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劫難》
《台灣大劫難》
內容簡介
2008年5月，台灣馬英九當選總統，中國隨即於6月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中制定三大謀台方案：
《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
《關於對臺軍事鬥爭準備預案》
《統一臺灣的政治法律處置預案》。
要求中國外交、內政、軍事、公安、國安、宣傳部門，都要主動為對臺灣的統一戰線工作服務，務必於2012年，不戰而勝臺灣。
本書獨家取得上述極機密資料，並加以詳細剖析，極具爭議與話題性。
關心台灣命運的人、要作為一個自由的台灣人，「台灣大劫難」是不分黨派、階層，都不能不看的保命書！
作者簡介
袁紅冰
中國著名流亡作家、自由主義法學家、詩人哲學家、民主政治活動者、「中國自由文化運動」 發起人、《自由聖火》網站總編輯。
現居澳大利亞。
前言
這是一本台灣人必讀的好書，有謹嚴的解析，有浪漫的抒情，更有警世的訊息。
——郭正昭（哥倫比亞大學科學史博士）
"台灣大劫難"——
一個自由苦索者為台灣升起的烽火。
一位中國流亡作家為台灣敲響的一次暮鼓晨鐘。
——李敏勇（詩人、文化評論家，台灣國家文藝獎獲得者）
中國流亡作家袁紅冰先生所著"台灣大劫難"（《台灣自由三部曲》第一部）自出版以來，現已銷售七萬餘冊；甫一推出，即雄踞誠品、金石堂、博客來等書店社科類書籍銷售冠軍。該書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一次印刷，十一月二十四日即第二版印刷，十一月三十日第三版印刷。到二零一零年一月五日，已是第五版印刷。在短短一個半月的時間內，即售出兩萬餘冊。創下同類書籍在台灣島內的新紀錄。熱銷程度可用“洛陽紙貴”、“一書難求”形容。其英文版與日文版亦全球發行。
"台灣大劫難"不僅全面揭密中共2012年之前全面控制台灣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戰略和策略準備，中共對國民黨和台灣各階層的大規模統戰滲透活動，而且揭示出中共同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正在進行的國家利益交換，同時也揭示了中共國安和美國相互配合，收集提供陳水扁家族在海外洗錢證據，等一系列敏感問題的內幕。這些內容讀起令人驚心動魄。
"台灣大劫難"既是大揭密之書，也是大警醒之書。該書不僅語言生動、華美，更充滿深刻的政治哲理。作者把中共專制對台灣自由的威脅，放在人類精神大危機的背景下來審視，並提出保衛台灣自由免受中共專制暴政摧殘的“大智能之策”和“大英勇之策”。這使得"台灣大劫難"一書具備了深沉的歷史感和人類大視野，同時也顯示出發人深省的政治智能。
第一章 共產中國──不是你理解的中國
第二章 中共暴政的政治意志：2012，不戰而勝台灣
第三章 寵絡國民黨 裂解民進黨 組建傀儡黨──中共的政治統戰
第四章 從"市場一體"過渡到"政治一統"──中共的經濟統戰
第五章 控制傳媒、馴化學者與政治和尚──中共的文化與社會統戰
第六章 當前中共外交戰略的重點
第七章 “軍事攻台預案”與統一後對台灣的處置
第八章 台灣的政治現狀
第九章 台灣的絕望
第十章 台灣的希望
【現全文連載，以饗讀者。】
第八章 台灣的政治現狀
一、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降
——愚蠢，還是叛賣
黃蜂尾上刺，毒蛇口中牙，兩般皆未毒，最毒暴政心；黃河九曲，烏江百折，亦難比中共之意曲折難測——中共暴政的政治陰謀之詭譎百端、兇殘偽善，舉世莫匹，冠絕古今。這既是因為中共的西方極權主義理論基礎的反人類性，也是由於當今中共權力意志的人格代表的變態心理。其實，當代中共官員凡能飛黃騰達者，必先接受馬克思主義和官場阿諛逢迎術的心靈閹割，成為精神閹人。而胡錦濤竟成為中共權力意志的主宰者，中共政治的極端陰謀化、惡毒化趨勢便不問可知。
中共官場中流傳着一項軼聞：胡錦濤在西藏任書記期間，因其總是微笑如儀，和藹可親，甚至給人軟弱的感覺。有一嗜酒如命的廳級官員認為其不像男人，一次乘酒醉之機，當面折辱胡錦濤，問之曰：“你為何不長鬍子？”一九八九年胡錦濤頭頂鋼盔，手持武器，親臨街頭鎮壓西藏僧人起義，這位廳級官員看到胡錦濤後，竟被嚇得當場小便失禁——當時的胡錦濤與平時判若兩人：臉色黑青如鐵鏽、目露凶光若巨蜥、神情陰冷似活屍。後來，胡錦濤上調中共中央不久，這個廳級官員便因膽病而亡。中共官場普遍相信，他的死是由於膽被胡錦濤嚇破了。
上述中共官場軼聞，初聽之時令我心搖神動——胡錦濤之陰沉可怖竟一至如斯，可使狗官膽破而亡。胡錦濤主持制定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觀之思之，其心機之詭詐，心腸之陰毒，相信鐵石之人都會心碎膽裂。然而，馬英九正在亦步亦趨，按照胡錦濤的統戰陰謀的引導，走在通向政治黃泉之路上。與那個中共廳級官員不同之處在於，馬英九不僅不知死之將至，因此毫無畏懼，反而鼓樂齊鳴，作凱歌行進狀。卻也可成人類政治史上的一道奇觀。
那麼馬英九究竟為什麼會如此篤定？是由於無知，還是因為他已經與胡錦濤達成叛賣自由台灣的共識——對此，我尚不敢斷言。不過，馬英九政府向中共的全面投降卻是有目共睹，鐵證如山。之所以稱之為“全面投降”，是因為在政治、經濟、外交、文化、國防、精神價值各個領域，馬英九政府都自宮自殘，以應和中共統戰政策之節奏。毋謂余言之過分，試看我曆數馬英九政府全面投降之斑斑劣跡如左。
（一），政治領域的投降。
政治領域的投降首先表現為馬英九對“一中各表”的推崇。在這個問題上，中共的意志表述極端明確，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代表，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共的這個表述至少有下列政治含義：其一，徹底否定《中華民國》作為政治主體和國際法主體的存在；其二，絕對肯定中共享國家恐怖主義暴力和國家謊言維護的政權是中國的唯一政治法律存在；其三，完全否定台灣人民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把台灣人視為中共極權國家的政治奴隸。
可見，中共的“一中”表述根本無視《中華民國》，以及其憲法的歷史和現實存在的事實。面對中共咄咄逼人的“一中”表述，馬英九的表述又是什麼呢？馬英九敢於作出針鋒相對的表述嗎？馬英九有膽量這樣說嗎？——“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民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大陸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沒有膽量或者沒有意願這麼說，那麼在中共取消《中華民國》的政治法律存在和否定台灣人民自決權的“一中”表述之下，馬英九奉為圭臬的“一中各表”，只能意味着投降。理由在於，中共的“一中”只意味着中共專制的國家形式，即《中華人民共和國》，馬英九由於在自己的表述中不敢否定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自然不能合乎邏輯地確認“一中”就是《中華民國》——既然只有“一中”，《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 不能並存，不共戴天的政治概念；企圖通過所謂“各表”掩蓋兩個政治概念互相絕對否定的邏輯關係，不過是掩耳盜鈴的欺人之舉。只不過，中共此時欺人是為了掩蓋其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的統戰陰謀；馬英九政府欺人是為了掩蓋其向中共政治投降的真相。在中共氣壯如牛，馬英九政府膽小如鼠的情況下，“一中各表”實際只能起到為中共的表述張目的效應；馬英九政府的政治投降，本質上乃是國家意志的投降。
政治原則上的投降必定產生具體的社會效應。中共陳雲林訪台時，馬英九政府撤幟降旗的鬧劇；中共小官張銘清因政治挑釁被撞摔一個政治跤，而台灣司法卻要大張旗鼓為其找回“公道”的醜劇，都是馬英九政治投降的社會倒影。
按照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規劃，以確保國民黨連任為前提，二○一二年台灣大選之後，應當立即開始中共和國民黨兩個執政黨的領導人直接的政治談判，並於二○一二年秋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前完成談判，簽訂統一協議。請允許我再說一遍：在這個意義上的所謂“統一”，其實質內容就是廢止中華民國的國號、憲法、國旗；中共一黨獨裁的專制政權，則以中央政府的權威控制台灣，台灣因此喪失為保持自由所必須的獨立的政治人格，台灣人將實際成為中共極權專制的政治奴隸。
中共最高領導人同時出任國家主席已成定例。為保證中共與國民黨兩黨領導人將來簽訂的“統一”政治協議同時產生行政權力的效應，中共希望國民黨最高領導人同時也是“台灣地區的領導人”——中共外交中現在便是如此稱謂馬英九；顯然，雖尚未“統一”，中共已視中華民國如無物，視馬英九為可以任意擺布的政治玩偶。
我們確實不知道馬英九是否已同中共暗通款曲，或者雙方只是心心相印，情意相通；我們只看到，中共略顯欲聞弦歌之“雅意”，馬英九便隨即弦歌並呈——馬英九已決意兼任國民黨主席之職。無論真相如何，馬英九此意此舉恰恰應和了中共政治統戰策略的需要。用偶然性能夠解釋馬英九與中共之間政治舉措上的和諧嗎？
（二），經濟領域的投降。
中共確定的統戰步驟是，先經濟統一，文化統一，然後再實現政治統一；經濟統一的標誌則是建立兩岸市場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的機制，從而使中共的經濟體，成為台灣經濟的主導，台灣經濟淪為中共經濟體的附庸；實際上就是實現中共經濟對台灣經濟命脈的絕對控制，台灣經濟對中共經濟體的絕對依賴的最終目的。
我們斷言馬英九政府已在經濟領域向中共全面投降，是因為馬英九政府所有經濟意向和經濟政策，都在為中共推行上述意義的經濟統一大開方便之門。為實現以中共經濟體系為主導的兩岸市場一體化，馬英九政府竭盡全力推進ECFA的談判和簽訂，而且作賊一樣進行暗箱操作，以躲避台灣各界對其的質疑；為實現以中共金融體系為主體的兩岸金融一體化，馬英九政府不僅醞釀而且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開始實施金融“全面開放”的政策。更難以容忍之處在於，馬英九政府正通過散布與中共實現經濟一體化是台灣經濟唯一出路的意念，製造中共是台灣的經濟拯救者的神話，進而摧毀曾經創造過“亞洲四小龍”奇迹的台灣的經濟自信，並把擺脫台灣經濟危機的全部希望，都寄託於中共極權專制下的經濟體。
摧毀國家和人民的經濟的自信心，把國家的經濟前途的決定權完全交給他人——這是國家的敵人才會作的陰險至極的事。在這個意義上，馬英九政府正在做的，便是與中華民國為敵，與台灣人民為敵。最弱智的政客都會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對外經濟關係的多元化是一個國家獨立與安全的基本保障之一；如果喪失對外經濟關係的多元化，任由國家的經濟命運被一個懷有覬覦之心的強權所左右，國家的政治獨立便自然喪失。對此，馬英九似乎完全沒有理解。他基本放棄開拓多元化的對外經濟關係的努力，而只專註於興高采烈地幫助中共，這個對中華民國和台灣人民懷有強烈政治敵意的政治存在，把經濟絞索套在台灣的經濟命脈之上——中共也從不隱瞞它的政治敵意；它向來公開宣稱，它的目標就是要否定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治獨立的存在。馬英九政府的經濟意向和經濟政策，則正在為中共消滅中華民國的主權，以及台灣人民受到中華民國主權保護的自由，創造經濟的條件。難道這就是馬英九同中共交往要“先經濟，後政治”的原則的價值歸宿嗎？
（三），國防與外交領域的投降。
在一個常常不會被真理說服而只相信實力的世界上，要想保持國家生存，就必須建立足以令任何可能的入侵者遭受難以承擔之損失的強大國防實力；沒有自衛能力者，沒有獨立存在的可能。面對十餘億人組成的懷有深刻敵意的阿拉伯世界，以色列以彈丸之地能保持有尊嚴的強悍的政治存在，除了國家意志、精神價值等方面的原因之外，還在於它擁有令強敵膽寒的國防力量，在於它的潛在的核武器國家的地位。
外交是國家主權和政治獨立的國際關係表述；放棄外交同放棄國際生存空間是同一回事。外交之戰意味着政治之戰和軍事之戰的序幕；外交休兵則應當以相互共同放棄國家之間消滅對方的政治意志為前提。
中共已經將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作為其內政與外交的戰略重心。近年來，中共大力發展軍事能力，在戰艦、戰機、導彈、核武器以及太空戰能力各領域都有重大進展，已經取得對台灣的軍事優勢。儘管如此，中共強化軍事能力的努力不僅沒有放緩，反而呈現出方興未艾的勢頭；上一年度中共軍費升為世界第二，便是極具象徵性的指標。
外交領域，中共作出一定的調整，即暫時中止策反中華民國的二十幾個邦交小國，因為，這些小國對於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無足輕重，而把外交重心轉向同美日的利益交換領域——通過在與美日國家核心利益相關的問題上的讓步，換取美日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共的外交讓步。顯而易見，中共的外交調整絲毫不意味着外交休兵，而是企圖在外交領域對台灣一劍封喉。
中共強化軍事力量，調整外交方向，近期的戰略目標都直指用中共的極權專制統一台灣。可謂目標明確，殺氣逼人。面對鐵血強權如此兇險的威脅，馬英九的政治反應，恐怕連中共都會暗中笑掉大牙。一句國防“不武”，復之以外交“休兵”，馬英九盡顯政治無知風采。看來，馬英九在摧毀台灣的經濟自信的同時，還要摧毀台灣的防衛自信和外交自信。
中共極權者不會被政治白痴愚蠢的善意表示感動，而只會被強大的力量和堅定的意志“說服”；台灣要想在鐵血強權之前成功地衛護自由與獨立，唯有一途，即在屬於台灣的時間還沒有乾涸之前，重建足以震撼敵膽的強大武備，並同中共展開針鋒相對的外交之戰，向國際社會展示不自由毋寧死的意志。
馬英九的國防與外交投降，是在自毀中華民國主權實力基石，是在自毀台灣政治獨立的國際空間——馬英九在以中華民國總統的名義，毀壞衛護台灣自由的主權之盾。
（四），文化領域的投降。
用文化統一為政治統一奠定基礎，是中共對台文化統戰工作的總體目標。中共還為文化統一設立了兩個主要指標，一是通過直接或間接控制面板灣主要媒體，基本控制面板灣社會的輿論導向；一是通過全面的學術交流和研究課題的高額資助，使台灣的學者整體上以大陸作為學術的基本依託，形成兩岸學術整合的態勢。
現在，中共文化統戰工作的兩個指標已經基本達到。眾多台灣媒體淪落為中共統戰宣傳的喉舌；絕大部分台灣媒體表現出的輿論一致性，直追中共新聞檢查制度嚴密控制下的大陸媒體。台灣的絕大部分大學學術研究的重心已移向大陸；經中共官方嚴格審查後發布的學術資料，成為相當一部分台灣學者的基本學術依據。就實際情況而言，中共已經通過對媒體和學術界的統戰控制，實現了兩岸在中共黨文化意義上的統一；台灣的學術自由、新聞自由正在死亡，只等中共享政治統一，為台灣的政治自由送葬。
對於上述情況，馬英九政府不僅沒有試圖採取任何有效措施，從實質上保護台灣的新聞自由和學術自由，反而開門揖盜，對中共的文化統戰在台灣顯示出的社會效應，笑臉相迎，樂觀其成。更有甚者，馬英九政府的相關部門，竟準備允許台灣的考試中出現中共憲法的內容。殊不知，中共憲法序言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是全體人民必須服從的政治領導；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所有人都必須遵循的指導思想。難道馬英九政府已經急不可待地要由文化領域的投降轉向政治領域的投降嗎？難道馬英九政府已經急不可待地要讓中共變成台灣人的政治領導，並讓台灣淪為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和文化的殖民地嗎？
（五），精神價值領域的投降。
馬英九政府在政治、經濟、國防、外交、文化領域內的投降，最終都歸結為精神價值領域的投降，而精神價值的投降則是馬英九政府全面投降的起點。
人類雖然有物性的一面，但本質上卻表現為精神的存在，人正是由於精神能力而理解自由，並超越萬物，獲得獨立於自然史之上的精神的命運和意志的歷史。在物質力量的意義上，中共現在比台灣強大；在精神價值，這個表述人類本質的範疇內，台灣卻遠比中共強大。因為，台灣所擁有的以主權在民原則為主導的民主制度，以多元文化為基礎的精神自由，以人權理念為前提的法治，乃是與人性最深刻的追求一致的真理；中共的極權專制不過是“尸居餘氣楊公幕”，終將由於其反人性的致命弱點，而被歷史埋葬。
然而，馬英九自從加冕總統之後，在精神價值的領域竟然也像小媳婦一樣，對中共暴政這個惡婆婆曲意逢迎，關愛周至，甚至在六.四血案二十周年的感言中，馬英九也玩弄文字遊戲，刻意掩飾六.四屠殺的反人類罪的性質，把六.四之血，當作取悅中共的政治口紅。在與中共的交往中，馬英九政府完全放棄台灣的精神價值的優勢，背棄自由、民主和人權等台灣立國的理念，試圖換來中共的經濟恩賜。但是，用精神價值的投降換來的經濟利益，不過是鴆殺台灣的自由與尊嚴的毒酒。
儘管馬英九聲言執政期間“不統”，可卻也並不着力隱藏他對統一的情感認同。不過，關鍵在於，“統一”這一個概念之下，卻有兩種針鋒相對、水火不容的價值觀念的衝突——用台灣的自由民主人權理念統一大陸，那是歷史的進步，因為，那意味着大陸十五億人擺脫了中共政治奴隸的枷鎖，成為自由人；相反，用中共的極權專制統一台灣，則是歷史的大倒退，因為，那意味着兩千三百萬台灣人喪失自由，淪為中共極權專制的政治奴隸。中共正運用它所擁有的全部力量，追求二○一二年以極權的中央政府的名義，統一台灣。這種意義上的統一，是台灣的大劫難。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降政策，正為中共實現上述追求而效犬馬之辛勞，盡奴婢之心意。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其實也不難理解。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降，乃是國民黨權貴階層全面投共的政治反映。在中共的統戰之下，相當一部分國民黨權貴的利益已與中共暴政血脈相連，他們個人或者家族利益的主要支撐點已經不在台灣，而在大陸。當台灣的現任眾多高官其家族都在大陸有巨大的工商利益，馬英九政府又焉能不降。
約一個半世紀之前，英國兵鋒直薄廣州城下，當時的兩廣總督葉名琛，坐守愁城，“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最終被俘，自盡於異國，史稱“六不總督”。現在中共統戰陰謀直逼台灣，今日之總統馬英九卻以聲稱“不統、不獨、不武”，即什麼也不做應對之，可謂“三不總統”。“六不總督”與“三不總統”，隔時間之長河與空間之海峽遙遙相望，相映成趣，倒也可成一段歷史典故。
二、民進黨的狹隘
——理想主義凋殘的悲劇
民主進步黨曾是理想主義的政治之花。台灣也曾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託於民進黨；千禧年民進黨萬眾擁戴，昂視闊步走進權力的聖殿，意味着理想主義的勝利。民進黨執政八年，把台灣的社會自由推進到世界前列。這是民進黨對台灣作出的意義深遠的貢獻。台灣政治大學教授李酉潭因此而將陳水扁稱為台灣的“自由先生”，乃是代歷史立論的公允之言。
然而，曾幾何時，理想主義的政治之花便凋殘於權力的聖殿之上。勝於對理想主義的追求與堅守，敗於理想主義的凋殘——這將成為民進黨永遠不變的宿命。二○○八年的敗選，表明台灣人民在痛苦的失望中，收回對民進黨的理想主義的信任；國民黨的勝選不是因為國民黨的政治魅力，而是由於民進黨政治魅力的枯萎。
對於民進黨，喪失政治理想主義，就意味着喪失了一切。時至今日，民進黨仍然迷失在理想主義喪失後的精神陰影中，作苦苦的思想掙扎。這種思想掙扎就表現為民進黨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的進退失據，首鼠兩端，捉襟見肘。現就選擇這些問題中最重要的兩個分述如下。
（一），陳水扁問題。
由於陳水扁曾被視為台灣政治理想主義的象徵，所以，陳水扁及其家族利用公器實施貪瀆的事實，是血淋淋地插入台灣人心頭的一根柄利刃；這個傷痕一日不痊癒，台灣人就一日不會原諒民進黨，並恢復對其的理想主義的信任。
陳水扁事件 曝光之後，民進黨內部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態度，而這兩種態度都與政治理想主義南轅北轍。其一是急於通過與陳水扁切割的方式，推卸民進黨對其前黨主席的罪錯應當承擔的政治責任。這種態度既愚蠢又狹隘。說其愚蠢，是因為其試圖推卸不可推卸的責任；說其狹隘，是因為陳水扁與民進黨的關係已成不可更改的歷史，通過拋棄陳水扁挽救民進黨只是庸人的小聰明。對待陳水扁事件的另一種態度則表現為不分大是大非，不辨原則對錯，無視陳水扁家族貪瀆的事實，一味挺扁，真不怕傷透了台灣民眾的心。這種態度亦是既愚蠢又狹隘。愚蠢在於不承認，或者不敢面對陳水扁家族貪瀆的事實；狹隘則在於以私情取代公理與正義，似乎要民進黨，這個民主社會中的政黨，這個對台灣負有重大政治責任的政黨，變成“哥兒們義氣為重，兄弟情誼為先”的江湖幫派。
陳水扁事件確是民進黨的重大危機。但恰如尼克松所言，危機意味着危險中存在機會。只要克服危險，抓住機遇，就能重新贏得命運的主動權。民進黨如果是一個具有政治理想主義道德操守的政黨，處理此種危機的原則應當極其明確：第一，不是與陳水扁切割，而是主動承擔民進黨對其前主席罪錯應當承擔的政治責任，向全體台灣人謝罪；第二，就民進黨及其領袖在權力腐蝕下的墮落，進行真誠而深刻的反省，公布反省的思想成果，並在此基礎上重建民進黨之魂——政治理想主義的道德操守；第三，在以黨的名義敦促陳水扁向台灣人民真誠謝罪的同時，對於來自國民黨，或者其它政治勢力企圖藉機進行司法迫害的行為予以揭露，並堅決反制，依法保護陳水扁的基本人權不受侵害。
正確的選擇往往簡單而明確，但民進黨在陳水扁事件上就是沒有作出正確選擇的政治能力。民進黨員在盲目切割和盲目挺扁兩個極端之間分裂，民進黨中央對陳水扁危機卻態度曖昧，欲言又止，一副沒有政治擔當的小男女狀。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對陳水扁事件的態度曖昧不明，可能比陳水扁家族貪瀆本身，給民進黨造成更致命的傷害。
（二），如何對待中共的問題。
理想主義的凋殘必然導致兩個相互補充的後果，即以整個人類為參照系的廣闊政治胸懷的喪失，以及眼界狹隘的政治實用主義的生成。目前，民進黨正處於這種狀態中。民進黨至今還沒有從選舉大敗的心理震蕩中恢復過來。在眾多民進黨人政治實用主義的狹隘視野中，國民黨幾乎是唯一的政治存在，當然，也是唯一的政治噩夢。由於民進黨中央沒有能力以更廣闊的社會歷史範疇為背景，對台灣的政治前途作出規劃，民進黨的議員和其它社會活動家常常只能通過對國民黨的執政方式提出凌亂瑣碎的異議，來體現自己存在的政治價值。
基於狹隘的政治實用主義的制約，民進黨甚至沒有能力，也沒有真正的興趣，越過台灣的政治生態圈，去注視站在國民黨權貴階層身後的中共，更不要說看清中共的統戰陰謀正在醞釀台灣命運的大劫難。雖然民進黨也逐漸表現出一些關注中共的意向，但那種關注最終還是落在同國民党進行選票競爭的狹隘眼界內。從整體的角度看，民進黨對中共了解之不真切，連隔靴搔癢都談不到，遑論以清醒的預見性，去制定引導台灣應對正在逼近的命運大劫難的國策。
在遭受重創之後重建政治道德形象，以及於台灣危難之際制訂戰勝兇險命運的國策，這兩件事關乎民進黨未來的政治生命。可是，由於政治理想主義的凋殘，在這兩個領域內民進黨均少有建樹，甚至無所作為。不過，民進黨自身的政治危機並非自今日；從二○○○年起，民進黨的政治理想主義便受到權力的侵蝕——得到權力，卻喪失政治理想主義的道德情懷和寬廣的政治視野，這正是屬於民進黨的悲劇。
當年台灣人用選票把民進黨送上權力之巔時，台灣人在民進黨身上寄上無窮希望。人們希望民進黨能夠重建社會公平與正義；能夠政治清明廉潔，掃蕩國民黨時期的黑金政治；能夠以自由獨立的理念，引導台灣走上強國之路。可是，民進黨執政八年，給台灣人留下的卻唯有失望。
國民黨黨產是台灣社會缺乏公平與正義的標誌；創建公平與正義的社會必從清理國民黨黨產始。雖然有張清溪教授等良知知識分子對清理黨產問題已作出充分的學術研究，可執政的民進黨卻在清理國民黨黨產問題上，很少實施具有實效性的政治或者法律措施。
對骯髒的政治與腐敗權力的厭惡，導致台灣人對國民黨的厭惡；人民希望民進黨能讓台灣的政治和權力變得乾淨。儘管陳水扁家族的貪瀆是其卸任後才揭露出來，不過，自台灣第一家庭開始貪瀆的那一日起，台灣社會就必定開始受到潛在的毒害，人們凈化政治和權力的希望也必定開始黯淡。
通過獨立建國以維護台灣的自由、民主、人權和尊嚴——這是民進黨的政治理想，也是其政治之魂。然而，成為執政黨之後，民進黨的一些政客不再把獨立建國視為崇高的政治圖騰和神聖的政治事業，而是當作同國民党進行選戰的廝拼打鬧的說辭，甚至用以挑撥撕裂族群的情感，從而使獨立建國的理念變成各種競選中的政治表演，變成政治T型台上展現身段的政治“明星”的外衣。
獨立建國的理念從政治理想主義的高度，墮入以贏得選票為原則的實用主義政治的狹隘範疇，民進黨的政治淪落也就開始了；勝選是為保住權力，但試圖用背叛政治理想主義的方式保住權力，最後只能被權力拋棄。
對於任何族群，獨立建國不僅是一種政治理想，同時也是艱難的政治事業——需要超群的智慧、堅定的意志、周密的籌劃、長期的準備、艱苦的拼搏才可能完成的事業。然而，執政八年，陳水扁並沒有作出真正的努力，創造政治、法律、軍事、經濟等方面的條件，使獨立建國的理念更加接近現實，相反，只是偶爾發出幾聲語言的挑釁，把一個艱難的政治事業淺薄化為口舌之爭。
常有人以種種遁詞，諸如議會不佔多數、美國不同意等，為民進黨執政八年政治上的無所作為辯護。不過，這些辯護不會被歷史接受。因為，歷史的指責不是針對結果，而是着眼於過程——民進黨並沒有以執政的政治優勢，用獨立建國的理想，引領台灣走上光榮或者悲壯的命運之路。更何況，沒有努力的過程就不可能有結果；看似不可能達到的結果，又常在艱苦卓絕的努力之後實現。當年為在強敵環伺之下保持國家的生存，以色列的政治家不顧美國的強烈反對，果斷地使以色列獲得潛在的核武裝能力，而這種能力恰構成以色列生存安全的最重要的軍事依據，同時美國最終也接受了這個他們曾反對的現實。可見，以色列政治家事前的判斷充滿睿智，即美國在中東的核心國家利益需要一個強大的以色列存在，美國並不需要一個對美國唯命是從但卻軟弱的以色列；沒有能力自立自衛的以色列終將被美國拋棄，強大的國家實力是以色列得到美國支持的前提。
很可惜，陳水扁不但沒有盧武鉉自裁以謝國人的源於道德的勇氣，也沒有以色列政治家為自己的國家利益而無視美國意願的源於智慧的勇氣。他執政期間太把美國當回事，不敢把台灣獨立建國的利益真正置於美國的意願之上。結果是美國反而不把他當回事，視其為“麻煩製造者”，並同中共連手，使其家族貪瀆的罪證浮出水面。
現在，中共對台灣的統戰陰謀已如黑雲壓欲摧之城。由於民進黨八年執政在強國強軍上鮮有作為，也由於當前國民黨政府的全面投降引發的台灣從政治意志到國家實力的全面弱化，屬於台灣自由命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屬於民進黨的時間也不會再有另一個八年。要想再次崛起，民進黨必須在重建政治道德形象和制訂應對大劫難的國策這兩個領域，都重新贏得台灣人民的信任。只是不知民進黨中是否還能湧現出天縱英才，重造政治理想主義，重新贏得人民的道德信任，並為台灣的自由贏得時間。
三、民眾的茍安心態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以色列有一道聞名於世的“哭牆”。那是古老歲月中入侵者焚毀的宮殿的殘垣斷壁。現在，重新建國的以色列早已成為地中海畔堅如岩石的政治存在，但以色列人卻依然常在“哭牆”之下，用淚水和悲泣，回憶千年亡國的哀痛和重新建國的艱辛。那“哭牆”下飄散的淚水和搖曳的哭聲，恰是回蕩在以色列人心靈間的憂患意識。以色列的強大與安全，相當程度上得益於這種普遍的憂患意識。
返觀台灣，儘管中共從未停止宣示要用其專制政權控制台灣的政治意志，也從未停止用戰爭威脅或者統戰活動的方式，緊鑼密鼓地為實現其政治意志作急不可待地準備，但是大部分台灣民眾卻處於一種奇怪的無憂少慮的狀態，對中共欲控制台灣的政治陰謀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善良的台灣人似乎只按照一種最簡單的邏輯，對中共的行為和自己的前途作出判斷：我們台灣人又不去傷害中共，中共也就不會傷害台灣。
然而，生活常常不是簡單的，而是複雜的；歷史也往往不會按照看似合理的邏輯運行。中共對台灣的戰略，並不是由台灣的態度決定，而是基於極權政治對危險的認知，即，中共意識到，台灣民主化在大陸廣大民眾中的政治示範作用，已形成對中共專制的致命威脅，而消除威脅的根本辦法，就是借統一之名，用中共的極權政治控制，並進而消滅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這就是善良的台灣人難於理解的中共極權專制者的政治邏輯，而這個邏輯正主導兩岸關係的前途。
普遍的茍安情緒在台灣社會中瀰漫，使得大劫難變得更加難以避免。對危機的警覺是應對危機的前提；茍安情緒之中只有對危機的麻木不仁，對平安的一廂情願的幻想。台灣社會在茍安情緒中昏昏然沉睡的如此之深，以至於少數智者對大劫難的預言，似泥牛入海，激不起驚醒的波瀾。
此次大劫難事關台灣自由的生死存亡；此次大劫難源自一個獲得巨大經濟能量的鐵血強權。台灣又一次被迫面對無可避免的冷峻的命運挑戰。而戰勝大劫難需要堅硬的國家意識、不自由毋寧死的良知、同兇險的命運決死戰的意志、用血與生命衛護獨立與尊嚴的勇氣，同時還必須有源於大智慧的戰略構想和策略設計。但是，普遍的茍安情緒卻使戰勝劫難所必須的一切都成為不可能。一廂情願的對和平生活的幻想，侵蝕了台灣的政治意志，自由激情和勇敢精神，也消融了台灣洞察命運的智慧。掃蕩危及台灣自由的茍安情緒，首先是台灣政治活動者的責任。可悲可嘆之處卻在於，絕大多數台灣政治活動者竟應當對茍安情緒的產生和蔓延承擔責任。
中共享統戰活動編織出對台灣一往情深、善意如海的騙局，來掩蓋其政治陰謀的戰靴在暗夜中踏出的鏗鏘聲。國民黨政客則抓住每一次政治表述的機會，讓台灣人相信中共善意的真實性；馬英九不僅把中共描繪成台灣經濟的拯救者，更企圖證實中共也將給台灣以國際生存空間的謊言。國民黨正在散布一種荒謬至極的邏輯，似乎中共暴政，這個剝奪十五億中國人政治選擇權和精神自由權的極權專制最後的巴士底獄，這個把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發揮到極致，以維護權貴特權利益的政治黑手黨，這個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最寡廉鮮恥、且腐爛至極的貪官污吏集團，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具有上帝般無私情懷的政治慈善家，它不僅要施捨給台灣經濟繁榮，還要給台灣帶來和平與安全，而為得到這一切，台灣所要作的，只是“不統、不獨、不武”，即什麼也不作，經濟繁榮以及和平與安全就會從天而降。國民黨權貴真是利令智昏達於弱智的程度，他們竟不懂極權專制從來不可能扮演政治慈善家的角色，世上也沒有免費的午餐，中共追求的不是“不統、不獨”，乃是“必統”，而且要以中共專制的名義統一台灣，即台灣眼前得到的經濟和其他利益，必須以台灣的自由與中共相貿易；而失去自由之後，台灣也就將失去曾經得到的一切，因為，專制控制下的政治奴隸，連命運都不屬於自己。
國民黨權貴有意散布茍安情緒，根本上是為了在台灣社會缺少警覺的狀態下，以最小動蕩的方式，將台灣的自由出賣給中共極權專制，從而換來自己家族的榮華富貴，衣錦還鄉。與之同時，某些民進黨政客的意識也成為台灣社會茍安情緒的另一個來源。之所以如此，則主要是由於這些民進黨政客對中共政治的基本無知。他們的無知就在於試圖與中共進行一種政治交換：只要中共不干預台灣獨立，他們對中共在大陸摧殘人權、踐踏自由的種種惡行就願意閉目塞聽，不予理睬。且不說這種政治交換本身就不是一個以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為立黨之本的政黨應為之事，只就實際可行性而言，也表現出對中共的無知。中共所要的，是通過控制台灣，一勞永逸地消除台灣民主在大陸民眾中的政治示範作用對中共的威脅；中共所要的，是以中央政府的名義，將其統治的權威置於台灣政府之上，以凱旋者的資格，對中共與國民黨的歷史命運作最後的結論。所以，民進黨根本就沒有同中共進行政治交換的資本，除非民進黨也步國民黨之後塵，走上背叛與出賣台灣自由之路。
據知情人士透露，中共政協主席賈慶林聽到有民進黨人士想作上述政治交換的情況彙報後，語帶譏諷地說：“這些民進黨人真是天真的可愛。不過可以繼續同他們談這個話題；讓他們有一點兒幻想也好，有幻想就不清醒，就可以為我所用。只要我們的同志目標明確，頭腦清醒，不對他們抱不切實際的幻想，就能夠使我們的統戰工作進退自如，遊刃有餘。”
無論何人，從賈慶林的這段話中都可以得到一個深刻印象，即同中共老謀深算的狡猾政客相比，某些民進黨政客天真得像處男。然而，這些“政治處男們”同中共作政治交換的幻想，卻潛移默化地強化着台灣社會的茍安情緒。當然，也有一批民進黨人意識到來自中共的威脅，並試圖向台灣人發出警訊。但是，他們卻又缺乏對政治概念進行政治戰略和策略分析的能力。他們看不到，或者不願看到，“中國”至少可以分為兩個概念：一個是數千萬人構成的中共官僚階層，一個是十餘億大陸普通民眾，這兩個概念天然處於對立狀態；對台灣自由的威脅，來自中共官僚階層，而不是大陸普通民眾，大陸普通民眾最多只是中共享專制暴力挾持的人質——大陸普通民眾實際處於政治奴隸的地位，而政治奴隸連自己的命運都決定不了，又怎麼能決定台灣的命運。
由於缺乏進行上述基本區分的政治認識能力，這部分民進黨人的警訊只能籠統地把中國當作危險之源。如此一來，不僅愚蠢地把十餘億本不是台灣敵人的大陸民眾置於敵對狀態，更模糊了危險的真正來源，因而使其警訊缺乏只有真實準確才會產生的震撼性。顯而易見，愚蠢而又不具備震撼性的警訊不但不可能讓人驚醒，相反會使社會的危機意識變得更加麻木。
一個族群的政治家的責任之一，便是對威脅族群政治安全的危險提出預警，並設計和實施克服危險的政治方案。台灣的政治人士群體卻沒有承擔起這個責任——國民黨故意掩飾危險，民進黨則缺乏有效預警台灣社會的政治智慧。社會中另一個對此負有責任的階層，是被稱為“民族智能之鏡”的知識分子。然而，世俗化和物慾化的重重污跡，卻使台灣的“智慧之鏡”變得模糊不清；眾多知識分子的心靈迷失於世俗的享樂，腐爛於物欲的追求，早已冷漠了自由的激情。自己都喪失了對自由的熱戀，又怎麼會有激情為台灣的自由而奔走呼喚，驚醒社會。
台灣知識分子中自也有風清月白、聰慧睿智之士，他們確也清醒地認識到台灣正處於大危險之中。但是，面對台灣社會昏昏然、熏熏然的茍安情緒，他們所作的，往往只是長太息以扼腕，心痛楚而黯然。對於這些朋友我願不揣冒昧，以進一言：命運不會被心疼感動，歷史也不相信嘆息；命運只可能被艱苦卓絕的努力征服，而可能感動歷史的，常是絕望中的奮起——知不可為便不為，非英雄的選擇；知不可為而為之，縱然不成，也可免千古遺恨。
四、簡要結論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此乃百代真理，千古明訓。如果說知恥近乎勇，那麼知憂則近乎智。然而，當今之台灣，國民黨權貴興高采烈地從全面投共中尋求幸福的歸宿，民進黨在自身的政治危機中苦苦掙扎，民眾則在茍安的幻想中得到安慰。大劫難逼近之際，又有幾人為台灣的自由而憂心如焚？台灣的高山激流，雲海花影應為這種情況而悲愴。
“生於憂患”之憂，非“杞人憂天”的愚人之憂，而是智者之憂。愚人之憂，魔由心生，幻影重重；智者之憂則必以紛繁複雜的表像下之客觀事實為基石。撕裂中共統戰活動的騙局，越過國共兩黨共同營造的兩岸“互利雙贏”的假象，人們便可以看到，中共把自由的台灣關入極權鐵牢的政治陰謀和實際行動，猶如古代行刑隊血淋淋的屠刀一樣真實。
智者之智不僅在於洞察憂患之源，預見劫難，更在於將智者之憂，轉化為社會之憂，大眾之憂。唯有如此，人們才能從憂患中奮起，萬眾一心，眾志成城，集思廣益，戰勝劫難。不過，說服公眾往往比洞察真相困難得多。有人說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會成為事實，然而，真相即使被無數次的表述，有時也難以喚回公眾那一顆顆迷失在謊言中的心。我曾有言，“美是艱難的，自由是艱難的，高貴也是艱難的。”現在看來，讓迷失於謊言中的公眾理解真相，也是艱難的，如果不是更艱難。但，我準備承受這種艱難；我書寫本書就是在承受述說真相的艱難。
有好奇者或許會問：袁紅冰，你一個與台灣素無淵源的人，為什麼要費心表述關於台灣大劫難的真相？對此一問，我願答曰：我，一個從天雷撕裂的蒼穹之巔走入世間的自由的心靈，以自由為我的信仰，為我的宗教，為我的神；值此台灣自由面臨大危險的時刻，我自然不能置若罔聞。
昨夜，風急雨狂，我於夢中聽到以色列“哭牆”之下，悲聲如歌。不知有誰願與我一起，在善良的台灣人心靈間也築起一道“哭牆”；我相信，當屬於台灣的憂患意識在那心靈的“哭牆牆”間飄蕩而起時，台灣的自由或許會得到命運的賜福。
第九章 台灣的絕望
一、無魂之邦必然衰落
——那將是永久的悲哀
人類歷史的本質是自然史之上的意志史，所以，人類命運之間的搏戰，首先是意志的對抗。而意志軟弱者必敗，無意志者必敗。無論對於個人或是族群，情況都是如此。當前，台灣與中共之間正處於重大的命運的搏戰之中；之所以重大，是由於搏戰的結果直接關係到台灣自由的存亡。
為國民黨政府的大陸政策辯護者常喜一言，即“台灣不能閉關鎖國，而必須同大陸交往。”但是，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是否應當進行交往，而在於交往中台灣是否具備明確、堅定的政治意志和精神價值。人們看到，中共的政治意志從未稍有模糊——中共要賦予其極權專制以中央政府的權威，取消中華民國及其主權，使台灣成為極權中央政府管轄下的一個地區。無論江澤民時期對台灣的軍事威脅，還是胡錦濤時期對台灣的統戰利誘，中共上述政治意志都沒有改變。
那麼國民黨政府是怎樣表述其政治意志的呢？有馬總統英九曰：“不統、不獨、不武”。看來，這位“三不”總統只懂得說明他不敢作什麼，而沒有能力告訴世界他敢作什麼，他想作什麼；這位總統的政治意志只意味着表述他的不作為。一方面，中共的政治意志如長劍出鞘，寒光砭骨，咄咄逼人，一方面作為台灣權力意志象徵的馬英九，卻絲毫不具有進取性的政治意志表述，在雙方政治意志狀態如此不平衡的情況下，台灣又如何能在兩岸的交往中主宰自己的命運？無意志者即行屍走肉，其命運只能被交往中意志強悍的一方主導——這是馬英九政府同中共交往過程中正在發生的事。
“三不”總統是腐朽沒落、喪魂失魄的國民黨權貴階層的政治倒影。國民黨曾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作為其政治意志。但那早已是昨日黃花，恐怕今日的國民黨政客都會把該黨過去的政治意志當作笑料。嘲笑自己的歷史的人，必定被現實嘲笑。當前的國民黨權貴早就凋殘了萬里之志，甚至連偏安的勇氣都已喪失，竟淪落至名義上“聯共制台”，實則“投共賣台”的中共的政治臣僕——一旦喪失政治理想和政治意志，就將在歷史的輕蔑斜視中成為政治笑柄；當前的國民黨權貴正在向歷史裸露出屬於政治行屍走肉的醜態。
國民黨已經沒有能力為台灣鑄造堅硬的政治意志，民進黨的獨立建國的意志也沒有成為台灣的國家意志。相反，民進黨的代表人物，從陳水扁到陳菊，面對中共時雖然表現不同，卻顯示出同樣的政治機會主義。
陳水扁執政八年，台灣的國家政治意志也處於曖昧不明的狀態。所謂“台灣已經獨立，不需要再宣布獨立”的說法，不過是沒有勇氣賦予“獨立建國”的理念以國家意志的權威，從而同中共企圖控制台灣的政治意志作生死搏的一種託詞，不過是用政治投機主義的方式迴避中共政治意志挑戰的表現。儘管台灣事實上不受中共管轄，但台灣作為獨立國家的法律要素遠不完備。獨立國家首要的法律要素便是據以立國的憲法。而現在台灣擁有的“中華民國憲法”，把中國大陸也涵蓋於其主權範圍之內，即大陸和台灣同屬“中華民國”的範疇。所以，在台灣還承認“中華民國憲法”權威的情況下，台灣的獨立建國就是還沒有完成的法律進程；換言之，如要獨立建國，就必須修訂憲法，為台灣獨立重建憲政法治的主權基礎。陳水扁並沒有運用執政的政治優勢，把獨立建國的理念推向台灣國家意志的高度，相反卻用“台灣事實獨立，無須宣布”之類借口來自慰。自慰都是猥瑣的，無論生理自慰，還是政治自慰，都脫不掉猥瑣之氣；用政治投機主義的小聰明，來掩飾不敢同命運決死戰的怯懦，實際上意味着政治的自殺。正由於領袖人物對獨立建國理念採取政治投機主義的態度，民進黨也很快由政治理想主義的魅力型政黨，退化為只能聽懂目光短淺的實用主義召喚的庸俗狹隘的政治存在。
陳水扁如此，陳菊亦復如此。數年前，連戰有國民黨對中共的“破冰之旅”。似乎不願讓連戰獨自風流，二○○八年又出現民進黨高官陳菊對中共的“破冰之旅”。看來，對中共“破冰”已成國民黨和民進黨政客的時尚。
陳菊去大陸最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英雄之舉，便是對中共官員說了一句“中央政府總統馬英九”云云。不過，人們有權利質疑，聲稱以“獨立建國”為信念的民進黨人，對北京中共當局官員宣示“中央政府總統馬英九”究竟意欲何為？難道在暗喻“中華民國”才是中央政府，而北京中共當局只是地方政府嗎？如若是，難道民進黨高官也要開始“一中各表”了嗎？可見，在政治投機主義引發的精神價值混亂之下，根本不可能為台灣找到堅硬的國家政治意志。
從陳水扁到陳菊，在鄭南榕的雄魂烈魄之前，應當羞愧得無地自容。當年鄭南榕一介書生，兩袖清風，面對鐵血強權，雖萬般兇險，仍以自由之名，以大勇者的英雄之氣，慷慨直言：“我，叫做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從此之後，“獨立建國”便有了自由之魂，便有了英雄燃燒的生命熔鑄出的理想主義情操。然而，陳水扁曾掌握強大的國家資源，手握數十萬重兵，陳菊是以“中華民國”的主權為後盾的市長，他們面對另一個鐵血強權，卻首鼠兩端，甚至語焉不詳，不敢把鄭南榕當年說過的話重述一次，更遑論讓“獨立建國”成為台灣的國家意志。鄭南榕在天之靈必然有知，夏日太平洋上湧來的暴風雨，便是他為台灣今日之狀況而傾瀉的萬里淚濤。
無魂之人難免墮落；無魂之邦必然衰落。今日之台灣：政客群體間，多出怕死貪財之輩，鮮有願把自己的生命作為祭品，獻給台灣的獨立與自由的高貴之士；知識分子中，追塵世之名、逐物慾之利者，多如過江之鯽，視知識為美德、以真理為信仰者寥若晨星；普通民眾則於酒足飯飽之餘，袒腹陶然，只思安樂，不慮兇險。與之同時，又是族群撕裂，互為仇讎，內鬥不止。值此大劫難逼近之際，台灣毫無警覺，更談不到奮起應戰。其勢已大危險矣。台灣淪於今日之窘境，根本原因在於國家政治意志的崩頹，精神價值之凋殘，人民自信之冰消雪融——台灣之絕望，就因為已淪為無魂之邦；就因為掌握政治資源和知識資源的人多為無魂之徒。
以色列亡國千年，苦難如山，血海淚濤，然終能戰勝命運，重建祖國，概因其國雖亡，其國家意志未絕，精神價值未死，民族自信未銷；古以色列形滅神存，只喪失了國土，卻沒有喪失心靈的祖國，故雖過千載，仍能復國。以色列生命力的頑強還在於，它創造的精神價值不僅屬於它自己的族群，同時也屬於世界——古猶太智慧中湧現出的宗教精神，直接構成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心靈之源，也間接為伊斯蘭教提供了靈感。凡對人類作出獨特的精神貢獻的邦國，無論其國土多麼狹小，都不會被人類遺棄。萬年歷史間，國興國滅也難以計數。對於那些國家意志不堅，精神價值不豐的無魂之邦，亡國意味着萬劫不復的沉淪，意味着在時間中的灰飛煙滅。對於族群精神價值豐饒的國度，即便亡國也不過是一次命運的磨難，磨難過後，終能以不死的族群文化之魂，向歷史重新奪回命運的主導權。
自當年清帝國戰敗割地，棄台灣如敝履，讓寶島於日本之日起，已過去漫長的時間。約一個半世紀以來，一代代豪俠英勇之人，慷慨悲歌之士，為台灣的自由與獨立，剖肝瀝膽，血灌百花，甚至有用燃燒的生命點燃歷史的聖徒。然而。歷經苦難終獲自由與民主之後，知識分子卻沒有發起具備歷史感的文化運動，通過精神的創造，讓台灣曾經的屬於英雄的百年苦難，升華為自由的哲理和生命的史詩，從而創建出台灣人心靈的祖國。為爭取自由而承受的苦難，是一個族群比黃金更寶貴的財富，但是，苦難只有通過文化的歷程獲得精神價值的形式，才可能成為不朽的族群之魂。令人痛惜之處就在於，台灣的百年苦難並沒有被知識分子用心靈之火和文化形式之錘，鑄成台灣的精神價值與國家意志，鑄成不朽的台灣之魂。
心靈的祖國是現實祖國的精神基礎；族群之魂是國家自由與獨立的文化原因。審視今日許多台灣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的心靈，我們看到的往往是物慾的豐饒和精神的貧困。這一顆顆無魂的心，正論證了台灣淪落為無魂之邦的原因。
堅硬的國家意志源自國家之魂；無魂之邦如何能應對中共鐵血強權的逼迫？難道台灣，這顆亞洲的自由之星，真要在命運大劫難中隕落？難道台灣的自由史詩真得將湮滅於歷史，隨時間一起朽敗為虛無？這屬於自由的悲劇，思之令鐵石之人都會痛斷肝腸；念之令鐵石之心都會黯然神傷。如果悲劇真得發生，則千年易過，台灣自由的遺恨難消。因為，那將是永久的悲哀，那將是不朽的痛苦。
二、台灣政治戰略選擇之第一策
——需要超越島國的大智慧
黑雲低垂，蒼穹如鐵鑄；一片死寂，大野似無邊墓地。身處流亡之地，對萬裡外太平洋波濤中台灣自由命運的憂思，使我夜不能寢。於是，夜半而起，披襟當風，立於絕望之巔，卻仍願為台灣謀：思保台灣，存自由之戰略大策。
在中共鐵血強權前，台灣顯處弱勢。但對人類命運作縱橫觀，以弱勝強之例不絕於史，不勝枚舉。不過，以弱勝強者多數必仗恃充盈着大智慧之戰略。此類戰略雖然各依其所處具體歷史命運條件之不同而氣象萬千，但又至少具有下列共同素質：
其一，應有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應。遭遇強敵，力戰可能大受損傷，所以，弱者之智在於，用謀略瓦解強敵開戰的條件，使之束手束腳，難下啟動戰爭之決心。
其二，應有變被動為主動的效應。強敵當前，弱者本就身處被動。如不能以進為退，以攻為守，變被動為主動，則勢必時時受迫，步步受窘，一退再退，只能最終敗亡。故弱者應對強敵，必思主客易勢之謀。
其三，應有以我之長，擊敵之短的效應。弱者對強敵，最忌全面出擊，處處應戰。強者百強，必有一弱；強者百長，必有一短。弱者百弱，必有一強；弱者百短，必有一長。故弱者必籌謀非對稱戰略，揚長避短，以我之一強，擊強敵之一弱；且要一擊而中，致敵於戰略絕境死地。
其四，要有化弱為強，化強為弱的效應。不戰而又削弱強敵，唯一之途在於用謀略分化強敵內部，以收營糧於敵之效。分化便意味着弱化，強敵因分化而弱化，便意味着弱者相對強化。所以，具備大智慧的謀略，必具有分化強敵之奇效。
謀划勝敵之策，必先知敵，而後知己。此乃千古不移之理。所以，首先應對中共作戰略的分析。
中共敢於制定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根本上是以其受到巨大經濟能量輸血的軍事力量為後盾。如果沒有藏在背後的這隻軍事力量的鐵手，中共的統戰活動就不過是花拳繡腿，不足為慮。而且如前幾章所述，中共利用統戰活動，先期達到經濟統一和文化統一的目標後，在完成政治統一前的最後一刻，為今後易於實現對台灣的絕對政治控制，很可能採用突然的軍事佔領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所以，軍事能力，或者說優勢戰爭能力，構成中共對台戰略的基點。
古有明訓，兵危戰凶。即便對於發動戰爭者，也蘊涵著大兇險。雖然極權專制之下，發動戰爭不需要徵得人民的同意，而是獨裁集團的特權，但是，極權政治總要用遮天蔽日的謊言，欺騙社會，為其戰爭構築謊言之上的“民意基礎”。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軍隊絕大部分成員源於民眾，必受民意和社會輿論重大影響，沒有“民意基礎”，軍心動搖導致戰爭失敗，設甚至政治崩潰，都是很可能的後果。因此之故，古往今來之獨裁集團，都必先用欺騙宣傳，得到民眾的“支持”，才敢邁出戰爭的腳步。更何況，當今中共領導人胡錦濤之流，儘是靠背信棄義、阿諛逢迎而爬上權力高位的政客，全然沒有毛澤東那一代老共黨趟過血河，走進歷史的凶神惡煞之威。胡錦濤一類政客，雖野心如熾，但又怯懦如鼠；如果沒有通過欺騙宣傳構築的“民意基礎”，他們便寧肯老病而死於榻上，也不敢問戰爭之事。
就台灣問題而言，中共的所有欺騙宣傳都是圍繞“國家統一”這個核心概念展開的。其欺騙宣傳要達到三個直接目的，即首先激起十五億中國人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狂熱；其次，掩飾中共仇恨並消滅台灣自由民主制度的真實政治意圖；再次，以“內政”的名義，阻止國際社會幹預其消滅台灣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和軍事行動。
中國普通民眾實際處於被徹底剝奪政治選擇權和思想言論自由權的政治奴隸地位。由於政治道德基礎的深刻危機，中共暴政越來越依靠國家暴力和國家謊言維持其存在。長期生活在對國家暴力的恐懼和無窮無盡的謊言之中，相當多中國人程度不同地生成變態的奴性人格。奴性表現為逆來順受，奴顏婢膝，任憑自己和國家的政治命運由中共權貴肆意撥弄；變態則表現為，政治與思想的長期壓抑下，卻又極端渴望受到中共政治奴隸主讚賞因而安全的情感瘋狂發泄。同時，由於謊言已成基本生存方式，所以中國人貌似瘋狂的激情也具有虛偽性——君不見中共駐南斯拉夫領館被炸後，在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外抗議的人群如瘋如狂，但其中最狂熱的幾位學生領頭者，數月後卻又為中共獎賞他們去美國的留學機會，而設華奢之酒席，大宴親朋，泄露出視美國如天堂的真意。虛偽一至於此，其生命已成謊言。
中共當局有意把煽動狹隘民族利己主義狂熱，設定為中國十餘億政治奴隸發泄壓抑感的通道。所謂“狹隘民族利己主義”，是極端自私的物性貪慾的群體表現，是無視人類和其他族群權利與利益的黑暗意識，是中國十餘億政治奴隸用來治療其生命壓抑之痛的精神鴉片。中共的宣傳機器則把“國家統一”的概念，當作製造這種精神鴉片的最主要的原料。
事實上，即使中共極權政治控制了台灣，也絲毫無助於中國普通民眾改變其政治奴隸的地位；中共主導下的“國家統一”，只對強化極權有利，而極權的強化對普通民眾而言，只意味着將承受強權更加肆無忌憚的欺凌。然而，人之愚蠢有時甚於禽獸。禽獸憑本能尚能準確判斷生存利益之所在，而十餘億中國政治奴隸卻願意在中共的欺騙宣傳中，享受狹隘民族利己主義的精神快感。這是可悲的，但這是必須面對的冰冷的真實。
對中國大陸民眾政治覺醒的恐懼，促使中共當局用“國家統一”的概念，來掩蓋其消滅台灣自由民主制度的本意。中國民眾儘管淪為政治奴隸，但其追求民主自由的良知並未泯滅。極權與人民的對立是必然的政治邏輯，踐踏基本人權是極權的天性；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運行二十餘年，社會財富和權利的兩極分化已臻極端，官民相仇，不共戴天，民間反抗，如火如荼。正是由於極端恐懼台灣民主的政治示範作用引發大陸的民主化浪潮，中共才決意儘快控制消滅台灣的民主體制。當然，中共會千方百計把其真實的政治意圖深深地埋藏在“國家統一”的概念之下。因為，一旦暴露了真實的政治意圖，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意志便在大陸民眾心中徹底喪失合法性。
通過上述審視可以發現，中共的強大之處在軍事和經濟的物質能力，其軟弱之處則在極權政治以人民為敵的本性，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道德的缺失。正是出於掩飾其弱點的需要，中共才不得不借諸“國家統一”的概念作謊言的核心，煽動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隱藏真實的政治意圖，為其解決台灣問題製造政治道德基礎。如果這個虛假的政治道德基礎崩潰了，中共對台灣的整個戰略也就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返觀台灣，同中共相比，軍事和經濟的物質能力處於弱勢，但政治道德基礎卻極其強大——台灣現在崇尚自由、民主、人權、多元文化的立國之本，由於符合人類的自由天性和社會發展的歷史潮流，而擁有強大的精神能量。對於單純的自然歷史而言，物質的邏輯是主導者。然而，人類的歷史本質上是意志史，因此，對於人類的歷史而言，精神能量如果運用得當，便能夠起到舉足輕重，主導命運的作用。
面對中共鐵血強權以軍事入侵為後盾的政治逼迫，為“扼住命運的咽喉”，台灣要想不戰而屈人之兵，只有以己精神能量之長，反制中共之弱點，一舉擊潰中共動用武力犯台的政治道德基礎。以上述考慮為前提，台灣的戰略選擇第一策，可以簡單明確地表述如下：
宣示願用台灣的自由、民主、人權和多元文化的立國之本，和平統一中國大陸；中國大陸政治民主化之日，就是兩岸以聯邦製為前提統一的程序起步之時。
台灣的戰略選擇第一策雖只短短兩句話，卻是大智慧的結晶，蘊含著足以挽狂瀾於即倒，制強敵於戰爭未起之前的策略能力。如若不信，且聽我將其效應曆數如下：
其一，“國家統一”是中共享謊言為其製造“政治道德”基礎的唯一支點，也是中共迎合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用武力或統戰方式控制台灣的唯一理由，因而構成中共戰略主動性的起點和歸宿。如果台灣也有魄力宣布用台灣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統一大陸，那麼，不僅可使中共犯台的政治道德基礎消弭於無形，而且中共的戰略主動性也將完全喪失，同時台灣則取得了戰略主動性。
台灣之所以能在戰略上變被動為主動，主要並不是由於提出 “統一”，而是因為提出用自由民主、人權和多元文化這些構成台灣立國之本的價值原則，統一中國大陸。眾所周知，中共的統一模式是所謂“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模式中隱含着大陸永遠只能實行中共極權專制，大陸人只配永遠作中共政治奴隸的黑暗意識。台灣的精神價值原則則表明，只有大陸人民從政治奴隸變為自由人，兩岸的統一才有可能性。一方確認自由，一方肯定專制，兩者在精神價值上的高下立分——台灣如偉岸高崖，中共似陰暗低谷。或有人會言曰，“中共不可能接受自由民主統一的倡議。”此話不錯，中共絕不可能主動放棄專制特權，自願民主化；中國的民主只能通過人民舉行如前蘇聯那樣的全民大起義得到實現。不過，正因為中共沒有可能接受自由民主原則下的統一，中共和台灣雙方才會攻守易勢，主動與被動換位。
其二，台灣戰略選擇第一策有撲滅中共煽動的狹隘民族主義狂熱，揭露中國讎視自由民主的真相之效。以台灣的自由民主統一中國，意味着中國十五億大陸人將一勞永逸地擺脫中共政治奴隸的屈辱地位，獲得政治上的大解放。這種自由的召喚將像一次政治外科手術，將“中國”的概念剖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以摧殘中國民眾基本人權為存在前提的中共權貴階層，一部分是對中共極權專制厭惡至極的廣大普通民眾。我相信，來自台灣的自由召喚，將比中共煽動仇恨台灣的狹隘民族利己主義的謊言更有精神吸引力。只要台灣的戰略決策能做到使台灣面對的“中國“概念不再是一個整體，而是分化成為根本利益尖銳對立的中共官僚集團和中國普通民眾兩個部分，台灣就不僅安全了，同時也會化弱為強——安全在於，中共喪失煽動仇恨台灣的狹隘民族主義狂熱的能力，也就同時喪失了發動對台戰爭的“民意基礎”，顯而易見，沒有受到武力侵犯之虞，台灣的安全就獲得基本保障；化弱為強則在於，中國大陸十五億人中的絕大多數，會在自由民主的意義上成為台灣的同盟軍，成為威脅台灣自由的中共暴政的共同敵人。從主動被動易勢，再到強弱的轉化，台灣已可立於不敗之地。
其三，台灣宣示大陸民主化實現之日，就是兩岸以聯邦製為前提的統一程序開始之時，本質上為台灣人民在統一和獨立問題上實現自決權，預留出足夠的政治空間。之所以能如此，關鍵在於“聯邦制”和“大陸民主化”兩個概念。按照現代法的精神，“聯邦制國家”乃是自由人民的自願組合，由此，各地區、各民族的人民通過政治自決權所作的選擇，是聯邦國家產生的必然前提。所以，台灣在是否加入聯邦的問題上完全擁有自決權——沒有各地區、各民族的自決權，就沒有聯邦制國家。另外，大陸一旦民主化之後，也就不再會有法治精神之外的政治強制，而尊重各地區和各民族的自決權，是大陸民主化的題中之意；一個自由的人民自願組成的聯邦才有生命力，也才符合正義的原則。
其四，台灣戰略選擇第一策還可以造成一個時期之內兩岸和平局面，相對符合台灣民眾保持兩岸現狀穩定的普遍願望。理由在於，台灣宣示自由民主原則為統一的政治基礎之後，問題的焦點便由“統一”，轉為自由民主還是極權專制之爭。中共不可能為“統一”而民主，它的政治目的是通過統一消滅民主，同時，它又喪失了以“統一”之名發動對台戰陣的借口。如此一來，形格勢禁，“統一”便變成了一個懸案。這樣就為台灣重建堅硬的國家意志和足以自衛的國家實力贏得了時間。
其五，雖然人類世界在相當程度上仍然實施弱肉強食的叢林原則，但是，實力在國際關係中的運用，卻又往往要以多數國家普遍接受的道義原則為前導。當台灣與中共的爭議的焦點由“統一”，轉為自由民主和極權專制之爭後，相信國際輿論不會站在中共一邊。這既有利於台灣抗擊中共壓縮台灣國際生存空間的陰謀，擴大台灣在國際政治中的迴旋餘地，也有利於贏得更廣發的國際同情和支持，壓縮中共發動台海戰爭的國際政治空間。
綜上所述，台灣戰略選擇第一策的靈魂在於，以台灣精神領域的優勢為基點，運用國策宣示的方式，對中共主動出擊反制，剝奪中共對台戰略的政治道德基礎，剝奪中共利用狹隘民族主義的理論能力，摧毀中共發動對台灣戰爭的“民意基礎”，從而達到不戰而屈強敵之兵的目標。
曆數台灣戰略選擇第一策之煌煌效應，不知不覺間已是朝霞漫空。然而，在我思想的視野間，台灣命運的漫漫長夜依然沒有被晨光劃破。只因為我突然意識到，蘊涵巨大精神能量的國策必要有超越島國的大智慧者，才能理解並實施之。可是，今日之台灣，何處才能找到以人類萬年歷史為基點，以亞洲大陸為背景，籌謀台灣前途與命運的大智慧者？！民進黨政治關注的目光超不出台灣的海岸線，缺乏在更廣闊的政治範疇內作出決策的胸懷與能力。國民黨權貴已如衰朽老翁，早就喪失進取的政治意志與豪情，只思通過投向中共強權，得卑微之平安，可恥之富貴，以度殘生。
台灣戰略選擇之第一策縱有回天之力，其奈無大智慧者何？投筆四顧，心思茫然；掩卷太息，只能將智慧之大策，束之於高閣。
當此神疲心倦之際，為免誤解，保我動機之凈潔，願解釋如下：
我籌思此策，絕非欲將中國民主化之責任轉嫁於台灣。眾多中國大陸異議人士，以及混跡於中國海外民運中的小政客，常指責台灣支持中國民主運動不力。在我看來，這種指責毫無道理，乃是小人之言。我曾多次在演講中公開說過，台灣人是靠自己的血淚充盈的努力贏得了自由與民主，中國人並沒有給台灣任何真正的支持，因此，台灣人沒有必須支持大陸民主運動的義務；大陸的民主化只能靠大陸人自己去爭取，沒有能力自己獲得自由，創建民主，而責怪別人支持不力者，本身就不配享有自由與民主。
上述立場是我不變的原則，特此再次重申，以表明我籌思台灣戰略選擇第一策時，只以有利於台灣的命運與前途作為唯一參照系。
三、台灣戰略選擇之第二策
——需要決死戰的英雄情懷
落日熔金，紫雲漫空；大野之上，流光溢彩，長風浩蕩萬里，正是可令英雄沉醉的壯美之景。我端坐於危崖之巔，舉鐵杯，邀流霞縈繞之金日，與我一起痛飲烈酒。一時之間，心動如戰鼓雷鳴，萬里之外台灣的自由命運又入我胸懷。
古往今來，以弱制強，無非大智大勇二途。如前所述，台灣戰略選擇第一策為大智慧之策，志在以大智制強敵，不戰而將劫難消弭於無形。然而，大智之策需大智之人；無大智者，縱有大智之策，亦莫可如何。落日動人魂魄的魅力在於一個哲理的隱喻——英雄的生命意義只願在壯麗的死亡中達到輝煌的極致。既然大智不能用，便唯有求諸於大勇。當此落日之美所表述的英雄情懷，我願為台灣自由的命運再籌英勇悲壯之策。
台灣戰略選擇之第二策的原則可以用一言概括之：創建台灣共和國，作為台灣自由的政治象徵，作為自由的台灣人族群情感的歸宿；如果中共因此將戰爭加諸於台灣，便以自由之名，同中共強權決生死之戰。
根據以上概括表述，台灣戰略選擇第二策之魂，在於同兇險命運決死戰的大英勇。
回顧人類歷史，創國立邦，常是需要用英雄的生命作血祭的重大事件。
建國大事如要成功，必須以精確縝密的籌謀和艱苦卓絕的努力為基礎。莽撞囂張，不謀而動，不思而行，乃匹夫之勇；謀定而後動，有踏平萬里艱難之能力者，方為英雄。就台灣共和國的創建而言，定然應當是由正名、制憲、強國、宣示、決戰諸範疇有機構成的系統工程。下面，請容我一一分析上列諸範疇的主要內涵。
第一範疇曰“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故台灣建國之大事業，必自正名始。迄今所見為台灣建國正名者，多關注於對人民自決權原則的一般性闡示，而鮮有以台灣的歷史命運為基礎進行的論證。歌德有名言：“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常青。”我則願言之曰：“僅有一般理論原則的論證是蒼白的，唯有從具體的生活歷程中提煉出來的理論，才可能感動世界，說服命運。”僅停留在一般性表述人民自決權的程度上，不能為台灣獨立建國提供足夠的理論基礎。台灣獨立的合理性更深刻地根植於歷史強加給台灣的不公正的命運；根植於台灣堅守自由的需要——屬於台灣的自由，是台灣英烈之士的血海淚滔的結晶，是台灣寶貴至極的財富。
百年之前，清帝國敗於日本，台灣被當作戰爭賠償，割給日本。割讓之時，清帝國的重臣竟把寶島台灣描繪為天厭神棄的不毛之地，以為其喪權辱國之敗粉飾。台灣獨立建國的意志，最初就崛起於作為日本殖民地的艱難時期——獨立是因為清帝國背棄了台灣；獨立是為了擺脫殖民地的命運。
二戰之後，戰勝的強國又把台灣作為戰利品，獎還給“中華民國”。然而，台灣獲得的卻不是自由，而是威權統治和戒嚴恐怖。蔣介石沒有用民主自由對抗中共極權的精神境界和政治能力，反而通過摧殘台灣的自由願望，證明國民黨也有某些同中共暴政相似的政治基因。在此情況下再度崛起的台灣獨立意志，超越了最初只為擺脫日本殖民地命運的民族精神的界限，而與爭取人的自由，這項人類的普世價值融為一體。鄭南榕點燃自己，用化為烈焰的生命宣示了台灣人對自由的熱戀，逼使威權步步退讓，終至一潰千里。台灣的自由由此實現。
然而，台灣命運多桀。值此之時，中共暴政又感到台灣自由民主對其極權專制構成價值威脅，要通過“統一”，讓極權專制以中央政府的權威，凌駕於自由的台灣之上，從而使自由的台灣成為中共極權政治的籠中之鳥，釜中之魚。這種反自由的“統一”，恰為台灣獨立建國提供了合理性的論證。
從當初被割讓，到後來被光復，再到今日中共極權要“統一”，從來沒有誰費心稍微徵求一下台灣人對自己前途的願望；都是台灣之外的強權在擅自決定台灣的命運。現在，又有一種觀念曰：“台灣的命運要由中國所有公民共同決定。”這種觀念出自中共暴政御用文人，一些海外民運垃圾也頻於鼓噪。何謂公民？中國現在有公民嗎？簡言之，公民者，擁有公法上之權利能力的普通民眾。公法權能的核心是政治選擇權，即通過公正、公平、自由、定期的選舉，決定政府權力的歸屬。這這個意義上，中國人全都被剝奪了政治選擇權，都是公法上之權利能力缺失的政治奴隸，所以，中國無公民。政治奴隸連自己的命運都掌握不了，還想要決定台灣的命運，自由人的前途，豈非咄咄怪事。中國大陸十五億人早已淪為中共暴政，一個文化精神上的外來政權的卑微的政治奴隸，卻又希望自由的台灣也淪為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真是荒謬狂悖莫此為甚；陰暗寡毒莫此為甚。
歷史告訴人們，自清帝國背叛台灣，棄之如敝履之日起，中國就喪失了不允許台灣獨立建國的道德權利和法律權利；現實告訴人們，當中共 暴政，一個把中國變成德國猶太人馬克思理論的政治文化殖民地的外來極權專制，要用統一的名義，控制消滅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時，台灣獨立建國就構成人類追求自由的生命史詩中動人的一篇。
台灣獨立建國系統工程的第二個範疇曰“制憲”。在此，不能把制憲的概念僅僅理解為起草並公決通過憲法的法律程序。作為獨立建國事業最重要範疇之一的制憲，應當被理解為創建獨立國家意志的全社會性的文化運動。通過浩蕩的文化運動，讓獨立建國的意志成為精神凝聚力的政治象徵；成為一切認同台灣命運共同體的人們的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從這次文化運動中最終湧現出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至少應當具備兩項素質：其一，小邦立國，首當自信。因此，其憲法應當以該國的命運挑戰為基礎，對自由和正義作出法律理解，而不應當是對其它國家憲法的模仿抄襲；這種具備自己命運特徵的憲法，不僅會同國家對法治的實際需要緊密契合，有效發揮作用，而且是國家自信的最高法律表現——國家有自信，人民才有自信。其二，弱邦立國，更要有強大的精神能力。所以，其憲法要具備超越自己國家的命運，關注整個人類命運和世界前途的精神能力；要對人類數百年來推進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事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作出法律總結，並以此為基礎提出具有現實性和前瞻性的憲法原則，應對人類現在面臨的種種社會危機。關注人類的命運，是一項重要的精神能力；喪失了這種能力，強國會變弱，獲得這種能力，弱國就會由於對人類的關注，而受到人類的關注；當弱國對人類的憲政立法思想和實踐作出不可取代的貢獻之時，她就成為一個強國——強在精神，強在意志。
日前聽到看到一些關於台灣憲法的思想和文稿。這些思想和文稿均不具備上述兩項素質：或刻意模仿他國憲法，雖然模仿惟妙惟肖，卻缺乏應對自身命運的具體挑戰的能力；或極力抄襲歷史經驗，雖然因此獲得歷史感，但卻缺乏應對當代人類所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危機的意識和能力——模仿是猴子的事，人應當永遠以創造性思維回顧歷史，走向未來。以上不揣粗鄙，為抒一孔之見，借用剴切魯直之言，對相關人士若有冒犯，尚請見諒。
台灣獨立建國系統工程之第三範疇曰“強國”。台灣獨立建國，必有來自中共暴政的戰爭。對此不可稍存僥倖之心。因此，強國是獨立建國的題中之意。為達強國之目的，固然要在政治、經濟、文化、國民教育、軍事各個領域全面推行強國之術，但為應對迫在眉睫的戰爭危險，應當首重經濟和軍事兩個領域內的強國規劃。
經濟強國應當借當年扶搖直上，成為亞洲四龍之一的經驗，實施以我為主，全面向世界開放，克服一切必須克服的困難，承受一切必須承受的艱難，建立多元化的對外經濟關係模式，儘快改變馬英九政府全面依賴中共的自殺性經濟方略。
軍事領域早有明訓：弱國欲迎戰強國，並戰而勝之，唯有一途，即運用超常思維，發展不對稱戰爭能力。現代科技的長足進步，又為弱小之國發展足以一擊制強敵於絕境的不對稱戰爭能力，創造出充分的空間。以色列以數百萬人敵十餘億人的阿拉伯諸國，現已立於不敗不亡之地。蓋因以色列具備了令強敵望而生畏的戰爭能力——潛在的核作戰能力。當然，台灣也不必盡學以色列的自存方式，而可以依據自己的條件，尋找發展不對稱作戰能力的切入點。
台灣獨立建國系統工程之第四範疇為“宣示”。所謂宣示，即向歷史和未來，向中共暴政和國際社會，公開宣告台灣共和國成立。
弱小之邦臨強敵而建國，必取強勢之態度。無論強敵如何反應，也無論國際社會一時是否承認，只要台灣人民自己決意建國，台灣共和國就會成為任何其它人的意志都不可能抹去的政治存在。在宣布建國的艱難兇險的時刻， 台灣必須傲視天下，有我無敵，有我無人。
在正名、制憲、強國之後，宣告建國，毫無疑問要選擇最有利的時機。然而何時最為有利，殊難權衡。諸多歷史事實表明，最果斷選擇的時機，就是最好的時機。因為，命運也尊敬勇敢的人，而蔑視懦夫。
台灣的建國宣告應以自由為最高價值；自由要成為台灣獨立之魂。如果僅以族群利益為基礎，放棄自由的最高價值，台灣獨立建國就失去了自己的靈魂，就凋殘了感動歷史，說服人類的精神魅力。
關於“台灣已事實獨立，無須再宣布”之說，有投機取巧之心機，無果決堅定之意志，實不足法。對於此點，在前面已有論及，不再贅述。我於哲思之時，曾寫道：“在現象的世界里，表述就是一切。沒有表述，就沒有現象；沒有表述，就沒有存在。”同理，宣告是台灣獨立建國的正式表述，因而是必作之事。不宣告，命運不會把打開歷史之門的金鑰匙交給台灣共和國；沒有宣告，獨立建國就永遠只是台灣之夢，而沒有進入真實的歷史。
台灣獨立建國的最後範疇叫作“決戰”。這個範疇將成為悲壯的史詩；決戰的結局關係到台灣自由的生死存亡。
對台灣而言，應戰並決戰如洪水猛獸的中共強權，必要有甘泉關斯巴達三百勇士視大敵如無物之氣勢，必要有郁州山海島田橫五百義士視死如歸之膽魄。台灣獨立建國本就是一需要英雄情懷的戰略選擇。大勇之中出大智慧，決死意志中出生路，血戰中方可尋得機遇。只要敢於破釜沉舟，着白衣抬鐵棺，作決死之戰，勝敗尚在未定之數；中共暴政雖氣壯如牛，卻也不過色厲內荏，有致命之弱點。關於此點，請待我在下章詳述。
思想台灣獨立建國之策，不禁逸興飛揚，蓋因此乃屬於英雄之策。想陳水扁執政八年之時，民進黨如能以獨立建國為神聖事業，胼手胝足，卧薪嘗膽，艱苦卓絕，全面推進強國之術，經四年生聚，四年教訓，當可為台灣的獨立自由奠定強大的國家基礎。只可惜陳水扁無勾踐之志，民進黨亦少古越國之志。光陰如箭，時間如燼，八年虛度，一事無成。時勢本想造英雄，無奈陳水扁不愛邦國，愛私家；不思強國，戀金錢。此乃台灣之大悲。
四、簡要結論
台灣之絕望，首在國家意志枯萎，本土精神價值未立，民眾自信喪失。在此情況下，官員怕死貪財，文人物慾熏心，軍士戰志不堅，百姓茍且偷安。無魂之邦驟臨大劫難，又豈能不令人絕望。
台灣之絕望還在於無大智慧之士，行大智慧之策。宣示以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實施和平統一，乃大智慧之策，當可剝奪中共武力犯台的全部政治道德基礎、大陸民意基礎和國際輿論基礎，從而銷強敵之利劍於無聲，彌大戰之禍於無形。只可惜這是一個庸人都很自信，智者銷行匿蹤的時代。除了絕望還有何事可做？
台灣之絕望亦在世無英雄，行大勇敢之策。台灣獨立建國，以主權之盾捍衛自由，將成為人類自由史上的悲愴而壯麗的詩篇。雖說獨立建國意味着同中共腐敗強權作鐵血之戰，但自由仍然有獲勝的機會——中共強權的深度政治腐敗，可能會把機會交給浴血奮戰的台灣。有一個真理如是說：“命運只 被英雄的血感動，而不屑於被庸人的淚說服。”但是，不屬於智者的時代，也不屬於英雄。
中共暴政外部相逼，統戰的溫情脈脈的面紗之後，滅絕台灣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陰謀，如霜刀雪劍，寒氣可裂虎骨；國民黨權貴內部蠧蛀，兩岸“和諧雙贏”的花言巧語之下，出賣台灣自由以求家族榮華富貴之意，如蛇蠍之心，其毒可蝕鐵石。以無魂、無智、無勇之邦，臨內憂外患之境，怎免絕望之嘆。
但是，我仍願佇立於絕望之巔，縱目歷史天際，去尋找台灣的希望。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有一個堅定的信念：台灣，這方養育出自由聖徒鄭南榕的水土，一定會擊碎絕望；台灣，這片養育出大智大勇者鄭南榕的山河，一定會在踏碎萬里絕望之後，走向希望。否則，太陽都應當為不公正的命運而永遠沉落。
第十章 台灣的希望
一、鄭南榕精神
——燃燒的台灣之魂
一九八九年，海峽兩岸都發生了對各自未來命運有重大影響的事件。中國大陸，六.四學運，風起雲湧；六.四屠城，舉世震撼。台灣則發生了一件與六.四相比較少引起世界注意的事件——鄭南榕為抗爭威權，堅守自由的信仰而自焚。
六.四學運黯然敗北，曾如太平洋的波濤般激蕩的國際影響也已風平波靜，極權專制依舊主宰中國的命運；二十年後的今日，紀念六.四者形影相弔，寥寥無幾，歷史似乎已在忘記六.四。台灣的情況正相反。鄭南榕燃燒的生命中熔鑄出打開台灣自由之門的金匙——他在烈焰焚身的慘烈痛苦中所作的生命之舞，宣示出不屈的自由意志，使威權政治心驚膽搖，步步敗退，台灣的自由民主事業終有大成。
為什麼全人類關注的六.四運動不能結出民主之果，至今其精神魅力已成昨日黃花，而當時並沒有引起世界廣泛關注的一位台灣知識分子自焚事件，卻成為台灣專制與自由之間的歷史界碑？原因或許有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則在於中國六.四是一場沒有自己的精神聖徒的運動，而鄭南榕被金焰熔鑄為鐵黑色的軀體，則是台灣自由民主運動的聖物。沒有屬於自己的精神聖徒的運動必敗，因為她缺少感動命運的道德魅力；把生命作為祭品獻給自由民主事業的聖徒，是一場社會運動獲勝的主題歌——這便是歷史的邏輯；歷史似乎很殘忍，但歷史是公正的。
六.四之夜，北京市民激於義憤，舉行了人民起義，用石頭還擊坦克與槍彈，以至於血漫北京。然而，那流淌的血河卻沒有升華為屬於聖徒的精神價值。因為，之後沒有誰宣告，他是自由民主的獻祭者，他的血是獻給自由民主的祭品。“六.四運動”過程中，眾多中國知識分子在學運可能會勝利的幻想鼓舞下，爭先恐後，衝進歷史的聚焦點，作熱烈火辣的政治之舞表演。血漫六.四之後，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表現一言以蔽之：心驚膽破，蛇行鼠竄。其典型者如方勵之，躲進美國大使館，把學生運動的命運留給血雨腥風；至於劉曉波，一朝被捕立刻骨軟心碎，向屠夫搖尾乞憐，長安街上的血還沒有完全歸乾涸，他便撰文發表在台灣《聯合報》上，以詛咒六.四。關鍵之處在於，從方勵之到劉曉波如此作為，既沒有韓信忍胯下之辱，以期申大志於天下的願望；也沒有勾踐嘗糞偷生，為圖復邦強國的大謀略；更沒有太史公忍恥負重，以成就煌煌巨史的大良知——方勵之、劉曉波們如此作為，竟只是出於恐懼，只是因為他們那一顆怯弱的心被暴政嚇碎了。
中國知識分子卑鄙的政治投機心態和庸人的怯懦，弄髒了六.四精神，而歷史不會給不潔者戴上凱旋的榮耀之冠。
國土縱橫萬里，文人碌碌千萬，卻無一人願為自由民主而視死如歸——這是中國民族人格深刻墮落的標誌。在鄭南榕精神前，中國千萬文人應羞愧得無地自容。鄭南榕點燃自己的那一刻，也同時點燃了屬於台灣的理想主義的聖火。從此之後，對於台灣，自由不再僅僅是人們的願望，而升華為熾烈的精神信仰；同時，台灣的自由民主事業和獨立建國理念也由於有了偉大的獻祭者，成為充盈着生命神聖感的事業。釘上十字架的基督是基督教道德精神的象徵；埋葬在金色烈焰中的鄭南榕，則是台灣自由精神的聖徒。對於這位聖徒，自由意味着宗教，自由就是上帝。
台灣是幸運的。因為有了鄭南榕，台灣就有了永遠燃燒的魂魄。鄭南榕精神之所以成為台灣之魂，既是由於他為理想主義而獻祭的聖徒人格，更是由於他的生命中蘊涵的精神價值。我，一個願終生尋找詩意與哲理的浪跡天涯者，對雕刻在台灣命運之碑上的鄭南榕的理念感觸良多。
鄭南榕為獨立建國注入自由價值的內涵。這是一位大智慧者揭示出的關於台灣命運的真理，即台灣獨立建國是獲得自由的政治前提；人的自由，構成獨立建國的核心價值。
當鄭南榕為獨立建國架起通向自由，這個生命哲學的最高價值的精神橋樑時，他已使獨立建國的理念超越台灣地域的限制，超越族群利益的限制，而達到人類普世價值的信仰高度。理解自由，是人類最神聖的精神事業；每一個新的歷史時代本質上都意味着對自由的獨特理解，人類就是在對自由的不斷更新的理解中走向進步。台灣之魂由於以自由為精神之王而崇高；台灣獨立建國由於以自由為精神價值的起點和歸宿，而與至上的真理一致。對此，鄭南榕之功厥偉。
智者視野寬廣如大海，聖徒胸懷遼闊如蒼天。一句“我，叫作鄭南榕，我是外省後代，我主張台灣獨立”，便賦予獨立建國理念大海蒼天般的包容性，使之超越台灣內部族群分裂的狹隘意識，成為生活在台灣這個命運共同體內的所有人群的共同利益的象徵。把獨立建國視為一部分人的事業，甚至精神特權，只能導致台灣族群分裂的結果，把獨立建國引入絕境死地。對此鄭南榕早有警示，而至今卻依然有宵小狹隘之徒樂此不疲。
鄭南榕不僅引導獨立建國的理念走出單純族群或地域利益的狹小眼界，進入自由價值這個生命哲學的最高境界，同時，他又使自由的價值具象化為與台灣實際命運一致的理念，即對言論自由權和政治選擇權的要求，並通過發布《台灣共和國憲法》，確立了實現基本人權的法治方式。這樣，鄭南榕就以獨立建國為基礎，將自由、民主、人權、憲政法治等現代進步的國家意識，熔鑄成一個有機聯繫的價值體系。台灣因此而擁有豐饒的國家意志。
鄭南榕是一個屬於台灣的奇迹。他雖然生長於海島，卻又有絲毫不受島國意識限制的人類價值觀和世界歷史觀。他的“好國，好民”新國家意識中，凝聚着一個雄心壯志：以台灣命運的名義，對人類未來發展應當遵循的新的價值原則，作出不可取代的貢獻。
鄭南榕似乎在二十餘年前就預見到了人類精神的大危機。當前，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從本質上講不是經濟的，而是生命哲學的。以風行數百年的“自由主義”傳統衍生出的放縱物慾的生命態度，以及這種生命態度創造出的生活方式和無節制地超前消費的虛擬數字經濟，構成當前經濟危機的基礎。要從治本，而不是治標的層次上解決這次經濟危機，就必須對構成人類以往生活方式基礎的價值觀念作深刻反思，並以此為前提，創建更符合人類生存保障和幸福追求的生活方式，以及作為這種生活方式物質基礎的經濟機制。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一切應對經濟危機的具體措施，都只不過是下一次更嚴重危機到來之前的鎮痛劑。
鄭南榕不可能在二十年前就洞察這次危機的具體內容，但他的“好國，好民”意識已經提出了一項會為台灣帶來歷史榮耀的責任，即台灣要通過創建新型國家，確立新的公民意識的努力，為人類未來的發展，尋找到更符合人性的國家制度形式。台灣將因此而成為人類國家史上的一顆精神價值的明珠。
島國小邦有四海之志，凌雲之想，並非為圖虛名，而是要在強權虎視鷹顧之下，為台灣獨立建國創造更具世界感和歷史感的價值基礎。不如此，台灣獨立建國就不會獲得殺出命運重圍，並戰勝強權所必須的精神價值能量。我相信，這正是鄭南榕為台灣籌思之深意。以色列亡國千年仍能重建祖國，其精神能量之源，在於古猶太智慧中的宗教情懷對人類歷史和現實的深刻影響。台灣無法像上帝的選民猶太人那樣，從古老歷史的遺產中發現精神能量的源泉；屬於台灣的精神能量只在未來——通過台灣的立國精神，創造出更符合人類自由發展需要的國家形式，從而使台灣的立國精神成為人類時代精神的前導。開國立邦乃重大歷史事件，而人類歷史本質上是精神史，意志史。因此，強大的精神能量——無論其來自歷史的遺產，還是源於引導人類走向未來的精神價值能力，都構成開國立邦獲得成功的必要條件。對此，非大智慧不足以理解。鄭南榕的“好國，好民”思想表述的新國家意識，正是這種大智慧的棲息之所。
釋迦牟尼因踐行其大智慧的苦修與傳道，被稱為“大雄”。鄭南榕的生命中亦有大雄之氣魄。這位台灣的智者既顯示出創造精神價值之大智，也證明了他有踏平萬里艱難，實現精神價值目標的大勇。智慧是美德，但智者如果只思不行，人們便會懷疑智者是否真得愛戀美德。鄭南榕乃是知行合一的英雄，是美德的苦戀者和熱戀者。一旦確立了與真理一致的價值目標，他就毅然前行，絕不瞻前顧後，絕不左視右盼；在他的視野里，唯有崇高的理想主義和不變的現實目標；他無視命運兇險，不顧個人安危，只把自己的生命許給了自由。
創造真理需要智慧，實踐真理需要勇敢，創造並實踐真理者便是聖者。鄭南榕實踐自己精神價值的行為，以壯烈的殉道之死作為終結。那是英雄生命的風格，那是悲愴史詩式的終結。鄭南榕之一言：“國民黨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便將令千古歷史為之動容，因為，歷史也尊敬英雄。當鄭南榕把自己埋葬在金色烈焰之中時，鄭南榕精神就以台灣之魂的名義不朽；鄭南榕所創造的英雄人格之美，就以台灣之魂的名義永存。
回顧英雄的生命點燃的歷史，凝神注視聖者之死，更覺現實中庸人俗物的可鄙。那些用獨立建國理念作政治投機以換取選票的小政客們；那些以“立法會不佔多數”的借口，為自己在獨立建國理念的實踐領域首鼠兩端進行辯護的庸人懦夫，——他們在鄭南榕充盈着高貴理想主義的精神價值前，面對鄭南榕義無反顧，只求真理的命運足跡，不知是否還有羞愧的能力，不知是否還有自省自責的勇氣。
作為立國之本的精神價值乃是國魂。即便國土被奪，國權淪喪，只要國魂不滅，就永遠有希望。以色列國滅千年，終能復國，其要在國形雖銷，而國魂不死。今日，中共鐵血強權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陰謀，正在榨乾屬於台灣的時間；國民黨權貴賣台投共的腳步聲風急雨驟。所幸鄭南榕已完成為自由之台灣鑄國魂的大任；只要鄭南榕精神還沒有被台灣人完全遺忘，台灣的自由之魂就不死。就算最冷酷的命運降臨台灣，即使台灣的自由在大劫難中一時淪喪，只要台灣之魂尚存，絕望就不屬於台灣，台灣自由的命運之星便不會隕落。
二、重建國家意志、台灣主體文化價值，社會道德基礎和人民的自信
——知識分子與政治家的天職
由於知識分子和政治家的失職，台灣人正在忘記鄭南榕精神。這種遺忘，導致台灣喪魂失魄，精神價值混亂，缺乏應對命運大劫難的意志能力。為台灣的自由不死於中共暴政的政治陰謀，台灣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家應當意識到自己的天職之所在，並首先引導社會回歸鄭南榕精神。當然，時間不會倒流，歷史也沒有純粹的回歸之路。所謂的回歸，意在以鄭南榕的精神價值和他的英雄人格魅力為起點，重建國家意志、台灣主體精神價值、社會道德基礎和人民的自信。
重大的命運問題，往往需要通過重大的社會運動才能得到解決。為解決國魂喪失的問題，並應對正在逼近的大劫難，台灣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家有必要儘快啟動四大社會文化運動，即以重建國家意志為目標的“全民制憲運動”；以重建台灣主體文化價值為目標的“自由文化運動”；以重建社會道德基礎為目標的“凈化政治權力運動”；以重建人民自信為目標的“理解鄭南榕英雄人格運動”。這四項運動共同構成“重鑄台灣之魂”的歷史進程。
四大社會文化運動緊急啟動，同時並舉，驚醒昏昏欲睡的台灣社會的良知，震撼渾渾噩噩的茍安心態，擊碎政治道德虛無主義，從而讓重建國魂的事業重返台灣時代精神的中心。
“全民制憲運動”的要旨在於，使重建台灣國家意志的運動超越族群的界限，成為全民共同的事業，從而確立“台灣是所有台灣人的命運共同體”的政治意識。
“全民制憲運動”首先應當撞響台灣命運的警鐘，揭示中共欲滅亡台灣主權與自由，將台灣置於其中央極權統治之下的政治陰謀。通過制憲運動，要達到重建國家意志的緊迫性的全民共識：為給台灣的自由以國家意志保障而制憲；為台灣免於淪為中共的政治奴隸命運而制憲；為阻止一小部分國民黨權貴賣台求榮而制憲；為應戰台灣命運大劫難而制憲。
理解自由與正義，乃是人類崇高的精神事業，是人類政治法律思想的永恆主題。台灣“全民制憲運動”要成為這項崇高事業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要成為這個永恆主題的最新表述——台灣制憲運動一定要超越島國和族群利益的範疇，直接與人類的精神命運對話；唯有如此，才能為台灣重建國家意志的事業贏得整個人類的理解、尊敬與支持。
在總結以往數百年人類追求自由、正義的政治和法律實踐之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重新以憲政法治之名，對自由與正義作出具體的制度性理解，從而使台灣憲法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對自由和正義的經典法律表述；要在把“權力關進牢籠”、防止財富轉化為政治和社會特權、保障競爭過程的公平和競爭結果的合理性與人道性、個人自由與社會共和利益的關係、人的自由發展與自然環境的關係，等所有同自由與正義相關的範疇內，都能體現人類所達到的最新思想邊界。台灣憲法，以及書寫在憲法中的台灣國家意志，將會因此得到歷史的肯定。
國家是政治的範疇，但又首先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構成國魂的精神價值背景；抹去一個國家，必定要滅絕表述這個國家精神價值的文化特徵。中共在其“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就確定，要在極權政治“統一”台灣之前，先行實現“文化統一”——命運已經發出冷峻的警告：如果台灣的自由文化不興，台灣的文化精神便將死於中共暴政的極權文化。
就台灣而言，為有效重建國家意志，必定要同時通過“自由文化運動”，重建台灣主體文化價值。文化價值的重建只有具備浩蕩的社會文化運動的巨大能量，才可能全面實現在哲學、文學、音樂、繪畫、歷史學、法學等領域的狂飆突進。台灣“自由文化運動”的主題就是，以自由的理念為主導，以多元文化為原則，創造出具有台灣命運風格的美學形式、智能樣式和價值魅力。
台灣處太平洋萬里波濤間，乃是東西交匯，南北通達，四方響應，八面來風之地，恰為發育具有獨特命運風格的多元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地理條件。關鍵在於台灣的知識界不要辜負了這片鍾靈毓秀、天造地設的多元文化之地。
意志是人類史的根本動力，而文化精神則構成意志之源。西方文化主宰時代精神數百年，主要依憑“文藝復興運動”中湧現的巨大精神能量；直至現代，許多精神範疇內，人類還在執行“文藝復興”時代的精神遺囑。以史為鑒，可知興衰。今日台灣重建國魂的事業能否成功，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台灣是否具有創造出主體文化價值的精神潛力。任何領域的文化創作固然都是個性的嘔心瀝血的過程，然而，以個性為根據的文化創作成果像夏夜滿天繁星一樣，在同一個命運共同體的蒼穹中璀璨升起，就將構成一次魅力無限的社會文化運動。現在，台灣的命運在召喚“自由文化運動”，以重建台灣主體文化價值；“自由文化運動”則將召喚屬於台灣的文化大師群體，用他們的個性之美所創造的精神成果，點燃台灣主體文化價值的聖火。
“凈化政治權力運動“的必要性，直接肇因於政治道德基礎瀕於瓦解的現狀。國家權力可能扮演兩個角色：當權力符合正義、廉潔的原則時，它就是一個偉大的導師，會引導整個社會走一條向上的道德之路；當權力不公、不義、不廉時，它便成為最邪惡的教唆犯，它會教唆整個社會不相信道德，走一條墮落的道德沉淪之路。
台灣從“光復”直到今天，一直沒有真正解決國家權力腐敗不潔的問題。國民黨當初敗於中共的一項重要原因，便是其官員的腐敗。但是，潰退台灣之後，國民黨並沒有找到根治權力腐敗之策；台灣人民對國民黨黑金政治的厭惡，構成國民黨敗選於民進黨的原因之一。不過，連上帝都難以逆料，肩負台灣人對廉潔政治的歷史性期待的民進黨，竟讓上帝和台灣人民一起失望；陳水扁家族的貪瀆，似乎在論證權力腐敗已成台灣的政治癌變。
陳水扁家族貪瀆事件對於台灣社會政治道德的影響，比國民黨黑金政治更具災難性。因為，人們從來就沒有指望國民黨政治會幹凈；在人們的心目中，國民黨權貴階層貪污，就像小孩要尿床一樣不可避免，而權力腐敗是長在國民黨屁股上的政治胎記——不被寄予希望者，不會使人傷心。對於陳水扁則完全相反。台灣人民把他當作政治良知的象徵和權力廉潔的希望，送上國家權力意志的峰巔。而他用自己的所作所為告訴台灣社會，政治良知是虛假的；權力廉潔是幻想。
我曾有言：“高貴的人格乃是政治道德的生命之源。社會運動一旦凋殘了道德的感召力，就已經死亡了。”民進黨二○○八敗選，正是因為它的候選人已經喪失高貴人格的魅力。
人不怕艱難困苦，就怕沒有希望。在陳水扁使權力廉潔的希望破滅之後，台灣社會對政治道德的信心怎麼能不崩塌？對政治道德的信心是社會整體道德體系的重要支點之一；支點崩塌了，社會道德體系就面臨重大危機。試想，一個對道德缺乏信心的社會，怎麼可能支撐起崇高的國家意志，怎麼可能湧現出絕世之美的主體文化價值？所以應當認識到，“凈化政治權力運動”之必要性雖然直接源於政治道德的危機，但其深刻的意義則在於，凈化政治權力是重建台灣國魂事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因為，高貴的國魂要求凈潔的政治。
“凈化政治運動”是，卻不只是政治範疇的進程；只有成為社會文化運動，凈化政治才會對全民重建對道德的信心產生關鍵性影響。一個社會沒有理想主義，就沒有道德信心；重建對道德的信心，與回歸理想主義是同一回事。凈化政治的社會文化運動要從理論到實踐，從思想到人格，都重返理想主義——要堅信民主政治是乾淨的政治，國家權力必須純凈如水；要堅信承擔重建國魂的天職的政治家必須是冰肌玉骨、兩袖清風的聖徒。我完全知道，在權力腐爛的骯髒時刻，呼喚純潔的理想主義是艱難的；在人性腐爛於物質的時代，召喚理想主義的聖徒人格更意味着大艱難。但是，為了重建台灣國魂的事業不敗於政治道德的崩潰，為了台灣的命運不葬送於權力的腐敗，“凈化政治權力運動”只有高揚理想主義的旗幟，用良知的凈水，洗去政治權力上的人性貪慾的污跡——在艱難的時刻，必須相信良知；喪失對良知的信心；理想主義者便喪失一切。
我已經聽到，台灣命運的大劫難日夜都在呼喚願為重建國魂而生死存亡的聖徒。危難出聖徒。台灣是否能夠獲得屬於未來的高貴而自由的命運，相當程度上取決於這片奇麗與娟秀共存、壯美與清幽同在的山河，是否還能產生出堅守理想主義原則的聖徒群體，以他們純潔的人格，重建台灣人對政治道德的信心。另一方面，僅從政治實用主義的角度考慮，也可以得出結論：無論任何一種政治力量，只要如果能在凈化政治權力的過程中卓有成效，從而獲得人民的信任，它也就必定成為權力的執掌者。
政治權力意志喪失自信，必然導致人民的自信的喪失。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降政策已造成台灣社會自信心崩潰的惡果——台灣人喪失政治自信，畏中共如虎狼，只想委曲求全，不思強國自保；台灣人喪失經濟自信，視中共如財神，大陸市場如救星，於是資金洶湧外流，到中共極權下去尋求暴富，成滾滾如塵的台商之艷夢；台灣人喪失文化自信，學者常游大陸作學術“朝聖”之旅，藝人則以大陸文化市場為戀，本土主體文化價值意識似已駕鶴西去，中共黨文化之思想意識載體滾滾湧入；台灣人喪失對前途之自信，多有私備他國護照、暗移資財於國外者，只待一朝國家淪亡，便惶惶然作鳥獸之散。
台灣人喪失自信之現象不一而足，全在控訴馬英九政府投降政策之罪；台灣社會自信崩潰之現象林林總總，皆在指證馬英九政府媚共政策之惡。一個沒有自信的族群，不可能有豐饒而堅硬的國魂；一個缺乏自信的社會必定喪魂失魄。為召回國魂，台灣必恢復自信。而我願把重建人民自信的社會文化運動稱之為“理解鄭南榕英雄人格運動”。
懦夫自卑，勇者自信。此乃千古不移之理。故重建自信必以召喚英雄人格為始終。鄭南榕為爭台灣之自由，敢直面兇險，一往無前，與強權作生死之決，真震古爍今之英雄。英雄人格是鄭南榕留給他熱戀的台灣之最寶貴的精神遺囑；我分明聽到，那遺囑間回蕩着對台灣民族人格的期待。
重建人民自信之所以應當採用社會文化運動的形式，不僅在於強調其社會性和全民性，更在於強調其哲學性，即要通過文化努力，使鄭南榕人格成為英雄人格哲學的表述。英雄人格的魅力只有升華為生命哲學，升華為一個族群的哲學信念，才可能鍛造出具有英雄人格特徵的族群。對於大劫難正在逼近的台灣，為作自由人而不懼與鐵血強權決死戰的英雄人格，乃是自信之源。無英雄人格便無自信；英雄人格內化為台灣的民族人格，人民自信的重建便隨之完成。讓鄭南榕那具有金焰神韻的人格魅力，通過文化創作，升華為英雄人格哲學的史詩和台灣的民族生命哲學信念——這是台灣哲學家和文學家的天職與榮耀。
光陰如白駒之過隙，中共統戰又管弦繁急，二○一二大劫難步步逼近，屬於台灣命運的時間之河似正趨於乾涸。但是，作正確的事永遠不會晚；作與真理一致的事，即使太晚也必行之。更何況，對於良知未泯的台灣知識分子和政治家，他們此生所能作的最後一件有意義的事，可能也只有為台灣召喚自由而高貴的國魂。
一個需要聖徒的時代也必定是需要英雄的時代。重建國家意志、台灣主體文化價值、社會政治道德基礎和人民自信——這便是既屬於聖徒，同時屬於英雄的事業。我祈願，我相信，命運將把最後的微笑獻給聖徒與英雄。因為，命運女神心中也應有聖徒和英雄之戀。
三、中共暴政的強大與衰弱
——命運最後將對誰微笑
歷史常常表現出難以預料的戲劇性，因為，命運才是最傑出的戲劇大師。源自中共暴政的大劫難正逼近台灣，屬於台灣的時間似乎已經不多了。但是，很少有人意識到，中共巨大的經濟外形之下，政治危機正如地火奔行，並為最後爆發儲存能量。在台灣的大劫難和中共的政治大危機之間，歷史很可能再次展現齣戲劇性。
中共暴政擁有世界上人數最多的軍隊，擁有千萬貪官、百萬警特、十萬鐵牢、御用文人無算，用一黨獨裁體制控制立法、行政、司法等全部國家權力，用專制權力壟斷全部國土資源和經濟資源，用國家恐怖主義式的暴力控制媒體、學校和其他文化單位。在物質的意義上，中共暴政極其強大。不過，人類區別於萬物的本質只在精神；人類史本質上是意志史。從精神意志的角度，即從人類史本質的角度審視，中共暴政已經達到政治大崩潰的臨界點。
此前眾多所謂“中國問題專家”曾作出過中共崩潰的預言，但預言都沒有得到現實的肯定。其原因在於，這些“中國問題專家”總是按照外國的經濟規律，來對中國的前景作出經濟的判斷；他們根本不懂中共本質上是政治的動物，而非經濟動物，所以對於中共而言，只有政治危機，沒有經濟危機。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出現餓死四千萬人的經濟災難，中共卻穩如巨石，就是因為當時中共全面的政治危機的條件還沒有成熟。今日之中共雖然獲得前所未有的經濟能力，但其政治本質已經病入膏肓，徹底腐朽，來日無多。為明中共政治崩潰在即，試看其政治危機的諸種表現如下。
其一，對於任何政治形態，精神凝聚力都意味着最重要的生存保障。而無論這種凝聚力是源於真理，還只是一種歷史的誤會。然而，現在共產極權理論已經徹底破產，中共血腥殘暴的政治實踐又使其成為政治道德的破落戶。中共在理論基礎和政治道德雙重意義上都喪失了精神凝聚力；中共暴政由此淪落為赤裸裸的追求私利的貪官污吏集團。
絕對權力必然絕對腐敗；喪失精神信仰的權力則是腐敗的極致。中共暴政現已是無官不貪無吏不腐，貪污腐敗已成中共官員正常的生活方式。中共官僚集團，這個人類有史以最龐大、最無恥的經濟犯罪集團，不僅構成社會不堪重負的經濟負擔，而且也是中共的政治癌變。
精神凝聚力喪失，以及權力不可逆轉的全面腐敗，必然導致一個政治後果，即中共體制內部個人與個人之間、利益集團與利益集團之間權力鬥爭的激化。處於無官不貪無吏不腐的狀況下，貪腐就自然而然成為置權力鬥爭對手於絕境的最方便的風流罪名。權力鬥爭的勝者將獲得更強大的腐敗權力，以及與之相連的個人特權；權力鬥爭的失敗者喪失的不僅是權力與榮華富貴，而且將身陷黑牢，萬劫不復。前深圳市長許宗衡權力鬥爭中失勢後，受到貪污罪的追究。他面對中共紀檢委的審訊時哀嘆：“做共產黨的腐敗官員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職業，也是最危險的職業。說幸福，花天酒地、美女孌童，可算人間天上；說危險，周圍多有如狼似虎的覬覦者，一朝不慎，就會從天堂掉進地獄。”
權爭的激化和貪腐罪名在內鬥中的大量運用，是像自然本能一樣不可逆轉的趨勢；這種趨勢造成中共官員的普遍恐慌。許多官員都暗中祈盼中共崩潰，以逃離這種日夜不停的極度恐懼，並使其腐敗權力轉化而來的財富合法化。前蘇聯崩潰時，千萬黨員和官員中鮮有挺身而出維護蘇共體制者，其原因之一就在於官員們類似的心理因素的作用。
不過，中共官員也有與前蘇聯官員不同之處，即在政治崩潰之前，中共官員便普遍未雨綢繆，一方面把腐敗權力當作聚寶盆，瘋狂斂財，另一方面，送妻子兒女或者親友情人前往國外，設立賬號，轉移財產。同時自己也備好外國護照或者簽證，以便一有風吹草動，便立刻逃國，振翅遠颺，到異鄉作富家翁。二○○四年，時任國家安全部長的許永躍，經政治局常委會批准，委派他在河北省當官時的親信、河北省政法委秘書長王雁飛，帶員前往貴州，對安順地區官員持有外國護照或者簽證的情況作過一次秘密調查。結果發現，全地區處級以上人員，百分之八十六點九持有多次往返的外國商業簽證；科級以上官員，百分之七十二點五持有多次往返的外國商業簽證。中共最高當局雖然也制定了一些相應防範措施，但大多形同虛設，根本擋不住官員外逃潛流，更不可能擋住在腐敗權力支持下的資金外逃大潮。
現在，北方加拿大、南半球澳紐已被中共官員家族視為天堂。從溫哥華至悉尼，從墨爾本到奧克蘭，駕寶馬奔馳，招搖過市者，大多中共貪官之親朋密友；購大屋豪宅、華衣鮮服者，儘是中共狗官之妻妾情人；揮巨額學費於大學校園內勾肩搭背之痴女肥男，皆為中共狗官之紈絝子弟。由於中共專制鐵幕的嚴密遮擋，我們很難對中共官員外逃資金數額作統計學上的準確估價，但從現象上看，可知其數額足以構成中共的政治大危機。因為，巨額資金湧向海外的表像之下，隱藏着中共官員對中共極權的生存普遍喪失信心的真實內涵；絕大部分中共官員都處於最後一搏的賭徒心態之中，即在中共政權崩潰之前，運用腐敗權力聚斂財富，以便中共壽終正寢之後，其家族仍能躋身於“上層一萬家”。顯而易見，官員普遍的末世心態，恰意味着中共政權之末日。
其二，政權建立之後的人材逆向淘汰，是極權專制政治的鐵律；這個規律也成為中共暴政的政治絕症之一。
只有鐵腕人物才能夠為極權專制提供源於人格威信和政治權威的政治凝聚力，並構成極權專制正常運行的軸心。其“鐵腕”的形成又依賴於人格威信——無人格威信，即無“鐵腕”。現在，中共暴政的一項致命政治危機正在於，它喪失了產生具有人格威信的鐵腕統治者的能力。
經過半個多世紀人材逆向淘汰規律的沖刷，當代中共暴政各級當權者，整體上屬於極端自私而又無恥無能的族群。他們精於專制官場的權術，因而能官運亨通，卻又不具備政治家的基本素質，所以缺乏有效運用政治權力的能力。遍觀中共廟堂之上下，盡為逢迎拍馬有術，安邦定國無能的狗官：其平民出身者如胡錦濤、溫家寶流，慣會假笑欺人，不過是靠循循奔走於權貴之門而得手握重權的庸輩；其“太子黨”出身者如習近平、俞正聲之類，乃將門犬子，驕奢淫逸有術，治政理國無才，聲色犬馬能拔頭籌，若讓其執掌國政，則可謂趕跛鴨上高架，驅肥狗追狡兔，焉能不廢。
今日之中共正是群鼠無王，群狗無首，群蛇無龍，暴政無魂。這種狀況之下，人人皆有運用溜須拍馬之術，覬覦高位之心；各個皆思用權爭陰謀之策，力爭重權，從而導致政令不通，尾大不掉；權爭激烈如火如荼，不死不休。
原中共高官陳良宇，受胡錦濤整肅之初，尚思負隅頑抗，以求江澤民之保護，故態度囂張。審訊者申斥他不尊敬中共最高領導胡錦濤，陳良宇竟反唇相譏：“胡錦濤不懂經濟，不懂政治，不懂軍事，還停留在大學生的政治輔導員的水平上，讓我怎麼尊敬？別說我，就是縣城裡的小科長也覺得他可取而代之。無才、無德、無能之人，想叫人尊敬也難。”
陳良宇此言，無意之中生動地道出中共的一大危機。民主政治的穩定之基在於法治，極權政治的穩定之基在於鐵腕統治者。法治傾頹，民主政治必趨混亂；鐵腕不張，極權政治必起震蕩。在此意義上的極權政治震蕩的主題，便是自殺式的日益激烈的權力鬥爭，以及如影隨形的中共權力意志的分裂。
其三，極權政治的穩定依賴於其官員在政治上的高效率。但現在中共官員的政治效率，即防範和制止民眾抗爭暴政的活動的效率，已經由於權力深度腐敗而趨於喪失。
六.四血案之後，鄧小平及其家族意識到，他們犯下了天人共怒的反人類罪行。如同所有的預謀犯一樣，鄧小平家族實施犯罪後第一個心理衝動，便是試圖毀滅罪證。鄧小平基於對人性弱點的洞察，選擇讓中國人的心靈在物慾中腐爛的方式來毀滅證據——良知與心靈都因物性貪慾而腐爛，中國人就會忘記六.四之罪。鄧小平的方法是卑鄙的，但卻有效。六.四之後中共的所謂經濟改革的各種政策取向，實際上都在鼓勵無節制的貪慾之洪流衝決一切道德堤壩。中國的民族人格腐爛於物欲，對六.四的記憶也就隨之腐爛。
不過，也許是由於命運對暴政的卑鄙陰謀的懲罰，千萬中共官員群體成為中國社會道德腐爛的領頭羊。人格的深度腐敗使中共貪官污吏群體完全喪失社會理想、政治道德、人性操守，淪為政治黑手黨——用腐敗權力攫取財富和地位成為其唯一的政治激情和心理衝動。
極權體制的官員的政治效率，取決於官員對極權制度整體利益的忠誠。在深度腐敗使每個官員都把手中的權力視為個人財富的情況下，對極權體制整體利益的忠誠便是奢望。因為，心靈腐爛於物性貪慾者，只能聽懂個人私利的召喚，並喪失對私利以外的任何事務忠誠的能力。權力深度腐敗恰是對權力本身的否定；中共官員因腐敗而達到的個人私利絕對至上的狀態，正意味着對中共官僚體制政治效率，即維護極權統治的政治能力的否定。在平常狀態下，這種否定只是隱性的政治危機。一旦出現超常情況，官員群體政治效率的缺失，將使極權體制失去保衛自己的政治存在的能力。前蘇聯的共黨政權在人民起義中的風流雲散，便是官員政治效率缺失的政治後果的表述。
其四，人心喪盡，萬民唾棄——這是中共暴政的致命危機之所在。任何極權專制都意味着特權階層同全社會的矛盾；特權階層只能以對全社會的政治壓抑和財富剝奪作為其存在的前提。中共權力貴族市場經濟運行二十餘年，已使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達到極端。現在，中國百分之○點○二的人口，擁有百分之七十的財富；三千名億萬富豪中，百分之八十屬於中共權貴階層。可見，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體制的運行過程，既是經濟指數的增長過程，也是社會兩極分化將中國血淋淋地撕裂的過程——經濟能量的增長反而成為中共政治危機深化的指標。據此，我預言，中共政治危機爆發之日，恰是其經濟發展達到頂點之時。那些以經濟危機為基點對中共是否崩潰作出判斷的理論可以休矣。在當今之中國，一個基本規律在起作用：由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體制決定，經濟越發展，社會危機便越深化；經濟越強大，中共政治上便越脆弱。
憑藉謊言和暴力維護政治存在是一切極權專制的共性。現在，中共暴政下的罪惡和社會的不公不義，超過了漫天的謊言所能遮蓋的程度，絕大多數中國人已經認清了中共暴政這個貪官污吏集團的反社會本性，每年數萬起被中共當局稱為“群體事件”的“維護基本人權，抗爭暴政”的人民起義，形成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主流。與之同時，運用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鎮壓社會反抗，越來越成為中共暴政的唯一可能的選擇。由國家暴力到人民憤怒的惡性循環，正急速趨向人民憤怒的最後爆發和暴政的總體崩潰——曾經主導前蘇聯東歐地區人民大起義的歷史邏輯，現在已經開始主導中國的局勢；在相同邏輯的推動下，歷史將要重演，歷史正在重演。
物質意義上的空前強大和精神意志領域內的極度衰弱，這種強烈的反差構成中共暴政的基本時代特徵。物質是表像，意志才是本質。本質上的極度衰弱將最終決定中共暴政的命運。不過，源自中共暴政的台灣大劫難，同中共暴政內部政治大危機之間，正進行時間上的競爭。我無法預言誰將贏得這場時間的競爭，但我知道一個真理：把前途交給命運來決定者，必被命運拋棄；命運只願把最後的微笑獻給自強自立者。
四、簡要結論
一個脅持了十五億人的鐵血強權，像黑暗的噩夢，低垂在台灣命運的上空；強權已決意將台灣的自由關入極權政治的鐵牢。同時，國民黨權貴和馬英九政府從精神意志到實際政策的全面投降，又使台灣國家意志頹然崩塌，主體文化精神黯然湮滅，人民自信喪失殆盡；《中華民國》已成魄飛魂散之邦，自由台灣淪為精神信念衰敗之地。
無論如何千思百慮，即便愁緒如霜雪染白英雄長發，所能看到的，也似乎只有重重絕望如高山大嶺，阻絕台灣自由的前途。但是，在絕望的極致之處，在絕望按其自身的規定性再也沒有餘地向前發展的地方，我卻發現了台灣的希望，或者說我從鄭南榕精神中找到了台灣希望的價值源泉。
人世間有一種事物生命力最頑強，即使地獄之火將其燒成死灰，他也會在某一個歷史的清晨中，伴着朝霞復活——那便是與族群的自由命運生死相依的精神價值。而鄭南榕精神正是台灣不死的自由之魂。就算中共鐵血強權在國民黨權貴協助之下，將鄭南榕精神挫骨揚灰，那台灣之魂也終
有一日，重返故國，再舉自由之旗，引領台灣殺出命運的重圍。
對於一個國家，最悲愴而又艱難的命運，莫過於國魂破碎。不過，就在台灣最悲愴而艱難的時刻，我已發現一批才俊之士，他們或偉岸如山，或激蕩似海；或深沉如淵，或慷慨悲歌；或才華橫溢，或文采內斂，但均把重建台灣國魂作為神聖的事業；在物慾泛濫的時代，他們正踐行精神聖徒之事。
我堅信，在命運兇險、劫難將臨之際，台灣更需要一次“招魂”運動。通過這次社會文化運動，讓重建國家意志、主體文化價值、政治道德基礎和人民自信的理念與激情，深深刻在歷史之碑上。即使最壞的情況出現，即使這種理念與激情成為自由的墓志銘，台灣的國魂也將由於這場浩蕩的社會文化運動而不朽。只要台灣的自由之魂不死，只要台灣不墜作自由人的青雲之志，台灣就永遠與希望同在。
更何況，中共鐵血暴政因其神人共憤的重重反人類罪必遭天譴——民心便是天意。豪華的古羅馬帝國頃刻間煙消雲散，龐大的蘇聯共產帝國瞬息內灰飛煙滅，都是天譴民怨的鐵律在主宰命運。只要台灣的“招魂”運動感動蒼天和大地，命運便將對台灣微笑——這是希望，也是信念。
【全文連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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