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劫難》(6-7)

《台灣大劫難》 

《台灣大劫難》

內容簡介

2008年5月，台灣馬英九當選總統，中國隨即於6月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中制定三大謀台方案：

《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

《關於對臺軍事鬥爭準備預案》

《統一臺灣的政治法律處置預案》。

要求中國外交、內政、軍事、公安、國安、宣傳部門，都要主動為對臺灣的統一戰線工作服務，務必於2012年，不戰而勝臺灣。

本書獨家取得上述極機密資料，並加以詳細剖析，極具爭議與話題性。

關心台灣命運的人、要作為一個自由的台灣人，「台灣大劫難」是不分黨派、階層，都不能不看的保命書！

作者簡介

袁紅冰

中國著名流亡作家、自由主義法學家、詩人哲學家、民主政治活動者、「中國自由文化運動」 發起人、《自由聖火》網站總編輯。

現居澳大利亞。

前言

這是一本台灣人必讀的好書，有謹嚴的解析，有浪漫的抒情，更有警世的訊息。

——郭正昭（哥倫比亞大學科學史博士）

"台灣大劫難"——

一個自由苦索者為台灣升起的烽火。

一位中國流亡作家為台灣敲響的一次暮鼓晨鐘。

——李敏勇（詩人、文化評論家，台灣國家文藝獎獲得者）

中國流亡作家袁紅冰先生所著"台灣大劫難"（《台灣自由三部曲》第一部）自出版以來，現已銷售七萬餘冊；甫一推出，即雄踞誠品、金石堂、博客來等書店社科類書籍銷售冠軍。該書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一次印刷，十一月二十四日即第二版印刷，十一月三十日第三版印刷。到二零一零年一月五日，已是第五版印刷。在短短一個半月的時間內，即售出兩萬餘冊。創下同類書籍在台灣島內的新紀錄。熱銷程度可用“洛陽紙貴”、“一書難求”形容。其英文版與日文版亦全球發行。

"台灣大劫難"不僅全面揭密中共2012年之前全面控制台灣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戰略和策略準備，中共對國民黨和台灣各階層的大規模統戰滲透活動，而且揭示出中共同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正在進行的國家利益交換，同時也揭示了中共國安和美國相互配合，收集提供陳水扁家族在海外洗錢證據，等一系列敏感問題的內幕。這些內容讀起令人驚心動魄。

"台灣大劫難"既是大揭密之書，也是大警醒之書。該書不僅語言生動、華美，更充滿深刻的政治哲理。作者把中共專制對台灣自由的威脅，放在人類精神大危機的背景下來審視，並提出保衛台灣自由免受中共專制暴政摧殘的“大智能之策”和“大英勇之策”。這使得"台灣大劫難"一書具備了深沉的歷史感和人類大視野，同時也顯示出發人深省的政治智能。

第一章 共產中國──不是你理解的中國

第二章 中共暴政的政治意志：2012，不戰而勝台灣

第三章 寵絡國民黨 裂解民進黨 組建傀儡黨──中共的政治統戰

第四章 從"市場一體"過渡到"政治一統"──中共的經濟統戰

第五章 控制傳媒、馴化學者與政治和尚──中共的文化與社會統戰

第六章 當前中共外交戰略的重點

第七章 “軍事攻台預案”與統一後對台灣的處置

第八章 台灣的政治現狀

第九章 台灣的絕望

第十章 台灣的希望

【現全文連載，以饗讀者。】

第六章    當前中共外交戰略的重點
 一、總體外交戰略的調整
    ——扼在台灣脖頸上的鐵手
 從歐洲中世紀神權政治為讓上帝成為全世界唯一的信仰而發動的十字軍東征，到希特勒要實現“高貴的亞利安人”對世界的統治，再到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的意志——不同歷史時期中，各種西方極權主義文化政治形態的一個不變的主題，便是以神聖的理想主義旗幟的名義，為實現一種意識形態對人類心靈的絕對控制，進行全球性擴張。西方極權主義思潮的這種天性，恰構成中共的外交戰略不變的魂。只不過隨政治命運的起伏跌宕，擴張的野心有時公然裸露出來，有時又被刻意隱藏起來。
 中共的外交戰略根植於全球擴展的野心，同時，決定其外交戰略時代性目標和戰略樣式的，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獨裁者或者寡頭獨裁集團的個人政治野心，一是維護極權專制的政治存在的需要。
 中共建政之初，為鞏固其極權專制，中共外交全面倒向蘇聯，與自由民主陣營為敵。自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起，具有絕對權威的獨裁者毛澤東的個人政治野心開始主導中共的外交原則。同蘇共爭奪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並以“第三世界領袖”的資格推行共產主義的全球擴張——這個毛澤東個人的政治野心，成為中共外交戰略的興奮點。由此，中美關係渡過冰河期，兩國建交，從不同的政治意志出發，共同以蘇聯強權作為敵手。
 鄧小平時代初期，中共外交戰略仍然沿着毛澤東時代的慣性運行，即聯合美國抗拒蘇聯。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遺留的巨大政治危機，特別是六.四事件引發的致命政治危機，鄧小平時代的中共不得不採取所謂“韜光養晦”之策，收斂起毛澤東時代那種全球性擴張的外交鋒芒。這個時期發生的兩個歷史性事件，促使中共對外交戰略作出根本性的調整。
 一九九○年，蘇聯東歐巨變，歐洲的社會主義陣營轉瞬間土崩瓦解，冰消雪融。雖然中共長期同蘇聯爭奪共產主義運動世界霸主的地位，不過，蘇共的崩潰還是令中共深感“唇亡齒寒”。同時，蘇聯強權的消失既解除了來自北方的軍事壓力，又消除了政治“領袖”的競爭對手，中共自然成為一百多年來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和政治象徵的繼承者——中共長期夢寐以求的政治野心竟然通過命運恩賜的方式得到實現，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從軍事存在和政治存在兩個角度審視，蘇聯退出歷史都要求中共必須調整過去的外交戰略。因為，以一個已經消失的強敵繼續作為外交重點是沒有意義的。
 促使中共調整外交戰略的另一個歷史性事件，是台灣的自由民主進程取得了重大進展。在東亞地區，台灣是唯一不借諸外力，主要靠內部的政治進化，實現自由民主制度的範例。台灣的自由民主進程在中共內部引發兩種完全不同的反應。以胡耀邦為典型的中共黨內的良知人士認為，大陸也應當像台灣那樣逐步開始由思想自由到政治民主的進程。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為代表的中共極權頑固勢力，則從台灣的自由化進程中看到前所未有的危險。這群殺人如麻的中共老政客僅憑藉政治本能就意識到，台灣的自由民主在中國大陸十餘億民眾中必然產生的政治示範效應，將構成對中共極權專制的致命的威脅。
 六.四事件之後，中共政治腐敗的最具根本性的標誌在於，黨內良知人士被清洗殆盡，政治的頑固派和貪官污吏卻主導了中共政治的意志，並牢牢控制住政治權力。由此，徹底消除源自台灣自由民主化對中共的政治威脅，便成為中共政治意志和政治權力的基本戰略目標。
 中共頑固派消除上述政治威脅的具體方法，便是用所謂“一國兩制”統一台灣。而“一國兩制”既是一種侮辱，又是彌天之謊言——對中國大陸人是侮辱，對台灣人是謊言。 因為，“一國兩制”的提出，表明中共權貴認為大陸中國人只配永遠生活在極權專制之下，作中共貪官污吏的政治奴隸，而一個試圖永遠剝奪十多億中國人政治自決權和選擇權的極權政體，怎麼可能真正讓台灣人保有自由與民主；一個本質上仇恨自由民主的鐵血強權，怎麼可能 成為台灣自由民主的守護者？
 如果剝去政治謊言的外衣，中共對台灣的基本戰略內涵，可以用一句話概括：以統一之名，用極權政治的中央政府的權威，矮化、控制，並進而滅絕台灣的自由民主政治。
 政治戰略決定外交戰略。鄧小平時代後期，中共外交戰略靜悄悄地發生根本方向性的變化，即與俄國結成實質性的戰略同盟；與美、日既聯繫，又鬥爭，無論聯繫或者鬥爭，都是以按照中共的意志解決台灣問題為出發點；同時，利用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塔利班和北韓，以及其他國際恐怖主義勢力，牽制消耗美國的力量。
 平庸的江澤民基本繼承了鄧小平時代的外交戰略。不過，隨着中共權貴市場經濟以社會極端兩極分化為代價積累起巨大的經濟能量，中共外交戰略中全球擴張的野心再度成為興奮點——屬於極權專制的經濟能量，必然從政治擴張的方向尋找出路。當年的德國納粹如此，如今的中共暴政也如此。不同之處只在於，納粹的擴張直接表現為軍事侵略，而中共的擴張現在還主要表現為全球範圍內的經濟、文化和政治滲透。然而，無論如何，江澤民主政時期中共的外交戰略的重心，仍在於為解決台灣問題服務。
 當時中共判斷，解決台灣問題只能用“軍事鬥爭”為主的方式進行。所以，中共外交的絕大多數動作最終都指向一個目標：盡量爭取美國與日本不用軍事方式干預台海戰爭，或者盡量爭取降低美、日用軍事方式干預台海戰爭的強度。與之同時，中共外交部於上世紀末曾制定一個計劃，要在從東南亞半島，經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直至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這個廣闊的弧形地域內，通過經濟、文化、社會的全面滲透，使相關國家實質上變成中共的政治殖民地，從而形成對台灣的外圍大包抄。爭取台海戰爭爆發之後，這個廣闊弧形地域內的國家給中共以外交和國際輿論的支持，從而壓迫美國放棄或者降低對台海戰爭的參與度。
 二○○二年，中共首席政治理論專家王滬寧主持完成了一個供中共高層內部參閱的關於外交戰略的課題，題目是“大國外交戰略”。在這個課題中，王滬寧深化了以解決台灣問題為外交重心的戰略思想的內容。他不僅重申鄧小平的相關思想，即解決台灣問題是保證中共專制國內政治安全所必須的，而且更從中共全球擴張視角來看待台灣問題的解決。他認為，經濟能量的高速積累的結果，將合乎邏輯地導致中共的政治擴張，並聲稱“共產主義全球化的理想，很可能要由中國共產黨人來實現”；“為衝破國際敵對勢力利用太平洋島鏈封閉我們通向太平洋，以及東進美洲、南進大洋洲的大國崛起必然邁出的步伐，我們也一定要解決台灣問題。要讓台灣成為我們走向大國輝煌未來的踏腳石。”
 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胡錦濤對中共外交政策作出指示性講話，這個指示標誌着，中共已經完成了外交戰略的調整。胡錦濤指示的主要內容如下：既然黨中央決定二○一二年完成政治上徹底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任務，那麼外交活動也就有了明確而具體的方針；從現在起的一個歷史時期之內，全部外交活動都要圍繞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這個戰略目標來進行；外交活動的總任務，就是要為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創造儘可能有利的國際條件，特別是要有針對性地作好和重要的相關國家的外交。
 胡錦濤在這個講話的最後說：“外交戰線的同志們要深刻認識到，台灣問題的解決關係到我們的核心利益。它不僅有利於鞏固我們的政治制度，粉碎敵對勢力妄圖在中國搞資產階級民主的陰謀活動，有利於保持西藏、新疆的穩定和長治久安，給西藏和新疆的分裂勢力以沉重打擊，同時也是我們在下個歷史時期開拓更廣闊的國際活動空間所必須的。”
 胡錦濤的上述指示最終確定了當今中共外交戰略。從此，中共外交的全部能量都將為實現中共對台灣的政治控制服務；外交，成為中共試圖用以扼住台灣脖頸的一隻鐵手，直至台灣喪失自由，這隻鐵手決不會放鬆。在此種情況下，馬英九的所謂“外交休兵”，只能令世人啼笑皆非。
 二○○八年七月，根據胡錦濤的指示精神，中共外交部制定出對美和對日兩個外交策略方案。據中共外交部知情人士透露，其主要原則如下：為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要繼續加強與俄羅斯的實質上的戰略聯盟關係，同時，要採取有效外交措施，促使美國和日本在台灣這個關係到中共核心國家利益的問題上讓步；為換取這種讓步，中共將不惜暫時犧牲一部分外交利益。與之同時，中共會減弱對於同中華民國保持外交關係的國家的外交力度。因為，這些小國對台灣問題的解決與否無關緊要。減弱對這些小國的外交活動的力度，既可以呼應馬英九的“外交休兵”，增強馬英九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威信，又有利於掩護中共以解決台灣問題為中心，加強對美、日外交的戰略意圖。另外，為麻痹台灣島內的“敵對政治勢力”，使馬英九政府的兩岸政策騙取更多台灣人的支持，還可以逐步放鬆對台灣以“中華台北”名義加入國際組織的控制。事實上，“中華台北”和“中國台北”在英文、法文等主要西方語種中並無區別。這種稱謂在國際間的使用，有利於淡化，進而消除“中華民國”在國際法中的地位，而且這種稱謂包含着台北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意思，所以，這個稱謂被國際組織接受，也有利於為中共實施控制面板灣的戰略製造國際輿論。
 中共外交部在這個方案最後一部分寫道：“只要我們重點作好同美國的外交利益的交換，就具備了解決台灣問題的國際條件。在這個方面，過去我們已經取得一定成績，今後將採取更有效的措施，爭取儘快同美在台灣問題上達成戰略利益交換的意向。”可見，中共外交的鐵手已經伸向台灣的脖頸，而馬英九卻為中共恩准以“中華台北”名義參與國際衛生組織而歡歌曼舞，並要求台灣人同他一起歡欣鼓舞。我不禁困惑——究竟是馬英九蠢得近乎白痴，還是馬英九把台灣人當作白痴？然而無論如何，中共都會為馬英九的獻歌獻舞喝彩。
 二、對美外交
    ——政治商人間的利益交換
 面對中共如狂瀾即倒般的對台統戰攻勢，為數不少的台灣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仍然沒有對台灣的前途表現出應有的憂患意識。很可惜，他們的無憂的心態不是建立在自信之上，而是寄託於美國保衛台灣的意志。當一個人，或者一個族群，不是把自己命運的希望建立於自信之上，而是寄託於他人的善意時，這個人或者這個族群的命運就已經處於極度的危險之中。
 迄今為止的歷史表明，任何國家的外交戰略，都是由該國核心的國家利益所決定；道德理想主義雖然有時會對國際關係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卻從來沒有能力成為國家間外交關係的主宰者。美國也不例外。只不過由於美國以自由、民主、人權為立國理念，所以其奠基於國家核心利益的外交常與自由民主的歷史潮流一致。然而，由於歷史的複雜性和命運的偶然性，美國的外交又會同一些自由民主國家的利益錯位，甚至衝突。當這種情況發生時，美國會毫不猶豫地依照維護自己核心利益的邏輯行事，即使因此傷害了其它自由民主國家的核心利益，也在所不惜。其實，台灣對此已經有過痛苦的經歷。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為對抗蘇聯，保障其在歐洲的核心利益，而有必要同中共結成政治聯盟。於是，美國便果斷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並同中共建立外交關係。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的困境和日益萎縮的國際活動空間，就直接肇因於美國的這一次幾乎沒有任何事先預警的背叛。儘管美國國會隨後又通過“與台灣關係法”，但那也並非出於對台灣利益的關切，而是基於對中共的政治信任還有待驗證。
 根據當今的國際局勢，美國的核心國家利益不在台灣海峽。從地域的範疇來審視，美國的核心利益的重心在中東，因為，那直接關係到美國的能源安全；從政治力量的範疇來審視，美國的核心利益在於摧毀以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為精神之源的恐怖主義，因為，當代恐怖主義早已對美國宣戰，並曾重創美國的國家利益。與之同時，中共卻把解決台灣問題視為其最重要的核心利益之所在。這樣一來，中共和美國之間就客觀上具有了在各自的核心利益上作政治交易的巨大空間。中共早已意識到這個空間的存在，並展開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動。
 事實上，美國為和中共作核心利益的交換而放棄台灣，已經出現了危險的先兆。如前曾述，陳水扁家族的貪瀆的線索最初是由中共在海外的秘密力量所發現，美國則配合中共，對瑞士銀行、新加坡和日本秘密施加外交壓力，促使其將陳水扁貪瀆的證據交給台灣的檢調機關。瑞士銀行和新加坡已經這樣作了，日本還在觀望。毫無疑問，稍有良知和正義感的人都會對陳水扁家族的貪瀆罪行表示義憤，不過，美國配合中共揭露陳水扁家族的罪證，既不是出於對貪瀆的義憤，也不是由於關心台灣政治的廉潔，而是美國認為陳水扁的政策激怒了中共，不利於台海局勢的穩定，從而可能危及美國的利益。這件事情的警示價值在於提醒人們，美國可能在任何時刻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同中共作政治交換；特別是關係到其核心國家利益時，這種可能性必定會轉化為現實性。
 二○○八年六月之後，中共外交部已經為在二○一二年之前同美國完成雙方國家核心利益的交換，開始了前期的準備和試探。中共在對美外交中的“示弱”也好，示好也罷，都是這種前期準備的構成部分。二○○八年以來，中共不惜給自己帶來重大經濟損失，繼續購買巨額的美國國債。海外“中國問題專家”對此作出種種愚不可及的分析，或者認為這是中共的無奈之舉，或者判定中共的經濟決策者智商很低，或者推測是中共內部的美國代理人在起作用。事實上，中共此舉的目的只有一個，即向美國發出明確的信號：在美國處於困境的時候，中共有願望也有能力為美國提供幫助。
 中共和美國之間不僅有在台灣問題上進行利益交換的空間，而且中共也擁有作利益交換的籌碼。
 中東是承載美國核心國家利益的區域。在這個地區，中共至少有兩個籌碼可以用來同美國作交易，即同伊朗和伊拉克的關係。
 伊朗基本上仍舊屬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國家形態。伊朗的國際政治存在既是對美國的能源供應地的直接威脅，也為主要針對美國的國際恐怖主義力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基地。而這兩個方面都關係到美國核心的國家利益。就美國而言，只有用戰爭或者政治的方式改變伊朗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國家形態，才能解除對其核心國家利益的威脅；根據伊朗國內的狀況分析，通過政治方式改變伊朗國家意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戰爭由此成為美國唯一可能的選擇。而伊朗對抗美國的政治軍事能量的最重要的國際關係來源便是中共政權。中共不僅在國際政治上給伊朗以強有力支持，而且秘密給伊朗提供包括導彈技術在內的實用有效的軍事援助。上個世紀末，中共甚至秘密對伊朗作出意向性承諾：美伊開戰後，中共可採取當年援越抗美的模式，即不公開宣布，但實際派軍隊，經巴基斯坦和俄羅斯，進入伊朗，直接參戰。在此情況下，美國對伊朗開戰，陷入越戰式的噩夢的可能性極大。畢竟美國在東南亞實質上並不是敗於越南，而是敗於中共和蘇聯。所以，如果中共以撤出對伊朗的軍事援助為條件，交換美國在台海的利益，對美國無疑是極具誘惑力的。
 中共在中東的另一個籌碼便是伊拉克問題。美國為維護其核心利益而果斷展開對伊拉克作戰的過程中，真可謂打在獨裁者海珊身上，疼在中共暴政心上。海珊政權崩潰之後不久，中共就在中國大陸西北地區，選擇同伊拉克地理類似的沙漠地帶，設立了六個營級規模的訓練營地，培訓反美的伊拉克游擊隊員。訓練營地由中共軍隊總參謀部負責，由公安部和國安部派員協助；現任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國安部副部長董海舟，都曾先後受命協助組建這類訓練營地。為避免受訓的游擊隊員將來被俘後暴露訓練營地，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受訓者前往訓練營地的路上一律遮住雙眼；受訓過程中，身着中共的預備役軍服；教官只講阿拉伯語，受訓人則不準學中國話，等等。
 中共訓練一個游擊隊員只需花費不超過一萬五千元人民幣。這些游擊隊員取道敘利亞、伊朗和土耳其潛回伊拉克後，卻給美軍造成重大威脅。美軍每天在伊拉克的軍事花費同中共訓練游擊隊員的支出相比，完全是天文數字；在伊拉克的軍費已成為美國重大的負擔。如果中共享停止此項游擊隊員訓練計劃，來換取美國在台海地區的讓步，美方也必會認真權衡利害。
 中共已經開始了在中東地區對美國作出重大讓步的準備。最明顯的標誌就是近年來，中共不斷作出努力，減少對中東地區石油和天然氣的需求，開拓俄羅斯等新的能源供應通道。二○○九年內，中共將簽訂在土庫曼斯坦境內開發天然氣田的三十億美元的協議，正是這種努力的一個表現。
 中共可以同美國作政治交易的另一個地方在東北亞的朝鮮。中共和朝鮮的關係是被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搞得最混亂不堪的問題之一。當然，中共的有意誤導可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西方“中國問題專家”有一個普遍的認知，即朝鮮在核武器和導彈等方面的舉措，是由朝鮮獨立決定，並違背中共的意志。但是，這種認知完全不符合客觀真相。蘇聯還存在時期，由於也可以從蘇聯獲得政治、經濟、軍事援助，朝鮮還曾對中共表現出一定的獨立性。蘇聯解體之後，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起，中共就成為朝鮮政治、經濟和軍事援助的唯一來源。對於朝鮮獨裁者，失去中共的援助，就等於失去政治存在的可能性，就等於死亡。現在的實際情況是，朝鮮完全處於中共政治意志的控制之下。金正日的核表演不過是為中共以朝鮮核問題為籌碼，逼使美國在台灣問題上作交易所提出的要價而已。中共就地下核試驗對朝鮮表現出的憤怒是虛假的，而世界似乎正在被虛假的憤怒欺騙。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東北亞地區與美國當代的核心利益相距甚遠。然而，由於在中共意志的主導下，朝鮮成為伊斯蘭國際恐怖主義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而朝鮮的核武化和長程導彈，不僅構成對美國的亞洲戰略支撐點日本和韓國的現實威脅，同時也對美國產生潛在的威脅。這使得朝鮮的政治存在與美國的核心利益發生正面衝撞。對於中共，叫停朝鮮的核計劃和導彈計劃易如反掌。現在朝鮮的核與導彈實驗，以及戰爭威脅，都是中共在未來兩年內同美國作利益交換的前奏。金正日加重中共同美國交易的籌碼，中共為金正日家族對朝鮮的獨裁統治提供政治、經濟保障——這便是中共和朝鮮關係的真實表述。
 種種跡象表明，中共同美國的政治商人之間的交易很可能成功。在中共確定以主要用統戰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條件下，情況更是如此。歷史正在走進另一次台灣的悲劇：美國犧牲自由的台灣，向中共極權者換取美國的核心利益。因此而譴責美國沒有任何意義；美國沒有義務拯救台灣。如果台灣沒有意志和能力自己拯救自己，那麼就連上帝都靠不住。又何況許多美國人信奉的《聖經》里早有明訓：上帝只拯救自救者。
 以色列復國，美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但是，身處十餘億人構成的充滿敵意的阿拉伯世界包圍中，以色列能以強國的姿態持續存在，則主要取決於以色列鑄造出強悍的國家意志，以及從國家意志中湧現出的令任何強敵都望而生畏的軍事自衛能力，其中包括違背美國意願而創造出的潛在的核武能力。以色列的經驗在對台灣表述一個真理：“面對強敵，自強自立是唯一的生存之道——要想得到天助人助，必須首先自強自立。”只是不知那些把台灣的前途寄託於美國的台灣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是否還有能力聽懂這個無聲的表述。
 三、對日外交
    ——利誘與威脅
 從鴉片戰爭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的侵略曾經給中國造成重大的國家傷害。儘管如此，中共自毛澤東始，便對日本有一份難描難述的親切之情，並且不絕如縷，直至今日。究其原因，主要有下述三項：
 其一，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共在國民黨政府軍的進剿之下，遠竄陜北荒僻之地，勢窮力竭，即將被殲。恰在此時，日本大舉侵華，張學良背叛國府，蔣介石被迫放棄剿共，舉兵抗日。中共因此得以命懸一線而未絕，並找到發展壯大的契機。為此，毛澤東向來訪的日本首相田中直言感激之意，甚至放棄了對日戰爭索賠的權利。其二，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共為爭奪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地位，與蘇聯決裂，進而勢如水火，中共也因此承受極為兇險的政治、軍事壓力。在美國與中共建交之後，日本更急速跟進，同中共建立起緊密的經濟和國際政治關係，形成對抗蘇聯的事實上的同盟。其三，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中共暴政犯下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一時之間，神人共憤，舉世聲討，全球抗議；自由世界各國紛紛以經濟制裁等方式，證明自己對中共暴行的憤怒的真實性。然而日本卻逆潮流而動，在那個血腥的時刻，繼續保持並趁機進一步擴大對中共政權的經貿關係，為中共渡過危機，提供難得的國際政治的援助和經濟支持。日本，這個曾在二次世界大戰侵華過程中，殺死兩千餘萬中國人的國度，顯然完全不在乎中共殺死數千名中國學生。六.四血洗北京的主凶鄧小平對此感激莫名。據中共元帥、前外長陳毅之子陳昊蘇透露，六.四之後，鄧小平親自主持的外交戰略的基點之一，便是保持並積極發展同日本的密切的經濟、文化和國際政治的關係。
 然而，由於日本過去對中國的多次入侵，中國民間蘊藏着對日本的強烈仇恨之情。這恰與中共當局對日本的親切感形成強烈反差。中共當局則有意既利用又強力控制中國民眾中的反日情緒，作為同日本進行外交談判時的砝碼之一。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發生在中國民間的多次反日浪潮，開始會現出風起雲湧之勢，很快便又風平浪靜。
 日本人總體上對中共的六.四屠殺的態度是冷漠的，不過，日本對於台灣卻懷着一份極為複雜的心情。這既是由於清朝曾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有半個世紀處於日本的統治之下，也是由於二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又使日本失去了對台灣的統治權，而且是永遠的失去，因為，日本不僅戰敗，同時也被國際法認定它對亞洲各國人民犯下反人類性質的戰爭罪。在這種複雜的心情之下，再加上實用主義的國際關係的利害權衡，日本顯然不願看到中共統一台灣。
 中共完全洞悉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心態，同時，也相信可以通過以利誘為主，威脅為輔的策略，讓日本就範。根據中共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共外交部於二○○八年七月，就以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為前提，制定出《對日外交策略方案》。在該方案中，中共外交部提出下列可以對日本實施利誘的領域：其一，在東海油田問題上作出重大讓步；其二，在北方四島問題上，支持日本的主權要求；其三，在日韓獨島爭議上，支持日本的立場；其四，在能源和稀土等戰略資源的中日貿易問題上，作出有利於日本的安排；其五，在釣魚島問題上作出有限讓步；其六，支持和促進日本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進程。
 中共《對日外交策略方案》中，提出可以對日實施威懾的兩個領域，一是朝鮮的核武和導彈發展計劃對日本國土和領海安全造成的威脅，一是中國民眾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緒可能對日在華投資，以及其他重大經濟利益造成的損失。
 上述《對日外交策略方案》認為，在解決台灣的問題上，只要對美外交取得實質性突破，日本的立場就會隨之轉變；需要注意的只是日本右翼的態度。該方案中特別指出，日本右翼勢力會堅決反對中共解決台灣問題，而且其態度改變的可能性不大；日本右翼的這種態度會對日本輿論產生重大影響，但還達不到左右當局政治立場的程度；日本右翼中的極端勢力甚至主張把台灣和日本統一，作為日本國家戰略目標。台灣社會中部分有“皇民”情結的人，也與這種主張相呼應。
 據中共外交部高層的人士透露，二○○八年七月，中共外交部領導就《對日外交策略方案》向胡錦濤彙報時，胡錦濤就日本極右勢力的對台態度，講出一系列極富權謀性的看法。現將胡錦濤相關看法的主要內容綜述如下：

“日本右翼極端勢力主張日本和台灣統一，以及台灣部分人群中的『皇民』情結，不僅對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無害，而且有利。台灣從日本回歸中國，是二次世界大戰世界正義力量勝利的結果，也是由美蘇英主導的國際協議所確定的。因此，日本極右勢力的主張不可能得到美國的支持，也不可能得到國際社會的贊同，相反可能會引起美國的反感，甚至被認定是『麻煩製造者』。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國內社會基礎在於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中國人民對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記憶猶新。日本極右勢力和台灣有『皇民情結』的人主張台灣與日本統一，必然激起中國人民的憤怒，更加激發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這樣就會進一步加強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國內的政治基礎。所以，我們不但不要採取任何行動去壓制日本極右勢力的主張，而且還要通過隱蔽的方法鼓勵他們宣傳其主張——我們當然不能公開支持傳播那種主張。對於台灣的『皇民』勢力也要採取同樣的策略，即不露聲色地運用隱蔽的方法，鼓勵他們發表親日言論，而且言論越極端，越情緒化越好。他們表現的越猖獗，越有利於我們凝聚國內十三億人的人心，也越有利於我們在解決台灣問題過程中，得到廣泛的國際同情和支持。”
 從胡錦濤的上述看法中，人們可以發現中共對待美國和日本的微妙不同。如果說中共把自己同美國的外交，視為政治商人之間“公平“的國家核心利益的交換，那麼，中共對待日本更像黑社會老大對待黑社會小弟的方法，即充分運用利誘、威脅和詭詐的權謀，使其為我所用。
 中共《對日外交策略方案》最後總結道：“從戰後半個世紀日本外交的總體特點分析，日本並不注重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對於『和平演變』中國也從不積極；它注重的只是同日本本身的生存與發展有關的問題，並以此作為自己外交方針的出發點。此外，日本外交的另一個特點是十分理性，傾向於接受既成事實。所以，只要我們在其他方面對日本作出足夠的讓步，滿足它對於一些利益的要求，同時通過有效的方法讓它明白，在台灣問題上與我們為敵，它的重大國家利益將遭受到不可彌補的損害，就會成功地促使日本在台灣問題上作出對中日雙方都有利的理性選擇。”
 當年，毛澤東為對抗蘇聯，同美日密切國家關係，竟然不惜違背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意願，放棄對日戰爭索賠的權利。由此可見，中共及其獨裁者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可以出賣重大的國家利益。現在，為防止台灣自由民主化對大陸民眾的政治示範作用，演進為大陸實際的政治社會運動，危機其政權專制，中共官僚集團已決意解決台灣問題，即通過所謂“統一”，用中共一黨獨裁的專制國家體制，以中央政府的權威，控制自由的台灣。根據中共以往的作為，可以預見，為實現其政治戰略，中共將會用重大的國家利益交換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妥協。同時，我也可以預言，在極端自私的考慮之下，日本將像當年無視六．四中國學生如花的生命中湧出的血河一樣，也無視台灣人的自由和利益。
 四、簡要結論
 中共確實已經與馬英九政府達成默契，不再向中華民國現有的那些邦交小國發起外交攻勢。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共為維護馬英九在台灣人中的民意支持度，但更本質的原因則在於，圍繞二○○八年六月制訂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共已經對其外交戰略和策略作出相應調整。中共不再理會那些中華民國的邦交小國，因為它們在國際關係中無足輕重，而把外交重點放在同美國和日本就台灣問題進行國家利益交換的領域。
 在中共和國民黨共同導演之下，兩岸關係似乎柳暗花明、鶯歌燕舞、春風和煦、春情蕩漾，然而，借兩岸關係春光萬里的假象掩護，中共已經開始了絞殺台灣自由的外交戰略。夜深人靜之際，我常聽到中共外交進軍的金戈鐵馬，戰鼓如雷。令人悲愴的是，我聽到了，馬英九則宛似雙耳失聰——聽到者“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握有可挽狂瀾於即倒之重權者，卻充耳不聞，這豈能不令人悲愴。
第七章    “軍事攻台預案”與統一後對台灣的處置
 一、“軍事鬥爭準備”
    ——微笑後面的鐵血陰謀
 創立一個只服從真理的世界，是古往今來諸多聖徒與智者的理想。可是，迄今為止，人類的命運往往仍然由強悍的力量主宰。中共暴政是物質力量的崇拜者；它相信物質力量是強權存在的第一支點，所以，即使在上個世紀餓死幾千萬中國農民的經濟大災難過程中，中共依舊花費巨資，獲得核武器的能力；所以，為了讓朝鮮這樣一個窮如乞丐的小國產生震撼美日神經的力量，從而具有在國際關係角逐中被利用的價值，中共才暗中全力支持朝鮮的核武和導彈項目。

“軍事鬥爭”是中共的一個專用政治名詞，是為用戰爭方式解決台灣問題而提出的一種“委婉”的說法。江澤民主政十餘年間，雖然對台統戰從未止息，不過，通過“軍事鬥爭“解決台灣問題，一直作為中共的政治興奮點而存在。江澤民之所以對“軍事鬥爭”感興趣，主要基於兩點考慮。首先是為了獲得軍人的效忠。以戰爭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便為軍官獲得“軍功和榮耀”提供了歷史的機遇，從而也就把軍官的利益同效忠於江澤民聯繫在一起。江澤民的另一個更重要的考慮則在於，通過發動台海戰爭，實行緊急狀態，從而找到推遲向胡錦濤全面交權的合理理由。但由於鄧小平關於台灣問題的政治遺囑的錄音中，明確指定在胡錦濤任內解決台灣問題，並要求“江澤民不要爭功”，同時，也由於中共“老幹部”對江澤民浮華輕佻的個人風格極度反感，不斷催促其向胡錦濤交權，江澤民最終沒有敢踏入戰爭的門坎。
 胡錦濤全面執政後，中共對台灣的戰略迅速發生重大轉變，即由“軍事鬥爭”準備為主，轉為全方位推進統戰工作。促使胡錦濤推動這種轉變的根本性原因，在於中共黨內鬥爭的態勢和胡錦濤的個人野心。當然，國民黨權貴徹底而全面的親共、媚共、投共政策，也為上述轉變提供了一定的理由。
 江澤民時代中共的“大內總管”曾慶紅隨江澤民黯然退出權力之巔時，這個痴迷於搞政治陰謀的人，還是向胡錦濤射出一隻暗箭——為胡錦濤及其“共青團派”勢力，設立了一個強有力的權力競爭者，即習近平。在習近平以及他所代表的“太子黨”心目中，胡錦濤的“共青團派”只不過是一群既不懂經濟又不懂軍事、專靠阿諛逢迎得到升遷的佞臣，根本沒有資格執掌中共最高權力，而只有“太子黨”才配繼承中共的最高權力。鑒於“太子黨”在中共軍隊中的勢力遠比在中共黨內和政府內雄厚，經曾慶紅暗中協調，“太子黨”形成一個共識：抓住台海戰爭的時機，進一步加強他們對軍隊的控制，並以軍功為基礎，通過黨內鬥爭，必要時採取解決“四人幫”的模式，從胡錦濤及其團派手中奪回政治主導權。
 在二○○七年春節期間“太子黨”的一次私下聚會中，中共政治局委員薄熙來酒後對在場的十餘位將軍狂言：“古有明訓，太監主政，必會禍國殃民。胡錦濤和他的阿貓阿狗團派，像不像一群太監？全他媽連鬍子都沒有！”薄熙來之語雖屬酒話，卻也說出了“太子黨”的真實心聲。胡錦濤對此洞若觀火。於是，他接受了親信令計劃的意見，以中共總書記之權威，確定用統戰方式為主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如此一來，對於“太子黨”利用台海戰爭收回本屬於他們父兄的最高權力的圖謀，無異於釜底抽薪。同時，胡錦濤也有能力主導統戰台灣的政治進程，而不必像用戰爭方式那樣，實質上由軍方主導解決台灣問題的進程。這樣，也就為胡錦濤滿足個人“建功立業”的野心創造了基本條件。
 不過，胡錦濤卻不會像馬英九那樣說出什麼“不武”的蠢話；他仍然是武力崇拜者。在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胡錦濤對此說得很明白：“我們根據客觀形勢確定用統戰方式為主解決台灣問題，並不是要取消軍事鬥爭的準備。恰恰相反，越是想要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越是要作好軍事鬥爭準備。我們能夠用統戰方式達到戰略目的，主要依賴於我們強大的經濟、政治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沒有強大的軍隊和充分的軍事鬥爭的準備作後盾，和平統一是不可能成功的。全黨全軍對此必須有清醒的認識。『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最高戰略。但不戰而能屈人之兵，要以無堅不摧的戰力為基礎。”
 胡錦濤一方面運用諸如“不戰而解決台灣問題，可以用最小的民族犧牲和經濟政治代價實現統一”之類冠冕堂皇的理由，壓制軍內主戰派的聲音，同時，他又通過擴充軍費等措施，安撫收買軍隊——公開宣布的中共軍費已達世界第二，而根據中共不透明的政治運作體制，其現在用于軍事和戰爭準備的經費，至少比公開宣布的軍費多一點五倍。
 在確定用統戰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同時，胡錦濤又指令軍方制定《軍事鬥爭準備預案》。胡錦濤這樣作並不僅僅基於平息主戰派的反對意見的需要，而是蘊涵著更深刻的政治陰謀。這個《軍事鬥爭準備預案》已經被列為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的附件。
 該《軍事鬥爭準備預案》中聲稱：“全軍各參戰單位決心作好萬無一失的充分準備，實踐『首戰用我，用我必勝』的誓言。… … 只要黨中央、中央軍委一聲令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必將以強大戰力，克敵制勝，一舉解放台灣。”
 該《預案》確定，中共軍隊對台灣作戰的基本戰略是速決戰，即動用除核武器以外的全部作戰能力，用猛虎搏兔之勢，在七至十天之內，完成對台灣軍事目標的毀滅性打擊，並採用機降和海運相結合的方式，實施對台灣各戰略目標的佔領。
 該《預案》還以《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為根據，在遵循以統戰方式為主解決台灣問題的總方針之下，具體提出幾種需要對台灣實施軍事佔領的情況。現將這幾種情況分列如下：

“第一，二○一二年如果國民黨敗選，則應在選舉結果公布之後至新當選的偽總統就職之前的時間段內，發起進攻。這個時間段內，台灣的權力移交沒有完成，有利於我軍的突襲；另外國民黨政府此時還掌握着行政權力資源。在敗選的情況下，國民黨願意 把權力交給我們，而不是交給民進黨的可能性極大，所以，國民黨利用手中的權力配合我軍解放台灣的可能性也極大。

“第二，二○一二年國民黨勝選之後，如果背信棄義，拒絕按照我們黨《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規定的方針，簽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央政府，廢止中華民國的憲法、國號、國旗的和平統一協議——這種情況如果出現，說明國民黨自己關上了和平統一的大門；通過軍事鬥爭來解決台灣問題就是歷史的必然要求。

“第三，二○一二年國民黨勝選之後，在同我們黨簽訂和平統一協議的過程中，如果民進黨發動大規模抗議活動，造成社會混亂，威脅到協議的簽訂，這就說明台灣島內出現了可能導致國家分裂的重大事變。在此情況下，我軍必須根據《反國家分裂法》迅即出動，一舉佔領台灣，平息動亂。如果能爭取到由國民黨出面請求中央政府派軍維持秩序，政治效果會更好。”
 從該《預案》對中共出兵台灣的幾種預設情況的表述中，人們不難發現，中共享統戰方式為主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很可能演變成一個大騙局；中共溫情脈脈的對台統戰的桃紅色面紗後面，是鐵血強權的猙獰面目。該《預案》特別指出，“用統戰方法解決台灣問題，當然可以避免戰爭給大陸東南沿海地區可能造成的破壞，以及帶來的經濟社會損失，也有利於爭取美、日等國對我們解決台灣問題採取不介入的態度。但有一利必有一弊。由於我國領導人已經表達過台灣和平回歸後，我們不在台灣駐軍。所以，只用統戰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我們至少短期內不便於向台灣派出軍隊，建立軍事設施。如果出現這樣的局面，台灣對中國在國際軍事戰略中的地位就會受到重大局限，解決台灣問題的國際政治作用也會大大減少。同時，沒有派兵權也不利於我們對台灣社會政治局勢的控制。”
 該《預案》在權衡用統戰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利弊得失之餘，提出建議，以統戰方式為主，以軍事鬥爭手段為輔，和平方式與大規模、小烈度的作戰模式相結合的策略原則，作為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策略指導。《預案》中對上述策略原則作出了具體說明：“… …第一步，通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全面統戰工作，形成和平統一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為統一創造良好的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條件，並要確保國民黨與我們黨在統一的基本立場上保持高度一致；第二步，二○一二年台灣大選之後，以台灣出現造成社會動蕩或者國家分裂的事變為理由，迅即對台灣實施大規模軍事佔領。在國民黨執政的情況下，我軍的軍事行動原則上不會受到有力的軍事抵抗；如果能作到國民黨出面請求我們出兵平息事變，則是一種最有利的態勢。… … 據專家判斷，二○一二年台灣大選出現國民黨繼續當選的情況，民進黨極可能發動街頭抗議活動，造成一定程度的社會混亂。所以，對台灣實施軍事佔領的理由很可能自動出現；當然如果不能自動出現，也可以全面動員我在台灣的地下力量，採取恰當的、有效的舉措，促使出現足以證明我對台灣實施大規模軍事佔領合理性的事變發生。”
 該《預案》最後對所謂“以統戰方式為主，以軍事鬥爭手段為輔”的策略原則的綜合性效應，作出如下總結：“既可以避免戰爭可能造成的經濟、社會破壞，有效減少解決台灣問題的國際阻力，又能通過我軍的實際佔領，充分發揮台灣在國際政治軍事上的戰略價值，也有利於威懾台灣的敵對勢力，確保台灣的社會政治穩定。”
 現在不清楚之處在於，上述“以統戰方式為主，以軍事鬥爭手段為輔”的策略原則，是軍中主戰派自主提出的，還是在胡錦濤授意下提出的。據中共高層良知人士分析，無論情況如何，中共最終採用這個策略原則的可能性極大。因為，二○一二年胡錦濤應當在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實際交出權力。他繼續保持權力的唯一機會，便是展開對台灣的軍事行動，然後以此為理由，推遲中共第十八次大代表大會的召開。同時，這樣做胡錦濤也不會喪失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導權，因為，主要問題都是通過他直接主持的統戰工作加以解決的，軍事行動不過是最後一刻的“錦上添花”。
 當然，最終會不會出現這種局面，還要由當時中共黨內鬥爭形勢的的具體狀況來決定。對於台灣而言，則已經到了必須準備直接面對中共的鐵血陰謀的時刻。可悲的是，人們沒有發現一個台灣政治人物或者知識分子，真正理解局面的嚴重性和中共陰謀的兇險性。
 二、統一後對台灣的政治法律處置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有兩個附件。一個是我們已經介紹過的《軍事鬥爭準備預案》，另一個就叫作《統一後對台灣的政治法律處置預案》。在令計劃統籌下，從公安部、國安部、司法部、總參二部、宗教事務管理局等部門抽調相關人員組成工作組，完成第二個預案的起草。
 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令計劃就《政治法律處置預案》作出說明時，談到他對“一國兩制”的理解。他說：“『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為解決港澳和台灣問題提出的偉大設想。但是我們要清楚，『一國兩制』是實現統一的策略方法，是為我們統一大業服務的，而不能被敵對勢力利用。鄧小平同志去世之之前，針對有人利用香港反共，曾明確指出，如果香港變成某些人進行反共活動的基地，那就違背了『一國兩制』的本意，就不能允許。鄧小平同志的這個思想，是我們起草統一後對台灣的《政治法律處置預案》的重要指導思想之一。”令計劃的這番話如果去除虛偽的修飾，其中心意思便在於，所謂“一國兩制”只不過是統戰的策略，至於統一的目的達到之後，如何理解和實行“一國兩制”，則完全取決中共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要求。
 在《政治法律處置預案》中，對中共以“一國兩制”之名控制台灣後要達到的基本政治要求，作出明確規定。中共的基本政治要求被概括為“一個有利於，兩個堅決防止和三個務必做到”，即“台灣的統一要有利於鞏固和發展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的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堅決防止敵對勢力把台灣當做反共基地，堅決防止敵對勢力利用台灣引發大陸的資產階級化和社會動亂；務必做到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為指導，佔領台灣的輿論和教育陣地，務必做到由我們黨培養的政治力量主導台灣的政治趨勢，務必做到通過台灣的選舉制度，實現我們黨和中央政府對台灣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實際控制。”
 令計劃要求中共高層官員認識到，如果沒有實現“一個有利於，兩個堅決防止和三個務必做到”的基本政治要求，在台灣實行“一國兩制”就是不成功的。令計劃實際已經講明，“一國兩制”對於台灣只是一個騙局，中共企圖在台灣實現的基本政治要求才構成“一國兩制”的實質。當然，所謂“一國兩制”對中國大陸人也是極度的蔑視與侮辱，它意味着在中共的視野中，中國人只配在極權專制下生存，永遠作中共的政治奴隸。
 《政治法律處置預案》要求中共官員始終牢記中共統一台灣的基本政治要求，始終對台灣社會的複雜性保持高度的警覺。該預案還列出台灣社會中阻礙中共實現基本政治需求的力量，具體包括：第一，以民進黨和台聯黨為主要組織依託的台獨勢力；第二，暗中追求台灣與日本統一的“皇民”勢力；第三，極端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第四，宗教界的敵對勢力，特別是天主教勢力；第五，國民黨中殘存的一部分極端反共勢力。
 針對上述五種勢力，《政治法律處置預案》規定了相應的處置辦法。該《預案》要求，“對台獨勢力和『皇民』勢力必須旗幟鮮明地用法律給予嚴厲懲處。 … … 要以《反分裂法》為依據，進一步完善相關的刑法規定，要制定針對台灣實際情況的煽動分裂國家罪的條款，為徹底杜絕台獨的理論思想宣傳夯實法律基礎。… … 通過司法程序，宣布台聯黨是觸犯『反分裂法』的犯罪組織，予以取締。這樣作是為了打擊台獨勢力的氣焰，起到普遍的震懾作用。對於民進黨要以違背『反分裂法』為理由，責令其限期取消台獨黨綱，逾期不取消，則宣布其為非法組織；如果民進黨在強大的政治法律壓力下同意取消台獨黨綱，也就自動取消了它存在的政治基礎，它的分崩離析、自我消亡將指日可待。”
 令計劃對該《預案》的這一部分內容作說明時指出，用堅決的法律措施摧毀台獨勢力，可能會引起一定的社會騷亂，但他認為這是徹底清除台灣政治社會動亂之源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他說：“毛澤東同志有一句名言，『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何況我們面對台獨勢力，政治上沒有任何退路和迴旋的餘地，只有堅決果斷地加以處置。這樣做很可能會引起暫時的社會動亂，但只有堅決平息動亂，換來的社會穩定才是可靠的，才有生命力。這是我們黨成功處置六.四風波的基本經驗之一。如果實施『以統戰工作為主，以軍事鬥爭為輔』的策略，在二○一二年尋找或者創造相應的政治機會，在最後一刻對台進行軍事佔領，我們就可以運用軍事法庭審判的方式，迅速、徹底地對台獨勢力的所有代表人物加以清理，一次性解決問題。”
 《政治法律處置預案》強調天主教勢力的“危險性”，指出“天主教長老會”是台獨勢力重要的社會基礎之一，務必要運用政治和法律的處置方法，予以取締；還要注意嚴格防止其它的天主教教會，通過統一之後兩岸必然更加頻繁的交往，把梵蒂岡的天主教勢力輸入大陸，破壞中共官方的所謂“三自”教會在信眾中的權威和精神控制力。
 該《預案》把“極端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也列為中共在台灣實現其政治要求的一種阻力，並斷言，“極端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絕大部分都有台獨的強烈傾向，所以，對其中一部分最極端的分子可以在處置台獨勢力過程中一併處置之；對於其餘的人，要運用經濟壓力、學術限制，必要時運用特殊社會力量，迫使其放棄與我們黨敵對的思想觀念；對於堅持不改者，則要採取有效措施，使之在台灣社會徹底邊緣化。”在此，願提醒讀者注意，上述引文中所說的“特殊社會力量”，在中共的政治字典里是指黑社會勢力或者秘密政治警察。
 《政治法律處置預案》聲稱，“要實現我們黨在台灣的基本政治要求，最終通過我們黨培育的政治力量控制台灣的立法、行政、司法、監察和考試權，治本的措施還是要徹底改變台灣社會的政治和思想意識的生態環境。”為此，該預案提出，統一之後，要在台灣實施下列六項具體的社會控制方案：
 其一，中共官方控制的大陸電視台、廣播電台、報紙、雜誌、出版社，要儘快登陸台灣，實現中共中央宣傳部直接主導台灣輿論的能力；其二，中共官辦的基督教“三自”教會以及官辦的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組織，要儘快登陸台灣，開設分支機構，對台灣當地各個宗教團體實現組織和宗教精神兩個層次上的控制；其三，中共官辦的大陸最著名的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四川醫科大學等，要儘快在台灣開設分校，運用經濟的和學術的方法，吸引台灣一流學者入校任教，吸引台灣優秀的學生入校學習，逐步形成由這些學校主導台灣大學教育的態勢；其四，大陸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都要在台灣設立辦事處，在處理經濟、文化、宗教等日常事務的同時，深化對台灣社會的了解，加強同台灣社會個階層的聯繫，及時向中央反應台灣的政情、社情；其五，公安和國安要分別在台灣建立自己的秘密力量系統，香港的經驗表明，在中共原來的各種社會組織基礎比較薄弱的社會裡，形成立體性地廣泛分佈於社會各階層的秘密力量系統，對實現有效的政治控制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其六，大陸作為“政治花瓶”存在的所謂“參政黨”，也要儘快在台灣建立分支機構，分工負責，在各自的社會領域中積極發展組織成員，逐步擴大影響，從思想、組織、社會影響各個角度，全面削弱台灣原來的政黨和其它社會組織，促進早日形成中共培育的台灣社會民主黨一黨獨大的政治結構。
 該《預案》特別指出，“台灣問題的解決並不是以國共兩黨簽訂政治統一的協議為標誌。只有通過上述六項社會控制方案的實施，達到對台灣社會全面政治控制的目標以後，才意味着台灣問題的根本解決。統一也並不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最終目標。最終目標是通過統一，消除台灣的資產階級虛假的民主制度對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威脅。”
 中共《統一後對台灣的政治法律處置預案》介紹至此，任何人，無論其政治立場如何，都會看清一個客觀的結果，即一旦失去中華民國的主權保障，台灣就只能處於“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任中共予取予求的地位。
 三、台灣社會民主黨執政
    ——中共對國民黨的最後羞辱
 當今世界上，最不應該親共、媚共、投共的政治力量便是國民黨。之所以如此說，主要並非由於國民黨與中共在近一個世紀中的血海深仇，也不是因為中共建政後屠殺了已處於平民地位的約二百餘萬國民黨人，至今屬於大屠殺受難者的正義還沒有得到申張，而是基於一個最具現實政治性的理由，即國民黨此次大投共最終將得到的，不是政治利益或者歷史榮耀，卻是刻寫在國民黨政治生命之墓碑上的奇恥大辱。
 然而，世界就是如此荒謬，最不該發生的事竟發生了。從連戰到馬英九，這兩代政客正通過親共、媚共、投共的政治表演，把國民黨的百年命運，引向恥辱的終點——這並不是政治預測，而是中共正在實施的對台政治戰略之劍鋒的最終指向。
 中共內部曾經有人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的名稱提出不同意見，質疑為什麼不直接叫作《統一台灣的政治戰略》。針對這種質疑，在二○○八年六月那次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胡錦濤有一段話，專門作出說明。他說：“有同志問為什麼不稱之為《統一台灣的政治戰略》？因為，統一併不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最終的政治目標，而只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形式。那麼我們解決台灣問題要達到的政治目標是什麼？我認為至少要達到三個基本的政治目標。一段時間以來，國內外的敵對勢力用台灣實現所謂民主為例，論證在中國大陸也可以實行資產階級三權分立那一套政治制度。我們黨內也有極個別頭腦不清醒的人，跟着搖旗吶喊。統一台灣，就是要從實踐上粉碎國內外敵對勢力利用台灣為例證，顛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圖謀，徹底清除台灣對中國大陸的政治威脅。這應該是我們解決台灣問題必須實現的首要政治目標。其次，解決台灣問題還是我們黨領導的國家和軍隊在國際政治舞台上邁出的歷史性一步。台灣問題的解決，不僅能夠擊碎美日企圖利用第一島鏈束縛我們向太平洋和南半球發展的戰略設想，而且會為我們控制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進而控制東盟提供戰略機遇。我想順便強調一點，現在共產主義運動的存在和在世界範圍內發展的責任，已經歷史性地落在中國共產黨的肩上。對外我們暫時不去講，但在我們黨內部，所有的同志對這一點都要有明確的認識。也只有認清了這一點，才算真正達到了共產黨員『講政治』的根本要求。下面，我要重點講一下解決台灣問題必須達到的第三個基本政治要求。這個要求就是對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政治關係作出歷史性的結論。對這個必須達到的基本政治要求有正確、深刻的理解，是我們處理好現階段同國民黨的關係，作好統戰工作的思想基礎。”
 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政治關係的內涵，胡錦濤的說明很全面。但由於他的講話中充滿中共黨文化的概念術語，台灣一般讀者不容易清楚地理解，所以，我把他的原意用更簡單易懂的語言表述如下。
 胡錦濤認為，中共與國民黨百年關係的歷史結論，將只能是中共的全面的政治勝利，國民黨的全面的政治失敗。從此之後，國民黨或者成為中國政治歷史中的遺迹；或者作為中共的政治附屬物存在。如果最後沒有作出這個歷史結論，即使統一了，中共對國民黨的統戰工作也不算取得成功。
 胡錦濤指出，對中共和國民黨之所以必須作出上述歷史性結論，是被國民黨殺死的無數中共黨員的要求，是中共“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集體的遺願，是中國近現代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必然結果。他斷言，如果不能實現上述歷史性結論，“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不會瞑目，為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犧牲的無數革命先烈也不會瞑目。”
 胡錦濤要求中共黨員在向國民黨作統戰工作的時候，時刻牢記統戰是為了得出中共全面勝利和國民黨全面失敗的歷史性結論；對這個歷史性結論“不可須臾忘記”，否則很可能會在和國民黨的宴會、祝酒、擁抱中迷失政治方向，犯下不可饒恕的歷史性錯誤。
 胡錦濤還要求中共黨員在同國民黨交往過程中提高警覺性，不要被大陸的敵對勢力和國民黨中的某些人利用。胡錦濤講，國民黨中還有少部分人幻想將來繼續和中共平起平坐，更有極少數頭腦不清醒的國民黨政客文人希望，獲得再一次在大陸發展國民黨組織的機會，甚至企圖統一後同中共以平等的政治地位，來競選全中國的執政權；大陸內部敵對勢力對國民黨的政治幻想也沒有完全破滅，有人借連戰、宋楚瑜訪問大陸的機會組織所謂“泛藍聯盟”，妄想以此為契機，公開組建政治反對派。
 胡錦濤不給人留下任何想象空間地明確指示，要徹底消除某些國民黨人的幻想，這次同國民黨的互動的實質，並不是什麼“第三次國共合作”，而只能以中共對國民黨的全面政治勝利為歷史結論；對於“泛藍聯盟”和國民黨在大陸殘存的社會基礎，要以運用國安部的秘密力量為主，以公開的司法審判為輔的方式，堅決果斷地予以打擊。
 胡錦濤還提到，國民黨中另有人想利用與中共的交往，取得對民進黨的全面政治優勢，在台灣形成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政治局面，從而長期保持不統不獨，偏安一隅，重建國民黨對台灣權力的實質性壟斷的局面。針對這種情況，胡錦濤強硬指出，任何人都不能改變中共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的決心，國民黨某些人試圖長期不統不獨，“偏安海島的想法，根本違背兩岸政治力量對比的客觀實際情況”；中共對民進黨的鬥爭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基本政治要求，而不是要給國民黨火中取栗，為了避免被國民黨某些人利用，中共在與國民黨密切交往過程中，也不要關死和民進黨交往的大門，與民進党進行適度交往，恰恰有利於爭取國民黨中的主導力量，放棄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依照中共的政治戰略規定的時間表，完成兩岸統一，並最終實現中共所追求的歷史性結論。
 從胡錦濤的講話中人們不難發覺，老謀深算、詭詐多端、兇狠堅定的中共政客，與輕薄無知、目光如豆、充滿孩子氣的幻想的國民黨政客相比，具有政治權謀上的極大優勢。可嘆，百年國民黨正遵循胡錦濤為其規定的命運邏輯，走向最後的恥辱。恥辱的具體內容可以表述如下：國民黨依照中共的政治意志，把台灣的自由出賣給極權專制的歷史悲劇之後，中共很快便會結束與國民黨的政治蜜月，使國民黨變成政治棄婦，並開始由中共培育的台灣社會民主黨主導、壟斷台灣政治權力的過程。國民黨在中共對其的最後羞辱中，或是魂消魄散，灰飛煙滅，成百年一夢，或是忍辱偷生，作中共，甚至中共代理人——台灣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婢女。
 關於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中共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及其附件中都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劃。根據中共的規劃，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要遵循先秘密，後公開的原則進行；台灣社會民主黨的群眾基礎是二百萬台商，以及受台商影響的社會各階層，其骨幹力量是中共長期在台灣社會各階層中培植的秘密力量；台灣社會民主黨的領導層要從社會各界有重要政治和社會影響的人士中遴選，中共相關部門已列出近百人的候選名單，並將對名單上的人開始進行秘密動員和說服的統戰工作，其中台灣政界的人士如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無黨團結聯盟主席林炳坤、新民黨秘書長泰金生、新民黨主席郁慕明、國民黨副主席朱立倫等，都榜上有名。
 根據中共的規劃，台灣社會民主黨定於二○一二年春台灣大選之後，至新當選的“總統”接掌權力之間公開註冊，宣布成立。台灣社會民主黨的總的任務是，擔負起徹底改變台灣社會政治生態環境的責任，形成社會黨一黨獨大，其他政黨眾星捧月的局面，代表中共掌握台灣的權力系統，主導台灣的政治趨勢。
 同時，根據可能出現的不同情況，中共還對台灣社會民主黨的具體任務作出下列規劃：第一，如果二○一二年國民黨勝選，出現民進黨開展街頭抗議的局面，社會民主黨則應當激化衝突，形成社會動亂的局面，然後，發表聲明，以台灣人的名義，請求中共派兵登陸台灣，平息動亂；第二，如果民進黨勝選，社會民主黨則應當聯合國民黨，發起大規模群眾街頭運動，越激烈越好，盡量造成流血事件，然後，單獨或者聯合國民黨共同發表聲明，用台灣已經處於分裂和社會大動亂之中為理由，請求中共派兵登陸台灣，穩定事態，消除危機；第三，如果國民黨勝選，而民進黨由於中共統戰工作的瓦解，已經無力發動具有重大影響力的街頭抗議，則社會民主黨的主要任務就是從台灣島內對國民黨施加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輿論的全面壓力，促使國民黨在二○一二年十月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和中共簽訂廢止中華民國國號、國旗、憲法，以中共政府為中央政府的和平統一的政治協議。
 中共的規劃著重指出，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的根本目的，就是結束國民黨和民進黨主導台灣政治的歷史，形成社會民主黨一黨獨大的態勢，從而為中共利用台灣的民主選舉制度，永遠掌握權力夯實政治基礎；同時還規定，無論情況出現怎樣的變化，社會民主黨至遲要在二○一六年的選舉中獲勝，並取得政權，而且只能提前，不能拖後。
 胡錦濤在其講話中也說道：“解決台灣問題有兩個時間決不能改變，一個是二○一二年實現政治統一，一個是不遲於二○一六年，台灣社會民主黨必須成為執政黨。有的同志只重視第一個時間，不重視第二個時間，這是片面的。第一個時間是我們完成統一大業的象徵，當然意義重大。同時也要看到，第二個時間的意義也同樣重大，甚至更重大。社會民主黨執掌台灣的政權說明，我們黨同國民黨將近一個世紀的政治鬥爭，以我們黨獲得全勝為最終結果；國民黨從此之後就會淡出中國政治舞台。”
 中共關於社會民主黨成為台灣執政黨的規劃，顯示出中共具有把國民黨玩弄於股掌之上的自信。對於國民黨，這毫無疑問意味着侮辱。但這還是一種比較“溫柔”的侮辱方式。事實上，中共主戰派曾提出一種更加生猛的方案，即中共在台灣培育的政治力量公開之後，不應當叫作社會民主黨，而應該稱為“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委員會”，直接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掌握台灣政權，明確表達對國民黨的歷史性羞辱。
 中共主戰派還認為，中共曾把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領袖群體劃為戰爭罪犯，公開通緝；對於戰爭罪，法律沒有追訴時效的限制，現在戰爭罪犯個人雖然都已死去，但國民黨作為發動中國內戰的“犯罪組織”，還必須要受到審判；通過對國民黨的歷史罪行審判，才能可靠的樹立中共的歷史地位。
 中共主戰派的上述意見被認為缺乏策略性和過分冒進，沒有寫進《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不過，中共政治局仍然把其視為“保留意見”。在中共的政治術語的詞典中，所謂“保留意見”是指，這種意見雖然暫時沒有得到確認，並付諸實施，但將來仍然有得到確認並付諸實施的可能。換言之，中共在以統一的名義，把專制鐵鏈套在台灣的脖頸上之後，最終是否會允許國民黨得到政治上的安樂死的結局，仍在未定之數；受到中共的專制之法的審判，仍然是國民黨可能不得不承受的羞辱。
 四、簡要結論
 斯大林是西方極權主義文化造就的典型的獨裁人格。斯大林曾說，看到政治敵人跪在地上求饒，是最大的快樂。中共暴政的獨裁者具有和斯大林同一的西方極權主義文化源流，因此，上述曾經主宰過斯大林的心理狀態的願望，很可能也會主宰中共獨裁者的心理——通過對被擊敗的政治對手的肆意凌辱，體驗“至上”的歡樂。
 有鑒於此，我判斷，根據獨裁者和專制政治的人格邏輯，中共的全部統戰活動最終可能演化為掩護軍事佔領的騙局。統戰騙局既有麻痹台灣人的政治警覺性，瓦解台灣人的政治意志的效應，又有利於促使美、日以“兩岸自願和平統一”為託詞，放棄它們對台灣的關注和承諾，從而換取中共在“國家核心利益” 問題上對它們的讓步。但是，當統戰台灣的活動取得基本成功之際，很可能出現圖窮匕見的局面——中共極有可能在所謂“和平統一”馬英九政府已成定局的情況下，製造對台用兵的借口，突如其來出動大軍，在國際社會來不及反應的情況下佔領台灣。因為，軍事佔領最有利於中共對台灣任意作政治處置，而這正可以實現獨裁者心目中的最大快樂。更何況進入軍事行動狀態，又能為胡錦濤二○一二年之後繼續執掌最高權力，提供強有力的理由。
 人世間所有的欺騙能夠成功，不僅取決於騙子的狡猾，而且也基於被騙者的愚昧。現在，中共正用其統戰活動欺騙世界和台灣，塗滿和平脂粉的騙局深處隱藏着刀光劍影，隱藏着中共極權暴政對台灣自由的仇恨，隱藏着試圖通過摧殘台灣自由獲得政治快感的黑色激情，當然，也隱藏着最終踐踏國民黨尊嚴的強烈願望。世界和台灣是否會被欺騙仍然是個問題，但是，國民黨已經如醉如痴地相信了中共的謊言，並在竭盡全力說服世界和台灣也相信。