不歸我們法院管。”
我冷笑一聲：“一條人命和我全家幾十年的苦難，給張巴掌大紙片就一筆勾銷了？”
他們顯然見慣不驚，神態自若地說：“糾正通知書交給你們，一方面可以給你們的單位備案，對你們的政治前途有幫助；另一方面，可以找你父親原單位作些經濟補償。”
“真是可笑！反革命子女的十字架已背 20 多年，還要什麼政治前途！我將繼續背下去，一直到死。至於所謂經濟補償，更不值一提。當初一個婦女帶著4個孩子瀕臨凍餓死亡的邊緣，僅靠健康的基因和頑強的性格熬過來，誰考慮過什麼補償？莫說叫我拿這單子東奔西跑上下遊說得點恩賜，就算給我送上門，我也不要。我會噁心，覺得我在喝父親的血！”說完，我沖進母親房間，讓存積了多年的淚水在臉上氾濫洶湧。
流年似水，往事依稀。父親與我最後見面那一瞬間欲說不能的目光，牢牢地定格在我終生的記憶裡。現在我的年齡和當年父親的年齡差不多。讓我耿耿於懷的是我們家已沒有一張父親的照片，也沒有他的任何遺物。時近清明，人們都會去祭掃親人的墳墓，可我爸爸的墳呢？我想為他築個衣冠塚，卻連照片也沒有。我只能在靜靜的夜裡，獨自重溫那永恆的瞬間……
侯振亞的兒子      作者 海寬

1966年，我在福建師大附中念初一。當時發生一件很令學校長臉的事兒：一位高中同學被選送進空軍航校。他的父親是當時福建省委組織部部長侯振亞。侯同學在附中也是個風雲人物，大家都很為他感到驕傲。我們班裡有兩位元認識他的女同學，那幾天都把頭昂得高高的，大概就是她們的親哥哥當上了飛行員也不過如此。
侯大哥入伍那一天，全校同學敲鑼打鼓把他送到校門口。不知多少愛慕的眼光伴隨著他上了軍車，也不知多少像我這樣的小男孩幻想著哪天自己也能穿上那身綠軍裝。
文革一來，省委領導們也被打倒了。有時在報紙或者街頭大字報上看到侯振亞的名字時，我心裡會想到我的這個校友，不知他還能不能上天。
大約是1974年，我跟姑父到他廠（在閩北山區）裡的澡堂洗澡。他告訴我，隔壁搬來個新鄰居，讓我猜是誰。沒等我開口，他就說了：“我諒你也猜不出來。告訴你吧，侯振亞的兒子。”我當時有點懵了。侯大哥不是在空軍嗎？他跑到這山溝溝裡幹嗎來了？
原來，侯振亞因受“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的牽連，文革後不久即被定為叛徒，關進監獄。當時侯大哥已在長春航校學習一年。由於父親的問題，他被迫離開航校，自己到內蒙古大草原插隊落戶。1974年他父親的問題得到了初步解決，他被當做復員或轉業軍人處理，安排到閩北山區這個三線工廠。
後來在姑媽家我見到了侯大哥。他的臉上已經沒有當年離開學校時的意氣風發，只剩下與年齡不符的滄桑。我跟他說我也是附中的，他很高興地請我到他家坐。他當時已經結婚了，小倆口的小窩可以說是家徒四壁，一窮二白。
當時的我頗有些陰暗心理，對侯大哥的景況很有點幸災樂禍。當年在附中，侯大哥和許多革幹、革軍子弟一樣，家庭出身好，在其他同學面前很有點趾高氣揚。幾十年的中國政治，每次重新洗牌總是幾家歡樂幾家愁。經過這樣的家庭變故後，侯大哥們應該會長大許多。中國何時能做到既不要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也不要滿門抄斬株連九族，才算是從這方面擺脫了幾千年來封建主義的影響。
一篇網友跟貼：
我們公社後來還來了一批福建知青，他們都是福建省的幹部子弟。因父母被打成黑幫，當地老鄉不敢接收他們插隊。在福建境內無法分配，他們便跑到內蒙，在錫林浩特靜坐絕食，要求到牧區插隊。他們的行動打動了盟領導，終於同意接收。他們一部分人被分到西烏旗，另一部分被分到東烏旗。分到東烏旗的最終到了我們烏拉蓋公社哈達吐大隊。
來我們隊的福建知青，有一個是已經在長春航校學習了一年的飛行員。他的父親是文革前福建的第二把手侯振亞。他人很開朗，會拉小提琴，我們經常聽他拉《梁祝》，拉《新疆之春》。他也很喜歡給我們講他的故事，講他第一次跳傘時的情景，講他從國家的驕子飛行員，一時間成為無人理睬的黑幫子弟時的心情。他想過自殺，他說他沒有想到草原會接納他！
他還帶來他在山東支左時結識的女朋友，一個個子嬌小，皮膚白皙，長著一張圓圓臉的很可愛的山東姑娘。後來他們結婚了。這個山東姑娘是個心地善良而樸實的農村姑娘，是生產隊長的女兒。當地追求她的人很多，但她很同情侯的遭遇，毅然遠離家鄉和親人，追隨著當時已經是黑幫子女的侯，來到她不熟悉的草原。她很能幹。我們每次去她家，她都熱情款待我們，給我們做好吃的，切得一手好土豆絲。正是這位善良的姑娘，在侯最困難的時候給了他生活的勇氣和安慰。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草原給了他們這對患難夫妻一個棲身之所，讓他們從此遠離白眼和冷漠，過上了普通人應該過的日子。後來他們雙雙回到福建，而且有了一個可愛的兒子。
學俄語的林芳    作者  金梅
林芳1936年生於重慶。父親是國民黨軍人，先抗日，後內戰，從未回過家。1948年隨部隊去了臺灣，從此再無音訊。林芳自出生以來，從未見過自己的父親，一直與母親相依為命。
林母是一個很普通的女人，為人賢慧，勤奮能幹，以拾廢品、幫人帶小孩、當保姆來維持生計，並送林芳上學讀書。在最困難的時候，母親寧可自己忍饑挨餓，也決不讓林芳輟學。林芳知道母親辛苦，自己讀書不易，因此學習十分勤奮，從小學到高中成績都十分優異。高中畢業後，林芳被保送到北京大學外語學院專修俄語。
在大學裡，林芳仍和過去一樣勤奮學習，成績優異，受到同學的欽佩和老師們的青睞。再加上她人長得也漂亮，很多同學甚至個別老師都對她產生愛慕之情。雖然正當豆蔻年華，但她克制自己，拒絕誘惑，始終以學習為重，把愛情婚姻深深埋在心底。

1962年大學畢業那一年，林芳的一位高中同班同學小張，突然出現在她的面前。高中時期，他們二人的成績都很好，經常在一起切磋，彼此提攜，相處甚好。小張又是班長，品學兼優，加上出身好，社會關係好，沒到高中畢業就被防空部隊招去，加入空軍，並晉升為軍官。小張回重慶探親時得知林芳在北京讀書，便專程前來看望。幾年不見，二人更加親昵。此後時有書信往來，由友情發展成為戀情。
小張是一名軍人，戀愛婚姻必須得到上級允許。小張把同林芳的戀愛關係向首長做了彙報，並要求允准登記結婚。軍方經過對女方家庭的政審調查，發現女方的父親是反動軍官，母親是反動家屬，女方本人是當然的黑五類子女。小張的結婚申請被拒絕，並受到嚴厲批評。小張十分痛苦，寫信向林芳表示，打算離開部隊，寧可不做官，回家當老百姓種地，也要娶她為妻。
小張的痛苦又何嘗不是林芳的痛苦！經過一段痛苦的思考，林芳決定放棄這段情感。自己是黑五類，不能把小張也拉進黑五類。為了小張的前途，林芳含淚寫了一封絕交信：“小張，這是我給你寫的最後一封信。我不願看到你也成為黑五類。為了你的事業、你的前途、你的幸福，我不能拖累你。請原諒我，從今以後，我們就永遠分手了，希望你永遠把我忘記，就好像世界上從來沒有我。假如人生真有來生，就讓我們來生再做伴侶吧，請永遠忘記我……”
畢業後，林芳悄然離開學校，孤身一人到黑龍江省最北邊和蘇聯接壤的一個小縣城工作。她先在這個縣衛生局當統計員，後又被分配到一個醫院搞藥劑。林芳既聰慧又勤奮好學，並且虛心求教，很快精通了業務，常常得到同事們的誇獎。
正當一切都還順利的時候，不幸的事一個接一個地發生了。先是中蘇關係惡化，禍及林芳。林芳會說一口流利的俄語，又恰好在中蘇邊境的縣城工作，故在內部開展全面政治審查時，她被認定是特務嫌疑。原來的工作被停止，留在單位邊勞動邊交待問題。白天打掃衛生、倒痰盂、洗尿盆、沖廁所，晚上寫檢查交待問題。在得知她的黑五類身份之後，對她的管制更加嚴厲，日夜都有人監視。林芳有一個遠方表哥，參加朝鮮戰爭回國後轉業到北大荒。因為相距不太遠，二人見過幾次面。因而在批鬥時，除了強加她是特務、黑五類之外，還侮辱她在外勾引男人，亂搞兩性關係。
面對無情的批鬥、毒打和羞辱，林芳絕望至極，曾一度想自殺，離開這個殘酷無情的人世。幾個平時和她要好的同事背地裡勸慰她，生活上暗中幫助她。這些善良人的關愛給了林芳頑強活下來的勇氣。

1966年文革開始，黑五類子女林芳的處境比以前更加險惡。她日夜被揪鬥，遭毒打，漸漸變得枯瘦如柴，未老先衰。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林芳母女又被趕出縣城，到鄉下勞動改造，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農村生活雖然很艱苦，但農民很純樸善良，不會苛待這孤女寡母。一位老鄉把自己的草房騰出了一間，讓她們母女安身，大家生活在一起，親如一家。林芳到了這裡，像是獲得解救一樣，沒有了批鬥毒打，沒有了那沒完沒了的交待反省。林芳雖是大學畢業，但並不孤傲，什麼髒活重活都搶著幹。鄉親們都很喜歡她，儘量照顧她，不安排她幹重活。她能幹多少就幹多少，沒有半點強迫。
同一個村裡還有另外一些被下放勞改的“牛鬼蛇神”，其中一個是林業局的幹部，原在部隊當游泳教練。此人出生于上海，資本家家庭，屬於黑五類，又是知識份子臭老九，已經40出頭了，還是單身漢。那時林芳也37歲了，於是一些好心人開始撮合。這對在接連不斷的各種政治運動中失去了青春的黑五類老男大女，如今終於成為眷屬，在那裡成家落戶。一年後，他們又添了一個小女兒。加上林芳的母親，一家四口，日子過得倒也不錯。
文革結束後，平反落實政策，他們都回了各自的原單位。1982年，林芳的丈夫在上海一所中學謀到一個教師的職位，林芳也隨丈夫來到上海，開始了新的生活。
補白：教我們語文課的孫秀山老師被打成右派，起于一張大字報。據說有一次吃飯時，老師們正誇讚蘇聯菠菜如何如何好吃，孫老師卻在那裡自言自語：“蘇聯的屁也是香的，果真好吃嗎？和我們的灰菜差不多！”結果被人說成是攻擊蘇聯老大哥，大字報貼到教室外的山牆上。我看過後，隨口說：“就是和灰菜長得一模一樣嘛！未必好吃。”學校菜園裡種著這種菜，從外形看酷似野生的灰菜，長得有半人高，人們說是蘇聯菠菜。味道究竟如何，我也沒吃過，只是推斷而已。我從小就不喜歡吃灰菜。結果，有積極份子把我隨口一說的話彙報給團支部。團支部請示校團委，組織開了一個小型批判會，硬說我有同情右派的言論，要我做檢討。我不肯，最後不了了之。   呂維
重重罪    作者  季曄峰
我是在罪孽裡生的，在我母親懷胎時就有了罪。
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
-----《聖經•詩篇》
我祖父是蘇北淮安的一個大地主，擁有一座在當地很有名氣的大宅子。土改時，地被分了，房被拆了，一家人來到上海，在虹口區四川路建了一幢三層或四層的樓房。
我的生母1950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我的生父17歲從上海隨大軍南下，在廈門市計畫委員會任秘書助理。1958年，父親被打成右派（時年26歲），遣回原籍監督勞動，妻子與他離婚。我的生父和生母不是夫妻關係，是叔嫂關係。我生母的丈夫是我的伯父。伯父1947年南開大學畢業後，在上海國民政府的稅務部門任職。1958年大年三十，因其南開同學中有兩個在臺灣國民黨軍隊中服役，他們班留在大陸的25個同學悉數被捕，判刑20年。當時他們已生了4個孩子。為了活下去，夫婦離了婚，並將孩子改隨母姓（吳）。就在父親被遣回原籍監督勞動，伯父被判20年徒刑杳無音信期間，叔嫂二人同遭淪落，相憐相惜，於是有了我。
我大概是1964年被生於上海，但迄今為止我不確知我的生日具體是哪一月的哪一天。當時偌大的上海容不下我這個苦命的嬰孩，約一歲半時我被送回淮安祖籍。這個被當時的主流社會完全拋棄，在社會最底層勉強掙扎活命的家族，為了讓這個男嬰活下去，並抱著將來有朝一日能給這個家族帶來重新出人頭地機會的願望，把我送給縣城一個最顯赫的家庭去“壓子”（養父當時剛結婚不久）。
一個根本無力主宰自已人生命運的男嬰，承載著這個身處社會底層卻仍然渴望重返主流社會的家族的希望，像以色列的先知摩西一樣，開始了在“埃及長老”家的養子生涯。
我養父的舅舅名叫李仲英，時任中共江蘇淮安縣委書記。他為人正直，反對浮誇，很受當地人敬重，後來升至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小時我聽他講過故事，還與他下過象棋，並且贏了他。
養父的家在淮安市楚州區復興鄉季莊四隊，與原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季劍虹的家同在一個村子。他們也是同一個輩份，相距不過七八戶人家。在我的童年記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家人吵架。這是一個信奉階級鬥爭哲學的家庭，一切都以物質利益的多少為標準，每年春節都會因送年禮的事大吵大鬧一場。這種情況持續了幾十年之久。後來為了躲避這種爭吵，也由於無法忍受一直彌漫在這個家庭裡許多年的那種虛偽和壓抑的氛圍，我選擇了逃避。寧願自己到外面租房子，也不願意和他們住在一起、和他們一起過年。
我雖然是一個男孩，又是家裡的老大，可我的地位猶如一個童養媳。我至今不會用漢語拚音，而我的養母當年正是公社裡教中文拼音的示範老師。每當她帶著親生兒女去教學時，我就被留在家中看門、做家務。小時候我愛畫畫。有一次我畫的一幅畫在公社裡得了獎，我的養母卻把我的名字換成她兒子的名字。從記事起，家裡總有做不完的活。直至我後來當兵退伍回鄉，我的養母還要我為她洗她那骯髒的內褲。那時農村裡流行一種喝生雞蛋長身體的說法，我也曾從雞窩裡拿起剛下的雞蛋喝過。有一次，養母叫我從雞窩裡檢來雞蛋，敲開一個小口子，遞到她親生兒子手裡，卻不允許我再喝家裡的雞蛋。我站在一旁，默默看著她兒子當著我的面把一個雞蛋喝下。從此我再沒有喝過一個生雞蛋。多少年後，我曾以近乎扭曲的心態，幾乎天天晚上要給自已炒一碗蛋炒飯。
我的小學是在季莊讀完的。那時我經常參加學校文藝宣傳隊活動，每次上臺演出都是借別人的紅領巾。戲演完了，又把紅領巾還給別人。小學畢業時，成績不如我的孩子都有了一條屬於自已的紅領巾，惟獨我沒有。那時我根本不知道是為什麼，只是感覺到那種因被群體排斥而產生的孤獨感籠罩著我。

1976年是當代中國歷史開始發生根本性轉折的一年。在離家十幾裡外另一個公社工作的養父，在這一年突然得到升遷，從共青團書記升為公社副主任。我隨養母一家從季莊搬到這個公社大院裡居住，從純農業戶口變成“定銷”戶口，即和城郊萊農的戶口性質差不多的一種戶口。
這年的元旦後，在上學的路上我聽到了周恩來的死訊。不久是朱德的。9月份的一個下午，在公社大院一條石子路旁，一個瘦高個子的公社幹部對我說毛死了，並且還流了淚。我清楚地記得，當時我沒有一點痛苦的感覺。幾天後全公社在電影院舉行追悼會，開始時我與公社另一位副主任家年齡差不多大的兒子紮著武裝帶，各持一杆半自動步槍，在電影院入場處的兩邊站立。可是奇怪的是，很快我就被替換掉了，而那個副主任的兒子仍然持槍站在那裡。我不明白為什麼。
在這個公社大院大約只住了兩個多月，我的養父又得到一次升遷，到與漣水縣相交界的一個公社任副書記。於是我們又一次搬家。天冷的時候，養父的舅舅李仲英在南京醫院病故，骨灰盒送回淮安，縣裡為他舉行聲勢浩大的群眾追悼會。這一年，淮安縣城與全國其他縣城有一個不同之處，就是先後召開了四次大型群眾追悼會。
兩年後的1978年，官方開始了“拔亂反正”。右派平反，我的生父也重新恢復了廈門市的工作，帶著他後來又結婚成立的家庭去了那裡。右派們重新粉墨登場，進入中國政治權力中心。“傷痕文學”出現於文壇，右派一時成為文學作品中的主角。
這幾年，中國的政治生活在悄然發生變化。公社更名為鄉時，我的記憶就是公社大院的門口重新換了一副招牌。我的養父再一次得到升遷，轉任淮安縣席橋鄉黨委書記。多少年後我才知道，這個鄉正是我的祖籍所在地，鄉政府大院與我的祖宅僅相距幾百米！我養父在這裡做了8年鄉黨委書記，而我一點也不知道腳下的這塊土地與我有著怎樣濃厚的血脈關連！那時我原以為只不過是我人生的又一個驛站而已！也根本想不到這8年在的我人生中是一段多麼重要的時光！
這一年發生了一件影響我一生的事——我的生父衣錦歸鄉。搬到這個鄉政府後不久，我就陸續聽到關於他的一些傳說和他所經歷的一些苦難。當然，當時我並不知道他是我的生父。此次回鄉，他帶著司機開著一輛皇冠車回到封閉落後的蘇北農村，而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他在那個悲慘年代裡出於無奈忍痛送出去的兒子——接走。然而這一切我當時卻渾然不知。我與很多看熱鬧的人一樣，圍在他的皇冠車前。突然，人群一下子散開，一個我從未見過的人從鄉政府辦公室裡快步走出，徑直走到我身邊，向我伸出雙手，我也很自然地向他伸出雙手。一個右派，一個有著傳奇色彩的人，一個我心目中的英雄，一個我所景仰的人，一個文學作品中常寫的主角，刹那間變成一個具體實在的人，有血有肉地走到我的面前！這一切就象夢境。他把我的雙手緊緊抓在他溫暖的手掌裡，我感到從未有過的興奮與激動！沒有人為我們倆做介紹，而他卻似乎早就知道我是誰！我們倆的雙手緊緊握在一起！然而，這很可能是我們父子倆一生中惟一的一次握手！！！
記不清雙手是怎麼鬆開的。我帶著一種幸福的顛顫，自豪地對鄉黨委秘書張某說我剛才和某某某握了個手。沒想到，我卻遭到他一頓莫名其妙的訓斥。他說他不過是一個臭右派，有什麼好神氣的！有什麼好自豪的！我不知道這位張秘書現在何處，也不知道當年他那般理直氣壯、鏗鏘有力的教訓我是出於什麼原因。我心裡默默地告誡自己：我不會與這個右派有什麼瓜葛，但我一定要做一個像他這般榮耀的人！
記得當時我的養父曾以一種很隨意的口吻問我是否願意跟這個人走。可是他並沒有告訴我我與和這個人是一種什麼關係，我怎麼可以不明不白跟一個陌生人走呢？真是問得莫名其妙！到80年代中期，我養父母一家的戶口全部都轉為城市戶口了，我的戶口卻直到今天仍落在江蘇省淮安市楚州區淮城鎮環城村九組。戶口本上沒有父母，戶主和家庭成員只有我一個人。
那個右派走了，沒有想到，我們這一別到再相見，竟然整整相隔了23年之久！

1982年有兩個軍區（北京和上海）來淮安徵兵，分到席橋鄉來接兵的是上海軍區的部隊。我至今不明白當年入伍去上海究竟是天意還是有人從中作為。
當滿載新兵的輪船停靠到上海十六鋪碼頭時，我和第一次出遠門的其他新兵一樣，對這個陌生的城市充滿好奇心。惟有一點不同的是，我對漂白粉味兒很大的自來水一點也不反感，而有些新兵第一次喝時差點吐了出來。還記得我第一次經過外灘福州路時，面對一幢舊式樓房，一種非常強烈地似曾相識感清晰地衝擊著我的心……
我很快厭倦了軍隊生活，大量時間花在閱讀文學作品上。在一次文學講習班裡，我結識了愛寫詩的上海人盛國鈞。盛家距我們的營房只有幾分鐘的路。那一年上海流行甲肝，盛國鈞帶我去看望他的一個剛剛病癒的朋友吳立寅。我原以為只是朋友間的普通來往，而實際上吳立寅就是我的同母大哥，也是我的堂兄（伯父的兒子）。這一切當時我被蒙在鼓裡。從他們含糊其詞、欲言又止的談話中，我隱約感到某些事情與我有牽連，可又沒有發現實實在在的破綻。但是自那時起，我開始懷疑自已的身世。

三年兵役期滿，既然我不喜歡軍隊生活，只有退伍回江蘇。但是在離開上海前夕，又一件奇事發生了。
我的養父來到部隊，把我帶到上海某電扇廠一位副廠長家。那時我只知道這位副廠長與在廈門市工作的那個席橋右派有親戚關係。我清楚地記得，快進門時我的養父特意關照我說:“這家人因我以前曾幫助過他們，現在他們想把你留在上海。但是上海人瞧不起蘇北人，你不要答應他們。”在那個年代，能有一個留在上海的機會，對於一個來自蘇北的鄉下人來說，純粹是天上掉餡餅的事。進屋後，那個副廠長果然提出叫我留在上海。因有養父此前的“叮囑”，我還是找了個藉口婉拒了對方的好意。多年後我才知道，這位副廠長原來是我的三姐夫。當時屋裡還有一個五六歲的男孩，是另一位姐姐的兒子，現在已經讀研究生了。
過了兩天，我養父又告訴我，席橋那個右派家裡的另一位親戚要見我，叫我退伍時把行李放在她家。她要我留在上海並住在她家，輔導我考大學。這一次我養父沒有陪我去，至於行前養父“叮囑”我見面時怎樣稱呼她，已經記不清。現在還能想起，在擁擠的四川路口那個破舊的電影院門外，在來來往往的人群中，我與一位慈祥的中年女性相見。她站在路邊等我，我走過去叫她一聲“阿姨”。當時做夢也想不到，眼前這位上海阿姨就是我的母親。
母親把我又領回了我的出生地——我的家！她帶我樓上樓下看了一遍。當時中間的樓層還被外人住著。母親住樓上，她說我的房間安排在一樓。中午，母親按我的口味煮了一條我愛吃的魚，那條魚的香味我至今仍然不忘。兩年多前，我請門頭溝一位道士為我的身世卜卦，突然想起“我的母親是誰”的問題，口中竟奇跡般湧起那條魚的味道……
我的養父最終還是把我騙回了蘇北。生母曾打算回故鄉辦高考補習班，讓我到她的班上複習，再考大學，可是不知為什麼鄉政府沒有同意。母親把我留在上海的行李送回來的那天晚上，是我最後一次見她。如今20多年過去了，記憶中的母親已變得模糊不清，聽說她的頭髮從那時就漸漸全白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養父一次次阻撓我與生父母的相認，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絕不是因為愛我或捨不得我才這麼做，更不是為我的前途考慮。我也不明白為什麼生父母一次次聽任我養父的這種阻撓成功。我相信這背後一定隱藏著一個不為我所知的至今仍存在的難以啟齒的罪惡計畫。早些年我隱約聽到過一些有關我的“賣身契”的資訊。雖然我至今沒有親見過這個契約，但我相信它一直存在著，並且至今仍然控制著我的命運。這是一張與魔鬼簽訂的契約！

2004年5月，我第一次與四叔家的一個堂弟——在北京工作的張霆見面。他說，似乎確有一份他們當年雙方訂立的如何處置我的協議。我完全被這個事實驚呆了！我根本沒有想到自己竟一直以一個奴僕的身份活著，至今仍然是一個活在21世紀的現代“農奴”！父親，你這個曾經備受政治淩辱的人，為什麼在許多年之後又與這些人同流為伍？你為什麼要與魔鬼訂約，賣掉自己的親生兒子？難道權力與政治永遠如此讓你無可奈何嗎？

2004年5月，我第一次去廈門市尋找生父。雖遭遇種種周折，仍未能見上一面。半年後再赴廈門，終於見到生父，卻沒有第二次握手。臨別時我用指尖輕輕地拍了幾下他的手背，那雙當年曾經那般溫暖的手，此時竟然變得如此畏縮、冰冷，我明顯感到我手上的熱量遠遠超出他的手溫……
離開廈門，我決定去上海見一下母親，讓記憶中母親的形象再變得真實、清晰一些！去之前我給母親打了電話，母親問：“你現在知道你的親生父母是誰了嗎？”我答道：“差不多吧！我要去上海出差，準備去看看你。”母親說：“好吧，一天24小時，任何時候都可以！”可是等我人到了上海再給母親打電話，她卻推說住在女兒家，不方便見面，回避了我……
放下電話，一首撕心裂肺的歌聲在耳邊唱起，那是日本電影《人性的證明》的插曲《草帽歌》：“媽媽你可曾記得，你送給我那草帽，很久以前失落了。它飄向濃霧的山嶴，耶哎媽媽那頂草帽，它在何方你可知道？它就像你的心兒，我再也得不到……忽然間狂風呼嘯，奪去我的草帽耶哎，高高地卷走了草帽啊，飄向那天外雲霄……媽媽只有那草帽，是我珍愛的無價之寶，就像是你給我的生命，失去了找不到……”
最後一次與母親通話是在2005年的母親節。拔通電話後，母親在電話那頭問：“你是誰？”我捂著電話沒吱一聲，直到她把電話掛斷——我只想再一次聽聽母親的聲音！（寫於2007年）
革委主任賈作仁    作者  老村夫
賈作仁是造反派看中的三結合的領導幹部，革委會裡所有的造反派都聽他指揮。群眾專政一開始，賈作仁就讓趙士傑當群眾專政的頭頭，把地、富、反、壞、右、叛、特、走（資派）份子都關了起來。對於那些不肯老實改造的各類份子，可以當場打死。一夜之間，全公社有十四個大隊的專政隊各打死一名四類份子。在縣武裝部主持召開群眾專政現場會議那天，賈作仁還把所謂的牛鬼蛇神和牛放在一起，在稀牛糞和污泥裡浸泡長達一天，並在現場會上作了經驗介紹。
被牛糞污泥浸泡的四類份子，很多人得了皮膚病。一名知青對這種不人道的做法十分氣憤，說了幾句不滿的話，結果被群眾專政隊打折一條腿，落得終身殘疾。專政隊動用的刑具千奇百怪，掛在房梁上悠，針刺手指，釘子釘太陽穴，打板子，打嘴巴，是最常見的。一名女知識青年覺得群眾專政做得太過分，說他們好像法西斯，便被定為現形反革命，多次遭到毒打。群眾專政的頭頭趙士傑和賈作仁還對這名女知青進行長期強姦。
群眾專政結束之後，這名女知青投書縣革委會，舉報趙士傑和賈作仁的獸行，而後服安眠藥自殺。

舉報信的內容大致是這樣：她十六歲那年到農村插隊落戶，因為不會幹農活，時常想家，在勞動中說過城市孩子不應該下鄉的話。群眾專政一開始，她認為群眾專政的做法太殘酷，更不應該把四類份子和牛放在一起看管，四類份子是人不是牛。當年法西斯也不這麼做，真比法西斯還壞。不經過公安和法院同意，就往死裡整人，真是無法無天。群眾專政負責人就說她是對抗最高指示，反對文化大革命，把她抓去毒打。她的很多頭髮被抓掉，臉被打得又紅又腫，眼睛也腫成一條縫，被關進公社的一個倉庫裡。窗戶很小，四周上著鐵欄護。他們不給她鋪蓋，地上連草都沒有，讓她在水泥地上睡覺。她受不了，就邊哭邊喊。看管她的民兵給他弄了幾捆稻草，一床舊被，就這樣被囚禁在倉庫裡。

過了兩天，原來看管她的人不見了，由公社專政指揮部的趙士傑看管。趙士傑假裝關心她，給她送水送飯。一天晚上，趙士傑和她說，只要她和他好，就可以不批鬥她。那天晚上，趙士傑像野獸一樣強姦了她。從此她不再挨打了，可趙士傑經常來強姦她。她遠離父母，受不了這樣淩辱，不打算活了。可又覺得這樣不明不白死了，讓作惡多端的趙士傑逍遙法外，她個人的冤屈將永遠石沉大海。她要活下來，要控告群眾專政對她的迫害，還自己一個公道。
趙士傑的獸行實在讓她忍無可忍，她就把情況回報給了賈作仁。賈告訴她，不許和任何人講，這是關係個人榮譽的大事。當天賈作仁就把趙士傑調走了，再不許任何人接觸這名女青年，由他本人直接監管。賈作仁告訴她，這個案子沒結案之前，不能和別人講，她要暫時在這裡繼續接受審查。賈作仁給他弄來兩條帶靠背的長椅子，合在一起給她當床。沒想到賈作仁也是一個沒有人性的畜牲，一天夜裡他打開屋門，扒光她的衣服，按在椅子上把她強姦了。
從此以後，只要公社幹部下鄉，賈作仁就趁機對她進行姦污。有時一天兩次，把她折騰得連坐的力氣也沒有了。這樣受折磨的日子過了一個多月。在這一個多月的痛苦日子裡，她記下兩個畜生對他施暴的日期。屋子裡沒有筆沒有紙，她就檢一根樹棍，把每次施暴的日期都劃在牆上。凡是牆上劃有叉號，下邊寫上日期的，就是趙士傑對他施暴的時間。凡在牆上劃V符號的就是公社革委會副主任賈作仁對她施暴的記號，每個記號下邊都記錄了日期。一個V符號下記著兩個時間，這就是賈作仁一天兩次對她暴。
賈作仁、趙士傑的胡作非為使這名女知識青年精神上受到極大的折磨和摧殘，肉體上遭受踐踏和蹂躪，失去了生活的勇氣，多次想自殺。
根據這名女知青提供的舉報線索，人們發現公社那間關押女知青的倉庫牆上確有叉號和V符號。比如叉號下邊有7，3，8，30，就意味著是七月三日八點半。
賈作仁奪權之後，盛氣淩人，不可一世。他覺得自己出身好，歷史好，工作有水準，是三結合的工農幹部，造反派也相信他擁護他，因而變得有恃無恐。賈作仁姦污女知青的消息傳出，真有點石破天驚出人意外。經公安局對趙士傑和賈作仁突擊審查，二人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賈作仁臉色鐵青，往日的驕橫沒有了，低著頭走進了警車。

補白：我六十年代出生在一個早已破敗的地主家庭。六歲時母親牽著我的手去村裡的小學校報名上學，那時報名上學的條件是能數一百個數，能完整寫出毛主席萬歲五個字。一百個數倒是背下來了，毛主席萬歲五個字卻沒能完整寫下來。被學校拒絕了。我是開學半年後入學的。入學要帶戶口本，同學們相互傳看著各自家庭的戶口本，主要是看戶口上的家庭成分。家庭成分是貧農、雇農的同學格外驕傲自豪，是中農的也挺胸昂頭。我們幾個地主、富農的狗崽子就慘了，先是猶猶豫豫不肯拿出戶口本，而後就直接被同學搶了去。自然我們的狗崽子身份也就暴露無疑了。
暴露了家庭成分後我們幾個地富後代總是受貧下中農後代的欺負，老師也堅決站在了他們一邊。日子很難熬，地主富農的後代們陸續轉學走了，最後只剩下我一個被革命的物件。讀小學時我的書包經常被同學們扔出去很遠，每次我都等同學們走遠了再偷偷撿回散落一地的書。記得下雨天家裡的玻璃窗上時常被同學摔上稀泥，有時家門口還被挖幾個陷坑。我實在無法忍受地主成分給我帶來的種種屈辱，在一次學校要學生帶戶口去上學時，我悄悄把戶口上的“地主”成分改成了“工人”。此舉給父親帶來了巨大麻煩，先被派出所抓去關了起來反省，後來經常被批鬥。在階級鬥爭還十分嚴峻的年代裡，改成分成了父親的一大罪狀。　佚名

四類份子有多少   作者 李若建
四類份子是一個人數以千萬計，實際受影響人口超過1億人的龐大社會群體，是一個從1949年到1984年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活生生存在了35年的特殊社會階層。
四類份子當中，人數最多的是地主、富農。這兩類人的界定相對比較明確。但是由於土改從土地革命戰爭到20世紀50年代持續了20多年，各地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標準差異非常大，實際上也沒有統一的劃分標準。
全國到底有多少地主富農，筆者只見兩份權威資料。一是國家統計局1952年土改前的資料，該資料顯示，地主佔總人口4.75%，富農佔4.66%，兩者合計佔9.41%。另一個是根據1954年23個省、自治區1.5萬多戶農家收支調查資料得出的資料，土改結束後地主階級佔總人口2.6%，富農階級佔5.3%，兩者合計佔7.9%。
中國各地土地佔有情況相差比較大，一些地區土地分配比較均勻，因此地主富農也不多。以陝西省關中地區為例，地主佔有的土地約為總土地量的4-5％，富農佔有的土地約為10％，遠遠達不到全國平均水準。這種地方後來被認為是土地改革不徹底，又人為製造出一大批地主富農。四清運動中硬套“地主、富農約佔農村總戶數8%”的框框，補定了一大批“漏網地主、富農”。四清的重點地區陝西省長安縣，補定的地主、富農戶數比土改時增加了1.2倍。凡補定為地主、富農的戶，多餘的房屋和其他財產一律沒收。這些補定的地主、富農，其實絕大多數是小土地出租者、上中農，有些還是中農。
反革命分為現行反革命與歷史反革命。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中列舉的反革命罪行如下：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策動、勾引、收買公職人員、武裝部隊或民兵進行叛變、持械聚眾叛亂的主謀者、指揮者及其他罪惡重大者；間諜或資敵行為者；參加反革命特務或間諜組織；利用封建會門，進行反革命活動者；以反革命為目的，策謀或執行破環、殺害行為；以反革命為目的，有挑撥、煽惑行為；以反革命為目的偷越國境者；聚眾劫獄或暴動越獄，其組織者、主謀者、積極參加者；窩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

1952年《管制反革命份子暫行辦法》列舉的是歷史反革命罪：反革命特務份子；反動黨團骨幹份子；反動會道門頭子；堅持反動立場之地主份子；堅持反動立場之蔣偽軍政官吏；其他應予管制的反革命份子。由此可以比較清楚地瞭解歷史反革命份子的內含。
關於壞份子的界定，雖然國務院在一個檔中曾經規定壞份子指政治騙子、叛變份子、流氓份子，但是政治騙子、叛變份子可能更多是歸入反革命之列，而流氓份子又是一個很難認定的標準。還有一種半官方的定義，殘餘反革命份子外的流氓、盜竊、縱火、兇殺、搶劫、詐騙、強姦犯以及那些嚴重違法亂紀和破壞公共秩序的罪犯，通稱為壞份子。
有的犯罪者的家屬也被當成四類份子看待。1957年福建省光澤縣因為鄉幹部貪污，引發一場騷亂。政法部門捕判了39名“鬧事”群眾，判處有期徒刑6人（2人在服刑期間死亡），判處管制2人，另有1人自殺。這些人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受到慘重損失，家屬子女也受到株連，被作為四類份子看待，不分給自留地，勞動不能同工同酬，子女不能上中學、升大學，更不能參軍、招工、招幹（此案於1962年平反）。
許多地區對四類份子的劃定相當隨意，一些人莫明其妙地成為四類份子。河北省三河縣1979年全縣1194名四類份子中，無合法手續宣佈無效的473人，佔當年四類份子總數的41.17%。1959年淄博市一公社被錯劃為五類份子的竟超過實際五類份子人數的3倍多。被錯劃的多數是五類份子的家屬、子弟，有的把有小偷小摸行為和愛發牢騷、講怪話、頂撞基層幹部的人劃成壞份子，有的把一般有政治歷史問題的人錯劃為反革命份子。有的地方對四類份子劃分縣管制、區管制、村管制，70%以上的四類份子是屬於村管制。由此可見，劃定四類份子的權力相當大一部分在基層幹部手中。　　
從一些地方誌中公佈的資料來看，當年的公安部門是有四類份子數量統計的。不過這些資料很不理想，一是只統計被管制的，沒有統計那些沒有被管制的，二是當年的統計是在不同年代的政治背景下做出的，數量波動很大。不同時期四類份子的數量大不相同。大躍進與文革期間的數量就比較大。
官方資料稱，中國曾經存在過2000多萬名四類份子，但是沒有說明這一資料是否包括所有曾經被冤枉成四類份子的人。據統計，1977年底全國尚有地主份子279.7萬人，富農份子189.5萬人，合計469.2萬人。由此推斷，1500萬以上的四類份子在1979年以前已經消失，可能是死亡，也可能是平反或者摘帽。不過從局部地區的資料來推算，曾經存在過的形形色色四類份子很可能不止2000多萬。以山東省聊城地區為例，1956年有四類份子102772人，1978年被評審的四類份子只剩下14923人，1978年的人數只相當於1956年的14.52%。
實際上無法真正搞清楚四類份子的數量。1958-1961年間，上海、浙江、遼寧、甘肅、寧夏5個省市自治區錯劃四類份子1.48萬人，漏劃1.03萬人。以此推算，全國錯漏的四類份子應當有數十萬人。這還是根據當年的標準發現的錯漏，如果按後來的標準，錯漏的數量可能更大。在文革中期的1972-1973年，福建省糾正錯管四類份子5587人，佔四類份子總數的4%。在當年的政治環境下，錯管的比例如此之高，不難推測四類份子當中有相當多是冤枉的。即使在1983年全國最後的79504名四類份子中，仍有982人被搞錯。1979年3月24日，廊坊地區共有四類份子14250名，經群眾評審，摘帽的有5984人，因無法律手續，宣佈無效的有7247人，糾正錯定、錯戴帽子的有904人，繼續戴帽的115人。雲南省中甸縣1958年全縣五類份子2565人，佔總人口3.99%，1959年查實後為1396人。一年之間，數量相差近一倍。
四類份子牽連的人數有多少更加難以估算。根據局部資料推算，數量是相當驚人的。天津市武清縣原有四類份子5221人，1979年時地富家庭出身的成年子女有18942人，地富子女的子女10204人，後兩種人相當於四類份子的5.58倍。雲南省中甸縣1979年給542名地主富農摘帽，同時把地主富農子女2079人和地主富農子女的子女1715人改變成分為社員。子輩和孫輩是地主富農人數的7倍。如果考慮到反革命份子與壞份子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不是地主富農出身，這部分人的子女實際上也受到歧視牽連的話，估計受四類份子影響的人數大體上在四類份子總數的5-6倍之間。如果從中國的家庭規模在4-5人左右計算，四類份子直接影響其配偶和子女在3-4人之間，加上其孫輩人數，也可以推算受四類份子影響的人數大體上是四類份子總數的5-6倍。以有2000多萬四類份子計算，受牽連的人口超過1億，佔總人口的15%。
四類份子的構成可以從兩方面討論：一是四類份子的內部構成，也就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右派各佔多少；二是不同地區四類份子佔的比重，有城鄉的差別，也有不同行政區的差別。關於四類份子的內部構成比例，缺乏全國性的資料，無法準確得知。1983年全國剩餘的79504名四類份子當中，地主佔35.50%，富農佔18.04%，反革命佔20.45%，壞份子佔26.00%。1983年時，四類份子中剩下的地主、富農比重可能相對低一些，反革命份子、壞份子的比重會相對高一些。
筆者根據各地一些零星資料估計，四類份子的內部結構大體上是地主佔35-45%，富農佔30-40%，反革命佔10-15%，壞份子佔5-10%。這一比重有待今後國家檔案資料公佈才可能核實。城鄉之間的四類份子構成也有所不同，農村地主富農佔的比重高，城市則是反革命與壞份子佔的比重高。

紅、黑五類和中間類   作者 李氏
文革前高校中有一定數量的黑五類子女，也有數量相對多的紅五類（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下中農）子女，還有中間類（教師、銀行職員、中農、城市貧民等）子女。
紅衛兵組織成立之初，嚴格審查參加者，黑五類子女不能參加任何紅衛兵組織，紅五類子女政治態度和表現有問題的也不能參加。支援某派紅衛兵組織的黑五類子女可以在該組織認可下成立週邊組織。哪個紅衛兵組織接納了黑五類子女，那就是授人以柄。中間類子女是否能參加某派紅衛兵組織，主要看本人的態度和人緣，有的教師子女也能成為基層紅衛兵組織首領並被結合進革委會。
文革中除了造反派、革命派、保皇派、保守派之外，還有逍遙派。逍遙派起初是指所有群眾組織都不參而游離在運動之外的人。他們一般不會受到打擊迫害，但會受到衝擊。有時他們需要對某事表態，表態不合人意就可能被批評教育，但一般不會被武鬥。後來隨著運動的深入，逍遙派變為對文革運動不再如初期那樣關注和積極參與的所有人的統稱。
不少黑五類子女和中間類子女始終都自覺不做或不得不做逍遙派，因而他們直接因文革出事的也相對較少。絕大多數紅五類子女文革之初都要義不容辭地站在鬥爭第一線（並非全都出自本心)，所以付出最大代價的還是他們。
每個紅衛兵組織都有自己的作戰部，有作戰部部長及常備的總部武裝保衛人員等少量武裝骨幹。這些人必要時是直接上“戰場”的。黑五類子女絕對不能直接上武鬥戰場，否則，就要出階級報復的大是大非問題。因此，大多數武鬥戰場上雙方陣亡者都不會是黑五類子女。
文革前，無論哪一類子弟，家中條件差的都能享受助學金。文革之初工作組進校，一個身為團支部書記的革命幹部子弟率先造班級輔導員老師的反。該老師被關進牛棚後，這位幹部子弟貼出大字報，勒令本班黑五類子女不得與紅五類子女享受同樣的經濟補助，不多久卻傳來他本人的家長就是走資派，已被關進牛棚的消息。
文革中一度時興改掉自己帶有四舊色彩的名字，校園裡常見“改名聲明”的大字報：今鄭重聲明，將本人帶有某某色彩的名字“某某貴”改為“某衛東”，“某某富”改為“某衛彪”，諸如此類。一位本不姓毛的黑五類同學，鄭重申明自己改名毛為民，結果招來一陣痛駡，說你黑五類子女怎配與偉大領袖同姓，不許改姓。這位黑五類也挺有骨氣，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寫大字報全用毛為民署名。他的大字報緊跟形勢，沒什麼大錯，反對他改姓的紅五類氣得跳腳，可也拿他沒辦法（只是常在他的署名下加批註洩憤）。不過，這些改名的同學，到分配工作時還都是用父母親所賜的名字，“毛為民”同學也一樣。
在我校，有紅五類子女代表無產階級來專紅五類子女政的，也有黑五類子女代表無產階級來專紅五類子女政的，還有黑五類子女代表無產階級來專黑五類子女政的。這種群眾專政時間都不算很長。疾風暴雨之後，我們班上黑五類、紅五類和中間類同學們都還是相安無事，而且還增加了幾分客氣。所以，至少在我們那裡，不能說文革中紅五類子女都怎樣怎樣造孽，黑五類子女又都如何如何遭殃。除了有名的學生領袖和直接的殺人兇手，那些有各種問題的絕大多數學生後來並未受到刑事懲處，而是做過思想檢查後各奔前程。在武鬥中十足展現個人人性惡的個別學生，如將彭德懷揪到學校坐車遊街示眾，打老人耳光，又用腳將其從卡車上踹下來，致使老人摔倒在地的某紅五類同學，此後是很難再融入自己的同學群體中了，也羞於再回母校。

被遺忘的族群  作者 林賢治

幾年前，我曾問過中山大學歷史系一位青年教師：“什麼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瞠乎不知所答。從那時候起，我便起意要做一部關於這類子女的書，讓人們記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曾經
有過的這樣一個龐大並被遺忘的族群，藉以瞭解一個已然逝去或正在逝去的時代。
從1949年起，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積累了一批又一批階級敵人和階級異己份子。這些人各有名目，後來不知是哪一位天才發明了黑五類一詞，簡明易記，又富含階級感情色彩，於是，人們也就樂於使用。至1979年，宣告階級不復存在，這時黑五類已經繁衍了好幾代人了。我未曾見過有關全國黑五類子女的統計數字，但推算起來是龐大驚人的。作為一個偶合群體，他們並沒有任何組織上的聯繫，三十年間一直處在一種自我封閉、互相隔離的狀態。今天看來，其實只是一個“記憶共同體”而已。惟有記憶存在，共同體才有可能存在，雖然是虛幻的存在；但當記憶喪失，整個群體就將長此消亡。名為群體，實不見群體的存在，這種狀況，大約只有物理學中“蒸發”一詞差堪比擬。
在漫長的三十年間，黑五類子女一開始就不得不進入一個對他們來說充滿歧視和不公的世界。他們是在不斷認識自己的身份的危險性，從而不斷地放棄自己和防備他人中成長的。他們必須承認現存的秩序，學習與這個秩序和平共處，學會順從。所以，他們每個人的內心過程，都是一個粗暴的摧毀性過程。文革結束以後情況如何呢？受歧視的生活是一種不可逆的、最終有效的、貫穿一生的生活。只要被侮辱被損害的創痛楔子般進入生活，就進入了內心。雖然種種大事件或小事情都已成為過去，痕跡無存，甚至連記憶也變得一片空無，然而，那些曾經發生的帶有情緒創傷的體驗早已成為生命的有機部分，成為他們的天性，成為永恆。
在我所認識的眾多這類子女中，除了極少數較為開朗豁達，願意跟人們交談來往，大多數則形成內傾性格，自卑、畏葸、被動，沉默寡言，離群索居。他們敏感于周圍細小的變化，對世上的人們，包括自己在內，多抱一種不信任感。明顯地，有一種宿命的悲觀色彩籠罩其間。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的小說《無命運的人》寫到集中營世界的倖存者柯韋什的內心感受時，有這樣一段話：“新的生活——我認為——只有在我重新誕生或是我的大腦出了問題、患了病時才有可能開始，……我們決不可能開始新的生活，我們永遠只能繼續把舊的生活過下去。”讀罷除了感歎唏噓，實在無話可說！
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不能說與這麼多帶著他們的屈辱和創傷生活在我們身邊的黑五類子女沒有關聯。即使我們不曾直接向他們施以暴力和淩侮，那麼，我們有沒有阻止過加害於他們的事情？有沒有拒絕過他們在曠野中的呼告？如果沒有，今天，當我們回首往事的時候，我們還能夠像以往一貫的那樣心安理得而不感到羞恥嗎？
如何處理歷史留給我們的這份精神遺產，成了時代的考驗。
如果說我們需要歷史的話，就因為我們可以從過去的影像中重新發現自己，認識自己。歷史首先意味著還原真實。但是，清除了個人記憶，惟以制度文物和公共事件構成的歷史肯定是殘缺不全的，不真實的。魯迅所以說中國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將相的家譜，就因為史官單一地從帝王的視點出發，忽略了更廣大的人群，尤其忽略他們的精神狀況。在我們的歷史讀物當中，應當有更多的傳記、自傳、回憶錄，更多的個人關係史、遷流史、生活史、心態史，等等。必須有私人性、精神性的內容對歷史的補充。惟有把我們每一個人的創傷記憶盡可能地發掘出來，並且形成對於人道主義、社會公正的普遍的訴求，包括文革在內的民族苦難的歷史才能轉化成為有意義的歷史。
剛剛逝世的波蘭裔詩人米沃什曾經援引威爾斯在《時間機器》中描繪的圖景：地球上一個叫作“白天之子”的部族，他們無憂無慮、沒有記憶，當然也就沒有歷史；結果，在遭到地下洞穴中的居民、食人肉的“黑夜之子”時，完全失去抵抗。失去記憶的族群，註定要受到時間的懲罰。可是，在黑五類子女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在生活中被抹去以後，我並不曾看到遺下的關於它的存在的記憶。
歷史不可能為沉默的人們作證。說，還是不說？於是成了問題。
關於納粹大屠殺的歷史，我注意到，無論是納粹的子女，還是猶太人中的倖存者，都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是努力說出事實真相，一種則始終保持沉默。其實，這兩種態度在黑五類子女中同樣存在。不同的民族歷史當然不可一概而論，不過，那種近乎“生而有罪”的困境，對於不同國度的青少年來說倒是頗為相似的。
為了履行內心的承諾，去年春節，我曾特意帶上一部小答錄機，打算借回鄉的機會，採訪村裡熟識的地富子女。頭一個被訪者是一個曾經改嫁的農婦，她因為害怕留下自己的聲音，要求把小匣子撤掉，然後訴說她的故事。意外的碰壁，使工作的熱情頗受影響，加上別的事情的壓迫，計畫便擱置了起來，直到年前，才使我在一種追悔的心情中重下了組織書稿的決心。
經過大半年時間，星散於全國各地的認識的或不認識的作者，斷斷續續地，總算把他們的聲音彙聚到這裡了。欣慰之餘，頓然生出一種焦慮——對此，世上可有願意傾聽的人？
補白：對於不少黑五類子女來說，與家庭脫離關係是當年擺脫政治歧視的唯一途徑。這種行為造成的傷害，多年之後漸漸露出血痕。著名文學批評家孫郁曾說道：“我不願意回憶那一段歷史，還有著悔愧感在起作用。說出來是一種折磨。我三歲的時候，父親因反革命罪被發配到農場。為了劃清階級界限，我改了姓名。我還記得老師宣佈我更名的情形，那一刻，我好像一下子解放了。”
知青與書記   作者 木華榭
高大同是我和李木雞的同學。他雖然和我們一起來農村，卻並不算插隊。他算回原籍，即通過自己聯繫，回原籍農村。高大同的原籍就是我們插隊的這個村莊。我們面對的是一些素昧平生的農民，而高大同卻是回到自己的親人中間。他幾乎與全村的人都沾親帶故。
那時村裡要經常開黑五類的批鬥會，但黑五類與貧下中農多年通婚雜交，血緣關係盤根錯節，很難劃清界限。因此每開批鬥會，村裡誰也不願去得罪人，上臺押黑五類的事就全推給我們知青。當時押黑五類有一定之規，要用噴氣式，因此被批鬥也叫坐飛機。
我們知青也有自己的顧慮。比如柳大瞎子，據說很會佔卜測字，號稱柳半仙，他的成分雖是壞份子，卻與大隊柳書記是親叔伯兄弟。儘管柳書記嘴上說對柳大瞎子這種宣揚封建迷信的人決不能手軟，可從他的眼神裡還是可以看出一些親情。柳書記手上握有我們選調的生殺大權，當然得罪不得。因此，我們每次上臺只是做做樣子，並不真用力去撅柳大瞎子。然而李木雞的態度卻極為認真，有一次在臺上他竟然險些將柳大瞎子的胳膊撅斷，疼得柳大瞎子當場昏死過去。沒想到平時沉默寡言的李木雞出手會如此狠毒。李木雞的英勇表現立刻受到公社領導的表揚，但柳書記的臉色卻很難看。
批鬥會之後，高大同沖李木雞大發其火：“你以為發一杆槍你就是基幹民兵了嗎？那不過是讓你臨時背一背！”我知道，高大同發火是做給柳書記看的。高大同對柳書記和柳大瞎子的親緣關係更清楚：柳書記與柳大瞎子兩人的父親不僅是同胞兄弟，他們的母親還是同胞姐妹。也就是說，書記和瞎子二人不僅是親叔伯兄弟，還是親姨表兄弟。
這時柳書記走過來，笑笑，問李木雞：“聽說，你想上大學？”李木雞沒有說話，但眼球微微動了一下。柳書記說：“我聽說了，你偷偷跑去公社問過。”柳書記微微一笑，又朝周圍的人看一眼說：“你這個願望當然很好，當大學生嘛，學習科學知識嘛。”然後又點點頭：“但我告訴你，你就是再使勁表現也沒用，就是全世界的知青都死光了，也輪不到你。”最後柳書記心平氣和地說：“你就在這裡紮根吧。”
李木雞看著柳書記，忽然眨眨眼。柳書記又故作和藹地一笑：“你不用眨眼，眨眼也沒用。”但是，我有一種感覺，李木雞眨眼似乎另有含義。
我至今仍然沒搞清楚李木雞跟柳大丫是否真有關係。柳大丫是柳書記的獨生女兒，一個俊俏潑辣的農村女孩兒。那時村裡的女孩兒下田都愛跟知青在一起。尤其李木雞，他越是沉默寡言，反而越招女孩兒喜歡。
當時已是晚夏，正值除草季節。除草要兩人一組，一般是一男一女搭配，男的在田裡除草，女的用籮筐背出去。那段時間，每到分派農活，我就發現柳大丫總是先向李木雞擠一擠眼，輕輕說一聲“斬草”，然後，兩人就一起鑽進玉米地的深處。
柳大丫為什麼不像當地人一樣說除草，而偏偏說成是斬草？我曾和高大同一起琢磨過這個事。可以肯定，這個說法一定是她從李木雞那裡學來的。也就是說，在李木雞與柳大丫之間，應該有著某種只有他兩人知道的默契。
柳大丫出事是在那年的秋後。事後據村裡有經驗的婦女議論，柳大丫的妊娠反應之所以不明顯，很可能是她身體強壯的緣故。總之，直到她的肚子開始顯山露水，才引起柳書記的注意。柳書記極為生氣，甚至怒不可遏，可仍然只是不動聲色地展開調查。柳書記從高大同那裡得知“斬草”的疑點時，極感意外。
他簡直無法相信這件事竟然會牽扯到李木雞，再想又覺得確實不是沒有可能。李木雞眉目清秀，戴一副眼鏡，白靜斯文。柳書記知道，這樣的年輕人正是自己女兒喜歡的。如此一來，柳書記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了。

柳書記的心裡很清楚女兒的性格。如果去直接問她肚子究竟是誰搞大的，女兒一定誓死不肯說出來。但作為一個大隊書記，自己女兒的肚子被人家搞大了竟還找不到罪魁禍首，面子又實在說不過去。於是高大同不失時機地為柳書記獻了一計。這時高大同已被推薦去上大學，剛通過政審，正在填寫各種表格。
一天晚上，柳書記把李木雞叫到自己家裡說：“有一些話要問柳大瞎子，你去把他帶到我這裡。”然後又特意叮囑：“這件事，不要讓村裡任何人知道。”　　
關於柳大瞎子佔卜測字，村裡有很多傳聞。據說曾經有一次，生產隊裡的豬官突然丟了一頭小豬。柳大瞎子就讓這豬官寫一個字。豬官不會寫字，只在地上畫一個圈，又在中間點了一個點。柳大瞎子一看就笑了，說：“不用找了，這頭豬已經被你吃掉了。”豬官愣了愣，當然不肯承認。柳大瞎子說：“你畫的這是一口鍋，那鍋裡還煮著肉呢。”豬官挺一挺脖子，說你怎麼就認定這是一口鍋？柳大瞎子說：“即使不是一口鍋，也是一張嘴，那肉在你嘴裡叼著還沒咽呢。”
豬官仍然不服氣。柳大瞎子又笑一笑說：“你也不用不服氣，就算不是鍋，也不是嘴，至少應該是一個屁眼兒。你吃的豬肉已經變成屎，眼看就要屙出來咧。”
豬官一聽這才無言以對。事後在這豬官家的房後，果然挖出一堆豬毛，中間還裹著白花花的骨頭。
李木雞將柳大瞎子帶來，柳書記沉著臉說：“今天迷信不迷信就不講了，為什麼叫你來，我也不想細說，只讓你測兩個字。”柳大瞎子沒說話，只是點點頭。
柳書記就在一張紙上寫了“因”和“青”兩個字。這兩個字是高大同事先告訴柳書記的，僅從字面看就有些暗示的意味。柳大瞎子並不動聲色，只是微微想了一下就搖搖頭說：“這青字可不好，它是清字缺水，靜字缺爭，你家是不清不靜——大概是遇上了煩心的事。”
柳書記一愣，連忙說：“你具體說。”柳大瞎子卻搖搖頭，又搖了搖頭。柳書記看看他，問怎麼回事。柳大瞎子歎口氣說：“不敢說。”柳書記說沒關係，你只管說。柳大瞎子這才又小心翼翼地說：“再看這個青字，上邊是生少一撇，下邊是育有一月。這就是說，家裡應該是誰有了身孕，恐怕就要生育了。”
算到這一步，就算已經挑明瞭。柳書記的女人已將近六十，要生育也只能是獨生女兒柳大丫。柳書記的臉色立刻難看下來，看著柳大瞎子說：“你接著算。”柳大瞎子看看柳書記：“算誰？”柳書記說：“你應該知道。”柳大瞎子瞥一眼身邊的李木雞，“嗯”了兩聲。柳書記擺一擺手說：“你只管說。”
柳大瞎子這才又指了指那張紙上的字，說：“其實不用算，只要看一看這個因字也就清楚了。外邊的方框是一間屋，裡面的大字是一和人。如此看來，應該是這屋裡的一個人啊，可這屋裡不是我，自然也不是你，那還能是誰呢？”
柳書記慢慢歪過頭，很認真地看看李木雞。李木雞似乎沒聽見，仍然面無表情地站在那裡。我一直不相信柳書記會真的相信柳大瞎子的這些話。
沒過多久，高大同突然接到公社通知，說是他上大學的檔案被上面退了回來。公社考慮到他在村裡一向表現很好，就安排他去一座煤礦。公社領導告訴他，那是一座很大的煤礦，連綿起伏幾百里都是礦山。
更讓人沒有想到的是，將高大同取而代之的竟是李木雞。據說村裡將李木雞的材料報去公社時，還特意附了一份以全村貧下中農名義寫的鑒定信，信上說：李木雞同志在村裡一貫表現突出，各方面素質也很好，經貧下中農研究，一致認為應該送去上大學。當時正提倡“成份論，不唯成份論”，強調家庭出身不能選擇，但個人所走的道路可以選擇。因此，李木雞就作為一個特殊的典型，被批准去上了大學。

爺爺的身份   作者 潘石屹
父親很嚴肅地找我談了兩次話了，是關於我們家族的事。因我寫的所有文章中，只要提到我的出身，都說我是從西北黃土高坡貧苦農村家庭走出來的，父親說這與事實不符。但我每次找個話題就岔開了。昨天，父親讓本家的叔叔寫來一封信，好讓我正本清源。
我沒有見過爺爺，他上世紀五十年代就去世了，我六十年代才出生。但爺爺在家裡的影響很大，奶奶、爸爸、叔叔和姑姑常提起他來。
我上小學之後，就很少提起爺爺，也很少對外人講爺爺的事。走出黃土高坡後，就更少提起他了。但我心裡永遠有一個解不開的結。
記得剛上小學時，班上同學打我，說我爺爺是國民黨軍官，解放後被共產黨拉到渭河灘裡槍斃了。我很委屈，跑回家問奶奶。奶奶告訴我，爺爺不是被槍斃的，是病死的。但我去學校爭辯沒有任何用，班上同學都認定我爺爺是被槍斃的，老師也不同情我。
記得小學三年級時，我在一位同學（也是我好朋友）面前炫耀說，我爺爺是國民黨的軍官，他去過外面許多城市。這位同學把我的話告訴了老師。老師在班上開我的批鬥會，一連開了好幾天，還讓同學們往我臉上吐口水，女同學吐的是口水，男同學把鼻涕擦到我的臉上。我的臉像痰盂一樣有淚水、有鼻涕、有口水。開完批鬥會，我就在小河邊上把臉洗乾淨回家。這件事我從來沒有告訴過家人。
四年級時，我們學校裡抓出了3個反革命的小學生，整天在他們的脖子上掛著大牌子開批鬥會。我大伯也從村上被帶到小學裡批鬥，批鬥我大伯的理由也是因為我爺爺。爺爺留下了許多照片和黃埔軍校的通信錄，大伯偷偷把它們藏在我們鄰村華南埠的一戶貧下中農家裡，結果被他家的女婿揭發了。這個女婿把照片和通信錄都交給了公社，而我大伯因藏“變天賬”整天被批鬥。當時大伯一直沒有承認是他藏的，說是爺爺藏的。其實據我瞭解，大伯確實有藏點文物家譜的習慣。
在老師和同學們批鬥的發言中，我同時也知道了我爺爺和我們家族的一些事。
我爺爺的另一個兒子也是一名國民黨軍官，與日本人打仗時，在山西中條山陣亡，沒有找到屍首。爺爺在紙上寫下他的姓名和生辰，然後把這張紙埋在了老家的墳地。其實這座墳是空墳。
因為有這些經歷，我很少提到爺爺。記得我的第一位女朋友曾問過我：“你爺爺是幹什麼的?”我說：“我沒有見過，據說在國民黨的軍隊混過幾年飯吃。”
我爺爺的名字叫潘爾燊，字樂伯。燊字很難認，一般人讀不出。但爺爺告訴爸爸說，他剛到黃埔軍校時，蔣介石點名，燊字讀對了。
本家叔叔的來信中有這麼一段話：“潘石屹沒有見過他的祖父，可能只有理性的瞭解，缺乏感性的體認。樂伯先生當年是東泉高小與胡文鬥齊名的高材生，又有北京高等警官大學和黃埔軍校第六期的雙料學歷。他為人忠厚，淡泊名利。1953年經鄧寶珊提名與我父親一同列入愛國民主人士的行列，納入統戰物件。然，天不假年，他卻過早地逝世了。應提醒潘石屹，要講自己是愛國民主人士的家世，是將門之後。強調自己出生地和家庭的貧窮是可以的，但不要忘了自己是從有文化素養的家庭中成長起來的。”
馬上就到清明節了，我們懷念那些故去的親人們。感謝親人們在護佑著我們大家。

紀念父親齊尊周   作者 齊家貞

1998年3月23日上午，父親齊尊周在洛杉磯長堤自己的旅館裡與世長辭，享年86歲。
父親86歲生日時，信心十足地向我們拍胸膛：“別擔心，30年內死不了。”對此，我們毫不懷疑。好像上帝給他打了包票，否則他怎麼會看上去才60出頭？
顯然，這一次，父親沒有遵從他一輩子身體力行的“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的做人準則。
父親正在等待女兒家貞從澳洲到美國陪他回中國重慶。家貞趕到，他卻先走了。走時，5個兒女沒有一個在他身旁。
他準備好的大箱子，裡面裝的東西和他14年前出國時帶的大同小異：換洗衣物，日常用品，還有一把掉了5根齒的發黃的塑膠梳子，那是1946年他從美國回上海時帶給媽媽的禮物。不同的是，現在的箱子裡多了一個大紙包，那是父親在六四期間和之後，陸續捐給民運團體和個人的寄款單、收據等，其中有200美元是寄給林希翎的，她在美國出車禍住院。
大概所有的收款人都不會想到，給他們捐款的竟是一個80上下的老人，出國時已經72歲，囊中羞澀，一窮二白。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是個什麼人？他度過了怎樣的一生呢？
父親生於1912年11月，海南島文昌縣人，12歲背井離鄉隻身去上海求學。13歲父母雙亡，單槍匹馬闖天下。高中畢業後，進入杭江（西）鐵路工作，追隨德高望重的鐵路界老前輩謝文龍先生，決心以鐵路運輸為自己的終生事業。
父親以充沛的精力，吃苦耐勞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廉潔奉公大公無私的品德，以及勤奮好學頑強進取的精神，在短短10年裡，從月薪30元的實習生、列車員，晉升為月薪460元的專員兼主任。
抗日戰爭爆發，父親出生入死，到最危險的地方為抗日出力。特別是保山搶料，他臨危請命，冒死去保山搶運抗日物資。其時也，所有車輛均從保山往外奔逃，唯獨父親的那輛卡車風馳電掣由內地朝保山飛奔。他帶領的部下員工在槍林彈雨中勝利完成了搶運任務，因功勳卓著受交通部通電嘉獎，獲獎金一萬元。

1945年5月，中國為培養戰後建設人才，由美國“租借法案”撥款，考試選拔各部門優秀人才赴美深造。僅高中畢業的父親，以出類拔萃的成績榜上有名，實現了他去美國求學深造的夢想。踏上美國土地，父親代表500名實習生用英文作了詞情並茂的演講。一年實習結束，他成為美國鐵路高級管理人員協會會員。這是一個世界性學術團體，中國只有兩名會員。父親懷著把自己的國家也建設得像美國一樣繁榮富強的赤子之心學成歸國。
回國後，父親曾任首都南京市公共汽車管理處、南京市鐵路管理處處長兼首都公共汽車總經理等職務。上任伊始，他大刀闊斧清除積弊，整治貪污，修訂規章制度，梳理當時國共內戰混亂不堪的交通秩序。他身先士卒吃苦在前，為所有職工安排了住宿，自己則睡辦公室的行軍床，家屬從上海搬去南京後住在玄武湖廟裡。父親在當時貪污腐化的污泥濁水裡潔身自好，保持住自身的一片乾淨，受到全體員工真誠的愛戴與擁護。
父親春風得意青雲直上，曾受邀去總統府參加蔣介石總統宣誓典禮，與蔣總統面對面三鞠躬，是鐵路界最有希望的少壯派。他的理想是當中國鐵道部部長。

1949年2月，父親放棄謝文龍先生提供的去廣州住洋房配小車發港幣待遇優厚的職位，接受重慶鐵路局鄧益光局長之邀去重慶就任運輸處處長。

1949年11月，父親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去臺灣升官、去香港、新加坡做生意發財的邀請，堅留大陸。他對共產黨宣傳的“八項諾言”深信不疑，他被“量才錄用”的許諾深深吸引，他對國民黨貪污腐化深惡痛絕，對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滿懷希望。父親要為生他養他的土地奉獻自己的一腔熱血和一技之長。
共党建政後，父親曾任西南鐵路局運輸科長兼重慶大學鐵道運輸系正教授。兩件事上，他觸犯了上司。一件，他當眾站起來反駁駐鐵路局的軍代表：“你講的（國民黨的官吏沒有一個不貪污的）不是事實，我齊尊周就一分錢沒有貪污過！”另一件，所有鐵路局官員，就父親一個人拒絕領公費發的呢制服。他說國家百廢待舉，這是在集體貪污。

1951年1月的一個清晨，父親去上班之後再也沒有回家。在被鐵路局軟禁1年零7個月之後，1952年8月他被開除，未經審理宣判，直接送到二塘公益磚瓦廠勞動改造。之後，他一直在就業隊、集改隊裡開山放炮、修鐵路公路、建橋樑隧道等。

1961年9月，父親被公安局逮捕，從頭腫到腳無法站立的他爬著去受審。儘管對女兒齊家貞“反革命叛國集團”一無所知，仍被裁定為幕後指揮教唆犯，判刑15年。
父親“解放”前順利通過了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兩個人生大關，現在，他要在無產階級的專政機器四川省第二監獄裡，闖過威武不能屈第三關。
高級知識份子齊尊周的第三關闖得很出色。他的思想不接受改造，從不寫字，只在每年年終借筆在半張草紙上寫個人總結。他拒不“靠攏政府”，只有一次，請求政府釋放他年輕的女兒，剩下的刑期由他來坐滿。他贏得了全監皆知的反改造美名——花崗石腦袋。
在監獄的13年裡，父親每天洗冷水澡，寒冬臘月從不間斷。他利用一切時間鍛煉身體。清晨，圍著球場發瘋地跑步。中午，哪怕是酷暑炎夏別人在休息，他赤腳在滾燙的場壩上奔跑，腳底燙出一層厚繭。50歲出頭的他同二三十歲的青年人打籃球，重重的摔下去，蹦起來再追打。獄吏說，看看齊尊周，他在想什麼，他是在同無產階級專政鬥爭到底。
齊尊周要把身體練成鐵，把意志鑄成鋼，他要跟迫害者比命長，要活下去伸冤。

1974年11月，釋放留隊已63歲的父親從省二監請假回家。跨進家門，床上沒有“病中”的孩子們的母親，牆上掛著黑鏡框的照片，父親恍悟，他的愛妻已經不在人間。母親患胃癌，逝世兩年了。父親老淚縱橫：“媽咪，你不守信用，說好的你比我堅強，讓我先走！”
過去，飛機輪船請不動的齊尊周，現在，正千方百計尋找出國門路。

1984年秋，父親去了巴黎。次年春，他踏上美利堅的國土，參加美國鐵路高級管理人員協會年會。大會上，他用閒置了36年的英文作了3分鐘發言，然後，當了美國黑民。
出國前，父親對送他去廣州的大兒子興國說：“等著吧，你的爸爸72歲第二次出國打天下。”他真的打出了一片天下。父親染髮冒充50歲找工，體力活累得尿血，額頭被黑人用棍棒打裂口，肋骨被撞斷兩根……用名副其實的血汗錢，他幫助了一批親人包括女兒齊家貞先後出國定居。

1992年4月，80歲的父親買了旅館。有了自己的產業，他才可以為所有子女兒孫出國搞經濟擔保。一位移民局官員在父親的定居面試時說：“80歲了還有勇氣買生意做，我為能見到你這樣的人深感榮幸。”
父親一生中以他無與倫比的勇氣、智慧和超凡的毅力決心，戰勝了無數艱難險阻，創造了不勝枚舉的奇跡。這一次，奇跡沒有出現，瘋狂的癌細胞從胃部轉移到肝臟，經過一年頑強殊死的搏鬥，父親終於倒下。

1949年“解放”後飛來橫禍，監獄、准監獄裡度過了23年，父親身心長期橫遭摧殘。1984年出國前，他甚至沒有真正吃過一餐飽飯。在他72到86歲生命的最後14年裡，為了後代的出路，父親超負荷運轉，不顧一切地燃燒消耗著自己的健康與生命。上帝即使給了他雙倍的燃料，他已經用到燈盡油幹；上帝即使給了他雙倍的壽延，他已經提前支取使用！
父親啊，你走得太年輕，除去被糟蹋掉的50個春秋，你是才37歲的年輕人！父親啊，你走得太委屈，你是一隻高飛的雄鷹，突然被折斷翅膀，雞一樣屈辱地苟且偷生！父親啊，你走得太匆忙，還有那麼多想要做的事來不及開始，哪有空閒來面對死亡！父親啊，你走得太不是時候，正當苦盡甘來，打算回國接受中醫治療享受天倫之樂的時候，你卻撒手西去！
但是，父親，你死得那麼平和安詳，像在無憂無慮地靜睡，因為你死得無愧。你無愧於那塊賜予你生命的土地，你無愧於培養你一片忠誠的同胞，你無愧於你身邊所有的人——你的妻子、兒女、你的親朋好友，以及那些你捐贈給他們總數近萬美元的那些你根本不認識的人們。你對別人慷慨解囊，卻單單不這樣對待你自己；你一生中只虧待了一個人，那就是你自己。你掏出你滾燙透亮的心，潑灑你沸騰殷紅的血，都是為的別人。你的不同凡響之處，天地昭然，人神共知。你用你的血肉和生命實現了自己的信仰：人生的意義是給予。
一個傷痕累累，但是不屈不撓的靈魂升天了。我們懷著無盡的哀痛、無窮的思念向父親告別，向一位不可多得的奇人，一位光芒耀眼的悲劇英雄，一隻折斷了翅膀的雄鷹告別！
父親，安息！

補白：父母曾給我講述家鄉的一例真事。那時鎮上有一位文學青年，眼看民眾食不裹腹、衣不蔽體，就給毛澤東寫信，其中有一句“兩股巾巾摟著毬”，意思是褲子爛得連生殖器官都快遮不住了。這封信還沒到毛手裡，市里的幹部就查到鎮上。他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在永川十二中的操場，當著幾萬人的面，革命者對該青年進行吼鬥。此人嚇得魂飛魄喪，後來被連開數槍，腦漿迸濺。這還沒完，革命者們拉著這個青年的屍體，在操場繞了幾圈，再叫人民群眾紛紛上去踩屍體，以表革命之志。  楊銀波
淮安席橋記事   作者 秦九鳳

1966年文革爆發時，農村最早的回應行動是除四舊。筆者當年25歲，也參加過一次除四舊行動。在大隊黨團支部聯席會議上，共青團支部書記顏慶洲發言說：“人家外地到處都在掃除四舊，搞得轟轟烈烈，難道我們大隊就沒有四舊？我們為什麼不去除？我們還要不要緊跟毛主席鬧革命？”他這麼一說，立即有人掏出《毛主席語錄》，念起“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於是會上20幾個青年人一哄而起，會也不開了，就去除四舊。
走出大隊部沒多遠，有人問：“我們到哪家去除？”七嘴八舌一番議論，有人說，五隊程鶴松家有海外關係，他家肯定會有四舊。於是20幾個人到程家翻箱倒櫃，把人家舊時用的捎馬子、錫燙壺、銅火爐、小腳女人穿的釘鞋等統統翻了出來，特別是程家每年端午節都拿出來供奉的判官老爺畫像（當地人稱“老判”）和放在壽材裡的兩個不倒翁等也搜走了。
在回大隊部的路上，老判被放在四岔路口地上，幾個男青年一邊喊著“你們幾個女的臉掉過去”，一邊扯下褲子就往老判臉上撒尿，嘴裡還說著“給您洗洗臉，送您上西天”。那幾件值錢的銅錫器，作為廢銅爛錫賣給了供銷社的收購站，並當場從供銷社門市部買了一套鑼鼓，交大隊文藝宣傳隊使用。
文革一開始，我還是真心擁護的，後來造反派們打出“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大幅標語，作為祖輩種田出身的我這時才在心底悄悄產生動搖。1967年春節前借一次送信的機會，我到程家向程家二位老人認錯、道歉。程家二老十分通情達理，原諒了我。幾十年過去了，我仍對自己跟別人一起去程家抄家感到痛悔（雖然我不是主謀）。程家二位老人已去世幾十年了，我還感到對不起人家。那也是我在文革中唯一做錯的事。他們的墓和我哥哥的墓在一起，每當我躑躅到他們的墓前，心中愧悔之意便油然而生。回顧以往，只能說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

淮安縣席橋鎮秦莊村社員陳友成是個老實巴交的種田人。因家窮，前半生未娶上老婆，40多歲了才與一寡婦同居生活。他不識字，輩分也不高，50多歲了，人們見他還是叫他小名“小成兒”。與人談話中，他也常以“成兒”自稱。

1968年是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深挖階級敵人”最厲害的一年，挖出的叛徒、特務、反革命份子、地主份子、富農份子和壞份子比比皆是，一時人心惶惶。

1945年淮安從日偽手中解放之後，成立了共產黨蘇皖邊區政府，進行土地改革。1946年9月，國民黨軍隊又打回蘇皖邊區，勒令在邊區政府當過一官半職的人統統要到國民黨區公所集結自首。陳友成在邊區民主政權期間曾做過幾個月的農民互助組組長，也被要求去自首，否則就得去坐大牢。農民互助組本是由政府基層幹部組織起來的農民互助組織，比如有牛的幫沒有牛的，有勞動力的幫沒勞動力的，還可以以人工換牛工，互相取長補短，根本不是政治組織。但是保長告訴他，自首就是拿一石五鬥（約合75公斤）糧食到區公所畫個押，然後就沒事了。實際上這是國民黨基層政權的一次刮地皮行為。陳友成是一個窮人，既怕事，又拿不出一石五鬥糧，托了熟人，用小毛驢馱五鬥玉米到國民黨淮安縣十一區區公所所在地（蔣家大樓），交了糧食，捺了手印，算是自首了。

1948年，共產黨再次解放淮安，此後的幾次肅反、鎮反都沒有牽扯到陳友成。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陳友成自首一事竟在檔案中被發現。那天下午，生產隊佈置在蘿蔔地裡拔草，做到3點多鐘工休時，陳友成一邊悶頭吸旱煙，一邊悄悄對身邊的人說：“成兒一輩子沒丟過人，這回不得了了。”別人不知底細，就說他：“你怕什麼？你又沒做過壞事。”“你沒幹過國民黨，也沒幹過共產黨，投敵自首更靠不上邊！”不說還可，一說他更加膽戰心驚，乘人不備，悄然回家。
工休結束之後，記工員發現陳友成不在，便大聲呼喊，可是左喊不應，右喊還不應。他家就在蘿蔔田邊，記工員就去他家找，發現他已上吊自殺。有人忙跑到大隊部報告。當時我正在大隊部辦公室，立即用大隊的手搖電話通知席橋醫院，請派醫生搶救。隨後我騎車趕到現場，一摸陳友成，身體仍然溫熱。上吊的現場，那拴繩子的橫樑只及我的肩頭高。陳友成個子雖比我小一些，但那個高度也無法使他懸空致死。他完全是倉皇之間尋死，自己收縮自己的身體讓自己氣絕身亡的。這一年他56歲。
劉從明醫生趕來用聽診器一聽，心跳已無，陳友成的臉色也完全變了。後來我常想，如果農民中有人會一點急救的技巧，或許還能把他搶救過來呢！
有一年春節，幾個生產隊的男勞力集中到一起搞水利，五隊的張洪樞也拖著一把鐵鍬隨著人流來勞動。張出身地主家庭，1949年在上海讀高中時隨解放軍南下服務團到廈門，先後任廈門市共青團市委秘書、市工業局代理局長等職，1957年因在整風會上提意見被錯劃右派，遣回原籍監督勞動。文革期間極左盛行，作為右派份子的張洪樞自然更是低人一等。
那些革命小將們看見張洪樞就紛紛議論：“戴著眼鏡挑河工，淨出洋相！”“可不是，貧下中農哪個戴眼鏡？”“狗改不了吃屎！”“資產階級就是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就是右派份子！”小將們越說越來氣，有一位竟停下手中的活，一個箭步跨到張洪樞面前，以命令的口氣說：“把眼鏡拿下來！你這是資產階級思想！”張洪樞稍一遲延，小將一棍子把眼鏡敲了下來，險些把張的眼睛打瞎。
張洪樞的二哥叫張洪濤，戴有反革命的帽子。1975年底，全國農業學大寨工作會議後，上邊給我們大隊派來了學大寨工作組。工作組權力很大，稍不如意就可以把某個幹部掛起來甚至撤職。工作組負責人在公社三級幹部會上公開講：“我們來領導你們學大寨，沒帶錢來，也沒帶農藥和化肥來，只有逮捕幾個人方便些！”真是無法無天。果不其然，筆者僅因向工作組提出“請你們多搞些調查研究，然後再發言”的建議，就被指為矛頭膽敢對準工作組，勒令我交出大隊公章，被掛到一邊。
轉眼就到了1976年春天。工作組從外地搞來一頭良種約克夏母豬，給我們大隊的第五生產隊。飼養不多久，這頭母豬發情了。生產隊長派兩個貧農社員和反革命份子張洪濤趕母豬到附近的淮安原種場配種。那頭母豬有五六百斤重，力氣很大，加之發情，根本不聽人使喚。3個人無法趕它走，於是經生產隊長陳友高同意，由五六個壯漢將母豬捆起來，抬上平板車，3人輪流拉車去配種。
到了配種處時，老母豬不知是因為捆綁難受，還是因為見到種豬使性子，兩條前腿繩子還未解開就拼命掙扎，結果從車上重重摔到地上。由於它在離圈時吃得太飽，加之身體太重，結果腸子被摔斷，外部雖沒傷，可是經不住體內流血，不一會就死了。
這下禍闖大了。工作組的劉隊長斷言：“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這一新動向的矛頭是直接對著學大寨工作組的，也就是對著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這個階級敵人就是張洪濤。趕快搞一下材料，把他抓起來！”
能搞專案材料的人不多，於是我這個被掛起來的幹部就又用上了。他們讓我和大隊團支部書記居正興調查張洪濤的反革命罪行。經過兩個多星期的調查，做了十幾份筆錄，我發現這頭老母豬從出圈直到摔死，張洪濤沒碰它一指頭，怎麼也不能說這頭老母豬是張洪濤有意弄死的。
我和居正興如實彙報，那位工作隊隊長竟沖著我拍桌子發脾氣：“思想太右了，這麼明顯的階級鬥爭新動向也查不出來，怪不得你們這兒這麼落後！”然後向我們揮了揮手。我當即知趣地起身離去，但身後的話我聽得清清楚楚：“永不重用！”我知道這四個字是沖我說的。
張洪濤後來雖未被抓進監，但還是在全大隊社員大會上挨了一頓惡鬥，被一些革命小將狠狠踢打了一頓。

探父親   作者 孫雅臣

1967年我7歲，正是文革浩劫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父親被定為有歷史問題的當權派、走資派之後，我們舉家遷往距省城200多公里的一座小城。剛到那座小城的時候，可能是由於父親在當地資格老、級別高的緣故，全家被安排到一座很安靜的小院居住。我記得那座小院裡有一個不小的葡萄架，上面綴滿了一串串青紫相間的葡萄，幾棵桃樹、梨樹也都結滿了果實。春天來時，院子裡落滿了桃花、梨花，煞是好看。這座小院給我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此外再也沒有值得我留戀的童年生活了），儘管它非常短暫。在當時暴風驟雨的環境中，這座小院子也顯得格外寧靜。
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父親的問題也進一步升級為“反革命特務、叛徒”案，被押到洛陽龍門山上勞動改造。我們全家也被趕出了那座給我留下許多美好童年回憶的小院（造反派新貴霸佔了小院，我以後再也沒有回去過），趕進一座破爛不堪的大雜院。
大雜院裡住著幾十戶人家，房屋年久失修。幾年間，單是我家住的房子就倒塌了兩次。吃水靠兩口混濁的水井，廁所是用土坯牆圍起來的大糞坑。住在這座大雜院裡的大都是右派、走資派，還有一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三教九流。大雜院裡生活著一大群天真無邪的孩子們，有一百多個。與我常在一起玩耍，關係最要好的有兩個。一個叫小強，8歲。一個叫小寶，比我小兩個月。
小強父親也被關押在龍門山勞改。小強的母親3年前因病去世，小強與13歲的姐姐相依為命。小強的父親在50歲上才有小強，而且是三代單傳，所以小強很得父親的寵愛。在父親未到龍門山勞改前，小強的父親經常讓兒子騎在自己的脖子上在大雜院裡玩耍、走動。小寶的父親同樣也被關押在龍門山勞改。小寶家裡的人多，有母親、姥姥和幾個哥哥姐姐，小寶是家裡最小的寶貝兒。
小強是一個很有號召力的孩子，是大雜院裡同齡孩子中的娃娃司令。小強胸前總是掛著用兩隻小竹筒捆紮成的“望遠鏡”，腰裡插著用小竹板做成的“戰刀”，頭上戴著他父親當年在軍隊時戴過的一頂大蓋帽。他常常煞有介事地舉起“望遠鏡”瞭望一番，再揮舞著“戰刀”，帶領一班小武士們東沖西殺，好不威風。那時文革正在火頭上，學校癱瘓，長期不開學。我和小強、小寶天天在一起瘋玩，無憂無慮。小強是我們的頭兒，我和小寶都很崇拜小強，因為他不但比我們長一歲，更重要的是他懂的東西實在太多了。那時候沒有玩具可玩，我們就在沙堆上玩造碉堡、壘城牆的遊戲，到河灘裡游泳、打水仗，開心極了。我們3人共有一隻價值3分錢的乒乓球，那可是我們的寶貝。除了我們三人，其他人是別想摸到的。
當時流行一句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老子在政治上的興衰也自然波及到孩子們的身上。那些憑藉造反起家的政治新貴春風得意，他們的孩子們也同他們的父輩一樣飛揚跋扈，時常到大雜院來騷擾欺負我們這幫孩子。他們來了之後，把我們在沙堆上精心制做的碉堡、城牆跺塌，並且在上面拉屎撒尿。大雜院的孩子們眼睜睜看著他們在那裡使壞，卻敢怒不敢言。家裡大人有交待：“這些人我們惹不起。”弄不好在外面受了他們欺負，回到家裡還要挨大人的打，被大人揪著耳朵到那些新貴家裡去賠禮道歉。
每當新貴的孩子們來大雜院騷擾挑釁，小夥伴們都不約而同地圍繞在小強的周圍，期待著他的反應。小強總是眼含淚水，緊緊攥著一雙小拳頭，怒視著這些使壞的孩子們。等他們把我們的勞動成果破壞殆盡心滿意足地離開之後，小強再回身安慰身邊的小夥伴們。他總是能找到讓小夥伴高興的話來活躍氣氛。有一次，那些壞孩子又來使壞。當他們看到小強手裡拿著一隻乒乓球時，便一擁而上把小強按倒在地，去搶那只乒乓球。小強的手被抓破了，衣服也被撕爛了，可硬是沒讓把乒乓球搶走。他們走後，小強發現乒乓球被壓癟了，我還看到乒乓球上沾著小強手上流出的血。小夥伴們看到乒乓球被壓癟，都心疼極了。小強說：“沒關係，走，到我家去，放到開水裡煮一下就好了。”我們一群小夥伴就跑到小強家，打開爐子，燒開了水，然後把乒乓球放了進去。不一會兒，只聽“彭”的一聲，乒乓球竟炸開了。許多小夥伴都掉了眼淚。為這只小小的乒乓球，我們難過了好多天。

1968年夏季的一天，小強把我和小寶拉到水井旁一座廢棄的破房子裡，神秘地對我倆說：“我準備明天到龍門山上去看我爸爸，你們倆去不去？”我倆一聽高興得直拍小手：“去呀！去呀！”小強說：“今天早點睡覺，明天早晨6點鐘在大院門口集合。記住，要準備好乾糧，不要告訴家裡的任何人。”
第二天早晨，我們3個小孩子每人懷裡揣著紅薯面混合白麵做成的窩窩頭和花卷饃，準時在大院門口集合後就上路了。我們沿著洛河邊的公路向龍門方向進發。從小城到龍門山有18公里路程。事先我們都不知道要走多遠的路，只知道只要沿著公路朝北走，就能走到龍門山。我們走啊，走啊，累了坐在公路邊歇一會兒，餓了啃一口乾糧，渴了跑到河邊喝口水。邊走邊玩，邊走邊問，大約在中午時分，終於找到了父親勞改的地方。
順著高大的圍牆，我們找到了大門。在門口，門衛擋住了我們。問明情況後，門衛拒絕我們進入。我們向門衛哭訴著軟磨硬泡了好久，最後還是被攆到了一邊。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小強說：“我有辦法，咱們可以爬到樹上往裡面看呀！”我們一起互相推拉著，爬上牆外的大樹，透過樹枝往大牆裡面張望。裡面是一排排的窯洞，我說這是我爸爸住的窯洞，他說那是他爸爸住的窯洞，越說越興奮，好像是故意氣那個不讓我們進大門的門衛。可能大人們都去幹活了，我們看了好久也沒有看到自己的父親。
太陽已經快下山了，小強說：“我們該回家了，不然天黑路就不好走了。”我們仨戀戀不捨地下了樹，離開龍門山，踏上了返程的路。
返回的路可就不像來時那樣輕鬆了。3個八九歲的孩子，一天要走70多華里的路，又累又餓。早晨帶的窩頭在來的路上已吃完，天色也漸漸黑了下來。渴了我們也不敢離開公路到河邊去喝水了，因為河邊太黑。我們只好忍著饑渴匆忙趕路，再累也不敢停下來歇息一下。後來在學校裡學到“忍饑挨餓”這個詞時，我的體會特別深。
走著走著，看到前面有一輛拉沙石的馬車。小強小聲跟我倆嘀咕了幾句，我們仨就急忙追上去幫助推那輛馬車，目的是討好趕車的把式，讓我們能坐會兒他的車。車把式看穿了我們的小把戲，同意我們坐車，但一次只能坐兩個人，因為要保持馬車的前後平衡。小強提出讓我和小寶坐車，他自己走路，因為他年齡比我們大。這一路他總是像一個大哥哥那樣照顧我們。我們也不示弱，一定要讓他先坐。3個小夥伴互相推讓一番後決定輪流坐車，倆人坐車，一人走路，依次輪換。小強在車上呆的時間總是最少，他要照顧我們這兩個小弟弟。
馬車行了幾公里後就拐彎了，我們只好沿著公路繼續步行。天色已經很晚了，四周漆黑一片。我們又渴又餓，又累又困，實在是走不動了。這時隱約看到前方路邊有燈光，趕到後發現是路邊農民辦的小飯鋪。我們已經餓得頭昏眼花，兩腿發軟，個個東倒西歪的。飯鋪裡最便宜的食物是一毛錢一碗的“雜個”（一種近似雜燴菜的湯食），我們3個湊來湊去只湊了7分錢，用這7分錢買了大半碗“雜個”。

“雜個”端來後，小強說他一點都不餓，要我和小寶把它吃完。我和小寶說，如果小強哥哥不吃，我們也不吃。最後，3個小夥伴你一口我一口，互相謙讓著把那大半碗“雜個”吃得乾乾淨淨。當然，小強吃的最少。吃完“雜個”，我們又匆匆上路。大約在晚上十二點的時候，3個精疲力竭的小夥伴終於回到了大雜院。這一天，如果沒有小強的照顧和鼓勵，我和小寶恐怕無論如何也走不了那麼多的路。
當我們邁著幾乎癱軟的小腿踏進大雜院時，發現很多人都沒有睡覺。小強家門口圍站了很多人，一隻很亮的大燈泡掛在小強家門外。這時人們發現了小強，急忙把他拉了過去。我和小寶也隨著跑過去，擠進人群。只見裡面擺了一張小竹床，小強的爸爸穿了一身很破爛的衣服躺在上邊，小強的姐姐趴在小竹床邊上哭得死去活來。
原來，昨天小強的爸爸在龍門山勞改的地方自殺了。上午屍體已經運了回來，而那時我們還在去龍門山的路上。小強站在爸爸的床前，沒有眼淚，只是拉著爸爸冰涼的手反復叫著：“爸！爸爸！…爸爸……！”在場的人們也都跟著留下了眼淚，一片抽泣。
多年後，每想起此情此景，我心裡還是有一種發顫的感覺。
父親平反後，我們全家遷離了那座小城，與小強再也沒有見過面。父親官復原職後，我和姐姐也都安排了工作。大姐在一個研究部門做工程師，二姐在一所大學做教師，我從部隊復員後被安排到檢察院做檢察官。多年後，一位來自那座小城的人到家裡做客。當我問及小強的情況時，他說，小強在父親去世後失去了經濟來源，與姐姐一起靠收破爛維持生計。後來，姐姐下鄉插隊因為生活作風不好，嫁給了一個年齡比她大很多的農民，現在大山裡做農婦。小強因為盜竊被判了兩次刑，刑滿釋放後又參與搶劫，前年“嚴打”時被判了死刑，槍斃了。
聽了小城來客的話，我懵了，腦子一片空白，一夜未眠……
補白：黑五類不能轉換成紅五類，但是紅五類或其他人很容易變成黑五類。劉少奇本是國家主席，紅到極點，因得罪了毛澤東，一瞬間就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成為黑五類之首。北京市一位工人，文革期間呼口號，將“保衛毛主席，打倒劉少奇”喊成了“打倒毛主席，保衛劉少奇”，馬上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筆者的一位親戚，本身是貧農，在60年代初大饑荒時期編了一句順口溜——“共產黨好，共產黨好，共產黨來了吃不飽”，隨即被打成壞份子。因忍受不了批鬥、侮辱、打罵各種殘酷折磨，他選擇自殺，死後被指控為畏罪自殺。  寒坡嶺

苦澀的懷念   作者 申夫
小時候第一次參加大隊全體社員大會的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大隊部的院子裡搭起高高的會台，台下全體社員或坐或站，聽革委會主任義正詞嚴、聲嘶力竭地在臺上講話。在會台的兩側，十多個黑五類份子在臺上跪著，低頭認罪。他們中間，可能有鄰居家的大叔，有經常給孩子們講故事的大爺，那樣的熟悉，那樣地親切，我怎麼也想不明白，怎麼突然之間，他們全變成了我們的敵人，牛鬼蛇神了。
一到逢年過節或有重大慶典活動，這些被打入另冊的人們就被罰去掃大街，搞衛生，這叫勞動改造。記得有一次，我在大街上看到一個比我大不了三兩歲的孩子，聽說是替他年邁多病的爺爺來打掃的。我至今清楚地記得他彎腰弓背掃大街的樣子和那迷茫羞愧的神情。這種懲罰就像掛牌遊街一樣，對心靈和精神的傷害要遠遠超過體力付出的百倍。那種羞辱，那種對人格尊嚴的踐踏，便是成年人也難以承受，更何況一個孩子！
這些黑五類份子所受到的歧視，今天的人們是很難想像的，幾乎被剝奪了所有做人的尊嚴和最基本的生存和發展空間。那個年代血統論盛行，這種歧視不僅針對本人，還針對其子孫後代。黑五類的子女也成了黑五類，成了大家鄙視的對象，就連上學都受到限制。小學初中還可以，到考高中的時候就麻煩了。我很清楚地記得這樣一個鏡頭：文革後期（或者是文革剛結束），正上小學的我，有一次到學校辦公室去，正好老師們在看初中畢業生考高中的成績。有位老師指著一個富農的兒子的名字說：“考得不錯，咳，可惜了！”一聲“可惜了”包含著多少不公和悲哀啊。
甚至他們的後代連婚姻權都被變相剝奪了——貧下中農、革命群眾的女兒誰願意嫁給一個地富狗崽子呀？我們鄰居有位老太太，那時候人們都喊她地主婆，丈夫早就死了，她辛辛苦苦把兩個兒子拉扯大。等到兒子成年了，卻怎麼也說不上媳婦，人家一打聽他們家的出身就吹燈拜拜了。直到文革結束以後，一個兒子才找了個二婚的，另一個兒子現在都五十來歲了，還在打光棍。
父親有位朋友，叫馬家驥，是我們鄰村的，出身地主家庭，其父是當地很有聲望的老中醫，他本人則是一位頗有名氣的語文教師。雖然他一直為人謹慎低調，業務又好，但最終也難逃文革的厄運。文革結束後，一次他到我們家做客，跟父親談起往事，仍感到心有餘悸。文革中他不僅被勒令停課靠邊站，而且受盡侮辱欺淩。造反派命令他們這些反動份子在大庭廣眾之下自編自唱所謂“混蛋歌”：“我們都是大混蛋，妄圖復辟來變天……”誰要是不唱或態度不好，紅衛兵的鐵拳甚至皮帶就掄上去了。馬老師文革後被平反解放，又恢復了教師的身份，而且成為一方名師，後來一直做到我們縣級市的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我們村還曾經有一個文革前的北大畢業生，名叫邵中。他本來不是我們本地人，滿口普通話非常標準。上小學那會兒還記得他偶爾冒出兩句英語，說得很流利，但村裡人誰也聽不懂，越發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其父母和兄弟姐妹或在美國，或在香港，或在臺灣，海外關係複雜，文革中倒了大黴，被下放到我們那裡。最後他在我們村找了一個姑娘結了婚，平反後被安排在我們縣一中任教，後來做了那個學校的校長。
我上初中時的數學老師張澤民，河北趙縣人，曾經是我爺爺的學生，又曾短期教過我的母親，是一個非常和善而又才華橫溢的教育精英。1957年因某些所謂反動言論被打成右派，後來又蹲過幾年大獄，在建築工地被強制勞動。人生最美好的二十年時光就這樣白白地荒廢了，直到文革結束才又重操舊業。他是我從小學到大學最為敬重的老師之一。80年代初我上高中的時候，他調回了原籍，聽說後來相繼擔任趙縣的教育局局長和副縣長。90年代初我在農大讀研的時候我們邂逅過一次，後來就斷了聯繫。
雖然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中有人不斷地播種仇恨的種子，而我們也曾跟著別人的調子高喊連自己都沒弄明白的批判口號，但內心裡對那些“反動派”卻根本恨不起來，有時候反而心生一種同情和敬佩感。這些黑五類份子，特別是其中的右派，往往很有學問。除了剛才提到的兩位老師外，還記得一位右派，在儒法鬥爭和批《水滸》的時候作為反面教員，被勒令向全體社員講解其中一些故事。他講得非常形象生動，對於我們這些整天高喊著革命口號，行走在文化沙漠上的革命小將來說，非常具有吸引力。於是，上小學的我知道了曹操是如何殺孔融的，宋江是如何架空晁蓋的，批判的事反而忘一邊去了。
補白：2010年5月4日，北京大學舉辦120周年校慶。幾位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今已年逾古稀的老校友沈志庸、王書瑤和燕遁符，以及原北大法律系校友，反右中死難者之子俞梅蓀，在主席臺上舉出“右派冤”的字牌示眾，要求為反右運動受害者伸冤昭雪。閻桂勳老校友也在胸前掛著“冤”字牌站在會場大門口。在場的人有的表示同情理解，更多的人則是冷漠麻木，默不作聲，有的甚至說搞不清反右是怎麼回事。
當天在場的名人校友中，有位大名鼎鼎的抗薩斯英雄鐘南山先生。鐘曾就讀於北京醫學院，該校於2000年與北大合併，沾親帶故也算是北大校友。鐘在一片熱烈掌聲中當仁不讓地登臺演講。在一個多小時的演講中，除了用大量時間自我表揚外，更不失時機地發表了如下的宏論：“剛才校友們（舉冤牌）的情況，我都看到了，很理解。我歷經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運動，母親在文革中自殺。我把一切都看透了，這個賬怎麼算？找誰算？共產黨60年其實就30年做了正經事。我的養生之道的第一條就是要學會忘記，忘記過去，忘記苦難，要有好心態，要滿足現在的好日子。”    嚴家偉

會六國語又如何    作者 王佳佳
我的父親原是國民黨高官，1948年沒去臺灣。父親是大孝子，他要養活一大家子人。父親是抗日英雄，腿受過傷。他還是搞高科技的學者，非常自信。哪曾想，三反五反中，父親竟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判刑2年，監外執行，接受群眾管制。我們的家庭成分被定為偽官吏，全家老小成為反屬，受盡歧視。不管怎樣父親是高級知識份子，後來還是在一家工廠找到了一個總工程師的職位。
然而好景不長，反右開始了。他們要父親提意見，不提意見就不散會。這樣的會開了一年多，就等著父親說話。我父親一看拖不過去，就提了一條意見，於是被定為右派，抓走了，而且被判了10年徒刑。

1958年10月8日下午，我永遠忘不了這一天。我放學回家，看到大門敞開，人群把我們家圍得水泄不通。我問發生了什麼事，一個大娘告訴我：“你爸爸被抓走了。”我當時如聞晴天霹靂，差點暈了過去。進門一看，母親、兄弟姐妹都在哭，家裡亂作一團。
父親在我心目中是一個最善良、最英俊、最慈愛的父親。他高高大大，是個很帥的男人。他經常帶我們去放風箏，教我們打籃球、滑冰、游泳，好像一個天才、全才。他會英文，通六國語言，會拉小提琴，經常帶我們去買衣服。這樣一個父親，為什麼要被抓走？母親告訴我們：“你們長大了，你們要瞭解你們的父親，他是個好人！”
從此以後我們就沒有了父親，也沒有他的任何音訊。我們一次一次去找，只聽說他是高科技人員，被關在一個秘密的地方做秘密的工作。他們在利用他一技之長的10年裡，我們一直沒有看到他，也不知道他在哪裡。
從此我們所有的親戚、朋友都遠離了我們，連我的親姑姑也與我們劃清了界限，怕受株連，斷絕了來往。那時我們5個孩子還小，全家6口人的生活全落在母親一人身上。母親是大家閨秀，父親在時，她很少出門，從未工作過。我是二女兒，我說我不要上學了，可以幫助她幹點活。母親不讓，她說我們還小，要學習，有了知識才能工作，一切生活由她來承擔。
我媽媽也是知識份子，為了養活全家，不得不放棄了公社記錄員的工作，因為那個工作掙的錢很少。她請朋友幫忙，在環衛局找了一份掃馬路的工作，只因為口糧定量高一點。每天半夜2點鐘上班掃路，白天保持，收路邊的垃圾。原來她沒有幹過體力活，我們一再勸她不要幹，可她堅持要去。一天下來，母親累得腰酸腿痛，手上全是大血泡。她不會掄那個大掃帚，可一掃就是4小時。她說半夜上班很好，可以看到天上，看到街很靜，可以痛痛快快流淚，沒有人看見。就這樣，她堅持了10來年掃馬路的工作，最後她的手完全是厚厚的大繭子。

60年代初，可怕的大饑荒來了。那幾年餓死了幾千萬老百姓，我們家倖存下來，沒有被餓死，是母親為我們付出了最勇敢的代價。那時每人每天二兩糧食，看著幾個孩子餓得是皮包骨頭，母親便在休息的時候背著口袋到菜地裡撿來大頭菜葉子，給我們煮著吃。春天，我們幾個大孩子上榆樹林擼榆錢，擼榆樹葉。母親摻著包穀面，蒸了好多榆錢、榆葉發糕。我們吃著樹葉，挖著野菜，竟然活過來了。
有一個場面我永遠不能忘記。那時我在中專上學，吃集體伙食，一日三餐只有3個黑面饅頭。我每天只吃兩頓飯，早晨那頓黑面饅頭留下來。到了星期日，我就把一周攢下的6個黑面饅頭帶回家給弟弟妹妹吃。每到星期天早上，我那又瘦又小的弟弟就早早等在樓下的電線杆旁。一看到我，他就高興地跑過來抱著我說：“二姐真好，又給我們帶饅頭回來了！”一邊說一邊跑回家送給媽媽，先給媽媽吃。看著他那天真可愛又可憐的身影，我心裡無比的辛酸和難過。
剛剛度過難關，可怕的文化大革命又來了。文革一開始，母親嚇死了，說：“我們又要開始挨整了。”有一天晚上，她把我們叫過去說：“你們在外邊要小心，少說話多幹活，不要參加任何造反派，因為我們家是黑五類。”說著母親點著爐子，把家裡的所有藏書，古今中外的，全拿出來燒掉。當時我們家存了好多世界名著和父親的技術書。母親說，一樣不留，統統燒掉。一本本的書全被扔到火裡了。眼看著我們喜歡的小說就這樣被燒掉，我們只想哭。整整燒了3天3夜，最後剩一本精裝英漢大辭典。母親抱著它不捨得扔到火裡，呆了半天，最後還是扔了進去。她說：“這一本書是你父親的，我們不能留下。如果叫他們看見了，不知又給我們扣上什麼惡名——最好還是扔在火裡燒了。”過了一會，母親又想從爐子裡拾出來，可是已經晚了。她流著淚說：“這是你爸爸的寶貝啊，將來怎麼和你爸爸交待啊！”這一幕我到現在都不能忘記。
一天我下班回家，看見我們家門口貼了一張大字報。我沒細看就一步邁進家，只見媽媽在傷心地哭。看見我回來了，她說：“剛才街道領了一群紅衛兵把我們家抄了。”我問拿走了什麼，母親說：“家裡破破爛爛，他們看沒什麼可拿的，翻了半天，最後把我給你們出嫁時準備的首飾盒收走了。媽媽對不起你們！”　母親越哭越傷心，我一把抱住她說：“我們什麼也不要，只要您健康地在我們身邊就行了。”
文化大革命越搞越過火，母親看到我們5個孩子，4個女兒1個兒子，越長越漂亮，很高興又很擔心。外邊的風聲越來越緊，打砸搶成風。母親怕我們出什麼意外，趕緊托人給大姐和我找物件，想把我們嫁出去避風險。我們姊妹雖然受很多苦，但在父母的薰陶下都很有特長。可是我們不可以考大學。大姐考音樂學院，術科合格了，最後政審被刷了下來。我三妹鋼琴彈得好，也報了音樂學院，術科也合格了，還是因為政審給刷了下來。我當時喜歡體育，冰滑得好，想考體院，最後因為成分不好，還是放棄了。
因為出身不好，沒人敢要我們。最後，我大姐找了個在外地工作的，清華大學的，是資本家臭老九。我三妹當時中專畢業，因為家庭問題，受株連被分配到山西一個三線工廠。母親對我說：“你給我們改改門風吧，還是找個工人吧。”當時工人挺吃香的。我在學校裡處了個男朋友，因為我成分不好，最後也跟我斷絕了關係。在痛苦之下，我答應嫁給一個工人。我四妹是老三屆，正符合下鄉條件，最後下到農村，當了知識青年。家裡只剩60歲的母親和不到15歲的小弟。
我成家以後經常回家照看她們。有一天回家，全院的鄰居都在我們家，一個鄰居告訴我：“你媽媽和你弟弟被樓下老馬家的幾個大小夥子給打了。”我說為什麼，鄰居說他們說你們家是反屬，打的就是你們。我進屋一看，媽媽和弟弟正坐在床上哭呢！我氣得二話沒說，沖下去要跟他們拚命。媽媽一把抱住我：“你不能去，你一個姑娘家你打不過他們。這個世道沒理可講，我們不挨打誰挨打？我們就忍下這口氣吧！”看著媽媽可憐的樣子，我只好忍了，抱著母親和弟弟痛哭失聲——沒有地方訴苦啊！

1973年我們突然接到父親被釋放的通知書。這是個震驚我們全家的大喜事。我和大姐去監獄接父親，可是當見到他時，我驚呆了。站在我們面前的是個半身癱瘓，手腳抽搐，不能自理，拖著一條腿的蒼白衰殘的老人。這哪裡是15年前我的父親，我那英俊瀟灑的父親！我沒有馬上前去相認，還是他先認出了我們。他一瘸一拐地走過來，叫著我們的名字。我們姐妹倆抱著他，叫著他，父女三個哭成一團。在場的所有人都大哭起來。天哪！這是什麼世道！
父親跟我們講，他幾次死裡逃生。有一次他在建築工地幹活，挑著兩大筐磚，走到4樓時，眼前一黑，栽了下來。醒來時已經在醫院，他沒有死。他有個心願，他要見到我們。還有一次在水庫幹了3天3夜，第三天昏倒在水裡，但他又沒死，他活過來了。
他說因為他懂高科技，會6國語言，讓他翻譯德文。他一天工作10多個小時，頭髮全白了。他們告訴他，好好幹可以提前釋放，可是到頭來不僅沒有得到提前釋放，反而多關押了5年，釋放時已被關押了15年。父親一直希望有一天能見到親人，但是當他真的見到親人時，他失望了。他不甘心讓他唯一的兒子當一輩子農民。在農村是沒有出路的，他心裡痛苦極了。就這樣，到1976年，會6國外語的父親得腦溢血離開了人世……
補白：我3歲時第一次在監獄裡見爸爸巫甯坤。爸爸是抗戰期間美國援華空軍飛虎隊的翻譯。爸爸發來一封信，說趕快來見最後一面。當時3年大饑荒，他已經餓得要死了。監獄裡的犯人成片往下倒。把我弄到那兒叫爸爸，我死都不叫，就是不叫。結果見了5分鐘，他就走了。當時以為是最後一面。文革時候看大字報，揭露爸爸的“反動歷史”，我一算，不對呀，他不是我爸爸呀——我6月3號才出世啊，他4月17號就被抓走了，怎麼會是我爸爸？所以我那時一直有這個疑團，覺得不是我爸爸。
文革中紅衛兵叫我寫我爸的大字報。我那時候才8歲呀，小學2年級。不會寫。“沒事，我們教你。你寫。你爸爸要是敢打你，我們來打他。”把著我的手，歪歪斜斜地寫“打倒牛鬼蛇神、紙老虎巫寧坤”。把我那個署名的大字報擺在全校最顯眼的地方，那個大路口，所有的人來去都看得到。我們全家下放農村期間，夜裡關起門來偷聽美國之音，學英文。1977年恢復高考，我和哥哥雙雙考上大學。不過，成績優異的哥哥，由於父親是右派，再次受到株連，只能屈就於安徽師範大學阜陽分校。當時人家都羡慕死了，你們家一下子兩個知青兩個大學生。可我們家，哭，對不起我哥哥呀。
後來我衝破重重障礙到美國留學。臨走時，曾經百般刁難我的系黨總支書記還念念不忘教育我，說你現在去美國深造，將來要回來為祖國的四化做貢獻。我心裡說：“回來給祖國四化做貢獻？哈，我死都死在美國！我去要飯，我都不回來！”     巫一毛

同學相煎何太急   作者 王友琴
同學就是一同學習的人。1966年6月以後，同學不再一同學習，而是同學相煎的事時有發生。迫害同學的公開理由，不是因為他們自己做錯了什麼，而只因為他們出身於某種家庭。
以《人民日報》和《人民畫報》為首的報刊，當時發表了很多紅衛兵的大幅照片。年輕的學生紅衛兵，身穿黃軍裝，臂纏紅袖章，興高采烈。他們或喜笑顏開地簇擁在毛澤東身邊，或緊握紅色語錄本，眼含熱淚朝天安門雀躍歡呼。在各地放映的新聞記錄影片中，紅日東升，紅旗招展，紅燈高掛，紅光彌漫，《東方紅》響徹雲霄，千千萬萬的學生紅衛兵走過天安門廣場，發出驚天動地的“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呼喊，渲染出一種今天看來很是特別的文革場景。
對於這種文革場景，有人看了覺得煽情、迷狂，透著邪氣，有人認為熱烈紅火，激動人心。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當時除了這種被報導的文革場景，還存在著另一種從未被報導的文革場景：紅衛兵的許多同學，不但被禁止參加紅衛兵，禁止遊行和慶祝，而且被罵，被侮辱，被體罰、拷打，甚至被打死，被打入勞改隊。另有一些同學被迫自殺，無聲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同學稍作抗爭即被同學嚴厲懲罰，甚至被亂棒打死，被判刑，被槍決。

1966年8月，北京的中學裡貼得最多的大標語，除了“毛主席萬歲”，就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副對聯。一位被訪者說，那時，她的中學裡，大門外大門裡，教學樓門外門裡，教室門外門裡，教室前面黑板兩側和後面壁報欄兩側，貼的都是這副對聯。整個校園，凡有門的地方都貼上這副對聯，包括食堂。其他中學的情況與此相仿。這副對聯由北京貼向全國，一位當時在廈門讀中學的受訪者說，他們那裡的學校裡也貼了很多。
當時官方報紙天天發表熱烈支持紅衛兵的文章，但是有關這副對聯的一切資訊（被歡迎程度及其殘酷效果）卻從未見諸報刊。當時這副對聯還被叫做“鬼見愁”。鬼見愁原是北京香山一座山峰的名字，在此指鬼怕這副對聯，或怕這副對聯的人是鬼。很多幹部子弟狂熱宣揚這副對聯，他們認為自己的父親是英雄，自然而然，他們自己就是好漢。
該聯起源於北大附中（該校也是最早開始打老師和同學的學校）。1966年6月，有出身于革命幹部家庭的學生和出身于右派份子家庭的學生發生爭吵，前者自稱好漢，又把後者的家庭出身抖落出來，罵後者是混蛋，就這樣形成了這副對聯。7月1日該校開會慶祝共產黨的生日，以前這種會都是以班級為單位來安排座位，可是那天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卻被隔離在一個角落裡。文革前也強調家庭出身，也給革命幹部子弟特別的優惠待遇，但是至少在公開場合不曾如此赤裸裸地等級分明。
與此同時，一些新詞也開始流行，如紅五類、黑五類、狗崽子。“只許紅五類造反，不許黑五類翻天”的標語到處亂貼。
到1966年7月底8月初，這副對聯廣泛傳開。在北京，紅衛兵曾召開大會和舉行遊行，宣揚、鼓吹、推廣這副對聯。在中國音樂學院附中的大會上，誰上臺講話，先報告家庭出身。北京四中的學生牟志京，上臺對對聯表示異議，在臺上就被幾個同學圍著毆打。鋼琴家劉詩昆不認可對聯，在會場上被人把襯衫的後背撕成兩片。在北京五中，有出身不好的學生上臺表示擁護這副對聯，承認自己是混蛋，也被轟下臺去，因為這樣出身的人沒有資格上臺講話。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舉行的大會上，紅衛兵反復大唱《對聯歌》，歌詞如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滾他媽的蛋！（呼口號）要是不革命就造他媽的反！就滾他媽的蛋！”
北京的紅衛兵曾要求中央文革小組明確表態支持這副對聯。1966年8月6日，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江青等在北京天橋劇場接見紅衛兵時，非常明確地對紅衛兵的“階級路線”大加支持讚美，但是卻客氣地建議把對聯改成“老子英雄兒接班，老子反動兒造反”。實際上，從北京傳遍全國、到處流行的還是原來的對聯。
後來這副對聯成為紅衛兵組織接納成員的標準。1966年8月，北京各學校的紅衛兵頭頭基本上都是高幹子弟。清華大學紅衛兵的負責人是劉少奇和賀龍的孩子。劉、賀後來都被打倒並被關押虐待至死，但那時還在臺上，是最高權力圈中人。革命幹部的定義有變化，起初凡共產黨員幹部都是革命幹部，後來變成1949年前入黨的共党幹部或者1945年前入黨的共党幹部才算革命幹部。在紅衛兵的發源地清華附中，1945年以前參加中共的12級以上的幹部的孩子才算革命幹部出身。
一位被訪者說：所謂紅五類，其實是紅一類，就是幹部子弟，而且還得是高級幹部，連科長都不算。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百萬紅衛兵，一般的紅衛兵只在廣場上走過，被邀上城樓的是極少數。有幸上天安門城樓的沒有工人子弟。北京石景山區工人最多，石景山區就沒有發起成立紅衛兵組織。
在紅衛兵運動高潮期（1966年8月到11月），紅衛兵做的主要事情是：打黑幫——打校長和老師；破四舊——燒書畫砸文物；橫掃牛鬼蛇神——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捍衛毛澤東思想——去天安門廣場接受毛的接見。這些都是特權，不是人人都能參加的。
在上海復興中學，紅衛兵每日早上守在校門口，要每一個進校門的人都報告自己的家庭出身。南京第二中學也有過同樣的場景。在北大附中，紅衛兵曾用民兵訓練用的木槍交叉攔在食堂門口，進門吃飯要報告家庭出身，遇出身好的，舉起木槍讓其經過，出身不好的要從木槍下鑽過。在北京一零一中學，紅衛兵把學校大門隔成兩部分，窄的部分貼著“狗洞”，屬於“混蛋”系列的同學走此小門。一位被訪者說，當時她在大門內側看到這個格局，十分害怕。她的父親剛被揪出來不久，雖然學校還未知曉，但是她不敢走寬的一邊，同時又不願走“狗洞”，轉來轉去，最後在圍牆上找個缺口跳出了學校。
家庭出身變得空前重要，鑒別家庭出身也變得十分複雜。許多非紅五類出身的學生被迫寫了詳盡的關於父母、祖父母以及親戚的政治歷史狀況的報告，貼在教室裡，公之於眾。有的學生挖空心思去找能改善自己家庭出身的材料。是父母一輩還是祖父母一輩的階級成分該算作一個青年人的出身？父親和母親中有一人成份不好又怎麼算？城市貧民出身的人能不能參加紅衛兵？當時都被當作十分嚴重的問題。
在中國古代，高官子弟享有種種特權是客觀事實，但是社會輿論對此總是持批評態度的。《水滸傳》裡有高衙內的故事，這個名字後來變成依仗父親權勢為非作歹的惡少的代稱。“老子英雄兒好漢”作為一句熟語，原來只是稱讚父親兒子二者都好的一種說法，並非實指父親好兒子就一定也好。文革中，這個熟語嚴重變質為：革命幹部子弟不但有承接父親權力的特權，而且有迫害同學和同齡人的特權。這在古代文獻中恐怕是沒有先例的。文革的那些罪惡，有些歷史上有先例，有些卻是歷史上從不曾有過的，比如在這副對聯影響下所產生的罪惡。
當時既無電傳，又無電子信，大多數人也極少用電話，可是這副對聯卻在短時間內迅速傳遍各地各校，個中原因值得深思。部分青年人對這副對聯有特別狂熱的興趣，另有部分青年對這個說法默然承受，這種趨向值得深思。

1966年8月，紅衛兵在社會上打人抄家進入高潮的同時，打同學也更加厲害了。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被打倒，其在清華附中讀初二的女兒，在全校學生排隊去開會時被拉出隊伍，眾目睽睽之下被打耳光。8月26日，清華附中高三631班的紅衛兵，在教室裡集體用銅頭皮帶和棍子毒打班裡4個出身不好的同學。其中一個是鄭光召，即後來的作家鄭義。這4同學被打成重傷，又被罰勞改。有人至今記得，鄭光召跪在學校操場上拔草，身後有紅衛兵舉著皮帶抽打他。高二學生郭惠蘭，父親是右派份子，被同學鬥爭後喝敵敵畏自殺。還有一位初中女生，因不堪侮辱而臥軌自殺，未死，致終身殘疾。
在北大附中，這幅對聯一出籠，出身好的同學馬上就不和出身不好的說話了，見面時理都不理。7月1日開會時，出身壞的同學被用一道糾察線隔開。再後來，就動手打出身不好的同學。初一四班女生萬紅，父親是右派，該班男紅衛兵要打她，她從教室中逃出，躲進女廁所。男生追來，停在女廁門外。這時同學彭小蒙正在女廁所裡，她要萬紅出來。萬紅在廁所裡求彭小蒙，說毛主席接見過你，你知道政策，請讓他們別打我，結果卻先挨彭一皮帶。萬紅被拉到教室鬥爭，被命令站在凳子上。有學生用銅頭皮帶抽她，又有學生把凳子突然抽走，致使她從凳子上摔下來。晚上，不准她在宿舍房間裡睡覺。她滿臉青紫腫塊，在陽臺上淋雨。高三學生朱同，父親是右派，有一天被毒打，傷得不能走路，晚上是爬回家的。朱同還曾被關在學校廁所旁的小屋裡，坐在遍地污水中，象動物園裡的動物一樣被圍看。
清華附中和北大附中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毛澤東曾寫信對紅衛兵“革命行動”表示熱烈支持，於是其他學校也紛紛跟上，展開折磨同學的競賽。在北京八中，初一實驗班的一位女生被剃了陰陽頭，關在廁所裡打。在女生宿舍，有幾個出身不好的女生被關進廁所，不准回房間睡覺。初一學生李文淥的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醫生，不但不准參加紅衛兵，還因批評了紅衛兵一句被鬥，在宿舍被管制，飯裡被撒沙子。
在北師大女附中，不少班裡鬥爭了出身不好的學生。校長卞仲耘被學生打死，成為北京在文革中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在初二四班鬥爭出身不好的同學的班會上，教室裡貼了“打倒狗崽子”大標語，全班45名學生，10名出身好的學生坐在椅子上，10名出身不好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長繩繞過他們的脖子把他們拴在一起，出身不好不壞的其他學生都坐在地上。每個被鬥者被勒令交代反動思想以及父母的罪行，並要說“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該死”。有人打她們，有人把墨水潑在她們身上。在初三四班，要出身不好的同學在教室前站成一排，有人動手打她們的耳光，其中一人的眼鏡被打落在地。高一三班強迫一位父母有問題的楊姓同學做以前學生輪流做的清潔工作，黑板上寫著：“楊狗，勒令你每天打掃教室！”該校的學生排球隊長，因為球隊在中學生全國比賽中多次獲得冠軍，學校領導人曾和她談過話。文革中校長被當作黑幫打死了，該隊長的父親又有歷史問題，於是同學逼她揭發學校領導，又逼她揭發父母。她服安眠藥自殺。幸虧安眠藥量不夠大，昏迷了幾天。雖僥倖未死，但身心受到了嚴重摧殘。
在北京四中，高二學生開會，強迫黑五類一個一個講自己如何不好、確實是混蛋等等。學生牟志京，還不算黑五類出身，和同年級的紅衛兵發生口角，被幾個紅衛兵按在地上打，一顆門牙被打壞。但是他不敢還一下手，如果還手，會被說成階級報復。在當時這是極大的罪名，完全可能導致嚴重得多的後果。
在北京一零一中學，一個初二女生哭著被一群紅衛兵追打，因據說其家庭出身是資產階級，無人敢出面阻攔或解救。在北京礦院附中，一個富農出身的女生被剪了光頭。北京二中一位初一學生，資本家出身，被罰跪在搓衣板上，後面還有人拿棍子打。北京五中高三學生鄭大力，被迫在胸前整日佩帶一塊香煙盒大小的黑牌子，因為他家與清朝皇族有親戚關係。在北京一中（鼓樓附近），紅衛兵把原來學校食堂冬天用來儲存大白菜的地窖變成關人、打人的地方，有13人在那個地窖裡面被打死。學校周邊的地富反壞右資、校長、老師和出身不好的學生都被打。
在大多數學校，只有校長和老師被打入全校性的勞改隊，學生則多在年級或班級範圍內被打被鬥。然而在北京一中，有二三百個出身不好的學生被打入學校的狗崽子隊集體關押，強迫勞改。高一三班有兩個學生被打入狗崽子隊，而這個班據說算是比較仁慈的。狗崽子隊的學生白天勞動，晚上到班裡挨鬥，被打耳光是常事。高一二班一個學生，有一天在勞改隊裡不知說錯了什麼話，當晚在班裡被大打。最後還把一隻貓塞進他的褲子裡。貓在褲子裡面又咬又抓，他慘叫了一整夜。慘叫聲傳很遠，可沒人出來為他說話。
打同學之風從北京傳往全國。在上海外語學校，資本家出身的學生王一民被鬥後精神失常，不久死去。在上海復興中學，初一女生李曉琳被吊打。她的父親是教授，算是壞出身。1966年9月“上海市紅衛兵總部”發佈通令，規定紅衛兵糾察隊“有權不准黑六類（地富反壞右資）子女任意到處跑”。
在長沙一中，該校紅衛兵到北京受毛澤東檢閱（1966年8月18日）回來後，通知所有非紅五類出身的學生到校內某處開會。一位當時是該校學生的被訪者稱，接近會場時，他聽見裡面有吼叫聲。從門縫裡看，紅衛兵正用皮帶抽打一個黑五類學生。他猶豫再三，終於決定逃開。
在南京二中，初三的兩個學生吳倩和蔣宜萍，因為父母的問題在班裡被鬥。先命令他倆打掃教室，其他同學坐著看。打掃完以後，又命令他們寫交代，交代家庭問題。此後，他倆被罰天天清掃教室。
在廈門八中（現雙十中學），開會時出身不好的學生被命令坐在一個角落裡。有個學生的父親是廈門大學的老師，被勒令寫交代，交代老子幹過什麼壞事。
據一些當年是大學生的被訪者說，大學生對打同學的興趣沒有中學生大。但是比如在清華大學，也貼過很多“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參加紅衛兵，抄家，剃牛鬼蛇神的陰陽頭，看管教師勞改隊，這些“工作”只有出身好的學生才有資格做。電機系六年級某班學生去抄過班裡兩個出身不好的女同學的家，但是沒有打這兩個女同學。
小學裡的情形和中學相仿。在北京禮士胡同小學，五年級學生劉一之也被揪鬥，因為她不是紅五類出身，而她的作文曾被拿到外班甚至六年級當作範文念。一些男生上去打她，她嚇得哭。有個出身好的女同學（劉學燕）站到她身邊說：“劉一之的文章拿到別的班念，和她有什麼關係？”劉學燕叫人送劉一之回家，有同學還追著打，番茄砸在她的背上，白襯衫上滿是紅漿。
北京皇城根小學三年級的一個學生，父親有一點歷史問題，同班的幹部子弟打他。他逃進廁所鎖上門，趁後面追趕的同學砸門時，他爬出窗戶，手扶落水管從三層樓下到平地逃走。此後他幾個月沒敢上學校。
在子女因父母而受迫害的事例中，最悲慘的可能是北京大興縣的地富反壞的子女。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興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份子及其家屬共325人。被殺死者中，最老的80歲，最小的38天，有22戶被殺絕。
有的孩子被煽動或被強迫反對父母。1966年8月25日，北師大二附中的共產黨書記姜培良在學校被打死，他的在本校學習的兒子參加了打父親。姜被打死後，兒子也精神失常了。更多的情況是，子女想跟“黑”父母脫離關係而不被允許。他們必須跟父母一起受難，一起被鬥，長期充當社會中的賤民角色，甚至被殺害。
在這場同學對同學的大迫害中，理論（那幅對聯）儘管粗糙，但指向（黑五類出身的同學）很是明確。一大批學生由於其無法選擇的血緣關係被無情地從同學這一團體中切割出去，變成殘酷打擊的對象；沒有理由，甚至也不被認為需要理由。
這種迫害各地各校各班的嚴重程度不一樣，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迫害到處都發生，沒有例外。發生這類事，決不是偶然的，必有其深厚的社會文化心理根源。
十幾歲的青年學生遭受同學的侮辱和虐待，有沒有反抗的呢？從收集的事實看，反抗者的人很少，因為對反抗者的懲罰極為嚴厲。以下是四個反抗並遭嚴懲的例子：
例一：直接對抗。1966年8月25日，北師大二附中高三的紅衛兵去抄同班同學曹濱海的家。曹的出身原來是革命幹部，但此時已被打倒。曹濱海不像大多數黑五類子弟已經受壓多年，在文革更大壓力下還能忍氣吞聲；家被抄時，曹與來抄家的同學發生爭吵，並拿起菜刀砍傷了一個紅衛兵。曹濱海被公安機關帶走並關了起來。紅衛兵把他的母親押往學校。在校內一個磚砌的乒乓球臺上，曹的母親樊希曼被活活打死。同一天，該校紅衛兵在校園裡打死了3個人。另外兩個人是校黨支部書記姜培良和語文教師靳正宇。6天後，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二次檢閱紅衛兵，這個學校的紅衛兵代表被邀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例二：違抗紅衛兵的規矩。王光華是北京六中高三年的學生，該校離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1966年8月，六中紅衛兵在校內建了監獄，監獄牆上寫有紅色大字“紅色恐怖萬歲”，關押毆打學校老師和從社會上抓來的人，長達100多天。王光華在文革前是班長，文革開始後曾對“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表示異議。王的家庭出身是小業主，不能當紅衛兵。當北京紅衛兵紛紛拿著免費火車票到全國各地進行“革命大串連”時，王光華不是紅衛兵成員卻也外出串連了。這被紅衛兵認為是犯罪作亂。1966年9月27日下午王光華從外地串連回家，一些紅衛兵立刻去把他抓進校內監獄的小院，一進院門就被十幾個紅衛兵用棍棒打得失去知覺。當天夜裡，王光華被關在這個監獄裡，傷勢嚴重，生命垂危。次日早上，王又被打，到晚上就死了，年僅19歲。
例三：自殺。1966年9月，北京紅衛兵抄了大量的人家並驅逐了近10萬人離開北京去鄉下。北師大附中初中學生聞佳和母親也在其中。1968年冬天她回北京，遭人強姦。絕望中，她來到學校，從窗戶爬進教學樓二樓的一間廁所。這間廁所因在文革中變得又髒又臭而被釘死了，停止使用。她想在裡面絕食而死。幾天後，她在昏迷中呻吟，被校衛隊發現。根據當時貼出的批判她的大字報，她在被盤問時承認了她恨文革和毛澤東，承認了她在廁所中撕碎了《毛主席語錄》。她立即被送進西城區的拘留所。10年後，1979年，她和全國所有因“惡毒攻擊”而被判刑的人一起被釋放。
例四：理論上反對。典型代表是遇羅克。遇父是1957年的右派份子，遇羅克1962年高中畢業後，因家庭問題一直考不上大學。針對“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邏輯，遇羅克寫了《出身論》，提出家庭出身不等於階級，家庭出身不能決定一個人的思想。這篇文章引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來證明對聯的荒謬。當時正是各種革命造反派群眾組織可以被允許出鉛印小報的時候，《出身論》被印在印有“北京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傳部主辦”字樣的《中學文革報》第一期（1967年1月18日）上，署名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其實並不存在這樣一個司令部，只是幾個中學生佩服這篇文章，以此名義印了這張報紙。1967月，這篇文章被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說成是反動的。1970年，遇羅克被判死刑。
迫害同學的醜行儘管得到最高統治者的縱容、支持和默認，但就其細節和實踐來說，在相當程度上是紅衛兵自己所為。他們為什麼樂此不疲？
原因之一：可以不勞而獲高級地位。以家庭出身來決定等級，一部分人可不須付出任何代價和努力即可獲得高地位。文革中毛澤東用紅衛兵取代共青團。作為青少年組織，二者最大的區別是紅衛兵接納成員首先看家庭出身。共青團雖然也強調家庭出身，至少從未寫進公開的共青團章程。
清華附中初二一班的一些學生在對聯流行前成立一個名叫梅花的小組，參加文革的活動。小組成員是同班同學，同樣年齡，但是家庭出身不同。1966年8月，梅花小組被紅衛兵強迫解散，理由是該小組陣線不清。文革前，幹部子弟只是在進入了分數線之後才有優先錄取權。文革開始，中共中央就廢除了高等學校入學考試制度。文革前學生幹部就有很多是幹部子弟，但既不全是幹部子弟，而且既有大幹部的孩子也有小幹部的孩子，不像紅衛兵都由高幹子弟任負責人。只要把1966年8月北京各學校紅衛兵頭頭的父親的地位陳列一下，就可知紅衛兵追求平等之說與事實相差有多遠。
這種自然獲得的高等級與紅衛兵對同學和老師的非人道迫害顯然有直接關係，因為他們把這些受害者看作低等的人。
之二：可以獲得前所未有的巨大特權。紅衛兵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有特權的青少年。從1966年8月初開始，北京的學校都在紅衛兵組織的控制之下。他們在學校裡開會鬥爭黑幫和牛鬼蛇神，可以動用汽車等設施。1966年8月24日清華附中的紅衛兵，組織12所中學的紅衛兵到清華大學撕大字報並抄家打人，竟能動用汽車到各學校接人。他們也可動用北京的大型體育館，在那兒鬥人甚至打人。容納十萬人的北京工人體育場，紅衛兵可以用以召開鬥爭“小流氓”的大會。紅衛兵也有權抄家，在1966年8-9月，北京紅衛兵抄了3萬戶，上海紅衛兵抄了10萬戶，武漢抄了2萬1千家。紅衛兵組織還有權發佈命令，強迫一大批城市居民離開城市，掃地出門，去農村勞動改造。
紅衛兵得到的至高無上、史無前例的特權是可以打死人。在人類歷史上，自進入文明時代以後，除了戰爭時期，沒有人得到過這種權力。1966年8-9月，紅衛兵在武漢打死62人，遊鬥折磨致死32人，在北京打死1772人。從8月26日到9月1日的7天中，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都是3位數。還有一些人在遣返到鄉下的火車上被打死，根本未列入公安局的戶籍統計。
之三：暴力壓迫中有快感。好幾位被訪者都談到當時校園裡的狂熱亢奮氣氛。紅衛兵學生腰紮皮帶，高卷褲管，見了往日的老師和出身不好的同學根本不用正眼看一下；說起話來，不論男女，開口就是“他媽的”。有一位被訪者說，她班上一個原本嬌氣羞澀的女同學，這時學會了掄開皮帶打人，走路也變得挺胸抬頭，說話帶著粗口，高聲大氣。殘酷的行為也能使人興奮快樂，對人類來說這是一種最具威脅性的體驗。
之四：虐待同輩可以彰顯自己。有的學生甚至對鬥同學比對鬥老師、鬥黑幫更感興趣。比如，有的學生不厭其煩地四處調查同班同學的家庭情況，為的是將其打入狗崽子的範圍。紅衛兵到社會上四處抄家的時候，往往對同班同學的家更感興趣。比如上文寫到的北師大二附中的紅衛兵去抄同班同學的家，並打死同學的母親。
有些學生在文革前或因體育好，或因學習成績好，或因在競賽活動中得過獎，或因有特長而出過名，或個性比較外向，活潑，如果出身不好，會因這些長處而挨整。而且，他們挨整的程度往往大大超過其他同樣家庭條件的學生。
同輩人之間有比較，有競爭，自然也就可能有緊張的關係。甚至可以說，同輩忌恨是一種難以完全避免的情緒。但是，同輩忌恨可以由制度性措施加以限制，也可以通過自我認識和道德追求來得到克制。學生之間的矛盾衝突，本是可以通過理性的方法來緩和、協調並解決的，但是文革期間卻是煽動誇大種種矛盾，並以革命的名義縱容陰暗的忌恨，讓一部分人用鬥爭的方法來對付另一部分人，把同輩間的競爭感轉化成同輩虐待。迫害他人可以顯示出迫害者的優越性，對同輩人的迫害更能顯出自己高人一等的特殊性，所以同輩虐待相當有誘惑力。
紅衛兵的全盛時代是1966年的8-10月，然而紅衛兵運動導致的體制性變化和心理道德變化，卻影響中國社會10多年。影響之一是暴力迫害的大規模使用。以青少年作打手、用群眾性打鬥來進行的暴力迫害，隨著紅衛兵的興起達到高峰。這種方式後來被反復運用。1967年，一些共產黨老幹部被殘酷打鬥。煤炭部部長張霖被打死，彭德懷被打斷兩根肋骨。1968年全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無數普通人被關押折磨至死。
之二是家庭出身從此被強調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1968年毛澤東還親自發明了“可教育好的子女”這一專門術語，用以指稱因父母“有問題”而受歧視的社會群體。與此相應的是，個人的工作態度、專業訓練和才能被蔑視。這對年輕人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這種情況直到70年代末才改變。
之三是公道毀壞，私德失落。在大規模的暴力迫害中，善與惡的標準不再存在。很多人知道迫害同學是不對的，但是在暴力的威脅面前，無可奈何。生活中較為平等、歡樂的同學關係被摧毀。壓迫和仇恨成為生活方式。受害者的不幸被看作無足輕重。年輕人，有的學會了殘酷虐待同輩人以發洩自己的怨毒，甚至以此獲取社會地位，有的被迫學會了卑微地忍受侮辱，有的變得無比冷漠，對同輩人的痛苦視而不見，甚至對權勢者卑躬屈膝，對受難者落井下石。強權就是真理，謊言大話盛行。整個社會被操縱和挑動，成為人整人的屠宰場，人性墮落了。無數無辜的年輕人曾因家庭出身被侮辱、虐待，甚至致死。直到現在，在訪問中，難以聽到迫害者向被迫害者道歉的故事。這種靈魂的創傷，何時才能治癒？

記住吳維尊    作者 蕭若枝
吳維尊1926年生於浙江東陽，清末名臣袁昶http://zh.wikipedia.org/zh-cn/%E8%A2%81%E6%98%B6（庚子事變因主和被慈禧太后處死）的外孫，出生時母親為他取名以巴弗（以巴弗是一位曾與西元一世紀的聖保羅一同坐牢的基督徒）。1949年畢業于上海中華神學院，一生留下100多萬字的牧靈著述。
中共建政後吳維尊為神打的第一仗是直言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史是一派胡言。當時上海虹口區政府組織中小學教師學習社會發展史，學習完畢時，每一個人都要寫總結報告，談自己對社會發展史的認識。作為該區一名中學老師的吳維尊，經過禱告，寫道：“通過這次社會發展史的學習，我認識到，這個從猿到人，一直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史，是一篇大謊話。”政治老師說：“你們所信的神，是反對科學的！”吳維尊回答說：“老師啊，科學規律是哪來的？是人定的嗎？不是，沒有人能制定科學規律。真正的科學規律是神在創造天地萬物之前就制定妥當的。天地萬物都是按照神定好的規律運行。既然科學規律是神早已定妥的，為什麼神要反對自己所定的科學規律呢？今天的問題，不是神反對科學，而是人想利用科學來反對神。”
基督徒飯前必謝恩。1957年反右運動中，吳維尊仍然堅持每吃飯必謝恩禱告，中午休息時還要拿出《聖經》來默讀。星期天，全校教師要到附近農村勞動，他卻要請半天假，理由是《聖經》教導我們要守安息日。不久，吳維尊便被下放到郊區農村勞動改造。在那裡，他反而把勞動場所當作傳福音的禾場。小組學習，要把幹部改造成具有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共產主義人生觀的人，吳維尊卻公開發言說：“我是一個基督徒，且永遠是一個基督徒。我不可能，也不打算改造和轉變自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我沒法響應黨中央對我的號召。”

1964年四清運動時，吳維尊寫信給一位年輕人：“你既然已經信了主，作了基督徒，就應該公開承認主的名，退出共青團，走主的路。”
這個年輕人的退團舉動使公安局更加注意吳維尊“與共產黨爭奪下一代”的問題。1964年7月30日，他被捕了。從世人的角度看，吳的被捕入監完全是由於不識時務。吳維尊則心中確信，坐牢不是他自己喜歡坐的，也不是公安局要他坐的，而是主的帶領。神要他在犯人這個崗位上做好一個基督徒，以犯人的身份來聽從主的旨意。因此，一進監獄，他就為自己定了一個在屬靈的爭戰中必須堅持的原則：在被審訊時，“不回答，不交代，不認罪，不悔改”。
入獄一個多月時間裡，他八次被審問，一直持定這個四不原則。第七次審訊時，他被要求用書面形式回答五個問題。他一面禱告，一面寫出了自己的答卷。其中第四個問題是“政府的宗教自由政策是如何得到正確貫徹執行的”，他直率答道：“正是在這種所謂‘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全國許多教會被取締、受打擊，許多神的僕人和基督徒因不接受黨對神教會和神僕人的領導而被捕、下監、判刑等等。我的被捕下監，則是一個新的證明。”
第五個問題是“你對全國基督教界發起的三自愛國運動是如何認識的”，他寫道：“聖靈突然攔阻我，不讓我回答這個問題，並且光照我一節《聖經》。這段經文是：‘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將珍珠丟在豬前，恐怕它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們。’因此，我就不從正面回答了。要說明的是，主耶穌所說的狗、豬，不是指真的狗和豬，而是指不把聖物當作聖物、不把珍珠當寶貝的人。”第八次審訊時，審問人員惱怒地說：“在我的手心裡不知經過了多少大牧師、大傳道，還沒有見過你這麼倡狂的！”

1967年2月，吳維尊被判無期徒刑。收到判決書後，他心中非常平安，充滿感謝：“僕人決不能大過主人。我的主耶穌，從父手中領受並喝盡的苦杯，是死刑，而不是無期，而且是釘十字架，是最恥辱、最殘酷、最痛苦的死刑；父神給我喝的杯，不知輕了多少倍，還存留我一條命，身體至今還健康。主受十字架死刑時，尚且是心悅誠服地領受，我才是無期徒刑，為什麼不能也同主一樣心悅誠服、從父領受呢？主說過，‘我所喝的杯你們也要喝’，今天父神既然憐憫了我，給了我這個杯，我就應當把父所給的杯喝盡，無期到底。”

吳維尊飯前照常謝恩，不避諱，不怕人看見。監獄指導員向他宣佈：“你要吃飯，就不許念（謝恩），你若念（謝恩）就不許吃。”吳維尊便把自己的碗筷還給管理員，不再吃飯。四五天後，他們厲聲斥責他：“不吃飯，絕食，是抗拒無產階級專政。”吳維尊堅持說：“我決沒有絕食求死的意思，我只要謝恩吃飯。”
半年後，吳維尊被戴上一副重手銬，他仍然堅持不讓謝飯就不吃飯。獄吏組織七八個犯人教訓他，其中一個犯人一拳打在吳維尊下巴上，致其滿口流血，滴在身上、地上，又左右開弓，狠打他的臉頰。在這種非人的折磨中，主的話一直縈繞在吳維尊的耳中：“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要拿你的裡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逼你走一裡路，你就同他走二裡。”主的話成了吳維尊爭戰時手中的得力武器。反復毆打、折磨兩個鐘頭之後，那個犯人打累了，宣佈批鬥會結束。看守所長問他：“大家幫助你改造，你覺得怎麼樣？服不服呀？”他回答道：“報告所長，無論政府對我做什麼，或是犯人對我做了什麼，我都沒有怨言，甘心樂意。”
有一次，吳維尊堅持禁食七天之後，獄方數人強行給他進食。他們把一個鐵器塞進他的口中，插下胃管，把食物灌進胃裡。這個過程難受極了，但吳維尊絲毫不反抗。灌完後，膠管一抽去，鐵器一取出，他就站起來，舉目大聲感恩說：“感謝天父用這樣的辦法來養活我！”後來，監獄管理員只要硬往他口裡塞窩頭，他總是舉目望天大聲說：“感謝神用這樣的方法養活我！”
在檢察院對吳維尊的起訴書中有這樣的記錄：“該犯長期在監內，藉口飯前謝恩搞非法活動，破壞監獄紀律，甚至多次長時間以絕食行動對抗無產階級專政。”
後來吳維尊被轉至寧夏服刑當勞改。那時正是文革高潮期，吳維尊仍然持定自己的信仰，堅決反對改造。他堅持不念毛主席語錄，不答問題，不唱革命歌曲，不喊毛主席萬歲。組長和同組的人命令他向毛主席像磕頭，他拒絕。十多個人對他又踢又打，他乾脆躺在泥土地上，任憑大家踢打。這是他第一次在勞改隊挨打。此後，他無數次挨打，有人用皮腰帶抽他，有人用鞋底狠打他的雙頰，有人用木棒打他的頭頂，有一個隊長還用燃著的煙頭多次燙他的鼻孔。所有這些，吳維尊都認為：“既是主所允許的，都是于我有益的。”
在這裡，仍然是“你要吃飯，就不准禱告，你禱告就不准吃飯”。吳維尊決不吃不經謝恩的飯。不吃飯到了第五天，他已極度虛弱，還被迫受罰跑步。到第七天，又遭四個人毆打，直到把他打昏。然後是灌食，嘔吐。勞改隊長命令他把自己吐到地上的穢物舔幹凈，他就趴在地上把自己的嘔出物舔乾淨。這樣的折磨持續了幾天，被打的創傷一年多後才痊癒。
中國史書記載著獄中各種各樣的酷刑，也記載著許許多多一代又一代受盡酷刑而不屈服的剛強硬漢。吳維尊雖然忍受酷刑，沒有屈服，卻不是剛強硬漢，他是柔弱的。那些毆打折磨他的人，打累了，問他“你恨不恨我們”，吳維尊說：“一點也不恨，也不埋怨誰。因為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還為那些釘他的人禱告呢。”
後來監獄政委（最高領導人）對他說：“你要飯前謝恩，我們允許你心中默默禱告。若要表現出來影響別的犯人，我們就不許可。”吳維尊聽了，立刻警覺起來，主光照他，這一步也不能讓！他回答說：“報告政委，我們基督徒的信仰，是信心與行動表現緊密相聯的。沒有行動表現的信心，不是真信心，而是死的信心，假的信心。真信心必然有與之相應的行動表現。我無法滿足政委所說的條件。”

1970年9月，吳維尊被調到管制最嚴厲的一個組。再難改造的犯人，到那裡後也都會被改造過來。組長對他正式提出初步要求：一，吃飯前不禱告謝恩；二，念毛主席語錄。不要求兩個都做到，只做到任何一個就行，隨他挑選。他立刻明確告訴組長，這兩個要求，任何一個，他都做不到。矛盾激化了，傾刻之間，他成了全組犯人的鬥爭物件，組長和全組犯人集中火力，想盡各種辦法來刁難他，折磨他。
有一次，他們說，只要吳維尊能念一句毛主席語錄，或是說一句毛主席萬歲或萬壽無疆，就可以讓他吃飯謝恩。吳維尊在主面前思考這個問題：《聖經》教導要“敬畏神，尊敬君王”，還教導“我勸你首先要為萬人祈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當如此”。想清楚之後，他在小組眾人面前說：“我祝願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身體健康。”他們都歡呼起來：“有門兒，有門兒！”也有幾個人不滿意，因為他說的不是萬歲或萬壽無疆。另有人說：“慢慢來，有希望！”那天他們對吳維尊好得不得了，三頓飯都給他吃得飽飽的。
第二天，組長和大家對他說：“今天，你要進一步了，不要說你昨天說的那句話，要說毛主席萬歲，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要這麼說。”豈料，勸了半天，等了半天，吳維尊還是不肯改口。他們氣極了，不給吳維尊吃飯。
有人在私下問他：“你為什麼肯祝願毛主席身體健康，而不肯喊毛主席萬歲或萬壽無疆呢？”吳維尊回答說：前者是向至高神禱告，為政治領袖代求，神是喜悅的，因為是把至高神放在第一位；後者卻有把毛主席當作神來敬拜、把領袖放在最高位置的意味，神厭惡，不喜悅。萬歲是不可能的，連活一百歲也很難，毛主席決不會萬壽無疆，而是一壽有疆，我為什麼要說不合神旨意的胡話？”
靠著主的恩典，吳維尊守住了。此後，勞改隊的幹部不再干涉他吃飯謝恩的事，雖然謝恩仍然算是違規。在獄中，吳維尊是“犯人中的犯人”，但他說：“感謝主！我是一個自由人。”因為他堅持說“不”，堅持反改造，監獄裡那些種種規矩絲毫不能束縛、捆綁他。
到1979年，一同轉至寧夏的200多個無期徒刑犯人只剩吳維尊一人，其他人都已陸續獲得減刑釋放。許多人勸吳維尊也申訴要求平反，他卻非常清楚地表明，自己堅決不申訴。

1981年春季，獄方宣佈對他實行減刑，再過6年，他將被釋放。寧夏高級法院的裁定書上說，吳維尊勞動積極，遵守監規紀律，證明他“確已悔改”，因此予以減刑。
吳維尊決不認同這個說法。6年後的1987年5月28日，吳維尊被迫出獄。當天他寫了致寧夏高院的《出監日呈文》，文中一再申明自己根本沒有悔改，從來不曾悔改。“我自從1964年7月入監以來這二十幾年中，的確始終毫無悔改的行動表現。”
他說他1964年7月30日被天津市公安局傳訊，自第一次預審起，除了確認了自己的姓名之外，凡涉及所謂“罪行”的詢問，他“始終拒絕交代任何一點點”。半年後在中級法院審判庭上，“我除了姓名之外，只回答一個提問（問：你是基督徒嗎？答：我是基督徒），其他詢問仍然一概未作回答”。
服刑20多年至今，凡與“認罪”或“改造”有關的事，“我一概拒絕發言，拒絕書寫，拒絕參與有份。服刑20多年中，無數次的大會、小會、學習、討論、座談等，只要與改造有關的，（我）沒有發一次言、表一次態、談一次認識、回答一次幹部或其他犯人的有關詢問；甚至謹慎小心到沒有朗讀一次檔、報紙或語錄，沒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多少回每個犯人都必須寫的保證書、改造規劃、思想彙報、改造總結或小結，甚至是必須記的‘改造日記’，（我）都沒有寫過一次、一字；歷次政治、時事、道德、法律等等學習的考試，我除寫姓名外，總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數不清的事實和行動表現（若法院作一點調查瞭解的話，就不難知道這些都是一貫的，無法否定的事實），都說明我絲毫也沒有接受……改造，全部都拒絕淨盡了。”

“至於裁定書上所提到的，我‘服從管教’這一點”，“監獄對我所進行的數不清的改造與管教措施，我是一點兒也沒有服從，通通拒絕，而且頑固地堅持了二十幾年一直到今天”。
吳維尊說，服刑期間所做的一切，沒有一件大事，或小到一句語、一個舉動，“是真正從我悔改出發說的、寫的或做的”。對我“一個十足的、死不悔改的犯人，為什麼一定要違反‘實事求是’的原則，硬加上一個虛假的‘悔改’名義，給以減刑並到期釋放呢？何況，我作為一個基督徒，更不應該趁這個錯誤裁定之機鑽空子，作出將錯就錯，冒‘名’頂替的惡事。我非但不是‘確有悔改表現’，而恰恰是‘確無悔改表現’，全部是不悔改表現，根本不具備可以獲得減刑的最起碼條件，而只能仍是個無期徒刑犯人。”

“既然這六年來，法院沒有收回這個不實事求是的、名不符實的錯誤裁定；而且我作為被專政的犯人，又根本沒有資格硬要法院如何做。在這種兩難情況下，‘逼’得我沒有別的正常方式方法，只能從今天出到監獄牆外之日起，進一步採取下列兩個方面的行動：一個方面，不使用釋放證去辦理釋放後的任何手續，不回天津或進而回南方與親友團聚，不享受從這張錯誤裁定書得來的自由和權利，不離開監獄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單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為一個留廠職工的工作）；因為我雖然無奈地（為了不抗拒監獄的執法職能）已經出到了監獄大牆外邊，但我認定我仍然是一個被判無期徒刑的犯人。（對被判無期徒刑，我即使在毫不認罪，絕不悔改的情況下，也一貫是以‘心悅誠服’的態度對待的，今後仍將以此態度對待，甘心情願）。另一個方面，從今日出監起，進行有限量的禁食。（只要不受到任何外來的干擾強迫，則將維持在這個限量以內，即維持生命的繼續；若受干擾強迫，則另當別論）。我用這個禁食行動，專門表示著下列兩個意義：（一）對於我的一切‘罪行’，我沒有絲毫悔改過。（二）因此，1981年給我的那個裁定是錯誤的，名不符實。我拒絕這個錯誤裁定。我這樣作，是讓法院有充分的足夠時間，進行調查瞭解和重新考慮。如果有哪一天，那個錯誤裁定被收回、撤銷了，也即取消了我的‘悔改’之名，當然也意味著恢復了我所原有的無期徒刑犯人的地位，則我將立即欣然結束這個禁食行動，該幹什麼幹什麼。”
被迫出獄之後，吳維尊拒絕離開監獄。獄方“被逼”無奈，最後只得在大牆外為他收拾一間14.6平方米的陋室中，讓他在監獄外“服”無期徒刑。他的邏輯很簡單：他沒有“悔改”，因而不能接受政府強加給他的因悔改而獲得的釋放。

2002年11月27日至30日，他寫下最後一封給自己的親人的信：我之所以堅持做一個“大牆外的無期犯人”，是神“既要我順服和接受監獄（政府機關）的執法（與我悔改與否無關），出到大牆之外，又要我堅決拒絕和抵制法院的弄虛作假（把我的死不悔改說成是‘確實悔改’了）”。“不管我衰老到什麼程度，請你們各家各人都不要來銀川看望我（即使有方便，有可能，也不要來，謝謝，千萬不要來）。我始終是監獄的人；若死了，火化，骨灰入土，骨灰葬在南窯，都是最正常的事。什麼都擋不住我在末日與眾聖徒一同復活。監獄單位只是我在世上長住又暫住的家，直到復活後穿上與主相似、永不朽壞的靈體，與主一同進入永遠的家。因為必朽壞的肉體只能仍歸土，而不朽壞的靈體才能與主同進不朽壞之神永遠的國。（出獄）十多年來，監獄一直待我好，照顧我；這一點，我在神面前也一直非常感謝政府，特別是感謝監獄單位。”“主若許可，我每年寫一封簡信給你們各家；何時死了，我請多年經常與我交往密切的劉萬新老弟兄，打電話告訴三哥家，並請三哥轉告你們各家。願父神和主基督的大恩，常與你們各家同在。”

20天之後的2002年12月21日上午，一對年輕夫婦前往探望吳維尊。敲門，無人應聲，翻矮牆入內，吳維尊服裝整齊，帶著眼鏡，面貌安祥，倒在地上，已經被愛他的主接去了。

我寫過十次入黨申請    作者 習近平
我1969年從北京到陝北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插隊落戶。7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鍛煉很大。最大的收穫有兩點。一點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另一點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
父親要我們從小做講團結和善於團結的人。走上社會後，對這一點的體會就更深刻了。我感到，凡事團結處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較好；如團結處理不好，事就做不好。特別是當年在陝北，遠在千里之外，舉目無親，靠的就是團結。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幹活，生活習慣了，勞動關也過了，群眾到我這串門的人也多了。我那窯洞逐漸成了那個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絡繹不絕，講古今中外，講他們感受到的新鮮事。漸漸地，就連支部書記有什麼事都找我商量。他說年輕人見多識廣，比他懂得多。
我剛下鄉的時候，大概有二三十個知識青年，都是軍隊幹部子弟。半年後，大部分都當兵走了。近一年時間裡就我一個堅守在那裡，感到十分孤獨。但當我適應了當地的生活，特別是和群眾融為一體時，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樂。
我先後寫過十份入黨申請書，由於家庭的原因，都未獲批准。後來村裡和公社要留我，又將我的入黨問題交到縣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黨問題時，當時的縣委書記說：“這個村姓氏矛盾複雜，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來繼續鞏固。他爸爸的結論在哪兒？沒有，不能因此影響他入黨。”所以就批准我入黨，而後讓我當了大隊支部書記。
我那時一邊當著村幹部，一邊總渴望著有機會能上學深造。那時候報大學，清華給延安地區兩個名額，一個分給延川縣。我三個志願都填清華大學。縣裡將我報到地區，地區不敢做主，清華大學來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請示清華大學。這又是一個機遇。1975年7、8、9三個月，正是刮所謂的“右傾翻案風”的時候。遲群、謝靜宜當時顧不上清華大學的具體工作，工作由劉冰同志主持。當時我父親剛剛解除監護，下放到洛陽耐火材料廠。耐火材料廠開了個“土證明”：“習仲勳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於是我踏進了清華園。
上山下鄉中對學習的渴望，使我與清華大學結下了讀書緣。從政近20年後，我又在職讀清華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學的是馬克思主義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我結合實踐，對中國農村市場化建設，農村擺脫貧困，福建山海聯動發展，現代農業理論與實踐，福建省發達地區率先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與完善，農村市場化建設與中國加入WTO等問題，進行系列研究，發表文章著書立說。
上山下鄉的經歷使我對基層有了深刻的瞭解，作出了再下基層的選擇。1982年我從中央軍委辦公廳下到河北正定縣。當時有許多人對我的選擇不理解。因為我在到河北之前給耿飆同志當秘書，他當時是國防部長，又是政治局委員。那時候從北京下去的人，有劉源和我。我們倆不謀而合，都要求走跟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基層離群眾最近，最能磨練人。有了上山下鄉的經歷，我對再下基層充滿信心，並義無反顧地下去了。
上山下鄉的經歷對我的影響是相當深的，使我形成了腳踏實地、自強不息的品格。腳踏在大地上，置身於人民群眾中，會使人感到非常踏實，很有力量。基層的艱苦生活，能夠磨練一個人的意志。無論遇到什麼困難，只要想起在那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還能幹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於挑戰的勇氣，什麼事情都不信邪，都能處變不驚，克難而進。

聖女王佩英    作者 楊銀波
今年清明節前，500餘人在北京舉行王佩英就義40周年紀念會。會後，部分與會者寫了一些感受，網上反響強烈。王佩英仿佛重新活過來一般，接受著越來越多的人的敬意。今年5月23日，百度百科第一次出現王佩英詞條。6月中旬，我在網刊上閱讀到關於王佩英事蹟的紀念專題。影片《我的母親王佩英》製作人胡傑在此發文公告，稱大中公司已成立王佩英資料秘書組，負責免費贈送影片和書籍，歡迎索取。
與友人在電腦上一起觀看《我的母親王佩英》，友人受影片刺激，醍醐灌頂，怒不可遏，以80後特有的語言痛駡：“我靠！那時的人怎麼瘋成這樣？一個個跟傻逼似的。毛澤東這種鳥人，要是早十年死掉，中國早就民主了。”也有網友在網上說：“毛澤東的屍體不火化，看來是天意。當年殺這麼多人，冤有頭債有主，總該還一還吧。暴君墨索里尼，就被一個女子撒尿在他屍體的臉上。”當今諸多年輕人，別說不知文革詳情，就連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也跟聽天書似的。可是，恰恰未受政治運動之苦，不知血腥暴政的這一代，是當前中國的中堅力量。不少人憑藉互聯網，多多少少接觸到了真正的當代史，漸漸將教科書裡的那些謊言抹去。讀文字，看圖片，只是將自己置於旁觀者而已，但胡傑的《尋找林昭的靈魂》、《我的母親王佩英》這類影片，卻使我們無法置身事外，那實在是太直觀了。
影片放到王佩英17歲的少女時期，友人感歎：“美女啊！確實是美女。”這樣一位元美女，因自由戀愛認識青年律師張以成，人生從此改變。國家大事最初跟他們沒有任何關係，直到被日本人逮捕，遭嚴刑拷打，張以成才萌生堅定的報國之志，當了中共地下黨的情報員，潛伏在國民黨。王佩英比張以成更為“地下”，張以成只要身上沒錢，她就變賣房產資助他，有時還站崗放哨，保護這些地下黨。
自由女神不是一開始就是自由女神，王佩英最初一直活得很沉默，從不張揚，直到中共奪權，她才出來工作，當幼稚園保育員。因不小心，開水燙著一位小朋友，她被批判，又被調到鐵道部設計院做勤雜工。這時，全國大躍進，農村餓死人的情況相當普遍。有的老鄉到北京找王佩英幫忙，她束手無策：“你們困難，我也困難。”可即使如此，這時的她，家中仍然擺著一尊售價不匪的毛澤東白瓷像。

1961年之前，王佩英只是一個普通女人。丈夫張以成去世後，她一人要養活7個孩子，負擔很重。王佩英的思想轉變，不是因生活壓力而起，而是因毛澤東與劉少奇產生分歧，王佩英贊同劉少奇對毛澤東政策的批判。劉少奇在1961年說，全國總體的缺點和成績是3比7，有的地區超過3比7，很嚴重。王佩英當眾說：“毛主席應該退出歷史舞臺，不然他以後沒有退路。赫魯雪夫說得對。”前一句，在當時已經很驚人。後一句又是如何產生的？一個普通的女人，在中國提赫魯雪夫這種世界政治，為何？原來，赫魯雪夫曾公開批判史達林，揭露史達林為了剷除異見，不擇手段，大行殘酷迫使之實。她的一位好友的丈夫，曾留學蘇聯，說毛澤東就是中國的史達林。1961年的王佩英，不是在質疑毛澤東，而是要這個人滾蛋。中國那麼多人，每天都在看這個人的臉色吃飯、說話、行事，腦袋就跟安裝了監控器似的，只有少數人覺醒，而少數人當中又只有極少數人站出來公開表達，其中之一就是普普通通的王佩英。
從1963年被投進精神病醫院開始，到1970年被殺害，王佩英經歷了7年的非人折磨。醫生給她打精神病人用的藥，把嘴用口罩套住。精神病院之後是牛棚勞教。再往後，就是殺雞儆猴的遊鬥，從這里拉到那裡，示眾完了再反復示眾，嘴上戴著給馬戴的嚼子，不讓你說話，打你、罵你、折磨你，在消滅你的肉體之前徹底摧毀你的精神意志。公判前，還要交給各單位討論。那哪裡叫討論？完全沒有任何反對意見，全是出謀劃策：用什麼辦法整死這個人？人死之前，怎麼發揮在民眾中的震懾力？哪些餘孽成了漏網之魚？
公檢法癱瘓了，沒有司法審理，王佩英被拉到工人體育場。判決人不是法院，而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由於怕王佩英說話，革命者們用石頭塞滿她的嘴巴，致使其下巴脫臼——“把下巴都卸了”。這還沒完，押她的人還用細繩死死地勒住她的咽喉，王佩英拼命掙扎，結果革命者們就勒得更使勁，勒進去了。從體育場押走，見王佩英還有點力氣，沒有死透，押解者就在車上把王佩英活活掐死。她的屍體究竟被丟在哪裡，或者被拿去做了什麼，無人知曉。

1980年，王佩英被平反。所謂平反，就是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下達了一份《刑事再審判決書》，判決王佩英“不負刑事責任”。而後，中共鐵道部專業設計院黨委作出平反決定。這平反的邏輯是：王佩英，你沒有罪，你一直是跟我們黨一條心的。但是，這個黨，它自己有沒有罪？它不認罪。反對毛澤東且發出“毛澤東下臺”呐喊的王佩英，不僅僅是為劉少奇打抱不平，也不僅僅是關心中共的生死存亡，她關心的是民眾何以瘋狂至此，國家何以苦難如斯。她受過基督教的薰陶，也曾那麼堅定地為中共地下黨賣力，還加入了共產黨。一邊是虔誠與贖罪的良心，一邊是曾經寄予厚望的政黨，但是，五七反右，三年饑荒，而後是整劉少奇，搞階級鬥爭，不顧民眾生死，多少人如螞蟻般死去，屍骨遍野，多少人如瘋子般泯滅人性，喪盡天良，這罄竹難書的災難和罪惡是誰帶來的？
面對舉國高呼“毛主席萬歲”的紅色浪潮，王佩英是公開喊出“打倒毛澤東”的極少數人，也是公開提出退黨的極少數人。王佩英是中華烈士，是民族聖女，這沒有任何爭議，但若說她是“中共烈士”，便是對王佩英極大的侮辱。她是怎麼死的？死就死在反抗暴政，而這個暴政在當時的推動者，就是這個黨。她回歸真理，要與中共劃清界線，不願與之為伍，不願成為歷史的罪人。網上有人說：“是宗教信仰害了王佩英。”換句話說，如果那時的王佩英能夠跟著撒謊，做些讓步，忍一忍，說不定這事情就過去了。就算看在7個孩子沒有人撫養的份上，這個當母親的人裝一裝、演一演，劫難也許不會降臨在她頭上。但是，她是一個有終極信仰和起碼底線的人，良心未滅，寧死不屈。7年殘酷迫害，她只掉過一次眼淚，那就是“革命者”們告訴她，以後再也不允許見孩子們的面了，這時她哭了。除此而外，不管把她打得有多慘，捆綁、饑餓、罰站、勞教、批鬥、勒咽喉，直到死，她都沒哭。這種為信念而生的堅定與勇氣，超越了普遍的恐懼與苟合，永照千秋。
從1970年1月27日王佩英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被公審並殺害（年僅55歲），直到2010年，長達40個春秋，王佩英一直被公眾遺忘，她的6子1女也隱忍整整40年！
以製作影片的方式隆重紀念母親王佩英這件事，是北京家電市場的龍頭老大，公司董事長，王佩英的第三個兒子張大中一手策劃的。當初平反王佩英時，她的子女們每人拿到1000元撫恤金。張大中就是憑藉這筆1000元的撫恤金開始創業，終至今天富甲一方，名動京城。這既讓人欣慰，又不免辛酸。那是一條人命的錢啊！人民幣上流著血，隱約看得見手銬的恐怖閃光，以及把人活活勒死時連喊都喊不出來的痛苦呻吟。
尋訪王佩英的過程極其艱難，許多受訪人至今恐懼，也有許多人至今慚愧，回避鏡頭。尋訪前，王佩英的子女們曾試圖搞清楚母親為什麼會落到如此下場。許多細節是在尋訪後才知曉的。他們想不到母親竟死得這麼慘，兇手下手竟如此狠毒。當年懵懂不知的他們，如今回想起來，心如刀割，肝腸寸斷。往事，真的並不如煙，當那些鮮血仿佛從眼前再流一次，就像自己也被狠狠地捅了一刀，劇痛難忍，唯有仰望蒼天，嚎啕大哭。
在王佩英就義40周年紀念會上，黃炎培的兒子上臺發言。他重新回顧父親與毛澤東1945年在延安窯洞所講週期律的問題，原來黃炎培當年的警告確實是警告對了，共產黨還是沒有跳出這個週期律，民主的道路沒有走成，反而走向世界罕見的專制獨裁。其獨裁之惡劣，尤其在文革運動中登峰造極，把黃炎培的家庭打擊得夠慘。劉少奇的女兒劉婷婷也參加了王佩英紀念會。她與張大中並排肅立，一起向王佩英的畫像鞠躬。
文革悲劇看似遠去，其實至今仍在發生。其中之差異，無非是反革命變成了顛覆罪。多少據稱是危害國家安全的政治犯、良心犯、信仰犯，至今尚在監獄忍受黑暗；多少持不同政見者處境悲哀，惶惶度日，沒有免于恐懼的自由。
王佩英的事蹟將以幾何級地擴散速度，迅速散播民間，直至被政府高層所知。張大中可以長長地吐一口氣，他已盡了他最大的孝心。他的妹妹張可心，文革時還很小，對母親的許多印象都很朦朧，從小過得很可憐，穿得破破爛爛，大冬天連雙保暖的鞋都沒有，光著腳搖搖擺擺地走著，總想從街坊鄰居那裡知道母親究竟去了哪裡。如今，她什麼都知道了，撕心裂肺地哭，站都站不穩。她一遍又一遍地嚎啕：“我當時還太小，許多事都不知道，原來是這樣的……”這眼淚，有著再也無法改變歷史的深深自責。
這眼淚，只要撕心裂肺地哭過一次，人就真的“立”起來了，再也倒不下去。而這，便是紀念王佩英最大的意義，即搶救民族的精神，恢復人間正氣，將罪惡銘記於心，讓悲劇不再重演。即使悲劇正在重演，中國人也應如當年的王佩英一般，勇敢地站出來，向倒行逆施者發出基於真理與正義的呐喊。

轉載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