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大學》一部需要所有中國大學學生和教授閱讀的經典著作
作者：梅貽琦
梅貽琦，這位清華大學的“終身校長”，和蔡元培並稱，對於中國的大學有開創之功的教育大家，奠定清華大學百年輝煌的導師，《南渡北歸》當中反復見稱的學界領袖，他在學術建設上和精神影響上，到底樹立了什麼高山仰止的豐碑，至今沒有人能夠得知端詳。本書從“大學之精神”、“清華之為清華”、“西南聯大的精神家園”、“工業化的前途和青年的使命”四個方面，闡述了梅貽琦的精神之道、治學立校和大學生的安身立命的嚴肅課題。從這本書的著作之初，就受到了朱自清、馮友蘭、蔣夢麟、潘光旦、馬約翰等大家的一致讚美和推薦，實為當今中國大學生和教授的必讀之作。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
簡介：
上一個世紀的初期，現代大學在中國發軔開端，但是同時幾乎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達到了一個燦爛的頂顛，人才輩出，大師湧現，以至於整個世紀當中的人文建樹如果不客氣地總結的話，多半就是在那段時間形成的。
但凡是事物在新生階段，氣象最新，氣勢也最為宏大，創始人物的高山仰止也尤其顯得不可逾越，這不但是中國也是世界上的一個通病。中國的大學當中，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以據京師要地，是思潮傳播中心，尤為矚目。而奠定這兩所大學的氣量和風格的，在北京大學是蔡元培，在清華大學，則就是《中國的大學》的作者梅貽琦。
蔡元培是一位博學君子，提出“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辦學理念，使北京大學成為國家學問之淵藪，思想潮流的源泉，以至於運動的發起者。但是梅貽琦卻不同，和蔡元培的“博學、審問”相比，梅貽琦則是“篤行”的代表。篤行做事，聲名不聞，但是日漸月累，最終使得清華大學並肩於其他的世界學術名校。如果要比較蔡元培和梅貽琦的更大不同，則在於舉世皆知道蔡元培的辦學思想，但是卻沒有能列舉他的治校措施，至於梅貽琦，則至今有人能列舉他的治校措施，卻不能明確說出他的辦學思想，蓋已經將辦校思想化用到治校措施當中了。
要辦好一所學校，放眼於學校的建設和學術的成果，而不是將學校作為自己在學界的晉升和聲名的升降機，是沒有沉穩的耐心不行的，沒有長久的堅持不行的，同樣沒有基於以上兩點的基礎被學校所信任也是不行的。梅貽琦很好地秉承了以上的原則。他於1931年出任清華大學校長——要論為清華大學服務，則更早在1914年由美國吳士脫大學學成回國擔任清華大學的教職——到1949年前往臺灣，再到1962年在臺灣去世，幾乎終其一生服務於清華大學。
這足以能夠說明梅貽琦的耐心篤行。除此之外，他的耐心篤行還表現在其他的若干方面。學生著急於救國興亡，梅貽琦解釋說：即使救國吧，也第一要有健康的體魄，第二要有良好的專業知識，因為救國並不只在戰場上面，也不完全需要一群莽夫。他的兒子要去參加軍事翻譯，梅貽琦並不支持，說道：你現在才是大一的學生，也許到了大二才可以去。當然他的兒子並沒有完全遵守父訓。國民黨的軍警捜査大學校園，被激怒的學生圍攻教務長潘光旦，梅貽琦又出來解圍說：這也許並不好，如果事情鬧得更大，學校可能會停課，這從長久上考慮，是不利於學校的發展的，但是可以搪塞，自己就是把往年的學生名單交給軍警了的。但是這並不表示守舊和對於時事的回避，因為很容易憤怒的學生常常會驅趕他們的校長，在梅貽琦之前就發生了兩三回，但是梅貽琦在任清華大學校長的十七年間，清華學生的口號是“擁護校長”。對此梅貽琦的解釋是：驅趕校長就是“倒某人”，看來沒有人願意“倒楣（倒梅）”。梅貽琦的回答往往是狡猾而儒雅，也同樣有耐心。
以上的很多次事並不只發生在清華大學的校園，其中有一些事發生在西南聯大。西南聯大的經歷尤其是梅貽琦的耐心篤行的一個很好的例證。校務委員會當中的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因為要到重慶國民政府任職，在校的時間是很短的，西南聯大的校務幾乎就由梅貽琦一人主持。但是就是這樣，在戰事的昆明一隅，在低矮的鐵皮房子當中，在幾乎是四分五裂的狀態之下，但是偏偏就是這個西南聯大，培養出大批一流學者和三名諾貝獎獲得者，比起世界上任何的著名學府也不遑多讓，甚至可以說，當時世界上最好的學府就在中國。
這些事如果沒有被記載，那麼這些事下面的治學治校的思想則都被記載在梅貽琦的《中國的大學》一書當中。其實梅貽琦的著述極少，要想在今天看到梅貽琦的做事的方法和治校的方針，則只有《中國的大學》這一本書。而且即使在這一本書當中，他的敘述方法也極其簡單，共分為“大學之精神”“清華之為清華”“西南聯大的精神家園”和“工業化的前途和青年的使命”四編。
但是儘管如此，全書四編當中分別提出的“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對於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相容並包的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之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之為清華，正應於此注意也”，“這傳統就是北京大學的‘自由’，清華大學的‘民主’、和南開大學的‘活潑’”以及“今日大學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即為個人之修養”，對於今天的大學教育都極有指導意義。
但是並不僅此，除這些鞭辟入裡的指導思想之外，梅貽琦的這部著作當中，又非常著重地強調著對於大學生德育、體育、美育，以及對於清華大學在若干時期的學校機構的演變和發展，這種事必躬親和應對的方法，卻是一座真正學府的進步和學生的成長的必要條件。
但是梅貽琦卻毫不居功。在他所宣導的治校思想當中，首先將使命責任的概念推還給了“蔡孑民先生”，而至於治校的具體辦法，則發展了教授治校的一個民主制度，正如朱自清在《代序》中所寫的那樣：“梅月涵先生便是難得的這樣一位同情的校長。他和清華關係之深，是大家知道的；他愛護清華之切，也是大家知道的。但難得的是他知道怎樣愛護清華；他使清華在這七八年裡發展成一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在這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裡，同仁都能安心工作，樂意工作。他使同仁覺著學校是我們大家的，誰都有一份兒。”
當然更多的梅貽琦的治校和治學還是要從他的著作當中閱讀才知道的，既然沒有這樣的幸運能夠在他做校長的清華大學讀書或者任事。之所以說他的著作是需要所有的大學學生和教授閱讀的，就在於從他的著作當中，無論是學生或者教授，都能認知作為學生或者教授的責任，而不是急功近利。
其實和梅貽琦的耐心、專注、篤行相比較，在今天，急功近利是損害中國大學精神的最大壞處。且不說教授的急功和學生的近利，早在八九十年前梅貽琦就有“大師”和“大廈”之辯，但是八九十年後，中國的大學當中還是只見大廈不見大師，急功近利之故也。正如中國過去的君主，只興土木，不修德政。大廈是期日之功，而大師則是需要期年之力。如果能夠去浮躁，多耐心，想必也能有所矯正。
不過大廈已成，大師的培養和出現為之未遠，也未可知。以史為鑒，在懷疑和危機過後，中國的大學必定從榛莽和荒蕪當中重新崛起，這就是《中國的大學》的出版價值和意義。
目錄
今日中國之大學教育，溯其源流，實自西洋移植而來，顧制度為一事，而精神又為一事。就制度言，中國教育史中固不見有形式相似之組織；就精神言，則文明人類之經驗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類之生活要不外兩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個人，曰社會。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與眾己所構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進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則此地無中外，時無古今，無往而不可通者也。
《中國的大學》代序大學一解
就職演說
工業化的前途與人才問題
大學的意義
畢業生的職業指導
體育之重要
贈別大一諸君
在“九一八”事變一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致新來校的諸同學
形勢與秩序問題
在總理紀念周上的講話
《中國的大學》一本需要所有中國大學教授和..
讀梅貽琦《中國的大學》改善大學教育現狀..
《中國的大學》繁體字版
《中國的大學》代序 -- 清華的民主制度
我們雖生在一個民主的國家裡，可是真正建立在民主精神上的組織，似乎還只是極少數。在這極少數當中，清華大約可以算得上一個。在清華服務的同仁，感覺著一種自由的氛圍氣；每人都有權利有機會對學校的事情說話。這是並不易得的。
清華的民主制度，可以說誕生於民國十八年。十八年到二十年，這兩年多實際上沒有校長，但學校一切，如常的進展，於是從民主精神的表現，到民主制度的確立。這中間曾經有過一回大風險，居然安穩的渡了過去。但這制度究竟還是很脆弱的，若是沒有一位同情的校長支持的話。
梅月涵先生便是難得的這樣一位同情的校長。他和清華關係之深，是大家知道的；他愛護清華之切，也是大家知道的。但難得的是他知道怎樣愛護清華；他使清華在這七八年裡發展成一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在這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裡，同仁都能安心工作，樂意工作。他使同仁覺著學校是我們大家的，誰都有一份兒。
有人也許驚奇，為什麼梅先生在種種事件上總不表示他的主見，卻只聽大家的。是的，這的確可驚奇。但是可驚奇而且可敬佩的是他那“吾從眾”的態度和涵養。他並不是沒有主見的；只看抗戰以來，教授會、評議會不得已而暫時停頓的時候，他的種種措施，就可以知道。但教授會和評議會的停頓，究竟是清華民主制度的損失，雖然校務會議還存在著。
梅先生比別人更明白這種情形。在學校遷到昆明第二年，一切漸入常軌的時候，他便和校務會議諸先生決定恢復教授會和評議會。一年來開會雖然還不多，但清華的民主精神已經重新活躍起來了。相信在梅先生領導之下，清華的民主機構，最近的將來就會恢復常態的。
但這個民主的機構，由大家的力量建成，還得大家同心協力來支持；梅先生和校務會議諸先生雖然領導有方，但單靠校長和少數人還是不成。--只要同仁都能像梅先生一樣愛護清華，並且知道怎樣去愛護，一切順其自然，不去揠苗助長，清華的民主制度，前途一定是光明燦爛的。
朱自清
1940年7月19日，平彝大旅社
大學一解
今日中國之大學教育，溯其源流，實自西洋移植而來，顧制度為一事，而精神又為一事。就制度言，中國教育史中固不見有形式相似之組織；就精神言，則文明人類之經驗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類之生活要不外兩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個人，曰社會。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與眾己所構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進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則此地無中外，時無古今，無往而不可通者也。
西洋之大學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歷史，其目的雖鮮有明白揭櫫之者，然試一探究，則知其本源所在，實為希臘之人生哲學，而希臘人生哲學之精髓無它，即“一己之修明”是矣（Know thyself）。此與我國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嘗有異致？孔子於《論語·憲問》曰，“古之學者為己”，而病今之學者舍己以從人。其答子路問君子，曰“修己以敬”，進而曰，“修己以安人”，又進而曰，“修己以安百姓”；夫君子者無它，即學問成熟之人，而教育之最大收穫也。曰安人百姓者，則又明示修己為始階，本身不為目的，其歸宿，其最大之效用，為眾人與社會之福利，此則較之希臘之人生哲學，又若更進一步，不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為己足也。
及至《大學》一篇之作，而學問之最後目的，最大精神，乃益見顯著。《大學》一書開章明義之數語即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若論其目，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屬明明德，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屬新民。《學記》曰，“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知類通達，強立不反二語，可以為明明德之注腳，化民成俗，近悅遠懷三語可以為新民之注腳。孟子於《盡心章》，亦言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論“自知者明，自勝者強”亦不出明明德之範圍，而其泛論群居生活之重要，群居生活之不能不有規律，亦無非闡發新民二字之真諦而已。總之，儒家思想之包羅雖廣，其於人生哲學與教育理想之重視明明德與新民二大步驟，則始終如一也。
今日之大學教育，驟視之，若與明明德、新民之義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則可知今日大學教育之種種措施，始終未能超越此二義之範圍，所患者，在體認尚有未盡而實踐尚有不力耳。大學課程之設備，即屬於教務範圍之種種，下自基本學術之傳授，上至專門科目之研究，固格物致知之功夫而明明德之一部分也。課程以外之學校生活，即屬於訓導範圍之種種，以及師長持身、治學、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舉措，苟於青年不無幾分裨益，此種裨益亦必於格致誠正之心理生活見之。至若各種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學程之設置，學生課外之團體活動，以及師長以公民之資格對一般社會所有之努力，或為一種知識之準備，或為一種實地工作之預習，或為一種風聲之樹立，青年一旦學成離校，而於社會有所貢獻，要亦不能不資此數者為一部分之挹注。此又大學教育新民之效也。
然則所謂體認未盡實踐不力者又何在？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之所謂明德，所謂己，所指乃一人整個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所謂整個之人格，即就比較舊派之心理學者之見解，至少應有知、情、志三個方面，而此三方面者皆有修明之必要。今則不然，大學教育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僅屬知之一方面而已，夫舉其一而遺其二，其所收修明之效，因已極有限也。然即就知之一端論之，目前教學方法之效率亦大有尚待擴充者。理智生活之基礎為好奇心與求益心，故貴在相當之自動，能有自動之功，斯能收自新之效，所謂舉一反三者，舉一雖在執教之人，而反三總屬學生之事。若今日之教學，恐灌輸之功十居七八，而啟發之功十不得二三。明明德之義，釋以今語，即為自我之認識，為自我知能之認識，此即在智力不甚平庸之學子亦不易為之，故必有執教之人為之啟發，為之指引，而執教者之最大能事，亦即至此而盡，過此即須學子自為探索；非執教者所得而助長也。故古之善教人者，《論語》謂之善誘，《學記》謂之善喻。孟子有雲“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善誘或善喻之效也。今大學中之教學方法，即僅就知識教育言之，不逮尚遠。此體認不足實踐不力之一端也。
至意志與情緒二方面，既為尋常教學方法所不及顧，則其所恃者厥有二端，一為教師之樹立楷模，二為學子之自謀修養。意志須鍛煉，情緒須裁節，為教師者果能於二者均有相當之修養工夫，而於日常生活之中與以自然之流露，則從游之學子無形中有所取法；古人所謂身教，所謂以善先人之教，所指者大抵即為此兩方面之品格教育，而與知識之傳授不相干也。治學之精神與思想之方法，雖若完全屬於理智一方面之心理生活，實則與意志之堅強與情緒之穩稱有極密切之關係；治學貴謹嚴，思想忌偏蔽，要非持志堅定而用情有度之人不辦。孟子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曰根於心者，修養之實，曰生於色者，修養之效而自然之流露；設學子所從游者率為此類之教師再假以時日，則濡染所及，觀摩所得，亦正複有其不言而喻之功用。《學記》所稱之善喻，要亦不能外此。試問今日之大學教育果真具備此條件否乎？曰否。此可於三方面見之。上文不雲乎，今日大學教育所能措意者僅為人格之三方面之一，為教師者果能於一己所專長之特科知識，有充分之準備，為明晰之講授，作盡心與負責之考課，即已為良善之教師，其於學子之意志與情緒生活與此種生活之見於操守者，殆有若秦人之視越人之肥瘠；歷年既久，相習成風，即在有識之士，亦複視為固然，不思改作，浸假而以此種責任完全諉諸他人，曰“此乃訓育之事，與教學根本無干”。此條件不具備之一方面也。為教師者，自身固未始不為此種學風之產物，其日以孜孜者，專科知識之累積而已，新學說與新實驗之傳習而已，其於持志養氣之道，待人接物之方，固未嘗一日講求也；試問己所未能講求或無暇講求者，又何能執以責人？此又一方面也。今日學校環境之內，教師與學生大率自成部落，各有其生活之習慣與時尚，舍教室中講授之時間而外，幾於不相謀面，軍興以還，此風尤甚，即有少數教師，其持養操守足為學生表率而無愧者，亦猶之櫝中之玉，鬥底之燈，其光輝不達於外，而學子即有切心於觀摩取益者，亦自無從問徑，此又一方面也。古者學子從師受業，謂之從遊，孟子曰，“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間嘗思之，游之時義大矣哉。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遊也，從遊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反觀今日師生之關係，直一奏技者與看客之關係耳，去從遊之義不綦遠哉！此則於大學之道，“體認尚有未盡、實踐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
至學子自身之修養又如何？學子自身之修養為中國教育思想中最基本之部分，亦即儒家哲學之重心所寄。《大學》八目，涉此者五，《論語》《中庸》《孟子》之所反復申論者，亦以此為最大題目。宋元以後之理學，舉要言之，一自身修善之哲學耳；其派別之分化雖多，門戶之紛呶雖甚，所爭者要為修養之方法，而於修養之必要，則靡不同也。我儕以今日之眼光相繩，頗病理學教育之過於重視個人之修養，而於社會國家之需要，反不能多所措意；末流之弊，修身養性幾不復為入德育才之門，而成遁世避實之路。然理學教育之所過即為今日學校教育之所不及。今日大學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即為個人之修養。此又可就下列三方面分別言之：
一曰時間不足。今日大學教育之學程太多，上課太忙，為眾所公認之一事，學生於不上課之時間，又例須有多量之“預備”功夫，而所預備者又不出所習學程之範圍，於一般之修養邈不相涉。習文史哲學者，與修養功夫尚有幾分關係，其習它種理實科目者，無論其為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猶木工水作之習一藝耳。習藝愈勤去修養愈遠。何以故？曰，無閒暇故。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審其一人之生應有之地位，非有閒暇不為也。縱探歷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積，橫索人我關係之複雜，社會問題之繁變，而思對此悠久與累積者宜如何承襲節取而有所發明，對複雜繁變者宜如何應付而知所排解，非有閒暇不為也。人生莫非學問也，能自作觀察、欣賞、沉思、體會者，斯得之。今學程之所能加惠者，充其量，不過此種種自修功夫之資料之補助而已，門徑之指點而已，至若資料之咀嚼融化，門徑之實踐以致於升堂入室，博者約之，萬殊者一之，則非有充分之自修時間不為功。就今日之情形而言，則咀嚼之時間，且猶不足，無論融化，粗識門徑之機會猶或失之，姑無論升堂入室矣。
二曰空間不足。人生不能離群，而自修不能無獨，此又近頃大學教育最所忽略之一端。《大學》一書嘗極論毋自欺、必慎獨之理。不欺人易，不自欺難，與人相處而慎易，獨居而慎難。近代之教育，一則曰社會化，再則曰集體化，卒使舍悉成營房，學養無非操演，而慎獨與不自欺之教亡矣。夫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乃僅就智識之切磋而為言者也；至情緒之制裁，意志之磨礪，則固為我一身一心之事，他人之於我，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勵、示鑒戒而已。自“慎獨”之教亡，而學子乃無複有“獨”之機會，亦無複作“獨”之企求；無複知人我之間精神上與實際上應有之充分之距離，適當之分寸，浸假而無複和情緒制裁與意志磨練之為何物，即無複和《大學》所稱誠意之為何物，充其極，乃至於學問見識一端，亦但知從眾而不知從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張，力排眾議。晚近學術界中，每多隨波逐浪（時人美其名曰“適應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輩，由來有漸，實無足怪。《大學》一書，於開章時闡明大學之目的後，即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今日之青年，一則因時間之不足，再則因空間之缺乏，乃至數年之間，竟不能如綿蠻黃鳥之得一丘隅以為休止。休止之時地既不可得，又遑論定、靜、安、慮、得之五步功夫耶？此深可慮而當亟為之計者也。
三曰師友古人之聯繫之闕失。關於師之一端，上文已具論之，今日之大學青年，在社會化與集體生活化一類口號之空氣之中，所與往還者，有成群之大眾，有合夥之夥伴，而無友。曰集體生活，又每苦不能有一和同之集體，或若干不同而和之集體，於是人我相與之際，即一言一動之間，亦不能不多所諱飾顧忌，馴至舍寒暄笑謔與茶果征逐而外，根本不相往來。此目前有志之大學青年所最感苦悶之一端也。夫友所以祛孤陋，增聞見，而輔仁進德者也，個人修養之功，有恃於一己之努力者固半，有賴於友朋之督勵者亦半；今則一己之努力既因時空兩間之不足而不能有所施展，有如上文所論，而求友之難又如此，又何怪乎成德達材者之不多見也。古人亦友也，孟子有尚友之論，後人有尚友之錄，其對象皆古人也。今人與年齡相若之同學中既無可相友者，有志者自猶可於古人中求之。然求之又苦不易。史學之必修課程太少，普通之大學生往往僅修習通史一兩門而止，此不易一也。時人對於史學與一般過去之經驗每不重視，甚者且以為革故鼎新之精神，即在完全抹殺已往，而創造未來，前人之言行，時移世遷，即不復有分毫參考之價值，此不易二也。即在專考史學之人，又往往用純粹物觀之態度以事研究，馴至古人之言行舉措，其所累積之典章制度，成為一堆毫無生氣之古物，與古生物學家所研究之化石骨殖無殊，此種研究之態度，非無其甚大之價值，然設過於偏注，則史學之與人生將不復有所聯繫，此不易三也。有此三不易，於是前哲所再三申說之“以人鑒人”之原則將日趨湮沒，而“如對古人”之青年修養之一道亦曰即於荒穢不治矣。學子自身之不能多所修養，是近代教育對於大學之道體認尚有未盡、實踐尚有不力之第三端也。
以上三端，所論皆為明德一方面之體認未盡與實踐不力，然則新民一方面又如何？大學新民之效，厥有二端。一為大學生新民工作之準備；二為大學校對社會秩序與民族文化所能建樹之風氣。於此二端，今日之大學教育體認亦有未盡，而實踐亦有不力也。試分論之。
大學有新民之道，則大學生者負新民工作之實際責任者也。此種實際之責任，因事先必有充分之準備，相當之實驗或見習，而大學四年，即所以為此準備與實習而設，亦自無煩贅說。然此種準備與實習果盡合情理乎？則顯然又為別一問題。明德功夫即為新民功夫之最根本之準備，而此則已大有不能盡如人意者在，上文已具論之矣。然準備之缺乏猶不止此。今人言教育者，動稱通與專之二原則。故一則曰大學生應有通識，又應有專識，再則曰大學卒業之人應為一通才，亦應為一專家，故在大學期間之準備，應為通專並重。
此論固甚是，然有不盡妥者，亦有未易行者。此論亦固可以略救近時過於重視專科之弊，然猶未能充量發揮大學應有之功能。竊以為大學期內，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換言之，即須一反目前重視專科之傾向，方足以語於新民之效。夫社會生活大於社會事業，事業不過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輔翼人生，推進人生，固為事實，然不能謂全部人生即寄寓於事業也。通識，一般生活之準備也，專識，特種事業之準備也，通識之用，不止潤身而已，亦所以自通於人也，信如此論，則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社會所需要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以無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其結果不為新民，而為擾民。此通專並重未為恰當之說也。大學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間，而既須有通識之準備，又須有專識之準備，而二者之間又不能有所軒輊，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況中資以下乎？並重之說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專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並重之說又窒礙難行，則通重於專之原則尚矣。
難之者曰，大學而不重專門，則事業人才將焉出？曰，此未作通盤觀察之論也。大學雖重要，究不為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雖為大學應有之任務，而造就專才則固別有機構在。一曰大學之研究院。學子即成通才，而於學問之某一部門，有特殊之興趣，與特高之推理能力，而將以研究為長期或終身事業者可以入研究院。二曰高級之專門學校。藝術之天分特高，而審美之興趣特厚者可入藝術學校，軀幹剛勁，動作活潑，技術之智慧強，而理論之興趣較薄者可入技術學校。三曰社會事業本身之訓練。事業人才之造就，由於學識者半，由於經驗者亦半，而經驗之重要，且在學識之上，尤以社會方面之事業人才所謂經濟長才者為甚，尤以在今日大學教育下所能產生之此種人才為甚。今日大學所授之社會科學知識，或失之理論過多，不切實際，或失諸憑空虛構，不近人情，或失諸西洋之資料太多，不適國情民性；學子一旦畢業而參加事業，往往發見學用不相呼應，而不得不於所謂“經驗之學校”中，別謀所以自處之道，及其有成，而能對社會有所貢獻，則泰半自經驗之學校得來，而與所從卒業之大學不甚相干，以至於甚不相干。至此始恍然於普通大學教育所真能造就者，不過一出身而已，一資格而已。
出身誠是也，資格亦誠是也。我輩從事大學教育者，誠能執通才之一原則，而曰，才不通則身不得出，社會亦誠能執同一之原則，而曰，無通識之準備者，不能取得參加社會事業之資格，則所謂出身與資格者，固未嘗不為絕有意識之名詞也。大學八目，明德之一部分至身修而止，新民之一部分自身修而始，曰出身者，亦曰身已修，德已明，可以出而從事於新民而已矣，夫亦豈易言哉？不論一人一身之修明之程度，不問其通識之有無多寡，而但以一紙文憑為出身之標識者，斯失之矣。
通識之授受不足，為今日大學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漸為有識者所公認，然不足者果何在，則言之者尚少。大學第一年不分院系，是根據通之原則者也，至第二年而分院系，則其所據為專之原則。通則一年，而專乃三年，此不足之最大原因而顯而易見者。今日而言學問，不能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三大部門；曰通識者，亦曰學子對此三大部門，均有相當準備而已，分而言之，則對每門有充分之瞭解，合而言之，則於三者之間，能識其會通之所在，而恍然於宇宙之大，品類之多，歷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貫之之道，要必有其相為因緣與依倚之理，此則所謂通也。今學習僅及期年而分院分系，而許其進入專門之學，於是從事於一者，不知二與三為何物，或僅得二與三之一知半解，與道聼塗説者初無二致；學者之選習另一部門或院系之學程也，亦先存一“限於規定，聊複選習”之不獲己之態度，日久而執教者亦曰，“聊複有此規定爾，固不敢從此期學子之必成為通才也”。近年以來，西方之從事於大學教育者，亦嘗計慮及此，而設為補救之法矣。其大要不出二途。一為展緩分院分系之年限，有自第三學年始分者；二為第一學年中增設“通論”之學程。竊以為此二途者俱有未足，然亦頗有可供攻錯之價值；可為前途改革學程支配之張本。大學所以宏造就，其所造就者為粗製濫造之專家乎，抑為比較周見洽聞、本末兼賅、博而能約之通士乎？胥於此種改革蔔之矣。大學亦所以新民，吾儕於新民之義誠欲作進一步之體認與實踐，欲使大學出身之人，不藉新民之名，而作擾民之實，亦胥以此種改革為入手之方。
然大學之新民之效，初不待大學生之學成與參加事業而始見也。學府之機構，自身亦正複有其新民之功用，就其所在地言之，大學嚴然為一方教化之重鎮，而就其聲教所暨者言之，則充其極可以為國家文化之中心，可以為國際思潮交流與朝宗之匯點（近人有譯英文Focus一字為匯點者，茲從之）。即就西洋大學發展之初期而論，十四世紀末年與十五世紀初年，歐洲中古文化史有三大運動焉，而此三大運動者均自大學發之。一為東西兩教皇之爭，其終於平息而教權複歸於一者，法之巴黎大學領導之功也；二為魏克文夫（Wyclif）之宗教思想革新運動，孕育而擁護之者英之牛津大學也；三為郝斯（John Hus）之宗教改革運動，郝氏與惠氏之運動均為十六世紀初年馬丁·路得宗教改革之先聲，而孕育與擁護之者，布希米亞（戰前為捷克地）之蒲拉赫（Prague）大學也。大學機構自身正複有其新民之效，此殆最為彰明較著之若干例證。
間嘗思之，大學機構之所以生新民之效者，蓋又不出二途。一曰為社會之宣導與表率，其在平時，表率之力為多，及處非常，則宣導之功為大。上文所舉之例證，蓋屬於宣導一方面者也。二曰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涵養與簡練揣摩。而此二途者又各有其憑藉。表率之效之憑藉為師生之人格與其言行舉止。此為最顯而易見者。一地之有一大學，猶一校之有教師也，學生以教師為表率，地方則以學府為表率，古人謂一鄉有一善士，則一鄉化之，況學府者應為四方善士之一大總匯乎？設一校之師生率為文質彬彬之人，其出而與社會周旋也，路之人亦得指而目之曰，“是某校教師也，是某校生徒也”，而其所由指認之事物為語默進退之間所自然流露之一種風度，則始而為學校環境以內少數人之所獨有者，終將為一地方所共有，而成為一種風氣；教化雲者，教在學校環境以內，而化則達於學校環境以外，然則學校新民之效，固不待學生出校而始見也明矣。
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所憑藉者又為何物？師生之德行才智，圖書實驗，大學之設備，可無論矣。所不可不論者為自由探討之風氣。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學者，則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以其無責，可以行其志也；若雲思不出其位，是自棄於淺陋之學也”。此語最當。所謂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以今語釋之，即學術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今人頗有以自由主義為詬病者，是未察自由主義之真諦者也。夫自由主義（Liberalism）與蕩放主義（Libertinism）不同，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或樂利的個人主義，亦截然不為一事。假自由之名，而行蕩放之實者，斯病矣。大學致力於知、情、志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則有博約之原則在，以言情，則有裁節之原則在，以言志，則有持養之原則在，秉此三者而求其所謂“無所不思，無所不言”，則蕩放之弊又安從而乘之？此猶僅就學者一身內在之制裁而言之耳，若自新民之需要言之，則學術自由之重要，更有不言而自明者在。新民之大業，非旦夕可期也，既非旦夕可期，則與此種事業最有關係之大學教育，與從事於此種教育之人，其所以自處之地位，勢不能不超越幾分現實，其注意之所集中，勢不能為一時一地之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勢不能為若干可以計日而待之近功。職是之故，其“無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為不合時宜之思，其“無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為不合時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盡合時宜，乃或不合於將來，而新文化之因素胥於是生，進步之機緣，胥於是啟，而新民之大業，亦胥於是奠其基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至善之界說難言也，姑舍而不論。然明明德與新民二大目的固不難瞭解而實行者。然洵如上文所論，則今日之大學教育，於明明德一方面，瞭解猶頗有未盡，踐履猶頗有不力者，而不盡不力者，要有三端，於新民一方面亦然，其不盡力者要有二端。不盡者盡之，不力者力之，是今日大學教育之要圖也，是“大學一解”之所為作也。（1941年）
就職演說
本人離開清華，已有三年多的時期。今天在場的諸位，恐怕只有很少數的人認識我罷。我今天看出諸位裡面，有許多女同學，這是從前我在清華的時候所沒有的。我還記得我從前在清華負責的時候，就有許多同學向我請求，開放女禁，招收女生。我當時的回復說，招收女生這件事，在原則上我是贊成的，不過在事實上，我認為尚需有待。因為男女的性別不同，有許多方面，必須有特別的準備，所以必須經過相當的籌備，方能舉辦。現在在我出國的三年內，當然準備齊全，所以今天有許多女同學在內，這是本人所深以為慰的。
本人能夠回到清華，當然是極高興，極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責任之重大，誠恐不能勝任，所以一再請辭，無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與清華已有十餘年的關係，又享受過清華留學的利益，則為清華服務，乃是應盡的義務，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夠盡自己的心力，為清華謀相當的發展，將來可告無罪于清華足矣。
清華這些年來，在發展上可算已有了相當的規模。本人因為出國已逾三年，最近的情形不很熟悉，所以現在也沒有什麼具體的意見可說。現在姑且把我對於今後的清華，所抱的希望，略為說一說。
一、我先談一談清華的經濟問題。清華的經濟，在國內總算是特別的好，特別的幸運。如果拿外國大學的情形比起來，當然相差甚遠，譬如哥倫比亞大學本年的預算，共有三千六百萬美金，較之清華，相差不知多少。但比較國內的其他大學，清華的經濟，總不能算少，而且比較穩定了。我們對於經濟問題，有兩個方針，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存。我們總希望清華的基金能夠日漸增多，並且十分安全，不至動搖清華的前途。然而我們對於目前的必需，也不能因為求基金的增加而忽視，應當用的我們也還得要用。不過用的時候總要力圖撙節與經濟罷了。
二、我希望清華今後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墮落。我所謂特殊地位，並不是說清華要享受什麼特殊的權利，我的意思是要清華在學術的研究上，應該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華在學術研究方面應向高深專精的方面去做。辦學校，特別是辦大學，應有兩種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材。清華的經濟和環境，很可以實現這兩種目的，所以我們要向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拿量的發展，來估定教育費的經濟與否，這是很有商量的餘地的。因為學術的造詣，是不能以數量計較的。我們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須有兩個必備的條件：其一是設備；其二是教授。設備這一層，比較容易辦到，我們只要有錢，而且肯把錢用在這方面，就不難辦到。可是教授就難了。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我們的智識，固有賴於教授的教導指點，就是我們的精神修養，亦全賴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這樣的好教授，決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羅致的。我們只有隨時隨地留意延攬而已。同時對於在校的教授，我們應該尊敬，這也是招致的一法。
三、我們固然要造就人材，但是我們同時也要注意到利用人材。就拿清華說罷，清華的舊同學，其中有很多人材，而且還有不少傑出的人材，但是回國之後，很少能夠適當利用的。多半是用非所學，甚且有學而不用的，這是多麼浪費--人材浪費--的一件事。我們今後對於本校的畢業生，應該在這方面多加注意。
四、清華向來有一種儉樸好學的風氣，這種良好的校風，我希望今後仍然保持著。清華從前在外間有一個貴族學校的名聲，但是這是外界不明真相的結果，實際的清華，是非常儉樸的。從前清華的學生，只有少數的學生是富家子弟，而大多數的學生，卻是非常儉樸的。平日在校，多是布衣布服、棉布鞋，毫無紈絝習氣。我希望清華今後仍然保持這種良好的校風。
五、最後我不能不談一談國事。中國現在的確是到了緊急關頭，凡是國民一分子，不能不關心的。不過我們要知道救國的方法極多，救國又不是一天的事。我們只要看日本對於圖謀中國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諸位都看過了，你看他們那種處心積慮的處在，就該知道我們救國事業的困難了。我們現在，只要緊記住國家這種危急的情勢，刻刻不忘了救國的重責，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盡自己的力，則若干時期之後，自能達到救國的目的了。我們做教師做學生的，最好最切實的救國方法，就是致力學術，造成有用人材，將來為國家服務。
今天所說的，就只這幾點，將來對於學校進行事項，日後再與諸君商榷。 （1931年）
工業化的前途與人才問題
工業化是建國大計中一個最大的節目，近年以來，對國家前途有正確認識的人士，一向作此主張，不過認識與主張是一回事，推動與實行又是一回事。工業化的問題，真是千頭萬緒，決非立談之間可以解決。約而言之，這期間至少也有三四個大問題，一是資源的問題，二是資本的問題，三是人才的問題，而人才問題又可以分為兩方面：
一是組織人才，一是技術人才。近代西洋從事于工業建設的人告訴我們，只靠技術人才，是不足以成事的，組織人才的重要至少不在技術人才之下。中國號稱地大物博，但實際上工業的資源，並不見得豐富。所以這方面的問題，就並不簡單。而在民窮財盡的今日，資本也談何容易？不過以一個多年從事於教育事業的人，所能感覺到的，終認為最深切的一些問題，還是在人才的供應一方面。
我認為人才問題，有兩個部分，一是關於技術的，一是關於組織的。這兩部分都不是亟切可以解決的。研究民族品性的人對我們說：以前中國的民族文化因為看不起技術，把一切從事技術的人當做“工”，把一切機巧之事當做“小道”，看作“壞人心術”，所以技術的能力，在民族的稟賦之中，已經遭受過大量的淘汰，如今要重新恢復過來，至少恢復到秦漢以前固有的狀態，怕是絕不容易。組織的能力也是民族稟賦的一部分，有則可容訓練，無則一時也訓練不來；而此種能力，也因為多年淘汰的關係，特別是家族主義一類文化的勢力所引起的淘汰作用，如今在民族稟賦裡也見得異常疲弱；一種天然的疲弱，短期內也是沒有方法教他轉變為健旺的。這一類的觀察也許是錯誤的，或不準確的。但無論錯誤與否，準確與否，我以為他們有一種很大的效用，就是刺激我們，讓我們從根本做起，一洗以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弊病。所謂從根本做起，就是從改正制度轉移風氣著手。此種轉移與改正的努力，小之可將剩餘的技術與組織能力，無論多少，充分的選擇、訓練，而發揮出來；大之可以因文化價值的重新確定，使凡屬有技術能力與組織能力的人，在社會上抬頭，得到社會的擁護和推崇，從而在數量上有不斷的增加擴展。
改正制度轉移風氣最有效的一條路是教育。在以前，在國家的教育制度裡，選才政策裡，文獻的累積裡，工是一種不入流的東西，惟其不入流品，所以工的地位才江河日下。如今如果我們在這幾個可以總稱為教育的方面，由國家確定合理的方針，切實而按部就班的做去，則從此以後，根據“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的顛撲不破的原則，工的事業與從事此種事業的人，便不難力爭上游，而為建國大計中重要方面與重要流品的一種。這種教育方針前途固然缺少不得，卻也不宜過於狹窄，上文所雲合理兩個字，我以為至少牽涉到三個方面；一是關於基本科學的，二是關於工業技術的，三是關於工業組織的；三者雖同與工業化的政策有密切關係，卻應分作三種不同而互相聯繫的訓練，以造成三種不同而可以彼此合作的人才。抗戰前後10餘年來，國家對於工業的提倡與工業人才的培植，已經盡了很大的努力，但我以為還不夠，還不夠合理；這三種訓練與人才之中，我們似乎僅僅注意到了第二種，即技術的訓練，與專家的養成。西洋工業文明之有今日，是理工並重的，甚至於理論的注意要在技術之上，甚至於可以說，技術的成就是從理論的成熟之中不期然而然的產生出來的。真正著重技術，著重自然科學對於國計民生的用途，在西洋實在是比較後起的事。建國是百年的大計，工業建國的效果當然也不是一蹴而就。如果我們在工業文明上也準備取得一種獨立自主的性格，不甘於永遠拾入牙慧，則工程上基本的訓練，即自然科學的訓練，即大學理學院的充實，至少不應在其他部分之後，這一層就目前的趨勢說，我們尚未多加注意。這就是不夠合理的一層，不過，這一層我們目下除提到一筆而外，姑且不談，我們可以認為它是工業化問題中比較更廣泛而更基本的一部分，值得另題討論。本文所特別留意的，還是技術人才與組織人才的供應問題。
為了適應今日大量技術人才的需要，我認為應當設專科學校或高級工業學校和藝徒學校。高級的技術人才由前者供給，低級的由後者供給，而不應廣泛而勉強的設立許多大學工學院或令大學勉強的多收工科學生。大學工學院在造就高級工業人才與推進工程問題研究方面，有其更大的使命，不應使其只顧大量的出產，而將品質降低，而且使其更重要的任務，無力擔負。我們在工業化程式中所需的大量的技術人員，大學工學院實無法供給，亦不應盡要他們供給。德國工業文明的發達，原因雖然不止一端，其高級工業學校的品質之超越尋常，顯然是一大因素。此種學校是專為訓練技術而設立的，自應力求切實，於手腦並用之中，要求手的運用嫺熟。要做到這一點，切忌的是好高騖遠，不著邊際。所謂不好高騖遠，指的是兩方面，一是在理智的方面，要避免空泛的理論，空泛到一個與實際技術不相干的程度；二在心理與社會的方面，要使學生始終甘心于用手，要避免西洋人所謂的“白領”的心理，要不讓學生于卒業之後，亟于成為一個自高身價的“工程師”，只想指揮人做工，而自己不動手。我不妨舉兩個實例，證實這兩種好高騖遠的心理在目前是相當流行的。此種心理一天不去，則技術人才便一天無法增加，增加了也無法運用，而整個工業化計畫是徒托空言。
我前者接見到一個青年，他在初中畢業以後，考進了東南的某一個工程專科學校，修業五年以後，算是畢業了。我看他的成績單，發現在第三年的課程裡，便有微積分，微分方程，應用力學一類的科目；到了第五年，差不多大學工學院裡普通所開列的關於他所學習的一系的專門課程都學完了，而且他說，所用的課本也都是大學工學院的課本。課本缺乏，為專科學校寫的課本更缺乏，固然是-個事實，但這個青年果真都學完了麼？學好了麼？我怕不然，他的學力是一個問題，教師的教授能力與方法也未始不是一個問題。五年的光陰，特別是後三年，他大概是囫圇吞棗似的過去的。至於實際的技能，他大概始終在一個半生不熟的狀態之中，如果他真想在工業方面努力，還得從頭學起。這是關於理論方面好高騖遠的例子。
在抗戰期間的後方，某一個學校裡新添了幾間房子，電燈還沒有裝，因為一時有急用，需要臨時裝設三五盞。當時找不到工匠，管理學校水電工程的技師也不在，於是就不得不乞助于對於電工有過專門訓練的兩三位助教。不圖這幾位助教，雖沒有讀過舊書，卻也懂得“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與“大德不官，大道不器”的道理，一個都不肯動手，後來還是一位教授與一位院長親自動手裝設的。這些助教就是目前大學理工學院出身的，他們是工程師，是研究專家，工程師與研究專家有他的尊嚴，又如何以做匠人的勾當呢？這是在社會心理上好高騖遠的例子。
關於藝徒學校的設立，問題比較簡單。這種學校，最好由工廠設立，或設在工廠附近，與工廠取得合作。初級的工業學校，也應當如此辦理。不過有兩點應當注意的：一要大大增添此種學校的數量，二要修正此種學校教育的目標。目前工廠附設藝徒班，全都是只為本廠員工的挹注設想，這是不夠的。藝徒班所訓練的是一些基本的技術，將來到處有用，我們應當把這種訓練認為是國家工業化教育政策的一個或一部分，教他更趨於切實、周密；因而取得更大的教育與文化的意義，否則豈不是和手工業制度下的徒弟教育沒有分別，甚至於從一般的生活方面說，還趕不上徒弟教育呢？藝徒學校的辦理比較簡單，其間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加入的青年大都為農工子弟，他們和生活環境的艱苦奮鬥已成習慣，可以不致于養成上文所說的那種好高騖遠的心理。對於這一點，我們從事工業教育的人還得隨時留意，因為瞧不起用手的風氣目前還是非常流行，他是很容易滲透到工農子弟的腦筋上去的。
大學工學院的設置，我認為應當和工業組織人才的訓練最有關係。理論上應當如此，近年來事實的演變更教我們不能不如此想。上文不是引過一個工學院畢業的助教不屑于動手裝電燈的例子麼？這種不屑的心理固然不對，固然表示近年來的工業教育在這方面還沒有充分的成功，前途尚須努力。不過大學教育畢竟與其他程度的學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農等等學院所要培植的是這幾個方面的通才，甚至於兩個方面以上的綜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確乎是不在養成一批一批限於一種專門學術的專家或高等匠人。工學院畢業的人才，對於此一工程與彼一工程之間，對於工的理論與工的技術之間，對於物的道理與人的道理之間，都應當充分瞭解，雖不能遊刃有餘，最少在這種錯綜複雜的情境之中，可以有最低限度的周旋的能力。惟有這種分子才能有組織工業的力量，才能成為國家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工業建設的領袖，而除了大學工學院以外，更沒有別的教育機關可以準備供給這一類的人才。
因此我認為目前的大學工學院的課程大有修改的必要。就目前的課程而論，工學院所能造就的人才還夠不上真正的工程師，無論組織工業的領袖人才了。其後來終於成為良好的工程師和組織人才的少數例子，飲水思源，應該感謝的不是工學院的教育，而是他的渾厚的稟賦與此種稟賦的足以充分利用社會的學校或經驗的學校所供給他的一切。就大多數的畢業生而言，事實上和西洋比較良好的高級工業學校的畢業生沒有多大分別，而在專門訓練的周密上，不良態度的修正(如不屑於用勞力的態度)上，怕還不如。
要造就通才，大學工學院必須添設有關通識的課程，而減少專攻技術的課程。工業的建設靠技術，靠機器，不過他並不單靠這些。沒有財力，沒有原料，機器是徒然的，因此他至少對於經濟地理、經濟地質，以至於一般的經濟科學要有充分的認識。沒有人力，或人事上得不到適當的配備與協調，無論多少匹馬力的機器依然不會轉動，或轉動了可以停頓。因此，真正工業的組織人才，對於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以至於一切的人文科學、文化背景，都應該有充分的瞭解。說也奇怪，嚴格的自然科學的認識倒是比較次要；這和工業理論的關係雖大，和工業組織的關係卻並不密切。人事的重要，在西洋已經深深的感覺到，所以一面有工業心理的工商管理一類科學的設置，一面更有“人事工程”(Human Engineering)一類名詞的傳誦。其在中國，我認為前途更有充分認識與訓練的必要，因為人事的複雜，人與人之間的易於發生摩擦，難期合作，是一向出名的。總之，一種目的在養成組織人才的工業教育，於工學本身與工學所需要的自然科學而外，應該旁及一大部分的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旁及得愈多，使受教的人愈博洽，則前途他在物力與人力的組織上，所遭遇的困難愈少。我在此也不妨舉一兩個我所知的實例。
我以前在美國工科大學讀書的時候，認識一位元同班的朋友，他加入工科大學之前，曾經先進文科大學，並且畢了業；因為他在文科大學所選習的自然科學學程比較的多，所以進入工科大學以後，得插入三年級，不久也就隨班畢業了。就他所習的工科學程而言，他並不比他同班的為多，甚至於比他們要少，但其他方面的知識與見解，他卻比誰都要多，他對於歷史、社會、經濟，乃至於心理學等各門學問，都有些基本的瞭解。結果，畢業後不到十年，別的同班還在當各級的技師和工程師，他卻已經做到美國一個最大電業公司的分廠主任，成為電工業界的一個領袖了。
這是就正面說的例子，再就反面說一個。在抗戰期間，後方的工業日趨發展，在發展的過程裡，我們所遭遇的困難自然不一而足，其中最棘手的-個是人事的不易調整與員工的不易相安。有好幾位在工廠界負責的人對我說，目前大學工學院的畢業生在工廠中服務的一天多似一天，但可惜我們無法儘量的運用他們；這些畢業生的訓練，大體上都不錯，他們會畫圖打樣，會裝卸機器，也會運用機巧的能力，來應付一些臨時發生的技術上的困難；但他們的毛病在不大瞭解別人，容易和別人發生齟齬，不能和別人合作，因此，進廠不久，便至不能相安，不能不別尋出路。不過在別的出路裡他們不能持久，遲早又會去而之他。有一位負責人甚至於提議；可否讓學生在工科學程卒業之後，再留校一年，專攻些心理學、社會學一類的課程。姑不論目前一樣注重專門的心理學與社會學能不能滿足這位負責人的希望，至少他這種見解與提議是一些經驗之談，而值得我們與以鄭重的考慮的。
值得鄭重考慮的固然還不止這一點，不過怎樣才可以使工科教育於適度的技術化之外，要取得充分的社會化與人文化，我認為是工業化問題中最核心的一個問題；核心問題而得不到解決，則其他邊緣的問題雖得到一時的解決，于工業建設前途，依然不會有多大的補益。這問題需要國內從事教育與工業的人從長商議(如修業年限問題，如課程編制問題……皆是很重要而須審慎研究的)，我在本文有限的篇幅裡，只能提出一個簡單的輪廓罷了。
至於工科大學的教育，雖如是其關係重要，在絕對的人數上，則應比高初級工業學校畢業的技術人才只估少數，是不待贅言的。工業人才，和其他人才一樣，好比一座金字塔，越向上越不能太多，越向下便越多越好。因此，我以為大學工學院不宜無限制的添設，無限制的擴展，重要的還是在質的方面加以充實。而所謂質：一方面指學生的原料必須良好，其才力僅僅足以發展為專門技工的青年當然不在其內；一方面指課程的修正與學風的改變，務使所拔選的為有眼光與有見識的青年。所以進行之際，應該重通達而不重專精，期漸進而不期速效。目前我們的工業組織人才當然是不夠，前途添設擴充工科大學或大學工科學院的必要自屬顯然；不過無論添設與擴充，我們總須以造就工業通才的原則與方法為指歸。出洋深造，在最近的幾十年間，當然也是一條途徑，不過我以為出洋的主要目的，不宜為造就上文所說的三種人才中的第二種，即狹義的技術人才，而宜乎是第一種與第三種，即基本科學人才與工業組織人才。第一種屬於純粹的理科，目前也姑且不提；就工業而言工業，還是組織才比較更能夠利用外國經驗的長處。不過我們還應有進一步的限制。一個青年想出國專習工業管理，宜若可以放行了。不然，我們先要看他在工業界，是否已有相當的經驗，甚於在某一種專業方面，是否已有相當的成就，然後再定他們的行止；要知專習一兩門工業管理課程，而有很好的成績，並不保證他成為一個工業組織人才。
最後，我們要做到上文所討論的種種，我必然再提出一句話，作為本文的結束。學以致用，不錯；不過同樣一個用字，我們可以有好幾個看法，而這幾個看法應當並存，更應當均衡的顧到。任何學問有三種用途，一是理論之用，二是技術之用，三是組織之用。沒有理論，則技術之為用不深；沒有組織，則技術之為用不廣。政治就是如此，政治學與政治思想屬於理論，吏治屬於技術，而政術或治道則屬於組織；三者都不能或缺。工的學術又何嘗不如此。近年來國內工業化運動的趨勢，似乎過去側重技術之用，而忽略了理論之用和組織之用，流弊所及，一時代以內工業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國大業受到不健全的影響卻是大事，這便是本篇所由寫成的動機了。 （1943年）
大學的意義
今年吾們歡迎新到校的同學，覺著更有些意義，因為今年新來的一班比往年哪一班的人數都多；還因為當這國家多難的時期，又在一個很有危險性的地域之內，竟有這麼多的青年來同吾們做學問，所以吾們這次歡迎諸君亦比歡迎往年新同學的時候，更覺欣慰。
吾們相信一個大學，不必以學生人數的多少征驗它的成績好壞，或是評定它的效率大小，不過在人數還不太多的時候，吾們很願意儘量的錄取，為的是可以多給些青年以求學的機會。所以既本著這個意思，又因為北平幾校今夏不招考，吾們這次錄取的人數不只是多，實是逾量的多了。吾們那時是鑒於往年錄取新生，總有數十人不到校，所以按照宿舍現有容量，多加了二成，作為新生名額，萬一諸君到校的超乎吾們所計算的人數之外，吾們當然不能拒絕，不過宿舍一切，大家都要多擠些，暫時從權些才好。
諸君大部分是由中學畢業出來的，一小部分是由別的大學轉來的。大學與中學的辦法不同；就是同是大學，各校的政策、風氣亦有很多不同之點。本校的歷史與本校的方針計畫不久可以有機會與諸君談談，現在當諸君初入這個校園的時候，吾有幾句話願意先同諸位說一說：
1. 諸君由中學出來再入一個大學，想研究些高深學術，這個志向是可貴的。諸君入了大學，還要父兄供給四年的費用，這件事在今日，就大多數而論是很不容易的；況且就今年說，諸君每一個人考取了，便有六七個未曾取上，這個機會亦算是難得的。那麼諸君到校之後，千萬要抱定這個志向，努力用功，不要讓這個好機會輕輕錯過。清華在中國可以算是一個較好的大學，固然它的不完備的地方，亦還很多，諸君到這裡，吾們盼望不必太注意風景的良好、食住的舒適。諸君要多注意在吾們為諸君求學的設備，並能將這個機會充分的利用。
2. 清華的風氣向來是純淨好學的，這亦可以說是因為地勢處在鄉間，少受城市裡的牽動，其實大原因還是在本校師生一向注重學問，顧全大局，所以雖亦經過幾次風波，大家的學業未曾間斷，這是在國內今日很難得的現象。但是一個學校的風氣養成很難，破壞卻很容易，諸君現在已是清華一分子，在今後四年內，諸君的行動要影響到清華風氣的轉移的一定不少，吾們盼望諸君能愛護它，保持它，改良它。吾說“改良”，因為吾們知道還有許多地方是不整齊，或是大家還沒有十分注意的。在一個大團體裡雖是很小的事（在一個人獨居的時候，很不必注意的），倘若隨便起來，也許發生很壞的影響。所以如同宿舍的安靜，食堂的整潔，以及圖書館的秩序，雖都是課外的問題，亦於大家的精神上很有關係，為公眾利益起見，各個人都應當特別注意。
3. 吾們在今日講學問，如果完全離開人民社會的問題，實在太空泛了，在現在國家處於內憂外患緊迫的情形之下，特別是熱血的青年們，怎能不關心？怎能不著急？但是只有熱心是不能於國家有真正補助的。諸君到學校來正是為從學問裡研求拯救國家的方法，同時使個人受一種專門服務的訓練，那麼在這個時期內，諸君要拿出懇求的精神，切實去研究。思想要獨立，態度要謙虛，不要盲從，不要躁進，吾們以前吃虧的地方，多半是由於事實沒認清楚，拿半熟的主義去作試驗，仿佛吃半熟的果子，不但於身體無益處，反倒肚子痛。古人有一句話說：“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這個意思，吾們可以引用。就是吾們要解決的中國的大問題，並不是一兩月或一兩年的事，雖然是急難當前，吾們青年人還是要安心耐性，腳踏實地的一步一步去探討。如果四年之後，諸君每人能得到一種學識或技能，在社會上成一有用人才，可以幫助國家解決一部分的困難，諸君才算對得起自己，對得起社會，這亦就是吾們向諸君所最希望的。 （1932年）
畢業生的職業指導
現屆本校二十一周年紀念，《清華週刊》編輯諸君請我說幾句話，我乃地位所在，不能推辭。關於學校過去歷史的事實，大家都知道很多，不必在這時節多說。至於前途發展的方針，我已屢次與校內師長同學們談過，所以亦不必重提。再有一事擬就這機會簡略提出的，即是我們常認為課外事業而實在是應看作學校工作重要的一部分的，就是職業指導和職業介紹。學校造就人才是為求實用。假若學生沒有用途，學校的教育全歸枉費，是極大的損失。學生受過相當訓練，而不能展用他的才能，生活上受影響，精神上受損傷，是一件極悲慘的事。有人說“大學生失業的眾多，即是革命的伏機”，不是沒有相當道理的。所以學校今後對於這項工作的進行，想特別注意。還有一事擬藉這機會一談的，即學校與畢業同學的聯絡，每年在紀念日的時候，我們都注重畢業生回校的事。今年因為困難的關係，我們紀念的儀式很簡單，但是對於畢業生回校的事，還是照常預備，使畢業同學與學校至少每年有這一次接近的機會。國立學校的學生，在學校時，依賴學校輔助的地方特別多，差不多一舉一動，都要請學校津貼。在校四年可以說是享受權利的時候，出校以後，若是將學校拋棄腦後，不加愛護，可以說是不盡義務。清華同學向來是對母校有熱心的，但是具體的表示，還是不多。希望畢業同學在實際上——經濟上，意見上，或其他方面，對於母校多盡愛護扶助的責任。 （1932年）
體育之重要
今天請體育部主任馬約翰先生講述體育問題。體育至關重要，人所盡知，特別在我國目前的國勢之下，外患緊迫之時，體育尤應人人去講求。身體健強，才能擔當艱巨工作，否則任何事業都談不到。今天馬先生所欲講者，一方面要大家明瞭校內體育設施狀況，同時要大家知道體育在今日之重要。從前教育注重智育、德育、體育三者，後又並重群育，希望養成服務社會、團體合作的精神。青年對於學問研究，精神修養各方面，均須有人領導提倡，而體育主旨，不在練成粗腕壯腿，重在團體道德的培養。我國古重六藝，其中射、禦二者，即習勞作， 練體氣，修養進德。後人講究明心見性，對勞動上不甚留意，是以國勢浸弱。吾們在今日提倡體育，不僅在操練個人的身體，更要藉此養成團體合作的精神。吾們要藉團體運動的機會，去練習舍己從人，因公忘私的習慣。故運動比賽，其目的不在能任選手，取勝爭榮；在能各盡其可盡的能力，使本隊精神有有效的表現，勝固大佳，敗亦無愧。倘遇比賽，事先覺得無取勝可能，遂避不參加，忘其為團體中應盡的任務，是為根本錯誤。 （1934年）
贈別大一諸君
諸君不久將在清華畢業，放洋遊美，這是諸君在校數年以來所存的一個大希望。這希望不久就要實現了，諸君的快樂可想而知，所以凡校中諸師友當然要為諸君祝賀！
吾們祝賀諸君的意思，一小部分是因為諸君在校的工作完定了，一大部分都是因為諸君要得到一個大成功的機會。但是這個機會，不過使諸君有求得高深學問的可能，至於實在成功的多少，還要看諸君努力的程度如何，能不能利用這極寶貴極難得的機會到十足的地步。所以吾在祝賀之外，覺著應向諸君說幾句勸勉的話。
諸君此去，在身心的各方面，一時都要受非常的刺激；就是衣食住，亦要改變常態。在這種急劇變化之中，最要緊的，是要守住了個人意志的平衡。因為諸君在美國，倘若穿洋服、吃洋飯不大合乎洋式，是不必太介意的。反而言之，倘若把學業荒廢了，終日竟顛倒于新大陸中繁華奢靡的社會裡，那便是萬分的可惜！諸君以前的同學，曾有過這樣的，諸君或不至這樣做。然即不至如此之甚，倘不能將輕重緩急，看得十分親切，照定遠大地方努力去做，亦便是平庸一流。不但辜負了國人的資財、師友的期望，恐怕亦不是諸君想去的初衷。
至於諸君到美國求學的方法，當然與在國內是一樣的，無須多說。吾只願諸君在那裡，無論研究哪種學問，考察哪種事業，都要保持著科學家的態度，然後才能得到真實的學問，才能對於美國的事物得到允當的瞭解。這科學的態度，吾以為應有以下幾種成分：第一要不預存成見；第二要探究事實；第三要根據事實，推求真理；第四要對於真理忠誠信守。
諸君所去的美國，與我們的國家有許多不同的地方。美國的社會裡面，有很好的，亦有很壞的；有吾們要極力取法的，亦有我們應極力避免的。在從事於研究選擇的時候，就要拋棄主觀的思想，務從實際上考察，才能得到一種確當的結論，然後帶回國來施用，才能不發生危險。再說諸君在美的這幾年，亦正是世界上經受巨大變化的時期，將來有許多組織或要改革，有許多學說或要變更。吾們生在這個時候，不能不受他們的影響，亦不能不將他們看清楚了，好做取捨的決定。這樣我們應保持科學家的態度，不存先見，不存意氣，安安靜靜的去研究，才是正當的辦法，才可以免除將來冒險的試驗、無謂的犧牲。
諸君當臨別的時候，預備正忙。贈別的話，不宜太多，所以吾最後只要勸諸君在外國的時候，不要忘記祖國；在新奇的社會裡面，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學遇著疑難問題的時候，務要保持科學的態度，研求真理。 （1927）
在“九一八”事變一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今天此會是紀念東北“九一八”事變一周年的聚會。當此慘痛的紀念日，至少覺得不是個人說話空談的時候，不過要大家集會起來，追想一想國難一周年之經過，使吾們憬覺警惕，不致淡忘。再者大家對於某種事實不大清楚者，亦可由此集會得到相當的瞭解。今天的紀念會，人人充滿悲慘沉痛之情懷，實與開追悼會同一意義，故此紀念會雖謂之為國難追悼會，亦無不可。近來滿洲偽國已與日本簽訂密約，互相勾結利用，為我國根本大患。無論現時吾人對此事具有如何的態度，但東北地圖已變顏色，已成不可諱言之事實。不過東北人民苦其橫暴壓迫，不甘淪為奴隸者極眾，將群起而圖之，則終有規複國土之一日。現在吾人為失東北而悲，吾們中國目前的現象，如患重病之身，不過這病不是立刻就要死的危險病，而患的是血脈不流通，神經麻木，周身不能聯絡貫氣的一種病。行見周身潰爛，體無完膚，不待人之謀我，我自速亡。上年此時，本人尚在美京華盛頓，讀九月十七日之晚報，即得日人在東三省將有動作的消息。蓋日人之侵略東北，蓄謀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早惹世人注意，只要留心萬寶山等次的慘案，處處都可以觀測出來。何待“九一八”事變之實現！當時對此消息異常注意，以為我方總有一點相當對待辦法。但過了兩天，國內毫無動靜，或疑為一時之策略，不意始終未予抵抗。這是最令人痛心的。以擁有重兵的國家，坐視敵人侵入，毫不抵抗，誠然勇於內戰，怯於對敵，何等令人失望。是以瀋陽既去，吉林、黑龍江、錦州隨之而陷。大家不要以為目前尚可苟安。殊不知此時敵方時時可以再有動作，或另有陰險圖謀，實則形勢非常可危。吾們應當深刻紀念，時時注意準備才是。但是東三省雖亡，東北人心未死，前途尚有一線光明。給予吾人一點安慰者，就是東北義勇軍隨地進展活動，不時抵抗奮鬥。使敵人時起恐怖，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則東北或將不致終亡。記得本年三月在“九一八”國恥紀念會，曾請閻寶航先生來校講過義勇軍在東北活動情形。今天特請最近從東北義勇軍方面考察來平之王化一先生為吾們講演義勇軍最近活動真實狀況，尚希諸君特別注意。 （1932年9月）
致新來校的諸同學
諸君今日新來清華的，大多數是初次投進大學。諸君所來的地方，從東北到西南，差不多各省都有；所畢業的中學，總在七八十之數。諸君各地的習俗不同，方言不同，以前所受的訓練亦有差異。但是諸君欲入大學的目的，應該完全相同。因為大學是一個研究高深學術、造就人材的地方，那麼諸君來此的目的，當然是為研究學問，將來能為國家社會做些事業。這個目的，諸君在起首時，要認清楚，以後幾年之內，亦要確切記住，然後各自依這目的，努力去做。學校以它所有的設備，供諸君利用；以它所請來的教師，作諸君的指導，無非為使諸君達到這個目的，但是成功的多少，大部分要以諸君自家努力的大小為定。
清華在國內大學中，是被認為比較完善的。外人評論之點，有謂地勢優良的，有謂建築宏大的，有謂圖書設備充足的，還有謂經費寬裕的，實則就以上各點論，盡有別大學勝過清華的。尤其是經費一層，若就我們所舉辦的事業作比例，要有好幾個國立大學，是短過清華的。但是吾們所最注意的，同時亦願諸君認為是更寶貴的，就是領導諸君工作的師資。諸君來此，如果為擇一個舒適的地方，那不是我們收錄諸君的本意。諸君如願利用這裡比較完備的圖書儀器，吾們必在可能範圍儘量供給。但是諸君在工作指導上，即在人格薰陶上，所最需要的是師資。在現在學校大規模的收納學生，組織上或者有機械式的現象。這是因為人多，不能避免的。但是教育上的緊要途徑，還是在師生的關係。古人謂“教學相長”，現在的教育事業，仍應看作師生共同工作，期達一個共同的目的。但是來求學的人，是要格外多努力，要注重在這個求學。
清華有時受外人的批評，說學生不能吃苦，這一點吾們要盡力去矯正。學校裡的建築整齊些，設備完全些，這不過為使大家工作的便利，食住的方便；為使大家身心同得充量的發育，並不是求大家供應上特別的講究，特別的舒適。在諸君初入校的時候，更要認清這一點，那麼學校在物質上亦還有不周備的地方，不要希望太奢，更不要注重在個人的享受方面。
諸君入大學之日，正是國難加緊的時期，尤其在北方，處在大家認為更緊迫的局勢之下，諸君仍肯來學，可見諸君認識國難不是可以避免的，是要為人堅忍的努力去解決的。現在政府當局忍辱負重的去應付，吾們在學校裡的，應該各就所能，各盡其責，為國家做一點貢獻。但是我們所處的局勢既如此，吾們更要埋首去工作。大家對於個人的團體的言語行動，都要特別注意。古人說“危行言遜”，現在要適應國難的情勢之下，望諸君三複之。 （1935年）
形勢與秩序問題——在1934年度開學典禮上的講話
今天是本校又一學年開始的一天，各師長、各新舊同學中有向未晤面者，可借今日集會互相會晤。所以今日的集會，是很有意義的集會，一方面歡迎休假回國及新聘各位教師來校，同時歡迎新入校的同學來和我們共同做學業的工作。
今年收錄新生人數較往年為多，是可幸慰的事。近數年來校內設備及師資方面，有可以多給有志向學的青年以求學機會，所以多［盡］量容納。人數增加，固可增進教學效率，但是有時因人數太多，或反使效率減少，這便是我們不能無限的多招新生的原因。各地同學負笈遠來，自屬可嘉，但一個學校之發展，並不能以人數之多寡為比較，要各個人明白各人應盡的職務，去努力做其應做的工作，則個人前途及學校前途才有希望。
三年前的明天，要算我國最嚴重一個國難開始的一天，從前常常慮到我們的工作，或要受外界影響，不能安靜的度過，現幸尚能照常。雖然華北的危機，是隨時可以觸發的，但是我們仍然要不畏首畏尾的領導大家去努力工作，要冷靜耐心的幹。
今秋赴南一行，南中人每嫌華北一帶氣象消沉，對於國難未有深切表示，這或也是事實，但所謂表示，自不在大聲疾呼去做宣傳一類的工作，宣傳在今日，已不能見其效力，我們所注意的是持久的、樹立根基的工作。做這種工作，自然不要求速效，不要慕虛名，所以吾常勸大家在現在情勢之下，要咬著牙，屏著息去工作，因為張口空話亂嚷，於實事無一些益處。
再有一點希望大家注意者，現在新舊同學已達千人以上，在團體生活中，秩序問題最關重要。大學生已具有自治能力，倘各人知道約束自己，自無特定管理規條之必要。團體中最重要的是法律道德，要顧全公眾利益，不但自己要照顧自己，還要處處為別人著想。因為一己的行動，處處足以影響到他人的，團體秩序，是要大家特別尊重才好。 （1934年）
在總理紀念周上的講話
今天所要談的，沒有什麼學術上有價值之貢獻，只不過個人一點經驗，十幾年來服務社會所得到的兩個教訓，在諸同學正在預備自己的時候，報告給諸位，聊供印證參考。
吾人早有一共同感想：以我國幅員之廣，人口之多，國人智力亦頗不弱，而國勢何以如此衰頹？吾輩在學校時，認為須吾輩畢業後以專門知識改造中國現狀，留學者更抱負非凡，然畢業者歸國者現已不少，何以中國猶未改造？其癥結何在？愚歸國十二年余，曾在學校及行政機關服務，與軍界、商人，甚至土匪流氓，亦多有接觸。由過去服務經驗，得兩教訓：
（一）知人與合作。無論在政界、學界、社會救濟事業中，均常感到事事缺人——所謂中國人多僅在數目，而處處缺乏適當人材。故現最急需者即“知人”：知人之能力，知人材之來源。但有時已有人材，而不能合作。考究其原因，據愚服務各種事業之經驗及多年觀察所得，不外“私”、“偽”二者——此為缺人及不合作病象之兩大原因！所謂私，即只為個人利益著想，忽略“事”及團體利益。政治上、社會上許多問題胥由於“私”。例不勝舉，諸君諒能體會。關於“偽”，可舉一事：民十九愚赴陝救災，見華山麓下數十裡平原皆植罌粟，而當地政府始終聲稱禁煙。此表面與事實不符，即是“偽”。此為極大病根。如國家只重表面虛言而略實際，當然造成各種事業不進步、國家危弱之結果。
（二）認“事”與達觀。近年人材較夥，亦間能合作，但仍無補於國事者何故？即因國人不注意事實本身及事理，專問言由誰發，計由孰出？有人因“私”而忌妒，而顛倒是非，遂阻“事”之進行。現社會最缺乏者為是非標準，如對熱河失守，言論尤有紛歧，其例是已。一般評論漫無標準，人乃各由己意。私見益深，國事益劣。今後吾人對事，應深深考察，追求究竟，以確立是非標準。切勿一聞惡評，輒灰心或取容易方法與社會同化。應只認“事”理，只為“事”努力，不能顧一般毀譽。是非雖無標準，但浸久自漸確立。
希望諸同學，現在即開始準備：（一）認識人，注意各種專門人材，並如何使大家合作，養成因公忘私精神；（二）認“事”（此點在學校練習為最好機會），對任何理論時事，皆求認識分析事之本身，就事實來下評論。再培植個人志向，同時注意磨練自己，使有不屈不撓毅力。 （1934年）
《中國的大學》一本需要所有中國大學教授和學生閱讀的經典著作
《中國的大學》是一部由清華大學“終身校長”梅貽琦先生所撰寫的闡述其一生辦學理念和治校精神的經典著作。“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梅貽琦的這些作品從創作之初，就受到了朱自清、馮友蘭、蔣夢麟、潘光旦、馬約翰等大家的一致讚美和推薦。
可以說對於民國時期的教育家，我們知道蔡元培、陶行知，或許還知道張伯苓、蔣夢麟等，但是對於梅貽琦，我們瞭解的似乎少了那麼一點。我們知道梅貽琦這個名字，大概是從他出任清華大學校長的就職演說時所提出的那句著名論斷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開始的。
人們也許遺忘了梅貽琦，但是梅貽琦並沒有被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人所遺忘，更沒有被廣大的清華學子所遺忘。梅貽琦這三個字，在一定程度上不僅僅是一個人的名字，它甚至代表了民國教育家的一種風度。梅貽琦的一生緊緊地和清華大學聯繫在一起，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清華，因此被稱為清華大學的“終身校長”。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時清華大學的學術精神和辦學理念。也正是在梅貽琦執掌清華大學期間，清華大學才從一所頗有名氣但無學術地位的學校迅速崛起，成為國內一流的大學。著名學者潘光旦曾在1940年盛讚梅貽琦終其一生服務清華時說：“清華所培養出來的多少人才之中，對母校竭其心力，能如是鍥而不捨的，已有幾人？目前從事于大學教育的人中，或負行政的責任，或主專門的講席，對所出身的學校，能如是其全神貫注契合無間的，能有幾人？不因時勢的遷移，不受名利的誘引，而能雍容揖讓與大學環境之中，數十年如一日，中國之大，又有幾人？” 今天的學術腐敗、學術造假、教師不端行為層出不窮，相較于梅貽琦的“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實令世人汗顏。
清華大學在民國時期以“教授治校”這一民主管理方式被時人所稱頌，而正是梅貽琦執掌清華大學期間，才奠定和鞏固了的這一治校方式，這也為日後清華大學的發展奠定了格局。清華大學在梅貽琦就任校長之前，曾發生過多起驅逐校長的運動，但唯獨梅貽琦就任校長期間，沒有人出來倒過他。儘管梅貽琦自我解嘲說這是因為學生大抵不願“倒楣（梅）”，但他和師生的關係以及他對清華大學的貢獻，正如朱自清在本書的序言中所寫的那樣：“梅月涵先生便是難得的這樣一位同情的校長。他和清華關係之深，是大家知道的；他愛護清華之切，也是大家知道的。但難得的是他知道怎樣愛護清華；他使清華在這七八年裡發展成一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在這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裡，同仁都能安心工作，樂意工作。他使同仁覺著學校是我們大家的，誰都有一份兒。”
梅貽琦曾就大學的教育方針和辦學理念發表過許多文章，他在論述大學的使命時說：“辦學校，特別是辦大學，應有兩種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材。”而大學究竟要造就什麼樣的人才，這是每一個教育工作者，特別是高校的管理者應該思考的一個問題。反觀我們當下的教育，剛進入大學便已經有了分科，甚至在高中階段便已經有了文理分科，過於強調知識的吸收、傳承的重要性而忽視學生綜合素質的發展。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校長曾表示，中國大學要想成為世界一流，至少需要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國大學過早地劃分了專業，忽視了對學生的通識教育。而梅貽琦在《大學一解》中則明確提出通才教育的思想，他認為在大學期間，“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正是因為奉行了這種思想，清華大學才得以在各個領域培養出一流的人才。
此外，梅貽琦還就發揚團隊精神，對學生的體育和德育教育等方面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他所發表的許多文章，在今天看來仍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參考價值。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的高等教育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在辦學條件和招生規模方面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是伴隨著這些變化而來的是教育品質的下滑和人們對教育的擔憂與質疑。特別在如何破解錢學森所提出的“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這一問題上更是引發了全國範圍的大討論。相比之下，以梅貽琦等為代表的教育家在抗戰時期西南聯大那種極為艱苦的條件下，竟然取得了的豐碩的成果，培養出了大批的科學家、文學家和哲學家，在教育界、工商界出類拔萃者亦不在少數。這一巨大的反差更應引起我們的反省與深思。
梅貽琦的教育思想和辦學理念這些年來一直被人們所忽視，市場上流通的關於梅貽琦的著作更是廖若星辰。然而，伴隨著眼下教育危機的不斷加深，是時候來重新認識和解讀梅貽琦的教育思想了。適應形勢的需求，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推出了梅貽琦先生的畢生之作--《中國的大學》。該書從“大學之精神”“清華之為清華”“西南聯大的精神家園”“工業化的前途和青年的使命”四個方面，闡述了梅貽琦的精神之道、治學立校和大學生的安身立命的嚴肅課題。該書一經出版，便已成為國內五十所重點大學校長的案頭之作。
在當今社會風氣和學術氣氛日益浮躁的情況下，與其哀歎昔日大師已遠去而今大師實難尋，不如靜下心來閱讀一下梅貽琦在教育方面所發表的一些真知灼見。從這一點上來說，《中國的大學》就是一本值得所有中國大學教授和學生閱讀的經典之作。
讀梅貽琦《中國的大學》改善大學教育現狀，從改變教育理念始
說起中國的大學，近些年來，給人的感覺是建築的教學樓越來越高了，占地的面積越來越廣了，招生的規模越來越大了。還有什麼越來越呢？我想恐怕是人們對教學品質的質疑聲越來越多，對大學發展現狀的不滿越來越多。
這些年來中國的大學教育在硬體設施方面確實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其教學品質、教育理念並沒有隨著這些硬體設施的改善得以改觀。一所大學是先建大學的大樓，還是先聘請學識淵博的大師到校任教，這是一種辦校理念上的差別。清華大學終身校長梅貽琦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所發表了所謂的“大師論”，“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大師才是一所大學的靈魂之所在。一所大學，如果沒有一定的大師在這裡做支撐，無論你的辦學條件、硬體設施怎樣改善，所謂的大學也不過是徒具外形而已。一所沒有大師的學校是一所沒有靈魂的學校。可以說中國大學教育近些年來的裹足不前，其很大程度上是緣於一種教育理念的跟不上。以至於最後出現辦了這些年的大學教育之後，錢學森還會發出“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一疑問。
梅貽琦先生曾在清華大學任校長多年，正是在他擔任校長期間，清華大學從一所頗有名氣但無學術地位的學校迅速崛起成為國內一流的大學。其先進的教育理念無疑在其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的大學》這本書正是反映梅貽琦多年以來在教育方面的理念和實踐終結，是梅貽琦的畢生之作，文如其人，得到朱自清、潘光旦等人的大力推崇。這本書從“大學之精神”“清華之為清華”“西南聯大的精神家園”“工業化的前途和青年的使命”四個方面，闡述了梅貽琦的精神之道、治學立校和大學生的安身立命的嚴肅課題。在這本書中不時流露出梅貽琦對大學教育的真知灼見，這為改善我國教育現狀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和參考。因此該書一經出版，便已成為國內五十所重點大學校長的案頭之作。
如果你是一所大學的校長或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想為中國的大學教育改革做出一份貢獻，那麼請閱讀梅貽琦的《中國的大學》，它會告訴你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應持有怎樣的教育理念。
如果你是一名在校的大學生，正在為自己的前途和所學專業感到迷茫困惑是，那麼請閱讀梅貽琦的《中國的大學》吧，它會告訴你如何學有所得，如何學以致用，如何加強自我修養，並且最終能夠報效社會。
就職演說
工業化的前途與人才問題
大學的意義
畢業生的職業指導
體育之重要
贈別大一諸君
在“九一八”事變一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致新來校的諸同學
形勢與秩序問題
在總理紀念周上的講話
《中國的大學》一本需要所有中國大學教授和..
讀梅貽琦《中國的大學》改善大學教育現狀..
《中國的大學》繁體字版
《中國的大學》代序 -- 清華的民主制度
我們雖生在一個民主的國家裡，可是真正建立在民主精神上的組織，似乎還只是極少數。在這極少數當中，清華大約可以算得上一個。在清華服務的同仁，感覺著一種自由的氛圍氣；每人都有權利有機會對學校的事情說話。這是並不易得的。
清華的民主制度，可以說誕生於民國十八年。十八年到二十年，這兩年多實際上沒有校長，但學校一切，如常的進展，於是從民主精神的表現，到民主制度的確立。這中間曾經有過一回大風險，居然安穩的渡了過去。但這制度究竟還是很脆弱的，若是沒有一位同情的校長支持的話。
梅月涵先生便是難得的這樣一位同情的校長。他和清華關係之深，是大家知道的；他愛護清華之切，也是大家知道的。但難得的是他知道怎樣愛護清華；他使清華在這七八年裡發展成一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在這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裡，同仁都能安心工作，樂意工作。他使同仁覺著學校是我們大家的，誰都有一份兒。
有人也許驚奇，為什麼梅先生在種種事件上總不表示他的主見，卻只聽大家的。是的，這的確可驚奇。但是可驚奇而且可敬佩的是他那“吾從眾”的態度和涵養。他並不是沒有主見的；只看抗戰以來，教授會、評議會不得已而暫時停頓的時候，他的種種措施，就可以知道。但教授會和評議會的停頓，究竟是清華民主制度的損失，雖然校務會議還存在著。
梅先生比別人更明白這種情形。在學校遷到昆明第二年，一切漸入常軌的時候，他便和校務會議諸先生決定恢復教授會和評議會。一年來開會雖然還不多，但清華的民主精神已經重新活躍起來了。相信在梅先生領導之下，清華的民主機構，最近的將來就會恢復常態的。
但這個民主的機構，由大家的力量建成，還得大家同心協力來支持；梅先生和校務會議諸先生雖然領導有方，但單靠校長和少數人還是不成。--只要同仁都能像梅先生一樣愛護清華，並且知道怎樣去愛護，一切順其自然，不去揠苗助長，清華的民主制度，前途一定是光明燦爛的。
朱自清
1940年7月19日，平彝大旅社
大學一解
今日中國之大學教育，溯其源流，實自西洋移植而來，顧制度為一事，而精神又為一事。就制度言，中國教育史中固不見有形式相似之組織；就精神言，則文明人類之經驗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類之生活要不外兩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個人，曰社會。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與眾己所構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進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則此地無中外，時無古今，無往而不可通者也。
西洋之大學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歷史，其目的雖鮮有明白揭櫫之者，然試一探究，則知其本源所在，實為希臘之人生哲學，而希臘人生哲學之精髓無它，即“一己之修明”是矣（Know thyself）。此與我國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嘗有異致？孔子於《論語·憲問》曰，“古之學者為己”，而病今之學者舍己以從人。其答子路問君子，曰“修己以敬”，進而曰，“修己以安人”，又進而曰，“修己以安百姓”；夫君子者無它，即學問成熟之人，而教育之最大收穫也。曰安人百姓者，則又明示修己為始階，本身不為目的，其歸宿，其最大之效用，為眾人與社會之福利，此則較之希臘之人生哲學，又若更進一步，不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為己足也。
及至《大學》一篇之作，而學問之最後目的，最大精神，乃益見顯著。《大學》一書開章明義之數語即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若論其目，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屬明明德，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屬新民。《學記》曰，“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知類通達，強立不反二語，可以為明明德之注腳，化民成俗，近悅遠懷三語可以為新民之注腳。孟子於《盡心章》，亦言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論“自知者明，自勝者強”亦不出明明德之範圍，而其泛論群居生活之重要，群居生活之不能不有規律，亦無非闡發新民二字之真諦而已。總之，儒家思想之包羅雖廣，其於人生哲學與教育理想之重視明明德與新民二大步驟，則始終如一也。
今日之大學教育，驟視之，若與明明德、新民之義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則可知今日大學教育之種種措施，始終未能超越此二義之範圍，所患者，在體認尚有未盡而實踐尚有不力耳。大學課程之設備，即屬於教務範圍之種種，下自基本學術之傳授，上至專門科目之研究，固格物致知之功夫而明明德之一部分也。課程以外之學校生活，即屬於訓導範圍之種種，以及師長持身、治學、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舉措，苟於青年不無幾分裨益，此種裨益亦必於格致誠正之心理生活見之。至若各種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學程之設置，學生課外之團體活動，以及師長以公民之資格對一般社會所有之努力，或為一種知識之準備，或為一種實地工作之預習，或為一種風聲之樹立，青年一旦學成離校，而於社會有所貢獻，要亦不能不資此數者為一部分之挹注。此又大學教育新民之效也。
然則所謂體認未盡實踐不力者又何在？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之所謂明德，所謂己，所指乃一人整個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所謂整個之人格，即就比較舊派之心理學者之見解，至少應有知、情、志三個方面，而此三方面者皆有修明之必要。今則不然，大學教育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僅屬知之一方面而已，夫舉其一而遺其二，其所收修明之效，因已極有限也。然即就知之一端論之，目前教學方法之效率亦大有尚待擴充者。理智生活之基礎為好奇心與求益心，故貴在相當之自動，能有自動之功，斯能收自新之效，所謂舉一反三者，舉一雖在執教之人，而反三總屬學生之事。若今日之教學，恐灌輸之功十居七八，而啟發之功十不得二三。明明德之義，釋以今語，即為自我之認識，為自我知能之認識，此即在智力不甚平庸之學子亦不易為之，故必有執教之人為之啟發，為之指引，而執教者之最大能事，亦即至此而盡，過此即須學子自為探索；非執教者所得而助長也。故古之善教人者，《論語》謂之善誘，《學記》謂之善喻。孟子有雲“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善誘或善喻之效也。今大學中之教學方法，即僅就知識教育言之，不逮尚遠。此體認不足實踐不力之一端也。
至意志與情緒二方面，既為尋常教學方法所不及顧，則其所恃者厥有二端，一為教師之樹立楷模，二為學子之自謀修養。意志須鍛煉，情緒須裁節，為教師者果能於二者均有相當之修養工夫，而於日常生活之中與以自然之流露，則從游之學子無形中有所取法；古人所謂身教，所謂以善先人之教，所指者大抵即為此兩方面之品格教育，而與知識之傳授不相干也。治學之精神與思想之方法，雖若完全屬於理智一方面之心理生活，實則與意志之堅強與情緒之穩稱有極密切之關係；治學貴謹嚴，思想忌偏蔽，要非持志堅定而用情有度之人不辦。孟子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曰根於心者，修養之實，曰生於色者，修養之效而自然之流露；設學子所從游者率為此類之教師再假以時日，則濡染所及，觀摩所得，亦正複有其不言而喻之功用。《學記》所稱之善喻，要亦不能外此。試問今日之大學教育果真具備此條件否乎？曰否。此可於三方面見之。上文不雲乎，今日大學教育所能措意者僅為人格之三方面之一，為教師者果能於一己所專長之特科知識，有充分之準備，為明晰之講授，作盡心與負責之考課，即已為良善之教師，其於學子之意志與情緒生活與此種生活之見於操守者，殆有若秦人之視越人之肥瘠；歷年既久，相習成風，即在有識之士，亦複視為固然，不思改作，浸假而以此種責任完全諉諸他人，曰“此乃訓育之事，與教學根本無干”。此條件不具備之一方面也。為教師者，自身固未始不為此種學風之產物，其日以孜孜者，專科知識之累積而已，新學說與新實驗之傳習而已，其於持志養氣之道，待人接物之方，固未嘗一日講求也；試問己所未能講求或無暇講求者，又何能執以責人？此又一方面也。今日學校環境之內，教師與學生大率自成部落，各有其生活之習慣與時尚，舍教室中講授之時間而外，幾於不相謀面，軍興以還，此風尤甚，即有少數教師，其持養操守足為學生表率而無愧者，亦猶之櫝中之玉，鬥底之燈，其光輝不達於外，而學子即有切心於觀摩取益者，亦自無從問徑，此又一方面也。古者學子從師受業，謂之從遊，孟子曰，“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間嘗思之，游之時義大矣哉。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遊也，從遊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反觀今日師生之關係，直一奏技者與看客之關係耳，去從遊之義不綦遠哉！此則於大學之道，“體認尚有未盡、實踐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
至學子自身之修養又如何？學子自身之修養為中國教育思想中最基本之部分，亦即儒家哲學之重心所寄。《大學》八目，涉此者五，《論語》《中庸》《孟子》之所反復申論者，亦以此為最大題目。宋元以後之理學，舉要言之，一自身修善之哲學耳；其派別之分化雖多，門戶之紛呶雖甚，所爭者要為修養之方法，而於修養之必要，則靡不同也。我儕以今日之眼光相繩，頗病理學教育之過於重視個人之修養，而於社會國家之需要，反不能多所措意；末流之弊，修身養性幾不復為入德育才之門，而成遁世避實之路。然理學教育之所過即為今日學校教育之所不及。今日大學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即為個人之修養。此又可就下列三方面分別言之：
一曰時間不足。今日大學教育之學程太多，上課太忙，為眾所公認之一事，學生於不上課之時間，又例須有多量之“預備”功夫，而所預備者又不出所習學程之範圍，於一般之修養邈不相涉。習文史哲學者，與修養功夫尚有幾分關係，其習它種理實科目者，無論其為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猶木工水作之習一藝耳。習藝愈勤去修養愈遠。何以故？曰，無閒暇故。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審其一人之生應有之地位，非有閒暇不為也。縱探歷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積，橫索人我關係之複雜，社會問題之繁變，而思對此悠久與累積者宜如何承襲節取而有所發明，對複雜繁變者宜如何應付而知所排解，非有閒暇不為也。人生莫非學問也，能自作觀察、欣賞、沉思、體會者，斯得之。今學程之所能加惠者，充其量，不過此種種自修功夫之資料之補助而已，門徑之指點而已，至若資料之咀嚼融化，門徑之實踐以致於升堂入室，博者約之，萬殊者一之，則非有充分之自修時間不為功。就今日之情形而言，則咀嚼之時間，且猶不足，無論融化，粗識門徑之機會猶或失之，姑無論升堂入室矣。
二曰空間不足。人生不能離群，而自修不能無獨，此又近頃大學教育最所忽略之一端。《大學》一書嘗極論毋自欺、必慎獨之理。不欺人易，不自欺難，與人相處而慎易，獨居而慎難。近代之教育，一則曰社會化，再則曰集體化，卒使舍悉成營房，學養無非操演，而慎獨與不自欺之教亡矣。夫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乃僅就智識之切磋而為言者也；至情緒之制裁，意志之磨礪，則固為我一身一心之事，他人之於我，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勵、示鑒戒而已。自“慎獨”之教亡，而學子乃無複有“獨”之機會，亦無複作“獨”之企求；無複知人我之間精神上與實際上應有之充分之距離，適當之分寸，浸假而無複和情緒制裁與意志磨練之為何物，即無複和《大學》所稱誠意之為何物，充其極，乃至於學問見識一端，亦但知從眾而不知從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張，力排眾議。晚近學術界中，每多隨波逐浪（時人美其名曰“適應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輩，由來有漸，實無足怪。《大學》一書，於開章時闡明大學之目的後，即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今日之青年，一則因時間之不足，再則因空間之缺乏，乃至數年之間，竟不能如綿蠻黃鳥之得一丘隅以為休止。休止之時地既不可得，又遑論定、靜、安、慮、得之五步功夫耶？此深可慮而當亟為之計者也。
三曰師友古人之聯繫之闕失。關於師之一端，上文已具論之，今日之大學青年，在社會化與集體生活化一類口號之空氣之中，所與往還者，有成群之大眾，有合夥之夥伴，而無友。曰集體生活，又每苦不能有一和同之集體，或若干不同而和之集體，於是人我相與之際，即一言一動之間，亦不能不多所諱飾顧忌，馴至舍寒暄笑謔與茶果征逐而外，根本不相往來。此目前有志之大學青年所最感苦悶之一端也。夫友所以祛孤陋，增聞見，而輔仁進德者也，個人修養之功，有恃於一己之努力者固半，有賴於友朋之督勵者亦半；今則一己之努力既因時空兩間之不足而不能有所施展，有如上文所論，而求友之難又如此，又何怪乎成德達材者之不多見也。古人亦友也，孟子有尚友之論，後人有尚友之錄，其對象皆古人也。今人與年齡相若之同學中既無可相友者，有志者自猶可於古人中求之。然求之又苦不易。史學之必修課程太少，普通之大學生往往僅修習通史一兩門而止，此不易一也。時人對於史學與一般過去之經驗每不重視，甚者且以為革故鼎新之精神，即在完全抹殺已往，而創造未來，前人之言行，時移世遷，即不復有分毫參考之價值，此不易二也。即在專考史學之人，又往往用純粹物觀之態度以事研究，馴至古人之言行舉措，其所累積之典章制度，成為一堆毫無生氣之古物，與古生物學家所研究之化石骨殖無殊，此種研究之態度，非無其甚大之價值，然設過於偏注，則史學之與人生將不復有所聯繫，此不易三也。有此三不易，於是前哲所再三申說之“以人鑒人”之原則將日趨湮沒，而“如對古人”之青年修養之一道亦曰即於荒穢不治矣。學子自身之不能多所修養，是近代教育對於大學之道體認尚有未盡、實踐尚有不力之第三端也。
以上三端，所論皆為明德一方面之體認未盡與實踐不力，然則新民一方面又如何？大學新民之效，厥有二端。一為大學生新民工作之準備；二為大學校對社會秩序與民族文化所能建樹之風氣。於此二端，今日之大學教育體認亦有未盡，而實踐亦有不力也。試分論之。
大學有新民之道，則大學生者負新民工作之實際責任者也。此種實際之責任，因事先必有充分之準備，相當之實驗或見習，而大學四年，即所以為此準備與實習而設，亦自無煩贅說。然此種準備與實習果盡合情理乎？則顯然又為別一問題。明德功夫即為新民功夫之最根本之準備，而此則已大有不能盡如人意者在，上文已具論之矣。然準備之缺乏猶不止此。今人言教育者，動稱通與專之二原則。故一則曰大學生應有通識，又應有專識，再則曰大學卒業之人應為一通才，亦應為一專家，故在大學期間之準備，應為通專並重。
此論固甚是，然有不盡妥者，亦有未易行者。此論亦固可以略救近時過於重視專科之弊，然猶未能充量發揮大學應有之功能。竊以為大學期內，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換言之，即須一反目前重視專科之傾向，方足以語於新民之效。夫社會生活大於社會事業，事業不過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輔翼人生，推進人生，固為事實，然不能謂全部人生即寄寓於事業也。通識，一般生活之準備也，專識，特種事業之準備也，通識之用，不止潤身而已，亦所以自通於人也，信如此論，則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社會所需要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以無通才為基礎之專家臨民，其結果不為新民，而為擾民。此通專並重未為恰當之說也。大學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間，而既須有通識之準備，又須有專識之準備，而二者之間又不能有所軒輊，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況中資以下乎？並重之說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專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並重之說又窒礙難行，則通重於專之原則尚矣。
難之者曰，大學而不重專門，則事業人才將焉出？曰，此未作通盤觀察之論也。大學雖重要，究不為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雖為大學應有之任務，而造就專才則固別有機構在。一曰大學之研究院。學子即成通才，而於學問之某一部門，有特殊之興趣，與特高之推理能力，而將以研究為長期或終身事業者可以入研究院。二曰高級之專門學校。藝術之天分特高，而審美之興趣特厚者可入藝術學校，軀幹剛勁，動作活潑，技術之智慧強，而理論之興趣較薄者可入技術學校。三曰社會事業本身之訓練。事業人才之造就，由於學識者半，由於經驗者亦半，而經驗之重要，且在學識之上，尤以社會方面之事業人才所謂經濟長才者為甚，尤以在今日大學教育下所能產生之此種人才為甚。今日大學所授之社會科學知識，或失之理論過多，不切實際，或失諸憑空虛構，不近人情，或失諸西洋之資料太多，不適國情民性；學子一旦畢業而參加事業，往往發見學用不相呼應，而不得不於所謂“經驗之學校”中，別謀所以自處之道，及其有成，而能對社會有所貢獻，則泰半自經驗之學校得來，而與所從卒業之大學不甚相干，以至於甚不相干。至此始恍然於普通大學教育所真能造就者，不過一出身而已，一資格而已。
出身誠是也，資格亦誠是也。我輩從事大學教育者，誠能執通才之一原則，而曰，才不通則身不得出，社會亦誠能執同一之原則，而曰，無通識之準備者，不能取得參加社會事業之資格，則所謂出身與資格者，固未嘗不為絕有意識之名詞也。大學八目，明德之一部分至身修而止，新民之一部分自身修而始，曰出身者，亦曰身已修，德已明，可以出而從事於新民而已矣，夫亦豈易言哉？不論一人一身之修明之程度，不問其通識之有無多寡，而但以一紙文憑為出身之標識者，斯失之矣。
通識之授受不足，為今日大學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漸為有識者所公認，然不足者果何在，則言之者尚少。大學第一年不分院系，是根據通之原則者也，至第二年而分院系，則其所據為專之原則。通則一年，而專乃三年，此不足之最大原因而顯而易見者。今日而言學問，不能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三大部門；曰通識者，亦曰學子對此三大部門，均有相當準備而已，分而言之，則對每門有充分之瞭解，合而言之，則於三者之間，能識其會通之所在，而恍然於宇宙之大，品類之多，歷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貫之之道，要必有其相為因緣與依倚之理，此則所謂通也。今學習僅及期年而分院分系，而許其進入專門之學，於是從事於一者，不知二與三為何物，或僅得二與三之一知半解，與道聼塗説者初無二致；學者之選習另一部門或院系之學程也，亦先存一“限於規定，聊複選習”之不獲己之態度，日久而執教者亦曰，“聊複有此規定爾，固不敢從此期學子之必成為通才也”。近年以來，西方之從事於大學教育者，亦嘗計慮及此，而設為補救之法矣。其大要不出二途。一為展緩分院分系之年限，有自第三學年始分者；二為第一學年中增設“通論”之學程。竊以為此二途者俱有未足，然亦頗有可供攻錯之價值；可為前途改革學程支配之張本。大學所以宏造就，其所造就者為粗製濫造之專家乎，抑為比較周見洽聞、本末兼賅、博而能約之通士乎？胥於此種改革蔔之矣。大學亦所以新民，吾儕於新民之義誠欲作進一步之體認與實踐，欲使大學出身之人，不藉新民之名，而作擾民之實，亦胥以此種改革為入手之方。
然大學之新民之效，初不待大學生之學成與參加事業而始見也。學府之機構，自身亦正複有其新民之功用，就其所在地言之，大學嚴然為一方教化之重鎮，而就其聲教所暨者言之，則充其極可以為國家文化之中心，可以為國際思潮交流與朝宗之匯點（近人有譯英文Focus一字為匯點者，茲從之）。即就西洋大學發展之初期而論，十四世紀末年與十五世紀初年，歐洲中古文化史有三大運動焉，而此三大運動者均自大學發之。一為東西兩教皇之爭，其終於平息而教權複歸於一者，法之巴黎大學領導之功也；二為魏克文夫（Wyclif）之宗教思想革新運動，孕育而擁護之者英之牛津大學也；三為郝斯（John Hus）之宗教改革運動，郝氏與惠氏之運動均為十六世紀初年馬丁·路得宗教改革之先聲，而孕育與擁護之者，布希米亞（戰前為捷克地）之蒲拉赫（Prague）大學也。大學機構自身正複有其新民之效，此殆最為彰明較著之若干例證。
間嘗思之，大學機構之所以生新民之效者，蓋又不出二途。一曰為社會之宣導與表率，其在平時，表率之力為多，及處非常，則宣導之功為大。上文所舉之例證，蓋屬於宣導一方面者也。二曰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涵養與簡練揣摩。而此二途者又各有其憑藉。表率之效之憑藉為師生之人格與其言行舉止。此為最顯而易見者。一地之有一大學，猶一校之有教師也，學生以教師為表率，地方則以學府為表率，古人謂一鄉有一善士，則一鄉化之，況學府者應為四方善士之一大總匯乎？設一校之師生率為文質彬彬之人，其出而與社會周旋也，路之人亦得指而目之曰，“是某校教師也，是某校生徒也”，而其所由指認之事物為語默進退之間所自然流露之一種風度，則始而為學校環境以內少數人之所獨有者，終將為一地方所共有，而成為一種風氣；教化雲者，教在學校環境以內，而化則達於學校環境以外，然則學校新民之效，固不待學生出校而始見也明矣。
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所憑藉者又為何物？師生之德行才智，圖書實驗，大學之設備，可無論矣。所不可不論者為自由探討之風氣。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學者，則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以其無責，可以行其志也；若雲思不出其位，是自棄於淺陋之學也”。此語最當。所謂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以今語釋之，即學術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今人頗有以自由主義為詬病者，是未察自由主義之真諦者也。夫自由主義（Liberalism）與蕩放主義（Libertinism）不同，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或樂利的個人主義，亦截然不為一事。假自由之名，而行蕩放之實者，斯病矣。大學致力於知、情、志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則有博約之原則在，以言情，則有裁節之原則在，以言志，則有持養之原則在，秉此三者而求其所謂“無所不思，無所不言”，則蕩放之弊又安從而乘之？此猶僅就學者一身內在之制裁而言之耳，若自新民之需要言之，則學術自由之重要，更有不言而自明者在。新民之大業，非旦夕可期也，既非旦夕可期，則與此種事業最有關係之大學教育，與從事於此種教育之人，其所以自處之地位，勢不能不超越幾分現實，其注意之所集中，勢不能為一時一地之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勢不能為若干可以計日而待之近功。職是之故，其“無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為不合時宜之思，其“無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為不合時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盡合時宜，乃或不合於將來，而新文化之因素胥於是生，進步之機緣，胥於是啟，而新民之大業，亦胥於是奠其基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至善之界說難言也，姑舍而不論。然明明德與新民二大目的固不難瞭解而實行者。然洵如上文所論，則今日之大學教育，於明明德一方面，瞭解猶頗有未盡，踐履猶頗有不力者，而不盡不力者，要有三端，於新民一方面亦然，其不盡力者要有二端。不盡者盡之，不力者力之，是今日大學教育之要圖也，是“大學一解”之所為作也。（1941年）
就職演說
本人離開清華，已有三年多的時期。今天在場的諸位，恐怕只有很少數的人認識我罷。我今天看出諸位裡面，有許多女同學，這是從前我在清華的時候所沒有的。我還記得我從前在清華負責的時候，就有許多同學向我請求，開放女禁，招收女生。我當時的回復說，招收女生這件事，在原則上我是贊成的，不過在事實上，我認為尚需有待。因為男女的性別不同，有許多方面，必須有特別的準備，所以必須經過相當的籌備，方能舉辦。現在在我出國的三年內，當然準備齊全，所以今天有許多女同學在內，這是本人所深以為慰的。
本人能夠回到清華，當然是極高興，極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責任之重大，誠恐不能勝任，所以一再請辭，無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與清華已有十餘年的關係，又享受過清華留學的利益，則為清華服務，乃是應盡的義務，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夠盡自己的心力，為清華謀相當的發展，將來可告無罪于清華足矣。
清華這些年來，在發展上可算已有了相當的規模。本人因為出國已逾三年，最近的情形不很熟悉，所以現在也沒有什麼具體的意見可說。現在姑且把我對於今後的清華，所抱的希望，略為說一說。
一、我先談一談清華的經濟問題。清華的經濟，在國內總算是特別的好，特別的幸運。如果拿外國大學的情形比起來，當然相差甚遠，譬如哥倫比亞大學本年的預算，共有三千六百萬美金，較之清華，相差不知多少。但比較國內的其他大學，清華的經濟，總不能算少，而且比較穩定了。我們對於經濟問題，有兩個方針，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存。我們總希望清華的基金能夠日漸增多，並且十分安全，不至動搖清華的前途。然而我們對於目前的必需，也不能因為求基金的增加而忽視，應當用的我們也還得要用。不過用的時候總要力圖撙節與經濟罷了。
二、我希望清華今後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墮落。我所謂特殊地位，並不是說清華要享受什麼特殊的權利，我的意思是要清華在學術的研究上，應該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華在學術研究方面應向高深專精的方面去做。辦學校，特別是辦大學，應有兩種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材。清華的經濟和環境，很可以實現這兩種目的，所以我們要向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拿量的發展，來估定教育費的經濟與否，這是很有商量的餘地的。因為學術的造詣，是不能以數量計較的。我們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須有兩個必備的條件：其一是設備；其二是教授。設備這一層，比較容易辦到，我們只要有錢，而且肯把錢用在這方面，就不難辦到。可是教授就難了。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我們的智識，固有賴於教授的教導指點，就是我們的精神修養，亦全賴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這樣的好教授，決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羅致的。我們只有隨時隨地留意延攬而已。同時對於在校的教授，我們應該尊敬，這也是招致的一法。
三、我們固然要造就人材，但是我們同時也要注意到利用人材。就拿清華說罷，清華的舊同學，其中有很多人材，而且還有不少傑出的人材，但是回國之後，很少能夠適當利用的。多半是用非所學，甚且有學而不用的，這是多麼浪費--人材浪費--的一件事。我們今後對於本校的畢業生，應該在這方面多加注意。
四、清華向來有一種儉樸好學的風氣，這種良好的校風，我希望今後仍然保持著。清華從前在外間有一個貴族學校的名聲，但是這是外界不明真相的結果，實際的清華，是非常儉樸的。從前清華的學生，只有少數的學生是富家子弟，而大多數的學生，卻是非常儉樸的。平日在校，多是布衣布服、棉布鞋，毫無紈絝習氣。我希望清華今後仍然保持這種良好的校風。
五、最後我不能不談一談國事。中國現在的確是到了緊急關頭，凡是國民一分子，不能不關心的。不過我們要知道救國的方法極多，救國又不是一天的事。我們只要看日本對於圖謀中國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諸位都看過了，你看他們那種處心積慮的處在，就該知道我們救國事業的困難了。我們現在，只要緊記住國家這種危急的情勢，刻刻不忘了救國的重責，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盡自己的力，則若干時期之後，自能達到救國的目的了。我們做教師做學生的，最好最切實的救國方法，就是致力學術，造成有用人材，將來為國家服務。
今天所說的，就只這幾點，將來對於學校進行事項，日後再與諸君商榷。 （1931年）
工業化的前途與人才問題
工業化是建國大計中一個最大的節目，近年以來，對國家前途有正確認識的人士，一向作此主張，不過認識與主張是一回事，推動與實行又是一回事。工業化的問題，真是千頭萬緒，決非立談之間可以解決。約而言之，這期間至少也有三四個大問題，一是資源的問題，二是資本的問題，三是人才的問題，而人才問題又可以分為兩方面：
一是組織人才，一是技術人才。近代西洋從事于工業建設的人告訴我們，只靠技術人才，是不足以成事的，組織人才的重要至少不在技術人才之下。中國號稱地大物博，但實際上工業的資源，並不見得豐富。所以這方面的問題，就並不簡單。而在民窮財盡的今日，資本也談何容易？不過以一個多年從事於教育事業的人，所能感覺到的，終認為最深切的一些問題，還是在人才的供應一方面。
我認為人才問題，有兩個部分，一是關於技術的，一是關於組織的。這兩部分都不是亟切可以解決的。研究民族品性的人對我們說：以前中國的民族文化因為看不起技術，把一切從事技術的人當做“工”，把一切機巧之事當做“小道”，看作“壞人心術”，所以技術的能力，在民族的稟賦之中，已經遭受過大量的淘汰，如今要重新恢復過來，至少恢復到秦漢以前固有的狀態，怕是絕不容易。組織的能力也是民族稟賦的一部分，有則可容訓練，無則一時也訓練不來；而此種能力，也因為多年淘汰的關係，特別是家族主義一類文化的勢力所引起的淘汰作用，如今在民族稟賦裡也見得異常疲弱；一種天然的疲弱，短期內也是沒有方法教他轉變為健旺的。這一類的觀察也許是錯誤的，或不準確的。但無論錯誤與否，準確與否，我以為他們有一種很大的效用，就是刺激我們，讓我們從根本做起，一洗以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弊病。所謂從根本做起，就是從改正制度轉移風氣著手。此種轉移與改正的努力，小之可將剩餘的技術與組織能力，無論多少，充分的選擇、訓練，而發揮出來；大之可以因文化價值的重新確定，使凡屬有技術能力與組織能力的人，在社會上抬頭，得到社會的擁護和推崇，從而在數量上有不斷的增加擴展。
改正制度轉移風氣最有效的一條路是教育。在以前，在國家的教育制度裡，選才政策裡，文獻的累積裡，工是一種不入流的東西，惟其不入流品，所以工的地位才江河日下。如今如果我們在這幾個可以總稱為教育的方面，由國家確定合理的方針，切實而按部就班的做去，則從此以後，根據“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的顛撲不破的原則，工的事業與從事此種事業的人，便不難力爭上游，而為建國大計中重要方面與重要流品的一種。這種教育方針前途固然缺少不得，卻也不宜過於狹窄，上文所雲合理兩個字，我以為至少牽涉到三個方面；一是關於基本科學的，二是關於工業技術的，三是關於工業組織的；三者雖同與工業化的政策有密切關係，卻應分作三種不同而互相聯繫的訓練，以造成三種不同而可以彼此合作的人才。抗戰前後10餘年來，國家對於工業的提倡與工業人才的培植，已經盡了很大的努力，但我以為還不夠，還不夠合理；這三種訓練與人才之中，我們似乎僅僅注意到了第二種，即技術的訓練，與專家的養成。西洋工業文明之有今日，是理工並重的，甚至於理論的注意要在技術之上，甚至於可以說，技術的成就是從理論的成熟之中不期然而然的產生出來的。真正著重技術，著重自然科學對於國計民生的用途，在西洋實在是比較後起的事。建國是百年的大計，工業建國的效果當然也不是一蹴而就。如果我們在工業文明上也準備取得一種獨立自主的性格，不甘於永遠拾入牙慧，則工程上基本的訓練，即自然科學的訓練，即大學理學院的充實，至少不應在其他部分之後，這一層就目前的趨勢說，我們尚未多加注意。這就是不夠合理的一層，不過，這一層我們目下除提到一筆而外，姑且不談，我們可以認為它是工業化問題中比較更廣泛而更基本的一部分，值得另題討論。本文所特別留意的，還是技術人才與組織人才的供應問題。
為了適應今日大量技術人才的需要，我認為應當設專科學校或高級工業學校和藝徒學校。高級的技術人才由前者供給，低級的由後者供給，而不應廣泛而勉強的設立許多大學工學院或令大學勉強的多收工科學生。大學工學院在造就高級工業人才與推進工程問題研究方面，有其更大的使命，不應使其只顧大量的出產，而將品質降低，而且使其更重要的任務，無力擔負。我們在工業化程式中所需的大量的技術人員，大學工學院實無法供給，亦不應盡要他們供給。德國工業文明的發達，原因雖然不止一端，其高級工業學校的品質之超越尋常，顯然是一大因素。此種學校是專為訓練技術而設立的，自應力求切實，於手腦並用之中，要求手的運用嫺熟。要做到這一點，切忌的是好高騖遠，不著邊際。所謂不好高騖遠，指的是兩方面，一是在理智的方面，要避免空泛的理論，空泛到一個與實際技術不相干的程度；二在心理與社會的方面，要使學生始終甘心于用手，要避免西洋人所謂的“白領”的心理，要不讓學生于卒業之後，亟于成為一個自高身價的“工程師”，只想指揮人做工，而自己不動手。我不妨舉兩個實例，證實這兩種好高騖遠的心理在目前是相當流行的。此種心理一天不去，則技術人才便一天無法增加，增加了也無法運用，而整個工業化計畫是徒托空言。
我前者接見到一個青年，他在初中畢業以後，考進了東南的某一個工程專科學校，修業五年以後，算是畢業了。我看他的成績單，發現在第三年的課程裡，便有微積分，微分方程，應用力學一類的科目；到了第五年，差不多大學工學院裡普通所開列的關於他所學習的一系的專門課程都學完了，而且他說，所用的課本也都是大學工學院的課本。課本缺乏，為專科學校寫的課本更缺乏，固然是-個事實，但這個青年果真都學完了麼？學好了麼？我怕不然，他的學力是一個問題，教師的教授能力與方法也未始不是一個問題。五年的光陰，特別是後三年，他大概是囫圇吞棗似的過去的。至於實際的技能，他大概始終在一個半生不熟的狀態之中，如果他真想在工業方面努力，還得從頭學起。這是關於理論方面好高騖遠的例子。
在抗戰期間的後方，某一個學校裡新添了幾間房子，電燈還沒有裝，因為一時有急用，需要臨時裝設三五盞。當時找不到工匠，管理學校水電工程的技師也不在，於是就不得不乞助于對於電工有過專門訓練的兩三位助教。不圖這幾位助教，雖沒有讀過舊書，卻也懂得“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與“大德不官，大道不器”的道理，一個都不肯動手，後來還是一位教授與一位院長親自動手裝設的。這些助教就是目前大學理工學院出身的，他們是工程師，是研究專家，工程師與研究專家有他的尊嚴，又如何以做匠人的勾當呢？這是在社會心理上好高騖遠的例子。
關於藝徒學校的設立，問題比較簡單。這種學校，最好由工廠設立，或設在工廠附近，與工廠取得合作。初級的工業學校，也應當如此辦理。不過有兩點應當注意的：一要大大增添此種學校的數量，二要修正此種學校教育的目標。目前工廠附設藝徒班，全都是只為本廠員工的挹注設想，這是不夠的。藝徒班所訓練的是一些基本的技術，將來到處有用，我們應當把這種訓練認為是國家工業化教育政策的一個或一部分，教他更趨於切實、周密；因而取得更大的教育與文化的意義，否則豈不是和手工業制度下的徒弟教育沒有分別，甚至於從一般的生活方面說，還趕不上徒弟教育呢？藝徒學校的辦理比較簡單，其間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加入的青年大都為農工子弟，他們和生活環境的艱苦奮鬥已成習慣，可以不致于養成上文所說的那種好高騖遠的心理。對於這一點，我們從事工業教育的人還得隨時留意，因為瞧不起用手的風氣目前還是非常流行，他是很容易滲透到工農子弟的腦筋上去的。
大學工學院的設置，我認為應當和工業組織人才的訓練最有關係。理論上應當如此，近年來事實的演變更教我們不能不如此想。上文不是引過一個工學院畢業的助教不屑于動手裝電燈的例子麼？這種不屑的心理固然不對，固然表示近年來的工業教育在這方面還沒有充分的成功，前途尚須努力。不過大學教育畢竟與其他程度的學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農等等學院所要培植的是這幾個方面的通才，甚至於兩個方面以上的綜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確乎是不在養成一批一批限於一種專門學術的專家或高等匠人。工學院畢業的人才，對於此一工程與彼一工程之間，對於工的理論與工的技術之間，對於物的道理與人的道理之間，都應當充分瞭解，雖不能遊刃有餘，最少在這種錯綜複雜的情境之中，可以有最低限度的周旋的能力。惟有這種分子才能有組織工業的力量，才能成為國家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工業建設的領袖，而除了大學工學院以外，更沒有別的教育機關可以準備供給這一類的人才。
因此我認為目前的大學工學院的課程大有修改的必要。就目前的課程而論，工學院所能造就的人才還夠不上真正的工程師，無論組織工業的領袖人才了。其後來終於成為良好的工程師和組織人才的少數例子，飲水思源，應該感謝的不是工學院的教育，而是他的渾厚的稟賦與此種稟賦的足以充分利用社會的學校或經驗的學校所供給他的一切。就大多數的畢業生而言，事實上和西洋比較良好的高級工業學校的畢業生沒有多大分別，而在專門訓練的周密上，不良態度的修正(如不屑於用勞力的態度)上，怕還不如。
要造就通才，大學工學院必須添設有關通識的課程，而減少專攻技術的課程。工業的建設靠技術，靠機器，不過他並不單靠這些。沒有財力，沒有原料，機器是徒然的，因此他至少對於經濟地理、經濟地質，以至於一般的經濟科學要有充分的認識。沒有人力，或人事上得不到適當的配備與協調，無論多少匹馬力的機器依然不會轉動，或轉動了可以停頓。因此，真正工業的組織人才，對於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以至於一切的人文科學、文化背景，都應該有充分的瞭解。說也奇怪，嚴格的自然科學的認識倒是比較次要；這和工業理論的關係雖大，和工業組織的關係卻並不密切。人事的重要，在西洋已經深深的感覺到，所以一面有工業心理的工商管理一類科學的設置，一面更有“人事工程”(Human Engineering)一類名詞的傳誦。其在中國，我認為前途更有充分認識與訓練的必要，因為人事的複雜，人與人之間的易於發生摩擦，難期合作，是一向出名的。總之，一種目的在養成組織人才的工業教育，於工學本身與工學所需要的自然科學而外，應該旁及一大部分的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旁及得愈多，使受教的人愈博洽，則前途他在物力與人力的組織上，所遭遇的困難愈少。我在此也不妨舉一兩個我所知的實例。
我以前在美國工科大學讀書的時候，認識一位元同班的朋友，他加入工科大學之前，曾經先進文科大學，並且畢了業；因為他在文科大學所選習的自然科學學程比較的多，所以進入工科大學以後，得插入三年級，不久也就隨班畢業了。就他所習的工科學程而言，他並不比他同班的為多，甚至於比他們要少，但其他方面的知識與見解，他卻比誰都要多，他對於歷史、社會、經濟，乃至於心理學等各門學問，都有些基本的瞭解。結果，畢業後不到十年，別的同班還在當各級的技師和工程師，他卻已經做到美國一個最大電業公司的分廠主任，成為電工業界的一個領袖了。
這是就正面說的例子，再就反面說一個。在抗戰期間，後方的工業日趨發展，在發展的過程裡，我們所遭遇的困難自然不一而足，其中最棘手的-個是人事的不易調整與員工的不易相安。有好幾位在工廠界負責的人對我說，目前大學工學院的畢業生在工廠中服務的一天多似一天，但可惜我們無法儘量的運用他們；這些畢業生的訓練，大體上都不錯，他們會畫圖打樣，會裝卸機器，也會運用機巧的能力，來應付一些臨時發生的技術上的困難；但他們的毛病在不大瞭解別人，容易和別人發生齟齬，不能和別人合作，因此，進廠不久，便至不能相安，不能不別尋出路。不過在別的出路裡他們不能持久，遲早又會去而之他。有一位負責人甚至於提議；可否讓學生在工科學程卒業之後，再留校一年，專攻些心理學、社會學一類的課程。姑不論目前一樣注重專門的心理學與社會學能不能滿足這位負責人的希望，至少他這種見解與提議是一些經驗之談，而值得我們與以鄭重的考慮的。
值得鄭重考慮的固然還不止這一點，不過怎樣才可以使工科教育於適度的技術化之外，要取得充分的社會化與人文化，我認為是工業化問題中最核心的一個問題；核心問題而得不到解決，則其他邊緣的問題雖得到一時的解決，于工業建設前途，依然不會有多大的補益。這問題需要國內從事教育與工業的人從長商議(如修業年限問題，如課程編制問題……皆是很重要而須審慎研究的)，我在本文有限的篇幅裡，只能提出一個簡單的輪廓罷了。
至於工科大學的教育，雖如是其關係重要，在絕對的人數上，則應比高初級工業學校畢業的技術人才只估少數，是不待贅言的。工業人才，和其他人才一樣，好比一座金字塔，越向上越不能太多，越向下便越多越好。因此，我以為大學工學院不宜無限制的添設，無限制的擴展，重要的還是在質的方面加以充實。而所謂質：一方面指學生的原料必須良好，其才力僅僅足以發展為專門技工的青年當然不在其內；一方面指課程的修正與學風的改變，務使所拔選的為有眼光與有見識的青年。所以進行之際，應該重通達而不重專精，期漸進而不期速效。目前我們的工業組織人才當然是不夠，前途添設擴充工科大學或大學工科學院的必要自屬顯然；不過無論添設與擴充，我們總須以造就工業通才的原則與方法為指歸。出洋深造，在最近的幾十年間，當然也是一條途徑，不過我以為出洋的主要目的，不宜為造就上文所說的三種人才中的第二種，即狹義的技術人才，而宜乎是第一種與第三種，即基本科學人才與工業組織人才。第一種屬於純粹的理科，目前也姑且不提；就工業而言工業，還是組織才比較更能夠利用外國經驗的長處。不過我們還應有進一步的限制。一個青年想出國專習工業管理，宜若可以放行了。不然，我們先要看他在工業界，是否已有相當的經驗，甚於在某一種專業方面，是否已有相當的成就，然後再定他們的行止；要知專習一兩門工業管理課程，而有很好的成績，並不保證他成為一個工業組織人才。
最後，我們要做到上文所討論的種種，我必然再提出一句話，作為本文的結束。學以致用，不錯；不過同樣一個用字，我們可以有好幾個看法，而這幾個看法應當並存，更應當均衡的顧到。任何學問有三種用途，一是理論之用，二是技術之用，三是組織之用。沒有理論，則技術之為用不深；沒有組織，則技術之為用不廣。政治就是如此，政治學與政治思想屬於理論，吏治屬於技術，而政術或治道則屬於組織；三者都不能或缺。工的學術又何嘗不如此。近年來國內工業化運動的趨勢，似乎過去側重技術之用，而忽略了理論之用和組織之用，流弊所及，一時代以內工業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國大業受到不健全的影響卻是大事，這便是本篇所由寫成的動機了。 （1943年）
大學的意義
今年吾們歡迎新到校的同學，覺著更有些意義，因為今年新來的一班比往年哪一班的人數都多；還因為當這國家多難的時期，又在一個很有危險性的地域之內，竟有這麼多的青年來同吾們做學問，所以吾們這次歡迎諸君亦比歡迎往年新同學的時候，更覺欣慰。
吾們相信一個大學，不必以學生人數的多少征驗它的成績好壞，或是評定它的效率大小，不過在人數還不太多的時候，吾們很願意儘量的錄取，為的是可以多給些青年以求學的機會。所以既本著這個意思，又因為北平幾校今夏不招考，吾們這次錄取的人數不只是多，實是逾量的多了。吾們那時是鑒於往年錄取新生，總有數十人不到校，所以按照宿舍現有容量，多加了二成，作為新生名額，萬一諸君到校的超乎吾們所計算的人數之外，吾們當然不能拒絕，不過宿舍一切，大家都要多擠些，暫時從權些才好。
諸君大部分是由中學畢業出來的，一小部分是由別的大學轉來的。大學與中學的辦法不同；就是同是大學，各校的政策、風氣亦有很多不同之點。本校的歷史與本校的方針計畫不久可以有機會與諸君談談，現在當諸君初入這個校園的時候，吾有幾句話願意先同諸位說一說：
1. 諸君由中學出來再入一個大學，想研究些高深學術，這個志向是可貴的。諸君入了大學，還要父兄供給四年的費用，這件事在今日，就大多數而論是很不容易的；況且就今年說，諸君每一個人考取了，便有六七個未曾取上，這個機會亦算是難得的。那麼諸君到校之後，千萬要抱定這個志向，努力用功，不要讓這個好機會輕輕錯過。清華在中國可以算是一個較好的大學，固然它的不完備的地方，亦還很多，諸君到這裡，吾們盼望不必太注意風景的良好、食住的舒適。諸君要多注意在吾們為諸君求學的設備，並能將這個機會充分的利用。
2. 清華的風氣向來是純淨好學的，這亦可以說是因為地勢處在鄉間，少受城市裡的牽動，其實大原因還是在本校師生一向注重學問，顧全大局，所以雖亦經過幾次風波，大家的學業未曾間斷，這是在國內今日很難得的現象。但是一個學校的風氣養成很難，破壞卻很容易，諸君現在已是清華一分子，在今後四年內，諸君的行動要影響到清華風氣的轉移的一定不少，吾們盼望諸君能愛護它，保持它，改良它。吾說“改良”，因為吾們知道還有許多地方是不整齊，或是大家還沒有十分注意的。在一個大團體裡雖是很小的事（在一個人獨居的時候，很不必注意的），倘若隨便起來，也許發生很壞的影響。所以如同宿舍的安靜，食堂的整潔，以及圖書館的秩序，雖都是課外的問題，亦於大家的精神上很有關係，為公眾利益起見，各個人都應當特別注意。
3. 吾們在今日講學問，如果完全離開人民社會的問題，實在太空泛了，在現在國家處於內憂外患緊迫的情形之下，特別是熱血的青年們，怎能不關心？怎能不著急？但是只有熱心是不能於國家有真正補助的。諸君到學校來正是為從學問裡研求拯救國家的方法，同時使個人受一種專門服務的訓練，那麼在這個時期內，諸君要拿出懇求的精神，切實去研究。思想要獨立，態度要謙虛，不要盲從，不要躁進，吾們以前吃虧的地方，多半是由於事實沒認清楚，拿半熟的主義去作試驗，仿佛吃半熟的果子，不但於身體無益處，反倒肚子痛。古人有一句話說：“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這個意思，吾們可以引用。就是吾們要解決的中國的大問題，並不是一兩月或一兩年的事，雖然是急難當前，吾們青年人還是要安心耐性，腳踏實地的一步一步去探討。如果四年之後，諸君每人能得到一種學識或技能，在社會上成一有用人才，可以幫助國家解決一部分的困難，諸君才算對得起自己，對得起社會，這亦就是吾們向諸君所最希望的。 （1932年）
畢業生的職業指導
現屆本校二十一周年紀念，《清華週刊》編輯諸君請我說幾句話，我乃地位所在，不能推辭。關於學校過去歷史的事實，大家都知道很多，不必在這時節多說。至於前途發展的方針，我已屢次與校內師長同學們談過，所以亦不必重提。再有一事擬就這機會簡略提出的，即是我們常認為課外事業而實在是應看作學校工作重要的一部分的，就是職業指導和職業介紹。學校造就人才是為求實用。假若學生沒有用途，學校的教育全歸枉費，是極大的損失。學生受過相當訓練，而不能展用他的才能，生活上受影響，精神上受損傷，是一件極悲慘的事。有人說“大學生失業的眾多，即是革命的伏機”，不是沒有相當道理的。所以學校今後對於這項工作的進行，想特別注意。還有一事擬藉這機會一談的，即學校與畢業同學的聯絡，每年在紀念日的時候，我們都注重畢業生回校的事。今年因為困難的關係，我們紀念的儀式很簡單，但是對於畢業生回校的事，還是照常預備，使畢業同學與學校至少每年有這一次接近的機會。國立學校的學生，在學校時，依賴學校輔助的地方特別多，差不多一舉一動，都要請學校津貼。在校四年可以說是享受權利的時候，出校以後，若是將學校拋棄腦後，不加愛護，可以說是不盡義務。清華同學向來是對母校有熱心的，但是具體的表示，還是不多。希望畢業同學在實際上——經濟上，意見上，或其他方面，對於母校多盡愛護扶助的責任。 （1932年）
體育之重要
今天請體育部主任馬約翰先生講述體育問題。體育至關重要，人所盡知，特別在我國目前的國勢之下，外患緊迫之時，體育尤應人人去講求。身體健強，才能擔當艱巨工作，否則任何事業都談不到。今天馬先生所欲講者，一方面要大家明瞭校內體育設施狀況，同時要大家知道體育在今日之重要。從前教育注重智育、德育、體育三者，後又並重群育，希望養成服務社會、團體合作的精神。青年對於學問研究，精神修養各方面，均須有人領導提倡，而體育主旨，不在練成粗腕壯腿，重在團體道德的培養。我國古重六藝，其中射、禦二者，即習勞作， 練體氣，修養進德。後人講究明心見性，對勞動上不甚留意，是以國勢浸弱。吾們在今日提倡體育，不僅在操練個人的身體，更要藉此養成團體合作的精神。吾們要藉團體運動的機會，去練習舍己從人，因公忘私的習慣。故運動比賽，其目的不在能任選手，取勝爭榮；在能各盡其可盡的能力，使本隊精神有有效的表現，勝固大佳，敗亦無愧。倘遇比賽，事先覺得無取勝可能，遂避不參加，忘其為團體中應盡的任務，是為根本錯誤。 （1934年）
贈別大一諸君
諸君不久將在清華畢業，放洋遊美，這是諸君在校數年以來所存的一個大希望。這希望不久就要實現了，諸君的快樂可想而知，所以凡校中諸師友當然要為諸君祝賀！
吾們祝賀諸君的意思，一小部分是因為諸君在校的工作完定了，一大部分都是因為諸君要得到一個大成功的機會。但是這個機會，不過使諸君有求得高深學問的可能，至於實在成功的多少，還要看諸君努力的程度如何，能不能利用這極寶貴極難得的機會到十足的地步。所以吾在祝賀之外，覺著應向諸君說幾句勸勉的話。
諸君此去，在身心的各方面，一時都要受非常的刺激；就是衣食住，亦要改變常態。在這種急劇變化之中，最要緊的，是要守住了個人意志的平衡。因為諸君在美國，倘若穿洋服、吃洋飯不大合乎洋式，是不必太介意的。反而言之，倘若把學業荒廢了，終日竟顛倒于新大陸中繁華奢靡的社會裡，那便是萬分的可惜！諸君以前的同學，曾有過這樣的，諸君或不至這樣做。然即不至如此之甚，倘不能將輕重緩急，看得十分親切，照定遠大地方努力去做，亦便是平庸一流。不但辜負了國人的資財、師友的期望，恐怕亦不是諸君想去的初衷。
至於諸君到美國求學的方法，當然與在國內是一樣的，無須多說。吾只願諸君在那裡，無論研究哪種學問，考察哪種事業，都要保持著科學家的態度，然後才能得到真實的學問，才能對於美國的事物得到允當的瞭解。這科學的態度，吾以為應有以下幾種成分：第一要不預存成見；第二要探究事實；第三要根據事實，推求真理；第四要對於真理忠誠信守。
諸君所去的美國，與我們的國家有許多不同的地方。美國的社會裡面，有很好的，亦有很壞的；有吾們要極力取法的，亦有我們應極力避免的。在從事於研究選擇的時候，就要拋棄主觀的思想，務從實際上考察，才能得到一種確當的結論，然後帶回國來施用，才能不發生危險。再說諸君在美的這幾年，亦正是世界上經受巨大變化的時期，將來有許多組織或要改革，有許多學說或要變更。吾們生在這個時候，不能不受他們的影響，亦不能不將他們看清楚了，好做取捨的決定。這樣我們應保持科學家的態度，不存先見，不存意氣，安安靜靜的去研究，才是正當的辦法，才可以免除將來冒險的試驗、無謂的犧牲。
諸君當臨別的時候，預備正忙。贈別的話，不宜太多，所以吾最後只要勸諸君在外國的時候，不要忘記祖國；在新奇的社會裡面，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學遇著疑難問題的時候，務要保持科學的態度，研求真理。 （1927）
在“九一八”事變一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今天此會是紀念東北“九一八”事變一周年的聚會。當此慘痛的紀念日，至少覺得不是個人說話空談的時候，不過要大家集會起來，追想一想國難一周年之經過，使吾們憬覺警惕，不致淡忘。再者大家對於某種事實不大清楚者，亦可由此集會得到相當的瞭解。今天的紀念會，人人充滿悲慘沉痛之情懷，實與開追悼會同一意義，故此紀念會雖謂之為國難追悼會，亦無不可。近來滿洲偽國已與日本簽訂密約，互相勾結利用，為我國根本大患。無論現時吾人對此事具有如何的態度，但東北地圖已變顏色，已成不可諱言之事實。不過東北人民苦其橫暴壓迫，不甘淪為奴隸者極眾，將群起而圖之，則終有規複國土之一日。現在吾人為失東北而悲，吾們中國目前的現象，如患重病之身，不過這病不是立刻就要死的危險病，而患的是血脈不流通，神經麻木，周身不能聯絡貫氣的一種病。行見周身潰爛，體無完膚，不待人之謀我，我自速亡。上年此時，本人尚在美京華盛頓，讀九月十七日之晚報，即得日人在東三省將有動作的消息。蓋日人之侵略東北，蓄謀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早惹世人注意，只要留心萬寶山等次的慘案，處處都可以觀測出來。何待“九一八”事變之實現！當時對此消息異常注意，以為我方總有一點相當對待辦法。但過了兩天，國內毫無動靜，或疑為一時之策略，不意始終未予抵抗。這是最令人痛心的。以擁有重兵的國家，坐視敵人侵入，毫不抵抗，誠然勇於內戰，怯於對敵，何等令人失望。是以瀋陽既去，吉林、黑龍江、錦州隨之而陷。大家不要以為目前尚可苟安。殊不知此時敵方時時可以再有動作，或另有陰險圖謀，實則形勢非常可危。吾們應當深刻紀念，時時注意準備才是。但是東三省雖亡，東北人心未死，前途尚有一線光明。給予吾人一點安慰者，就是東北義勇軍隨地進展活動，不時抵抗奮鬥。使敵人時起恐怖，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則東北或將不致終亡。記得本年三月在“九一八”國恥紀念會，曾請閻寶航先生來校講過義勇軍在東北活動情形。今天特請最近從東北義勇軍方面考察來平之王化一先生為吾們講演義勇軍最近活動真實狀況，尚希諸君特別注意。 （1932年9月）
致新來校的諸同學
諸君今日新來清華的，大多數是初次投進大學。諸君所來的地方，從東北到西南，差不多各省都有；所畢業的中學，總在七八十之數。諸君各地的習俗不同，方言不同，以前所受的訓練亦有差異。但是諸君欲入大學的目的，應該完全相同。因為大學是一個研究高深學術、造就人材的地方，那麼諸君來此的目的，當然是為研究學問，將來能為國家社會做些事業。這個目的，諸君在起首時，要認清楚，以後幾年之內，亦要確切記住，然後各自依這目的，努力去做。學校以它所有的設備，供諸君利用；以它所請來的教師，作諸君的指導，無非為使諸君達到這個目的，但是成功的多少，大部分要以諸君自家努力的大小為定。
清華在國內大學中，是被認為比較完善的。外人評論之點，有謂地勢優良的，有謂建築宏大的，有謂圖書設備充足的，還有謂經費寬裕的，實則就以上各點論，盡有別大學勝過清華的。尤其是經費一層，若就我們所舉辦的事業作比例，要有好幾個國立大學，是短過清華的。但是吾們所最注意的，同時亦願諸君認為是更寶貴的，就是領導諸君工作的師資。諸君來此，如果為擇一個舒適的地方，那不是我們收錄諸君的本意。諸君如願利用這裡比較完備的圖書儀器，吾們必在可能範圍儘量供給。但是諸君在工作指導上，即在人格薰陶上，所最需要的是師資。在現在學校大規模的收納學生，組織上或者有機械式的現象。這是因為人多，不能避免的。但是教育上的緊要途徑，還是在師生的關係。古人謂“教學相長”，現在的教育事業，仍應看作師生共同工作，期達一個共同的目的。但是來求學的人，是要格外多努力，要注重在這個求學。
清華有時受外人的批評，說學生不能吃苦，這一點吾們要盡力去矯正。學校裡的建築整齊些，設備完全些，這不過為使大家工作的便利，食住的方便；為使大家身心同得充量的發育，並不是求大家供應上特別的講究，特別的舒適。在諸君初入校的時候，更要認清這一點，那麼學校在物質上亦還有不周備的地方，不要希望太奢，更不要注重在個人的享受方面。
諸君入大學之日，正是國難加緊的時期，尤其在北方，處在大家認為更緊迫的局勢之下，諸君仍肯來學，可見諸君認識國難不是可以避免的，是要為人堅忍的努力去解決的。現在政府當局忍辱負重的去應付，吾們在學校裡的，應該各就所能，各盡其責，為國家做一點貢獻。但是我們所處的局勢既如此，吾們更要埋首去工作。大家對於個人的團體的言語行動，都要特別注意。古人說“危行言遜”，現在要適應國難的情勢之下，望諸君三複之。 （1935年）
形勢與秩序問題——在1934年度開學典禮上的講話
今天是本校又一學年開始的一天，各師長、各新舊同學中有向未晤面者，可借今日集會互相會晤。所以今日的集會，是很有意義的集會，一方面歡迎休假回國及新聘各位教師來校，同時歡迎新入校的同學來和我們共同做學業的工作。
今年收錄新生人數較往年為多，是可幸慰的事。近數年來校內設備及師資方面，有可以多給有志向學的青年以求學機會，所以多［盡］量容納。人數增加，固可增進教學效率，但是有時因人數太多，或反使效率減少，這便是我們不能無限的多招新生的原因。各地同學負笈遠來，自屬可嘉，但一個學校之發展，並不能以人數之多寡為比較，要各個人明白各人應盡的職務，去努力做其應做的工作，則個人前途及學校前途才有希望。
三年前的明天，要算我國最嚴重一個國難開始的一天，從前常常慮到我們的工作，或要受外界影響，不能安靜的度過，現幸尚能照常。雖然華北的危機，是隨時可以觸發的，但是我們仍然要不畏首畏尾的領導大家去努力工作，要冷靜耐心的幹。
今秋赴南一行，南中人每嫌華北一帶氣象消沉，對於國難未有深切表示，這或也是事實，但所謂表示，自不在大聲疾呼去做宣傳一類的工作，宣傳在今日，已不能見其效力，我們所注意的是持久的、樹立根基的工作。做這種工作，自然不要求速效，不要慕虛名，所以吾常勸大家在現在情勢之下，要咬著牙，屏著息去工作，因為張口空話亂嚷，於實事無一些益處。
再有一點希望大家注意者，現在新舊同學已達千人以上，在團體生活中，秩序問題最關重要。大學生已具有自治能力，倘各人知道約束自己，自無特定管理規條之必要。團體中最重要的是法律道德，要顧全公眾利益，不但自己要照顧自己，還要處處為別人著想。因為一己的行動，處處足以影響到他人的，團體秩序，是要大家特別尊重才好。 （1934年）
在總理紀念周上的講話
今天所要談的，沒有什麼學術上有價值之貢獻，只不過個人一點經驗，十幾年來服務社會所得到的兩個教訓，在諸同學正在預備自己的時候，報告給諸位，聊供印證參考。
吾人早有一共同感想：以我國幅員之廣，人口之多，國人智力亦頗不弱，而國勢何以如此衰頹？吾輩在學校時，認為須吾輩畢業後以專門知識改造中國現狀，留學者更抱負非凡，然畢業者歸國者現已不少，何以中國猶未改造？其癥結何在？愚歸國十二年余，曾在學校及行政機關服務，與軍界、商人，甚至土匪流氓，亦多有接觸。由過去服務經驗，得兩教訓：
（一）知人與合作。無論在政界、學界、社會救濟事業中，均常感到事事缺人——所謂中國人多僅在數目，而處處缺乏適當人材。故現最急需者即“知人”：知人之能力，知人材之來源。但有時已有人材，而不能合作。考究其原因，據愚服務各種事業之經驗及多年觀察所得，不外“私”、“偽”二者——此為缺人及不合作病象之兩大原因！所謂私，即只為個人利益著想，忽略“事”及團體利益。政治上、社會上許多問題胥由於“私”。例不勝舉，諸君諒能體會。關於“偽”，可舉一事：民十九愚赴陝救災，見華山麓下數十裡平原皆植罌粟，而當地政府始終聲稱禁煙。此表面與事實不符，即是“偽”。此為極大病根。如國家只重表面虛言而略實際，當然造成各種事業不進步、國家危弱之結果。
（二）認“事”與達觀。近年人材較夥，亦間能合作，但仍無補於國事者何故？即因國人不注意事實本身及事理，專問言由誰發，計由孰出？有人因“私”而忌妒，而顛倒是非，遂阻“事”之進行。現社會最缺乏者為是非標準，如對熱河失守，言論尤有紛歧，其例是已。一般評論漫無標準，人乃各由己意。私見益深，國事益劣。今後吾人對事，應深深考察，追求究竟，以確立是非標準。切勿一聞惡評，輒灰心或取容易方法與社會同化。應只認“事”理，只為“事”努力，不能顧一般毀譽。是非雖無標準，但浸久自漸確立。
希望諸同學，現在即開始準備：（一）認識人，注意各種專門人材，並如何使大家合作，養成因公忘私精神；（二）認“事”（此點在學校練習為最好機會），對任何理論時事，皆求認識分析事之本身，就事實來下評論。再培植個人志向，同時注意磨練自己，使有不屈不撓毅力。 （1934年）
《中國的大學》一本需要所有中國大學教授和學生閱讀的經典著作
《中國的大學》是一部由清華大學“終身校長”梅貽琦先生所撰寫的闡述其一生辦學理念和治校精神的經典著作。“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梅貽琦的這些作品從創作之初，就受到了朱自清、馮友蘭、蔣夢麟、潘光旦、馬約翰等大家的一致讚美和推薦。
可以說對於民國時期的教育家，我們知道蔡元培、陶行知，或許還知道張伯苓、蔣夢麟等，但是對於梅貽琦，我們瞭解的似乎少了那麼一點。我們知道梅貽琦這個名字，大概是從他出任清華大學校長的就職演說時所提出的那句著名論斷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開始的。
人們也許遺忘了梅貽琦，但是梅貽琦並沒有被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人所遺忘，更沒有被廣大的清華學子所遺忘。梅貽琦這三個字，在一定程度上不僅僅是一個人的名字，它甚至代表了民國教育家的一種風度。梅貽琦的一生緊緊地和清華大學聯繫在一起，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清華，因此被稱為清華大學的“終身校長”。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時清華大學的學術精神和辦學理念。也正是在梅貽琦執掌清華大學期間，清華大學才從一所頗有名氣但無學術地位的學校迅速崛起，成為國內一流的大學。著名學者潘光旦曾在1940年盛讚梅貽琦終其一生服務清華時說：“清華所培養出來的多少人才之中，對母校竭其心力，能如是鍥而不捨的，已有幾人？目前從事于大學教育的人中，或負行政的責任，或主專門的講席，對所出身的學校，能如是其全神貫注契合無間的，能有幾人？不因時勢的遷移，不受名利的誘引，而能雍容揖讓與大學環境之中，數十年如一日，中國之大，又有幾人？” 今天的學術腐敗、學術造假、教師不端行為層出不窮，相較于梅貽琦的“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實令世人汗顏。
清華大學在民國時期以“教授治校”這一民主管理方式被時人所稱頌，而正是梅貽琦執掌清華大學期間，才奠定和鞏固了的這一治校方式，這也為日後清華大學的發展奠定了格局。清華大學在梅貽琦就任校長之前，曾發生過多起驅逐校長的運動，但唯獨梅貽琦就任校長期間，沒有人出來倒過他。儘管梅貽琦自我解嘲說這是因為學生大抵不願“倒楣（梅）”，但他和師生的關係以及他對清華大學的貢獻，正如朱自清在本書的序言中所寫的那樣：“梅月涵先生便是難得的這樣一位同情的校長。他和清華關係之深，是大家知道的；他愛護清華之切，也是大家知道的。但難得的是他知道怎樣愛護清華；他使清華在這七八年裡發展成一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在這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裡，同仁都能安心工作，樂意工作。他使同仁覺著學校是我們大家的，誰都有一份兒。”
梅貽琦曾就大學的教育方針和辦學理念發表過許多文章，他在論述大學的使命時說：“辦學校，特別是辦大學，應有兩種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材。”而大學究竟要造就什麼樣的人才，這是每一個教育工作者，特別是高校的管理者應該思考的一個問題。反觀我們當下的教育，剛進入大學便已經有了分科，甚至在高中階段便已經有了文理分科，過於強調知識的吸收、傳承的重要性而忽視學生綜合素質的發展。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校長曾表示，中國大學要想成為世界一流，至少需要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國大學過早地劃分了專業，忽視了對學生的通識教育。而梅貽琦在《大學一解》中則明確提出通才教育的思想，他認為在大學期間，“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正是因為奉行了這種思想，清華大學才得以在各個領域培養出一流的人才。
此外，梅貽琦還就發揚團隊精神，對學生的體育和德育教育等方面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他所發表的許多文章，在今天看來仍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參考價值。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的高等教育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在辦學條件和招生規模方面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是伴隨著這些變化而來的是教育品質的下滑和人們對教育的擔憂與質疑。特別在如何破解錢學森所提出的“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這一問題上更是引發了全國範圍的大討論。相比之下，以梅貽琦等為代表的教育家在抗戰時期西南聯大那種極為艱苦的條件下，竟然取得了的豐碩的成果，培養出了大批的科學家、文學家和哲學家，在教育界、工商界出類拔萃者亦不在少數。這一巨大的反差更應引起我們的反省與深思。
梅貽琦的教育思想和辦學理念這些年來一直被人們所忽視，市場上流通的關於梅貽琦的著作更是廖若星辰。然而，伴隨著眼下教育危機的不斷加深，是時候來重新認識和解讀梅貽琦的教育思想了。適應形勢的需求，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推出了梅貽琦先生的畢生之作--《中國的大學》。該書從“大學之精神”“清華之為清華”“西南聯大的精神家園”“工業化的前途和青年的使命”四個方面，闡述了梅貽琦的精神之道、治學立校和大學生的安身立命的嚴肅課題。該書一經出版，便已成為國內五十所重點大學校長的案頭之作。
在當今社會風氣和學術氣氛日益浮躁的情況下，與其哀歎昔日大師已遠去而今大師實難尋，不如靜下心來閱讀一下梅貽琦在教育方面所發表的一些真知灼見。從這一點上來說，《中國的大學》就是一本值得所有中國大學教授和學生閱讀的經典之作。
讀梅貽琦《中國的大學》改善大學教育現狀，從改變教育理念始
說起中國的大學，近些年來，給人的感覺是建築的教學樓越來越高了，占地的面積越來越廣了，招生的規模越來越大了。還有什麼越來越呢？我想恐怕是人們對教學品質的質疑聲越來越多，對大學發展現狀的不滿越來越多。
這些年來中國的大學教育在硬體設施方面確實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其教學品質、教育理念並沒有隨著這些硬體設施的改善得以改觀。一所大學是先建大學的大樓，還是先聘請學識淵博的大師到校任教，這是一種辦校理念上的差別。清華大學終身校長梅貽琦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所發表了所謂的“大師論”，“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大師才是一所大學的靈魂之所在。一所大學，如果沒有一定的大師在這裡做支撐，無論你的辦學條件、硬體設施怎樣改善，所謂的大學也不過是徒具外形而已。一所沒有大師的學校是一所沒有靈魂的學校。可以說中國大學教育近些年來的裹足不前，其很大程度上是緣於一種教育理念的跟不上。以至於最後出現辦了這些年的大學教育之後，錢學森還會發出“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一疑問。
梅貽琦先生曾在清華大學任校長多年，正是在他擔任校長期間，清華大學從一所頗有名氣但無學術地位的學校迅速崛起成為國內一流的大學。其先進的教育理念無疑在其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的大學》這本書正是反映梅貽琦多年以來在教育方面的理念和實踐終結，是梅貽琦的畢生之作，文如其人，得到朱自清、潘光旦等人的大力推崇。這本書從“大學之精神”“清華之為清華”“西南聯大的精神家園”“工業化的前途和青年的使命”四個方面，闡述了梅貽琦的精神之道、治學立校和大學生的安身立命的嚴肅課題。在這本書中不時流露出梅貽琦對大學教育的真知灼見，這為改善我國教育現狀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和參考。因此該書一經出版，便已成為國內五十所重點大學校長的案頭之作。
如果你是一所大學的校長或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想為中國的大學教育改革做出一份貢獻，那麼請閱讀梅貽琦的《中國的大學》，它會告訴你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應持有怎樣的教育理念。
如果你是一名在校的大學生，正在為自己的前途和所學專業感到迷茫困惑是，那麼請閱讀梅貽琦的《中國的大學》吧，它會告訴你如何學有所得，如何學以致用，如何加強自我修養，並且最終能夠報效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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